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盈利性分析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公司的盈利性分析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一、引言

会计稳健性是一项颇有争议的会计惯例。2010年IASB与FASB的《通用目的财务报告的目标》取消了稳健性质量要求。理由是会计稳健性可能导致偏误，低估资产高估负债会导致以后年度财务业绩的高估，这一结果是不谨慎、不中立的，与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不符。由于会计稳健性缺乏量化标准，实务操作上具有任意性，常被公司管理层用于操纵利润和盈余管理。因此，放弃稳健性的呼声日渐高涨。

但是，纵观会计发展史，稳健性一直被列为会计学最重要的原则。究其原因就是稳健性不只是一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还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它能缓解外部投资者与公司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问题，保护投资者利益。

近期，学者们通过研究会计稳健性与投资效率之间关系来考察会计稳健性的治理作用，但至今缺乏一致结论。并且，大多数研究没有考虑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因此，本文在以前文献的基础上，试图控制盈余管理因素，研究会计稳健性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以验证会计稳健性在我国资本市场中能否发挥公司治理效应。

二、文献分析和研究假设

在完美市场条件下，公司投资于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实现价值最大化。但现实中，由于存在市场摩擦和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投资并不总是有效率的，由于问题的存在，管理层常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出现投资过度；或放弃净现值为正的项目，出现投资不足。

以前文献围绕会计稳健性的治理作用展开研究，一方面，会计稳健性通过缓解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投资效率（如Ball&Shivakumar，2005；Zhang，2008；Guay和Verrecchia，2007等）；另一方面，会计稳健性可能会使投资者低估投资项目，加剧信息不对称，导致投资不足（如Devine，1963；Sloan，1996；姜国华、张然，2007等）。

评判一项会计制度或会计政策的好坏离不开对制度环境的分析。当前，我国依然是一个新兴的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机制不健全，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不完善，公司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且，由于会计利润是资本市场监管的主要标准，上市公司有强烈的动机操纵利润，以达到上市、配股等目的，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公司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引发问题，降低公司投资效率。在这种背景下，会计稳健性缓解信息不对称的治理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它及时确认损失，发挥债务契约对管理层的限制作用，使股东更好监督管理层，使其尽早放弃业绩差的投资项目，抑制投资过度；另一方面，由于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公司面临的投资约束比较严重，会计稳健性能够缓解管理层与债权人、股东等外部资金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融资成本，缓解投资不足。

篇2

一、理论综述

（一）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1.企业盈利能力的内涵

盈利能力，也称获利能力，它是指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盈利水平及盈利的稳定、持久性是盈利能力分析所应包括的两方面内容。企业盈利的稳定性、持久性的分析在人们对企业盈利能力分析中往往被忽视，而只重视企业获得利润的多少。

2.盈利能力分析的方法

（1）盈利稳定性的分析

盈利的稳定性分析，主要是站在各种业务利润结构的角度，通过分析各种业务利润在利润总额中所占比重来进行判别盈利的稳定性。

（2）盈利持久性的分析

盈利的持久性，就是指企业盈利长期变动的趋势。通常采用两期或数期的损益进行比较的方式以分析盈利的持久性。

（3）盈利水平分析A主要分析指标

评价企业盈利水平的指标一般为相对财务指标。总体上可按照资源投入和经营特点把这些指标分为为四大类，分别是：生产经营盈利能力分析、资产盈利能力分析、权益资金盈利能力分析以及股份公司盈利能力分析。

3.盈利能力的计量指标

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有很多，在所有的财务比率中最广为认知和广泛使用的主要有三个指标：利润率、资产报酬率和权益报酬率。

（二）杜邦模型

杜邦分析是将权益报酬率分解为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和财务杠杆三部分进行分析的方式，此种方式也被称为“杜邦模型”。杜邦模型表明有三类因素影响权益报酬率：运营效率，用利润率衡量；资产使用效率，用资产周转率来衡量；财务杠杆，用权益乘数衡量。

杜邦恒等式：权益报酬率（ROE）=净利润/权益总额

二、ZW地产公司盈利能力的杜邦分析

（一）ZW地产公司简介

ZW地产是具有国家一级开发资质的大型国有房地产企业集团，中国房地产“综合开发”“责任地产”“蓝筹地产”百强企业。作为根植西安本土的领导品牌，ZW地产始终以对城市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业主负责的国企品牌责任，致力于提升城市价值、传承地域文化和改善人居环境。2014年以来，“五优好宅”住宅生活体系得以建立，成为ZW地产新时期下的发展目标。

（二）ZW地产盈利能力的杜邦分析

运用杜邦模型可以解释盈利能力指标变动原因和变动趋势，为采取措施提高盈利能力指明方向。表3-1、表3-2分别为根据ZW地产2009、2010、2011年三年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数据编制的该公司比较资产负债表和比较损益表。下面就以杜邦模型为基础，结合因素分析法、趋势分析法，对ZW地产公司的盈利能力进行杜邦分析。

分析表3-1、表3-2，可计算该公司相关财务比率如下：

权益报酬率=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本文以营业净利率替代销售净利率）

2009年 0.27=0.09*2.26*1.33

2010年 0.29=0.11*2.28*1.16

2011年 0.24=0.09*2.27*1.18

该公司权益报酬率2009年为0.27，2010年上升至0.29， 2011年有所下降为0.24，这是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和权益乘数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生产经营业务盈利能力、资产盈利能力和财务杠杆盈利能力三种盈利能力相互影响的体现。

（三）销售净利率

很显然，2011年的销售指标均比2010年和2009年差许多，虽然2011年的营业利润514983万元高于2009年的469044万元，但其成本费用控制较差，在获取同样销售收入的情况下，付出的代价较为高昂。

（四）总资产周转率

该公司的总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以及存货周转率也会对权益报酬率产生影响。2009―2011三年的资产周转率情况如下表3-4所示：

从表3-4可以得出：应收账款周转率2009年最高，2011年比2010年略有提高。2009年的应收账款仅有33083万元，相比2010年的114033万元、2011年的104700万元少得多。而总资产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三年基本持平，说明三年来资产的盈利能力基本相同，对权益报酬率的影响不大。

三、基于盈利能力的ZW地产公司实施策略建议

（一）选准目标市场。彼得斯和沃特曼曾经合著了《追求卓越》一书，书中有一段话表达的意思是：盈利水平最高的企业的必定集中经营核心产品，盈利水平较高的企业是相关多元化经营，盈利水平最差的企业就是无关多元化经营了。因此，ZW地产公司实施多经营战略时，最好选择与其行业有关联的行业或产品。如果能把这些行业和产品与白酒主业结合起来，参与行业组织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调整，既可以把原本流向行业外的利润留在行业内，又可扩大企业在行业内的影响力，而且能通过主辅业配合形成的产业链发挥综合优势，提高企业的整体盈利水平。

（二）明悉目标行业，掌握核心技术，避免盲目决策。在选准目标行业以后，企业首先要对新行业诸如市场规模、发展潜力、竞争对手等重要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或者说要有绝对把握。其次是要掌握在该领域生存、发展所需要的核心技术，这是关键所在。若想在新行业经营获得成功，必须同时具备技术、资金和市场营销等全方位优势。最后是要对目标行业的经营预期做出具有前瞻性的长远规划，明确实施步骤，避免决策的盲目性。对ZW地产公司来讲，可发挥其在资金方面的优势，买断目标行业有关产品的核心技术，掌握决胜的利器，从而为在新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就没有领先优势，单单靠在资金上的所谓的优势，即便能够进入一些竞争激烈的行业，也只能以低水平维持，其经营业绩不会取得预想的结果。

（三）打造整体优势，实现优势整合，获取“1+1 >2”的效应。企业可采用两种方式进入新行业：一是依靠内部成长，二是依赖外部成长。内部成长是指原有企业投资新建项目，随着新项目的投入运营而进入新行业：外部成长是指原企业购并一个新企业，继而进入新行业，并在新行业内精心运作，使所购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无论哪种操作方式，其目的无非是通过整体优势的打造，获取整合优势，实现综合经济效益，达到“1+1>2"的效果。ZW地产公司若进行多元化经营，应在有限的资源内兼顾不同集团利益，通过人事安排、资源调配、文化融合等手段进行组织结构再造，树立职工整体价值观，以实现战略协同，打造整体优势。

（四）要注意控制规模，及时调整行动方案。经济规模不是规模经济，应尽量避免规模过大造成严重后果。过大的规模，就会因组织结构错综复杂导致管理沟通困难，以至于信息失灵、对市场反应迟钝，企业运转失常。遇此情况，企业应及时取措施“精兵简政”。对所属子公司进行清查，分门别类制定精简、调整方案，通过采取分拆、剥离、缩小企业规模等手段，促使企业“瘦身强骨”，提高运营效率，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再次，用合理的资本结构，充分发挥财务杠杆的盈利能力。

篇3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于1995年创立，2011年6月在深交所挂牌上市，目前主要从事二次充电电池及光伏业务、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以及包含传统燃油汽车及新能源汽车在内的汽车业务，同时利用自身技术优势积极拓展新能源产品领域的相关业务。在2003年比亚迪拓展汽车业务，目前已经展迅速成长为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生产的领先品牌。

公司秉持“技术、品质、责任”的发展理念，肩负绿色环保的企业社会责任，在汽车产业打造出长期可持续的核心竞争优势，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领跑者之一，自2015年5月起，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销量持续超越海内外竞争对手，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冠军企业。

2基于杜邦模型的比亚迪盈利能力分析

21杜邦模型

杜邦模型是将各种财务比率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的综合财务分析方法，该模型以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为出发点，层层分解至总资产收益率、销售净利率和总资产周转率等财务指标，将若干个反映企业盈利状况、财务状况和营运状况的比率按其内在联系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杜邦分析模型见下图。

22比亚迪盈利能力分析

杜邦分析方法可以解释各个财务指标变动的趋势及?动原因，为企业下一步采取经营策略提供参考。下面本文以杜邦模型为分析分析方法，对比亚迪近两年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同时将比亚迪的财务比率与汽车行业的行业均值进行比较，找出比亚迪公司在汽车行业中的差距。比亚迪2014―2015年基本财务数据及主要财务比率见下表。

（1）净资产收益率=权益乘数×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从上表可以看出，比亚迪2014―2015年净资产收益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公司整体业绩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经过对净资产收益率公式分解，可以看出2015年比亚迪总资产周转率、销售净利率和权益乘数均有小幅度上升，说明该公司竞争实力在增长，资本运作效率有提升。2014年和2015年汽车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均值分别是01544和01649，不论是2014年还是2015年，比亚迪的净资产收益率与汽车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均值差距都比较大，比亚迪在下一年度的发展中需要进一步提升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提高公司竞争实力。虽然2015年的总资产周转率相对于2014年总资产周转率有小幅度提升，但是与同行业总资产周转率水平相比，仍然处于相对较差的水平，资产利用效率有待提高。

（2）销售净利率=净利润÷销售收入。销售净利率表示销售收入对净利润的贡献程度。从上表可以看出，比亚迪2014―2015年销售净利率有小幅度上升，2014年和2015年汽车行业的销售净利率均值分别是00496和052，从2014年到2015年，比亚迪的销售净利率与汽车行业的销售净利率均值相比差距在逐步缩小，差距由369%缩小到128%。面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高速发展，比亚迪积极把握历史机遇，策略性加大对汽车业务的严打和投资力度，继续退出性能优越的新车型并持续扩大电池产能满足市场对本公司新能源汽车的需求。2015年销量同比增长20813%，新能源汽车销量局全球第一。

（3）权益乘数=1÷（1-资产负债率）。权益乘数对提高净资产收益率有杠杆的作用，权益乘数越大，则净资产收益率越高，企业财务风险也会相应增加，偿债能力有所小降。从上表可以看出，比亚迪2014―2015年权益乘数有较小幅度的下降，说明公司负债比率在降低，财务风险有小幅度降低，比亚迪在后续的发展中仍要关注财务风险，进一步降低财务风险。

3分析结论

文章运用杜邦模型对比亚迪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篇4

    1.公司业绩

    国外的实证研究表明,当公司业绩下降时,外部董事进入董事会的概率变大,董事会的独立性可能变强。糟糕的公司业绩可能会导致某些内部董事离职,这可能是股东或董事会的要求,也可能是CEO保护自己的表现。

    业绩的衡量标准通常有三种:会计利润、托宾Q值和股票市场收益。实证研究中还要特别注意内生性问题:公司业绩和董事会独立性是相互影响的,公司业绩既是以前董事会决策的结果,又会潜在影响以后的董动和董事会结构。内生性问题在使用横截面数据时最为明显,为了避免此问题,可以考虑时间因素,利用综列数据进行动态研究。比如,考虑前两年的公司业绩对今年的独立董事比例的影响,或者考虑公司业绩变化对独立董事比例变化的影响。

    2.公司规模和行业特点

    一般来说,公司的规模越大,经营管理越复杂,对具有不同行业背景和经验的独立董事的需求就越大,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也就越强。Hermalin和Weisbach还发现,当一个公司退出一个产品市场时,掌管这个市场的内部董事可能离职,相应的空缺一般由外部董事填补。

    公司的规模可以用股本市场价值、销售额或资产价值来表示。公司的经营复杂程度或多元化程度,通常用公司业务所涉及的不同行业的数量来表示。

    国外的实证研究成果中,关于公司规模和产业特征对董事会独立性的影响并没有一致的结论,或者结论一致但在统计上不显着,这是样本选取的问题。但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必须考虑这些因素,把它们作为控制变量,否则会严重影响对其他因素的解释效果。

    3.股权结构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础,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股权结构,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公司治理结构。最初,独立董事制度正是针对内部人控制问题而提出的。股东希望通过董事会这一内部机构的外部化,引入外部董事对内部人形成一定程度的监督和制约。一般情况下,公司的股权越分散,股东对增加外部董事以加强对经理层监督的需求就越强烈,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也就越强,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Hermalin和Weisbach,Denis和Sarin的研究表明,“紧密控制型”的公司,即创立者仍然掌权,并且CEO持有大量股份的公司,董事会更多为内部董事所控制;规模大且存续时间长的公司,股权结构相对分散,董事会则更多为外部董事所控制。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国外公司的股权结构有着本质区别,也即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基本上都存在控股股东。在这种股权模式下,控股股东或“关键人”利用自己拥有的控股地位或控制权,推荐自己的代表出任董事,在董事会里形成多数,结果是上市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受到严重影响。2001年,所有国内上市的A、B股公司中,董事会平均拥有的独立董事人数为2.05个,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平均仅为21.01%,基本处于劣势地位。

    在实证研究中,可以用赫芬达尔系数表示股权的集中度,如前四名或前八名股东的持股总量占总股本的百分比。另外,还可以选用最大股东持股量、外部董事持股总量、内部董事持股总量等作为辅助的表示变量。

    4.CEO的持股量、任期、权力和变更

    CEO和董事会之间的冲突是公司治理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Hermalin和Weisbach认为,董事会的独立性取决于CEO和董事会之间的一种谈判博弈:CEO倾向于有一个独立性差的董事会,而董事会则倾向于保持自己的独立性。CEO的任期越长,持股量越大,其对董事会的控制能力就越强,也就越有可能把自己的亲信或亲属安插到董事会,以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董事会的独立性会越来越差。Shivdasani和Yermack的研究结果表明,CEO对董事选举过程的控制力越强,董事会的独立性越差。他们利用下述标准衡量CEO的这种控制能力,即董事会是否有专门的提名委员会,如果有的话,CEO是否是其中的一员。

    此外,CEO的变更对董事会的独立性也有影响。Hermalin和Weisbach研究发现,当一个公司的CEO接近退休时,公司会试图增加内部董事,作为下一任CEO的候选人,其目的在于使他们在接触到公司各种事务的同时与其他董事熟悉,从而为其成为新的CEO提供宝贵的经验。但当新CEO选出以后,任期较短的部分内部董事又会试图离开董事会,因为他们失去了短期内再度当选CEO的机会。与此同时,新CEO一般不会增加内部董事以填补空缺,反而更可能增加能提供良好建议的外部董事,以辅助自己开展工作。从另一个角度讲,新CEO对董事选举过程的控制力尚小,只能用增加外部董事的方式来满足监督的需要。

    5.监管要求和制度规定

    独立董事的人数及其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是关系到独立董事能否有效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制定的独立董事制度都对此做出了有关规定。其中,有些规定是强制性的,要求公司必须执行。例如,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上市规则》规定: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必须设立审计委员会,该委员会至少应有三名成员,全部为独立董事。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规则》规定:每名发行人必须确保其董事会在任何时候至少包括两名独立非执行董事。而另一些规定则是非强制性的,是一种推荐,希望相关的公司能够按照要求建立或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增加上市的可能性。例如,泰国证券交易所有关准则规定:至少有两名董事为独立董事;如果独立董事数量不足两名,必须在三个月内任命。

    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最初几年中,独立董事制度一直没有被列入议事日程,因为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构成,主要由监事会执行监督职能。1997年12月,证监会了《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但其中只是把建立独立董事制度作为选择性条款。

    随后几年,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各类公司治理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由于上市公司监事会功能的弱化,独立董事制度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开始得到各界人士(特别是监管层)的关注。

    1999年3月,国家经贸委和证监会联合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见》的文件,要求H股公司应有两名以上的独立董事。

    2000年11月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治理指引(草案)》中建议上市公司应至少拥有两名独立董事,并且独立董事至少应占董事会总人数的20%。

    2001年,证监会开始在上市公司和基金公司内部大力推行和完善独立董事制度。

    2001年8月16日,证监会又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了在2003年6月30日前,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

    由于以上一系列法规条文的陆续颁发与实施,独立董事制度在上市公司的建立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

    监管要求和制度规定作为定性因素,在实证研究中很难量化,不过我们可以利用设定工具变量(二元变量)的方法,反映某一具体事件的影响。例如,我们可以用一个二元变量表示公司是否为H股公司,以反映有关H股公司独立董事的强制规定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性的影响。

篇5

一、文献回顾

中国学者主要使用了三类财务指标识别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1）资产减值准备类指标：李增泉（2003）对1999年我国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的研究表明当上市公司被强制要求执行“四项减值”时，具有扭亏动机、配股动机和临界动机的上市公司一般会少提，而具有亏损动机、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公司和具有利润平滑动机的公司一般会选择多提。（2）线下项目类指标：原红旗（2004）不仅观察到了盈余管理现象而且通过实证分析找到了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作为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操纵净利润的证据。

二、本文研究思路

1.研究思路

证监会2001年的政策严格了ROE的计算标准，上市公司必须在最近3个会计年度其“净利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要达到平均不低于6%的标准才可配股，后一个指标相对于前一个指标由于缩小了利润的操纵空间而门槛更高，所以成为上市公司重点关注的指标。因此，笔者侧重于研究配股公司针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操纵行为，而该指标中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营业利润（税后）＋除营业利润以外的经常性收益（税后），其中除营业利润以外的经常性收益（税后）由于缺乏持续性和可比性成为最易被企业操纵的部分。

2.研究方法

笔者选用“税后非营业利润的经常性收益率”指标来观察配股区间公司是否通过调增或调减“除营业利润以外的经常性损益”来实现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本期加权平均净资产”指标的操控。为了区分管理层调增和调减“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的行为，笔者把配股区间公司同样分为调增动机组和调减动机组。当营业利润（税后）/本期加权平均净资产

3.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笔者选取了2001年～2005年深沪市的配股区间（R0E:6%～7%)上市公司作为具有配股动机的公司即研究样本组，而以在前两个年度已经配股的公司作为对照组代表完全没有配股动机的公司，通过使用“税后除营业利润以外的经常性收益率”指标对配股区间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和程度进行衡量和检验。

三、统计结果分析

1.对企业操控税后非营业利润的经常性损益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其分析

笔者对2001年～2005年配股区间公司的税后除营业利润以外的经常性损益／本期加权平均净资产指标作了研究，见表2至表6。其中配股组（调减动机）代表当年R0E在6%～7%之间且税后营业利润收益率>6%的公司，标准对照组1代表前两年已经配股且税后营业利润收益率>6%的公司；配股组（调增动机）代表当年R0E在6%～7%之间且税后营业利润收益率

*10%水平显著；**5%水平显著；***1%水平显著

从2001年～2005年的变化趋势来看，配股区间公司的确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但从总体上来看，由于2001年的监管政策相对宽松以及配股区间公司盈利能力在稳步提高，所以配股区间里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数和其盈余管理程度都在逐年降低。

参考文献:

[1]Kevin C.W.Chen & Hongqi Yuan, 2004 “Earning management and capital resource 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accounting-based regulation of rights issues.”，The Accounting Review 3:645～665

[2]Wahlen, J.M., 1994. The nature of information in commercial bank loan loss disclosures. The Accounting Review 69 July, pp. 455～478

篇6

一、文献回顾

国外很早就研究契约动机：Watts和Zimmerman（1986）指出只要存在契约和监督成本，管理人员对会计程序的操纵就存在。Sweeney（1994）认为以违背借款合同的企业为样本与控制样本比，其更多地利用了能调增盈利的会计政策。国内对于契约动机的相关研究如下：黄文伴、李延喜（2011）指出高管年薪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薄澜，冯阳（2014）发现，债务契约会促使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来降低债务违约的风险。

二、理论与研究假设

（1）报酬契约动机。管理报酬契约制定和执行的依据是会计盈余。管理人员预测企业的盈余达不到报酬契约所规定的约束条件时就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基于此提出假设H1：管理层的薪酬考核标准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高。H2：管理者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的非线性相关。

（2）债务契约动机。债权人与债务人在签订债务契约时，会规定运用会计数据的约束条款防范经理人员做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投资与融资决策。当约束条款不能满足时，经理人员将用盈余管理手段来避免违约行为。因此提出债务契约假设H3：债务融资比率越大，盈余管理幅度越大。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了2009年之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为避免非契约动机对本文研究结果的影响需满足以下条件：以民营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剔除两职合一的公司；剔除ST，*ST企业；剔除当年增股及年报中披露下年度预计增股的企业；剔除数据不全的样本。最终得到182个符合条件的年度民营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CSMAR和RESSET数据库，使用的统计软件为SPSS，EXCEL。

（二）盈余管理的计量

本文选择截面修正Jonse模型作为计量盈余管理的工具。模型如下：（1）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参数α1，α2，α3

TDAit=α1（1/Ai（t-1））+α2（ΔREVit-ΔRECit）/Ai（t-1）+α3（PPEit/ Ai（t-1））+ε

TDAit为估计期总体应计利润=（第t年净利润-第t年经营活动净现金流）/第t-1年总资产

Ai（t-1）为t-1年总资产

ΔREVit为主营收入变动

ΔRECit为应收账款变动

PPEit为第t年固定资产总额

ε为方程的残差

i为第i家公司

（2）将系数带入NDAit=α1 （1/Ai（t-1））+α2 （ΔREVit-ΔRECit）/Ai（t-1）+α3（PPEit/ Ai（t-1））+ε

NDAit为第i家公司事件期的非可控应计利润

经理人操纵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Cit= TDAit-NDAit

（三）模型的建立

检验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的经验模型如：

|DAC|=α+β1RMO+β2RMO2+β3RMO3+β4CCD+β5DAO+β6SIZE+β7INO+β8FBM+ε

|DAC|：盈余管理的衡量变量可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

RMO2：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平方

RMO3：管理层持股比例的立方

CCD：管理层报酬

DAO：负债权益比

SIZE：公司规模

INO：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

FBM：董事会开会次数

ε：残差

（四）实证检验

回归方程的检验：

（1）回归模型的拟合度检验。在横截面数据的情况下，本文研究数据决定系数为0.724，修正决定系数为0.715可以接受本文所使用的回归模型。

（2）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本文建立的回归方程的F值为56.473，对应的Sig.值为0.000，在显著性水平为0.05 的假设条件下，方程的总体通过显著性检验，可以用线性关系描述和反映解释变量和各自变量之间的关系。

（3）多重共线性的检验。由多重共线性检验可知，Pearson系数的绝对值最大为0.354，不超过0.8，所以对于本文所选样本，各因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回归结果：以可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DAC|作为盈余管理程度的变量，采用SPSS分析软件对所收集并筛选后的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由回归结果看，在显著性水平0.01下，变量RMO，DAO通过了检验，在显著性水平为0.05下，变量CCD，FBM，RMO2通过了检验，说明这些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密切相关。而变量SIZE，INO，RMO3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四、结论

基于回归结果分析得出：管理层报酬与盈余管理程度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管理层报酬越高，管理层越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以获得较高报酬，与假设H1一致。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的相关关系是非线性的。在不同的区间，其管理层的持股比例和盈余管理程度相关性不同。负债权益比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研究假设 H3 相一致。负债权益比较高时，民营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会采取盈余管理措施进行规避风险。

五、建议

（1）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抑制盈余管理的内部约束机制。首先， 要设立审计委员会和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其次应以会计盈余信息为基础的短期激励的基础上，再加上以公司有形资产价值与无形资产价值信息为基础的长期激励，作为管理报酬契约的执行依据设计激励契约。

（2）增强信息透明度，加强信息的流动，在企业中建立一种通过主管部门强制执行使得信息在企业各利益相关人之间流动的企业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1]Watts， R. Zimmerman， J.L 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 First Edition. New Jersey：

篇7

ST上市公司(Listed Company under Special Treatment)是指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由于出现财务状况或者其他异常情况而被证交所处以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根据现有的ST制度,被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摆脱目前的财务困境,否则其股票就有被暂停流通甚至退市的风险。ST公司往往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扭亏为盈,以满足维持其上市资格的要求和摘掉ST帽子的愿望,我国ST上市公司有着强烈的以扭亏为目的的盈余管理或操纵利润的动机。我国于2006年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新的会计准则对于资产减值准备做出了新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原有的盈余管理的方式,研究现行准则下ST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的方式及其有效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DeAngel,DeAngel and Skinner(1994)选择了1980～1985年至少有3年出现亏损的上市公司进行检验,其实证结果并没有支持财务困难公司将会做出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假设。Burgstahler and Dichev(1997)证明样本公司中确实普遍存在着避免出现盈余下降或亏损的盈余管理行为。Sharma and Stevenson(1997)发现即将破产的公司比控制样本的公司更有可能做出有利的操控性会计政策变更。

(二)国内研究综述

蒋义宏(2002)发现亏损上市公司为了避免ST、PT及终止上市的结果而在亏损前一年度利用经常性应计项目做出调高收益的会计处理,而没有利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盈余管理。陈晓、戴翠玉(2003)发现西方常见的利用应计利润操控会计数字的方法,对我国亏损上市公司的扭亏作用十分有限,魏涛、陆正飞、单宏伟(2007)发现无论是亏损公司还是盈利公司,都较为普遍地操纵了非经常性损益交易的时点和力度进行盈余管理。

二、研究设计

通过以上研究结论,我国上市公司目前普遍采用的盈余管理手段主要是会计变更、改变应计项目、进行实际交易。我国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施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这一会计准则的改变具体体现在:第一,存货发出计价,取消“后进先出法”,一律采用“先进先出法”。第二,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不得转回,只允许在资产处置时,再进行会计处理。正由于ST上市公司利用减值准备操纵利润的缘故,现行会计准则明确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 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因此现行会计准则可以有效地遏止利用减值准备作为调节利润的手段, ST上市公司利用减值准备操纵利润以避免被摘帽的行为也可以得到有效遏制。第三,受同一母公司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以账面价值作为会计处理的基础,放弃使用公允价值,以避免利润操纵。第四,扩大了合并报表范围。

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我们选定非线性的Logit逻辑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并选定与新准则的改变相关的自变量,包括(1)关联方因素,不仅包括一般意义的关联交易,还包括关联方通过往来向ST公司提供资金或为其承担债务;(2)应计利润,由于应计利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项目,选用了能比较全面的影响应计利润水平的资产重组项目,包括资产的转让、置换和债务重组;(3)政府方面的帮助,主要体现为财政补贴;(4)大股东的影响,我们考察大股东所占股份的多少是否会使盈余管理更为有效或与之相反。

为此,提出以下四项研究假设:H1:ST上市公司对盈余管理活动的有效利用与关联方高度相关;H2:ST上市公司对盈余管理活动的有效利用与资产重组高度相关;H3:ST上市公司对盈余管理活动的有效利用与政府补贴高度相关;H4:ST上市公司对盈余管理活动的有效利用与股权结构高度相关。

建立的逻辑回归模型为:

Logit(Yt+1)=?琢+?茁1×GLJYt+?茁2×CZHDt+?茁3×ZFBTt+?茁4×GQJGt

其中:Yt+1,为扭亏变量。当ST上市公司能有效的利用盈余管理时,取Yt+1=1,当没有有效利用盈余管理时,取Yt+1=0。有效的判别标准是:成功撤销退市风险处理;如果企业在第t+1年停牌、退市、受到证监会处罚,以及再次受到退市风险处理,则视为该企业的盈余管理无效。

GLJYt,为关联方变量,当ST上市公司在受到退市风险处理的当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关联方交易时,取GLJYt=l,反之,取 GLJYt=0;GLJYt,为资产重组变量,当ST上市公司在受到退市风险处理的当年进行了大规模的资产重组时(判别标准是,当年的资产重组,包括:资产的转让、置换和债务重组是否超过去年金额的30%以上),取GLJYt=l,反之取GLJYt=0;ZFBTt,为政府补贴变量,当ST上市公司在受到退市风险处理的当年收到了政府的财政补贴时(判别标准是,当年是否收到了以前年度确认的大额政府补贴,或当年确认的金额是否超过去年金额的30%),取ZFBTt=1,反之取ZFBTt=0。

GQJGt,为大股东变量,表示ST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包括其关联方)所持股份比例。

三、样本选取与描述统计

(一)样本选取

为了便于确认ST上市公司(如没有特别指出,本文的ST代表ST和*ST)进行盈余管理的时间,研究样本确定为沪深股市受到过退市风险处理的上市公司。沪深股市2007-2008年度受到过退市风险处理的上市公司,共计53家。实证分析选用了SPSS16.0统计软件。实证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及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CSMAR系列数据库。

(二)描述统计

为了保证研究假设的可信性,在进行具体分析之前,应先证实研究样本中是否出现了盈余管理现象,公司是否被特别处理、是否被摘牌退市的关键是收益类指标。每股收益被选为考察盈余管理是否存在的对象,影响上市公司净利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净利润指标应近似于服从正态分布,这也是目前大多数判别模型的理论前提。通过观察以上的结果,可以看出ST上市公司在受到退市风险处理当年的每股收益服从正态分布,显现了明显的人为干预痕迹。把ST上市公司摘帽或者摘星作为衡量一个公司盈余管理是否有效,统计发现,总共有43家公司在接下来一年摘帽或者摘星,占81.13%。

(三)具体项目分析

将收集到的四组变量值输入SPSS16.0统计软件,选定0.5作为临界值,得出的上市公司破产概率超过0.5,则判定为有效盈余管理;小于0.5则判定为无效盈余管理。由上可以看出,总体上ST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是有效的。

(四)变量的检验

表3给出了方程变量检验情况,分别给出四个变量的拟合情况。资产重组和政府补贴因素都通过了显著水平0.01的假设检验,关联方和大股东比例通过了显著水平0.05假设检验。由于ST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是一个综合的管理行为,为了避免各自变量之间的干扰,最后进行了各变量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检验:可见四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较低,不存在多重共线问题,也就说明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时选择的方式没有相关性,上市公司通常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选择一种或多种方式来进行盈余管理。

四、研究结论

实证检验的结果支持了我们上面的假设,当ST上市公司面临退市风险时,的确会普遍采用盈余管理作为修饰净利润的手段,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带来的效果不尽相同,特别是现行会计准则对债务重组和减值准备等进行重新规定后,对公司的

盈余管理方式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具体来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1)ST上市公司在受到退市风险处理的当年会普遍利用关联方、资产重组以及政府补贴等手段进行盈余管理。(2)ST上

市公司进行有效盈余管理时最常利用的是关联方交易(占大概68%)和资产重组(占大概62%)手段,但尽管关联方交易手段会被ST公司大量采用,但效果不明显。关联方交易不能有效保证“摘帽”,其公允性和合法性常常受到怀疑,注册会计师往往出具否定或保留意见。(3)ST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会对盈余管理活动施加影响,但效果不确定。

参考文献

篇8

1引言与综述

盈余管理是会计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受到市场监管部门和投资者的关注，同时也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所谓盈余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是指管理当局在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范围内，运用会计方法或者规划真实交易来改变财务报告，以干扰利益相关者对公司业绩的判断或者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为基础的契约[1]，从中获得自身利益的会计行为。目前我国旅游类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不佳已成为业界的共识，然而这些公司在其不佳的经营业绩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如果存在，盈余管理程度如何，是隐藏了收益还是夸大了利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能够优化投资者对旅游行业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能够丰富旅游上市公司的学术研究，对于政策制定方面也有一定意义。

国内外对于盈余管理已经做了较多的研究，研究主要集中于盈余管理动机和盈余管理手段两大方面。综合学者们对于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得出，盈余管理动机主要为契约动机Healy，1985；Sweeney，1994；张祥建，2006；程敏，2009；王范，2013等）、资本市场动机Frankel et al，1995；Teoh，1998；Hayn，2000；张靖，2007；马葵，2008；黄福广等，2010；姚莹，2013等）和政治成本动机Moyer，1990；Key，1997；田丰等，2000；杨旭东等，2006；张晓东，2008；许云鹏，2013等）三个方面。契约动机具体包括报酬契约、债务契约及与政府制订的契约等，资本市场动机具体包括IPO、配股、防亏保牌、节税等，政治成本动机具体包括避免政策限制、获取相关优惠政策等。盈余管理手段方面，国内外相关学者普遍认为主要包括会计方法和非会计方法，具体通过运用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的变更李振，2006；王婷婷，2007；杨丽丽，2009；张柳逸，2012等）、关联交易魏明海等，2000；曹文辉，2007；高洁，2010；关月琴，2014等）和利用地方“优惠”政策陈晓等，2001；薛爽，2005；王伶等，2008；刘心，2011等）等手段来操纵收益。

篇9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6）09（b）-0076-02

随着高速运转的信息革命、智能时代的到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亲身体验着信息的互通和迅速传递，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差距越来越小。各企业通过不断创新研发、体验化营销方式洞察消费者无限的需求。市场调查行业成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必不可少的沟通桥梁，具有市场洞察、数据分析、行业研究能力的研究部门成为市场研究公司的拳头部门，如何激发研究部门研究人才的积极性与活力、良好地实现公司各阶段的研发目标，成为市场研究公司尤其是省级市场研究公司绩效管理中重要工作之一。因此，对研究部门研究人才进行研究分析，探索影响研究部门研究人才的动力因素，构建公司研究人才的激励型绩效体系，有利于省级市场研究公司长期稳定、良性循环发展，为公司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保障。文章从实例角度出发，结合河北省S市场研究公司发展目标及研发部门的运营现状，分析省级市场研究公司实在研发部门中建立激励型目标管理绩效体系的实际应用。

1 激励型目标管理绩效内涵

1.1 研究部门研究人才目标管理绩效内涵

“目标管理”的概念最早是在1954年由彼得・德鲁在《管理实践》一书中提出。“目标管理”是一个过程，将组织的目标分解为各项具体目标，由员工和其上级一起确定绩效目标，并对绩效目标的实现情况进行考核，并以此作为报酬分配的依据。“激励理论”作为“目标管理”的核心和动力，成为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发挥员工创造力和主动性的关键。市场研究公司业绩单位通常为单个研究项目或者是可以拆分的连续性项目，每个研究项目拥有明确的研究目标、项目成果要求，因此，目标管理绩效体系成为研究人才绩效考核的主要工具。

“研究部门研究人才”作为知识型员工，区别于一般市场、执行、行政部门员工的特点是：知识水平强、自我价值实现愿望强烈、高度重视成就激励和精神激励、创造性和自主性强。因知识型员工具备上述特征，所以“研究部研究人员”具有高稀缺性、培养困难、流动性强等特点。管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有很多层次，成就需要成为最高层次的需求，因此凡是有自我价值实现强烈愿望和注重自身成就的人，都会不断追求更高目标的实现。市场研究公司研究部门工作具有高挑战性、高压力性、高成就感的特点，因此运用建立激励型目标管理绩效体系成为市场研究公司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

1.2 研究部门研究人才激励型目标管理绩效理论

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利兰（David C. McClelland）提出了成就需求激励理论。成就需求激励理论把人的高层次需求归纳为：成就、权力和亲和的需求，其中成就需求是指争取成功希望做得最好的需求；权力需求是指影响或控制他人不受他人控制的需求；亲和需求是指建立友好亲民的人际关系需求。

就市场研究公司研究部门研究人才而言，根据麦克利兰的成就需求激励理论，研究人员完成研究项目及研发新产品的动力来源可以分为3类：一是成就感，即按预期目标完成项目的成就、研发新产品为公司创造新的业绩增长点的成就，这里面主要包括研究人员的自我价值肯定、客户赞赏、上级看重、同级鼓励等方面，这是推动研究人员提高积极性和活力的主导型因素；二是行业内名誉，即在同行内的知名度、美誉度，是推动研究人才提高积极性和活力的主推型因素；三是和谐的人际关系，即良好的工作氛围，是推动研究人才提高积极性和活力的主利型因素。经过上述分析，针对河北省S市场研究公司的具体情况，笔者将成就需求激励因素分为：目标明确、过程顺畅、成果清晰、公司认同、行业名气和同事协作6部分。

2 S公司现有目标管理绩效体系现状分析

河北省S市场研究公司研究部门研究人才整体专业素质偏高，学历水平均在硕士及以上，思维逻辑能力强。但受本地客户单一化、精细化要求的影响，S公司研究部门在完成研究目标的基础上承担着研究项目的数据采集环节、质量监控环节，因此使得研究部门各岗位职责不明确、业绩划分不清晰，造成研究人员积极性大大降低、产出效率不断下降。所以，为了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保证研究人员的稳定及公司的良性发展，特对S公司研究部门绩效管理体系进行调整。根据笔者对S公司研究部门近6年的绩效管理体系切身体验，总结出S公司目前存在如下需要改进的方面。

2.1 目标绩效缺失战略统一导向

S公司作为小规模民营企业，未建立切实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公司战略发展目标不明确，目标绩效管理存在短期性和临时性，因此在制定目标管理绩效指标体系时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多数情况下可以按照顶层管理人员的指示进行更改和调整。

2.2 绩效目标分解缺乏量化标准

市场研究公司项目多数情况下需要一个团队共同完成，每个项目团队根据项目需求进行各自人员职责划分。S公司在项目启动阶段即会进行项目分工，但是职责划分局限于工作内容、工作时限，缺乏各环节工作达标量化标准，造成前后交接环节之间因交接成果标准要求不同造成矛盾。

2.3 过度亲和化管理影响目标管理绩效考核效果

麦克利兰指出，注重亲和需求的管理者容易因为讲究交情和义舛违背或不重视管理工作原则，从而会导致组织效率下降。S公司作为省级公司，存在研究人才招聘困难的现实问题，为减少研究人才的培养成本和流失率，S公司在研究人员管理中采用“师传徒受”的培养模式，造成了目标绩效考核管理者为被考核对象“师父”的状况，使得目标管理绩效考核的效果大打折扣，不利于研究部门良性发展和研究人才的自我肯定与自我激励，容易造成“破窗效应”。同时，绩效考核结果公布存在不正式、不重视的情况，绩效考核成绩好的研究人员未有成就感知、绩效考核成绩差的研究人员未有惩罚，造成部门绩效考核流于形式。

2.4 目标管理激励政策不完善

市场研究公司研究部门承担着公司业绩完成的同时，更承担着公司新产品的研发工作，研发就会产生新产品成功进入市场产生直接经济利润，同时也会出现新产品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情况。S公司考核研究人员目标完成时，完全偏重能够进入市场产生直接经济利润的研究成果，所有人都提出了更容易实现的低目标，直接造成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新产品研发不受重视或流产。激励政策缺乏挑战和创新，成为了“你努力干创造更多收益和利润就给你加工资”的筹码，严重影响研究人员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

3 激励型目标管理绩效在S公司的实际应用设计

结合知识型研究人才的自身特点、成就需求激励因素三大类六部分以及S公司目标管理绩效体系的现状问题，笔者对S公司研究部门绩效管理体系进行调整，实现明确的激励型目标管理绩效体系。以下为激励型目标管理绩效在S公司实际应用设计中的几个方面。

3.1 建立科学化目标管理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通过内、外部充分调查研究，将S公司研究部门职责进一步明确和量化，对研究成果进行细化分类，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导向划分为：短期即时收益项目、长远战略发展项目。短期即时收益项目主要看重：目标完成度、客户满意度、成本控制度三方面，采用定量统计方法进行绩效考核结果统计。长远战略发展项目主要看重：市场前瞻性、投入产出回报预测、可落地性三方面，采用定性方法进行绩效考核结果的统计。

3.2 建立科学合理的奖惩制度

澳大利亚商学院的一位博士生本杰明・沃克说过：一个团队最懒的那个成员，实际上就可以决定一个项目最终的成功或失败。因此我们要武装将吃白食者逐出团队的武器――合理科学的奖惩制度。

“无规矩不成方圆。”建立统一量化目标实现标准指标体系，让出色的研究人才脱颖而出，将懒惰的人驱逐出团队，让现有研究人员看到一个更加公平的体系，从而能够转变为因为工作兴趣而乐于投入的状况。

3.3 建立完善的员工意见反馈机制

结合研究人才的自我特点，进入团队后最担心的是遇到自己无法产生默契的团队成员，每天的工作中心转移到提醒团队成员要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弥补团队成员的疏忽成为工作的重心，极大地影响自己的积极性和进取心。建立顺畅、有效的意见反馈机制，充分倾听员工的心声，让全体员工参与到绩效管理体系建立的全流程中，充分实现人性管理和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及对公司的忠诚度。

4 结语

文章从S公司研究部门激励性目标管理绩效的实际应用价值出发，提出针对知识型员工绩效考核的主要思维导向。积极充分了解研究人才的成就需求，切合公司长远战略发展规划，制定切实有效、言行必果的绩效管理体系。绩效考核结果的应用效果，需要全部门、全岗位的共同监督和推进，让激励型目标管理绩效成为市场研究公司研究部门创造最大价值的一大动力源泉。

参考文献

篇10

[中图分类号] F640 [文献标识码] B

盈余管理虽然在目前仍然是一个中性概念，但长久以来受到法律监管不完善的影响和个人利益的引导，上市公司管理层在进行公司的盈余管理经常会有过度盈余管理的情况，这不仅会对公司正常运营产生负面影响，降低会计信息质量，也会使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受到阻碍。为了控制管理层的过度盈余管理行为，需要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独立董事制度作为公司治理机制中的组成部分，对盈余管理也能够产生有效地抑制作用。然而很多独立董事并没有完全发挥其在盈余管理方面应有的作用。

中国证监会于2001年8月颁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开始对国内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作出规范性要求，并在2014年由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作为修订。推行这些制度性文件是希望通独立董事规范、尽职的履行职责，能够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进而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独立董事能否对公司过度盈余管理发挥应有的抑制作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独立董事对盈余管理产生影响的路径分析

（一）掌握上市公司信息

为了使独立董事掌握上市公司的财务以及相关内外部信息，一方面，需要独立董事按规定出席股东大会、董事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会议，了解公司内部的运行状况，特别是针对那些会为盈余质量带来重大影响的事项进行调查;另一方面，需要管理层充分的披露这些信息，积极的配合独立董事的调查，为独立董事营造良好的履职环境。

（二）对已有信息进行分析

在独立董事对掌握的信息进行分析，尤其是利用自己的财务知识鉴别管理层的盈余管理时，不仅需要独立董事合理的知识结构、专业的胜任能力、客观的判断，还需要独立董事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积极性。

（三）提出建议并做出报告

在对上市公司的信息进行分析后，需要独立董事根据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向董事会进行合理的提议，并向公众股东和监管机构根据自己的履职情况以及对公司的治理情况进行述职报告。

二、独立董事没有对过度盈余管理起到抑制作用的情况及原因分析

（一）独立董事没有发现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独立董事没有发现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信息不对称，另一种是专业胜任能力不足。

信息的不对称是在由于独立董事受出席的会议次数影响，对公司内部情况了解不充分，再加上独立董事一般都是在公司兼职，收集信息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所以虽然可以通过对财务报表的分析发现管理层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但对于更加隐蔽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没能进行有效的识别。虽然《履职指引》中对独立董事的现场工作时间做出了原则性规定，但是规定的时间不够，加上管理层可能会有意隐瞒，独立董事很难真正的掌握公司的实际情况。

专业胜任能力不足体现在独立董事的财务专业能力弱，知识结构单一。如果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手段更加高明，加上独立董事对公司内部情况了解不够充分，就会使一些专业能力相对薄弱的独立董事难以判断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虽然规定独立董事中必须有财务专业背景的独立董事，但是这些财务型独立董事可能没有更多关于上市公司所处行业的专业知识，对于上市公司的有些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同样难以分辨。

（二）独立董事发现但没有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独立董事发现但没有抑制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情况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进行消极的公司治理，另一种是与管理层或者大股东勾结。

独立董事进行消极的公司治理有两种表现，一种是选择辞职，“用脚投票”表示对该公司的不满，但是对辞职公告含糊其辞，另一种是继续留任，“坐领干薪”不参与或者仅在形式上参与公司治理。但引发这两种表现的原因，是现有的独立董事的任免和薪酬机制不够完善。独立董事的提名、选举和薪酬都是在公司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进行决定的，大股东和管理层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了这个过程，独立董事因此很难对大股东和管理层进行真正的监督。虽然《履职指引》中规定公司不能无故辞退独立董事，但是仍可能对独立董事施加其他压力使他们对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保持沉默，不愿意再进行积极的公司治理活动也不愿意对外进行披露。并且独立董事的薪酬目前有很大的差距，因为识别真实盈余管理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所以薪酬过少会使独立董事失去抑制盈余管理积极性，相反薪酬过高又可能会使独立董事失去独立性。最终独立董事对于声望和利益的权衡会使他们做出辞职或者留任的两种不同选择。

独立董事与大股东或者管理层勾结有三种情形，一是与大股东勾结，通过盈余管理，协助大股东掏空公司的利润;二是与管理层勾结，协助管理层粉饰报表的行为，掩盖真实的盈余水平;三是与大股东和管理层串通一气，借由盈余管理掏空公司或是进行财务欺诈。这三种情形都是由独立董事失去独立性造成的，而这种独立性的丧失可能是独立董事职业道德的水平不够高、经济上的压力比较大和对独立董事的监管不够严格。

三、提升独立董事抑制公司过度盈余管理的具体措施

（一）加强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独立行是独立董事履职的首要条件，可以分为形式上的独立和实质上的独立。形式上的独立在《指导意见》中有明确的规定，一般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都能够符合条件。而实质上的独立，很难真正的被衡量，这就导致现在的独立董事难以真正的履行自己的职责。

为了维护独立董事实质上的独立性，首先为了规避道德风险，需要独立董事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以及对独立董事履职情况的监督和考核制度，这样才能避免独立董事与管理层或者大股东相勾结的情况;其次为了使独立董事能够真正独立于大股东和管理层，需要健全的独立董事的任免制度，可以由其他独立监管机构提名再进行股东大会选举，并实行定期轮换;最后是为了同时维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和积极性，需要完善独立董事的薪酬制度，可以参考独立董事履职情况与薪酬关系的模型，再根据上市公司和独立董事的实际情况，由公司的股东、监管机构和独立董事三方共同议定薪酬和失效。

（二）完善独立董事的履职环境：

独立董事的履职环境可以分内外部两部分，内部履职环境包括对独立董事工作的配合程度、董事会结构、内部控制环境以及等，外部履职环境包括法律环境、社会监督环境等。

为了为独立董事营造良好的履职环境，一是提高公司内部对独立董事工作的配合程度，保障独立董事出席会议的次数并在合理范围内多召开董事会会议，使独立董事能够获取充足的信息;二是增加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虽然现有一些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的比例与盈余管理关系不显著，但原因还是独立董事比例不够大，导致这些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无法与其他董事抗衡;三是需要公司运行良好的内部控制，避免发生大股东或管理层凌驾公司内部控制之上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形;四是使独立董事有行使权力以及维护权利的渠道，这就需要良好的法律环境;五是为了独立董事能够更好的履行职责，需要以社会监督为辅助，及时帮助这些独立董事正确的履行职责。

（三）强化独立董事的知识结构：

独立董事的知识结构主要包括财务、法律和公司经营业务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有大量的研究表明，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能够更有效的削弱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提高盈余质量，这是由于财务型的独立董事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再结合公司财务以及相关的信息来对公司进行分析，最终实施有效的监督。

为了使独立董事能够实施更有效的监督，需要独立董事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合理的知识结构，这可能需要在每个相关的专业或领域都聘请专业人士，这样独立董事之间可以相互交流意见，对盈余管理尤其是真是盈余管理发挥更充分的监督作用。

（四）重视选用本地域的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所处的地理位置对其是否发挥对盈余管理的削弱作用有很大的影响。本地的独立董事可以更多的出席会议，方便对上市公司进行调查，从而了解更多公司的信息，但是容易发生与管理层或大股东勾结的情况，影响独立性;而非本地的相比本地的独立董事可能会更多在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时间上受到限制，但是独立性较强。

根据已有的研究结论，发现独立董事本地化对削弱盈余管理有更积极的影响，所以还是应该加强独立董事的本地化，使之获取更加充足的信息，而在独立性方面，则需要多方的努力，共同维护。

篇11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10. 007

［中图分类号］ F27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2）10- 0012- 04

1 成本理论与最佳资本结构

现代公司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产生了作为契约联接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带来了对公司企业价值有不利影响的成本。作为成本理论的创始人，詹森和麦克林把成本理论引入到现代金融理论的框架中，认为大多的债权融资可能会导致资本替代以及管理层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由此，他们提出了在公司过程中存在的两类冲突，即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为管理层无效率的管理行为，由于管理层不是所经营公司的全资股东，他们努力工作所创造的财富并不全归他们所有，所以，他们可能会接受一些并不盈利，甚至对股东财富造成损失的投资项目，企业存在净现金流量时，这种情况更为加剧。他们还会经常到度假胜地开会，拥有豪华的办公室，购买公司专用飞机等，既享受这些奢侈品，又不必承担相应的所有成本，由此产生更多的成本。股东和债权人问题主要表现为资产替代和投资过度，当公司正面临财务危机，债权到期可能无力偿还，且还有一些资金可投资时，就可能从股东角度出发倾向于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甚至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因为，若投资成功，将产生足够的现金流以偿还负债，其对公司的所有权也能得以保留，且股东获得的收益远大于债权人要求的固定收益。若投资失败，股东所需做的仅是在债务到期无力偿还时，把已没有太大价值的公司交给债权人，从而将股东投资决策的风险和损失全部转移给债权人。而债权人为了在公司发生财务危机后，接管的公司具有更大的清偿价值，自然希望公司选择低风险、净现值为正、且能增加公司市场价值的投资项目，或者把钱留在公司账上。然而，在既定的公司治理机制下，股东可通过其人公司管理层控制公司的投资决策，直到发生财务危机债权人主张债权接管公司为止。在此之前，债权人没有办法阻止股东采取以增加债权人风险为代价获得股东利益的决策。这就是所谓的资产替代和投资过度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防止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债权人往往会在借款时加入一些保护性条款，可以制约管理层从事不利于债权人决策的能力，但同时也会约束管理层做出使公司市场价值增值的决策。这些问题会影响到公司的融资行为，詹森指出，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问题会造成较少地使用债权融资，而较多地股权融资又会由于自由现金流量的增加加剧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资本结构的改变仅仅是股权成本与债权成本之间的交换，减少股权成本，债权成本相应就会提高，在没有税收的情况下，通过权衡两者利益冲突，得到的总成本最低时的资本结构即为最佳资本结构。詹森和麦克林认为，成本分为两类：①是与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相关，涉及外部股权融资的外部股权成本，包括关系造成的股权融资价值损失、股东监管效应和股东监管成本；②是与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相联系，涉及外部债权融资相关的外部债权成本，包括关系造成的债权融资价值损失、债权人监管效应和债权人监管成本。在我国，由于大量国有公司的存在，成本就不仅仅表现为股东与管理层、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监控、博弈和福利损失，还表现为各种共谋、寻租及资产的浪费与损失。在组成形式和表现水平上都会超过标准的成本。从形式上，我国上市公司的成本分为国有股权成本、社会股权成本和外部债权成本。

依据成本理论，最佳资本结构是由最优债权和外部股权比率决定的，企业通常采取内部股权、外部股权和外部债权3种融资方式。若给定企业融资数量，假定企业管理者持有的内部股权为S，企业外部人持有的外部股权为G，企业外部投资者所持有的债权数量为B，则企业的股权价值为S＋G，企业总的市场价值为V＝S＋G＋B。为了研究企业负债和外部股权融资最优比率的确定，假定企业的融资规模不变，那么，对于既定规模的企业的实际价值V的高低，将取决于所发生的成本大小。令负债和外部股权融资最优比率B／G＝h，设与外部股权相关成本为ACG（h），与债权融资相关的成本为ACB（h），总成本为ACz＝ACG（h）＋ ACB（h）。股权融资的边际成本为，债权融资的边际成本为。因为股权成本和债权成本反方向变动，可得出＜0，＞0。那么，最佳资本结构应该是总成本最小时的财务杠杆率，也就是边际总成本等于零时的财务杠杆率，即＝0。因为＋＝0，所以，当股权融资的边际成本等于债权融资的边际成本时，总成本最小。图1具体说明了最佳资本结构与成本的关系。

设企业外部股权筹资比率为Gl＝G／（G＋B），图1中企业外部筹资的总成本ACz＝ACG（h）＋ACB（h），随着外部股权筹资比率Gl的上升，外部股权资本的成本也随之提高，而外部债权资本的成本却因此相应下降。当Gl＝0时，即不发行外部股票时，外部股权资本的成本也为0，这时，企业所需的外部资本全部通过发行债券来筹措，债权持有者承担着较大风险，为此，企业将负担外部债权人高昂的监督成本，以及企业重组和破产的成本等，债权成本达到最高水平。当Gl＝100％时，即企业不存在债务成本时，外部债权资本的成本为0，此时，由于缺乏债务契约对管理者的约束和控制，外部股东必然要求对企业管理者实施必要的监督，股权成本达到最大。另一方面，上图也表明，债务成本的使用能起到降低外部相关成本的作用。然而，债务的利用是有限度的，当资本结构中债务增加到某种程度后，债权的边际成本将开始接近并超过股权资本的边际成本，若继续增加债权资本已不利于降低公司总成本，此时，应增加使用股权资本。所以，资本结构成本理论认为，公司的最佳资本结构指的是总成本ACz最小时的最优财务杠杆h（*），在此点上，股权资本的边际成本就等于债权资本的边际成本。

资本结构成本理论作为前沿理论，通过成本将公司治理理论与资本结构理论有效地联系起来，显示出该理论的发展潜力。但是，资本结构成本理论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企业的成本构成复杂，除上述涉及的两大成本外，还存在其他成本，如企业分权管理的成本、职工持股的成本等。②计量企业成本的难度大，计量本身的成本也很高，如支付给有关评信机构的费用等。即使如此，资本结构成本理论对于现代企业治理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基于成本理论的问题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影响分析

根据成本理论，公司最佳资本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比率决定的两种成本的平衡，而股东和管理层、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问题，即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对公司的融资行为具有重大的影响。如詹森指出的，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问题会造成较少地使用债权融资，而较多地股权融资又会由于自由现金流量的增加加剧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冲突。成本理论认为负债作为一种机制和手段，在减少上述矛盾冲突中有益处，原因在于：①通过运用负债来减少管理层控制的净现金流量；②债务付息是一种硬约束，若将现金用在浪费性的资本支出和日常财务支出上，还款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在违约的情况下，债权人会提起破产诉讼来请求其在资产上的权力，经理人等会因此失去暂时性的决策权和永久性的受雇权。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威胁会阻止管理层挥霍式投资并致力于提高资产运行效率，增加公司价值。所以，负债的控制作用在于降低管理层所能控制的净现金流量，从而保证管理层行为符合股东目标。因此，若企业实施股权融资，由于股息支付不具有强制性，因此会导致管理者无效率行为上升。反之，若企业采取债权融资，由于债务利息支付的强制性，在一定程度上可抑制管理者的无效率行为。若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自由现金流量较高，则应该增加负债融资，以通过债务利息支付形式将这些自由现金返还给投资者，以免管理者滥用这些自由现金。减少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的方法包括股利支付和负债。然而，在我国现金股利不是股利分配的主要方式，所以，对我国上市公司来说，减少自由现金流量、约束管理层过度投资的方法应主要是负债。其次，债权融资会造成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成本，即在采用债权融资情况下，企业将倾向于投资高风险项目，即使这些项目可能净现值为零，企业未来债权人为防止“资产替代效应”，通常会在债务合同中对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限制。为此，成长型企业应尽量避免债权融资，以免由于债务合同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约束，导致企业被迫放弃有利可图的新的投资机会，而成熟型企业由于缺乏投资机会，且自由现金流量较高，所以，应增加债权融资。为了从成本理论视角考察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问题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自由现金流量、公司成长性与公司融资方式是否相关，本文依据自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CCER）中选择的非金融上市公司类单位数量较多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制造业186个，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45个，批发和零售贸易业22个，对三类行业里共253个单位2001-201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由于篇幅所限，下面仅对三类企业的253个单位的集合样本进行总体分析，本文运用Excel软件中Correl统计函数计算相关系数R来分析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及存在情况下的相关程度。

设定解释变量X包括自由现金流量（总资产净现金流量率X1、营业收入管理费用率X2）、成长性（营业收入增长率X3、总资产增长率X4）；被解释变量Y为资本结构（资产负债率Y1、资产流动负债率Y2、资产长期负债率Y3）。其分析如表1。

从表1中各相关系数R可看出，解释变量总资产净现金流量率X1与被解释变量资产负债率Y1、资产流动负债率Y2、资产长期负债率Y3存在较高度的负相关关系，这些表明，在自由现金流量增加时，债权融资比例在下降，这给过度投资提拱了机会，也难免会出现一些管理者滥用这些自由资金的情况；营业收入管理费用率X2与资产负债率Y1、资产流动负债率Y2、资产长期负债率Y3都存在较高的正相关关系，反映出营业收入管理费用率越高，选择债权融资的可能性越大的特点。营业收入增长率与资产负债率Y1和资产长期负债率Y3高度正相关，而与资产流动负债率Y2中度相关，这表明大部分公司属于成熟型公司，由于缺乏投资机会，同时，自由现金流量又较高，因此，负债融资随之增加。总资产增长率X4对资产负债率Y1、资产流动负债率Y2都无显著相关性，而与资产长期负债率Y3存在较高的正相关关系，这很可能与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建设期长，而成长期需要较多的长期专用款项有关，但总的来看，具有公司未来成长机会越多，选择股权融资的可能性越大的特征。

3 结论与建议

（1）通过以上分析可看出，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会受到相关问题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自由现金流量、企业未来成长性等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使得股权融资成本与债权融资成本比率随之变动，从而影响着最佳资本结构的形成。同时，也表明成本理论在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中有一定的适用性，应将现有的资本结构成本理论正确运用到公司的财务决策中，优化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并对政府部门相关政策制定以及管理者进行资本结构的最佳决策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表中数据结果可看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增加的自由现金并没有采用负债的方式来减少，这表明由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产生的问题很大可能地在影响着公司的融资行为，从而可能会导致公司过度投资或滥用资金，滋生管理层无效率行为，给投资者造成较大损失。因此，应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制度，只要投资者能够有效地行使他们对公司决策和管理层的监督权力，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防股东和管理层的冲突，降低成本，并能够制约和协调管理层的融资行为，促使最佳资本结构的形成。

（3）我国现金股利不是股利分配的主要方式，因此，对我国上市公司来说，减少自由现金流量、约束管理层过度投资的方法应主要是负债。虽然，在上述分析中，营业收入管理费用率这部分自由现金流量与负债融资是正相关关系，但明显存在总资产净现金流量率与负债呈负增长态势，没有充分利用债权融资可对成本起一定的制约作用这一功能。因而，应有效地加强利用债权融资，防止“内部人控制”，强化公司治理，降低成本，以此来约束管理层的在职消费或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以及降低信息的不对称等。

（4）相对于银行贷款来说，发行公司债券有其独特的优势，首先它是直接融资，公司债券持有者大部分为法人实体或自然人，产权主体的不同，使公司债券对公司具有相对较强的约束性，如约按时还本付息给作为人的公司管理层带来真正的“破产成本”。因而，公司债券是一种相对较好的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融资方式，应加强发展和完善债券市场，提高公司的市场绩效。

主要参考文献

［1］孙杰． 资本结构、治理结构和成本：经验与启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篇12

从目前国内的研究看，王立彦和伍利娜（2003）以2002年补充公告的121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产生这种更正行为的原因归纳整理。郭均英（2004）选取我国沪、深证券交易所2002年度的196家样本公司研究经营业绩与财务重述的关系，发现经营业绩越好，公司各项活动进行的越顺利，制度越合理，财务重述几率会小。周春生、马光（2005）以我国1999年~2004 年补充说明公告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考察，发现企业最终控制人的类型跟财务信息质量行为相关。于鹏（2007）从财务重述的角度出发，调查持有控股股东的治理效率的所有制结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的性质。国内对财务重述与公司治理结构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现有研究过程中考虑的因素不够全面，如没有考虑到监事会会议频率等因素。研究的结果由于样本选取或者其他主观的因素等也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本文通过研究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部分特征对财务重述的影响，以期为丰富对财务重述的认识、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运行效率、保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假设提出具体内容如下：

（1）独立董事比例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关系的假设。独立董事比例是指独立董事在全部董事中所占比重。一般来说，独立董事制度（The Independent Director System）能够保证上市公司的制度顺利推行。Chen和Jaggi （2000）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披露的财务信息程度呈正相关关系。Si-mon和Kar Shun Wong （2001）研究表明独立董事比例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信息的程度之间是正比例关系，Forker （1992）提出独立董事的存在能够降低会计信息舞弊的风险。总结以上前人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的比例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程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程度与财务重述是呈负相关的，所以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独立董事比例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关系为负相关

（2）监事会开会频率对财务重述影响关系假设。监事会是独立于董事会与高级管理层的，为防止董事会，损害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而设立的平行于董事会的机构，独立地行使对董事会、总经理、高级职员及整个公司管理的监督权。梁杰、王璇、李进中（2004）的实证研究表明，董事会、监事会开会次数与会计舞弊负相关。董事会在报告期内开会次数越多，表明其对公司的监督力度越大，管理层舞弊的机会就会比较少，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较高；监事会开会次数越多，同样代表其对公司的管理力度大，发生财务舞弊概率小。由此，本文提出：

H2：监事会开会频率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关系为负相关

（二）变量选取本文选择沪深两市上市公司针对2005年~2010年年报所的“补充公告”或“更正公告”作为研究样本，若一家上市公司在该年发表了不止一次的公告，则只计算一次。金融保险、证券类上市公司未包含在样本之内。最终，共得到812份样本，其中了补充更正公告的上市公司和与它相符的、但未有补充说明的控制样本公司各406家。本文中涉及年度补充更正公告的内容和日期收集自巨潮资讯网（省略info.省略/）。

考虑到选择对因变量有解释贡献的其它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了以下4个控制变量:（1）公司规模，ASSET，取当年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2）盈利能力，ROA=净利润*2／（期初总资产+期末总资产）*100%； （3）资产负债率，LEV=当年总负债/总资产*100%；（4）产品竞争程度，用PROCOM销售费用率表示。

（三）模型指定通过以上分析，建立Logistic 回归模型如下：

Prob（restatement）=α0+α1PID+α2FBS+α3ASSET +α4ROA+α5

LEV+6PROCOM+ ξ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报告了重述与非重述样本的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差异情况。重述公司的ROA小于非重述公司的ROA,重述公司的LEV高于非重述公司的LEV，表明ROA（代表公司经营业绩情况）越差,LEV（代表公司财务杠杆）越高，越可能发生财务重述。表3显示，重述样本的独立董事比例与监事会会议频率比非重述样本的要低。与本文假设一致。

（二）统计结果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单变量分析。本文首先对主要变量进行了单变量相关关系分析。表4是对样本公司几个解释变量的分组检验，表4中的结果表示，发生财务重述和未发生财务重述的两组样本在独立董事的比例、监事会会议频率等变量上都存在显著差异。

从表4可知，第一，没有财务重述行为的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明显高于重述样本组。作为监督大股东和管理层、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重要机制，独立董事具有在财会及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且对最新的财务准则及制度有较好的了解，所以在完善上市公司披露制度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对上市公司更高质量的报告有积极意义。第二，上市公司是否发生财务重述，与监事会会议频率显著正相关。

第二，多变量分析。表5列示了依照模型进行多变量Logistic回归的结果。

从表5中可以看出，独立董事比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例在0.01%的概率水平下显著；监事会会议频率在0.01的概率水平显著。而在控制变量中，资产负债率和盈利能力在0.05的概率水平显著，而资产规模和产品竞争力则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独立董事比例与财务重述的关系负相关，验证了假设1，检验结果也较显著。一般认为，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董事会独立性越强。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有利于加强董事会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使得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具有一定的威慑力，进而能够影响董事会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由于国有企业改制造成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从而提高财务信息的可信度，进一步降低财务重述发生的几率。

监事会会议频率与财务重述的概率负相关，与假设2一致，检验结果也显著。监事会是独立于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机构，一般来说，监事会成员开会的次数越多，代表对公司越关心，监督力度越大，一定程度上能对管理层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舞弊起到防御作用。

另外，结果还表明，资产负债率即财务杠杆较高的公司发生重述的概率较高；而公司经营业绩越好，发生重述的几率会比较小。产品竞争度与资产规模与重述的概率相关性不显著。

总的来说，本文构建模型的回归系数与提出的假设的系数符号相同，回归结果也与描述统计结果相符合。

三、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研究财务重述与公司治理机制关系等理论开始，进而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选取独立董事比例（PID）、监事会会议频率（FBS）等变量研究对财务重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越小；监事会开会的频率越高，则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越小。较好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能够降低公司财务重述的风险，从而促使公司健康的发展。

（二）相关建议 本文从财务重述的角度研究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根据研究结论，笔者对今后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提出了以下建议。

第一，提高独立董事的素质及在董事中的比例。在目前的实际情况下，上市公司在治理过程中对独立董事制度认识不够，再加上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也不很完善，各独立董事不能够深刻认识到该职位的职责。因此，为更加促进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提高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减少财务重述的几率，要严格控制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并且要逐步提高独立董事的素质，独立董事要具有立法与有关规定要求的独立性，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和独立董事职责所需要的工作经验。

第二，施行在上市公司内部的公示制度。在上市公司中实行这一制度，可以得到来自全体员工的广泛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防止上市公司暗箱操作的行为。而这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绝不能给任意制度开绿灯。这样上市公司内部对各项财务制度或者其他如投资项目运行的流程的监督，就能够保证是在诚信正直、严谨细致、公平完善的基础上的，由此就可以更进一步完善内控的治理制度，降低财务重述的几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