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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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湾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中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的准据法选择

（一） 台湾《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项

台湾修正后的《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以知识产权为标的之权利，依该权利应受保护地之法律”符合国际间普遍采用之“受请求保护地法”原则。该法草案条文之说明部分阐明：”知识产权，无论在内国应以登记为成立要件者，如专利权及商标专用权等，或不以登记为成立要件者，如著作权及营业秘密等，均系因法律规定而发生之权利，其于各国领域内所受之保护，原则上应以各该国之法律为准。”爰参考意大利国际私法第五十四条、瑞士国际私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等立法例之精神，规定以知识产权为标的之权利，其成立及效力应依权利主张者认其权利应受保护之地之法律，俾使知识产权之种类、内容、存续期间、取得、丧失及变更等，均依同一法律决定。该法律系依主张权利者之主张而定，并不当然为法院所在国之法律，及当事人主张其依某国法律有应受保护之知识产权者，即应依该国法律确定其是否有该权利。

（二） 台湾《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

原则上人类知识产权创造活动是在某一地域进行并完成，故一般来说专利权会在该发明完成地登记，并在涉外事件中以该国法律为准据法；著作权则依完成著作物的最初发表地之法律为准据法。然而当著作或发明是基于先前存在的法律关系，亦即职务发明或职务著作的情形时，是否有属地概念之适用而聚焦于发明之利用地，由各国之内国法律来多元规范；亦或是因其先前存在之法律关系来决定准据法得以一元处理此问题，见解则是相当分歧。

台湾地区《专利法》第7条谓：”受雇人于职务所完成之发明、新型或新式样，其专利申请权及专利权属于雇用人，雇用人应支付受雇人适当之报酬。但契约另有约定者，从其约定。”可见台湾专利法是采雇用人主义同时容有合同另行约定之空间。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11条亦有相似规定。而就职务发明或职务著作之准据法，台湾《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受雇人于职务上完成之智慧财产，其权利归属，依其雇佣契约应适用之法律。”　该条文之规范设计与瑞士及奥地利国际私法之规范模式相近。至于以雇佣合同应适用之法律为准据法，亦有其特殊考虑原因。但就此规定，在草案时期便有学者批评，雇用人及受雇人间雇佣合同是债权合同，其成立与否并非决定权利之归属，故其雇佣合同准据法仅决定雇佣合同是否有效成立，并不能当然决定权利之归属人与受雇人间权利完成后之权利归属。且考虑到就本条所规范之知识产权有采创作主义者，亦有采属地主义者，应以”权利成立地法”为准据法较为周延。修正理由就此问题仅称关系较密切，但却未再就如何认定较密切为理论上之说明。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的准据法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下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内容，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基本上与台湾及国际上的立法方向一致。不过究其立法过程，可看出有重大概念的移转。

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二次审议稿推出后，其规范方式与示范法出现重大逆转，不再区别知识产权之类别，而是以统一之方式加以规范。二次审议稿第五十一条规定：”知识产权，适用权利保护地法律，也可以适用权力来源地法律。”但此条文在第三次审议阶段为若干专家指出该条文内涵不清，应进一步明确，以利妥善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八条才有现今的样貌。而二次审议稿中的第五十二条则是转化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九条，仅在文字上做了调整，概念并无转变。至于二次审议稿中的第五十三条，进入第三次审议时，则是添加了选法时间点的规定。

此外，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中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总共有八个条文，从九十二条以降直到九十九条。示范法将知识产权细分为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以及其他知识产权，并分别提出不同之法律适用规范。示范法第九十八条规定：”有关受雇人在职务范围内取得的知识产权，适用调整雇佣合同的合约。”与台湾修正后之《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大致相符。但正式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则是拿掉了此一规定。

三、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关于知识产权准据法选择的反思

比较两岸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规范可知双方大抵皆采”受请求保护地法”原则，但台湾多了关于职务上完成的知识产权权利归属之准据法，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则是赋与当事人两个协议选择准据法的权利。《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针对知识产权权利让与在第四十九条有特别立法明确规范：”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知识产权转让和许可使用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本法对合同的有关规定。”国际私法上的知识产权转让是台湾《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缺少的部分，学说上的讨论亦有限。然而虽然台湾无此特别立法，但知识产权权利让与实为债权行为与物权类似的支配关系之变动，可依一般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来处理。

在台湾，以著作权为例，成为著作权让与原因之债权行为，便是依让与或移转合同的准据法。另一方面，造成权利之配关系发生变动之准物权行为则依照保护国法来决定。[3]关于著作权的让与合同之准据法，依《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20条第1项是以当事人意思自主来决定准据法。在当事人间无明示的合意或明示之意思依锁定应适用之法律无效时，由法院依具体事实个别决定适用关系最密切的法律。

综上所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知识产权的权利移转上无特别立法阐明，但究其法理，现行条文可依一般合同之债权行为特性所推之，并无特别立法之必要。因为现今国际上对于特征给付之人如何决定见解分歧，基本上开发中国家主张受让人、实施权人、使用权人及利用权人为最能够体现和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而已开发国家则是主张知识产权人为特征性给负之人。故在涉外纠纷中适用本法对于合同的相关规定时也会落入同样的困扰。若能针对当事人无合意的情形之准据法选择进行立法，相信会使本条规范在适用上更加明确。

四、结语

中国在2011年4月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而我国台湾地区则是于2011年5月正式开始施行修正后的”　《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适用新法之案例及判决极为有限，故本文仅得以学说比较方面着手，为一遗憾。两岸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规范基础价值选择大抵相同，皆采”受请求保护地法”原则。然而在其余条文上的不同却反映出各自注重的部分。台湾多了关于职务上完成的知识产权权利归属之准据法选择规定，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则是赋与当事人协议选择准据法的权利。近年无论是立新法或是有立法提案，都展现国际间知识产权的保护倍受重视，而保护概念也有所更新。希冀本次修订的新法能有效的为涉外知识产权案件提供协调的功能，成效如何，仍尚待裁判累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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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间题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我们国家经济市场充分体现出其专业性、正规性、法制性的特点。对于某些没有根据市场规律从而进行野蛮发展的企业，不断被市场所淘汰。所以，对于茶文化产业的发展，应对其文化价值与功能加以重视。我国与茶文化知识产权有关的法律制度被有关部门及茶企业所关注，同时，对于相关法律制度，不断被更多茶企业所认同并运用。我国虽然制定了有关法律，但是，对于茶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机制还不完善，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从而影响了我们国家茶文化产业的发展，例如，大部分茶企还没构建一套茶知识产权建设体系，缺少建设体系的相关知识与能力，所以，未能制定出具有合理性、可行性的企业品牌发展战略。因为我们国家茶品牌发展刚少始起步，我国相关法律制定部门与实施部门对于茶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机制缺乏相关经验，大部分在法律的制定与执行力一面，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无法对茶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进行准确定位，所以，进行法律制定与实施时，难免产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现象。具体表现在以下两力一面。    

第一力一面，对于某些地力一与层面，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律保护，在茶行业中，冒牌产品层出不穷，尤其在我国低档茶叶市场别突出，对我们国家的茶品牌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例如，有的商家利用不法手段，盗取一些知名度较高的茶品牌，从而生产更多的山寨茶进入市场，使该茶品牌遭受巨大的损失，这个损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还会破坏企业形象，以及降低品牌的美誉度。同时，有些商家“投机取巧”，利用仿造手段来谋取不法利益，这样的情沉不仅在茶行业中存在，同时也出现在其它食品行业中。有的商家把一些知名度较高的品牌进行模仿，使消费者无法区别品牌的真假性，例如把“六个核桃”变成“大个核桃”，把“康师傅”变成“康帅傅”等。像这样利用相近字以及增加前缀后缀的冒牌模仿，在茶行业中也非常多。另外，有的商家钻法律漏洞，然后在一些不受我国法律保护的地区，例如台湾、香港等，注册一个和知名茶品牌相似的品牌名字，同时根据品牌包装进行模仿，使购买者无法分辨真伪。对于这种情沉，侵犯到了企业的知识产权，不只为企业带来损失，更为整个茶行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针对这种问题，我国应制定有关法律，以此来维护茶文化产业主体的利益。    

第一面，我们国家茶企业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品牌资源利用与整合的距离相关甚远。通过相关调查数据得知，目前，我们国家进行茶产品生产与加工的企业超过了六万多家，不过，中请与注册品牌的企业只有不到五千家，比例严重失调。企业缺少商标没有自己的品牌，使企业无法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内。缺少法律的保护，就意味着容易受到各种不法行为所伤害。对于这一力-面，英国立顿茶品牌做得非常出色，对于我国企业可以进行借鉴，该公司进行品牌建立之时，就意识到知识产权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并重视法律保护机制的作用，在建立立顿品牌后，同时又建立许多子品牌，包括立顿奶茶和立顿果茶等多种子品牌，同时中请注册了商标。立顿公司的茶品牌受到法律保护，有着自己独特的品牌价值，使消费者更加容易辨认真伪，被市场所认可。该公司坚实的品牌基础与法律基础，值得我们国家茶企业借鉴。

利用知识产权保护促进茶文化产业发展的建议

3.1建内部制度，完善法律机制    

第一，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和应用。进行少「发茶文化时，茶企业要有强烈的法律意识与思想，保护茶文化在少「发时的法律权责，以及使茶文化的少「发与挖掘能够达到经济价值的最大化。不管是茶文化的创始人还是权属所有者，都要对茶文化的价值与内涵深入了解，在茶文化少发过程中，应利用权责清晰界定有关环节因素，使茶文化在少发时，如果产生责仟问题，可以有据可循。    

构建责任追究机制，加强企业内部管理。进行茶文化有关组织与机构，应提高茶文化活动监管力度，制定有效预防力一案，使茶文化时可以有效预防问题发生。另外，当问题发生时，应对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研究导致问题出现的根木原因，对问题进行处理时，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提高责任意识，使人员深入了解制度在茶文化发的重要意义，另外，在这过程中，也是7F发人员对茶文化化保护的一个过程。    

第三，完善茶文化法律，从而将茶文化法律保护范围扩大。对茶文化保护，首先政府要发挥其职能，建立相关法律体系并进行完善，将法律制度、监督管理、履行职责进行完善，从而为茶文化保护打造坚实的法律制度基础;其次，茶文化企业不仅要重茶文化的工作，更要重视视茶文化的保护工作，企业是茶文化主体，企业应重视茶文化的保护才能使茶文化保护工作更好地发展。

3.2商标权保护    

在茶文化产业中，企业商标是企业文化重要体现，文化品牌又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形象，企业对茶文化进行创新，使茶品牌展示出先进、创意、永久性的特性，而企业通过品牌来促进发展又是茶文化发展的创新性策略。我国于2013年8月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3修正)》，同时于2014年5月少「始执行，对我国茶文化产业实施品牌战略起到促进作用。  

第一，集体商标保护。传统茶文化注册商标中请人有不特定性的特点，是某个地区群众传统下来的文化并不断进行优化的劳力成果，对于产权而n，并不是个人的，而是属于该地区所有的人们。我国传统茶文化产业商标充分展示出其地域特点，因此，可以中请集体商标，以及地理标志权。例如永春佛手、信阳毛尖、群山银针、漳平水仙、武夷水仙等，通过地域标志产品以及地理标志商标进行中请注册。针对集体商标，当地相关部门要提高品牌名誉的保护意识，建立商标管理部门以及成立协会，制订品牌质量标准，实施生产可追溯制度，提高集体商标茶产品质量，从而促进茶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立体商标。即商品外观包装设计注册为商标，例如知名度较高的可口可乐，其是通过玻璃瓶形状进行设计，并中请注册立体商标;以及众所周知的“zippo”打火机，其外观被设计成圆弧形盖，在打火机的侧面，沿边设计凹槽的形状，并成为其立体商标。立体商标中请为立体商标保护，保护有效期为十年，并且到了期限后还可以中请续延，但是，如果只是作为外观设计中请专利保护，虽然有十年的期限，但到期后无法续延。茶文化产业中的企业，可以制定立体包装力-案，把立体包装作为立体商标，同时进行中请保护。由此可见，将商标保护范围进行扩展，把茶产品具有地域性商标以及立体商标进行有机结合，对其商标权进行保护，不仅是品牌的一种，同时也是文化的创新。

3.3专利权保护    

对于茶文化的文化不只是单纯地对传统茶文化进行模仿，是要通过我们的能力与灵感，通过创新为核心，从而实现有着经济价值的茶文化产业。茶文化首先要建立在现代化技术的基础上，而茶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专利法的基础上。企业要提高茶文化的专利权的保护意识。我国产品专利权保护有效期最长为十年，对我国民族传统下来的文化工艺，是上千年民族群众智慧与劳动的结晶，如果成功中请专利并在十年以后，该文化工艺会进入共享领域。因此，我国传统的茶产品制作技术虽然可以获得专利权，但是，在十年以后，茶文化遗产有的会消失，有的己不具备该地区特色以及民族特色，这种专利保护力一式无法使几千年继承下来民族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保护。所以，建议未来进行《专利法》的修定时，可以根据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来修改保护有效期，对于茶传统文化产业的核心技术，所有权者可以利用商业机密力一式进行长期保护，对于一般技术，可以利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长期保护。例如众所周知的知名品牌可口可乐，由于该公司重视专利权的保护，其核心技术到如今还是无人破解，这也是商业机密保护的重要体现。    

第四，核心技术商业秘密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内，其也是企业的无形财产。所以，我国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机制还没有完善的情沉下，核心技术的掌握者要重视核心技术的保护，制定多种保护对策，从而保护传统工艺技术以及核心技术不受泄露。在进行专利权保护与地域性标志权保护的基础上，还可以进行核心技术的保护。针对核心技术保护的法律，我国早在1997年就出台《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其中规定了:“制作传统工艺美术产品的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传统工艺美术技艺的保护或者保密制度，切实加强对传统工艺美术技艺的管理。从事传统工艺美术产品制作的人员，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泄露在制作传统工艺美术产品过程中知悉的技术秘密和其他商业秘密。”另外，在2011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中规定提出:“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传统医药、传统工艺美术等的保护，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武夷山大红袍与福鼎白茶，都将自己传统制作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中请保护。

3.4著作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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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产权，具有专有性、时间性和地域性的特点。这些明显的区别于物权和债权的特点，不仅在民法体系内引发了众多值得研究的问题，而且在国际私法领域，知识产权中的法律冲突也有其区别于物权和债权的独特之处。这些独特之处甚至引起了知识产权法律冲突存在与否的争论。

一、关于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的争论

法学界很少谈及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问题，即便谈到，也多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在知识产权领域不存在法律冲突。他们认为，地域性原则是由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属性决定的，与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不可分割，只要无形性存在，各国立法科技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地域性就存在。我们不可能改变知识产权的属性，所以地域性是知识产权永远的本质属性。这种严格地域性的存在，使得各国知识产权只能在其领域内有效，各国知识产权法互不相干，即使有涉外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存在，也不会发生法律冲突，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只是一种“虚拟的冲突”（注：王春燕：《论知识产权地域性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第62页。）。也有学者认为，严格的地域性原则是客观的现实，知识产权法律冲突也就不存在，但各国政府可以摒弃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原则，从而法律冲突即会在此领域存在（注：吕岩峰：《知识产权之冲突法评论》，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6期，第52—60页。）。

这些否定知识产权法律冲突存在的观点，在根本上是由于其支持者过于强调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从纯理论的角度将地域性原则高度绝对化，否定任何“有悖于”知识产权地域性的理论和实践的存在。其实，地域性并非知识产权独有的特性。任何权利都是基于一定的法律规范而产生的，该法律规范又存在于某一法律体系中，而每个法律体系都仅在其所属的法域内有效。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之所以被强调，是因为其客体的无形性。物权基于对有形物的创造或占有而产生，同一有形物不会由不同的主体创造或占有，所以，法律基于创造或占有而认定权属不会引发冲突，即便该物权的主体和客体进入另一法域。而无形性使得同一知识财产可以由不同的主体创造或占有，所以法律必须为其拟制一个唯一的权利主体。就同一知识财产而言，在发生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时，一国法律拟制的知识产权可能会与另一国法律拟制的知识产权发生冲突。这就是强调知识产权地域性的根本原因。但是，这种源于客体无形性和权利拟制性的冲突是可以避免或消除的。比如在专利领域，绝对新颖性的广泛采用和发达的国际检索，使得不同主体对于同一发明拥有多个专利权的情形越来越少。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中存在完全相同的知识产权客体的几率是很小的，因为每个国家的知识产权取得条件有很大不同。

多数国际私法学者，在承认知识产权特殊性的前提下，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新情况，对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问题持肯定的态度，并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论证。他们在对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原则重新考察之后，对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冲突给予了较全面的分析。有观点认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原则无疑是存在的，但“严格的地域性的要求已被一些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的实践所改变”，并以欧洲专利制度、比荷卢统一商标法、法语非洲国家以《班吉协定》为基础建立的跨国版权法为例，证明严格地域性已现实地被突破，还认为知识产权可以通过双边条约、多边条约和国际许可证协议三种途径获得域外效力，加之各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差异，法律冲突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注：余先予主编：《国际私法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184—185页。）；也有观点认为，知识产权地域性的突破体现在各国智力成果专有权在国外得到承认的需要，跨国知识产权的存在和各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相互依赖性，加之各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差异和“有限制的国民待遇”，产生了知识产权法律冲突（注：李双元：《国际私法（冲突法篇）（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494—495页。）；另有观点认为，知识产权的严格地域性因“国民待遇”原则的广泛应用而逐渐淡化，知识产权逐步取得了在权利独立原则之下实现的间接域外效力，从而引发了权利冲突（注：石巍：《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探微》，载《现代法学》1999年10月第21卷第5期，第74—76页。）；还有观点认为“知识产权领域内的法律冲突是指，对于同一项知识财产，在不同国家都寻求并获得承认有关权利的情况下，它在不同国家的知识产权的不同效力的冲突和有关法律的适用问题”，并认为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中不存在统一的实体规则，冲突规则就成了连接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和国内保护体系不可缺少的媒介（注：李振纲：《知识产权与法律冲突》，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64—66页。）。版权所有

二、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的构成要件分析

法律冲突，是国际私法上的专门术语，它是指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法域的民事法律对同一民事法律关系的规定各不相同，却又竞相要求适用于该民事关系，从而造成的该民事关系在法律适用上的冲突现象。从这一定义出发，法律冲突的产生应具备一定的条件，关于法律冲突产生的条件有两条件说、三条件说和五条件说等，但核心的必要条件有四个：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的承认、国际（或称跨国）民事法律关系的存在、各国法的规定各不相同、外国法在内国的域外效力的承认。

就知识产权而言，对同一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因所涉各国法律规定不同而发生的法律适用上的冲突也是存在的。我们可以从知识产权法律冲突产生的条件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知识产权法领域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的承认

就目前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而言，外国人的民事法律地位是被广泛承认的。从缔约国众多的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1886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及拥有140个成员方trips协议来看，这些公约一致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使得绝大多数国家在知识产权授予、利用、保护等方面给予其他缔约方的国民以不低于本国国民的待遇。这就是说，在知识产权领域，外国人的民事法律地位不但得到广泛的承认，而且这种承认已经达到了一种较高的水平。诚然，国际公约框架内的国民待遇原则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在国际公约的义务范围之外，对外国人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民事法律地位的承认也是存在的。比如，法国法对于文学艺术作品的国籍的确定，很早就采用首次出版地原则，即不管是本国国民还是外国国民，只要其作品首先在法国出版就享有法国的著作权。

（二）涉外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存在

经济贸易与科学技术的国际化发展，也使跨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层出不穷。跨国的专利研发、申请、使用、许可、侵权，跨国的商标注册、许可使用、假冒，跨国的著作权许可、盗版等事项已是司空见惯。加之现代通讯、信息、出版技术的高度发达，知识产权的国际使用和侵权案件实在是举不胜举，这也正是各国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公约大量产生的原因。

（三）各国知识产权立法的不同

各国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同和经济利益不同，就导致了各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差异。尽管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公约的数量和成员方的数量都相当大，但这些公约并未建立明确详细的国际统一实体法，已有的国际公约对各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影响主要在于其同化作用（注：[俄]c.马里扬尼切夫：《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与问题》，载《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第81页。）。这一国际协调的作用是很大的，但就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需要而言，是很有限的。表现在：公约并没有也不能对知识产权的所有领域规定最低标准，即使在规定了最低保护标准的领域也是允许和鼓励各国提高保护标准，因而在最低保护标准的范围内，各国立法也是存在差异的。在相当多的领域中，公约往往允许各国结合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制定变通的规则，比如国际版权公约的缔约方在确定“作者”的概念上是有相当差异的，反映出各国版权哲学的不同（注：graemeb.dinwoodie，anewcopyrightorder:whynationalcourtsshouldcreateglobalnorms，149u.pa.l.rev.491(2000)）；即使统一了规范，在各国的法律与社会背景不同的情况下，各国的解释与适用也会有很大差异。另外，即使同一公约的不同文本之间也是不同的，不同文本的参加方之间的立法差异也将是存在的。所以，在非公约缔约国之间、公约缔约国与非缔约国之间，此公约缔约国与彼公约缔约国之间，甚至同一公约的不同缔约国之间都是存在知识产权立法差异的。

（四）外国知识产权法在内国的域外效力的承认

知识产权法律冲突存在与否，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于外国知识产权法在内国的域外效力的承认问题上。在严格的地域性原则之下，一项知识产权即使涉及到几个国家，也不会出现各国立法都主张对其加以管辖的情况（注：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修订本）》，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这就是说，由于知识产权立法具有严格属地性质，在知识产权领域就不会产生法律冲突。但严格的属地性已不是知识产权法的不变的特征，它已在国际公约的框架内一定程度和一定的范围内被淡化和突破了。

就国际公约确立的保护制度而言，一方面，广泛采用的独立保护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使在一国取得的知识产权，得以在其他国家根据当地法律再获得所在国的知识产权，并且不同的所在国的知识产权的权利范围和保护方式也因公约的协调统一作用而差异渐小，这标志着知识产权法间接域外效力的取得；另一方面，有的区域性国际公约在该区域的国家之间突破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

在知识产权公约的框架之外，或者说公约要求的保护标准之上，单边的自主承认外国知识产权在内国效力的事实也是存在的。“分割论”（注：章尚锦主编：《国际私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144页，第147页，第150页。）的理论和实践，就是对于知识产权域外效力的最好证明。比如，对于已发表的作品，1953年1月13日巴黎法院的判例中适用了来源国法（即作品首次出版地法）来确定应受保护的权利范围。m.desbois认为应适用来源国法来确定权利，而适用法国法来确定保护的方式。b.audit认为，知识产权的独立性并不必然是绝对的，可以根据来源国法确定权属（包括精神权和署名权等）、在来源国的保护期等，而保护国法调整权利范围（注：seebernardaudit，droitinternationalprivé，3èmeédition，economica，2000，p.646.）。美国法院长期以来要么拒绝受理涉及外国知识产权的案件，或者即便是受理了也简单地以适用美国法来回避法律冲突问题，但近年的判例至少在版权领域的两个方面承认外国法的域外效力：一是确认在版权案件中，来源国法适用于版权利益的存在、版权许可协议下的授权范围和版权所有者的身份（注：seegraemeb.dinwoodieinternationalintellectualpropertylitigation:avehicleforresurgentcomparativistthought?theamericanjournalofcomparativelawvol.49numerber3summer2001，p.428—453.）。二是适用原告住所地法来确定发表权是否存在（注：sees.rothenberg，d.rabinowitz&h.godin，choiceoflawinsound-alikecases，14ent.l.rep.3，5(1993no.8);seealsocairnsv.franclinmintco.【24f.supp.2d1013(c.d.cal.1998)】，factorsetc.，inc.v.proarts，inc.，652f.2d278(2dcir.1981)，acmecircusoperatingco.v.kuperstock，711f.2d1538，1541(11thcir.1983).）。其他国家通过立法或判例承认外国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事实也在近年有增多的趋势。这表明，外国知识产权法在内国的域外效力已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得到了承认。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冲突是现实存在的，实践的发展已得到理论的支持，并且这种法律冲突已经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受到立法、司法机构和理论研究者的重视。

三、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的实证考察

在国内层面上，许多国家已有了关于知识产权的冲突法立法，立法体例和立法技术也呈多样性。如，瑞士在1989年1月生效的《瑞士联邦国际私法》中将知识产权单列一编，就管辖权、法律适用、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都作了规定；在德国，有关于知识产权的冲突法立法；西班牙则有冲突法和外国人待遇条件的立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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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产权概述

（一）知识产权概念

知识产权是法律赋予人们对脑力劳动创造的精神成果所享有的权利。由专门的国家机构，依据相关的法律，对权利人的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对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的脑力劳动成果，经过法定程序而授予的受特定保护的有特定激励效果的权利。

（二）知识产权的特点

作为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知识产权，具有如下特点：

1．权利客体是一种无形财产。知识产权的客体变现为知识、信息等抽象物。无形与有形相比有两个区别：第一，无体财产往往要通过特定的申请、审查、批准或登记手续而取得或确认，而有体财产权则依据法律事实而产生，例如购买、赠与等；第二，对有体财产的侵害行为通常表现为毁损或非法占有，而知识产权侵害行为往往表现为剽窃、仿冒等。

2．权利具有地域性。知识产权的地域性表现为，得到一国法律认可和保护的知识产权，只能在本国发生法律效力，而不具有域外效力。如要去的域外效力，只能通过国际条约来实现。

3．权利具有时间性。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客观的理论成果，其存在是有一定的有效期限。在法定的期限内知识产权受到保护，超过法定期间，相关的智力成果就不再是受保护客体。

4．知识产权具有专有性，即知识产权的排他性，经权利人允许外，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这种专有性表现在：第一，主体具有专有性。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是特定的，而且是经过法律程序予以确认的。第二，客体的专有性，知识产权的客体表现为无形的成果，这个成果的归属只能是一个客体，否则就被视为侵权。第三，知识产权权利内容的专有性。知识产权的行使，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完全由权利人行使。

（三）知识产权的价值属性

1.商业价值。知识产权最直接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商业价值。知识产权的商业价值就是权利人一旦拥有某项知识产权，那么就会产生专属于权利人的经济效益。知识产权的应用形式是多样化的，可以由权利人自己来实现，也可以由权利人收取一定费用，许可或者转让给他人来做。目前世界上许多著名企业都有自己独创的知识产权——商标。据统计，2000年“可口可乐”的品牌价值达到726亿美元之巨。徽软公司紧随其后品牌价值达到702亿美元，而国内的“红塔山”品牌价值也达到了439亿人民币。可以说，这些知名品牌的价值，虽然是用有形资产来衡量，但是其中蕴含的潜在价值是无法用有形财产衡量的。

2.社会价值。知识作为人类智慧的集中体现，知识产权其实就是用法律手段来确认和保护知识产权人的相关权利。知识产权之于社会的价值可以理解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知识产权作为创新的手段，在创造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在推动者人类社会的进步；第二，知识产权的保护可以创造良好的贸易和投资环境，促进科技创新、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二、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现状

（一）国外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发展

知识产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很多国家都已经把知识产权保护上升为本国的一项战略来实施。在推进知识产权战略过程中，日本从法律层面上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建立了一系列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修订和完善。现今，在《知识产权基本法》作为日本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基础之上，还有其他的法律作为辅助，如：《反垄断法》、《不正当竞争防止法》、《外观设计法》、《实用新型法》、《版权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等，共同作为日本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框架体系。《反垄断法》等概括性法律与《著作权法》等专门性法律相互补充，全面保护知识产权，形成完善法律保护链。此外，为了保证法律的时效性和可操作性，能够适应不断发展的知识产权市场，日本针对知识产权法律的研究相当重视，针对新的问题及时讨论并出台相应的文件或者及时完善相关法律，可以说，日本政府的这种做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已是极尽所能。美国政府于1979年第一次从国家层面的角度提出发展知识产权战略，并通过出台相关的政策提高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大力支持企业的发展，自那以后，美国的政府和企业都将知识产权战略作为重要战略。美国从1980年至2000年，短短12年的时间，相继颁布出台了《拜杜法案》、《联邦技术转移法》、《美国发明家保护法令》、《技术转移商业化法案》等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扩充了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内容，进一步提升了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了发展本国经济，提升国际竞争力，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积极推动世贸组织达成知识产权相关协议，形成国际贸易新规则。挪威、芬兰和丹麦等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也在不断的变化，针对一些特别的知识产权，还给与特殊的法律保护。例如以往的独创性是保护数据库的必要条件，而经过发展，对数据库的保护也扩展到基础数据本身。

（二）国内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现状

相较于世界发达国家，基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滞后性和时代局限性是国内知识产权刑法保护难以避免的瓶颈。现阶段，国内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主要集中于《刑法》以及各单行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纵观各国发展，在知识产权保护手段方面，不得不承认，刑法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最强手段，我国学术界和司法实践针对这一点的看法都较为一致。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能够健康发展。通过正确、及时地审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有效的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分子，切实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从而达到警示他人，预防知识产权侵权犯罪的发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和谐发展。尽管我国具有相对完备的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立法，但是我们仍旧不能忽视司法操作中面对的难题。在打击盗版、侵犯专利、假冒商标以及其他知识产权犯罪的执法活动中，要揪出真正的制假者，使其能够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依旧道阻且长。从实践来看，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仍不容乐观，具体表现为：

1．市场秩序混乱，造假严重，山寨横行。

2．权利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虽然经过千辛万苦取得了发明成果，但是保护、注册意识缺乏，使得知识产权成果被他人抢注，近些年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观，但是仍不容乐观。

3．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保护缺乏主动性。除去《刑法》外，就只有2001年1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31次会议、2004年11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2007年4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22次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75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这两个司法解释，都是在被动的情况下指定颁布实施的，不具有前瞻性。

4．知识产权的刑事司法保护少之又少。原因有二，其一，《刑法》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规定的门槛较高，一般都要求以“营利为目的且数额巨大”才达到刑事追诉的标准；其二，很多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都以民事案件立案审结。

三、如何健全我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

当今世界各国都已将知识产权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上文所述，刑法作为最强有力的保护手段，其立法是否完善、配置是否合理，直接决定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效果。笔者认为，我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完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关于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只有《刑法》第213-219条以及两个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刑法规定的是六中知识产权，关于新兴的知识产权，如科技成果奖励权、地理标志权、域名权等未做规定。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即使发生严重侵犯这些知识产权，也不能规定为犯罪，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此外，为适时的打击知识产权犯罪，保护正当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仍然需要及时更新和完善相关司法解释，以指导司法实践。

（二）界定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与行政保护的界限

目前在我国知识产权以刑事案件立案的很少，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我国关于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与行政保护界限不够明确。我国实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采取的是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相结合的双轨制，这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不同。可以这样说，虽然双轨制的做法对于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作用明显，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一做法也提高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门槛。因此笔者建议，在大的法治社会背景下，应该在知识产权领域逐步弱化行政保护，强化刑法保护，建立一支专业素质高的执法队伍，专门负责处理知识产权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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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性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问世之前，对知识产权还谈不上广泛的国际保护。因为．此前各个国家一般仅对本国国民的知识财产提供保护，而对外国知识产权仅接互惠原则保护，单方面对外国知识产权提供法律保护仅局限于个别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多数国家还未赋予外国国民享有相应的民事法律地位，因而难以产生大量的具有跨国因素的知识产权法律关系。所以，法律冲突现象还是个别的。但是，当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1886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出现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公约所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使一成员国的国民在其他所有成员国内享有与该国国民相同的权利，从而取得了相应的民事法律地位，导致跨国知识产权关系的大量产生，为法律冲突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由于各国法律对取得知识产权的条件、审批程序、保护范围、保护期限、保护方法和保护体制等方面的规定不同，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没有也不可能完全统一各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国内法，因而在规定了若干统一保护标准时，又确立了以国民待遇为基础的独立保护原则，允许各国自行其事，这就使得法律冲突的产生有了现实的肥厚土壤。

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国家都是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成员国。关于知识产权的国际私法的重要规则首先是产生于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是国际条约所确立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的产物。对于条约中不存在统一的实体规则的问题，需要借助于条约内的和各国国内法上的冲突规则来解决。国际私法规则特别是其冲突法规则，不管其是来源于国际条约还是国内法，都起着不可或缺的连接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和国内保护体系的媒介作用。

关于知识产权法律适用，历来有以普遍主义为基础的来源国法说和以属地主义为基础的保护国法说。目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尤其是在实践上，保护国法说占统治地位，但来源国法说也有其市场。

保护国法主义

在知识产权法律适用方面目前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张是保护国法主义。这种主张的理由主要以国际条约的规定为根据。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等均以国民待遇为基础。《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所确立的内外国人平等的国民待遇原则是保护国法主张的有力根据。保护国法主义主张，按照《巴黎公约》第2条和第3条以及《伯尔尼公约》第5条，工业产权和著作权只能依被要求保护国法而定，而不能依其它法律如来源国法而定。按照这种见解，依保护国法所产生的工业产权，不仅包括狭义的工业产权，即关于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商标的权利，而且包括《巴黎公约》第2条和第3条范畴内广义的工业产权，例如原产地名称权等。工业产权的成立由属地法即权利授予国法或注册登记国法决定，工业产权的效力存续及消灭仅及于授予国或注册登记国的领域范围内；关于工业产权的禁止请求和损害赔偿请求也依保护国法。这样，一项由德国国民作出并首先在德国受专利保护的发明是否能在荷兰或英国被利用应依授予该发明以专利的荷兰法或英国法。就著作权而言，由于它一般是自动产生的，按照保护国法主义，作品来源国以外的按《伯尔尼公约》负有义务的所有其他成员国的保护就是保护国法的保护，作品在这类国家的的保护当然由这些国家的法律规定。这方面的例子，如由法国作者创作的作品首次在法国出版后，在比利时或意大利被复制，那么该作品在比利时或意大利的法律地位应依比利时法或意大利法而定。《伯尔尼公约》多处使用了“保护国”这一提法。公约第5条第2款规定．除公约另有规定外，受保护的程序以及救济方式完全适用保护国法。第6条之2第2款和第3款规定，作者死后其精神权利的行使以及其救济方法由保护国法确定。第7条第8款规定，保护期的确定由保护国法决定。第14条之2第1项规定，电影作品的所有权由保护国法确定。第14条之2第2款C段还规定，保护要求国可以规定专门合同的合同形式。即使权利人的经常居住地有不同的规定，保护要求国也可以规定，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保护国法主张中最重要的概念是“保护国法”。保护国法被解释为在其领域内关于有关知识财产被使用方面出现了什么问题，而这类问题由其加以规定的国家的法律，也即是在其领域内被要求保护有关知识财产的国家的法律。它指的究竟是法院地法还是侵权行为地法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在实践中法院地法与侵权行为地法经常是一致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被侵权者都会在侵权行为他国法院提讼。该地往往是被告的户扭地或主要营业地。有关法院也会感到无需什么解释而适用其所在地法或侵权行为地法是顺理成章的。

采用保护国法的国内立法的例子很多。《法国民法典》第2305条规定，工业产权由注册或登记地法规定。1978年澳大利亚《国际私法》第34条第1项规定，无体财产权的成立、内容和消灭，依利用行为或侵害行为发生地国法。1979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34条规定，无形财产权的创立、内容和消灭，依使用行为或侵权行为发生地国家的法律。1979年《匈牙利国际私法法典》第3章规定，著作权依被请求保护国家的法律；创造人和发明人的权利，按照专利、商标和模型已注册国家的法律予以保护。1984年《秘鲁民法典》第2093条规定，涉外知识产权的物权的存在和效力，适用国际条约和专门法律，如后者不适用，则适用此类物权登记地法；承认和行使此类物权的条件，由本地法规定。1987年12月瑞士《国际私法》第11条第五项规定，无体财产权服从于该无体财产被要求保护国法。

在西方理论界，保护国法为许多学者所主张。沃尔夫认为，任何国家关于专利、著作权等问题均不适用外国法，或者说，根据外国法创设的这些权利不予承认。创设专利权的法律同样适用于这种权利的转让问题，著作权、商标和外观设计的权利也一样。即使对这类权利的转让是在外国进行也不适用行为地法而适用权利所在地法。努斯保姆认为，由创作而来的无体财产权，适用各个国家同内法。在有关国家的登记注册成立的专利权和商标权适用该国的法律，在数个国家注册成立的专利权只在该数国根据各该国法律有效。按这种属地主义．在内国发生的对外国无体财产的侵犯与在外国发生的对内国无体财产的侵害一样，不产生请求权。权利在哪个国家授予，该国就是权利所在国。

主张适用保护国法的理由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工业产权的产生是以授予行为为前提，其保护理所当然地应以该国法律为准；应允许法官拒绝适用他所不熟悉的外国法；对于来源于不同国家的智力财产．在同一国65家应避免对于同类行为给予不同的待遇；在著作权方面，可以避免让作者通过选择作品首次出版地来选择作品的适用法。

三、来源国法主义

与保护国法主张相对应的是来源国法的主张。在学说上彻底的来源主义主张是法国的巴丁的见解。巴丁认为，关于无体财产权，要考虑到其在法律上的稳定性，把它同特定的地域统一地联系起来。例如，专利依最初授予专利国法，在这种情况下不可否认后来授予专利的法律是保护的前提条件，但是，关于权利存在与否以及权利的存续期间则依最初授予专利国法。这类来源国法，在外观设计是最初登记地法，商标是最初使用地法。关于著作权，要将已发表的作品与未发表的作品加以区分。著作权的存在与否及其范围，发表了的作品依最初发表地法，而未发表的作品则依作本国法。

主张适用来源国法的理由可以归纳为：适用外国法的困难不应被夸大，也不应使这种困难在法律选择上起决定作用；应在不同的国家避免给相同的知识财产以不同的待遇；与其许可侵权人有机会选择适用法，不如允许知识财产的创造者选择，因为前一种允许更为不合理。

在适用来源国法的主张方面经常被举出的一个例子是有关商标权的。《巴黎公约》第6条之5a项规定，商标应“按原样注册”。在《巴黎公约》订立的当时，普遍认为商标权应依商标所有者的属人法决定，也就是依来源国法决定。1927年9月一家德国法院在其判决中认定，商标权同个人的人格权结合在一起，它具有人格权的性质，其效力应不只及于权利授予国的范围之内。德国法院此前的司法判决均认为，一个外国权利人在外国受到保护的商标如果在内国同时受保护，那么内国的商标权从属于作为来源国的外国商标权。另外，关于商标的国际注册，从冲突法的观点提出的问题是，国际注册商标是否依赖于来源国的保护，回答也是肯定的，因为按《马德里协定》，国际注册的商标必须首先在来源国注册。关于著作权，《伯尔尼公约》规定适用来源国法的地方不在个别。第2条第7款规定，一国对于被视为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将依赖于该作品来源国的现有保护；第6条第1款规定，一国对于某作品的保护范围，在该作品来源国对其实行某些限制的情况下，也将依赖于来源国现有的保护；第7条第8款规定，一国对作品的保护的期限，应依赖于来源国的保护期；第18条第1款规定，保护国对公约对其生效前所产生的作品的保护期应依来源国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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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选择的方法主要有:根据法律的性质、法律关系的性质、最密切联系原则、案件所涉及的利益分析、案件应取得的结果、有利于判决在外国得到承认和执行并求得判决一致的目的、当事人的自主意思等七种角度不同、但又有一定联系的方法来选择跨国案件的准据法。由于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牵涉到很多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法，运用合理的法律选择方法选择网络侵权案件的准据法显得尤为重要。有关网络侵权的法律适用，各国乃至国际公约都未作出明确的规定，我国法律也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法院的做法是:首先确立我国对案件的管辖权，然后适用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即法院地法)。

我国是如何确立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管辖权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条、第29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被告住所地、被告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或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都可以构成我国法院享有管辖权的连结点。与此同时，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对在我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之诉讼，可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涉外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

《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涉外民事诉讼优先适用国际条约的原则。这就表明如果国际社会对网络纠纷订立任何国际条约而我国政府又予以承认参加的话，涉外诉讼应当优先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对我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如果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提讼，而另一方当事人向我国法院提讼，我国法院可以受理。判决后，外国法院或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不予准许;但双方共同参加或者签订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外国法院不当管辖和审判某起以我国领域内的中国网站为被告的案件，我国法院对该判决可以不予承认和执行。

二、完善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建议

一国的法律是其国际地位、价值观念及国际社会现状的综合反映。随着世界经济的交融与发展，因此，我国知识产权法也逐步汇入了世界法制发展的洪流。我国知识产权冲突法立法应该在坚持我国的前提下，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吸纳外国法律中的合理成份为我所用。由于知识产权与传统私权在内容及调整方法上存在较大区别，所以我国知识产权冲突法的基本原则与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相比较而言，又有一些具体的表现。我国知识产权冲突法的基本原则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合理的知识产权地域性原则。 知识产权地域性原则是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特殊表现。我国在进行知识产权冲突法立法的过程中，总体上应坚持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征，因为这关系到我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问题。但随着国际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逐步交融，严格固守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已不符合时展的潮流，因此，我国法律应允许知识产权在一定情况下突破其地域性限制，在有多个侵权行为地的案件中，可以采取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等更为灵活的方法来选择案件的准据法。

2.加强国际合作的原则。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除了平等互利、相互信任、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外，还应加强国际合作。由于知识产权事关国家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各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方式和保护程度相差甚远，知识产权立法的国家合作与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究竟由哪一法律体系支配，至今国际社会仍在探索之中，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法律文件或国际惯例，甚至也没有达成基本的理论共识。虽然世界上一些国家已经建立了知识产权冲突法制度，但这些制度之间存在很大的歧义，很难说在同一跨国案件上能够达到消除法律冲突的效果。这说明在已有的国际立法合作的基础上，国际社会仍十分需要知识产权领域的合作与协调。这些合作的范围主要包括:知识产权地域性特征在一定范围内的突破，相互承认与执行对方法院的裁定与判决，统一实体法的制订等。

3．公正合理地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则。知识产权对发展各国经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在制定知识产权冲突法规范时，应把保护知识产权作为基本目标之一，但也不应过分强调保护权利人的利益，而抑制智力成果的流通。如在复杂的知识产权案件中，应运用灵活的法律选择方法选择最合理的法律作为准据法。在应适用的法律难以查明的情况下，法院就应当以此原则为指导来处理案件，而不能放弃不管。

三、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适用

按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我国也应规定知识产权侵权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这是知识产权地域性原则和传统国际私法“场所支配行为”原则在侵权关系中的具体体现。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侵权行为地针对权利人来说是被请求保护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99条规定:“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救济，适用请求保护地法。”我国立法可以借鉴这一规定。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网络技术和卫星技术的发展)，一个侵权行为往往产生几个侵权行为地。在这些案件中，仅仅规定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或请求保护地法是远远不够的，应当采取更加灵活的法律选择方法来确定准据法，如最密切联系原则、意思自治原则等。

对于知识产权合同的法律适用，我国法律没有对知识产权合同的法律适用进行规定，在实践中，把知识产权合同当作一般的民事合同看待。理论界也普遍认为，知识产权的转让“因其系通过合同来实现的，除了它要受到有关国家强行性法律的制约外，一般应用合同准据法的选择规则，按意思自治原则或最密切联系原则来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也把知识产权合同当作一般的合同看待。该示范法第97条规定:“有关知识产权的合同，适用本法关于合同的规定。”也就是说，允许当事人选择法律，如果没有选择，则适用合同的最密切联系地法。示范法还分别确定了技术转让合同、商标使用权转让合同、著作权转让合同的最密切联系地。该示范法第101条第1款第6项、第10项、第11项分别规定，“技术转让合同，适用受让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商标使用权转让合同，适用转让人营业所所在地法”。“著作权转让合同，适用著作权所有人住所地或者惯常居所地法”。

笔者认为，不应把知识产权合同当作一般的民事合同看待。知识合同是由知识产权本体关系与合同关系构成的，其中知识产权法律关系是主导关系，体现着知识产权合同的最基本特征。按照萨维尼首创的“法律关系本座(seat)理论”，在知识产权许可、转让关系中，应把引起知识产权本体关系的事实与契约关系的事实分离，并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在《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拟定的冲突规则中，通过当事人意思自治来选择法律适用的方法也限于合同关系。因此，知识产权本体关系仍然应当适用保护国法。但保护国有很多个，知识产权转让往往只牵涉到一个国家，因此，知识产权本体关系的准据法定位于标的所在地的法律为宜，这样也能避免与不具有知识产权保护资格的当事人进行交易;与知识产权无关的纯合同关系仍运用传统国际私法中的连结点来选择法律，如关于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契约成立、效力及债的履行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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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rips与澳门知识产权法律框架 3

（三）、Trips与澳门在知识产权中的宗旨与基本原则 5

二、Trips与澳门著作权的范围、效力和保护标准比较 6

（一）、关于文学艺术作品 6

（二）、关于计算机软件及其数据库的保护 7

（三）、关于出租权的保护 7

（四）．关于表演者、唱片及录音制品的制作者、广播组织的邻接权 8

三、Trips与澳门著作权对知识产权的实施比较 9

（一）、刑事违法行为 9

（二）、行政违法行为 10

（四）、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的公布 以及WTO安全例外条款 10

四、结束语 12

一、导论

（一）、Trips与澳门对知识产权含义的不同处理

就知识产权的概念而言，自从十七世纪法国人卡普左夫使用“知识产权”这个概念和18世纪中期德国在活字印刷术中使用知识产权内涵开始，知识产权已经历了300年左右的历史。 对知识产权的概念也有了广义与狭义的之分。

广义的知识产权包括人类一切智力创作的成果，即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的规定，其权利内容主要有以下各项： 1）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2）表演艺术家的表演以及唱片和广播节目；3）人类一切活动领域的发明；4）科学发现；5）工业品外观设计；6）商标、服务标记以及商业名称和标志；7）制止不正当竞争，以及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内由于智力活动而产生的一切其它权利。需要注意的是，该规定涉及的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是相当广泛的。虽然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参加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包括澳门地区在内），也即大多数国家原则上已同意该公约广义知识产权界定的范围，但是中国澳门与各国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将科学发现排斥于法律所保护的排他性的权利之外，不授予科学发现以任何财产权利。在世界各国立法中，真正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称的“知识产权”的内容都当作知识产权予以保护的国家，并不多见。Trips由于是与贸易有关的协议，因而广义知识产权中的科学发现权与民间文学有关的权利也没有涉及。可见，各国及trips在概念上认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的规定，但在立法上有所限制。

狭义的知识产权，或称传统的知识产权，则包括工业产权和版权（即“著作权”）两部分。中国澳门已加入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规定：工业产权的保护对象有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商标、服务标记、厂商名称、货源标记或原产地名称和制止不正当竞争；目前对工业产权应作比较宽泛的理解，不仅应适用于工业和商业本身，而且也应同样适用于农业和采掘业，适应于一切制成品或天然产品。版权则包括作者权与传播者权等。目前，中国澳门与世界各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于传统知识产权（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和版权）的认识比较一致。大多数国家的知识产权立法正是在对这种狭义知识产权概念的认识指导下进行的。许多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签订，也可以认为是这种观念的产物。而trips没有规范狭义知识产权中的实用技术专有权的一部分内容，例如“实用新型”。可见，这个协议中所涉及的知识产权既非中国澳门与各国通常理解的狭义的知识产权，也非“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中所定义的广义的知识产权。这一协议中的知识产权的范围是与国际贸易实践中一些经济大国在对外贸易中保护本国利益的实际需要相关。

（二）、Trips与澳门知识产权法律框架

《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 是WTO文件的一个附件。WTO的文件可以用一个基本法，两项程序法与四项部门法来归纳：

基本法是《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 ；两项程序法是《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与《贸易政策审议机制》 ；四项部门法是《多边货物贸易协议》 《服务贸易总协议与附件》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诸边贸易协议》 。上述协议除了《诸边贸易协议》，不允许成员挑选，要么全部签署，要么全部不签。而其中的《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 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地位很重要。他与《关贸总协议》(GATT) 和《服务贸易总 协议》（GATS） 的地位也是平行的。它也可译为“与贸易（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在内）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WTO的《知识产权协议》法律框架有七个部分，共73条。主要内容有：一般规定和基本原则，关于知识产权的效力、范围及使用标准，知识产权的执法，知识产权的获得、维护及相关程序，争端的防止和解决，过渡安排，机构安排、最后条款等。

在澳门，知识产权法律框架（也即主要内容）是由著作权（版权）和工业产权两个方面组成：

一、著作权（版权）方面：

澳门的著作权一直以来主要适用1972年从葡萄牙延伸至澳门的著作权法。事实上，近数十年以来，科技的速度发展及在著作权方面所兴起的国际新类型均使法律不相适应。而11月25日第 4/85/M号法律及5月4日第17/98M号法令则只能填补其中部分法律漏洞。又鉴于目前存在非法大量复制计算机程序、录音制品及录像制品以及将其进行交易的情况，因此，有需要对相关法令进行修订。此现行法规不合时宜的局面，在相当程度上亦是基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澳门承担国际义务而造成的，同时也是非法大量复制计算机程序、录音制品及录像制品以及这些交易行为对知识产权的侵害已达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的原因。此外，这种行为也已对本地区与其贸易伙伴间的关系构成重大阻碍。本地区加入该WTO组织，即须同时受《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约束，而该协议则带来多项义务，其中包括须将域内实施的法规配合《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1971年《巴黎文本》、以及配合1961年于罗马签订的《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录制者和广播组织罗马公约》的义务。基于上述各项理由，几年来澳门政府一直认为有必要核准新法规，并且也核准新法规，以履行本地区须遵守的国际义务，并同时响应在著作权法方面的现代化需要。

现行的澳门的著作权（版权）包括以下范围：著作权制度有关法例除了《著作权制度》（97/99/M）外，还有其它适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有关著作权法例、公约和协议，包括有规范八月十六日第43／99／M号法令第195条至第200条、《计算机程序、录音制品、录像制品的商业及工业活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世界版权公约、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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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加快融入全球经济的时候,知识产权保护同样也给我国的发展亮起了红灯。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以及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时候,知识产权危机给这一全球化进程蒙上了一层阴影,因此,在激烈的国际经贸竞争和深层的知识产权壁垒面前,努力为开发和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创造有利的环境,不断提高有关企业运用知识产权的能力和水平显得尤其重要。

一、目前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现状

1、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便开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建设。根据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并通过借鉴国际公约、条约规定和其他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方面的现金经验,不断建立和完善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体系。目前,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主要由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这三个部分组成,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得到了世界各国及及国际组织的普遍认可。另外,中国还在积极研究并制定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新法律和法规。

2、参加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的情况中国在不断健全和完善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建设的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相继参加了一些主要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条约及有关的协定。从1980年中国加入《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起至今,已经先后加入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等各种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议或条约。此外,中国还积极研究加入其他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条约。

3、开展提高知识产权意识宣传活动情况当前,中国政府围绕着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侵权盗版,采取了一系列宣传措施,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通过采访、电视广播、定期举办研讨会等方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宣传,特别是对新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进行了相对广泛宣传和教育。另一方面将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教育纳入到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并通过强化舆论监督、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对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了公共课曝光,意在起到震慑犯罪、警示违规的效果。

4、知识产权的执法情况中国知识产权执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用政府用行政手段来保护知识产权。一方面,根据专利法相关方面的规定,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可以设立专利管理机关;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为有效实施着作权法,专门成立国家版权局,各省市也相应地建立了版权行政管理部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基本确定,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以《专利法》、《商标法》、《着作权法》为主体,辅之以各项保护条例,如《植物新品种保条例》、《集成电路布图保护条例》以及《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修订草案)》。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的成就还可以表现在《民法》、《刑法》中的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门条款上,以及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中有专章保护知识产权的内容。另外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从只重视行政保护转为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并重,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法规均由人民法院最终执行,同时也加大了执法力度。与此同时,企业也开始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提高了企业自身的防范能力和保护意识。

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1、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自1982你那《商标法》制定以来,虽然中国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制度,中国许多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仍然不强,不能及时地自己的研发结果转化为知识产权,特别是在国外申请知识产权的意识严重不够,致使很多科研成果得不到有关国家和地区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甚至使得一些国有品牌在国外许多地方被恶意抢注;即使一些企业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但是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不能及时的运用法律武器扞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导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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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人数 30人

团队建立时间 1992年

主营业务领域

知识产权诉讼，既办理传统的知识产权案件，也办理软件、网络、集成电路、半导体芯片、动植物品种、新药、驰名商标、地理标记、原产地名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商业秘密等新型知识产权案件；担任知识产权法律顾问，为客户制定知识产权战略；商标专利申请；知识产权侵权调查和申请禁令以及其他知识产权业务。

团队介绍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992年，是中国大陆境内设立最早的合伙制事务所之一，现已经发展成为国内名列前茅的大型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目前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拥有执业律师358人，总人数500人，在北京、上海、深圳、沈阳、济南、西安、成都、合肥等地设有办公室，业务涉及30多个领域，在北京律所总收入排名保持在前十名之内。金诚同达在成立之初，就以“面向科技领域、面向科技企业、面向科技成果、面向科技人才”为服务方向，创出了知识产权为主业的服务品牌。金诚同达律师在协助企业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方面和专利、商标、软件、商业秘密诉讼方面的专长受到同行广泛承认。我们不仅熟悉知识产权方面的国际公约、国内法律法规与政策性规定，还过大量知识产权诉讼案件，其中不少是国内著名的知识产权案件。所经手的知识产权业务类型较多，多起业务在国内属于首例，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金诚同达从传统的知识产权业务开始，又迈向了提供网络知识产权、电子商务、许可证贸易、特许经营和高新技术等高端知识产权业务的法律服务。客户集中在高科技企业、上市公司、跨国公司和成长型的公司。产业领域广布于信息技术、电讯、生物基因、生物医药、材料、电子、软件、多媒体、制造业等范围。特别是在处理与因特网有关的法律事务上有丰富经验。金诚同达还与著名的商标、专利公司紧密合作，协助中外企业在中国注册商标、申请专利、进行软件登记、域名注册和办理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等。

主要成果及获奖情况

1.完成了《广告主知识产权保护专题研究》

2. 《知识产权法律服务与律师实务》主编，2009年法律出版社；《知识产权律师实务与法律服务技能（1）》共同主编，2010年法律出版社；《知识产权审判与知识产权法律实务》共同主编，2011年法律出版社；《知识产权律师实务与法律服务技能（2）》，共同主编，2012年法律出版社；《中国知识产权律师实务（2013）》，共同主编，2013年法律出版社。

3. 《新形势下广告行业发展的四大法律课题》

4.接受国家工商管理总局的委托，负责《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之商业秘密部分修改建议的起草工作；接受公安部的委托主持起草《公安部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程序指引（建议稿）》。其中完成了《商业秘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法律依据亟待完善》；《商业秘密犯罪管辖问题需要规范和完善》；《技术引进费用可否作为商业秘密犯罪损失的计算依据》等。

5.参与起草和修订《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游戏管理暂行规定》、《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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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制度是尊重创造性劳动和激励创新的一项基本制度，是建设法治国家和诚信社会的重要内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各国发展科技、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纵观百年，知识产权地位一直在强劲攀升。有关研究和统计表明，在全球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中，知识产权贡献的份额已经由20世纪初的5%上升到今天的80%-90%；世界上20个左右的创新型国家拥有全球90%以上的发明专利；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无形资产对全球500强企业发展的贡献率已超过80%。据商务部的统计，从2005年开始，知识产权带来的贸易壁垒对中国的影响已超过反倾销，涉及主要的100类商品，损失已超过2000亿美元。我国企业因在海外遭遇知识产权诉讼而支付的赔偿金已超10亿美元。

一、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法理基础

知识产权滥用是权利滥用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体现。权利滥用是指权利人在行使权利中故意超越权利界线损害他人的行为。知识产权权利滥用是相对于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使而言,它是指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在行使某权利时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或者正当的界限,导致对权利的不正当利用,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关于禁止权利滥用的法律观念最早见于罗马法，是从对权利滥用即从禁止的方面来制定规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规则即是“使任何人不滥用己物乃系公共利益之所在。在罗马法学家看来,任何人不得恶意地使用自己的有体物和无体物，如各种财产权利,这是立法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出发而确立的制度价值所在。在后世立法中，禁止权利滥用逐渐地成为法律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外在表现为对权利使用加以一定限制。但法律禁止权利滥用并不是为了对权利施加限制,其深层次的目标是为了保护和实现权利。法律禁止权利滥用是一种积极捍卫权利的手段,它是为权利而限制权利,与法律保护权利可谓是一体两面。

二、知识产权保护与滥用之利益平衡机制

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充分尊重和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既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要求，也是一个基本的法律规则。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中国也需要适应科技、经济发展和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发展的趋势，通过进一步完善立法、严格执法来促进知识产权的充分和有效的保护。但是，知识产权保护不能神圣化和绝对化，而必须有一个合理与适度的界限。需要强调“适度保护”，以使权利人利益的保护和需要合法获得知识和信息的一般社会公众的利益协调与平衡，从而实现知识产品的社会效用的最大化。

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的确立就是利益平衡的结果，是法律对私权的保护和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需求的权衡。知识产权法通过赋予和保护知识产权，期望实现激励知识创新、增进社会利益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目标。激励创新是知识产权机制的最基本、最主要的目的。知识产权的激励机制就在于，基于知识创造活动的特点，知识产权法明确赋予知识创造者以某种专有权，让其对该知识产品享有在一定期限内的独占权，这就以利益驱动机制刺激这种知识创造活动持续地进行，促进技术起步，进而不断地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和燃料。但在知识产权的运用和实践中，权利的本质有时却发生了变化，衍生出与权利保护目的相矛盾的力量。整个知识产权制度不再注重维持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而是表现为权利人日益将其权利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知识产权制度出现了异化。

知识产权制度除了要实现激励创新的目标外，还要实现维护社会公正的目标，其具体表现为知识产权在界定和保护上要受到某种限制。例如法定与强制许可制度以及合理使用制度等，均是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体现，从而实现所谓知识产权与公共利益的价值平衡。知识产权制度设计既要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从而促进知识产品创造，同时也需要防止由于知识产权的权利滥用而对国家、公众和他人利益造成损害。在知识产权的现实制度运行层面来看，赋予知识产品以垄断性私人产权的制度，虽有助于刺激知识产品创新，但难免给知识产品独占者攫取垄断利益大开方便之门。同时，由于知识产权的国家赋予是建立在社会大众行当让渡使用与获取知识产品的自由权这种代价的基础上。因而知识产权这一垄断性特权的赋予，也可能为权利人妨碍创新知识产品的使用与传播创设了“合法化”的借口。

创造性智力成果等知识产品的生产与使用，总是存在制度经济学上所谓知识生产的个体性与知识使用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为解决此种矛盾，知识产权制度设计在赋予知识产权人以专有权利的同时，也创设适度而必要的权利行使的限制机制。

三、完善我国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体系

（一）现行法律法规对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定

1.知识产权法的规定。（1）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取得和行使都必须遵循合法的原则。《专利法》第5条规定：“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著作权法》第4条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2）对知识产权的权利行使进行了合理的限制。如《专利法》第六章“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第69条所规定的不视为侵权的五种情形，《著作权法》第2章第4节“权利的限制”。

2.反垄断法的规定。《反垄断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

3.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其他的法律中，对于禁止知识产权的滥用也有所涉及，《民法通则》第7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此条的规定，也包括了行使知识产权的民事活动。另外，《合同法》第329条、《对外贸易法》第五章《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等的规定，都涉及知识产权的有关行为。

4.TRIPS协议的规定。在专门规定有关知识产权问题的 TRIPS 协议中，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也进行了限制。TRIPS 协议的第 8 条以及第 40 条中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作了明确规定。总的来说，就是允许各成员国在不违反 TRIPS 协议的前提下，为了公众健康、社会公共利益等可以对知识产权加以限制，主要就是可以实施知识产权的强制许可，并可以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采取强制措施，还有在国际技术转让中不得有不合理限制贸易的行为或有消极影响的行为。此外 TRIPS 协议的第 13条、第16条第1款、第17条、第24条第8款、第26条第2款和第30条中分别提出了对著作权、商标权等具体的权利给予了限制。

从上述内容来看，虽然我国的法律法规对知识产权滥用有所规定，但规定的比较原则、零散，且较为粗糙，不利于在司法实践中把握和操作，导致不能统一、准确地认定知识产权的滥用行为。

（二）完善我国禁止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设想

1.在知识产权法中进一步明确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是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民法通则》第 7 条的规定被视为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立法依据。 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在于填补法律漏洞，为审判实践提供依据。同时，应当在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等法律中明确地规定：禁止专利权滥用、禁止著作权滥用、禁止商标权滥用等,并且对相关概念加以界定, 增强其可操作性。

2.完善、修改现有知识产权中有关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定。可以借鉴美、日、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关于知识产权滥用立法的经验，同时在TRIPS协议的框架下，对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进行修改，进一步明确、细化有关知识产权滥用的条款, 为处理有关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3.细化反垄断法中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定，明确责任

虽然《反垄断法》已经正式实施，但目前它仅是一些原则性规定，其顺利实施并发挥应有作用还有赖于大量相互配套的法规出台，以及专业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的合理有效配合。在禁止知识产权滥用方面，建议制定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或实施细则、条例，集中、完整地规定一定时期关于在知识产权领域适用反垄断法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同时，现行的《反垄断法》仅注重行政责任的规定，对民事责任的规定很笼统，且没有刑事责任。因此，应该规定及进一步完善上述三种责任。

4.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营造公平、公正的国际竞争环境。除了完善国内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外，我们还应当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与修改。融入世界越深，我们要遵守的规则就越多，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制约，这是必然的。作为发展中大国，将不仅仅满足于作国际体系的参与者，而将更积极地扮演维护者和建设者。这就要求中国不仅要模范遵守现有的国际规则，更要积极参与到制定新规则的进程中去。通过参与制定国际规则，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营造公平、公正的国际竞争环境。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强化国家法律?如何对待一些新理念，新文化，新规范等。这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迎接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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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知识产权法律明确规定（主要是采取列举方式）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如果行为主体和行为内容都是单一的，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和适用法律就比较简单，基本上是采取“对号入座”进行认定和处理。但现实生活的纷繁复杂，使知识产权审判工作遇到的情况和问题往往也是错综复杂的。例如由于知识产权本身的特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主体和行为内容往往都不是单一的，许多情况下都是存在多个侵权主体和多个侵权行为，但他们之间又不一定是共同侵权行为，而且有时行为还可能是不规范的，因此在侵权认定和实体处理上都有不同于一般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的特点，在具体问题上存在一些难点。这些情况引起了对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归责原则的争论，例如在知识产权浸权行为的认定上是否还要贯彻过错责任原则，有无无过错责任、是否可以采取过错推定的办法等等。

笔者认为，就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而言，根据我国法律体系目前仍属于民事法律中的民事责任范畴。民法通则第106条明确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在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上，如果法律没有特别规定，就应当依照民法通则关于民事责任构成的规定处理。目前在民法通则和知识产权专门法中没有规定侵犯知识产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那么就应当按照过错责任原则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但针对知识产权审判实践中的一些具体情况，可以对一些难以确定当事人主观状态的行为适用过错推定的原则。例如出版社因出版了有少量抄袭内容的作品发生侵权，如果从主观上不能明确认定出版社是明知的，就可以根据抄袭行为和出版行为的具体情况来推定其有无过错。另外，对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的行为，也存在对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进行推定的问题。例如我院审理的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等八家影视公司分别诉北京市先科激光商场、北京市文化艺术出版社音像大世界侵犯电影作品著作权纠纷共计十六案，是中美两国政府1992年签署《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生效后中国法院受理的首批美国公司状告中国公司侵犯电影作品著作权的重大涉外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美国影视公司对其电影作品享有的著作权受中国著作权法的保护。两被告销售的上述激光视盘系他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而复制的，故该激光视盘属于侵权复制品。两被告作为音像制品的专业销售商，销售侵犯外国作品著作权的激光视盘的行为主观上有过错。同时，两被告的销售行为客观上也损害了上述原告的合法权益。依照著作权法第45条第5项的规定，判决两被告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停止侵权和赔偿损失。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本案的认定和处理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肯定。199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将本案作为全国法院审理的典型知识产权案例进行。

本案关于侵权行为的认定就涉及过错推定的问题。原告仅起诉销售商，这涉及能否单独追究销售行为侵犯著作权的法律责任。此前在著作权司法审判中还没有先例。从本案看，原告指控的主要事实清楚，即被告销售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电影作品激光视盘，该激光视盘属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侵权复制品。对此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作为音像制品的销售商，其销售行为是否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这就要审查被告销售侵权视盘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这涉及到被告对经销的激光视盘是否有审查其版权合法性的义务。这是被告坚持其不构成侵权的最主要理由。在本案中，侵犯著作权的主观过错的判断要分析其行为时的主观状态和法律赋予它的有关义务。被告作为音像制品的专业销售商，应注意著作权法律和国家有关部门对销售音像制品的规定。特别是在中国加入有关国际著作权公约、条约后，有关音像制品的销售商不仅要遵守行业管理规定，而且要注意销售的音像制品是否可能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对于外国作品，销售商更应该加以注意。尽管被告销售的激光视盘属第三方提供的正式出版物，但其以此作为免责的理由不能成立，仍应认定被告销售侵犯外国作品著作权的激光视盘的行为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有主观上的过错。

二、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内容

一般情况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具有财产性质的民事法律责任，具有财产给付的性质。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作为一种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也具有这种性质。但随着人身权纳入民法的保护范畴，非财产责任也已经成为民事责任的重要内容。因此，知识产权作为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双重性质的民事权利，在发生侵权损害赔偿时，必然存在财产责任和非财产责任的适用问题。有人认为，知识产权中只有著作权才有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双重性质，但笔者认为实践中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并不仅仅产生损害财产权益的后果，相反往往产生损害权利人人身权益的后果。如果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人身损害，行为人当然应承担侵犯人身权的法律责任，例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因此，在审理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时，应将财产责任和非财产责任的适用都作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内容。这一原则虽然没有在知识产权各专门法中都作规定，但在民法通则第118条中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财产责任和非财产责任已经有了明确规定。当然在具体适用财产责任和非财产责任时，还应当考虑案件的实际情况，要审查是否存在人身权和财产权都受到损害的客观事实。

三、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适用

（一）非财产责任和财产责任的适用：

非财产责任的适用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来确定是否适用和如何适用非财产责任。民法通则第118条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的非财产责任形式有：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著作权法规定的非财产责任形式有：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专利法和商标法仅规定专利权人（商标权人）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要求有关专利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没有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非财产责任，但如果不正当竞争行为对权利人的商业信誉造成了损害，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非财产责任。根据这些规定，笔者认为，如果各专门法对侵权行为的非财产责任没有规定的，就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民事责任的有关规定。

财产责任的适用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就是赔偿损失的确定问题。虽然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有其特点，在确定赔偿时要加以考虑，但在原则上它与一般民事侵权行为确定损害赔偿没有实质区别。对财产责任的适用，本文后面将专门论述。

需要说明的是，法院审理的各类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在定性上主要适用知识产权各专门法的规定。实践中在确定民事责任和适用民事责任的法律条文时，专门法往往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够明确具体。例如，专利法没有侵权民事责任形式的规定，在处理专利侵权时就要适用民法通则关于民事责任形式的规定。关于侵权行为的连带责任，各专门法也没有规定，也要适用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

（二）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在具体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1）停止侵权责任的适用：①如果侵权行为已经停止，是否还要判决停止侵权？如果侵权行为已经完全结束，没有再进行的可能，就可以在审理查明部分说明侵权行为已经结束，而不必在判决主文里判决被告承担停止侵权的责任。如果侵权行为还可能延续或者侵权损害还存在，就应当判决被告承担这一义务。实践中的问题是不分情况，一概适用，这应当纠正。②根据各类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特点，判决停止侵权的内容应当是具体的，而不应是笼统判决停止侵权，应当判决被告停止某具体行为，例如停止出版发行、删除侵权内容、销毁侵权产品等。

（2）赔礼道歉与消除影响在民法通则中是两种独立的民事责任形式，主要在侵害人身权的民事责任中适用。在知识产权侵权责任适用中，在判决主文里很少区别二者，往往作为一项责任内容适用。这主要是由于在知识产权案件中，赔礼道歉与消除影响几乎都是要求侵权行为人在新闻媒体上履行义务，所以容易把二者合并在一起适用。应当注意的是，赔礼道歉与消除影响的责任并不是必须在新闻媒体上履行。实践中还要注意明确不履行此责任的法律后果和具体执行方式、手段。

（3）赔偿责任是明确“赔偿”、“赔偿损失”还是“支付”；侵权之日至判决之日期间的利息是否考虑，判决后不履行的责任是否明确，如果考虑，适用什么标准，同期贷款利率是否合适？虽然法律规定是赔偿损失，但实践中确定的赔偿额有时并不是原告的损失，所以笔者认为宜将赔偿责任明确为给付义务。为了体现司法保护力度，在必要时，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可以将侵权之日至判决之日期间应付赔偿额的利息作为原告损失判决被告承担。判决后不履行的责任可以通过执行程序解决，可以不在判决主文中涉及。

（4）诉讼费的确定和负担：应当贯彻谁败诉谁承担的原则。问题是知识产权案件中原告关于赔偿损失的举证有实际困难，其提出赔偿损失的数额往往与实际相差很大。如果法院判决只支持一部分，超出法院支持部分诉讼请求的诉讼费是否由原告承担？如果由其承担，其胜诉的价值显得没有意义。我们在审判实践中曾尝试，如果确认原告不属于滥用诉权的情况，只判决赔偿损失部分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超出判决赔偿部分的预收诉讼费则退回原告。如果原告对赔偿损失的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并坚持起诉的诉讼请求，那么诉讼费就应按起诉的请求确定，并根据其胜诉情况确定诉讼费的承担。

四、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中“赔偿损失”的适用问题

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赔偿损失问题，是目前审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遇到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又是一个直接决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对知识产权法制建设都会产生影响。

（一）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中“赔偿损失”的适用现状

现在实践中确定侵权赔偿数额的原则、方法尚在摸索中，存在许多难点：是完全执行填平原则，还是考虑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增加惩罚的因素；如何考虑损失原则和获利原则的一致性；在以许可费作为确定赔偿额的依据时，如何确定许可使用费的适用条件和标准，有无评估问题；在无法确定赔偿标准的情况下，是否应当允许法官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这在实践中主要是“酌情赔偿”。但在适用“酌情赔偿”时应对“酌情”的含义和准确性要加以考虑。专利、商标侵权案件中对赔偿损失的计算方法有司法解释，笔者认为著作权侵权赔偿数额的确定可以参照这些规定。

当事人在诉讼中请求的范围一般包括：直接损失、商誉损失，间接损失，律师费、调查取证费、差旅费，消除侵权影响的费用（广告）等。哪些请求合理，哪些应予以支持以及支持的标准都需要明确，以便保证审判工作中执法标准的统一。对于间接损失，如何在证据上确认，是否可以依一定事实和法律规定推定。因为侵权行为造成的间接损失是客观存在的。侵权行为往往导致权利人竞争优势的丧失或削弱，直接意味着权利人可得利益的丧失或减少。这种损失往往不是被告非法获利所能抵偿。

原告败诉的责任，被告是否可以反诉，能否判决原告赔偿被告的损失。我院在审理火星人公司诉尚洋电子公司侵犯软件著作权一案中，认定原告错误指控被告侵权，其行为属滥用诉权。根据被告的请求，法院在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同时，判决原告承担被告因诉讼遭受的损失。双方当事人对法院的判决未提起上诉。这是我院在促使权利人正确行使权利和公正保护当事人双方权益方面所作的一次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对于这种赔偿的依据和范围还需要明确。

（二）确定知识产权侵权赔偿责任的一些设想

篇12

知识产权为私权，是民法学界对知识产权属性的基本认识。知识产权是一种有别于动产与不动产所有权的知识财产所有权。民法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规范，应适用于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各项私权制度。

公权与私权的划分，是我们识别知识产权民法属性的理论工具。在古罗马时代，市民享有一种“市民权”（status civitatis），其内容即包括公权和私权。其中，公权是指市民法所规定的选举权（即参与议会制定法律和选举官吏的权利）和被选举权（即被选举为官吏或议员的权利）；私权则包括婚姻权、财产权、遗嘱能力和诉讼权。[1]后世学者关于公权与私权的划分，皆导源于罗马法理论。知识产权归类于私权，在于它具备私权的一般确认标准：第一，它是私人的权利。这里的私人，特指处于平等地位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知识产权是“关于平等主体相互之间的权利”。第二，它是私有的权利，私权是特定主体享有的私人权利，而不是一切人同享的公共权利。知识产权是“关于私人利益方面的权利”。第三，它是私法上的权利。根据私法自治的原则，允许“各个主体根据他的意志形成法律关系”。[2]知识产权是“私法上所确认的权利”。

知识财产私权化，是罗马法以来财产领域“非物质化”革命的结果。罗马法的物与物权制度是一个物质化的财产结构。有体物即为客观实在之物，自不待言；即便无体物，也具有强烈的“似物性”。[3]罗马法的物化财产结构，虽然缺乏包容非物质财富的制度空间，但其创制的“无形财产”学说，为“财产的非物质化革命”提供了关键性的概念工具和思想资料。[4]知识财产是为知识产权的客体，不同于物权所保护的“物”。黑格尔曾说，诸如精神技能、科学知识、艺术以及发明都可以像物那样进行交易并缔结契约，但它又是内部的精神的东西，所以理智上对于它的法律性质感到困惑。[5]黑格尔之惑给我们以下启示：第一，知识财产是区别于有形财产的另类客体，将其归类于物的范畴似有不当。但是，知识财产同有形财产一样可以成为交换的标的。第二，知识财产是精神内在的东西，但可以通过一定形式的“表达”而取得外部的“定在”。在这里，黑格尔揭示了知识财产的非物质性与其表现形式的客观性。根据民事客体理论，客观性是权利标的的一般特征，知识财产概莫能外。有形财产（物）的客观性表现为客观化的物质实体；知识财产的客观性则应理解为客观化的知识体系，即可认知性、可复制性。就波普尔所言，客观知识表明关于世界的真理独立于人们的主观世界。到目前为止，知识财产被描绘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资源，是由人类的集体劳动在整个过去的时间内完成的。[6]我们必须认识到，客体的差异性，是划分权利类型的基础。知识产权区别于其他财产权利，就在于其客体的非物质性。

对知识产权作出私权界定，其意义在于弘扬知识产权法所应有的民法精神。现代知识产权法的宗旨，在于保护创造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知识信息的广泛传播。从民法精神出发，知识产权法应确立两个基本法律观：一是私权神圣。这一私法理念强调，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各种私人权利受国家法律的特别尊重和充分保护。知识产权法的建构，深刻地体现了下列私法理念：以私权领域为依归。知识产权是知识类财产的权利形态，其基本属性与物权无异，都应归类于民事权利范畴；以权利制度为体系。知识产权法虽含有程序法、公法的规定，但仍然是以实体法为基础的私权制度。诸如权利的取得程序、变动程序、管理程序、救济程序等，无一不是以创造者权利为中心；以权利中心为本位。在知识产权法中，是权利决定义务，而不是义务决定权利，即是以权利为本位。在规范方法上以授权性规范为主要内容，在立法重心上以保护创造者权利为首要。二是利益平衡。依民法精神要求，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主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应当符合公平的价值理念。知识产权法所强调的利益衡平，实际上是同一定形态的权利限制、权利利用制度相联系。在这里，私权神圣，强调的是权利保护；利益衡平，主张的是权利限制。两者的关系并非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共存于知识产权的制度设计中。

关于知识产权为私权的民法分析，是一种将知识产权回归私法体系的努力。在过去一段时间，有的学者在肯定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同时，提出了“知识产权公权化”的命题，意图说明“知识产权兼具私权属性和公权属性”。[7]亦有学者针锋相对提出批判，认为“知识产权是纯粹私权”，“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干预，不可能使其从本质上变成私权和公权的混合体。”[8]笔者认为，现代私法发展变革的一个重要趋势，即是传统私法的权利本位理念有所动摇，私法自治原则有所限制。但是，国家对知识产权领域的干预，具体表现为知识产权在权能范围、效力范围等方面受到某些限制，但不可能改变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

二、特别人权：知识产权的人权理论分析

知识产权的人权蕴意，是对知识产权属性的一种理论假设。在学术界，关于知识产权本身是否为一项人权存有广泛争议，但对于知识产权具有人权意义并不否认。在人权理论的语境中解释知识产权，体现了尊重知识创造活动和智力成果价值的人文主义精神。启蒙思想家以此批判封建特许权，为近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建构进行辩护；当代人权学者以此审视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缺陷，为建立公正、合理的知识产权国际秩序提供理论依据。

人权定义、人权标准及国际人权公约规定，是分析知识产权人权问题的理论工具和法律依据。“一般来说，人权指的是那些人之生存所必需的、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但这些权利应当包含哪些内容，人们还未形成共识。”[9]何种权利属于人权，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法律文件有着不同的选择。关于人权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这一点上，美国《人权宣言》将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视为首要权利；而法国《人权宣言》却钟情于自由、财产和安全。[10]这里的财产包括通过人们劳动而产生的物质财产和知识财产。在国际人权书中，法律文件并没有明确将知识产权视为人权，但其中财产权条款和文化权利条款，使得知识产权具有某种人权意义。《世界人权宣言》第17条规定；“（1）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2）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其中的财产权条款经常被视为对知识产权进行人权保护的国际法依据。此外，《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规定：“（1）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活动，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2）人人对由于他创作的任何科学及文化或艺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后来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同样规定了参加社会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其产生利益的权利，对自己的智力成果享有法律保护的权利。关于知识产权的人权地位在公约起草中也是受到质疑的。主张者认为，联合国需要各种以道义和权威来保护各种形式的劳动成果，与有形财产一样，知识产权也需要得到保护；反对者则认为社会公众享有文化和科学进步的利益与个人对知识的垄断权利不能混为一谈，这种权利有可能约束社会公众对智力成果的分享。知识产权条款最终为国际人权公约所接受，主要考虑其有助于实现其他人权，而创造者权利的保护是社会公众实现文化自由以及获得科学进步利益的基本前提。[11]

在人权的视野中研究知识产权，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是否将知识产权视为人权。主张者的人权主张虽然相同，但其论点不尽一致。有人认为，启蒙思想家关于财产权与人权关系的阐述，是知识产权蕴含人权寓意的重要思想渊源。根据劳动财产权理论，作为人权的知识产权是“不可剥夺的”、“普遍权利要求”，从而将资本主义式的财产权与封建特许权区别开来。这种人权观构成了近代知识产权制度正当性的基础。[12]有的认为，对知识产权的人权属性，应该切入财产权的视角。只要《世界人权宣言》第17条没有被废除，“将知识产权作为人权保护，完全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作为人权看待的知识产权完全是与表现自由有关的著作权，而不包含具有强烈经济色彩的专利权、商标权。[13]有的进一步认为，“与其说知识产权是私权、财产权，毋宁说知识产权是一项人权，具有‘发展权’的属性”。“知识产权制度终极目的应当是‘发展’——个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发展以及全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14]反对者的人权悖论及其论点表现为惊人的一致。即从新人权观点出发，将人权解释为基本性和普遍性、道德性和终极性的权利，而知识产权具有国家授予性和可让与性、经济性和工具性。[15]还有人认为，创造者权利应当为区分两类：一类是作为财产权的知识产权，一类是作为文化权利的对知识财产的人权。国际人权书的知识产权条款应为对后者的规定。[16]

如何认识知识产权的人权意义。在人权理论中，知识产权制度功能有着更为全面而崇高的诠释。首先，按照普遍人权的社会要求，在一国范围内，任何人都可以凭借创造性劳动而取得权利，一切知识产权主体平等地的受到保护；在国际社会中，注重对一切民族、种族的智力成果给予平等的保护，促进各国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发展；其次，从至高无上的道德权利出发，对创造者权利的保护，其本身表现了对人类尊严、人类智慧的的尊重。再次，知识产权的保护模式和水准，应有助于其他人权的实现。根据人权公约要求，创造者的权利应与“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和“享受科学进步利益”的权利应保持一致，这一人权因素应高于“操纵知识产权法的简单经济运作”。[17]

如何解决知识产权与其他人权的冲突。自进入后TRIPS时代以来，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与基本人权的关系问题。按照国际人权组织的说法，《知识产权协定》中的知识产权制度与国际人权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18]这些冲突包括：表现自由与严格规范知识产权限制的冲突，隐私权与信息数据库权利扩张的冲突，公共健康权与药品专利实施限制性条件的冲突。如何处理知识产权与基本人权的关系，有两个问题必须加以考量：一是关于权利的冲突，应奉行“法益优先保护”的原则。相对于知识产权这一财产权利而言，基本人权应当具有优越地位即应看作是具有优先性的法价值。实行“法益优先保护”原则，意味着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不仅要符合国际知识产权公约的规定，而且不应与国际人权标准相冲突。二是关于权利的协调，应实行“利益衡平”的原则。其实，知识产权与上述各种人权在本质上可以达到一致。就人权体系而言，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私人财产就是与人权有关的基础性权利。这是我们实现权利协调的一个重要条件。“利益衡平”是民法精神和社会公德的要求，也是“人权思想和公共利益原则”的反映。它要求权利与义务主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应当符合公平的价值理念。这就是说，出于公共利益目标，出于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在一定情况下应对知识产权进行必要限制。

三、无形资产：知识产权的管理科学分析

知识产权在资本形态上表现为无形资产。[19]在管理学中，无形资产属于固定资产的范畴，是一种不具有实物形态的独占经济资源。运用管理学的基本范畴与方法，研究知识产权中的单一资产要素的产出发展和各个资产要素的综合应用，探求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资产资源在创造、流通各环节的运动规律，涉及到知识产权经营、管理、评估等方面的问题分析和对策谋划，具有重要的应用研究价值。

财产与资产的关系，是研究知识产权无形资产属性的理论起点。无形资产是我国管理学界的热点话题，其资产项目多涉及各类知识产权。管理学理论认为，资产应该是指企业或个人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能为企业或个人获得效益的经济资源，包括实物资产、无形资产、债权及其他经济资源。其中，无形资产又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技术秘密、特许经营权、租赁权、土地使用权、商誉等。上述无形资产的类别主要涉及但不限于知识产权。

在无形资产的管理学研究领域，知识形态资产要素即知识产权是为主要问题对象。“无形资产是各行各业的必备资源，它在单位总资产中的比重有超过有形资产的趋势。世界上当前单项资产价值最高的是无形资产，经济技术寿命最长的是无形资产”。[20]现代化的企业经营应以无形资产经营为主。特别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软资源和其他迅速增长的无形资产，构成了创造财富的主体资源。对于企业而言，企业固定资本、金融资本的重要性已经让位于企业所拥有的知识财产。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和他们的跨国公司极力将其拥有的智力成果优势转化为知识产权优势，最终形成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正如英国政府的一份白皮书所指出的那样，“竞争的胜负取决于我们能否充分利用自己独特的、有价值的和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资产，而这些资产就是我们所拥有的知识产权”。[2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围绕消费者的需求而构建的，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最关心的不是某个公司的组织架构、经营战略，而是其生产的产品，更确切的说是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品牌价值。因此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终落实到技术和品牌上来，而技术和品牌即是无形资产中的知识产权。

无形资产的管理学研究，应以各种知识形态资产要素的综合应用为重点。在无形资产的框架内，涉及到三类财产权利[22]：一是知识类财产权利。该类财产主要由知识、技术、信息等无形资产利益所构成，可以分为创造性成果与经营性标记，其权利形态包括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是为典型的知识产权；二是资信类财产权利。该类财产主要是经营领域中商誉、信用、形象等具有经济内容的商业人格利益。就其构成而言，其内在因素是主体的经营能力，包括经济状况、生产能力、产品质量、市场占有份额等；其外在因素是社会基于主体的信誉、形象等而给予评价和信赖。该类财产权利形态包括商誉权、信用权、形象权等，是为宽泛意义的知识产权。三是特许类财产权。该类财产由主管机关或社会组织所特别授予的资格、优惠、特权等法律利益所构成。该类财产与前述知识类财产、资信类财产不同，它不是基于所有人自己的创造性行为或经营性资信所形成，而是由某一机关或组织的特别授权所产生。此类财产的权利形态即为特许经营权。在企业无形资产经营管理中，应综合考虑各种知识产权的特点，制定一体化战略，才能确保知识形态资产总体效用的最大化。一般来说，企业技术优势依赖于专利权。企业在某个技术获取专利后，以其为基本专利，将有关改进技术及外围技术均申请专利，由此构造一个由基本技术和相关技术联结的专利网，形成企业的强势技术；而企业经营优势依赖于商标权。现代市场消费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从产品消费转向为品牌消费。企业必须通过商标制度来维持自己品牌的独特性，不断提高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形成企业的强势品牌。在企业无形资产资源的运作过程中，根据产品属性、技术进步的速度、消费者的特点以及同一企业不同品牌之间的溢出效用，[23]既要充分发挥各个知识形态资产的效应，又要以培育品牌为中心形成企业长久优势。这些即是我们构建企业知识产权一体化战略的理论基础。

四、公共政策：知识产权的政策科学分析

从国家层面看，知识产权是一种社会政策工具。是否保护知识产权，对哪些知识赋予私人财产权，采取什么标准保护知识产权，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根据现实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需要而作出的公共政策选择和安排。政策科学试图把政策过程科学化，旨在“解决与政治决策和政府决策相关的实际问题”[24]。对知识产权进行政策科学分析，可以揭示知识产权立法背后的政策立场，评价知识产权执法过程中的政策效果，提出知识产权法律变革的政策选择，从而从一个新的角度把握知识产权制度的合理内核。

知识产权法律是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这是政策科学对知识产权政策属性的基本概括。所谓知识产权政策，即是政府以国家的名义，通过制度配置和政策安排对于私人知识资源、归属、利用以及管理进行指导和规制，通常表现为一系列的法令、条例、规章、规划、计划、措施、项目等。关于知识产权作为私权和政策工具的关系，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作出如下说明：无论怎样称呼知识产权，我们最好将它视作公共政策的一种手段。授予个人或机构一些经济特权，以实现更大的公共利益，而这些特权只是一种目标实现手段，其本身并非目标。[25]可以认为，知识产权如同物权、债权一样是为私权，但知识产权同时具有某种超越私人本位的公共政策属性。实施公共政策通常会面临着一个“谁是政策的受益者，谁是政策的受损者”的问题，[26]即对知识财产利益进行分配和调整。作为“利益相关者”，涉及规制知识产品的创造者、传播者、利用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作为“利益分享者”，则要考虑独占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由于政策是社会中无数团体组织“释放和吸收”（give and take）的结果，没有一定公众支持的政策，在执行上将面临许多困难和阻力。[27]这一分析模式表明，在知识产权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国家既强调对特定主体的利益保护，又注重对不同主体的利益平衡。这种法律价值追求，反映了私人产权制度中的国家政策立场。法律变革中关于权利保护与权利限制的规定，实质上是知识产权政策的调整功能使然。因此，单向度的私权解读，仅是解释知识产权的一个方面，而政策工具所具有的弹性和包容性更具有理论和实践的解释能力。

知识产权政策成本与效益比较，是政策科学评价知识产权制度实施状况的分析工具。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解，任何制度的产生和选择都是人们对其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的结果，换言之，对知识产权进行制度安排，应能带来知识财富增长的净收益。知识产权政策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选择其来解决知识产品供给问题，较之市场自行解决问题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较低，按照科斯的说法，公共政策只是一种在市场解决问题时社会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替代选择。[28]上述分析，是政策科学对知识产权政策评价的一般理论说明。现实的问题是，公共政策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某一公共政策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较高，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负面影响。我们注意到，知识产权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完全释放应有的功能，“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往往成为评价这些国家知识产权运用效果的争议焦点。笔者认为，造成政策失灵的原因，主要是两点：一是制度外力强加而造成的“水土不服”。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指出：知识产权体系能够成为发展本土科技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那些已建立起科技基础结构的国家中。[29]但是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其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保护知识产权实际上只是保护了外国（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增加了本国创新的成本。因此，制度强加对于发展中国家并非好事。二是制度运作经验不足而导致“受制于人”。国际知识产权协会主席、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John Barton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差距，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运用制度的经验。上述分析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策运用比政策选择更为重要，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发展，必须通过知识产权政策的有效实施，才能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在国际经济、文化、科技竞争中争取主动。

知识产权制度应具有明确的目标取向，这是政策科学对知识产权政策选择的重要认识。美国学者弗兰克费希尔认为，无论公共政策通过何种途径而形成，都要涉及到实现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30]在目标取向方面，总政策处于统帅和引领地位。所谓总政策，是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运行起着根本性和决定性指导作用的政策，它是一种影响全局的政策，并基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始终具有较强的总括性和稳定性。[31]一般而言，公共政策的总体目标是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发展。在公共政策体系中，促进知识财富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目标，并不是知识产权政策独立承担的，上述目标取向也体现在其他公共政策中。此外，知识产权政策的某些规范在其它公共政策中也有所体现，知识产权政策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其它公共政策的配合。在公共政策体系中，与知识产权政策相关联的公共政策主要有文化教育政策、产业经济政策、科学技术政策、对外贸易政策等。作为政策决策主体的政府，其任务是发挥知识产权的政策导向作用，建立促进知识创新与利用的政策体系。在中国，现阶段知识产权的政策目标，表现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32]知识产权战略是主体通过规划、执行、评估等战略举措，谋求战略目标实现而采取的全局性、整体性的谋略和行动安排。它自身既是一个包括战略目标、战略任务、战略措施的动态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个服务特定总政策目标、发挥知识产权正效应的公共政策体系。可以说，中国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状况，是我们考查知识产权政策目标实现与法律适用成效的最终尺度，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成功与否，将决定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最终走向。

并非结束的结语

知识产权是国内外竞相关注的热点问题。考量知识产权制度一体化、国际化趋势，回应知识产权制度的现代化诉求，促进知识产权法律的本土化进程，推动知识产权政策的战略化实施等，是当前知识产权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 “十大关系”：一是知识产权法律的本土化路径与国际化趋势的关系；二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时代性要求与本国阶段性选择的关系；三是知识产权制度的价值属性与工具属性的关系；四是知识产权的私权神圣原则与知识传播的公共利益原则的关系；五是知识产权对网络技术、基因技术的保护与维护人类精神、文化和道德进步的关系；六是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与文化创新、科技创新的关系；七是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移植与法律精神内化的关系；八是知识产权贸易的全球化与中国经济、文化安全的关系；九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必要成本与本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利益实现的关系；十是知识产权制度安排中的单行立法与体系化、法典化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既无法简单沿用传统的法学理论来诠释，也不宜拘泥单一的学科知识作研究，我们应从法学理论出发，结合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技术科学、政策科学等理论，多元视角地考察知识产权制度的属性与功能。笔者期待永生学术界同仁共同努力，为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理性选择作出自己的思想贡献。

注释:

[1]周枬：《罗马法原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99-100页。

[2]参见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42页。

[3]所谓“似物性”，即“thing likeness”，意指与实体性财产和物质化财产的相似性，参见Peter Drahos， The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oston: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90， p.20.

[4]关于罗马法与知识产权制度之关系，可参见Russ Versteeg， “The Roman Law Roots of Copyright”， Maryland Law Review， Vol. 59， (2000)， p. 522；吴汉东：《罗马法的“无体物”理论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学理基础》，载《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1页。

[6]K. R. Popper， Objective Knowledge. Oxford，1972，Chapter Ⅲ. 转引自曲三强：《传统财产权理论与知识产权观念》，载《窃书就是偷——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产权》，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7]代表性著述有冯晓青等：《试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其公权化趋向》，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1期；李永明等：《论知识产权之公权性质》，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4期。

[8]代表性著述有吴汉东：《关于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再认识》，载《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孙海龙等：《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的解读和反思》，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5期。

[9]参见国际人权法教程项目组：《国际人权法教程》第一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10]参见国际人权法教程项目组：《国际人权法教程》第一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11]参见奥德丽R.查普曼:《将知识产权视为人权：与第15条第1款地3项有关的义务》，刘跃伟译，国家版权局：《版权公报》2001年第3期，第6页。

[12]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的私权与人权属性》，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

[13]参见张乃根：《论TRIPS协议框架下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关系》，载《法学家》2004年第4期

[14]参见吴峰：《知识产权、人权、发展》，载《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5]参见宋慧献、周艳敏：《冲突与平衡：知识产权的人权视野》，载《知识产权》2004年第2期。

[16]参见郑万青：《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关联辨析》，载《法学家》2007年第5期。

[17]参见奥德丽R.查普曼:《将知识产权视为人权：与第15条第1款地3项有关的义务》，刘跃伟译，国家版权局：《版权公报》2001年第3期，第7页。

[18]Richard Wilder， Powell， Goldstein， Frazer & Murphy LLP， “Inventors’ and Creators’ Rights as Basic Human Rights –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Human Rights”， Forum on Creativity and Inventions- A Better Future for Humanity in the 21st Century， (October， 2000)， p. 2.

[19]参见刘京城：《无形资产的价格形成及评估方法》，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4年，第7页。

[20]参见蔡吉祥：《无形资产学》，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年，第5页。

[21]See Tony Blair， “Our Competitive Future Building the Knowledge Driven Economy”， Presented to Parliament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de and Industry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December 1998)， p. 5.

[22]参见吴汉东：《财产的非物质化革命与革命的非物质财产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23]Gideon Parchomovsky & Peter Siegelman， “Towards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dham Law & Economics Research Paper No. 18， (April 2002)， p.26.

[24]参见弗兰克费希尔：《公共政策评估》，吴爱明、李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译者前言，第1页。

[25]参见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相结合——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的报告》，伦敦：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2002年9月，第6页。

[26]参见吴鸣：《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页。

[27]See Amitai Etzioni， “Mixed Scanning: A Third Approach to Decision-mak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27， No. 5 (December 1967)， p. 387.

[28]参见罗纳德科斯：《社会成本问题》，龚柏华、张乃根合译，载《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29]参见《英国政府对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的报告之回应》，iprcommission.org/Translations/DFID_Response_Chinese_FINAL.pdf，2011年1月21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