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综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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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5-0132-02

如何将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有机结合一直都是困扰全世界的难题。在这方面国外累积了大量的实证性研究成果，这对于解决我国当前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一、以入职一定年限的大学毕业生为对象的研究

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准之一即是其毕业生的工作能力，但这一点在短期之内难以得到检验，因此在欧洲出现了一系列以毕业多年以后的大学生为对象的调查研究项目。例如在英国，Kate Purcell（2005）等人于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两项针对入职一定年限的毕业生的纵向调查研究。课题组从全英38所大学里分别毕业于1995年和1999年的两个大学生群体中随机抽取了代表性样本，采取邮寄自陈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对于前者分1998年和2002年两次采集数据，后者则于2003年采集数据，同时还辅以深度访谈了解毕业生们的想法和感受，总计调查了17000多人次。研究者详细分析了劳动力市场的准入资格、大学生的可雇佣性、毕业初期的工作情况、影响求职的因素、初期工作经历所带来的收益、大学生劳动力市场的优劣形势、继续教育的必要性、完成大学教育所需的经济条件以及从高等教育中所能获得的总体价值等问题。从调查结果来看，研究者证实了在“大学生工作”（graduate job）（注：指以获取高等教育经历为条件的职业，后者相反）和“非大学生工作”（non-graduate job）之间的确存在各个方面的质性区别，例如准入资格、所需技术、责任与义务等。另外，欧盟也完成了两项类似的研究，一项是从1998年到2000年开展的名为“高等教育之后的职业：一项欧洲研究成果”（Careers after Higher Education：a European Research Study，简称为CHEERS）的项目，针对来自于9个西欧国家、2个中东欧国家（挪威、捷克共和国）、1个亚洲发达国家（日本）的超过36000名已工作四年的大学毕业生收集了调查数据，以此探索这些地区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并进行地区差异的比较；另一项名为“知识型社会中的灵活职业者”（The Flexible Professional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简称为REFLEX）的项目也针对欧洲各国2000年毕业的大约40000名大学生在毕业五年以后的职业情况进行了调查。该研究项目以“灵活职业者”（the flexible professional）为核心理念――即知识型社会需要的是拥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愿意而且能够承担哪怕并非自己专业领域的工作挑战的“灵活职业者”――探索了高等教育机构在培养大学生所需能力方面的作用及如何解决高校、企业、大学毕业生三方关系中的矛盾等问题。这些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基于国际合作的研究项目在解决如何有效衔接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运作的问题方面做出了前瞻性成果，较为全面地收集了大学生国际就业形势的数据。

二、以企业为对象的研究

相对于以大学毕业生为对象的研究而言，以企业为对象的研究实施难度更大，这主要是因为其对象的复杂性、流动性，而且这样的研究项目往往与前者不同步，因此难以综合二者的成果。综合起来，以企业为对象的研究有以下两个个特点：一是实施主体日趋权威化，包括各所大学监管本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的部门乃至一些国家公共机构。如VanderHeide（2008）调查了298名企业雇主对加拿大MacEwan大学毕业生的评价，又如Peter D.Hart研究协会（2008）为“美国大专院校联盟”（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主持的针对301名企业负责人的调查。二是研究内容日趋深入化，由于多种调查方法的运用，许多研究在质性分析与量化考察方面皆备，因而其研究结论非常有深度。如Purcell等（2002）受“英国高等教育基金会”（the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的委托对分属于英国七大地区的87所公司企业进行了质性研究。总的来看，企业的需求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以企业为对象的研究数量呈现出日渐上升的趋势。

三、研究前景和展望

纵览当前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有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实证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展：第一是打破传统问卷式调研方法的局限，通过长期性的、参与式的研究方法，深入了解和掌握某一企业甚至行业的发展状况，从而准确定位劳动力市场的人才需求。在这方面，研究者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共享、政府的大力倡导、企业的通力合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从这个角度而言，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结合已成为一种产业化链条。第二是加强大学生可雇佣性培养的教育模式研究。大学生可雇佣性是大学生就业能力及素质的一种综合性体现，在国际教育领域尚未有统一的定义，但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将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人际沟通能力、良好的道德品质及灵活的适应性作为其中的关键因素。而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仅在发展个体的基本知识及技能方面有较为突出的成果，因而还需深入探讨如何改革教育内容及方法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第三是加强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的国际化合作。从上述国外成果来看，外国研究者在国际合作方面已取得了较大成就，而我国的许多研究尚处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阶段，因而所获得的研究成果缺乏权威性和应用性。通过扩大该领域的学术交流，我们可以在诸如毕业实习、社会实践项目的操作以及如何将大学生可雇佣性培养融入课程教学等方面获得更多的有益经验。

总之，目前国外关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但要将其借鉴于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工作还需要更多本土化的研究和思考。

参考文献：

[1]Purcell，K.，Elias，P.，Davies，R.，& Wilton，N.The class of '99：A study of the early labour market experience of recent graduates （DfES Research Report No.691）[Z].London：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2005.

[2]CAREERS AFTER GRADUATION - AN EUROPEAN RESEARCH STUDY （CHEERS）[EB/OL].2007.http：//uni-kassel.de/incher/cheers/index.ghk.

[3]Jim Allen，Rolf van der Velden.The Flexible of Professional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e REFLEX Project[Z].The Netherlands：Research Centre for Education and the Labour Market in Maastricht Univerity.2005 .

[4]VanderHeide，T.Employer survey report[Z].Edmonton：Grant MacEwan College.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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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绿”生态文化理论的议题领域下，周国文（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回顾性地评述了我国的生态哲学与伦理研究尤其是生态哲学研究最近几年来的学术进展，并尝试性地提出了系统评估生态哲学与伦理研究和绿色经济社会变革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间关系的重要性。姚晓娜（华东师范大学）以深生态学的生态美德思想为例，阐述了个体价值观念变革与人类文明绿色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关联及其影响路径。程相占（山东大学）在具体辨析“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概念内涵差异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生态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并着重阐发了作为生态审美的生态美学所具有的生态文明与文化变革的重大潜能。郇庆治（北京大学）则专题评述了“生态地方自治主义”（“生态区域主义”或“生态无政府主义”）和“生态文明理论”这两个理论流派的研究进展与开展进一步系统探讨的必要性，他认为前者主要是一种基于地方民主自治理念的“深绿色”生态政治理论，在当前全球化不断推进与深入的总体背景下似乎更具有远不止“绿色乌托邦”的理论尤其是方法论价值，后者是党的“十”之后在国内迅速升温的一个研究领域，但生态文明建设所关涉的许多基础性理论与实践问题还依然缺乏真正学理性的研究。

在“红绿”生态文化理论的议题领域下，刘仁胜（中央编译局）系统阐述了一个生态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着重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绿色经济观、绿色科技观对于绿色变革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强调的唯物史观在科学认识科技、经济和社会政治变革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郭志俊（山东财经大学）集中评述了“绿色工联主义”理论与实践最近几年来的进展，尤其是加拿大学者比如杰夫・沙茨的相关研究，认为劳工运动与绿色运动的政治联合对于绿色变革依然有着不容置疑的理论相关性。张淑兰（山东大学）以印度学派（尤其是范达娜・席娃和碧娜・阿噶瓦尔）的“生态女性主义”为例，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并在承认（印度）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局限性的同时，强调了它们所提出的对妇女与民主、环境和发展关系思考的全球普适性。李亮（南京林业大学）全面评述了默里・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的阶段性演进和基本观点，以及国内外学界对其著述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并阐发了社会生态学对于社会与文化等级化结构如何影响着人、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自由与和谐的观点所具有的政治社会变革意蕴。刘颖（山东师范大学）基于丰富的文献资料，对（环境）“新社会运动理论”的最新进展作了系统梳理，并对其新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了概括，强调当前的欧美（环境）新社会运动正呈现出一种“后―反全球化运动”的新特征（比如发生在英国、北欧等地的青年骚乱），而如何将这些理论框架应用于阐释我国最近发生的大众性环境公众事件也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浅绿”生态文化理论议题领域下，李昕蕾（柏林自由大学）系统回顾了“可持续发展理论”自1992年以来的理论演进和实践成效，着重阐述了这一“浅绿”环境政治社会理论的绿色变革意蕴和潜能及其内在缺憾。李慧明（济南大学）在评述“生态现代化理论”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此开展更为深入研究的具体设想，比如生态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经济工业生态化、社会变革和欧盟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将该理论应用于中国“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可能性和必要修正。孙凯（中国海洋大学）结合澳大利亚学者罗宾・艾克斯利的《绿色国家：重思与民主》一书，阐述了“绿色国家理论”的国内和国际向度，认为当代国家无论在国内政治绿化还是环境国际合作与管治方面都理应发挥一种更积极的角色，问题在于如何使国家成为一种推进绿色经济变革和生态民主的正向力量。郇庆治（北京大学）通过安德鲁・多布森不久前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评述了“环境公民（权）”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认为对于环境公民职责（资格）的重视与主动培育，无论基于世界主义、共和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理由，都对于现实中个体行为的绿色变革至关重要。郦莉（外交学院）系统评述了“环境公共管治理论”尤其是在国际和全球层面上的理论进展和实践应用，认为基于碳交易和清洁生产机制等实例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全面评价环境国际合作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也有助于我们对未来的环境公共（全球）管治有一个合理而正确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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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一般是文学史、文学思潮、作家作品三者并重，而且是以史为线，作家作品是作为文学史发展和文学思潮的案例代表讲授的，这样的教学思路目前在国内高校外国文学教学中仍被普遍采用。但笔者作为地方师范院校的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发现这种以史为线的教学思路越来越难以适应地方师范院校人才培养的需要。以史为线的教学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是用文学作品来验证文学史，这样的教学思路有时候会导致为抽象的文学观念及特殊的文学现象而寻找文本例证，其结果是把鲜活、生动、具体的文学作品变成思潮、概念的传声筒，让能够“生出许多思想而没有任何一特定的思想，即一个概念能和它相切合”[1]的美的艺术变成僵化理念的代表。地方高校的目标是培养应用型人才，设置的课程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担负着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与创新意识的任务，对于外国文学课程而言，就是需要通过课程教学，使学生掌握运用所学文学理论客观理性地分析文学现象、解读文学作品的能力。高校中文专业通常不仅会开设文学史课程，也会同时开设文学理论课程，通常文学理论基础是文学史的先修课程，但二者容易出现脱节的现象，文学理论课程的学习阶段学生没有阅读的积累，不少文学理论教师也试图在课堂中多引入一些经典作品的分析，但学生在没有阅读或了解原著的基础上，仅靠听故事介绍或片段浏览是没有办法正确理解文学经典的，所以往往感觉很陌生很茫然。在外国文学课程教学中，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的传授是潜移默化式的，一方面教师在分析文本的基础上，适当给学生介绍一些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教师在讲授文学作品时也要尽可能自觉使用中外文学理论进行文学的批评与分析，尽量避免一味感性描述的弊端，从而为学生提供一个文学鉴赏思路与方法范例，以供学生学习并进一步在此思路的指导下进行文学欣赏的探索，不断提升文学阅读与鉴赏的能力。西方近现代的文学理论，如西方的实证主义、精神分析学、神话原型批评、形式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理论与方法，都可以运用到文学现象与文学作品的分析中。外国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既成的，但研究本身却是开放的，研究的理论和研究的视角也都是开放的，美学的、心理的、文化的、地域的、比较的都可以是我们观照的视角，在外国文学的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要将开放的文学研究思路与方法传达给学生。例如在讲《简爱》时运用女权主义批评视角，对《红字》进行伦理学的解读，分析《老人与海》时兼顾其中的生态美学，讲授DH劳伦斯时突出精神分析，介绍俄苏文学时指出其“为人生”的艺术功用观，评价现代主义文学时关注阐释学理论等。同时，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尤其需要比较的视野与方法，笔者在讲荷马史诗时，和学生一起探讨了文学的追寻主题；讲中世纪意大利的大诗人但丁时，与我国战国时期的诗人屈原进行了比较；讲《哈姆雷特》时，研究了中西文学中的复仇母题；讲《安娜卡列尼娜》时，联系了中外文学中美狄亚、简爱、繁漪等具有叛逆思想的女性形象；讲到《百年孤独》时，探讨了西方文学中的家族叙事……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注重知识体系的完整，注重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研究方法的掌握、理论水平的提升，教师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对各种文学现象的研究有一个基本的思路和方法，就能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通过课程学习获得基本的文学鉴赏能力，初步掌握文学批评的方法。学生掌握了研究方法，在面对不同文学作品时就能进行个性化的分析与鉴赏。

二外国文学是一门理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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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葆有了人类文化的精华，现行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外国文学作品则是其中的精品，这些作品可以为学生打开一扇了解异域文化的窗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和多元文化观念，因此，外国文学是高中语文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高中的外国文学教学应该依据教学《大纲》，改变教学观念，积极引导学生感悟作品浓郁的文学内涵，体会艺术魅力，激发学生阅读、欣赏外国文学名著的兴趣，提高学生文学欣赏的能力。同时，要引导学生尊重异域文化，使学生懂得从他者的眼光透视本民族文化，逐渐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

二、注重外国文学教学的文学性教育，培养学生鉴赏外国文学作品的能力和人文素养。

2003年春颁布的修订《全日制高中语文教学大纲》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重视语文的文学教育，《大纲》指出语文科的目的是使学生“具有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和一定的审美能力；引导学生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提高文化品位；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发展健康个性，形成健全人格”。《大纲》规定了选文的标准以及比例，“课文要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题材、体裁、风格应该丰富多样，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在全部课文中，文学作品可占60%”。新大纲对语文文学教育的重视既符合国内外重视文学教育、人文素质教育的大趋势，也为高中语文的外国文学教学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和广阔的前景。高中外国文学教学应该遵循文学规律，以现行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为范本，并向世界文学名著辐射，培养学生鉴赏外国文学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人文素养。

1、引导学生体验、感悟文学形象，“鼓励学生积极地、富有创意地解构文本意义”。

文学是以审美形象的形态存在的，与科学活动的概念相比较，文学中的审美形象具有假定性、不确定性或模糊性，文学作品的意义往往是多重的、变动的。波兰现象学家罗曼・英加登认为，文学作品的诸层次结构中，……表现的客体层和图式化方面，带有虚构的纯粹意向性特征，本身是模糊的、难以明晰界说的。至于思想观念及其形而上的蕴含，更是混沌朦胧的，文学作品的最终完成，必须依靠读者自己去体验、去“填空”。中国古代文论所强调的“兴味”同样认为读者借助自己的想象和体味，可以在有限的文字中得到无限丰富的意蕴和旨趣。高中的外国文学教学应该遵循这一规律，积极引导学生进行文学鉴赏的再创造活动，而外国文学内涵本身的多义性、模糊性更需要教师为学生提供多向解读的空间。因此，在教学外国文学作品时，教师不要做定性的解读，应该积极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体验文学形象的情感、思想，让学生自主地与作品对话，从而获得自己对文本的独特感受。比如：七、八十年代的教科书以及评论界对莫泊桑《项链》及其主人公玛蒂尔德的评价几乎是众口一词，即小说揭示了玛蒂尔德的爱慕虚荣，指出了作者对玛蒂尔德的讽刺和嘲笑态度。但是只要我们深入作品认真研读就会发现，女主人公身上具有远比爱慕虚荣更为丰富的内涵，比如她的单纯、不满足于现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在丢失项链后对命运坚毅的抗争。而作者对玛蒂尔德的态度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在讽刺中更包含有深切的同情。这些意义的获得，只能以学生走进作品、深入体验文学形象为前提。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节选)》中的戈多是谁?戈多的意义何在?戈多是否会来……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学生自己的阅读与感受，调动想象和联想去“对话”、去“填空”。

“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是发现和建构作品意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能适时的点拨，努力为学生营造阅读、理解文学作品的良好环境，积极鼓励学生批判质疑的精神。同时，外国文学是不同于中国文学的异质文化，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阻碍了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接受，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查阅作品的文化背景、作家生平思想以及相关文学流派主要特征等资料，帮助学生理解作品。

2、适时开展中外文学比较，知晓文化差异，感受文学魅力。

比较文学是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它打破了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研究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观念使我们在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时，具有世界文化的宏观视野，尝试从不同角度理解作品。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引进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可以打破一元封闭的教学模式和认识局限，拓宽学生思路，培养学生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理解、评价外国文学作品。但是，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引进比较文学，不是去讲解比较文学的理论和将中外文学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而是立足于外国文学作品的形象，进行适时、适当比较。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与蒲松龄的《促织》是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品，但是它们却有相似的主题。《变形记》以人变成甲虫的荒诞形式、《促织》以人变成蟋蟀的情节都表现了人性异化的问题。但是由于时代的差异，蒲松龄和卡夫卡在表现人性异化的层面上是有区别的。蒲松龄只是从现实的层面无意识地涉及到了“异化”，因此，作品中的蟋蟀并没有失去自我后的焦虑、孤独、恐惧和痛苦，而是一只善于讨好、驯顺的蟋蟀，并以此给成名一家带来了的美好结局。而卡夫卡则是从哲学的层面有意识地观照了觉醒后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这种比较可以为学生提供多视角审视外国文学作品的平台，寻求中外文学的相同和相异之处，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意蕴，感受其不同于中国文学的艺术魅力。

类似的比较颇多，如贝克特的荒诞派剧本《等待戈多》与的《雷雨》的比较、《边城》与《百年孤独》的比较、《守财奴》中的葛朗台与《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的比较等。总之，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一些中外文学作品的可比性是很强的，教师应该充分利用这些作品，为学生营造多角度感受外国文学作品的环境，在中外文学的比较中知晓文化差异，培养学生多向思维的能力和适应多元社会的外国文学素质。

培养学生欣赏外国文学作品能力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引导学生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的艺术技法，品味语言，也可以撰写读书笔记和小论文、进行课堂讨论、放映外国文学名著电影等等。总之，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自觉遵循文学规律和教学规律，积极引导学生阅读、感悟、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真正实现《大纲》“初步鉴赏文学作品，能感受形象，品味语言，领悟作品丰富内涵，体会艺术表现力”的目标。

三、开设外国文学名著选修课，进行名著导读。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将高中语文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部分，并对选修课的开设、教学要求、教学评价等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建议和要求。这不仅克服了传统课程结构整齐划一的弊端，体现了世界母语教育课程结构设计的总体趋势，也为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开设外国文学名著导读的选修课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高中外国文学名著导读设课的目的是指导学生阅读一些外国文学名著，提高学生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的能力，养成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习惯。为此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l、外国文学名著导读所选篇目要以课程目标为准绳，选讲篇目可以依据《全日制高中语文教学大纲》附录三课外读物建议中推荐的篇目，同时兼顾其他作品。

2、不讲授外国文学史和进行文学评论，重在指导学生阅读、欣赏作品。外国文学历史悠久，流派和作品众多，教师一个学期可以选择一、二部作为范例，进行具体的阅读、欣赏指导，但不求全面和深入。在教学时教师可以介绍作品的背景材料，梳理情节概貌，进行精彩片段欣赏，以点带面地引导学生感受作品的思想内涵，体会作品的文学技法，把握文学形象。为了巩固学生在课内所学知识，教师可以规定学生在课外自读自己喜欢的一部作品，并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督促，比如，组织讨论、写读后感和欣赏短文等。

3、充分运用现代教学技术，采用多媒体教学，辅之以外国文学名著电影欣赏，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作品。

四、高师外国文学教学与高中外国文学教学的衔接与互补。

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语言文学专业是培养高中语文教师的重要基地，高中语文教师的文学素养与高师学生的文学素养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提高高中语文教师的外国文学素养，树立文学教育的观念，需从源头入手。

首先，改进高师外国文学教学，培养学生外国文学素养。

高师外国文学教学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经过应试教育走进高校的学生文学鉴赏能力薄弱，外国文学素养尤其欠缺；由于专业化的制约和功利化的思想，高校学生的文学兴趣淡薄。二是高师外国文学教学观念陈旧，王采丽在《清理与反思》中就指出：“外国文学名著的一些教学提示和指导材料有许多内容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几十年的兴无灭资的时代思潮影响下的某些观点……而有些教学者仍然当着千真万确的定论灌输给学生，这是很可悲的。”教学形式单一、僵化。教与学的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为此，高师外国文学教学应该以课堂教学为契机，激发学生在课余阅读、研究外国文学作品的兴趣，让学生在自主阅读和研究中培养外国文学素养，树立文学教育的观念。课堂教学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是激发学生喜爱和探究外国文学的重要途径。因此，课堂教学的重点应该是引导学生感受、体会外国文学作品情感、内涵和艺术技法。教学时，要打破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以重点作家、作品为核心，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比如，学术观点的展示、师生平等的对话，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电影精彩片段、图片、音响、相关文字资料的插入等，从视觉、听觉、情感、思想等方面调动学生参与欣赏作品的积极性，让学生真正深入到作品中，感受外国文学独特的艺术魅力，获取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的方法。在教学中教师还应该引导学生自觉地运用文学、心理学、美学等理论透视剖析作品，引进外国文学学术动态，让学生的视野更宽，眼界更高。

其次，与高中语文教材中外国文学作品衔接。

高师的外国文学教学一方面要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树立学生文学教育的观念，另一方面还应该指导学生将文学教育的观念和外国文学知识和方法运用、渗透到今后的语文教学实践中。因此，高师外国文学教学应该坚持学以致用的原则，将高师外国文学教学与高中外国文学教学适当地结合，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从现行高中语文教材看，选入其中的外国文学作品都是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比如巴尔扎克的《守财奴》，莫泊桑的《项链》，契诃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普希金的《致大海》、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西方现代派作品等等，这些作品都是高师外国文学教学的重点。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该自觉地将高师外国文学教学与高中语文教学有机结合，对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外国文学作品进行重点指导。但是，这种教学决不能与语文教学法等同。教师既要引导学生站在文学的高度，运用文学理论深入研究这些作品，使学生具有较高的外国文学功底；又要指导学生从深奥的理论中走出来，站在高中语文教学的角度欣赏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同时，为学生提供教学实践的舞台，安排适当的时间，让学生自己研读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外国文学作品，自己备课，自己讲课，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强调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和理解，既顺应了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又有利于形成学生博襟和眼光的人类意识，培养学生民族意识与人类意识统一的精神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外国文学在陶冶情趣、开阔视野、丰富精神文化、培养学生全球意识等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因此，外国文学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尤为重要。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接受外国文学，如何培养学生欣赏外国文学的能力，如何培养学生多元文化意识和世界主义的精神品格，是每一个外国文学工作者和高中语文教师应该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童庆柄.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陈悖.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刘献彪.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4]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5]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6]郭天行.“文学教育学科教学原则”研究与实践的阶段成果――《文学启蒙教育论稿》、《文学启蒙艺术》、《文学启蒙教育个案精选》出版座谈会综述[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4.（6）

[7]潭晶华.高校专家建言：外国文学教育值得开发[J].作文世界，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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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莉・勃朗特生于1818年，卒于1848年，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创作出193首诗歌作品，她只创作出一部长篇小说《呼啸山庄》，其成为英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佳作。艾米莉被认为是勃朗特三姐妹中最伟大的天才型女作家，曾被赞誉为19世纪英国22位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代表作有《老禁欲主义》、《囚徒》、《纪念品》等。在西方，艾米莉文学研究已经成为著名显学，当代文学研究家对艾米莉作品有着不同声音的探讨，多种角度的研究均得到学界的关注，其中包括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新批评主义、新历史主义、神话原型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等层面。在国内也同样掀起艾米莉文学研究的热潮，本文以近三十年国内学者研究艾米莉文学状况为视角，深入概括和分析国内艾米莉文学研究的内容和特色，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后续研究需要注重的事宜。

一、近三十年艾米莉在中国的研究状况

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开始系统化研究艾米莉文学，根据本人的资料搜集和统计，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论文中，最早出现与艾米莉文学有关的研究是在1980年1月份，截止2008年10月份，一共收录359篇艾米莉文学研究论文。

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内，艾米莉文学论文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从总体角度分析，艾米莉文学论文研究的数量表现为上升的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年均艾米莉文学论文研究的数量在两位数以内，80年代的总研究数量为40篇左右，这表明相关领域的研究处于萌芽状态。进入上世纪90年代，除了1997年研究数量明显增多以外，其他年份的平均研究数量仍保持在两位数以内，90年代的总研究数量为60篇左右，这说明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入前期发展状态。进入21世纪，艾米莉文学论文研究的数量出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其中2000年有20篇，并保持稳步增长的状态，在2007年研究的数量为50篇，创造历史新高。到2008年10月份时，艾米莉文学研究的总数量为259篇，这意味着相关领域的研究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状态。

通过上面的介绍，能得到国内艾米莉文学研究具有逐步增长、总体增加的特点，经过对比统计分析说明艾米莉文学研究有着阶段性发展的规律。进入新世纪后西方评论界领域掀起新一轮的艾米莉文学研究热潮，在客观层面上也影响着我国相关领域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我国文学研究者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上，融合西方多元化的批评理论，在新世纪快速推动着我国艾米莉文学研究的发展进程。

以阶段性发展为分析视角探讨国内近三十年对艾米莉文学研究的概况。

（一）1980年到1989年：起步阶段

在上世纪80年代国内评论界主要研究艾米莉代表作《呼啸山庄》中的内容理解、创作技法、男主人公艺术形象以及综合论述等层面。随着国内出现大量《呼啸山庄》的译本，其会更好地推进艾米莉文学在我国的广泛传播。最初艾米莉文学研究者还具备翻译家的身份，也可以将其看做是学术评论家，在译本作品中著写的译序已经成为艾米莉文学的初始研究内容。譬如杨饮借助于社会学阶级属性探讨凯瑟琳的婚姻悲剧和希思克利夫的复仇历程，在某种程度上会引导本译作读者的阅读思路。早期杨静远对艾米莉文学进行全面而细致的介绍，方平的研究观点构成艾米莉文学研究的核心理论，他身兼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两种身份，拥有渊博的学识。他在《呼啸山庄》的译序用“希望在人间”来阐述自己的观念，分析和介绍原著的主题思想和艺术架构，涵盖着小说中的两种爱情模式。

综上所述，在上世纪80年代，国内研究艾米莉文学进程中受到时代环境的限制，既表现在论文研究的数量有限，也体现在研究的内容不够深刻，大多数研究观念局限在艾米莉作品中艺术特色的介绍。但正是经历过起步阶段，这才会为后续研究提供必要的前提。

（二）1990年到1999年：推进阶段

韩敏中于1992年在《无穷尽的符号游戏――20世纪的

（三）2000年到2008年10月：快速发展阶段

进入新世纪，《呼啸山庄》翻译水平和能力的显著提升，又促使评论界关注艾米莉文学的热度上升，相关论文的数量呈现出大幅度上升的趋势。评论者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也在不断拓展，这也体现出由观念认同到争议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学术界对艾米莉文学研究不断深化。

这一时期艾米莉研究的特点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继续探讨作品中的创作主题和创作思想，这也是传统的研究范畴。譬如有的学者分析爱的主题，有的学者分析故事主人公原型，有的学者将故事中的情节和希腊神话相联系，展现出神话母题的内涵。很多学者关注小说中的人性主题，并进一步探讨小说中的人性关系、人际关系以及双重人性等，并概括出人性复归的内涵。

其二，继续探讨艾米莉的创作意图和创作风格，以作者为视角探讨作品的内容。譬如有的学者从作者的生活时代背景角度思考，分析艾米莉的成长经历和性格，找寻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共性联系，探讨作者的父母、身世、处境和英国社会的现实状态，分析作品中的精髓和作者坎坷生活经历之间的联系，有的学者以人物形象塑造、创作风格体系以及主题思想发掘等角度探究作品所反映出的作者性格。譬如董春萍借助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研究自恋心理状态，发现作者在童年时期遭受的心理创伤造成其具有自恋性格。

其三，以人物形象塑造分析作品，已经成为热点研究方式。目前主要探讨的是男主人公希思克利夫的多重人格、性格突变以及现实的悲剧等。在上世纪90年代，分析希思克利夫的复仇成为研究重点，其中汪岚通过系统论方式详细研究了希思克利夫的多重人格；胡鸿在2006年《安徽文学》第9期上发表的《本我・自我・超我――中凯瑟琳悲剧命运的解析》分析凯瑟琳的形象，从弗洛伊德精神理论探讨造成凯瑟琳悲剧命运的根源。

其四，更多的学者热衷于探讨《呼啸山庄》的审美理念和艺术特征，主要集中在作品中哥特式的文艺风格。学者探讨文学主题、意境营造、人物塑造以及情节构思等内容。譬如蒲若茜在2002年第2期的《外国文学评论》发表《与哥特传统》，他认为小说中充满着哥特式激情风格。邓颖玲在2005年第4期的《外语教学》中发表《论艾米莉・勃朗特对哥特传统的发展》，她认为小说中的哥特式风格可以凸显出小说所具有的时代现实感。

二、研究中的不足及应重视的问题

归纳总结我国近三十年研究艾米莉文学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其一，三十年的研究取得多种学术成果，也成为世界文学研究的宝贵经验。研究学者在各类学术期刊中发表大量论文，其中包括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既能够帮助读者更深入了解作品，也为相关研究提出新的观念。其二，研究学者从更多层面、更多角度探讨作者和作品，遵循世界文学批判方法，用开拓的视野和创新的理念分析，其涵盖着、结构主义、原型批判主义、女性主义以及社会学等理论。其三，在359篇论文中有350篇论文专门研究《呼啸山庄》，占研究总数的97.5%。这也表明《呼啸山庄》具有艺术和思想等多重研究价值和欣赏魅力，这也被称为是英国文学中“斯芬克斯”之谜。在不断的研究中，也让《呼啸山庄》这部小说持续绽放出新的光彩。

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内研究艾米莉的文学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其一，国内艾米莉文学研究不够全面，出现偏离重心的问题。在359篇论文中，针对艾米莉诗歌的研究只有9篇，占论文总数的2.5%，其余的研究内容均是以小说为主，这也体现出艾米莉诗歌研究的盲点。其二，国内研究艾米莉文学时深度还有待发掘，研究的内容也容易出现重复的问题。一些论文还局限于传统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在选题和视角上出现趋同的现象，鲜有创新性观点。其三，国内艾米莉文学研究难以“中国化”，研究方式主要依赖西方现有的模式，尤其是体现在分析中的批判意识，客观上影响着研究的效果。其四，国内艾米莉文学研究资料有限，也存在着不透明沟通的现象。现在非常缺乏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包括作者的传记、书信和其他资料。国内的很多研究成果还没有得到西方学术界的认可，这使得研究的效果出现边际效应。其五，目前国内研究艾米莉文学的学者很少，专业化从事研究的学者更少，出现严重的人才断层和人才流失的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如下的解决建议：首先要重视本土化研究艾米莉文学的意识，在批判研究中要凸显两个主体存在的思路，有效处理研究的意图和研究的模式，融入创新性的研究理念。其次，在研究艾米莉文学时要完善作品的编译力度，拓展学者的研究视野，找寻更加丰富的材料，关注艾米莉诗歌艺术的研究，以此达到多元化促进的研究效果。

三、总结

我国学界研究艾米莉文学已经有三十年的历程，经历三个历史发展时期，进入新世纪，国内艾米莉文学研究达到新的，同时也为现阶段的后续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在探讨的过程中，发现诸多问题值得考量。本文先介绍艾米莉文学研究的三个阶段，阐述国内学者研究艾米莉文学的四个内容，在此基础上分析存在的五个方面的问题，再根据研究的内容提出两个解决思路。相信在未来的研究中，国内学者能够以更加开拓的视野、更具创新意识的思路，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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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外语教师开始关注和重视文化与跨文化交际，他们发现外语教学并不是简单地教些语音、语法和词汇，交际能力的培养对学生来说至关重要。在我国文化与跨文化交际研究方面，胡文仲教授堪称鼻祖。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意R到文化对语言教学的重要性，在随后三十多年的研究中，他颇为重视和文化有关的跨文化交际这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先后在外语类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全面介绍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研究外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学的关系及如何开展跨文化交际研究。他还主编、编选了数本与跨文化交际相关的著作和文集，如《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超越文化的屏障》、《跨文化交际面面观》、《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跨文化交际学选读》等。此外，先生还撰写了《英美文化辞典》。这些论文和书籍为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与跨文化交际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本文将对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十年的研究进行梳理，粗略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将选取三个阶段中有代表性的论文进行综述。

胡文仲先生1935年生于天津，1951年初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1954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在翻译班及师资班进修。自1957年起先生开始在英语系任教，1979年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1981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之后在英语系继续从事英语教学工作，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外国文学》主编。

胡文仲教授早期就认识到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并提出“跨文化交际教学是文化教学沿革”的观点，认为在“文化真空”中进行英语教学是不可能的。据笔者统计，80年代初至今，先生在国内有影响力的外语期刊上发表和文化与跨文化交际相关的文章共计23篇，现按时间顺序由近及远列表如下：

1. 80年代的研究

80年代先生发表了以《文化差异与外语教学》为代表的5篇论文。在《文化差异与外语教学》这篇文章中，胡先生通过例证法提出“学习英语不能不同时注意中西方文化差异”这一观点。然而，在长期的英语教学中，由于大家对中西文化差异重视不足造成在英语写作或口语中经常犯“语言形式表达无误，而不合乎西方文化情理”的错误。此外，权威机构编撰的英语教材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只重视语言形式而忽视社会意义，即忽视语言在实际场合中的运用。英语学习者对下列几组“对话”似乎都不陌生：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Li Hong.

-How old are you？ -I’m twenty.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Nanjing...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the library...

这类对话是英语学习的开端，它们都是“中文思想+英文形式”式的表达，语法自然正确，却忽略了是否适合交际场合这一现实。除了在医院、移民局这类地方外，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少会碰到“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 Where do you come from？”这类私人性的问题。然而，若干年来一直使用的英语教材基本不会注意到这些文化、心理上的差异，学生又喜欢机械模仿，缺乏对语言学习中文化的意识。

如何让英语教育者和学习者注意并重视这个问题呢？胡先生在文章结尾处提出“以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指导教学”的合理性建议：（1）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外语院系除了设置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学等课程外，还应该增设社会学、人类学这类课程；（2）教师在教学中应该使用一定比例的国外出版的外语教材，在自编的教材中多用一些“真实材料”（authentic material）；（3）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文学作品、报刊时多积累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材料；（4）在课堂上，教师不仅应注意语言形式的正确与否，还应该重视语言运用是否得当；（5）充分利用图片、幻灯片、电影、电视等直观媒介；（6）充分利用外教资源，对外语学习者来说，和讲这种语言的本族人接触十分重要，在一定意义上，这种接触是其他方式所无法取代的；（7）开展汉英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将研究成果运用于教学。先生80年代提出的这些建议很具前瞻性，甚至对现在的英语教学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文化差异种种》[1]这篇文章中，胡先生列举了几个较为突出的文化差异的表现，比如中西方在“打招呼，致谢，表示谦虚，礼物的赠予和接受，身势语，观念”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英语教育者在教学中如何做才能不断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呢？胡教授提供了一些好的方法。首先是学生的态度问题。英语学习者应该努力尝试理解外国文化，不能认为异于我国文化的都是荒唐可笑的。其次是英语教育者要有意识地培养和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课堂上教师可以利用图片、照片介绍外国的艺术、雕刻、建筑、风俗习惯；可以利用大众传播工具，比如报纸、杂志、电视节目、广告等，选择与文化有关的一些材料让学生读，然后组织讨论；还可以放映介绍外国文化的短片及一般的外国影片；可以组织学生演剧、为某些外国影片配音，使学生在活动中体会外国文化的细微之处；可以请国外客人来校与学生接触，或做报告，或举行讨论，使学生有比较直观的感受；还可以让学生做翻译练习，引导学生注意那些包含丰富文化内容的词语（culturally-loaded words）；引导学生阅读专门论述文化和语言关系的书籍等，小说、剧本及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的书籍。小说和剧本虽然不是为介绍文化而写，却有许多反映文化的生动例证。

在这个时期胡先生发表的其他与文化和跨文化交际相关的论文，有谈及论文化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有谈交际与语言的关系。总体来看，先生在这个阶段发表的文章主要是讨论教师如何将文化差异贯穿于课堂、学生在学习中如何提高文化敏感度。笔者认为，英语教育者和学习者应该把先生提出的那些建议铭记在心，并将之贯穿于语言教学和学习之中。

2. 90年代的研究

和其他时期相比较，胡先生90年表的文章数量较多。纵观这些文章，先生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浅谈文化对英语教学和英语学习重要这个微观层面，他的研究视角开始转向跨文化交际这个更宏观的层面，比如在此期间发表的论文《跨文化交际研究如何起步》[2]、《试论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研究》[3]、《文化教学与文化研究》[4]。同时，先生开始参与以跨文化交际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关注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国际发展动态并发表《跨文化交际学在美国》[5]等相关论文。除此之外，胡先生开始着手文化辞典的编撰，在90年代期间发表了论文《关于编写文化辞典的探讨》[6]。因此，文化教学和跨文化交际开始进入英语教育者和学习者的视野，各大高校也陆续使用了相关教材。他在此期间对一些教材进行了推介和比较，相关文章有《迎接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新局面――评介最近出版的三本跨文化交际学著作》[7]、《介绍一套具有中国特点的交际英语教材》[8]和《一本不可多得的教科书――评〈欧洲文化入门〉》[9]。可以说，90年代先生研究视域的拓展及对一些文化教材的引荐为国内跨文化交际的发展、英语学习的引导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 20世纪后的研究

搜索中国知网，先生20世纪后在国内较重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有6篇：《论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10]、《趋势与特点：跨文化交际研究评述》[11]、《跨文化交际课教学内容与方法之探讨》[12]、《评介英国出版的一部跨文化交际著作》[13]、《从学科建设角度看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的现状和未来》[14]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定位》[15]。从文章名称可以发现，胡先生这个时期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焦点继续关注在国际层面并进一步向实证方面延伸。在《从学科建设角度看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的现状和未来》一文中，先生把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学科讨论并总结了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长期以来的一些不足之处，比如研究偏重于外语教学，研究范围不够宽泛，研究视野不够广阔，其他学科的参与较为单一；提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学科队伍水平参差不齐；学科研究基地建设需要加大投入等。这些问题确实是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学科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值得大家关注并加强的方面。对于一门新兴的学科，胡教授的这些观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4.结语

本文对胡文仲先生在跨文化交际领域的三个阶段进行了综述，发现三个阶段虽然有相对明显的特征，但前一阶段后期的特征已显示出后一阶段主要特征的萌芽，正可谓承前启后，衔接无p，这恐怕也是历史发展的常态，任何历史分期似乎都难逃“人为干预”之宿命。论从史出，以史为鉴，由于“文化”与“交际”无处不在、无所不包之特征，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30年来的一大局限是：凡是涉及语言与文化差异比较研究成果几乎都可“扔进”跨文化交际研究这一领域，这一表面风光景象提醒我们注意学科边界，因为当一个研究领域无所不包时，势必影响我们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深度。笔者认为，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对象的未来应更加注重学科相关概念的探讨，更加注意文化与交际的相关性研究，同时促成诸如跨文化商务交际一类分支学科的繁荣发展。此外，跨文化（交际）研究应该成为眼下外语专业学科建设的航向标。小而论之，英语专业中英语报刊选读课程最需要跨文化批评，孙有中主表的《跨文化视角》和《跨文化研究前沿》所选辑的大量论文就是明证；大而论之，英语专业任何一门课程几乎都与跨文化（交际）批评相关，有待全国跨文化（交际）研究者合力攻关。

参考文献：

[1]胡文仲.文化差异种种[J].教学研究，1985（3）：1-6.

[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研究如何起步[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1）：2.

[3]胡文仲.试论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3（1）：2-5+10.

[4]胡文仲.文化教学与文化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2）：3-9+80.

[5]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在美国[J].外语研究，1994（1）：4.

[6]胡文仲.关于编写文化辞典的探讨[J].外语界，1995（4）：2.

[7]胡文仲.迎接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新局面――评介最近出版的三本跨文化交际学著作[J].外国语，1998（4）：3.

[8]胡文仲.介绍一套具有中国特点的交际英语教材[J].外语界，1991（3）：3.

[9]胡文仲.一本不可多得的教科书――评《欧洲文化入门》[J].外语界，1991（3）：58-59+60.

[10]胡文仲.论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4）.

[11]胡文仲.趋势与特点：跨文化交际研究评述[J].中国外语，2006（3）：4-5.

[1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课教学内容与方法之探讨[J].中国外语，2006（4）：4-8+37.

篇8

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达到一定程度后结出的艺术硕果。作为“对西方艺术乃至对整个西方文化某些传统的有意和彻底的决裂”［1］167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频频出现描写东方物品和人物、表现东方诗学和宗教、借鉴东方艺术形式和技巧的现象，说明导致现代主义与传统“决裂”的思想不仅源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弗雷泽等西方思想家对自身文明的反思和质疑，也源于传入欧美诸国的东方物品和典籍所带来的直观启示和思想冲击。王尔德笔下的“庄子”、庞德诗歌中的“观世音”、普鲁斯特小说中的“中国瓷器”、T.S.艾略特诗作中的印度佛教“箴言”和“中国花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歌中的“五绝七律”形式、乔伊斯小说中的“汉字书写”模式、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中的“观物取象”实践、本雅明思想中的“犹太教卡巴拉传统”、苏珊・桑塔格美学观念中的“静默”、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的“禅意”、玛丽安・摩尔诗歌中的“中国绘画”之道……所有这一切都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对东方文化的自觉意识、主动汲取和积极融合。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对东方文化的表现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瓷器、丝绸、帷幔、水墨画、茶叶、扇子、家具等富有东方情调的物品或简笔勾勒的东方人物随处出现在作品之中，有意无意地描写想象中的东方意象和东方形象，营造出浪漫虚幻的意境或意犹未尽的神秘氛围；其二，基于创作者对中国哲学、文化、社会制度、艺术形式的了解，作品的整体构思自觉透射出东方思想，通过形式技巧、叙述视角、人物风格、主题意境等多个创作层面，或隐或显地表现出基于东西方艺术交融之上的全新创意。这两种表现方式的差异主要源于对东方文化的观察视角的不同。前者立足于对东方物质文化的直观感知，其作品侧重以意象方式隐喻对东方文化的想象，比如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后者根植于对东方精神文化的内在领悟，其作品从多个方面表现中西文化的创造性相融，比如庞德的诗歌。当然，两种表现形式的界线并非十分清晰，很多时候它们是模糊的、共存的。

西方现代主义对东方文化的表现得益于“东学西渐”的进程。以“中学西渐”为例，几千年中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西渐催生并促进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一方面，自秦汉开始，中国的陶鼎、陶鬲、青铜剑、丝绸、服饰、瓷器、茶叶等物质文化产品通过商品贸易和文化交往活动传入世界其他国家。在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全球贸易活动的推动下，中国的瓷器、绘画等文化产品开始大量进入欧洲市场。中国物品不再是欧洲皇宫贵族手中的珍稀宝物，更多的欧洲市民有机会欣赏、珍藏、模仿中国艺术。那时正是欧洲现代美学形成的前期阶段，在中国文化成为欧洲人生活的一部分的氛围中，中国瓷器、绘画直观呈现的生命理念、思维方式和艺术手法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荷兰乃至整个欧美的艺术开始吸收中国意象和思维，而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了欧美艺术界的广泛认同，于是便有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东方意象不断出现的现象。

另一方面，自元代开始，随着海陆交通逐渐便利，元朝上都开始聚集来自阿拉伯、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世界各地的使节、商人、旅游者和传教士，有学识的欧洲人撰写了在华游记，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贸易、风俗等诸多方面向本国民众介绍中国文化思想。16世纪之后，大量欧洲耶稣会会士往来于中西之间，在向中国传播基督教思想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他们不仅撰写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书籍，而且翻译重要的中国典籍。就像利玛窦、金尼阁、柏应理、冯秉正等传教士所翻译的四书五经、《通鉴纲目》等以各种方式影响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西方哲学家一样，理雅各、翟理斯、阿瑟・韦利、欧内斯特・费诺洛萨、劳伦斯・宾扬等传教士和汉学家所著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所翻译的中国经典深深影响了奥斯卡・王尔德、埃兹拉・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詹姆斯・乔伊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他们从中国文化中获得了深刻感悟，要么借中国思想之剑表达自己对西方弊病或缺失的批判(比如王尔德)，要么借中国艺术之形全面创新西方艺术(比如庞德、威廉斯)。总之，在经历漫长的中西文化交往后，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出现了一种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创作倾向。

二、“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研究进展

然而，在整个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研究中，“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较少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对现代主义的内在研究主要集中在性质、术语、背景、思潮、作家、作品以及欧美国别研究等议题上［2］,外在研究则集中在现代主义与哲学、现代主义与文化经济、现代主义与文化政治、现代主义与性别、现代主义与视觉艺术、现代主义与电影等跨学科审视上［3］。西方批评界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核心共识基本锁定在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汇编》中对该术语所作的界定，即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和形式上的剧变源于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对支撑西方社会结构、宗教、道德、自我的传统理念的确定性的质疑［1］167-168。也就是说，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者们的全球性开放视野和胸怀并没有获得20世纪西方批评家的关注，西方现代主义研究大都限定在西方主流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之中。

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批评界开始有学者自觉研究东方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系，不仅翔实论证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曾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的事实，而且在反思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开启了东西方研究的新视角。美国新奥尔良大学钱兆明的专著《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1995)是研究初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他在序言中将自己的研究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作了比较，揭示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基本特性：

对萨义德而言，东方特指穆斯林的东方。对我而言，东方指称远东，特别是指中国。如果说直到19世纪初期，东方“只确切指称印度和圣经之地”(萨义德)，那么到20世纪初期，东方则指称中国和日本。的确，对重要现代主义者叶芝、庞德、艾略特、威廉斯、斯蒂文斯和摩尔而言，他们的文学模板的丰富源泉来自远东而不是近东。因此，研究远东对现代主义的影响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对萨义德而言，“东方主义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事实……”。因此他的研究涵盖了多维度的复杂体系。对我而言，它只是一种文学研究。我所理解的文学东方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术语，而是指具体的中国诗人――屈原、陶潜、李白、王维和白居易……现代主义作家庞德、威廉斯通过费诺洛萨、翟理斯和阿瑟・韦利与中国伟大诗人进行了对话。对萨义德而言，“东方几乎是欧洲人的杜撰”，是西方用以界定自身的重要他者文化……然而考虑到庞德和威廉斯对中国的热诚，我认为这一思维模式是有局限的。首先，庞德与威廉斯并不相信西方文化至上。其次，东方之所以吸引两位诗人是因为东方带给他们的是亲和力而非差异性……在本研究中，中国和日本不是被视为西方的陪衬，而是现代主义者实现自身的确切例证。［4］1-2

这段话阐明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三个主要特性：第一，研究范畴上，重点揭示中国、日本等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第二，研究焦点上，重在文学研究而不是作政治文化论辩，聚焦于远东文化中具体的诗人、作品、技巧对西方现代派个体作家的影响及影响途径。第三，研究立场上，重在揭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借助西方传教士、汉学家的书籍而展开的文学对话，以及该对话在创作中的表现。

如果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旨在以东方人的目光反观西方文化，对西方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宏观的文化政治批判，那么，“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通过揭示真实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微观表现，旨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创新作出新的阐释。前者从社会、历史、政治、种族等多维视角出发，揭示西方对东方的话语建构性，以及这种建构性背后的文化霸权机制和所导致的问题、困境；后者以东西文化实际交往的史料为证，阐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亲和力，重在论证并揭示东西方对话的积极作用。从某种角度上说，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推进，昭示着东西方研究从问题走向对话的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西方批评界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充分体现了聚焦远东、探讨创作影响和文学对话的三大特性。除了钱兆明的《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翔实论证屈原、王维、道家思想对庞德的影响和李白、白居易以及传统的汉诗技巧对威廉斯的影响外［4］，其他有影响力的专著在此前后陆续出版。威廉・贝维斯的《冬天的心境：华莱士・斯蒂文斯、禅定与文学》(1988)，探讨了佛教对现代主义作家斯蒂文斯的影响［5］。钱兆明的《现代主义与中国美术》(2003)以英美博物馆的展品和文献证明庞德、华莱士・斯蒂文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派作家接触东方文化始于中国古字画、青铜器、瓷器等，他们在文学创新中借鉴了中国美学思想与创作技巧［6］。帕特里夏・劳伦斯的《丽莉・布里斯科的中国眼睛：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现代主义与中国》(2003)探讨了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新月派”之间的影响关系和文学对话［7］。钱兆明的《庞德的中国朋友》(2008)以翔实文献证明庞德一生所结识的大量中国教育家、哲学家、汉学家、诗人朋友曾参与他涉及中国文化的诗歌创作［8］。在萨比娜・斯尔克等人主编的《美国诗人与诗学中的东方和东方主义》(2009)中，15位西方学者研究了19至20世纪美国诗歌和诗学中的中国、印度、犹太等东方文化元素和思想［9］。另外还包括罗伯特・克恩的《东方主义、现代主义和美国诗歌》(1996)［10］、玛丽・佩特森・屈德尔的《庞德的儒家翻译》(1997)［11］、辛西娅・斯坦梅的《玛丽安・摩尔与中国》(1999)［12］和钱兆明的《庞德与中国》(2003)［13］等。用具体的史料进行翔实的论证是这些专著的基本特点，东方文化曾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事实得到了扎实的论定。

同一时期，随着论著的出版，专题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美国耶鲁大学(1996)和英国剑桥大学(2004)召开，引发国际学术界对本专题的广泛关注。耶鲁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日本翻译者费诺洛萨对中国诗歌的翻译、美国诗人斯蒂文斯与中国艺术、英国诗人叶芝与日本戏剧、英国现代主义作家斯特恩与中国、英国诗人庞德与中国等。参会的学者约三十余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德国贝鲁斯大学等。剑桥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伯格森与老子、研究、美国诗人庞德与Paul Fang、梅兰芳在美国、徐志摩和萧乾与朱利安・贝尔、鲁迅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等。参会的教授和学者约五十余位，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中国香港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在这两次研讨会上，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及东西方文学的对话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批评界，比较文学领域最先开展中西文学对比和“中国形象”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现以主题形式比较为主要特征的中外文学对比研究。以伍尔夫研究为例，伍尔夫与萧红、伍尔夫与张爱玲、伍尔夫与丁玲等平行比较曾得到探讨，但研究的力度和影响力较弱［14］88-89。伴随着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盛行，多元文化、文化对话、文化形象等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比如“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在北京大学召开，随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乐黛云、张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发表了三十余位中外学者的文章，探讨“文化相对主义与多元文化”、“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文学形象与文学翻译”、“后现代与文化身份”等议题。，欧洲的“形象学”理论被翻译引进［15］。这一切推动了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它依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以及法国理论家莫哈和巴柔的形象学理论，重点探讨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的想象性和建构性比如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着重探讨几千年来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天堂就是地狱的虚构性，指出“中国形象”只是映照西方价值观的一面镜子。另有八卷本“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葛桂录、钱林森、卫茂平、汪介之等分别出版了英、法、德、俄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等方面的专著。，尝试从文学作品直接描绘或间接涉及中国的片段中推导出西方对中国的“总体认识”［15］17，154。所发表的论文或笼统阐发美、英、法等国别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或细致剖析谭恩美、汤婷婷等海外华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或探讨赛珍珠的作品，也探讨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平托等人的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对西方作家的探讨则更多关注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对毛姆、索尔・贝娄、杰克・伦敦、笛福等都有涉及。这些研究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自觉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可追溯到199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第18届庞德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庞德与东方”。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德国、瑞士、英国、意大利、丹麦等国的63位国际学者和17位中国学者研讨了“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中国古诗词对庞德的影响”、“庞德与孔子”、“庞德与日本”等议题［16］127。

2009年，“首届中国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开启了本专题在中国境内的第一次大规模研讨。来自中国、美国等28所高校的近80位专家学者研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与中国”、“庞德与中国诗歌”、“卡夫卡与中国”、“伍尔夫与中国”、 “艾略特与佛教”、“贝克特与中国音乐”等议题，涉及文学、文化、哲学、宗教、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17］47。

2010年，“第三届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作为耶鲁大学和剑桥大学研讨会的延续，本次学术会议在国际范围内进一步推进了本专题研究。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韩国、中国等12个东西方国家90余所高校的1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议题包括：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与东方、文化交融中的东方与西方、东西方作品对比研究、西方作品中的中国和印度、西方现代主义与日本、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式阅读、美国诗歌中的佛教和儒教等，涉及文学、音乐、美术、哲学、建筑、宗教、诗学等多个领域参见彭发胜《“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第237-239页。［Peng Fasheng，″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3(2010)，pp.237-239.］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国际学者的英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钱兆明主编的Modernism and the Orient， 新奥尔良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2009年国内研讨会和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的中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在上述几次会议上，中外学者宣读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部分于Modernism/Modernity、《外国文学》等国际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在保持原有特点的基础上，当前研究在方法、意识、重心和境界上得到拓展，值得总结和分析。

三、“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当前研究特征及未来趋势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西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东方文化在现代思想体系中的作用欧美学者已经广泛意识到以往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日益重视在研究中涵盖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比如“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与文学史”等项目的设立与投入便是极好的例证。参见宋达《当代北欧学界重构世界文学图景中的现代东方文学》，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第223-227页。［Song Da，″Contemporary Nordic Academic Re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Literature in the Realm of World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4(2011)，pp.223-227.］，具有二十年学术积淀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日益获得中西学者的广泛关注。当前研究在方法和思想上表现出值得关注的特征，预示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更注重从东学西渐的历史背景入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东方元素进行全面而充分的文化研究，文学解读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提高。

比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纳达尔的论文《现代主义书页：乔伊斯与汉字书写的图形设计》在“东学西渐”这一悠久而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揭示了现代主义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页面与汉字印刷视觉形式相似的缘由。论文详尽论证了乔伊斯了解中国的多种途径：乔伊斯所接受的耶稣会教育体系与中国古典教育体系相似，他曾阅读传教士的中国游记，他所处的西方流行文化充满中国的建筑、陶瓷、书画、丝绸等，他所居的城市对东方文化充满迷恋和兴趣。论文追溯了几代欧洲人对汉字表意性的兴趣和研究及其对乔伊斯的影响。立足于这一开阔的文化交融平台，论文最终论证并阐明汉字独特的印制方式和视觉效果帮助乔伊斯确立了他的文本观和图像式页面［18］。美国西北大学克里斯汀・弗洛拉教授的论文《普鲁斯特的中国》，以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临终前凝视着17世纪荷兰画家维梅尔的著名画作这一场景为解读对象，层层剖析，揭示了普鲁斯特心目中的中国的重要价值。论文指出，这一场景折射出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将大量中国瓷器和画作运往荷兰的历史，以及中国艺术曾对维梅尔等画家乃至对欧洲现代美学产生影响的事实。透过这一场景，论文不仅揭示东西方文化艺术的联结是在世界贸易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证明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在追寻新的历史感时曾对17世纪以来欧美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元素给予了特别关注。论文通过这一场景昭示了东西方文化杂糅、同化、创造性改写与本土化的交往和接纳过程C.Froula，″Prousts China，″ Modernism/Modernity,No.2(2012)，该文即将发表。。

上述两篇论文的研究对象都很细微，前者解读《尤利西斯》中页面设计的内涵，后者探讨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某个场景的意蕴。然而它们所做的文化研究较为透彻，因而结论深刻。前者追溯了16世纪欧洲耶稣会会士进入中国之后，中国文化西渐融入欧洲人的生活和思想的历史进程，从教育、书籍、文化、生活、文字、印刷术等多个层面揭示乔伊斯小说页面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及其深层历史内涵；后者首先追溯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全球化贸易带给欧洲的东方文化冲击，接着又从20世纪的西方对17世纪西方艺术中的中国元素的认同和接纳出发，回溯东方文化被西方本土化的文化交融过程和思想催生过程。基于东学西渐的文化史平台，两篇论文透视文学形式与场景，不仅还原了东西文化思想交往和融合的全过程，而且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过程和内在本质。

当前，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正在积极呼唤“文化转向”［19］，欧美现代主义研究则日益重视对东方文化的解读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研究中，越来越多的著作开始涵盖对作家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比如在Ira B.Nadel的Ezra Pound in Contex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中出现从东方、孔子视角切入的研究。 ,在这一发展态势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将会获得进一步的推进。

其二，在研究意识上，学者们注重揭示现代主义诗学思想背后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阐明东西思想碰撞正是催生新诗学的途径。

比如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在《选择性亲和力?――王尔德读庄子》一文中，透过奥斯卡・王尔德对翟理斯所翻译的《庄子》的解读，剖析王尔德批评论文中诸多关于庄子的评述的真实用意，不仅阐明了王尔德的文化批判思想乃英国乌托邦思想与中国庄子思想的结合的事实，而且指出王尔德意在用庄子的思想批判自己那个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价值观和现代政治体制［20］。中国人民大学郭军的论文《本雅明的“两面神”精神之价值与意义》揭示了本雅明思想范式的“两面神”特性，即犹太教卡巴拉传统与的结合，阐明本雅明思想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浙江大学高奋的论文《中西诗学观照下的伍尔夫“现实观”》探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现实观”融主体精神与客观实在物为一体的本质，阐明其内质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感物说”和“观物取象”相通［21］。云南师范大学郝桂莲的论文《禅话“静默”》从禅宗视角解读了苏珊・桑塔格的“静默”思想的内涵，剖析了桑塔格静默思想的禅宗意味 郭军和郝桂莲的论文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这些论文将研究聚焦于揭示西方现代诗学的东西兼容背景，采用整体观照研究方法，自觉认识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从感到悟的兼容和洞见，而不是用理性去判断、取舍或规约，因而能够揭示出思想产生过程中的中西对话互动特性。“在物质主义、规约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都受到严重的批评”［22］36 的当代研究取向中，这一基于感知的综合研究意识将日益成为更多学者的自觉意识。

其三，在研究重心上，学者们重点关注现代主义作品在形式、技巧、主题上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

比如，钱兆明在《威廉斯的诗体探索与他的中国情结》中探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新诗体探索过程中对李白、白居易的五绝和七律的借鉴，用大量文献论证了中国古体诗与威廉斯“立体短诗”之间的渊源关系［23］。中国人民大学孙宏的论文《论庞德对中国诗歌的误读与重构》指出，庞德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不拘泥于词句与语法，而是力求传达中国诗歌的神韵，其译作是对中国古典作品的重构［24］。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剑的论文《艾略特与印度：〈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中的佛教、印度教思想》指出，在艾略特的《荒原》中，基督教、佛教、希腊神话、东方生殖崇拜、渔王神话等多种思想融合在一起，构成其诗歌隐喻；在艾略特的后期诗作中，则更多地用佛教和印度教阐释基督教的教义［25］。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现代派创作中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不论是对威廉斯“立体短诗”的形式探源，还是为庞德的创造性翻译正名，抑或对艾略特诗歌中多元思想融合特性的揭示，这些论文不仅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东西方对话特性，而且揭示了创造性重构对文学作品形神兼备的意义和价值。略有欠缺的是，目前对现代主义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庞德、艾略特等重要作家作品上，更多作家作品的创意需要去关注和揭示，这也正是本专题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其四，在研究境界上，学者们对东方意象和思想的解读表现出现代主义作品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心境。

比如，牛津大学罗纳德・布什的论文《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同化：美国诗人庞德〈比萨诗章〉中的“观音”想象》着重探讨了庞德《比萨诗章》中“观世音”意象的内涵。论文追踪庞德的观世音意象的最初来源(即汉学家宾扬和费诺洛萨的著作)，剖析庞德未发表的战时意大利手稿将观世音与圣母玛利亚合一的意蕴，解读庞德《比萨诗章》的手稿笔记中观世音的“柳枝”的“治愈力”内涵，最终阐明庞德的观世音象征着“上天的慈悲情怀和自然的治愈能力”［26］。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刘燕的论文《渴慕、猎奇与同情：〈尤利西斯〉中的中国形象》用形象学研究理论分析乔伊斯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指出主人公布卢姆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与奇异想象、同情和渴慕，体现他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倡导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全球视野和普世情怀［27］。

篇9

海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赵康太、海南省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孙绍先、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阮忠、书记韩捷进参加了开幕式并致辞。海南省重点(扶持)学科责任教授、海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建设学科负责人毕光明主持了开幕式。开幕式后，张耀铭总编和阎晶明主编分别作了主题发言。

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出路

作为文学批评期刊主编，并且多半身兼文学批评从业者，到会专家首先关注的是文学批评的现状及困境。冯希哲分析了当前批评的基本趋势：一、更为理性和自觉；二、整个批评界开始由外向内转型，自省、自察成为主题。但总体来说，80年代的自由活跃的批评氛围变了，现在是让人郁闷的环境，大家不愿意说，或者不知道说什么。他还把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困境归纳为四个问题：一、理论困境；二、评价尺度统一与多元矛盾突出，三、批评人格、伪批评和人情批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四，批评队伍分化。

张燕玲对这种沉闷的批评环境作了更具体的揭示：“现今，文学创作出现生活贫乏和思想匮乏的状态，尤其是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在这种情况下，文艺界要立在时代的潮流，对社会包括对现状保持独立思考和批评立场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是相当有难度的。”

对于如何走出这种困境，代表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思考，提出了几种解决途径。阎晶明首先指出，在文学建设方面，批评家要积极发挥批评的作用，要加强自身的发言权。谭桂林说：“当代文学学科是个不断成熟的学科。文学批评要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它对文学创作仍然有一种积极的鼓动作用。现在的文学批评期刊要发扬过去的传统。”吴子林认为，批评家首先要有问题意识，不能跟着西方的文学思潮亦步亦趋，而要用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研究中国问题，借用甘阳的话说就是“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其次是返回中国文化本原，将中国传统的感悟思维发扬光大。再者，将学问和生命融为一体，把感悟思维与理性思维相结合，做纵贯古今、会通中西的“生命的学问”。

批评有无力量，说到底取决于批评者所持的批评观。朱小如提出，批评其实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如果是深刻的就很有价值。但是，批评如果过于学术化反而会失去批评的力度。他认为在一片假话声中出现的几句真话才真正有价值。单正平指出：对一流作家，人们对他的批评还是很严肃的。但是也有一些是商业化批评，比如一些老板花钱请业内人士帮忙出书，另一个现象是人道主义批评，有人为了精神的寄托将自己辛辛苦苦写的东西整理出来并自费出书。对第一种人，大家应该抵制，对第二种人可以适当鼓励一下。

当代批评期刊的生存困境与建设方向

当代批评期刊是反映当下文学状况的重要平台，张学昕更强调批评的支点就是当代文学期刊，没有期刊作者就无法找到支点，得到认可。因此，批评期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但是，当代批评期刊也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现状和困境。就像韦健玮所说的：在办刊中越来越感觉困惑，很怀念80年代的批评环境。因为，在b0年代，批评期刊是非常活跃的，有一段很辉煌的历史，那时不管是作者还是编辑都有高涨的热情。但是现在很多编辑已经改行，一些期刊也消失了，其他的期刊能坚持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坚持下来的刊物也面临一些生存问题，因为资金短缺，一些办刊人越来越觉得迷茫。

阎晶明指出当代批评期刊的生存比建设问题更加紧迫，文学体制也发生了十几年前难以预料的变化，而且文学内部分化很严重，很多东西的消极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建设力量。在这种条件下，文学批评期刊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很多机遇和挑战。

除了生存问题以外，还有环境问题。目前，文学在很多方面都出现了危机，学术刊物正在失去读者。单正平认为原因在于：首先是经济因素，将学术刊物推向市场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第二是空间的大幅度压缩问题，作者想说的批判现实的篇幅被压缩了或者删减了，第三是新媒体和体制化的影响，有许多作者写文章的出发点是有疑问的。

张耀馅在主题发言中提出批评期刊要突出问题意识。他认为，一本优秀的学术期刊，必须提高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的重中之重是理论创新，思想性、时代性、规律性与创造性是理论创新的标志；必须突出问题意识，善于提出有意义、有价值的真问题，揭示时展中的瓶颈因素，深刻反映人类应对挑战的智慧及成果，必须肩负学术研究导向的使命，必须推出新人、扶持新人，为他们提供平台，必须关注学术的大众化，让一流的学术走进百姓的视野，成为经世致用的显学。学术期刊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张燕玲重述了首届研讨会提到的“艰守”与“坚守”问题，并针对批评期刊如何回到文学前沿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一个是生存建设，一个是思想建设，一个是学术建设。在生存建设方面：要重树自身建设的自信心，要重视网络文学的影响。一个杂志首先要生存下来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现自己的个性。罗勇肯定张燕玲的“艰守”与“坚守”观点。他指出这两个方面是有矛盾的，艰守，再困难你也要把刊物办下去，不能把它丢失。坚守，要坚持文学品位、文学情怀。他的最深刻感悟就是：不管是作品杂志还是理论杂志只要是把自己的文学情怀融入进去，哪怕再困难我们也可以迎来自己一个办刊物的硕果。周泉根也非常赞同张燕玲关于重视网络文学的影响，他认为我们要正视信息时代的写作是我们当前理论反思的重要任务，也是反思创作评论类期刊困境的重要角度。争取把网络上的东西跟学院派东西结合起来，甚至跟大牌网站合作，让网络的不羁的创造力和浪涌不竭的激情来重建我们的话语空间。只有有了话语权，知识分子才能在平权的时代重新找到自己位置，才能重新介入历史。

关于期刊杂志栏目设置方面，陈子善根据自己的办刊经验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介绍，他在办刊物时做了一些尝试：首先，每期都会做一个学术访谈，采访一些知名学者；其次，不限制富有价值的学术论文的篇幅；再次，每一期出一两篇著名的外文翻译文章；最后，每一期都有史料考证文章，发表一些比较重要的对现代文学研究有价值的史料。

其他方面的建议有：王涘海认为文学期刊建设应有的态度是——自信，要坚守下去，以自信的态度来看待今天的社会和文艺事业，李云雷也说出了自己独特的办刊体验，就是从具体的鲜活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人手，站在时代的前沿，重新去看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李国平指出批评刊物应该回应文学现实和中国社会现实，刊物需要名人的作品，也需要年轻一代的吸引人眼球的、有锐气的作品。

篇10

海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赵康太、海南省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孙绍先、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阮忠、书记韩捷进参加了开幕式并致辞。海南省重点(扶持)学科责任教授、海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建设学科负责人毕光明主持了开幕式。开幕式后，张耀铭总编和阎晶明主编分别作了主题发言。

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出路

作为文学批评期刊主编，并且多半身兼文学批评从业者，到会专家首先关注的是文学批评的现状及困境。冯希哲分析了当前批评的基本趋势：一、更为理性和自觉；二、整个批评界开始由外向内转型，自省、自察成为主题。但总体来说，80年代的自由活跃的批评氛围变了，现在是让人郁闷的环境，大家不愿意说，或者不知道说什么。他还把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困境归纳为四个问题：一、理论困境；二、评价尺度统一与多元矛盾突出，三、批评人格、伪批评和人情批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四，批评队伍分化。

张燕玲对这种沉闷的批评环境作了更具体的揭示：“现今，文学创作出现生活贫乏和思想匮乏的状态，尤其是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在这种情况下，文艺界要立在时代的潮流，对社会包括对现状保持独立思考和批评立场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是相当有难度的。”

对于如何走出这种困境，代表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思考，提出了几种解决途径。阎晶明首先指出，在文学建设方面，批评家要积极发挥批评的作用，要加强自身的发言权。谭桂林说：“当代文学学科是个不断成熟的学科。文学批评要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它对文学创作仍然有一种积极的鼓动作用。现在的文学批评期刊要发扬过去的传统。”吴子林认为，批评家首先要有问题意识，不能跟着西方的文学思潮亦步亦趋，而要用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研究中国问题，借用甘阳的话说就是“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其次是返回中国文化本原，将中国传统的感悟思维发扬光大。再者，将学问和生命融为一体，把感悟思维与理性思维相结合，做纵贯古今、会通中西的“生命的学问”。

批评有无力量，说到底取决于批评者所持的批评观。朱小如提出，批评其实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如果是深刻的就很有价值。但是，批评如果过于学术化反而会失去批评的力度。他认为在一片假话声中出现的几句真话才真正有价值。单正平指出：对一流作家，人们对他的批评还是很严肃的。但是也有一些是商业化批评，比如一些老板花钱请业内人士帮忙出书，另一个现象是人道主义批评，有人为了精神的寄托将自己辛辛苦苦写的东西整理出来并自费出书。对第一种人，大家应该抵制，对第二种人可以适当鼓励一下。

当代批评期刊的生存困境与建设方向

当代批评期刊是反映当下文学状况的重要平台，张学昕更强调批评的支点就是当代文学期刊，没有期刊作者就无法找到支点，得到认可。因此，批评期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但是，当代批评期刊也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现状和困境。就像韦健玮所说的：在办刊中越来越感觉困惑，很怀念80年代的批评环境。因为，在B0年代，批评期刊是非常活跃的，有一段很辉煌的历史，那时不管是作者还是编辑都有高涨的热情。但是现在很多编辑已经改行，一些期刊也消失了，其他的期刊能坚持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坚持下来的刊物也面临一些生存问题，因为资金短缺，一些办刊人越来越觉得迷茫。

阎晶明指出当代批评期刊的生存比建设问题更加紧迫，文学体制也发生了十几年前难以预料的变化，而且文学内部分化很严重，很多东西的消极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建设力量。在这种条件下，文学批评期刊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很多机遇和挑战。

除了生存问题以外，还有环境问题。目前，文学在很多方面都出现了危机，学术刊物正在失去读者。单正平认为原因在于：首先是经济因素，将学术刊物推向市场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第二是空间的大幅度压缩问题，作者想说的批判现实的篇幅被压缩了或者删减了，第三是新媒体和体制化的影响，有许多作者写文章的出发点是有疑问的。

张耀馅在主题发言中提出批评期刊要突出问题意识。他认为，一本优秀的学术期刊，必须提高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的重中之重是理论创新，思想性、时代性、规律性与创造性是理论创新的标志；必须突出问题意识，善于提出有意义、有价值的真问题，揭示时展中的瓶颈因素，深刻反映人类应对挑战的智慧及成果，必须肩负学术研究导向的使命，必须推出新人、扶持新人，为他们提供平台，必须关注学术的大众化，让一流的学术走进百姓的视野，成为经世致用的显学。学术期刊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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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玲重述了首届研讨会提到的“艰守”与“坚守”问题，并针对批评期刊如何回到文学前沿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一个是生存建设，一个是思想建设，一个是学术建设。在生存建设方面：要重树自身建设的自信心，要重视网络文学的影响。一个杂志首先要生存下来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现自己的个性。罗勇肯定张燕玲的“艰守”与“坚守”观点。他指出这两个方面是有矛盾的，艰守，再困难你也要把刊物办下去，不能把它丢失。坚守，要坚持文学品位、文学情怀。他的最深刻感悟就是：不管是作品杂志还是理论杂志只要是把自己的文学情怀融入进去，哪怕再困难我们也可以迎来自己一个办刊物的硕果。周泉根也非常赞同张燕玲关于重视网络文学的影响，他认为我们要正视信息时代的写作是我们当前理论反思的重要任务，也是反思创作评论类期刊困境的重要角度。争取把网络上的东西跟学院派东西结合起来，甚至跟大牌网站合作，让网络的不羁的创造力和浪涌不竭的激情来重建我们的话语空间。只有有了话语权，知识分子才能在平权的时代重新找到自己位置，才能重新介入历史。

关于期刊杂志栏目设置方面，陈子善根据自己的办刊经验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介绍，他在办刊物时做了一些尝试：首先，每期都会做一个学术访谈，采访一些知名学者；其次，不限制富有价值的学术论文的篇幅；再次，每一期出一两篇著名的外文翻译文章；最后，每一期都有史料考证文章，发表一些比较重要的对现代文学研究有价值的史料。

其他方面的建议有：王涘海认为文学期刊建设应有的态度是——自信，要坚守下去，以自信的态度来看待今天的社会和文艺事业，李云雷也说出了自己独特的办刊体验，就是从具体的鲜活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人手，站在时代的前沿，重新去看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李国平指出批评刊物应该回应文学现实和中国社会现实，刊物需要名人的作品，也需要年轻一代的吸引人眼球的、有锐气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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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的诗歌，从80年代中期起，国内先后出版了几个中文译本。有学者曾对狄金森在大陆的五个汉译版本进行了比较。张芸的译本则没被讨论过。本文选取江枫和张芸对狄金森诗歌“If you were coming in the fall”的译文进行比较，分析两人翻译各自的特点和优劣。

从这首诗标题翻译来看，江枫先生将If you were coming in

the fall译为“如果你能在秋季来到”，而张芸翻译为“如果你要秋天才能来”，两个译句有细微的差别，笔者认为张芸的翻译更妙，“才”字表现出女诗人期待爱人来到的急迫心情。第二句I'd

brush the summer by/With half a smile and half a spurn，As house

wives do a fly.江枫译为“我会用掸子把夏季掸掉，一半轻蔑，一半含笑，像管家妇把苍蝇赶跑”；张芸则译成“我就将夏天掸拂掉，就象主妇们赶走苍蝇，半是嗔怒，半是微笑”。可以看出，江枫译文更注重整体押韵和简洁。张芸译本也遵从了原文和押韵。且在用词方面比江枫更注重女性情感。将spurn分别被译为“轻蔑”和“嗔怒”，意义和感情不同。“嗔怒”含有一种又爱又恨的感情，而“轻蔑”则无爱的成分，好像不在意一个夏季的等待，细微的感情没有传达出来。“轻蔑”和“含笑”组合，笑也是轻蔑的嘲笑；而“嗔怒”和“微笑”组合，表现出了又怨又爱的感情，爱的成分更多。

诗歌第二节If I could see you in a year，/I'd wind the months in balls，/And put them each in separate drawers，/Until their time befalls.江枫译为“如果一年后能够见你，我将把月份缠绕成团—分别存放在不同的抽屉，免得，混淆了日期—”张芸翻译为“如果会见你需要等一年，我就将月份揉成团，搁进各自的抽屉，直至将它们的时限用完。”从最后一句尤能看出江枫翻译更注重创造性，是一种归化译法。用逗号将短句子隔开，使得翻译更灵活并符合原文的押韵。但他的翻译融合了自己的理解。而张芸的翻译，完全忠实于原文。意思非常清楚明白，但音韵方面没有符合原文的韵律。

诗歌第三节If only centuries delayed，/I'd count them on my hand，/Subtracting till my fingers dropped/Into Van Diemen's land.江枫译为：如果只耽搁几个世纪，/我会用我的手算计/把手指逐一屈起，直到/全部倒伏在亡人国里。张芸译为：如果还要拖延几世纪，/我就在手中算年份，/不断地减，减，直至手指/垂落在边域万地门。相比可以看出江枫的翻译更符合原文的押韵，更简约，不过用词更为生涩。张芸的翻译“如果还要拖延几世纪”比“如果只耽搁几个世纪”更符合诗人的本意。女诗人想表达等待的时间之长，而不是毫不在乎几个世纪的时间。哪怕是几个世纪那么长，她也要执意等待爱人的来到。

诗歌第四节If certain，when this life was out，/That yours and mine should be，/I'd toss it yonder like a rind，/And taste eternity.江枫译为：如果确知，聚会在生命—/你的和我的生命，结束时—/我愿意把生命抛弃—/如同抛弃一片果皮—；张芸译为：如果确知，只有当生命完结，/你我才能相逢，/我就甩掉它如甩果皮，/去尝试来生。在表述顺序方面，江译文与原文不一致，也没把taste eternity译出来。不过译文中的破折号频繁使用，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张芸译文更忠实于原文，意思更完整。“只有当生命完结，你我才能相逢，我愿甩掉它如甩果皮，来尝试来生。”表示为了能与心上人相约相聚，哪怕放弃生命。

最后一节But now，all ignorant of the length/Of time's uncer

tain wing，/It goads me，like the goblin bee，/That will not state its sting.江枫译为：但是现在难以确知/相隔还有多长时日—/这状况刺痛我有如妖蜂—/秘而不宣，那是毒刺。张芸译为：但此刻，时间变幻的翅膀/到底有多长—/无知刺痛着我，如妖怪的蜜蜂/不让人觉察蛰伤的地方。相比之下，江枫的译文更主观简约，优美，富含诗意，简单明了。而张芸的译文除了押韵较难遵从原作，其诗歌翻译意义更接近原作，并更通俗易懂。

综上所述，通过对狄金森这首诗歌两个译本的分析，可以发现江译本具有简约、抒情、优美的特点；而张芸译本通俗、流畅，更好地把握了诗人的原意和感情。

参 考 文 献

[1]张云译.狄金森诗钞[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篇12

一、传播错位与研究补齐

文学的传播和流传从来不是直线和等量的，无论是外国文学在本国的流传还是本国文学在外国的流传，完全符合原作精神是不可能的，总会出现一些变异，接受者必然会对放送者的作品有所选择、吸收和排斥。这是比较文学理论中的常识。

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的流传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国内，提到易卜生的作品，首先出现在人们脑海中的肯定是他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社会支柱》可谓人尽皆知。但其早期和晚期剧作并不像中期剧作影响那么大。

易卜生在中国的传播始于五四时期，他的社会问题剧与当时中国社会思想启蒙与反封建斗争的需要相契合，很快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易卜生在中国的译介最早始于1922年，1918年《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介绍了《娜拉》、《国民之敌》、《小艾友夫》三部作品，前两者均为社会问题剧，《小艾友夫》属于象征剧。与此同时，《野鸭》、《海上夫人》等后期剧作虽也被翻译到中国，但受关注程度不高。直到1980年代，易卜生早期最核心的戏剧《布朗德》和《培尔金特》才公开上演，但影响远不及他的社会问题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易卜生的历史剧、思想剧、心理与象征剧的重要性日益彰显。20世纪2030年代那个充满内忧外患、思想剧变的时代已然远去，人们逐渐把眼光投向探索人性弱点，表现生命过程内在矛盾的剧作，从而使过去单一的接受视角得以改 变。然而，时至今日，相较于社会问题剧而言，易卜生其他类型的戏剧在中国的传播仍显不足，更不用说学术研究了。

因此，邹建军先生主编的《易卜生诗剧研究》意义非凡。邹建军先生认为对易卜生整个文学创作来说，无论是早期的诗剧还是后期的象征剧，都比中期的社会问题剧重要得多。（《序二》5）这一评论是具有前瞻性的。国外文学在某一国的流传，有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特征。也就是说，人们在接受异国文学时，往往根据不同时代、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姿态，吸收不同的成分。这种选择性的拿来，很容易导致传播上的错位。前文已经提及中国社会变迁对易卜生接受的影响，此处不再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文学研究倾向的变化与文学接受的关系。

很长一段时期，在我国的文学研究中，对西方文学思潮的接受更多地是在工具论的层面而不是在本体论的层面。学者更关注异国文学中所反映的社会状况、阶级冲突等内容，而常常忽略掉了具有作家个人特色的思想和情感，这其实是一种文化过滤。例如：西方学者更关注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宗教感情、道德的自我完善，而中国学者则更关注作品中所反映的俄国的司法腐败、阶级压迫。反映在易卜生这里，则是学者更多地关注他的社会问题剧，而忽视了对他其他时期剧作的研究。新时期以来，随着大量西方文学理论的传入，中国学者观照文学的视角出现了多元化特点。人们不再仅仅着眼于文学中的社会历史因素，而更注重文学本体的研究。显然，易卜生诗剧和象征剧蕴含了更多文学本体的因素，因此，今天它更受到文学批评家的青睐。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易卜生诗剧研究》一书不因袭旧路，有意回避流俗，展现出了锐意创新的学术精神。该书收录的论文研究目标集中于易卜生早期剧作，这与过去的易卜生研究截然不同。整部论文集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完整、动态、现代的易卜生：①该书有利于修正易卜生在中国的传播错位，让更多人关注易卜生的前后期戏剧创作，从而为我们还原一个完整的易卜生。比起简单地把易卜生视作现实主义作家，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突破意义。②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易卜生中期的社会问题剧都不是突然产生、戛然而止的，它有其思想渊源并产生后续影响。因此，研究易卜生早、晚期戏剧，把早、中、晚期的易卜生剧作衔接起来，有利于了解其思想的动态变化，也能够加深对其中期戏剧的理解。③作为社会问题剧作家的易卜生只能被视为现实主义作家，而其作为现代戏剧之父的身份则得不到体现。易卜生诗剧的现代性更多地体现在他的思想剧、象征剧中。着重研究这些戏剧类型，发掘其剧作的现代性，从而给现代戏剧之父以应有之义。正如邹建军所言，易卜生早期的10部诗剧现在看来真是经过时间检验而具有经典性的作品，与后期象征剧和中期社会问题剧中的优秀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其优势与特点还更加鲜明。更为重要的是，易卜生中期社会问题剧与后期象征剧里面的一些作品，往往都来自于早期诗剧，或者说与早期诗剧存在密切关系；如果不读其早期诗剧，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其中期社会问题剧与后期象征剧因此，我认为易卜生早期的诗剧，在其整个文学创作里占有重要的地位，应该特别引起关注与重点开掘。（《序二》5）这段话宏观且动态地把握了易卜生戏剧体系的全貌。这种思想贯串于整部论文集中。如王芳实在《论弗瑞亚与凯蒂琳的三层关系》中引用卢卡契之言《凯蒂琳》已包括剧作家最后一部作品的所有问题，把该作放置于整个戏剧体系中来研究；《〈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的三重隐喻》（杜雪琴）一文认为在其早期诗剧中，往往也存在着强大包容性和多义的阐释空间，易卜生从此剧始逐渐走向一条未来的象征艺术之路。

二、前沿理论与多元视角

英国学者朱利安沃尔弗雷泽（以下简称朱利安）在《21世纪批评述介》中将空间与场所作为21世纪文学批评的一种趋势。最近25年中，兴起了多学科的关于空间、地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这是一个涉及广泛、形式多样的研究领域。它认为我们对自己居住场所的性质进行批评干预的同时，居住场所反过来也决定了我们对自身的看法。批评家们以各自迥然不同的方式揭示出：空间自身是如何既作为一种产品（经过不同的社会过程和人类干预所产生的），又作为一种作用力（它反过来影响、指引、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活动和路线的潜能）而存在的。

文学地理学为文学系统多层结构分析提供了研究方法与路径。朱利安指出空间和地理批评是诸多批评导向之一，但并没有明确描述方法论、步骤和思想谱系。邹建军先生在文学地理学批评实践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并在方法论上做出了指引。他曾在《文学地理研究的主要领域》一文中指出文学地理批评的领域（《文学地理研究的主要领域》），其中，一国自然山水对作家文学构成和演变的影响，文学作品对地理空间的建构，文学作品中自然山水的描写及其意义等方面在易卜生早期戏剧的研究中可以得到灵活运用。在《易卜生诗剧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对这一批评方法的创造性实践。论文集中有6篇文章是从地理与空间批评的视阈研究易卜生诗剧的。

王晓燕和胡红梅的论文虽同认为《凯蒂琳》展示了自然、地狱、天堂三重地理空间，但王晓燕指出它们在凯蒂琳犯错、受罚与赎罪的生命历程中，起到了暗示命运发展脉络的作用；而胡红梅则认为三重地理空间展示的是一幅人类从原罪到炼狱到救赎的宗教仪式画面，各有旨归。高丹的论文《论培尔金特中的三重地理空间建构》将剧中空间分为真实地理空间恋恋故园、虚拟意象空间山妖王国与索尔维格森林、现实与虚幻的空间中年旅行足迹，真实的地理空间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凸显了培尔金特的性格；虚拟空间是易卜生内在精神的外化和分离，而现实与虚幻交织的空间则代表了培尔金特梦游式的旅途，不同地理环境对培尔金特不同人生阶段的性格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试析〈海尔格伦的海盗〉男女主人公性格中的地理因素》通过分析北欧及挪威峡湾的地理环境，指出人物性格和精神气质与其生长和生存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文学伦理学批评也是21世纪文学批评的导向之一。伦理问题对当代文学批评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伦理批评意在分析艺术作品的伦理本质，希望能因此在叙事的生活和读者的生活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系。（沃尔弗雷斯 143）北美伦理批评的代表人物西伯斯在《批评的伦理》中指出承认伦理在批评理论中的地位，使这一学科中的实践者们具备了自主能力，能提出与文学文本及其可观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涵义相关的结论（沃尔弗雷斯 145）。伦理批评者的作用就在于指明特定文本向读者传达知识和普世的善的概念。伦理批评的实践者已取得多方面的成绩，《易卜生诗剧研究》中收录了这样的范例约6篇。

邹建军的《无爱的悲剧：布朗德形象本质新探》在对布朗德与家庭、社会、宗教三重伦理关系进行考察后，认为布朗德的悲剧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的悲剧，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是排斥他者的，导致他对家庭、社会、宗教缺乏真正的爱，无爱的伦理关系导致个体的悲剧。在传统批评中，学者更倾向于从哲学角度同情和理解布朗德的自我主义，并肯定它所蕴含的反封建、反传统的社会意义。邹建军对这一阐释方式产生了怀疑，他站在伦理批评的角度得出的颇具新意的结论与先前的认识迥然不同，这也充分显示了新的批评方法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在《英格夫人的伦理主题》一文中，谭认为易卜生在剧中描绘了围绕在英格夫人这一女性形象周围的复杂伦理关系，展现了当时的社会家庭伦理准则；并通过对以英格夫人为中心的多方伦理关系的分析，探讨其悲剧中的伦理内涵。张武进、周美兰在《从〈苏尔豪格的宴会〉看易卜生的伦理困惑》一文中认为，易卜生的戏剧创作始终贯串着人性自由与道德禁忌之间近乎二律背反的矛盾和冲突。个体有寻求独立与自由意志的内在需求，同时又处于道德原则与伦理秩序之中，人需要依靠理性在二者之中寻找平衡点。《苏尔豪格的宴会》正好体现了自由意志与道德禁忌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又正好是易卜生本人的伦理困惑，从而把作家的伦理观念与文本中所体现的矛盾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在《论〈海尔格伦的海盗〉中的伦理因素》中，刘遥引用了易卜生的话在各种男女之间的关系、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故事中，我看到了个人生活的丰富和鲜活资料。就是在和所有这些男男女女的相处中，产生了《海尔格伦的海盗》的原始和模糊的初稿，并指出该剧立足于人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这种人际关系在该剧中被设定为家庭成员关系，伦理困境是主要人物走向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