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则的结构形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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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适用于对一定范围内的某一具体管理工作进行程序规范和行为规范，以保证该项工作的正常进行。如《游泳规则》，是为加强游泳池管理工作而制定的，凡游泳者都必须遵守有关规定。又如《交通规则》，是为加强交通管理，保证交通安全而面向社会制定的，行人、车辆行驶要遵守这些规则，管理人员要以这些规则为依据进行交通管理。

规则具有以下特点：

1．针对性。规则的制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它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针对某项管理工作或某项公务活动而制定的操作规定，其内容必须合法，不能有任何随意性。

2．可操作性。规则的规范事项必须周密、精细、具体，可以直接付诸实施，不需要再订出实施细则来保证其贯彻执行。

（二）规则的结构、内容和写法

规则由首部、正文和尾部三部分组成。

首部

一般仅有标题项目。如果制发机关级别规格较高，还需要写明制发的时间和依据等项内容。

（1）标题：由事由和文种构成，如《城市公共交通车船乘坐规则》、《计算机房安全管理规则》等。有的则由制发机关、事由和文种构成，如《××市工人运动会参赛规则》等。

（2）制发的时间、依据：写在标题之下，有的用括号注明规则通过的年、月、日期与会议名称；有的注明批准、公布的年、月、日期和机关，有的写明公布的年、月、日期和机关。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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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宪法序言的概念与特征

宪法序言，又称宪法前言，目前学界并无统一的定义。所谓宪法序言，是指由该宪法或该国传统、习惯、理论以“序言”(或“前言”“等)的名义所确认的，位于宪法正文之前，具有相对独立性，并成为该宪法正式文本之有效组成部分的叙述性文字。根据这一定义，宪法序言的特征如下：(1)位于宪法正文之前：(2)是一种叙述性的文字，主要用以叙述立宪之根据、建国的由来、国家之目的、宪法之地位及确立意识形态等，在内容上不属于宪法规范，不适宜写进宪法正文；(3)宪法直接将其确认为序言，或者该国传统、习惯及宪法学理论将其视为序言。位于宪法正文之前的叙述性文字并不总是宪法序言，还要该宪法是否确认它是序言：(4)是正式公布的宪法文本的有效组成部分；(5)宪法序言在内容上具有相对独立性。

二、宪法序言法律效力学说争议

(1)“无效力说”，其认为宪法序言没有法律效力。主要理由：第一，宪法序言中大多数原则性规定难以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没有必要赋予其法律效力；第二，宪法序言主要是某种价值观的表述，其价值主要在于使宪法结构更具完整性，本身不具有法规范的属性；第三，宪法序言原则性的规定和事实性的叙述，其结构形式不符合也没有必要符合法律规范的结构要求，因而其法律效力也无从谈起。(2)“有效力说”认为我国宪法序言与正文一样，同样具有法律效力。主要理由：第一，宪法序言作为宪法的构成部分之一，自然与宪法的其他部分一样具有法律效力：第二，宪法序言同宪法的其他部分一样，其修改也都遵守严格的程序；第三，宪法序言在正确解释宪法、使用宪法条文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即在现代宪法体制中宪法序言的职能作用日益体现出来，它具有构成宪法规则的规范性基础。(3)“部分效力说”认为上述两种认识都具有片面性，只针对宪法序言的部分内容，不能涵盖宪法序言的全部。宪法序言仅具有部分法律效力，即它必须和宪法条文相结合，宪法序言才具有法律效力。

三、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之我见

首先需要弄清楚法律规则、法律规范、法律条文之间的关系，法律规则属于法律规范的范畴。法律条文表达法律规则，法律条文表述为规范性陈述或语句，可以说规范性陈述或语句表达了法律规则。法律规范的效力其实可以转化为法律规则的效力，进而外化体现为法律条文的效力。法律条文不等于法律规则，法律规则是通过法律条文的语句表达出来的意义，其实质是立法者通过语句的组合传达出的某种确定性的意图。制宪者希望通过对历史的描述和对国家意识形态、根本任务等方面的叙述传达一个在他们看来十分重要而关键的意图，并且有意将这种意图纳入法律的框架内，进而达到预期的效果。问题就在于，制宪者传达的意图是么?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笔者认为，序言的叙述性内容与序言最后一自然段有着天然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第十三段第一句：“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两个字眼：成果，根本。这里的“成果”指的是什么?什么叫“根本”?如果把这两个字眼同前面大量的叙述性内容做一些联想会发现，这里的成果对应的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四件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制宪者从这四大事件中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引申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结论。“历史必然性，是中国宪法效力的来源。宪法序言前六段的作用在此表露得非常清楚了，这六段对于历史的描述，正在于为整个宪法的效力找到来源。这是一种特殊的效力，它连接了法和社会，连接了法律秩序和现实秩序。如果这部分内容没有‘效力’，也就是没有‘约束力’的话，那么本宪法多数主要内容的合法性就将值得怀疑”。

通过这种方式，序言确认了现政权的建立和存在具有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而自然地规定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根本”二字明确地表明其合法性不容动摇，否则就是对现政权的动摇。“我国宪法序言的重要功能就在于，通过历史赋予宪法本身及由宪法所授权力以正当性、合法性”。确认政权的合法性和宪法的正当性才是制宪者真正想通过序言表达的意图；序言的形式特点恰恰满足了这种意图所要求的载体形式。正是序言的这种独一无二的确认作用才使得制宪者坚持在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中把序言作为宪法的组成部分，而且有的国家如法国宪法委员会就多次引用宪法序言做出重大决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序言是可以被适用的，它具有独立的宪法价值。因而，宪法序言是具有法律效力，具有很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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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可采性概念的解读

可采性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概念。这个概念要从正反两方面来解读。证据可采性要解决的是"可采证据的范围"问题，即哪些证据可以被法庭采用，哪些证据不可以被法庭采用。因此，证据可采性应从肯定与否定两个角度来理解。

（一）肯定性语义：证据资格

"可采性"的关键就是"可"字，即有关证据材料能通过法庭的认可，从而获取证据资格进入司法审判程序，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因此，可采性也可以表述为"证据资格"或"容许性"。如果法律对证据资格没有特别规定，只要是与案件事实有实质性和相关性的证据都即可被法庭所采纳，从而达到运用证据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目的。

（二）否定性语义：不适格证据的排除

什么是"可采的"，是很难用法律条文予以细致规定的，而如果只规定哪些是"不可采"的，就会相对容易。证据可采性概念表达的核心其实是证据排除规则，即在立法上和判例中明确哪些证据是不适格的，需要排除。此为证据可采性的否定性语义。证据排除更容易发挥直接的司法效应，证据排除规则也构成了英美法中证据规则的主体。①

二、设立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必要性

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法官在运用证据时缺乏证据规则的约束，自由裁量权太大，随意性太大。设立证据可采性规则，是基于我国基本国情中的三个方面考虑的。

（一）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守法意识不高

我国人口基数大，农村人口多，教育相对落后，很多人甚至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对什么是法律根本一无所知。再者加上我国普法活动的缺位致使普通民众在遇到问题时很少会想到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使诉诸法庭也很难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例如证人不愿出庭作证或基于其他原因向法庭提供虚假证言，鉴定人则在人情或金钱的诱惑下而提供不科学的鉴定结论，这些现象在我国的诉讼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给法官认定案件事实造成了人为因素的困扰。可采性证据规则对当事人的证明活动也具有约束作用，它可以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中排除那些虚假的或真伪难辨的材料，提高诉讼效率，防止法官受到误导，从而能正确的认定案件事实，保障司法机关的权威。

（二）设立证据可采性规则，是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必然要求

我国正在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基本上是在原有职权主义模式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因素和理论以改善诉讼结构。改变了过去公检法处于统一战线共同追诉被告人的职权主义结构形式，形成了控辩双方处于两端，审判机关居中的等腰三角形新结构，加强诉讼民主，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这种审判方式的改革方向，要求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活动予以引导和规制，明确规则，实现公平对抗，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诉讼活动顺利进行。

（三）设立证据可性规则，是完善我国立法理论的必然要求

为贯彻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推进刑事、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通过一些司法解释，想要尝试确立证据可采性规则。例如，明确规定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关于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的效力及专家鉴定等问题，也吸收了一些英美法系传闻证据规则、补强证据规则的相关内容。对于司法实务部门的这些努力和尝试，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论证，对于成熟的经验在立法上予以确立，以完善立法，指导和规范司法活动。②

三、我国证据可采性规则的设立与完善

（一）确立传闻证据规则

传闻证据规则的一般含义是指除了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传闻证据应当被排除，不得进入审判程序。其实质是排斥传闻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根据的证据规则。如无法定理由，在庭审或庭审准备日以外所作的陈述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中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传闻证据规则， 在司法实践中， 证人既可以就涉及亲眼目睹的案件事实向法院作证， 也可以就从他人那里获知的案件情况而向法庭作证，若证人不想出庭作证还可以提交书面证言。这样， 给证人不出庭作证和作伪证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不利于保障程序的正当性和实体的真实性。因此， 在立法上， 中国应突破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传闻证据规则。

（二）确立补强证据规则

确立补强证据规则，是指为了防止错误认定案件事实或发生其它危险性，而在运用某些证明力显然薄弱的证据认定案情时，必须有其他证据补强其证明力。该规则主要适用于言词证据。一般分为口供的补强和其他证据的补强两类。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不仅口供需要补强，其他证据在必要的时候也是需要补强的。其中不仅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而且包括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相关证据。

我国证据补强规则尚处于萌芽阶段，仅仅规定了予以补强的证据类型，至于作为补强证据的证据应当符合什么条件，补强应达到的证明程度等，尚缺少必要的规定。建立补强证据规则，对于完善我国的证据可采性规则还是十分重要的。

（三）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当今各国都一律予以排除。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是为了阻止警察违法取证，保障公民的宪法性权利不受侵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质是保护人权问题。

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条明确规定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绝对排除，不存在例外规定，而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则应实行裁量排除。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还不够细化，比如对什么是"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物证、书证"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实际操作起来会很困难，也会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所以，我们应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对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细化、完善③。

注释：

①徐秀迪.关于完善中国证据可采性规则的思考.河北北方学院学报[J].2009

②刘金友.证据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③胡，廖永安.法学基础课程导读[M].湖南：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学[ M ].北京.高等大学出版社，2012

[2]宋英辉.刑事诉讼法学[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刘洋.证据可采性在我国刑事审判中的适用限度，湖北警官学院学报[J].2010

[4]徐秀迪.关于完善中国证据可采性规则的思考.河北北方学院学报[J].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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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税法的现代性表现

首先，现代税法确立了税法主体的普遍性。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就是指制度应“适用于未知的、数目无法确定的个人和情境”。税法主体的个性被削平，感性的光辉被褪去，所有的人均被简化为“人”这一高度划一的类存在。“他不知道农场主、手工业者和工场主、企业主，而只知道完完全全的法律主体，只是人，而且它视这种人为绝对自由的人。”

其次，税法的开放性，让纳税人真实感受到国家征税的“取之与民、用之与民”，同时也便于公众监督。同时，现代税法以自足性惟其制度之现代性表现，自足性是现代社会对制度构成的一个重要诉求。

总起来看，我国税法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就是现代税法的现代性因素的生成或注入过程，其推动力来自对社会契约理论中合理因素的参考和借鉴，并以此对传统税法学加以反思与拓新，促使其向现代嬗变、革新，最终完成传统税法向现代税法的转变，全面实现税法的现代性。

三、税法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法律张扬形式合理性，仅仅是转换了人类追求美好价值的方式。但是该理性绝对地追求形式合理性（工具理性），不正义的内容也能合理，如此使的其自身的合法性受到广泛的质疑，这必然要导致问题的出现，税法的现代性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1.税法现代性问题的提出

而我国税法学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加上在研究方法和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税法学研究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亟需改进之处。尤其在生态保护的税法价值认同、立法及其税法司法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更多，因而运用现代性理论对其进行反思是中国税法现代性的必然。

对于当代的中国来说，现代性问题背后最大的紧张和焦虑不再是经济和技术问题，而是价值认同和外在形式的制度与内在意识的重构问题。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社会结构中的制度秩序的形式化，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主要任务就是形式化制度的建构。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因而建构形式化的制度结构毫无疑问是一个历史性的首要任务。一方面，社会秩序合理化规则的建构必须以某种对人类实践目标的决断为前提；另一方面，一旦社会秩序的公共领域中没有了价值理想和意义根据,就再也找不到责任共负的伦理意识和公理,这种社会制度当然是很脆弱的。因此，在建构形式化制度结构的同时，有必要形成具有某种普遍性的价值理想，以此规范和引导形式化制度结构的建构。税法的现代性问题也不例外，具有双重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