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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大家集体学习了中央和省市县委先后出台的意识形态责任制考核办法及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隐患风险作讨论交流,并对下一步工作安排提出建议。
会议要求,领导班子要带头学习,进一步提高对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培训和指导,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主动权;要结合社区实际,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规范化建设,使意识形态工作有抓手,有发挥,促成效;进一步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才培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强化“四个自信”努力提升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和水平。
会议明确,我局全体人员要抓紧落实相关工作,首先对风险区域和风险点进行排查和防范,加强督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及时分析、研判报告存在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强化追责问责,管好导向、管好阵地、管好队伍;要坚持政治引领,做好正面宣传,增进共识、凝聚力量,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方向。
中途分类号:E0-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同人力资本投资一样,军事人力资本投资也面临着投资风险。对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拓展军事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可以借助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指导军事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降低投资风险。
一、军事人力资本及其投资风险
(一)军事人力资本
通过研究发现,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军事人力资本的构成主要划分为知识、技能、经验、体力(健康)等几种形式。但笔者认为,知识、技能、经验、体力等属于军事人力资本的“智力”要素,军事人力资本的构成包括这些“智力”要素是毫无疑问的,但仅仅包括它们又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还要有“非智力”要素,如军人的价值观、敬业精神等。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这对于我们分析军事人力资本的构成很有启发。军事人力资本中的“智力”要素主要解决的是“能不能”的问题,“非智力”要素主要解决的是“想不想”的问题。二者的关系是:“非智力”要素是“智力”要素的统帅,决定着“智力”要素发挥作用的方向和强度;“智力”要素是“非智力”要素的支撑,影响着“非智力”要素的作用范围。与“智力”要素相比,“非智力”要素始终是第一位的。如果缺少了“非智力”要素,军事人力资本的价值会大打折扣。
因此,为突出强调“非智力”要素的作用,本文将军事人力资本定义为:军事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训练、医疗保健等形成的,体现在军事人员身上的知识、技能、经验、体力(健康)以及价值观、敬业精神、心理素质等具有经济含义的精神要素的总和。
(二)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综观国内外学者对风险的研究发现,对风险的定义无非两种视角:(1)强调风险表现为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即风险产生的结果可能带来损失、也可能带来获利,属于广义风险。(2)强调风险表现为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即风险只能表现为损失,没有从风险中获利的可能性,属于狭义风险。笔者认为,惟有损失性才能体现出风险中“险”的内涵,因此,本文采用风险的狭义概念。
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可以界定为:军事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它既可指未来收益不能弥补支出成本的可能性,也可指未来收益低于预期收益的可能性。这一概念需要强调四点:首先,时间是军事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重要的投入要素。军事人力资本与其载体的不可分离也决定了时间是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一种重要投入要素,甚至成为一种主要的投入要素。第二,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是由不确定因素导致的,所以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具有突发性、多样性和无形性特征,是投资主体无法事先预知的。第三,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不仅体现在“智力”要素方面(即“能不能的问题”),更多地体现在“非智力”要素方面(即“想不想的问题”)。第四,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导致的结果可能有两个:一是无法获得预期收益;二是无法收回投资成本。
二、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成因分析
已有的研究成果分别从产权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经济学的角度对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军事人力资本产权的特殊性、军事人力资本投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以及军事人力资本契约双方的契约非完全性等因素都是产生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外在条件,其内因在于军事人力资本承载者的自利行为,即在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不一致的约束情况下,军事人力资本载体可能通过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来追求自己的利益。
我们可以借用日本学者中松义郎在其著作《人际关系方程式》中提出的个人行为与组织目标之间的基本关系式[1],来直观、清晰地解释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之间的基本关系,从而弄清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发生。假设为军人潜在的最大能力;F为军人实际发挥的能力;为军人目标与军队目标之间的一致性。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用图型表示如下:
在上图中,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之间的关系存在四种情况:(1)当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完全一致时,,,即军人发挥了自身潜力的最大能力,此时没有道德风险发生。(2)当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完全相反时,,,即军人发挥了自身最大的消极能动性,此时道德风险必然发生且损失最大。(3)当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略有偏离时,,,即军人虽然发挥了自身潜在能力的一部分,但并没有发挥自身的消极能动性,此时道德风险发生,但危害相对较小。(4)当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有较大偏离时,,,即军人不但不能发挥自身潜在的能力,反而还发挥了自身很多的消极能动性,此时道德风险发生,危害相对较大。
作为军事人力资本的载体,军人不是一个被动地“存放”或“保管”军事人力资本的“场所”。军人是否把他掌握的知识、经验、技术和体力应用于国防安全产品的生产过程,以及这种应用的效果如何,至少取决于两个因素:(1)能力,即综合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并加以创造性组合或发挥的本领;(2)意愿,即军人是否乐意“调用”其军事人力资本存量。“人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其特殊性就表现在人的精神状态和能力发挥是受人本身控制的,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情况迥然不同。”[2]因此,从某种意义说,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就后者而言,军人是否乐意“调用”其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储量,甚至是否乐意学习(即主动增加军事人力资本储量),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心理因素的影响。
行为经济学的经典实验――“音乐会门票的实验”[3]P5说明,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人的行为会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军人个体也不例外,军人的行为选择也会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的“最后通牒游戏”[4]P501也告诉我们,人们的行为会受到“公正观念”的驱使。这个公正观念,不是绝对的公正,但必须不能太不公正。从这个角度来说,军人追求的不是绝对收益的多少,而是根据“自己心目中的公正”判断出相对收益的多少,从而实现自己的比较利益。
“一个成熟的劳动力市场有两大性质:收入回报公平性和劳动力流动性。”[5]P10从经济人的角度来说,军人付出军事劳动也必然要求取得与之相应的利益回报。军人通过比较来衡量回报。“严格地讲,对军人行为具有最直接影响作用的是军人的‘比较利益’,即在与其他相关人群的利益进行比较之后所得到的利益满足程度。此时,军人对从军效用的判断几乎与他们收益的‘绝对值’无关,它更多地取决于军人所获利益的‘相对值’。”[6]当比较利益与预期值存在差距时,就会产生一系列行为效率问题。当他们认为比较利益较大时,大多数人可表现为较为安心地服役或努力工作,服役的质量较高;反之,当他们认为比较利益较小时,便会出现“不安心服役”或“服役质量下降”等现象,即发生“偷懒”或其它机会主义行为,甚至产生部分优秀军事人才流失等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三、意识形态投资与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防范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团体(社会)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是一个团体中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和道德观念等。它是非正式制度中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诺思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用于克服搭便车、道德风险和偷懒行为的社会工具,是节约制度运作成本、淡化机会主义的一种有效机制。
这里需要说明,本文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虽然与社会学、哲学中的意识形态相关,但并不完全相等。哲学中关于意识形态的“法律”等构件不在这里讨论之列,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我们更倾向于把法律等要素纳入正式制度安排中去讨论。同时,本文也不强调意识形态在阶级斗争中的功能,更偏向于把它看作是由团体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价值、伦理、道德、习俗、精神状态等所组成的非正式制度安排。
意识形态具有经济功能。其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第一,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一致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减少了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等若干价值判断与行为判断从而达成“一致同意”的信息费用与谈判费用。第二,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它的存量越大,则人对现存制度安排就越认可,个人搭便车和其它机会主义行为的倾向就越小。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直接教化,反复灌输某种价值观念而进入人们行为的成本函数和收益函数之中,影响人们的成本―收益计算,进而影响人们的选择行为。因此,意识形态能够修正个人行为,从而减少或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成功的意识形态教育,有利于提高人们对诚实、信赖、忠诚、良心等的效用评价,从而减少个人“搭便车”或违犯规则的行为。第三,意识形态教育具有动员激励功能。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它能激发起所有成员的信心与热情,坚定实现行动目标的决心;另一方面,它能使团体的长远目标对全体成员更具吸引力、说服力,以获得所有成员的支持,愿意作出短期利益的牺牲。第四,意识形态教育能使人们强化遵纪守法的意识,从而能减少强制执行法律的费用以及实施其他制度的费用。
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启发我们:意识形态投资可以防范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军队对意识形态进行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军队对意识形态进行投资的含义是,军队投资生成和供给意识形态。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理想、道德、法纪和人生观等方面的教育,“八荣八耻”教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等都可以看作军队对意识形态进行的投资。意识形态投资构成意识形态的成本,它分散地存在于教育费用、宣传费用及其它费用中,是这些项目中相关部分的总和。军队对意识形态投资的产出就是意识形态的产品――虔诚,也即政治忠诚、工作热情和职业道德。这种产出一方面会给个人带来收益,也会给军队带来收益。意识形态投资的个人收益,即军队对个人忠于职守和积极奉献的回报,比如说,提前晋级、获得各类荣誉称号和表彰;意识形态投资的军队收益主要表现在能够防范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正如同志指出的:“坚持有力的思想政治建设保证了部队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和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7]P129
具体来说,意识形态投资可以防范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第一,意识形态投资能够培养军人对军队的认同,减少不公平感。军人对公平的追求或感觉会影响军事人力资本效率的发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公平来自认同,因为每个人都属于某个群体,最小的群体是一个家庭,大一点的是一个家族、一个社区、一个企事业单位,再大就是一个城市、一个省份,直到一个国家。你如果认同这个群体,公平感就会产生;不认同,怎么也产生不了公平感”。[8]P94因此,通过意识形态投资,能够使军人增强对军事组织的认同感。有了认同感,就会产生公平感; 有了认同感,就会产生凝聚力;有了公平感和凝聚力,自然就会生成战斗力。
第二,意识形态投资可以减少对军人的激励成本,增强对军人的激励作用的发挥。行为科学认为,科学的方法可以激发人的动机,开发人的潜能,诱导人的行为,调动人的积极性。就激励的手段而言,与军人的效用函数构成相对应,一般可分为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既存在着互补关系,又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替代关系。一般而言,激励的效果如何既取决于激励的手段,更取决于被激励者的效用函数。意识形态教育可以矫正军人的效用函数,优化军人个人效用函数的结构,使军人抛开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的决策方式,自动地放弃对自身利益的过分追求和机会主义行为,提高军人对非物质需求的效用评价。相比物质激励而言,非物质激励成本支出较小,但激励的作用不可小觑。
第三,意识形态投资能够改变军人的行为偏好,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军队组织的意识形态,有利于降低军队团体达成一致同意的交易费用,从而实施集体行动。但是这一集体行动是否能够产生出最大的效益取决于军人行为努力的方向。在军事组织中,生产性努力增加,分配性努力会相应减少,生产的国防安全产品就会增加。显然,如果意识形态投资能够强化生产性努力而弱化分配性努力,这种意识形态就会有效地促进生产国防安全产品的绩效;相反,一种意识形态若强化军人的分配性努力而弱化生产性努力,则会降低生产国防安全产品的绩效。“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理想、道德、法纪和人生观等方面的教育,可被视为对军人利益偏好的修正和优化。”[6]因此,意识形态教育能够改变军人的成本―收益计算结果及其行为选择,减少分配性努力等机会主义行为。
应该说,对意识形态进行投资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但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防范还离不开军人收入分配制度、军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等正式制度的保障。只有二者的完美结合,才能使军事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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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勇.听厉以宁教授讲故事[M].京华出版社,2005.
形态会计制度是针对会计行为约束的规定,是应对会计信息质量不准确性的有效措施。会计制度的实施需要相应的会计意识形态与之配合,由于我国会计师意识形态落后于会计制度,致使会计工作开展困难重重。纵观我国会计制度的发展历程,其建设力度与建设成果得到了赞赏,但会计信息质量却并未得到很大发展,会计信息造假、错误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与我国会计制度建设发展过程中对会计师意识形态的忽略有极大原因。
一、管理会计的理念
管理会计是企业决策者用于对企业控制、计划、评价,确保合理使用各项资源并担负经营责任,而实行确认、累积、计量、分析、解释与传递财务信息等过程。管理会计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方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利用已有的资料进行整理、加工与报告,从而帮助企业决策者作出决策。因此,管理会计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二、会计师意识形态特点
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是道德对经济基础的反映。不同职业的定义、内容,使意识形态拥有职业属性,职业道德则是职业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与主要表现形式。会计师意识形态指会计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处理会计报表、编写财务报告、记账凭证的编制等过程产生的观点、概念的综合。会计主流意识形态是指一定时期内会计师相沿成习的、最常见的意识形态,占据意识形态中的主流支配地位。在会计工作中,影响会计行为的潜在因素为意识形态,会计信息则是输出成果的主要体现,中介变量则为会计制度。
三、会计制度特点
会计制度是以企业单位组织为根本的社会体制,是在社会体制基础上的资源与权力的再分配制度。体制作为会计信息的承担者,其具有的特点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我国市场经济交易过程中,市场主体不同,致使市场信息交流不平衡,致使欺诈事件发生,而通过规范的会计准则制度能够避免因信息不全面导致的经济损失。会计准则制度基本原则是诚信公平,要求企业单位以实公正为前提,为企业单位提供具有真实性、及时性的会计信息。
四、会计制度与会计师意识形态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
会计工作人员在会计中占据主要地位,但我国会计制度建立过程中一直存在“重职业技能培训,轻人生观素质培养”问题。社会经济发展表明,会计意识形态因素与会计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却不直接影响。通过会计制度规范会计行为,提升企业经营效益,维护经济秩序等。会计制度需要通过会计信息实现,高质量会计信息产生的基础就是会计制度,符合会计制度理念的会计师意识形态是其产生的剂。
五、会计信息质量管理存在的现状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有利于维护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正常运行,属于会计工作重要内容。但就我国目前现状来看,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一)缺少会计管理体制
会计制度缺乏完善导致会计信息错误,不能正确反映企业单位经济状况,阻碍经济发展。会计信息失真主要原因是缺少会计信息质量管理体制,会计管理体制建立有利于将会计信息使用者与会计信息提供者联系起来,有效调解双方利益,实现双方共赢。
(二)会计人员职业素质较低
会计人员职业素质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会计工作人员专业知识水平较低,使得会计工作中业务能力不足。部分会计人员缺少法律法制观念,致使会计工作中没做到实事求是,职业道德素质低。此外,企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企业对会计工作人员的要求逐渐提高,但传统会计思想过于保守,缺少创新理念,难以满足企业要求。
(三)会计信息失真,基础资料不实
会计信息失真在会计工作中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会计信息失真主要表现为:“假账真作”与“真账假做”。“假账真作”指伪造虚假经济业务,利用会计处理方式进行检验核算,以此得到某种目的的行为。例如,某单位使用虚假发票处理企业不合法经济开支等;“真账假作”则是指违背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的情况下,通过不合适的会计处理方式对真实的经济业务进行披露。例如,某单位通过少列成本或多计收入等手段,对经济收益进行随意操纵。
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措施
(一)建立完整的会计信息管理制度
想要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首先要建立完整的会计信息管理制度,来指导会计信息管理。由于企业早期对会计信息的不重视,导致没有相应的完善制度来规范会计信息质量管理。所以,企业需制定相应管理准则,完善相关会计制度,落实企业会计人员责任。例如,制定证券法与修订会计相关法律,加强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管理,对制造虚假会计信息的企业单位进行严厉惩治。此外,还应加强对会计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培训,并建立相应制度加以管理,以此提高会计整体素质。并在企业招收新的会计人员时,根据相关法律《会计法》内容,制定企业内部各项责任分配制度,规划企业内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会计行为责任,为保证会计工作的进行,制造良好工作环境,方便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在建立相应的会计准则时,需要结合相关机构会计规范,保证制度的客观性。
(二)增加会计人员专业培训,提高会计师道德素质
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需加强对会计工作人员管理,加大会计制度的宣传,定期对会计人员进行培训,增强会计人员法律意识,提高会计工职业道德素质。企业联系专业老师对会计人员进行定期培训,培训的内容根据企业会计信息管理工作的具体情况定。会计工作人通过培训,能够调动会计人员工作积极性,提高会计人员在工作中对会计信息的运用能力,从而满足现代企业中高标准的会计信息管理工作需求。例如,采取员工自由竞争方式,使会计人员放开心态相互切磋,将工作与学习结合起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公司制定相应的补助和奖励制度,对会计信息管理工作表现优秀人员给予嘉奖,促使会计人员积极接受新的专业知识、创新会计理念、拓展业务能力,从而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同时,借助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断提高会计工作人员的身份认同感和行业归属感,使工作人员能够在工作中感受到快乐,实现员工自我价值,培养具有职业荣誉感的会计师队伍。借助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和教育活动大力宣扬会计职业道德模范,对敢于维护会计信息质量的会计师进行表彰和奖励,大力提高会计工作人员的思想意识层次。
(三)强化会计监督体系
会计监督是会计信息质量的保证。加强企业内外监督,完善会计监督体系,重视会计外部监督作用。不仅要加强财政部门的监督力度,还需通过对税收监督的强化,将税收与会计监督相结合。建立完善会计师监督体系,使其与政府、银行、税务、企业等经济监督联系起来,实现会计对企业经济再确认,降低会计信息虚假行为发生,确保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与准确性。例如,社会监督机构可通过媒体宣传,构建特殊信息反映渠道,鼓励个人或单位积极举报违背会计准则行为,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国家相关机构对会计信息的控制与管理,充分执行自身监督职责,加深会计人员对会计信息工作的认识,会计信息质量才能不断得到提高。
(四)加大违纪处罚的力度,增强会计工作人员的职业风险防范意识
加大违纪处罚的力度是维护会计制度公平的重要措施,会计职业风险防范意识要深入人心,因此,会计师应参与到会计制度的制订当中,在思想上与会计准则达成共识,同时,增加途径增加会计师与会计制度制订当局的沟通,及时将两者间的误解和歧义消除,并且设计合理的会计师薪酬契约,将会计信息的质量与其薪酬统一起来,要求会计师必须保证会计信息质量,才能提高自身的收入,除此之外,还要预防各种不道德行为,强化职业风险防范意识,消除会计违规意识。
结束语
综上所述,会计信息产生的经济效果推动了会计师对会计制度的选择。在会计制度日渐完善的背景下,会计制度是会计信息质量基础,会计信息的实施只有通过对制度充分理解,才能从意识形态上证实其准确性与合理性,才能实现会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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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政治理论学习。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一是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有力的政策措施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各项任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主动权,牢牢压紧压实主体责任,把意识形态工作同党建、脱贫攻坚、扫黑除恶、社会稳定等工作同部署、同落实,作为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上半年召开意识形态专题工作、学习会议8次,收集同志系列讲话及会议文件等资料共计42份。二是充分利用学习强国平台、微信群、qq群,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加强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截止目前,我办职工“学习强国”app最高得分已达17937分。
(二)强化党建工作落实。始终把党的思想建设作为根本任务,坚持和加强党的绝对领导,筑牢对党忠诚的思想根基。坚持以学习为基础,以常态化、制度化开展“两学一做”“主题党日”等活动为载体,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十一届三次、四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三)强化正面宣传引导。坚持正面宣传,壮大主流舆论。一是加大正面宣传,通过微信、qq、微博等媒体持续加大正面宣传,规范网上信息传播,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二是妥善应对舆情,针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自觉站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完善网络舆情应急处置,做到早发现、早预防。三是通过开展结对认亲、联系帮扶等工作,加强与群众联系,加大宣传力度,目前为止,我办走村入户宣讲意识形态工作已达8次。
(四)强化制度建立完善。健全制度机制,加强监督检查。一是完善《市地方志办公室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度》、《市地方志办公室宣传思想文化教育工作制度》等制度。二是按照上级文件要求,认真开展意识形态工作风险点排查工作,建立健全防控体系。
二、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办采取相应措施,加强了意识形态工作,推动了工作落实,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理论学习需要进一步加强;二是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应用和引导管理需要进一步探索;三是对外宣传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
三、下半年工作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