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情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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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浅析全球价值链的发展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是最近十几年来的结果，随着跨国公司的不断涌现，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和经济体加入到全球生产中来，这就使得整个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有了一个较为宽阔的发展基础，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增长。当然，对于价值链更为简单的理解是，由于产品的生产与服务在目前来看无法通过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能够完成，或者说单纯依靠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进行完成往往成本过于昂贵，因此，全球价值就产生了。目前来看，全球价值链是一个大趋势，整个发展的过程也是符合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同时随着国际运输成本和通讯技术成本等不断的降低，必然会促使跨国公司的大量设立，这将极大的提升整个价值链的全球化特征。当然，全球化的价值链对于国家贸易来说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对于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也对于传统思维下的国家贸易政策制定提出了重大的挑战。正是由于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来控制国外的企业生产，这将极大的改变原有的贸易生产的方式，因此将会极大的改变传统国际贸易的统计方式，为了更加有效合理的衡量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贸易额度，需要摒弃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采用更加合理的国际贸易统计方式。这将有利于各国贸易政策的制定，促进各国贸易的健康发展。

二、传统国际贸易统计的缺陷

传统的国际贸易衡量的原则是采用属地归属的方式，也就是说按照整个产品和服务的原始产地来衡量贸易的额度，这种方式在全球价值链产生之间是具有极大的优势的，其可以准确的衡量一个地区或者一个经济体的国际贸易情况。但是，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传统的贸易衡量方式的弊端也不断的出现，使得贸易衡量的需求性越来越得不到满足，对于国际贸易的衡量误差也越来越大。由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统计方式只是简单的衡量贸易的出口国和贸易的进口国之间价值的增加情况，而无法衡量这些产品和服务在之后的继续加工所需要的原料和增加的价值，随着国际贸易越来越频繁，使得这种国际贸易的统计方式难以更加准确的衡量整个全球价值链下的国家贸易额度。

三、全球价值链下的新型国际贸易统计方式

正是由于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形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张采用新型的国际贸易统计方式，因此，国际贸易委员会也提出了要采用任务型的统计方式，传统的统计方式已经不能够很好的适应当今国际贸易的大环境，需要进行必要的贸易统计方式革新。因此，国际贸易委员会采用增加值的贸易统计方式，也就是通过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净增加来衡量整个贸易过程中的增长问题，这种方式虽然会有重复记录的问题，但是，就整个计算的过程来说符合当前全球化的特征。这种方式的基本操作公式是采用出口国出口产品的成品价值减去国内生产的成本同时也要减去相应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所付出的成本，这种衡量方式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方式是极为相近的。总之，这种衡量方式可以有效的避免同一种产值的重复计量多次，同时也能够有效的区分不同国家和地区产值的实际增加，从而能够更加真实的反映不同地区和国家经济的增长。

四、总结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深，国际贸易的往来也越来越紧密，因此，为了更好的衡量国际贸易额度，需要采用全新的国际贸易衡量方式，这样才能够有效的衡量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经济的增加值，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总之，将有利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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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是指资本、信息、技术、劳动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配置、重组的过程，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使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相互融合、相互依赖、相互竞争和制约的趋势。在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21世纪，在全球化影响下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战将不可避免。因此，应及时把握迈向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调整其经济发展战略，采取符合国情的应对措施，促进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其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

(一)发展中国家进出口增速快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自身的经济增长水平

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曾急剧下降，商品出口额的年均增长率不到2％。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加深，进出口增速明显加快，一是自身的出口增速高于进口增速，二是其进出口增速均高于世界贸易的平均扩张速度，在世界货物贸易中所占份额明显提高。

(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良莠不齐，发展情况很不平衡

由于发展中国家不是一个均质的群体，不仅国家或地区的数目众多，而且在人口密度、自然资源状况、工业发展水平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方面参差不齐，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造成各地区贸易发展状况很不平衡，少数国家占据了本地区对外贸易的绝大比例。

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在提高，但最不发达国家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却从50年代的3％下降到80年代初的约0.5％。

(三)发展中国家出口构成的变化成为支持贸易增长的主要因素

贸易结构状况是影响贸易增长的重要因素。许多研究所表明，发展中国家不同群体的贸易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贸易结构，即它们的出口主要是制成品，还是初级产品和食品。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出口状况有所改善，这主要归因于制成品贸易的增长，如高科技产品及低技能密集型产品，出口收入的80％来自制成品，其制成品出口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中的份额上升，

(四)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发展滞后

服务业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部分。与货物贸易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就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服务贸易结构的变化与世界服务贸易结构的变化基本一致，但总体看，其服务贸易主要依靠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业，而具备广阔前景的新兴服务贸易主要被发达国家占据。

二、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带来的机遇

发展中国家利用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使贸易投资自由化。获得过去难以得到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资本、市场、资源和其他有利条件，实现经济“赶超梦想”。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分工大发展、产业大转移、资本大流动和技术大外溢，对于弥补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缺口，实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整个经济起飞都是非常有利的。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吸引外资的条件和机会，吸引外资规模的扩大无疑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短缺问题。通过吸引外商投资，营造开放的竞争环境，国内企业在学习和借鉴中增强了竞争实力。同时，通过开展跨国经营，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展壮大。

第二，经济全球化带动了世界范围内经济与技术开发区以及保税区和自由贸易区等多种形式自由经济区的发展。各类经济区达230多个，遍及世界70多个国家，且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不仅成为吸引外资的“载体”，而且对解决这些国家的就业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经济全球化使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深化。步伐加大。既要继续引进发达国家技术比较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增加国内就业，扩大出口，完成工业化进程：又要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会，加大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学习，发展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特别要在某些关键环节上占据优势地位，抢占未来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加速国内现代化进程。

第四，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逐渐增强。跨国公司是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也是跨国投资的主要载体。但发展中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很少。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有些跨国公司发展甚为迅速，已从贸易活动深入到国际生产领域和高科技领域，并开始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向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提出了挑战。

(二)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带来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柄“双刃剑”，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除了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边缘化”地位。他们面临的更多的是挑战和风险。

第一，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随着全球贸易和全球生产体系的迅速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及其资本的不断扩张，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冲击。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不断增大。

第二，经济全球化下的金融全球化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冲击。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体制不完善和金融监管能力不强的情况下盲目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放松金融管制，削弱了政府宏观金融调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凸现，对其金融市场造成不小的冲击。

第三，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时，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他们要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却被发达国家指责为破坏环境的对象。实际上，发达国家已经超越了工业化发展阶段，应对已形成的环境污染结果负责。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以及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三、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政策选择

在充分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之后，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重要的问题是：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各国又该如何做出自己的战略选择。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作为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相应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快国内制度的改革和建设，提升国际分工地位，优化产业和贸易结构

无论是在经济全球化中逐利，还是为最终推动整体经济发展，制度改革都是必要的。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制度变革的方向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法律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等。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整体处于劣势，故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安排，显然不适合处于变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内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概念不仅由企业竞争力体现，而且涉及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是需要动员各个领域的力量才能完成的行为，必须有政府有关部门的组织和配合。政府必须从宏观上对如何发挥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进行研究。制定政策，并加以规划和指导。

(二)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积极培育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也是国际竞争重要的组织形式。所以，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迫切任务之一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引导和扶持有竞争力的企业组建大型跨国公司。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开展竞争。通过培育和壮大本国的跨国公司，以全世界为市场来安排投资、开发、生产、销售，并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以获取全球化的最大利益。经过跨国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行为，把对国内市场的消极保护转变为对全球市场的积极参与，并据此分享经济全球化中国际分工专业化、精细化所带来的利益。

(三)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走科技创新之路，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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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9年世界贸易走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全球需求因素

与上世纪90年代东亚金融危机不同，这次危机不只是一个同家或一个地区经济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需求都在下降。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当前的贸易大幅下滑主要是全球需求的萎缩造成的。然而，从当前情况看，全球经济仍然处于收缩阶段，据同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将下降1.3％，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也分别预测将下降1.7％和2.7％。南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经济也持续下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日本、美国和欧元区今年经济将分别下滑6.2％、2.8％和4.2％。另外，实体经济增长也缺乏后劲。据世贸组织统计，2008年全球投资额下降了13％，2009年1--3月的投资总额与2008年相比也已下降了19％。因此，实体经济增长由于严重缺乏后劲也会导致贸易滑坡。总的来看，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大幅下滑短期内难以恢复，所以，2009年全球贸易从全球需求方面回暖的机会不大。

(二)贸易融资因素

除全球需求之外，贸易融资显然也是影响贸易的重要因素。即在有需求的情况下，由于融资困难也会抑制贸易恢复。据估计，目前国际贸易大约有70％都是通过贸易融资进行的，因此，贸易融资将直接影响世界贸易的变化。当前由于金融危机流动性短缺导致跨国公司母公司资金回流、对外投资减少和银行谨慎等因素使各国贸易商融资困难，贸易量大幅下滑。世贸组织预计，当前全球贸易融资缺口为1000亿美元，与4个月前相比，全球贸易融资短缺额增加了3倍；而世界银行则更悲观地预测2009年发展中国家对外部融资的需求预计会增加到1.3万亿美元，鉴于资本流量减少，将导致2700--7000亿美元的融资缺口。尽管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相继启动贸易融资计划，但考虑到这些计划实施需要的时间、融资规模和融资方式等因素，融资困难短期内难以解决。所以，2009年贸易融资困难仍将是制约全球贸易复苏的重要因素。

(三)贸易保护因素

即使产品有需求并且可以获得贸易融资，贸易仍然有可能受到保护主义阻碍。据世界银行统计，尽管去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宣称反对保护主义，但自那时起，该集团中有17个国家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保护主义措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各国推出或拟推出的保护主义措施大约有78项，其中47项已付诸实施。这还不包括许多已经反映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的事件。比如，去年下半年各国提起的反倾销措施快速增加，去年全球反倾销调查发起数量较前年增加了15％；最终被认定为倾销并课以惩罚性关税的案件数增加了22％。其他还包括各国出台的倾向于拯救本国企业的金融和行业救援措施、限制雇用外国劳工的措施等。虽然许多措施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可能较小，但对特定出口商来说，这些措施意味着市场的封闭。可见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将进一步加剧了贸易的萎缩，延长经济衰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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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压力，“保增长”是现阶段各项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国际市场需求疲软的情况下，为了能够使“保增长”的目标落到实处，理所当然要将“扩内需”摆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然而，“扩内需”并非意味着就可以忽视对外贸易在“保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在“扩内需”的同时，如果也能够尽可能发挥对外贸易的积极作用，可供选择的手段增加了，“保增长”的把握性自然也会增大，“扩内需”过程因此也会相对轻松一些。

总体来看，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有所放慢。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幅度连续6年都超过了两成，但200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幅度却只有17.8%，其中，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增长幅度分别为17.2%和18.5%，增长速度比前几年明显放慢。

现阶段进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虽然放慢，但2008年的全年统计只不过是由“显著”增长变为“温和”增长。可是，如果像证券分析师那样也做一张《分时走势图》，则不难看出，2008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增长基本上可以用“高开低走”这个股评术语加以概括。2008年10月以前，进出口贸易增长或快或慢，但基本上能够保持增长势头。据海关统计，2008年前10个月，出口和进口分别累计增长21.9%和27.6%。可在10月之后，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形势却可以用“晚节不保”来形容。据统计，2008年11月全国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2%和17.9%，特别是出口贸易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了月度负增长。更有甚者，进出口贸易的月度负增长并非“间歇”性，而是渐成趋势。2008年12月，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又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8%和21.3%。

贸易顺差的“贫困化”扩张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越来越大。即使对外贸易规模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有所萎缩，贸易顺差扩大的势头也依然得以持续。由于进口贸易的下降幅度要超过出口贸易的下降幅度，2008年11月贸易顺差达到400.9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最大的一个月，而12月贸易顺差也达到了389.8亿美元的历史次高点。再看一看整个2008年，全年贸易顺差达到2954.6亿美元。

一般来讲，许多人都会认为出口越多，经济增长受到对外贸易的拉动也就越大；而进口越多，经济增长受到对外贸易的拖累也就越大。近期，由于贸易顺差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进一步强化。

可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之下，尽管贸易顺差还在扩大，开展进出口业务的难度却在加大，许多企业苦不堪言。当下，眼看着一些出口企业停工甚至关闭，眼看着出口企业的打工仔、打工妹甚至白领们丢掉饭碗，又有何理由为贸易顺差的增加而自我欣慰？仅从量的角度看，顺差加大应当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然而，若从质的角度来看，净出口规模的大小并不一定等同于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由此，笔者开始思考这样一个命题:小贸易的大顺差不足为喜，其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一定比得上大贸易下的小顺差，甚至有可能还不如大贸易下出现的适度逆差。2008年11月贸易顺差创新高就能印证这一命题。否则，中央也就没有必要在当前形势下特别强调要靠“扩内需”来保增长了。

就对外贸易而言，净出口因素固然可以对经济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净出口因素绝非影响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事实上，对外贸易也会出现贫困化增长的情况，而这种情况本身就是对上述净出口因素起“推动作用”的唯一性提出挑战。按发展经济学的概念，贫困化增长是指贸易条件严重恶化导致社会福利下降程度大于社会福利改善程度，最终会出现越增长越贫穷。在贫困化增长的条件下，出口越多，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弱。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现阶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出现萎缩，贫困化增长的先决条件不复存在。在进出口贸易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随着贸易顺差的增加，对外贸易或许不会出现传统意义上的贫困化增长，但“贫困化”的特征却依然存在，索性将这种情况称之为贸易顺差的“贫困化扩张”，又何妨？

的确，从宏观角度来看，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应当体现在净出口方面。可是，如果将微观层面也纳入观察视野，仅从净出口角度来看待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未免有些狭隘。单独来看，无论是出口贸易还是进口贸易，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拉动作用，只不过这种拉动作用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宏观层面，而是通过微观层面间接作用于宏观层面。

虽然具有某种程度的重商主义色彩，但对不同国家来说，通过追求对外贸易的顺差来推动经济增长或许具有可行性，动机也无可厚非。可是，就整个世界贸易体系而言，各国对贸易顺差的追求恰似一场“零合游戏”：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顺差必然要以另外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逆差为前提。不难看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贸易之所以能够取得长足发展，关键在于对外贸易能够产生福利的“正合效应”，而非“零合效应”或者“负合游戏”。否则，比较利益学说、要素禀赋论、规模经济理论等国际贸易理论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保增长”绝非单靠贸易顺差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资源的全球配置力度不断强化，过分追求贸易顺差不仅无助于整个世界贸易的发展，而且也未必就对各国的经济增长有利。事实上，在当今世界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的富国并不少见，而存在巨额贸易顺差的穷国也屡见不鲜。

不难看出，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能仅仅靠贸易顺差的大小来加以简单评价。现实状况表明，近期的贸易顺差加大颇具“贫困化”特征。

首先，在当前进出口贸易规模均出现萎缩的状况下，月度和年度贸易顺差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说明这一顺差本身就存在质量上的隐患。在出口保持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贡献度的情况下，随着出口贸易出现萎缩、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受到压制，不仅会导致出口企业的生存空间收窄，开工率下降，赢利减少，也会对就业和税收等方面造成压力。与此同时，随着进口贸易规模出现大面积萎缩，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机会也相应减少，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有效借助“外力”，很难更多利用各种外部资源来弥补内在资源的“瓶颈”约束。

其次，在当今国际市场上，竞争与合作都要立足于一个为相关各国所接受的共同平台。一般来说，在这个平台之上，一个国家的顺差大一些就有可能对经济产生的拉动作用强一些；而顺差小一些就有可能对经济产生的牵制作用强一些。可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个平台已经不再稳固，净出口规模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如何的确很难说。将进出口贸易结合起来看，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在2008年11月出现双向萎缩，对中国经济而言尤为不同寻常。在当代国际分工的基本格局之下，中国处在国际产业链条的中间位置。因此，长期以来，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现在遇到全球金融危机，国际产业链条上自然也会出现相当多的断裂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加工贸易受到的损害最大。由于加工贸易具有大进大出的特征，加工贸易的下滑还有可能会导致进出口贸易规模出现双向萎缩。

再次，近期贸易顺差的迭创新高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价格变化因素。面对着全球金融危机，国际市场上的反应并非完全都具有对称性。总体来看，初级产品价格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最为立竿见影。相反，工业制成品价格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是逐步显现的，需要一个过程。现阶段，初级产品在中国进口贸易中所占比例相对要高一些，而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贸易中所占比例却相当大。因此，目前中国进口萎缩速度要快于出口萎缩速度，贸易顺差规模也就越来越大。现阶段中国对外贸易的巨大顺差规模很难保得住，甚至有可能转为逆差。即使贸易顺差能够进一步扩张，也很难摆脱“贫困化扩张”之嫌。

总之，无论是出口规模下降，还是进口规模下降，对经济增长来说不一定都是利好因素，而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整体萎缩对经济增长来说则进一步构成了利空因素。因此,我们应该对当前对外贸易顺差创历史最高纪录时刻保持警惕。

表面上看，贸易顺差的扩大与否关乎“保增长”的大局，而具体的进出口业务只不过关系到相关企业的“小算盘”。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对出口企业来说，只要做好每一笔进出口业务，都有利于“保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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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钢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随着全球钢铁产量的迅猛增长，国际钢铁贸易规模也随之扩大。过去五年，全球钢铁贸易额由1999年的1260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3180亿美元，增长了152.4％。该期间除2001年全球钢铁贸易量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都出现较快增长。如表1所示：

2005年全球钢铁贸易额达318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8.0%。过去三年，全球钢铁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30.8％，远远高于同期国际钢铁生产增长率,以及世界经济的增产率。与此同时，钢铁贸易占世界商品贸易和世界制造业贸易的份额也随之增长。1999年～2002年，全球钢铁贸易占世界商品贸易和世界制造业贸易份额约为2.3%和3.0%，2005年该数字分别增长到3.1%和4.3%。图1给出了2000年与2005年世界主要产品贸易结构的比较情况。其中，钢铁、化工、燃料矿物等三类产品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有所上升，分别从2000年占世界商品贸易的2.3％、9.3％、13.7％提高到2005年的3.1％、10.9％、17.2％。而其余七类产品的贸易份额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由此可见，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份额，世界钢铁贸易的增长都保持在相对可观的水平。随着全球经济回暖，以及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世界市场对钢铁产品的需求会进一步加大，国际钢铁贸易在短期内还会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二、国际钢铁贸易发展不平衡

尽管国际钢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各国钢铁产业在“质”和“量”上的发展却较不平衡。

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钢铁贸易“质”的不平衡

尽管发展中国家在钢铁生产规模上迅猛扩张，但普遍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以中国为例，2005年中国生产粗钢3.55亿吨，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但钢铁产业粗放经营的弊端并未改善，2005年钢铁全行业企业多达6686家，企业规模小且分散，其中消耗高、污染严重、工艺装备落后的产能占总产能的30％左右，粗钢产量最大的4家企业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仅为18.52％，远远低于日本和欧盟（75％和72％）的水平，也低于美国（61％），根本无法发挥钢铁行业所特有的规模经济效应。从产品结构来看，我国在螺纹钢、线材、中厚板等多达15个低附加值钢铁品种的生产上供大于求，而在冷轧薄板、镀层板、不锈钢板、电工钢铁等高附加值的钢铁品种上依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反观欧美等钢铁大国，虽然国内市场已趋近饱和，局部甚至出现萎缩迹象，但依然能凭借技术和管理优势保持在国际钢铁贸易中的顺差地位，表2列出了主要钢铁生产国钢铁产品出口情况。从表中不难看出，除中国以外，上述各国高附加值钢铁出口产品的比重都远远超过初级产品出口比重，韩国高附加值钢铁产品出口几乎是初级产品出口量的25倍，德国、美国，以及意大利等国初级钢铁产品的出口比重都保持在个位数的水平上，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重却接近或者超过50％。特别是日本和美国，高附加值钢铁产品几乎占到全部钢铁出口比重的60％，远远高于我国的13.4％。短期来看，发达国家在生产成本、技术、管理，以及人才储备等方面处于竞争优势，其国际钢铁市场的主导地位难以撼动。、

2.地区和国家之间钢铁贸易发展“量”的不平衡

2004年全球钢铁贸易量达266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47.0%。但从国际钢铁贸易区域分布来看，各地区之间发展较不平衡。欧洲、亚洲、北美洲分别占据世界钢铁进出口的前三位。如图2所示：2004年上述三个地区分别占世界钢铁进口的85.7％和出口的80.1％，而其他四个地区钢铁贸易额不到世界钢铁贸易总额的20％。从钢铁贸易差额来看，钢铁贸易出现顺差的地区分别为欧洲、南美洲，以及独联体地区，逆差地区有北美洲、亚洲、非洲以及中东地区。其中独联体和北美洲分别为全球最大的钢铁净出口和净进口地区。从国别构成上看，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韩国、乌克兰、美国、中国台湾、巴西及土耳其分别占据全球钢铁十大出口国（地区）地位，共计出口钢铁2255.3亿美元，占2004年世界钢铁出口额84.8%。欧盟、美国、中国、韩国、中国台湾、加拿大、泰国、日本、土耳其及墨西哥分别为全球十大钢铁进口国，共计进口钢铁2158.7亿美元，占全年世界钢铁进口额的76.1%。根据以上统计发现，各地区贸易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严重，主要国家和地区占据世界钢铁贸易的绝大部分份额。

图22004年各地区占世界钢铁进出口的份额

3.国际钢铁巨头的市场垄断进一步加剧

进入2000年以后，国际钢铁巨头纷纷掀起并购狂潮，世界钢铁生产逐步向“航母型”跨国钢铁企业集中，以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企业MittalSteel公司为例。通过收购美国国际钢铁集团（ISG），MittalSteel公司超过欧洲的Arcelor公司成为世界第一号钢铁巨头。年钢铁总产量从1997年的1090万吨一跃为2005年的6300万吨。2006年6月，MittalSteel公司又兼并了世界排名第二的Arcelor公司，从而成为世界钢铁行业的“巨无霸”。表3列出了2000年和2005年全球十大钢铁企业排名及产量情况。从表中看出，国际钢铁生产向大型钢铁企业聚集的趋势尤为明显。2005年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企业MittalSteel公司钢铁年产量为6300万吨，是2000年世界排名第一的POSCO公司产量的2倍多，2005年全球最大的5家钢铁企业年钢铁总产量甚至超过了2000年全球十大钢铁企业的总产量。由于钢铁行业规模经济效应明显，长期来看，大型跨国钢铁公司通过兼并重组，生产的集中度会进一步提高，小型钢铁企业在与大型跨国钢铁公司的竞争中，生存空间将越发严峻。

表3全球十大钢铁公司产量情况

三、区域内钢铁贸易占主导地位

相对于区域外钢铁贸易而言，区域内钢铁贸易更为活跃。以2004年为例，欧盟以1311亿美元的钢铁出口额占全球钢铁出口的49.3%。其中欧盟成员国内部钢铁出口达1039亿美元，占欧盟钢铁总出口的79.3%，同时占世界钢铁出口额的39.1%。亚洲2004年钢铁出口额为652亿美元，占世界钢铁出口总额的24.5%，其中亚洲内部钢铁出口465亿美元，占亚洲钢铁出口总额的71.3%，占世界钢铁总出口的17.5%。可见，亚洲和欧盟钢铁出口的2/3流向内部市场。从进口方面来看，2004年，欧盟钢铁进口额为1137.92亿美元，占世界钢铁进口总额的42.8％，其中欧盟内部钢铁进口额高达957.66亿美元，占欧盟钢铁进口总额的84.16％，占同期世界钢铁进口总额的24.73％。由此可见，当前国际钢铁贸易中区域内贸易占主导地位。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区域内贸易壁垒已经大幅度降低，而区域间贸易保护不但未明显消除，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由于钢铁行业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不会轻言放弃，未来区域内钢铁贸易占主导地位的局面还将持续。

四、钢铁贸易保护愈演愈烈

1.钢铁产业是遭受贸易保护的“重灾区”

由于钢铁产业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且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国家都视其为战略性产业进行保护。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官方统计资料，自1999年1月1日至2005年6月30日，在世界各国发起的2743件反倾销案件中有803件出自钢铁行业，占反倾销案件总数的29.3%,位居所有行业之首。同时期，世界各国发起的139件保障措施案件中涉及到钢铁行业的案件就达21件，占到案件总数的15.1%,仅次于化工产业的25件，居所有行业保障措施案发起数量的第二位。再从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看，自1999年1月1日至2005年6月30日，各国实施反倾销措施的1729件反倾销案中，钢铁行业就有572件。占到总数的33.08%，与此同时，在139件保障措施发起案中，实施保障措施的案件68件，其中有10件属于钢铁行业，占总数的14.7%，仅次于化工和食品行业居第三位。以下是1995年～2005年涉及钢铁行业的反倾销案占全行业反倾销案发起和实施比例的统计情况（如表5）：由上表得出，钢铁反倾销案无论占全行业反倾销案的发起比例还是实施比例都相当高。1995-2005年，钢铁反倾销案占全行业反倾销案发起的年平均比例为27.6%，占全行业反倾销案实施的年平均比例为31.86%，在各行业中都是最高的，并且从统计结果中我们发现，钢铁反倾销案一旦发起，比其他行业的反倾销案更容易导致最终反倾销措施的实施。这也说明各国对钢铁行业保护的程度可见一斑。

表4钢铁反倾销案占全行业反倾销比例

注：资料来源于/english/tratop_e/adp_e/adp_e.htm#statistics

2.钢铁产业贸易保护实施情况较不平衡

从钢铁行业主要反倾销国，以及受害国的分布结构上看（如表5）：钢铁行业反倾销诉讼很不平衡。美、欧等发达国家是运用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的大户。无论反倾销案件发起数量还是实施数量，美国、欧盟和加拿大都位于世界前三甲。尤其以美国为最，其钢铁反倾销发起和实施案件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甚至比排在后面的欧盟和加拿大反倾销案件之总数还多。在遭遇反倾销诉讼方面，中国、俄罗斯和韩国受害最大。特别是中国，1995年～2005年中国共被发起了97件钢铁反倾销案件调查，75件被实施了反倾销措施，而同期中国只发起了5件反倾销案调查，这与其世界第三大钢铁进口国和第四大钢铁出口国的地位极不相称。有趣的是在以上国家中，南非和印度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出现了“双高”现象，他们不仅是主要的钢铁反倾销运用国而且也是其他国家主要的反倾销指控对象，特别是印度，在过去十多年中，其反倾销发起案件总数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运用反倾销最频繁的国家。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再也不是一味地处于被动“挨打”境地，他们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保护本国产业的能力正不断增强。

表51995年～2005年钢铁行业主要反倾销国家

以及受害国家情况表

篇6

石油是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由于全球石油资源失衡，各主要石油消费大国的经济发展都面临着严重的“能源瓶颈”。为此，这些国家都在产油区和国际石油市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作为新兴的石油消费大国，我国石油消费逐年加速增长，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大。由于海外石油投资规模小、份额油进口量小，我国石油进口基本依赖于一般贸易方式，而进口油源地却与西方传统石油消费大国高度重叠。海外石油贸易面临多重冲突，石油贸易摩擦风险大，石油安全形势严峻。

一、全球石油资源失衡与资源争夺

石油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全球石油消费需求迅猛增长。然而，全球石油的储产分布和消费极不均衡，并且探明可采储量、产量增长低于消费量增长，尤其是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消费需求增长。这使各石油消费大国都高度关注石油资源的供给和价格波动以及进口渠道的顺畅与否。同时，由于控制了石油资源和石油市场，将促进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以及在国际地缘政治中占据有利地位，进而在国际政治掌握决定性的话语权，故占有石油资源、控制运输渠道和价格就是各国博弈的焦点。石油贸易摩擦也频繁出现。

（一）全球石油资源失衡

所谓世界石油资源失衡主要是指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全球石油资源的储存、生产、消费和贸易的不相匹配。

在石油储量方面：已探明的可采储量中中东地区占61.0%；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石油储量占了全球储量的绝大部分。

在石油产量方面：尽管全球石油的产量呈增长趋势，但增长速度较慢且地域分布极不均衡。中东地区以占全球产量30.8%的比例在全球石油供应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石油消费方面：全球的石油消费需求增长较快，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石油消费需求增速超过了石油产量的增速；同时，石油消费的地域分布极不均衡。2007年，经济合作组织的石油消费量为22.49亿吨，占全球消费总量的57.0%，而石油消费量过亿吨的8个国家的消费量总和占全球石油消费总量的53.6%。

国际石油贸易随着消费发展而快速发展；国际石油市场供求大致平衡，但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俄罗斯、非洲等产油国与中国、印度等新兴石油消费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石油资源争夺

通过历史演进，国际石油巨头逐渐在国际石油市场中取代了国家，成为争夺石油资源的具体代表。20世纪后期以来，国际石油巨头依赖资本运作手段，强势整合石油产业链，通过大规模兼并，积极推进上下游一体化；同时依赖石油炼制技术强势扩张油品贸易和贸易渠道。当前，国际石油巨头在国际石油市场的表现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石油资源的控制权已经由国际石油巨头转向了产油国，产油国在资源控制权上占据着主导；国际石油巨头的油气资源储备增加有限，生产略有下降。“目前石油产业链战略环节所处阶段是油气资源为中心，油气资源国的市场势力是影响世界石油市场结构的最重要的因素”（王炜瀚，2008）。

其二，国际石油巨头对国际石油市场仍发挥着重要影响。2003年，即便在西方跨国石油公司的影响力不断削弱的情况下，西方五大跨国石油公司拥有的石油储量仍然达63.17亿吨，占全球探明储量38.13%。

其三，产油国拥有资源优势而国际石油巨头拥有技术和渠道优势，因而两者都是国际石油市场的主要控制者。但是，国际石油巨头依赖资本、技术和销售渠道优势，在炼油能力和油品销售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并据此控制着全球的油气资源流向，左右着国际石油市场的资源和利益分配。

二、石油贸易摩擦及其成因

受强权政治影响，在石油资源争夺过程中，各国为了最大化本国利益，因而在石油贸易中摩擦不断。

（一）石油贸易摩擦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经济利益冲突，如“亚洲溢价”以及美国和加拿大软木贸易争端中加方威胁将把软木贸易与对美国的石油出口挂钩。贸易各方互不相让，最终导致石油贸易争端或以石油贸易作威胁。二是政治利益冲突，即在经济利益之外，各方出于本国战略发展需求、意识形态差异、遏制竞争他方的目的以及谋求地缘政治和国际石油市场控制权，甚至是为了国内某个集团的利益而展开激烈地争夺。其典型事件有“安大线”改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天然气贸易纠纷。三是石油战争，各方因严重的分歧、对立而利用外交渗透或武力干预国际石油市场，利用石油贸易打击敌对国，甚至是军事占领石油生产国。两次石油危机催生了“石油武器”――以石油供给作威胁的危险开端，而两次海湾战争使大国武装夺取并控制石油资源的战略目的从隐晦走向公开。

（二）石油贸易摩擦的本质是石油战略冲突

国际石油市场的博弈仅是各国石油战略冲突的具体表现。石油战略冲突包括产油国和进口国及其内部相互之间的各种矛盾、对立。

首先，由于石油的供给和需求都极度缺乏弹性，生产国和进口国的战略冲突就是国际石油市场供求矛盾的两个方面。产油国的战略核心是在确保独立、自由的条件下，利用资源禀赋，左右国际石油市场以便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进口国石油战略的核心则是石油安全。这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石油的可获得性，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获取必要的石油资源；二是石油价格的稳定性，即无论石油价格如何波动都不致威胁国民经济安全。因此，对资源和价格的控制是冲突的焦点。当然，石油霸权战略则要求以最低代价无限获取石油资源，因而国际石油市场更加动荡。动荡又加深了对立和冲突。

其次，产油国间石油战略的协调。因为资源禀赋，产油国在短期内能够通过产量操纵国际石油市场价格，并借机改善国内经济环境和提升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这是产油国的一致战略目标。但是，正是价格波动而使产油国的战略很难协调一致。因为，当油价上涨时，成员国都希望增产以获得高收益；当油价下跌时，成员国也都希望增产以获取同等石油收益，故产量控制很难在产油国之间实现长久的一致。产油国间的摩擦很难在短期内消除。

石油进口国之间的战略冲突的实质是排他性需求（垄断性需求）的矛盾。全球石油失衡使各石油进口大国的经济发展都面临石油紧缺的压力，因而都力图遏制他国的石油进口需求而最大化本国石油进口量。因此，中东就成为各国战略的核心焦点，而核心焦点的高度重叠又进一步加剧了进口国之间的战略冲突，最终使各国间的摩擦不断。

（三）经济持续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石油消费和进口量迅猛增长

最近几年，我国石油进口增长已经超越了全球石油产量增长。2007年，我国石油进口量为1.97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急升至58%；石油进口量比上年增长8.2%，比世界石油贸易增长比例高3.9%。当前，我国石油进口主要依靠石油贸易，并且进口油源地与传统石油消费国的高度重叠，主要集中在中东、非洲等地。

受两个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能源制约。在可预见的将来，全球能源结构不可能有本质变化，石油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能源。在石油勘探、开采技术没有重大的革命性突破情况下，能源对经济的制约愈发明显。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的能源进口需求也必将继续急剧增长，从而促进我国海外石油战略的发展。这必将影响国际石油市场的格局，并使美国对国际石油市场的控制被削弱，最终威胁美国石油霸权战略。那么，美欧出于地缘政治利益和霸权的需要必然（现实也是）对中国加以遏制，而控制石油、干扰中国的石油进口则是其最经济、最有效、必然的对外政策选择。事实上，美国自始至终都把我国作为其在国际石油市场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在不同层面对我国的海外石油战略进行遏制和干扰。

三、我国石油安全战略

在WTO框架下，随着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的对外贸易持续增长，贸易顺差持续增加；因而一般商品贸易摩擦在短时期内将难以减少。因此，很难保证在某些因素影响下不会出现石油贸易摩擦和一般商品贸易摩擦相互纠合的情况。当前，全球各国都因金融危机而纷纷采取各种贸易保障措施；对原已处在贸易摩擦多发的环境之中的我国来说，则更应当审慎地处理各种石油关系，谨防这一情况出现，乃至威胁国家安全。

（一）发展对外石油合作

通过重复博弈，各国、地区石油战略将实现一个动态均衡的选择。现实是，生产国与消费国在这一状态下实现了一种次优的选择――消费国以较高成本维持相对低价的石油需求，生产国以较高成本维持相对较高价格的石油供给，即：为了维持对国际石油市场的控制，消费国增加了资金、技术和军事方面的投入，尤其是军事投入；生产国则增加了卡特尔组织的维护成本和限产损失。事实上，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各大经济体的石油安全都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对外石油合作是促进全球经济安全的最佳选择。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坚持立足国内，发展对外能源合作的基本方针；随着海外战略的发展，与国际能源市场和各产油区的联系日益紧密；与主要石油消费国合作也正逐步加强和改善。这将使我国的石油安全形势有所改观。

（二）把握当前有利时机，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扩大海外资源、国内石油储备

金融危机为我国的经济、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调整和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利用充足的外汇储备，在全球协同应对危机和国际金融秩序重建过程中，通过收购、兼并等方式扩大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尤其是能源、矿产、金融资产和基础设施等投资；将是我国实现扩大海外资源、国内石油储备以及实现进口油源地、进口方式和渠道多元化的关键。

（三）建立并发展石油期货市场和期货交易，完善国内石油定价机制，加强在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的话语权

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在国际石油市场上掌握了价格的话语权实质上是掌握了国家间利益重新分配的主动权，而石油期货价格在国际石油市场的价格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契机，在上海成品油期货交易中心基础上，建设并完善国内石油期货市场，有效完善国内石油定价机制。这将促进国内油价机制与国际油价形成机制的相互融合，扩大国内油价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

（四）发展军力，保持必要的军事力量威慑

自从石油成为战略物资时起，军事威慑就一直伴随着石油贸易，甚至一战以来的历次战争都与石油资源密切相关。产油区和石油运输关键通道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国际石油市场中激烈的竞争和对立使各国都在石油贸易中或多或少地运用军事力量，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布置随着石油版图扩张。因此，发展军事力量，是保障我国石油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

石油是制约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全球石油资源失衡导致了国际石油市场上的激烈博弈，石油贸易冲突不断。石油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国家间石油战略对决，因而任何微小的误判都可能引起国家间的对立，甚至对抗。石油贸易摩擦严重威胁着国家石油安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石油消费需求急剧增长，引发了我国与全球各主要石油消费国家之间的竞争，石油贸易摩擦的风险加大。只有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才能有效应对和化解可能的风险。当然，贸易强国建设、石油技术进步和石油产业链的重组等方面也是保障国家石油安全有效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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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汪利锬，胡国松.国际石油贸易格局与我国的“大国”战略研究［J］.天府新论，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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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隋舵.国际石油资源博弈与中国的石油外交战略［J］.学习与探索，2005（3）.

篇7

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自由贸易理论一直占统治地位，而比较成本理论又是自由贸易理论发展的主线。比较成本理论认为，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只要各个国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成本相对低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就会获得比较利益，不仅其自身而且整个世界都会从中受益。其后的要素禀赋理论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运用多因素分析方法进一步解释了比较成本差异产生的原因，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从经济学角度认为，只要各国遵循成本原则从事分工，就都能获益，各国不存在利益的冲突。1990年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在其出版的《国家之竞争优势》一书中，指出竞争优势是一国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关键，并详细阐述了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但该理论主要是从管理学角度分析了一国如何在国际竞争中提高整体竞争力，实质上属于宏观竞争战略的分析。因此，如果要把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归入国际贸易理论的话，它也只是进一步解释了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如何从宏观上培育产业与公司的竞争优势，是对比较成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比较成本已经不能再成为决定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这是因为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设前提，即要素在国家间的不可流动性。正是由于要素的不可流动性才造成了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而且其带来的某一方面的比较优势是一国所独有的，其他国家无法加以利用，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就成为平衡这种差异的唯一途径。在经济全球化、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比较成本优势已不再为一国所独享，如某一国家劳动力比较丰富和便宜，外国企业可以借助资本流动到该国投资设厂加以利用、获取利润并汇回母国。在此情况下，某一国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成为本国及外国都可以利用的区位优势。一个国家资本实力雄厚或者技术、管理上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其利用国外比较优势获利的能力就越强。因此，所谓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质是跨国企业依靠竞争优势，借助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整合。竞争优势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其主要表现在企业的市场力量方面，规模大小、成本高低不是竞争优势的唯一决定因素。

二、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利益的衡量标准发生变化，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将取代静态利益而居于主要地位

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的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运用静态分析方法，阐述了每个国家只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就会带来整个世界产量的增加、消费水平的提高和要素使用的节约。如通过出口，一国的出口商可以获得更高的出口收入，国家可以得到更多的外汇收入。他们强调的主要是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但国际贸易还有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更为重要的动态利益。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竞争，加快技术进步，促进资金积累，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引进先进的观念、制度等等。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动态利益的地位还将上升，它应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主要着眼点。这是因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经济全球化下就国际经济活动的直接利益而言，国际投资的收益将逐步超过贸易的收益而居于主要方面。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既相互替代，又相互促进，总体上国际投资促进国际贸易的规模扩大，因为对投资国而言，虽然对外投资替代了原先的对外出口，但也因此带动了相关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出口，对受资国而言可弥补资本的短缺，使潜在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增强生产和出口能力。这种分析方法显然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分析方法。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虽然不排除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对资本输出国而言国际投资的收益不能够再通过国际贸易的利益加以体现。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投资活动是跨国公司借助资本这一纽带所进行的全球范围的资源整合，为了利用某一东道国的要素优势（比如廉价的劳动力），它可能到该国投资设厂，但中间零部件、机器设备则可能来自他国而非母国，生产的产品可以就地销售，或向其他国家出口，出口收益则记在东道国的贸易收支上，跨国公司得到的是投资的收益――利润。如果跨国公司将利润汇回母国，则资本输出国得到了投资收益。相反，如果母国所得税率相对国外较高，跨国公司从自身总体利益出发有可能将利润留在国外，母国将一无所获。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利益与母国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只有投资收益才能准确反映资本输出国所获得的直接利益。

2、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应成为开展国际贸易的主要目标，对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都被强行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各国市场都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在一国市场上从事生产和出口的企业不仅有“纯粹”本国的企业，还有外国的企业、合资企业，出口收入因此并不为出口国所独享，外国企业可以将出口利润汇出国外。特别是当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化经营时，它们还不可避免的会使用转移价格的手段转移利润，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直接贸易利益更是大打折扣。在此情况下，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应成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目标。一国是否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获益，主要看它对本国就业、税收、产业结构升级、国民收入、社会的现代化等方面的贡献。

三、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政策中的“双边、诸边、多边”成份增加，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自主性减少，保护贸易政策的效果下降

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对外贸易政策是一国政府制定的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经济贸易政策，它是一国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其制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竞争力、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很显然，在这种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一国政府的自主性比较强，外贸政策往往会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工具。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国际分工网络的形成、各国国内市场的国际化，一国保护贸易政策实施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单纯考虑本国利益的自主贸易保护政策难有生存的余地。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不仅要考虑贸易伙伴的利益，而且制定政策的立足点也不能一味地侧重于保护本国产业，要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制定和完善鼓励竞争的贸易政策，在国内市场上为国内外厂商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本国厂商在国际竞争中成长，并借助诸边、多边力量在国际生产上为本国厂商争取有利的国际竞争环境，而且基于各国利益的相互交叉，还应该强调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以便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有序的环境，这些都是经济全球化下贸易政策制定所面临的新课题。

四、经济全球化使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模式不断突破传统的限制，对外歧视性、对抗性降低，开放性、包容性增强

篇8

金融危机发生时，全球经济已出现放缓迹象，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下行趋势。2008年下半年，世界贸易增长率骤降，11月出现负增长。但美元因素的影响不可忽视。首先，上半年以美元计价的石油和食品价格出现暴涨，而下半年则大幅回落。其次，美元在上半年的大幅贬值和下半年的升值还使得上半年贸易增长和下半年贸易下降的幅度被夸大。如排除价格和汇率的变化，2008年上半年贸易增长已经放缓，第二季度出现停滞，第三季度贸易量开始下降，全年增长约为4%。

预计2009年全球出口将降低2.1%，为1982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发展中国家出口形势迅速恶化，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的衰退、出口信贷的短缺以及出口保险成本的增加。此外，外资下滑、侨汇减少、初级产品价格下降、旅游增长放缓、官方发展援助的可获得性出现不确定性。

2009年，各国经济都将不同程度地受到经济放缓的影响。为应对危机，各国纷纷出台了诸如降息、注入流动性和财政刺激等一系列措施。要避免这些措施偏向本国生产者而歧视外国生产者，并保证措施之间的相互协调。否则，2009年的经济状况会比预想的更加糟糕。

救市措施可能对市场造成负面影响

各国政府的银行救市措施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将重点放在资产方面，帮助银行清理不良资产；另一类将重点放在债务和资本方面，包括提供担保、增加流动性和资本重组等。很多措施涉及到国家资助或补贴，这可能对市场造成负面效应，扭曲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因此，如何确定可以享受资助的银行资格显得十分重要。

贸易壁垒尚无明显提高

从目前贸易壁垒提高的情况有限、反倾销总体数量没有增加来看，各成员尚属成功地抵制了保护主义的压力。具体地说，如印度提高了一些钢铁产品的关税；阿根廷增加了进口许可要求；厄瓜多尔提高了940种产品的关税；印尼规定部分产品只能由5个限定港口进口；韩国将原油进口关税由1%提高到了3%；欧盟宣布对部分奶制品重新给予出口补贴；俄罗斯提高了汽车进口关税，减少了肉类进口配额，增加了出口补贴。此外，一些国家还实施了便利贸易的措施。

篇9

中图分类号:F71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8(c)-0065-02

一、加工贸易对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贡献

改革开放25年来,尤其是1998年以来,我国加工贸易取得长足进步,对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扩大就业、推动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都起到重要的作用。1981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25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5.7%;其中出口11亿美元,占比5%;进口14亿美元,占比6.4%;加工贸易增值率21.4%。到2003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048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47.6%;其中出口2418亿美元,占比55.2%,进口1629亿美元,占比39.5%;加工贸易增值率47%;当年创造贸易顺差789亿美元。多年来,加工贸易累计创造3000万个就业岗位,累计贸易顺差3942亿美元。

在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由于国内外相对增长率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增长以及相对价格差距等综合因素的作用,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外商投资企业的进料加工贸易以及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出口都取得快速增长。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占总加工贸易的80%;进料加工出口的比重达77.5%,高于来料加工出口27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国企和其他企业在进料加工出口的比重分别为90.2%、6.6%、3.2%,增速分别达到43.5%、16%和53.8%。同时,进料加工进口的比重也达到76%,高于来料加工进口26%;外商投资企业、国企和其他企业在进料加工进口的比重分别为93.4%、4.1%、2.4%,增速分别为41.9%、9.2%和64.4%。是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2275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51.9%,其中加工贸易占到75%左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102亿美元,加工贸易占到90%左右。

从加工贸易的发展过程看,我们经历了从“三来一补”到进料加工、从“两头在外”的作坊到外商投资企业为主体、从简单技术加工装配到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为主的结构转换,这代表着我国加工贸易不断转型升级的轨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带来国际产业分工的新格局,世界各国的跨国公司开始把不同的生产环节、分销网络、供应链管理以及研发、运营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这无疑为我国加工贸易未来的转型升级带来新的机遇。

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面对的新机遇

首先,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影响,使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当前,一般制造业已成为全球供给普遍过剩、边际收益严重递减的成熟技术行业,国际相对价格的剪刀差已从工农业产品之间转化为知识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发达经济的优势已转型升级到虚拟经济、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阶段。我国不是新技术的策源地,而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接受地;不是全球加工制造的控制和运营中心,而是中低端技术和产品加工制造环节的供应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低生产成本优势,在全球占有明显有利的地位,“中国制造”成为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是现阶段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因此,通过新形式的加工贸易来提升我国的加工制造能力,为世界大跨国公司提供全球范围内的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以及管理的配套体系,是加快我国企业“干中学”过程,积累全球化大生产经验的最有利捷径。

其次,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产品内部的工序或工艺细分化为特征的全球分工新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一个趋势是随着跨国公司在空间上把不同的生产环节或工序分配到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建立研发、生产和分销系统的全球体系,使国内分工转化为国际分工;另一个趋势是充分的市场竞争带来产业的集聚,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本、技术、管理以及加工制造的空间和范围集聚所带来的外部性规模效应。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不仅由于“成本驱动”而把采购、加工制造、组装配送环节转移到中国,同时由于“市场驱动”而把技术、管理和资金带进中国。而且,由于中国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跨国公司不得不主动把区域研发中心、运营管理总部、地区物流中心逐步转移到中国。可见,国内市场的充分竞争,是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管理和资金资源的重要手段。中国低生产成本优势与跨国公司生产以及综合物流运作能力相结合,就可能形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网络提供从采购、加工制造、仓储运输一直到分销和售后服务的合作。从发展前景看,全球化不仅可以带来使中国加工制造能力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的机遇,而且能够创造把加工贸易升级为综合优势的机会,使加工贸易的发展开始新的转型。

再次,我国目前的整体竞争优势仍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技术(成熟技术)产品或工序上,即主体技术和加工制造档次仍处于低端。我国与印度相比,虽然后者对外开放比我们晚12年,近年来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只接近我们的十分之一,整体经济实力有明显差距,但印度近年来通过吸收新技术、海外分包合作以及委托加工制造,不仅在著名的软件、信息技术咨询、呼叫中心、芯片设计以及未来的金融服务、工业工程、风险和行为分析以及药品研发等服务领域为跨国公司提供海外分包业务,从而大大压低了世界服务业成本;而且在汽车、制药、化学制品以及资本货物等领域正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并吸引世界大跨国公司寻求规模化进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应当尽快把我国加工制造技术整体升级到中等档次,而且应加快形成生产和研发、品牌优势。为此,要研究制定加工贸易发展的新战略,促进其转型升级。

三、加工贸易未来转型升级的方法与途径

(一)扩大加工贸易活动的领域,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作为涉及外资、外贸和国内产业的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要重点考虑加工贸易的发展对国内产业、企业、产品以及产品内部工序的带动、辐射和扩散作用。在吸引外资和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同时,要考核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鼓励和扶持内资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为国外跨国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加工配套的情况,鼓励包括民营中小企业在内的国内企业积极参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体系和全球采购体系。在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同时,应研究制定优惠政策,切实解决国内中小企业缺少融资能力、缺少国际市场资讯和人才、缺少关键零部件生产技术、缺少技术和产品更新能力等具体困难,使更多国内企业在为跨国公司提供配套的过程中,逐步学会“走出去”搞加工贸易。

(二)不断提升“世界加工制造业重要基地”的功能,通过与跨国公司开展深层次合作提升外资的技术、管理和资金档次。要鼓励国内有竞争力的企业为跨国公司提供更高层次的合作配套,不断加快“干中学”和毕业的速度,使加工贸易环节由简单技术和工序的组装,提升到辅件、一般零部件、主要零部件、关键零部件的加工制造,以至升级到高级复杂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组装环节,真正掌握参与和管理全球化企业的经验和窍门。在这方面,政府提供公平竞争的准入平台,创造更规范的投资和竞争环境,比优惠政策竞争更重要。

(三)加工贸易的主体要由外商投资企业为主逐步向国内企业、尤其民营企业为主转变。目前,加工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占80%,民营企业仅占5%;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贸易,基本是外商投资企业。这反映了国内企业目前参与全球化的能力仍很薄弱。但从长远来看,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主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在资源配置、供应链管理以及市场控制等方面的优势。因此,下一阶段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重点,应是培育、鼓励、扶持国内企业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研究制定有关政策,鼓励国内企业通过国际合作以及政产学研联合,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搞进料加工出口。由于多数国内企业缺少全球化人才和国际资讯网络,应考虑建立开放共享互利的公共服务平台和合作机制。

(四)对加工贸易要从严密监管向风险管理、贸易投资便利与规范高效科学的监管方式转型。对此,首先是建立企业守法自律机制和随机检查监督制度相结合。对加工贸易的监管,最大的难度是遍地开花,监管执行的成本太高。因此,首先应建立企业守法自律机制,包括合同、票据、凭证以及财务帐目等原始资料。数据的完备性,企业诚信状况的评级及违法记录,企业法人代表和当事人的责任和义务等明确的规定;建立监管部门与企业的良好伙伴关系,把责任重点转移到企业自身而不是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在确保加工贸易企业贸易便利和诚信的前提下,实施随机的检查监督,一旦发现有违法行为,则严惩不贷。作为企业守法自律机制的保证,对企业诚信状况要有一套相对完备的评价体系。这套体系应与企业其他诚信认证系统相兼容,以全面获得企业是否讲求诚信的资料和数据。只有处理好企业自律和高效执法之间的关系,才能够真正提高监管效能。其次是建立和完善加工贸易的现代监管制度。这套制度首先是规则化管理,不能随意改变或任意解释;其次是有明确的执行程序,公开透明,依法行政;再次是有合理的组织架构,这种架构应是由海关、边检、工商、税务、口岸管理等纵向一体化组织分别管理向扁平化的综合协调监管的组织架构过渡;最后,监管应当是简明有效。虽然加工贸易星罗棋布、遍地开花是中国特色,但监管体系建设仍应逐步向国际规则接轨。在这方面,政府职能要真正实现转换,明确监管部门的第一要义是提供“服务”,然后才是有效“监管”。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求加快监管体制的改革,包括调整监管职能,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建立人才激励机制,使监管有利于加工贸易的发展而不是增加发展的障碍。

(五)大力发展电子化监管体系。在简化程序的同时又要保证有效监管,就应加强监管手段和工具的现代化,包括监管的电子和网络化改造。目前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技术和网络投资过度,投入了巨额资金改造技术和设备,使监管的技术基础设施达到了国际水准,但这些技术设备的应用效能很低,出现了硬件过度发展,软件严重滞后,资源严重浪费的现象。改变这种情况的一个办法,就是从监管对象的实际需求出发,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电子基础设施的软硬件投资和改造,并提高监管部门的应用水平和能力,从而形成有形和无形监管相结合的新监管体系。

(六)对不同监管机构的职能进行横向整合。目前从加工贸易的发展来看,一是加工制造技术的不断升级,如从装配到简单技术零部件生产,再到较复杂(如中高技术)零部件的生产等;二是从加工制造环节向下游延伸,如发展出采购、分销、配送网络;三是向上游延伸,如进入到新产品开发和新技术研发。在这种情况下,按条块职能分工的监管组织形式很难适应发展的要求。因此,应建立各种职能交叉的复合人才汇集的监管组织,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加以调整和重组。在这种情况下,监管机构往往需要跨部门、跨地区、跨职能作业,这就需要更大范围内的监管体制和组织的改革。

(七)加工贸易应有一个长期战略。首先,应把引进来(完善投资环境和提升配套能力,引进大跨国公司的核心技术和业务)、扎下根(允许加工贸易企业有一定内销比率,使加工贸易企业与本地市场形成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系)、本地化(鼓励本地企业主导的进料加工贸易)作为不同阶段的目标和任务,创造产业、产品、工序的转型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良性机制(如开放竞争、加快模仿、主动配套、联合研发、尊重产权)。其次,加工贸易应由加工制造为主逐步向采购、加工制造、分销服务、售后服务以及研发、信息资讯等方向转型升级,沿着价值链逐步由低向高、由简单向复杂、由生产向综合服务和全球运营方向转型升级,其中全球化综合人才的培养和选择机制至关重要。再次,加工贸易的未来转型升级应与新发展观相一致,向经济、社会和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型,尤其要坚决抵制对经济、社会和自然有长期负面影响的投资、生产和服务性活动。目前,即使在实际使用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广东、江苏,不少市县政府依然存在着眼于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的行为,对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基本上是来者不拒,很少加以合理选择。最后,为了保障加工贸易的顺利发展,要针对不同产品、产业和地区进行分类管理。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1]于倩.全球价值链治理与我国加工贸易产业升级[J].商业时代,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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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由于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危机后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各国的普遍选择。二战后，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已经形成了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的产业链，国际分工日益变成部门内分工、产品内分工，要彻底改变这种分工格局将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这是谁也不愿意的。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金融体制虽然存在很多不足，但在国际协调上仍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多边贸易体制总体上维持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大势，危机以来这种势头没有发生根本逆转。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及互联网技术确实已经把世界变成地球村，成为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和改善全球福利的重要手段，世界各国无论是在危机前还是危机中，都已经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互利共赢关系，大家都是全球化的利益攸关者，终结全球化对谁都没有好处。

因此，危机中经济全球化可能会经历一些局部调整和挫折，但长期来看难以发生根本逆转。

危机后经济全球化的若干长期趋势

在世界经济调整期，金融全球化进程可能会受到重大影响，全球金融货币体系改革得到推动，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会受到各方面重视。经济全球化在一些方面会出现调整、重组趋势，这种变化并不是完全无规律可循的，战后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基本趋势不会改变： 一是生产全球化将会进一步发展。在生产全球化带动下，战后出现了四次重大国际产业转移，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以IT业为主导的国际生产要素重组与产业转移，极大地扩充了全球工业生产网络。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在各国生产总量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发达国家制造业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超过一半以上。战后几次大的国际产业转移，使制造业水平分工和部门内贸易链条从美欧向日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中国、中东欧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新兴市场延伸，形成了各国制造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融合局面，成为拉动世界制成品贸易的主要动力。危机中和危机后一段时间内，全球制造业分工链条会出现局部调整；但从长期看，由于成本和竞争压力，生产全球化还会进一步向前推进，并带动产业水平分工和部门内、产品内贸易的新发展。

二是贸易全球化趋势不会改变。战后世界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反映了各国经济外向度和全球经济融合度大幅提升的长期趋势。特别是跨国公司间贸易的发展代表了贸易全球化的新趋势。据联合国跨国公司数据，2007年全球跨国公司总数达78817家，共有海外分支机构近80万家，在全球贸易、投资、研发中占有日益重要的支配地位，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超过70％。

由于这次百年一遇的危机，形形的保护主义不断冒出，局部贸易战不能完全排除。但是从目前情况看，还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掀起全面的贸易战，世界多边贸易体系陷入崩溃的可能性极小。同样，危机过去之后，贸易全球化航船也将重新启程。 三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掀起新。区域一体化是与经济全球化并行的两大趋势，并与经济全球化有着一定的良性互动关系。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同样也会对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带来负面影响，但同时区域一体化也面临新机遇：由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遇到种种阻碍和压力，各国推动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的动机反而会趋于加强，以达到规避外部危机冲击、维护经济、金融安全的目的；危机时期稳定和恢复经济成为共同的任务，区域内成员之间加强合作的矛盾和分歧会减少；危机后为了寻求经济持续繁荣的动力、防范外部冲击，区域经济合作会率先蓬勃发展。因此，此轮危机发生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没有停止，而且还呈现出许多新动向，东亚金融货币领域合作和拉美区域合作等都出现新的亮点。

四是服务全球化将再现蓬勃发展势头。金融危机短期内对服务业跨国投资和贸易也带来一定影响，但基本情况明显好于制造业。特别是由于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显著上升，其服务外包的意愿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更进一步强化，服务外包业务仍保持发展势头，尤其是对中国市场的兴趣进一步增加。

五是科技全球化趋势不会改变。

六是从制造业到服务业整体产业链的全球化难以动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聚集优势生产要素，搭建了覆盖全过程的产业链，特别是牢牢占据研发设计、市场营销等高端环节，在国际分工中占据高端位置，占领了微笑曲线的制高点。跨国公司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投入和成本，也取得了巨大收益，局部的调整与优化重组在危机中不可避免，但整体生产服务网络和供应链体系不会崩溃；更重要的是，各国都成为这种全球化链条的参与者，不同程度获得了“全球化红利”，谁都不愿意彻底放弃。因此，危机后全球整体产业链的分工、合作与贸易体系在优化重组之后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期。

经济全球化重新启动将推动新一轮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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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1-0184-02

一、贸易类别划分

研究对象：中国以及2005年与中国贸易往来量高的国家，所有这些国家的贸易总额占全球总额的60%。

（一）基本方法

聚类指标：人均GDP，人均贸易总量，每万平方公里总产值，每万平方公里贸易总量，贸易总额与GDP比值，人均国土面积。上述变量有一定的重复成分，因此要对数据降维。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筛选因子的规则是特征根大于1。

（二）2005年和2000年贸易类别划分

2005年：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规则，选取了两个因子，能解释原有变量的85.46%的信息，解释效果比较好。

16个国家的因子得分（见表1）。

再用这两个因子将16个国家聚类。聚类结果分成三类：

第一类：印尼，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泰国，俄罗斯，韩国；第二类：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美国；第三类：新加坡。

2000年：用同样的方法，利用2000年的数据将16个国家聚类，分类结果与2005年完全相同，这表明了上述分类的稳定性。

（三）聚类说明

根据各项指标的汇总数据来看，第一类属于贸易发展有待完善的国家，第二类属于贸易发展比较完善的国家，它的所有指标都要高于前者（除贸易总额与GDP比值之外），第三类是贸易发展相当完善的国家，它只有一个国家―新加坡。

二、贸易完善程度与全球经济组织参与程度的关联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从以上分类的结果来看，不考虑新加坡，其他两类有一定的规律性，第一类以亚洲国家居多，而第二类以欧美国家居多。在全球以及区域贸易经济组织中，欧美国家的活跃程度要高于亚洲国家，那么这是否表明：一个国家参加的贸易经济组织越多，贸易就越发达呢？为了验证这个设想，首先列出全球几个主要的贸易经济组织以及研究的15个国家的参与情况。

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14个）：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德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韩国，美国，印度，中国。

世界四大区域性多边经济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两个）：美国，加拿大；欧盟（4个）：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亚太经合组织（10个）：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马来西亚，日本，泰国，印尼，俄罗斯，美国，韩国；东盟（3个）：马来西亚，泰国，印尼。

（二）数据整理

利用如上的参与情况，可以将研究的15个国家进行划分（见表4）。

再将这里得到的分值与前面分析得到的类别进行交叉，结果（见表5）。

（三）利用对应分析验证设想

设想：参加成熟的贸易组织越多，贸易越发达。若用上面的表格来解释，也就是一个国家的贸易分值越高，其趋向于归入第一类的程度越高，这也就证实了贸易组织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对应分析结果：由于行列最小值为2，故最大维度是2-1=1，该维度解释了全部的信息。下面两张表分别是行和列在这个维度上的得分（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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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贸易进行过程中，参与贸易的各个国家拥有的红利优势是该国家长期发展形成的结果，是产业转移与贸易各项要素重组的基础与载体。红利并不仅仅只劳动力红利，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红利还包含水资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以及空气质量资源等。红利资源是一个国家在经济贸易中立足的关键，红利项目越多，该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贸易地位就越强，对世界贸易过程中各要素重组的作用就越强。在国际贸易中，我国需要支付相应红利来获取利益，保障在贸易中处于盈利状态，红利的支付能够让我国得到更为优化的要素管理与积聚，在要素重新组合的状态下提升制造业与贸易的总量。因此，在现代化、经济化的贸易进程中，我国传统的红利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红利的应用载体，通过红利吸引更多国家与我国达成贸易协议，提升自身竞争力。红利使得我国成为了对全球经济贸易的投资者之一，通过我国资源的有效运用同时也是全球制造商与经销商。在这种环境中，国际贸易已经不是传统的一个国家投放资源，其利益只由本国享用的状态，而是逐渐转变为红利的投入通过国际生产要素的重新分配在该国家产出，形成贸易量的模式。我国应正确看待红利这一优势，通过红利让我国成为国际贸易大国。

(二)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密切关系。

货币体系的变化或调整对国际经济贸易影响较大。在经济规律作用下货币已经成为了贸易规律的禀赋，同时也是其发展的产物。货币是推动贸易交易量与流向的重要因素。对于我国而言，我国既是贸易的客体，又能够对国际贸易流向、规模等方面进行有效参与，因此我国应抓住贸易中对货币持有量的优势，对世界经济流向展开引导，通过正当权益的竞争提升我国经济地位。随着我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人民币最终会因贸易量的急剧攀升成为国际交易货币。就目前国际经济贸易发展形势而言，这种情况是贸易规律发展的必然走向，也是世界市场想要稳定发展、提升效率的必然选择。在这种贸易模式进展下，国际贸易模式必然会发生改变，调整为适应大国发展的模式，推动跨国贸易的有效发展。

二、建立贸易评价体系

在贸易交易量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为我国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成本上的增加。在国际经济发展规律下，我国应改变传统落后的贸易理论，在新形势下建立适应经济发展的贸易评价体系。

(一)加强理论研究。

首先，我国应研究在国贸中建立比较优势理论，通过在对国家与国家经济实力、贸易量等方面的对比形成全球化下平台的比较。只有充分结合新时代下经济发展状况，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在此基础上建立适合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新理论，表现出国贸领域的巨大变化，这也是目前我国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

(二)建立顺差理论。

在经济贸易过程中，我国与外国的经济贸易会存在入超与出超这两种情况。这主要是从进口与出口两个方面做出的比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顺差就是全球经济大量集中在某个国家或同一地区的表现。就我国目前经济贸易往来而言，全球产业链在许多情况下是向我国转移的，在过去十几年时间内，贸易顺差由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地逐渐转移到我国内陆地区，成为了我国对一些出口量较大国家的顺差。三、将权益作为国家战略在信息化与网络化的推动作用下，越来越多的无形要素进入了国际经济贸易市场，而且无形商品带来的经济增长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有形商品。我国在这种环境下，必须加大研究力度，研究在多维化、国际化下的经济流通要素组成，保障要素的使用为我国长期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这样一来，我国必须在经济上建立长远发展的目标，不能够只看到眼前利益，要将国家经济的总体提升作为战略性发展方向，保障权益的正当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