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语言艺术范文

时间:2023-06-15 09: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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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语言艺术

篇1

老舍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他以勤奋的创作和特有的艺术才华为中国文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文学创作上,他一生创作七十余部小说,三四十个话剧和戏剧剧本,还有许多散文、诗歌和杂文,他的创作多用北京话,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老舍在语言运用上多变且富有创造性,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

一、清浅俗白的口语艺术

老舍先生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北京口语不但熟悉,而且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曾说过:“我说的是北京话,而且相当喜爱它。它怎么说,我便怎么写。”也正是如此,他才能充分地运用北京口语,表现北京的地方色彩和地域文化。他一直追求用清浅俗白、朴实活泼的口语再现生活。在老舍的作品中,口语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口语化词汇和句式的使用

阅读老舍先生作品,最常见的是带有北京地方特色、极富表现力的地方词汇,这些词的使用使得作品语言具有浓郁的北京风情和文化韵味。例如“妈那天对我特别好,我走不动便背我一程,到城门上还给我买了一些炒栗子”(《月牙儿》);“大寿桃点着红嘴,插着八仙人,非常的大气”,“每一个声音都像踩了猫尾巴那么叫得钻心”(《骆驼祥子》)。这几个例子中的“一程”、“大气”、“钻心”都是北京的地方口语,在普通话中有其相应的规范词,“一程”是“一阵”,“大气”是“大方”,“钻心”是“难受”。作品中类似这样的词还有很多,对这些词的巧妙运用,明显增强了口语色彩。北京话中存在大量的儿化词。这在作品中随处可见,“今儿个,娘儿俩,门口儿,不大会儿,身儿,名儿,一罗纸儿……”(《月牙儿》),儿化词的运用,使得作品语言带上北京口语特有的亲切、自然的韵味。

口语化句式的运用也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体现,老舍先生多采用简洁明快的短句,结构单纯,通俗明了。最为突出的是对话式的句子。一般都不超过七八个字,既简单又明白,比如“过去拉住妈妈的手:‘妈不哭!不哭!”’(《月牙儿》)“我不喝酒!”“不喝就滚出去,……辣不死你……”(《骆驼祥子》)。口语化句式除了简洁明快的短句,还有独语句式、特殊句式等,这些结构简单的短句,使得作品语言丰富多彩,贴近生活。

2.对生活语言的艺术加工

老舍先生的作品充满生活气息。作品中丰富多彩的口语词汇大都源于生活,但又不是对生活的完全照搬。他拥有的词汇量相当丰富,能够用不同的词汇最恰当地反映生活内容。例如“他逼着她拿钱,而且骂骂咧咧……”,“二太太以为他这是存心的轻看她,冲口而出的把他骂了个花瓜”(《骆驼祥子》)。“骂骂咧咧”和“骂了个花瓜”都有骂的意思,但同一意思用不同的词表达,在程度上明显有了差别,比单独一个“骂”字丰富生动。在老舍作品中,类似这种通俗的语言运用得恰当、生动的例子很多。比如就描写不高兴不满意的神态来说,《二马》中“马先生一脑门子官司,没理马威”,“一脑门子官司”比“不高兴”更加新颖、生动、贴切。

作为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在使用语言上十分认真。对待口语,他放胆使用,并经过巧妙的艺术加工,使通俗质朴的语言变得光彩鲜亮。他曾说过:“口语不是照抄的,而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他也真正做到了口语的艺术化加工。《月牙儿》中“我后悔,我,我要哭,我喜欢,我不知道怎样好”,读起来琅琅上口。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在口语提炼加工过程中。老舍先生往往能够把语言控制得恰到好处。老舍先生对口语的运用真正做到了提炼口语,纯净至极,清浅俗白,雅俗共赏。

二、质朴自然,准确精当,简洁凝练,生动形象的语言艺术

老舍先生使用语言不借助于典故,也不依赖于行话,只是运用常见的普通字词进行加工琢磨。使其成了金玉良言,个个光彩夺目,给人印象深刻,能够做到人物、环境、感情三者融为一体,既合乎情理,又能更加真实地反映生活。

1.质朴自然的语言特色

老舍先生一向很重视朴实语言的表现力,他曾说过:“文字不怕朴实,朴实也会生动,也会有色彩。”他的作品往往都是通过朴实俗白的语言来反映下层人民生活和命运。极其平常、朴实的词语在他笔下如虎添翼。活灵活现,极富表现力。比如“祥子喝了一气凉水。……每一个井台都成了他们的救星,……便和驴马们同在水槽里大灌一气”,“喝了一气凉水”和“大灌一气”都是描写车夫喝水的情景,这里的遣词非常符合车夫们的身份和生活境况,自然真实地展现出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辛。

2.准确恰当的语言特色

老舍先生在遣词过程中追求准确精当。准确精当就运用语言要符合人物性格、身份和环境。《骆驼祥子》中虎妞骂样子:“祥子,你让狼叼了去,还是上非洲挖金矿去了?”准确精当的用词一下凸显出虎妞粗俗豪爽,骂人也带有男人的爽快性格。准确恰当的叙述描写语言也能准确揭示人物性格,例如《离婚》中张大嫂对女儿的叙述:“只要一回来,不是买丝袜子,就是闹皮鞋;一个驳回,立刻眉毛挑起一尺多高!”“闹”和“挑”的使用恰到好处,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张大嫂女儿的任性和淘气。

3.形象生动的遣词特色

形象生动的语言是文学创作作者所努力追求的目标。老舍先生的作品中存在着大量形象生动的遣词用法。例如《牛天赐传》中“几间小屋在一株老槐树旁藏着”,一个“藏”字,一下子变静态为动态,把小屋给写活了。让人感觉新颖而独特。再如《骆驼祥子》中“这么点药,那么个偏方,揍出他十几块钱去,病并没有除根”。一个“揍”字,精彩形象,祥子平时惜钱如命,如今要花十几块钱,他无疑会感到非常心痛,就像挨了一顿揍似的。

4.简洁凝练的遣词艺术

老舍先生十分推崇精练而有表现力的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语言。他认为简洁凝练就是深入浅出。话说得少而意思包含得多,用最合适的词来表达想要表达的内容。《骆驼样子》中写祥子由兵营里逃出,上了刘四爷家,虎妞见了他很高兴,说:“你让狼叼去了,还是……”祥子只回答了“哼”一个字,这一个字虽简略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一方面说明祥子是个天生就不爱说话的人,老实木讷,另一方面表现出他百感交集,心里难受不愿多说话。车丢了又被抓丁,经过一番磨难,生了一场大病,他心中充满了不平、辛酸、委屈和怨恨。老舍先生做到了言简意丰,这正是简洁凝练艺术的魅力所在。

三、生动形象的描写和修辞艺术

1.丰富的描写艺术

生动形象的描写是文学语言的重要特征之一,老舍先生十分重视形象生动的描写语言。他说:“小说是要绘声绘色的写出来,故必须生动。”绘声绘色就是描写语言 的艺术化。老舍先生在作品中常常运用变化多姿的描段,使描写语言达到有声有色、意韵俱佳的艺术境界。对话描写是文学创作中用于刻画人物形象的有效途径,老舍先生十分重视对话的作用,他笔下的人物说话都切合人物身份和性格,读起来真实自然。例如《骆驼祥子》中虎妞劝祥子喝酒的一段文字:“不喝就滚出去,好心好意,不领情怎着?你个傻骆驼!……”举着盅儿:“你喝!要不我揪耳朵灌你!”通过对话,把虎妞爽快、泼辣的性格凸显出来。作品中对祥子肖像的描写:“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眼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从肖像上可以看出祥子是一副老实敦厚的模样,人物形象也更加鲜明。在人物描写上,老舍先生还常常通过人物的行为动作来刻画人物,而且可以把对话、肖像、动作描写结合在一起,使人物更加真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马裤先生》里描写的马裤先生之所以让人过目不忘,正是在话语、肖像和动作描写方面的独特之处。马裤先生动不动就以全身的力气喊叫,好似雷鸣;肖像上,穿马裤,戴平光眼睛,清缎子洋服上身,脑袋插着小楷羊毫,足登青绒快靴;动作上,用食指挖鼻孔,在别人头上脱靴子,并击打靴底上的土。把小市民、小知识分子的形象充分表现出来。老舍先生笔下的景物描写,生动形象充满了灵性,如《骆驼样子》中描写暴雨来临前的柳树,“病了似的”、“无精打采”。使柳树变得有了活气,通过景物描写更加突出人物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艰难。

2.形象生动的修辞艺术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生动形象,很大程度上与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法的运用是分不开的。老舍先生的作品中存在大量的比喻、拟人和夸张的手法。形成了他独特的修辞艺术特色。老舍先生对比喻的理解为:“比喻是生活知识的精巧联想,在生活中没有仔细观察。广泛注意,这种联想便无从得来。”他笔下的自然万物都可以作为比喻的对象,且能比喻得自然巧妙。如《骆驼祥子》中“太阳刚一出来,地上已经像下了火”,“在他赁人家车的时候,他从早到晚,由东到西,由南到北,像被人家抽着转着的陀螺”,形象的比喻更能体现出人物生存的艰难。老舍的作品中还常常运用比拟、夸张、对比、借代,排比,反复、引用等修辞手法,而且都用得恰当自然,活泼生动,形成了老舍先生多姿多彩的修辞艺术。

四、诙谐幽默的京味风格

老舍先生的语言艺术中十分突出的是他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独特的、耐人寻味的幽默风格,这种幽默风格是他本人的个性素质、生活经历和艺术修养的必然结果。老舍先生作为京派作家的代表,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风格。

1.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

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幽默与语言技巧有着密切关系。平实的语言在老舍先生笔下也可以变得幽默起来,他的幽默深深打上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带有北京市民特有的“打哈哈”性质。这既是对现实的不满的一种以“笑”代“愤”的发泄,又是对自身不满的一种自我解嘲,借助笑声使艰辛的人生变得好过些。他把幽默看成是一种心态,一种生命的剂。他的幽默格调多样,既有温厚的同情,又有峻厉的讽刺。《离婚》中“张大嫂一边刷洗家伙,一边落泪,还不敢叫丈夫看见,收拾完在炉前烤干了两个湿眼睛”,“其实买个妾还不是件容易的事,只看男人的脑袋是金银铜铁那种金属做的,吴先生的脑袋,据张大哥鉴定,是铁的;虽然面积不小,可是能值多少钱一斤?”很平常的话读起来令人发笑,风趣幽默。从创作《离婚》开始,老舍先生为北京市民趣味的幽默找到了发展方向,即“追求更加生活化,在庸常的人性矛盾中领略戏剧意味,使幽默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可不是从文字中硬挤出来的”,追求更高的视点,更深厚的是思想底蕴,使幽默成为含有温情的自我批判,而又追求艺术表现上的节制与分寸感,产生了喜剧与悲剧,讽刺与抒情的渗透、结合,获得一种丰厚的内在艺术力量。

篇2

语言的艺术是心灵的艺术,对于优秀的作家,读者往往可以从他们的语言特色上分辨出其创作的独特性。只有语言艺术出色,作品才能体现出它的文学艺术价值。沈从文崇尚一种恬淡、含蓄的语言美,这是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一直的美学追求。他倾向于表现纯朴、健康、自然、优美的人性,并用最符合人性的自然方式表达美的意境和人生,创作手法独到,极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方式,这在其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中表现突出。沈从文小说的语言艺术在现代文坛独树一帜,质朴而又含蓄,采用抽象抒情的方式,用富有意味的诗化、散文化叙述形态,融写实、象征于一体,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显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

一、用质朴含蓄的语言唯美地表现人性的自然之美

沈从文小说质朴含蓄的语言是他对自然质朴人性的向往和尊重的体现,又成就了沈从文的健康、高雅、优美的艺术追求。可以说沈从文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无处不在地实践着他的艺术美学追求。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小说风格,用最简单的语言打造最美的东西,让最简单的技巧焕发恒久的生命力。

读沈从文的小说,无时无处不让人感觉到他炉火纯青的炼字本领,无论是小说中的背景环境还是人物形象,他都能用最简练的字词语句进行勾勒。这种炼字的能力即使是在繁华极盛的现代文坛上也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背景环境的描述极尽精炼是他小说语言的一个鲜明特点,同时也是他文学艺术美学追求的体现。沈从文的对小说中的背景环境的描述是十分简明的,他通常在描述事件之前用不加任何雕饰的语句先将环境构建清楚,既体现沈从文式的田园牧歌世界,也表现沈从文自然清新质朴含蓄的美学追求。他的短篇小说《柏子》这样写道:“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岸。”这样一句话简洁明了地将读者引入沈从文式的湘西水乡风情中,奠定了全文自然质朴的基调。类似的环境描写沈从文的小说中随处可见,优美的风景、质朴的心灵、凄美的命运、高贵的人性在这个环境中交融并得到升华,用简单明了的语句表现这样的意境,实现了对质朴的美的含蓄传达。

沈从文无论对人物的整体形象塑造还是对人物语言的描摹都是惜墨如金,在精炼的笔触中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这种简朴刻画人物整体形象的语言,通常是用直接叙述的语气、清新质朴的简洁语言塑造人物形象。《龙朱》中这样描写龙朱这个人物:“族长儿子龙朱年十七岁,为美男子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逊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几个简短的比喻,一个完美的龙朱的整体形象就出来了。在人物语言中,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对话通常仅限一行,但往往是个性化的、人性化的、意在言外的。沈从文对人物语言精练的处理,对于读者了解人物性格,理解人物话语之外的意义有益。这样唯美含蓄的人物对话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比比皆是,连人物的名字也极尽简略之能。通常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连个名字也没有,“妇人”“男子”“兵”“女孩”“绅士太太”,要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他不给人物取名字。即使取名字也都是质朴的不能再质朴的“三三”“翠翠”之类的名字。

沈从文选择用一种含蓄无华的语言把生活和人生中美的部分表现得合人性、把人性中的自然之美唯美地表现出来。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小说风格,用最简单的语言打造最美的东西,用最简单的技巧焕发恒久的生命力,用最质朴的语言感召最质朴的人性所具有的美好情感,这是沈从文小说语言的高明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简明平实的小说语言风格正是形式服从内容的艺术典范,质朴含蓄的语言也恰好体现了沈从文一生对纯真人性之美的追求。

二、双重思维下的抽象的抒情

抽象的抒情是文学创作的原则之一,它是艺术思维与理性思维的融合,在本质意义上它实现了对自我、现实和人生超越,使文学创作走向自由的广阔空间。沈从文认为生命在发展中,变化、矛盾、毁灭是常态,它需要借助文学艺术将某一种形式或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的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这种凝固转换生命形式的文学艺术就是一种抽象的抒情。

抽象的抒情是艺术思维和理性思维的融合,抒情是属于艺术思维的范畴,抽象是属于理性思维范畴。他的作品呈现出艺术思维和理性思维的融合,他的小说很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抽象意识,在语言上带有感悟式的哲理意味,给读者以审美愉悦的回响。沈从文抽象思维表现为思想散步和情绪的宣泄,从现实的存在中运用思维的模式将客观赋予人的情感通过人的各种行为呈现出来。但抒情不能只停留在艺术思维的层面,它还必须上升到理性思维的层面,即上升到抽象的抒情层面,才会获得完整的美学意义,只有如此作为重要的创作原则才会显示出它对文学的普遍性价值。因此说,抽象的抒情在创作中是一种极高的美学创作思维。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位独具特色的浪漫抒情作家,他把对文学虔诚的宗教情绪与对生活热情的浪漫情绪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情深意切、联想奇特的抒情风格;同时他也是一位理性深沉的作家,以深沉的理性思索将深刻的思想赋予形象的描写之中,向纯生命文学的深层掘进,成就了他小说的抽象抒情风格。就像小说《边城》,二十一节一气呵成,而各节又自成一体,像一首首圆满的散文诗,在结构上不是严谨的而是疏放,风格上不是浓烈的而是清淡,意境上不是现实的而是超脱,气势上不是博大的而是精致。《边城》的语言充满诗意、质感和痛感,如“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做事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蹿过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作者能够真实展示情窦初开的翠翠的美妙情怀,源自作者高超的抽象抒情技巧,使深刻的思想融入形象的描写之中,使他的作品不只停留在思维的层面,而是上升到抽象抒情的层面,呈现出艺术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完美融合,获得了完整的美学意义。

三、富有意味的诗化、散文化叙述形态

沈从文突破传统的小说创作手法,并不着力构筑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而是在小说语言的运用中将诗歌的抒情和散文式的叙述导入其中,以清新、自然、隽永的语言创造一种诗意抒情的表达方式,用一种清淡的散文笔调,将浓郁的边地风情和秀丽的山川景物融为一体,实现情感思维的流动,奏出轻柔和谐的田园牧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探索生命、寄寓理想,刻画他所熟悉的性情人格、所默想的人生事理、所企求的理想人生形式,从而在叙述形态上呈现出独特的个性。

沈从文小说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他高度重视情感在 创作中的作用,强调表现作者对人生的诗化感觉,使小说浸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氛围。他在《边城》《长河》等小说的创作中着意描绘湘西的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历史沿革,烘托故事氛围,把自然景物与人物故事联系起来,不仅为人物提供活动背景,且为作者内心情绪表达提供寄托,抒发作者对湘西自然美、人性美、生命美的赞颂之情。用自然流畅的抒情方式,通过描摹、象征、比喻、暗示等方法创造出风格各异的意境,寄寓着人物现实的人生情绪。

沈从文小说富有意味的诗化、散文化叙述形态在语言上还表现为炼字炼句。他的小说读来不失韵味却很少使用过分修饰的语言,写景写人极少用形容词而是较多地使用实词,用最平实的词语描述传达出贴切而富于诗情画意的美感,使读者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美感和阅读。如《边城》中的“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做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枝小小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槽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整个自然背景描写中仅出现了“静静的”“清澈透明”“慢慢的”三个普通的形容词,更多的是平实的客观词语,以兼具抒情诗和散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小溪边所见到的风物人情。沈从文小说中诗意、散文化的语言对水乡意境的描绘是他艺术美学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字成为沈从文小说语言艺术的特色。

四、在象征手法的创新运用中领会永恒的无限意义

在沈从文的语言艺术追求中有一点值得重视,那就是他在小说中对于象征手法的创新运用。他在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象征手法的同时大胆地吸取、借鉴了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将“象征”这一概念应用于小说的整体,强调读者要通过联想和想象,从作品有限的、瞬间存在的形象中领会永恒的无限的意义。沈从文善于驾驭纷繁复杂的象征表现手法,各种象征手法在他的小说中表现得相当充分。

沈从文小说的象征手法主要体现在景物象征、生活场景象征和人物形象象征上。凡是沈从文小说中带有象征含义的自然景物,都凝聚着某种人格力量。他让这种人格化的自然景物观照人物命运的发展,使作品的情感蕴含更为深厚。如《八骏图》中的大海显示出一种活力,象征着符合自然、蕴涵了无尽活力的人生;《边城》中的渡口象征着翠翠和老船工的世界,充满了仁爱、幻想和纯真;而《菜园》里的关联着人物的命运,它们都是客观景物的自然存在,但其中蕴涵着深层的寓意,这种自然物一旦成为象征意象就显得特别深远悠长。

篇3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05-0009-01

从某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的语言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汪曾祺由衷地赞赏那种不事雕饰的风格,他将现代的自由意识和古典意趣相结合,以一种优美的文字把爱、美、生命力展示在世人面前,在这美的享受之中,引领人们到达纯净的精神世界。

一、描法的平淡自然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表现出简洁、质朴、纯净的艺术特色,没有浮夸的语句,没有华美的修饰词,甚至也没有过多的修辞手法。他的语言去掉了一切浮华与繁杂,只剩下原滋原味的语言,如清水出芙蓉般单纯、明快。

《受戒》给人一种像是在读诗的感觉,小说开头即写道:“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是十三岁来的。”用一种平静质朴的语气给小说定了一个基调。《受戒》描写的虽然是梦幻般的爱情,但其文字却不浮华,自然而朴素。在描绘少女的容貌时,小说是这样写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妻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在作者的笔下,小英子像是一串跳动地着的音符,单纯快乐,汪曾祺把朴素的物和灵动的人结合起来,亦是妙哉。汪曾祺不会刻意去讲究字词的拿捏或用法的奇特,他喜欢用质朴的语言去抒写人物和景物,他的小说看起来均是闲笔,实则处处精心设计。在他的用心下,人与自然构成了一幅美丽和谐的画卷。

《大淖记事》中一段经典的风景描写:“春初水暖,沙洲上窗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获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 看似是对大淖四季景象的简单描写,实则传达出大淖里一片美丽平和的景象,给人平易亲切之感。小说中人物的处理故事情节的发展等,都是汪曾祺的用心设计,若你细细品味,定会感受到文字背后流溢出的动人情趣。

二、语言的音韵美、节奏感

文学分很多种类,但诗歌无疑是最具有音乐性的一种。而从某个层面来讲,汪曾祺的小说是一种抒情的诗化小说,其小说语言具有诗歌音韵美的特性。他曾说过语言就要做到看似参差不齐,但又“痛痒”相关,这就是在强调体现语言音乐感的重要性。汪曾祺小说中的语言,语句之间的跨度比较大,超越了一般语法的既定格式,甚至可以说没有逻辑,如小说《天鹅之死》中的一段描写:“天鹅在天上飞翔,去寻找温暖的地方。飞过太阳岛,飞过松花江,飞过华北平原,越冬的麦粒在松软的泥土里睡得正香。”语言简短且相互关联,这就体现了他创作语言的音韵美。这一特点在《受戒》中也有体现,《受戒》里最后那段惊人的景物描写充斥着语言的音乐感,如一首曼妙的田园牧歌。

汪曾祺的语言感情饱满,极具中国韵味,十足的音乐感,让读者在品读过程中如饮甘泉,清爽解渴,温和甜美。能让我们品读出来的和谐的精神和中国的传统趣味是其小说吸引我们的原因之一。他的小说看起来平和淡泊,但细细读来,慢慢咀嚼消化,会使人回味无穷,意犹未尽。作者极其善于通过叙述一件小事来阐明人生哲理,寓真善美于不起眼的琐碎小事中。小说《鉴赏家》中,买水果的叶三评点季民紫藤画时的一段对话,叶三说“好”,画家问“好在哪?”,“紫藤里有风”,“你怎么知道?”,“花是乱的”,季民提笔题了两句词:“深院悄无人,风佛紫藤乱”。一段简单的对白,两句词,看似平淡,但营造出了一种诗意的氛围。

三、创设“空白”,增加诗意空间

语言的美不在于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是在于文字背后所蕴含的信息,在于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好的语言并不是简单机械地把一件事叙述出来,而是要画,就如流动的水,如一幅景,呈现在你的面前,让人仿佛真真切切的感受着这一切,才能体会到文章真正的内涵,达到与作者的共鸣。

篇4

孔子曰:“食色,性也。”饮食欲望和身体欲望在文学作品中是常见的主题,方言在这方面的表现优势更是得天独厚,因为方言是最原生态的语言,是最贴近人生命的语言,而饮食欲望和身体欲望也是人最基本的欲望,人原发的那种对“吃”的欲望和身体欲望,用方言表现的淋漓尽致,好多方言词与人的这种欲望有关。

《马桥词典》中写道:“我初到马桥时,在地上干活,蛮人们除了谈女人,最喜欢谈的就是吃。”i在“老表”这一词条中,本人逃跑到江西,就是因为吃了一罐包谷浆。马桥人对有关“吃”的方言很多,“马桥人对味道的表达很简单,凡是好吃的味道可一言以蔽之:‘甜’。吃糖是‘甜’,吃鱼吃肉也是‘甜’,吃米饭吃辣椒吃苦瓜统统还是‘甜’。”ii味觉的模糊化是因为食物的缺乏,在饮食日益精细的现代社会,一个“甜”字恐怕很难概括所有的味道,但在食物紧缺的马桥人那里,“甜”字足够可以概括所有美好的味道。“他们对一切点心的称呼,差不多只有一个‘糖’字。糖果是‘糖’,饼干也是‘糖’,蛋糕酥饼面包奶油一类统统还是‘糖’。”iii因为食物的缺乏,所以导致对食物的极度重视,“马桥人没有同宗、同族、同胞一类的说法。同胞兄弟,在他们的嘴里成了‘同锅兄弟’。男人再娶,把前妻叫做‘前锅婆娘’。可以看出,他们对血缘的重视,比不上他们对锅的重视,也就是对吃饭的重视。”iv

《白鹿原》中写道:“白嘉轩站在庭院里宣布:‘今个喝汤,喝早些。喝了汤都贺家坊看戏,我在家看门’。”v关中人把吃晚饭叫做喝汤,这也是历史遗留下的一个词,是食物贫乏年代的见证,在食物短缺的年代,为了充饥,为了节省粮食,经常吃“流食”,这里的“汤”和马桥人说的“浆”,有异曲同工之妙。“吃了吗?”是河南人见面打招呼的用语,就像普通话里的“你好”,李佩甫《羊的门》里写道:“‘吃了吗’是一种泛泛的亲切,饥饿信号。”vi在食物缺乏的年代,问候语是有关食物的,亲情的表达也是用食物来证明的。《羊的门》里写道:“老姐姐说:‘要嘴干啥?那嘴是吃草料的?你小时候,娘死的早,我是咋承待你的?一口馍让你,一口汤也尽你,到今天,你就这样对俺?’”vii“一口馍”、“一口汤”是代指,因为河南人饮食以馍和汤为主,这里泛指倾尽所有也要满足弟弟的饮食欲望,而弟弟长大了反而忘恩负义,在这里的逻辑就是给你食物就是给你爱。对食物的重视本来是一种行为,在河南方言里,有对食物的重视的行为发展成了一种性格,如“强粮”。《羊的门》里写道:“这女人(指于凤琴)没有别的毛病,就一样,人太精明,干啥事都算计,不吃亏。在平原,这叫做‘强粮’。”viii因为食物是有限的,为了生存,就事事占小便宜,行为处事就表现出蛮横的风格,就被称为“强粮”,演变为一种性格,于凤琴之所以选择上吊自杀,就是因为大家对她的这种“强粮”的愤怒,因为她“强粮”了,别人就“少粮”了,这就是有关粮食和饮食引发的冲突。

《一句顶一万句》里写道:“但倪三家一断顿,就去集市的摊铺上乱拿东西:拿张家的葱,王家的米,李家一条子肉。”ix通常,“肉”的计量单位是“斤”或者“千克”一类的,但在河南农村,说起肉时,经常用“一条子”修饰,这是一个很形象的词,因为“肉”是很奢侈的食物,一般人家都是逢年过节才吃,买肉也是买像“条子”那样大小的肉,很形象,也突出了食物的紧缺,生活的艰辛。《一句顶一万句》还有描写:“老孙说:‘这一回不同往常,五天了,水米没打牙’。”x“打牙”也是一个河南方言词,意思是“吃饭”的意思,因为食物短缺,因为饥不择食,所以没有像“品尝”这类的非常细腻的词,“打牙”就是经过牙齿直接进入肚子充饥了,很快速的吞咽食物的过程。这种对吃的重视,直接影响到人的思维,如《厚土》里写道:“全一样。活着,是自己种了玉茭吃玉茭;死了,是看着别人种了玉茭吃玉茭。”xi吕梁山的农民,以饮食欲望为出发点,用最朴素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表达最基本的生活道理,对他们来说,最活下去的最基本的动力就是填饱肚子,土里刨食,表现了他们生活的心酸与坚韧。

对人身体欲望的书写在小说文本中也有许多,而且多用方言来表现。人的思维的起点一般是从最切近自身的身体感觉出发的,所以,方言中的许多次与人的身体有关。在李锐的《厚土》中,把男人和女人发生关系叫“过水”,“当做保人的队长笑嘻嘻地把这个女人,和那个三四岁的小女孩领到院子里来的时候,他猜定女人准保是叫队长‘过了一水’。”xii“,叫我吃他的过水面哩!我日他的祖宗。”xiii李锐小说中,脏话很多,几乎所有的脏话都是针对女性身体的侮辱,紧接着脏话之类的语言暴力之后就是身体暴力,小说中接着就写道男人的身体暴力“男人胸腔里的那股狂潮又劈头盖顶的压下来,他朝女人扑了上去,肆虐着,疯狂着,发泄着,仿佛大半生的苦难皆因为这件事情而变得更苦了,仿佛此生此世挣不脱的那张网全因为这个女人而勒得更紧了。”xiv《厚土》里面经常出现“”、“驴下的”、“娘的脚”、“放滦陌伞敝类的带有身体性的和欲望发泄性的词语,写出了在极度贫困下的人的裸的原始的欲望,小说中也经常写道为了娶媳妇人们想尽各种办法,如把父亲的棺材卖了娶媳妇、找外地过来的逃荒女人做媳妇,找媳妇的目的只是为了基本的欲望的满足和生殖繁衍的目的。《厚土》里写道:“连玉茭也知道年年结籽籽哩;人活一世活成个绝户,老五真是j惶死啦,窝憋死啦。银女咋就结不下个种种?”对女人生育的描写,用了几个方言词,如“结种种”、“结籽籽”、“j惶”、“窝憋”,就像玉茭结籽籽一样,由他们日常接触到的玉茭联想到人,人的生育就变成了最自然的欲望。这种身体欲望在《厚土》中还有许多表现,如“哈哈,那一身肉就是爱见人哩!”xv“爱见人”是方言土语,是让人喜欢的意思,和一身肉联系起来,赋予方言词以视觉形象和欲望对象。

《白鹿原》中也用方言写人的身体,“这女子又正好比他小两岁,模样俊秀眼睛忽灵儿。”xvi用“忽灵儿”这个方言词来表现女孩子的灵动,和后来女子的死去做对比。《白鹿原》的身体描写一般都与性有关。如:“白赵氏不急不躁地说:‘马驹十六还嫩着哩!你要是夜夜没遍没数儿地引逗他跟你稀――把他身子亏空了,嫩撅了,你就得守一辈子活寡。’”xvii“稀”是方言词,是形容男女之间的关系,本来是很隐秘的很难于启齿的事情,由白赵氏这位年龄比较大的人用方言词说出来,更符合当地习惯和人物身份。接下来还有白赵氏说话更不留情面,“白赵氏眼一瞪,呵斥着:‘嗬呀,说一千道一万全成我孙子的不是咧?你个碎戮兔灰坏愦磉郑磕憧茨隳橇蹋≌偷南窀鲋砟螂悖∧憧茨隳清甑白樱肥的像酵面发喽!看你这样子就知道是爱挨碌纳砼咦樱 ”xviii“白赵氏冷着脸狠着声说:‘马驹的事我回头说。你先把你管住。你要是再管不住,我就拿针把你的碎赂缝了’。”xix陕西方言的脏话粗话,经过白赵氏的口,多次出现,用来劝说她的孙子媳妇。这些对身体侮辱性的方言词,一般都与男女生殖器有关,多是象形字,陕西方言受古代汉语的影响很大,体现出上古人对生殖的崇拜与恐惧,现在成了语言禁忌,变成了脏话粗话。

《羊的门》中写道:“那女的叫谢丽娟,大眼,大嘴,长得很‘那个’。因为她长得很‘那个’,那两个男的都乐意听她的。”xx“那个”是河南人常用的方言口语,具有代词的功能,当所说的对象不便于说出或者不便于描写,而说话者和听话者都心知肚明时,常说“那个”,这里的“那个”,指的就是很性感的意思。

方言作为一种民间语言,被作家采撷利用,是形成作家创作个性和语言风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食物匮乏时代人们对于“吃”的欲望和底层人对于身体的裸的欲望,被方言记载了下来,此时的方言不仅仅是一种语言风格,更是带上特定时代的烙印,进入小说文本,为作品思想内容的表达增色不少。

注 释

i韩少功,《马桥词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ii韩少功《马桥词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iii韩少功《马桥词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iv韩少功《马桥词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v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

vi李佩甫《羊的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vii李佩甫《羊的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405页.

viii李佩甫《羊的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页.

ix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x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xi李锐《厚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xii 李锐《厚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xiii李锐《厚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xiv李锐《厚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xv李锐《厚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xvi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xvii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155页.

xviii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157页.

篇5

Abstract:The artistic achievements ofstudies on [WTBX]A Dream of Red Mansion[WTBZ] in South Korea are mainly about the ambiguity, structure, narration, symbolism, character image, language etc., and have achieved prominent progress. More detailed studies are carried on in the aspects of character images and language arts.

Key words: South Korea; [WTBX]A Dream of Red Mansion[WTBZ]; character images; language arts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到《红楼梦》的价值,认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1],其对《红楼梦》的评价之高,是之前小说所没有的。韩国红学界在《红楼梦》思想艺术方面的探索,主要是在多义性、小说结构、小说的叙事方式、语言艺术美、情感艺术美和人物塑造等方面。下面分别就这些方面加以简要介绍和评论。

一、《红楼梦》的多义性

韩惠京《〈红楼梦〉中对多意研究状况考察》中提到,因为曹雪芹运用了独特的叙事方式和象征手法,所以猜想作家的真实意图很难。当时文字狱盛行,创作文学作品正面对社会进行批判可能很难,因而作者才用含蓄的方式来表现。作家自己已经体验过很大的煎熬,可以推测他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小心翼翼,不是直接地触动现实,而是运用有多样解释的象征手法,还经过了“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工作。小说的名称也有很多个,可知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十分艰难。《红楼梦》中到处安排暗示和多样的意味,比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扩张了情的意味还原到个人的情;用“真”和“假”的假托法让读者自然猜测背后可能有真实状况的存在,是种关联着作品意味体系的创作手法。这些原因造成小说刚出来就带着脂砚斋的批语,之后又出现了很多评点本。在《红楼梦》的考证、索隐等多种研究样相(情况)上,坚持了文学的独立性与文本的周边化倾向。这样的多义性的倾向使得文本具有多重阐释的可能。以后研究家们要努力找到文学的本来的整体性。

韩惠京分析了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的状况,从理论方面分析表明了《红楼梦》的多义性,阐明了小说具有多义性的原因。《红楼梦》中安排众多的暗示和多义,使得文本阐释具有多义性的可能。韩惠京的研究使我们可以得出《红楼梦》主题的多样化,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二、《红楼梦》的结构

韩国《红楼梦》结构方面的研究,有秦英燮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主线结构研究》、韩惠京论文《关于〈红楼梦〉的叙事结构考察——抄点化中心》和高旻喜《〈红楼梦〉构成状况研究》等。

高旻喜《〈红楼梦〉构成状况研究》提出,无论是在思想深度上,还是在艺术技巧上,《红楼梦》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最高峰。他强调分析小说结构是首先应考虑的问题。写出小说的构成原理与因果关系,是为了突出作品的主题和论旨,选择和排列众多的资料(以实际生活资料为主)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小说的基本结构。小说的结构直接关系到作品的优劣和成败。

高旻喜看到了《红楼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方面的杰出成就,他强调了小说结构的重要性,小说构成对突出作品主题和论旨的意义,小说结构直接关系到作品的优劣成败等,都是极为重要的观点。

三、《红楼梦》的叙事方式

关于这部分的研究有赵美媛的博士论文《〈红楼梦〉中出现的情的叙事化状况研究》、《〈红楼梦〉前五回中的叙事含义分析》和李治翰的论文《〈红楼梦〉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变革考察》。

赵美媛对《红楼梦》的叙事构成通过“情”的叙事化样相上进行分析,分析《红楼梦》中独特的美的特质和叙事的革新。现有的研究是在史实性的美学基础上进行详细的现实描写和反映,或者研究反封建性的侧面;赵美媛的论文着眼于《红楼梦》的主题与构成之间的密切关系的研究,相关地阐述明和明末以后中国的历史、文化的脉络,想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分析了小说构成的三大空间:幻想的空间是预示情的世界;现实的空间是展开情的世界;回归幻想的空间是崩溃情的世界。

李治翰在《〈红楼梦〉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变革考察》中,认为《红楼梦》打破了传统古典小说的叙事模式,产生了质的飞跃和创新。白话人情小说《红楼梦》试图摆脱说话体的叙事模式,经过新的形态叙事模式的变化,形成了个人化、个性化的感愤自叙的作品。观赏的对象不是听众,而是读者,或者是潜在读者。《红楼梦》不是依靠已有素材创作的小说,而是具有自叙传记特色的文人独创的作品。

赵美媛通过研究《红楼梦》的叙事,看到了其中的美的特质和叙事的革新,并分析了小说构成的三大空间。通过这些方面的阐述,可以看到赵美媛独特的见解,以及取得的重要成就。李治翰通过《〈红楼梦〉对传统叙事模式的改革考察》一文,看到了《红楼梦》在叙事模式方面的质的飞跃,是为读者或潜在读者而创作的文人独创作品,而不同于传统说话体小说,更不是世代累积型作品。这些都是具有相当价值的阐述,成就突出。

四、《红楼梦》的象征性

相关论文有高旻喜的《〈红楼梦〉中出现的暗示研究》,《〈红楼梦〉的浪漫性小考》,《〈红楼梦〉第五回设定的太虚幻境的意味》,《〈红楼梦〉中红楼与梦的意味》;李星的《〈红楼梦〉中出现的红的含义考》;韩惠京的《〈红楼梦〉的梦与象征性》,赵美媛的《〈红楼梦〉初5回的叙事含义分析》等。

《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很高,这已为读者和批评家所公认,但到现在为止,《红楼梦》的主题和包括枝叶问题等众多问题尚无定论,相互间的争论也是事实。高旻喜在《〈红楼梦〉中出现的暗示研究》中认为,研究作家通过暗示的方法如何传达小说的构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作家常常把小说里面设置了障碍和雾气,所以读者经常不理解作家的真实目的,但通过作家的暗示才能明白。当时时代背景是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时期,文字狱很严重。由于《红楼梦》是在对当时封建社会有批判见解和人道主义基础上写出来的小说,如果作家把批判和追求写得明白的话,是肯定不容于世的。所以曹雪芹不但要回避文字狱,而且要使作品容易传播,才使用了隐蔽的手法来创作。作家把《红楼梦》的大纲安排在前五回中暗示着叙述很适当,以后的事情是前五回的次第展开,引起读者的兴趣并诱导其深思,才创造了生动的艺术效果。前五回中可见:第一,暗示分布很均衡;第二,暗示内埋伏的每回的内容各个独立;第三,在第一回的暗示作用特别重要,是前五回中的序文;第四,起到复合的作用;第五,通过前五回的暗示能知道小说的主体和中心内容,主题是以现实批判的视角来暗示人生无常,中心内容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的暗示和贾府没落的暗示来分类,主要登场人物的命运的暗示从第六回以后展开。暗示的表现形态是:第一,从相异叙事主体来看,通过作家介入、启示者的设定和局外者的视角等写下来,变化多端;第二,表现手法上,适当插入以小示大、谐音字、真话假说、诗词曲赋等手法,不但有多视角的暗示内容,而且有良好的观感体验。高旻喜认为作家在小说里预设了众多的暗示,是预示红楼梦的悲剧结局。这种悲剧性是封建社会的情况下必然的归结。

韩惠京写的《〈红楼梦〉的梦与象征性》,认为《红楼梦》是以梦幻构图为中心轴展开内容的作品,是把一块石头在人世之间经历的事情写成一部小说。作家用石头的经历来表现一场梦幻的过程,才在小说总体的构成中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梦,且相互间紧密联系,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高旻喜通过分析《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并有文字狱的频繁发生,所以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运用了象征手法。高氏看到了前五回在小说中的重要作用,前五回中第一回又起到重要的象征作用,并且分析了《红楼梦》象征的具体表现手法。韩惠京则分析了梦幻在《红楼梦》中的重要作用。

五、《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崔溶澈的《〈红楼梦〉人物的命名艺术与意味分析》,提出曹雪芹是个语言的魔术师,他运用象征、比喻、对比等魔术艺术的手法,让人叹服。真正进入曹雪芹的艺术世界有几种方法,尤其是登场人物的名字和名字蕴涵的意味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在《红楼梦》里登场的人物大概700多名[2],其中有姓名的人约300多名。曹雪芹一是用传统的命名方式给他们命名,再就是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命名,从而使作品人物相当生动。主要人物的名字在作品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并隐含着人物间的关系,作者安排他们的名字跟主体和内容结合起来了。

蔡禹锡在其博士论文《〈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形象研究》中认为,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是为爱情悲剧而设,王熙凤的命运与贾府浮沉相关。他分析了王熙凤的聪明幽默的性格,将其专制管理型管家跟民主管理型的贾探春相对照,以其对贾府上下的态度,对嫡庶的想法,重视人治跟聪明贤德的平儿对照等。小说中王熙凤主要为补天意识的形象,但描写是否定的,表示对补天的幻灭的感觉。《红楼梦》最伟大的艺术成就,是作家创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形象塑造把传统的平面人物发展到立体的人物加以描写了,深度地描写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继承发展了古代小说人物塑造的成就,使人物形象描摹的艺术水平达到了最高的境界。

蔡禹锡的博士论文另有《〈红楼梦〉中尤三姐形象研究》、《〈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形象研究》、《〈红楼梦〉中贾探春的形象研究》、《〈红楼梦〉中关于人物描法试论》。其他相关研究有崔炳奎的《〈红楼梦〉人物理解》,《〈红楼梦〉感赏论》,《通过〈红楼梦〉人物看到人生的艺术》等。

六、《红楼梦》的语言艺术

崔炳奎在《〈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美探究》中认为,因为语言是文学的表现道具,所以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和第一要素。文学使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通过想象跟事物的形态反映现实的事件、自然景观和思维的过程,才创造了艺术的形象,给读者以深刻的影响。为了能产生这样的影响必须使小说语言具有形象性、准确性和生动性,才能使文学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加强。他认为文学表现的道具——语言,要使用日常生活中活的语言,因为只有用提炼过的口语才会有生活感、生动感和较强的表现力。中国文学的语言艺术比他种语言美的要素要丰富得多。在《红楼梦》中文学语言艺术格外突出,表现的生动性、准确性、趣味性方面,《红楼梦》中都具备了。

关于《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研究方面,李治翰有博士论文《〈红楼梦〉之文学言语研究》。他以在120回本《红楼梦》中的文学语言为研究对象,力图以体系化的方式,综合分析人物语言与叙述者语言的形式及功能。李治翰把他的论文分为三章:

第一章,《红楼梦》人物语言之一——人物对话研究。立足于“对话开始时的对话参与人数”和“对话结束时的对话参与人数”两个基本点,以及“对话断续”的重要因素,来区分《红楼梦》文本里的七种对话类型,分析、说明《红楼梦》文本里对话的发音形式及其功能。

第二章,《红楼梦》人物语言之二——独白与内心独白研究。独白时的情境首先将自言自听的独白分成“有人听”、“没人听”两种类型,并以逼真行为标准分为独白的“生活化”和“舞台化”两种表现方式。而没有说出来的,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的内心独白,按照叙述者的公开与否,分成“第一人称”、“第三人称”两种类型;二是使用方法按照是否连续使用分成“单独使用”、“连接使用”两种类型。论文通过准确的数据分析,说明《红楼梦》文本里独白与内心独白的使用情况,表现独白与内心独白在两个部分的不同特点。

第三章,《红楼梦》的叙述者与叙述者语言研究。叙述者语言在小说中是相对于人物语言来说的,由叙述者发出的语言。他注目《红楼梦》在叙述者与叙述方式上的转化,即“叙述者与作家分离”以及“叙述者多角度复合叙述”来分析具有复合功能的《红楼梦》的叙述者语言,以此证明它确实突破了中国小说的传统叙事模式。他还分析了《红楼梦》叙述者语言中的套语问题。

李治翰另有关于《红楼梦》语言研究的论文《〈红楼梦〉与北京试论》、《〈红楼梦〉中对话类型与发话形式》、《〈红楼梦〉中心理言语考察》等。在《〈红楼梦〉与北京试论》中,提到作家在第一回中:“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3]5是阐明了在小说创作上,不想蹈袭现有的因习。李治翰提出,虽然作家没有使用北京的地名,从第53回中贾府家人的举动来看,读者也能知道[3]724。《红楼梦》中,贾府在北京生活,小说是用北京方言写的,其中俗语使用多,起到很大的艺术作用。

李载胜写的《试论〈红楼梦〉中的俗语运用》中,认为使用多量的俗语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效果。他研究关于在《红楼梦》中作家使用俗语的状况。中国现有的俗语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形成的,这里反映了一般大众的生活经验,是有教训、有智慧的语言结晶体。曹雪芹写小说的时候费了许多的心血,花了很长时间,这特殊形式的俗语收集、整理、加工和整炼,产生了语言艺术的升华。李载胜将俗语使用的效果加以分类:第一是塑造人物,描写他们的性格很生动;第二用来在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描写;第三是起着内容的媒介作用;第四突出呈现作品的主题,还暗示内容开展。

韩国关于《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在结构、叙事、象征性、人物塑造和语言等方面广有研究,在各自的方面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作为世界红学的一部分,韩国将来的红学研究将会更加多样和更为光明。

[参考文献]

篇6

赵树理的小说语言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如果把他的作品的片断混在别人作品之中,细心的读者可以辨别出来,凭什么辨认那?凭它的独特的文学语言”。[1]现当代作家中语言艺术有如此高的成就,的确凤毛麟角,而赵树理就是其中一位。

一、小说语言的音乐美

赵树理十分重视作品中语言的音乐美。他写的东西是面向大众的,为了便于读者的接受,他特别注意声律的和谐、节奏的匀称。人们阅读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都有明显的节奏感,比如:《小二黑结婚中》中:“刘家峻有两个神仙,邻近各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诸葛,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抑扬顿挫,声调优美,易于上口,为整个段落增色不少。

赵树理有时也用词组的反复来体现小说语言的音乐美,如:不多一会儿,屋里、院里,你的嘴对我的耳朵,我的嘴又对他的耳朵,各里各得都嚷嚷这三个字――”“小飞娥”、“小飞娥”、“小飞娥”。[3](《登记》)这是张木匠结婚时,村里年轻人闹新房的一个描写,其中,“小飞蛾”三个字的多次应用活现出青年小伙子闹新房的热烈而欢乐的气氛。

二、小说语言的朴素美

质朴无华,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风味,这一特点是赵树理的小说语言最明显的特色,具体体现在口语化、群众化、浓厚的山西地方口音。他的创作是面向大众的,他的文学语言,无论怎么去看,都看不出华丽、炫耀、做作、卖弄,而是用语实在,句句发自内心。如:《李有才板话》中对阎家山一段的描写:“阎家山这地方有点古怪,村西头是砖楼房,中间是平房,东头的老槐树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窖……”[6]这段文字,没有华丽的词语,没有起伏跌荡、扣人心弦的情节,看上去平淡无奇如话家常,然而以简洁的描写,却把当时的农村生活展现在读者面前。

赵树理小说语言的质朴自然,还表现在词语和句式的选用方面。如:“有个农村叫张家庄,张家庄有个张木匠,张木匠有个好老婆,外号叫‘小飞娥’,‘小飞娥’生个女儿叫艾艾,算到一九五年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虚岁二十周岁十九。”(《登记》)这段文字同样是短句,却是一句叙一事,一句连一句,如流水一样顺畅,而且这种说法完全是用农民的口气和习惯来写的,从而体现出质朴自然的朴素美。

三、小说语言的修辞美

赵树理小说中运用的修辞很多。本文重点从比喻的运用来说明语言的修辞美。首先是喻体都是群众生活中的所熟悉的东西,如:“驴粪”“破蒲扇”一类比喻都很形象。其次是比喻新颖具有独创性。他的比喻与众不同,他主张比喻应该有自己的个性,更加体现小说语言的修辞美。

除了比喻,赵树理还善于用借代,他把借代妙用在人物外号上。赵树理作品中的绰号有两个特点:一是量多,二是样多。他善于捕捉人物外表或内在的某些特征,用准确的外号表现出人物的个性,如“尖嘴猴”,“塌眼窝”,“鸭脖子”,“小飞蛾”,“能不够”,“糊涂涂”,“三仙姑”,“二诸葛”,等等,均能引起读者联想,增强人物的形象感。也有的外号从字面上看,看不出多大的形象性,但往往包含着生动有趣的来历,知道它的来历,再看这个外号,常常会使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

四、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美

赵树理善于通过人物的言行塑造人物,再加上他有一定的生活基础和对描写对象的透彻了解,所以他笔下的人物语言是很个性化的,读他的文章时可以从人物的语言看出其出身、身份地位、性格特征。

人物性格是由社会地位、生活经历和心理素质等因素决定的。不同性格的人即使地位身份相同,遇到的情况相同,语言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赵树理还常常赋予一些人特有的习惯语,给某些人物涂上一种独特的个人色彩,从而突出了众多人物中的“这一个”。如:《李有才板话》里写地主腿子张得贵迎接老杨同志说的一段话:“他一见老杨同志,就满面赔笑说:‘这位就是县农会主席吗?慢待慢待!我叫张得贵,就是这村的农会主席,上午我就听说你老人家来了去公所,拜望了好几次也没有遇面……’”这样的客套话非常符合张得贵多年给地主跑腿儿的经历,非常符合他这一类人的说话习惯。还有写二诸葛时是“命相不对”,“恩典恩典”;三仙姑的“前世姻缘”;王聚海的“锻炼锻炼”,等等,体现出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美。

赵树理小说的语言艺术音韵协调、顺口悦耳、活泼明快。他十分重视作品中语言的音乐美,语言质朴无华,简洁明了,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风味。他在语言上力求通俗易懂,文笔力求简练,这一特点是赵树理的小说语言最明显的特色。从赵树理文学语言的修辞运用中我们可以一睹他在文章中的比喻和借代的绝妙应用。他文章中的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又一次让我们确认了赵树理的语言艺术有如此高的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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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鲁迅作品语言简洁易懂

关于鲁迅作品,很多人觉得难懂,里面有太多的难字、生僻字,甚至还有古文结合。其实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要是能够真正去体会鲁迅文中的意境,则是收获无穷。作为中国中国文学界极具国学修养的作家,鲁迅先生对文字的使用非常独到,其敏感度也是常人所无法比拟的。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字,都能够应用的非常巧妙。鲁迅是中国白话文小说开创者,他的文笔都是以生活为主。平淡而不平庸,每一个词语之中,都深深隐藏着情感寄托。

1.选择生活语言

不管是在《故乡》之中,还是在《阿Q正传》之中,鲁迅先生都从一而终,使用简单的生活语言,将一幅幅生动的画卷,用最简单的语言进行描写。从生活之中,贴合每一个人物形象的生活背景、文化背景等。放纵的农村妇女形象,以及学生形象,不同的人物,使用不同的语言进行描写。贴近生活的描写方式,更能够引起读者共鸣,对其中的内容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不得不说,鲁迅先生的每一个字,都可以达到字斟句酌的状态。看似很平常的字眼,竟然找不到任何一个词语来替换,除了鲁迅先生的用字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字可以代替原来所产生的效果、描写的状况。

2.独具匠心的写作方式

鲁迅先生有很多文章独具匠心,所有的语言都应用的很巧妙,正是鲁迅语言艺术的之处。比如在《阿Q正传》之中,一些很经典的引用,将中国古典名著之中的精髓进行结合,非常符合作品需求。但是,这些很可能是读者阅读小说的阻碍。对此,教育者们一定要清楚,这些具有深厚学识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往往都是引经据典,把一种很巧妙的语言进行应用。想要让他们以后人的阅读方式来写作往往是不现实的,如果将作品文字进行更改,那也是读者的一大损失,失去了作品原本所呈现的意境。因此,教师在教学之时,也应该针对一些经典而难以理解的地方进行剖析。加以正确诠释,才能更好的理解作品所表达的真正内涵。

3.故事情节具有吸引力

很多人不知道鲁迅先生的作品为什么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不仅是反应了一个时代的生活背景,其中的故事情节,也是很多人选择鲁迅作品的主要原因之一。用简洁的语言,将一幅幅生动有趣的画卷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具有吸引力的故事情节,也是鲁迅作品语言文化的主要特色之一。艺术来源于生活,鲁迅就是把这种文学艺术和生活艺术相结合,诠释的如此淋漓尽致。

4.教育意义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在中学生课本上,鲁迅先生的作品很多,可见鲁迅作品也很有教育意义。能够作为教科书内容,可见鲁迅作品之中,不仅是有文学意义,对后世的教育意义也是不可小觑的。简洁的语言,将一个时代背景之下,人们生活的真实情况,用另外一种方式阐述。鲁迅语言艺术,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教育意义的衬托,才会显得如此具有现实意义。在作品之中,也有很多字眼不是常用字,但是也很大幅度上丰富了大家的知识面。由学生自己去揣摩,更可以增加学生对文学的兴趣。越是细细品味,越是能够感觉此字用在此处最为贴切,这样反复品味鲁迅作品,对于提升文学修养与见识,都是一个很好的跨越。里面的句式应用非常恰当,每一个词语都恰如其分,如此优秀的文章,绝对是学生打下基础最好的选择。

二、语言之美充分展现

鲁迅作品的语言使用很有艺术感,往往很多人感觉这样的语言会存在陌生感,也有些许隔膜。很多经典的段落,如若能够细细揣摩,里面的语言之美,会给人展现一种语言内涵,这种文学的力量,存在引人探索与深入的魅力。每一句语言之中,都雨涵着独特的美感,措辞用句,段落参差,成为一种独特的美态。很多刚开始接触中文的学生,对鲁迅先生的作品既爱又恨。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作用之下,能够感应到与众不同的文学魅力。

1.语言形象

在鲁迅作品之中,语言艺术之美能够从字里行间细细品味。虽然对肖像描写寥寥数语,却是将最形象的画面展露无遗。其中的人物形象,能够给读者身临其境之感,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跃然于心中。从鲁迅文中,诸如此类的画面也有很多。比如《少年闰土》之中,对宏儿的出场,鲁迅用“飞”,很形象的把一个活动、灵动的少年描述的淋漓尽致。纵使简单一字,却以盖过千言万语的叙述。对这些词语的讲述,可以给人非凡的故事体验。不仅能够感受小说作品的优美语言,更是可以欣赏这些形象的故事情节,别有一番独特之感,也是视觉和心灵上的双重享受。

2.情感蕴含丰富

不论是小说,还是诗作,都是要有属于它的灵魂,才会有真正的意境。鲁迅作品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艺术,语言的优美固然是一个重要基础,但是它的情感与灵魂寄托,更是鲁迅作品的精髓所在。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鲁迅拖入的情感,如此深邃,对于真善美生活的向往。从语言之中,将感情一点点渗透,为作品赋予了新鲜感与引人深究的诱惑。从一件小事中,可以看到影响深远,而这就是对内心世界的追求,将一个社会背景之下,一代人的理想很形象的寄托于作品之中,这样的作品才能称得上艺术杰作。

3.如沐春风的语言结构

为什么鲁迅的作品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让无数人竞折腰。那就不得不说里面的语言之美,语言结构蕴含的美感。每一部作品阅读起来,都有如沐春风之感,甚至风趣、幽默,给人感觉很轻松。这点是很多人看小说的要求,生硬的词语,会让读者感觉枯燥。鲁迅作品语言之美,也很好的体现于语言应用与结构之上。读者能够更加形象感受小说世界的意境,纵使不是文学大家,依然能够体验鲁迅作品的内涵。

三、语言韵味十足

鲁迅作品将精神世界的充实,完美赋予文字之中。对每一个形象与景物描写,都能够尽善尽美,极尽魅力。应用一些独具风格的表达方式,很多人感觉这样的语言有悖常理,无法接受。其实只要能够对语言进行剖析,加上环境描写,不难理解小说呈现的意境。在一些片段之中,可以用风趣、极致的言辞,将一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完美的衬托于读者面前。

每一个词语都富有鲜活美感,不管是作品开头,还是结尾,都将一种精神世界状态赋予小说世界之中。或是轻快、或是萧索荒凉,极具感染力的色彩,引领全文。在这样语言氛围之中,读者也会受语言熏陶,徘徊于作品之中。

四、结束语

鲁迅作品将一个时代下的背景,用鲜活的故事描写,将一幅幅生动有趣的生活画卷展开,后人能够了解在那个时代背景之下,人们的生活状态与社会情况。鲁迅作品不仅影响深远,也有足够的语言魅力。鲁迅作品语言艺术引人入胜,从各个方面呈现小说语言结构美态。每一句话都言简意赅,将鲁迅国学大家风范,展现的淋漓尽致。

参考文献:

[1]孙国华.鲁迅作品中的陌生化语言艺术[J].现代语文:下旬.语言研究,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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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结构是一部小说布局的纲领,叙事结构的形式对于小说情节的思想主题与展开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祝福》是鲁迅先生的小说代表之一,在这一作品里,鲁迅应用了独特的叙事结构与叙述语言为读者深刻的展示了当时农村的真实面貌,下面就针对《祝福》的叙事结构与叙述语言艺术进行深刻的分析。

一、“归乡”模式的应用

“归乡”模式是鲁迅作品中最为常用的一个叙事模式,在《祝福》中,以主人公回到鲁镇的角度来描写小说的主体时间。在文章的开篇中,写到了“我”回到了鲁镇,这次回来并非是为了《故乡》中提到的“寻梦”,而是“早已决计要走”,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故乡对于“我”而言,是如此的陌生,“我”无法融入其中。在鲁四老爷的眼神里,“我”看得到了自己的不合时宜,因此,不会在这里久留,在决心要走的时候,却意外的遇到了祥林嫂。在接下来,作品通过两条主线来为读者呈现出旧社会的农村,一方面,祥林嫂的发问激起了“我”精神世界的波澜,另一方面,文章通过“我”旧时的回忆串联起了祥林嫂的一生。

最后,“我”开始对祥林嫂的一生进行回顾,虽然文章的主线是以顺序的模式来进行展开,但是却穿插了倒叙的模式,这并不会影响文章的主体,反而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对比,为读者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

二、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应用

在《祝福》中,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模式,一直以来,鲁迅小说与传统小说模式最大的区别就是叙述方式的区别,他的小说主要使用的限制性的叙述,从而将叙述人与作者明显的剥离。在这种叙述模式中,叙述者为小说中的“我”,“我”并不是与故事脱离的作者,而是实实在在经历这些事物的人。《祝福》中的“我”实质上是一个旁观者,从始到终,“我”都没有对事件进行判断和评价,不带任何的感彩,“我”对于事情的叙述就是事实的本体,这不仅仅是叙事内容的客观需求,也是对小说创作史上叙事方法的拓展。

三、多语叙事模式的应用

在《祝福》中,大量应用了多语叙事的模式,将每一个故事线索有机的结合起来,对于故事主线的描述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这就有效的增加了事件呈现的多面性与立体感。祥林嫂到鲁家做女工时,看到了“夫家的堂伯”,此时,作者以鲁四老爷的口吻描述到:“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来的”,不久,这一推想就得到了证实。而“我”是不可能清楚祥林嫂在做女工之前发生的事情,这正好就借鲁家人的口中表达了出来。此外,作者也安排了卫家山卫老婆子这一人物,她成为了联系祥林嫂与鲁家的一个纽带,合理的展示出了祥林嫂的人生经历,这就对祥林嫂未来的人生悲剧奠定了基础。此外,鲁镇的人、四婶、柳妈也或多或少的参与到了事件的叙述过程中,这都是通过与“我”独立的语言来描述出来的,让作品可以表现出一种多角度的叙事模式。从这一层面而言,《祝福》中通过主体事件与多语叙事模式的应用将事件的原始形态生动客观的展示出来。

在故事中,“我”的存在与多语叙事模式属于一个两面性问题,“我”通过不同角度的补充让故事更加的真实、完整,多语叙事模式则可以对事件中的不同声音进行有机结合,让事件的内部逻辑关系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可以看出,“我”并非一个全能的存在,也需要通过不同的语言来了解事件,此外,“我”不可能详细了解事件的细节,文章使用了虚拟视角的叙述模式有效丰富了主体事件,这不仅没有让叙事风格变得累赘,反而让叙事模式变得更加生动、真实。

四、叙事结构的变化

在很多小说之中,情节模式都十分的有限,只在少数的篇章中应用了插叙与倒叙的模式,在鲁迅的小说在这一方面就有了很大的突破,他的小说主要以叙述人语言来表达情节,叙述人语言对于鲁迅小说叙事结构转换有着直接的影响。“我”叙述的不单单是一个动作,而是一种状态的变化,在这种状态变化过程中,作者为读者呈现出了下层劳动者精神上的变化动态,虽然没有外部斗争,但是却有冷血的内部斗争,这是人生、社会以及中国社会的悲剧。

这种审美思维是与中国人的传统审美思维相统一的,叙述人并不会着力表现事件的变化,着重表达的是状态的变化,这种独特的叙事结构与叙述语言艺术是与小说主旨相符的,这也是鲁迅小说之所以成为名作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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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许多学生实话实说:小学语文是这么上,初中语文是这么上,高中语文还是这么上,高中语文至少要“高”出点什么吧。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我也发现高中语文教学最大的尴尬就是精心设计的课堂教学内容,在上完之后,让学生生出“你不说我也知道”的感觉。的确,高中生经过多年耳濡目染的母语熏陶,经过九年系统正规的训练之后,高中语文课文中的内容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看不懂的了。而我们却还在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学生已经懂或者差不多懂的地方,即“义理”方面。“义理”教育即“道”的教育。“文以载道”是我国语文教材中一个鲜明的特点。高中教材中许多内容就是古人或长辈在讲道理。语文教师的主要工作恐怕就是“传道”,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语文教师的身份实际上等于一个“传道士”了。

语文教材可以“文以载道”,但语文教学不能只是”传道”. “传道士”常常满足于对故事内容、思想情感和现有社会观念的诠释,普遍缺乏使用“文学语言”的自觉。以至于现有的教学模式的最高成就可能也仅仅是让学生正确理解而非正确运用。语文教材的“义理”本位使得语文教学背离了让学生能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而进行读写听说的训练的宗旨。

而高中生已经或即将步入成人阶段,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已经基本形成。你教师所说的“林黛玉”正是他心目中的“林黛玉”,可能引起他的共鸣。你也可能觉得课堂教学效果很好。殊不知你还在传授他已经知道的东西而已。总是在传授已经知道的东西或点明点穿他差不多看得懂的知识,日复一日地原地踏步,长此以往,怎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语文能力乃至语文成绩呢?

高中语文教学要想“高”出点什么,我认为在课堂教学中要侧重于引导学生多层次地鉴赏作品的语言艺术。例如:用“绝代佳人”和“手如柔荑,肤如凝脂”,“眉如翠羽,肌如白雪”来描绘美女,与用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回眸一笑百媚生”来描绘美女,从内容理解上看,学生都懂。而前者所以不如后者来得生动感人,又有几人能知,几人能解?

高尔基曾说:“文学的艺术说到底是语言的艺术。”中学语文课本和相关练习中,语言艺术的运用比比皆是。本文从古文、古诗、现代散文、现代小说作品中各选数例,略作分析。

1 古文中语言艺术的运用

① 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宋? 欧阳修《醉翁亭记》)

例①文意应是“泉洌而酒香”,作者将“洌”和“香”位置互换,以收到新奇的效果。是运用了“错综”的修辞手法,故意使用参差交错的语句,使句型错综变化,能收到同中见异的艺术效果。

② 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唐?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例②的妙处在于前面部分并列提出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分;后面部分按照所提成分的顺序,分别加以叙述说明,前后各项一一对应,是运用了合叙的手法,先以“竭诚”和“傲物”对比,再分承说明二者的不同的结果,可见合叙便于对比及对比后语意上的进层。

③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唐?韩愈《师说》)

例③将词语相同或相似,而排列顺序不同的词语或句子紧密相连,前者的尾是后者的首,后者的尾又是前者的首,有循环往复之趣,不仅能揭示事物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或相互对立的辩证关系,而且使语言有节奏感,增强了感染力。

2 古诗中语言艺术的运用

古典诗词,大都文质兼美,其语言艺术的运用,常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表现。

①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杜甫《客至》

从形式看是对偶,“客”泛指客人,“君”特指来访的崔明府。此句意思是,花径不曾缘客扫,今始为君扫;蓬门不曾为君开,今始为君开。上下两句参互见义,又有对偶,可称之互对,参透两种修辞手法,才能深刻领悟诗意。

②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多数人只简单地把它当做夸张,写出了庐山瀑布的气势,实际上这是一种疑喻,将喻体说得似是而非的一种介于疑似之间的比喻,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关系似乎重合又似乎不重合,是一种似是而非、疑非疑是的关系,此类比喻,想象力强,通过喻体的类比联想,可以使本体更加形象生动,更能揭示本质特征。

③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山园小梅》

“疏影”“暗香”二句,前人称赞“颇得梅趣”,“于梅之真趣颇自曲尽”。其中用“浮动”一词写梅花香气幽幽发散,极其巧妙。作者用视觉写嗅觉,把不可见之物拟作可见之物,香味便有了形象,有了动态,仿佛正弥散开来将溶入朦胧昏黄的月色中。

3 散文中语言艺术的运用

散文的文字极富美感,打开高中语文课文,一段段美不胜收的艺术语言扑面而来,令人惊喜不断。

① 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朱自清《荷塘月色》

② 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朱自清《荷塘月色》

③ 山如眉黛,小屋恰似眉梢的痣一点。――李乐薇《我的空中楼阁》

④ 世界上有很多已经很美的东西,还需要一些点缀,山也是。小屋的出现,点破了山的寂寞,好比一望无际的水面飘过一片风帆,辽阔无边的天空掠过一只飞雁,是单纯的底色上一点灵动的色彩,是山川美景中的一点生气,一点情调。――李乐薇《我的空中楼阁》

①②妙用通感,将视觉、听觉、嗅觉的界线打破,更主要的是现实与梦幻的结合,使各种感觉在心灵的作用下相互沟通,以此来创造出了一种诗的意境。③在比喻中很显然还有缩小夸张的手法,这一比喻一夸张就把山的灵秀小屋的美好展现出来了。④是拈连、比喻、拟人、排比等多种修辞手法的综合运用,从而展示作者的志向和情趣。

4 小说中语言艺术的运用

① 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鲁迅《祝福》

如果说科学语言的语序必须一丝不苟的话,那么艺术化的语言就会呈现出对常规语序的反叛。①句里,“空的”、“下端开了裂”是后置定语。与常规语序相比,无庸置疑,①的写法更有表现力,更能显目地刻画出祥林嫂已经沦落为一个乞丐的事实。

② 老船夫把那个芦管竖在嘴边,吹了个长长的曲子,翠翠的心被吹柔软了。――沈从文《边城》

③ 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孙犁《荷花淀》

④ 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鲁迅《药》

⑤ 他也真怪,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总是把雨伞装在套子里,把表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就连那削铅笔的小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因为他老是把它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契诃夫《装在套子里的人》

按照科学语言的标准,②“心被吹柔软” 、③句里的“苇眉子”“跳跃”肯定属于搭配不当,④句里的“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⑤句里漫画式描写则属于违背常情。但是,正是这种看似违背常理常情的搭配更加准确地传达出了那些用科学语言很难传达出的意蕴。

成功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得上语言艺术的典范。如果我们只是注重课文内容的理解,而对内容的载体――语言及语言艺术不加重视,那么就背离了“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而进行读写听说的训练”的教学宗旨。变成传声筒式的教学工具了。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把握课堂教学本质,由“义理本位”转为“义理”与“语言”并重,引导学生在作品语言艺术上探幽发微,这既是诱发学生的语言感悟力,进而提高语言审美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学生语言表情达意的有效方法,又是教师深入开掘教材,发挥教学创造性的突破口,更是“教师”和“教匠”的显著区别。在日常教学中我尝试从下列两个方面进行艺术语言的正确理解和运用的训练:

⑴ 立足课本,提高学生的语言感悟力。

如在《荷花淀》的教学中,除了让学生了解孙犁的小说追求“诗歌般的意境,散文式的格调”的创作风格以及涓秀柔美、清新质朴、简洁流畅、舒展自如的语言风格外,还通过文中的具体语句体会作者运用语言的艺术,如① 倒装句的品味。《荷花淀》中有两处经典倒装句:水生嫂很敏感,知道笑里有文章,就问:“怎么了,你?”第二处是一场战斗之后,水生们从水里打捞了战利品,水生对着荷花淀吆喝:“出来吧,你们!”让学生了解在记录人物对话时适当用一些倒装句,可以再现生活,也能更好地表达出人物的心理、思想、性格。 ② 省略句的咀嚼。她问:“他们几个呢?”水生说:“还在区上。爹哩?”“睡了。”“小华呢?”“和他爷爷去收了半天虾篓,早就睡了。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这一段对话,几乎全是省略句。通过咀嚼,让学生知道人物对话中省略句的运用更符合生活的真实。 ③ 修饰语的准确运用以及词语的巧妙组合的揣摩。“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不久,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 这是《荷花淀》开头部分描写的自然景物。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劳动场面:但修饰词的准确运用以及词语的巧妙组合,更是让这种诗意的氛围得以进一步的升华和丰富。由此,对白洋淀广阔浩淼、物产丰富的画面的联想,对白洋淀人民淳朴勤劳、追求美好生活的想象油然而生。富有诗情画意的景物描绘,将读者带入绝美的画面中,进入一种纯美的境界。通过品味揣摩,让学生领悟到作者是如何通过语言的艺术化处理来表现风景美、风俗美与人性美的。

篇10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教育家霍姆林斯基认为:教师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的脑力劳动的效率。所以说教师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而且要懂得语言的启发艺术。也只有很好地掌握了语言的启发艺术,才能点亮学生的思维之灯,燃烧学生的智慧之火,大大提高语文课堂的教学效率。

思维规律告诉我们,对于学生思维的启动往往要从引起学生的惊奇和疑问开始。在语文课堂上,语文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的思想意识,调动学生主动去思考去学习的主观动力,然后引导学生质疑提出问题,有意为学生制造悬念和创设意境,从而激发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和求知渴望,使他们自己水到渠成地找到答案,就这样不仅能使学生掌握知识而且能让学生发展智力。为了提高语文课堂的教学效率,教师要掌握使用多种启发性语言艺术。

1 启发性语言艺术之一在于巧妙地提问

南宋思想家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问题是思维的向导。因此,在教学工作中,设置问题来启发学生的思维,有助于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引发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促使学生思考,求得问题的解决。从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于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效地提高语文课堂的效率。教师可以在课前设计好问题让学生预习;课堂上可以设计好问题提问,这样让学生带着问题去看书,去听课。问题的设计要注意做到循循善诱,因势利导,深入浅出。提问的方式有很多种,例如:

1.1 置疑式提问启发

例如在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之前,笔者就设计了这几个问题:你的童年最有趣的游戏是什么?你童年的乐园在哪里?读课文知道鲁迅童年的乐园是什么吗?为什么作者说是他儿时的乐园呢?长的草里为什么不能去?写美女蛇的故事有什么作用?冬天的百草园怎样?作者玩什么游戏?你觉得好玩吗?家里的人为什么送我去上学?是因为我做了诸多坏事吗?作者小时候是个好学生吗?他的老师算好老师吗?作者对他的老师是什么态度?说说你的看法和理由。就这样从学生自身的感受提问,一步步由浅入深,因势利导地设计问题,不但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激发了学生的探求激情,从而促使学生深入思考,挖掘文章的深意。

1.2 悬念式提问启发

设置悬念是吸引听众或者读者的一种技巧,在章回体小说的创作中就常用这种技巧,当小说的情节要向前推进时往往在中途停顿,写一个“且听下回分解”来吊人胃口,这样设置悬念吸引读者继续往下看。在语文课堂上,这种设置悬念提问,来启发学生思维的技巧一样有效。例如:上《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时,课前笔者设置了这样几个问题,来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鲁提辖与镇关西有何冤仇竟然要打死他?一个屠夫为何敢以镇关西自居?就这样两个悬念式的提问就调动了学生阅读小说的兴趣,唤起了学生的求知欲望。

1.3 疏导式提问启发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疑惑,思路受到阻塞,就要巧妙地疏导。进行疏导时,设计疏导性的问题,以问代答,可以巧妙地启发学生的思维,开启学生的智慧。

学习《爸爸的花儿落了》一文时,设计了几个问题来帮助学生疏通思路:长高了长大了好不好?你觉得有哪些好处?对于文中的“我”而言,爸爸长期卧病在床,下面又有几个幼小的弟弟妹妹,“我”盼望长大吗?“我”长大了想怎样做?你害怕长大吗?你觉得长大后会失去什么?文中的“我”害怕长大了会失去什么呢?就这样,结合学生自己的体会,联系上下文,这个难懂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当然提问的方式有千万种,只要我们认真探究,把握诱导、启发的时机,激发学生积极思考,就能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点亮学生的智慧之灯。

2 启发性语言艺术之二在于巧妙的比较

熟话说得好,有比较才有鉴别,将不同的事物两相比照,可以开启学生思路,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印象。使之更准确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找到问题的答案。在语文教学中,作比较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学方法,例如将作者初稿与修改后的作品进行比较;将同一题材的不同作品进行比较;将一个人物不同时期进行比较等等,比较出感悟,比较出真知。

例如:《故乡》一文,在讲解课文中心主旨时,就可以运用做比较来启发学生思维。将中年闰土的外貌、神态、语言、动作与少年闰土的外貌、神态、语言、动作进行对比,再思考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这样比较之后,使学生产生了对文中人物描写的深入思考和深层理解,从而更加痛恨把人变成鬼的万恶的旧社会。也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的内容的印象,将它逐渐转化为自己的知识。

3 启发性语言艺术之三在于巧妙地联系

利用知识的相关性,巧妙地联系,可以使学生对知识进行更加全面地了解和掌握。

例如学习《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时,就可以联系《水浒传》中关于鲁智深的其他章节来讲,以便全面了解人物的性格特征。还可以激发学生课外去阅读《水浒传》的兴趣。《大闹五台山》、《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等故事会使学生对人物有更深刻的印象,更全面的了解。这样的联系可以使学生由点到面地掌握知识,对问题的看法更全面。

4 启发性语言艺术之四在于巧设情境

每一堂高效率的语文课可以说都有一种独特的情境。教师用或者生动形象的语言,或者亲切感人的语言,或者幽默风趣的语言,或者意趣横生的语言,描述与教学内容紧密相关的人物,或者事件,或者景物,创设一定的情境,使学生走进课文,进入角色,就能唤起学生的情感体验,启迪学生的心智之门。使之产生强烈的共鸣。这样就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探索兴趣,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例如在教学《皇帝的新装》时为了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课文中的人物,找出有关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心理的描写,进行模仿演说,设置一种逼真的情境,调动学生的兴趣,引发学生的共鸣。

5 启发性语言艺术之四在于巧妙地煽情

巧妙地煽情,以真情感动学生。

篇11

关键词:贾平凹 《秦腔》 语言艺术 失落家园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小说的成功显示了贾平凹在艺术追求和精神诉求再一次向故乡家园的回归。

贾平凹曾在多种场合声称自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20世纪70年代末初涉文坛的贾平凹带着浓厚的乡恋情结,创造了田园牧歌式的商州乡土文学。90年代,贾平凹小说创作有了显著变化,由乡村创作转向城市书写、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废都》、《白夜》等作品中都透射出作者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可见,贾平凹虽在城市生活多年,俨然已是一个城里人,但他却从未脱胎换骨,骨子里还是一个“乡下人”,他极力嘲讽虚伪、不学无术、惺惺作态的城里现代文明人,热情讴歌自己的故乡和故乡的人。小说《秦腔》开头借乐师口说:“很多城里人,当官的、当教授的,其实都是农民,而有些农民其实都是些艺术家。”在城市里,作家只有困惑、迷茫、痛苦,鲜有快乐。1997年贾平凹回到了阔别已久、朝思暮想的故乡。经历了情感的困惑与悲虑后,作家在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灵栖息地,最终他的“乡土情结”和“乡下人意识”再一次把他的目光吸引到生他养他的故乡,使他寻觅到了丢失已久的精神家园。满载着对故乡的无限眷恋,怀着一颗感恩和敬畏的心,他开始了《秦腔》的构思和创作:

“商州是生我养我的故土,是我写作的根据地。我强烈地冲动着要为故乡写些什么,我决心以一本新书为故乡竖起一块碑子。”

《秦腔》在艺术手法上,大胆舍弃了“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典型化”叙述方式,采用了原生态的表现手法。贾平凹用原生、拙朴、粗俗作底色,把农民作为生活的受难者和精神的受难者的真实生存状态呈现给了读者,并发掘出其中人生的、社会的、民俗的意蕴和生活的、心理的情趣。乡人、乡情、乡音、乡土的秦腔艺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乡村社会原生态,寄托了作家长久以来魂牵梦绕的理想中的“故土”的深沉怀念,以及对带着传统农耕文化烙印的秦腔的赤诚热爱。

贾平凹在谈到《秦腔》的创作时说:

“农村的文化形态就表现在日常琐碎生活之中,表现在那些看似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里。以往许多写农村的作品,写得太干净,像是把树拔起来,根须上的土都在水里涮净了。”

正是立足于这样的审美观念,贾平凹在语言艺术上开始逐渐摆脱他后来十分憎恶的学生腔而注意自己的语言艺术。这种对语言艺术的锻造使他认识到了方言的价值,使读者能看到乡情民俗,听到乡音土语。在《秦腔》中,贾平凹大量吸收了一些方言词语,并且改造了一些方言,使作品散发出迷人的色彩。这些词语看似粗鄙,但却沉淀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生动传神,意味深长。如:

①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

②几天不听秦腔,心里空空的,耳里口里都觉得寡。

③来时我还怕你老封个脸。

④梅花说:“停电了,电又停了!”立时黑暗中一片寂静,大家都在原地不敢动,梅花在划火柴,在找煤油灯,喊:“翠翠,把厦屋墙窝子里的煤油灯拿来。”

例①中的“泼烦”,意思是繁琐,例②中的“寡”,意思是很淡,例③中的“封”意思是“板着脸”。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土语在具体的语言环境里效果很奇特,韵味一下子就出来了。例④中的“厦屋”是关中和商洛的一种特有的民居。这种房屋通常建在正房之后,整个院落中心地带一侧,靠院墙建立。院墙是用土打出来的。厦屋的特点是“一面流水,没有屋脊。”这就是所谓的“陕西怪”之一的“房子半边盖。”这种房屋是关中人独特的生活景观。民居的发展变化,反映出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与民俗风情。随着生活的日趋现代化,这些词汇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也将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视野。这些日常生活词汇与民俗事项的日渐消失,意味着一种日常生活方式、一个时代的过去,同时也是一种审美情趣和集体心理的消失。贾平凹在小说中对行将逝去的日常生活词语的呈现,使其小说整体上显示出一种悲凉的怀旧的温情和强烈的失落感。他在进行着复活日常语言中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民俗词汇的努力,体现了其独特的民间文化价值立场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审美体验和情感评价。这些看似挺土的语言词汇,经过作者的锻造,取得了意想不到的修辞效果,给读者以全新的审美享受,而且也实践了作者原生态地、不加雕琢地把一群乡民泼烦的日子纤毫毕现、一丝不掉地呈现给读者看的艺术追求。贾平凹这种力求完整保留乡土原汁原味的自然主义写作态度,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使命感。随着城市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故乡的风俗、故乡的语言、故乡的情感必将发生重大改变甚至消亡。作家无法挽留现实,但却可以忠实地记录历史。

《秦腔》的另一语言艺术特征是作家有意识地将时间艺术、抒情艺术的音乐融进符号艺术、叙事艺术的小说之中,使之成为小说艺术极有活力的表现手段。音乐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语言,可以直接在人物性格、心理刻画、环境描写中表现出来,以秦腔曲牌之丰富,要选择来表现人物的各类性格、各种心情,简直游刃有余。在《秦腔》中,秦腔音乐和锣鼓节奏可以用来渲染人物的心理活动,用来营造气氛,用来表达书面文字难以表达的言外之意。贾平凹对声音一直是比较偏爱的,他在作品中对声音效果的追求近乎苛刻,他认为作品“首先要在语言上合我的意,我总是不厌其烦地挑字眼、修辞,甚至还推敲语感的节奏。喜欢念给人听,念的过程中,立即能感觉出什么地方的节奏、语气有毛病,然后再做局部调整。”贾平凹不仅认识到声音与意义的关系,而且将这种关系上升到有意蕴,上升到有意味的形式,上升到情感与创作者的全部生命体验之中,使语言适合自己的生命状态,契合自己的感受。因此,可以说贾平凹的语言相当风格化,首先是这种不可重复的生命感受与语言的内在声音结构形成的格式化。其次,作品中对秦腔曲牌的反复运用,也是一种大胆的艺术尝试,它使作品在阅读上有了一种立体的效果,对烘托人物命运和生活气氛起到了悲壮的作用。贾平凹写过散文《秦腔》一文,他对秦腔作为一个地方古老的剧种对人的情感作用、性格熏陶、民情民俗的情感等有深入的研究,对秦腔艺术理解很深,所以能够非常准确地以秦腔作为乡土文化消解的观察点,这对小说的粗犷的风格的形成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另外,《秦腔》还采用了象征手法,从而增加了小说的审美内涵和审美意象的复杂性。秦腔是《秦腔》的魂脉,它是秦川大地天籁、地籁、人籁的共鸣,是作为小说艺术存在的重要标志。秦腔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艺术,还象征着传统的道德、风土人情。秦腔由兴而衰,是当今社会深刻变化的结果。秦腔是乡土生活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艺术形式,秦腔与乡土人情、乡土审美难以割舍分离,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浪潮冲击下,秦腔走向了衰败和没落,它与古老乡村文明一样,难逃被抛弃的命运。这里虽然有崇高和悲壮的意味,但也流露出现代化过程中的孤独、尴尬和无奈。秦腔是小说的主旋律,作者通过象征的手法,将秦腔艺术与个人的命运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秦腔》中的夏天智是传统艺术的守护神,是乡土文化之魂,是乡土道德的忠实信守者和最后传人。他酷爱秦腔,义务地宣传秦腔,秦腔是他一生离不开的生命音符,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正是对秦腔的这份挚爱,才造就了他的悲剧人生。坚守传统道德观念,在清风街享有美誉,有面子的他怎么也接受不了自己的儿子与儿媳离婚。离婚,这个在儿子看来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却使夏天智感到面子全无,从此精神一蹶不振,最终带着遗憾、愤怒和羞愧离开了人世。夏天智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守护者,他的死象征着他所代表的乡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瓦解。

《秦腔》中的女主人公白雪是秦腔艺术的精灵,秦腔文化是白雪的魂魄。白雪用秦腔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并把自己的一生都托付给了秦腔,她是秦腔艺术最忠实的捍卫者。然而,白雪的结局是不幸的,她所在的单位秦腔剧团解散了,她也下岗了,最终沦落到只为丧事而歌的地步,后又惨遭丈夫遗弃,更加不幸的是她生下来的女儿是个怪胎没有屁股眼。这样作为天使化身的白雪,她前面的道路似乎将会变得更加艰难了。作为一个单身母亲,她的身心劳累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到的。虽然我们主张艺术取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提炼和加工,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但是,我们还是不由自主地将《秦腔》中的白雪和现实生活中的贾平凹前妻韩俊芳联系在一起,并且惊奇地发现二人竟然是如此的神合。贾平凹的前妻韩俊芳温柔美丽、贤淑大方,原是陕西省丹凤县秦腔剧团的花旦,贾平凹在前期“商州系列”作品中一直把她当作天使的化身,大加礼赞。后来两人因为矛盾,离了婚,女儿和妻子一起生活。当他再次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棣花街时,睹物思人,怎能不想起自己曾经朝夕相处、青梅竹马的妻子。贾平凹是一个重感情、善怀旧、多愁善感的人,因此与其说他是对白雪未来的深深忧虑,毋宁说是对自己前妻前途命运的叹惋、担忧和默默地关注。因此,秦腔和白雪不仅仅是一种古老的曲艺形式和艺术的精灵,他们还是天地之间的灵物,是秦川大地上人们艺术与生活智慧的结晶,他们象征着故乡的精神家园。秦腔的衰败、白雪的悲剧象征着贾平凹苦苦寻觅的精神家园的失落,那种带有原始的、纯朴的人际关系的故土的消失,让作家感觉到了极大的失望、苦闷、迷惘和焦虑。

《秦腔》中的张引生是作者用心刻画的一个极具神秘色彩和奇异功能的人物。他在清风街是一个爱情的失败者,生活的失败者,又是一个生理功能残缺者和预言家。他对清风街各种人物了如指掌,体现着传统乡土文化社区中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和彼此不设防。作家借助于这个人物,把传统的客观叙述无法表达的思想和感情传达给读者。张引生是孤独者,又是清醒者,他对美和品位有自己的追求,并且暗恋着清风街上公认的天仙一般美丽的秦腔花旦白雪,但是因为得不到白雪而自残。他的灵异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为作品带来了叙事的空灵和解密的功用,同时也迎合了中国读者对神秘文本的阅读期待。

贾平凹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他的“乡下人”意识使他无法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使他对城市文明带有极大的偏见和排斥,于是他很想到故乡商州寻找心灵的慰籍。然而,故乡的山还是那山,故乡的水还是那水,可是故乡的人却已经变得让他不认识了。贾平凹作为农村出来的知识分子,故乡已然是最熟悉的陌生体。因为熟悉才会有疏离,因为陌生又有了审美的距离。也许故乡毕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所以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又由于各种原因,故乡已经不再是记忆中的故乡了,所以也就有了审美距离。《秦腔》是怀旧的、哀婉的表白,是一种无奈的挽歌。它是贾平凹对行将逝去的故乡的纪念碑,也是他漫长的精神旅途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他一贯视为精神家园的乡土的失去。从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意欲告别、忘却故乡的心态以及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状态深深地忧虑和迷惘。

注: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号:07JK158)。

参考文献:

[1] 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2] 贾平凹:《秦腔》(后记),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3] 肖云儒:《〈秦腔〉贾平凹的新变》,《小说评论》,2005年第4期。

[4] 贾平凹:《我给故乡写了一本新书》,《光明日报》,2004年12月31日。

[5] 李时薇、王家平:《〈秦腔〉的方言与关中文化风俗研究》,《当代视野》,2009年第4期。

篇12

现在的中职学生是被所谓的应试教育淘汰出局了的人,其厌学心理无以言表,怎样教会他们如何“读”好课文已然成了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读”是进入课文的大前提,不“读”或厌“读”,教师在课堂上把课文讲析得再生动也等于零。学生“读”好了,由此有了兴趣,有了主动的介入心理就有了活跃的课堂气氛,也就有了师生与课文之间的互动,如此才会产生如古人所说的“读书百遍,其意自见”的最佳的课堂教学效果来。

“读”既是语文教育的学科特点又是其发展规律。只有“读书破万卷,下笔才有神”!“读”出文的思想,“读出”文中的情感,在“读”中学习遣词造句,布局谋篇,如此学生才会他今后的职场中进行完整的表达与交流。

显然现在的中职学生的阅读能力急需提高。

一、培养学生的自读能力

(一)在默读中扫清语言障碍:所谓语言障碍就是把自己不认识的生字生词,运用字典词典在默读中逐一扫除。这一过程很关键,是学生自我进入课文并获取课文语言情绪,思想情绪和感情情绪的关键。通过默读,亲手解决生字生词,印象深刻不容易淡忘;通过默读圈点文中“疑难”而生发出最初的思考;通过默读将学生自己的生活“经验”抑或人生“体验”与课文叠加成联想的画面。

中国语言文字多音多义且结构复杂,在默读中辨析音,形,义,是学生阅读的第一关。

默读是引领学生自我进入课文的首要元素!

(二)在朗读中将自己与课文亲近:朗读“是把文字转化为有声语言的一种创造性活动,是一种出声的阅读方式,它是完成课堂教学任务的一项重要基本功,就语文教学而言,朗读是最要的。朗读是阅读的起点,是理解课文的重要手段。”教师除了在课堂上教会并分解关于“字,词,句”的朗读技术外,还必须在语调,重音,语气等方面传授方法与基本技巧。默读是朗读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学生的朗读是对课文已有初步了解或理解,已有了自己与课文的某种默契,因此学生在高声的朗读中获得情绪情感的升华,获得语言的张力,也获得与课文中的人与事与情节和细节的心灵沟通。

叶圣陶先生说“语文学科,不该只用心与眼来学习,在心与眼外,加上口耳才好。吟诵就是心,眼,口并用的学习方法。所以语文课要让学生学会朗读,用心吟诵,让自己的心与文心共鸣。朗读是形成学生良好语感的首要途径。

二、能否激活课堂在于教师的范读

以上已浅析了学生由默读进而到朗读的过程需要,但它是原始的,是粗超的,是因人而异的。在课堂上如果学生是原始森林,那么老师就是林中百灵鸟,老师的范读是整个课堂的灵魂,是大海里的舵手,是学生仰视的高度。

(一)散文类:无论是抒情散文还是叙事散文抑或是议论类散文,其语言的总体特征是美——悲的美,喜的美;假设的美,祈使的美以及音乐的美。总之散文所具有的美凝聚为一句话,那就是联想与想象的大美!

教师在示范和课堂导语时,首先要先入为主地将学生的情绪以及注意力导入于课文,在范读中,情感要真挚充沛饱满,除注意句子的抑扬顿挫外还应注意语调和重音。读出文中语境读出文章之外的意境是一个语文教师的水平。因你的范读,课堂有了凝固而神圣的气氛,由此学生听而喜之惊之,他们既感觉到语言的温情又感觉到语言的激昂,从而更能使学生切入课文的内容理解其文章的主题思想。

(二)小说类:不论是当代的,现代的抑或是古典的,其人物是首要的,而人物的个性是通过人物语言来表现的。文中的背景,环境以及矛盾冲突等等都是通过语言艺术来表达的。笔者个人认为范读小说的难度远胜过其它文体。小说是语言艺术的最高艺术,通过教师的范读引领学生身临其境,感受人物的栩栩如生。教师在范读小说的过程中要通过有声再现人物故事,要通过有声凸显人物的语言个性,在范读中牵引学生对人物“描写”产生极大的兴趣。

总之,教师的有效范读有助于提升学生对课文中情节和细节地把握。也有助于营造课堂气氛。

总之,教师的范读是对课文内容课文主题以及教学课文中的难点与重点的声音分解!

(三)诗歌类:无论是现代诗歌还古体诗歌,其总体特征是情——激昂慷慨之情,凄婉哀伤,之情,反之则是温柔婉约甜美之情。情生意,意在情中而成情境,意境。教师在范读中要通过有声艺术再配以恰如其分的肢体语言将诗歌的本质——音乐美,韵律美,象征美活脱脱呈现在学生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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