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纠纷典型案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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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类型：其他人民调解典型案例

矛盾纠纷受理时间：2020年8月20日

矛盾纠纷类型：家庭纠纷

调解组织类型：前进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二、案例正文采集

王甲、王已、王丙抚养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

【案情简介】

王甲、王乙、王丙是某镇某村亲兄弟三人，王甲是老大，王乙是老二，王丙是老三，王甲是五保老人，70岁，王乙、王丙都已经结婚。根据国家政策，王甲应该到镇敬老院养老，但是王甲身体能够自理，不愿意去敬老院，想在自己家养老。根据国家相关政策，王甲会每月有一定数额的抚养费，抚养费支付给愿意抚养王甲的近亲属，王丙想抚养王甲，因此王甲和王丙和村干部一起到镇民政办办理了抚养协议，民政部门每月将王甲的抚养费打到王丙的银行卡，王丙负责抚养王甲。但是今年以来，王丙对王甲态度逐渐转变，不想再抚养王甲了，但是王丙还不想退还抚养费，王乙说王丙不愿意抚养，他愿意抚养王甲，王甲和王丙商量不下来，来到镇司法所请求调解。

【调解过程】

王甲说明情况后，司法所工作人员立即与镇民政部门联系，确认是否有这样一份抚养协议。得到民政部门的肯定答复。司法所工作人员与王丙做工作，了解他的真实想法，原来王丙不是不想抚养王甲，而是怀疑哥哥王乙从中说的坏话，因此王甲不让王丙再抚养了，司法所工作人员语重心长的劝说他们兄弟三人，运用情、理、法三大法宝。亲情，一母同胞，父母去世的早，没结婚的大哥对他们兄弟二人多有照顾，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没能结婚。道理：尊老爱幼、长幼有序。

国法：既然签订抚养协议就得履行，就得负责抚养王甲。在司法所工作人员耐心细致的劝说下，兄弟三人握手言和。

【调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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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张甲与张乙系父子关系，张甲曾从张乙手中借了5000元钱为其大儿子张丙垫付超生子女罚款。张家兄弟分家后，张乙多次向其父讨要这5000元钱，张父以种种借口推脱。张乙认为其父母是故意推脱，有意偏袒其大哥，一怒之下将其父母推到在地。张丙获悉该情况后，请来一帮朋友准备教训张乙，而张乙的妻哥获悉后，唯恐其妹夫吃亏，也邀来一帮人前来应对，双方正准备大打出手的时候，派出所民警恰好赶到，制止了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事件。

派出所民警针对此事“症结”，耐心做张乙的思想工作。刚开始，张乙态度很不好，脾气暴躁，认为派出所民警来是在给自己出丑，听不进任何言语和劝告，对立抵触情绪很大，准备以死抗争。民警围绕张乙开展说服教育，在民警耐心的劝说下，张乙幡然醒悟，主动承认自己不应该将自己的父母推到在地的错误，愿意接受处理，同时表示这5000元钱根据父母的意思，自己不再追着索要，张甲本着亲情关系也表示原谅张乙，张丙也明确表示这5000元钱自己会尽快偿还。在派出所民警的撮合下，父子三人签订一份协议，明确三方的责任义务，三方都郑重其事地在协议上面签了字。完结此次家庭调解后，作为一名责任区民警感触颇深：

一、及时出警是预防矛盾升级的重要环节。按照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事情有相对的大小没有绝对的大小，事物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稍不留意，事情很有可能由小变大，超出控制的范围。此案例中，派出所民警在接警后10分钟到达现场并迅速控制住现场局势，将一场即将开始的械斗及时制止。设想一下，如果派出所民警在接到报警后没有及时赶到，放任矛盾发展，双方很可能走极端，从而引起大规模的械斗，酿成家庭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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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人数多,主体难以确定。彩礼的给付并不是男女之间的事,而是牵涉两个家庭甚至两个家族。起诉时,原告往往不仅将对方女子列为被告,还将对方父母作为被告,甚至将媒人做为第三人。我国相关法律只是规定,给付方可以请求返还彩礼,但实践中,收受彩礼的可能是女方或女方父母抑或共同收受。被告主体的不确定给纠纷的处理增加了困难。

礼金数额大,名目品种繁多。彩礼数额少则三五万,多则七八上十万,是一个普通家庭一年收入的数倍,除正常的订婚礼金和简单的衣物外,现在已发展为要有项链、戒指、耳环、手镯等金银首饰,有的还要求有房有车。

言词证据多,礼金数额难查清。男方在支付礼金的时候,往往是直接交给女方父母或女方,不会要求女方写收条。在一方不承认收到礼金的情况下,法院难以查清。有些虽是经过媒人交付礼金,但媒人一般都是双方的近亲属或朋友,一旦发生纠纷,媒人肯定是站在一方当事人一边或者干脆置之不理,不出庭作证。

情法冲突多,矛盾难以化解。按照农村风俗,如果是男方提出解除婚约,女方无需返还彩礼,反之,女方要自动返还彩礼。这种习惯在农村根深蒂固,导致居中处理纠纷的法官十分被动,调撤难度很大。而给付彩礼一方当事人极容易因彩礼给付导致家庭困难,甚至举债。该类纠纷处理不好,不仅会引发给付一方与他人的经济纠纷,而且会因一起婚约财产纠纷,演变成两个家庭甚至家族的矛盾,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

遏制对策

要切实解决农村地区返还彩礼纠纷日增的态势,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加大法治宣传。应深入乡村广泛开展法治宣传,通过巡回审判、典型案例,以案说法,并制作专门宣传资料散发群众,教育村民树立正确的恋爱、婚姻、家庭观,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新风尚,弱化甚至摒弃女方索要彩礼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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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学生管理中的行政法律风险

《教育法》第28条明确规定了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九项权利，高校按照《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在行使有关权力时，是行政法上的受委托的行政主体，由于学生不服高校的行政管理或者高校作出的行政行为而引起的纠纷属于行政法律纠纷。高校学生管理中的行政法律风险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招生录取方面存在的法律风险

高校的招生录取权是高校依照《教育法》的规定行使的一项法定的行政权。在实践中，高校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出现了多起法律纠纷，主要是高校非法不录取和录取后非法取消入学资格引起的。纵观已经出现的相关案例，可以看出高校招生录取中产生纠纷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伤残与疾病、道德品质、分数问题等方面。从这些案例的结果看，因伤残与疾病引起的诉讼，学生往往能够实现自身的诉求，因为法院认为，高校若是因伤残或者疾病没有录取考生将会侵犯学生的基本人权和受教育权，从而会做出有利于学生的判决。而在因考分引起的纠纷中，因法院认为高校因分数问题不予录取考生属于高校自治的范围，不应予以过多干预，因此学生往往不能实现自身的诉求。

2、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方面存在的法律风险

2005年教育部颁布的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将勒令退学与开除学籍统一为开除学籍一种处分，并明确了开除学籍的具体情形。由于开除学籍是高校当方面行使权力的行为，可以视为是一种行政处罚，如果学生不服发生纠纷，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然而各地法院对是否受理此类案件一直没有形成统一态度，甚至在事实相同的情况下做出截然相反的判决。分析已经出现的案例可以看出，法院判决学生胜诉的理由都是确认处罚程序违法，因此这也要求高校在给予学生惩戒时，必须充分注意到程序的公正，从而确保处罚的合法性。

3、学历证书的发放和学位的授予方面存在的法律风险

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等法律法规对高校发放学历证书和授予学位的有关权利和内容做了详细规定。高校颁发学历证书和授予学位的行为是经过法律的明确授权，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的，属于作为授权的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实践中，这些纠纷主要集中在学生因受纪律处分未获学历或学位证书的纠纷和因学业不合格未获学历或学位证书的纠纷两个方面。根据已发生的这类案例判决结果可以看出，法院普遍认为依据《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25条的规定，各高校可以制定将道德、纪律方面的要求与授予学位的条件相关联的细则规定，但这种规定不能超出《学位条例》的规定范围，要符合现行法律的原则和精神，其内容不得违反上位法有关的原则性规定。学生由于学业不合格而未获得学历和学位的纠纷，主要是因为考试成绩不合格和毕业论文未通过等。根据《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规定，高校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及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权利，为了学校长远发展和竞争优势，学校必然会对学生提出符合自己办学定位的要求，因此高校对学生的学习成绩提出要求当然属于合理范畴，这一点在司法判决中也得到了肯定。

二、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民事法律风险

高校作为独立的法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按照法律规定从事法律活动。大学生一般年满十八周岁，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在与高校交往过程中会发生各种民事法律关系，也就可能产生民事纠纷。在高校与学生的民事纠纷中，既有侵权纠纷又有违约纠纷。

1、因侵权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法律风险

高校与学生之间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高校的教育教学设施设备不符合安全规定而导致的校生人身侵权纠纷。国家对高校的教育设施设备有相应的安全标准，这些设施设备如果因为高校的原因而出现安全事故导致学生的人身损害，可能引发校生侵权纠纷。二是由于高校疏于管理而导致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在实践中，这类纠纷是最多的，因高校没有尽到管理责任而导致发生人身伤亡事故，高校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引起民事侵权纠纷。三是由于高校的教职工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职务行为导致学生人身损害的赔偿纠纷。高校对学生的教育职责都是通过教职工的具体教育教学行为得以体现的，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教职工由于过错导致学生发生伤害事故也可能引发损害赔偿纠纷。

2、因违约引起的赔偿纠纷法律风险

这里的违约纠纷主要指招生简章合约纠纷，在我国，高校自行制定招生简章，其内容一部分是对国家规定的细化，一部分则是高校在有关部门批准下自行决定的。高校的招生简章从其法律属性上看，具备《合同法》中要约的特性，高校自行制定的那部门内容具有典型的合约性质，应是高校和学生之间权利义务的一部分。现实中发生的相关纠纷大多数都是由于高校违反招生简章的相关内容，导致学生不满而引发赔偿纠纷。就是说，如果高校不能及时、正确的履约，从而给学生带来损害时，学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三、高校学生管理中的其他潜在法律风险

高校学生管理中除了前面讲到的两大类法律风险以外，还存在着很多其他潜在的法律风险，这类法律纠纷是没有爆发和显露出来，但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转化为显性的法律纠纷，也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主要有几种情况：

1、学生奖、助学金的评定和对助学金使用的监管方面存在的法律风险

在我国大学里面设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校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学校助学金等各种奖、助学金，然而由于对学生奖、助学金的评定标准的不同理解和高校在实际操作中的具体过程难以做到绝对公平，因此很容易引发学生与高校之间的纠纷。由于助学金是为了资助家庭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应该发放给家庭确实相对更加困难的学生，然而如何认定哪些学生更困难具有一定的现实难度，往往造成个别真正困难的学生没有能够得到相应的资助，加之各高校一般要求获得助学金的学生不能够把助学金用于高消费和不当消费，甚至一旦违反要收回已经发放的助学金，这都可能引发学生于校生之间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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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之二，媳妇恶杀婆婆：任文述系贵州省妥阳县旺草镇人，经他人介绍，于2000年农历8月嫁到大田县文江乡朱坂村村民廖启炮家，在双方完全缺乏了解、没有感情基础的情况下，与廖启炮非法同居。在同居期间，任文述嫌廖家贫穷，心里怨气，廖启炮时常叫他一起下地干活，任文述不愿意去，罗母常常为此事唠叨，由于任文述文化低，心胸狭小，性情暴躁，总认为是廖母从中挑拨，故意与她过不去，时常与廖母争吵，产生矛盾。2001年9月8日，任文述因烧柴火一事与廖母连续发生二次争执，次日上午9时许，任文述在房后劈柴时，再次因烧柴火一事与廖母发生争执；10时许，廖母将他们俩烧柴火一事告诉了他人，并说手臂上的伤是任所为，任听后申辩，而廖母仍与他人说手臂上的伤是“媳妇”所为，经过无数次争执，任终于忍不住心中积怨，举起手中的柴刀朝廖母的头部及手臂砍下，廖母身亡。

案例之三，丈夫恶杀妻子：大田县华兴乡村民郑造全与其妻翁香文婚后生了二男一女，长子大学毕业并参加了工作，女儿也参加了工作，只有一个小儿子在校读书，按理这样的家庭应是美满幸福。然而，郑造全平时酗酒无度，大男子主义严重，酒后无端打骂妻子，长期以来未尽家庭责任和履行家庭义务，其妻却要忙里忙外，心里总有些怨气，夫妻关系不象以往那么融洽。就在2002年5月5日早晨，郑造全几怀酒下肚，胡言乱语，又发“酒疯”，其妻再也不堪忍受其夫的所作所为，就与之争吵，郑造全因长期酗酒，精神失常，迈着酒步就从厨房拿起菜刀要杀其妻，其妻竭力反抗，此时其女郑慧芳正好下班回家急忙阻止，却被其父砍成重伤；其妻再也忍不住其夫的不良行为，就冲过去与其夫拼命，由于其妻弱小无力，被失去理智的丈夫郑造全砍杀身亡。随后，郑造全跳楼自尽。

二、原因分析

（一）家庭贫困是产生家庭矛盾的重要原因。三个家庭的共同点是家庭经济贫困，不是子女多负担重，就是夫（妻）一方好吃懒做，或者还有一些恶习，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缺乏致富门路，导致家庭越来越来贫困，维系家庭的支柱无力，家庭凝聚力弱化。导致家庭矛盾增多。而且极易恶化。

（二）家庭责任缺乏是产生家庭矛盾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感情基础薄弱，郑祥吉、廖启炮是经他人介绍，父母包办，双方在缺乏感情基础的情况下一起生活，婚后感情得不到发展，却为家庭琐事时常争吵，未能相互忍让和宽容，致使家庭矛盾不断升级。二是接受教育程度低，三个家庭中没有一人是初中以上毕业，遇事不够冷静，容易发生争执。三是家庭观念淡薄，三个家庭经济基础差，理应同心协力发展家庭经济，林玉庄、任文述、郑造全三者不但不参加各自家庭的生产劳动，却在家庭里制造事端，林玉庄红杏出墙，任文述与婆婆争吵，郑造全酗酒成性，根本不顾家庭尊严和利益，必然产生家庭矛盾。久而久之，就产生矛盾激化，引发悲剧的产生。

（三）法律意识淡薄是产生最后结局的必然结果。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未走调解渠道，三个案情发生原因纯属家庭纠纷，只要通过调委会或司法办说服教育，讲明事理，家庭矛盾有可能缓解，不至于产生恶劣后果。二是未走诉讼渠道。三个家庭矛盾愈演愈烈，达到不可调和地步，理应求助法律诉讼解决争端，当事人的有意放纵，促使矛盾恶化。三是以身试法，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原本可以采取非诉讼或诉讼渠道解决的家庭矛盾，三者却采用极端的手段触犯刑法，酿成一场又一场原本不该发生的悲剧。

（四）调解组织工作弱化是事件未能得到阻止的重要因素。从三个案情看，除了家庭责任缺乏，法律意识淡薄外，同时也暴露了基层调解组织在处理家庭纠纷时存在三个方面问题：一是未能及时排查，面对林玉庄“红杏出墙”，廖家婆媳关系紧张，郑造全酗酒无度等农村婚姻家庭中最富有典型意义的纠纷，而且纠纷时间又长，调委会却未能及时排查，及时掌握，防止 矛盾激化。二是未能及时调解，三个家庭矛盾循序渐进，到最后“浮出水面”，却未能及时介入，化解矛盾。三是工作不够深入，三个案件发生在三个不同乡镇，事件的发生、发展到最终结果，期间经历了无数的矛盾争执，暴露了部分乡镇司法办等组织机构在组织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仅浮在面上，未能深入细致的觉察和研究。

三、几点建议

（一）大力发展家庭经济，是维护家庭稳定的治本措施。 古语道 ：“仓禀实而知礼节”，如果家庭条件好，有致富门路，无睱顾及其他。实践证明，在农村家庭经济发展了，家庭矛盾就少。同样道理，只有家庭和睦，才能同心同德发展家庭经济，才能发家致富。所以，家庭和睦和发展家庭经济是二者相辅相承的关系，不可分割。当前，只有在农村 大力加强两个文明建设，打造新型社会主义农村家庭，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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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事纠纷的概念

家事纠纷,亦称家事冲突、家庭冲突、家庭纠纷等，是指发生于家庭内部的有关身份或财产方面的民事纠纷。包括婚姻案件、亲子案件、监护案件、扶养案件、继承及遗嘱案件等。家事纠纷是一个复杂的纠纷体系,既包括身份关系案件,也包括由此关系所引发的财产纠纷案件。因此，依据纠纷是否涉及财产关系，可以把家事纠纷分为单纯的人身关系纠纷和同时涉及人身、财产关系的家事纠纷。对家事纠纷进行这样的分类,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家事纠纷的可仲裁性问题。

二、有关家事纠纷可仲裁性的立法现状

纵观世界各国的立法规定，依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对可仲裁事项进行限制是国际上普遍的做法。一般来说,绝大多数国家都把涉及人身关系的事项归结到不可仲裁的范围内，如：《秘鲁民法》在其1913条以否定性列举的方式规定涉及个人法律能力和地位的争端及涉及道德情感和可接受的标准的争端不能成为仲裁标的。

但随着国际经济以及仲裁制度的不断发展，也有些国家或地区将家事纠纷纳入了仲裁的范围内,如：瑞士国际私法第177条第一项规定：凡具财产性质之事项，得为仲裁标的；而所谓财产性质之事项，依据解释，在瑞士法下，只要得以金钱评论的请求权，即为财产性质请求权而为财产事项，故瑞士国际私法对争议的可仲裁性系采取宽松的态度，赋予广泛的承认。

我国现行《仲裁法》只用两条条文简单规定了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问题，即：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第3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由此可知， 我国法律是从肯定和否定方面规定了争议可仲裁性的范围，并将家事纠纷排除在可仲裁范围。

家事纠纷中基于人身权所产生的争议不可仲裁，这没有什么争议，但在婚姻、收养、抚养、继承等过程中，当事人可能对相关的人身权没有任何争议，案件也没涉及到对人身关系的认定，只是单纯的财产权益纠纷，这种情况下并不是绝对不能提交仲裁的，下面本文主要探讨一下两种可以提交仲裁的典型情形：1、离婚后财产纠纷，这里可以提交仲裁的只包括婚后的财产纠纷，对于离婚纠纷中所产生的所有财产权益纠纷，这种情况下是不可以仲裁的。对于婚后的财产纠纷，由于相关机关已经解决了涉及人身的离婚纠纷问题，此时当事人之间的财产权益纠纷已经从人身关系中剥离出来，符合仲裁所要求的当事人主体地位平等、争议的标的是当事人能够自由处分的财产权益，并且当事人处分自己财产权益的行为也不会对公共利益造成影响。2、继承纠纷中的遗赠抚养协议纠纷，我国《继承法》第31条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公民可以与集体所有制组织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集体所有制组织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遗赠扶养协议本身就是一个合同，只不过合同内容涉及到了扶养关系，但是，首先我们应看到它所具有的不同之处，即遗赠抚养协议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具有人身关系，遗赠人和受遗赠人之间也不必经过人身关系的认定；其次，遗赠扶养协议旨在解决无法定扶养人或法定扶养人确无抚养能力的人的生活保障问题的，遗赠人作为其财产的所有人，可以自由处分其合法财产，这可以和任何符合该条件的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这并没有损害到第三人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法律不应该限制当事人自由选择仲裁解决纠纷的权利。

三、家事纠纷可提交仲裁的现实可行性

根据以上对家事纠纷可仲裁性问题的探讨，并结合国外的一些规定，可见仲裁的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一国的经济、文化以及外交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我国仲裁制度虽然有发展,但仍然存在许多缺陷,特别是限制家事纠纷提交仲裁，这不利于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也不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这种现状下,我国有必要将一些家事纠纷纳入到仲裁的范畴内。其可行性和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为家事仲裁提供了可能。1995年9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了《仲裁法》，将仲裁统一为民间性的协议仲裁，并实行一裁终局制度。但是从我国仲裁制度建立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我国长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尤其是在国内仲裁方面尚难以完全摆脱以往行政仲裁的烙印，其与现代国际仲裁制度相比较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为了促进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我国有必要将一部分家事纠纷纳入到仲裁范围之内。

（二）将家事纠纷提交仲裁可以解决法院诉讼负担过重的现象。为了缓和诉讼负担和司法资源紧张的矛盾，法院对仲裁逐渐采取鼓励并支持的态度。但由于《仲裁法》对仲裁的受案范围规定的仅限于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于一些可以和人身权认定相分离的、只涉及财产权益争议的家事纠纷，我国有必要列入仲裁的范围之内，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法院的诉讼爆炸和司法资源紧张的矛盾，促使纠纷快速得到解决。

（三）将家事纠纷提交仲裁符合仲裁的性质和目的。对于仲裁的性质问题，国际社会主要有四种理论学说，即司法权论、契约论、混合论和自治论。纵观这些理论，我们发现，人们对仲裁的本质属性认识不尽相同，但是都认可仲裁的意思自治属性。在家事纠纷中，一些纠纷是在人身权得到认定的基础上发生的财产纠纷，当事人可以对其自由处分，只要当事人自愿平等地达成仲裁协议，在纠纷发生时将其提交仲裁，那么仲裁机构就没有理由拒绝裁判，因为这符合仲裁的要求，也和仲裁的意思自治理念相符合。

参考文献：

[1]江平主编.民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2]林一飞.最新商事仲裁与司法实务专题案例（第一卷）[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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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9年1月，我县依托县司法局、各乡镇司法所及各村级活动室，已完成1个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0个乡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130个村级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建设工作。以县为龙头引领、乡镇为重点示范、村（社区）为覆盖延伸，推进县、乡、村三级“一站式”“窗口化”综合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功能定位采取“3+x”建设模式，“3”为法律援助、法律宣传咨询、人民调解，“x”为专业调解、外来企业投诉、律师、公证、安置帮教等拓展职能，采取“前台统一受理、后台分别办理、结果及时反馈”的运行模式，通过整合资源，实现各类公共法律服务项目集中进驻，优化服务机制，统一服务流程，形成符合实际、上下贯通、功能完备、整体联动的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体系。依托司法所、乡镇便民服务中心推进乡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建设。依托“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和驻村工作队等灵活形式，实现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全覆盖。

二、持续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把学习贯彻党的及系列全会精神与开展群众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相结合，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同心同向”“感党恩、爱祖国、守法治、奔小康”“送政策、送文艺、送法律、送卫生、送科技五下乡”“两高一示范”脱贫摘帽、争创“大渡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县”“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缉枪治爆等群众宣传教育活动，深入推进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等以案释法，通过经典案例讲解、播放典型案例警示宣传教育片、发放以案说法宣传读本等方式，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引导、规范和教育功能。

以“法律七进”为重要载体，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宣传妇女权益保障相关法律法规。大力倡导尊重妇女、男女平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对保障妇女的基本权利，实现社会公正，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做好妇女权益保障的宣传工作中，一是周密部署，把妇女权益保障法纳入全旗普法规划和年度普法计划。在“七五”普法规划中，把妇女权益保障法作为重点普及内容，列入普法规划和计划，列入检查考核项目。二是广泛宣传，着力提高妇女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针对大部分妇女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法律知识缺乏、维权能力不强等特点，加大《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宣传普及力度，先后开展广场咨询、以案释法图板展、发放宣传资料、“送法入户”、“送法下乡村”等活动。先后多次组织普法宣传小分队、普法义务宣讲团等深入乡村、社区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相关知识。使广大妇女对妇女权益保障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和素质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三是拓展载体，积极营造全社会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氛围。妇女权益的保护，是个社会系统工程，只有全社会真正形成尊重妇女、保护妇女权益的良好环境，妇女权益才能得到保障。近年来，我们注重整合资源、创新形式，特别是在“三八”妇女维权周活动中，开展系列宣传活动，积极开展“送法进机关”、“送法进社区”、“送法进乡村”等活动，通过现场解答咨询、发放宣传手册、播放宣传视频等，大力宣传妇女权益保障相关法律法规，促进了尊重妇女、爱护妇女、维护妇女合法权益良好氛围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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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俗是千百年来人们在缔结婚姻过程中所形成的习惯。在封建中国，大部分婚俗是习惯法，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与西方自由民主文化的碰撞之下，人们在缔结婚姻时已经不用严格按照传统婚俗来进行，也就是说现今婚俗是一种习惯而非具有强制性的习惯法。比如，彩礼一直是中国地区普遍存在的一个风俗，但现在彩礼一般都以房代替。这个现象可能是根据现在的新习俗“男出房，女出车”有关，随着房价上涨和西方个人主义思想传播，现在年轻人成婚后一般都要搬离父母家，因此结婚往往还需要以房为前提，但婚前购房一般来说还是靠父母支撑，于是彩礼就慢慢变相成了房子。地方婚俗就目前来看还只是民间习惯，并且这种民间习惯在时展的洪流中还在发生着变化。婚姻法的根本价值取向在于构建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但在实际立法中，到底是倾向于家庭本位还是个人主义，不甚明确。就新的婚姻法解释来看，更倾向于个人主义，婚姻法解释三加大了对个人财产的保护力度，弱化了家庭共同财产的地位，这与中国传统的家庭本位观念区别较大。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不同，使得法律移植在实际适用中让人们感受到了不适，对中国传统婚姻关系中的家庭共同体观念造成了冲击。

近年来我国在婚姻纠纷中，已经表现出了如下趋势:在个案尤其婚姻法律不周全时可适用婚俗，发挥后者对前者的补充作用。即以婚姻法为主，婚俗为辅进行适用。如一些婚约财产纠纷案中，对于彩礼和婚宴酒席的费用承担，由于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彩礼的概念不明确，没有为彩礼圈定一个范围，法院在审理时就适用了婚俗来进行解决。可见，目前在解决婚姻纠纷时，主要是在大的婚姻法框架下，对部分法律未明确规定的事项选择性地适用婚姻法来进行解决，以婚俗对婚姻法进行补充。这一点在目前的婚约财产纠纷案的审理中得到了较大的体现，虽然我国法律并不保护婚约，但是司法解释中对由民间婚约而产生的彩礼这一概念的保护还是为解决财产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的支持。在最高院公布的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中，虽然对彩礼应返还多少尚没有明确法律条文进行详细规定，但现实操作中一般是根据双方婚姻维持时间长短，还有双方的过错确定。其实这其中体现的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就是说法官是可以根据自身社会经验，充分考虑当地婚俗，将婚俗适当适用于各类新型疑难案件的审理。近年来，由于女性地位的提升以及性自由思想的传播，我国非婚同居现象不断增加，同时由于一些农村地区还存在事实婚姻，于是涉及解除同居关系以及分割财产的案件越趋复杂。在很多情况下，同居关系与婚姻关系非常接近，除了两张纸(结婚证)，几乎没有区别。然而，在同居析产的情况下，同居关系的处理与婚姻关系有着不小的区别。经过结婚登记的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或双方所得的财产，除《婚姻法》第十八条列举的财产以外，均为夫妻共有财产，夫或妻对共有财产享有平等的处分权。同居关系析产则是以财产取得方式确定产权，共同财产未经共有人同意不得处分。

在目前的实践运用中，同居关系所产生的析产纠纷让一些在事实婚姻中，甘愿为家庭付出的妇女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在解除同居关系后，从前作为家庭主妇的妇女因为无法证明财产的所有权，所以只能净身出户。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中，在继承时，可以适用事实婚姻来承认其配偶身份。不过，该意见虽然现行有效，但应注意到在该意见导语部分中，还是将这种同居关系认为非法，因此该意见是否应该进行更改或者婚姻法在更改时是否应将其中部分意见加以引入值得斟酌。婚姻法的立法应以破除封建迷信、稳定社会秩序为基本目标，对婚俗的扬弃也应当以此为原则。因为习俗根植于一个地方，所以对该区域人民的约束作用有时候可能更甚于法律，因此，应当提高对民间风俗习惯的重视，从尊重地方做法开始，在婚姻法立法过程中对传统习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司法实践中，将婚俗作为解决婚姻纠纷的一项考量内容，从而提高裁判满意度，是以裁判能够更为中肯。

［参考文献］

［1］高其才．试论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J］．现代法学，20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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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是今年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一年

来，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区关于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一系列文件和会议精神，我区扎实工作，不断创新，强化人民调解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设和职能作用，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使我区的人民调解工作得到了开拓性的发展。

一是指导方式得到了创新。全区成立了以区委副书记张岐为主任，区司法局和区人民法院有关领导为副主任，各乡镇、街道分管领导为成员的人民调解指导委员会。加强对全区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和解决人民调解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改革和发展的新路子。在成立人民调解指导委员会的同时，在全市率先向乡镇、街道派遣人民调解指导员，指派11名法官和1名司法干警到全区13个乡镇、街道以及西湖街道担任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员，以结对子的方式，为乡镇、街道调委会提供法律咨询，加强对疑难纠纷调解的指导；又如把有关法律、法规和调解工作的操作程序、调解协议范本、格式文书制作成软盘。拷贝至每个调委会，规范调委会的各项工作制度。于此同时，我区还及时召开各种会议，总结部署工作，交流工作经验，及时指导工作。五月份，全区召开了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会议。区委副书记张岐作了重要讲话，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王炬作了人民调解工作报告，区法院郑重圭院长就法院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讲了话。会上西溪街道、灵隐街道庆丰社区、三墩镇司法助理员交流了经验，还对在2006年人民调解工作中表现突出的25名先进集体和26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这次会议的召开，对我区的人民调解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十月份，结合同志为“枫桥经验”批示四十周年，我区又召开了纪念同志为“枫桥经验”批示四十周年暨人民调解工作现场会，推广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在学习深化枫桥经验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

二是宣传工作得到了强化。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涉及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矛盾纠纷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具有法律效力。我区利用这一契机，通过各种形式加大对人民调解工作的宣传力度，将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案例编印成《人民调解工作资料汇编》，下发给各调解组织用作学习资料和办案依据；以问答的形式制作了人民调解知识宣传画报，在全区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宣传栏里张贴；还将市局统一制作的人民调解制度送到各个社区，把调解员的姓名、照片、有关制度上墙公开。各乡镇街道也利用各种途径大力宣传人民调解工作，文新街道德加、星洲等社区积极运用社区网站宣传人民调解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通过宣传积极把矛盾纠纷引导到人民调解的轨道上来解决。如我区灵隐街道调委会刚成立，被伤害赔偿纠纷困扰了半年的两位当事人就主动上门要求进行调解，并在街道调委会支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不仅化解了纠纷，促进了邻里和睦，也降低了成本。

三是组织建设得到了全面规范。今年二月初，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区选择三墩镇、西溪街道作为乡镇、街道调委会建设的试点，坚持高标准，高起点开展试点工作。在乡镇街道调委会建设试点中，在组织建设上，注重群众自治性，严格控制行政人员在调解委员会中的人数，要求调委会中懂法律的社区志愿者占大多数；在制度建设上，建立了岗位责任、例会、考评、业务登记、档案统计等一系列的制度；在工作程序上，做到严格规范，对每一起纠纷的调处根据其性质特点，制定了受理、告知、调查、通知、调解、制作协议、送达、回访等一系列规定。到三月份，三墩镇、西溪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如期完成。我区及时推广两个试点的做法和经验。全区其他各乡镇、街道在认真学习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加快调委会建设步伐，5月28日灵隐街道调委会正式成立，至此我区十三个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全面完成，提前完成了任务。在乡镇、街道调委会建设过程中，我区一方面规范制度和程序，另一方面对调委会的组成人员、调委会产生方式等方面更是严格按照规定程序操作，积极引导、大胆创新。如我区灵隐街道调委会的组建，一是通过选举形式产生街道调委会，由群众选举自己的组织；二是街道调委会的主任由社区法律志愿者担任，真正体现了街道调委会组织的自治性。这一做法已在全区逐步推广。在此同时，各类调解组织紧密结合实际，大胆创新调解方法，一是采用庭审式调解。我们要求乡镇、街道调委会和有条件的基层调委会专门设立调解庭（室），按照民事法庭的样式设有调解主持人、调解员、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座席，另设有旁听席，体现了人民调解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二是网上道德评议庭。利用社区网站设立“道德评议”论坛，通过典型事例的讨论，对身边不文明、不守法、不道德的行为进行评判和辩论，让群众去制约这种行为。三是模拟道德法庭。利用网络将法律不适宜调整的道德问题以模拟法庭的形式在道德层面上进行辩论，根据《公民道德建设纲要》等道德规范来进行调解。区局还根据农村撤并村、村改居及企事业单位调解组织建设的现状，根据司法部75号令的规定，对全区各类调解组织进行了规范了整顿，统一实行了各类调解委员会由区局统一备案制度，大力开展了调解组织的规范和整顿工作，撤消了27个企事业单位中组织涣散、人员欠缺、制度不健全、工作不落实的挂牌调解委员会，规范和完善了41个基层调解委员会。目前全区共有调解组织202个，其中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13个，村级调解组织98个，社区调解组织79个，企事业单位调委会8个，集贸市场调委会4个，各级调解组织共有调解干部922人，调解信息员3254人，形成了一个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纵横交错、运转正常、功能互补、齐抓共管的调解组织网络。

四是队伍素质得到明显提高。我区采取了统一计划、分级组织、集中考试、持证上岗的方式对全体调解员进行了培训，全面提高基层调解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为组织好各级各类调解主任的培训，区局专门在人民调解经费中拨专款8万元用于培训。在6月15日至28日，分三期对全区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调委会主任和司法所人员共275人集中进行了培训。参训的同志，系统学习了中办发（2006）23号文件、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司法部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以及人民调解格式文书的制作等内容。区委副书记张岐亲自为培训班动员、听取学员的经验交流、为调解主任颁发上岗证、作培训小结。参训的同志一致认为深受教育，不仅增长了业务知识，对提高实际调解工作技能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次培训班是历年来办得最好、收获最大的一次。全区各类调解组织的761名调解员也由乡镇街道进行了培训，由区司法局统一组织进行了考试，并对培训合格的922名调解员颁发了上岗证。通过培训，使全区人民调解队伍的素质得到了全面提高，人民调解员的实际工作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为民间纠纷的调处工作提供了队伍素质的保障。

五是职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我区人民调解的受理范围已从公民之间的民间纠纷扩展到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民事纠纷，并且逐步扩大到法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民间纠纷的调解，特别是参与了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所引起的民间纠纷的调解以及重大疑难纠纷的调解。如台湾的龚先生，91年在杭州市区以他人的名义置房，现在办理“三证”时发生了纠纷。古荡街道调委会接受了龚先生的申请，经调查取证，多次协商，最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起涉台民间纠纷，就在短短的10日内得到了解决。又如留下镇石马村农嫁居妇女土地承包待遇问题，涉及到45人，她们多次集体上访，因政策原因，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5月份，区委张岐副书记亲自带9个部门的领导到留下镇调研时，我局提出用人民调解的形式解决这个问题，被人民法院作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探索予以采纳。留下镇调委会介入后，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现大部分人签订了调解协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今年6月30日文新街道发生一起火灾，使两家企业受损，该街道调委会受理了这次法人与法人之间的索赔标的为90万元的纠纷调解后，通过大量的调查取证，使纠纷得到成功调处，最终赔偿金额为25万元。

六是工作成效得到了充分体现。今年来，全区各级调解组织共调处民间纠纷682起，调处成功674起，防止群体性闹事事件8起670人，防止非正常死亡3起3人，防止民转刑案件9起14人，没有发生因民间纠纷调处不及时或调处不当而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民转刑案件、群体性闹事和群体性上访，为我区政治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取得了明显社会效果。特别是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从建立开始就发挥了重要作用，调处了一大批重大疑难纠纷，截止九月底，全区十三个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功地调处疑难复杂纠纷33起，其中损害赔偿纠纷24起，涉及赔偿金额180余万元，赔偿金额在五万至十万元的有4起，十万元以上的有7起，最大的一起赔偿金额达30.0910万元；生产经营造成的噪音扰民纠纷1起，涉及人员56人；群体性涉法纠纷1起，涉及人员45人；家庭、邻里纠纷6起，涉及人员41人；涉外纠纷1起。如：周浦乡调委会成功调处了一起三车相撞的重大交通事故，赔偿金额达到30余万元；蒋村乡发生了一起因几名孩子玩耍，造成一农户铁门倒塌，致使河南在该乡打工的一名四岁的儿子死亡，乡人民调委会主动介入进行调解，避免了一起群体性闹事事件；北山街道调委会及时调处了一起涉及四十余万元标的家庭纠纷，防止了一起民转刑案件。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区人民调解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在不断提高，被杭报誉为“民间法庭”办“民间大案”。我区灵隐街道调委会就成功调处了一件标的达10.5万元，历时半年之久的民事纠纷，杭报6月16日用了较大篇幅予以报道。区法院还审结了首例请求履行调解协议案件，认定西溪街道文天社区调委会达成的有关夫妻离婚后女方抚养费问题的人民调解协议合法有效，判令被告履行。

七是活动载体得到了有效的开拓。首先是扎实开展“四有五无”活动。我区根据市司法局的要求，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在全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中开展“四有五无”活动，即：有组织调解、有人员调解、有经费调解、有场所调解和无因民间纠纷引起的非正常死亡、无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民转刑案件、无因民间纠纷引起的群体性闹事、无因民间纠纷引起的群体性上访、无推卸责任将矛盾纠纷上交。到目前为止全区有65%的调解组织达到“四有五无”标准，年终我局将对达标的单位进行表彰奖励。其次是大力开展优秀案例评比活动。从五月份开始，我区开展了人民调解工作优秀案例评选活动。通过优秀案例评选，总结经验，树立典型，进一步规范人民调解的工作程序，增强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提高全体人民调解员的素质，锻炼和培养出一支懂法律、精业务、会调解的骨干队伍。在优秀案例评选过程中，各类调解组织和广大人民调解员，紧密结合各地矛盾纠纷的实际，严格按照司法部75号令规定，积极开展对重大疑难纠纷的调解工作，使一批目前，全区经过各乡镇街道司法所的评选，已经有一批工作规范、程序到位、并具有一定影响的重大、疑难纠纷的调解案例已上报到区局。我区将通过进一步的评选后，精选部分有指导意义的优秀案例进行汇编，下发到全区各个调解组织，并将优秀案例作为今后人民调解员培训的教材。再次全面开展人民调解工作调研活动。我局在今年还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人民调解工作的调研活动，广泛发动基层司法所、各级调解组织和广大调解员对我区人民调解工作进行调研，撰写调研文章，组织专门人员对调研文章进行评比。通过开展优秀调研文章评比，总结交流工作经验，全面了解我区人民调解工作的现状，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制定对策和整改措施，研究和探索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新方法、新路子。目前，优秀调研文章的评选、汇编工作正在进行。

二、强化职能，扎实工作，全面推进基层司法行政的各项工作。

1、化基层基础建设，全面加强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队

伍建设。在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同时，区局大力强化基层基础建设，一是区局根据省政府152号令及市政府有关文件的规定，全面加强司法所建设，经过区局的积极工作，目前全区13个乡镇街道司法所全部正式建立，并都刻制了专门印章。二是全面做好司法所人员的换装工作，全区20名司法所工作人员统一换发了2000式司法行政制式服装。三是加强对司法所人员的业务培训和管理，区局先后三次组织全体司法所人员，采用以会代训的方法，组织司法所人员学习有关政治业务知识，学习法律规章，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四是结合法律服务所、法律者年检注册工作，针对我区基层法律服务所和法律工作者队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顿和教育，为了全面加强对法律服务所的内部管理和法律工作者的执业行为进行监督，区局还建立了法律服务所季报制度，对法律工作者办案、收费、质量监督卡回收情况进行及时了解和跟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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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于诉调对接机制的相关概述

1.什么是“诉调对接”机制

“诉调对接”即是指诉讼调解与人民私下调解两方面的有机衔接来处理矛盾纠纷的一种调解方式。时展的驱动导致目前社会主体出现矛盾与纠纷的密度与程度不断加大，司法调解的形式单一，并且覆盖面有限，要做到全面及时的解决各个纠纷，司法调解显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况，而诉调对接机制的出现，不仅减轻了司法调解方面的压力，同时也为社会经济主体矛盾纠纷提供了较为平和的解决方式，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实现中国梦的宏伟目标，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2.“诉调机制”的具体特点

（1）“诉调对接”机制实现了调解主体的多元化发展。相对于传统的司法调解模式，“诉调对接”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实现了调解主体的多元化。面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出现的各种社会纠纷与矛盾，“诉调对接”机制充分的利用将诉讼调解与人民内部调解的特点进行了整合，以求最大限度的在有限的时间里，从源头上寻求到最有效的解决方式。

（2）“诉调对接”机制适用范围。“诉调对接”机制并非是万能的机制，在社会纠纷出现的过程中，根据纠纷的差异程度，以及所涉及到的社会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矛盾我们通过“诉调对接”机就能得到很好解决，比如家庭婚姻问题，买卖方合同问题，或者是房屋拆迁等问题，都是“诉调对接”机制的解决范围，但是如果纠纷内容涉及到国家安全或者是国家财产问题的层面，那么就需要司法部分进行干涉与作用。

（3）“诉调对接”机制的工作原则与纲要。“诉调对接”主要是作用于民事纠纷，所以在此基础上，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坚持公平公正的工作原则，与此同时，法官要从中做好相关的引导工作，在解决矛盾纠纷的基础上，还应维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目前“诉调对接”机制面临的现状以及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作为司法调解的补充手段，虽然“诉调对接”在解决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在适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1.各个社会主体对于机制的认识不充分

“诉调对接”机制毕竟是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式出现的新的社会产物，许多社会主体对其并没有客观且深入的了解，对于“诉调对接”的作用与重要性的把握也不是很到位，比如有的行政部门拒绝介入到矛盾与纠纷的调解中，甚至在某些经济水平发展程度不高的地区，人们缺乏法制观念与意识，缺乏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人们普遍认为调解只是司法部门的职责，进行纠纷的调解是法院的职能，跟自己并没有关系。

2.相关规定的制定与晚上不充分

因为是新的机制，所以“诉调对接”在制度的制定和完善上也存在着问题。制度不够完善，在具体的纠纷调解过程中，民众缺乏统一的参照标准，在原有的矛盾基础上，可能会产生出新的矛盾或者使原有的矛盾加剧。

3.经费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不充分

经费的问题一定要进行明确的奖补范围，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规范与解决，将会对调解人员和调解机构的积极性产生重大影响从而直接影响到调解效果。

三、“诉调对接”机制的完善与发展

（1）不断借鉴成功案例，做到从典型中来，到共性中去，稳步推进“诉调对接”模式。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许多“诉调对接”模式成功的案例典范，尤其是发达的城市地区。成功经验的借鉴对于事物发展的推动力是不容忽视的，可以及时的避免过程已经出现过的问题再次发生的不必要性，提高民众对于参与调解的积极性。

（2）不断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为“诉调对接”模式的顺利开展提供相关法律依据。无规矩不成方圆，在一个模式的运转中，如果没有相关的规范与制度，那么极易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增加了调解难度，一旦有了制度及规范的参照，调解过程就不会出现混乱的情况，在具体调解过程中能够有理有据。

（3）针对经费的保障问题应该得到及时的解决。常言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诉调对接”机制的运作也离不开物质基础的保障，从物质层面给予调解人员以及调解机构适当的经济奖补，或者采取技校的模式，充分调动调解人员或者机构的积极性，进而确保“诉调对接”工作能够全方位的实施。

四、总结

“诉调对接”机制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对时展号召的相应，更是我国司法建立健全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就目前来看，虽然成功典型存在，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这仍要社会各个方面的通力合作以及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李政.关于新修订民事诉讼法“先行调解”的若干探讨――以陕西丹凤县法院“诉调对接”为例[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1）：8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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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州区西城街道办事处地处巴中繁华市区，成立于XX年，辖4个社区居委会，13个居民小组，常驻人口6.9万人，暂住人口3.2万人，驻辖区行政企事业单位48家。王国华自那时起担任街道司法所长，面临辖区下岗再就业人员多、进城务工人员多、弱势群体多、民间纠纷矛盾多，“四多”现状给辖区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巨大压力。针对这一现状，她不怕困难，走访社区和居民，很快摸清了辖区基本情况，她用心梳理出明晰的工作思路。积极建议并争取得到了西城街道党委、办事处一班人高度重视，首先从调解队伍建设、人员素质提高、灵通纠纷信息、落实责任和奖惩等方面入手，扎实开展人民调解工作，三个月不到各项工作全部到位，有效维护了辖区的和谐稳定局面。有了坚实的工作基础，各调解网络协调运转，几年来多次受到省、市、区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表扬和肯定。

用心调解 任重道远

人民调解就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依法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说服劝解、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自治活动。“剪不断，理还乱”费力不讨好，是调解员最大的忌讳。如何扬长避短因势利导搞好西城人民调解工作，她反复琢磨认真学习研究，总结出一套有目共睹的工作经验和方法，用她自己的话说必须做到“五要”：

一是认识要提高。三方面的认识，一个不能少。一方面多汇报多请示，提高各级党政干部对人民调解工作深刻认识。二方面提高人民调解员对自身工作的认识，调解是基层自律、至高无上。三方面是让群众认识调解处理问题，方便快捷、公平合理，从而普遍受欢迎。为了提高这三个方面的认识，王国华三年来写出工作请示、报告、调解案例、经验调查文章30余份；培训教育调解员9场次，宣传鼓励先进调解员3人获各级表彰；积极宣讲人民调解政策，在社区打出了“有纠纷，来调解”的便民承诺，公布的调委会电话成了民间的“110”。

二是队伍要无私。“心底无私天地宽，有事放心让你管”，纯洁的队伍才能办公道的事，是老百姓朴素的追求。所以她积极推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考察公示、社区聘任”的公推公选办法，把社区责任心强、热心人民调解事业的优秀楼院长、社区“五老”及社区有一定威信的人员选拔进来，确保了基层调解组织有机构、有人员。四个社区的调解队伍一组成，就受到当地群众的公认。

三是公信要树立。“公生明、廉生威”，严格按照人民调解原则处理大小纠纷，讲政策、讲法律、讲事实，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大大提高了西城人民调解组织的公信力。2011年3月，西城70岁老人刘先厚因家庭赡养纠纷，四处上访指责其幺女夫妻不尽责任，矛盾激烈惊动公安及媒体。王国华立即指导相关人员参加对其家庭纠纷进行调解，苦口婆心达成了调解协议，然而履行赡养协议时再度起纠纷，刘老汉一时怀疑起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作用。王国华再次找到刘老汉和他幺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翻开法律文件规定，指明人民调解在法律中的地位作用，若再不履行诉讼法院时将得到确认后强制执行。让他们父女都明白了人民调解的公信度，这场家庭赡养纠纷也在人民调解中得到了化解，并缝补了撕列的亲情。

四是调解要及时。灵通纠纷信息直接影响着人民调解工作开展得及不及时、调解难度升不升级、调解成功率和巩固率高不高。王国华坚持从XX年起推行在社区楼院小区设置纠纷信息员，建立了信息员定期排查反馈、重大活动期间排查反馈和发现纠纷及时报告制度，确保了纠纷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调处，主动揽事上身。调解员的手机、座机向辖区居民公开，也极大地方便了广大居民。如两口子打架，半夜把调解员喊拢的时候就不少，草坝社区调解员杨志高一个月就遇到了3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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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妇产科；医患矛盾；医疗纠纷

妇产科作为迎接新生命的地方，不仅仅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科室，更是承载了母婴与多个家庭希望的“天堂”。而作为白衣天使的妇产科工作者，必须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与嘱托。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操作不当或各种突发性原因造成的医患纠纷几乎占据了各种主流媒体的平台。我国医患关系紧张程度在最近几年也达到了顶峰。各种由医患矛盾升级造成的惨剧频繁发生，使我们需要对医患纠纷进行重新的审视。而作为普通的医疗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提升自己的医术、医德来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当前的妇产科学术探究侧重于临床理论，而如何来避免、防范妇产科的医疗纠纷，在当前的妇产科学术探究中还相对较少，本文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研究与创作的。

一、全面开放二孩政策下的妇产科

2015年10月，我国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对我国医疗体系中的妇产科产生了重大影响。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使全国范围内的生育欲望迅速提升，而这种短时间内爆发的生育数量会在今后几年都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生育人数总量上升对当前医院妇产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从医疗资源分布上来说，我国的优质医疗资源大多集中在县级以上的城市中，而绝大多数产妇也会选择医疗资源相对优异的医院进行体检、分娩等。这就使医疗资源不平衡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被进一步放大。而产妇数量短时间内的激增，无疑对城市医院中的妇产科医疗资源、医护人员等产生了巨大冲击。就医人数的增多也必然会使妇产科医疗纠纷发生的概率有所提升。如何更好地优化妇产科医疗资源，降低妇产科医疗纠纷，也成为了二孩政策下医院妇产科需要解决的头等问题。针对妇产科存在的护理安全隐患实施有效的管理,能够将护理工作安全性显著增强，减少很多护理工作上容易出现的错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应该在临床护理中推广使用[1]。

二、妇产科医疗纠纷常见原因分析

通过最近几年见诸报端以及各种学术论坛中的妇产科医疗纠纷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妇产科医疗纠纷的出现是可以避免的，而通过相关的妇产科医疗纠纷案例，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种导致妇产科医疗纠纷频发的原因。医务人员粗心导致的医疗纠纷：妇产科医务人员与大多数医务人员一样需要承担很大的职业压力，而在巨大的职业压力下，个体意义上的“人”不可能保持全天候、百分百地专注，然而对于职业相对敏感的妇产科医务人员，一不小心造成的后果往往是无法想象的。015年1月，《北京晨报》报道了一起典型的医疗纠纷。张女士选择北京大兴红星医院待产。入院后，因医务人员并没有对产妇的体重、身高进行严格的测量，粗略估计胎儿体重3200g，故推荐张女士选择顺产。不久后，张女士完成生产，但婴儿实际体重4100g，属于巨大儿。婴儿出生后不久就出现了左上肢不能活动的表现，最后转院至总医院进行治疗，而婴儿被诊断为左侧分娩性臂丛神经损伤[2]。在这起典型的妇产科医疗纠纷中我们可以看出，红星医院的医务人员由于粗心大意严重误估导致胎儿体重，直接为胎儿的臂丛神经损伤埋下了伏笔，并且成为了这起医疗纠纷出现的主要原因。医务人员水平低下导致的医疗纠纷：妇产科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和能力的高低会对产妇及胎儿的人身安全与健康产生极其重大的直接性影响。在任何时代的医疗体系中，医务人员都是最为宝贵的医疗资源，其能够对患者产生的影响也往往是最直接的。全国范围内的妇产科从业人员中，依然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庸医”。这部分医务人员并不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也没有积累出能够指导医疗行为的有效经验，而其相对拙劣的医疗技能也成为了妇产科医疗纠纷的直接原因。《滥用催产素导致子宫破裂11例临床分析》[3]一文对滥用催产素导致的医疗惨剧进行了深刻分析。从该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医务人员相关医疗技能的低下使其产生了滥用催产素的行为，而这些行为都直接引发了不同程度的医疗纠纷。在当前的医疗体系中，大中型城市中的公立医院内，医务人员的专业水平较高。而在一些乡镇医院中则有很多的妇产科医务工作者在医务水平上表现出了明显不足，这也是滥用催产素频发于农村地区的原因。医务人员侥幸心理导致的医疗纠纷：妇产科医务人员能否对产妇的相关情况进行处理要依据自身的医疗水平、相关药物的充足程度、医疗器械的工作状态及医务人员的配置情况等来做出综合性判断。而在实际操作中，也要具备应对突发状况的预案和能力。部分妇产科医疗纠纷中是由于医务人员存在侥幸心理而导致的。在我国的乡镇医院和一些地级市的私人医院中，由于医源存在着一定的紧缺，会在不同程度上出现格外“重视”医源的情况。有些医务人员明知血库内并没有充足的、能够与孕妇相匹配的血液，而凭借侥幸心理对产妇进行剖腹产手术，术中大出血导致产妇死亡。这样惨痛的教训发生是由于相关的医务人员存在着侥幸心理而造成的。尽管此类状况在最近几年发生的频率有所下降，但并没有得到百分百的杜绝。可以说，医务人员对于自身能力的过度自信及手术环境的误判，都是因其侥幸心理作祟而产生的。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淡薄：妇产科医疗纠纷或者医疗事故的出现都难免会与法律产生联系，特别是一些无法通过调节而解决的纠纷，最终的解决办法必然是付诸法律。而当前妇产科医疗纠纷频繁发生的原因之一是医务人员法律意识淡薄。例如某产妇在引产后没有进行清宫，而医生也并未对其进行及时的告知义务，致使产妇在出院不久后因胎盘残留而大出血，最终致使子宫被完全切除[4]。医务人员需要尽到对患者的告知义务，对于患者的正常性询问也需要给予客观、正确的回答。而上个医疗纠纷中，医务人员并没有履行自身的告知义务，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其必然要对此次的医疗纠纷承担一定的责任。我国的医务人员在法律意识上相对淡薄，而其一时的疏忽就很有可能为下一个医疗纠纷埋下伏笔。患者及其家属原因导致的医疗纠纷：在当前诸多的医疗纠纷中，患者及其家属的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在某些特定的医疗纠纷中，患者及家属的因素占据了很大比例。例如，当前的医疗保障体系中，很多的产妇家属也无法支付相对高昂的医疗费用。部分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产妇家庭对于一些常规检查“能省就省”。而医院或者医护工作者并不具备强制要求产妇检查的权力，更无法对于产妇家属的手术选择做出更改。另外，部分产妇家属由于疏忽而忽略了产妇的过敏史或其他病情，导致医务人员出现误判也会造成医疗纠纷的产生。妇产科护理安全隐患数量多,护理人员涉及面广[5]，而在妇产科中，产妇家属的心情往往较为紧张、激动，而作为能够决定产妇手术进程的人，其关键性抉择或提供的信息尤为重要，一旦其向手术医生提供了错误信息，将有极大的可能导致医疗纠纷的发生。

三、防范妇产科医疗纠纷的合理性对策

定期开展对于妇产科医务人员的心理疏导：医务人员承担着巨大的职业压力，而医患纠纷中医生的粗心大意和操作失误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巨大压力所引起的。妇产科的接诊具有很大的不规律性，医务人员的休息时间难以获得充足的保障。在这样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压力下，定期对妇产科医务人员开展心理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具体的心理疏导上，疏导的重点应该是在轻松的氛围中，重新审视自身的职业责任与价值。此外，在不断的心理疏导活动中，也应该注重对于医务人员认真精神的培养，使得医务人员由粗心大意导致的医疗纠纷频率得以降低。通过心理疏导等外部干预手段，使得相关的医务工作人员能够在具体的医疗工作中端正态度，提升工作的效率。加强全社会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是亘古以来的热点话题。医德，往往是衡量一个医务工作者的重要标准。当前的考核机制和认证机制使得医务人员的专业水平得到了一定的保障，而职业道德精神则是一种无法被外部标准衡量的东西。经验主义、侥幸心理，利益驱动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一生的职业道德精神。而在具体诊疗过程中的不负责任更是会导致医疗纠纷的发生。所以说，整个行业内都必须要加强医务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医德大于天的根本思想需要在医务群体中得到贯彻。就妇产科的医务工作人员来说，必须要有对生命的敬畏精神，对患者的负责精神。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应该作为我国医疗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并且长期开展下去。增强医务人员自身的法律意识：汉语词典中对于纠纷的定义是“争执的事情”，医疗纠纷实际上也就是医院(医务工作人员)与患者(家属)之间的一种复杂关系。而医疗纠纷如果上升到法律层面，就更是要有控辩双方的参与。在妇产科的医疗纠纷中，医务人员作为自身与医院的“代表”，应该提升自身的法律意识，从而对于纠纷进行有效的规避。前文已经提到了一个由于医生并未及时履行告知义务而引起的妇产科医疗纠纷，鉴于此，我国的医务工作人员，特别是妇产科医务工作人员，应当对涉及自身诊疗方向的法律知识进行一定的学习，对于医生的行为规范与准则具备完全的了解。在进行具体的医疗活动中，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对于自身的言行举止进行规范。而医务人员自身法律意识与责任划分意识的提高，也有助于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加快推进妇产知识的宣传普及教育：“重男轻女”、“保小不保大”这些陈旧的生育观念已经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的生育工程，而在妇产科的医疗工作中，产妇家属这些陈旧思想甚至会导致医疗悲剧的发生。妇产知识在我国的普及程度低下是当今产妇及其家属频发医疗纠纷的重要原因。国家层面需要加快推进妇产知识的宣传普及教育。各地区的政府性医院应当与计生委联合进行区域内妇产知识推广的工作。对于产妇及产妇家属本身来说，相关机构和医务人员要让其明白妇产科诊疗的一般性程序，产妇在分娩前、后所需要注意的事项等。而作为产妇及家属，也应该在妊娠期间进行妇幼保健知识的学习，对于产妇的身体变化进行一定的记录与了解。在医院分娩时，更要如实向医务人员提妇的身体信息、既病史、过敏史等关键性信息。从而确保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得到最大程度的避免。

四、结语

妇产科的医疗纠纷往往关系到新生命及多个家庭，而每个医疗纠纷的出现都是医务人员和家属所不愿看到的。避免妇产科医疗纠纷的出现需要医院、医务人员、产妇及家属的多方努力。医务人员多一份责任与认真，产妇及家属多一份宽容与理解，医疗纠纷的避免也自然就会出现。

参考文献：

[1]颜斐.医院错估胎儿体重致孕妇难产法院判医院赔20万[N].北京晨报,2015-01-22.

[2]胡秋霞.滥用催产素导致子宫破裂11例临床分析[J].中国乡村医生,2000,9:20-21.

[3]李冬霞.妇产科医疗纠纷原因及如何防范[J].中国药物经济学,2013,(2):61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