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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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东南亚文学是以神话、民间故事的形式出现，并且缺乏文字的记录而仅仅局限于口头流传，所以至今留存的古代神话、民间故事的文献资料有限，只有少数世代口头流传至今的故事内容为世人所知。这些早期的神话与民间故事体现出十分浓重的热带地区文化的特点，如缅族群众喜闻乐道的《拇指哥儿》，讲述一个小孩因为受到太阳的诅咒而长得只有拇指般大小，长大后立志要找太阳报仇。一路上认识了破船、苔藓、竹竿和臭鸡蛋4个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拇指哥儿制服了凶残的妖婆，并在与太阳的较量中，聪明巧妙地发挥了各自的优势，最后在雨神的帮助下战胜了太阳。越南的《癞蛤蟆告玉皇大帝》、柬埔寨的《为什么蛤蟆叫就会下雨》的故事体现出当地人们对雨水的渴望等等。对于关于人类起源问题，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都有不同的“人从竹生”的传说，明显地体现东南亚地区独有的特色。还有部分神话故事是直接受中国的影响，其中涉及到中国神话中的龙的传说故事，这“反映了东南亚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源远流长的融合关系”（方汉文，2007年）。

1.有关创世和民族起源的神话

菲律宾、缅甸、老挝各国有关创世和民族起源的神话，与中国的同类神话接近。如越南《天柱神》：当宇宙和人类都尚未形成前，乾坤一片混沌。不知何年何月，忽然出现了一位威力无比的巨大天神。他用头把天顶起来，然后掘土运石，筑起了一根顶天立地的大石柱，用它撑住了天的中央。天被不断增高的石柱顶得越来越高，逐渐变成拱形的苍穹，从此天和地就彻底分开了。后来，不知为什么，那位天神忽然间又把这根擎天柱毁了，一时间，土石崩飞，溅落在大地上，形成今天的高山和海岛，当初天神掘土之处就变成了今日的海洋。这则神话传说关于开天辟地的内容，如天圆地方的概念、混沌初开的原始世界，天柱擎天而又崩塌的结局等都与中国神话有相似之处①。菲律宾《阿陶的故事》与我国《神话》也有许多惊人相似之处。柬埔寨的《高棉王与龙公主》，老挝的《九龙的传说》，越南的《貉龙君的故事》，缅甸的《三个龙蛋》，把民族祖先看成“龙种”，与我国人民对龙的推崇、认为是龙的传人也有偶合之处。如缅甸的《三个龙蛋》故事中讲到“早在帝释时代，太阳神的后裔与龙公主邂逅相爱，龙公主生下3个龙蛋。一个龙蛋漂至中国，变成一位美貌的少女，后来成为中国的皇后。一个龙蛋沿江漂到缅甸境内抹谷，变成了红宝石（抹谷是缅甸著名红宝石产地）。另一个龙蛋沿伊洛瓦底江漂到缅甸境内良宇，变成一个英俊的男孩子，长大后智慧超群，力大无比，是一位力挽千斤的神箭手。后来成为驸马，并继承了王位。这位国王就是蒲甘国的始祖、历史上有名的骠苴低国王。缅甸人据此称中国人民为“胞波”，即同胞兄妹之意①。

2.解释自然现象的传说

缅甸的《月中老人》、越南的《月亮》与我国吴刚伐桂故事或玉兔捣药传说也同出一辙。关于月食，缅甸的《月蚀》、泰国的《拉霍》又与我国民间天狗吞月的传说几乎雷同，只是情节不同而已（梁立基，2010年）。越南是东南亚各国中受汉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国家。越南的神话传说就是中越文化交融，文学变异的产物。虽然这些古代的文学瑰宝散见于一些文史典籍之中，但是足以能够窥视到越南神话传说与中国文学的联系。国内对越南儿童文学的早期研究主要保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人黄恭谨、曾兖所作的《交州记》、越南人李济川所著的《粤甸幽灵集》（13世纪）、陈世法的《岭南摭怪》（13世纪末）、阮屿的《传奇漫录》（16世纪）和段氏点的《传奇新谱》（18世纪）等古籍和作品集中。《岭南摭怪》是古代越南流传的一本传说故事集，包含了一些越南古代习俗及民间传说故事，有相当大部份的内容与中国传奇故事接近，如《越井传》与唐代、宋代时的《才鬼记》及元代吴来的《南海古迹记》；《鸿庞氏传》里的泾阳王娶洞庭君之女的情节与《柳毅传书》；《李翁仲传》与秦代阮翁仲威震匈奴的故事等。

东南亚当代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汉文化元素

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广阔多姿而又充满疑难的领域，今后，如何加强这一领域的跨文化研究，揭示华族文化在世界各地传播、延续的广度、深度以及与人类其他文化（西方的和非西方的）融会相生的生命力，不仅是当今多元文化崛起后的文化理想诉求，也是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通向世界文学领域的路径。

1.爱薇作品

爱薇原名苏凤喜，1941年12月16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麻坡县。1998年和1999年两次被马来西亚读者提名为该国“十大最受欢迎作家”之一，也是“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唯一的马来西亚会员，对儿童文学的热心闻名于亚洲儿童文学界。在马华文坛上被喻为“多面手的作家”，在将近半个世纪的笔耕中，出版的小说、散文、儿童文学、报告文学等作品近50本之多。如著名儿童报告文学《小羊的黎明》（1979年8月），儿童小说《小野马》（1981年5月），《小小园艺家》（1997年），《爷爷的故乡》（2001年1月）。《爷爷的故乡》是一本马华文学本土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代表作。作者通过祖孙三代一起出发旅游，以笔记式和对话式的描述呈现马华文化与中华文化。故事情节主要为：主人公———爷爷（阿公）率领儿子、媳妇、孙子、孙女三代远赴中国福建省的厦门市及泉州市———阿公的故乡旅游、探亲、祭祖。故事围绕10天里的所见所闻，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讲解和描述有关厦门的历史、地理环境、教育、音乐和美食等，还有泉州市的历史、名胜古迹、及享有“海上丝绸之路”的美誉等等。该作品以思念故乡的情怀弘扬孝亲敬老的精神，也强调了华文教育与海外华裔同胞的血肉关系，表达了对两岸统一的期盼，如歌谣“…厦门望金门，金门望厦门；何日齐开门，骨肉引进门？”作品中处处灵活融合了作者家乡方言（福建话）、马来本土化语言和中国耳熟能详的词语，如浅白的语言：本地人使用的“巴杀”“、卖猪仔”、“山芭”“、过番”、“好脸”等和中国著名诗人贺知章的短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郑成全，2008年）。

2.年红作品

年红，193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麻坡。1971年获马来西亚首届“首相敦拉萨文学奖”。1978年、1982年及1996年先后获得马华文化协会及福联会颁发的“儿童文学优秀奖；2002年被誉为“世华儿童文学建设的创业者”之一。已出版小说集、散文集、评论集、翻译小说集、寓言集、童话集、笑话集、广播剧本及儿童文学剧作品70余部。年红笔下的儿童世界洋溢着浓郁的童真童趣童情，又充满着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如《红红灯笼挂门前》、《龙舟往前冲》。又如《生肖歌》，运用民谣“连锁调”的创作手法，将12种动物形象巧妙地融汇在一起：“鼠偷油，看见牛/牛耕田，看见虎/虎眼凸，看见兔/兔出笼，看见龙/龙吐舌，看见蛇/蛇吞蛙，看见马/马首仰，看见羊/羊毛厚，看见猴/猴着急，看见鸡／鸡乱走，看见狗/狗追鹿，看见猪／猪睡了，梦见鼠/十二生肖牢记住！”全篇朗朗上口，生动形象，诙谐幽默，是一首十分成功的十二生肖儿歌，更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动教材（王泉根，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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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的阐述

（一）情感理论的概念

“情感旅游”是一个新颖的概念，李金早局长在论述旅游业“新六要素”时指出，“情感旅游”包括婚庆、婚恋、纪念日旅游、宗教朝觐、民俗文化等各类精神和情感的旅游新业态、新要素。根据这一表述，“情感旅游”既指旅游活动的构成要素，也指以情感消费为主要标志的旅游业态，还可以指情感含量高的专项旅游产品（如蜜月旅游、民俗风情游、孝亲敬老游、缅怀游）。其中的“情感”既涉及人的爱情、亲情、友情等世俗情感，又包括以崇高、神圣为根本特征的精神信仰。

（二）民俗文化概念

民俗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由历史沿袭而来，又在现实生活中生生不息，体现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风俗、习惯、心态和制度等。

二、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发展现状分析

情感旅游是旅游者的主观态度，是游客在整个旅游过程中通过所看、所听、所闻、所尝、所触获得的旅游心理体验。情感旅游一方面带有明显的个人情感因素，另一方面又与旅游目的地呈现的旅游资源息息相关。渝东南地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全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少数民族生活在这里，既有原生态的民族风情，又有众多的历史文化古迹；既有远古巴渝文化的历史印记，又有近代红色革命的遗迹遗址…秀山花灯、酉阳民歌、石柱土家儿调、黔江南溪号子等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被列为国家、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呈“点”状分布

渝东南六区县同属于武陵山区，都在强调把旅游业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武隆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优势和成熟的旅游商业推广走在前列，彭水依托阿依河发展境内旅游产业链，石柱注重打造黄水森林公园，黔江重推古镇建设和乡村旅游，酉阳打造世界桃源，秀山围绕“武陵之心，边城示范”的目标发展建设。

（二）存在原真性衰退并进一步加速迹象

渝东南作为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受国外文化、汉族文化的冲击，原有的特色文化逐渐被替代和流失。在民族服饰方面体现的最为明显，另有像节庆、游艺、民族戏曲、雕刻、建筑等部分已经被破坏和流失。流失的不仅是这些显性文化，更多的是“隐性文化”如各民俗文化中的审美观念、伦理观念、价值观念、等。

（三）民俗文化深度开发和整合开发亟需加强

目前，渝东南地区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整合化程度低。作为重庆东南民俗旅游带，各区县都在争先推出各自的精品，却没有一条主线将六区县的旅游发展串联起来形成有机整体，没有形成渝东南一条明晰的旅游形象，进而导致区域竞争优势不明显，如区域内协作体系不完善，没有建立共同打造同一个旅游市场的利益补偿机制；旅游景点宣传各自为战，没有形成渝东南地区民俗生态旅游资源的联合、统一营销推介方式等。六区县的旅游业大多都是依靠天生的自然优势在发展，像武隆的天生三桥、彭水的阿依河、黔江的小南海、酉阳的桃花源等都是自然的结果，真正打造民族民俗文化特色的景点却比较少。

三、基于情感理论开发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的基本思路

根据《重庆市渝东南地区旅游发展规划（2008―2020）》和渝东南区域功能定位，渝东南地区以“地文景观”为主的自然资源、以“建筑与设施”为主的人文资源构成了以生态山水峡谷为基调、民族民俗风情为内涵、岩溶地质奇观为亮点的旅游资源基础。要将渝东南“整体打造成国内重要的民俗生态旅游目的地，加快推进国家旅游度假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三区’建设”。

（一）坚持政府主导、多方联动，加快构建区域大旅游格局

政府支持，塑造民俗文化品牌意识，形成成熟的旅游产业链规模运作，具体如下：

1、点――面――链的发展模式，统合黔江、彭水、秀山、酉阳、石柱、武隆六地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选取有代表性的自然禀赋较好、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交通比较发达的景区景点优先打造、包装、宣传，进而带动动其他景区开发。优化整体布局，由一个点到周边面的旅游发展，最后形成民俗文化旅游链的发展，形成渝东南黄金旅游线路来带动旅游的发展。像是可以把桃花源、乌江画廊等地进行旅游资源的整合。

2、以游客需求为主导，开发体验创新的旅游市场。通过市场调研，对每一个景点、景区进行可行性分析，找准游客的需求和定位，整合民俗文化旅游市场，并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二）科学设计旅游主体（旅游产品）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区域差异性是民俗文化的显著特征。当前，社会化进程和现代文明正在逐步消减各地区的文化差异，传统民俗文化在急需保护的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旅游开发价值。实现传统民俗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有效保护，首先需要科学设计旅游产品和商业经营模式。

渝东南民俗文化具有集中、丰富、相对保存完好的特点。根据民俗旅游产品通常所划分的三大类：物质民俗旅游资源、精神民俗旅游资源和社会民俗旅游资源，设计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产品需要综合考量旅游者的民俗文化旅游动机，情感旅游中的直接动机源于人们对于另一文化的体验向往，因此开发出体验型、娱乐型、度假型或观光型等多种功能有机组合的区域民俗旅游产品。比如立足民族性和地区性，可以开发土家族的白虎、巴蛇等图腾文化，焚山神、五谷神等宗教神灵文化，苗族的礼俗歌文化等；立足参与性和体验性，可以开发土家族、苗族的民俗生活如土家织锦的制作、苗族酒歌等；立足观赏性，可以重点打造土家苗族的歌舞诗、后河古戏等。同时，渝东南民俗旅游产品开发必须要坚持其文化内涵。特色是呈现给游客的旅游体验，文化特征则是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命脉和根基。渝东南民俗文化的静态元素如建筑特色、民族服饰、民间工艺品等需要保留推广；动态元素如民族歌舞、民族礼俗需要提炼传承；具有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的民俗商品需要开发宣传。利用和挖掘有价值的特色文化符号，营造浓郁的民族民俗文化内涵，加之得天独厚的良好生态环境，科学设计渝东南民族地区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产品是必要之举。

（三）合理开感旅游线路

1、情感漫旅游线路

罗尔夫・詹森（Jensen）提出“情感漫步”的名词，指人们“不必太当真地展示情感”。它允许人们无拘无束地表达热情或失望；事件过后，人们又恢复到正常状态。他指出，人们想锻炼情感生活，就像锻炼身体和头脑一样。像是一些感情的宣泄就是情感漫步的体现。在内涵和表现形式上，情感漫步与情感宣泄、情感教育和戴恩提出的“情感梳理”有密切关联。渝东南的彭水，三山相拥，二水环绕，历史悠久，文化多彩，孕育了这里大美的山、湛蓝的水、深邃的史、浓郁的情，被人称为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同时也是一块圣洁的爱情治愈圣地，旅游线路开发可以开展情感旅游系列活动，打造重庆彭水爱情圣地体验系列主题旅游线路――围绕摩围山“ 呐喊谷”、鞍子“ 爱情磐石”、保家“ 桃花山”，千古情歌绝唱《娇阿依》等开展…… 让游客走进彭水，总能在自然山水、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中，让疲惫的心灵获得净化，让倦意的情感得到升华。

2、亲子游旅游线路

武隆是个特别受大片、电视、电影青睐的地方。不仅《满城尽带黄金甲》将武隆作为主要取景地，还有《变形金刚4》、《爸爸去哪儿》等多部经典之作在武隆取景。在这里，山、水、瀑、峡、桥构成一幅完美的山水画卷。情感旅游中的亲子游，是以家长为决策者、出资者和监护人，以儿童为主角，以亲子互动、寓教于乐、体验式教育为重要形式，以增强情感关系、开阔视野、丰富知识、提升能力为目标的旅游活动类型。武隆可以开发“爸爸去武隆”的亲子游旅游产品，让日常忙碌的父母与孩子有亲密互动的沟通时间和机会，增进彼此间的感情，通过三至五天的行程安排，打造亲子互动游戏等，让小家庭体验城市生活中所体会不到的别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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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越民族的总体或跨地域研究

近10篇论文是从全局或跨地域的角度对华南、东南百越文化的总体研究，不乏创新之作。如江瑜在《古代铜鼓社会功用再考察》中，认为古代铜鼓上的太阳纹和青蛙装饰，并不代表对太阳神和青蛙的崇拜，太阳纹的作用是分散铜鼓受敲击的力度和传播的声音的，青蛙是人们对农业丰收的向往，是人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观察思考，而且不同时空的铜鼓涵义、功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很有新意。周幼涛《论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越文化研究》主张百越虽支系繁多，但又存在四个相对集中的地域文化系统，即江浙地区句吴、于越所在的“北系”，闽台地区东瓯、闽越所在的“东系”，两广地区杨越、西瓯、骆越等所在的“南系”，云贵地区夜郎、滇所在的“西系”，体现了对百越文化谱系结构的深入思考。钟《吴越水乡地域古城形态之“夹城作河”构造初探――东南百越地域原生文化型式探索之一叶》，从淹城、苏州、绍兴、嘉定等城市平面中外濠、内堑两重河道的“夹城作河”构造，不同于中原城市规划传统，是百越水乡原生态的筑城形式。黄启臣《先秦岭南古越族土邦小国的社会性质》一文，全面钩沉历史文献记载中存在于岭南地区的骧头国、缚娄国、阳禹国、儋耳国、雕题国、西呕国、骆越国、伯虑国、苍梧国等九个土邦小国社会，主张它们多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多无君的部落社会。Barry Rolett在《中国东南与南岛语族航海术的出现》一文中，认为东南史前航海术的出现、史前人类移民太平洋的主要原因，是全新世中期的海平面上升、沿海农耕地的较少所致。此外，高蒙河在《百越民族考古遗存考辨》、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陈山漫《吴越竹文化述论》、盘立《百越文化区域中的“道缘”文化》等文也都有类似的全局角度。

二、百越各支系文化的调查与探索

西瓯、骆越、夜郎、滇、南越、闽越、东瓯、于越、句吴、干越等百越各支系的民族文化与考古发现、研究，占本次年会提交论文的半壁江山，其中西瓯、骆越及相关的广西考古研究自然是重头戏，有不少新的观点。

在西瓯、骆越的关系与性质上，覃圣敏《西瓯骆越新考》系统回顾西瓯骆越研究中“同支说”、“异支说”之学术史的基础上，主张两说没有矛盾，先秦时期两族各自独立，秦汉时期结成联盟，他还把武鸣马头作为骆越古都、瓯骆联盟的中心，把越南河内的“古螺城”作为败退南迁的新都。蓝日勇的《骆越无国论》则从历史文献记载、元龙坡和安等秧山等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城防设施的缺乏等角度，论证骆越族还没有建立起国家组织。

在西瓯、骆越的文化方面，蒋廷瑜《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首次以青铜器资料为据，系统论述“西瓯文化”、“骆越文化”的内涵特征、两支青铜文化的异同，反映了广西青铜文化研究的新高度。李珍在《贝丘、大石铲、岩洞葬――南宁及其附近地区先秦骆越文化的变迁》研究中，主张8000～5500年前的贝丘遗址、起于5000年前左右的大石铲文化、起源4300年前左右的岩洞葬-文化，是一个文化系统的不同阶段，是骆越人文化的三个阶段。陈远璋、熊昭明《广西贺县河东高寨四号墓及其文化因素分析》则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了河东高寨四号墓所出的陶器、铜器、玉器等所反映的秦、中原、越等文化因素组合。梁旭达《广西瓯骆文化浅析》系统描述了骆越的大石铲、稻作、干栏建筑、铜鼓文化、图腾崇拜等文化内涵。此外，谢日万、何安益《桂南大石铲应是骆越先民的文化遗存》、韦江、杨清平《广西武鸣河流域先秦墓葬的初步研究》、林强《广西都安北大岭遗址出土的玉器及其族属的初步探讨》也就考古资料中骆越的大石铲、墓葬、玉器等文化分别展开论述。

在西瓯、骆越的社会习俗与经济上，覃芳《广西新石器时代葬制与古越族食人埋骨的关系》则根据广西新石器时代屈肢葬、二次葬、肢解葬中的资料，结合文献与民族复原古越人的食人埋骨习俗。彭书琳《广西古代拨牙风俗》则收集研究了广西岩洞葬的人骨标本，分析了起源商周时期、盛于宋元明清时期的广西古代拔牙习俗的源流、分布与性质。陈桂芬《秦汉时期瓯骆社会经济发展述论》一文，阐述了文献记载的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瓯骆道路建设、郡县设置、军人与移民实边、城市与商贸发展等。杨清平《略论东周时期岭南越人的农业经济》则更多从考古出土实物来说明类似的课题。

此外，也有一批论文涉及百越的其他支系。彭长林《滇文化族属再探》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深刻分析了滇文化中濮、越、氐羌三大因素的构成，是迄今研究云贵高原越文化最深入、清晰的成果。郑超雄《夜郎国的文化渊源及社会文明》一文，也以考古材料出发，分析夜郎国的文化渊源，主张濮就是越，并研究了夜郎的王权政治与社会文明。邱立诚《香港早期历史――百越族群中的地缘与文化关系》，分析了上起万年前后的打制石器时代，下迄秦汉南越与南海郡时期，香港考古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的同源一体关系。蒋炳钊在《闽越的都城与“冶”》中，论证了史、汉所记闽越“二王二都”分别在崇安汉城和福州北郊汉城，而余善所都崇安汉城就是无诸王城“冶”。是闽越都城研究中的一个新看法。王炜在《试析虎林山遗址的文明因素》一文中，依据虎林山墓地出现的高等级墓葬、牙璋礼器、戈、矛武器、刻划符号等，分析外力作用下的闽南早期文明进程。陆建芳在《江苏无锡鸿山越国大墓发现的玉器》中，介绍了吴国地域范围发现的越国大墓玉器内涵。

陈元甫《汉代东瓯国的发现与研究》则介绍了浙南温岭塘山大墓及大溪古城的考古新发现，主张大溪古城就是东瓯国都。徐长青在《江西靖安县李洲坳东周墓葬》中，首次披露了这座重要的干越墓葬的考古新发现。张崇根《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初探》则提出了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于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新看法。连照美在《从考古学论古代百越时空分布上的台湾》，在总结台湾史前文化与大陆关系之研究史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台湾新石器文化谱系中东南沿海的卑南文化内涵及其与大陆史前文化的异同关系。

三、百越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关系

楚越关系历来是百越民族周邻文化关系研究的重要方面，朱燕英的《楚文化对江南百越文化的影响和融合》一文，运用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楚文化对湘资流域杨越、长江下游吴越、赣鄱流域干越、闽江流域闽越、岭南的南越与瓯骆等百越文化的影响。丁兰《纪南城周边楚墓地出土青铜越式鼎现象初探》则谈到了越文化融入楚文化、成为楚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考古证据。此外，石奕龙《两周时期句吴与邻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则从传世文献、铜器铭文、考古器物的角度，分析了句吴与邻族的产品交换、技术交流与文化互动关系。熊传善《论中原民族与南方民族的战争与融合》依据文献记载，比较全面描述了五帝、三代、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南方民族间的和战关系。漆招进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洞庭湖农业文化的南传》中，分析了湖南洞庭湖地区稻作农业文化通过越城岭山区及湘桂谷地传播到广西地区的考古证据。

也有学者分析了百越文化的跨界(国)关系，如蒋远金在《史前日本列岛与百越先民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提出新本列岛的旧石器、细石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与农耕源于华南百越地区的看法，从而证明两地的海洋文化交流。西村昌也《从民族史的观点来理解越南北部的铜鼓》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越南北部出土铜鼓的类型、年代与使用民族，并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民族间战争、馈赠、交易等民族关系史问题。邓聪在《岭南与北越弓形格铜剑文化圈》中，提出了弓形格青铜剑的时空分布所反映的岭南地区与越南北部的先秦汉初文化交流。

四、百越后裔及现代南方族群的文化变迁

现代南方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南方汉人族群是百越的后裔或与百越源流关系密切的族群，是百越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冯孟钦在《广东俚人遗存的考古学观察》中，以洛湛铁路沿线、高州、信宜、电白、廉江、遂溪、海南等地墓葬考古资料为据，讨论东汉至唐代广东、海南的越人后裔――俚人的陶器、铁器、铜鼓、居址、墓葬等文化内涵。王献军在《黎族早期的物质文化》中，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论述了黎族的食物形态与饮食器具，服饰、耳饰与文身文化，船形脚屋等居室文化的内涵与特点。李勃《黎族来源新探》、王逍《畲族传统文化禀赋述论――兼论畲族经济转型》，董建辉、林宏杰《族群认同与民族身份的确认――以金竹畲族乡的成立为例》，也属于类似的研究。

蛋民形成也与古代百越民族的海洋文化活动有关。黄向春在《福建闽江口“蛋民”研究――兼论百越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阐述了闽江口越人后裔蛋民的分布、姓氏、生态与生计、习俗与社会组织、神灵庙宇、口传记忆等，并提出闽越物质文化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与蛋民认同“闽越”的符号意义之认知考古学研究同等重要。兰达居在《百越海洋人文与福建区域人文模式》一文，在论述百越海洋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综合了两广、福建、浙江、海南、台湾等沿海作为百越海洋人文传承者的水上蛋民文化，并提出福建百越海洋人文在当代传承的三种模式――福州模式、湄洲模式、惠东模式。

此外，还有学者重视百越与南方汉人文化的传承研究。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着力钩沉当代东南汉民人文中的土著文化因素积淀，如海洋文化精神、土著宗教与惯习、越式聚落与丧葬、原始制陶与无纺树皮布、汉语方言的越语底层等，并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越人汉化、汉人越化中寻找民族考古学的解释。彭维斌《闽南民间信仰的文化分层与汉越文化融合》一文，将历史层位分析法引入闽南民间社会文化研究中，探讨了以天公、土地、星辰、龟、蛇、狗、虎等自然崇拜为代表的百越先民“万物有灵”崇拜的底层特征，以吴本、妈祖、临水夫人、清水祖师、三平祖师、王爷等救生神灵为代表的百越土著巫鬼信仰的核心，汉式佛道为代表的表层特征，并从民间信仰层位的形成过程研究汉越文化融合。林汀水则在《也谈闽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变化》中，提出闽方言源于江浙的吴方言、吴方言与古楚语是闽方言的底层、唐宋以后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又重叠着上古中古汉语，这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上的全新观点。

五、多学科协作、多层面探讨与国际性视野的学术盛会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围绕百越史研究的不同专题，从多学科、多层面和国际性的角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表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　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参与、协作。考古学是百越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知识源泉，考古学者的大量参与、考古资料和方法的全面运用是本次会议的重要特点。多数与会考古学者不再是简单列举考古文物资料，对历史问题作出粗浅的说明和解释，而能通过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探讨百越族群文化的谱系、关系、性质，甚至还将考古类型学方法运用到当代民族文化的分析、研究中，体现了考古学研究在百越史研究中的深入和提高，象西瓯与骆越青铜文化的区分、滇族的三种文化因素构成等研究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作品。百越史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学，传统百越史研究主要仰仗史、汉的若干篇章，这次会议上纯粹历史学的研究不多，但也不乏深度，如对先秦岭南古越族九个“土邦小国”的历史钩沉，就是代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是本次会议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壮侗语族的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成果有限，但也有突破，尤其是将南方汉人的社会文化纳入百越史的研究范畴，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和亮点。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从江南城市布局的地理变迁中，找寻吴越城市的“外濠内堑”的底层特征，很有新意。语言学方面，关于南方汉语的越语底层、闽方言的吴语特征等，都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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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由中国世界民族音乐学会主办、云南师范大学和云南艺术学院共同协办的“世界民族音乐学会第五届年会”于2015年11月5日至7日在昆明花之城隆重召开。来自全国23个省市的90多位会员与受邀而来的德国、越南、印度、马来西亚、缅甸的专家和艺术家，围绕着“东南亚音乐”这一中心主题，就“东南亚音乐研究”、“其他地区音乐研究”和“世界民族音乐教育与推广”三个议题分别展开了讨论。

在气氛热烈的开幕式上，世界民族音乐学会会长、中央音乐学院陈自明教授致开幕词。致辞中，他首先对此次会议的筹备和论文收集情况进行了说明。其次，他对世界民族音乐在我国取得的长足进展进行了介绍。他指出，世界民族音乐学是21世纪的新兴学科，目前在我国发展势头强劲，根据管建华副会长的统计，目前我国已有200所院校开设了“世界民族音乐”课程，南京艺术学院正在筹建中国第一个“东方音乐系”；围绕“世界音乐”的中外交流也日益增多，2015年7月，一场以秘鲁民族乐器演奏中国民歌名曲、以中国传统乐器表现秘鲁名家佳作的音乐会就在北京举行；而多元文化与世界民族音乐的意识在青少年群体的普及程度也逐渐提高；21世纪以来，在中国出版的关于“世界民族音乐”书籍也从几本增至30余本，翻译类书籍有7本。与此同时，陈自明教授也指出了我国世界民族音乐发展面临的问题与解决途径。一是，世界民族音乐课程的质量问题。他提出应开办培训班，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并开设网站，加强基层教师的联系、交流和互动。二是，世界民族音乐学科体系建设问题。为把世界民族音乐建设为成熟的学科，应向“西方音乐”和“中国音乐”学习，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完善学科的“文献学”，掌握前人研究的成果并进行实地调查。他就此提出设想，认为可以针对世界各地区的民族音乐成立学术小组或分会，设立召集人，进行独立工作。致辞的最后，耄耋之年的陈自明教授对新一任会长的选举进行了动议，表达了对世界民族音乐后继者的殷切希望。

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长赵塔里木教授，首先代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向世界民族音乐学会第五届年会暨东南亚音乐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地祝贺。其次，他指出世界音乐文化体现了人类独特的创造力，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世界民族音乐学会对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培养音乐学术事业和文化胸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三，他强调中国音乐是世界音乐文化多样性构成之一，少数民族音乐是中国音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区域民族音乐的研究既促进了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完善，同时也对世界音乐文化做出了中国人应有的贡献，以此形成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平等对话的平台。第四，他对中国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内涵、兴起、发展、问题等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指出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重要意义：一是，有助于认识历史发展脉络和新的变化规律；二是，有助于拓展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范围；三是，有助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四是，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更加有助于国家、地区之间的沟通、交流和理解。

会议特别邀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贺圣达研究员作了题为《漫谈东南亚文化――东南亚文化发展与中国-东盟文化交流》的报告。他首先对“文明与文化”和“东南亚与东盟”两组概念进行了辨析。第二，他将东南亚文化划分为以中国传统文化与本国文化的结合为主导、以受斯里兰卡影响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主导、以马来-伊斯兰文化为主导、以菲律宾特色的基督教文化为主导、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导等五种文化形态，强调了东南亚文化多样、多元、复杂的特点。第三，在此基础上，他梳理出东南亚文化形成、发展、变迁、转型的层累式脉络，指出东南亚文化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的发展趋势。第四，他分析了东南亚各国的文化在当代的表现，即：传统宗教文化与近现代文化相结合，避开争议，；注重民族文化复兴，调整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第五，从注重周边外交、避免“大国心态”、加强民间交流等方面对我国文化交流提出建议。贺圣达研究员的报告提示民族音乐学者，在注重实地考察的学科研究方法基础上，要从更高层次和更为宏观的角度对东南亚音乐进行整体布局与研究，将民族音乐学学科置于文化、社会、国家的概念之中和框架之下。

此次会议共收集论文32篇，其中有14篇从乐器、器乐、乐律、音乐形态等不同角度对东南亚音乐进行了深入探讨；10篇对印度、土耳其、中国台湾等世界其他地区的音乐进行思想交流；另有9篇对世界民族音乐教育与推广问题进行了探索与分享。

一、东南亚音乐研究

原上海音乐学院赵佳梓教授以自身学术背景、丰富的田野经验和生活经历为基点、以中国东南沿海与太平洋南岛民族音乐间的联系作为切入点，对南岛民族的社会与文化，以及民族音乐的特点等内容进行了报告。同时，他与在场青年学子分享了个人学术经验，强调民族音乐的学习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上海音乐学院应有勤教授从声学角度，对东南亚竹管打击乐器声学原理进行了研究，发现了其共同特征，即：“典型棒振动”的模型“腹点”和“节点”都是对称的。根据此原理，他对昂格隆等竹乐器进行了开发以及科学的改革，避免了闭管的“开口处”处于“节点”的情况，同时改变了竹制乐器因受潮等因素导致变音的情况。在发言后的交流中，陈自明教授对昂格隆在儿童和老年音乐教学中的应用问题进行了补充。

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将视点放置在柬埔寨吴哥窟佛教乐舞壁画上，将其与元代周达观撰写的《真腊风土记》进行比较，并将吴哥窟的舞蹈雕像按艺术体裁分为：以Apsara仙女舞为代表的表演性歌舞、佛教节庆期间的群体舞、皇室出巡仪仗及民间佛事中的鼓乐及舞蹈以及飞禽舞。

多年从事二胡演奏和二胡教学的广西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陈坤鹏教授，对东南亚擦弦乐器进行研究，将气分为以一弦胡琴和二弦胡琴为代表的胡琴类以及以二弦提琴和三弦提琴为代表的提琴类。他着重对湄公河流域的二弦胡琴文化丛进行了剖析，将其划分为同宗共生层、形制和材料共生层、功能性共生层以及音律技法共生层。

中国音乐学院助理研究员徐天祥以《巴扎（Baja）：流传于中缅景颇――克钦族的苏格兰风笛》为题，对“巴扎”这一乐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他从题目关键词的解题、研究缘起、中缅英三国的史料梳理，到分析巴扎的音乐构成以及“巴扎”的民族化和面临的困境五个方面进行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报告。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饶文心教授从乐律学角度，对音高频率和音位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认为，柬埔寨传统音乐不属于七平均律，其乐律特点体现在“偏小的大二度和偏大的小二度”的二度音程上，并将此归结为柬埔寨民族音乐心理的宽容性。

此外，还有苏毅苗《以祈甘雨，介我稷黍――中国滇南彝族尼苏人与越南北部倮倮人的求雨仪式记》、楚卓《东南亚铜鼓的流转情迹》、杨琛《东南亚范围内的竹筒体鸣乐器研究》、武蕊《印度尼西亚克隆钟音乐的音乐学分析》、张小梅《一歌纡萦良久，一境相望千年――中越京族民歌音乐形态共性个性之比较研究》、杨瑾《印尼竹乐器安格隆的发展与应用》等来自世界民族音乐研究的“生力军”的报告。这些报告体现出青年学者敏捷独到的学术思维、科学厚实的田野积淀、踏实肯干的治学态度，在他们的报告中可以看到世界民族音乐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希望。

二、其他地区音乐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张玉榛教授将学术关注点集中于印度传统音乐的传承模式，通过对印度传统音乐教育模式的分析、阐释，探寻出区别于西方音乐教育体系的印度传统音乐教育的特征，对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传统音乐教育体系也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南通大学艺术学院董云副教授对土耳其卡拉戈兹皮影戏的历史源流、它与伊斯兰宗教文化和苏菲神秘主义思想的联系、其喜剧程式与音乐特征进行了阐述。

山东艺术学院李如春副教授则通过对《天乌乌》作品调式、节奏、音高、曲式等方面的分析，展现出台湾民歌谐谑、风趣的一面。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庄静，通过学习印度塔布拉鼓10年来的经验和思考，归纳出北印度塔布拉鼓的节奏圈“双层结构”的概念。她还通过现场展示让与会人员感受到了塔布拉鼓的独特韵律和魅力。

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后宁颖研究员，通过对“盘索里”这一长篇说唱表演形式进行中韩跨界田野考察，对“盘索里”的音乐内容来源、传入中国的方式、表演风格三个方面进行阐释，并将问题提升至延边歌手通过演唱“盘索里”实践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层面。

秘鲁阿亚库乔排箫是当地民间音乐和宗教活动相结合的典型，中央音乐学院候选博士孙波对秘鲁阿亚库乔的排箫及其音乐形态进行了分析，揭示出阿亚库乔排箫的特色，阐述了其在文化环境中的社会价值。

印度德里大学硕士刘慧媛通过西塔尔琴的现场演奏，对印度传统曲调拉格（Raga）的常用音阶和曲式框架进行了演示。

三、世界民族音乐教育与推广

汉诺威音乐、戏剧与传媒大学Reinhard Ring教授在题为《Different types of rhythm in different culture》的报告中，打破按照“地域”对节奏进行划分的传统模式，将节奏分为三类，即：无规律的节拍、划分明显的节拍、有节拍但划分不明显的，展示了国外对于世界各个民族音乐节奏的教学方式和理念。

中国音乐学院陈铭道教授通过珍贵的影视民族音乐志资料和幽默风趣的语言，以中国音乐学院对民族音乐学博士研究生提出的提供40分钟的影片的要求为例，强调了影像记录在民族音乐学教学和实践中的重要性。

云南艺术学院朱海鹰教授对“世界民族音乐”课程教师在知识、资料、语言、文化等方面提出要求，并以相关文献中的错误实例进行举证，强调阅读资料要有质疑的态度。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系潘林紫副主任，以广西艺术学院承担的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培育基地“中国-东盟音乐文化跨界传播中心”高端智库建设为例，展示了广西艺术学院在区域音乐领域的教研成果，为高校世界民族音乐课程的教学提供了参考范式。

中国民族器乐学会理事李悦，以其文学专业的学术背景、跨学科的视点和研究方法，以《少数民族音乐普及中的常见问题》为题，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报告。

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何璐，通过现场演奏的方式对古巴打击乐器进行了展示，呈现出古巴打击乐器具有和声性音色的特点。

此次会议还请来了云南少数民族的艺术家，以及来自缅甸、印度、马来西亚、越南的艺术家以“音乐工作坊”的形式进行更加深入、生动的研讨，并结合工作坊举行了三场音乐会，让与会者全面感受东南亚各国的文化、风情，体会东南亚音乐的“广泛、多样、美妙与独特”，更加真实地“触摸”民族音乐。其中，在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工作坊中，云南民族大学民族艺术学院张文俊教授通过对指法运用和气息控制等技巧的钻研，对葫芦丝古老而传统的音色进行了“复原”；缅甸仰光“围鼓乐队”对围鼓、围锣、排锣、巧龙巴鼓等代表性乐器的精湛演奏，视听效果震撼且富有感染力；越南的特龙琴、克隆布特琴、克尼琴、无底琴、独弦琴等典型乐器，歌筹艺术，以及越南特色国服“ao dai”都尽显越南文化的柔美纤细；马来西亚舞蹈和服饰中体现的伊斯兰文化特质；印度西塔尔琴的直抵心灵、塔布拉鼓节奏的复杂多变、印度舞蹈的宗教与肢体的统一性，无一不令人称道。

若用一句话来概括此次会议的特点，就是“理气互为，新生曲”。而这也是会议举办成功之所在。所谓“理”，“是一种理想的、抽象的、形而上的、看不见、捉摸不着的东西……是形成一种事物的基本原则”。所谓“气”，“它是一种现实的、有象的、形而下的东西……是造成事物的原料，这种原料，随着理的线索，形成出一种有形有象的物件”。[1]22-23此次会议的成功：其一，是围绕着“东南亚音乐”的会议主题，与会者从民族音乐学、音乐社会学、音乐人类学、声学、律学等不同视点对东南亚和其他地区音乐进行了深度探讨，涌现出不少有价值的论文。这是对“理”的探究不断加深。其二，论文宣讲和“音乐工作坊”、民族音乐会在此次会议中紧密联系、相互呼应，充分体现出“理性思考+实践+感性体验”的学科特点和会议传统。这就是“理气互为”，将世界民族音乐的道理、原理、规律等形而上内容的探讨与形而下的具体音乐事象紧密结合，彼此互生、互证。其三，“新生曲”，是指会议中涌现出的年轻学者。世界民族音乐学中坚力量的成熟、新生力量的快速成长，以及老中青三代学者间的互通、互助，正是在用实际行动谱写世界民族音乐之“大曲”，这是学科正在成长、向前的有力证明。

但是，也可以看出世界民族音乐面临的现实问题：其一，“多元文化”的意识和概念还未得到足够的普及，使得公众对世界民族音乐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不高，世界民族音乐学科的发展依旧存在阻力。其二，世界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建设有待完善，学科教育思想、教学思想体系、课程设置等基础性内容都有待加强，教师队伍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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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盟国家语言政策概况

东盟各国都是多民族国家，语言种类繁多且状况也较复杂。东盟国家的官方语言一般都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如新加坡有4 种官方语言：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印尼、柬埔寨、泰国有3 种官方语言。越南、文莱、老挝有两种官方语言，其中英语和华语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新加坡政府从1966年开始全面实行强制性的双语政策，要求新加坡所有学生都必须掌握英语和母语。而缅甸独立后，学生从学前班开始就学习英语。此外，由于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睦邻关系，双方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有合作与交流，而在这些国家中，华侨、华人人数众多，华语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较大，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四个国家把华语列为本国的官方语言之一。

2 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教学现状

广西和云南都有十余所高职院校陆续开设了东南亚语种专业。以云南省高职院校为例，据2011年5月份的统计数据，云南省37所高职院校中现有11所开设了东南亚语种专业，其东南亚语种教学主要分为以下三种：专业方向型、双语型和选修型。11所高职院校开设的专业大多数都立足于高职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采用“东南亚语种+专业方向”的形式，设定专业方向的大都为旅游、商务和法律等方向。其课程体系主要分为三部分：核心课程、拓展课程和通识课程。核心课程主要由语言知识课程与专业知识课程组成，语言知识课程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东南亚语种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专业知识课程包括经贸知识、旅游知识、经贸法律知识等，主要是使学生掌握相关专业的语言应用能力。拓展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围绕专业核心课程开展相关课程，如，在学生学习经贸知识的核心课程基础上，开设商务谈判、报关知识等课程以拓展学生的职业技能。通识课程中开设英语的目的仍是通过全国应用英语能力考试。从人才模式上看，多半采用“2+1”（即国内2年，国外合作1年或半年）的模式。

3 高职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多语教学的思考和建议

3.1 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应以语言应用能力培养为主

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多数在秉承“语言+专业方向”的理念下，以培养社会所需的生产一线的应用型东南亚语专业人才为培养目标，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以行业外语（东南亚语种）培养为主，这既是高职教育的自身特点和高职生未来就业领域所决定的，也是在就业市场避免与本科东南亚语种专业毕业生正面冲突的需要。在语言能力培养方面，有别于英语，学生的东南亚语都为“零起点”，而掌握东南亚语语言能力是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区别于其他高职专业的立足点，同时，由于该专业现有的专业方向一般以文科类的旅游、商务、贸易、法律等为主，技术性并不太强，在人才培养中应科学处理好语言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关系，即必须以语言课程为主，增加东南亚语种在开设课程门数、学分要求和学时的比重，专业方向应在打好基础的前提下，强调专业方向的自学和拓展，这样的话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才具备基本的发展空间，也拓展了学生的就业渠道。

3.2 改革高职英语教学模式，走实用英语教学道路

由于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而东盟国家的官方语言之一仍为英语，因此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仍需重视英语语言能力的培养。反思高职英语专业不断萎缩和本科英语类专业就业日益困难的局面，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直接定位于行业东南亚语无疑是合理的。但在高职有限学制内多语教学的问题也决定了必须对现有的高职英语教学模式进行改革，避免以英语应试教育为主（考级），压缩传统的通用英语的教学学时和内容，强调英语辅助交流的作用，以实用为主，在公共基础课程中注重培养英语听、说能力，加强专业英语课程，树立东南亚语种为主，英语为辅的教学观念，才有可能避免学生毕业后东南亚语种、英语、专业方向都不精的“四不像”局面。

3.3 重视结合东南亚国家文化开展语言课程的教学

不少学者都对我国英语教学中存在的语言与文化背景脱节的问题进行了反思，高等教育阶段通用英语的教学，常会出现过分强调语言的工具作用，忽视对西方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的介绍的问题，学生死记硬背英语，学习效果差，达不到第二外语本身应有的对思维、逻辑能力培养的作用。以此为借鉴，东南亚语种作为小语种，通用性并不强，结合东南亚国家文化背景的介绍开展东南亚语言课程教学，既有利于学生更快地掌握东南亚语种，也为今后从事对外行业的对象国文化知识进行了必要的贮备。

3.4 紧跟汉语国际化脚步，弘扬我国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语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重视，特别是在华人、华侨聚居的东南亚地区，汉语文化更是倍受关注，部分东南亚国家中汉语是其官方语言之一。为避免在多语教学过程中出现中国文化失语的现象，在培养应用型的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人才时不能忽略汉语文化教育，特别是在通识课程的设置方面，可开设中国汉语语言文化教育的相关课程，代替传统的大学语文课程。由于不少东南亚语种毕业生都将在国外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加强我国汉语语言文化教育，既可促进中国优秀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地区，又可推进汉语国际化，增强国家的地区影响力。

另一方面，作为主要承担东南亚语种专业人才培养的云南、广西等省份，其独有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也是该地区的特色优势之一，传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将优秀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地区，打造民族文化品牌都成为政府发展的战略之一。

4 结语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加快，东南亚语种专业的人才需求和办学规模都急剧上升。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教学在多语教学中科学合理设置课程体系，分清主次，改革传统教学模式，重视东南亚国家文化和我国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问题在教学中的要求是开展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多语教学的关键。

注：云南省教育厅2011年5月基金项目和2011年4月院级重点课题项目总结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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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蝙蝠作为哺乳动物，头尖而两侧有翅膀，颜色灰暗如老鼠，因此民间又称之为飞鼠。《抱朴子》说：“千岁蝙蝠，色如白雪，集则倒悬，脑重故也。此物得而阴干末服之，令人寿万岁”。“蝙蝠”即“遍福”的谐音，意为遍地都是福，福在人们所追求的福、禄、寿、喜中占据首位；蝙蝠乃是长寿之物，因此人们喜欢将蝙蝠图案应用到民居建筑装饰上，用来寄托人们对吉祥好运和祈福纳祥的美好愿望，表达了人们对“福”的向往。在桂东南民居中随处可见的蝙蝠图案，既具有装饰作用又体现了人们的精神寄托，对其进行文化阐释具有重大意义：

（一）民间信仰的精神寄托

民间信仰是指民众在精神生活中由于对具有超自然力精神体等的敬畏、尊重而产生的精神上的敬仰与信奉的一种社会性文化现象，往往反映了一定群体追求吉祥，向往美好幸福生活的心理需求和呼声，折射了广大民众最朴素的生活观念和最原生态的民间观念，是人类精神家园的载体。在自然科学欠发达的古代，人们对无法解释的自然物象感到困惑、迷茫，久而久之便将之视为神支配的产物来敬畏、信奉。当生存和生活的不可以控制因素出现，人们寻求神支配的物象，使之具体化、图像化、符号化甚至图腾化以便祈求膜拜，企图通过对物象的祈求转化成对神的祈求，以满足人们理想化生活的愿望，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具有吉祥意义的崇拜物。它是人们的一种意识表现，也是心理信念在社会上的反应，张士闪在他的《艺术民俗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民间动物图案的最大的特征：“有意无意地运用比较原始的意象思维方式，以夸张、变形、颇显奇异的人形物象尽情披露呈示着祈福求吉的情感心愿”。

图1 甲骨文福字

蝙蝠图案是福文化的代表，我们以“福”的含义为出发点。“福，从示部。在汉语字典中从示部的汉字，多与神明、祈祷、企盼有关，这一点在甲骨文中的‘福’字可以得到验证。‘福’字在甲骨文中的字意是‘两手捧酒浇于祭台之上’，是古代进行祭祀活动的形象写照②。”由此可见“福”字的最原含义就是“向上天祈求”。（图1）因此，桂东南民居建筑中所出现的蝙蝠图案就表示人们向上天祈求的一种精神寄托。《说文解字》对“福”的解释为“福，佑也。”意为神灵保佑，逢凶化吉为福。在桂东南民居建筑中蝙蝠图案出现较多。大到墙壁、屏风，小到桌椅、板凳，都可以见到蝙蝠图案。这些蝙蝠图案，有的是由单只或多只蝙蝠组成，有的是由蝙蝠图案和其他文字组成，如蝙蝠图案与寿、喜字等构成，也有的图案是由蝙蝠与其他动植物构成，如蝙蝠与桃子、蛇等构成。这些图案造型生动，精美细致，体现了民间艺人在创作中的缘物寄情，以蝙蝠图案寄托人们美好的祝福与期待，传达人们的思想感情。这些图案的造型，经过历代的传承与发展，逐渐行了较为稳定的被人们所接受的表现程式，具有深厚的美学意蕴。当我们欣赏那些赏心悦目、充满灵性的蝙蝠图案时，我们不难发现经过民间艺人的加工和百姓对它们寄予的美好情感，这些图案已成为百姓美好希望的寄托，成为充满吉祥的象征物。

（二）祈求美好生活的载体

桂东南民居中蝙蝠图案文化内涵，用一种无声的艺术语言来传递给人们它的含义，这种民间艺术语言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装饰图案对建筑构件的审美并不是不是孤立的，它受建筑构件和实用的功利性所制约，就因为这种制约形成才构成了建筑艺术“因物施巧”的特殊的设计原则和美感。桂东南民居中蝙蝠图案是建筑与装饰艺术的完美结合，服从于特定的环境和气氛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因为具有这些特点才构成桂东南民居的装饰之美，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居群落。

图2

在桂东南民居建筑中将传统工艺技术的实用性与装饰性的融合，将装饰运用在建筑中用以表达人们祈福求祥主题思想。桂东南民居建筑装饰中的艺术表现从古代百姓趋吉意识产生以来，民居建筑上的装饰艺术就日渐频繁，祈福求祥题材的装饰图案随着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而日益丰富多彩。蝙蝠图案这类题材虽然是民居建筑装饰艺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因具有深长的意味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成为祈求美好生活的载体。在桂东南民居建筑上具有装饰性从而也表现了人们的精神寄托，祈求幸福的降临。

图3

（三）传统文化的符号语言

图4

“蝙蝠文化”主要表现为人们对事物的美好向往，桂东南“蝙蝠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宋代，每逢春节，家家户户在门前，窗棂等等醒目的地方张贴“福”字。现在我们在桂东南所看到与蝙蝠相关的装饰图案大多出现在明清古民居中，这些蝙蝠图案往往装饰在门板、窗棂、围墙、梁枋、桌椅之上。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门板上用五只或者四只蝙蝠围着中央的“寿”字，表示“五福拱寿”或者“四福捧寿”（如图2）；窗棂上也尝尝用蝙蝠做装饰（如图3）；围墙上也常常用蝙蝠作为浮雕来装饰（如图4），这五只蝙蝠神态各异，造型夸张而富于动感；梁枋上也刻有蝙蝠嘴中衔着铜钱，象征着福禄双喜；就连人们经常使用的桌椅上也刻有蝙蝠图案（如图5），在椅子的靠背的地方刻有一只蝙蝠嘴里衔着寿字，两翼合抱着寿字，象征着福寿吉祥，寿表示长辈长寿之意，长辈长寿乃全家只大吉大福大寿。由此可见，桂东南人祈福盼福、崇福尚福历史悠久，对“福文化”有高度的心理认同感。所以桂东南民居中蝙蝠图案是美化了的形象，是人们向往和追求吉庆祥瑞观念的反映。

图5

蝙蝠图案属于物体吉祥物范畴，它是一种符号但它却传播着一种语言。它内涵丰富，是人们的追求和向往，它包含着人生幸运富足而平安的内容，尤其在传统的中国大地上，大多数百姓都有强烈的求吉纳福的精神追求。蝙蝠图案以它特有的符号语言阐释着桂东南民居建筑的地域人文精神，祈福求吉符号语言像一条线贯穿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传播幸福最基本最稳定的语言表现。

（四）蝙蝠图案的现实意义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蝙蝠图案不仅运用在民间建筑装饰上，而且经过创新逐渐运用到包装设计、建筑装饰和其他装饰品上。这种现代化的转变是对传统蝙蝠图案的继承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使其更具有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为人类创造一个吉祥化的生活环境，蝙蝠图案这种祈福求祥的主题在现在的建筑中依旧具有生命力和利用价值。在现在的生活中随着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环境的恶化。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在一些疾病面前无能为力，这种求福的意识在人们的心里依然存在，所以会依旧进行。将蝙蝠图案发展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建筑装饰、包装设计和具有民族特色的装饰品。蝙蝠的形象在现代吉祥物设计运用如福建省十二届运动会的吉祥物――福福，吉祥物将蝙蝠拟人化，具有可爱、憨厚的现代气质。蝙蝠图案在现代的生活中有重要寄托作用，代表人们的情感寄托，祈求吉祥幸福的美好生活。

结语

桂东南民居蝙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中的长期积淀。在经历百年风雨沧桑的历史长河中流传在民间优秀的文化遗传民居建筑中蝙蝠图案的发展，凝聚了桂东南地区传统文化的精华。吉祥求福的生命意向所表现的并不是艺术形象本身，而是人类精神需求和生活理想的紧密结合。蝙蝠图案体现了人类自然与心理的完美结合，同时也体现了地方特有的审美情趣与民间风情，更寄托了桂东南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蝙蝠图案的实用价值要求成为了人类建筑装饰的出发点，正是这种实用价值，决定了建筑装饰作为特例独行的艺术而以不同于其它艺术的存在方式和形式。然而现在的新农村建设片面的追求城市建筑的建造结构，而建筑中缺少了传统民间建筑的形式。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要融入传统民居建筑中的表现形式除建筑结构本身的变化外，还很大程度上进行图案的修饰和美化，民间装饰图案赋予朴素的建筑外观以形式美感和一种和谐观念。

本论文为2013年度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桂东南明清古建筑群装饰艺术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SK13LX309。同时，本论文也是广西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地域文化在民族地区高校艺术设计教学中传承与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C068。

注释

① 钟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上海辞书出版社，第四章，第253页。

② 王达人，《中国福文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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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传康，旅游资源鉴赏与开发，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

[9]张海荣，旅游审美原理，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

[10]杨海波，旅游遍中国，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

旅游美学论文参考文献：

[1]郭倩倩.体验视角下的旅游学学科体系探讨[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5.

[2]王海利.旅游美学教学内容整合研究[D].辽宁：辽宁师范大学，2008.

[3]陆梅林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M].北京：三联书店，1961.

篇8

艺术符号学的概念及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的符号性

艺术符号学在符号学的框架范围内，运用符号学原理解释美学和审美规律。所谓符号学，就是研究符号的一般理论的学科，原来主要研究语言特别是形式化语言问题，后经过美国符号学者苏珊・朗格运用符号学的观念来解释美学，将视觉艺术符号进行语言化的编码和解码，使艺术和美学抽象的内容用最形象、最直接的形式表达出来。

东南亚风格的符号性非常强烈，是因为它具有符号的特征。首先，它是存在着的被人感知的物质。其次，这一物质的存在可以传达信息，并且它是一个由基本要素所组成的结构系统，这些基本要素有一定的排同性，非常规律的出现。甚至可以这样毫不夸张的认为，具有这些符号出现的风格样式就是东南亚风格的室内设计。没有这些符号出现的，即不是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而为其它风格。此外，它也具有作为符号的一般特征，如复杂性、关联性、历史性及某些社会意义。

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符号系统的三个层面

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的符号系统构建分三个层面，其三个层面为一个系统，可将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准确表达。符号学扮演着定位风格的角色。

1.语构学层面

语构学研究的是符号本身在整个符号系统中的规律，以及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意义无关，也被称为符号关系学。按照语构学的理论，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设计的材料、家具、装饰物件均可看做是基本的符号单位。这些符号排列成东南亚风格的语构学符号系统。由于地处热带地区，东南亚风格的设计采用简单、整洁的设计，出营造清凉、舒适的感觉。装饰方面，由于东南亚各国均有优良的手工工艺史，故而木雕符号、黄铜装饰符号、大量绿色植物的装饰搭配符号；材质方面，东南亚湿热的气候带来丰富的植物资源，所以自然界的各种木材、藤、竹、椰壳、麻布成为材料的首选。而这些广泛地运用的木材和其他的天然原材料，例如藤条、竹子、深木色的家具也成为了最基本的符号元素。再比如马来西亚广泛应用的水草、印度尼西亚的藤、以及泰国的木皮等等纯天然的材质，这些都大量的出现于室内设计天花板的表达中，均可以看做是构件符号的“子符号”。而整体的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可看做是“父符号”。各种黄铜、佛像雕塑、漆器、装饰品和绿色植物的形态是两者之间的桥梁。语构学无疑是东南亚风格符号学构建理论中最基础的部分。

2.语意学层面

语意学研究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符号问题，对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形式和意义，形式传达了怎么样的民族文化背景，这常常是设计师创作的重要思想，或客户想要的营销理念。能指可看做是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的形式，所指可视为形式语言背后传达的内容。

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能传达信息的符号主要有装饰符号和材质符号。装饰符号主要由装饰图案表现最为突出。如三面佛像木雕、芭蕉叶造型图案等。材质符号有各种造型简洁的藤竹、柚木、麻布、椰壳、竹制品。通过历史的追溯可得，佛像的木雕装饰传达承载了东南亚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佛教国家的精神信仰。各种天然材料符号的形式所指东南亚各国出新加坡外，在工艺上注重手工艺的精神，工业化痕迹淡薄，纯朴的味道浓厚的民族特点。亦体现了东南亚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厚，尊重自然之法，让现代人神往的国度的层面。

3.语用学层面

从符号学的意义来说，语用学探讨符号与人的关系，因而它包含了语构学和语意学。语用学层面在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的探讨中笔者主要探讨设计师与风格构建的关系。即设计师如何在设计活动中得到风格的到位表达。设计师要想将材料符号、装饰符号、家具符号的语构和语意准确的表达需要利用丰富的资料和调查对象，从各个方面，如历史、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对东南亚国家进行深入研究。

室内设计风格艺术符号创作原则与方法

1.天然材质符号

东南亚各国有利于植物生长的气候条件，故而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所以在室内设计中常出现来自大自然的各种木材、藤、竹、椰壳、麻布等符号。特别是地板、天面和家具的材料，可见大量的运用。最具特色的实木床，床榻上有麻布垂帘符号，中国常见的屏风符号在东南亚室内设计中亦变为麻布垂帘。如图1所体现的麻布垂帘。

2.特色家具符号

东南亚风格家具符号与西方巴洛克风格的豪华，雕塑戏剧化完全相反，非常质朴造型简洁，具有温馨的简单的美感。在东南亚家具中最常出现的就是藤式家具符号和实木框架家具符号，包括藤质的灯饰家具。由于东南亚国家不分春夏秋冬四季，只分雨季旱季。所以天气炎热，但因工业发展滞后，故而各种室内空间中最常见的符号便是吊扇。现今吊扇和灯饰融合，形成独特的东南亚风格艺术符号。如图2所示：

3.精美装饰符号

东南亚各国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文莱等国均信仰印度教或者佛教。柬埔寨吴哥窟更是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故而在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的装饰品中常出现佛教符号，如双手合十的佛像，又如低垂眉眼微笑的佛头、手如兰花的漆器或木雕等装饰符号。颜色以黑、红两色为主。东南亚人民对于植物的喜爱不亚于英国和日本，阳光充足气候潮湿非常有利于植物的生长。故而在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中常见植物装饰符号。除了直接摆放或种植植物外，植物亦可以转化为图案符号运用在如壁纸、或者雕塑、窗花、漆画上。

篇9

黔东南苗族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少数民族，一年之中有很多的民俗节日，所以外界的人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百节之乡”。黔东南一直以来“以歌舞传承文化，以服饰记载历史，以芦笙渲染生命，以木鼓张扬豪情。”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具有独特的自然环境，丰富的民族文化和人文资源，以及和平建设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给版画家提供了宽泛的创作选题，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

一、黔东南苗族服饰

用儿时母亲亲授的一首苗族歌曲，揭开苗族服饰的面纱，这里是用汉语翻译出的苗语的大概意思“这个帽子像朵花，头上顶了一只鸟，全身都是银光亮，脖子几大圈，手上几大圈，腰上一圈小铃铛，老少和妇女，银饰来装扮，一步响叮当，二步响叮当，响完整全身，热闹了完整个寨子，你说那个来，我说新娘来，个个穿上银饰服，欢天喜地出门迎新娘。”每到苗族的各种节日，苗族的女人们都会，穿上绚丽闪亮的银饰服装，尽情的展示自己以及家庭的，美满幸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凤冠，是指银饰帽子，在冒顶中间有一只大于其他装饰图形数倍的祥鸟凤凰，凤凰周围簇拥着有类似花、草、蝴蝶的具有唯美感觉的装饰图形，相互紧挨着，给人一种圆满热闹和谐的整体效果。象征着国家民族的兴旺团结。

2、胸颈饰主要是指在脖子上装饰的银饰，有的圈小，压着衣领。有的则很大像链环，长长的链环挂到脖子上可下及腰部。银胸吊，里面雕有装饰动物龙、马、鱼等与花卉等等。

3、银围腰链是用于装饰服饰，缝在一条绣花布上，用银饰打造成各种花纹装饰的圆形银片和底部吊着一排精致的铃铛、绣布的两端也有吊有铃铛。主要是用于系紧服装，因为苗族的服装整体比较宽松，系上腰带可以修身保暖，艺术的角度可达到整体协调的装饰美。关于汉代的服饰有何关联，还待考证。

二、版画

版画分为木板、石板、铜板、丝网版、胶版等，本文主要论述的是木版画。木板画分为、黑白木刻、套色木刻、水印木刻、木口木刻等。文中列举的两位画家的作品分别是蒲国昌的《节日》黑白木刻和王建山的《皓月当空》绝版木刻。

1、蒲国昌版画作品分析

1.1、蒲国昌创作的版画作品《节日》就是以黔东南苗族服饰为题材，作品个性鲜明，极富创造性。著名评论家谢啸冰评论他是说到：“面对蒲国昌的大量作品，我却突发奇想，我好事地去想从他的作品中解读出某种或可闪现的后现代的端倪”。在一个访谈中他说道：“对造型的要求特别严格，一个模特在那边，着重他的气息，他的内在。哪怕是现在我主要以变形手法创作作品，依旧很讲求作品内在意义，要求其中要具有一种深度，要有趣，要有一种感觉，不是一种纯形式的变化。哪怕你把形变得再怪，也要包含这种内在意识，它才能够抓住观者的心，才会有一种吸引力。我现在所创作的这些变形的对象，是我对写生的对象，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照片的自我再创作。我自己觉得这种变形的艺术手法在当时的艺术界算是最早的了。”

1.2、作品《节日》技法中，刀法老练、简洁、在表现技法上点、线、面结合，刀法语言简洁明了，转折有力而“随意”，像书法用笔中的高山坠石般的力量。刀与木板的矛盾生成出了独具特色的刀味和木味的版画效果。银饰项圈的表现技法，看似随意而又生动，细节和形式美感都具有独有的版画语言，表达出少数民族人民的淳朴气质。

1.3、两个人物的项圈，在表现技法上采取了，相对的阴刻和阳刻，主体人物采用了阴刻的方法，把项圈的形状直接刻掉，显出白色，在空间对比中与后面一位人物的阳刻技法明显有前后关系。

1.4、装饰性十分强烈的苗族服饰苗族图腾，在黑白木刻的版画中表现出来可能会稍有些不醒目，过于琐碎和凌乱，画家用大块的纯黑和纯白来存托出，主题人物及其服饰的细节。最终给人一种丰富而且有条理的美感。达到苗族服饰地域文化和当代版画创作中的一致性使得画面更具有艺术魅力。

2、王建山的版画作品分析

王建山是我恩师之一，在教学中他十分活跃，常常教育我们学习中要懂得“拿来主义”。作品《皓月当空》中个个盛装下的苗女就如同，一座座银灿灿的银塔山所表现出的即古朴又典雅又圣洁的美。

郑波在文章《圆形符号的艺术世界――解读王建山的版画艺术》中写道：“王建山版画有着自己的独特面貌，给人的感觉，它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既有地方色彩，又有个人风格。王建山在借鉴西方近现代艺术同时，在其版画作品中融入了油画的色彩，国画的线条和渲染，工艺的构成等诸多艺术手法，极大丰富了其版画的表现力。”

2.1、构图：整体构图平稳、简洁主体人物在偏正中间的位置，上下左右都留有余地空间，人物形象大小适中，给人感觉平和大气。

2.2、语言：作品的装饰性很强，吸收了西方艺术家的元素，画面主要以圆符号对黔东南苗族服饰进行创作。从头部开始谈，苗族银饰主要是以植物、动物等形态各异的图腾，然而在王建山的作品中主要是以圆符号为艺术语言，其艺术提炼概括性非常强，用大小不同的圆形组成一个完整的画面，同时也具有苗族服饰与生俱来的美感，这就是一位艺术家的艺术综合修养的结晶。

2.3、色彩：整体运用了暖黄色调，主体人物用了鲜艳的金黄色，色彩鲜明主题明确。金黄色调中运用了对比的紫的。使画面得到了一定的调和。

三、苗族服饰在版画中的艺术魅力

苗族的民族文化魅力，吸引了更多的艺术家，不同的艺术家，运用不同的表现技法，呈现出不同的画面，产生了绘画艺术的多样性，多元性。由于不同的技法，产生出画面的异彩纷呈，给大家展现出艺术的多样性，这些就是黔东南艺术的魅力所在，是不可缺少的文化魅力之一。在作品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画家对苗族文化的热爱，在大节日中的喜悦心情，透露出苗族人民朴、实憨厚。谈到这里，我们已经认识了在中国当代比较有影响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艺术作品，文中仅仅谈了两种艺术样式，黔东南苗族题材在版画中呈现的艺术魅力，远远不是这简单的只言片语可以诠释清楚和完整的，大江之水只取一瓢，但愿多彩的民族艺术可以得到更多的优秀艺术家的展示和艺术欣赏者的认同。

贵州版画在平稳发展中显示了旺盛的活力和进取精神。版画家在具象和抽象之间探寻，从较高审美层次去观照对象，自觉从民族风俗的表象深入到文化层面的发掘，对既往形成的艺术语言进行突破和超越，进一步探索版画艺术语言的纯化及制作技巧。

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CX2014SP16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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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图案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传统图形在现代商品包装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传统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在产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中国传统造园思想在现代庭院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传统包装设计中的元素分析 中国传统包装设计中的文化 论中国传统纹样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论中国传统艺术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浅析中国传统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和情感在现代节日包装设计中的体现 现代包装设计中中国传统美术色彩的应用 中国传统图案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体现 现代包装设计中关于中国传统图形的应用 中国传统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运用 论中国传统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运用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3］蒋兰等.从可持续发展思想出发的竹材包装设计［J］.包装与设计，2006, (1)：102－103.

［4］杨庆中.挖掘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当代价值［J］.北京青年工作研究，2006，（11）：9－10.

［5］孙勇才.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意涵［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74.

篇11

准考证号：××××××××

指导教师：×××

日 期：20××年×月～20××年×月

目录

目录

目 录

内容提要 ……………………………………………………………………………ⅰ

(空一行)

一、我国对外贸易政策概述 ………………………………………………………1

(一)改革开放前的对外贸易政策

(二)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政策的主要特征

(三)入世后对外贸易政策的走向

二、当前国际经济环境所确定的政策制约 ………………………………………8

(一)美国对华贸易的政治经济动态分析

(二)亚洲金融危机对日本贸易战略的影响

(三)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竞争

三.结论……………………………………………………………………………15

(空一行)

参考文献……………………………………………………………………………16

(空一行)

志谢…………………………………………………………………………………18

3.内容摘要

■摘要是对论文内容的概括性总结，是以高度浓缩的方式介绍论文的核心内容，篇幅300字以内。小四号宋体，行距1.25。

摘要的内容一般应包括：论文

所研究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以及结论的意义。

■关键词(主题词)，是反映论文最主要内容的术语，一般每篇论文的关键词可控制在3～5个之间。关键词与关键词之间用分号分隔，最后一个关键词不使用标点符号。

韩南地区旅游营销策略简论

张同文

内容摘要

汉南地区拥有多处天然温泉，形成独具特色的温泉旅游。为扩展旅游市场，温泉游憩业者如何依据游客的消费行为，进而拟定适当的营销策略，已成为温泉游憩经营管理之重要课题。因此，本文旨在探讨汉南市温泉游憩区游客之消费行为，以五类游憩行为变量、人口统计变量及心理学变量来进行调查，并通过因素分析及集群分析，以生活型态变量来进行市场区隔。研究结果显示温泉游憩区游客的消费行为可以旅游动机、信息来源、评估准则、活动特性与事后态度等方面给予解释。此外，可将整体温泉旅游之消费群划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市场，并对此三个市场研拟有效的营销策略。本研究之结果可为旅游从业人员有益的信息，对旅游主管部门也有一定之参考价值

关键词：温泉旅游 消费行为 营销策略

4.正文

(1)字号：

论文主标题：黑体小三号字居中。

正文内各标题：黑体小四号字。

行文：宋体小四号字，行距1.25。

(2)层级标题

一.(一) 1. (1) ①

正文范例：

一、东盟简述及我国与东盟合作现状

(一)东盟简介

东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nations, asean)的简称。

1999年4月30日，柬埔寨正式入盟，成为东盟的第十个成员国，。至此，东盟便覆盖了整个东南亚地区，成为拥有450万平方公里国土，5亿人口和超过7000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由10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性国际组织。[ 李大勇，《东盟与中国》上册，北京，国际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第2页。]

(插入图表)

图1.1 汉南地区气温对旅游人数影响图

本图来源：2003年国家旅游年鉴，第1007页。

(3)表格

■表格一般都要有一个阿拉伯数字编号和标题，论文中表格的编号应按顺序统一编号，方式是表1、表2…;

表格的编号和标题应打在同一

行，放在表格的上端，表格编号后用冒号同标题分开。

例：

表10： 韩国的出口补贴，1958-1970年(%)

直接补贴 税收减免 关税减免 信贷补贴 总计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0.00

0.00

0.00

5.89

7.94 0.00

0.00

0.00

0.00

4.53 0.00

0.00

0.00

0.00

3.58 2.30

2.53

1.85

0.75

0.66 2.30

2.53

1.85

6.64

16.54

资料来源：

在正文中插入表格时，表格顶

部和底部同正文应保持2行的距离，也就是说，表格的编号和标题应打在正文下的第3行，正文应从表格底部最后一个注释下的第3行开始。

■应使用居中格式放置表格。

当表格的列太长,而行又较短

时,可以将表的列平均分开,然后将两部分并行排列,中间用双竖线开:

表8： 1979年以来中国进出口的增长率(%)

年份 出口 进口 年份 出口 进口

1979 40.2 43.9 1991 15.8 19.6

1980 33.8 24.7 1992 18.1 26.3

1981 20.4 12.6 1993 8.0 29.0

1982 1.4 -12.4 1994 31.9 11.2

1983 -0.4 10.9 1995 23.0 14.2

1984 17.6 28.1 1996 1.5 5.1

1985 4.6 54.1 1997 21.0 2.5

1986 13.1 1.5 1998 0.5 -1.5

1987 27.5 0.7 1999 6.1 18.2

1988 20.5 27.9 2000 27.8 35.8

1989 10.6 7.0 2001 6.8 8.2

1990 18.2 -9.8 2002 22.3 21.2

资料来源：吴念鲁，陈权庚〈人民币汇率研究〉(修订本)，中国金

融出版社，2002，58-62。

■作者应注明表中数据来源。方法：在表的封底线下左端用“资料来源”：第二行应采用齐头格式。

(4)脚注

脚注通常包含四个方面功能：

陈述正文中一个具体观点、事

实、数据和引文的权威来源;

作为文献的相互引证;

■当对正文中讨论的内容进行评论、拓展或进一步证明会打断论文的思路时，宜使用脚注;

可用于致谢。

脚注的格式：

■论文中的脚注应按顺序，用阿拉伯数字1、2、3…作为标识，脚注编号一般为上标。word软件可以自动生成按序排列的脚注格式。

■脚注不得使用双标的方式(如1，2)。

■每篇论文都应该有脚注。援引他人的重要的观点、重要数据出处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都应该用脚注。

5.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目录放在正文之后，应

另起一页，列出论文的参考文献。

将“参考文献”打印成黑体小

三号，置于此页顶端居中位置。

参考文献目录用宋体5号字.行

距1.25。

■中文文献和英文文献应分别列出，首先列出中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一、中文部分

[1] 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 林梅：《跨国公司营销战略》，华五南出版社，2003年第三版。

[3] 摩根索：《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 徒贤：《战略管理初论》，上海，人民群众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5]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七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6] 王霞：《我国国际观光资源开发之探讨》，北京，《旅游》2000年第1期，第15-第16页。

[7] 肖君：《旅游文化与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网，

(阅读时间：2003年12月8日)

中文文献按作者的姓的汉语拼音排序，学术杂志论文的格式严格按照第6条的格式，缺一不可。

二、英文部分

[1] amit, raphael, and schoemaker, paul j. h., “strategic assets and organizational r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14, no.1, 1993, p.33-46.

[2] andersen, p., and petersen, n. c., “a procedure for ranking efficiency units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management science, vol.39, no.10, 1993, p. 1261-1264.

英文文献按作者的姓排序，姓在前，加逗号，再加名。

篇12

本届大会日程安排包括开、闭幕式，主旨发言，分机构会议，专题会议，学者论坛，影视及各类展映、展览，学术考察等，其中专题会议是本次世界大会的主体内容。大会还将借助云南省丰富的民族民俗资源，组织与会的数千名学者进行学术考察，考察地点既有民族博物馆，也有原生态民族乡村。此外，大会还将展映24部由学者提供的人类学影视片，举办若干场影视人类学学术专题会议，会议进程间隙将安排有精彩演出和其他文化活动。

体育人类学专题会议，在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胡小明教授领衔的学术研究团队的策划下，于2007年初着手申请专题会议，2007年6月“体育人类学的国际视野”与“发展中的中国体育人类学”两个专题会议获大会组委会确认并着手征集专题会议论文。“体育人类学的国际视野”专题，主要是对体育人类学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关注体育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探讨各种身体运动文化在世界范围的起源、进化、发展、传播和变异，在人类整个文化制度中的功能以及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等。“发展中的中国体育人类学”专题，关注体育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建设及研究成果，全球化和民族文化多样性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问题，同质化与多样性对民族体育的影响，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生态体育与休闲娱乐等。为推动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开发西部文化资源中的应用，胡教授近期率青年研究人员与贵州民族学院教师组成苗族独木龙舟联合考察队，前往黔东南进行田野调查工作，为专题会的学术交流提供最新鲜的实证材料。

截至2009年4月，体育人类学专题会议筹备组先后两次征集与会代表论文，共收到日本、韩国、爱尔兰、中国的70余位学者提交的论文议题与摘要。论文经认真评选，并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审核，确定本次体育人类学专题会议将邀请正式代表30人、非正式代表10人参加。根据大会组委会安排，体育人类学专题会议将于7月27日参加会议开幕式及主旨报告，28~29日将安排参观云南省少数民族村寨与博物馆。与会学者还将商讨筹建东亚体育人类学研究会等事宜。美国佐治亚西南州立大学(Georgia Southwestern State University，GSW)校长、世界第一部体育人类学专著(The Anthropology of Sport An Introduction，1985)的作者肯达尔•布兰查德教授(Pro. Kendall Blanchard)，得悉体育人类学专题会议即将召开的消息后，欣然发来贺信。

专题会议相关信息可登陆本届大会网站(省略)与体育在线论坛“体育人类学专题会议”板块()查询。会后，我们将选择优秀的学术成果，出版会议论文选集。相信本次世界体育人类学专题会议，定将在加强东亚体育人类学学界的联系，促进世界体育文化交流，推动体育人类学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等方面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