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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4-0107-02
贸易条件的恶化与改善程度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所获利益太小,直接影响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在当今世界,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对外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相当大的比重。2006年世界GDP55。2万亿美元,其中全球商品贸易额(出口)达101200亿美元,服务贸易额24150亿美元。世界贸易额占世界GDP 20%以上。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2.7万亿美元左右,中国进出口额1.7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达9689亿多美元,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以上(按汇率计算)。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增速仍将高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对外贸易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日益重要。
战后以来,人们加深了对于对外贸易作用的认识。尤其在目前。人们普遍地认识到了对外贸易的调节作用、传导作用和乘数作用。所谓对外贸易的调节作用是指利用对外贸易中的出口和进口这一对变量调节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以及调节消费、储蓄和投资、税收和政府支出的平衡。对外贸易的传导作用,是指通过外贸部门与国际市场的直接联系,促进和带动国内相关联产业和整个国内经济的发展。所谓对外贸易的乘数作用是指外贸出口增加1元,会带来国民收入倍数增长,与此相适应。对国内就业量也会产生倍数增长的效应。正是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所以战后以来,人们一直非常关注贸易条件。但是人们对于贸易条件影响经济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拉美经济委员会主席普雷维什和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辛格等人认为整个世界分为“中心”和“”两类国家和地区,“中心”国家利用优越的经济条件剥削“”国家,致使“”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拉美一些激进的青年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甚至因此主张“脱钩论”,即发展中国家要与发达国家脱钩。当然这种“脱钩论”的观点现在看来确实过于偏激。但是它显示了这样一个问题:贸易条件的状况对于一国外贸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什么是贸易条件?所谓贸易条件是指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关系。出口商品价格指数用Px表示,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用Pm表示,贸易条件=Px/Pm×100%。一般地贸易条件改善对于一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值变大对于他们的发展是有利的。反之,如果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比值变小,表示贸易条件恶化。当然贸易条件的改善有各种不同具体的情况,贸易条件的恶化也有各种不同具体的情况。
在当今世界,自二战以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表明,一国通过对外开放、对外贸易,经济会得到较快发展,而一国如果闭关自守,经济的发展速度会放慢,这种情况说明李嘉图比较利益学说(又称相对成本学说)的正确性。李嘉图的相对成本学说认为,假设有甲、乙两国,生产A、B两种产品,甲国在A、B两种产品生产上都具有绝对优势,乙国在A、B两种产品生产上都具有绝对劣势。甲国在A产品上有相对优势,在B产品上有相对劣势;乙国在A产品上有相对劣势,在B产品上有相对优势。这样通过国际分工,甲国专门生产A产品,乙国专门生产B产品,然后进行交换,这样生产的总量会增加。假设未分工前甲、乙两国生产的A产品和B产品分别均为1亿单位,甲、乙两国生产的A产品之和与B产品之和均为2亿个单位。经过分工,甲、乙两国生产的A产品和B产品总量均增加至3亿单位。从理论上讲只要参加国际分工,就会参与分享A、B两种产品因为生产的国际分工多出的2亿个单位,至于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在其中能够分享多大的份额,按照劳动价值理论,由国际价值决定国际价格。在实际交换中,它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该国经济力量的强弱。
从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也能够获得进行国际分工生产和交换带来的好处。假如发展中国家不能够获得国际分工带来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就不会参与到国际分工过程中去。当然发展中国家得到多大比例的额外利益,它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史表明,在以往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发达国家所获得的额外利益比例要大一些,而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额外利益比例要小一些。当然在现实的经济中,也有这样一种情况:某个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分工后所获得的利益甚至要小于没有参加国际分工的利益,这往往是由于发达国家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下,以利益为诱饵,诱使该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分工,然后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和垄断地位,大大地压低进口商品的价格,大大地抬高出口商品的价格,使发达国家攫取了超过国际分工带来的全部好处,这个超过的部分只能来自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损失。当然这种极端的情况是偶然的、不太常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还是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分享国际分工带来的利益。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的科学技术不断地被发现、发明和运用,国际垄断的不断被打破,发展中国家就可以经常地获得国际分工所带来的不断增大的利益。
在李嘉图比较利益论存在的条件下,会不会存在贸易条件的恶化呢?实际上,比较利益论与贸易条件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但是两者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比较利益论是指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会带来更多的利益。贸易条件是指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值。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程度与比较利益大小两者基本上是同方向变化的,即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必然会带来更多的比较利益。在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下,对发展中国家还存在不存在比较利益?这里要具体区分。在比较利益较大,而贸易条件恶化程度较轻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分工所获得的利益虽然受到一些损失,但仍然有利可图。只有当贸易条件严重恶化,其恶化的程度已超过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所带来的利益时,只有在这时,国际贸易对这些发展中国家才真正具有负面的影响。这种极端情况在历史上并不是经常出现的。
下面可以用数字来说明,贸易条件的恶化与比较利益的关系:
从表格1中看到,在进行国际分工之前,英国340个劳动力一年生产了一亿个单位的粮食和一亿个单位的布匹;而葡萄牙160个单位的劳动力也生产了1亿个单位的粮食和1亿个单位的布匹。两个国家劳动力总共生产了2亿个
单位的粮食和2亿个单位的布匹。从表格2中看到,通过国际分工,两个国家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两个国家总共生产了2.54亿个单位的布匹和3,2亿个单位的粮食。比未进行国际分工前多生产了0.54亿个单位的布匹和1.2亿个单位的粮食。假设这两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排除了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因素的差异,排除了垄断因素的差异,假设价格与价值是一致的。国际分工多出的利益在英国和葡萄牙之间分配,这种分配建立在符合国际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英国2,54亿匹布产量相当于进行国际分工前317.5人/年标准劳动量(英国参加国际分工前340人生产的一亿匹布和一亿单位粮食相当于250人/年标准劳动量)。而葡萄牙生产的3,2亿单位粮食,相当于进行国际分工前400人/年标准劳动量(葡萄牙实际投入的劳动量是160人/年,国际分工前的标准劳动量是250人/年)。进行国际分工后,两国500人所生产的粮食和布匹产量相当于进行国际分工前717.5人的年标准劳动量。英国进行国际分工后,年标准劳动量由原来的250人/年提高到317.5人/年,增长了27%。葡萄牙年标准劳动量由原来的250人/年提高到400人/年,增长了60%。两国进行国际分工后多出的217.5人/年标准劳动量产品在英、葡两国按照0.31:0.69比例进行分配(英国所占比例:(317.5~250)/217.5×100%=31%,同理可得葡萄牙所占比例),即英国获得因国际分工多出利益的67.5人/年标准劳动量产品,而葡萄牙获得因国际分工多出利益的150人/年标准劳动量产品。
课题名称:中国对外贸易条件恶化问题探讨
学生姓名:
系别:经济与管理系
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
指导教师:
2006年3月5日
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1)国内外研究动态:
贸易条件恶化论是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在一份名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来的。在该报告中,他考察了英国自1870年至1938年间进出口贸易条件的变化,发现初级产品相对于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在70年中下降了35.9%。由此他得出结论: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那些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愈来愈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并提出了改变贸易条件恶化的进口替代战略。贸易条件恶化论经过辛格、伊曼纽尔等人的发展,其影响愈来愈大。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并没有带来普遍的富裕,反而造成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这种命运,只有实行工业化,更确切的说是走进口替代战略之路。经过经济学家们长期实证分析,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已经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贸易条件长期以来趋于恶化的论点不再表示怀疑。在传统的国际贸易格局下,发展中国家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进口以制成品为主;而发达国家正好相反,出口以制成品为主,进口以初级产品为主。由于发达国家对初级产品的进口需求趋于疲软和发展中国家对来自发达国家的产品和技术进口需求持续强劲,发展中国家价格贸易条件也就自然趋于恶化了。由此可以看出,贸易条件恶化论比较正确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并得出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实际利益分配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这样一个正确的结论。
既然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是不断恶化的,那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他的贸易条件又如何呢?是否也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呢?为此,国内许多部门和学者进行了研究。商务部的研究表明:1993—2000年,以1995年为基期的中国整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3%,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4%,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2%。2000年后贸易条件仍有恶化的趋势。2003年价格贸易指数下降了4.6%。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上升了22.7%。目前国内各方人士对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事实已经没有大的争议,但如何看待这个事实却有争论。北京大学宋国清教授认为贸易条件恶化是货币汇率扭曲导致的;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教授范良聪指出,我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为主的,而外贸企业在出口时竟相压价,导致“价格战”硝烟四起,出口上出现增量不增价的现象;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原油价格飙升和我国对原油进口依存度的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提高了国际原材料价格,这些使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应当指出,这些都是对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解释,但缺乏系统全面的分析。
(2)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选题依据: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贸易条件恶化的程度、原因和影响三个方面。我国对外贸易是否已经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是否应该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来制定对外贸易政策,还是改革进出口产品结构,发展竞争优势;贸易条件恶化一定带来贸易利益的损失还是也存在不确定性的一面,这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本文正是基于以上争论,系统全面,地分析我国对外贸易现状,贸易恶化的原因以及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并研究了改善贸易条件的对策。
研究意义:通过对本课题的研究,本文试图能够帮助读者加深对贸易条件的恶化理论和我国贸易条件现实状况的认识,完善对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研究。另外通过研究我国对外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和对策,能够给我国外貌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促进制度创新和结构创新提供理论参考,并为改变我国粗放型进出口贸易模式、实现我国乃至世界各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指导作用。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本课题主要研究四个方面的内容:
(1)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发展及影响。通过对此理论的分析,介绍其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指导作用。
(2)实证分析我国对外贸易条件变化的现状,列举近期贸易条件指数数据,并据其列表说明我国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
(3)全面分析我国对外贸易条件变化的原因。
(4)根据变化原因拟订可能的政策措施。
2、拟解决的问题
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问题的研究,希望解决对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程度、原因、影响的认识偏差问题,以至于能寻找更合理的对策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对外贸易恶化的状况,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一)研究步骤
课题主要从资料收集、撰写开题报告、草拟提纲、论文初稿反复修改、论文定稿及答辩几个步骤去完成。
(二)研究方法及措施:
研究方法:案头文献资料研究、案例比较研究、分析归纳法、数据模拟分析法、实证分析法,调查研究法等。(根据文章研究的需要,选用合适的研究方法)
研究措施:社会调查、文献查阅、老师指导等
(三)研究进度安排
2009年10月;确定选题收集资料写开题报告
2009年11月—2010年2月通过对资料进行进一步研究撰写论文初稿
2010年2月交初稿接受指导老师审查
2010年3月—4月上旬通过指导老师对初稿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
2010年4月接受指导老师再次审查对论文再次修改
2010年5月交论文终稿准备进行论文答辩
四、主要参考文献:
[1]郝红.景华扬,谈如何在我国建立有效的薪酬激励公有制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20034,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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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樊钱涛,如何运用薪酬激励员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2003327—28
[4]王少东,张国霞建立自助式整体薪酬体系人力资源200435—36
[5]徐晓明,公司管理中的薪酬激励机制河南化工2003645—46
[6]张涛,如何发挥薪酬激励的持久性中国人力资源开发72—74
[7]程瓯,将员工激励进行到底人力资源39—40
[8]胡盈,交换中的刺激人力资源53—54
[9]董玉森,当前部分国企薪酬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10]刘颖,走出薪酬激励的困境通信企业管理2003956—57
[11]林新奇,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复旦大学出版社
[12]企业员工管理方法研究组企业员工激励方法中国经济出版社
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贸易条件是用来衡量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出口相对于进口的盈利能力和贸易利益的指标,反映该国的对外贸易状况,一般以贸易条件指数表示,在双边贸易中尤其重要。在国际经济学中,我们对贸易条件的定义为一国出口产品的价格除以进口产品的价格,当价格比上升时,我们就说该国的贸易条件改善,下降时即是贸易条件恶化。
下面我就从经济增长,收入转移,以及贸易政策三个方面分别考察它们对中国贸易条件的综合影响。
首先,从经济增长方面考虑。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年都呈现高速增长态势,近20年的GDP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可以说经济呈现爆炸式增长。但不幸的是,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条件却呈现恶化的趋势。从世界银行提供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贸易条件指数(以不变美元价格计)下降了20%(2000年为100,目前为80左右),如果剔除掉2007到2008年间石油价格的异常波动,那么中国的贸易条件指数实际下降10%左右。
按照国际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使一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偏向于出口产品的经济增长成为出口偏向型增长,反之为进口偏向型增长,而出口偏向型增长会是本国的贸易条件恶化,但对世界其他国家有利;进口偏向型增长有利于改善本国的贸易条件,但世界其他国家则为此付出代价。
具体到中国来看,中国通过加工贸易模式而实现的出口大都是技术含量较低、劳动要素密集的工业制造品,而由于我国在近20年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以解决广大群众的就业问题,因此我国近些年来进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也是建立在出口偏向型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就导致我国贸易条件随着经济增长反而恶化的现象。另一方面,我国通过加工贸易所出口的产品有较高的替代性、技术含量低、国际竞争激烈、主要靠成本优势出口的特点,所以我们的出口产品涨价的空间非常小,这也是导致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之一。
第二,从收入转移方面来分析。通过国际经济学理论我们知道,如果收入转出国对出口产品的边际支出倾向比转入国高,那么收入转移使转出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反之,如果转出国对出口产品的边际支出倾向比转入国低,那么转出国的贸易条件就会改善。
分析中国的时候,我们应把中国分别作为收入转出国和转入国分析。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我们的人口众多,而且各地区发展水平不均衡,我们作为转出国的对外援助相对较少,其中主要是向非洲等第三世界贫困国家的转移。我们中国的援助大都以项目的形式进行,所以非洲的被援助国家并不会拿援助买中国的出口商品,因此从收入转出国的角度看我国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当中国作为国际收入转入国,即被援助国家时,中国所利用国际援助的方向大多数在扶贫、教育、艾滋病防治、环境保护、政府管理、紧急救灾援助及灾后重建等方面,而对收入转出国的出口商品购买很少,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的贸易条件是改善了。
综合中国作为收入转入国和转出国两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贸易条件的改善远大于贸易条件的恶化,因为毕竟中国现在还是地区发展很不均衡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对外转移支付的金额有限,而作为收入转入国的比重更大,所以从两个角度的综合考虑,在转移支付方面中国的贸易条件是改善的。
第三,从贸易政策方面来分析。国际经济学理论中提到,进口国对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会使本国的贸易条件改善而外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出口国对本国的出口产品进行补贴会导致本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外国的贸易条件改善。
中国加入WTO以后,大幅度调低了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而且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国内市场庞大,所以进口关税的改变对国际相对价格的影响较大,关税的降低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加入WTO以后,其他国家对我国所征收的进口关税也大幅度降低,这相反使得我国的贸易条件改善。从我国加入WTO以后的实践中看,在双方均降低关税的情况下,我国的贸易条件得到的改善显然远远大于恶化的程度,所以我们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受益颇大。
从出口补贴分析,由于我国长期采用的是鼓励出口的发展战略,我国的贸易补贴幅度也比较大,这样就直接导致了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往往出现中国生产的产品,外国的售价反而比中国国内的价格低的状况,而且补贴政策也导致了我国贸易条件的很大恶化。另外,我国所实行的补贴比较多的用于制造业而不是高新技术产业,这也直接使得了我国出口偏向型经济增长的出现,更加加深了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所以在以后的对外贸易中,我国的补贴向哪个产业发放,发放多少补贴,都是需要慎重思考的事情,我们不能只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长远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的机会。
综合以上三个因素的影响来说,我国近20年的贸易条件确实恶化了,更为严峻的状况是我国人口红利越来越小,在沿海地区出现了“用工荒”的现象,我们的人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便宜的状况将会改变。这就要求我国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减少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的依赖;扩大内需,让普通百姓也体会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这也给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带来了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机遇,我们这一代人更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为中国的平稳快速发展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11-0005-02
引言
比较优势理论由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又称为比较成本贸易理论。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在更普遍的基础上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基础和贸易利得,大大发展了绝对优势贸易理论。
价格贸易条件( Terms of Trade) 又称作净贸易条件指数,是一个国家的出口产品价格除以这个国家的进口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决定贸易利益如何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分配,一个国家的贸易条件增加(或改善)意味着这个国家可以从出口中赚取更多的利润或者可以为它的进口产品支付得更少,从而这个国家的福利改善;而一个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降低(或恶化)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福利下降;要使一个国家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改善这个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就要找到影响一个国家价格贸易条件的因素,并且研究如何改变这些因素来改善一个国家的贸易条件,进而增加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贸易利益,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从比较优势和价格贸易条件的定义来看,比较优势的发挥,以及贸易条件的改善,都能提高或者改善我国的经济福利。然而在近十年来,我国充分发挥劳动力便宜,及所谓的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从这方面来说,提高了我国的福利,但数据显示,我国利用比较优势所生产的产品出口价格很低廉,进口的却是价格高昂的产品,从这方面看,是恶化了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降低了我国的经济福利。所以,我们不得不提出疑问,发挥比较优势一定能提高经济福利吗?什么才是真正的比较优势?
一、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
我国的比较优势,是根据要素数量来确定的,如人口数量、资源数量,所以我们的比较优势就是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和资源密集型的产品,这导致我国的劳动力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加班是常态,虽然可能收入上升了,但体力透支,更缺少闲暇,所以他们并不幸福,生活水平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并没有提高。同时,过度消耗我们的资源,而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从短期来看,发挥比较优势是获利的,但从长期来看,却是损失巨大的。经济发展要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不能消耗子孙后代的福利来增进我们的福利。
所以,我们要从新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比较优势,我国的比较优势不是表面的数量,而且更重要的是潜在的质量,即资本和技术层面的。虽然目前我国总体上技术还比较落后,似乎在技术方面只存在比较劣势,但我们要创造更有利于我们的比较优势,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创造能改善我国贸易条件的比较优势。
二、比较优势和贸易条件的关系
(一)比较优势的转化能改善价格贸易条件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同时也是比较优势不断变化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一国原有比较优势减弱,新的比较优势形成与强化。这就决定了产业政策的重心不应是恪守现有的比较优势,而必须着眼于未来,培育动态比较优势,实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升级,否则很容易导致分工锁定和国际分工地位低下。比较优势利益还有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之分,两者并不一定一致。按照静态比较优势分工,通过干中学等,能够有效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国际经验和理论分析表明,恪守和强化比较优势,会使得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进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福利的提高;一些行业虽然近期尚不具备足够的比较优势,但由于其顺应了当前的要素积累特征,技术进步较快,未来将会形成一定的竞争力,将会使得进口产品价格下降,由此带来贸易条件的改善,进而提高未来的贸易效应和收入效应。
(二)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利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
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价格的变化是由供求关系决定。因此,有观点认为中国进口商品价格变化主要是由于中国需求的增加导致价格的上升。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工序分工的不断细化,一件产品可以分成不同的工序,而不同的工序具有不同的要素投入比例,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产品的工序分工使得资源在全球优化配置。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承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利用劳动力资源禀赋,发展加工贸易,通过鼓励加工贸易、出口退税等出口导向型的政策,出现规模每年大幅增加。在出口规模和出口增长速度都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情况下,一方面由于中国出口产品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市场竞争激烈,导致出口企业竞相压价,许多出口企业仅通过出口退税获得微薄利润,从而降低了出口价格;另一方面国内的相关要素资源成本并没有获得合理补偿,包括石油、环境成本等没有体现其真实价值,从而导致直接生产成本比较低。这两方面都使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偏低。
中国出口产品具有较高的替代性、价格具有外生性和主要依靠成本竞争等特点。中国出口产品是承接国际产业价值链低端转移的结果,具有高度替代性,因而只能在低成本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议价能力不足,导致即使在产品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也难以通过提高价格转移成本,在替代产品不断涌现的情况下,原有的产品面临价格降低的困境。这些都表明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仅不具备上涨的能力,反而面临着较大的下降压力。
综合以上分析,中国出口增长的是国际市场价格下降最大的产品,进口的是国际市场价格上升最多的产品,这些都使得中国的出口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贸易条件恶化,使我国的贸易利益受损,阻碍资本的形成,不利于向资本比较优势转化。反之,如果贸易条件得到改善,那么我们获得大量的经济利益,从而促进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向资本比较优势转化。
(三)进出口商品结构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一方面,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需求收入弹性小于1,因此当经济增长时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会日趋缓慢,此外技术的进步会减少单位商品的原材料消耗,导致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发达国家面临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因此当经济增长时对制成品的需求会日益增大,此外工业部门相对于农业部门更容易吸收先进的技术,工业部门的要素收入增加值大于农业部门的要素收入增加值,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比价就有利于制成品而不利于初级产品。于是,上面的因素就导致了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价格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也就趋于恶化。
三、创造比较优势的途径
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国内的资本存量大幅上涨,虽然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本存量还较低,但相较于丰裕的劳动力,资本存量的比较优势逐渐显现,这从近年来沿海发达地区的用工荒就可以充分体现,有些企业甚至高薪聘请,还是存在大量的用工缺口。在新的比较优势初见雏形的条件下,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企业进行扶持。
(一)对资本密集型产业进行扶持
日本、韩国都是资源贫乏的国家,在“贸易立国”的战略指导下,培育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有利于促进本国经济和社会福利增长的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我国也可以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资本及技术型企业转化,提供资金、技术和政策上的支持,劳动密集型企业之所以不能快速进行升级,原因是在升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但企业资金有限不足以实现产业升级,有了政府的支持,企业能迅速实现升级,从而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实现贸易利益最大化,提高我国的经济福利。
(二)鼓励自主创新,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
科学技术始终是一个国家的第一生产力,要鼓励企业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同时加强市场配套体系建设,为企业在融资、税收、国际合作等方面创造便利条件。要出台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转变我国的贸易结构,实现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目标。根据苹果公司最新公布的消息,所有设在中国境内的苹果产品工厂或生产线,将要撤回美国。这则新闻看似中国制造业将面临新一轮的寒冬,但在此寒冬来临之际,我们可以尝试在另外一个角度分析,根据贸易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意味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张,可能由资源增加引起,也可能由技术提高(利用资源的效率)引起。生产可能性边界偏向于出口产品的增长称为出口偏向型增长,相反进口产品的增长称为进口偏向型增长。出口偏向型增长会使本国贸易条件恶化,对他国有利;进口偏向型增长有利改善本国贸易条件,他国会受损。一国福利会随贸易条件的改善(相对价格的提高)而上升,随贸易条件的恶化(相对价格下降)而下降。苹果公司的举措,恰恰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口偏向性的增长。苹果公司将生产线撤回美国,其实质是将产业链中低附加值的产业环节――生产移回美国,苹果此举看似对中国的制造业产生打击,但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贸易带来的福利效应大于其对制造业带来的负效应。从这个角度分析,国人根本无需杞人忧天,制造业的寒冬可能仅仅是一部分生产效率低下的制造商,通过市场的自然调整,其实是为中国制造业注入更多技术及高附加值的成分。简单来说,可能苹果手机那些低利润的整机组装生产线将转移至东南亚一些人均工资率更低的国家,而“中国制造”则转型于苹果产品中更高端的通信设备,屏幕技术等,从而推动“中国制造”向产业链更高端的环节转型。
结束语
通过以上途径创造新的比较优势,能促进贸易条件的改善,从而提高我国的经济福利,从长远来看,也是可行的。另外,比较优势也是动态变化的,所以我们对比较优势的界定,进而创造比较优势的整个体系也要不断变化,适应新的变化,这样我国的福利一定能不断增强,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一定会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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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钱学锋,陆丽娟.中国的贸易条件真的持续恶化了吗?基于种类变化的再估计[J].管理世界,2010(7):18~29.
在当今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国际投资扮演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的历史角色。FDI具有促进东道国贸易数量的增长、生产要素比例的变化、生产率提高等一系列东道国效应,而这些效应又能对东道国贸易条件和贸易福利产生影响。以往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是在传统的框架内研究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的,例如穆勒、马歇尔等侧重于从消费角度研究贸易条件,认为一国只要面对相对占优势的世界需求曲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会有相对有利的贸易条件,从而就会在贸易利益分配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希克斯、巴格瓦蒂等人注重生产对贸易条件的影响,认为一国生产状况的变化会改变该国的贸易条件及其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他们都只考虑到了影响供给的国内因素和影响相对需求的国际因素,而没有考虑到FDI的影响。本文将研究FDI流入并参与贸易商品的生产后对东道国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和机理。
贸易条件的变化与进出口价格、出口数量、劳动生产率等因素有关。我们可以用函数表示为:
TOT=f(PX,PM,QX,ZX,ZM)
其中PX为出口价格指数,PM为进口价格指数,QX为出口数量指数,ZX出口商品劳动生产率指数,ZM为进口商品劳动生产率指数。而FDI的流入可以改变东道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出口数量及劳动生产率,这些变化又与FDI的动机类型、流入量、产业投向、技术外溢情况有关。故可给出一个FDI影响东道国贸易条件的函数关系式:
TOT=f(QFDI,MT,ID,ST)
其中QFDI为FDI流入量,MT为FDI动机类型,ID为FDI产业投向,ST为FDI技术外溢。
一、FDI影响价格贸易条件的机理
(一)FDI流入数量与东道国价格贸易条件
从国际资本流量的角度分析东道国贸易福利变化的文献比较多。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俄林在《地区间贸易与国际贸易》的修订版中曾简要地分析过货币资本流动对东道国贸易福利的影响。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麦克道格尔(Macdougall)在其资本流动效应模型中,得出东道国福利的增长完全是从外资利润中转移而来的结论。但他的模型假定外来投资的多少对贸易条件不产生影响。
本文认为,FDI通过国际收支变动效应间接地影响东道国的贸易条件。首先,外资的流入在短期内会造成国际收支盈余。如果外资不完全转化为额外进口,外资的流入会使东道国贸易条件好转。但从长期看,外资终究代表一种债权或利润索取权,利息、利润、管理费等的流出,要求国际收支的其他项目特别是经常项目处于盈余状态。因此,东道国必须扩大出口,造成出口价格下降,会对一国的贸易条件产生不利影响。
但是,外资的流入会提高东道国的产出,也有可能会降低母国的产出,因为母国的投资由于资本的流出而萎缩。而一国的进口需求是与其国民收入密切相关的,与进口数量密切相关的贸易条件就与FDI流动产生了间接的联系,资本流动通过这条传导途径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其结果主要取决于进出口商品的国内外供求状况和不同国家国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俄林的观点,在只有东道国和母国两个国家的条件下,东道国的贸易条件的变化方向取决于两国对母国出口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如果东道国对母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大于母国对该产品的需求弹性,东道国的贸易条件将会恶化。反之,东道国的贸易条件将会好转。这里考虑的FDI流量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主要是指价格贸易条件。如果FDI促进东道国的出口增长,收入贸易条件有可能改善。
(二)FDI的工资效应与东道国价格贸易条件
在东道国,跨国公司的工资水平普遍高于当地企业,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普遍支付比东道国当地企业高的工资有很多原因。其一,东道国的劳动者在择业时一般都有“本地偏好”,为吸引这些人服务于自己,跨国公司倾向于支付高工资;其二,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通常会带来一些专有技术,为了防止这些技术因雇员离职而泄露、外传,跨国公司往往力求用高薪留住员工,减少雇员离职现象;其三,由于对东道国当地市场的熟悉程度有限,为了将优秀人才不断纳入自身运作体系,跨国公司一般都选择支付高工资;另外,东道国的各种政策或来自母国的压力等其他原因,也有可能迫使跨国公司支付高工资。在一般意义上,跨国公司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会对东道国产生“工资外溢”(Wage Spillovers)效应,即推动东道国当地企业的工资提高,并使东道国的总体工资水平提高。但是如果整个经济像阿瑟・刘易斯所说的那样可以从“农村劳动力储备”或城市失业人口组成的大量“劳动力后备军”获得劳动力供给,即在劳动力供给无限的情况下,即使跨国公司保持较高工资,东道国当地企业的工资水平也不会受其影响而趋高。在此我们只考虑一般意义上存在的“工资外溢”。
那么,工资在一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动中起什么作用呢?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在《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一书中认为生产要素的贸易条件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商品的价格贸易条件,这里的生产要素专指劳动力。在刘易斯看来,工资水平的差异决定了热带农产品和温带农产品的价格差异,而物价水平差异又决定了价格贸易条件差异。对此,伊曼纽尔(A. Emmanuel)持相同看法,即“不是相对价格决定要素的报酬,而是要素的报酬决定价格”。伊曼纽尔甚至认为,“在所有其他情况相等的情况下,工资的不平等是引起不平等交换的唯一原因。”上述“要素报酬决定价格”的论点反映了产品价格形成的事实,工资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劳动的报酬,是生产成本的组成部分,在产品价格形成过程中,工资自然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
由于工资差异能够决定物价水平差异进而决定价格贸易条件差异,故从理论上讲,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工资水平提高会使相应产品的价格提高,如果该产品是出口品,工资水平提高会引起该国出口品价格(PX)上升,由此导致价格贸易条件(NBTT=PX/PM)改善。以此推论,FDI提高东道国工资水平这一效应,将导致东道国出口品的价格上升,价格贸易条件改善。从供给角度看,工资提高意味着劳动力成本提高,如果需求等条件不变,劳动力成本提高将导致一国出口品的供给减少,由此也会带来该国出口品价格提高,价格贸易条件改善。
(三)FDI的产业流向与东道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化
根据雷布津斯基定理,如果商品和要素价格不变,在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中,其中一种的数量增加了,而另一种的数量保持不变,那么密集使用前一种生产要素的商品的绝对产量将会增加,而密集使用后一种要素的产品的绝对量会减少。
在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两种要素模型(2×2×2模型)框架中,假定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不变,技术水平不变,就意味着两种产品要素投入比例K/L不变,要保持两个行业的要素投入比例不变,就必须在两个行业间调整资本和劳动的存量。
当资本K增加时,假定所有新增加的K全部投入资本密集行业,为了保持该行业原有的K/L,就必须从劳动密集行业转移一定量的劳动来配合新增资本K。只要资本K继续增加,就会不断地把生产要素由劳动密集行业转移到资本密集行业。生产要素存量调整的结果必然是扩大了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生产,缩小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生产,进一步提高了专业化的程度。由于资本的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绝对量就会增加。如果资本密集型产品是该国的优势出口产品,随着资本K的增加,产品的相对优势也会随着增加,出口量会随之扩大,而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下降,进口增加,因此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价格会下降,而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进口价格会上升,在这种出口扩张型增长的情况下东道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如果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商品,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商品,那么资本K的增加会减少资本密集型商品的进口,进口价格下降,在这种进口替代型增长的情况下该国价格贸易条件改善。我们由此得出以下推论:
推论1:如果要素投入比率K/L不变,以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的发展中国家,FDI的流入将改善价格贸易条件;如果东道国的原有出口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FDI的流入会使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如果FDI的流入使东道国的K/L发生变化,那么上述结论将不能成立。
上述推论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外资过程中,过度扩张其比较优势行业,出口扩张,改变了国际市场的供求状态,造成出口价格下降,引起贸易条件恶化。
推论2:如果FDI大量投入各国的相同产业,将会引起同类行业出口产品的恶性竞争,出口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还会引起贸易战和保护主义泛滥。
从世界范围看,如果FDI流入的产业所生产出口的产品与其他国家的产品处于竞争关系,那么这种出口导向型的FDI流入越多,同类产品出口增长越快,与国外产品的竞争就越激烈。尤其在价格竞争导向战略下,更容易引起贸易战,使得贸易福利下降。
(四)FDI的进口需求、跨国公司的转移价格与东道国贸易条件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国进口品的需求增加,会使进口品价格(PM)相对提高,从而使本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FDI在东道国的新建投资往往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机器设备等资本品和中间品,形成超额需求。以我国为例,外商投资企业促进我国出口增长的同时,也带动了进口的迅速增长,其进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此外FDI企业进口的产品多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价格较高,又受发达国家垄断,价格往往不易下降。大量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势必不利于我国贸易条件的改善。黄平、索瓦罗(2003)在考察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动时将FDI形成的超额需求作为导致贸易条件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复合一体化战略下,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体系内一体化的国际生产日益结合,跨国公司以“适地生产”为原则在全球范围内安排生产经营活动,并通过公司体系内的网络为这些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服务,从而建立起内部市场,使以内部交易形式而产生的不改变所有权属性的新型国际贸易方式――企业内贸易(Intra-firm Trade)迅速发展。跨国公司进行企业内贸易主要是为了利用转移价格减少税负、转移资金与利润、逃避风险与管制,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跨国公司往往采取高价进口中间产品、原材料、机器设备,而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进口品的价格却降低了出口品的价格。“转移价格”一方面造成价格信号失真,另一方面会导致价格贸易条件恶化。
二、FDI、出口数量与收入贸易条件
FDI有利于促进东道国出口。早在1990年,Rhee和Belot就综述了外资对一系列低收入国家出口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如在印度尼西亚,韩资公司和中国台资公司促进了当地胶合板制造业的发展及产品出口;在牙买加,与韩国的合资公司使该国服装得以向美国出口。继之,Aitken、Hanson和Harrison(1997)对墨西哥制造业的调查发现,当某公司与出口型跨国公司相邻时,该公司的获利水平就会提高,但与该国出口商相邻则没有这种效应。Lipsey(2000)考察了东亚国家和地区,他认为在东亚电子行业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美国跨国公司分支机构起到了重大作用。早期数据显示,东亚电子行业出口的四分之三应归功于美资企业出口;外资进入还改变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结构,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减少,化学、机械等行业的出口大幅增加。同样的效应在发达国家也存在,Ruane和Gorg(1999)指出,爱尔兰加入欧盟后,随着FDI大量进入,该国有了很大转变,在制造业,该国三分之二的净产出和近一半的就业依靠外资,而高科技行业的出口则几乎全靠外资。Sousa、Greenway和Wakelin(2000)指出外资企业会提高内资企业的出口倾向。浦田秀次郎(2003)运用重力模型对相关经济体FDI流入和对外贸易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总体而言,FDI对贸易的影响为正。
FDI促进东道国出口数量增加的具体途径包括:一是FDI流入东道国的比较优势部门;二是在跨国公司全球定位的生产经营战略中,东道国处于上游供货商地位;三是东道国的出口企业与跨国公司形成产业内分工关系,或以产业内水平分工为基础,生产国外市场所需的差异产品,或以产业内垂直分工为基础,成为跨国公司整个生产链中的一环;四是跨国公司采用纵向一体化直接投资方式进入东道国。
从理论上讲,FDI对东道国收入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是通过上述几个途径,以增加东道国出口数量的方式实现的。但是在价格贸易条件不变、改善和恶化三种情况下,FDI的收入贸易条件效应会产生不同结果。如果价格贸易条件不变,FDI通过上述途径使东道国出口数量增加,必然带来东道国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如果价格贸易条件改善,FDI促进东道国出口数量增加的结果,也同样导致收入贸易条件改善;但在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前提下,FDI的收入贸易条件效应就会不确定,只有FDI引致的东道国出口数量增加的幅度大于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幅度,东道国的收入贸易条件才会改善。
同理可以推知,如果FDI不是促进东道国的出口数量增加,而是使其减少,那么除了价格贸易条件改善的幅度大于出口数量减少的幅度这一种情况外,FDI减少东道国出口数量,贸易条件随之恶化。
三、FDI、技术外溢、生产率变动与要素贸易条件
在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方面,FDI除了直接进行技术转让外,还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发挥积极作用:一是示范效应,即跨国公司进入后,会对东道国当地企业产生一种示范作用,当地企业通过效仿跨国公司所使用的先进技术,学习其先进管理经验,能够带动技术进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二是竞争效应,即跨国公司的进入能够打破东道国当地市场的原有格局和均衡,对东道国当地企业形成竞争压力,迫使当地企业采取行动保护市场份额和利润,由此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在实践中,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往往相互交织,综合体现为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溢出效应”。
麦克道格尔(1960)在分析FDI的一般福利效应时,第一次把技术的扩散效应视为FDI的一个重要现象。Richard Caves(1974)明确提出了FDI的技术外溢问题,被认为是开创了FDI技术外溢效应研究的先河。Hufbauer和Nunns(1975)指出,跨过公司的特定优势往往是拥有先进技术,所以跨国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技术转让及其对东道国当地厂商的“技术渗漏”,都会加快东道国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Findlay(1978)认为,通过外资企业先进技术和管理的“传染”效应,FDI可以提高东道国的技术进步率;东道国当地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后者对前者的技术传递就越快。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增长理论明确提出,FDI可以产生外溢效应,加速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发展中国家通过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培育并养成自己的内生技术创新能力。这些结论被《1992年世界投资报告》吸收。综观近年来的相关文献普遍认为,东道国可以从以下渠道获得FDI的技术外溢效应:第一,通过FDI带来的新技术、新设备获得技术外溢;第二,通过子公司对当地雇员的培训获得技术外溢;第三,通过跨国公司参与东道国竞争而产生的示范效应与竞争效应;第四,通过跨国公司国外子公司所进行的大量研发活动增强技术外溢效应;第五,从FDI企业与本地企业的技术联系获得。
尽管FDI对东道国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取决于多种因素,但在多数情况下,FDI都趋向于提高东道国的生产率和技术水平。要素贸易条件分为单要素贸易条件(SFTT=[PX/PM]・ZX)和双要素贸易条件(DFTT=[PX/PM]・[ZX/ZM])。在价格贸易条件不变、改善和恶化三种情况下,出口商品劳动生产率(ZX)的提高会导致单要素贸易条件出现不同变化,但总的来说,只有在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幅度超过出口品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的情况下,单要素贸易条件才会恶化。这意味着,一般情况下,FDI都能通过促进东道国提高出口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而改善单要素贸易条件。在双要素贸易条件中,如果假设进口商品劳动生产率(ZM)不变,那么FDI影响其变动的理论途径和作用机制与FDI影响单要素贸易条件变动的相应途径和机制类似。
四、结论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如果FDI的流入能适度增强东道国原有比较优势,则有助于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如果FDI的流入过度扩张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导致出口数量激增,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价格贸易条件有可能恶化。
第二,如果FDI的流入能够及时使东道国贸易结构发生新的变革,有助于增强进口替代品的生产能力,有助于贸易条件改善。
第三,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大小影响东道国要素贸易条件的变化。生产要素导向型FDI的技术转移和扩散次数要高于市场导向型FDI。如果FDI没有带来技术进步效应,对东道国的贸易利益的影响则是不确定的。
第四,东道国利用外资的主要目标应该放在外资的技术含量和外溢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上,仅仅盯住FDI促进出口增长、放纵外资重复建设和对原有比较优势的肆意损耗,将会导致贸易摩擦加剧以及社会福利的损失。所以,东道国应该对成本导向型的FDI应予以高度关注,给予必要的政策引导。
参考文献
王新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的利益分配》,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引言
对贸易利得的研究是国际贸易学中永恒的前沿问题。贸易条件(本文贸易条件指价格贸易条件,即以进口商品的价格衡量的出口商品的价格)对于今天的中国更为重要,它的变化可以影响国民收入分配。Kohli(2003)发现通过贸易条件改善,某些发达国家在低经济增长条件下仍可以快速实现国民收入增加。Diewert&Morrison(1986)早已指出贸易条件改善对国民收入增加的效果与技术进步非常类似。但当前我国的外贸领域不可不重视的事实是,贸易条件恶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经济“增产不增收现象”,还加大了国民收入的波动性(范志勇、毛学峰,2013)。
在“国进民退”日益成为阻滞国家迈上发展新台阶的障碍的背景下,研究如何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是从贸易领域支撑国家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战略的重要手段。现有文献从纯经济原因出发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克鲁格曼等人提出的新贸易理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均证明了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对一国贸易形成重要影响。政府作为一国对外利益的人,其制定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对一国产品价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而二者取向取决于政府效用。研究我国对外贸易条件变动影响因素的现有文献并没有考虑政府效用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以中国工业贸易条件为例考察政府效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回归模型构建
(一)政府效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机制分析
论及政府效用实际上是把政府人格化。其理论渊源可追溯到亚当・斯密,他把政府称为“守夜人”。事实上学术界是普遍承认政府人格化的,从而同考虑人的效用一样考虑政府效用是合理的。经济学中把效用定义为使需求、欲望等得到满足的一个度量。政府的需求是其当下和后续地位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在满足这种需求的条件下政府获得正效用。因此,政府要获得正效用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使其委托人(可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获得正效用。并不是所有单个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最大效用简单线性相加就能达到整体效用最大化,因为个体的理有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结果,因此,经济中除了存在生产者效用和消费者效用外还存在着高于二者的国家整体效用。盛斌(2002)将实现这种国家整体效用的取向称为 “国家战略主义”,政府则成为获取国家战略主义效用的人。
经典H-O理论展开的思路是假设贸易中两国劳动生产率和消费者偏好相同,研究资源禀赋对形成产品价格差异的影响,从而对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沿袭这种思路,本文在假设传统贸易理论中影响出口产品价格的因素包括两国的劳动生产率、消费者偏好、资源禀赋均相同的情况下,研究政府效用对形成两国产品价格差异的影响。这使得在不考虑两国产品价格受政府效用影响的情况下,产品市场价格相等,Pi / Pi*=1。
政府干预对国内生产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商品国别价格,而政府如何干预受上述三种效用影响。行业由于行业特性对国家战略主义效用、生产者效用和消费者效用的满足程度不同。从不变成本角度看,政府如果支持某个产业发展,将会在用地、与机器设备有关的信贷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从可变成本角度看,政府如果支持某个产业的发展,将会利用相关政策在与该行业相关的原料使用成本、劳动力使用成本上给予优惠;从利润角度看,若政府支持某个行业发展,其利润将高于没有政府支持条件下的利润值。例如出于国家安全的战略主义利益,政策保护使某些行业处于垄断地位,那么这些行业会维持较高的利润率。把政府效用变量在产品价格形成过程中内生化,即:
(1)
PiU为本国i行业在政府效用影响下最终形成的产品价格。Pi为i行业在没有受政府效用影响下形成的产品市场价格。ui(Gi)表示发展i行业给政府带来的效用。ui(Gi)越大,则表示政府越偏好支持该行业发展,从而使得i行业的产品出口价格越低。0
政府效用函数可以描述为国家战略主义效用、生产者效用和消费者效用的函数:
ui(Gi)=ui(Ni,Mi,Ci) (2)
其中,Ni为i行业发展能带来的国家战略主义效用变量,Mi为i行业发展能带来的生产者效用变量,Ci为i行业发展能带来的消费者效用变量。把(2)式代入(1)式,并结合贸易条件的定义,即两个国家出口商品的价格比,则贸易条件可写为:
(3)
依据假设,两国不受政府效用影响的产品市场价格相等Pi/Pi*=1,并视外国政府效用函数为外生给定的,仅考虑影响本国政府效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则式(3)可写为:
TOTi=u(Ni,Mi,Ci) (4)
(二)回归模型
依据式(4),回归方程可以采用如下形式:
(5)
其中,TOTi为i行业的贸易条件,PEij为本国i行业的第j个效用代表变量,可归结为三类:国家战略主义效用代表变量、生产者效用代表变量和消费者效用代表变量,分别建立以下三个回归模型。
1.影响贸易条件的政府-国家战略主义效用模型。“国家战略主义”就行业层面而言,即政府按照某行业的发展是否与国家发展战略一致来对行业发展实行鼓励或限制。该模型将贸易开展看作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马车,按照某产业的发展是否与国家发展战略一致来对产业发展和该产业的进出口实行鼓励或限制,从而影响该产业的贸易条件。其代表变量如表1所示。
2.影响贸易条件的政府-生产者效用模型。该模型认为政府贸易政策的制定受生产者及其相关团体效用诉求的影响,进而影响产业政策以及贸易政策的制定,从而影响某一具体产业的贸易条件。其代表变量如表2所示。
3.影响贸易条件的政府-消费者效用模型。该模型认为贸易的开展是实现劳动者收入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消费者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消费者效用能够影响政府效用,进而影响产业政策及贸易政策的制定,从而影响某一具体产业的贸易条件。本文用各工业行业的工资水映消费者效用,具体采用人均工资GZ表示。
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以我国工业行业分类为基础,剔除非贸易部门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将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合并为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和烟草制造业合并为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服装鞋帽与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合并为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与家具制造业合并为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合并为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合并为化学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合并为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合并为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和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合并为电力热力燃气生产供应业,从而得到21个工业行业。
将协调编码(HS)四位数税号的贸易数据重新集结得到不同行业的进出口相关数据。进出口价格由进、出口价值量除以进、出口数量得来,数据从UNCOMTRADE数据库搜集。各行业工业生产总值、劳动生产率、利税贡献、就业贡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在2002、2007、2010年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基础上,将135部门整理为21个工业行业的投入产出数据,并计算出列昂惕夫逆矩阵,从而计算出各行业的影响力系数。影响力系数Bj的计算公式为:。其中,Cij是列昂惕夫逆矩阵。由于工业行业的影响力系数短期内变化甚微,以及只能获取上述三年的投入产出流量表,2002-2011年其他各年影响力系数均沿用上述三年的数据。碳排放量数据来源于朱玲玲(2013)。各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外商及港澳台商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利润率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人均工资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依据上述行业划分方法将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中的关税税率重新集结得到各行业关税税率。对各指标数据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
(二)模型估计
运用Eviews7.2软件及2002-2011年我国21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对(5)式采用Panel Least Squares方法估计。采用后向法筛选以上列出的自变量,即从全方程回归开始连续每次减少一个t统计值最低的变量,结合调整后的R2值,直到新方程中所有自变量回归系数的t检验都显著或大部分自变量显著,并且继续剔除其他变量不能增强回归结果的有效性为止。结果如表3所示。
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结论
1.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普遍恶化。2002-2011年采掘业所有行业的贸易条件均恶化。制造业中除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外,其他12个工业行业贸易条件都呈恶化状态。具体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
2.影响政府效用的国家战略主义效用、生产者效用、消费者效用均是解释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表1显示,三个回归模型均以99%显著水平通过检验,调整后的R2均达到70%以上,说明三种效用均影响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代表国家战略效用的变量中行业利税贡献、影响力系数、劳动生产率、就业贡献均以95%以上的显著水平通过检验,但利税贡献增加一个单位,贸易条件恶化0.0004%,影响力系数增加一个单位,贸易条件恶化1.42%。劳动生产率、就业贡献与贸易条件呈正向关系但影响都相当微小。国企利润和关税税率与贸易条件呈反关系,国企利润提高一个单位,贸易条件恶化0.0002%,行业关税率提高一个单位,贸易条件恶化0.11%。外企利润提高一个单位,贸易条件改善0.0002%。行业人均工资每提高一个单位贸易条件恶化0.00004%。
3.影响政府效用的“国家战略主义”是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恶化首要原因。影响力系数对贸易条件的负面影响是代表生产者效用的国企利润和关税率变量的7100倍和12.9倍,是代表消费者效用变量人均工资的35500倍,是利税贡献变量影响的3550倍。利税贡献变量对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是国企利润变量的2倍,是人均工资变量的10倍。
4.影响政府效用的生产者效用对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大于消费者效用的影响。国企利润变量对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是人均工资变量影响的5倍。关税率变量对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是国企利润变量影响的550倍,是人均工资变量影响的2750倍。
(二)政策启示
1.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的改善有赖于政府协调各方效用。应积极协调好国家战略主义利益、生产者效用和消费者效用,使工业行业贸易条件改善,从而使对外贸易的开展向有益于“国民”的方向发展,使我国开展对外贸易获得的效应与国家政策导向一致。
2.提高我国产业链高端制造业的内生竞争力是改善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的关键。研究显示,2002-2011年我国工业行业影响力系数越大,其对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越大,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产业链高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低下。国家意图扶持产业链高端制造业以带动更多的产业发展,但在高端制造业本身竞争力不强的情况下带来的一个副作用是贸易条件恶化,从而不利于国民收入分配。面对这种两难如何进行选择?从长远来看,协调两者冲突的关键仍在于有效提高我国产业链高端制造业的内生竞争力,而不是一味依靠产业保护和补贴。
3.调整政府既有效用偏向、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有利于改善工业行业贸易条件。2002-2011年国有企业利润越高,贸易条件越恶化。这从贸易领域里再次为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增添砝码。
4.以混合要素密集型产业的视角和方法改造传统行业以改善其贸易条件既符合国家战略利益也满足消费者效用。劳动密集型行业有它的资本密集环节,资本密集型行业也有它的劳动密集环节。因此,改造劳动密集行业的资本密集环节不仅可以提高传统行业附加值,也不会大量挤出它的就业吸纳能力。实证结果表明行业就业贡献与贸易条件均呈正向关系。
参考文献:
学术理论研究领域对于经济增长受到来自对外贸易条件变化影响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第一种观点认为贸易条件变化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贸易条件的改善和上升与技术进步具有类似的效果,从来带来经济增长中生产效率和资本积累的快速提升。另一种观点认为贸易条件变化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中国贸易条件变化的长期趋势上,较具代表的研究学者有赵玉敏(2003)、张素芳(2006)和邓晓红(2009),他们的总体结论为尽管在价格贸易条件呈现总体下降的条件下,由于出口总量的大幅度攀升,收入贸易条件仍呈现持续上升的势头,同时对外贸易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拉动作用,因此其对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较大的相关性。
实证研究样本数据的说明和基于贸易条件变化调整的GDP
价格贸易条件、要素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构成了传统贸易条件理论下贸易条件的三要素,其中价格贸易条件是要素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基础,同时考虑到要素贸易条件的样本数据收集具有一定难度,因此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其中1990-2010年的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样本数据依照联合国相关部门网站的数据为准,GDP样本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同时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变化的影响,以2000年的GDP作为基数进行不变价格调整,采取的统计分析软件为Eviews.。
贸易条件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般会通过一系列的动态转换过程而发生作用,要更准确地研究贸易条件变动与GDP经济增长变化的关系就必须首先要根据贸易条件变化来对GDP进行调整,为此定义如下指标:
贸易条件调整的实际GDPt=不变价格GDPt-不变价格出口t+以进口价格指数平减的出口t=不变价格GDPt-Xt /Ptx+Xt /Ptm
=不变价格
式中Xt为t周期内的出口贸易额,Ptx为t周期内的商品出口价格指数,Ptm为t周期内的商品进口价格指数,Ptx /Ptm为t周期内的贸易价格条件指数。从中可看出一个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即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小于100,那么依据贸易条件而调整的GDP就会小于调整前的GDP,即贸易条件的恶化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反之则结果亦反之。从表1可以得出1990-2010年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变化的关系:整体上价格贸易条件变化与经济增长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平均影响幅度为-0.37%,年均影响绝对数量总额为-849.09亿元。2000年之前由于出口贸易在经济总体中所占的比重相对不大,使得价格贸易条件变化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幅度一般不超过1%,2000年后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值的较多,但到了2005年后价格贸易条件普遍小于100,于是这种影响作用又呈现出负值。其中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以来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明显,随着出口总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和影响也不断扩大,2008年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GDP损失达到了9.13%的高额幅度。
样本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Granger检验
(一)样本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ADF方法来检验样本数据的平稳性,以AIC最小准则来确定最优滞后期。表2给出了1990-2010年GDP、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样本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检验结果说明LnGDP、Ln价格贸易条件、Ln收入贸易条件三个变量的ADF统计量均大于0.001-0.1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这些变量的样本数据都不平稳,但这些变量的一阶差分数列均为平稳数列。因此认定GDP、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三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二)样本数据的协整分析
尽管GDP、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三个变量均为非平稳序列,但如果其某种线性组合有可能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那么就可以认为其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Trace Test法来分析LnGDP、Ln价格贸易条件、Ln收入贸易条件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如表3所示。在5%的显著性检验水平下三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大致确定经济增长协整关系式:
LnGDP=0.18Ln价格贸易条件+0.18 Ln
(-1.56) (-2.54) (-7.71) (II)
收入贸易条件+0.07t+8.54
式中括号中的数字为各个变量的t统计量,由此可以看出价格贸易条件的系数在0.1的显著性检验水平下并不显著,在0.05的显著性检验水平下收入贸易条件的系数呈现出较高的显著性。从协整关系式中可看出长期发展趋势上经济增长与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都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两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致相同,即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每1个百分点的提高会带来GDP约0.18个百分点的增加。价格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主要是因为价格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的中间载体或渠道不够畅通,如实际经济发展中价格贸易条件对储蓄、消费和投资等因素的作用不能很好地直接转化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三)样本数据的Granger检验
协整分析的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Granger检验弄清楚这种关系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阶数要求较高,因此本文采取选择多滞后阶数进行结果检验和比较,如表4所示。价格贸易条件在滞后期1-4的情况下不是经济增长GDP的Granger原因,这一点与协整分析的结果相一致,同时经济增长GDP变化不是价格贸易条件的原因。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会直接对该区域内的商品进出口供给和需求产生直接影响,从而间接引起该区域出口进口供给需求的变动,并进而对价格贸易条件产生影响,但关键的和重要的问题是这种影响作用性质和结果等并不确定,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收入贸易条件在滞后期1-2的情况下不是经济增长GDP的Granger原因,但在滞后期3-4且显著性检验水平为0.1的情况下却是经济增长GDP的原因,但经济增长GDP仅在滞后期为2的情况下才是价格贸易条件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经济增长GDP同样对于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样本数据的VAR模型和方差分析
本部分在上述因果检验的基础上利用ΔLn价格贸易条件、ΔLn收入贸易条件和ΔLnGDP来构建VAR模型,采用脉冲响应、方差分解的方法来定量地研究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构造VAR模型:。
式中:
(一)脉冲响应函数
根据文中数据可以绘制出基于1990-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数据样本的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为追踪期数,纵轴为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响应程度。从函数曲线中可以看出ΔLnGDP对自身的脉冲响应中的一个标准差冲击有着比较敏感的反应,第1期达到最大值并迅速回落,第3期开始为负值并在第4期出现了最大负值,然后开始回升并在第7期开始为正值并持续回升并保持稳定;ΔLnGDP对ΔLn价格贸易条件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反应为负值并在第3期达到了最大负值,之后开始回升并在第6期为正值,之后保持缓慢的变化;ΔLnGDP对ΔLn收入贸易条件的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反应与来自ΔLn价格贸易条件的反应类似。从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的曲线变化来看,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对GDP增长的初始影响为负值,不同期数变化基本相同,但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表现出了很大的不稳定性。
(二)方差分解
本文采取方差分解技术分别研究了经济增长中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影响程度,如表5所示。第1期的经济增长GDP变动原因均来自其自身因素,随后比例不断下降,直至第7期基本维持在了67.7左右,价格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第4期达到了最大值20.506%,之后一直维持下降趋势直到第6期基本上在18.6%左右,收入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并在第7期开始基本保持稳定在13.3%左右。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中受到来自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影响作用十分有限,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来自经济本身,但就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比较上来看,前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后者。
相关建议
在出口贸易环节中加大资本节约型的技术研发,加大国际贸易中的培训和教育投入,更多地以技术和资本要素来参与国际竞争和贸易分工,对进出口关税税率进行合理调整,致力于合理产业保护政策的制定,加强对国外产品倾销行为的反倾销力度,加强对外资流向的引导,使其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进口贸易环节中流动。另外要采取多种投资、消费、储蓄等措施来理顺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对于收入贸易条件要调整优化,升级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和组合,改变主要依靠低技术、低附加值、初级加工产品等单纯的出口数量扩展模式,提高出口商品中的价值含量和优化商品种类组合。
参考文献:
1.曹秀芬,杨桂元.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基于安徽省数据的实证研究[J].皖西学院学报,2010(6)
2.赵磊,全华.中国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11(4)
下面运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化予以说明:
模型引自赵伟主编《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与现实问题》
如图1,横轴代表A产品的产量,纵轴代表B产品的产量,其中X国家在A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是A产品的出口国,而且在世界市场占据极大的份额。直线P代表A国未扩大出口之前的贸易条件(Pa/Pb),其与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切点为C,在直线P上的一点D作为A国的消费均衡点。与D点相切的曲线I为社会无差异曲线。出口扩大之后,贸易条件迅速恶化,变为P',A国消费点因此移至C'点,此时的社会无差异曲线II,明显低于社会无差异曲线I,意味着国民福利水平下降。
一、贫困化增长的发生是需要前提条件的
经过国内外专家的实证分析,主要有四点,这里我就简略介绍:
1、该国生产能力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门。出口部门的生产能力的增长,使出口扩大,由于此国在世界市场上占据很大份额,将导致世界市场上此类商品供大于求,均衡价格下降。
2、国际市场对某国生产的此类产品需求弹性很小。由微观经济的需求价格理论弹性,我们可知,世界市场均衡价格的下降率大于均衡数量的增长率,即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所造成的损失大于扩大出口带来的利益,致使该国的总收益下降,国家变贫困。
3、该国此类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据很大一部分份额。此类产品的世界市场供给量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该国,所以该国的出口量的大幅扩增足以影响一个市场的供求关系。
4、该国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对外经济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贸易条件的恶化更能引起一国国内福利水平的恶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往往制定以出口导向为主的贸易政策来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GDP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由出口增长所引起的。
分析我国贸易条件(1994年―2003年)
判断一国是否出现贫困化增长的最主要的指标就是贸易条件(也成交换比价、贸易比价),在数值上等于出口产品相对于进口产品的价值,是一个相对概念。在实际应用中具有四种类型:价格贸易条件(NBTT)、收入贸易条件(ITT)、单要素贸易条件(SFTT)以及双要素贸易条件(DFTT)。
这里仅介绍价格贸易条件。价格贸易条件在数值上等于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的比例。若两者的比例增长,说明本国可以一般为出口产品对进口产品更加具有价值,贸易条件变好;若两者比例降低,则贸易条件恶化,可能会导致贫困化增长。
二、我国是否符合贫困化增长的条件
1、“增加出口”被誉为带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三套马车”之一。对于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应该以出口导向政策为指导,增加出口以带动经济。其实这种政策很像晚期重商主义,政府大力鼓励出口甚于进口。通过对我国在近些年的GDP增长率和进出口增长对对比,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年份,我国出口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和进口增长率。由此我们不难推断我国的经济增长多半发生在出口竞争产业。
2、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很多企业出口的产品基本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玩具等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由于这种产品的的劳动密集的特殊性,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可以生产此类产品出口,在世界市场上形成竞争。这将导致市场上此类商品的价格地下,而且由于竞争激烈,这也将使我国的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小。这符合国际市场对某国生产的此类产品需求弹性很小的条件。
3、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是否依赖于出口部门我们可以看出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就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直接表现为外贸依存度不断攀升,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外贸的增长。
三、应对我国贫困化增长的策略
1、改变出口导向型政策,扶持进口产品替代企业。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大力发展进口替代型企业。通过降低银行贷款门槛、政府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一系列措施来扶持进口替代型企业,促进其发展。特别是高新技术的替代企业,政府应该推广其技术,利用知识外溢和学习效应,是其他企业学习技术,从而促进整个产业的外部规模经济的实现。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则应该给予技术上的支持,促进其生产模式的转型。
2、提高产品的含金量、质量和多样化性,尽最大可能满足国际消费者需求。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使其获得尽可能多的满足感,这样有利于消费者对我国出口产品产生依赖,即所谓的“品牌效应”。这样可以使我们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从而相对提高了消费者对我国产品的需求,有利于此产品富有需求价格弹性。
3、改变出口增长方式,以技术密集型和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代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通过对近年来世界贸易总额的分析,可以发现发达国家所出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据相当大部分,而且这两类产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垄断力。我国要想在国际市场上长久占据份额,必须也得进行产业结构的转变。
参考资料:
[1]赵伟主编《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与现实问题》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贸易条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的含义是进出口商品比价,它反映了出口相对与进口的盈利能力。贸易条件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各国切身的贸易利益,它与比较利益一起被认为是国际贸易的两个基本问题,各国政府及研究学者对贸易条件的变动也都十分关注。
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经历了快速增长。据海关统计, 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17604.0亿美元,贸易总量排名第三。然而,伴随着出口的大量增长,我国对外贸易出现了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下降的局面。2004年4月,央行副行长郭树清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出口价格水平下降,进口价格水平上升,这是典型的贸易条件恶化表现。
一、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状况
1.贸易条件的含义及计算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条件的最初含义就是价格贸易条件(NBTT),它是一国出口商品平均价格与进口商品平均价格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NBTT=(Px/Pm)・100,Px代表一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Pm代表一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指数。本文依据SITC分类标准,采用帕氏公式来计算中国贸易条件指数。
帕式公式:Pxt=∑pitqit/∑pi0qit
Pmt=∑pjtqjt/∑pj0qjt
其中,Pxt和Pmt分别表示第t期的出口和进口价格指数。pi0和pj0分别表示基期(1983年为基期)第i种商品的平均出口价格和第j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pit和pjt分别表示第t期第i种商品的平均出口价格和第j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qit和qjt分别表示第t期第i种商品的出口数量和第j种商品的进口数量。
表1 1983年~2006年中国的贸易条件 1983=100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本文计算
2.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
根据表1,绘制出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图。
中国贸易条件变动趋势图
从图1中可清晰的看出,中国贸易条件在1983年~2006年间呈波动性下降,趋于恶化的趋势。1983年~1985年间,贸易条件阶段式上升,由1983年的100下降为75.05。第二个明显的贸易条件上升阶段为1988年~1991年。其他时间段,中国贸易条件均有较为明显的恶化趋势。
二、中国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现实中,贸易条件变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其影响程度是多少呢。本文运用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依据,选取影响因素作为模型参数,搜集1983年~2006年间的样本数据,建立影响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回归模型,最终来考察这些因素与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相关程度。
1.模型说明
假设大国情形,且显著性水平为5%。参数包括:GDP指数,以1983年GDP为基期计算。出口商品结构指数(RMP)=(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初级产品出口总额)×100,以1983年RMP为基期。外商直接投资(FDI),本文采用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单位为亿美元。实际关税率(T)=(进口关税实际征收总额/总进口额)×100%。汇率(R),本文采用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价,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模型建立与检验
利用1983年~2006年的数据,以贸易条件指数(NBTT)为因变量,GDP、出口商品结构指数(RMP)、FDI、实际关税率(T)、汇率(R)为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虑到FDI与GDP的相关性及FDI的滞后效应,将FDI的数据滞后一期处理。
NBTTi=a0+a1GDPi+a2RMPi+a3FDIi-1+a4Ti+a5Ri+ei(i=1,2…24)
运用SPSS15.0,对以上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得出模型中R2=0.923,R2的修正值等于0.902,模型的拟合优度高。样本相关系数R=0.961,表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线形相关性强。
DW=1.755,接近于2,所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表2 回归模型系数及t值
资料来源:SPSS15.0输出结果
从表2可得出,贸易条件指数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NBTTi=37.672-0.010GDPi+0.015RMPi-0.009FDIi-1+3.818Ti+0.045Ri。
自由度为18的临界值t0.025(18)=2.10,常数项、GDP、FDI、T和R均通过了t检验。表明解释变量GDP、FDI、实际关税率和汇率对贸易条件有显著性影响。
出口结构指数未通过检验,因此对回归模型进行修正,在原来的回归模型中剔除RMP这个自变量,再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NBTTi=39.864-0.005GDPi-0.012FDIi-1+3.710Ti+0.045Ri
t值: (2.492-2.365-2.877 4.8782.154)
t0.025(19)=2.09,各个自变量均通过t检验
F=50.847>F0.05(4,19)=2.90,通过F检验,说明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R=0.965 ,R2=0.915,R2的修正值为0.897,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高。
3.模型结论
从回归方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GDP、FDI的变动对贸易条件产生负向影响;实际关税率和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条件产生正向影响。
(1)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
中国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存在负相关关系,符合西方经济学中的雷布津斯基定理:在其他要素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一种要素数量的增加将会降低使用该要素商品的相对价格,如果该商品是出口商品则贸易条件将恶化,反之亦然。
(2)FDI与贸易条件
FDI的增加使得贸易条件恶化,这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有关系。根据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如果FDI流入的是东道国的出口优势部门,那么将使出口部门的产出增加、价格降低,贸易条件恶化,反之亦然。在我国自2001年起,70%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向了制造业。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出口商品价格,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下降。
(3)关税与贸易条件
实际关税率即进口关税率的系数为正,说明我国征收关税起到了改善贸易条件的作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正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入世后我国利用关税来调节贸易条件的空间越来越小。
(4)汇率与贸易条件
中国汇率贬值对贸易条件有改善作用。根据国际经济学中琼・罗宾逊夫人的结论,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与外国的进出口商品的供给弹性之积小于中国与外国的进出口需求弹性。即当 SmSx
三、改善中国贸易条件的措施
针对中国贸易条件总体上趋于恶化这一事实,改善中国贸易条件势在必行。那么,如何扭转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呢?我们以中国贸易条件实证分析的结论为事实依据,从影响贸易条件恶化的各种因素入手,提出改善贸易条件的可行措施。
1.调整出口型的经济增长偏向,抑制过热投资
调整中国经济增长方向,实现从偏向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增长向偏向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部门增长的转变。鼓励技术进步的重点偏向于进口替代部门,引导企业投资于该部门的研发活动,并给予财政补贴、税收支持、信贷支持。另外,经济增速的放缓将有利于抑制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其具体政策包括全面加息和能源产品的合理定价,投资降温及理顺国内能源价格等。
2.加强对FDI流向的引导
长期来看,除了要实施鼓励外资流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业政策外,还要进一步拓宽外资进入领域,鼓励外资流向农业与第三产业投资尤其是服务贸易领域,减少劳动密集型部门投资。针对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和转移定价行为,要运用法律手段予以控制,降低转移定价行为的负面影响。
3.改革关税和汇率体制
应积极推进关税体制改革,优化关税结构,促进我国贸易更好地发展。逐步取消不合理的减免税政策,把加工贸易引向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同时要针对整个产业实施关税优惠政策,要给予国内外所有企业国民待遇,以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利于对外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保持进出口基本平衡,改善贸易条件。
参考文献:
[1]林贵军张玉芹:我国贸易条件恶化与贫困化增长.国际贸易问题.2007,(1):3~4
[2]查贵勇:中国外贸条件和实际汇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国际贸易问题.2005,(8):94~95
贸易条件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是反映其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实力或竞争地位的指标,经济学含义是每单位出口商品能够换回的进口商品数量。贸易条件也是衡量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出口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贸易条件也将发生一系列变化,分析其关键影响因素,进而提出应对策略显得尤为必要。
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我国是贸易大国,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显著的。虽然我国目前还不完全是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者和制定者,但也绝对不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因而我国的经济增长应该会对贸易条件产生影响。我国进口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都比较高,主要侧重于关键设备、短缺能源以及原材料等。随着我国国民收入的增加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在当前扩大内需的政策推动下,对进口商品的总需求将会不断减少,未来的贸易条件会得到改善。
产业结构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从根本上说,一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是建立在本国产业结构的基础之上的,产业结构的状况决定了进出口商品结构层次的高低。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具有随着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逐渐升级的趋势,这必然会使一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同样的变化趋势。我国已经完成了出口商品结构从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贸易条件却没有得到改善,这与我国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粗加工比重大、附加值低、质量不高、在国际市场上处于较低价位水平是分不开的。这说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是改善我国贸易条件的重要因素。
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汇率是一国货币同外国货币交换的比价,而贸易条件是用本币或外币衡量的进出口商品的比价,因此本外币比价之间的变动必然直接导致以本币或外币衡量的进出口商品比价的变动。理论认为,本币升值有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但从我国数据来看,人民币升值以来贸易条件仍然延续了恶化态势。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元贬值和国际商品价格上涨部分抵消了人民币升值效应,美元贬值推高了国际价格基准,加之供需紧张和期货市场投机等因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导致我国进口价格大幅上涨,部分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对进口价格的降低效应。
从总体上说,剔除生产成本上升后的出口价格仍显著上升,说明人民币升值确实提高了我国出口价格并有助于改善贸易条件。而且,人民币升值以来,剔除国际价格上涨因素后的进口价格涨幅则有所下降,同时优化了我国出口结构,高附加值和定价能力较强的行业出口占比明显增加,从而也改善贸易条件。人民币汇率的适度升值将改善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从长远观点来看,我国为保障自身的经济安全及利益,特别是为提高外贸效益,必须在长期内逐步改革目前的汇率政策,应该让市场力量发挥主导作用,将行政力量作为一定的辅助手段。
FDI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FDI)多采用加工贸易的方式,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还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主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从而使得出口商品的价格难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内部采购行为使得加工贸易原料的进口价格居高不下。从总体上来看,由于FDI对我国的熟练劳动及技术人才的需求旺盛,而对非技术人才数量增加的作用偏小,因而它加大了我国收入的不平等,拉大了技工与非技工的工资差异,城乡就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使得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若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应该适当引导FDI进入我国的第一产业,使之发挥提高农业生产率的作用,并且要引入到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促进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升级,使我国逐步完成从低档次、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向高档次、高附加值的产品转变,最终提高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
非关税壁垒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由于关税壁垒受到国际贸易组织的约束和限制,在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已经较少采用,而非关税壁垒由于其多样性和隐蔽性,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却屡屡得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在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影响下愈演愈烈,对我国的出口产品造成了巨大影响,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环保和科技方面的优势,制定更高的环保、技术、商品和劳工标准,从而形成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知识产权等新贸易壁垒,削弱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二)贫困化增长出现的主要原因根据巴格瓦蒂的观点,出现贫困化增长现象的原因与贸易条件的恶化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使得一国的出口在贸易条件不变下大大增加;如果该国是一个大国,那么出口的增加过大会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若这种出口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非常低,则会导致该国的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再加上该国对贸易的依赖程度很强,以至于贸易条件的恶化引起国家福利的减少,从而出现了出口越多越穷的奇特现象。(三)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增长”国际经济学理论中提到的贫困化增长问题,主要容易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其对外贸易增长迅速。据统计,2005年中国的贸易总额达到1.4221万亿美元,是1980年的78.5倍,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伴随着不断扩大的贸易规模,贸易条件呈现出不断恶化的趋势。据测算,与1995年相比,2004年贸易条件下降了近35%。国内有不少学者对中国贸易条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研究结论就是贸易条件呈现出总体恶化的趋势,而贸易条件的恶化导致贫困化增长现象的产生。贫困化增长现象不仅出现在了中国的贸易领域,更有甚者,在中国的教育方面也越来越明显。
二、《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中的贫困化增长现象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大学双语教学试点,其规模逐渐扩大,涉猎的领域也越来越宽泛,但是随着双语教学的不断成熟,其教学质量、教学效果并没有与其规模成正比,相反教学质量正不自觉地陷入“贫困化”陷阱。
人类文明诞生后的第一种经济形式是农业经济,其主要特点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和畜牧业在经济中的压倒性优势地位,对大自然的依赖程度依然很高,世界各国彼此分隔。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起,人类社会开始更多地摆脱对大自然的依赖,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认识也不断地深入和拓展,各种发明和创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层出不穷,从而大大地推动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到来、发展和成熟。应该说,到目前为止的人类社会仍然还处在工业经济时代,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仍然以获得工业部门的增长和发展为目标。
然而,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人类社会又开始悄然步入知识经济的新时代:1996年,经合组织发表了一份题为《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概念和相关的指标。世界银行1998~1999年度的世界发展报告更是以《知识与发展》为题,认为“知识对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依赖于知识。……今天,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确实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有50%以上是属于知识密集型的。
所谓“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之上的经济,它主要由知识创新体系、知识传播体系和知识应用体系组成。在这种经济中,知识取代了农业经济中的土地和工业经济中的传统资本而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知识被认为是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驱动器。笔者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经济资源的可再生性。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最主要的经济资源和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作为经济资源,具有非消耗性、共享性、非稀缺性和易操作性,因而是一种可再生性资源,它很少受时间或空间的限制,可低成本复制,且易于传播处理。
2.经济增长的良性化。一方面,经济周期的弱化即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减弱;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改变。有的学者认为,美国“新经济”的“一增两低”(即经济持续增长伴随着低失业和低通胀的独特现象)便体现了知识经济的特点。
3.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上述两个特征紧密联系,发展的观念因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更多地注重经济增长的效益、可持续性和生活质量,更加强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在工业经济时代后期开始加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在“知识经济”时代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作为知识经济重要内容的信息技术和全球网络系统大大地改变了世界市场的存在方式,加速了全球贸易自由化和金融一体化,加快了跨国界的生产要素流动。
笔者认为,只有美国等发达国家才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进程,其中就连走在最前面的美国“新经济”也只是21世纪全球性“知识经济”时代的前奏而已。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被排斥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大门之外。不过,21世纪将成为知识经济的时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知识经济时代的贸易条件问题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是阻挡不住的历史必然。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去积极了解知识经济的运行规律和法则,不去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机遇和挑战,那么它们将永远无法摆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原因很简单,发达国家不断使知识的前沿迅速向前推进和知识本身的乘数效应,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追赶“一个移动的目标”。
自“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提出以来,围绕贸易条件恶化理论的争论就没有停息过。然而,正如保罗·斯特里顿所说的那样,“当许多人对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的理论的批判愈演愈烈的时候,这个理论的内核很可能在这场猛烈的攻击中得以保存下来。这个内核就是:在世界经济当中,存在着导致从对外贸易和广泛的经济进步过程中产生的收益分配不平衡地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以至于最好最大的份额归于强国,弱国则在分配过程中自相侵吞。”①结果,贸易条件恶化论不仅没有被,反而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贸易条件恶化论可以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1.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相对于中心国家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而言,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29%②。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4年的一份报告中同样证明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趋势,它指出1968~1987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52%③。
2.国家的初级产品相对于中心国家的初级产品来说,其贸易条件同样也在恶化。汉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间,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单位价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则年均下降了1.82%④。联合国在2000年1月的统计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25%和58%⑤。
3.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与中心国家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也在下降。汉斯和沙卡等人通过对29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1965~1985年期间出口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这29个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年均下降0.65%⑥。
4.相对而言,国家的贸易条件存在着长期恶化的趋势。1980~1995年间,低收入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都呈下降趋势:如果以1987年为100,那么这两项指标分别从121和105下降为91和89⑦。
以上内容可以说是贸易条件恶论在工业经济时代的几种表现,它们是工业经济时代国际分工的产物。到知识经济时代以后,同样由于不对称的中心—体系,同样由于技术进步在中心和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和扩散,同时还由于知识产品与物质产品在需求收入弹性上的差别,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并不会从本质上得到扭转,贸易条件恶化论的“核心”内容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只不过中心—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由“工业制成品—初级产品”组合转变成了“知识产品—物质产品”的组合,因此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除上述4个层次的内容继续有效以外,它还极有可能增加下述几个方面的内容:
5.国家工业制成品与中心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6.国家的初级产品与中心国家的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
7.国家的初级知识产品与中心国家的成熟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不过,贸易条件恶化论的上述发展仅仅是理论上的一种延续,它还有待实践的证明。笔者提出贸易条件恶化论的这种发展方向,并不是想渲染一种对“弱国”发展前景的悲观主义,而是想强调这样的事实:处于“弱国”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拉美是其中当然的成员,应当正视“知识经济”的挑战,尤其是要认识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要比“强国”面临的挑战严峻得多。
【参考文献】
①PaulStreeten,DevelopmentPerspectives,P.217,London,TheMacmillanPressLtd.,1981.
②D.Sapsford,"TheStatisticalDebateontheNetBarterTermsofTrade:ACommentandSomeAdditionalEvidence",EconomicJournal,September1985,PP.786.
③IMF,"Adjustment,NotResistance,theKeytoDealingwithLowCommodityPrices",IMFSurvey,vol.23,October1994,PP.350-352.
④HansW.Singer,"TermsofTradeandEconomicDevelopment",inJohnEatwell,et.al(eds.),TheNewPalgraveADictionaryofEconomics,Vol.Ⅲ,P.628,London,TheMacmillanPressLtd.,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