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盈利性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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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会计稳健性是一项颇有争议的会计惯例。2010年IASB与FASB的《通用目的财务报告的目标》取消了稳健性质量要求。理由是会计稳健性可能导致偏误，低估资产高估负债会导致以后年度财务业绩的高估，这一结果是不谨慎、不中立的，与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不符。由于会计稳健性缺乏量化标准，实务操作上具有任意性，常被公司管理层用于操纵利润和盈余管理。因此，放弃稳健性的呼声日渐高涨。

但是，纵观会计发展史，稳健性一直被列为会计学最重要的原则。究其原因就是稳健性不只是一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还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它能缓解外部投资者与公司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问题，保护投资者利益。

近期，学者们通过研究会计稳健性与投资效率之间关系来考察会计稳健性的治理作用，但至今缺乏一致结论。并且，大多数研究没有考虑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因此，本文在以前文献的基础上，试图控制盈余管理因素，研究会计稳健性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以验证会计稳健性在我国资本市场中能否发挥公司治理效应。

二、文献分析和研究假设

在完美市场条件下，公司投资于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实现价值最大化。但现实中，由于存在市场摩擦和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投资并不总是有效率的，由于问题的存在，管理层常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出现投资过度；或放弃净现值为正的项目，出现投资不足。

以前文献围绕会计稳健性的治理作用展开研究，一方面，会计稳健性通过缓解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投资效率（如Ball&Shivakumar，2005；Zhang，2008；Guay和Verrecchia，2007等）；另一方面，会计稳健性可能会使投资者低估投资项目，加剧信息不对称，导致投资不足（如Devine，1963；Sloan，1996；姜国华、张然，2007等）。

评判一项会计制度或会计政策的好坏离不开对制度环境的分析。当前，我国依然是一个新兴的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机制不健全，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不完善，公司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且，由于会计利润是资本市场监管的主要标准，上市公司有强烈的动机操纵利润，以达到上市、配股等目的，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公司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引发问题，降低公司投资效率。在这种背景下，会计稳健性缓解信息不对称的治理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它及时确认损失，发挥债务契约对管理层的限制作用，使股东更好监督管理层，使其尽早放弃业绩差的投资项目，抑制投资过度；另一方面，由于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公司面临的投资约束比较严重，会计稳健性能够缓解管理层与债权人、股东等外部资金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融资成本，缓解投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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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综述

（一）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1.企业盈利能力的内涵

盈利能力，也称获利能力，它是指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盈利水平及盈利的稳定、持久性是盈利能力分析所应包括的两方面内容。企业盈利的稳定性、持久性的分析在人们对企业盈利能力分析中往往被忽视，而只重视企业获得利润的多少。

2.盈利能力分析的方法

（1）盈利稳定性的分析

盈利的稳定性分析，主要是站在各种业务利润结构的角度，通过分析各种业务利润在利润总额中所占比重来进行判别盈利的稳定性。

（2）盈利持久性的分析

盈利的持久性，就是指企业盈利长期变动的趋势。通常采用两期或数期的损益进行比较的方式以分析盈利的持久性。

（3）盈利水平分析A主要分析指标

评价企业盈利水平的指标一般为相对财务指标。总体上可按照资源投入和经营特点把这些指标分为为四大类，分别是：生产经营盈利能力分析、资产盈利能力分析、权益资金盈利能力分析以及股份公司盈利能力分析。

3.盈利能力的计量指标

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有很多，在所有的财务比率中最广为认知和广泛使用的主要有三个指标：利润率、资产报酬率和权益报酬率。

（二）杜邦模型

杜邦分析是将权益报酬率分解为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和财务杠杆三部分进行分析的方式，此种方式也被称为“杜邦模型”。杜邦模型表明有三类因素影响权益报酬率：运营效率，用利润率衡量；资产使用效率，用资产周转率来衡量；财务杠杆，用权益乘数衡量。

杜邦恒等式：权益报酬率（ROE）=净利润/权益总额

二、ZW地产公司盈利能力的杜邦分析

（一）ZW地产公司简介

ZW地产是具有国家一级开发资质的大型国有房地产企业集团，中国房地产“综合开发”“责任地产”“蓝筹地产”百强企业。作为根植西安本土的领导品牌，ZW地产始终以对城市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业主负责的国企品牌责任，致力于提升城市价值、传承地域文化和改善人居环境。2014年以来，“五优好宅”住宅生活体系得以建立，成为ZW地产新时期下的发展目标。

（二）ZW地产盈利能力的杜邦分析

运用杜邦模型可以解释盈利能力指标变动原因和变动趋势，为采取措施提高盈利能力指明方向。表3-1、表3-2分别为根据ZW地产2009、2010、2011年三年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数据编制的该公司比较资产负债表和比较损益表。下面就以杜邦模型为基础，结合因素分析法、趋势分析法，对ZW地产公司的盈利能力进行杜邦分析。

分析表3-1、表3-2，可计算该公司相关财务比率如下：

权益报酬率=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本文以营业净利率替代销售净利率）

2009年 0.27=0.09*2.26*1.33

2010年 0.29=0.11*2.28*1.16

2011年 0.24=0.09*2.27*1.18

该公司权益报酬率2009年为0.27，2010年上升至0.29， 2011年有所下降为0.24，这是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和权益乘数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生产经营业务盈利能力、资产盈利能力和财务杠杆盈利能力三种盈利能力相互影响的体现。

（三）销售净利率

很显然，2011年的销售指标均比2010年和2009年差许多，虽然2011年的营业利润514983万元高于2009年的469044万元，但其成本费用控制较差，在获取同样销售收入的情况下，付出的代价较为高昂。

（四）总资产周转率

该公司的总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以及存货周转率也会对权益报酬率产生影响。2009―2011三年的资产周转率情况如下表3-4所示：

从表3-4可以得出：应收账款周转率2009年最高，2011年比2010年略有提高。2009年的应收账款仅有33083万元，相比2010年的114033万元、2011年的104700万元少得多。而总资产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三年基本持平，说明三年来资产的盈利能力基本相同，对权益报酬率的影响不大。

三、基于盈利能力的ZW地产公司实施策略建议

（一）选准目标市场。彼得斯和沃特曼曾经合著了《追求卓越》一书，书中有一段话表达的意思是：盈利水平最高的企业的必定集中经营核心产品，盈利水平较高的企业是相关多元化经营，盈利水平最差的企业就是无关多元化经营了。因此，ZW地产公司实施多经营战略时，最好选择与其行业有关联的行业或产品。如果能把这些行业和产品与白酒主业结合起来，参与行业组织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调整，既可以把原本流向行业外的利润留在行业内，又可扩大企业在行业内的影响力，而且能通过主辅业配合形成的产业链发挥综合优势，提高企业的整体盈利水平。

（二）明悉目标行业，掌握核心技术，避免盲目决策。在选准目标行业以后，企业首先要对新行业诸如市场规模、发展潜力、竞争对手等重要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或者说要有绝对把握。其次是要掌握在该领域生存、发展所需要的核心技术，这是关键所在。若想在新行业经营获得成功，必须同时具备技术、资金和市场营销等全方位优势。最后是要对目标行业的经营预期做出具有前瞻性的长远规划，明确实施步骤，避免决策的盲目性。对ZW地产公司来讲，可发挥其在资金方面的优势，买断目标行业有关产品的核心技术，掌握决胜的利器，从而为在新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就没有领先优势，单单靠在资金上的所谓的优势，即便能够进入一些竞争激烈的行业，也只能以低水平维持，其经营业绩不会取得预想的结果。

（三）打造整体优势，实现优势整合，获取“1+1 >2”的效应。企业可采用两种方式进入新行业：一是依靠内部成长，二是依赖外部成长。内部成长是指原有企业投资新建项目，随着新项目的投入运营而进入新行业：外部成长是指原企业购并一个新企业，继而进入新行业，并在新行业内精心运作，使所购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无论哪种操作方式，其目的无非是通过整体优势的打造，获取整合优势，实现综合经济效益，达到“1+1>2"的效果。ZW地产公司若进行多元化经营，应在有限的资源内兼顾不同集团利益，通过人事安排、资源调配、文化融合等手段进行组织结构再造，树立职工整体价值观，以实现战略协同，打造整体优势。

（四）要注意控制规模，及时调整行动方案。经济规模不是规模经济，应尽量避免规模过大造成严重后果。过大的规模，就会因组织结构错综复杂导致管理沟通困难，以至于信息失灵、对市场反应迟钝，企业运转失常。遇此情况，企业应及时取措施“精兵简政”。对所属子公司进行清查，分门别类制定精简、调整方案，通过采取分拆、剥离、缩小企业规模等手段，促使企业“瘦身强骨”，提高运营效率，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再次，用合理的资本结构，充分发挥财务杠杆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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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于1995年创立，2011年6月在深交所挂牌上市，目前主要从事二次充电电池及光伏业务、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以及包含传统燃油汽车及新能源汽车在内的汽车业务，同时利用自身技术优势积极拓展新能源产品领域的相关业务。在2003年比亚迪拓展汽车业务，目前已经展迅速成长为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生产的领先品牌。

公司秉持“技术、品质、责任”的发展理念，肩负绿色环保的企业社会责任，在汽车产业打造出长期可持续的核心竞争优势，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领跑者之一，自2015年5月起，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销量持续超越海内外竞争对手，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冠军企业。

2基于杜邦模型的比亚迪盈利能力分析

21杜邦模型

杜邦模型是将各种财务比率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的综合财务分析方法，该模型以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为出发点，层层分解至总资产收益率、销售净利率和总资产周转率等财务指标，将若干个反映企业盈利状况、财务状况和营运状况的比率按其内在联系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杜邦分析模型见下图。

22比亚迪盈利能力分析

杜邦分析方法可以解释各个财务指标变动的趋势及?动原因，为企业下一步采取经营策略提供参考。下面本文以杜邦模型为分析分析方法，对比亚迪近两年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同时将比亚迪的财务比率与汽车行业的行业均值进行比较，找出比亚迪公司在汽车行业中的差距。比亚迪2014―2015年基本财务数据及主要财务比率见下表。

（1）净资产收益率=权益乘数×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从上表可以看出，比亚迪2014―2015年净资产收益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公司整体业绩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经过对净资产收益率公式分解，可以看出2015年比亚迪总资产周转率、销售净利率和权益乘数均有小幅度上升，说明该公司竞争实力在增长，资本运作效率有提升。2014年和2015年汽车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均值分别是01544和01649，不论是2014年还是2015年，比亚迪的净资产收益率与汽车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均值差距都比较大，比亚迪在下一年度的发展中需要进一步提升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提高公司竞争实力。虽然2015年的总资产周转率相对于2014年总资产周转率有小幅度提升，但是与同行业总资产周转率水平相比，仍然处于相对较差的水平，资产利用效率有待提高。

（2）销售净利率=净利润÷销售收入。销售净利率表示销售收入对净利润的贡献程度。从上表可以看出，比亚迪2014―2015年销售净利率有小幅度上升，2014年和2015年汽车行业的销售净利率均值分别是00496和052，从2014年到2015年，比亚迪的销售净利率与汽车行业的销售净利率均值相比差距在逐步缩小，差距由369%缩小到128%。面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高速发展，比亚迪积极把握历史机遇，策略性加大对汽车业务的严打和投资力度，继续退出性能优越的新车型并持续扩大电池产能满足市场对本公司新能源汽车的需求。2015年销量同比增长20813%，新能源汽车销量局全球第一。

（3）权益乘数=1÷（1-资产负债率）。权益乘数对提高净资产收益率有杠杆的作用，权益乘数越大，则净资产收益率越高，企业财务风险也会相应增加，偿债能力有所小降。从上表可以看出，比亚迪2014―2015年权益乘数有较小幅度的下降，说明公司负债比率在降低，财务风险有小幅度降低，比亚迪在后续的发展中仍要关注财务风险，进一步降低财务风险。

3分析结论

文章运用杜邦模型对比亚迪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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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股票市场的蓬勃发展，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出现了很大的波动，有鉴于此，从2007年开始，我国政府颁布的新会计准则就已在所有上市公司全面实施，以期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通常意义上讲，会计准则制定得太宽泛，就会给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创造更多的空间，使其拥有更多的剩余选择权；而会计准则制定得太详细，则会导致会计人员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无法找到适用的处理方法。新会计准则的制定充分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具体而言，主要有资产减值准则、关联方披露准则以及债务重组准则，这些准则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但是在资产与负债的初始分类、后续计量以及公允价值的使用等很多方面都严重依赖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一些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往往会打新会计准则的“擦边球”以达到证券分析师的预期，这使得新会计准则在运用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挑战[1]。

二、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限制

（一）会计政策的强制性要求得到提高

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前，上市公司一旦出现亏损不可逆转的情况，就会加大资产减值的计提力度，下一年再通过资产减值的转回，从而实现扭亏为盈，这也是实务界通用的盈余管理手段，而新会计准则对于长期资产减值的计提是不允许转回的，其目的是减少上市公司利用长期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新会计准则合并报表范围的确定更关注上市公司的实质性控制，这一变化对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利润产生了很大影响，明确了公司所要承担的债务，同时也可以有效限制一些通过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发生。新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使用作出了改进，明确了使用的前提和范围，以确保公允价值不被滥用。从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限制中能够看出，会计政策的强制性要求得到提高，可选择性有所降低。

（二）会计政策的可操作性进一步细化

针对原会计准则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新会计准则特别制定了资产减值原则，将销售价格改成公允价值，使得资产的可回收金额更容易被确定，同时也对如何确定资产的公允价值以及预计处置费用等问题提供了比较详细的操作指南。原会计准则要求上市公司以单项资产为基础计提减值准备，以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而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对单项资产的可回收金额进行确定，为此，新会计准则又引入了资产组的概念。此外，新会计准则还对创新金融业务以及套利保证等新业务的确认、计量和列表进行了统一规范，这些举措使得会计政策的可操作性进一步细化，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2]。

三、基于新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具体行为

（一）资产种类的划分

新会计准则在对资产种类的划分上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改变了原会计准则在细则上进行详细规定的做法，而是按照管理当局持有意图进行划分，这一改变使得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更加接近其真实的财务状况，但是这种划分方法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如管理当局的持有意图难以判断，变通资产的划分种类很容易给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留下空间。通常，对资产种类的划分来进行盈余管理的途径主要包括对金融资产的划分与对固定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的划分。

按照新会计准则的要求，对上市公司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可以划分为持有至到期的投资、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以及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指的是到期日和回收金额可确定，上市公司有明确意图且有能力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资产，对这部分资产应按照实际利率和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持有至到期投资在债券发生增值时，上市公司对增值部分并不能进行确认；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指的是金融资产中的“补缺”账户，这部分资产伸缩性比较大，非常适合充当上市公司利润的调节器，在新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所持有的可控出售金融资产正在逐年上升；交易性金融资产指的是以投机为持有目的且具有活跃市价的金融资产，在新会计准则下，由于这部分资产每期的公允价值变动都要转入当期损益，将直接影响到当期的净利，对上市公司而言，并不容易对这部分资产进行风险控制。

按照新会计准则的要求，上市公司持有房地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资本增值，那么该房地产将被视为投资性房地产，投资性房地产可选择使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很多上市公司都看到了房地产中蕴含的巨大潜在收益，因此在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一些上市公司便将自用的房地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这种转换交易行为比较常见[3]。

（二）资产减值的判断

新会计准则大量引入公允价值，符合了目前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相关的报表导向，但是并没有将对流动性资产计提减值损失的规范独立出来，当找不到造成资产减值的原因时，在原计提范围内就会将已计提的资产减值转回，这就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留下了空间。为了防止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新会计准则下，资产减值损失一旦确认，在之后的会计期间不得转回，但这种规定并没有考虑到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区别，固定资产在一定年限内需要对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计提累计折旧，某些上市公司在利润较高的年度会对固定资产计提大量的资产减值，使当期利润得以降低，同样也达到了平滑利润的目的。

（三）特殊交易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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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

中国学者主要使用了三类财务指标识别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1）资产减值准备类指标：李增泉（2003）对1999年我国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的研究表明当上市公司被强制要求执行“四项减值”时，具有扭亏动机、配股动机和临界动机的上市公司一般会少提，而具有亏损动机、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公司和具有利润平滑动机的公司一般会选择多提。（2）线下项目类指标：原红旗（2004）不仅观察到了盈余管理现象而且通过实证分析找到了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作为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操纵净利润的证据。

二、本文研究思路

1.研究思路

证监会2001年的政策严格了ROE的计算标准，上市公司必须在最近3个会计年度其“净利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要达到平均不低于6%的标准才可配股，后一个指标相对于前一个指标由于缩小了利润的操纵空间而门槛更高，所以成为上市公司重点关注的指标。因此，笔者侧重于研究配股公司针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操纵行为，而该指标中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营业利润（税后）＋除营业利润以外的经常性收益（税后），其中除营业利润以外的经常性收益（税后）由于缺乏持续性和可比性成为最易被企业操纵的部分。

2.研究方法

笔者选用“税后非营业利润的经常性收益率”指标来观察配股区间公司是否通过调增或调减“除营业利润以外的经常性损益”来实现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本期加权平均净资产”指标的操控。为了区分管理层调增和调减“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的行为，笔者把配股区间公司同样分为调增动机组和调减动机组。当营业利润（税后）/本期加权平均净资产

3.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笔者选取了2001年～2005年深沪市的配股区间（R0E:6%～7%)上市公司作为具有配股动机的公司即研究样本组，而以在前两个年度已经配股的公司作为对照组代表完全没有配股动机的公司，通过使用“税后除营业利润以外的经常性收益率”指标对配股区间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和程度进行衡量和检验。

三、统计结果分析

1.对企业操控税后非营业利润的经常性损益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其分析

笔者对2001年～2005年配股区间公司的税后除营业利润以外的经常性损益／本期加权平均净资产指标作了研究，见表2至表6。其中配股组（调减动机）代表当年R0E在6%～7%之间且税后营业利润收益率>6%的公司，标准对照组1代表前两年已经配股且税后营业利润收益率>6%的公司；配股组（调增动机）代表当年R0E在6%～7%之间且税后营业利润收益率

*10%水平显著；**5%水平显著；***1%水平显著

从2001年～2005年的变化趋势来看，配股区间公司的确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但从总体上来看，由于2001年的监管政策相对宽松以及配股区间公司盈利能力在稳步提高，所以配股区间里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数和其盈余管理程度都在逐年降低。

参考文献:

[1]Kevin C.W.Chen & Hongqi Yuan, 2004 “Earning management and capital resource 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accounting-based regulation of rights issues.”，The Accounting Review 3:645～665

[2]Wahlen, J.M., 1994. The nature of information in commercial bank loan loss disclosures. The Accounting Review 69 July, pp. 455～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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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

国外很早就研究契约动机：Watts和Zimmerman（1986）指出只要存在契约和监督成本，管理人员对会计程序的操纵就存在。Sweeney（1994）认为以违背借款合同的企业为样本与控制样本比，其更多地利用了能调增盈利的会计政策。国内对于契约动机的相关研究如下：黄文伴、李延喜（2011）指出高管年薪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薄澜，冯阳（2014）发现，债务契约会促使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来降低债务违约的风险。

二、理论与研究假设

（1）报酬契约动机。管理报酬契约制定和执行的依据是会计盈余。管理人员预测企业的盈余达不到报酬契约所规定的约束条件时就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基于此提出假设H1：管理层的薪酬考核标准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高。H2：管理者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的非线性相关。

（2）债务契约动机。债权人与债务人在签订债务契约时，会规定运用会计数据的约束条款防范经理人员做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投资与融资决策。当约束条款不能满足时，经理人员将用盈余管理手段来避免违约行为。因此提出债务契约假设H3：债务融资比率越大，盈余管理幅度越大。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了2009年之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为避免非契约动机对本文研究结果的影响需满足以下条件：以民营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剔除两职合一的公司；剔除ST，*ST企业；剔除当年增股及年报中披露下年度预计增股的企业；剔除数据不全的样本。最终得到182个符合条件的年度民营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CSMAR和RESSET数据库，使用的统计软件为SPSS，EXCEL。

（二）盈余管理的计量

本文选择截面修正Jonse模型作为计量盈余管理的工具。模型如下：（1）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参数α1，α2，α3

TDAit=α1（1/Ai（t-1））+α2（ΔREVit-ΔRECit）/Ai（t-1）+α3（PPEit/ Ai（t-1））+ε

TDAit为估计期总体应计利润=（第t年净利润-第t年经营活动净现金流）/第t-1年总资产

Ai（t-1）为t-1年总资产

ΔREVit为主营收入变动

ΔRECit为应收账款变动

PPEit为第t年固定资产总额

ε为方程的残差

i为第i家公司

（2）将系数带入NDAit=α1 （1/Ai（t-1））+α2 （ΔREVit-ΔRECit）/Ai（t-1）+α3（PPEit/ Ai（t-1））+ε

NDAit为第i家公司事件期的非可控应计利润

经理人操纵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Cit= TDAit-NDAit

（三）模型的建立

检验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的经验模型如：

|DAC|=α+β1RMO+β2RMO2+β3RMO3+β4CCD+β5DAO+β6SIZE+β7INO+β8FBM+ε

|DAC|：盈余管理的衡量变量可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

RMO2：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平方

RMO3：管理层持股比例的立方

CCD：管理层报酬

DAO：负债权益比

SIZE：公司规模

INO：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

FBM：董事会开会次数

ε：残差

（四）实证检验

回归方程的检验：

（1）回归模型的拟合度检验。在横截面数据的情况下，本文研究数据决定系数为0.724，修正决定系数为0.715可以接受本文所使用的回归模型。

（2）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本文建立的回归方程的F值为56.473，对应的Sig.值为0.000，在显著性水平为0.05 的假设条件下，方程的总体通过显著性检验，可以用线性关系描述和反映解释变量和各自变量之间的关系。

（3）多重共线性的检验。由多重共线性检验可知，Pearson系数的绝对值最大为0.354，不超过0.8，所以对于本文所选样本，各因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回归结果：以可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DAC|作为盈余管理程度的变量，采用SPSS分析软件对所收集并筛选后的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由回归结果看，在显著性水平0.01下，变量RMO，DAO通过了检验，在显著性水平为0.05下，变量CCD，FBM，RMO2通过了检验，说明这些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密切相关。而变量SIZE，INO，RMO3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四、结论

基于回归结果分析得出：管理层报酬与盈余管理程度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管理层报酬越高，管理层越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以获得较高报酬，与假设H1一致。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的相关关系是非线性的。在不同的区间，其管理层的持股比例和盈余管理程度相关性不同。负债权益比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研究假设 H3 相一致。负债权益比较高时，民营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会采取盈余管理措施进行规避风险。

五、建议

（1）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抑制盈余管理的内部约束机制。首先， 要设立审计委员会和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其次应以会计盈余信息为基础的短期激励的基础上，再加上以公司有形资产价值与无形资产价值信息为基础的长期激励，作为管理报酬契约的执行依据设计激励契约。

（2）增强信息透明度，加强信息的流动，在企业中建立一种通过主管部门强制执行使得信息在企业各利益相关人之间流动的企业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1]Watts， R. Zimmerman， J.L 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 First Edition. New Jer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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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上市公司(Listed Company under Special Treatment)是指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由于出现财务状况或者其他异常情况而被证交所处以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根据现有的ST制度,被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摆脱目前的财务困境,否则其股票就有被暂停流通甚至退市的风险。ST公司往往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扭亏为盈,以满足维持其上市资格的要求和摘掉ST帽子的愿望,我国ST上市公司有着强烈的以扭亏为目的的盈余管理或操纵利润的动机。我国于2006年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新的会计准则对于资产减值准备做出了新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原有的盈余管理的方式,研究现行准则下ST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的方式及其有效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DeAngel,DeAngel and Skinner(1994)选择了1980～1985年至少有3年出现亏损的上市公司进行检验,其实证结果并没有支持财务困难公司将会做出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假设。Burgstahler and Dichev(1997)证明样本公司中确实普遍存在着避免出现盈余下降或亏损的盈余管理行为。Sharma and Stevenson(1997)发现即将破产的公司比控制样本的公司更有可能做出有利的操控性会计政策变更。

(二)国内研究综述

蒋义宏(2002)发现亏损上市公司为了避免ST、PT及终止上市的结果而在亏损前一年度利用经常性应计项目做出调高收益的会计处理,而没有利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盈余管理。陈晓、戴翠玉(2003)发现西方常见的利用应计利润操控会计数字的方法,对我国亏损上市公司的扭亏作用十分有限,魏涛、陆正飞、单宏伟(2007)发现无论是亏损公司还是盈利公司,都较为普遍地操纵了非经常性损益交易的时点和力度进行盈余管理。

二、研究设计

通过以上研究结论,我国上市公司目前普遍采用的盈余管理手段主要是会计变更、改变应计项目、进行实际交易。我国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施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这一会计准则的改变具体体现在:第一,存货发出计价,取消“后进先出法”,一律采用“先进先出法”。第二,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不得转回,只允许在资产处置时,再进行会计处理。正由于ST上市公司利用减值准备操纵利润的缘故,现行会计准则明确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 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因此现行会计准则可以有效地遏止利用减值准备作为调节利润的手段, ST上市公司利用减值准备操纵利润以避免被摘帽的行为也可以得到有效遏制。第三,受同一母公司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以账面价值作为会计处理的基础,放弃使用公允价值,以避免利润操纵。第四,扩大了合并报表范围。

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我们选定非线性的Logit逻辑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并选定与新准则的改变相关的自变量,包括(1)关联方因素,不仅包括一般意义的关联交易,还包括关联方通过往来向ST公司提供资金或为其承担债务;(2)应计利润,由于应计利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项目,选用了能比较全面的影响应计利润水平的资产重组项目,包括资产的转让、置换和债务重组;(3)政府方面的帮助,主要体现为财政补贴;(4)大股东的影响,我们考察大股东所占股份的多少是否会使盈余管理更为有效或与之相反。

为此,提出以下四项研究假设:H1:ST上市公司对盈余管理活动的有效利用与关联方高度相关;H2:ST上市公司对盈余管理活动的有效利用与资产重组高度相关;H3:ST上市公司对盈余管理活动的有效利用与政府补贴高度相关;H4:ST上市公司对盈余管理活动的有效利用与股权结构高度相关。

建立的逻辑回归模型为:

Logit(Yt+1)=?琢+?茁1×GLJYt+?茁2×CZHDt+?茁3×ZFBTt+?茁4×GQJGt

其中:Yt+1,为扭亏变量。当ST上市公司能有效的利用盈余管理时,取Yt+1=1,当没有有效利用盈余管理时,取Yt+1=0。有效的判别标准是:成功撤销退市风险处理;如果企业在第t+1年停牌、退市、受到证监会处罚,以及再次受到退市风险处理,则视为该企业的盈余管理无效。

GLJYt,为关联方变量,当ST上市公司在受到退市风险处理的当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关联方交易时,取GLJYt=l,反之,取 GLJYt=0;GLJYt,为资产重组变量,当ST上市公司在受到退市风险处理的当年进行了大规模的资产重组时(判别标准是,当年的资产重组,包括:资产的转让、置换和债务重组是否超过去年金额的30%以上),取GLJYt=l,反之取GLJYt=0;ZFBTt,为政府补贴变量,当ST上市公司在受到退市风险处理的当年收到了政府的财政补贴时(判别标准是,当年是否收到了以前年度确认的大额政府补贴,或当年确认的金额是否超过去年金额的30%),取ZFBTt=1,反之取ZFBTt=0。

GQJGt,为大股东变量,表示ST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包括其关联方)所持股份比例。

三、样本选取与描述统计

(一)样本选取

为了便于确认ST上市公司(如没有特别指出,本文的ST代表ST和*ST)进行盈余管理的时间,研究样本确定为沪深股市受到过退市风险处理的上市公司。沪深股市2007-2008年度受到过退市风险处理的上市公司,共计53家。实证分析选用了SPSS16.0统计软件。实证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及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CSMAR系列数据库。

(二)描述统计

为了保证研究假设的可信性,在进行具体分析之前,应先证实研究样本中是否出现了盈余管理现象,公司是否被特别处理、是否被摘牌退市的关键是收益类指标。每股收益被选为考察盈余管理是否存在的对象,影响上市公司净利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净利润指标应近似于服从正态分布,这也是目前大多数判别模型的理论前提。通过观察以上的结果,可以看出ST上市公司在受到退市风险处理当年的每股收益服从正态分布,显现了明显的人为干预痕迹。把ST上市公司摘帽或者摘星作为衡量一个公司盈余管理是否有效,统计发现,总共有43家公司在接下来一年摘帽或者摘星,占81.13%。

(三)具体项目分析

将收集到的四组变量值输入SPSS16.0统计软件,选定0.5作为临界值,得出的上市公司破产概率超过0.5,则判定为有效盈余管理;小于0.5则判定为无效盈余管理。由上可以看出,总体上ST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是有效的。

(四)变量的检验

表3给出了方程变量检验情况,分别给出四个变量的拟合情况。资产重组和政府补贴因素都通过了显著水平0.01的假设检验,关联方和大股东比例通过了显著水平0.05假设检验。由于ST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是一个综合的管理行为,为了避免各自变量之间的干扰,最后进行了各变量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检验:可见四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较低,不存在多重共线问题,也就说明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时选择的方式没有相关性,上市公司通常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选择一种或多种方式来进行盈余管理。

四、研究结论

实证检验的结果支持了我们上面的假设,当ST上市公司面临退市风险时,的确会普遍采用盈余管理作为修饰净利润的手段,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带来的效果不尽相同,特别是现行会计准则对债务重组和减值准备等进行重新规定后,对公司的

盈余管理方式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具体来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1)ST上市公司在受到退市风险处理的当年会普遍利用关联方、资产重组以及政府补贴等手段进行盈余管理。(2)ST上

市公司进行有效盈余管理时最常利用的是关联方交易(占大概68%)和资产重组(占大概62%)手段,但尽管关联方交易手段会被ST公司大量采用,但效果不明显。关联方交易不能有效保证“摘帽”,其公允性和合法性常常受到怀疑,注册会计师往往出具否定或保留意见。(3)ST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会对盈余管理活动施加影响,但效果不确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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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与综述

盈余管理是会计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受到市场监管部门和投资者的关注，同时也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所谓盈余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是指管理当局在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范围内，运用会计方法或者规划真实交易来改变财务报告，以干扰利益相关者对公司业绩的判断或者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为基础的契约[1]，从中获得自身利益的会计行为。目前我国旅游类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不佳已成为业界的共识，然而这些公司在其不佳的经营业绩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如果存在，盈余管理程度如何，是隐藏了收益还是夸大了利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能够优化投资者对旅游行业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能够丰富旅游上市公司的学术研究，对于政策制定方面也有一定意义。

国内外对于盈余管理已经做了较多的研究，研究主要集中于盈余管理动机和盈余管理手段两大方面。综合学者们对于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得出，盈余管理动机主要为契约动机Healy，1985；Sweeney，1994；张祥建，2006；程敏，2009；王范，2013等）、资本市场动机Frankel et al，1995；Teoh，1998；Hayn，2000；张靖，2007；马葵，2008；黄福广等，2010；姚莹，2013等）和政治成本动机Moyer，1990；Key，1997；田丰等，2000；杨旭东等，2006；张晓东，2008；许云鹏，2013等）三个方面。契约动机具体包括报酬契约、债务契约及与政府制订的契约等，资本市场动机具体包括IPO、配股、防亏保牌、节税等，政治成本动机具体包括避免政策限制、获取相关优惠政策等。盈余管理手段方面，国内外相关学者普遍认为主要包括会计方法和非会计方法，具体通过运用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的变更李振，2006；王婷婷，2007；杨丽丽，2009；张柳逸，2012等）、关联交易魏明海等，2000；曹文辉，2007；高洁，2010；关月琴，2014等）和利用地方“优惠”政策陈晓等，2001；薛爽，2005；王伶等，2008；刘心，2011等）等手段来操纵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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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对于企业的盈利能力，已经有相关的学者采用不同手段和角度进行研究并取得一定进展。例如，宋献中、高志文（2001）就以每股净资产的波动情况来反映企业的资产质量，并通过分析得出的企业资产质量来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员晓兰（2005）则重点针对开放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盈利能力的内涵以及提高措施进行研究，并将企业盈利能力总结为营销盈利能力、管理盈利能力以及财务盈利能力等三个方面。李静波（2009）在《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因素分析》一文中则从6项财务指标和5项非财务指标两个方面，对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行了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的对策。关勇军、梁莱歆（2010）则以浙江省的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冰山理论，结合高新技术企业的特点，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建立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盈利评价模型。此外，宋吟秋、董慧君和吕萍等（2015）则基于因子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多家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并进行横向比较得出相应结论。孟贵珍（2009）则选取了9个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财务指标，并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多个上市公司进行了综合盈利能力的统计研究。而在本研究中，将选取能够反映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营业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净利率等3项评价指标，并采用层次聚类分析方法对15家电器类上市公司进行聚类研究和评价。

三、研究样本与指标选取

在本研究中，选取了15家上市的电器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中所有具体的数据来源于证券之星网站（stockstar.com）的各家上市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资料。

企业的盈利能力评价指标有多种，本研究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考虑我国上市企业的具体财务特征，选取了以下3个财务指标作为本次研究盈利能力评价指标，具体指标分别是营业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净利率。其中，营业利润率（英文全称：operation profit ratio，简称OPR），是一家企业的营业利润与其营业收入之比，它可以反映上市公司通过经营来获得利润的能力。净资产收益率（英文全称：rate of return on common stockholders'equity，简称ROE），又称股东权益报酬率，是净利润与平均股东权益的比率，它可以反映上市公司通过自身资产来获取收益的能力。而净利率（英文全称：net profit margin，简称NPM），其计算公式为：净利率=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100%=（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主营业务收入*100%。它可以直接反映一家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表1为15家电器类上市公司的三项指标的情况。

四、Q型聚类分析

本研究采用的是层次聚类分析方法中的Q型聚类。聚类分析方法有多种，例如层次聚类、快速聚类、模糊聚类等。其中，层次聚类分析即系统聚类分析，即通过一定的层次进行聚类过程的方法。层次聚类主要包括两种类型：Q型聚类和R型聚类。所谓Q型聚类，是以相似的特征为判别基础，将具有相似特征的样本进行聚集，而将存在明显差异的样本进行分离。而R型聚类则是针对变量来进行分类，它可以让具有相似性的变量进行聚集，而将存在明显差异的变量进行分离。通常情况下，R型聚类可以用来实现减少变量数目，并使变量降维。而层次聚类的聚类方法有两种：凝聚方式聚类和分解方式聚类。对于凝聚方式聚类，随着聚类的进行，会使得类内的亲密度逐渐下降。而相反，对于分解方式聚类，随着聚类的进行，会使得类内的亲密度逐渐上升。

在本研究中，由于是对电器类上市公司（即样本）进行聚类分析，所以采用的是层次聚类中的Q型聚类方法。具体而言，本研究通过以我国的15家电器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能够反映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营业利润率（OPR）、净资产收益率（ROM）和净利率（NPM）等3项评价指标，通过SPSS统计软件对上述的15家电器类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相关数据进行Q型聚类分析，其中对于个体距离，采用的是平方欧式距离。对于类间距离，采用的是平均链锁距离。图1为本次聚类分析的树形图。

根据图1中聚类的结果，本研究将15家电器类上市公司划分为三个类别（如表2所示）。类别Ⅰ包括了正泰电器和老板电器两家上市公司。类别Ⅱ包括了青岛海尔，小天鹅A、创维数字、格力电器、良信电器、美的电器、飞乐音响和东源电器等8家上市公司。类别Ⅲ包括了深康佳A、美菱电器、鑫龙电器、奥马电器和TCL集团等5家上市公司。下边将对各个类别的上市公司的特征进行具体阐述。

类别Ⅰ包括了正泰电器和老板电器两家电器类上市公司。根据表格2的数据显示，该类别的电器类上市公司的营业利润率（OPR）、净资产利润率（ROM）和净利率（NPM）的均值都是三个类别中最高的，分别为17.34%，8.07%和14.80%。这也说明，该类别的电器类上市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最强。

类别Ⅱ包括了青岛海尔、小天鹅A、创维数字、格力电器、良信电器、美的电器、飞乐音响和东源电器等8家上市公司。该类别的电器类上市公司的营业利润率（OPR），净资产利润率（ROM）和净利率（NPM）的均值都居于三个类别中的第二位，分别为8.65%，4.02%和8.66%。这也说明，该类别的电器类上市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较强，但仍与类别Ⅰ的公司有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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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6）09（b）-0076-02

随着高速运转的信息革命、智能时代的到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亲身体验着信息的互通和迅速传递，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差距越来越小。各企业通过不断创新研发、体验化营销方式洞察消费者无限的需求。市场调查行业成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必不可少的沟通桥梁，具有市场洞察、数据分析、行业研究能力的研究部门成为市场研究公司的拳头部门，如何激发研究部门研究人才的积极性与活力、良好地实现公司各阶段的研发目标，成为市场研究公司尤其是省级市场研究公司绩效管理中重要工作之一。因此，对研究部门研究人才进行研究分析，探索影响研究部门研究人才的动力因素，构建公司研究人才的激励型绩效体系，有利于省级市场研究公司长期稳定、良性循环发展，为公司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保障。文章从实例角度出发，结合河北省S市场研究公司发展目标及研发部门的运营现状，分析省级市场研究公司实在研发部门中建立激励型目标管理绩效体系的实际应用。

1 激励型目标管理绩效内涵

1.1 研究部门研究人才目标管理绩效内涵

“目标管理”的概念最早是在1954年由彼得・德鲁在《管理实践》一书中提出。“目标管理”是一个过程，将组织的目标分解为各项具体目标，由员工和其上级一起确定绩效目标，并对绩效目标的实现情况进行考核，并以此作为报酬分配的依据。“激励理论”作为“目标管理”的核心和动力，成为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发挥员工创造力和主动性的关键。市场研究公司业绩单位通常为单个研究项目或者是可以拆分的连续性项目，每个研究项目拥有明确的研究目标、项目成果要求，因此，目标管理绩效体系成为研究人才绩效考核的主要工具。

“研究部门研究人才”作为知识型员工，区别于一般市场、执行、行政部门员工的特点是：知识水平强、自我价值实现愿望强烈、高度重视成就激励和精神激励、创造性和自主性强。因知识型员工具备上述特征，所以“研究部研究人员”具有高稀缺性、培养困难、流动性强等特点。管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有很多层次，成就需要成为最高层次的需求，因此凡是有自我价值实现强烈愿望和注重自身成就的人，都会不断追求更高目标的实现。市场研究公司研究部门工作具有高挑战性、高压力性、高成就感的特点，因此运用建立激励型目标管理绩效体系成为市场研究公司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

1.2 研究部门研究人才激励型目标管理绩效理论

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利兰（David C. McClelland）提出了成就需求激励理论。成就需求激励理论把人的高层次需求归纳为：成就、权力和亲和的需求，其中成就需求是指争取成功希望做得最好的需求；权力需求是指影响或控制他人不受他人控制的需求；亲和需求是指建立友好亲民的人际关系需求。

就市场研究公司研究部门研究人才而言，根据麦克利兰的成就需求激励理论，研究人员完成研究项目及研发新产品的动力来源可以分为3类：一是成就感，即按预期目标完成项目的成就、研发新产品为公司创造新的业绩增长点的成就，这里面主要包括研究人员的自我价值肯定、客户赞赏、上级看重、同级鼓励等方面，这是推动研究人员提高积极性和活力的主导型因素；二是行业内名誉，即在同行内的知名度、美誉度，是推动研究人才提高积极性和活力的主推型因素；三是和谐的人际关系，即良好的工作氛围，是推动研究人才提高积极性和活力的主利型因素。经过上述分析，针对河北省S市场研究公司的具体情况，笔者将成就需求激励因素分为：目标明确、过程顺畅、成果清晰、公司认同、行业名气和同事协作6部分。

2 S公司现有目标管理绩效体系现状分析

河北省S市场研究公司研究部门研究人才整体专业素质偏高，学历水平均在硕士及以上，思维逻辑能力强。但受本地客户单一化、精细化要求的影响，S公司研究部门在完成研究目标的基础上承担着研究项目的数据采集环节、质量监控环节，因此使得研究部门各岗位职责不明确、业绩划分不清晰，造成研究人员积极性大大降低、产出效率不断下降。所以，为了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保证研究人员的稳定及公司的良性发展，特对S公司研究部门绩效管理体系进行调整。根据笔者对S公司研究部门近6年的绩效管理体系切身体验，总结出S公司目前存在如下需要改进的方面。

2.1 目标绩效缺失战略统一导向

S公司作为小规模民营企业，未建立切实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公司战略发展目标不明确，目标绩效管理存在短期性和临时性，因此在制定目标管理绩效指标体系时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多数情况下可以按照顶层管理人员的指示进行更改和调整。

2.2 绩效目标分解缺乏量化标准

市场研究公司项目多数情况下需要一个团队共同完成，每个项目团队根据项目需求进行各自人员职责划分。S公司在项目启动阶段即会进行项目分工，但是职责划分局限于工作内容、工作时限，缺乏各环节工作达标量化标准，造成前后交接环节之间因交接成果标准要求不同造成矛盾。

2.3 过度亲和化管理影响目标管理绩效考核效果

麦克利兰指出，注重亲和需求的管理者容易因为讲究交情和义舛违背或不重视管理工作原则，从而会导致组织效率下降。S公司作为省级公司，存在研究人才招聘困难的现实问题，为减少研究人才的培养成本和流失率，S公司在研究人员管理中采用“师传徒受”的培养模式，造成了目标绩效考核管理者为被考核对象“师父”的状况，使得目标管理绩效考核的效果大打折扣，不利于研究部门良性发展和研究人才的自我肯定与自我激励，容易造成“破窗效应”。同时，绩效考核结果公布存在不正式、不重视的情况，绩效考核成绩好的研究人员未有成就感知、绩效考核成绩差的研究人员未有惩罚，造成部门绩效考核流于形式。

2.4 目标管理激励政策不完善

市场研究公司研究部门承担着公司业绩完成的同时，更承担着公司新产品的研发工作，研发就会产生新产品成功进入市场产生直接经济利润，同时也会出现新产品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情况。S公司考核研究人员目标完成时，完全偏重能够进入市场产生直接经济利润的研究成果，所有人都提出了更容易实现的低目标，直接造成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新产品研发不受重视或流产。激励政策缺乏挑战和创新，成为了“你努力干创造更多收益和利润就给你加工资”的筹码，严重影响研究人员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

3 激励型目标管理绩效在S公司的实际应用设计

结合知识型研究人才的自身特点、成就需求激励因素三大类六部分以及S公司目标管理绩效体系的现状问题，笔者对S公司研究部门绩效管理体系进行调整，实现明确的激励型目标管理绩效体系。以下为激励型目标管理绩效在S公司实际应用设计中的几个方面。

3.1 建立科学化目标管理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通过内、外部充分调查研究，将S公司研究部门职责进一步明确和量化，对研究成果进行细化分类，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导向划分为：短期即时收益项目、长远战略发展项目。短期即时收益项目主要看重：目标完成度、客户满意度、成本控制度三方面，采用定量统计方法进行绩效考核结果统计。长远战略发展项目主要看重：市场前瞻性、投入产出回报预测、可落地性三方面，采用定性方法进行绩效考核结果的统计。

3.2 建立科学合理的奖惩制度

澳大利亚商学院的一位博士生本杰明・沃克说过：一个团队最懒的那个成员，实际上就可以决定一个项目最终的成功或失败。因此我们要武装将吃白食者逐出团队的武器――合理科学的奖惩制度。

“无规矩不成方圆。”建立统一量化目标实现标准指标体系，让出色的研究人才脱颖而出，将懒惰的人驱逐出团队，让现有研究人员看到一个更加公平的体系，从而能够转变为因为工作兴趣而乐于投入的状况。

3.3 建立完善的员工意见反馈机制

结合研究人才的自我特点，进入团队后最担心的是遇到自己无法产生默契的团队成员，每天的工作中心转移到提醒团队成员要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弥补团队成员的疏忽成为工作的重心，极大地影响自己的积极性和进取心。建立顺畅、有效的意见反馈机制，充分倾听员工的心声，让全体员工参与到绩效管理体系建立的全流程中，充分实现人性管理和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及对公司的忠诚度。

4 结语

文章从S公司研究部门激励性目标管理绩效的实际应用价值出发，提出针对知识型员工绩效考核的主要思维导向。积极充分了解研究人才的成就需求，切合公司长远战略发展规划，制定切实有效、言行必果的绩效管理体系。绩效考核结果的应用效果，需要全部门、全岗位的共同监督和推进，让激励型目标管理绩效成为市场研究公司研究部门创造最大价值的一大动力源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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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函数

经济决策

交易成本

一、背景陈述与问题的提出

从19世纪末开始，川江航运逐步被外国航运公司垄断。1890年，根据《烟台条约增续专条》规定，英商可自备华船或雇佣华船，挂外国国旗进入川江，享有在其他水域和口岸同等的权益；而且这些船只在重庆缴纳一次关税，比华商入口厘金还低。1895年，中日《》规定日本轮船能“从湖北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重庆府”，“附搭行客，装运货物”[1]；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以英国为首的其他国家也立刻享有了这项特权。在这样的条件下，各国航运公司开始大量进入川江航运市场。到了本世纪最初十年过去的时候，川江航线上的几家主要的航运公司是：英国的太古、怡和，日本的日清，美国的捷江。这些公司凭借技术上和资金上的优势，以及制度上和军事上的特权排挤和控制中国航运公司，谋取垄断利润。无论从厂商数量、资源流通、还是从产品特点和竞争方式来看，这一时期的川江航运市场都接近一个寡头垄断市场，已经基本饱和[2]；在这样一个时候，“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而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3]

令人惊奇的是，民生公司，这个由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航运公司，一无资金优势，二无外国资本或官僚背景，竟在这种情况下入主长江航运市场，并在20年间崛起为中国航运市场上最大的公司，兼并了众多外国航运公司，一度成为中国近代最具实力的企业之一。[4]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问题：民生公司为什么能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在外国航运公司垄断的川江航运市场上站住脚跟，并且由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司发展为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航运企业？我们发现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试图引入新的变量进入企业目标函数和消费者效用函数，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二、意识形态的经济意义——理论简述

（一）定义——意识形态

我把意识形态（Ideology）定义为：一定的时期一定的人群所共同拥有的对社会环境（某一方面）的共同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套非强制性的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

一定的时期是意识形态的时间维度（Mannheim，1927），这里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特点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产物，并且随着时间而变化：“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意识观点”。在某些特殊时期或特殊环境下，某些意识形态可能会得到强化，某些意识形态可能会被弱化（Olson，1971）。

一定的人群是意识形态的空间纬度，“人群”可大到整个社会，小到交易中的两个人[5]。不同的人群也可以有很多种标准来界定：可以是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组织或者不同的社会阶层，如此等等（North，198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较大人群的意识形态对在此范围中较小人群的特殊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Olson，1971)。

（二）假说——意识形态的经济意义

据此我们提出本文关于意识形态的4个假说（H1~H4）：

H1

意识形态对特定人群中各微观经济主体目标函数的影响[6]

H1-1

假定在没有特殊意识形态影响下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最大化问题为：

其中Πi2代表由于受特殊时代意识形态影响而被纳入某一特定人群中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的特殊经济利益[8]，Πi2实际上有可能为-PΠi1，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它可能会被作为正的因素纳入最大化问题中。ri是一个外生参数，它表示微观经济主体受这种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

H2

对特定人群中各经济利益主体预期效用函数的影响

对于需要做出跨时决策的经济主体来说，影响其行为的重要因素是其V-N-M函数。我们以风险厌恶者为例来说明意识形态对各经济利益主体预期效用函数的影响：假定一个原没有受特殊时期特殊意识形态影响的风险厌恶者受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使他产生某种信仰：在客观概率（Object Probability）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他对某个预期（Expectation）的主观概率（Subject Probability）大大提高了[9]。相对于原来的他，他现在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风险偏好者，甘愿冒风险把自己的一切投入有可能是风险极大的一项“买卖”。

H3 意识形态与经济决策主体之间的互动

H1和H2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单人决策的情况下，它可能会使各经济利益主体产生某些“反常”行为，如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和企业的投资选择可能会偏离通常的最大化目标；在多人交互决策的情况下，由于共同Πi2的存在可能会减小（或扩大）交易各方的机会主义倾向[10]，同时预期效用函数的改变可能会减小（或扩大）主观不确定性（Subject Uncertainty），进而节约（或增加）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最后，同样是由于意识形态影响了个人的预期，可能由此催生某些具有特殊品质的人（如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H4

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意识形态

根据H1~H3以及中国近代的实际情况，这里提出关于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假说。我把这一特殊意识形态的时间维度定为1919~1945，空间维度定为整个中华民族[11]。并且，我们把讨论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也就是说只讨论这种意识形态在经济方面的内容而忽略它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含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定义为如下共识（H4-1，4-2）：

H4-1 共同信仰：微观经济主体以很大的主观概率相信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最终能够取得独立并发展壮大——如果多数人都为此努力的话。

H4-2 人们相信国家利益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且国家经济利益至上。这一共识以及H4-1共同由于外国的军事和经济侵略而得以强化。这种强化使得国家经济利益（Πi2）以一定的r被纳入单个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Ui）中。

三、实证分析——意识形态的作用与民生公司的发展

（一）爱国主义与民生公司的市场进入决策

这部具体的要解这个问题：在川江航运市场被外国大公司垄断的条件下，中国的航运公司基本不可能生存，民生公司如何作出进入川江航运市场的决策？

没有理由认为民生公司作为一个航运公司进入川江航运市场这一行为在去掉它特殊的意识形态背景之后仍然可以算是理性的行为。因为当时的川江航运市场，正如前面分析的一样，不仅被外国航运公司垄断，而且几乎已经饱和，如果一个新的厂商要选择进入的话，一般情况下它的预期是这样的：一，它可以打败一部分垄断企业，获取一部分市场份额；二，在这个市场上的预期净收益应该大于在其它市场上的预期净收益。其中第一条是第二条的前提条件。而我们已经看到，在近代川江航运市场，这第一个预期是基本上不可能出现的，而民生公司仍选择进入，正体现出意识形态的作用。

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生公司的目标函数，虽然说它不可能放弃利润最大化的目标（Πi1），但是这中间掺进了其他目标的假设肯定是合理的。可以说，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的目标不仅在于赚钱，更在于考虑到了国家的行业经济利益这一因素（Πi2），具体地说有两个重要方面：“一个目的是以民生公司为基础，发展行业和民族工业，尽快将国家建设起来；另一个目的是以民生公司为中心，进行现集团生活的第三个试验”[12]。有了这样的目标，无疑增加了决策者进入航运市场的主观预期收益，而由于强烈的民族感情而产生的必须成功的信念有在无形中降低了击败外国轮船公司所需成本的主观预期值（据H2）。

因此可以看出：有近代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背景，民生公司做出进入川江航运市场的决策并不是非理性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使得民生公司做出这样的决策。

（二）爱国主义与民生公司的崛起

这一部分要回答的问题是：民生公司进入川江航运市场后，在极其艰难市场条件下，它的发展壮大和当时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有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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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业板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动机分析

创业板市场主要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融资机会，而这些公司往往处于竞争激烈的行业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持其技术创新，因此，拟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上市渴求，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

（一）为了获取上市资格，满足对其硬性指标的要求

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庞大，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融资难问题。而中小企业由于诸多原因很难从银行获得大额贷款，融资渠道成为众多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瓶颈。创业板的启?游?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融资平台。我国的法律对创业板企业IPO资格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创业板上市有着硬性指标方面的要求，尤其是盈利方面的强制指标。因此，那些达不到上市要求却又希望公开发行股票的中小企业，有强烈的动机借助盈余管理以获取上市资格。

（二）提高发行股票的价格

新股发行价格往往由发行股票的企业与其承销商共同商定。承销商根据企业的财务信息与企业协定后制定初步的发行价格，然后通过网上询价向广大投资者询问发行价格。而广大投资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公司财务状况及发展前景进行判断，充分表达了自己对新股的期望值。承销商结合网上询价的结果最终确定了新股的发行价格。公司的IPO定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者对其的预期，而投资者的预期是建立在拟上市公司公布的财务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基础上。因此，企业为了达到提高发行股票价格的目的完全有足够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公布经过粉饰的财务信息以获得承销商和广大投资者的认可从而达到融资的目的。

三、创业板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手段分析

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有其自身的特点，上市公司IPO过程中实施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关联交易

关联方交易是在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创业板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主要是通过商品购销和转让、置换或出售资产等方式进行。商品购销，是指企业与关联方进行商品购销交易活动时通过低价购入原材料再将产品高价卖出，人为提高企业的当期收入水平，调高企业上市前的盈利水平。转让、置换或出售资产是指IPO企业上市前将自己的不良资产以较高的价格出售给关联企业，通过资产转让可以让上市企业从中获取收益来提高上市前的业绩水平；或者以较低的价格来收购关联方的优质资产，获得优质资产的经营收益，来调节上市前的盈余水平。

（二）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会计政策是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和所采用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在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有关企业经营结果、财务状况、现金流量方面的信息时，企业可以变更核算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是企业对结果不确定的交易或事项依据最近可获得的信息所作出的判断，依靠的是企业管理当局的职业判断和经验，如果所获得的信息发生了变化，或者是有了更新，能够提供更可靠的信息时，会计估计就可以进行变更。不管是会计政策还是会计估计的变更，都需要企业管理当局作出职业判断，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企业有了利用其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通过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企业能够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达到改善业绩表现的结果。

（三）利用无形资产的确认和摊销

在创业板上市的中小企业大多具有较高的成长性和创新性，其中有很多企业的无形资产在资产总额中占有较大比例，通过调控研发支出的费用化和资本化，企业可以达到影响业绩表现的目的。企业在进行无形资产的研发时，会产生一定的研发费用，新会计准则将其分为两部分：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研究阶段发生的支出应该计入企业的当期损益，开发阶段的支出则计入无形资产的成本。对于IPO企业来说，可以根据需要人为地将费用在研究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之间进行调整，以达到提高上市前业绩的效果。

对于无形资产的折旧年限、折旧方法和折旧率的确定，需要对其进行估计和预期。企业在上市之前，为了达到提高企业上市前业绩的目的，有通过此方式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如对折旧年限、折旧方法和折旧率进行调整。

四、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盈余管理行为的危害性

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盈余管理行为的危害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损害上市公司的长远利益

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规模都比较小，大部分是高新技术、高成长性的企业。投资者购买其股票，看中的不是现阶段的盈利和经营业绩，而是投资公司的未来。从长远来看，盈余管理会对企业造成很大的危害。一旦投资者发现企业对他们进行不利的盈余管理，就会对企业管理当局失去信任，对其股票失去信心，退出投资，进而导致股票市价下跌，市值下降，不仅影响公司的声誉，也影响公司的长远发展。

（二）影响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创业板建立之初，意在更大范围内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创业板上市公司由于企业规模小、进入门槛低，竞争更为激烈，一些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公司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短期内达到了上市目的，向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传达了失真的盈余信息，误导其决策，使其产生不利的选择行为，而真正具有良好成长性的诚信中小企业却没能上市，使社会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三）不利于创业板市场的健康成长

创业板上市公司在IPO过程中，由于过度盈余管理行为而不断发生风险事件，会加大该创业板的风险。这种盈余管理现象会严重打击投资者的信心，最终导致创业板市场的发展受到影响。

五、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建议

盈余管理行为普遍存在于创业板企业的IPO过程中，根据我国创业板公司IPO过程中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和手段，结合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如下改善建议：

（一）完善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度，减少盈余管理的施展空间

创业板企业在IPO过程中之所以能进行盈余管理，很大程度是由于我国会计准则不完善造成的。为了更好地约束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必须加深对新兴盈余管理手段的了解和认识，有针对性地完善会计准则，尽量减少会计准则的可选择性，从而缩小盈余管理的施展空间。此外，完善相关的会计法律法规，比如出台相应条例惩处过度盈余管理的行为，包括刑事处罚及行政罚款等手段，只有加大违规成本，才能更好地约束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二）建立多层次的创业板交易市场及多层次的上市标准

我国的创业板企业上市有着硬性的指标要求，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小企业往往达不到其硬性要求，很多不达标的企业为了融到资金进行盈余管理甚至违规操作。为了降低创业板市场的不稳定性，同时扶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我国应该建立多层次的创业板市场。我国应该借鉴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的经验，创业板可以建立多层次的交易市场以及多层次的上市标准。在目前创业板市场的基础上再增加门槛较低的小型创业板市场，降低盈利及成长性指标，以满足不达标但成长性良好的企业的融资需求。同时，两个创业板市场下面又可以设置多套上市指标，如小型创业板市场可以设置两套指标，一套以盈利指标为主，一套以收入指标为主等。

（三）建立严格的首次发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审批制度

企业对外披露的财务信息是投资者决策的依据，故有必要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机制。具体的措施有：一要确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对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的各项工作进行实时监督和过程监督；二要加大对IPO公司的虚假上市等行为的惩罚力度，对盈余管理的行为进行批评、处罚，严重的可以取消其上市资格；三是对申请到创业板上市的公司，按照规定的条件进行严格的审核，推行严格有效的保荐人制度，防止业绩不良的公司弄虚作假、上市骗钱。

（四）发挥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