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土地纠纷的法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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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4-0-01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特别是西部旅游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来，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近年来，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在民族地区旅游规模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利益分配不均、各参与者相关利益不协调、经营组织单体规模小、服务与管理水平低、增收效应不明显、居民参与面窄，参与层次低、产品单一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参与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各利益主体在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的地位及利益冲突及诉求不协调所致。为此，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新视角研究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路径模式，改变传统的民族地区旅游发展模式，对于促进民族地区旅游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正确把握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趋势具有重大意义。

一、文献综述

从国外来看，部分学者已经从大众参与、协作旅游、伙伴关系等相关视角研究旅游(Young，1973；Doxey，1976；Rosenow，1979)。1984年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WCED)明确指出在可持续旅游的过程中有必要理解利益相关者，随后旅游领域利益相关者研究逐渐得到学术界关注。目前，旅游领域利益相关者理论已成为旅游目的地政府制定产业政策与发展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

保继刚等(2000)最早将“利益相关者”概念引入旅游规划与管理中；保继刚(2000)、张伟(2002)、张祖群(2004)分别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桂林、乐山和荆州等地区的旅游发展进行了规划或审视了其旅游发展战略；吴泓(2006)指出包含表达机制、激励和分配机制的利益主体协调机制是保证利益主体融合的途径和基本保证；唐玲萍(2008)利用社会交换理论对社区参与旅游的可能性进行了解释；左冰等(2008)提出个人参与应优于社区参与，并探讨了社区参与旅游目的地的增权模式。陈岩峰(2008)则从景区旅游规划机制、生态旅游共生机制、区域旅游合作的平衡机制等三个方面构建了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中的利益相关者综合协调机制。

三、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分析

1.政府与旅游企业(公司)的利益冲突

政府作为旅游产业发展战略的主体，应考虑旅游企业、社区居民、旅游者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积极调动企业、社区居民以及旅游者等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共同为提升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而努力。政府是以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环境的效用最大化作为自身的长远目标，其效用取决于从旅游地获得的财政收入、增加的就业数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等综合利益与所付出的成本。

2.政府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冲突

政府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冲突主要集中表现在利益补偿和旅游资源产权界定。由于旅游业的发展，政府需要征用、征收、拆迁部分甚至全部当地居民的住宅用地，将他们日常生活的环境设为旅游胜地。但，目前政府对征用居民的房屋补偿标准较低，并很少对他们以后的生存发展进行合理地规划，使得居民在得到一些短期利益后，因其传统的直接利用资源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限制，缺乏新的替代方式，加之自身综合素质的偏低，理财能力不强，造成了一些居民所得的收益与其所失去的土地等资源的价值从某种角度看不相符，从而居民会由于利益补偿的不满情绪往往引起冲突，造成社会不稳定。

3.政府与旅游者的利益冲突

政府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如增加财政收入等。旅游者则是物质或精神上的最大满足。因此，政府与旅游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在政府如何提供一个如意的旅游地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旅游。要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来旅游，政府则要对其旅游地区进行合理规划、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安全巡逻保障等，而这需要很大一笔资金的投入。

4.旅游企业(公司)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冲突

在对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过程中，旅游企业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主要集中在就业机会、经营商机、利益分配和对其文化的冲击上。当地居民效用取决于旅游为其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效益的最大化。旅游企业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通常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会雇佣技术能力强、综合素质较高的人员进行经营组织。这样一来，旅游企业提供给当地居民的就业岗位和商机大大减少，居民只能从事低层次的旅游经营活动。居民的参与程度低，大量的收益流向旅游企业。即使有些旅游企业会通过不同途径返还居民一定比例的门票收入，但远远低于居民维护资源的付出的成本。

5.旅游者与当地居民(居民之间)的利益冲突

从旅游者的角度看，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以前处于封闭、落后、贫困的旅游社区，居民的生活习俗、价值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些居民经营者为了经济利益，破坏性地开发利用历史环境和文化生态资源来盲目地迎合旅游经济发展的需要，甚至不惜背弃地方淳朴的文化传统，制造伪民俗或是使民俗文化庸俗化来博取宣传效应，增强吸引力和客源市场的竞争力。这些引起旅游者的反感，导致旅游者体验质量下降，重游率下降。

6.旅游企业与旅游者的利益冲突

旅游者利益的最大化是旅游者在支付一定的成本(时间、精力、货币)的前提下，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最大满足。旅游经营者利益的最大化是在满足旅游需求的同时，取得尽可能大的利益。因此，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于旅游企业能为旅游者提供怎么样的旅游产品(旅游路线、服务质量等)。

参考文献：

[1]唐玲萍.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再思考[J].旅游论坛,2008(05).

[2]左冰.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08(04).

[3]陈岩峰.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08.

[4]保继刚,楚义芳.旅游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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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权属纠纷，是指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土地、山林、水利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争议。

第三条本条例适用于调解、处理（以下简称调处）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权属纠纷。

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调处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权属纠纷。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有关主管部门）分别负责调解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并负责办理人民政府对以上相应权属纠纷作出处理决定的具体工作。土地、山林、水利的混合性权属纠纷，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上述一个部门会同其他部门共同负责调解，并负责办理人民政府对该混合性权属纠纷作出处理决定的具体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权属纠纷调处机构组织协调、督促指导权属纠纷调处工作。

第五条权属纠纷的调处，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积极疏导，充分协商，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

第六条权属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应当主动协商，互谅互让达成协议；协商不成的，按本条例规定的程序申请调处。权属纠纷当事人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必须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因权属纠纷引发的，当地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必须及时制止，并按有关规定报告上级人民政府。

第七条在权属纠纷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争议范围内的土地、山林、水利的利用现状，不得破坏地上农作物、附着物或者砍伐有争议的林木。

第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权属纠纷为借口，寻衅滋事，唆使权属纠纷当事人挑起事端，扰乱社会秩序。不得阻碍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调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第二章调处依据和证据

第九条权属纠纷的调处，以当事人提出的已经依法确定权属时的有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为依据；当时的法律、法规、规章未作规定的，以当时的有关政策规定为依据；当时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均未作规定的，以调处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

第十条下列证据，可以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证据材料（以下简称权属凭证）：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及其有关规定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或者发证时的档案清册；

（二）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定不发证的林木、林地等所属的土地清册；

（三）合作化时期或者实行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四固定时，确定土地、林地权属归农民集体所有或者归农民个人使用的决议、决定和其他文件材料；

（四）以后各级人民政府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处理决定或者依法生效的调解协议；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

（六）以后当事人依法达成的协议；

（七）依法没收、征收、征购、征用土地和依法批准使用、划拨土地（含林地）的文件及其附图，依法出让、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合同；

（八）国有农、林场设立时经依法批准的确定经营管理范围的总体设计书、规划书、说明书及其附图；

（九）1966年前划定的国家建设用地，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不再办理征用手续，用地单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文件、资料；

（十）依法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人民政府已经明确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一级经营管理的文件；

（十一）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农民建房用地的文件；

（十二）人民法院对权属纠纷作出的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

（十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凭证材料和其他证据。

第十一条下列证据，可以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参考凭证材料（以下简称权属参考凭证）：

（一）依法形成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城镇地籍调查、森林资源清查有关成果资料；

（二）当事人管理使用（包括投资）争议的土地、山林、水利的事实资料和有关凭证；

（三）依法划定的行政区域界线及其边界地图；

（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依法批准征用、使用、划拨、出让土地（含林地）时有关的说明书、补偿协议书、补偿清单和交付有关价款的凭证，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规划用地的文件及其附图；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参考的其他证据。

第十二条下列文件、资料，不能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权属凭证或者权属参考凭证：

（一）以前的权属凭证；

（二）依法划定行政区域界线前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绘制的各类地图和军用地图标明的行政区域界线；

（三）涂改、伪造的权属凭证；

（四）以欺诈、胁迫或者恶意串通等手段取得的文件、资料；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能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权属凭证或者权属参考凭证的其他文件、资料。

第十三条对同一起权属纠纷有数次处理决定的，以最后一次处理决定为准，但最后一次处理决定确有错误的除外。

第十四条对同一起权属纠纷有数次协议的，以经过公证的协议为准，没有公证的，以最后一次协议为准，但协议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除外。

第十五条权属凭证记载东、西、南、北四至（以下简称四至）方位范围清楚的，以四至为准；四至记载不清楚，而该权属凭证记载的面积清楚的，以面积为准；权属凭证面积记载、四至方位不清又无附图的，根据权属参考凭证也不能确定具置的，由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第五条规定的原则确定权属。

第十六条同一起权属纠纷双方当事人都出具有相应的权属凭证，按照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不能作为确定权属凭证的，由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第五条规定的原则，确定权属。

第十七条对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所有权争议，依法不能证明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属于国家所有。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第五条规定的原则确定使用权。

第三章调处管辖和程序

第十八条权属纠纷实行属地管辖、分级调处：

（一）同一乡（镇）内发生的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土地、山林权属纠纷，由乡（镇）人民政府调处；

（二）同一乡（镇）内发生的单位之间的土地、山林权属纠纷，由乡（镇）人民政府调解，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由县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

（三）同一县（县级市、市辖区）内发生的水利纠纷或者跨乡（镇）行政区域发生的土地、山林权属纠纷，由县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调解，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由县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

（四）同一地区或者设区的市内跨县级行政区域的权属纠纷，由地区行政公署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调解，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由地区行政公署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

（五）跨地区或者设区的市行政区域的权属纠纷，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有关主管部门调解，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

因案件重大、案情复杂，经调解后达不成协议又不便作出处理决定的，按照前款规定有处理权的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可以提出处理意见，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处理。上级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的，可以直接处理下级人民政府有权处理的权属纠纷。

第十九条当事人对经过依法确定权属后登记核发的权属证书有异议的，可以向登记核发权属证书的人民政府提出重新处理申请。人民政府对于符合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五项规定的受理条件的，应当受理。根据本条例的规定重新确定权属的，应当注销原权属证书，重新登记核发权属证书。

第二十条受理权属纠纷调处申请，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与权属纠纷有直接利害关系；

（二）有具体的权属请求和事实根据；

（三）有明确的对方当事人；

（四）属于土地、山林、水利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争议；

（五）争议的土地、山林、水利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未经依法确定权属，或者虽经依法确定权属，但有证据证明已经确定的权属确有错误的。

第二十一条当事人申请调处权属纠纷，应当递交申请书，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申请书副本。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争议当事人的姓名、年龄、住所，单位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权属争议区域的四至范围、面积；

（三）对土地、山林、水利的权属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理由；

（四）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申请调处权属纠纷时应当提供下列资料：

（一）能够证明土地、山林、水利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的有关权属凭证；

（二）权属争议区域图和地上附着物分布情况；

（三）请求确定权属的界线范围图。

当事人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受理申请的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将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事项记入笔录。

第二十二条权属纠纷调处申请，按照下列规定提出：

（一）属于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的权属纠纷，向争议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提出；

（二）属于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四）、（五）项规定的权属纠纷，向争议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提出。

第二十三条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在接到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经审查，符合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条件且属于本级人民政府调处权限范围的，应当受理，并书面通知申请的当事人；不符合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的当事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符合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条件但不属于本级人民政府调处权限范围的，应当自接到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转送有权调处的人民政府（含地区行政公署）有关主管部门受理，并告知申请的当事人。

当事人对登记核发的权属证书有异议，按照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提出重新处理申请的，审查是否受理的期限为一个月。

第二十四条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应当自权属纠纷调处申请受理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另一方当事人。另一方当事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二十日内，向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答辩意见，并提供有关权属纠纷的证据材料。

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答辩意见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将答辩意见告知申请的当事人。另一方当事人未提交答辩意见和有关权属纠纷证据材料的，不影响调处程序的进行。

第二十五条当事人有权委托人代为参加权属纠纷调处活动，有权查阅对方当事人提出或者调处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除外。

申请的当事人可以放弃或者变更权属请求，对方当事人可以承认或者反驳权属请求，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权属请求。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权属请求，应当在受理权属纠纷调处的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第二十六条当事人及其人不得毁灭、伪造与权属纠纷有关的重要证据，不得以暴力、威胁、贿赂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

第二十七条调处部门、机构的工作人员与权属纠纷的标的或者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依法回避。

前款规定工作人员的回避，由其所在部门、机构的负责人决定。

第二十八条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受理权属纠纷调处申请后，应当到权属争议现场勘验，并邀请当地基层组织代表参加，通知当事人到场。勘验的情况和结果应当制作笔录，并绘制权属争议区域图，由勘验人、当事人和基层组织代表签名或者盖章。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调查的情况应当制作调查笔录，由调查人和被调查单位、个人签名或者盖章。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的鉴定机构鉴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应当提出书面鉴定结论，在鉴定书上签名或者盖章。

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应当进行调查核实，方可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自治区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受理的权属纠纷调处申请，需要调查、勘验的，可以委托下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进行调查、勘验。

第二十九条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对权属纠纷进行调解。

自治区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受理的权属纠纷调处申请，可以责成双方当事人所在地有关县级人民政府组织有关主管部门对权属纠纷进行调解；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逐级报送上一级人民政府（含地区行政公署）组织有关主管部门进行调解。

调解时，可以邀请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协助，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应当给予协助。

调解协议，必须由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和权属界线图。调解协议书和权属界线图由当事人和调解人员签名，并加盖主持调解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印章，送达当事人后生效。

第三十条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权属纠纷，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自受理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之日起四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因案件重大、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最多不得超过二个月。

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三）、（四）、（五）项规定的权属纠纷，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有调解管辖权的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处理意见，报有处理管辖权的人民政府（含地区行政公署）作出处理决定。因案件重大、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处理意见的，经有处理管辖权的人民政府（含地区行政公署）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最多不得超过二个月。

有处理管辖权的人民政府应当自接到处理意见之日起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因案件重大、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最多不得超过一个月。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权，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属于本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的水事纠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已作出过处理决定的水事纠纷除外）直接作出处理决定，但案件重大、案情复杂或者影响较大的水事纠纷，在作出处理决定前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

第三十一条对权属纠纷作出处理决定，应当制作处理决定书。处理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案由、当事人争议的事实、理由和权属请求；

（三）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

（四）处理结果；

（五）不服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的途径和期限；

（六）处理决定生效后，履行处理决定的限期；

（七）作出处理决定的人民政府或者水行政主管部门名称和作出处理决定的日期；

（八）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原核发的权属证书或者作出的处理决定确有错误的，作出处理决定时应当决定予以撤销。

处理决定书应当附确定的权属界线图。作出处理决定的人民政府或者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处理决定书和所附权属界线图上盖章。

处理决定书作出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送达双方当事人。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生效的调解协议书、处理决定书，及时依法办理权属登记，核发权属证书。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人民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权属纠纷调处申请应当受理而不予受理的；

（二）在法定期限内不提出处理意见或者不作出处理决定的；

（三）违背当事人意愿，强迫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

（四）权属纠纷发生后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致使事态扩大，引发的；

（五）因权属纠纷引发不及时报告或者不及时采取紧急处置措施的。

第三十五条人民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负责调处权属纠纷的主管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调处工作中、索贿受贿、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擅自改变争议范围内的土地、山林、水利的利用现状，破坏地上农作物、附着物或者砍伐有争议的林木的，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律、法规没有处罚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没收违法所得。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以权属纠纷为借口挑起事端，寻衅滋事，唆使权属纠纷当事人扰乱社会管理秩序，或者妨碍调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及其人毁灭、伪造重要证据，以暴力、威胁、贿赂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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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0）-12-0064-2

0 引言

近些年来，我们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化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土地问题暴露出来，引起大批的土地纠纷事件。若这些土地问题没有稳妥的解决办法，势必引起上访、争斗事件的增加，不仅影响政府的正常工作，更是危及社会的稳定。如何解决好土地的纠纷问题，就成为我们党和政府的头等大事。

1 土地管理不善，土地纠纷事件频发的原因

1.1 宅基地问题

我国的《宪法》等法律对于农民对其私有房产的所有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并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保护，但与此同时，我国的法律也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土地私有，土地只能以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形式存在，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但是没有所有权，房子下面的土地从根本上说是属于集体的，因此农民对其房屋的处置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中国人历来就有安土重迁的思想，房子可能是大部分中国老百姓最主要的财产，但由于国家对宅基地使用权的严格，使得农民无法将房屋出售给能够支付更多金钱的城镇人口，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农民的眼前利益，自然会引起他们的不满。

1.2法律与政策原因

我国政府为了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土地问题，不断的探讨和出台新的土地法规与政策，然而这些法律与政策相互间的衔接性却往往不够好，政策与土地的变动在时间上也得不到有效的统一。在土地制度的变动过程中，旧的政策还没有得到有效执行，新的政策就出台了，新旧政策间如果没有良好的衔接，就容易给本已纠纷频发的土地管理带来更多的混乱因素。法律和政策与实际情况的脱节，是造成我国土地纠纷频发的原因之二。

1.3利益原因

农民的最基本生产资料就是土地，自封建社会以来，“耕者有其田”一直是农民的最高理想，而这个理想实际上就是农民希望得到应有利益，从而过上更好的生活的真实写照。在我国土地政策不断变动的同时，城镇化也在不断的深入进行当中，随着国家对农业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政策开始向农民和农业倾斜，土地的升值成为一个必然，农民如果拥有更多的土地，就意味着能过上更为富足的生活。利益的驱动，使得土地纠纷事件日益增多。

1.4政府原因

在社会的转型与政策的变更期间，政府职能错位，行为不规范的现象频频发生。有些地方政府由于各种原因对农民自主经营的土地横加干涉，甚至还出现了一些非法侵害农民利益的情况。有些政府工作失职，政府机关人员素质低下，对有关政策法规了解不够透彻，在土地的管理工作当中失误频出，导致了土地纠纷事件频发。另外，有些地方政府的领导办理公务不够积极，但在牟取私利上却是妙计连连，强占个人和集体的土地来满足私利，最终导致土地纠纷事件的发生。

1.5 农民自身原因

在我国农民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农民自身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淡薄，思想观念在一时间也难以转变。由于各级政府疏于对贫瘠土地的管理，有些农民就自行开荒、种植，开荒地有的被外村村民种植、有的被他人占用，有的土地还界限不明，导致对土地的承包和使用变得十分混乱。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的普及，农民自身素质的提升，越来越多农民的主人翁意识、法律意识大大增强，对我国土地政策理解也更为透彻。在充分提高自身认识的基础上，农民对土地的保护意识大大增强，那些隐藏在阴暗角落的非法用地现象得到了及时的检举和处理，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土地纠纷事件的发生。

2 处理土地纠纷与管理问题的建议

2.1 宏观调控与微观调解相结合

只要是涉及到土地的问题，影响面往往极大，牵扯的人数也相对较多，如果没有对其进行很好的处理，极易造成公共事件，引起群体上访，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宏观上，对于已经诉诸于法律的土地纠纷案件，必须秉公处理，严格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执行，从而使集体或个人的合法利益得到应有的保障，使过错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问题的处理必须要顾全大局，尽力避免极端事件的出现，从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

微观上，在处理土地纠纷以及管理问题时，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深入到人民群众中进行积极的调研，同时注意工作方式，及时解决一些小纠纷、小事件，从而防微杜渐，避免矛盾的激化。另外，要准确的把握住地域性土地事件的特点和缘由，以便为更好的处理土地纠纷事件打下基础。

2.2 完善法律法规

各级人大、政府部门应加大工作力度，深入细致的研究我国土地法律法规中的漏洞，对于某些突出的问题，应该明确、及时、合理的进行处理。有针对性的对存在较大争议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正，从而使各级政府机关在处理相应案件的时候，能够有法可依、有据可循。

2.3 加强政府工作力度

（1）严格按照《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彻查集体土地，确定具体的土地归属；（2）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保护合法合同，裁撤非法合同。并严格按照新法律，发放土地承包凭证，确定承包权限的几十年不更变；（3）控制招商引资规模，加大对土地的管理力度，对于某些打着“招商引资”旗号进行囤地渔利的违法行为要进行严厉惩处，并依法对土地进行收回；（4）主管部门认真研究相应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合同模板，并确保模板的贯彻执行；（5）制定严格的土地征地政策，对于土地的征用必须得到土地所有集体或农户的同意，从而使征地过程变得更加规范化、系统化、程序化；（6）加大力度解决无地农民的生活出路，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创建和谐社会；（7）政府相关部门应依法履行其管理职能，在解决和处理土地纠纷使应当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为主要依据，并注意从实际出发，充分取得原有证人证据等材料，以便尽最大可能还原案件的真实面目；（8）建立仲裁机构，在订立相应合同以及办理相应手续时，要由仲裁机构进行仲裁，避免不必要的土地纠纷。

2.4 提升各阶层法律观念，提高农民自身素质

加大力度宣传《农村土地承包法》及有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将相关法律、政策及处理权属纠纷的法律依据和工作程序等内容编印专刊发放到每个农户手中，并通过土地日、培训班、座谈会等各种途径进行法律宣传教育，使农民明确自身应有的责任与权益。

提高农村干部的法制观念，让他们引导群众依法维权，依法处理各种矛盾和纠纷，为维护社会稳定奠定更好的法制基础。

3 结束语

中国拥有近9亿的农民，而土地是农民的最基本生产资料，所以说土地问题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土地问题处理的妥当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城镇化的建设会不断深入进行下去，相信届时会出现更多的土地纠纷和土地管理不力的问题。

土地管理工作任重而道远，能否妥善处理土地问题对于我国政府的执政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想要做好此项工作，必须要各级管理部门同心协力，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以便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从而为促进我国的经济进一步繁荣和社会的进一步和谐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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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长明.征地纠纷解决方案:土地征收补偿安置148问[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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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二轮承包中发生的纠纷，有的与一轮承包中发生纠纷相同，也有的是二轮发包过程中新产生的纠纷，还有的是一轮承包纠纷在二轮承包中的继续。主要的纠纷类型有：

1，经济纠纷。土地承包合同是农户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签订的、明确他们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法律性质属于经济合同，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规定。在订立、履行、变更土地承包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大量属于经济纠纷。比如，不履行合同而随意提高承包费的纠纷、农户不按规定缴纳承包费的纠纷等等。从司法实践看，农户状告集体经济组织的原因主要是随意变更、终止承包合同；而集体状告农户的主要是拖欠承包费的案件。某县法院今年以来就受理承包合同纠纷案件51起，其中不少是农户状告集体的案件。

2，民事纠纷。农户之间发生纠纷、以及农户与村组干部个人之间发生的纠纷多是民事纠纷。主要有在承包过程中，抢种他人承包地而发生的侵犯土地使用权纠纷，因承包中各种矛盾而发生打架、斗殴、损坏财物的人身损害赔偿、财物损坏赔偿纠纷，土地调整后相邻土地的农户因争水、排水、通行等发生的相邻关系纠纷等等。

3，刑事纠纷。因土地承包过程中矛盾激化而发生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投毒、放火及破坏生产经营案，虽然数量不多，但影响较大。比如某村民小组组长，在二轮土地承包中，因界址丈量方法与一农民意见不一，发生打斗而致人死亡，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刑达13年。还有的因打架造成伤害，被害人要求追究刑事责任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的案件也不少，尤其是轻伤害案件。

二、纠纷的主要原因

土地二轮承包是一项政策性、法律性很强的工作，情况复杂，产生各种纠纷也是不可避免的。造成这些纠纷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法律意识不强、发包过程不规范、对政策理解上有偏差造成的。具体体现在：

1，农村干部的原因。有的乡村干部认识上不全面，认为土地新一轮承包就是全部打乱、重新发包，不管原承包合同是否到期，而中央关于延长土地承包期的原意是稳定农村生产关系，鼓励农民追加投入，应该是“大稳定，小调整”，有的干部对此没有理解。全部重分，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容易产生各种纠纷。而且有的村组干部法律意识比较缺乏，没有认识到签订合同双方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往往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签订不平等的合同。有的漠视合同的法律效力，由此导致随意对合同进行修改，单方决定提高承包费，随意撕毁承包合同，随意调整承包土地的面积、范围，随意将已经发包的土地又发包给第三者承包。有的承包合同违背民主议定原则，未经群众大会讨论决定，将面积大、土地肥沃、承包费低的土地根据干部个人好恶、亲疏远近擅自进行发包，有的干部个人仗权承包，或者在丈量土地时标准不一，还有的干部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强令农民在承包地上种植某种作物，引起农民不满。

2，承包户的原因。有的承包户以村组帐目不清、其他农户未交承包费、村组欠其往来款等为由拒交承包费，或者拒绝承担合理的劳务、其他费用。也有的承包户在签订承包合同后，又随意将土地转包、分包给他人，从中获利或帮助没有承包权的人取得承包权。还有的承包户随意改变承包土地用途，在承包地上挖鱼塘、取土甚至烧窑，由此产生种种纠纷。

3，第三者的原因。有的土地起初比较贫瘠，承包费较低，承包户经过多年开发后获得较大收益，引起一些农户嫉妒，要求终止原承包合同。有的农户单独或联合其他农户抢种承包地或瓜分承包地，或者阻止已签订承包合同的农户进行耕种，矛盾激化时甚至发生打斗。

4，情况变化因素。在第一轮承包中，有的合同签订时承包费偏低，目前仍在合同履行期内，村组于是提出要么提高承包费，要么让给价高的其他农户承包，由此产生纠纷。有一件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签订合同时约定每亩承包费10元，随着物价的变动，明显偏低，法院根据“情势变更”原则进行调解，适当提高了承包费，双方均表示接受。有的地方由集体统一进行中低产田改造后，地力增强，村组要求提高承包费；有的地方土地征用、村镇建设、道路建设影响到承包地时，承包合同双方经常对土地调整、补偿意见不一；还有的农户因人口变动，为增地减地而发生纠纷。这些客观情况，都会导致承包合同纠纷的产生。

5，合同签订不规范。有的承包合同内容简单，主要条款不全，权利义务不具体，一旦发生纠纷，双方就各执一词。有的合同不能体现平等原则，有的直接违背法律规定。比如有一份承包合同规定：“乙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不管遇到多大的自然灾害，甲方概不负责”，与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可以免责的规定相悖。还有一份合同规定：“乙方不履行合同，罚款40％；擅自取土、烧窑的罚款5000－10000元”，不仅把违约责任错当成“罚款”，而且比例过高，违背公平原则。有的采用不公平的格式合同，不少农户连合同的内容是什么都看不到，发生纠纷时才发现合同条款对其不利。在合同形式方面，有的合同用圆珠笔书写，保存时间根本达不到承包期的要求；有的随意涂改、重签合同，有一份承包合同在两年内就重签了三次。

三、解决纠纷的对策

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直接关系到党的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影响到农村的稳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只要对这些纠纷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些问题又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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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纠纷的大量发生和存在，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然而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够完善和统一，绝大多数纠纷是通过行政权的介入来解决。从而使得此类纠纷在法律层面上缺少衡量的根本标准。而农村土地纠纷的当事人，由于涉及利益重大，往往表现的情绪激烈，非理性的表达自己的诉求，极易引起集体上访而激化矛盾，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以何种方式处理农村土地纠纷，需要我们建立起法律层面的逻辑性，进而引导建构和谐的社会关系。纵观农村土地问题的制度安排，虽然政策调控痕迹明显，但法治化的轨迹亦清晰可辨。而且这种法治化的进程正与日俱增。司法救济已经成为解决涉农土地纠纷的重要手段。我们有责任对涉农土地纠纷的司法实践进行认真的总结和思考，借以提高农村土地纠纷法律救济的效率和水平。

一、农村土地纠纷主要表现形态

农村土地利益关系复杂，因此纠纷表现形态多样。在司法实践当中，比较常见和影响较大的纠纷主要有：

l、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纠纷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的补偿费在实质上是被重用土地所有权定价中的问题。被征地的当事人对土地征用补偿、拆迁安置补偿政策表现出来的激烈情绪，实际上就是对征用土地一方给出的价格表示不满。此类纠纷固然可以通过行政权参与后，以强制力实现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但被征地的当事人利益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和侵害之后，所选择的集体上访、群体诉讼，使得此类纠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总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中，期待从土地使用权转让 之后获得的利益亦将不稳，社会成本随之加大。

2、农村集体土地上的违章建筑

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而事实上，由于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国家的这一强制性规定，并未能有效遏制农村非农建设用地的“地下交易”，而且愈演愈烈。在此过程中，较为常见的是农村集体组织以租赁、联营等形式转让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当事人没有到土地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的相关手续，也没有到城建部门办理房屋建审手续，随意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修建建筑物。村民在征地拆迁时恶意抢建房屋，相关部门并没有及时制止，也没有及时补办相关手续，导致大量违章建筑存在。

3、土地收益分配纠纷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的补偿费在实践中包括了地上建筑物、附着物的补偿费以及农业人口安置的补助费，在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的补偿费确定之后还出现针对该费用分配的问题。农村集体组织对某一些村民的待遇进行限制，一些因为身份关系户籍进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求落实村民待遇。

二、农村土地纠纷的司法状况

无救济则无权利，司法救济正是权利保障的重要方式之一。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解决和处理各类农村土地纠纷已被纳于法治化的轨道，对农村土地纠纷进行司法救济显得尤为重要。

1、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不断扩大

人民法院不断扩大受案范围，使得诸多农村土地权益纷争和土地行政纷争能够通过司法程序得以解决。以铜川市某区法院受理的一起“入赘婿”要求享受村民待遇参与土地收益分配的案件为例。童××为铜川市某区自强村二组村民，生有两个女儿一童清、童贞。1998年童贞的户口自铜川市某区自强村迁出。2008年11月14日，杨成与童清登记结婚，成为童清的丈夫、童保元的女婿，并一直在自强村二组生活。2008年11月15日，童××即开始通过自强村村委会及其所在的村民小组向区农副事业管理局提出申请。请求为杨成办理户籍事宜，一直没有结果。2006年2月27日，自强村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会议纪要载明：本村姑娘找农民女婿的，女婿户口不能转入自强村。2006年6月25日，童保元向被告自强村村委会书写保证书，载明：杨成进门入户口一事，经多次与村委会协商，因村委会不同意将场成户口直接迁入村中，现按村委会决定，女婿杨成在童保元家中生活，赡养父母，只将户口迁入童××家，不享受待遇。望村委会给予办理，解决杨成户口问题。2010年6月27日。自强村村委会主任及村民小组组长，在童保元向区农副事业管理局提出的申请书上签字表示同意迁入。2010年12月13日，杨成的户籍迁入被告村组。2011年1月17日，自强村第二村民小组在给村民分配2010年度决分款时没有给杨成分配。但自强村还有八个村民因婚姻户籍迁入该村民小组，一直享受村民待遇。该区法院受理的诸如此类间接的土地收益纠纷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

2、相关立法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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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现状简述

以某省为例，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末该省共有超过100个仲裁机构，但能够有效仲裁解决的土地承包纠纷事件在此类事件总数中的占比不足20%。一般情况下，如果乡村调解不成功，当事人大多会选择采用上访的方式解决土地承包纠纷。据了解，仅在2019年该省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便已经收到超过220宗，与土地承包相关的越级上访案件，由此可见我国虽然在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方面已经制定并出台了专门的法律法规，但仲裁成功率仍然相对较低。

2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现存问题

2.1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制缺失

导致当前我国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效率与成功率相对较低，影响我国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成效全面优化的一大重要原因，在于现阶段我国许多地区在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方面存在机制缺失或不健全的问题。例如我国眼下针对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定的相关法律，只对仲裁流程、所需文件资料等进行大致规定，并未同意明确仲裁员的资格审定，这也使得不同地区在审核仲裁员资质时采用的标准、方法等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性。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各省市地区仲裁员的业务能力、职业素养水平存在参差不齐的问题。除此之外，由于我国仲裁机构在进行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时，属于一项公益性行为，并不向当事双方收取调解仲裁费用。加之机构本身并不具有强制执行权，因此一旦当事双方对仲裁结果不满意，提出上诉，或是其中一方拒不执行仲裁结果，则同样难以发挥仲裁的应有效用，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2.2仲裁裁决与法院判决有出入

在眼下我国土地承包纠纷仲裁中存在的另一大现实问题，表现在仲裁裁决时常会出现与法院判决结果不一致的情况。事实上，我国实施农村土地承包制已近半个世纪，出现的纠纷类型多种多样且普遍具有一定复杂性。而采用的依据、对受理条件的理解等均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裁决与法院判决结果。例如，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可知，如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尚未获得实际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提起民事诉讼，则人民法院有责任、有义务向其告知应当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提出申请。但在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并未对具体第几轮土地承包以来尚未取得进行明确规定，因此即便仲裁机构已经对土地承包纠纷进行仲裁裁决，仍有可能被当地人民法院推翻进行重审。进而使得法院、仲裁机构在土地承包纠纷仲裁中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解决效率。

2.3基层民众法律意识相对薄弱

在我国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当中，大多数基层民众存在法律意识淡薄的问题。由于大部分农民及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使其在面对土地承包纠纷问题时，往往习惯采用“私了”或其他不正规的解决方式，能够主动寻求仲裁机构等专业机构进行纠纷调解仲裁的村民人数相对较少。除此之外，部分基层法院中的工作人员由于长期受到传统工作理念的影响，习惯直接将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等同于劳动仲裁或是商事仲裁。不仅将其作为此类纠纷案件受理的重要前提条件，甚至错误地向基层民众传达裁决结果一旦生成即成定局的思想。即便申请人对仲裁结果存在异议，上级法院也不再受理该纠纷案件。另外，根据上文可知，我国当前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具有公益属性，本身基层仲裁员人数有限且长期缺乏奖金等有效激励，而此类纠纷仲裁往往需要花费仲裁人员大量的时间精力。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仲裁员的工作积极性，使其疲于应对仲裁宣传及普法教育等工作。

3解决土地承包纠纷仲裁问题的建议

3.1建立健全相关机制

我国可以通过将商事仲裁制度引入其中，以商事仲裁法为蓝本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法，进而使得此类纠纷案件的仲裁裁决具有更强的法律效力。同时，上级主管部门需要充分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各部门中的优秀人力资源进行集中整合与优化配置，并尽可能增加基层仲裁员的编制数量。农村农业部门则需要在充分发挥其指导与监督管理职能的基础上，委派专人成立具有较高独立性的仲裁机构，以专人专管的形式专门负责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此外，我国需要高度重视对基层仲裁人才的培养与考核，整体提高我国基层仲裁员的业务能力与职业素养。例如在审定基层仲裁员资质时，需由各省级主管部门与上级主管部门相互配合，统一组织仲裁员和即将成为仲裁员的人员参加相关考试，对考核通过者发放资格证书。国家在加大对各基层仲裁机构的资金投入力度下，各基层仲裁机构也需要定期组织现有一线仲裁员定期参加相关专业培训教育，学习先进的纠纷调解仲裁方法技能；并对其中表现突出的基层仲裁员需要采取发放一定奖金、公开表彰等方式对其进行激励，不断提升其工作积极性，使其能够逐渐树立正确的工作态度和主动服务意识，进而实现全面优化我国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成效的目标。

3.2主动联合地方法院

为有效解决眼下我国在土地承包纠纷仲裁中经常容易出现的，仲裁裁决与法院判决不一致的问题，我国农业农村部门也需要积极与本地区的法院积极进行沟通交流，建立和谐稳定的协作机制。在对各自现有的法律人才等各项优势资源进行优化整合的基础上，相互共享各自的优势资源。如农村农业部门可利用信息化办公系统，依托互联网与法院的网络办公平台进行相互连接，双方相关工作人员可以相互共享传输有关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文件信息及其他相关资源。双方在相互配合互相协同下，共同分析研究此类纠纷案件，高效完成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同时保障仲裁裁决与法院判决高度一致。不仅如此，在解决土地承包纠纷完成相应仲裁工作时，高级法院与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也需要相互配合，共同针对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定出相应的指导意见，在有意识对以往此类纠纷案件成功仲裁的案例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运用官方网站或是成立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对其进行定期公布，在为申请人提供相关案例参考的同时，也能够使得仲裁机构、人民法院在土地承包纠纷仲裁中保持统一的案件审理标准以及裁判尺度。

3.3加强仲裁宣传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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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加强宣传培训。要深入开展农村土地承包法律法规专题宣传教育活动，各乡镇及有关单位要通过各种宣传媒介，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法》和中央、省关于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一系列政策，把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不断增强广大农民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要加强农村土地承包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培训工作,培训对象主要是乡镇、村干部，其中县农业部门要负责培训乡镇分管领导及相关干部，各乡镇要负责培训村“两委”班子成员，每年应安排1-2次专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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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自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试点以来，主要抓了以下八个方面：

（一）加强组织领导，统一思想认识

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是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保障农民土地承包合法权益，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一项重要举措，既是贯彻《土地承包法》、稳定完善家庭承包制、实施长效管理的要求，也是解决土地，缓解压力的一种现实选择。同时，也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我县通过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较好地维护了广大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但是也有个别地方存在二轮土地承包政策落实还不够到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还不够规范等现象，涉及土地承包、土地流转的也有所发生。同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土地承包、流转中的矛盾和问题会日益凸现，纠纷还会不断增多。对此，建立健全土地承包仲裁机制，开展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已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早在去年四月，在县府办下发的《关于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的意见》（绍县政办发〔20__〕53号）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仲裁试点，逐步实现矛盾纠纷调处法制化。自我县被确定为绍兴市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试点后，我们紧紧抓住机遇，及时制订试点方案，向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专题作了汇报。县委、县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重要意义，多次听取汇报，及时建立了由分管县长任组长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试点工作的领导，坚持把开展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试点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对试点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予以研究解决。由于领导的高度重视，从而确保了试点工作的有序进行。

（二）制订试点方案，明确工作目标

为切实搞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试点工作，我们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按照“八个一”，即：成立一个仲裁机构、出台一个仲裁办法、筹建一个仲裁庭、建立一套工作制度、制定一套工作流程、召开一个专题会议、组织一次业务培训、搞好一组政策宣传的要求，及时制订试点工作方案，明确试点工作的目标任务，并分制定方案、组织实施、总结上报、检查验收等四个阶段，扎实开展试点工作。试点中，注重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以形成合力，共同做好这项工作，使试点达到预期目的，真正取得成效。

（三）成立仲裁机构，举行授牌仪式

根据《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去年底，我县由县府办发文（绍县政办〔20__〕162号），成立了由县农办、县司法局、县法制办、县农业局、县林业局、县妇联等部门负责人共7人组成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农办内。仲裁委员会主任由农办主任兼任、副主任由农办、司法局主管领导兼任。仲裁委员会的主要工作职责是：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法规；指导农村承包合同的签订、鉴定；调解、仲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培训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仲裁员和业务人员。仲裁委员会成立后，根据工作需要，我们选配7名专（兼）职仲裁员，并对仲裁员进行了业务培训，以提高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确保仲裁案件依法公正裁决。在此基础上，我们召开了由各镇（街道）的农业副镇长、农办主任、农经站长等人员参加的会议，结合深化土地流转工作，就土地承包纠纷调处和仲裁工作进行部署，并举行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成立仪式，由县委常委、副县长章生建进行授牌。

（四）出台仲裁办法，规范仲裁工作

根据《土地承包法》和《仲裁法》的有关规定，借鉴外地经验，结合我县实际，经县政府第54次常务会议通过，以县政府令第25号的形式，出台了《绍__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暂行办法》。《暂行办法》分总则、仲裁委员会、仲裁庭、仲裁参加人、申请和受理、开庭和裁决、执行、附则共八章五十三条，明确

了开展仲裁的依据、适用范围、申请时限、仲裁原则、仲裁机构的设立、仲裁人员职责与回避、仲裁庭组成、仲裁当事人、代表人及仲裁参加人的权利和义务、仲裁申请、仲裁受理、仲裁庭开庭、当事人举证、专业问题鉴定、证据出示、证据公证保全、当事人辩论、开庭程序、开庭笔录、裁决、制作裁决书等内容，为规范开展仲裁工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依据。（五）落实仲裁场所，配齐必备设施

开展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县一级需要设立一个标准化的仲裁庭，并要落实一定经费。为此，县政府专题研究，解决了用于开展仲裁的仲裁庭及办公用房3间。并专门拨出15万元专项经费，用于装修办公场所及仲裁庭、购置必要的硬件设施、开展宣传培训等支出。在仲裁场所、经费落实后，我们参照法院审判厅模式，按高标准要求，及时对仲裁庭进行装修，设立了仲裁台、申请人席、被申请人席、群众旁听席等，并对办公室进行装修，作为仲裁合议庭。同时，统一购置了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摄像机、数码相机、录音笔、彩色打印机、扫描仪、液晶电视机、庭审桌椅等必需的硬件设施，便于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的及时启动和顺利推进。

（六）制定工作制度，严格仲裁程序

为使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实现规范有序进行，我们抓紧制定了仲裁工作的各项配套制度，包括：操作规程、仲裁员工作守则、仲裁回避制度、仲裁庭庭长职责、书记员职责、档案管理制度和仲裁纪律等，规定了各种调解仲裁文书格式。尤其在仲裁工作程序上，从案件的受理到文书的送达、监督、回访等形成规范的工作机制，包括立案、取证、现场勘查、举证、调解、仲裁、合议、执行、结案等，对每一环节制订操作规程，使仲裁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在规范之下，以保证双方当事人之间处于公正的状态。

（七）注重把握原则，依法开展仲裁

按章操作、依法办案是做好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工作的前提条件。我们按照规范要求，积极探索、致力创新，扎实做好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在具体实施中，我们坚持把握以下三个原则：一是坚持公平、公开的原则。严格按程序进行操作，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及时作出仲裁，不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及时、合理地解决纠纷，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坚持以调解为主、以裁决为辅的原则。调解是仲裁的前提。我们始终把调解贯穿于解决纠纷和仲裁的全过程，以最大的诚意，教育、说服、劝解当事人，尽量争取协商解决，对无法进行调解的，进行依法仲裁。三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在仲裁过程中，我们始终要求当事人用事实、法律条款来支持自己的仲裁请求，仲裁员帮助当事人开展实地查看、现场调查，依法搜集证据，确保事实客观公正。

（八）推行信息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为方便土地承包仲裁工作的开展，切实提高仲裁工作效率，自今年5月以来，围绕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提升土地承包管理水平，在试点的基础上，我县全面推进土地承包信息化、网络化管理，将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流转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全部录入计算机，建立土地承包信息数据库。目前，已录入农户土地承包信息129855户，占应录入农户数的97。实行土地承包信息化、网络化管理后，通过网络，将极大地方便查询土地承包、土地流转信息数据，方便查阅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涉案土地合同的有关情况，有利于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及时处理，切实维护农户土地承包权益。

二、初步成效

我县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虽然刚起步，时间不长，但已显示出一定的成效，主要表现在：

（一）增强了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的过程，也是学习宣传《农村土地承包法》及有关政策法规的过程。通过开展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进一步提高了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增强了干部群众的政策法制观念。

（二）维护了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开展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就是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受侵害，这为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通过开展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将切实解决土地承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切实维护弱势农民的合法权益。

（三）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由于土地在不断增值，农民对土地愈加珍惜，加之法律意识不断增强，近年来，因土地纠纷引发的农民上访案件有所发生，并呈增加趋势。农民上访案件的增加，不但给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而且增加了农村不稳定因素。通过开展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关口前移，工作前移，将农民无序上访变为合法申诉，农民因土地而越级访的现象明显减少，农户的权益得到有效维护，从而，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下步打算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深入贯彻《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进一步抓实抓好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着重抓好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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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农村社会的特点和生产中的一些特点，农村纠纷大多源于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生产资料、农民生活资料方面。之外更多的农村纠纷如继承、赡养、抚养、扶养、计划生育、合同、侵权、相邻关系以及婚姻、土地征用补偿和村民安置、村务管理等纠纷，这些都是我国农村多样的纠纷形式。纠纷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土地纠纷

眼下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土地流转规模逐步扩大、流转速度加快、农民有关土地上的权利意识也产生了变化，涉及土地承包经营产生的纠纷越发多见，形式也呈多样性发展，有些甚至会引发群体性纠纷，增加了农村社会矛盾的复杂性，这些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二）邻里纠纷

社会的发展导致邻里纠纷的产生，在之前邻里间的沟通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纠纷产生，现在邻里之间的交往频率的减少对原有的邻里关系受到强烈的冲击，邻里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这是农村纠纷中占很大比例的纠纷。

（三）婚姻家庭纠纷

家庭是社会的小单元，婚姻家庭纠纷主要涉及家庭的成立、家庭的结束、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婚姻家庭的纠纷是农村最常见也是最多发的纠纷类型。

（四）劳务（雇佣）纠纷、劳动争议纠纷

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人群，近年来，农民工因用工方面的问题不断凸显，涉及方方面面如劳动报酬的追索、社会保险权益、福利待遇等问题，日益成为热点问题。

（五）其他类型纠纷。

除上述类型外，涉农纠纷还包括民间借贷、人身损害赔偿、合同纠纷等。

二、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形式及缺陷

在我国现代农村社会，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还存在并占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基层政府以及法院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中去。由此，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应运而生。在农村纠纷所呈现的变化中导致了在现实中发生纠纷，人民采用不同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前纠纷的解决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和解

和解所具有的优势有三方面，第一，和解与诉讼相比较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较低，通过和解解决问题是最方便的。第二，和解的纠纷解决没有固定的规则，具有较强的灵活性。第三，和解的纠纷解决基础是在自愿的情形下，谈判的最终达成是在当事人双方利弊权衡后自愿做出的让步，达成和解协议后更容易被接受，对协议的执行具有积极作用。

和解所具有的缺陷主要也有三方面，第一，和解的范围是狭隘的，民众缺乏对和解的理念认识。第二，和解的运用形式单一化，没有与其他农村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对接。第三，和解还未形成系统的基层纠纷解决组织，缺乏协商解决的合理方式。

（二）调解

我国目前的农村社会中存在三种调解方式民间调节、政府调节和诉讼中的调解，调解靠依托权力机关，才能使纠纷得以解决。由法院解决的诉讼调解案件，也是依托法官的身份促进纠纷的解决。

（三）行政解决机制

我国的行政机关承担着纠纷各种案件申诉的职责，农村纠纷的形式中多种多样涉及的部门众多有工商管理机关、公安派出所、乡司法所等多部门，大量案件的解决积累下有许多经验。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行政权力的不断压缩，行政机关对案件纠纷的处理逐渐减少。

（四）仲裁

仲裁是解决农村纠纷的重要方式，适合解决较为复杂的财产权益纠纷、经济合同纠纷、劳动合同纠纷和承包合同纠纷等多种纠纷。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农村各行业中组成了一些行业组织，依据行业自治，仲裁对农村行业内的农业经济纠纷解能起到积极作用，但仲裁这种方式在农村还未普及，农村的一部分农民并不了解仲裁。因而在农村发生纠纷，选择仲裁方式解决问题的人很少，但随着不断地发展仲裁这种方式终究会成为主流的纠纷解决方式，被大多数人多认可。

（五）诉讼

诉讼作为公权力的介入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在当代农村社会中，较受人们的关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人们对司法权威的尊重、对司法工作人员的信任。相信司法部门能够给客观、公正的解决。在现代农村社会中纠纷的解决形式多种多样，但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占纠纷解决的很大一部分比例。

三、纠纷调解机制的完善

在非诉中农村纠纷调解制度是典型代表，农村纠纷调解制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应从实际出发，从制度从自身建设、具体的制度实施和政府监督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解决并不断地完善。调解过程中有三对重要的关系，一是农民和社会的关系，社会的稳定发展离不开农民，农民的权利和社会的稳定具有紧密的联系，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是农村纠纷的调解离不开监督，强有力的监督体制可以更好地促进农村纠纷的解决。三是提高农村调解干部的专业素质，业务水平的不断提高可以提高效率。

行政调解在纠纷的解决方面具有专业性、综合性、快捷性、权威性等特有的功能和优势。完善我国农村的纠纷行政调解制度，充分发挥其特有的优势，是完善我国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一条道路。首先，要把具体的规范和立法进行统一，我国是制定法国家，构建农村纠纷行政调解制度就要充分发挥其作用，增强立法的完善是第一步。其次，需要把法律效力明确化，提高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不断加强行政调解与诉讼的连接，这样可以更好的发挥我国农村纠纷行政调解制度对纠纷的解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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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查制度

坚持执行村、单位每月排查、乡每月排查一次社会矛盾纠纷，重要时期，实行每日排查和“零报告”制度，对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的突出问题，要及时组织开展集中排查和研判，提出工作建议，制定调处方案。

三、分流制度

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办公室对群众要求调处的社会矛盾纠纷，实行统一登记受理，然后根据矛纠纷的性质、类别，按照“属地管理”、“分级管理、归口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有权分流指派到有关部门和单位。对调处办公室指派的矛盾纠纷，有关部门的单位要按照分流指派的任务和要求，强化调处责任，落实调处措施，确保调处效果，并及时反馈调处结果。

四、移送制度和归口管理制度

调处办公室对所有接访受理的社会矛盾纠纷，实行一个窗口对外，按照“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归口管理、依法办理、限期处理’’的原则，视情况分流或直接组织调处：

1、涉及优抚安置、社会救济、婚姻登记、婚姻中介、殡葬管理等矛盾纠纷，由民政办会同当事人所在村（居）负责调处。

2、涉及保险、劳动争议、工伤等矛盾纠纷，由劳动保障所会同党政办、当事人所在村（居）负责调处。

3、农村经济政策、经营和财务管理、土地承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由农经站会同土地所、当事人所在村（居）负责调处。

4、有关土地法律、法规和政策，土地的征用和划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土地有偿转让，农村宅基地的使用，以及反映滥占滥用耕地等矛盾纠纷，由土地所会同当事人所在村负责调处。

5、城乡建设规划、城乡管理以及拆迁补偿和安置等矛盾纠纷，由规划所会同当事人所在村负责调处。

6、消费者权益，商品质量纠纷，经济合同纠纷，市场监督和管理等矛盾纠纷，由消费者协会分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调处。

7、计划生育方面的矛盾纠纷，由计生办和有关部门、相关村负责调处。

8、涉及企业产权改制、安全生产等矛盾纠纷，由安监站和有关部门、相关村负责调查。涉及上访的矛盾纠纷，由办牵头有关部门负责调处

9、涉及到其他有关部门的矛盾纠纷，由有关部门负责调处。

10、涉及治安方面的矛盾纠纷，由派出所会同司法所、综治办与当事人所在村负责调处。

11、其他民事矛盾纠纷由司法所和村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12、上述单位对所属矛盾纠纷必须进行3次以上面对面的调解工作，确实调处不了的，由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办公室抽调人员协调调处。

13、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由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办公室直接调处。

五、联动联调制度

1、涉及到多个部门或跨村的矛盾纠纷，由调处办公室组织相关单位进行联合调处，相关单位应按照调处办公室要求抽调人员按时参加联合调处工作。

2、对调处办公室指派分流的矛盾纠纷，相关单位要及时指派领导和具体负责人按时间要求进行调处，不得拒绝推诿。

3、矛盾纠纷调处实行领导包案负责制，各级领导对调处办公室指派负责的矛盾纠纷应当负责指导、督促或亲自参加调处工作。

4、调处办公室调处矛盾纠纷时需要有关部门配合支持的，有关部门要积极参与，不得拒绝参与。

5、矛盾纠纷确因部门决策不当或行政行为不当引起的，相关部门要立即纠正，防止矛盾纠纷激化。

6、调处办公室实行矛盾纠纷调结报告制度。

全局性的重大矛盾纠纷，由乡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调处办公室召开联席会议进行协调，集中力量进行调处。从而形成分工负责与联合调处相结合、属地管理和集中调处相结合的“大调解”格局，做到信息联通、力量联动、纠纷联排、矛盾联调。

六、督查回访制度

1、定期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工作。

2、对分流指派给有关单位的矛盾纠纷进行跟踪了解，提出调处意见。

3、走访当事人，了解调解协议履行情况，听取群众对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4、对未调结的矛盾纠纷每月至少组织开展一次以上的继续调处和控制工作。

5、定期通报有关单位对调处办公室分流指派案件的调处情况。

七、档案管理制度

1、工作档案包括：（1）调处网络组成人员名册；（2）会议记录、培训记录、业务学习记录；（3）矛盾纠纷受理、分流、调处情况登记薄；（4）矛盾纠纷调解卷宗；（5）年度工作计划总结、两次以上矛盾形势分析报告；（6）矛盾纠纷集中排查调处相关材料；（7）其他应当归档的文件、材料。

2、直接调处的矛盾纠纷调处结束后，应及时形成卷宗，做到一案一卷。卷宗包括以下内容：（1）卷宗封面；（2）卷宗目录；（3）调解申请查笔录；（5）证据材料；（6）调解笔录；（7）调解协议书；（8）回访记录；（9）附卷材料。

3、调解的简易矛盾纠纷，未制作书面调解协议书的，应填写《矛盾纠纷受理调解登记表》，统一归档。

4、应当根据要求及时认真填写月报表、半年报表和全年报表，在规定时间内报送区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各类统计报表应按时间、年限分类装订成册，建立统计档案，妥善保管备查。

5、矛盾纠纷调处材料应在调处结束后一周内整理归档。每年3月底前完成上年度档案的整理存库工作。

八、培训制度

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调处办公室负责对本辖区调解人员进行培训。使广大的调解人员明确职责，掌握与调解工作相关的法律知识，调解的方法与技巧。按照“为人正派，办事公道，有群众威信，懂政策法律”的要求，选配好调解人员。调处办公室工作人员要实行公开上岗制度。超级秘书网

九、考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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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山东某基层法院最近五年的审判实践来看，目前现阶段既有传统的农村社会纠纷，也伴随着社会转型逐步出现一些新型的纠纷，并且数量呈现日益增多趋势。这里所说的新型纠纷并不是新的诉讼类型，只是相对于农村以前传统的社会纠纷来说并不是经常发生，而现在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开始日益增多。通过该法庭2006——2010年所立案类型统计来看，农村纠纷类型呈现传统社会纠纷与新型纠纷交错出现、新型纠纷开始不断出现并逐渐上升的趋势。几种基本类型分析如下：

（一）传统的农村社会纠纷

所谓传统的农村社会纠纷主要是指土地纠纷、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等农村常见的纠纷，是与由市场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型纠纷相对而言的。这类纠纷一般起因简单，标的额较小。

1、土地流转与承包纠纷

土地流转与承包纠纷是指当事人因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以及其他有关土地的权利归属问题发生的争议。自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实行之后，土地承包到了广大农民的手中。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明显增多。随着国家废止农业税、对农业的支持和补贴力度逐年加大等优惠政策的出台以及粮价上涨，农村土地生产效益和农民种地的积极性随之提高，一些原本弃耕或者不要土地的农民开始要求耕种土地，原先将土地以较低价格或无偿转让给其他农户耕种的农民也纷纷要求收回转让出去的土地，以及村委会将责任田之外的集体土地承包给企业或者个人程序不公正、公开引发村民不满等，使得农村土地纠纷呈上升趋势。农村的土地纠纷一般包括因为土地流转引发的纠纷；无地少地农民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纠纷；由于基层组织违规操作而引发的纠纷等。

2、婚姻家庭纠纷与邻里纠纷

婚姻家庭纠纷是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纠纷，是指因婚姻家庭生活方面的人身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财产关系所引起的各种纠纷。主要包括因草率结婚导致的婚姻家庭纠纷、因夫妻一方或双方不顾家庭而引发的婚姻家庭纠纷、因子女问题引发的婚姻家庭纠纷、因家庭暴力导致的婚姻家庭纠纷等。离婚时因为子女的抚养、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而引发纠纷的事件也时有发生。随着我国人口的逐渐老龄化，农村子女拒不赡养老人的现象开始突出，继承纠纷也逐渐增多。

有关农村邻里纠纷有多种表现形式，主要包括因邻里生活琐事演变成人身伤害案件；相邻建房、采光、排水等引发纠纷；农闲娱乐引起的纠纷；因集体闲散地栽树或者责任田边界争议等问题而引发的纠纷。

3、债权债务纠纷

首先，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不断增长，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比如违反合同、欠钱不还等不良现象，从而引起村民之间的纠纷。其次，一些地方由于村干部滥用权力，造成村级债务，从而引发农村矛盾纠纷。村级债务长期不能偿清，由此引发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现任干部与原任干部之间、村干部与包工头之间等多方面矛盾。再次，目前农村社会中的民间借贷纠纷也在大量增加，有些村民在从事买卖、租赁、承揽、承包、建筑、运输、雇佣等民事活动中形成债权债务而发生纠纷。

（二）新型的农村社会纠纷

主要是指以前比较少见，而现在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日益凸显和增多的农村纠纷。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城市化重点工程建设中引发的农村社会纠纷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各地政府招商引资进行，很多城郊农村因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工程承包等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问题而引发的纠纷有所增加，如果不能及时妥善调处，可能激化转化，进而影响社会稳定。这种现象在那些同姓家族人口较多的大村庄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当自己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时，往往纠集自己家族成员或者本村村民以侵犯自己的利益或者补偿太低为由起哄闹事，阻碍工程施工，更有甚者会组织家族成员或本村村民集体到政府部门上访、闹事，引发。

2、因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农村社会纠纷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村问题的重视，农村环境日益得到改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还是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因为环境污染而引起的纠纷。

一是相关企业导致的环境污染。随着国家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城市居民对居住环境要求的提高，原本一些在城市的企业逐渐迁出城市，来到相对偏僻的农村地区；同时农村中有一些生产水平相对落后的企业，绝大部分资金、技术力量薄弱，都没有污染防治措施，对农村自然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导致农村树林变黄、农田减产、河水变污，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深受影响，企业与所在村及村民之间的纠纷不断加剧。

二是农业生产本身造成的环境污染纠纷。这些年来，农村大棚蔬菜迅速发展，与此适应的是需要大量的禽畜粪便作为肥料；农村中禽畜养殖业规模化发展。但由于农户环保意识淡薄，没有很好的畜禽粪便处理技术，畜禽粪便和养殖废水无序排放，严重污染了农村居民生活的环境。另一方面由于村民大量施用农药、化肥，土壤、河流、地下水被污染，加上农村垃圾乱堆乱放，农村环境被污染和破坏，也时常引起村民之间，村村之间的纠纷。

随着社会转型逐渐加剧，由此引起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分配中产生的不公，导致了大量新型纠纷的产生，而且数量也日益增多，类型日益扩张，生成的过程和原因也更加复杂，纠纷复杂性加剧；加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利益逐渐多元化，由此导致纠纷的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涉及到本本村民、外村村民，村委会以及村委成员，甚至牵涉到相关的行政机关；同时，由于农村村民的法律知识不是很强，他们对纠纷和矛盾处理结果的评价一般不是从法律上考虑，而是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和内心判断，如果不符合自己内心的判断，很容易造成对法律机关的不信任，而寻求其他途径进行解决，从而引发上访。因此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或者单一的诉讼手段已经不能满足农村纠纷的解决，我们必须寻求多元化的农村纠纷解决方式。

二、社会转型期农村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的必要性

农村地区的纠纷处理方式应该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人情与法律之间寻求的一种平衡，而且应当包含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内核，并在现代法治理念的引导下加以规范，避免单纯依靠司法诉讼来解决纠纷的局限。[1]在制度设计的时候应该考虑传统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各自的优势和不足，把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使纠纷解决的各种方式都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处理农村社会纠纷，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

（一）传统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农村需求

目前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民间调解、行政解决、仲裁等作为本土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对农村纠纷的解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有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难以满足当前农村群众的需求。

1、民间调解

民间调解长期以来在解决农村纠纷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民间调解包括一般的民间调解和人民调解。一般的民间调解指的是家庭和家庭内部的调解以及村中有威望人的调解，这种调解一般成本较低，而且也能得到双方当事人的认可。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为依据，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使纠纷双方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以解决纠纷的活动。人民调解作为我国法制建设中一项独特的制度，其对农村社会纠纷的解决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转型进程的加快，民间调解制度受到了极大地冲击。传统的民间调解制度所追求的是一种“天人合一”，“无讼”的境界，其实施的时候依靠的是调解者本身的威望和权威，第三者本身的威望成为纠纷能否解决的重要因素。在目前的农村社会中，很多纠纷都依赖于村中有权威的第三者来调解，其自身的主观意向影响着纠纷的是非曲直，这种现象已经严重干扰了现代民间调解制度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中国传统的调解方法强调的更多的是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更多的追求息事宁人而不是保护当事人本应有的合法权益。传统调解制度“无讼、耻讼”的价值取向与现代调解制度的要求不相符合。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的村庄共同体开始解体或者已经解体，原有的礼治秩序和民间权威被打破，族长、老人或者长者，这些在昔日儒家学说所构筑的传统差序格局中享有较高权威的人，由于不具备现代经济、法律的知识，不能适应时展，而丧失了其原先所具有的权威性。[2]很多农村中的青年外出读书或者打工，他们接受了现代都市社会的教育，农村传统的风俗习惯、权威在其心中的位置已经大打折扣。随着农村群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传统的风俗习惯已经逐渐被现代的规范所取代。村民对纠纷解决的权威性要求很高，民间调解缺少信得过的第三者权威，其功能也自然弱化。再加之村委会和居委会的人民调解员法律素质、业务能力和水平偏低，对农村社会的纠纷存在着应付的心理，缺乏应有的责任感。这些都使得民间调解的作用大打折扣。

2、行政解决方式

行政解决方式主要包括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两种纠纷解决方式。行政调解是指具有调解纠纷职能的行政机关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社会公德等，通过说服教育，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协议以消除纷争的一种调解制度。行政调解具有专业性、权威性、纠纷解决主体的广泛性、综合性的优势。中国民间对行政机关的调解仍十分看重，在出现纠纷时，当事人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找政府，通过行政机关对农村纠纷进行调解，其结果在心理上更容易让纠纷当事人信服和接受。行政裁决是指行政机关或法定授权的组织，依照法律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特定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裁决在农村中往往被用来解决相关的土地承包纠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等。

但是农村纠纷行政解决方式也存在一些弊端，阻碍了其在纠纷解决上的作用。首先目前我国行政机关解决农村社会纠纷的体系还没有建立，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缺乏必要的规范性和约束性，往往都是采取一些概括性的手段，各种手段不明确，适用范围也不明确，相互之间也缺乏彼此的衔接和互补，造成各种方式缺乏合力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随着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要求越来越高，行政机关已经表现出对民事纠纷也越来越不愿意介入的倾向；此外，我国行政机关处理纠纷的机构和人员是隶属于行政机关，在处理一些涉及到政府机关的农村纠纷时容易偏袒政府机关，缺乏公正性，如土地权属争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等；最后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解决纠纷的方式、步骤、顺序等程序性问题做出详细的规范，这势必会损害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公正性。

3、仲裁

仲裁是指纠纷双方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仲裁协议或者仲裁条款，或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将纠纷交给中立的民间组织进行审理，并作出约束纠纷当事人的裁决的一种纠纷处理方式。仲裁是由争议双方当事人自由约定，由其共同选定第三人作出有约束力的裁决，以解决他们之间产生的争议的一种制度安排。面对农村社会中诸如婚姻家庭、债权债务等纠纷，仲裁是没有管辖权的。由于仲裁自身的特征，目前仲裁机构参与处理农村社会的纠纷，主要体现在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中。与诉讼相比，采用仲裁方式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具有诸如快捷性、灵活性、经济性等特点。但是，由于仲裁自身的特征和不足，制约了仲裁在农村的发展。首先，仲裁宣传的社会覆盖面不够，群众知晓率低，农村中的绝大部分村民对仲裁制度根本不了解。其次，我国仲裁机构少，仲裁力量薄弱，加上仲裁机构的不公开审理，导致仲裁在农村难以推广。最后，仲裁裁决效力不稳。民事诉讼法上规定有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程序，仲裁法上规定有撤销裁决程序，两个程序可以先后启动，导致仲裁效力的不稳。

（二）单一的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随着中国法治化的发展，农民法治意识的培养和法律素质逐步提高，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逐渐成为农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有效手段。诉讼的程序性、公正性、权威性、可执行性也使得农民更加倾向于诉讼手段。

但是，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体现在诉讼的高成本上，对农民而言，如果打官司，路费、律师费、诉讼费以及误工费等会给给农民造成极大的负担。其次，诉讼的机会成本过高。因为诉讼具有程序性，这就是使得诉讼要花费比较大的时间和精力，从而造成当事人不得不放弃其他一些事情，势必会造成其他方面一定的损失。最后，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能力有限。现阶段，社会的不断变动和发展导致了法律的滞后和不完善，我国法官又没有造法的权力，法院必须根据法律的明确规定解决纠纷。这就使得一些问题复杂、法律争议较大的纠纷很难通过法院得到解决，反而不得不通过其他手段解决。此外，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是基于双方之间的信任来交往的，诉讼会打破这种平衡，引起双方之间关系的紧张，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

（三）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农村纠纷解决方式可以相互补充、扬长避短

法学家江伟说过：“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现代化虽然正动摇、瓦解着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但这一过程尚在进行中，对于相当多的农村社会来说，防止因纠纷导致矛盾激化、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仍然是至关重要的。”[3]这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存在的社会和文化基础。虽然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趋势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导致社会关系的结构性转变，但是随着农村法律知识的增多，法律意识的提高，农村已初步具备了法治实践的社会基础，农村社会关系已经开始向契约化的方向发展，这会有利于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农村的发展。我们在处理农村社会矛盾纠纷时将诉讼与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结合起来，根据情况确定方式，以更好的发挥定纷止争的作用。

1、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更符合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精神和农村社会情况。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和谐”精神与“无讼”理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孔子曾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明确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讼”理想。尤其是在更多地保持着传统色彩的农村，非讼传统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在农村纠纷解决的实践中，村民们更多地受到“非讼”传统的影响，对诉讼更多采取的是一种将信将疑或者无可奈何而取之的态度。

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一个村里的人或多或少的具有一定的亲戚关系，这种情况下人际关系的维持和修复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农村纠纷的解决需要通过一种温和的方式去处理，需要事后对纠纷主体间的关系做到尽可能修复，需要对整个农村和谐的不良影响降到最小，采用非讼方式，当事人平等、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与要求，在心理上，当事人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在解决结果上，当事人对自己充分参与后，得出的结果更容易接受。[4]这样就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挽回和修复，消除当初对立情绪。

从经济性上看，非诉讼方式也是更适合解决农村纠纷。相比之下，非讼方式的采用要便捷，可即时、方便的自行或通过第三方直接主持解决，具有时空的便捷性。并且，协商选择时间、地点甚至最终的解决结果，整个过程是低成本的。从经济上讲，非讼方式更适合农村的需要。

2、诉讼解决方式在农村地区尚有很大发展空间

随着市场经济的条发展，农村社会的形态开始由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传统的熟人社会正逐渐发生改变，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社会结构越复杂，社会交往的深度和密度指数越高，对国家法律的需要会越多。[5]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农村社会要从整体上由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农村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将会逐渐增大。

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竞争意识的强化，村民之间的关系逐渐利益化，随着利益冲突的加剧，村民开始更加注重维护自己的利益，厌讼、以讼为耻，息讼等观念逐渐转变，村民开始觉得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益很正常。当发生纠纷的时侯，村民都愿意选择诉讼方式，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也更加容易得到纠纷双方当事人的认可，村民对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公信力也越来越尊重和期待。随着村民经济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发生纠纷时，村民开始选择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以前基于诉讼成本的考虑而放弃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的现象正逐渐减少。伴随着国家法制在农村的发展，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农村的生存空间正逐渐被法律等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所挤压，诉讼解决纠纷也越来越多得到了认可。

三、农村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纠纷解决方式的构建

虽然通过司法解决纠纷是农村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司法要压制、取代其他纠纷解决方式，而是追求司法必须作为纠纷解决的最后和最重要的保障，成为保障正义的最后一条防线。最科学、最合理的选择就是建立农村纠纷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纠纷解决机制。本文在分析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利弊的基础上提出：农村纠纷的解决要建立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纠纷解决机制，首先要合理确定两种纠纷解决方式的适用领域以及找准两种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点，在此基础上，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诉讼方式也要充分发挥司法调解的作用，并以判决为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完善的农村纠纷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纠纷解决机制，从制度上使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一）农村纠纷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方式的领域划分与衔接点确定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与诉讼方式如何选择？首先，他们应该在自己一定的领域内发挥各自的作用，这个范围内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暂时不要干预；其次，要合理确定两种纠纷解决方式的过渡点和衔接点，当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无法完成时，可以即刻换成另一种纠纷解决方式。

根据我国目前农村实际，我们要确立司法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保证每一个公民都有并能够行使平等的诉讼权利。但司法不应成为第一选择，而应成为最后的救济手段，在一方当事人受到民间调解方式的不公正待遇或者此种方式无法解决时，保证他们能够顺畅的求助司法救济。在诉讼作为保障时，最大限度地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在具体的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除涉及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以外，最大限度尊重当事人的自治与合意，赋予他们更多的选择权。在建立多样化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上，对民事纠纷的处理实行分流，[6]合理确定两种纠纷决方式的适用领域。比如对某类型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以及熟人之间的合同纠纷等，在对当事人的利益影响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则鼓励调解，采用非诉讼纠纷决方式，即使最后采用诉讼手段也可以考虑将调解作为诉讼的前置性程序，只有经过调解不能达成协议时，才能通过诉讼手段解决，这就是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点。如果纠纷对当事人的利益涉及较大且民间调解等方式不利于维护自身的权利，则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选择何种方式要视具体案件不同而不同，也要根据当事人综合考虑。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共同构成了解决农村民事纠纷有机完整的体系，只有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从建立健全解决民事纠纷的机制。

（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要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

虽然通过司法解决纠纷是农村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司法要压

制、取代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人民调解制度作为一种诉讼外的纠纷解决制度，曾经对解决农村纠纷、维护农村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调解不仅符合现代民主法制的精神，而且有助于农村纠纷解决 和维护农村稳定。以人民调解为主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可以有效地对司法补偏救弊，并具有特殊的优势，我们应该通过解决农村人民调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发挥其在农村纠纷解决中的重大作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专业化的人民调解制度。首先，现代的人民调解制度既要要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继承和创新，又要摈弃传统调解制度“无讼”等观念的糟粕， 消除传统调解“人治”的传统理念影响；其次，要加大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和选拔。要建立起有利于提高人民调解员素质的管理体制。一方面，组织、动员离退休法官、检察官、公务员及大学生等法律服务志愿者进行“法律下乡”，加入农村人民调解委员会，改变和提高调解人员的法律素质。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调解人员的法律知识及业务能力培训。由县级司法机关、法院及其他教育部门等共同组织或分别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知识也业务能力培训，增强调解人员的法律素养。同时，还应当将此种培训工作予以制度化，借此以强化培训的效果。最后，要简化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程序。201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人民调解法》赋予了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以及经过司法确认后具有执行力，但是如何进一步方便快捷的进行司法确认，使我们进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三）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要以司法调解为优选，判决为保障

司法调解亦称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是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法官的主持下，通过处分自己的权益来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司法调解既具有审判的性质又兼有非诉讼解纷方式的特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章、最高法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意见第五部分以及最高法关于民事调解若干意见都对司法调解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从而从制度上确认了司法调解。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院调解保留了传统调解的形式，在调解时仍遵循自愿的原则，法官在不违背国家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可以考虑民间习俗，考虑当事人的社会环境，使纠纷得到合法、合情、合理的解决。法院调解是司法对民间的纠纷解决方式施加影响与采纳的结果。调解运作中，国家法成为树立国家权力权威的话语资源，调解成为国家权力下乡的有效工具，“调解之所以能进入正式的司法制度，成为一道法定的程序，决非偶然，绝非仅仅因为它是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实施权力的有效工具。”[7]这种纠纷决方式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肯定，同时也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对消除社会纠纷与矛盾，缓和对立情绪，节约司法资源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中，我们要进一步充分发挥司法调解的作用。

首先，法官在处理农村纠纷时，如果适合司法调解，则优先选择司法调解，将判决作为保障手段，法官要尽可能得进行调解，实在无法调解时才采用判决方式解决。其次，司法调解要与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相结合，树立“大调解”的观念与格局，努力改变过去司法调解方式单一的状况，激活调解资源，发挥工会、妇联、城市街道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派出所等与当事人联系密切的单位和部门在解决纠纷方面的重要作用，依法引入社会力量协助法院调解，充分利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纠纷。我们还应当处理好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关系，建立相关部门联调联动的有效工作机制，整合各种资源，统筹各方面力量，形成工作的合力，高效解决社会矛盾纠纷。

针对社会转型期的农村社会特有的纠纷现况和不同主体的特定需求，任何一种单一的体制和纠纷解决方式都无法满足农村社会的现实需求，只有建立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才是正确的选择。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农村社会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纠纷解决机制，面对纠纷时要有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可供农民选择。一方面，诉讼手段在介入农村纠纷时，考虑介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社会效果，以真正适合农民的需要，并且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给予必要的尊重；另一方面，农村社会不应该也不能够仅仅依靠民间习俗的调整，必要时还是需要诉讼手段作保障。对农村纠纷要根据农村情况和纠纷性质，在健全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同时，充分发挥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作用，并促进二者之间的互动和衔接，建立适应我国农村社会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注释：

[1]严军兴：《多元化农村纠纷处理机制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页。

[2]李旎凡：《略论我国农村的人民调解》，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法学会编：《纠纷解决-多元调解的方法与策略》，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

[3]江伟：《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5页。

[4]李长健；曹俊；王妍：《基于农民权益保护的非讼机制》，《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7-08-26。

[5]傅华伶：《从乡村法律制度的建设看法律与发展：纠纷的解决与经济发展》，载吴敬琏、江平主编：《洪范评论（第一卷第一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

篇12

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在这一背景下，农业用地持续升温，导致了土地纠纷案件增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土地纠纷案件增多的原因分析

1、国家工作人员，村干部和利用职务之便低价或无偿耕种土地，没有公开，公正，公平的暗箱操作。甚至有的村委会自作主张发包土地。

2、土地使用权不明引发矛盾，由于历史原因，地界不清而导致争议。

3、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效益大幅提升，也是土地纠纷案件的根本原因之一。

4、垦利土地状况特点及合同的不规范性也会导致土地纠纷的产生。

5、农民法制意识的增强与村领导班子的法制观念相对滞后，不依法进行土地发包之间的矛盾是土地纠纷案件又一重要的因素。

6、承包地被征用，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产生的纠纷。

二、解决农村纠纷的对策

1、宣传培训。提高村干部的调解能力和农民的自行化解纠纷的能力，建立健全宣传制度，组织农村干部深入学习国家的一些针对农村土地的法律法规，增强法律意识。

2、充分利用行政手段化解矛盾，创造和谐。特别是对那些没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依法的承包纠纷，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根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的精神，以维护稳定为出发点，以维护农民利益为核心，妥善化解矛盾，抓好农村土地管理。

3、完善土地使用制度，首先来说，农民虽然是长期无偿使用土地，但是基于使用土地而被征收的农业税费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再次，农业税免征以后，大部分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已经受到很大影响。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农村公共社会事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最后，影响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和发展。完善土地使用制度，该无偿为有偿土地使用制度，可化解一部分或少地农民的负面情绪，同时也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系。

4、加大土地管理执法力度，建立土地纠纷仲裁机构。本着便利管理，便于耕作，消化矛盾，方便群众，对经济调节无法达成协议而又必须明确保管权的土地纠纷，依法裁定，以维护国家法律的严肃性。

总之，农民土地纠纷案件利益冲突较为明显，政策性较强，我们必须紧紧“住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这一主线，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职能作用，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妥善处理好每一起纠纷。做到处理一件，规范一遍的社会效果。为农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