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资保险法范文
时间：2023-06-12 09:3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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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
私人向海外投资会遇到各种风险，这些风险既包括如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也包括决策失误、经营不善、货币贬值等商业风险，但最令投资者忧虑的是与东道国政治、社会、法律有关的非商业风险，即政治风险。为使本国私人投资免受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影响，美国针对欧洲国家的货币汇兑风险在1948 年就建立了配合“马歇尔计划”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其后转变为对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政治风险提供担保。此后，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先后建立了本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保护本国的海外私人投资。日本在1956 年实行“海外投资原本保险”，1957 年又增加“海外投资利润保险”，1970 年把两种制度融为一体，建立了统一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联邦德国于1959 年，法国于1960 年，丹麦、澳大利亚于1966 年，荷兰、加拿大于1969年，瑞士于1970 年，比利时于1971 年，英国于1972 年分别建立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已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投资保证制度。
（二）、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现状
我国没有制定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存在着立法空白，不能适应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但是现阶段也存在一些调整海外投资关系的国内法律规范，主要是某些法律，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外投资事业迅速发展。目前，我国的海外投资企业遍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和欧洲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设立在非洲一些国家，这些国家政局动荡，经济困难，且法制不健全，存在对外国投资国有化或征收的可能，使得我国的海外投资面临巨大的风险。为切实有效的维护我国海外投资的安全与利益，促进我国海外投资的健康发展，我们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制定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在保护我国投资者的同时推动我国经济发展。
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特征及作用
（一）、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东道国可能遇到的商业风险，提供相应的保险，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承保的非商业风险发生后，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害，则由保险机构赔偿其损害的制度。
（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特征
1.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一种政府保证、国家保证，它是由政府公司、政府机构或政府与国营公司承保的，具有明显的国家性质。
2.海外投资保险只承保政治风险，商业风险不予承包。政治风险包括征收险、外汇险，战争与内乱险。
3.海外投资保险只承保本国私人海外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不予承保。
4.海外投资保险的主要目的不是盈利和事后补偿，而是保护和鼓励本国私人海外投资和预防海外投资遇到的政治风险。
（三）、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作用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于推动资源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具有积极的作用。这一制度的宗旨是通过对海外投资提供保险，消除本国投资者对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担忧，鼓励本国的资本输出和对外经济关系的扩张，推动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也有局限性。它是一种单边制度，其基本机制是投资者缴纳费用，发生风险时有关机构给予赔偿，并不能直接起到防止东道国风险发生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否给予承保要由保险机构决定，这势必导致本国政府对私人海外投资活动的干预，据统计，西方17国保险机构承保的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总额，约等于这些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累计投资额的10%，也说明了这一制度的固有缺陷。虽然如此，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仍然是资本输出国保护本国海外投资者利益与安全的一项重要的国内保险制度。因此，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本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而且随着国家间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跻身国际投资市场，国际投资领域日趋多元化。发展中国家也逐渐认识到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重要性，开始建立本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对此问题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三、研究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意义
国际投资对于各个国家来说犹如新鲜的血液，献过血的人都知道，对于献血的一方来说，献完血后其实有众多好处，如对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具有积极的作用，可预防、缓解高粘血症，使人感到身体轻松、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可促进、改善心理健康甚至延年益寿等等，最重要的一点是献完血后我们便有了献血证，凭着献血证献血的一方在自己或是自己的亲人需要血的时候可以无偿享受到血库赠予的血。对于接受献血的一方来说那可说是“久旱逢甘霖”了。相比之下，国际投资也是这样，接受投资的一国即东道国自然可以补本国之需，还可以增加其国家的就业机会等等进而拉动东道国经济的发展。而对于投资的一方即输出国企业来说，通过国际投资，它们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挣到钱，达到其经济目的。可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尤其在我国，如果投资者在东道国遇到一些非商业风险，尤其是政治风险时，其危害是巨大的，常常使投资者的损失惨重甚至血本无归，这就好比是“献完血的人献完血后造福了他人却得不到任何回馈”一样……
如在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中，中国企业在利比亚的投资损失非常惨重，大量滞留的财产难以得到保全，损失也无法获得赔偿。据有关统计数据，中国企业在利比亚承包的工程项目涉及合同金额高达188亿美元，但后来获得的保险赔偿不足4亿元人民币，这就好比献了血的一方在自己需要用血的时候却无法得到血库的供血，对其的影响可见一斑……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现在还未真正建立起有利于投资者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使一些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保护，进而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希望我国的有关组织及部门尽快建立起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为我国的海外投资者扫除后顾之忧，为我国经济的腾飞保驾护航！这便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之所在了。
【参考文献】
[1]余劲松，吴志攀.国际经济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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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F9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 1)02－0070－06
所谓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求偿权，是指政治风险承保机构在向投保人支付保险金后，代位取得投保人有关海外投资的一切权利，包括有关资产的所有权、债权、索赔权等，向东道国进行索赔。作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核心内容，代位权是联系投资母国与东道国的纽带与桥梁，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由国内法层面向国际法层面，由私法机制向公法机制转化的重要步骤。我国从1999年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对外投资的步伐明显加快，2008年全面爆发的金融危机更为中国“走出去”带来新的机遇。截至2010年11月，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超2800亿美元，居全球第15位。在新形势下，我国应当尽快建立起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的立法模式，充分发挥其保障功能，进一步激励我国的海外投资。
一、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的法理分析
(一)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的特点
海外投资保险是应对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保护本国海外投资安全应运而生的一项独特制度，其具有以下特征：
1、行使对象的特殊性
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行使对象非国内私主体，而是东道国。根据国家原则，东道国对其违约行为享有管辖和执行豁免权。这使得海外投资保险合同不再是纯国内合同，而具有国际性与公法性。
2、行使主体的特殊性 海外投资保险主要承保政治风险，一般商业保险公司无力承担该风险，因此，各国均设立政府机构或公营公司以承担风险，当发生保险赔付时，由其行使代位权。
3、权利客体的特殊性 如前所述，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的产生是基于东道国国内发生的政治风险，其权利客体处于东道国的禁令或命令的控制之下，其他任何国家或法人都不可对其自由地主张权利。
4、权利行使依据的特殊性 海外投资保险机构虽可依据本国保险法予以承保、理赔而取得代位权，但无法依据本国保险法行使代位权。因此，投资母国与东道国往往通过签署双边投资条约(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以下简称BITs)作为适用法以保障代位权的行使。
(二)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的法理依据
1、属人管辖原则 国家可以表现为属地管辖权，也可以表现为属人管辖权。如前所述，东道国可以依据属地管辖权在其境内颁布禁兑令或对其境内财产实施征收或国有化措施。对此，1974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亦加以肯定。而投资母国也可以行使属人管辖权，对东道国境内具有本国国籍的法人或个人予以保护。国籍的一个正常重要功能是，在与一国有充分联系的国民和法人受到他国的伤害或损害时确定该国的法律利益。这也是投资母国行使外交保护的法理所在。
2、国民待遇原则 国民待遇原则是指“依据国际法，每一个国家至少必须允许外国人在人身和财产安全方面和本国人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实践中，多为发达国家的投资母国尤其强调国民待遇原则的重要性，其意志直接体现在BITs中的国民待遇条款。如主要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在其1976年《关于国际投资和跨国企业的宣言》及其一系列相关法律文件中。均将国民待遇原则纳入其中。而多为发展中国家的东道国对国民待遇原则则采取保留的态度。东道国为抵制投资母国无限制的国民待遇要求，发展出卡尔沃原则。
3、让渡原则 让渡是经济全球化与传统国家理论碰撞的产物。传统的国家观点认为国家是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拥有最高的、排他的权利，即“绝对”。进入20世纪，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使得国家间的互相依存日益增强，“绝对”开始受到学者。的质疑，而逐渐被“相对”所取代。“相对”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国际社会大量双边或多边条约的出现，国家通过自愿订立多边或双边条约来限制其，从而实现的让渡。常设国际法院在“温勃勒顿号案”的判决中也明确支持这一观点：“国家在缔结任何承允采取或不采取某种特定行动的条约时是放弃了它的。无疑，任何产生这种义务的条约，在要求缔约国以某种方式履行其义务的意义上是对该国的行使加以限制。”而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由于多边投资协定的作用有限，所以让渡主要以订立双边条约的形式实现，即东道国通过与投资母国在BITs中订立“保险代位权”的条款来让渡部分国家。
二、发达国家关于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的立法模式
(一)美国模式：制定BITs模式
美国是海外投资保险的鼻祖国。二战结束后，美国开始实施“马歇尔计划”，于1948年创设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并于1971年设立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承担美国私人海外投资保证和保险业务。OPIC承保业务的前提条件之一是投保人进行投资的东道国必须与美国签署BITs，并订有专门的代位权条款。
美国模式的优点在于通过BITs改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从而达到投资者及其保险人的预期，降低投资风险与成本。同时以条约为依据，使政治风险得以通过法律手段化解，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而其缺点在于：(1)BITs内容有限。BITs多为美国政府与东道国就OPIC方案如何予以操作的程序性协定，而未对OPIC方案如何具体操作做出协定。(2)BITs覆盖范围局域。BITs需要投资母国与东道国主要针对双方关注的议题逐一开展双边谈判，难免存在内容设计上的缺失。此外，由于美国展开双边谈判的对象有限，BITs无法覆盖所有投资项目，BITs未能覆盖的投资者由于不具有投保资格，其风险也因此无法得到保险机构的分担。(3)BITs制定耗时。条约制定过程是国家权利让渡的过程，双方都试图通过谈判使其利益最大化，而东道国与投资母国的利益必然发生冲突，因此条约谈判过程又是各国妥协与退让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注定不可能一蹴而就。
(二)德国模式：以制定BITs为主，辅之以外交保护模式
德国实行政府与国营公司共同经营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模式，即PWC德国复审股份公司和黑尔梅斯信贷担保股份公司作为德国联邦政府的人，承办德国海外私人投资保险业务。承办公司对投保人提出的投保申请初审同意后，呈交由联邦经济部、财政部、外交部以及经济合作部的代表组成的“部际委员会”审批。与此同时，德国也非常重视BITs在海外投资保险中的地位和作用，原则上要求投资者需向与德国签署BITs的国家进行投资，但这并非投资者取得投保资格的必要条件。如果部际委员会作出评估，认为投资东道国国内投资环境较好，可以做出承保的例外许可。
德国模式的优点在于将整体与个案、原则与特殊完美结合，既保障了国内投资者的海外投资需求，也平衡了国内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风险。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最有效的模式。而其缺点在于正是由于存在例外的空间，因此如何把握特殊，是对审批机构的效率、审批人员的素养的极大的考验。
(三)日本模式：外交保护模式
日本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始于1956年，并以《贸易保险法》为依据，将“以存在BITs作为承保要件”予以剔除，由国内海外投资保险机构依据外交保护原则行使代位权。
日本模式的优点在于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适用范围不受限制，任何投资者都可以享受国家保护，不会出现保险空白，有利于促进本国海外投资的发展。而其缺点在于：(1)加重了国内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负担。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即政治风险发生在未与日本订立BITs的国家或地区，国内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在对投保人作出赔付后，其代位权的行使可能由于东道国政府基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各种抗辩而难以实现。(2)容易使经济问题政治化，不利于国家外交政策的全面实施。
三、我国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立法模式的选择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启对外直接投资，其中，1979～1985年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起步阶段，1986～1996年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阶段，1997年至今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由高速发展转向平稳发展的阶段。为配合我国海外投资发展的需要，我国在2001年成立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专门承办政策性信用保险业务，其中其开发的“投资保险”产品将汇兑限制、征收、战争及政治暴乱、政府违约等风险都纳入承保范围。但其设计的条款及《投资指南》却忽略了作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核心内容的代位权。代位权直接关乎承保机构的正常运作，是整个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得以存续的基础。因此，如何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模式关乎我国海外投资的顺利进行。
通过上述对于发达国家关于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不同立法模式的比较，笔者认为美国模式比较适合我国目前的国情。
1、目前我国海外投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欠成熟，需要国家予以规范和指引 制定BITs模式，以“在与中国签署BITs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作为投资人投保的前提条件，投资者为取得母国保护降低投资风险，在投资时会主动向与中国签署BITs的国家和地区倾斜，从而达到引导投资方向的目的。
2、“以制定BITs为主，辅之以外交保护模式”的德国模式不适合我国国情 由于德国模式在全面覆盖本国海外投资的基础上又设有BITs的保障，因此可以称之为最完美的模式。但这种“完美”的模式并不适合当前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现状。由于德国模式实行承保机构与审批机构相互独立的机制，审批机构在审查特殊投资者是否具有投保资格时，会借助于来自于会计师事务所、银行、商业协会等专家的智力支持，从而保障审查的效率和质量。而我国目前仍无法具备相当的条件，因此不适合采取德国模式。
3、与日本的外交保护模式相比，制定BITs模式既符合国家的利益，也能够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如前所述，外交保护模式的缺点是经济纠纷政治化，国家过多介入私人纠纷，不利于国家外交关系的正常开展。因此，如果将海外投资纳入外交保护，一方面必将牵扯国家过多精力，而如果外交保护无法实现，国内海外投资保险机构作出赔付后，国家必定要予以部分财政支持，因而又占用国家过多资金。另一方面，外交保护模式也不利于充分保障投资者权益。海外投资者的最大风险莫过于政治风险，当发生争议时，纠纷能否得到及时解决、损失能否得到及时赔付对于投资者而言至关重要。由于外交保护受到“国际连续原则”、“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卡尔沃原则”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因此依靠外交保护行使代位权必定耗时耗事，投资者将无法获得充分及时赔付的制度保障。较之外交保护模式，采取BITs模式更利于代位权的顺利行使。如果东道国与我国签订的BITs中订有代位权条款，根据条约必守原则，东道国慑于违约可能产生的国家责任，自愿让渡部分，允许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对其行使代位权，从而保障投资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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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概念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overseas investment insurance scheme)又称海外投资保证制度(investment guarantee program),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或保证,投资者向本国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赔偿其损失的制度。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在获得批准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蒙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国际法条文中,通常用“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代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海外投资保证制度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承保范畴的区别: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国家政府支持下的一种特殊的保险制度,承保范围只限于政府指定的政治风险;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不仅包括对政治风险的承保,而且也包括对非政治性的商业风险的承保。赔偿方式上的区别:投资保证,一般对所受损失进行全部补偿;投资保险,只按投资的一定比例并且基于一定条件进行补偿。从功能的联系上讲,二者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鼓励、促进、保护本国海外投资而建立的保障制度。
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模式的几种类型介绍
(一)双边模式
双边模式是以双边保护协定的存在作为承保海外投资风险的前提,即美国与东道国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只有在于美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才可以申请保险。当规定的政治风险出现,美国向投资者赔偿损失后,就取得了法定的代位权求偿权。美国政府就有权向东道国索赔。
(二)单边模式
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采用的是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单边模式。即不以日本同东道国订立的双边保证协定为前提,只依据日本的国内法,就可以对海外投资进行保险。
(三)多边模式
多边模式又称混合模式,以德国为代表。多边模式将双边模式与单边模式结合在一起,以双边模式为主,以单边模式为辅,比单纯的双边模式和单边模式更具有灵活性。即与德国订有双边保护协定的东道国采用双边模式,未与德国订有双边保护协定的东道国采用单边模式。将单边模式与双边模式结合在一起后者,交相为用,以便更好得促进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保护海外投资。
三、关于建立我国海外头投资保险制度模式选择的几种学说
目前,过于构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模式,学界的学说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种主张,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采取日本式的单边主义模式。即投资保险制度不以投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制度为法定前提。主张单边模式的理由是,我国与他国订立的投资保护协定数量并不多,若实行双边模式,会使许多在没有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的投资者,得不到投资保险的保护,即投资保险制度不以投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制度为法定前提,也会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发挥作用的范围受到限制。
第二种主张,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实行美国式的双边主义模式。即,投资者只能在与母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才能加入保险。也就是将国家间的海外投资保护协定作为投资母国国内法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法定前提。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最大的优势是,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
第三种主张,采用德国式的混合模式。一部分学者主张,采取单边模式还是双边模式要依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的大小而定,对于在政治风险小的国家投资,采取单边主义的模式,对于在政治风险大的国家投资采取双边主义模式。另一部分学者主张,对于在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国家投资,采取双边模式;对于在没有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采用单边便模式。
我国在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充分考虑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海外投资的发展现状。依据现实,根据实际需要,全面考察三种制度模式的利弊,做出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度模式设计。
四、单边模式与双边模式的比较分析
就双边模式而言,他有许多单边模式所不具备的优点:
1.双边保险制度可以解决本国政府在私人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代位权中的出诉权问题。出诉权是指,投资国母国政府将本国海外投资保险的保险机构的向东道国政府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请求提交国际法庭,或通过外交渠道支持这种代位求偿请求权的资格。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经常出现投保人国籍不连续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出诉权是否要遵守国籍连续原则,国际上尚无共识,而双边保护制度中投资国和东道国可以通过签订条约商定是否适用“国籍连续”原则。
2.双边保险制度能加强本国海外投资的保险机构代位求偿权的法律效力。投资母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通过代位权的行使将投资者与东道国的经济关系转化为投资母国同东道国间的官方的关系。对于求偿主体的变更往往会遭到东道国拒绝,在这种情形下,承保机构可以寻求外交保护或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然而外交保护受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和严格原则的制约,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可以使代位权确定化、公法化,为保险机构代位权的实现提供了充分有效的制度保证。
但是,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和单边模式的保险制度相比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以投资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保护协定为前提,这就排除了一部分与投资母国未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或地区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无法享有投资保险制度的保护。而单边模式投资保险制度下的海外投资者不受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限制,在任何国家地区投资的海外投资者都可以受到平等的保护。但是单边制度下通过外交权途径行使代位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国籍连续原则”“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卡沃尔条款”的限制,这些限制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施行处于不确定状态。
五、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双边模式的确立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海外投资发展的现实以及我国国情,我国适合采用美国式的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双边模式最大的优点在于能保证海外投资承保机构的代位权的实现。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承认两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代位权的前提下,国际法上的履约义务使得原属国际私人契约关系的这类代位赔偿关系上升为国际法上的法律关系,从而使得海外投资行为受到国际法层面的保护。相对单纯依靠外交权追偿的单边保证模式,双边模式可以有效地消除东道国政府援引“卡沃尔主义”条款拒绝投资母国依据外交保护提出国际索赔。也可以避免因“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籍持续原则”给纠纷处理带来的不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根据国际法原则,国家间的主权地位是平等的,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将本国的意志施加给别的国家,因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最重要的权利——代位权,只有在东道国认可的前提下,才可以顺利实现。因而双边模式是在两国订立双边投资保障协议的前提下,投资母国的代位权得到东道国的认可的前提下实施的,因而双边模式更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
通过外交保护来行使代位权相比通过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来行使代位权要受到更多的限制。外交保护权只有存在投资者在东道国受到不法侵害或不公正待遇时,东道国不提供救济或救济不合理时,投资者要求母国通过外交途径对其进行保护。但实践中外交权的行使是相当琐碎复杂的。在国际惯例中,国家代表投资者通过外交途径向东道国求偿,要受到严格的条件(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际持续原则)制约。除非投资者得不到东道国合理的司法行政救济,否则外交保护权利是不可以行使的。同时,要求投资者受侵害期间或提出外交保护时属于被请求国国民。可见如果不符合“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籍持续原则”,便会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的代位权的实现受到阻碍。除此之外,“卡沃尔主义”被拉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认可,投资者只有在放弃外交保护的前提下,才可以在东道国投资。目的在于防止发达国家滥用外交权以此损害东道国的国家利益。我国目前海外投资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在这种单边模式下,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代位权是相当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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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概念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overseas investment insurance scheme）又称海外投资保证制度（investment guarantee program），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或保证，投资者向本国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赔偿其损失的制度。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在获得批准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蒙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国际法条文中，通常用“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代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海外投资保证制度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承保范畴的区别：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国家政府支持下的一种特殊的保险制度，承保范围只限于政府指定的政治风险；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不仅包括对政治风险的承保，而且也包括对非政治性的商业风险的承保。赔偿方式上的区别：投资保证，一般对所受损失进行全部补偿；投资保险，只按投资的一定比例并且基于一定条件进行补偿。从功能的联系上讲，二者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鼓励、促进、保护本国海外投资而建立的保障制度。
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模式的几种类型介绍
（一）双边模式
双边模式是以双边保护协定的存在作为承保海外投资风险的前提，即美国与东道国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只有在于美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才可以申请保险。当规定的政治风险出现，美国向投资者赔偿损失后，就取得了法定的代位权求偿权。美国政府就有权向东道国索赔。
（二）单边模式
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采用的是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单边模式。即不以日本同东道国订立的双边保证协定为前提，只依据日本的国内法，就可以对海外投资进行保险。
（三）多边模式
多边模式又称混合模式，以德国为代表。多边模式将双边模式与单边模式结合在一起，以双边模式为主，以单边模式为辅，比单纯的双边模式和单边模式更具有灵活性。即与德国订有双边保护协定的东道国采用双边模式，未与德国订有双边保护协定的东道国采用单边模式。将单边模式与双边模式结合在一起后者，交相为用，以便更好得促进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保护海外投资。
三、关于建立我国海外头投资保险制度模式选择的几种学说
目前，过于构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模式，学界的学说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种主张，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采取日本式的单边主义模式。即投资保险制度不以投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制度为法定前提。主张单边模式的理由是，我国与他国订立的投资保护协定数量并不多，若实行双边模式，会使许多在没有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的投资者，得不到投资保险的保护，即投资保险制度不以投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制度为法定前提，也会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发挥作用的范围受到限制。
第二种主张，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实行美国式的双边主义模式。即，投资者只能在与母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才能加入保险。也就是将国家间的海外投资保护协定作为投资母国国内法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法定前提。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最大的优势是，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
第三种主张，采用德国式的混合模式。一部分学者主张，采取单边模式还是双边模式要依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的大小而定，对于在政治风险小的国家投资，采取单边主义的模式，对于在政治风险大的国家投资采取双边主义模式。另一部分学者主张，对于在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国家投资，采取双边模式；对于在没有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采用单边便模式。
我国在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充分考虑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海外投资的发展现状。依据现实，根据实际需要，全面考察三种制度模式的利弊，做出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度模式设计。
四、单边模式与双边模式的比较分析
就双边模式而言，他有许多单边模式所不具备的优点：
1.双边保险制度可以解决本国政府在私人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代位权中的出诉权问题。出诉权是指，投资国母国政府将本国海外投资保险的保险机构的向东道国政府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请求提交国际法庭，或通过外交渠道支持这种代位求偿请求权的资格。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经常出现投保人国籍不连续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出诉权是否要遵守国籍连续原则，国际上尚无共识，而双边保护制度中投资国和东道国可以通过签订条约商定是否适用“国籍连续”原则。
2.双边保险制度能加强本国海外投资的保险机构代位求偿权的法律效力。投资母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通过代位权的行使将投资者与东道国的经济关系转化为投资母国同东道国间的官方的关系。对于求偿主体的变更往往会遭到东道国拒绝，在这种情形下，承保机构可以寻求外交保护或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然而外交保护受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和严格原则的制约，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可以使代位权确定化、公法化，为保险机构代位权的实现提供了充分有效的制度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