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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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推进和深化，生态学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生态学是一门与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学科，其不仅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同时也研究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环境与发展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人们已经意识到人文社会科学在生态学研究中的作用。杂草生态学是与人类活动关系最为密切的研究领域之一，该文以此为例说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在生态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植物因其生物学特性和功能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农业生产、植物化工、城市绿化、庭院景观、环境治理、生态修复等都离不开它。我国传统中医药还赋予植物重要的医疗保健功能。但在我们生活中，有一类不受人类欢迎植物——杂草。传统上，杂草被定义为没有使用价值或美观价值，且会阻碍有益植物生长的野生草本植物；在社会学上，杂草被定义为在人类活动中不受欢迎的草；生态学上杂草则被定义为繁殖和生长能力突出的草。目前人们最关注的杂草生态学问题是外来植物物种入侵[1-2]，其实杂草生态学问题不仅存在于野外，在农村和城市也广泛存在，后者与人类的社会行为密切相关，但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3-4]。比如：杂草的生物多样性与土壤侵蚀、除草方式、农药使用、环境治理及国家政策都有着密切关系。最近，科学家提出了“杂草政治生态学（politicalecology）”的概念，开始关注人类社会活动对杂草生态学的影响[5]。该文从政治生态学这一特殊视角，阐述了杂草的性质和价值、人类与杂草关系，以及人文文化和人类社会活动对杂草生态的影响，为生态学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杂草政治生态学的概念与价值

目前的杂草科学主要研究杂草的生物学特性及其管理策略。杂草种子数量多，繁殖能力强，具有非常有效的种子传播机制或通过根状茎在地下繁殖。另外杂草还具有生长速度快，抵抗不良环境和病虫害的能力强、潜伏期长等特质，如有的杂草的种子能在土壤中休眠5年以上。为了适应除草剂的广泛施用，有些杂草还进化出了抗除草剂的能力，形成“超级杂草”。杂草的这些突出的生物能力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研究杂草与人类社会活动相互关系的学科就是杂草政治生态学[1]。政治生态学是把生态学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学科，通过分析生态资源和人类社会的辩证关系来解释生态问题，提出新的发展途径，也包括人文文化对生态学的影响。东西方文化对杂草的态度有显著差异，西方文化的主流观念是“二元对立”，他们更加追求经济利益，常把杂草看作是对资本积累无用的植物[6]。我国传统文化则是从农耕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强调多元、平衡、和谐、共存，特别重视杂草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往往从开发应用的角度去研究杂草的价值。由此可以看出，杂草生态学问题的成因和解决方式都与人文及人类社会活动密切相关。

2人类与杂草关系的研究现状

2.1国家生物安全计划中的杂草

植物物种入侵、气候变化和土壤侵蚀是目前全球面临的3个主要自然威胁。物种入侵虽然并非完全由人类活动所驱动，但日益密切的全球贸易加剧了植物入侵事件的发生。2020年1~10月份，我国海关就截获有害植物3948种、40.97万次[7]。有些植物是通过自然入侵的方式进入我国，如紫茎泽兰、薇甘菊等主要通过风媒，水体流动或由昆虫鸟类的传带等自然方式传入我国。但大部分入侵杂草是人为因素引起的，如互花米草是一种源自美洲的植物，1979年被引入我国，用于抵御台风，保滩护岸。然而，引种的互花米草在各地迅速繁殖扩张成为入侵物种，威胁当地海岸生态系统，影响湿地滩涂养殖，阻塞船道。为此，我国于2021年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植物入侵的危害常定义为“威胁当地生物多样性，影响当地植物生长繁殖”，但其本质上是因为杂草入侵影响了人类的社会生活。所以杂草从生态学上常分为“本土植物”和“外来植物”两类。这种二元分类的有效性受到质疑，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有更多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植物引进，包括农作物。因此，我们应该还是以多元、平衡的理念来看待杂草的入侵，而不是一概地排斥。这里以一个故事进行说明，200年前，在美国费城召开的世界博览会上，有位日本人带来了一种叫野葛的绿植作为装饰。有位美国人觉得野葛非常好看，就偷了一小株回去种植。野葛因其生长速度快，生命力顽强，具有很好的防止土壤沙化的作用，曾被美国政府鼓励广泛种植。200年后，野葛在美国南部泛滥成灾，即使建立了专门消灭野葛的组织，仍然收效甚微。野葛也广布于我国除新疆和西藏以外的所有地区，却从未泛滥，这是因为在野葛在国人眼中全身都是宝，其根、茎、叶、花均可入药。葛根除了具有药用价值外，还具有较好的食用价值，可制成经济价值较高的葛粉或葛酒，其茎皮纤维则可以织布、造纸或制成绳索，这在西方国家看来很不可思议。由此看来，植物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排斥对于杂草生态学具有重要影响。各国在制订物种安全计划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扩大生态学者的人文视角，有利于他们接受杂草的社会新属性，为解决杂草入侵问题提供新思路[8]。

2.2庭院杂草问题

在私人庭院、校园或其他企事业单位庭院里，人们都会种植一些植物来美化环境。但是杂草往往会破坏我们对庭院美丽、整洁或功能的预期，这就涉及了庭院杂草生态学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私人庭院较大，他们喜欢在庭院中种植大面积私人草坪；他们的足球场、高尔夫球场等大面积公用草坪也比较多。这些草坪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清除杂草，常常甚至大量使用除草剂来保持完美干净的草坪和庭院景观。与西方国家的草坪文化不同的是，我国居民喜欢在自家小院内种植蔬菜、花草，庭院除草时很少使用除草剂，植物多样性相对好一些。不过，新世纪以来我国单位庭院的草坪绿化面积逐渐扩大，成片的天然杂草植被在单位庭院中已经很少见到。即使在农村，由于庭院及周边的地面硬化和人工绿化，杂草生物多样性也显著降低。这使得人们与杂草亲密接触的机会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人工植物景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杂草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减弱，人们对杂草的情感也有所减退，“人与天然植物同存”的和谐理念有所淡化。无论是曾经庇护人们生活的杂草、广泛作为生活用品的杂草，能够救荒的野菜野果，还是能够治病救人的中草药已开始淡出人们的生活视野，即使出现在我们生活区内的少数杂草，我们也大多不知道它们的名字，说明我国的自然科学教育中缺乏相关的人文教育和植物分类的基础知识教育。保持一些“百草园”也许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乐趣和收获。我们真的需要把生活中的杂草全部清除吗？清除了杂草的花园才是完美的吗？庭院中“除草”还是“不除草”目前已成为世界上反草坪、反单纯人为景观运动的中心问题[9]。

2.3城市与四旁绿化杂草问题

由于杂草可能导致各种虫害、传染病，或者本身具有一定的毒性，或者其本身缺乏美感，或者经常蔓延入侵到人们的生活空间，常常被人们所嫌弃。现代城市化建设中，人们更倾向于建造更清洁、健康和安全的城市，这就意味着人们必须与杂草作斗争。比如：在城市的施工或拆迁的闲置区域，由于缺乏人员管理，往往杂草丛生，这些自发形成的杂草往往是单一的优势群落，如葎草。这些带有倒刺的葎草常常给过往的人们带来不便。但茂密的葎草可避免该区域产生风尘以及雨季水土流失，效果要比遮尘网好得多[10]。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葎草嫩枝嫩叶还可以食用，并且是清热解毒的名药。所以，从不同角度看待杂草，就会产生不同的态度。城市公共区域的杂草管理也一直陷入“除草”与“不除草”的矛盾冲突中。有些国家甚至颁布了《杂草法》，规定了必须清除的杂草名单。我国的文化传统使得我国居民对杂草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在城市的角落中都有一定的杂草分布，这对我国城市杂草生态多样性的合理保持和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制定城市杂草管理制度时建议相关部门充分征求植物生态学家的意见；同时要普及杂草知识，经常举办“人类-杂草”互动活动，让民众了解杂草，主动参与到城市生态建设中来。杂草宣传活动有助于民众真正地亲近自然、融入自然，丰富民众的生活知识和生活情趣，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在城市的郊区，曾是杂草的自然分布区，现在大多都改造成了公园或者进行了人工绿化。即使曾经杂草广布的四旁（村旁、路旁、水旁、宅旁），随着我国美丽乡村建设计划的实施，也逐渐变成了人为景观带。这些区域过去曾经是人们踏青游玩，采摘野菜和中草药，观察或捕捉蝴蝶、蟋蟀、青蛙、蛇、刺猬等小动物的天然乐园。目前，这些区域面积广大，管理人员较少，为了保持这些区域的人为景观整齐有序，管理者大多通过喷施有毒的除草剂来控制。这些区域临近农田和河流，除草剂污染不仅危害人体健康，还有较强的致癌性，给郊区及四旁绿化带来了新的问题。另外，由于农药的大量使用，景观植物单一，动物生态也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小动物已经绝迹，人们想看到它都成为了一种奢望。所以，我们在美化生活环境运动中也丢失很多有意义的东西，包括杂草和野生动物。园林学家已注意到这些问题，“自发绿化”开始被纳入公园设计，为城市和四旁绿化提供了新型的“生态美学”[11-12]。自发植物具有较好的生态稳定性和抗逆性，人们只需对特殊物种进行适当控制，无需播种、耕耘、浇水、施肥、除杂、喷施农药，就可保持美丽的自然景观，既能节约成本，也能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同时为可杂草的生物多样性创造了安全避难所。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总是在不断“犯错”和“纠错”的道路上不断前进。近些年，在突飞猛进的城市化运动和乡村改造运动中，我们过多地学习西方国家的文化理念，大规模使用人为景观美化环境，用大量的人力和农药清除杂草，忽略了生态学科的理念和方法在改造环境中的作用。随着生态文明观念的不断深入人心，人们又开始渴望自然的生态景观，希望随处可以看到美丽的野花、美味的野菜、神奇的中草药以及生活于其中的形形的动物。自然生态景观设计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既需要综合的生物技术和生态工程，也需要考虑人文环境、资源管理和生态美学。

3农业杂草

“杂草”的称谓最早来自于农业，杂草种类繁多，无处不在，与农作物争夺水分、养分、土壤和阳光，降低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在社会生活中最受关注。所以我们把农业杂草单独进行讨论。

3.1正确认识农田杂草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杂草的危害。如在蔬菜的种植中，杂草会使蔬菜的长势大小不均，改变了蔬菜的形态，影响蔬菜的美观度和经济价值。此外，杂草还有很多危害：杂草可以寄生作物害虫和病原体，诱发病虫害；杂草还可直接吸引脊椎动物（如啮齿动物、鸟类）和无脊椎动物（如昆虫）捕食者来摄取蔬菜；杂草种子含有丰富有机营养，可促进有害的细菌和真菌繁殖；杂草生长快速，营养吸收能力强，会导致土壤贫瘠，难以恢复。杂草的繁殖方式多样，生命力顽强，一旦杂草泛滥，需要耗费极大的人力进行清除。在没有机械除草和化学除草的技术之前，除草是农业曾经是农业生产中最繁重的工作之一，农业的产量直接取决于除草的效果。20世纪，我国的半数以上的劳动力被限制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目前，我国的有机农业，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其生产过程中最主要的投入仍然是杂草的控制。不过有些有机农场中会把一些有益的杂草种植在农田边缘，或者与农作物间作，以促进作物生长。如用紫云英、苜蓿、山毛豆等功能不同杂草作为绿肥，不仅可以给作物提供肥料，还能够将土壤深层的营养吸附至土壤表面供作物利用。有些杂草可以吸引鸟类、瓢虫等有益动物，防治病虫害，杂草与农作物之间的化感作用也可以减少作物病害，我国科学家朱有勇院士提出了多项利用生物多样性防控作物病害的策略[13]。在我国沿海地区，渔民甚至成功利用杂草预防对虾病害。此外，杂草还经常用于受损或污染土壤的修复。杂草在农业方面的有益功能也不可小觑。除上述杂草对人类的有益作用外，杂草本身所具有的生物学特性也是一种宝贵的生物资源。袁隆平院士因找到了野生型水稻中雄性不育的品系，从而打开了水稻杂交育种的大门。李振声院士利用野生小偃麦培育出抗病、耐旱、耐干热风的杂交小麦，是我国小麦育种的主要骨干亲本。屠呦呦先生因从青蒿中发现治疗疟疾的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每种生物都是一种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只是人类还未认识到它们的重要作用，这是保护杂草多样性的根本意义所在。

3.2化学除草及其危害

人类在与杂草的现代斗争中发明了两大武器，一是除草剂，二是抗除草剂的转基因的农作物。20世纪初，西方国家曾用无机的有毒物质（铜、硫、铅）等除草，这种方法对土壤的污染难以恢复，很快被弃用。1932年，人工合成了第一种除草剂——二硝酚，由于二硝酚剧毒，也很少被使用。1941年，美国科学家发现高浓度生长素2,4-D具有良好的除草效果，而且成本低，安全性强，选择性杀死双子叶植物杂草，它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种广泛使用的除草剂。1971又出现了一种广谱除草剂——草甘膦，其后各种各样的除草剂不断被人工合成。除草剂的出现，形成了新的现代农业模式，这种模式鼓励农民最大限度地种植最有利可图的农作物，但导致了作物多样性锐减。比如：转抗除草剂基因大豆的广泛种植，使得上千种优良大豆品种的种植面积萎缩或消失。除草剂也并非完全根除杂草，只是在某一个季节或某一个领域暂时灭杀了杂草。不抗除草剂的杂草被灭杀，抗除草剂的杂草反而更加泛滥。像前文提到的野葛就因具有抗除草剂的特性而在美国南部泛滥。我国北方农村的葎草、蒺藜、白茅等抗除草剂杂草的分布面积也逐渐扩大，更多杂草却因除草剂的使用逐渐减少甚至灭绝。人们进行的化学除草犹如“植物种族灭绝主义”一样可怕。有些杂草被灭绝，有些杂草则更加顽强。西方这种“二元对立”和“追逐利益”的思维观念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危害极大，使人忘记了人与杂草的共生关系，忽视了杂草的功能。转基因作物大行其道，则导致经济利益小的优良品种因被弃种而消失，严重降低了农作物品种的多样性。如何克服除草剂带来的生态危害，又成了新的研究课题。目前，草甘膦是世界上使用最多的除草剂，草甘膦被植物叶片吸收后，干扰氨基酸代谢，从而杀死植物。草甘膦在播种前和出苗前施用，有助于杂草在作物出土前就已被控制。20世纪90年代，人们又发明了抗草甘膦的转基因农作物（GlyphosateResistant，GR）。GR农作物发明后，迅速风靡世界，被称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效、最便宜的杂草管理技术”[14]，用飞机等机械喷洒草甘膦后，杂草全部死亡，GR农作物却安然无恙。目前，在美国种植的大豆、玉米、棉花中，转基因品种占到90%以上。除草变得如此简单，现在的农民似乎已忘记了还有非化学除草的方法。种植GR农作物的土地喷施草甘膦以后，土壤中已有的杂草已被杀死，落在地表的杂草种子也不能萌发，所以农田无需耕作，就能更好地除草，由此促进了农田免耕，减少了因耕作导致的土壤侵蚀，保存了土壤自然储存的各类营养，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但是科学永远是把双刃剑，GR农作物带来的危害也不可忽视。GR作物促进了草甘膦大面积广泛使用，对人的身体健康带来危害。草甘膦对人和动物剧毒，对农产品也不可避免地产生污染。除草剂的大量使用，不仅杀死了植物，同时也杀死了依赖本地生物多样性生活的生物，如鸟类、昆虫等（Dentzman，2018；Müller，2020）。更严重的是，化学除草压力下，进化出了一些抗除草剂的超级杂草。

3.3超级杂草的危害

在同一片田地中定期和重复使用相同的除草剂，就会迫使杂草为了生存而不断进化，产生了抗除草剂能力（Adler，2011），它们在田地里迅速扩张，使得人们不得不发明新的除草剂来杀灭它们。至今为止，大约40种抗草甘膦杂草在37个国家蔓延，34种农作物受到影响[15]。有些抗除草剂杂草本身就是GR农作物，它们转移到了其他农作物田地中变成杂草，如GR油菜在英国已遍及23％的谷类种植地、9％的甜菜种植地和马铃薯种植地。超级杂草的出现，使得除草剂种类和施用量增加。除草剂本身有剧毒，其对农产品的污染以及对人类自身的直接危害逐渐增大，除草剂以及杀虫剂的施用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这种人类经济利益至上的除草模式不可持续。了解农业化学除草状况、除草剂施用技术和法规，以及除草剂滥用的危害等方面的知识，有利于生态学者探索维持农作物与杂草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

篇2

在19世纪末的欧洲大陆出现了“新艺术运动”，欧洲各国的艺术家都希望通过集体的力量去探索现代工艺设计的语言，19世纪的“国立包豪斯学院”，主要是培养于是艺术与科学相结合、实用与合理相共存的现代设计家，所以又被称为“现代设计家的摇篮”。

现在，各高校相继成立了设计学院等专门性的教学机构，把“设计学”逐渐从“美术学”中分离出来，但有些高校由于其自身的专业定位和办学方向各有不同，在对待绘画课教学的问题上，还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与偏见，如：重专业轻基础，认为有无绘画基础对设计影响不大，运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能弥补甚至可以完全替代绘画。由于这种片面的思想也使一些学生对绘画失去了兴趣和动力，这是一种错误的的思想倾向。

由于这一错误思想，违背了设计艺术性的这一原则，我们通过以下几点来阐述绘画基础教学在设计学科中的作用和特点：

一、绘画教学在设计课程中的重要性

在20世纪之前的漫长历史演进中，美术与设计长期以来被归于艺术创造的范畴之中。以绘画、建筑、雕塑和工艺美术为主体的视觉艺术统称为美术，绘画和手工艺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设计之间的微妙关系始终贯穿于艺术发展的进程之中。

1．素描教学在艺术设计中的作用

素描是艺术创作和表达设计创意的一种绘画形式，体现了作者的设计思维、审美理念和艺术个性。素描与设计艺术关系密切，是艺术设计程序的一部分，是艺术设计中的重要环节，是艺术设计的基础。

设计与素描之间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是设计程序的一部分。任何一件作品，它都是在两维空间向三维空间的转换才出现了作者预期的效果，作者再把自己的创作理念和艺术个性通过绘画基础造型来体现的，就是所谓的打草稿，都是用的素描的绘画形式表现的。所以作为基本功，素描是专业基础课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重点培养和开发学生的对物象的认知和创造性思维意识。设计思维是通过素描的形式体现出来并存在于这一范畴之中，设计是作者对人文社会文化的提炼和艺术个性的思维理念创新的结果，同样，素描是记录设计创作构思的工具和手段。是作者使用的媒介，使用这个媒介几个优点：（1）是文字和其他方式无法代替的，它可以形象的把作者的构思意图活灵活现的表现出来；（2）具有备份的功能，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不断的修改和完善作品；（3）通过造型活动不断提高作者的设计知识和专业造型能力。

没有绘画基础何谈艺术设计，没有对美术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掌握，即使有自己的审美观和对艺术的独特见解也无法得以体现。素描是体现设计构想的基础，是艺术创作和原创设计的一种表现形式，体现设计者的创作思维和艺术特征。素描水平的高低影响艺术设计的品位。素描思维的训练，设计意识的培养，要遵循由简入繁、由单一到复杂的循序渐进的原则。在高考前，同学们的训练方式主要是进行大量的模拟。进入高等院校后就不能是简单的重复，大学里的知识是全新的，是以启发性、创作性的设计思维为主，并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思维理念和独特艺术设计风格。把个人的艺术修养，对设计产品的理解、判断融入到素描的创作中，更深刻地体现素描在艺术设计领域中的功能作用，这一训练具有培养创造性思维的作用。

2．色彩教学在艺术设计课程中的重要性

设计者通过素描的形式把自己创作的构思表现出来，还需要用色彩去包装。这样就必须对色彩有很深刻的认识和强烈的感受。所以，色彩是学习艺术设计者的必修课，它主要是培养学生对色彩的感受能力与创造能力，我们对学生色彩认识的培养必须注重以下几点：

（1）只用通过色彩训练才能把设计与艺术结合起来，这是将设计提升到艺术层面的不可缺少的训练过程与学习手段。

（2）对色彩的掌握是设计师运用色彩语言根据设计课题的不同自由表现其设计意念的基本能力。

（3）设计色彩训练要使学生对色彩的形成有深的了解，体会到不同光色对人们所产生的不同感受，认识人的感官与色彩的关系，认识作品与色彩的关系，设计作品必须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和诱惑力。了解色彩的基本原理以及色彩塑造的科学理论与方法。

（4）设计色彩训练是使学生体验感性色彩，用“绘画色彩方法”来认识、感触色彩，并利用色彩知识与能力准确地描绘对象，学习掌握色彩规律，逐步从绘画的感性色彩研究的基础上，进入与设计活动相适应的，定量化、理性化的分析与实践上来。

（5）色彩具有符号的功能，训练设计色彩能使学生将最终从色彩符号出发，并深入理解。色彩符号不仅具有审美功能同时也具有以辨识、呈诉与驱动的实用功能。

艺术设计，不仅是一门艺术，更重要的是它的功能性和实用性，产品的质量固然重要，设计更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增强产品的外表视觉效果，利用色彩渲染产品使其更具有诱惑力和感召力。因为人们在感受空间环境的时候，对色彩很敏感，色彩的魅力举足轻重，影响着人们的视觉感受，轻柔的色彩墙饰，能给人舒适感、完全感和美感。

二、绘画与设计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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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表现形式；中国式抽象；非实体性

论文摘要：(1)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设计与绘画艺术基础教学成长的最佳土壤。(2)现代设计与绘画教学中，我们不仅要努力求发展．求现代。更要溯源。(3)由西画表现形式出发，重启中国文化传统未来发展的价值取向。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经千载，魅力依然，在世界艺术之林永放灿烂夺目的光辉。其中中国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块瑰宝，是祖先留给我们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它是我们艺术创作中最为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也为我们现代绘画艺术与设计教学及创作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尤其在“民族性”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表现内容与形式。现代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是现代设计与绘画的训练基础，是培养设计师美术家形象思维和表现能力的有效方法，是认识形态和创造新物象的重要基础学科。民族传统文化是这门设计与绘画艺术基础教学成长的最佳土壤。作为一门艺术，把民族传统文化融人其中，是其不断创新的动力源泉与实践基础，同时设计艺术与绘画艺术也可以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中不断得到滋养与有益的补充。在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中，文化的民族性是其内核与灵魂的最终展现，是以本民族文化为支撑的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的主流。随着当代科技的不断发展。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再次面临严峻的挑战。国外教学体系在中国年轻一代人心目中及生活中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是不容回避的社会现实;然而纵观中国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的发展方向，20世纪60至80年代出现的当代绘画艺术及设计发展史上最辉煌的历史时期以后，至今一片沉寂，再也找不到明确的发展方向。

现今传统中国画已渐行渐远，不知怎的，这些画让人想起赵无极。我们天天对“现代”的努力已倾向于将传统连根拔起。可若是失去了根，那就是再“现代”也不是中国的“现代化”，而是“同化’。在现代设计与绘画教学中我们不仅要努力求发展、求现代，更要溯源。否则，无根无源，便是毁灭，是用“现代”在消蚀我们的传统。中国画即“近”而“远”。很“近”的物体塑造却获得一种悠远沧桑的感受;“实”而没有放弃空灵、自由，同时又在超逸的味道中获得一种隽永的境界。我们不应为观念所迷惑，停留在形式层面，而是向纵深走去;这个“纵深’就是中国的“像”与“境界”。境:境界是中国文人曾在山水中遥望的“彼岸”，是中国文化的形而上之境。对于中国文化模式，她的手段是“象”，而“彼岸”是空灵的“境”。如果说确有“接近抽象式的表现”(或日“中国式抽象”)存在的话，那它的目的不是导向“绝对理念”，而是指向生气氰显的“境”。我们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宋元山水画不仅代表了“中国古典文艺繁荣”时代的“高峰体验”，更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形而上世界—-宇宙生命流变的空灵之境。象:为我们展现中国文化本真之源的只能是中国画的“象”，而不太可能是西式的“X X抽象主义”。作为传统的灵魂之所在，是中国艺术“现代化”的结点。“象”是一个世界，它代表宇宙与人的禅机，寓于境界之中的表征，不是实体的因素。因而不能太“写实”，也不能取消形象。以往“民族化”的经验让我们相信，只有实证化的探索才能确证，在现代绘画与设计中从内里真正建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与“当代”的沟通与跨越;这不仅指理论学术，也是指创作探索本身，更重要的是当代绘画与设计教学基础如何发展的走向。

我们传统的绘画根源实际上是从宋元山水人手打开古代文化的精神空间。借助西画表现的结构化的形式创新之所长，在个人绘画与设计的语言中找到了发展的空间维度。由此出发，或者我们可以重建某种主体意识重启中国文化传统未来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的境界: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方式、概念内涵不尽相同”，以心象静观字宙之气韵流变，以山水遥望体悟人格与自然一体的彼岸之境;这无疑在重视中国山水美学乃至古代文化精神的脉搏。而在深层意义上，它对我们当代艺术教学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与觉醒，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如前所述，作为“象”与“境”的世界，其意义不仅仅是激活我们民族原有的流变、生生不息的宇宙意识，激活一种求新求变的精神动力;更是在这种“宇宙之境”上与现代思维的同步与超越。如果说我们现代绘画与设计在基础教学中再不把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宝藏更好的发展起来，我们的现在艺术教学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当今国际上站在最前沿的现代物理学家们已识到了这种宇宙本质的“非实体性”，他们的论证已证明中国传统“象”的范畴所具的深远的世界意义，中国的文化将会引领世界文化。最后无论是从画家和设计师，还是从民族文化考量:这是一条摆脱世俗浮躁氛围，秉持超越信念，又发扬中国精神文脉的“当代”之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国情出发，把我们传统文化切切实实的融入到当代绘画与设计教学中。

篇4

 

马克思技术哲学主要是以批判主义与工程主义为主，批判主义则是以生态主义方式、工具主义方式以及决定论方式实现。在马克思技术哲学当中，社会技术是技术哲学当中的主要内容，是社会科学的催化剂，是现行知识体系，与自然技术有着本质的相同，并且也存在一定的差别，对此，有效的分析社会技术在马克思技术哲学当中的地位，能够实现实质上的共存、互动、共生。

 

1.社会技术存在的理由

 

1.1社会技术是人类进步的一大创新

 

从某个角度分析，我国的革命主要是依靠社会技术而实现[1]。尧舜所实行的“禅让制”，商周针对夏朝灭亡所制定的“修政德行、天下咸欢、殷道复兴”，秦国废除“世亲世禄”实行“农耕纺织”等等。这些都是人类改革史上的进步阶段，这也充分说明社会技术能够有效的创新人类历史。

 

1.2社会技术存在的逻辑证明

 

社会技术在社会活动当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以及重要性，这是毋庸置疑的[2]。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技术显得更加复杂，并且也更加重要。从逻辑上分析，认识社会的活动成果，形成社会科学，改造社会的手段也就是社会技术。为什么结构复杂、形式多样化的社会活动一定要呈现为协调的状态?其中的答案便是人们的社会活动必须是有目的性的，不能够是随心所欲、盲目而行的，必须是有一定的主观愿望，有章可循，而且是依据预先所指定的规章制度、政法法治以及社会规范而设计的。由此可见，如果没有社会技术，那么社会将会陷入混乱无章的现象。

 

2.社会技术是社会当中主要的“技术”

 

2.1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

 

社会技术主要是社会科学从衍生到实现作用的中间环节，是社会科学的重要实现途径。换而言之，社会科学的使用，实际上就是社会科学转向社会技术 [3]。社会科学也就是社会在运行过程中的陈述与反应，而社会技术又是个人、团体或组织的某个行为过程中所出现的控制与创造，社会科学的发展目标主要是以群众的利益、国家的经济、政治最大化为目标，例如法学主要是社会科学，而法律便是社会科学当中的社会技术;政策学是社会科学，而实际的政策、方案便是社会科学;理论学是社会科学，而其中的群众道德行为规范、军人或特殊群体的道德规范便是社会技术等等。由此可见，社会技术在各个社会科学当中均有相应的身影，并且应用在每一个行业、领域当中，是社会科学向更全面方向发展的必经途径。

 

2.2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

 

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的基本理论有所不同，社会技术的基本理念是社会科学，而自然技术的基本理论则是自然科学。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所对应的主体也有所不同，社会技术创造的主体主要是政府或执政党，而自然技术创造者主要是个人等非团体形式[4]。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使用者与接受者也有所不同，社会技术主要的使用者与接受者主要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或者社会政治经济管理的部门，而自然技术使用者和接受者均为个人、技术工人或工程师等;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的发明以及技术本身的社会制约条件也有所不同。社会技术在各个类型的民族、地区以及国家，甚至在不同的政治体制当中的使用、创造都会因为不同的类型而遭受影响，而在自然技术当中，发明以及自然技术本身不会受到任何的利益影响，不会受任何形式社会政治集团主导;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与历史文化之间的联系也有所不同。社会技术主要是以社会科学作为知识的依据，而自然技术则无法独立于任何历史文化，必须倚靠制度或其他形式的框架而实现;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两者之间既有相互作用也有相互渗透。在某个角度上看，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渗透来源于社会的推动、改革，也能够帮助社会实现推进、改革。

 

3.社会技术是马克思哲学中的一项根本问题

 

3.1社会技术是马克思哲学中的一项根本问题，这是逻辑合理的

 

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也就是自然，人们的社会主要是由人的活动、人活动所产生的产物以及人所组成的[5]。人们的社会当中，人是自然与社会共存的存在物，在一定的角度上分析，应当归纳在“第一自然”当中，其次，“人活动所产生的产物”属于“第二自然”。人的活动则是处于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之间，由一、二自然有机构成的。对此，哪怕是技术哲学应当是研究自然技术的，也需要将其归纳到“社会技术”当中。在根本上，人的社会就应当属于自然界，也应当生存在自然界，社会现象根本上就是一个类型的高等级自然现象。对此，社会与自然所构成的技术是一种框架性、系统性的社会技术，这也能够直接说明，社会技术在逻辑上应当是马克思哲学中的一项根本问题。

 

3.2社会技术是技术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这是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特点所决定的

 

自然与社会之间有着不可分开的联系，是一个关联性的系统。在空间中，人们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个参与者，一小部分;在时间中，人们是自然界成长的一个阶段。自然界与人共同组合便成为社会，只要有社会与自然，便会有人存在，相反，也只有人存在，才能够有社会与自然。所谓的“人类化自然”主要是指被人们所作用过、占有过或改造过的自然界，是归纳到人类社会活动当中的一个自然界。而“自然界人类化”的过程又正好是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制造的。简单说就是自然界在人为化的过程，社会的发展过程，人本身的本质形成、繁衍与验证，这三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关联，相生相应。人类的进步与成长必然会改造社会，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人与自然便形成一个更全面、更新颖的系统。由此可见，社会技术在技术哲学当中是一个基础问题这一理论决定于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特点。

 

3.3社会技术是技术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因为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同样重要而实现

 

哲学社会科学的分析进度与结果能够充分展现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在改造以及创新社会的过程中，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相同，既然两者之间的重要性相同，那么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重要性便也相同。社会技术是改造自然与认识自然的有力工具之一，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历史革命的主要观念与力量。在实际上，社会技术在技术哲学当中对自然与社会进行改造时，必须遵循互动、共生与共存的原则。

 

4.总结

 

篇5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形势

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的全面交流与渗透使社科普及工作任务异常艰巨。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不仅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把各民族文化带人了全面的交往中,使文化的经济功能和政治渗透功能紧密结合。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个不可逆转的世界大潮,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否愿意,都要自觉不自觉地融人其中,否则,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也有消极方面的影响。首先,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大大增加了相互了解的机会;同时,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以及其他方面的文明成果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为不同民族的人们打开新的文化视野,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环顾世界,审视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以便采取相应的政策推进文化的发展。其次,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丰富的文化资源。

当然,经济全球化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首先,某些西方大国仍然坚持冷战思维,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从而加剧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其次,经济全球化虽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但同时也宜扬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思想、文化帝国主义思想,传播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种种歪曲和攻击,支持海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是分子进行颠覆活动。

为此,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结合中国实际,加大民族优秀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大力宏扬民族优良传统,在创新理论的指导下,积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同社会转执时期矛质凸显,和谙社会建设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人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确保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环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分析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工具,对协调个人惯性与社会变化、发展中的社会和谐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宜传和普及,让哲学社会科学走进百姓生活,让人文精神渗人千家万户,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和谐社会建设迫切需要广大社科工作者坚持“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针对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释疑解惑,舒解公众的不良情绪,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通过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民众法律意识,培养公民法律理性,从而增强公民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和自觉性,促进社会的有序与稳定;通过人文社科知识讲座和报告会,向大众阐释和 谐文化精神,倡导人文关怀,养人心志,育人情操,以文化育和谐。

信息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网络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在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改写着社科普及工作的历史,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网络宣传形式的综合性将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辐射力;网络的开放性、现代性将为实现社科普及工作科学化、现代化提供前提条件;网络有助于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网络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网络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其一,网络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其二,网络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其三,网络传播方式迫切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社科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回立法滞后,经费无保障,社科普及工作未得到应有重视。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立法相对滞后,哲学社会科学的宜传和普及基本处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的重要性尚未被全社会充分认识和重视,一些人将“科普”仅仅理解为自然科学的普及。尽管很多有识之士近年来都在呼吁,要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传播力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人们人文社会科学素质,但在实际工作中,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往往被置于无足轻重、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地位,严重制约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其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没有真正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其专项经费目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列入同级财政算,使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制度建设和长期发展计划难以得到完善和落实。

闪会众对社科知识雷求增长较快,社科普及产品供给不足,会众获取社科知识的梁道不畅。

经济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和变化,使公众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在迅速的增长,尤其是经济学、管理学等一些实用性较强的社科知识。虽然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对社科普及工作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社科普及工作仍然没有摆脱困境,社科普及的形式、内容、方法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资源缺乏有效地组织整合,其宜传和普及仅限于一定的范围,不能有效地夜盖社会各个层面,难以满足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篇6

1问题的提出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论题，其辐射范围可及于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领域。而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法学学科也需要相应的研究范式。我们在研究中也应该看到：法学方法论的出现，自始就涉及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乃至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中寻找有益的借鉴，这在当代尤其如是。

 

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支，在方法论上的相同之处。确实，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也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法律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也应该是社会有机体的功能之一，这样就可以在社会学视野下研究法律的更多面向。然而，主流的法学理论研究方法常常是以规范实证研究为主导，侧重对文本概念的分析，而轻视法的内在价值和社会功能。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下以研究实证法律规范为前提的“法学方法”的缺陷。

 

2实证法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以研究实证法律规范为前提的“法学方法”(法律方法)的缺陷：从哲学意义上说，在于习惯以构成思想之内容的概念语词为标准作为评判客观世界的依据，而忽视了法学作为一门批判性学科所应有的以思想之本身为对象的前提批判的重要性，亦即反思的重要性;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在于实证法学过于强调技术操作层面上的重要性，而忽视价值分析所体现的理论关怀。

 

思维依据不同层次，可以划分为表象思维、形式思维以及思辨思维。反思即是对表象思维所指向的客观生活世界及形式思维所指向的概念语词世界之再思考。法学意义上的思想同样包括两个思想维度，如果以实证法律规范作为法学研究之构成思想，那么，实证法律规范之基本范式以及基本逻辑应该成为法学研究之批判的前提，并以此塑造法学学科的品位和价值。

 

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讲，法学研究背离了这一研究范式，不注重反思性研究而注重从实证角度出发，追求形式逻辑的同一性。尽管这只是一种较低层次的思维方式，但是毋庸讳言，传统法学理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曾一度由分析实证法学所主导。而更为极端的是所谓的概念法学。从法理学角度讲，作为法律体系的一切规则所具有的确定性之属性，要求受法律约束的人能够可靠地预测什么法律规则将被发现或者创制来管制他们的行为，这些规则将如何解释和适用。这种观念给概念法学的产生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其基本要旨就是在于强调对法律概念的分析和构造法律的结构体系，从而追求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精密性。例如，三段论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降至今在对法律规范的注释与运用中屡试不爽的演绎方式。通过对案件事实的单纯的感知或经验判断，将案件事实涵摄于法律规范之下，得出法律适用的逻辑结果。但是，随着法律不确定性命题以及法律现实主义的浪潮出现后，对形式逻辑的质疑也开始出现。不可否认，形式逻辑基于其实践理性的价值固然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但这是否能作为我们法学研究的唯一前提呢?以一例分析之。

 

在“洞穴奇案”中，依据法律规范，无疑地，该四名探险者确实杀了人，按照三段论的模式，应当作有罪判决，判处死刑。但是，在我们看到的法官的各种陈词中，尽管结论持平，但是无论是绝大多数民众，还是那些坚持有罪判决的法官，其内心的良知并不倾向于有罪判决。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实证法律规范的机械适用遮蔽了立法的价值取向，否定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联系，剩下的只是一堆僵死的条文。因此，从实证法律规范的角度出发，未必能得出合理的法律结果。要实现该案正义，有必要对其进行价值分析，从而证立无罪判决的正当性。事实上，无论从紧急避险的法理论，抑或是期待可能性降低等角度，也许都可以成为证成无罪的理由。当然，举这一案例的意义并非要证立无罪或是有罪判决，而在于通过剖析这一案例所体现的法理，揭示出法律的“社会维度”，以及价值分析对于实现个案正义的重要性，甚至是法官的主观价值判断有无客观化标准等面向。

 

3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对于“法学方法”而言，除了以构成意义上的概念语词为研究对象，更应该关注概念范畴背后的价值理念，思考法律规范本身的正当性，以及法治社会中在特定情况下如何理性地行动，并通过对思想本身的反思达至整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

 

总之，在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我们要认真对待价值判断，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要认识到追求价值判断的绝对客观性是行不通的，但另一方面也不能放任价值判断的主观恣意性，而要追求价值判断的正当化;但追求价值判断的正当性，又需要一定可靠的方法和技术。

 

篇7

(一)职能部门缺乏引导，查新机构疏于宣传

目前，社会科学查新的重要性尚未引起社会科学管理部门的重视，要求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查新的管理部门非常少见，据有关资料显示，只有山东省社科联、河南省教育厅等单位社科成果奖申报要求查新［6］。目前，科技查新机构满足于现状，对查新站的长远发展、查新业务的进一步拓展等缺乏深层次考虑。在查新站成立初期，其为了查新业务的开展或查新任务的完成，还比较注重查新对外宣传，但当业务量较多时，便停止对外宣传工作或很少进行宣传。社会科学研究管理部门对查新工作缺乏引导，加上查新机构又疏于宣传，这导致社会科学查新和自然科学查新在科学研究领域的认知度都较低。根据笔者在工作实践中的随机调查，不少委托人并不真正了解查新，甚至有人认为查新等同于文献检索或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等。

(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对查新员知识素养缺乏信任

高校查新站均设于图书馆，长期以来，学校图书馆相对于机关、教学、科研等核心部门来说，一直处于边缘地带而不被重视，社会对其认识也存在一些偏颇，其往往被看做干部家属收容所或者是解决高学历人员家属就业的地方，进入图书馆工作的高学历人员也往往缺乏职业自豪感和工作积极性，这导致图书馆很难吸引高层次、高素质人才，人才队伍文化素质参差不齐。查新站作为附设于图书馆内的一个机构，在外人看来，查新员的文化素质等同于图书馆员的素质，科研人员不可能相信文化素养不高的查新员会做出高质量的查新报告，更不奢望质量不高的查新报告会对自己从事的科研有帮助。因此，现在绝大多数的科研人员委托查新机构做查新报告是迫于科技管理部门的行政命令，一旦这些行政命令被取消，主动委托的查新将会减少。

(三)查新报告质量水平不高

为了避免重复、抄袭等科研行为，加强创新，有个别社会科学管理部门要求科研项目在成果鉴定或申报奖励时先行查新，借助这一规定将可进一步推行社会科学查新工作。但主要由于以下原因，制约了社会科学查新报告的质量。首先，一名合格的查新员应该具有与查新委托人相同或相近的专业背景或学科背景，懂得科学研究的途径与方法，此外，还应该具有高于用户的信息素养、文献分析和综合对比能力。但由于条件的限制，不少查新员难以达到以上要求，综合素质与查新服务的知识要求不匹配。其次，社会科学查新方法不明确。目前，相关部门尚未设立专门的社会科学查新机构，也没有现成的社会科学查新方法可借鉴，一般是科技查新机构受理社会科学查新项目，其基本上是按照科技查新的现成办法进行社会科学查新工作，但“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与科学技术的创新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7］。因此，社会科学查新与科技查新方法也应该有异同，完全按照科技查新的方法进行社会科学查新是不合理的，这会影响社会科学查新报告的质量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社会科学查新工作的推行和发展。最后，查新机构社会科学文献资源难以满足查新的需要。“任何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都必须以掌握某一领域的社会科学文献信息资料作为起点。”“收集、掌握和利用与研究课题有关的文献信息资料，是从事社会科学创新的基本功，这一基本功贯穿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在知识更新周期不断加快的社会信息化时代，尤其如此。”［8］社会科学创新对文献资料依赖性较强，这对社会科学查新机构的文献资源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如前所述，目前不少查新站文献资料较缺乏，并且中文文献资源较多，外文文献资源却较缺乏。

二、高校社会科学查新的发展对策

(一)充分发挥社会科学管理部门的引导作用

推动社会科学查新工作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科学管理部门的引导。社会科学管理部门应明确认识查新的地位作用，认识到查新能够避免科学研究的低水平重复，能够保证科研成果鉴定、奖励等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以减少不必要的科研经费投入。在对此有正确认识基础上，社会科学查新管理部门才能自觉地重视查新，从而进行宣传、引导与监督管理工作，使得社会科学查新成为科研立项、成果鉴定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图书馆和查新机构应积极主动地加强与科研管理部门和院系科研人员的交流和沟通，通过网站、博客、宣传册等多种渠道向管理部门宣传查新工作的意义、工作流程、查新手段和方法、查新团队等，通过切实的服务效果，引起科研主管部门的重视，让科研主管部门切身感受到查新的重要性，以充分发挥科研管理部门引导作用，从而影响其管理决策。

(二)依托自然科学查新，带动社会科学查新的发展

我国科技查新发展至今已有20余年的历史，各种级别、专业分工的科技查新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以高校查新机构为例，至2011年4月，至少有210家高校图书馆开展查新服务，有140家具有不同部门授予的查新资质［9］。其中，至2012年12月仅教育部在高校图书馆设立的教育部部级科技查新工作站已达84所［10］。这些科技查新机构在高校科研立项、成果鉴定、申报奖励和专利申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基于此，可以依托自然科学查新带动社会科学查新的发展。1．依托自然科学查新，宣传社会科学查新。依托自然科学查新取得的成绩以及经验，查新机构可以通过实在的服务，使研究人员认识查新、认同查新。同时，通过网站、博客、宣传册等多种渠道，及时向主管部门和院系科研人员以及广大师生宣传科技查新的效果，扩大查新工作的社会影响。2．依托自然科学查新，培养社会科学查新人员。在现有科技查新机构中，相当一部分有社会科学专业背景的查新人员在从事自然科学查新，这意味着有社会科学专业背景的查新员每年也要完成大量的自然科学查新报告，这对于专业背景不相符的部分查新员来说加大了工作的难度，而查新报告的质量也难以得到保证。自然科学查新与社会科学查新有一定的相同之处，有社会科学专业背景的人员在从事自然科学查新工作实践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查新知识和经验，基于此，科技查新机构应该对具有社会科学专业背景的查新员进行专门培养，通过培训，使其尽快适应社会科学查新工作，成为符合社会科学查新需要的专门人才。推行并发展社会科学查新，对查新站来说，是拓展了业务，而对查新员来说，则是学有所用，充分发挥专业特长。

(三)采用灵活多样的查新服务模式

推行社会科学查新，应该采用灵活多样的查新服务模式。第一，被动的阵地式服务与主动的推送式服务并行。目前科技查新一般采用被动的阵地服务模式，查新人员在固定的办公室等待客户上门，主动性不强。社会科学查新在缺乏社会科学管理部门专门规定的情况下，坐等查新上门的被动式服务显然难以推进查新工作的发展，社会科学查新员应该改变传统的服务模式，树立学科机构为学科用户服务的自觉性、主动性观念，树立营销理念和公关意识。社会科学查新员在做好阵地查新服务的同时，应该走出图书馆，主动与院系科研人员联系，了解其科研情况、课题进度等，根据其信息需求，提供主动推送式的深层次查新服务。第二，有偿服务与无偿服务并行。根据《科技查新规范》规定，科技查新业务实行有偿服务。根据当前的客观实际情况，在社会科学查新开展初期，可以将其作为学科服务的一部分，提供无偿服务。如主动为部分国家或省部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提供无偿查新服务，分析查新课题与非查新课题在科研立项中标率、成果鉴定通过率方面的差异，使科研人员真正认同查新在科研课题中的作用，取得科研人员的认同，进而促使查新工作正常有序地开展。

(四)加强社会科学外文数据库建设，提高查新员外文文献检索技能

加强国外查新，提高查新服务的层次，应该有充足的外文文献资源作保障，因此，高校查新机构应该对人文社科文献需求进行调查分析，掌握文献资源的需求情况与特点，加大外文数据库的引进力度，在文献资源的占有方面取胜，为社会科学查新提供坚实的文献支持和保障。据研究，我国考古学、中国文学、宗教学、历史学、民族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文献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等人文社科学科的外文文献引用率都较低或很低［11］，有些是因为学科性质决定，而有些则是因为社科研究人员外文文献资源的掌握程度较低所致。针对上述问题，查新机构应该提高社会科学查新人员的外文翻译能力与外文文献检索能力，提高国外社会科学查新的数量与深化服务层次，以协助科研人员及时了解最新的国际研究动态，以避免或减少重复国外研究者已做的工作，加强科研创新。

(五)提高查新报告可信度，激发用户隐形需求

与其他信息需求一样，科研人员的查新需求也表现为当前需求和潜在需求，当前需求一般是迫于行政命令、已经表达出来的查新需求，属于被动查新，而潜在需求是真正为了科研需要，但尚未表达出来的查新需求，是主动查新。用户对社会科学查新的需求程度，取决于科研人员对这一工作和服务的了解和认同，高质量的查新服务不仅可以满足科研人员的当前需求，还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用户的潜在需求，引导用户将潜在需求转化为当前需求。反之，低水平的查新服务不仅难以激发用户的隐形需求，还会抑制用户的当前需求。所以，查新机构应该通过各种途径，提高文献资源的拥有量和查新报告的质量，提高查新员的素质以及查新报告在科研人员、评审专家、管理部门的可信度，使各类用户都能从实实在在的查新服务中得到实惠，做到既能满足查新用户当前需求，又能激发用户隐形需求。

篇8

［文章编号］1672－2426（2007）01－0023－01

作为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高职教育，以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为目标，肩负着技术进步与生产力发展的重任。因此，无论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教育领域内高职教育都不容忽视，特别是不能忽视高职教育中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因为只有加强高职教育中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用人类的精神文明成果武装学生的头脑，才能为社会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一、高职教育中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特点

1．高职教育的市场导向特性。高职教育是教育社会化、市场化的产物，它以为社会培养技能型人才为目标，在教育过程中一般以市场为尺度。在此种教育中，与锻炼动手能力的“实训”教学相比，理论教学往往居于第二位。学生个人大多认为在高职院校主要是学习专业技术，哲学社会科学价值不大；校方也只强调市场需求，从而不把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看成是意义重大的事情。

2．高职教育中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特殊地位。任何实践活动都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如果没有正确理论的引导，中国的职业教育将失去方向。一方面，知识经济时代新技术、新理念层出不穷，知识更新加快、学科交差频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加强高职院校学生的理论学习，我们就不能培养出适应时代需求的技能人才，培养出来的只能是传统的工匠。另一方面，我们正处在一个气象万千的时代。在各种文化思想的激荡中，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大学生的影响不可低估。因此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对学生明确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远大的理想、陶冶高尚的情操、强化良好的公民道德和职业道德及坚强的意志品质起决定性的作用。

二、高职教育中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问题

1．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首先，高职院校的生源复杂，各类学生的教育背景各异，文化理论功底一般较薄，不能适应起点较高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其次，由于自身文化理论水平不高，很多学生存在自卑心理。这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学习上通常表现为放弃，甚至会进行“理论无用论”之类的消极宣传。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学职业技术不需要社会科学理论。

2．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陈旧。传统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方式以课堂灌输为主，缺乏灵活性。多数高职教学中仍采用此法，不能根据培养对象和目标的变化而因材施教、因时施教。于是出现“教”与“学”相分离的状况。

3．校方缺乏足够重视。高职院校大多为民营或半民营性质，这就决定了他们要追求一定的经济效益。学校主办者出于经济效益考虑往往不能兼顾实训课程教学和理论课程教学的均衡。现实中多数院校都更加重视实训课程的质量，技术理论课次之，而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基本流于形式。许多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队伍建设不过关，没有一支专业专职的哲学社会科学教研队伍。

三、加强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对策

传统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内容陈旧、理论性强，但实践性以及和现实的关联却不多。因此必须从教学内容上对现有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进行改革，使之更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教学内容改革的着力点应放在理论创新上。这里的理论创新意指发掘传统理论的现代意义，用贴近生活世界的理论而不是象牙塔里的理论来教育和说服学生。

篇9

自从苏格拉底提出探求真理的“辩证法”方法以来，方法论就一直是哲学认识论的重大问题，不过，近代以前的哲学家大都是方法论上的统一论者，他们认为人类无论研究自然、研究人、还是研究社会，其研究方法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都是方法论上的一元论者，他们无法想象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会有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研究方法。近代以后，一元论受到挑战，这种挑战源自两个背景，一个是科学方面的，另一个则源自哲学。从科学方面说，近代自然科学的崛起和胜利，使得科学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同时也出现了对这种科学方法的反弹，特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也日益凸现；从哲学方面看，近代认识论的特有论说，特别是其有关事实与价值的观点从哲学层面催生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学说的产生。当然，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本文撇开了科学方面，仅从哲学方面作一些粗略的探讨。从哲学方面说，始于莱布尼茨、休谟等人的知识分类说以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区别的观点是为社会科学方法论之源起。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源起

哲学家们很早就对各门科学知识进行过分类，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把各门科学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和制造的三大类，但它并未促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诞生，这主要是因为，（1）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知识分类说大都是基于研究对象的；（2）这种分类并未触及价值判断的特殊性问题；（3）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家都是方法论上的一元论者，即都认为各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宏观上和根本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自莱布尼茨以来，近代哲学家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古代的独特的知识分类说，正是这种知识分类说以及相关的价值判断问题成为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得以成立的前提。

与古代的知识分类说不同，近代的知识分类说不是基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是基于一种判断、一种知识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不同，莱布尼茨率先提出了这种知识论，他说：“有两种真理：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它们的反面是不可能的，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它们的反面是可能的。”①莱布尼茨的“两种真理论”意味着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和真理，一种是推理的、必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只需要依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即可证明为真，而且必然为真，另一种是事实的、偶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则需要借助外在的经验观察才能确定真假，而且这种真只具有或然性。

休谟则提出了与莱布尼茨几乎完全一致的知识分类理论，休谟说，科学知识或者是关于观念关系的知识，如数学和逻辑等形式科学。但与莱布尼茨不同的是，休谟知识分类说的本义是要明确科学知识的定义和范围，以表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从而把一切非科学的东西从科学领域中清除出去。为此，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将“是”与“应当”、“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作出严格区分的观点，即人们不可能从“是”推出“应当”来，“是”的判断（事实判断）与“应当”的判断（价值判断）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判断，因此，必须严格区分作为科学研究的事实领域与作为道德研究的价值领域（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这样，休谟不仅进一步确定了基于判断之真理性的知识分类说，而且凸现了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价值问题。

莱布尼茨和休谟的上述观点在康德哲学中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深化，康德将知识分为先天分析知识、后天综合知识以及康德所独创的先天综合知识三大类，前两种知识分别对应于莱布尼茨和休谟的观念关系的必然知识和事实关系的或然知识，由于康德认识论的原意是如何证成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因此在这三种知识中，康德本人更重视第三种知识即先天综合知识，整部《纯粹理性批判》可以说都是对先天综合知识的论证，然而出乎康德意料的是，他的认识论中的前两种知识，先天分析知识和后天综合知识却得到了后世哲学家更多的认同和研究。

另一方面，康德的认识论有一个与休谟相同的目的，即为科学定性和划界，他是通过对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分析来进行论证的，康德一方面论证了科学（康德把它叫做“理论理性”）的价值和意义，在经验的范围内，科学真理（理论理性）具有普遍必然性，但若超出了经验的范围则科学（理论理性）必然陷入二律背反，成为一种先验幻象，这说明科学（理论理性）及科学真理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在科学的范围之外还有一片广阔的领域，这就是价值世界（康德把它叫做“实践理性”），康德与休谟一样，敏锐地触及到了科学的有限性和价值问题，但与休谟排拒价值世界不同，康德认为正是因为科学（理论理性）的有限性使得价值（实践理性）成为必要和可能，此所谓“扬弃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下位置。”②在康德哲学中，在科学（理论理性）的范围之外是广阔的价值（实践理性）的领域，而且与科学（理论理性）的经验性、必然性相对应，人类的价值（实践理性）领域则是超验的、自由的王国，其重要性甚至在科学（理论理性）之上。因之，康德不只是区分了科学和价值，而且从哲学上对这两大领域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研究，此举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极为重大，因为，在康德之前，人们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区别虽然早有认识，但这种区别 “并没有从基础上以哲学的方式建立起来。人们一般认为，一切知识都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由于自然科学的成就，特别是逻辑、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的确定性，这些科学的规范、原则和哲学基础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切科学知识的准则。就认识论而言，康德并没有超出这样一种观念。但是，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为人的行为的可能性留出了一块自由的畛域。哲学所要证明的，不仅包括人们达到对于自然的普遍必然的认识的可能性，而且还包括人们意志自由的可能性，也就是独立于自然法则的自由法则的可能性。康德的这一观点虽然尚未涉及文化科学的各种具体学科，也未涉及文化科学一般方法论问题，但是为一切主张文化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思想提供了最基本的哲学根据，这就是人的行为的自由本性，人的行为以及由这种行为构成的社会的历史性。”③

综上所述，莱布尼茨以来的认识论有两个重要的观点，1，基于知识的形式特征（与经验有关还是无关）和真理性（必然真理还是或然真理）的近代特有的知识分类说，这种知识分类说将知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经验无关的、具有必然性的逻辑——数学知识，另一类是与经验有关的、只有或然性的经验知识；2，与这种知识分类说密切相关的“价值论”，休谟和康德都区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在科学领域之外划出了一片价值的领域，“价值论”特别强调了与逻辑和事实判断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同，价值判断是主体的和主观的领域。近代认识论的第一个观点将包含了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排除在自然科学之外，不管作出这种分类的哲学家的主观意图如何，它在客观上确认了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研究，导致了社会科学的独立存在。第二个观点以“价值”统摄社会科学，这不仅点出了社会科学的根本特征，而且对“价值判断”的分析讨论日后也成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命题，因此近代认识论的这两个观点事实上构筑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奠基

康德等人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观点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得以建立的起点，也是一个获得今日学术界广泛认同的观点，但进一步而言，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事实与价值之分？特别是应该如何看待包含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则又是一个引发了广泛争议的问题，由是而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潮，因而康德之后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思想是沿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路径发展的，一种是主张社会科学科学化的实证主义，另一种是主张社会科学特殊性的历史主义，两种思潮都建基于休谟和康德的理论之上。

广义的实证主义包括圣西门、孔德、密尔、斯宾塞、马赫及逻辑实证主义等一系列人物和思潮，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科学主义倾向的哲学思潮，实证主义继承了休谟和康德哲学中有关只有逻辑和经验研究（自然科学）才是科学，价值判断并非科学的著名观点，从这一基本理念出发，实证主义认为，价值判断和社会科学或者根本就不是科学，或者必须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整合和分析。而自然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除了研究对象上的原因以外，研究方法上的优越性是一个关键因素，这种优越性使得自然科学的原则、规范和方法应该而且事实上是一切知识的准则，因此，社会科学要成为科学，只有使用统一的自然科学方法来分析和研究，实证主义与古代哲学家一样是方法论上的统一论者，认为只要是真正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就既可以认识自然，也可以认识人和社会。实证主义并未承认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社会科学研究有何特殊性，但实证主义仍对社会科学方法论有以下几项贡献：1、实证主义专门探讨了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2、实证主义强烈主张社会科学应与自然科学一样具有经验性和科学性；3、具备了科学性的社会科学同时也应该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

对社会科学方法论作出了更大贡献的是新康德主义，这主要建基于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自然事实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甚至是本质上的差异。相对于无目的、无意识的自然事实而言，社会事实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意向性，因为社会事实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人类行为的主观性、能动性、选择性和价值性都是客观的自然事实所不具备的。而且由于这种区别，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如实验法等实际上也无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加以运用。所以，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除了运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一些方法以外，也应该存在不同于自然研究的、社会研究的特定方法，也即有一种所谓“社会科学的逻辑”，新康德主义正是从这里出发，肇始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

首先是狄尔泰，狄尔泰一生的伟大抱负是完成所谓“历史理性批判”，他对历史和历史科学的独到见解开启了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真正建构。他先从存在论的角度区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狄尔泰看来，以历史事物和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与以自然事物和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有着原则区别，自然科学以外在的物理世界为研究对象，而人文科学则以人的内在生命、人的精神世界为研究对象，自然的物理世界本身没有意义，或者其意义需要人去赋予，而人类生活则是有意义的，由于这种区别，因此，从研究方法上说，“在自然科学中，任何对规律性的认识只有通过可计量的东西才有可能，……在精神科学中，每一抽象原理归根到底都是通过与精神生活的联系获得自己的论证，而这种联系是在体验和理解中获得的。”④这就是说自然科学通过感觉、思维等外在的认识方式来进行，它是用因果关系描述和解释的科学，而人文科学则应通过人的精神活动内在地去领会，它是用将心比心式的心灵交互来体验的理解的科学。“社会事实是被人们从内部理解的。我们可以根据对我们自己状态的观察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在我们之中再现。我们理解它们，就可以通过爱和憎，通过我们激情的变换，而使历史世界再现。”⑤

与狄尔泰从存在论角度研究人文科学的特殊性不同，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则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探讨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社会科学）的区别。 文德尔班认为，由于自然“规律”是始终存在、反复出现、不断起作用的东西，因而自然科学使用普遍化的方法，目的在于寻找自然界的“规律”、“齐一性”、“共相”、“不变的形式”， 它是“制定规律”的科学。而历史“事件”则只有一次性、个别性和独特性，因而社会历史科学则使用个别化的方法，目的在于把某一过去的事件栩栩如生地再现于当前的观念之中， 它是“描述特征”的科学。

李凯尔特进一步从质料和形式两个方面区分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所谓“质料的分类原则”即从研究对象上来划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李凯尔特认为自然是那些从自身中生长起来的、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文化则或者是人们按照预定的目的生产出来的。在这里，价值是区分自然和文化的标准，而所谓价值就是独特性，一切自然的东西都是普遍的、重复的，因而没有价值，都不能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反之，一切文化产物之所以具有价值，在于它们的独特性，它们的一次性发生过程。⑥

与“质料的分类原则”相比，李凯尔特更强调“形式的分类原则”， 即从研究方法上来对科学进行分类。从研究方法上说，自然科学是试图从事物的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因此，它必须采取“普遍化的方法”。文化科学所面对的是特殊的、一次性的研究对象，因此，它就只能采用“个别化的方法”。当我们从普遍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自然；当我们从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历史和文化。

新康德主义从康德关于自然领域和自由领域相区别的观念出发，论证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之相互区别在存在论（狄尔泰）和方法论（李凯尔特）上的内在根据，指出了历史事实和文化现象与自然事实相比所具有的诸多特殊性，如价值性、个别性等，第一次明确地从学科类型上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化科学）区分开来。同时，新康德主义还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比如：狄尔泰对“意义”的分析、对神入型理解的阐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对“价值”的强调、对个别化方法的探讨等等，这些成就一方面正式开启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另一方面，其中的许多观点后来都成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原则。

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确立

如果说新康德主义开启了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的话，那么，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思想家韦伯则把这种研究向纵深推进，并最终确立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原则。

韦伯的方法论思想异常丰富，涉及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几乎所有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如何界定社会科学，划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限，在这一点上，韦伯基本上接受了新康德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应从存在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加以界定，社会科学既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更由于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有其独特性。

其次，如何看待价值问题。自休谟、康德以来，“价值”乃是不同于“事实”的另一种判断和另一个领域，是社会科学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新康德主义更是以价值论为中心来建构人文社会科学，无论是韦伯时代还是在现代，价值问题都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韦伯在价值问题上的观点是一方面强调价值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反对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反对用寻找“规律”等来取代社会科学在对象和方法上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反对德国唯心主义，坚持社会科学也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不赞成用直觉等含混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具体而言，韦伯的基本主张是试图将“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在方法论上统一起来。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首先是“价值关联”的，这表现为价值是社会科学形成的先决条件，也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所在，同时，“价值关联”也表明社会科学家必定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念的背景下去从事研究的，研究课题的选择和目标的确定与研究者的信仰、利益和偏见等密切相关。因此，价值关联既是建立社会科学的前提，又是解释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兴趣的根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分析则是价值关联的具体化，它具体地揭示了文化意义之所在，它们是经验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但还不是经验科学本身。

如果说“价值关联”是社会科学得以确立的基本前提的话，那么，“价值中立”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它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客观性的要求，这种要求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要求是一致的。区分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将价值判断从科学认识中剔除出去，这个由休谟率先提出的原则在韦伯手上得到了明确而系统地阐述。

韦伯认为，前述价值关联的有效性只限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确立，它不能代替对实在所作的科学分析。韦伯一方面通过一些具体事例，如对当时流行的工团主义理论和信念的分析阐述了科学与价值的分野，另一方面，在《“价值中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意义》和《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等文中进一步从理论上证明“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这种观点是正确的。”⑦因之，“价值中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论原则表达了三种规范，（1）必须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区分开来，（2）价值判断无法取代科学认识，（3）科学知识也无法得出有关价值的结论。“价值中立”表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必须追求真理，必须满足客观性要求，学者不是先知，教师不是宣传家，讲台不是布道所，韦伯反复强调的这个原则如今已成为社会科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

韦伯“价值中立”说的另一个意蕴是社会科学的价值论域没有事实领域那样的客观真理，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真理，无法在终极的意义上比较高下，价值论域是“诸神彼此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⑧真、善、美是无法统一的，正所谓“一事物之所以为神圣，不但不因其为不美所妨碍，而且唯其不美，方成其为神圣……一事物之所以为美，不但不因其有不善之处所妨碍，而且唯其有不善之处，方成其为美……一事物之可以为真，不但不因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所妨碍，而且唯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方可成其为真……”⑨因此，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和终极信仰都是平等的，哪一个都无权宣称具有绝对的正确性和优先性，禀持不同价值信念的人均应相互理解和宽容。

韦伯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个贡献是提出了“理解”和“理想类型”两个研究范式。韦伯认为，“理解”或是合理性的，即逻辑的或数学的理解；或是神入的，即对他人心理和行为的重新体验。韦伯着重分析了神入性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必要性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价值观念、终极目标、激情行为及所有的非理都很难用逻辑的方法来解释，而只能作神入式的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可能性在于在大致相同的环境下，人们会产生大致相同的内心活动，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分析在被理解者所处的情景中将会出现的内心活动来类推他人的内心活动。当然，由于这种神入性理解不具备合理性理解的逻辑明晰、普遍性和规范性，因而其正确性和有效性始终是有争议的，不过，正如安德列斯基所说，尽管神入性理解有种种局限，但若无神入性理解，社会秩序在几秒钟内就会崩溃，因而它是无法从社会科学中排除出去的。⑩

“理想类型”是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个范式，韦伯认为，由于研究者面对的社会事实纷繁复杂，要做出接近真实的研究颇为不易，因此需要建构一套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概念系统，它是从历史事件中抽取和归纳出来的一种概念构架，是为了透视实在的因果关系而构造的非实在的因果关系，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想类型”。韦伯的“理想类型”论以及韦伯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提出的几种“理想类型”：如新教伦理、科层制、三种统治形式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成为人们广泛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

因休谟和康德提出事实和价值的分野而肇其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到韦伯时代已完成了初步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已经建立起来，并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比如，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离在今天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分类标准，经济学据此就有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分。又如，根据价值中立的研究原则，现代社会科学家都力求避免用价值判断来代替科学的实证研究，以求得研究结果的客观公正。另外，价值与事实的不同还表现在价值判断并没有事实判断那样的客观性，各种价值具有不可公度性，而社会科学研究又无法回避价值判断，因此在价值问题上，社会科学家要坚决反对和摒弃唯我独尊的沙文主义，坚持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平等对话的原则。

总括本文，从休谟到康德、从新康德主义到韦伯，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由是得以建立。

引文注释

①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M].商务印书馆，1975：488.

② 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人民出版社，2001：59.

③ 韩水法.韦伯.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37-38.

④ 转引自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人民出版社，2000：125.

⑤ 转引自韩水法.韦伯[M].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40.

⑥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M].商务印书馆，1986：20.

⑦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100.

⑧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28.

篇10

鸣谢：王斯福(StephanFeuchtwang)长期以来的学术指导；托马斯(ThomasJ.W.Clarke)参与了本文的讨论；程原对本文的充分肯定和对某些观点的批评；李铁映对作者在1999年5月1日在与部分留英学人座谈会上观点的肯定。他总结时讲到的“学术研究要百家争鸣，文人要相亲不要相轻”即是对作者基本观点通俗概括。

注释:

[1]林毅夫明确指出过方法论的规范化对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提升到国际化的重要性。《方法论的规范化和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北京青年报》，1995年4月20日。樊纲强调的基础理论的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和“与国际接轨”也包含了这个意思。《中国书评》，1995年3月，总第五期，第46页。王斯福(StephanFeuchtwang)认为中国人类学当下面临的严峻挑战是能够也应该和如何进入国际人类学的问题。见Risingtothechallenge:foracriticalanthropologyofChina，“人类学本土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第1页，广西民族学院，1999年9月。

[2]王斯福在前述文章中针对国内对弗里德曼在1962年做的题为“AChinesePhaseinSocialAnthropology”（“社会人类学中国时代”）的讲演的含义的误读现象对此做了解释。他说弗里德曼的原意不是提出国际人类学的发展趋势或对中国与其它地区的社会发展过程和结构做比较，而是以中国为例认为人类学家在对这样的复杂社会做人类学研究时应开放性地结合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成果（由于冷战的原因弗里德曼原文中没提后两项但含了这个意思），同上，第8页。

[3]曹树基和赵世瑜都分别强调了其重要性。

[4]张乐天也提到了这本书，见《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第71页。

[5]1999年5月15-16日在伦敦经济学院召开了题为“中国的分与合的人类学研究(TheAnthropologyofSeparationandReunioninChina)”的理论研讨会(由于分与合的讨论涉及到中文的分离与回归、分别与重

逢和分散与聚集等概念，在没找到恰当的概念前在此只好暂用分与合来概括)。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台湾和大陆的学者在石瑞(CharlesStafford)的关于分与合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证研究对分与合进行了人类学的理论探讨。石瑞把心理分析理论引进人类学领域并用中国历史的和现代的文献及经验材料对分与合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专著待出)。与会者从心理学、语言学、中国的“本源”概念的社会文化文化内涵、出嫁和回娘家、兄弟分家、死亡、宗教节日庆典与怀旧和回归、告别过去与创造未来、地区或全球性人口迁移与回归以及港澳台的回归等广泛的论题作了专题讨论。此外，我会后才看到的麻国庆的《分家：分中有继也有合——中国分家制度研究》一文（《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一期），如果经过一些“包装”并介绍到会上一定会引起广泛的兴趣。

[6]见注1王斯福前文，第14页；常向群的博士论文《礼尚往来—邓时代中国农村社会支助网研究》（尚未完）(Lishangwanglai—socialsupportnetworksandreciprocityinruralChinaduringtheDengEra)，unfinishedPh.D.Thesis，CityUniversity，London。

[7]虽然由自由知识分子创办的民间社科研究刊物采用过这种做法，但终究未能保持下来。

[8]在英国，专家(specialist)是指专门从事某项职业的人，而不是名誉地位的象征。如搞社会学研究的可以叫做社会学家(sociologist)，水暖工也可以称为水暖专家。

[9]梁治平对西方社会科学家做学问的开放的心胸和诚实的态度的赞赏（《中国书评》，1995年1月，总第三期，第72页）和维护学术权威反对“文化霸权”的观点朦胧地表现出了这种意识（同上，1995年7月，总第六期，第60页）。

[10]请原谅作者在应用过程中比例上的“洋”大于“古”。

[11]学术政治系国内外通用的概念，恕不解释。学术商人即类似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或马基雅弗利式的缺乏商业规范的旧商人式的学者。

[12]曹树基对《社区的历程》一书的第1-9章的评论，《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13]方炼，“高校妇女组织在农村妇女发展项目中的位置和作用”，会议论文（Workshop“WomenorganizinginChina”，InstituteforChineseandCenterforCross-CulturalResearchonWomen，OxfordUniversity，13-15July，1999）。由英国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学者著述和编辑的第一本规范化本土化全球化研究的关于中国妇女的论文集是出自中国女性之手，见参考文献，1999，MacmillanPressLtd。

[14]1999年夏有若干批中国女性学者分别到挪威、丹麦和英国参加有关妇女研究的学术活动。这本身就是中国社科研究规范化本土化全球化的体现。

[15]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把从政、经商和做学问比作走红路、黄路和黑路。学者看淡权力和金钱不等于社会看低它们。不同道路的选择是个人兴趣不同的表现，对权力感兴趣的的去从政，对金钱感兴趣的去经商，对真理感兴趣的去做学问，在价值观上没有高低之分。许多学者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重新选择了职业，如改行从政或经商均无可厚非，因为他们选择了自己真正感兴趣并适合于自己的职业，而个体的社会角色的定位能带来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16]与“文人相轻”的观念并存的对海外学人的高期待现象同样有悖于平等宽容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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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1.1现实性原则

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一定要有它自身的现实意义，整个人类科学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只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科学成果才能被人们理解、接受、掌握、应用，才能有生命力，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必须紧跟时代的潮流，将社会科学发展目标与国家目标进行有机结合，对于国家亟须研究和解决的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能够提出独创性的见解或可操作性的建议，或者为培养社会科学优秀人才提出创新性方案和策略。

1.2价值性原则

（1）学术理论价值。社会科学就是在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前进的，对较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正确的解释，找寻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真谛，因此对基础理论成果的评价，学术理论价值是一个重要衡量标准。

（2）伦理道德价值。在人们的价值观中，伦理道德价值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社会之中以后，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如果一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违背了社会大众普遍遵循的伦理道德原则，那么该项成果是很难被接受的。因此，一项成果所蕴含的伦理观、价值观是要与人们普遍认可的、经过历史积淀的、已经约定俗成的规范相一致，这样才能适用，才有可能在社会生活中被广泛推广应用。

（3）社会经济价值。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可以通过给相关机构或部门提供建议、方案、方法，解决实际社会生产、生活问题而产生经济效益，也可以通过为人们提供知识、更新人们的观念，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素质、思想道德修养、艺术修养以及价值判断能力，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对于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可以量化的部分，可用价值量的大小来衡量研究成果的好坏，难以量化的部分，则可以通过其影响面、宣传面和贡献大小加以评判。

（4）生态环境价值。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人、社会、自然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的重要性，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自然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可以通过影响组织机构的经济行为来影响生态系统，也可以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进而影响到生态环境。因此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会对生态环境的变化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积极的影响应该是推进生态环境的改善，使人、社会、自然更加和谐相处。生态环境价值标准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一个评价标准。

1.3创新性原则

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一项重要标准是创新程度。只有创新才能在科研成果中总结出新的经验、规律，探索新的思路、方法，建立新的理论、学说，提出新的方案、对策，为新的实践及时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等。一项没有创新力的研究成果，只是重复别人已经提出的观点和方法，是毫无意义、没有价值的。所以，不同范围、层面、角度的创新对社会经济生活所起的作用不同，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同。因此，我们应根据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创新程度的大小来衡量其价值。

2评级系统的构成要素

评价系统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评价制度、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方法等。

2.1评价制度

制度最一般的含义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许多情况下，制度也是某一领域的制度体系，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制度最大的特点是规范性和程序性。制度对实现工作程序的规范化、岗位责任的法规化、管理方法的科学化，起着重大作用。制度的制定必须以有关政策、法律、法令为依据。制度本身要有程序性，为人们的工作和活动提供可供遵循的依据。

评价制度就是评价工作应当共同遵守的评价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评价制度是保障评价工作顺利进行的保障，是评价工作科学、公正、客观的基石。因此在评价系统中评价制度是最重要最关键的要素。

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制度，是评价工作的前提和保障，它包括评价准则的制定，评价程序的规范和监督体系的建立。评价准则就是要由政府相关部门颁布相关的政策法规，明确评价主体的职责和权利、规范评价程序和评价方法、建立严格的评价监督体系。

评价程序就是涉及评价工作各个环节的要点、工作步骤。从选择评价专家、评价方法，以及使用何种评价体系等等多方面体现评价程序的科学、规范与可操作性。

建立严格的监督体系。对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应建立严格的监督体系。首先应明确监督什么，即监督的对象。在这里，我们认为包括对专家的监督、对评价机构（包括政府评价机构和非政府评价机构）的监督，对评价程序的监督这三个方面。对专家的监督应当包括在评价结束之后公开专家组名单，对专家评价意见予以匿名公开，目的是使评价结果接受社会的监督。对专家评价的再评价，应建立如下监督机制：一是保持评审记录；二是对投票负责，正式签署投票意见；三是向社会公开评价意见；四是应集中发表评优成果；五是要充分重视专业协会、专业刊物的监督作用。对机构评价的再评价，也应鼓励评价机构的多元化与良性竞争，例如增加“学术声望”评价，以弥补其它刚性指标的不足。

2.2评价主体

从哲学角度讲，主体是指对客体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实践的对象，为属性所依附的实体。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主体就是实施评价行为的机构组织，包括政府，也包括非政府评价机构。也就是说，评价主体不是单一的，是多元化的。多元化可以杜绝行政垄断现象的出现，有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但是多元化也可能造成学科之间各自为阵，各种评价层出不穷、口径不一的局面。为了杜绝这种现象的产生，就需要对各种非政府评价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在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登记，予以统一管理；第二接受社会的监督，对评价活动和评价专家通过专业协会、专业刊物和网络的影响力予以监督；第三鼓励评价机构的多元化与良性竞争，例如增加“学术声望”评价，以弥补其它刚性指标的不足。

2.3评价客体

客体是指存在于主体之外的客观事物，是主体的认识对象和活动对象。那么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客体就是各类型研究成果。包括书、论文、调研报告等。为了评价方便，一般将其划分成基础类研究成果和应用类研究成果，基础研究总体上是以主攻学科前沿的重大难题、探索创新知识、创建新理论的理性追求为其目标，这也是学科主体性的根基所在。评价基础类研究的主要标准主要是突出学术性和创新性；评价应用类研究成果的主要标准是研究成果能否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能否为决策层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咨询等。基础研究常常耗时巨大，其价值也是潜在的；应用研究则常常是当下的，效益是显在的。对这两种性质迥然不同的研究，应设立不同的评价标准。

2.4评价方法

哲学社会科学的评价方法总体讲有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定性评价以同行评议为主，它是国内外学术界和行政管理部门最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之所以广泛使用，主要在于它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相适应，因为哲学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表象都是与人的精神世界、价值观、道德观息息相关，因此评价一项社会科学成果质量的高低，内容的优劣，需要由从事同一领域的专家进行评审，通过对成果的研读，感悟成果背后作者的价值世界、精神世界，由此判断成果真正蕴涵的学术性和思想性。然而同行评价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受评价者个体认识的局限，评价结果可能出现偏颇；受外界环境影响，容易出现学术评价腐败问题。为了弥补同行评议的不足，又纷纷出现了各种定量评价方法，如引文分析法、文摘法等，它们都是对同行评价的有益补充，目的是增加评价的量化成分，减少定性评价的不确定性。在实际的评价过程中，要想做到评价结果科学、公正、客观，就必须在同行评议的基础上，辅以引文分析等定量评价方法，综合使用定性与定量的评价方法，才能获得比较客观公正的效果。

篇12

贺雪峰教授的反思则直接指向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意识，即当下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中国农村研究明显地缺乏主体性意识。研究者对于中国经验的分析往往寻求在西方理论体系中的解释，其结果往往是在中国实践中引出的问题变成了对西方经验的讨论，中国的经验研究变成了西方的历史研究，而中国的经验本身则被抽空了。

中国社会明显不同于产生西方社会理论的欧美社会，其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农耕文明，这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说是一笔极大的资源。早在80年前，马林诺斯基在给先生的《江村经济》作序时就指出应该把中国农村视为一个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文化体进行研究的，他说：“未来的人类学不仅对塔斯马尼亚人、澳洲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和霹雳的俾格米人有兴趣，而且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脱离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样关注。”不仅如此，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对于社会历史的重要性无疑也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能够承担更大的学术使命。而中国的农村社会更是处于这种转型的漩涡之中，中国的农村研究也无疑将进一步承担起促进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历史使命。

从形态学的角度来看，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存在着极大的非均衡性，透彻地分析这种非均衡性，并深入地探讨这种非均衡性的诱因及其社会性后果，无疑又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农村社会的情况，进而形成具有丰满性的国情意识，这不仅是中国本土性社会科学发育的土壤，同时也是孕育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的温床。贺雪峰教授《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一书第一编“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五篇文章即通过对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区域农村实践过程、机制和后果差异的调研，深入理解了中国农村非均衡的状况及中国农村政策、法律和制度的实践特征。正是这种研究的视角使得其农村研究具有了明确的主体意识，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可以广泛地吸收各种有用的理论和方法来发展和丰富自己的理论和解释框架。受社会行动理论的启示，贺雪峰教授在理解中国农村政策实跋的过程中，“行动单位”的分析视角被日渐凸显出来。所谓的行动单位，在贺雪峰教授看来其与认同单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是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农民可以依托解决超出家庭范围公共秩序和公共事务的合作单位。单就“行动单位”的视角而言，其要义就在于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原有的中国乡村社会均质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了，差序格局出现了非均衡的状况，而且由于各地的变迁状况不一样，因而差序格局的表现形式也有所差别，从而也就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非均衡状况的表现之一。贺雪峰教授的这一分析框架不仅直接面向中国的经验世界，有助于理解当下的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的特征，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中国传统社会理论概念“差距格局”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其提出的“行动单位”的分析框架对于中国本土化中层理论的诞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有了区域的村庄治理的差异，又有了对应的区域性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差异，我们就可以建构出供进一步实践检验的理论模型。

从动力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序列中能够呈现这种剧烈转型过程的场域在当下的其他地方不常见了。这一复杂性的“社会事件”无疑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2006年贺雪峰教授及其所在的学术群体即开始系统地关注家庭结构以及农民生活意义系统的巨变。这种巨变进而又导致了乡村治理基础以及乡村社会结构的巨变。这种因为构成农民行动基础的意义和价值观发生的变迁，促使了传统的以传宗接代为安身立命基础的信仰体系正在消解。这是中国社会“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这种在地化问题意识的浮现，贺雪峰教授及其所在的学术群体再次将目光透射到“农民价值研究”的话题之上，这尤以收录《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一书的“农民价值的类型及相互关系”一文为代表。贺雪峰教授将人的行动意义划分为三个层次，并由此构建了三个不同层次的价值类型，即人的精神层面的价值、社会层面的价值以及生存价值的判断。由于国家自上而下的政权建设以及消费主义文化和市场化经济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的价值观开始被重塑，其行动的结构条件也正在被改变，由此开始出现申端峰所说的由“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的转向。只是贺雪峰教授在该书中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局之后未能进一步系统地予以分析，且其对于意义系统的分析由于呈现出哲学与形而上学的色彩而使得讨论不可避免带有“玄化”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