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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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会上，大家集体学习了中央和省市县委先后出台的意识形态责任制考核办法及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隐患风险作讨论交流，并对下一步工作安排提出建议。

会议要求，领导班子要带头学习，进一步提高对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培训和指导，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主动权；要结合社区实际，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规范化建设，使意识形态工作有抓手，有发挥，促成效；进一步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才培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强化“四个自信”努力提升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和水平。

会议明确，我局全体人员要抓紧落实相关工作，首先对风险区域和风险点进行排查和防范，加强督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及时分析、研判报告存在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强化追责问责，管好导向、管好阵地、管好队伍；要坚持政治引领，做好正面宣传，增进共识、凝聚力量，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方向。

篇2

中途分类号：E0-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同人力资本投资一样，军事人力资本投资也面临着投资风险。对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拓展军事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可以借助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指导军事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降低投资风险。

一、军事人力资本及其投资风险

（一）军事人力资本

通过研究发现，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军事人力资本的构成主要划分为知识、技能、经验、体力（健康）等几种形式。但笔者认为，知识、技能、经验、体力等属于军事人力资本的“智力”要素，军事人力资本的构成包括这些“智力”要素是毫无疑问的，但仅仅包括它们又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还要有“非智力”要素，如军人的价值观、敬业精神等。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这对于我们分析军事人力资本的构成很有启发。军事人力资本中的“智力”要素主要解决的是“能不能”的问题，“非智力”要素主要解决的是“想不想”的问题。二者的关系是：“非智力”要素是“智力”要素的统帅，决定着“智力”要素发挥作用的方向和强度；“智力”要素是“非智力”要素的支撑，影响着“非智力”要素的作用范围。与“智力”要素相比，“非智力”要素始终是第一位的。如果缺少了“非智力”要素，军事人力资本的价值会大打折扣。

因此，为突出强调“非智力”要素的作用，本文将军事人力资本定义为：军事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训练、医疗保健等形成的，体现在军事人员身上的知识、技能、经验、体力（健康）以及价值观、敬业精神、心理素质等具有经济含义的精神要素的总和。

（二）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综观国内外学者对风险的研究发现，对风险的定义无非两种视角：（1）强调风险表现为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即风险产生的结果可能带来损失、也可能带来获利，属于广义风险。（2）强调风险表现为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即风险只能表现为损失，没有从风险中获利的可能性，属于狭义风险。笔者认为，惟有损失性才能体现出风险中“险”的内涵，因此，本文采用风险的狭义概念。

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可以界定为：军事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它既可指未来收益不能弥补支出成本的可能性，也可指未来收益低于预期收益的可能性。这一概念需要强调四点：首先，时间是军事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重要的投入要素。军事人力资本与其载体的不可分离也决定了时间是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一种重要投入要素，甚至成为一种主要的投入要素。第二，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是由不确定因素导致的，所以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具有突发性、多样性和无形性特征，是投资主体无法事先预知的。第三，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不仅体现在“智力”要素方面（即“能不能的问题”），更多地体现在“非智力”要素方面（即“想不想的问题”）。第四，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导致的结果可能有两个：一是无法获得预期收益；二是无法收回投资成本。

二、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成因分析

已有的研究成果分别从产权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经济学的角度对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军事人力资本产权的特殊性、军事人力资本投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以及军事人力资本契约双方的契约非完全性等因素都是产生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外在条件，其内因在于军事人力资本承载者的自利行为，即在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不一致的约束情况下，军事人力资本载体可能通过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来追求自己的利益。

我们可以借用日本学者中松义郎在其著作《人际关系方程式》中提出的个人行为与组织目标之间的基本关系式[1]，来直观、清晰地解释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之间的基本关系，从而弄清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发生。假设为军人潜在的最大能力；F为军人实际发挥的能力；为军人目标与军队目标之间的一致性。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用图型表示如下：

在上图中，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之间的关系存在四种情况：（1）当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完全一致时，，，即军人发挥了自身潜力的最大能力，此时没有道德风险发生。（2）当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完全相反时，，，即军人发挥了自身最大的消极能动性，此时道德风险必然发生且损失最大。（3）当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略有偏离时，，，即军人虽然发挥了自身潜在能力的一部分，但并没有发挥自身的消极能动性，此时道德风险发生，但危害相对较小。（4）当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有较大偏离时，，，即军人不但不能发挥自身潜在的能力，反而还发挥了自身很多的消极能动性，此时道德风险发生，危害相对较大。

作为军事人力资本的载体，军人不是一个被动地“存放”或“保管”军事人力资本的“场所”。军人是否把他掌握的知识、经验、技术和体力应用于国防安全产品的生产过程，以及这种应用的效果如何，至少取决于两个因素：（1）能力，即综合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并加以创造性组合或发挥的本领；（2）意愿，即军人是否乐意“调用”其军事人力资本存量。“人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其特殊性就表现在人的精神状态和能力发挥是受人本身控制的，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情况迥然不同。”[2]因此，从某种意义说，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就后者而言，军人是否乐意“调用”其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储量，甚至是否乐意学习（即主动增加军事人力资本储量），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心理因素的影响。

行为经济学的经典实验――“音乐会门票的实验”[3]P5说明，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人的行为会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军人个体也不例外，军人的行为选择也会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的“最后通牒游戏”[4]P501也告诉我们，人们的行为会受到“公正观念”的驱使。这个公正观念，不是绝对的公正，但必须不能太不公正。从这个角度来说，军人追求的不是绝对收益的多少，而是根据“自己心目中的公正”判断出相对收益的多少，从而实现自己的比较利益。

“一个成熟的劳动力市场有两大性质：收入回报公平性和劳动力流动性。”[5]P10从经济人的角度来说，军人付出军事劳动也必然要求取得与之相应的利益回报。军人通过比较来衡量回报。“严格地讲，对军人行为具有最直接影响作用的是军人的‘比较利益’，即在与其他相关人群的利益进行比较之后所得到的利益满足程度。此时，军人对从军效用的判断几乎与他们收益的‘绝对值’无关，它更多地取决于军人所获利益的‘相对值’。”[6]当比较利益与预期值存在差距时，就会产生一系列行为效率问题。当他们认为比较利益较大时，大多数人可表现为较为安心地服役或努力工作，服役的质量较高；反之，当他们认为比较利益较小时，便会出现“不安心服役”或“服役质量下降”等现象，即发生“偷懒”或其它机会主义行为，甚至产生部分优秀军事人才流失等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三、意识形态投资与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防范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团体（社会）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是一个团体中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和道德观念等。它是非正式制度中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诺思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用于克服搭便车、道德风险和偷懒行为的社会工具，是节约制度运作成本、淡化机会主义的一种有效机制。

这里需要说明，本文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虽然与社会学、哲学中的意识形态相关，但并不完全相等。哲学中关于意识形态的“法律”等构件不在这里讨论之列，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我们更倾向于把法律等要素纳入正式制度安排中去讨论。同时，本文也不强调意识形态在阶级斗争中的功能，更偏向于把它看作是由团体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价值、伦理、道德、习俗、精神状态等所组成的非正式制度安排。

意识形态具有经济功能。其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第一，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一致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减少了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等若干价值判断与行为判断从而达成“一致同意”的信息费用与谈判费用。第二，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它的存量越大，则人对现存制度安排就越认可，个人搭便车和其它机会主义行为的倾向就越小。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直接教化，反复灌输某种价值观念而进入人们行为的成本函数和收益函数之中，影响人们的成本―收益计算，进而影响人们的选择行为。因此，意识形态能够修正个人行为，从而减少或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成功的意识形态教育，有利于提高人们对诚实、信赖、忠诚、良心等的效用评价，从而减少个人“搭便车”或违犯规则的行为。第三，意识形态教育具有动员激励功能。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它能激发起所有成员的信心与热情，坚定实现行动目标的决心；另一方面，它能使团体的长远目标对全体成员更具吸引力、说服力，以获得所有成员的支持，愿意作出短期利益的牺牲。第四，意识形态教育能使人们强化遵纪守法的意识，从而能减少强制执行法律的费用以及实施其他制度的费用。

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启发我们：意识形态投资可以防范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军队对意识形态进行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军队对意识形态进行投资的含义是，军队投资生成和供给意识形态。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理想、道德、法纪和人生观等方面的教育，“八荣八耻”教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等都可以看作军队对意识形态进行的投资。意识形态投资构成意识形态的成本，它分散地存在于教育费用、宣传费用及其它费用中，是这些项目中相关部分的总和。军队对意识形态投资的产出就是意识形态的产品――虔诚，也即政治忠诚、工作热情和职业道德。这种产出一方面会给个人带来收益，也会给军队带来收益。意识形态投资的个人收益，即军队对个人忠于职守和积极奉献的回报，比如说，提前晋级、获得各类荣誉称号和表彰；意识形态投资的军队收益主要表现在能够防范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正如同志指出的：“坚持有力的思想政治建设保证了部队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和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7]P129

具体来说，意识形态投资可以防范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第一，意识形态投资能够培养军人对军队的认同，减少不公平感。军人对公平的追求或感觉会影响军事人力资本效率的发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公平来自认同，因为每个人都属于某个群体，最小的群体是一个家庭，大一点的是一个家族、一个社区、一个企事业单位，再大就是一个城市、一个省份，直到一个国家。你如果认同这个群体，公平感就会产生；不认同，怎么也产生不了公平感”。[8]P94因此，通过意识形态投资，能够使军人增强对军事组织的认同感。有了认同感，就会产生公平感； 有了认同感，就会产生凝聚力；有了公平感和凝聚力，自然就会生成战斗力。

第二，意识形态投资可以减少对军人的激励成本，增强对军人的激励作用的发挥。行为科学认为，科学的方法可以激发人的动机，开发人的潜能，诱导人的行为，调动人的积极性。就激励的手段而言，与军人的效用函数构成相对应，一般可分为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既存在着互补关系，又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替代关系。一般而言，激励的效果如何既取决于激励的手段，更取决于被激励者的效用函数。意识形态教育可以矫正军人的效用函数，优化军人个人效用函数的结构，使军人抛开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的决策方式，自动地放弃对自身利益的过分追求和机会主义行为，提高军人对非物质需求的效用评价。相比物质激励而言，非物质激励成本支出较小，但激励的作用不可小觑。

第三，意识形态投资能够改变军人的行为偏好，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军队组织的意识形态，有利于降低军队团体达成一致同意的交易费用，从而实施集体行动。但是这一集体行动是否能够产生出最大的效益取决于军人行为努力的方向。在军事组织中，生产性努力增加，分配性努力会相应减少，生产的国防安全产品就会增加。显然，如果意识形态投资能够强化生产性努力而弱化分配性努力，这种意识形态就会有效地促进生产国防安全产品的绩效；相反，一种意识形态若强化军人的分配性努力而弱化生产性努力，则会降低生产国防安全产品的绩效。“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理想、道德、法纪和人生观等方面的教育，可被视为对军人利益偏好的修正和优化。”[6]因此，意识形态教育能够改变军人的成本―收益计算结果及其行为选择，减少分配性努力等机会主义行为。

应该说，对意识形态进行投资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但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防范还离不开军人收入分配制度、军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等正式制度的保障。只有二者的完美结合，才能使军事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1]李宝元.人力资本运营[M].企业管理出版社，2001.

[2]郝万禄，等.新时期军队人才激励机制创新研究[J].课题阶段性成果。

[3]奚恺元.别做正常的傻瓜[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4]（美）曼昆.经济学原理：第5版（微观经济学分册）[M].梁小民，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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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俨，杨建军.关于军人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及若干政策启示[J].经济研究，1996，（2）.

[7]中国人民总政治部.国防和军队建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选编[M].出版社，2010.

[8]张勇.听厉以宁教授讲故事[M].京华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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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会计制度是针对会计行为约束的规定，是应对会计信息质量不准确性的有效措施。会计制度的实施需要相应的会计意识形态与之配合，由于我国会计师意识形态落后于会计制度，致使会计工作开展困难重重。纵观我国会计制度的发展历程，其建设力度与建设成果得到了赞赏，但会计信息质量却并未得到很大发展，会计信息造假、错误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与我国会计制度建设发展过程中对会计师意识形态的忽略有极大原因。

一、管理会计的理念

管理会计是企业决策者用于对企业控制、计划、评价，确保合理使用各项资源并担负经营责任，而实行确认、累积、计量、分析、解释与传递财务信息等过程。管理会计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方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利用已有的资料进行整理、加工与报告，从而帮助企业决策者作出决策。因此，管理会计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二、会计师意识形态特点

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是道德对经济基础的反映。不同职业的定义、内容，使意识形态拥有职业属性，职业道德则是职业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与主要表现形式。会计师意识形态指会计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处理会计报表、编写财务报告、记账凭证的编制等过程产生的观点、概念的综合。会计主流意识形态是指一定时期内会计师相沿成习的、最常见的意识形态，占据意识形态中的主流支配地位。在会计工作中，影响会计行为的潜在因素为意识形态，会计信息则是输出成果的主要体现，中介变量则为会计制度。

三、会计制度特点

会计制度是以企业单位组织为根本的社会体制，是在社会体制基础上的资源与权力的再分配制度。体制作为会计信息的承担者，其具有的特点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我国市场经济交易过程中，市场主体不同，致使市场信息交流不平衡，致使欺诈事件发生，而通过规范的会计准则制度能够避免因信息不全面导致的经济损失。会计准则制度基本原则是诚信公平，要求企业单位以实公正为前提，为企业单位提供具有真实性、及时性的会计信息。

四、会计制度与会计师意识形态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

会计工作人员在会计中占据主要地位，但我国会计制度建立过程中一直存在“重职业技能培训，轻人生观素质培养”问题。社会经济发展表明，会计意识形态因素与会计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却不直接影响。通过会计制度规范会计行为，提升企业经营效益，维护经济秩序等。会计制度需要通过会计信息实现，高质量会计信息产生的基础就是会计制度，符合会计制度理念的会计师意识形态是其产生的剂。

五、会计信息质量管理存在的现状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有利于维护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正常运行，属于会计工作重要内容。但就我国目前现状来看，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一）缺少会计管理体制

会计制度缺乏完善导致会计信息错误，不能正确反映企业单位经济状况，阻碍经济发展。会计信息失真主要原因是缺少会计信息质量管理体制，会计管理体制建立有利于将会计信息使用者与会计信息提供者联系起来，有效调解双方利益，实现双方共赢。

（二）会计人员职业素质较低

会计人员职业素质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会计工作人员专业知识水平较低，使得会计工作中业务能力不足。部分会计人员缺少法律法制观念，致使会计工作中没做到实事求是，职业道德素质低。此外，企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企业对会计工作人员的要求逐渐提高，但传统会计思想过于保守，缺少创新理念，难以满足企业要求。

（三）会计信息失真，基础资料不实

会计信息失真在会计工作中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会计信息失真主要表现为：“假账真作”与“真账假做”。“假账真作”指伪造虚假经济业务，利用会计处理方式进行检验核算，以此得到某种目的的行为。例如，某单位使用虚假发票处理企业不合法经济开支等；“真账假作”则是指违背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的情况下，通过不合适的会计处理方式对真实的经济业务进行披露。例如，某单位通过少列成本或多计收入等手段，对经济收益进行随意操纵。

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措施

（一）建立完整的会计信息管理制度

想要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首先要建立完整的会计信息管理制度，来指导会计信息管理。由于企业早期对会计信息的不重视，导致没有相应的完善制度来规范会计信息质量管理。所以，企业需制定相应管理准则，完善相关会计制度，落实企业会计人员责任。例如，制定证券法与修订会计相关法律，加强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管理，对制造虚假会计信息的企业单位进行严厉惩治。此外，还应加强对会计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培训，并建立相应制度加以管理，以此提高会计整体素质。并在企业招收新的会计人员时，根据相关法律《会计法》内容，制定企业内部各项责任分配制度，规划企业内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会计行为责任，为保证会计工作的进行，制造良好工作环境，方便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在建立相应的会计准则时，需要结合相关机构会计规范，保证制度的客观性。

（二）增加会计人员专业培训，提高会计师道德素质

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需加强对会计工作人员管理，加大会计制度的宣传，定期对会计人员进行培训，增强会计人员法律意识，提高会计工职业道德素质。企业联系专业老师对会计人员进行定期培训，培训的内容根据企业会计信息管理工作的具体情况定。会计工作人通过培训，能够调动会计人员工作积极性，提高会计人员在工作中对会计信息的运用能力，从而满足现代企业中高标准的会计信息管理工作需求。例如，采取员工自由竞争方式，使会计人员放开心态相互切磋，将工作与学习结合起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公司制定相应的补助和奖励制度，对会计信息管理工作表现优秀人员给予嘉奖，促使会计人员积极接受新的专业知识、创新会计理念、拓展业务能力，从而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同时，借助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断提高会计工作人员的身份认同感和行业归属感，使工作人员能够在工作中感受到快乐，实现员工自我价值，培养具有职业荣誉感的会计师队伍。借助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和教育活动大力宣扬会计职业道德模范，对敢于维护会计信息质量的会计师进行表彰和奖励，大力提高会计工作人员的思想意识层次。

（三）强化会计监督体系

会计监督是会计信息质量的保证。加强企业内外监督，完善会计监督体系，重视会计外部监督作用。不仅要加强财政部门的监督力度，还需通过对税收监督的强化，将税收与会计监督相结合。建立完善会计师监督体系，使其与政府、银行、税务、企业等经济监督联系起来，实现会计对企业经济再确认，降低会计信息虚假行为发生，确保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与准确性。例如，社会监督机构可通过媒体宣传，构建特殊信息反映渠道，鼓励个人或单位积极举报违背会计准则行为，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国家相关机构对会计信息的控制与管理，充分执行自身监督职责，加深会计人员对会计信息工作的认识，会计信息质量才能不断得到提高。

（四）加大违纪处罚的力度，增强会计工作人员的职业风险防范意识

加大违纪处罚的力度是维护会计制度公平的重要措施，会计职业风险防范意识要深入人心，因此，会计师应参与到会计制度的制订当中，在思想上与会计准则达成共识，同时，增加途径增加会计师与会计制度制订当局的沟通，及时将两者间的误解和歧义消除，并且设计合理的会计师薪酬契约，将会计信息的质量与其薪酬统一起来，要求会计师必须保证会计信息质量，才能提高自身的收入，除此之外，还要预防各种不道德行为，强化职业风险防范意识，消除会计违规意识。

结束语

综上所述，会计信息产生的经济效果推动了会计师对会计制度的选择。在会计制度日渐完善的背景下，会计制度是会计信息质量基础，会计信息的实施只有通过对制度充分理解，才能从意识形态上证实其准确性与合理性，才能实现会计目标。

参考文献：

[1]曾繁英.会计信息质量：会计制度与会计师意识形态的融合[J].商业研究，2014，(7):73-79.

[2]徐光伟.会计信息质量评价分析[J].管理现代化，2013，(6):19-21.

[3]赵欣然.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措施浅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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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政治理论学习。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一是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有力的政策措施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各项任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主动权，牢牢压紧压实主体责任，把意识形态工作同党建、脱贫攻坚、扫黑除恶、社会稳定等工作同部署、同落实，作为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上半年召开意识形态专题工作、学习会议8次，收集同志系列讲话及会议文件等资料共计42份。二是充分利用学习强国平台、微信群、qq群，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加强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截止目前，我办职工“学习强国”app最高得分已达17937分。

（二）强化党建工作落实。始终把党的思想建设作为根本任务，坚持和加强党的绝对领导，筑牢对党忠诚的思想根基。坚持以学习为基础，以常态化、制度化开展“两学一做”“主题党日”等活动为载体，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十一届三次、四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三）强化正面宣传引导。坚持正面宣传，壮大主流舆论。一是加大正面宣传，通过微信、qq、微博等媒体持续加大正面宣传，规范网上信息传播，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二是妥善应对舆情，针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自觉站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完善网络舆情应急处置，做到早发现、早预防。三是通过开展结对认亲、联系帮扶等工作，加强与群众联系，加大宣传力度，目前为止，我办走村入户宣讲意识形态工作已达8次。

（四）强化制度建立完善。健全制度机制，加强监督检查。一是完善《市地方志办公室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度》、《市地方志办公室宣传思想文化教育工作制度》等制度。二是按照上级文件要求，认真开展意识形态工作风险点排查工作，建立健全防控体系。

二、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办采取相应措施，加强了意识形态工作，推动了工作落实，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理论学习需要进一步加强；二是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应用和引导管理需要进一步探索；三是对外宣传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

三、下半年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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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风险隐患

收集到的重要情报信息

应对措施 典型经验做法

本月工作进展 风险化解成效

下月风险点排查

牵头领导

责任部门

1

关于延时服务教职工和家长可能存在的思想波动和不稳定情绪。

社会热点难点的反映。教师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和诉求。

及时掌握教师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和诉求，积极交流并掌握动态，及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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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一个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息息相关的特殊场域。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3月，中国网民数量约为9.04亿，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了64.5%。庞大在中国的网民群体中，大学生已经成为主力军，成为网络空间环境中的最主要群体。数据显示，在9亿多网民中，按照年龄结构来看，20-29岁的人群占了21.5%；按职业结构来看，学生群体所占比例达到了26.9%。上述数据突显以下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二是大学生作为网络空间中的主体，一方面其价值观念的形成深受网络空间信息、观念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的言行举止，又对网络空间环境进行着重构。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一方面是加强国家安全教育的必然举措，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塑造一个有利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网络空间环境。本文在分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内涵的基础上，针对当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当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

清晰的概念界定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要厘清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首先必须理解和把握“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本质。意识形态，从其本质来看，可以概括为是一种观念的集合。每一个社会群体由于其特定的历史文化特征以及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会形成一套完整的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群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种种认识观念和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就可以看作是这种观念的集合。在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意识形态有其特定的功能。具体而言，意识形态主要为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秩序提供思想观念层面的合法性阐释和支持。正是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这一重要作用和功能，使其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禀赋、制度体系以及文化观念，是构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三要素。文化观念从国家构成的角度来看，就是指意识形态。自然禀赋是国家的物质基础，制度体系为国家的正常运转提供了规则和秩序，而意识形态则是将一个国家不同群体粘合起来，形成关于统一国家认同的“黏合剂”。因此，意识形态安全，从宏观上来讲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群体对于国家、民族能够形成稳定的文化价值认同；从中观角度来讲就是对政党制度、发展道路等等制度、文化、法律等等具体观念、制度能够形成相对统一的认同；从微观角度来看，就是在面对具体境遇和观念冲击时，有相对稳定的立场和清醒的判断。意识形态因其往往涉及思想观念、价值的特性，其安全往往有着自身的脆弱性，极易受到外界舆论场域、观念和具体事件的冲击和威胁。随着互联网在社会各领域的延伸，人们客观上已经进入了一个虚拟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空间叠加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现实社会中的事件、观点和价值观念往往能够借助网络空间迅速传播、发酵，从而在网络空间形成一定的舆论场；同样的，网络空间当中形成的舆论场，因其所引起的巨大传播效应，又反过来对现实社会形成客观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如上所述，特定价值观念通过网络，对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发挥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力。这就揭示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即网络空间价值观念等构成的网络空间环境，不会对网络空间中和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主体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形成和培养构成威胁；反之，则可以说网络意识形态处于不安全状态。

二、当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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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2－0008－03

一、“经济人”假定的修订――意识形态的引入

西方经济学家们为了经济学分析、解释、推导的需要，提出了“经济人”假设，即对于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主体――人，把其具有普遍性的行为特征进行理论抽象并泛化为一种永恒的人性假定，以此作为经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最早系统地阐述了“经济人”这一概念，在他的著作中，经济人主要蕴涵着三方面的意思：第一，“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即人的经济行为只受个人利益的驱使，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其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第二，“经济人”具有理性，即人在行动时运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式和手段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第三，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为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无意识地、有效地增进社会利益。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性看做社会进步的动力，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原始动机。

人是一种有意识的、并具有广泛需要的社会生命，他的行为受到很多因素的支配。但“经济人”假定排除了人活动的其他情感动机，排除了社会的历史、制度、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因素对人的活动的影响，假定“经济人”是追求纯物质利益的无意识形态的非情感动物，这种“经济人”并不是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具体“人物”的完整描述，建立在这种假设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经济学自然备受争议。很多学者认为，“经济人”假设是错误的、不合理的，试图它，笔者认为不然，“经济人”假设是合理的，只是内容不够充分、不完全，缺少意识形态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加入意识形态的“经济人”并不会改变“经济人”假定的本质思想，没有改变“经济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根本行为动机，只是改变了人的行为的成本―收益函数。“经济人”假定实际上并不排斥意识形态的存在，相反意识形态的引入恰恰弥补了“经济人”假定的缺憾，解释了现实生活中物质上成本和收益相同的情况下人们行为的差异性的原因。

历史背景、风俗文化和等意识形态的差异使人们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看法，世界观的不同使人们对同一行为的成本和收益的评价不一，从而决定了不同的行为方式。信仰佛教的人认为做善事死后会进天堂，而做恶事死后要进地狱。那么，信仰佛教的人相比不信仰的人会认为做善事的收益更大，做恶事的成本更大；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信仰佛教的人相对不信仰的人会更易于不欺骗交易的另一方。文化、风俗的约定俗成使人们在违背社会公认的行为规则时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对人的心理产生一定的负担，有的人认为心理成本过大就不会做违背公认正确的事，有的人认为心理成本相对收益来说很小就会做违背公认正确的事。不同的风俗文化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观点，所以，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待同一行为有不同的成本－收益函数评价。中国人认为百事孝为先，孝道是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美德，而欧美一些国家人认为人应该自立，所以，中国人如果不赡养老人，他要承受很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心理成本很大，而欧美人不然，这自然产生不同的行为结果。这正如诺思所述：经济学的理论是不完全的，我们只在大量的文献中看到对简单的自我利益的追求和大量欺骗的存在（如机会主义行为）。在契约安排中，有很多诚实、正直和君子协定，但工作中的偷懒、欺骗、白领阶层的罪恶和阴谋破坏也无处不在。这正是意识形态观念的差异造成的。

二、加入意识形态的人的行为的模型分析

我们以对街边的乞丐施舍为例，来说明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人们行为的成本－收益函数的。我们看到，有的人给乞丐钱而有的人没有，有的人给的多而有的人给的少。如果仅仅用古典的“经济人”假设来衡量是否给予施舍的话，那没有人会为之付钱，因为施舍的纯物质收益为零。当加入了意识形态因素后，人们给予施舍的收益并不是零，由教育、风俗、信仰等灌输的价值观念使人们在施舍过程中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以及他人的尊重和社会好评，或者可以这样说，当人们看到别人受苦时心理会受煎熬，给予施舍后心理煎熬的程度会减少。故我们可以把施舍看做一种正常商品，当人们的收入增加时，人们对乞丐施舍的钱数会增加。下面我们用模型来分析为什么有的人给予施舍而有的人不给，有的人施舍的多而有的人施舍的少。

尽管引入意识形态后施舍可被看做一种正常商品，但人们并不会真的把施舍当做真的正常商品一样来对待，人们会为用于施舍的金钱规定一定的数额，因为施舍不能像某些必需物品那样满足人的基本生理需求，若超过这个人能承受的范围，施舍的价格将变得异常高昂，减少一单位施舍要用很多单位的其他商品来弥补才会使人们的效用不变，故超过人们预定的部分，预算线的斜率非常大，近似于竖直状态，故预算线具有“弯折”的特征（如图1中的折线MTN）。

意识形态的差异使人们对施舍的心理评价不同，给人们带来的效用也就不同。如果有些人认为看到乞丐的悲惨状况不会对他的心理产生任何影响，他也不会从给予施舍过程中获得任何心理上的满足，那么，这个人对其他商品和“施舍”这种商品的无差异曲线就是水平的（如图1中的U和U'），那么，令此人效用最大化的点为M，用于施舍的钱数为零，他将不给予乞丐任何钱。

假设一种极端的现象，一些人认为只有对乞丐施舍可以给他带来满足，而消费其他商品并不能使他感到满足，那么这个人的无差异曲线将是竖直的。这时他的效用最大化的点即为图中的N点，他将用ON单位的钱全部用于施舍乞丐，而余下的钱NK仅用于购买维持生命的必需品。

通过这两种极端情况，我们可知，越偏好于行善施舍的人，无差异曲线越陡峭，对乞丐施舍带来的效用越大，反之则越小。如图2所示，人A的无差异曲线相对于人B来说更平坦，人A的效用最大化点为C，将OXA用于施舍，而人B的效用最大化点为D，将OXB用于施舍，明显OXB>OXA。

同时，财产和收入也会对施舍产生一定的影响。若收入不变，但对一个生活很富足的人来说，收入将更少地用于支付生活的必需物品，可以有更多的钱用于施舍乞丐，那么他的预算线的折点将沿着预算线向右移动，如图3所示，此人的均衡点将由点T变为点I，用于施舍的钱的数量将增加；若收入增加，预算线向右移动，如图4所示，均衡点由点H变为点K，用于施舍的钱的数量将增加。

故意识形态的引入使“经济人”假设更加完善，使无法解释的经济行为更加合理化，修正了“经济人”追求纯物质利益的片面假设，实现了“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

三、成功的意识形态降低交易费用

诺斯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框架，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指的是由某人或者某些组织自觉和有意识地制定的各项法律、法规、规则，以及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签订的正式契约（如协议等）。而非正式制度指的是在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不依赖于人们主观意志的文化传统和行为习惯。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降低交易费用，正式制度可理解为约束人类活动的外在的行为规范，而非正式制度则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约束，相对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具有自发性、非强制性、广泛性、持续性的特点。成功的意识形态的构建可有效地规避一系列不道德行为，降低交易费用。

古典的“经济人”假定否认了意识形态对人类社会具有能动的创造性，以及人的行为受社会环境所制约的事实，使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以及对“经济人”行为的推理、演化缺乏说服力。如果事实真的如此，不存在约束个人追求纯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意识形态观念时，尽管存在一整套法律或契约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是，由于对人类行为监督以及考核的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不道德的行为会无处不在，同时人们也不会去无偿献血，在工作中人们总会寻找机会偷懒，处处有偷盗、诈骗、虚报开支等行为的发生。而反观现实，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如此不堪，规范人类行为的道德标尺有效地防范了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使人们意识到实施不道德行为的心理成本很高，如伦理、道德的批判，社会舆论的压力，中上帝的惩罚等会使人们对违规则的行为望而生畏。

考核工作中是否存在“偷懒”现象时，若工人的产出（或贡献）能够无成本或以较低的成本来考核其数量和质量，采用计件工资的形式即可完全避免“偷懒”现象的发生。但在一个具有班组生产特质的企业中，确定单个工人产出的数量和质量的成本是十分高昂的，此时将采用计时工资的方式付给工人工资，企业不可能对每个工人的工作状况进行全面的考核，于是逃避责任和偷懒等行为就司空见惯了，勤勉的、努力工作的工人与偷懒的、混日子的工人之间的差别就完全取决于减少逃避责任的意识形态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

诺斯在其著作中阐述，若社会成员相信现存的秩序或体制是公平、合理的，那么现存的意识形态就是成功的。这种意识形态会使人们不违反规则、不侵犯产权，甚至于这些行为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上的收益大于他所付出的成本。所以说，成功的意识形态会使人们出于一种道德感来遵守现存的规则，使得现存的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减少，减少了道德风险、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相应地，成功的反意识形态会使人们确信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不公正问题是现存的体制导致的，只有通过参与改变现行体制的活动，一个公正的体制才能出现。于是，成功的反意识形态的存在抵制了搭便车问题，一次次推动着历史的发展。正是这样，伟大的思想和马列主义精神才能带领中国人民用“小米+步枪”打败了强大的敌人，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所以说，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巨大的，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有效地减少交易费用，实现社会的有序发展，推动历史前进的步伐。

四、塑造成功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对经济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但它在中国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似乎早已忘却了我们祖先的道教、儒家、释家思想是如何教我们做人、做事的，甚至在他们心中没有任何。战时的中国，“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精神在抵制外敌利用“迷信”蛊惑民心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在物欲纵横的今天，纯粹追求物质利益的狭隘意识、外来的不健康思想极易填补人们思想上的空白，使之变成利益的奴隶，左右着人们的言行，使腐败、机会主义、偷懒、欺骗等一系列行为泛滥。甚至于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一点破坏我们国家的稳定，比如“”思想的侵袭。

所以，应该完善我国意识形态体系的建设。首先，教育在此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教育就是在给人们反复灌输一套价值观，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教育，一个人在孩童时期树立起的价值观，对今后的人生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里不仅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有社会教育。在教育过程中可以不断让人们学习并认识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伟大思想，让它们继续发扬光大，让那些传统美德再次回到我们身边，用社会舆论压力以及道德信仰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其次，笔者不仅不排斥，反而赞成好的的传入，认为在约束人的行为方面甚至比文化习俗起到更大的作用。如佛教、伊斯兰教等都遵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这些思想可以有效地改变人们行为的成本－收益函数，使人们弃恶从善去做好事。再者，要培养人们一种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作为一种既存的文化因子，它能熏染、浸润、溶解人民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甚至在必要时能把千千万万民众聚集、团结起来，捍卫民族集体的尊严与利益，从而使一个民族历经艰难曲折但却能岿然屹立。这里最好的例子就是日本的大和民族精神，其核心是“集体本位主义”，他们崇高的民族团结意识和凝聚力体现在了建设家园和发展国家经济上，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它是日本民族立国之本，是日本近代崛起、现代迅速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大国来说，要发展这种强大的民族凝聚精神是任重而道远的，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道格拉斯 C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

Ideology and economic man assumption

ZHANG Bin-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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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争取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

高校的青年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和逐步成熟的重要阶段，对涉世未深的青年来说，好奇心的驱使会让他们极易受到各种诱惑的影响。特别是大学校园的开放特征，会让学生接触到形形的各类人员。同时，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人类已经步入了信息传播极其迅速的信息时代，网络和新媒体的运用变得越来越广泛，学生接收到的各类信息五花八门、良莠不齐。因此，大学生所接触的环境，无论是现实环境还是虚拟环境，都需要进行过滤和净化，就像保护未成年人的“净网”行动一样，要尽可能筑造一道思想上的防护屏障，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来解决，必须争取主动，预防在前，做好防范工作。

（一）注重防范意识培养

当前，部分高校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安全防范认识还不到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或者重视只停留在表面和口头上，没有层层落实在行动上。学校要加强全校师生思想上的安全防范教育，针对学生，要把意识形态安全防范纳入新生始业教育，让学生刚进校门就树立风险意识和防范意识，对西方错误思潮、极端民族主义、宗教和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等提高警惕；结合时事形势，经常开展专题性的意识形态安全防范知识讲座，使学生对传播错误观点和思想文化的人和事增强判断力和鉴别力；通过课堂、网络、移动通信等多种途径进行提醒，通过互加微信朋友圈转发警示案例，防止学生卷入社会矛盾或被错误思想利诱参与非法活动；建立与家长互动沟通的渠道，了解学生的思想，对倾向性、苗头性的不良思想问题及时采取措施。针对教职工，要加强新教师入职培训，将意识形态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纳入培训内容，使新教师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和途径；将意识形态教育作为教研活动的一项研讨内容，针对存在的问题共同研究对策；将意识形态安全防范纳入工作职责或考核内容，增强教职工主动承担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二）注重防范外来人员

大学校园中，外来人员进出校门的情况往往较多，意图不轨人员混入其中往往带有隐蔽性，难以识别，给不法分子带来可乘之机。虽然高校一般都设有门卫，一些高校也实行外来车辆、外来人员入校登记制度，但仍有漏洞。学校要注意防范，一方面可加强保卫人员的培训，强化校园进出物品的检查，并邀请国安、公安人员传授经验和技巧，提高对不法分子的辨别能力，对高校中曾发生的不法分子散布信息、组织活动等影响意识形态工作的案例进行梳理，摸清其特点和规律，使保卫人员和学生安全员对类似情况提高警惕；另一方面，也可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根据本校实际安装多功能门禁系统和识别系统，减少人工管理的漏洞。同时加强校园巡逻，及时发现和制止不法活动，增强防卫针对性。

（三）注重讲学内容审核

高校崇尚学术自由，一些人认为学术报告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不大，往往对报告、讲座等疏于管理，缺少审核，对报告人的讲课内容未进行严格把关。学校可组织各类报告、讲座，请在学生当中威信较高的主讲人作为学术知名专家，其言行将直接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不经意的几句话可能就会影响学生的一生。学术研究可以有批判，但对一些所谓的“学术专家”打着学术研究旗号极不负责的言行必须遏制，对于这些情形，教师也要正确引导学生，以免被这些思想影响。为此，要拉紧意识形态安全这根弦，一方面，要对校内举行的各类论坛、讲座、报告等进行严格把关，建立政治审查制度，并安排政治立场坚定的师生参与监督，发现问题及时介入；另一方面，高校之间可建立联盟，建立讲座、报告“白名单”和“黑名单”信息库，建立信息共享和通报制度，防止因讲座、报告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不良影响。

（四）注重网络信息防护

网络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虽然给高校的电子办公、管理服务等提供了便利，但各种有害信息的泛滥，也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4]。由于高校一般都建有校园网，网络端口是校内网与校外网互联的大门，高校要通过技术防护手段，严把网络传播信息的入口关。如可加强校园网信息的安全监控，对于以互联网为主要途径且必须经过校园网络端口传播的一些明显带有抨击、肢解、遮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息，学校可通过设置关键字、链接举报和自动记录等方式，对此类不良信息开启自动过滤功能，并定期通过一定的关键字扫描网络信息，及时发现和消除不良信息，净化学生所接触到的校园网络，尽可能保护学生的思想，使其远离不良信息的侵蚀和蛊惑。

二、管――提升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的话语权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决定行动。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摩擦和碰撞，不能听之任之，不仅需要引导，也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管理。

（一）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高校教师是教育教学的核心力量，不仅承担着为全社会培养专门人才的职责，更要为学生启迪智慧，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品德。因此，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也是人格的影响者，更是思想的启迪者和示范者。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是教师职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建设高素质师资队伍、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必然要求。“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有为师者应有的形象，要在道德上、思想上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我国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教师的根本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发展目标是一名教师最基本的素质。为此，高校应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情况作为衡量师德师风的首要条件，将思想政治工作纳入教师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形成规矩写入大学章程和师德规范，对教师中出现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违背的情况实行一票否决制。

（二）加强学术规范管理

高校倡导学术自由，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借学术研究的途径传播错误思想。特别是对一些有争议观点或是明显带有误读、曲解观点的研究，应慎重对待，防止大面积传播，在批判基础上加以引导，并尽可能减少其影响。要遵循“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的原则，保持政治敏感性，禁止将尚未定论、正在研究中的涉及政治敏感问题的学术课题作为教学内容，防止学生参与政治敏感问题的课题研究，保护学生不受偏离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要加强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建设，严厉惩处学术不端行为，营造良好的学术风气，引导学生在良好的学风下成长。

（三）加强重点人群跟踪

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思想观点，往往是从少数人开始发端，如果不引起重视，任其传播不及时制止，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高校应在苗头信息刚出现在少数人身上时就要给予特别关注，要在平时工作中多途径了解教职工中有无偏激思想和言论，发现问题时要有针对性地及时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对师生当中经常出现不良情绪、心理健康呈现不良趋势、负面思想和表现突出的人员进行重点关注和跟踪，通过多种形式给予关怀，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出现苗头性问题及时介入；对学习困难、生活困难的学生，采取结对帮扶等措施助其进步，避免引发其他负面的思想问题、心理问题和情绪；对思维活跃、思想成熟度处于上升期的青年教师，特别是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较大的教师给予更多关心，多提供针对青年教师成长的平台和空间，使青年教师引导学生感受更多正能量，营造积极向上的工作生活环境和氛围。

（四）加强媒体阵地建设

当今社会，信息传播途径的多元化使得传统媒体的作用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网络和新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变得越来越强大。当前大学生已成为一支数量庞大的“网络力量”，他们更乐于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发表意见，大学里处处可见“低头族”。于是新媒体必然会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的手段和工具。为此，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通过多种形式探索更有效的方式，使新媒体为我所用。[3] 当前高校已经开始重视网站、微博、微信等媒体建设，并将新媒体平台作为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但吸引力还不够。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高校对传统媒体阵地要继续坚守，继续抓好校刊、校报、宣传栏、广播、电视台和其他校园自媒体的建设；另一方面，要积极向互联网和新媒体等舆论阵地延伸。如加强各类媒体特别是新媒体的统筹管理，进行网站建设整体规划，建立统一管理的校内网站群系统和微博、微信官方平台；加强网站和新媒体的内容审核和建站审批，丰富正面引导的传播内容，通过网站、QQ群等传递正能量；积极开发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和中国梦教育的新媒体应用，开发在线微课教育，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针对性和吸引力，在网络信息时代努力提升互联网和新媒体阵地的话语权。

三、控――把握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知情权

及时掌握校园动态，对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建设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不及时掌握动态信息或是问题处理不及时，某些事态极可能扩大影响，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因此，高校必须主动及时掌握各类信息，把控意识形态的动态和变化，监控和及时处理不良事态的发展，保持校园的稳定。

（一）全面研判思想动态

全面了解师生的思想动态可以让高校领导者更好地把控工作的全局。学校一方面要加强与师生面对面的交流，可定期安排管理者去教室、寝室和其他学生学习生活场所调研，定期安排管理者和管理部门与师生面谈的接待日活动，也可召开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师生座谈会，通过交流及时了解和掌握师生的所思所想，知道师生真正关心的事，在哪些问题上存在不满，及时处理一些矛盾和问题，避免不良情绪积聚而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可进行层层发动，逐级落实责任，在各个层面经常性开展思想动态研判活动，通过讨论会等方式多方听取意见，多渠道了解师生思想实际，以前瞻性的角度对当前的状况和下一步的趋势进行科学预判，增强工作的主动性。

（二）全面监控舆情动态

在当前互联网和新媒体信息传递极其迅速的情况下，特别是一些虚假信息真假难辨，广泛传播会带来严重危害，因此非常有必要对网络和媒体舆情进行监控，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减少信息传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可通过校园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和新闻发言人及时师生所关心事件的权威信息，杜绝影响稳定的各种猜测流言的传播和蔓延；可广泛发动党员和学生干部，留意校园网、外部互联网和新媒体当中的舆论动态，织密舆情监控网，及时在各个层面沟通汇报，掌握最新情况；可组建网络评论员队伍，邀请专家对他们加强舆论引导能力的针对性培训，在突发舆情危机时参与讨论，发表评论，进行正面引导，尽可能消减负面信息的影响，避免事态扩大。

（三）全面延伸信息员队伍

意识形态工作除了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控外，也要关注发生在师生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其他情况，这类信息往往需要通过各个层面的信息员来收集。一些不稳定因素往往从小事开始发生，小问题不引起重视，往往会由小变大，扩大影响。为此，需要全面延伸信息获取的覆盖面，可在各个专业、各个班级、各个寝室、各个学生组织和社团组织当中，广布“眼线”，建立纵横交错的信息员队伍，协助意识形态安全工作，通过信息员及时掌握和了解师生当中涉及政治安全、人身安全、心理安全等方面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及时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工作，有效发现和处置隐患问题和突发事件。

四、导――发挥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导权

（一）增强思政课改革的灵活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仍然是当前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两课”教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育的主力军。在课堂上传递及其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引导大学生确立基本思想及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最直接的途径。但理论教学往往枯燥乏味，加之部分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陈旧，缺乏创新，没有将理论结合实际，也没有从身边的事物切入谈自己的心得体会，对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不够重视，不能启发学生思考，“满堂灌”式的课堂教学缺乏吸引力。高校需要进一步加强思政课改革，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领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思政课教师的业务培训，提升教学能力，推行课堂教学创新，将大班授课与小班讨论、网上自学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采取更有吸引力的教学方式方法，借助新媒体平台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开设一些结合时势的讲座、专题报告，帮助大学生及时了解和解读当今热点时事，引导大学生用与时俱进的眼光对形势发展和焦点问题进行审视和判断；改革思政课考评方式，突出形成性考核，并优化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式，构建以行为养成为核心的学习生涯考评体系；将中国梦教育纳入思政课内容，组织多形式、接地气、符合学生接受特点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根据不同专业（群）特点定制思政课学习辅导书，结合专业改革教学内容，提高思想政治课堂教育的针对性。

（二）增强社会实践的实效性

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大学生认识现实社会、培养优秀品格、增强自身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高校结合社会实践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强学生的社会体验感，相比理论教育更贴近生活，更具吸引力。但目前高校组织的社会实践形式往往较为单一，对经费的支持也比较有限，常常会让人觉得“为实践而实践”，而没有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开展社会实践的真正意义。同时，实践活动的安排有较大的随意性，实践过程也缺乏监督考核机制，社会实践真正起到教育人的效果仍然不够理想。为此，高校应积极拓展普适性的思政实践教学基地，将课堂实践与校内外实践相结合，根据目的意义设置学生社会实践体验需要完成的主要指标，增强社会实践考核的针对性。鼓励学生参与社会体验，感悟生活，通过社区服务、社团活动、创业活动、企业调研、职业规划、热点讨论、体会分享、演讲赛、辩论赛等多种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教育途径，增强社会实践的实效性。

（三）增强自我教育的生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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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事关国家创新体系构建，是适应我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发展要求，培养有灵魂的卓越人才的重要保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事关高校研究生培养成效，直接影响研究生教育的质量。然而，从其发展现状来看，却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薄弱环节。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必须着眼于研究生群体特点、把握研究生思政教育的独特规律，从新实践中探索新理论、建立新制度、形成新模式。其中，重要的问题在于：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能否遵循“导辅协同”的基本思路、能否形成“导辅协同”的工作范式。

一、新时代背景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导辅协同的概念拓展

立德树人应当是也必然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环节和根本遵循。导辅协同逻辑起源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研究生群体本身的特殊性。从词义上看，“导”即启发、引导、主导；“辅”即帮助、佐助。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辅”与“导”作为矛盾的两方面，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一方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与质量起决定性作用。此外，唯物辩证法认为，构成事物的成分在结构和排列顺序上发生变化也能引起质变。研究生群体知识水平高、政治参与意识突出、有较强的自我管理和自控能力，总体上思想政治素质高，思想观念更趋成熟，多数已基本形成相对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无论是在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抑或是在自身成才发展过程中，其主动性、自主性都极强。因此，与本科生“辅”重于“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不同，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导”应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辅”为次要方面。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导”“辅”内涵的理解与拓展、作用的辨析是做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和逻辑基础。所谓导辅协同，一般地说，是指基于研究生的群体特征和研究生思政教育特有规律，贯穿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全程的基本线索和总体思路，是构筑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实践范式的基本遵循。具体地说，可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进行理解。从狭义上讲，导辅协同主要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中导师和辅导员双主体作用的协同发挥。从广义上讲，导辅协同不仅体现在研究生思政教育主体论中，还包括研究生思政教育功能、价值上的导辅协同，研究生思政教育方式上的导辅协同等。构建新时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广义的意义上理解导辅协同，不断拓展导辅协同的外延，挖掘导辅协同的深义，统筹设计、构建体系。

二、构建新时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重要且必要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1922－1996年）在其1962年出版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的概念和理论，他以范式及其发展变化为基点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的基本模式。结合库恩有关范式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中国学者对范式的内涵基本达成共识：是同一学科或专业领域内普遍认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这成为该学科或专业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共同的理论基础与框架，规定并指明了该学科发展的方向。本文所指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即在现有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识、持用话语、既定模式的基础上，总结本学科或专业领域内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汲取研究生思政工作实践中形成的有益发展模式，探求能为人们所认同并施行的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新结构、新形态，即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学科或专业领域，应具有的共同的思维方式和实践形式。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并非先存在，它孕育、形成、确立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及其科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中，逐步走向科学化、系统性。其标志有多种，如确立了着眼于研究生群体特性及研究生思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不断充实和完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学科架构为核心，进而探析特殊规律的学术旨趣；在研究和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以研究生思政教育主体、客体、过程、内容、方法为主的概念体系，确立了着眼于运用此概念体系观察、反思和从事研究生思政工作的基本框架与行动模式，这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理论研究和现实工作意义非凡。但是，面对当今世界所处之前所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之战略机遇期，面对中国改革发展所面临之风险与挑战，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既有范式也面临挑战，体现在：我们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运用既定范式思考和回应经济社会新发展所提出的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时，时常发现理论关照和回应现实的不足与无力。（一）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在高校思政工作队伍建设中式微政工作队伍建设中式微，导师和辅导员在处理“导”和““辅”的关系中存在“顾此失彼”误区队伍建设是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的依靠力量，是决定其工作成效最主要的方面。然而，在当前高校思政工作队伍建设中却存在“重本轻研”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从大学生总体结构上看，在当前高校中研究生规模普遍小于本科生规模，此外，与本科生群体的整体思想状况相比，研究生群体的心理素质和思想状况相对成熟，在学习活动组织和生活自我管理方面自觉性更强。这使得各高校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心聚焦于本科生，在制定相关思政工作制度时将优势资源和利好政策向本科生倾斜，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研究生思政工作有关主体积极性的发挥，同时也极大影响了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队伍的充实和完善。另一方面，从客观外部环境来看，我国经济结构虽逐步优化、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但由大国竞争加剧、西方“中国威胁”思维惯性导致的意识形态矛盾和斗争，加之西方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方式和策略的转变，隐蔽性成为其主要特点，这将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生思政工作的大背景和重点攻坚领域。如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紧迫性、艰巨性、复杂性预判不足，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主体自觉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此外，导师和辅导员是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主体，直接决定研究生思政工作成效，其中，导师负首要责任。当前，绝大多数导师能着眼于思政工作的重要性，基本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研究生学习指导、科研实践中，较好地完成科研育人的职责。然而，部分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体现出重科研指导而轻学术道德规范教育，重学业专业指引而轻人格品行养成教育、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等问题，即“导”而不“辅”。研究生辅导员是研究生思想政治队伍的要素，是骨干力量，也是主攻手。当前，研究生辅导员在做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方面总体上是好的。然而，受研究生培养模式影响，很大一部分研究生辅导员存在重日常事务管理而轻思想政治教育、重具体工作实践而轻系统工作统筹等问题，也即“辅”而不“导”。因而，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导”“辅”功能发挥的不平衡、不协调极大影响了研究生思政工作实效。（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两重功能的关系有待调整升级整升级，在实践中偏向重“非意识形态功能”而轻“意识形态功能形态功能”从价值论维度出发，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均具有“意识形态性、非意识形态性”双重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意识形态性”，即向教育客体传导意识形态、使客体形成教育主体期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观念体系，以此引导和规范教育客体行为方式的效能、属性。其首要目的是实现统治阶级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所谓非意识形态功能，是除了意识形态功能以外的其他社会功能，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非阶级性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要求。在任何国家和社会，“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虽然均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这一问题的两个侧面，然而，在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两重特性的地位问题时，仍然要有所侧重、不能偏废。这根本上是由思想政治教育阶级性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要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发挥其功能时，意识形态性居于主导地位，体现并代表思政教育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其功能的“非意识形态性”之于意识形态学必须也只能是从属关系，不能独立存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思政工作的重要方面，其主旨是将广大研究生培养为我国意识形态战线的有力维护者，其根本目标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培养政治素质过硬、专业水平拔尖的顶尖人才。然而，由于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投入大、见效慢、难度高，且教育效果难以评价和衡量，而对研究生进行非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则相对难度低、可操作性强、效果容易凸显，这与教育主体的教育理念方法更新不足、主体间分工配合不力、教育内容结构不够优化等负面效应叠加，就导致教育主体主动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积极性不高，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主渠道的作用尚未有效发挥渠道的作用尚未有效发挥，社会实践、校园学术文化等教育载体未有效运用教育载体未有效运用，传统教育方式与新媒体新技术相融合的教育潜能有待进一步挖掘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引导研究生构建科学“三观”的主要路径之一。长期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广泛、有效开设已成为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但由于部分教师的授课方式未能着眼于研究生的思想特点，更多地采取灌输方式，对研究生关注的时下热点问题涉及较少；再加上研究生课业、学术任务重，不少研究生只能把主要精力投入专业能力的提升中去，很大一部分甚至只是为了凑学分才勉强选择上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上种种，导致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研究生课程体系中被“边缘化”，导致课堂教学效果不明显，主渠道作用未能有效发挥。社会实践始终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和途径，对于帮助研究生深入社会、认知国情、锻炼本领、锤品铸魂的作用无可替代。校园学术文化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应有之义，其内涵的育人资源、素材所具有的育人价值不可小觑。当前，大多数高校已经把研究生社会实践教育和学术道德教育纳入研究生培养体系和培养方案中，以期促进研究生结合所学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达成研究生专业素质提升和思想政治水平提高双轨并行。然而，由于各级各类高校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的不平衡性，研究生培养方案制订和落实的差异性、不均衡性，使得研究生社会实践教育和学术文化教育缺乏必要的长效机制和保障体系，再加上研究生培养模式所限以及研究生繁重的科研任务，导致部分高校培养方案中规定的研究生社会实践教育和学术文化教育流于形式，限制了其作为教育载体的功能的发挥。此外，互联网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弘扬主旋律的重要手段，是传统教育方式和载体的必要补充。近年来，校园网建设以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各高校开展思政工作的重点，多数高校都能够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利用校园网和公众号为研究生学习、生活提供服务，达成教育、引领研究生思想和风尚的目标。然而，鉴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渠道的不可替代性，再加上维护和运用网络新媒体、新技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相较于传统教育方式和载体要高出许多，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评估难度相对较大，这使诸多高校在网络育人资源开发和育人平台维护方面望而却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线上线下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合力的形成与发挥。

三、导辅协同视角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构建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及其独特规律决定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构筑方式，应遵循导辅协同的基本思路，全面系统地从其主体、功能、内容、方式等方面着手。（一）存在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内的导辅协同同：着眼于构建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德育共同体”实现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增质提效，队伍建设是根本，实现对研究生意识形态的掌控，有赖于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队伍，这是我党长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从教育主体维度看，“导”即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所处的主导地位，“辅”即辅导员是研究生思政工作的关键主体、相较于导师的首要负责人定位，起辅助作用。当前，突出导师和辅导员的双主体作用，当从三方面着手。一是优化顶层设计，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思政工作中的地位，使之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规划中的重点，专门安排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经费，实现优势资源和政策有效倾斜；着眼研究生群体特征和教育规律，以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为抓手，高度重视运用制度手段推进工作。二是研究建立健全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德育素质培训体系和机制，着力提升两支育人队伍的综合素质和参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素养、专业水平，增强育人合力。三是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应苦练内功，在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树立德育共同体观念，立足岗位职责做到既导又辅，增强教育实效性。研究生培养模式决定了导师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责任人，其两大基本职责就是教书和育人。因此，导师若想扮演好思想引路人和学业指导者的双重角色，不仅要具备深厚的学术造诣，提升教学和科研水平，还须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优良教风引导、影响学生，重点从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出发，真正理解和践行导师工作的“导”“辅”二重性，做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导者和研究生成长成才的主心骨，做党委工作的辅佐者和研究生成长的引路人，在保证日常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同时，着重培养研究生的民族责任感，重视研究生理论水平的提升。研究生辅导员是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其作用不仅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事务管理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把育人作为自身岗位的根本。这就要求研究生辅导员要坚持终身学习，具备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专业知识结构和宽口径的知识储备，加强科学研究，从工作作用和工作方法的角度全面认识研究生辅导员工作的“辅”“导”二重性，即从辅导员岗位的特殊性出发，做好党委工作的助手、导师教学和科研的助手、学生成才发展的助手的同时，注意运用科学的工作方法，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同日常事务管理相结合，将系统工作统筹同具体工作实践相结合，加强研究生政治思想引导、情感疏导、行为教导和就业指导。据此，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双主体作用的协同发挥，必然要求在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导师和辅导员不断转变观念、精诚合作，由传统的各行其是向形成协同攻坚的德育共同体发展。（二）彰显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上的导辅协同同：着眼于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双重功能的优化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的协同发挥同样须遵循导辅协同的基本思路，即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非意识形态功能必须补充、辅助于意识形态功能。目前，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发展趋势虽整体向好，但是个别人还存在理想信念模糊、学术规范、学术道德意识淡薄、知行合一不足等问题，反射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两重特性的发挥亟待优化。因此，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双重功能的有效发挥，特别是突出其功能的“意识形态性”，应着力于四个方面。一是加大针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力度，提升其对我国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增强其投身意识形态教育的使命感、自觉性和综合能力。二是立足研究生群体特点，科学构建教育内容体系，优化内容结构，科学设置“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内容的比重，形成以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责任感教育为核心与主导，兼顾学习观教育、学术规范和道德教育、婚恋观教育、择业观教育的内容体系。三是探索并引入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评价机制，为意识形态教育功能的发挥提供坚实保障。鉴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效果较难进行量化评价，有关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从科研、管理和活动等不同维度设计工作评价体系和绩效考核办法，其中，尤其要突出和增加意识形态教育所占权重，坚持以科学引导为方向和以客体效果反馈为中心相结合，更加注重教育主体对客体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的实际效果，以期达到表彰和激励意识形态教育的目的。四是在调研并分析现有主体在意识形态教育中的优势和不足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制度，明确并协调好不同主体间的分工与职责，引导、激励各方着力构建德育共同体，研究并建立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协调机制，实现全程育人。（三）承接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上的导辅协同同：着眼于传统教育方式同新兴教育方式相结合教育方式的适配性、丰富性、多样性直接影响教育效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的选取、运用必须因时而新。其中，所谓“导”，即继续坚持和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地位。然而，从研究生培养的角度看，我国现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模式与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无法很好地适配，既定的教学理念、方式受到互联网、新媒体的冲击。因此，在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教学内容的科学重置，既充分体现理论学科发展的规律性、专业性，还要重视教材建设的实效性，即教材的编写在结合研究生的思想特点及其关注的热点问题的同时，还应及时反映国内外最新理论特点。此外，更要重视灵活选择和运用教学方式，以研究型教学为导向，在课堂上重视翻转式、讨论式、个性化教学方法的运用，并从时展和社会进步的高度引导研究生感知和探究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意义，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谓“辅”，即注意发挥校园学术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等教育途径的补充作用，结合研究生培养特点，在研究生学术活动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强化实践环节，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育的交叉，在推进研究生专业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同步提高的同时，引导研究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同时，还须重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自觉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充分运用校园网、公众号、手机APP等新媒介、新载体，推动研究生思政工作传统优势与新技术相融合，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寻找新的生长点、开创新空间。

四、结语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基石”。在新时代，推动研究生思政工作提质增效，需要立足研究生群体的特点，构建导辅协同的新范式，通过优化教育主体的教育方式，促进教育功能的最大限度发挥。

［参考文献］

［1］.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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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冯刚.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J］.思想教育研究，2009（1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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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市委重大风险排查防控情况报告

按照许昌市委国安办《关于组织开展第二季度重大风险排查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我单位工作实际，对青少年领域存在的风险源点进行排查，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高度重视。召开各乡镇（街道）团（工）委书记全体会议，统一思想，安排部署青少年领域风险排查工作，使其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开展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在行动上积极开展关于青少年的各类主题教育，做到青少年领域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化解。

（二）行动有力。针对排查出的青少年意识形态领域、网络安全领域和权益保护领域等3个方面风险点，团市委坚持突出问题导向，以党史学习教育为抓手，着力从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考核三道防线入手研究制定切实可操作的防控措施，取得明显成效。清明节前，组织两千余名师生到禹州市烈士陵园开展清明祭扫活动，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打造禹州市青少年理想信念主题公园，引领全市青少年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听党话、跟党走。组建禹州市青年讲师团，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开展党史教育、网络安全教育、防溺亡等专题报告，引领青年树立正确的网络观和社交理念。联系青少年心理辅导站，为学生作专题心理辅导和自身安全防护知识讲座，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利用“五四”“六一”等时间节点，表彰一大批青少年先进典型，充分发挥青少年先进典型的榜样示范作用和辐射作用。

（三）下步打算。一是将风险防范意识与制度建设相结合，针对查找出的风险点，对照已形成制度，强化措施，扎实推进。二是将风险防范管理工作同业务工作相结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着力从事前预防入手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三是将风险防范管理工作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相结合，实行一岗双责，形成“风险明确、责任到人、监督有效”的风险防范建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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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实际纳税义务发生之前对纳税负担的低位选择。纳税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等事项的事先安排和筹划，以充分利用税法所提供的包括减免税在内的一切优惠，从而获得最大的税收利益。实际工作中，企业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实现税务成本最低化亦成为企业追求的目标。然而，风险与收益永远是相伴而生，纳税筹划在带来节税利益的同时，也存在政策性、意识形态等方面因素带来的风险。一项成功的纳税筹划必须考虑周全，防止风险蚕食甚至侵吞收益的情况发生。

所谓税收筹划的风险，是指税收筹划活动因各种原因失败而付出的代价。由于税收筹划经常在税法规定性的边缘操作，而税收筹划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纳税人实现税后利益最大化。在我国，纳税筹划起步晚，发展水平低，加之意识形态、政策变动等主客观因素的存在，必然蕴涵着较大的风险。

一、风险来源分析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纳税筹划作为一项与企业经济活动息息相关的经济决策，具有极强的目的性、筹划性，它主要建立在对现行及未来税收政策合理预期的基础上，不仅需要综合考虑企业的组织形式、资本运作模式以及新项目的行业、地区选择等根本的经济决策因素，还需要考虑固定资产折旧方法、费用摊销方法、存货计价方法等细节方面的问题，是一项极其严谨细致的决策。要保证纳税筹划得成功，必须深入分析其风险来源，方可防患于未然。综合分析其风险主要来源于内外两个方面。

1、经营风险。经营风险是指企业在生产与销售过程中所面临的由于管理、市场与技术变化等引起的种种风险，表现在经营失败和财务风险两方面。纳税筹划方案主要建立在对企业未来经济活动的合理预期上，如果基础发生重大变化，那么建立其上的纳税筹划势必受到重要影响。如：利用财务杠杆效应而确定利息费用节税筹划，可能会因为利率或企业资金面的情况变化，导致企业背上沉重的财务负担，从而形成对企业利润的侵蚀。它对纳税筹划方案的影响是重大的、也是根本性的。

2、政策风险。纳税筹划建立对现行及未来税收政策的合理预期基础上，则政策性变化势必对纳税筹划方案的选择和确定产生重要影响。如：在房地产企业中，2006年之前可以采用一方以土地出资，另一方以货币出资联合建设房地产项目，则出地一方以投资收益的方式获得利得，可以不用缴纳土地增值税、土地转让所得的营业税及附加等税种；但在2006年1月1日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业务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的文件精神，此种纳税筹划方式则不再适用。

3、意识形态风险。意识形态风险是指征纳双方对于纳税筹划的目标、效果等方面的认识所引起的风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严格意义上的税收筹划应当具有合法性，在实务操作中，企业负责人往往对纳税筹划报有太高的期望值，甚而至于将纳税筹划与偷、漏、欠税混为一谈，使相应的方案具有较大的税务机会成本；二是税收筹划针对的是纳税人的生产经营行为，而每个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都有其特殊性，而且筹划方案的确定与具体实施都由纳税人自己选择，税务机关并不介入其中。税收筹划方案究竟是不是符合税法规定，是否会成功，能否给纳税人带来税收上的利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税收筹划方法的认定。如果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在对税法精神的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偏差，有可能认定税收筹划的具体实施方案和方法不符合税法精神。加之，纳税筹划本身就存在追求边缘效应的目标，一些“打球”的做法，有可能被税务机关视为避税，甚至当作是偷逃税，纳税人将为此遭受重大损失。

不同的风险来源决定着风险类型，也决定风险的大小及防范管理模式。针对上述纳税筹划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风险类型，结合纳税筹划本身的预期性、主观性、条件性、成本效益性特征和风险管理概念，笔者认为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确定风险管理模式和方法。

二、纳税筹划风险管理模式

按照现代风险管理概念及理论，实务中，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通过对纳税筹划风险识别、评估和分析，可以将税收筹划风险管理基本模式分为三种：风险减低、风险规避、风险转移。

1、风险减低。风险减低是指那些用以使风险程度和频率最小化的控制方法和措施，减轻风险损失的程度，包括风险的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税收筹划的前瞻性特点决定了纳税筹划风险控制应采取事前风险防范，事中、事后的控制往往效果较差或偏离原有目标和思路。

2、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指为避免风险的发生而拒绝从事某一事件。这实际是不作为的一种思路，是避免风险最彻底的方法，但适用范围小。因为企业不能因噎废食，为避免风险而彻底放弃筹划思维与筹划行为。

3、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嫁到参与风险计划的其他人身上，一般通过合约的形式将风险转移。譬如在联建的房地产项目中，可通过联建协议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城镇土地使用税等风险。

三、风险防范和管理

纳税筹划的风险会给企业的经营和财务带来很大的危机，所以对其进行防范与管理是非常必要的，可从四个方面对其进行防范和管理。

1、提高税收筹划风险防范意识，增强沟通与协调。企业要树立税收筹划的风险意识，立足于事先防范。在具体筹划过程中，要注意相关政策的综合运用，从多方位、多视角对所筹划项目的合法性、合理性和企业的综合效益进行充分论证。另外，由于无论什么税种，在纳税范围和应纳税额的界定上，法律都赋予税务机关一定的职业判断权力。因此，在税收筹划中，企业除了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注意税务风险的控制外，还应密切保持与税务部门的联系与沟通，在某些模糊或新生事物的处理上及时得到税务部门的认可，尽量降低风险，争取最大的收益。

2、及时、全面地掌握税收政策动态。税收政策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一些细则会根据经济运行情况进行适度调整，如个人所得税中利息税税率的调整等。而且税务管理细则量大、面广，这就大大增加了纳税筹划的难度。税收筹划之所以有风险，与经济环境、国家政策及企业自身活动的不断变化有关。尤其是那些立足长期的税收筹划，更是蕴涵着较大的风险性。这些都要求筹划人员不仅要时刻关注税收政策的变化趋势，及时系统地学习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掌握税法的细节变动，建立税务信息资料库，而且要不断研究经济发展的特点，及时把握宏观经济动态，合理预期税收政策及其变动，科学准确地把握税法精神，确保纳税筹划方案的合法性、合理性、预见性和准确性。

3、综合衡量筹划方案，降低风险。好的筹划方案应该合理、合法，能够达到预期效果。但是，实施筹划方案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注意方案对按体税负的影响；实施过程还会增加纳税人的相关管理成本，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还要考虑战略规划、税收环境的变迁等风险隐藏因素。

4、合理把握风险与收益的关系。筹划方案的好坏不仅要关注其最终的节税效果，而且必须时刻关注风险变化情况并进行全方位监控，时刻进行成本效益比较。如果方案的风险成本、实施成本超出了收益，则应根据企业经济运行状况适时对方案进行优化或放弃。

四、小结

好的纳税筹划方案可有效整合企业资源，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使企业在市场竞争的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现在社会各界已逐渐意识到纳税筹划的重要性，作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一把“双刃剑”，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充分发挥纳税筹划的效能，防患于未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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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学校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机构，它应该为学生提供一个让思维自由发挥的开放的环境，必须不断的创新和运用最新的有效的教育制度。现在从初中开始至大学，学生的思想和思想都很活跃，具有很强的创造力，但也最容易被引导走入误区，尤其是在信息良莠参杂和充满诱惑的网络世界。因此加强院校信息网络建设、运用和管理，积极探索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丰富教育资源，拓展教育阵地，强化教育功能，以增强思想政治建设的时代感和主动性针对性有效性，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中心环节作用。

二、网络思政教育现状和面临的风险

（1）现在校园网络使用非常普遍，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截止2012年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了5.64亿，其中年龄段在10-30岁的占了54.4%，这包括了从小学到博士的几乎所有学生数量。在学校里，学生的意识形态非常容易受到网络的影响，见图1所示。如果不重视网络思政教育，不重视理论灌输和思想引导的方式，在不远的未来我们非常有可能遇到具有威胁性的社会意识形态斗争。

（2）网络信息良莠不齐。网络是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网上意识形态斗争尖锐复杂，同时西方国家的网络优势依然很大，资本主义思想充斥着校园网络，对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产生负面影响，在充满诱惑的网络迷失自我。

（3）传统教育受到网络教育的挑战。相对于传统的教育方式，学生更愿意通过网络来进行沟通和探讨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例如通过公共论坛，微博和QQ等新式交流平台。这迫使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和内容不得不做出改革。合理的利用网络教育，网络与传统相结合，能够很好的促进传统教育的完善，实现传统教育优势和网络教育特长共存的大教育平台。

（4）校方领导认识不足。在中国目前的教育模式下，应试教育多于素质教育，大多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满足于现有的制度，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加强和改进院校网络思想教育工作的对策

随着院校的不断建设和发展，网络硬件设施的投入得到了较好的改善。因此针对目前面临的现状和存在的风险，本文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对策。

（1）加强网站建设。网站建设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供大量的思想教育素材和事例以及教育方法，掌握最新的社会信息，进一步提高思想教育工作效率。同时，网络建设可以让在校学生轻松获知世界变化，丰富学生的文化生活。

（2）集中管理校园网络。校园为学生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保证他们既能获得包罗万象的网络信息，也要保护他们不受网络不良信息的影响，因此必须集中管理校园网络，加强网关监管，针对论坛、微博等公共信息集散地进行管制，及时删除不利于学生成长的负面信息，传递正能量。

（3）设立网站专栏。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隐私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校园里的内向的学生更倾向于通过网络倾诉内心的世界，因此学校非常有必要设立网站专栏，随时掌握学生内心世界，针对学校实际展开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促进校园和谐。

（4）定期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为了能够做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要随时关注社会发展的方向，不断总结经验，定期开展教育总结会。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专门课程，系统的有体系的向学生讲解网络的优势和可能存在的风险，让学生在网络世界中有自我保护的能力。通过开展网络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约束学生的网络行为，自觉文明上网。

（5）普及网络法律。开展普及网络法律知识活动，可以从法律的角度让学生重新认识网络使用的秩序性。

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趋势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多样化、社会化和制度化三个方面。

（1）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依靠网络平台，真正达到了平等对话和有选择性对话的目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丰富，学生可以有选择的对其感兴趣的话题积极参与，发表观点，和思政工作者进行平等对话。现代的学生对个性化的追求，使得网络教育形式多样化，积极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以培养更加优秀的人才。

（2）由于网络资源的丰富性，不免存在一些不良信息，通过高校联盟和集中管控虽然可以从大局上实现很好的控制，但不免有漏网之鱼，因此这就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参与和监督，通过网络大平台实现多方位和多途径的立体式格局，及时掌握社会新形势带来的新问题，实现发现解决问题无滞后的问题。

（3）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形势多样化，但没有制度化的环境，它是没有旺盛的生命力的。通过制度化为院校网站建设可持续投入、网络法律的不断完善等提供实际的保障，促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可持续开展和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刘婷婷.“90”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与对策[J].教育教学论坛.2013（13）

[2]姚丽静.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方法创新[J].中国科技投资.2013（3）

[3]王虹，刘朋.近十年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评述[J].教学与研究.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