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经济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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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5-0159-02

纵观全国，凡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前列、人民生活相对富裕的地区，几乎都是非公有制经济比较活跃、非公有制经济在当地生产总值占比较高的地区。

一、非公有制经济及其发展意义

非公有制经济（以下简称“非公经济”）是相对公有制经济而言的经济形式，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港澳台经济和外商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非公经济也经历了其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从当初被割的“资本主义尾巴”发展成为促进社会经济繁荣、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

以浙江为例：1978年，浙江出现第一批农民企业主和民营企业，当时全省个体工商户仅2 000多家，私营企业几乎为零，非公经济增加值仅占全省总量的5.7%。到2002年，全省个体、私营企业178.9万户，非公经济增加值4 065亿元占全省的53%；全省GDP从1978年的124亿元增加到7 670亿元，在全国的位次从第十二位跃升到第四位。到2008年上半年，浙江非公经济已实现为全省创造70%的生产总值、60%的税收、76%的出口和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显而易见，非公经济是促进浙江经济腾飞的重要推动力量。实践证明，没有非公经济的大发展，就没有地方经济的大发展；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对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积极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贵州非公经济的发展及现状

以后，贵州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非公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1978年，贵州个体经济仅有1 644人，私营经济为零；到1990年，全省个体工商户发展到26.98万户，私营企业1 597户，乡及乡以上非公有制工业企业总产值达2.38亿元（1980年不变价）；2008年初，全省个体工商户已达50.77万户，私营企业54 812户。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非公经济创造的GDP占全省的比重由1%左右上升到30%以上，非公有制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省的比重由不足4%上升到40%以上，非公有制商业企业创造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省的比重由7%左右上升到60%以上，非公经济提供的财政收入和上缴税收均占全省总量的1/3还多。

贵州非公经济的变化是巨大的、成绩是显著的，但是与全国大多省区横向比较，差距较大。总体现状是经营规模偏小、发展层次低、整体实力不强。

首先，贵州非公经济大多集中在商贸流通、餐饮、娱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医药、食品、采矿等优势资源的初级产品生产方面。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型企业数量少，产品技术含量低下，抗风险能力弱，经济效益差，发展层次低。2007年，全省965户规模以上内资私营工业企业研发费用仅为1 841万元，户均研发费用只有1.91万元；96户规模以上外商工业企业研发费用1 620.8万元，户均研发费用也只有16.88万元。其次，贵州虽然也有像神奇、益佰、老干妈等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非公企业，但是这样的骨干龙头企业毕竟为数太少，贵州非公经济规模仍然偏小、整体实力较弱。2007年，贵州省规模以上内资私营工业企业增加值128.4亿元，户均1 330.57万元，比全国水平低168.28万元；资产总值248.81亿元，户均2 578.34万元，比全国水平低431.88万元；固定资产原值119.11亿元，户均1 234.3万元，比全国水平低29.7万元。规模以上外商工业企业增加值22.89亿元，户均2 384.38万元，仅为全国水平的50%左右；资产总值101.46亿元，户均1.06亿元，比全国水平低3 685.91万元；固定资产原值47.28亿元，户均4 25万元，比全国水平低2 419.58万元。

造成贵州非公经济整体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身制度不完善、经营理念陈旧、管理水平低等内在因素，也有对非公经济发展重视不够、投资环境不佳、服务体系不完善等外在因素。但是，不论是什么因素，贵州作为“欠发达、欠开发”的西部内陆省，要实现跨越发展目标，就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加快全省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农业产业化的进程。

三、贵州加大发展非公经济的举措

1.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把大力发展非公经济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发展的差距源于思想观念的差距。当前，在非公经济及发展的认识问题上虽已形成共识，但对于大力发展非公经济的重要现实意义、对于如何更好地发展非公经济在贵州不能说已全部认识到位，一些与时展不相符的思想观念依然存在。所以，贵州要发展、要跨越，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认识非公经济同样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同样肩负着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产业化的历史任务；充分认识非公经济对贵州实现跨越的重要现实意义。把大力发展非公经济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切入点，从战略的高度加大非公经济发展力度。

2.完善管理体制，提高经营管理者素质。一方面，贵州非公经济经营理念陈旧，企业治理结构落后；另一方面，各类非公经济人才匮乏，目前全省非公经济拥有的各类人才占全省人才总量不足10%。这就导致了企业管理体制不科学，治理结构不完善。陈旧的经营理念使企业注重短期效益和眼前利益，企业缺乏做大做强的长远规划，制假售假、欺行霸市、偷漏税款、逃废债务等不良行为时有发生，严重制约了非公经济的稳健发展。当前，各级政府职能部门要加快落实相关扶持政策和管理制度，积极引导非公经济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建立专门的人才培训机构，积极引进适用的经营管理人才，把对非公经济人才的引进与培训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提高经营管理者素质。

3.改善融资环境，化解资金困境。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非公经济普遍存在融资不畅的难题。特别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与国家紧缩货币政策双重压力下，资金短缺使非公经济的生存发展更加艰难。政府要迅速采取措施，多渠道帮助它们走出资金困境。一是要进一步完善信用评价体系，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改善金融服务，解决贷款难的问题；二是要采取资本投入、贷款贴息、无偿资助、设立创新基金、银企合作、发企业债等多种融资方式，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三是要构建多层次信用担保体系，增强信用担保能力，解决担保难的问题；四是由政府投资公司向一些经营管理好、市场前景好的非公企业进行财务投资，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发展壮大。

4.搞好引导与服务，加大扶持力度。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重点搞好引导与服务。在税收、土地、户籍、经营范围、社保等方面取消不利于非公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积极引导非公经济顺应国家产业政策公平竞争、有序发展；从制度细微处入手，积极引导非公经济照章纳税、诚实经营、公平竞争，维护良好的发展环境；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指导、科研单位和高校参与、市场化运作的，覆盖全省的技术咨询服务体系。要用足、用活、用好优惠政策，加大非公经济扶持力度。把握好国家产业规划、西部大开发、区域经济建设、生态保护等重大战略的实施所带来的机遇，争取更多的财政拨款、贴息贷款等资金用于非公经济的扶持和发展；依托全省各类经济园区建设，用好、用活园区专项资金；围绕传统优势产业和新兴战略产业，重点扶持发展一批名牌产品、龙头企业、特色产业，引导非公经济向产业集群化发展，提高整体实力。

5.拓宽非公经济发展领域，优化产业结构。除明令禁止的行业和商品外，只要有市场、有效益，就允许非公经济广泛参与，拓宽非公经济发展领域，不断提高非公经济在GDP的比重。鼓励非公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制，引导非公经济进入文体卫及中介服务领域以及新材料、新能源、精细加工、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领域。充分给予优惠，大力支持非公企业从事外经贸业务、到境外投资办厂，与国外大公司、大财团开展合资合作，开拓国际市场。围绕工业强省战略，积极调整、优化非公经济产业结构。引导非公经济从矿山开采和商贸流通等传统行业中解放出来，参与到基础设施、生态保护、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优势原材料、能源、装备制造以及民族制药、旅游和战略型新兴产业领域上来；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技术改造，加速非公企业专业分工和协作，延长产业链，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配合品牌战略的实施，培育更多有较高知名度、较强竞争力的产品和企业。切实改变贵州非公经济规模小、效益低、整体实力弱的局面。

6.大力推进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可以说贵州落后的现状很大程度是因为交通闭塞造成的。尽管贵州交通建设近年来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客观上讲仍然很落后。“十五”期间，贵州公路、水路建设累计投资480亿元，是过去五十一年投资总额的2.53倍；全省公路通车里程近5万公里，87%的行政村通机动车；内河通航里程达3 322公里，打通了北上长江和南下出海的水运通道。但与毗邻省区相比，贵州交通落后明显。单从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一项看：截至2005年底，云南是1 421公里、广西是1 411公里、四川是1 758公里、湖南是1 403公里，贵州到2010年才达1 300公里，五年大发展后仍不及五年前的周边四省区。交通落后严重制约了贵州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因此，贵州应举全省之力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加快推进以快速铁路和高速公路为重点、航空和水运建设跟上互补的现代综合交通网络建设；结合综合交通网络建设，统筹重大产业项目布局，加快中心城市建设和园区建设建设。通过加大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发挥贵州区位优势，吸引非公经济前来投资兴业，促进贵州与泛珠三角经济圈及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合作，打开更加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强力推进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克忠.非公有制经济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成学真.困境与出路――西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融资环境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3]陈文玲，王飞.浙江非公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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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基本生活的保障是通过多层次的预防性正式制度建构实现的。从对经济生活的保障程度看，最高层次的是最低工资制度；其次是“内退”和“协保”等政策，属于地方政府或企业根据自身经济实力与条件对剥离的大龄工人采取的变通办法；第三个层次是再就业工程、再就业服务中心对面临下岗的工人生活进行补偿，这一制度安排使离岗工人在被推向社会以前的紧张或不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第四个层次是失业保险制度，对于那些不能及时就业的工人，这一制度安排能使其基本生活得以维持。最后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上述制度都无法覆盖到的人群，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使其基本生存能够维持。在上述制度实施过程中，交叉配合的是通过工会、党委、行政而进行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对生活困难职工的尽可能帮助，尽力给地位受损工人营造一种诸如“无情下岗、有情操作”的氛围，以赢取工人的理解。对工人来说，一旦在这种多层面的预防性正式制度下获得了生存保障，采取集体行动在道义上便难以立足。

调查发现，正是这些预防性正式制度对一些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预防了有组织的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发生。大量的被调查者提到了生存保障基本保证以后工人对集体行动的回避。

（三）非正式制度与地位受损压力的缓解

非正式制度是社会上言明或者不言明，并遵循非正式监控机制（如社会赞同或不赞同）的规则，这些规则以不成文的价值、理念、习俗、习惯、责任、义务体现出来，它们成为诸如家庭（家族）、朋友、邻里之间以及组织成员之间互动的重要准则，并对互动各方的行动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非正式制度对工人行动选择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它对工人地位受损压力的缓解。

首先，由于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包括国有企业制度变革具有时序性或渐进性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工人地位变动及他们对这种变动体会的时序性特点，工人地位受损压力因这种渐进性变革而得到缓解。

其次，正式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非正式运作化解或缓和了工人地位受损的压力，起到了预防有组织集体行动发生的作用。从个案访谈看，首先，以说理、同情、安慰为主的非正式谈话，被企业广泛采用以缓解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张力。其次，允许和容忍工人的牢骚、不满情绪。第三，对个别意见大、困难重而又反复找企业的，给予人情化处理，尽量解决问题，以表示企业对工人的仁至义尽。第四，面子、人情被经常用作解决工人困难问题的工具。第五，以社会“弱者”的女性去处理地位受损工人的利益诉求。

再次，工人对制度变革的行动回应经常以家庭利益作为行动选择的出发点，在碰到困难或不幸时寻求并获得家庭（家族）的支持，提高了个人及其家庭抵御工作、生活中不确定性的能力，家庭成为个人的退居之地。工人的行动选择也受到家庭责任（如子女期望及责任）等因素的影响，如对子女未来成就的期望增加了个人及其家庭未来生活改善的信心，使工人个体的紧张与压力得到某种缓冲，减少了诉诸集体行动的行为选择。在这个角度上，家庭是工人不得不退出时避难的港湾，是社会的减振器。

（四）差异性资源与市场适应

形塑工人行动选择的物质环境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变化：一是由短缺型经济向相对过剩型经济的转变，二是因劳动力供给矛盾日益突出而强化的需求约束型劳动力市场，三是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新成长机会的主要供给者。以就业机会的提供而言，在1978年城镇新就业的544万人中，72.1%的就业者的机会由国有单位提供，到199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49.9%，从1995年开始，非公有制单位提供的就业机会首次超过了国有单位，在当年城镇新增的720万个就业机会中，国有单位提供260万个，占36.1%，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提供170万个，占23.6%，各类非公有制单位提供290万个，占40.3%，到1997年，非公有制单位提供的新就业机会已经超过了50%.虽然机会总体有效供给的不足，以及劳动力市场上体力、操作技能型劳动力的严重过剩，使失去工作以及由此失去劳动报酬的威胁成为普通工人面临的一种现实境遇，但新的市场机会的成长也为部分工人提供了更广泛的选择空间和资源。

1.市场相容性资源与市场适应

当然市场机会的出现与发展实际上只是向工人提供了一种能否退出的条件，而对行动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能够退出，即有能力退出。这种能力即为市场能力，它取决于工人所拥有并能够利用的资源状况。工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退出到市场与他所拥有的资源是否为市场所需及所需的程度相关，如果工人所拥有及可以利用的资源是市场所需要的，即拥有市场相容性资源，则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机会结构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替代性选择，在行动取向上是对市场的适应。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的发展确实能够减少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我们从对工人的个案访谈中看到，这种情况相当普遍。拥有市场相容性资源多的工人，市场能力就强，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机会结构对于这样的工人是一种强替代性选择，这种选择的存在使华尔德所讲的工人对组织的高度依赖消失，甚至使依赖发生扭转，成为企业对个人的依赖。工人拥有的市场相容性资源少，则市场能力就弱，市场机会对于这样的工人是一种弱替代性选择，他们通过市场机会获取的收益也只是全部生活所需的有益补充。

2.市场排斥性资源与企业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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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指的是一个经济体其所有参与者的所有制形式是以单一公有制为主体。单一公有制是经济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就是经济活动参与主体归谁所有。

从我国过去的实践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同阶段还是存在单一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私有制，个体所有，混合所有等形式。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是公有制占比例最高，所以也可称我国那时是单一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目前还是有许多企业是国家独资的，是单一公有的。但因为我们目前整体经济的所有制形式比较多元，所以目前我国经济不是单一公有制经济。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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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领导重视，为非公有制林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一是按照“内引外联”的思路，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办法，先后从区内外引进飞龙、甘霖等非公有制造林大户和润星生物公司沙棘生产、加工产业项目等个体造林、育苗大户，示范带动了其他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私营业主在甘州区的发展壮大。二是区领导对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经营大户广开绿灯，对于省内外来甘州区投资搞林业开发建设的个体私营业主，在土地征用、水电利设施配套等方面给予优惠扶持政策，确保了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的快速崛起。三是建立健全激励竞争机制，对引进项目多的给予重奖，并与领导干部任期考核挂钩，促进产业项目的迅速兴起。

1.3树立典型，示范带动，促进非公有制林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甘州区按照典型引路、示范带动的发展思路，确定了三建五公司、甘霖公司、飞龙公司、润星生物科技公司、大满鞠彪农林场等一批非公有制林业经济建设典型，使他们成为全区林业经济建设的先行者，示范带动全区非公有制林业的建设和发展。三建五公司园林场自创建以来，先后投资1600多万元，开发荒滩480多hm2，营造防护林带66．7hm2，建成独龙架短枝葡萄、美国蛇果、中华寿桃等名优特经济林120多hm2；甘霖公司共投资400多万元，开发荒地266．7hm2，营造防风固沙林173．3hm2，使沉睡千年的石岗墩滩变成了绿洲；润星生物科技公司自2003年以来，共投资400多万元，从内蒙古引进楚伊、太阳、向阳、浑金、橙色、霞光、巨人等大果沙棘新品种12个，栽植大果沙棘63万株，面积达213．3hm2。该产业基地的建成，为甘州区发展沙棘林果产业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以上非公有制林业基地的建成，有效地带动了全区个体私营业主开发荒滩荒地、植树造林的积极性。

1.4科技带动，非公有制林业的科技含量明显提高一是建立健全科技服务体系，推广普及林业实用技术。以林业技术中心推广站、林木种苗管理站、林木病虫害检疫防治站和18个乡镇林业工作站为主体，配备林业生产技术管理人员，开展科技培训推广。二是完善激励竞争机制。近年来，甘州区通过“走出去学，请进来教”等多种形式，提高科技人员的整体素质，更好地服务于林业生产。抽调专业技术人员下派到非公有制造林点，签订《科技人员技术承包责任书》，明确工作职责和目标任务，实行百分考核制，从而强化了对科技人员的管理，提高了非公有制林业生产经营工作的科技含量。三是狠抓造林苗木质量。造林前在对苗木进行质量检验和病虫检疫的基础上进行公开招标，降低了苗木价格，提高了造林所需苗木的质量。特别是蹲点技术人员严把苗木质量关，确保了非公有制造林的苗木质量。四是大力推广应用林业科技新成果、新技术。ABT生根粉、抗旱保水剂等林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使非公有制私营业主造林成活率有了很大提高。

2存在的问题

2.1非公有制林业经济总量和比重在区内林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还比较小，个体经营户起点低，规模小，分量轻等问题还比较突出。

2.2由于缺乏国家对非公有制林业经济发展的投入，非公有制林业经济发展还相对滞后。

2.3个别非公有制林业主对国家发展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吃的不透，思想认识不解放，观念更新慢，意识不超前，使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的整体水平不高，林业产出效益低。

2.4政府对发展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的投入不足，资金扶持不够。

3对策

3.1落实优惠政策今后要不断制定完善有关发展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的各项优惠政策，用政策来鼓舞人，用政策来引导人，用优惠政策来促进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3.2加大投入力度建议各级政府要加大对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的投入力度，不但要从基础设施建设上给予大力支持，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争取林业产业项目资金，用项目资金扶持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