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语言艺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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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老舍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他以勤奋的创作和特有的艺术才华为中国文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文学创作上，他一生创作七十余部小说，三四十个话剧和戏剧剧本，还有许多散文、诗歌和杂文，他的创作多用北京话，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老舍在语言运用上多变且富有创造性，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

一、清浅俗白的口语艺术

老舍先生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北京口语不但熟悉，而且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曾说过：“我说的是北京话，而且相当喜爱它。它怎么说，我便怎么写。”也正是如此，他才能充分地运用北京口语，表现北京的地方色彩和地域文化。他一直追求用清浅俗白、朴实活泼的口语再现生活。在老舍的作品中，口语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口语化词汇和句式的使用

阅读老舍先生作品，最常见的是带有北京地方特色、极富表现力的地方词汇，这些词的使用使得作品语言具有浓郁的北京风情和文化韵味。例如“妈那天对我特别好，我走不动便背我一程，到城门上还给我买了一些炒栗子”(《月牙儿》)；“大寿桃点着红嘴，插着八仙人，非常的大气”，“每一个声音都像踩了猫尾巴那么叫得钻心”(《骆驼祥子》)。这几个例子中的“一程”、“大气”、“钻心”都是北京的地方口语，在普通话中有其相应的规范词，“一程”是“一阵”，“大气”是“大方”，“钻心”是“难受”。作品中类似这样的词还有很多，对这些词的巧妙运用，明显增强了口语色彩。北京话中存在大量的儿化词。这在作品中随处可见，“今儿个，娘儿俩，门口儿，不大会儿，身儿，名儿，一罗纸儿……”(《月牙儿》)，儿化词的运用，使得作品语言带上北京口语特有的亲切、自然的韵味。

口语化句式的运用也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体现，老舍先生多采用简洁明快的短句，结构单纯，通俗明了。最为突出的是对话式的句子。一般都不超过七八个字，既简单又明白，比如“过去拉住妈妈的手：‘妈不哭!不哭!”’(《月牙儿》)“我不喝酒!”“不喝就滚出去，……辣不死你……”(《骆驼祥子》)。口语化句式除了简洁明快的短句，还有独语句式、特殊句式等，这些结构简单的短句，使得作品语言丰富多彩，贴近生活。

2.对生活语言的艺术加工

老舍先生的作品充满生活气息。作品中丰富多彩的口语词汇大都源于生活，但又不是对生活的完全照搬。他拥有的词汇量相当丰富，能够用不同的词汇最恰当地反映生活内容。例如“他逼着她拿钱，而且骂骂咧咧……”，“二太太以为他这是存心的轻看她，冲口而出的把他骂了个花瓜”(《骆驼祥子》)。“骂骂咧咧”和“骂了个花瓜”都有骂的意思，但同一意思用不同的词表达，在程度上明显有了差别，比单独一个“骂”字丰富生动。在老舍作品中，类似这种通俗的语言运用得恰当、生动的例子很多。比如就描写不高兴不满意的神态来说，《二马》中“马先生一脑门子官司，没理马威”，“一脑门子官司”比“不高兴”更加新颖、生动、贴切。

作为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在使用语言上十分认真。对待口语，他放胆使用，并经过巧妙的艺术加工，使通俗质朴的语言变得光彩鲜亮。他曾说过：“口语不是照抄的，而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他也真正做到了口语的艺术化加工。《月牙儿》中“我后悔，我，我要哭，我喜欢，我不知道怎样好”，读起来琅琅上口。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在口语提炼加工过程中。老舍先生往往能够把语言控制得恰到好处。老舍先生对口语的运用真正做到了提炼口语，纯净至极，清浅俗白，雅俗共赏。

二、质朴自然，准确精当，简洁凝练，生动形象的语言艺术

老舍先生使用语言不借助于典故，也不依赖于行话，只是运用常见的普通字词进行加工琢磨。使其成了金玉良言，个个光彩夺目，给人印象深刻，能够做到人物、环境、感情三者融为一体，既合乎情理，又能更加真实地反映生活。

1.质朴自然的语言特色

老舍先生一向很重视朴实语言的表现力，他曾说过：“文字不怕朴实，朴实也会生动，也会有色彩。”他的作品往往都是通过朴实俗白的语言来反映下层人民生活和命运。极其平常、朴实的词语在他笔下如虎添翼。活灵活现，极富表现力。比如“祥子喝了一气凉水。……每一个井台都成了他们的救星，……便和驴马们同在水槽里大灌一气”，“喝了一气凉水”和“大灌一气”都是描写车夫喝水的情景，这里的遣词非常符合车夫们的身份和生活境况，自然真实地展现出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辛。

2.准确恰当的语言特色

老舍先生在遣词过程中追求准确精当。准确精当就运用语言要符合人物性格、身份和环境。《骆驼祥子》中虎妞骂样子：“祥子，你让狼叼了去，还是上非洲挖金矿去了?”准确精当的用词一下凸显出虎妞粗俗豪爽，骂人也带有男人的爽快性格。准确恰当的叙述描写语言也能准确揭示人物性格，例如《离婚》中张大嫂对女儿的叙述：“只要一回来，不是买丝袜子，就是闹皮鞋；一个驳回，立刻眉毛挑起一尺多高!”“闹”和“挑”的使用恰到好处，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张大嫂女儿的任性和淘气。

3.形象生动的遣词特色

形象生动的语言是文学创作作者所努力追求的目标。老舍先生的作品中存在着大量形象生动的遣词用法。例如《牛天赐传》中“几间小屋在一株老槐树旁藏着”，一个“藏”字，一下子变静态为动态，把小屋给写活了。让人感觉新颖而独特。再如《骆驼祥子》中“这么点药，那么个偏方，揍出他十几块钱去，病并没有除根”。一个“揍”字，精彩形象，祥子平时惜钱如命，如今要花十几块钱，他无疑会感到非常心痛，就像挨了一顿揍似的。

4.简洁凝练的遣词艺术

老舍先生十分推崇精练而有表现力的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语言。他认为简洁凝练就是深入浅出。话说得少而意思包含得多，用最合适的词来表达想要表达的内容。《骆驼样子》中写祥子由兵营里逃出，上了刘四爷家，虎妞见了他很高兴，说：“你让狼叼去了，还是……”祥子只回答了“哼”一个字，这一个字虽简略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一方面说明祥子是个天生就不爱说话的人，老实木讷，另一方面表现出他百感交集，心里难受不愿多说话。车丢了又被抓丁，经过一番磨难，生了一场大病，他心中充满了不平、辛酸、委屈和怨恨。老舍先生做到了言简意丰，这正是简洁凝练艺术的魅力所在。

三、生动形象的描写和修辞艺术

1.丰富的描写艺术

生动形象的描写是文学语言的重要特征之一，老舍先生十分重视形象生动的描写语言。他说：“小说是要绘声绘色的写出来，故必须生动。”绘声绘色就是描写语言 的艺术化。老舍先生在作品中常常运用变化多姿的描段，使描写语言达到有声有色、意韵俱佳的艺术境界。对话描写是文学创作中用于刻画人物形象的有效途径，老舍先生十分重视对话的作用，他笔下的人物说话都切合人物身份和性格，读起来真实自然。例如《骆驼祥子》中虎妞劝祥子喝酒的一段文字：“不喝就滚出去，好心好意，不领情怎着?你个傻骆驼!……”举着盅儿：“你喝!要不我揪耳朵灌你!”通过对话，把虎妞爽快、泼辣的性格凸显出来。作品中对祥子肖像的描写：“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眼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从肖像上可以看出祥子是一副老实敦厚的模样，人物形象也更加鲜明。在人物描写上，老舍先生还常常通过人物的行为动作来刻画人物，而且可以把对话、肖像、动作描写结合在一起，使人物更加真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马裤先生》里描写的马裤先生之所以让人过目不忘，正是在话语、肖像和动作描写方面的独特之处。马裤先生动不动就以全身的力气喊叫，好似雷鸣；肖像上，穿马裤，戴平光眼睛，清缎子洋服上身，脑袋插着小楷羊毫，足登青绒快靴；动作上，用食指挖鼻孔，在别人头上脱靴子，并击打靴底上的土。把小市民、小知识分子的形象充分表现出来。老舍先生笔下的景物描写，生动形象充满了灵性，如《骆驼样子》中描写暴雨来临前的柳树，“病了似的”、“无精打采”。使柳树变得有了活气，通过景物描写更加突出人物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艰难。

2.形象生动的修辞艺术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生动形象，很大程度上与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法的运用是分不开的。老舍先生的作品中存在大量的比喻、拟人和夸张的手法。形成了他独特的修辞艺术特色。老舍先生对比喻的理解为：“比喻是生活知识的精巧联想，在生活中没有仔细观察。广泛注意，这种联想便无从得来。”他笔下的自然万物都可以作为比喻的对象，且能比喻得自然巧妙。如《骆驼祥子》中“太阳刚一出来，地上已经像下了火”，“在他赁人家车的时候，他从早到晚，由东到西，由南到北，像被人家抽着转着的陀螺”，形象的比喻更能体现出人物生存的艰难。老舍的作品中还常常运用比拟、夸张、对比、借代，排比，反复、引用等修辞手法，而且都用得恰当自然，活泼生动，形成了老舍先生多姿多彩的修辞艺术。

四、诙谐幽默的京味风格

老舍先生的语言艺术中十分突出的是他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独特的、耐人寻味的幽默风格，这种幽默风格是他本人的个性素质、生活经历和艺术修养的必然结果。老舍先生作为京派作家的代表，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风格。

1.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

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幽默与语言技巧有着密切关系。平实的语言在老舍先生笔下也可以变得幽默起来，他的幽默深深打上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带有北京市民特有的“打哈哈”性质。这既是对现实的不满的一种以“笑”代“愤”的发泄，又是对自身不满的一种自我解嘲，借助笑声使艰辛的人生变得好过些。他把幽默看成是一种心态，一种生命的剂。他的幽默格调多样，既有温厚的同情，又有峻厉的讽刺。《离婚》中“张大嫂一边刷洗家伙，一边落泪，还不敢叫丈夫看见，收拾完在炉前烤干了两个湿眼睛”，“其实买个妾还不是件容易的事，只看男人的脑袋是金银铜铁那种金属做的，吴先生的脑袋，据张大哥鉴定，是铁的；虽然面积不小，可是能值多少钱一斤?”很平常的话读起来令人发笑，风趣幽默。从创作《离婚》开始，老舍先生为北京市民趣味的幽默找到了发展方向，即“追求更加生活化，在庸常的人性矛盾中领略戏剧意味，使幽默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可不是从文字中硬挤出来的”，追求更高的视点，更深厚的是思想底蕴，使幽默成为含有温情的自我批判，而又追求艺术表现上的节制与分寸感，产生了喜剧与悲剧，讽刺与抒情的渗透、结合，获得一种丰厚的内在艺术力量。

篇2

语言的艺术是心灵的艺术，对于优秀的作家，读者往往可以从他们的语言特色上分辨出其创作的独特性。只有语言艺术出色，作品才能体现出它的文学艺术价值。沈从文崇尚一种恬淡、含蓄的语言美，这是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一直的美学追求。他倾向于表现纯朴、健康、自然、优美的人性，并用最符合人性的自然方式表达美的意境和人生，创作手法独到，极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方式，这在其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中表现突出。沈从文小说的语言艺术在现代文坛独树一帜，质朴而又含蓄，采用抽象抒情的方式，用富有意味的诗化、散文化叙述形态，融写实、象征于一体，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显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

一、用质朴含蓄的语言唯美地表现人性的自然之美

沈从文小说质朴含蓄的语言是他对自然质朴人性的向往和尊重的体现，又成就了沈从文的健康、高雅、优美的艺术追求。可以说沈从文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无处不在地实践着他的艺术美学追求。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小说风格，用最简单的语言打造最美的东西，让最简单的技巧焕发恒久的生命力。

读沈从文的小说，无时无处不让人感觉到他炉火纯青的炼字本领，无论是小说中的背景环境还是人物形象，他都能用最简练的字词语句进行勾勒。这种炼字的能力即使是在繁华极盛的现代文坛上也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背景环境的描述极尽精炼是他小说语言的一个鲜明特点，同时也是他文学艺术美学追求的体现。沈从文的对小说中的背景环境的描述是十分简明的，他通常在描述事件之前用不加任何雕饰的语句先将环境构建清楚，既体现沈从文式的田园牧歌世界，也表现沈从文自然清新质朴含蓄的美学追求。他的短篇小说《柏子》这样写道：“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岸。”这样一句话简洁明了地将读者引入沈从文式的湘西水乡风情中，奠定了全文自然质朴的基调。类似的环境描写沈从文的小说中随处可见，优美的风景、质朴的心灵、凄美的命运、高贵的人性在这个环境中交融并得到升华，用简单明了的语句表现这样的意境，实现了对质朴的美的含蓄传达。

沈从文无论对人物的整体形象塑造还是对人物语言的描摹都是惜墨如金，在精炼的笔触中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这种简朴刻画人物整体形象的语言，通常是用直接叙述的语气、清新质朴的简洁语言塑造人物形象。《龙朱》中这样描写龙朱这个人物：“族长儿子龙朱年十七岁，为美男子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逊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几个简短的比喻，一个完美的龙朱的整体形象就出来了。在人物语言中，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对话通常仅限一行，但往往是个性化的、人性化的、意在言外的。沈从文对人物语言精练的处理，对于读者了解人物性格，理解人物话语之外的意义有益。这样唯美含蓄的人物对话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比比皆是，连人物的名字也极尽简略之能。通常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连个名字也没有，“妇人”“男子”“兵”“女孩”“绅士太太”，要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他不给人物取名字。即使取名字也都是质朴的不能再质朴的“三三”“翠翠”之类的名字。

沈从文选择用一种含蓄无华的语言把生活和人生中美的部分表现得合人性、把人性中的自然之美唯美地表现出来。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小说风格，用最简单的语言打造最美的东西，用最简单的技巧焕发恒久的生命力，用最质朴的语言感召最质朴的人性所具有的美好情感，这是沈从文小说语言的高明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简明平实的小说语言风格正是形式服从内容的艺术典范，质朴含蓄的语言也恰好体现了沈从文一生对纯真人性之美的追求。

二、双重思维下的抽象的抒情

抽象的抒情是文学创作的原则之一，它是艺术思维与理性思维的融合，在本质意义上它实现了对自我、现实和人生超越，使文学创作走向自由的广阔空间。沈从文认为生命在发展中，变化、矛盾、毁灭是常态，它需要借助文学艺术将某一种形式或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的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这种凝固转换生命形式的文学艺术就是一种抽象的抒情。

抽象的抒情是艺术思维和理性思维的融合，抒情是属于艺术思维的范畴，抽象是属于理性思维范畴。他的作品呈现出艺术思维和理性思维的融合，他的小说很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抽象意识，在语言上带有感悟式的哲理意味，给读者以审美愉悦的回响。沈从文抽象思维表现为思想散步和情绪的宣泄，从现实的存在中运用思维的模式将客观赋予人的情感通过人的各种行为呈现出来。但抒情不能只停留在艺术思维的层面，它还必须上升到理性思维的层面，即上升到抽象的抒情层面，才会获得完整的美学意义，只有如此作为重要的创作原则才会显示出它对文学的普遍性价值。因此说，抽象的抒情在创作中是一种极高的美学创作思维。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位独具特色的浪漫抒情作家，他把对文学虔诚的宗教情绪与对生活热情的浪漫情绪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情深意切、联想奇特的抒情风格；同时他也是一位理性深沉的作家，以深沉的理性思索将深刻的思想赋予形象的描写之中，向纯生命文学的深层掘进，成就了他小说的抽象抒情风格。就像小说《边城》，二十一节一气呵成，而各节又自成一体，像一首首圆满的散文诗，在结构上不是严谨的而是疏放，风格上不是浓烈的而是清淡，意境上不是现实的而是超脱，气势上不是博大的而是精致。《边城》的语言充满诗意、质感和痛感，如“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做事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蹿过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作者能够真实展示情窦初开的翠翠的美妙情怀，源自作者高超的抽象抒情技巧，使深刻的思想融入形象的描写之中，使他的作品不只停留在思维的层面，而是上升到抽象抒情的层面，呈现出艺术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完美融合，获得了完整的美学意义。

三、富有意味的诗化、散文化叙述形态

沈从文突破传统的小说创作手法，并不着力构筑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而是在小说语言的运用中将诗歌的抒情和散文式的叙述导入其中，以清新、自然、隽永的语言创造一种诗意抒情的表达方式，用一种清淡的散文笔调，将浓郁的边地风情和秀丽的山川景物融为一体，实现情感思维的流动，奏出轻柔和谐的田园牧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探索生命、寄寓理想，刻画他所熟悉的性情人格、所默想的人生事理、所企求的理想人生形式，从而在叙述形态上呈现出独特的个性。

沈从文小说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他高度重视情感在 创作中的作用，强调表现作者对人生的诗化感觉，使小说浸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氛围。他在《边城》《长河》等小说的创作中着意描绘湘西的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历史沿革，烘托故事氛围，把自然景物与人物故事联系起来，不仅为人物提供活动背景，且为作者内心情绪表达提供寄托，抒发作者对湘西自然美、人性美、生命美的赞颂之情。用自然流畅的抒情方式，通过描摹、象征、比喻、暗示等方法创造出风格各异的意境，寄寓着人物现实的人生情绪。

沈从文小说富有意味的诗化、散文化叙述形态在语言上还表现为炼字炼句。他的小说读来不失韵味却很少使用过分修饰的语言，写景写人极少用形容词而是较多地使用实词，用最平实的词语描述传达出贴切而富于诗情画意的美感，使读者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美感和阅读。如《边城》中的“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做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枝小小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槽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整个自然背景描写中仅出现了“静静的”“清澈透明”“慢慢的”三个普通的形容词，更多的是平实的客观词语，以兼具抒情诗和散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小溪边所见到的风物人情。沈从文小说中诗意、散文化的语言对水乡意境的描绘是他艺术美学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字成为沈从文小说语言艺术的特色。

四、在象征手法的创新运用中领会永恒的无限意义

在沈从文的语言艺术追求中有一点值得重视，那就是他在小说中对于象征手法的创新运用。他在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象征手法的同时大胆地吸取、借鉴了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将“象征”这一概念应用于小说的整体，强调读者要通过联想和想象，从作品有限的、瞬间存在的形象中领会永恒的无限的意义。沈从文善于驾驭纷繁复杂的象征表现手法，各种象征手法在他的小说中表现得相当充分。

沈从文小说的象征手法主要体现在景物象征、生活场景象征和人物形象象征上。凡是沈从文小说中带有象征含义的自然景物，都凝聚着某种人格力量。他让这种人格化的自然景物观照人物命运的发展，使作品的情感蕴含更为深厚。如《八骏图》中的大海显示出一种活力，象征着符合自然、蕴涵了无尽活力的人生；《边城》中的渡口象征着翠翠和老船工的世界，充满了仁爱、幻想和纯真；而《菜园》里的关联着人物的命运，它们都是客观景物的自然存在，但其中蕴涵着深层的寓意，这种自然物一旦成为象征意象就显得特别深远悠长。

篇3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05-0009-01

从某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的语言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汪曾祺由衷地赞赏那种不事雕饰的风格，他将现代的自由意识和古典意趣相结合，以一种优美的文字把爱、美、生命力展示在世人面前，在这美的享受之中，引领人们到达纯净的精神世界。

一、描法的平淡自然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表现出简洁、质朴、纯净的艺术特色，没有浮夸的语句，没有华美的修饰词，甚至也没有过多的修辞手法。他的语言去掉了一切浮华与繁杂，只剩下原滋原味的语言，如清水出芙蓉般单纯、明快。

《受戒》给人一种像是在读诗的感觉，小说开头即写道：“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是十三岁来的。”用一种平静质朴的语气给小说定了一个基调。《受戒》描写的虽然是梦幻般的爱情，但其文字却不浮华，自然而朴素。在描绘少女的容貌时，小说是这样写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妻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在作者的笔下，小英子像是一串跳动地着的音符，单纯快乐，汪曾祺把朴素的物和灵动的人结合起来，亦是妙哉。汪曾祺不会刻意去讲究字词的拿捏或用法的奇特，他喜欢用质朴的语言去抒写人物和景物，他的小说看起来均是闲笔，实则处处精心设计。在他的用心下，人与自然构成了一幅美丽和谐的画卷。

《大淖记事》中一段经典的风景描写：“春初水暖，沙洲上窗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获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 看似是对大淖四季景象的简单描写，实则传达出大淖里一片美丽平和的景象，给人平易亲切之感。小说中人物的处理故事情节的发展等，都是汪曾祺的用心设计，若你细细品味，定会感受到文字背后流溢出的动人情趣。

二、语言的音韵美、节奏感

文学分很多种类，但诗歌无疑是最具有音乐性的一种。而从某个层面来讲，汪曾祺的小说是一种抒情的诗化小说，其小说语言具有诗歌音韵美的特性。他曾说过语言就要做到看似参差不齐，但又“痛痒”相关，这就是在强调体现语言音乐感的重要性。汪曾祺小说中的语言，语句之间的跨度比较大，超越了一般语法的既定格式，甚至可以说没有逻辑，如小说《天鹅之死》中的一段描写：“天鹅在天上飞翔，去寻找温暖的地方。飞过太阳岛，飞过松花江，飞过华北平原，越冬的麦粒在松软的泥土里睡得正香。”语言简短且相互关联，这就体现了他创作语言的音韵美。这一特点在《受戒》中也有体现，《受戒》里最后那段惊人的景物描写充斥着语言的音乐感，如一首曼妙的田园牧歌。

汪曾祺的语言感情饱满，极具中国韵味，十足的音乐感，让读者在品读过程中如饮甘泉，清爽解渴，温和甜美。能让我们品读出来的和谐的精神和中国的传统趣味是其小说吸引我们的原因之一。他的小说看起来平和淡泊，但细细读来，慢慢咀嚼消化，会使人回味无穷，意犹未尽。作者极其善于通过叙述一件小事来阐明人生哲理，寓真善美于不起眼的琐碎小事中。小说《鉴赏家》中，买水果的叶三评点季民紫藤画时的一段对话，叶三说“好”，画家问“好在哪？”，“紫藤里有风”，“你怎么知道？”，“花是乱的”，季民提笔题了两句词：“深院悄无人，风佛紫藤乱”。一段简单的对白，两句词，看似平淡，但营造出了一种诗意的氛围。

三、创设“空白”，增加诗意空间

语言的美不在于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是在于文字背后所蕴含的信息，在于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好的语言并不是简单机械地把一件事叙述出来，而是要画，就如流动的水，如一幅景，呈现在你的面前，让人仿佛真真切切的感受着这一切，才能体会到文章真正的内涵，达到与作者的共鸣。

篇4

孔子曰：“食色，性也。”饮食欲望和身体欲望在文学作品中是常见的主题，方言在这方面的表现优势更是得天独厚，因为方言是最原生态的语言，是最贴近人生命的语言，而饮食欲望和身体欲望也是人最基本的欲望，人原发的那种对“吃”的欲望和身体欲望，用方言表现的淋漓尽致，好多方言词与人的这种欲望有关。

《马桥词典》中写道：“我初到马桥时，在地上干活，蛮人们除了谈女人，最喜欢谈的就是吃。”i在“老表”这一词条中，本人逃跑到江西，就是因为吃了一罐包谷浆。马桥人对有关“吃”的方言很多，“马桥人对味道的表达很简单，凡是好吃的味道可一言以蔽之：‘甜’。吃糖是‘甜’，吃鱼吃肉也是‘甜’，吃米饭吃辣椒吃苦瓜统统还是‘甜’。”ii味觉的模糊化是因为食物的缺乏，在饮食日益精细的现代社会，一个“甜”字恐怕很难概括所有的味道，但在食物紧缺的马桥人那里，“甜”字足够可以概括所有美好的味道。“他们对一切点心的称呼，差不多只有一个‘糖’字。糖果是‘糖’，饼干也是‘糖’，蛋糕酥饼面包奶油一类统统还是‘糖’。”iii因为食物的缺乏，所以导致对食物的极度重视，“马桥人没有同宗、同族、同胞一类的说法。同胞兄弟，在他们的嘴里成了‘同锅兄弟’。男人再娶，把前妻叫做‘前锅婆娘’。可以看出，他们对血缘的重视，比不上他们对锅的重视，也就是对吃饭的重视。”iv

《白鹿原》中写道：“白嘉轩站在庭院里宣布：‘今个喝汤，喝早些。喝了汤都贺家坊看戏，我在家看门’。”v关中人把吃晚饭叫做喝汤，这也是历史遗留下的一个词，是食物贫乏年代的见证，在食物短缺的年代，为了充饥，为了节省粮食，经常吃“流食”，这里的“汤”和马桥人说的“浆”，有异曲同工之妙。“吃了吗？”是河南人见面打招呼的用语，就像普通话里的“你好”，李佩甫《羊的门》里写道：“‘吃了吗’是一种泛泛的亲切，饥饿信号。”vi在食物缺乏的年代，问候语是有关食物的，亲情的表达也是用食物来证明的。《羊的门》里写道：“老姐姐说：‘要嘴干啥？那嘴是吃草料的？你小时候，娘死的早，我是咋承待你的？一口馍让你，一口汤也尽你，到今天，你就这样对俺？’”vii“一口馍”、“一口汤”是代指，因为河南人饮食以馍和汤为主，这里泛指倾尽所有也要满足弟弟的饮食欲望，而弟弟长大了反而忘恩负义，在这里的逻辑就是给你食物就是给你爱。对食物的重视本来是一种行为，在河南方言里，有对食物的重视的行为发展成了一种性格，如“强粮”。《羊的门》里写道：“这女人（指于凤琴）没有别的毛病，就一样，人太精明，干啥事都算计，不吃亏。在平原，这叫做‘强粮’。”viii因为食物是有限的，为了生存，就事事占小便宜，行为处事就表现出蛮横的风格，就被称为“强粮”，演变为一种性格，于凤琴之所以选择上吊自杀，就是因为大家对她的这种“强粮”的愤怒，因为她“强粮”了，别人就“少粮”了，这就是有关粮食和饮食引发的冲突。

《一句顶一万句》里写道：“但倪三家一断顿，就去集市的摊铺上乱拿东西：拿张家的葱，王家的米，李家一条子肉。”ix通常，“肉”的计量单位是“斤”或者“千克”一类的，但在河南农村，说起肉时，经常用“一条子”修饰，这是一个很形象的词，因为“肉”是很奢侈的食物，一般人家都是逢年过节才吃，买肉也是买像“条子”那样大小的肉，很形象，也突出了食物的紧缺，生活的艰辛。《一句顶一万句》还有描写：“老孙说：‘这一回不同往常，五天了，水米没打牙’。”x“打牙”也是一个河南方言词，意思是“吃饭”的意思，因为食物短缺，因为饥不择食，所以没有像“品尝”这类的非常细腻的词，“打牙”就是经过牙齿直接进入肚子充饥了，很快速的吞咽食物的过程。这种对吃的重视，直接影响到人的思维，如《厚土》里写道：“全一样。活着，是自己种了玉茭吃玉茭；死了，是看着别人种了玉茭吃玉茭。”xi吕梁山的农民，以饮食欲望为出发点，用最朴素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表达最基本的生活道理，对他们来说，最活下去的最基本的动力就是填饱肚子，土里刨食，表现了他们生活的心酸与坚韧。

对人身体欲望的书写在小说文本中也有许多，而且多用方言来表现。人的思维的起点一般是从最切近自身的身体感觉出发的，所以，方言中的许多次与人的身体有关。在李锐的《厚土》中，把男人和女人发生关系叫“过水”，“当做保人的队长笑嘻嘻地把这个女人，和那个三四岁的小女孩领到院子里来的时候，他猜定女人准保是叫队长‘过了一水’。”xii“，叫我吃他的过水面哩！我日他的祖宗。”xiii李锐小说中，脏话很多，几乎所有的脏话都是针对女性身体的侮辱，紧接着脏话之类的语言暴力之后就是身体暴力，小说中接着就写道男人的身体暴力“男人胸腔里的那股狂潮又劈头盖顶的压下来，他朝女人扑了上去，肆虐着，疯狂着，发泄着，仿佛大半生的苦难皆因为这件事情而变得更苦了，仿佛此生此世挣不脱的那张网全因为这个女人而勒得更紧了。”xiv《厚土》里面经常出现“”、“驴下的”、“娘的脚”、“放滦陌伞敝类的带有身体性的和欲望发泄性的词语，写出了在极度贫困下的人的裸的原始的欲望，小说中也经常写道为了娶媳妇人们想尽各种办法，如把父亲的棺材卖了娶媳妇、找外地过来的逃荒女人做媳妇，找媳妇的目的只是为了基本的欲望的满足和生殖繁衍的目的。《厚土》里写道：“连玉茭也知道年年结籽籽哩；人活一世活成个绝户，老五真是j惶死啦，窝憋死啦。银女咋就结不下个种种？”对女人生育的描写，用了几个方言词，如“结种种”、“结籽籽”、“j惶”、“窝憋”，就像玉茭结籽籽一样，由他们日常接触到的玉茭联想到人，人的生育就变成了最自然的欲望。这种身体欲望在《厚土》中还有许多表现，如“哈哈，那一身肉就是爱见人哩！”xv“爱见人”是方言土语，是让人喜欢的意思，和一身肉联系起来，赋予方言词以视觉形象和欲望对象。

《白鹿原》中也用方言写人的身体，“这女子又正好比他小两岁，模样俊秀眼睛忽灵儿。”xvi用“忽灵儿”这个方言词来表现女孩子的灵动，和后来女子的死去做对比。《白鹿原》的身体描写一般都与性有关。如：“白赵氏不急不躁地说：‘马驹十六还嫩着哩！你要是夜夜没遍没数儿地引逗他跟你稀――把他身子亏空了，嫩撅了，你就得守一辈子活寡。’”xvii“稀”是方言词，是形容男女之间的关系，本来是很隐秘的很难于启齿的事情，由白赵氏这位年龄比较大的人用方言词说出来，更符合当地习惯和人物身份。接下来还有白赵氏说话更不留情面，“白赵氏眼一瞪，呵斥着：‘嗬呀，说一千道一万全成我孙子的不是咧？你个碎戮兔灰坏愦磉郑磕憧茨隳橇蹋≌偷南窀鲋砟螂悖∧憧茨隳清甑白樱肥的像酵面发喽！看你这样子就知道是爱挨碌纳砼咦樱　”xviii“白赵氏冷着脸狠着声说：‘马驹的事我回头说。你先把你管住。你要是再管不住，我就拿针把你的碎赂缝了’。”xix陕西方言的脏话粗话，经过白赵氏的口，多次出现，用来劝说她的孙子媳妇。这些对身体侮辱性的方言词，一般都与男女生殖器有关，多是象形字，陕西方言受古代汉语的影响很大，体现出上古人对生殖的崇拜与恐惧，现在成了语言禁忌，变成了脏话粗话。

《羊的门》中写道：“那女的叫谢丽娟，大眼，大嘴，长得很‘那个’。因为她长得很‘那个’，那两个男的都乐意听她的。”xx“那个”是河南人常用的方言口语，具有代词的功能，当所说的对象不便于说出或者不便于描写，而说话者和听话者都心知肚明时，常说“那个”，这里的“那个”，指的就是很性感的意思。

方言作为一种民间语言，被作家采撷利用，是形成作家创作个性和语言风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食物匮乏时代人们对于“吃”的欲望和底层人对于身体的裸的欲望，被方言记载了下来，此时的方言不仅仅是一种语言风格，更是带上特定时代的烙印，进入小说文本，为作品思想内容的表达增色不少。

注 释

i韩少功，《马桥词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ii韩少功《马桥词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iii韩少功《马桥词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iv韩少功《马桥词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v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

vi李佩甫《羊的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vii李佩甫《羊的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405页.

viii李佩甫《羊的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页.

ix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x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xi李锐《厚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xii 李锐《厚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xiii李锐《厚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xiv李锐《厚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xv李锐《厚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xvi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xvii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155页.

xviii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