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决定性阶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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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或整个世界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负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危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产能过剩的危机，也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危机的爆发存在一定的规律。

经济危机所暴露的生产过剩，并不是生产出来的商品真正超过实际需要。要使现有的人口都能够富裕地生活，充分满足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生活资料并不是生产得太多了，而是生产得太少了。就生产资料来说，要使有劳动能力的人口都能够充分就业，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各生产部门还要进行大量的设备投资。生产资料同样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由此可见，生产过剩并不是绝对的过剩，而是相对的过剩。在市场经济社会以前的各个社会形态里，由于各种原因，以及上层社会的荒腐朽，也会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使生产和社会生活陷于严重的苦难和危机之中。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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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当前世界各国经济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无论从波及的范围，还是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看，这场金融危机都不亚于1929～1933年那场经济危机。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的文章非常多。而很多文章尤其是媒体报道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两个概念经常混淆使用，甚至互为替代，这是不对的。搞清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对于深入理解当前金融信机的性质和影响是必要的。

什么是经济危机

当代多数中国人头脑中的经济危机概念基本上来自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危机指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其表现为生产减少、工人大量失业、购买力和需求下降、通货膨胀等问题。

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内涵要比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宽泛得多。从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源来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主要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发的结果。爆发于1929～1933年间的美国经济危机，其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公，使得社会贫穷阶层和人口不断扩大，从而制约了社会消费能力，导致了社会生产的过剩。而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根源是多方面的，并非单一的。有政治，经济、金融和贸易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二战后，国家干预主义盛行，世界贸易一体化趋势加强，资本市场发达，金融领域创新活动频繁，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虚拟经济超实体经济加快发展。这些因素虽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但也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

举例来说，1970年由石油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利益集团的矛盾引发的；1996年亚洲金融危机则是由东南亚国家放松管制和过快的资本自由化、银行体系不完善、金融监管缺失，汇率制度僵化等原因造成的；2007年越南经济危机则主要是资本项目开放过早且金融体系不健全、监管不到位造成的；2007年美国金融领域中次贷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次级抵押贷款产品设计上存在固有的缺陷、国际和国内的流动性过剩等因素，深层上还有社会政治原因：政府长期以来为满足民众的愿望而偏好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房贷政策。

什么是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具体表现在金融萎缩，股价下跌，资金供给不足，流动性低，并引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经济萧条，甚至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动荡。

现代社会金融危机之所以频繁发生并迅速蔓延，这与发达的现代金融市场密切相关。由于实体经济迅速发展，货币制度硬约束的不复存在(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导致虚拟经济超常规发展。金融市场异常活跃，泡沫现象严重，这使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资本市场过度膨胀，流动性过剩加剧。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紧密，某一国或地区金融领域出现问题，立即会波及到世界各地，世界经济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格局。这些因素就好像一把双刃剑，既推动了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导致了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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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

市场经济体制有着宏观调控的内在要求,尽管目前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区别,宏观调控在这两种政治体制下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否顺畅,经济总体目标能否达到,宏观调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市场经济形态下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值得研究。

市场经济从产生到现在都是在国家干预下运行的。自16世纪市场经济建立以来,任何国家的实践模式都是在国家干预中进行,市场经济的运行不可能超出政府的控制。历史上各国先后实行过的重商主义政策、自由放任政策、凯恩斯主义政策以及后凯恩斯主义政策,都是政府主张实行国家干预的结果,区别只在于干预的方式和干预的力度而已。市场经济运行的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国家的操持,即使在崇尚自由放任的鼎盛阶段,主流经济学家也没有绝对排除国家必要的直接干预。斯密认为君主需要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并且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同样穆勒也肯定了必要的国家干预,他认为国家干预是和市场经济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弗里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不能排除政府的需要,市场经济如足球场,竞争的微观主体是足球队般的企业,宏观调控者是足球裁判般的国家政府。市场经济运行的态势优劣和成效高下,与宏观调控的能力和艺术有直接关系。

国家除了提供宏观调控,同时还在中观层面的产业和地区层次发挥着重要影响。产业政策是指一国为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促进与限制某项产业,规范产业组织,优化产业布局,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现代化主动干预产业经济活动的各种政策的集合。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以及各产业部门内部的构成。产业结构合理的调整能够促进经济的不断增长。人口地区结构是指生产要素在各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重点分析一个地区三大产业在地区GDP中的比重,以及进出口金额的比例。

二、现实的经济状态及其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中国经济受世界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正面临着经济发展中的又一次机遇和挑战,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将宏观调控政策迅速调整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随后相机推出以四万亿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政策,这些政策的有效应用使中国经济率先扭转困局,走上复苏之路。

不可否认,本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动摇了支撑中国经济的外部基础,显现了中国经济的痼疾。中国经济的增长一直以来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这两个利器,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出口产生很大冲击,使得出口急剧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变慢。目前,只有以本次经济危机为契机,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中国经济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思想,结合目前的经济状况,现行中国经济的运行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经济结构调整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作用弱化。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资源配置依赖政府一家作出,而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变革后,资源配置主要交由市场完成,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依照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一步的市场化在更大程度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必然带来边际效率的弱化。

其次,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减弱。中国曾经高达60%以上的外贸依存度是不符合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的。在世界共同面临困境时仍然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显然是靠不住的,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将使得国际贸易明显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最后,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威胁越来越大。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曾毅在1994出版的专著《中国人口发展态势与对策探讨》中就指出“中国将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老年人口的数量正以年均3%的速度增长。2000-2030年将是高速老龄化时期。2030-2050年将是高水平人口老化阶段,到2050年,全国65岁以上人口数量将为3.3亿-4.7亿,是现在的5倍,其比例将在23%-27%。此外,高龄老人增长迅速,1997年我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为8.8%,2050年将增加到20%左右。”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将大幅提升国民储蓄水平并直接弱化劳动力低廉这个传统比较优势。

三、当前宏观调控的原则

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调整了宏观调控的目标,将其明确为保经济增长和保发展方式转变两个目标。为了保证这个任务的顺利完成,必须坚持以下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要坚持调控目标长短相结合的原则。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化对中国经济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目前国内出现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复苏的因素,这些变化对企业经营状况好转应该是有利的,同时外需不足,又使宏观经济面临严重下行的风险,因此,国家宏观调控的必然有所调整,保增长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目前最重要的调控目标。中国正在着力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中长期看,这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但从短期看,这些转变也会给保经济增长带来一些压力,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对长期发展有利,还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政策措施。根据目前的形势,宏观调控必然采用不对称发展原则,从区域角度看,中西部地区应该是发展重点;从产业角度看,所有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产业都应该是发展重点。

第二,要坚持调控过程灵活性与稳定性相结合的原则。近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迅速,宏观调控政策要保持相当高的灵活性,以使得政策和经济现实保持一致;同时,重大政策的执行还要保持稳定性,要防止重大政策的大起大落。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缺乏必要的灵活性或是缺乏必要的稳定性,都会使得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要坚持调控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相结合的原则。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领域的作用不容忽视,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近年来,政府集权化的提高使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得到很大提高,但仅凭中央政府显然是不够的,还得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能动性。中国地区经济差异很大,中央政府很难作出能适应各个地区的通行的有效调控方案,地方政府可以在自身权力和财力允许的限度内努力促进转型升级、技术创新,并在要素供给方面给予企业尽量多的支持。具体说来,地方政府能作出的调控主要涉及地方性扶持政策、地方性税收减免和地方性补贴政策等,这些政策的综合运用能有效辅助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保证经济的更快更好发展。

四、完善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

当前,国内外经济的迅速变动使得中国宏观调控面临许多新形势。结合以上对中国宏观调控的现状分析,想要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培养国内创新能力,是完成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前提。为此,应该继续坚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新型产业的创新能力;同时还应该继续坚持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加大科技领域的投资,增强国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扩大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主力军,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应该成为拉动内需的消费主力军。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一定的调整,在分配过程中更好的体现积极扩大中产阶级比重的思路。具体执行过程中,加快中小城镇建设规模和发展中小企业是扩大中产阶级的两大法宝。城镇化是未来主导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可以引爆巨大的消费需求,对内需能产生很大的拉动作用;中小企业在这次危机中受伤最大,受惠最小,中小企业是培育中产阶级的重要土壤,中小企业如果得不到发展,中产阶级比重就很难提高。

第三,加大公共财政建设力度。从经济发展进程来看,保障中国经济进入次高速增长目标必须要得到公共财政的大力支持。中国积极推进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本身就需要有公共财政体制的配套改革。建立公共财政体制,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是现阶段宏观调控的重点之一,经济危机时期政府职能的转变成本远小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政府应该充分把握本次机遇,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机遇,加大公共财政建设力度。目前,中国公共财政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建立,但在保障民生、改善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还远远不够。公共财政体制重点在于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在完善财政支出领域集权和分权的同时,需要进一步从税种上进行规范,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税权;同时赋予居民对地方政府预算更大的投票权,以地方居民满意度为标准,加强地方政府竞争,促进公共财政的完善。

第四,加强宏观调控中法律的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应从行政规范式调控方式逐步转变为以法律规范的调控方式。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确定中国宏观调控的基本规则和决策程序,协调宏观调控手段和机构的活动,特别是要加强新兴产业和知识经济领域的立法活动,保证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在法律规范内进行。

第五,不断提高宏观调控效能。宏观调控效能发挥的程度与多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提高宏观调控效能,首先要强化预警机制,采用各领域、各学科先进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对宏观经济运行趋势作出事前的准确判断,实现宏观从被动式调控向主动式调控转变;其次要强化协调机制,通过政府宏观统筹,构建完备的信息支撑体系,使宏观调控信息传送准确及时,有效地解决政府职能部门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等问题;最后要强化监督检查机制,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监督检查机构,专门负责监督和检查政策的实施过程,可以及时有效地纠正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保证宏观调控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参考文献:

1、周晓莉.我国政府面对金融危机的重大战略举措[J].现代经济,2009(3).

2、梁炜,任保平.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评价及现阶段的特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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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难以抑制，对我国企业也有了一定的影响。企业管理中，人力资源管理尤为重要，企业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对于企业来说，经济危机的出现既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也是企业面临的新机遇，企业要通过分析研究，不断完善自我，在新形势、新环境下，不断地开拓创新，才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本文就企业应对经济危机的人力资源管理展开论述。

二、经济危机的定义及原因

经济危机（EconomicCrisis）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或整个世界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负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也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由于资本主义的特性，其爆发也是存在一定的规律。在看来，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早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就已经存在，这是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相联系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以后，危机的可能性才变成了现实性。随着简单商品经济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使经济危机的发生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三、面对经济危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策分析

1.调整战略，适者生存。

目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国际金融危机并未散去，对于之后的发展也是不可预期的。国际金融环境对于我国的经济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经济压力无处不在。人力资源部门要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做出分析总结，实现压力与动力的转化，挑战与机遇的转化。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只有调整战略方向，时刻做好应对的准备，才能够更好地在危机波及的同时，保持企业生存状态。

2.调整内部流程，完善结构，积极实施激励机制。

人在业务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些企业对于员工工作状态以及表现基本一概而论，并且没有明确的责任制，这就造成出现很多问题却没有部门管理的情况，并且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就要求企业内部对工作流程进行调整，将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和责任明确下来，避免企业成本的浪费，并且提高企业本身的工作效率。企业还需要减少自身不必要的环节，使企业内部信息流通更加简洁明了，一步到位，将组织结构简化，提高运营效率。与此同时积极实施激励机制，实现员工个人价值，以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企业能够更好地运转。

3.培养并提高人才标准，吸引优秀人才。

企业的基本目的就是追求最大化的利润，而利润的达成以及绩效的完成，需要每一位员工都能够各司其职，尽忠职守，奉献出自己的力量。利润和绩效的达成和超越，能够使得员工的薪酬平均值得到上升。企业人力资源部门有义务也有责任对企业中的员工进行培训并使其在专业方向或管理方向上得到有效的提升，以增加本身人才的能力和价值，并在整体提高的同时，也将对之后人才招聘和人才引进提出更高要求，使员工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并在良性的管理制度中不断提升自我。如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已经逐步现代化，各个环节需要更先进的指导，以确保人才的个人提升，并不断地吸引人才加入。

4.重视企业内部岗位调整。

人才的选用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课程，合理地将人才分配在适合的岗位，能够更大程度地发挥人才的价值，并且对企业能够造成更好的影响，并且识人用人如果得当，能够为企业节省很大一部分管理成本。经济危机的影响，使得更多的企业招聘意愿不大，更多的是以拉动内部结构调整来应对。当形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可以整合内部资源，为已有的人才进行合理激励，组织适当的内部竞聘，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为内部人才提供更广阔的施展自己才华的平台。对内部员工的重视，能够使员工感受到企业的关怀，并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和归属感，激发企业内部的凝聚力，更能够激励内部人员的创新意识，并能够在当前的情况下，建设富有活力的内部环境。

5.加强内部管理，重视对人力资源培训的投入。

经济环境的影响，使得企业要节省各项成本，以使企业能够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保留一定竞争力，避免资源浪费。但是越是这种情况，越应重视人力资源培训管理，并适当地进行成本投入，让员工感受到企业对于人力资源方面的重视。外界环境的影响是必然的，内部的团结是靠企业自身措施实施去形成的。所以任何情况都不应该忽视员工，应加强对员工自我提升培训的建设，加大对人力资源培训的投入。只有企业与员工一起，同仇敌忾，并肩作战，才能够在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下，顺利渡过难关，并将企业升华。同时将人力资源成本转化为人力资源资本，进而转化为科技优势和产业优势。

6.完善机制管理，调整薪酬，慎用裁员。

经济危机的到来，很多企业会在这个时间放弃原有的计划，并进行一系列减薪裁员措施降低企业成本付出，但是这种情况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案。就企业长久发展而言，裁员与减薪两项方案容易伤其根本，也就是容易造成人心不稳。企业本身这样做是为了应对形势的变化，但是这种情况会让人觉得企业难以长久，给企业带来负面的能量。企业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调整管理机制，运用多元化的手段，对薪资水平以及绩效评价做出调整。即使运用裁员减薪措施，也要对核心员工群体做出相应的补偿，对员工实际情况要做更详尽的了解，依然要丰富员工平时生活文化，做出一定支持。认识到企业核心队伍的长期作用，并加强凝聚力，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创新管理措施，使管理更加人性化，使企业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才能在复杂的形势下稳步发展。

7.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强化员工压力疏导。

经济危机的影响涉及方方面面，企业员工是能够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的。企业要持续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不变，在处理问题以及颁布措施的时候依然注重以人为本的根本目的，这样才能使员工对企业更加信任。方方面面的压力，使得员工情绪不稳，并容易对工作环境造成影响，这时候企业就要为员工做思想工作，为员工吃下定心丸，出具相应的规章制度或承诺，以确保企业运营不受不明情绪的左右；积极进行员工压力疏导，积极进行注意力转移，外界的压力要与内部形成隔离，并尽早消除外部压力对企业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员工就不会受到影响。企业也要做好与员工同舟共济的准备，并贯彻自身的企业文化，发挥管理层的领导作用，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应对经济危机的影响。

四、结束语

企业的发展与员工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时刻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以长远的眼光去布置企业前进的每一步，跟上时代的步伐，运用创新的思维方式，并对经济危机做出提前的预防措施和预案，时刻保持企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才能在经济影响的情况下，做出最合理的应对，帮助企业跨越危机，更加科学地发展。

参考文献：

[1]郭莉丽.我国企业培训问题的研究与对策[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12)：76．

[2]郎丽涛.金融危机对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J].现代科技：科技物业（下旬刊），2009(02)：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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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经济波动(长波)也称“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熊彼特最早对其命名并概括为三种周期体系,即在一个康德拉基耶夫周期内还存在着平均大约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中周期),以及平均大约40个月的“基钦周期”(短周期)[1]297。对于中周期和短周期的研究构成了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关于长波理论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理论研究不足。在经济史研究领域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论呈现出来的,例如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划分,与长波的统计实证研究基本上是一致的。从文献史的角度来看,长波理论研究主要有两个重要阶段:二战前的早期研究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范·格尔德伦、康德拉基耶夫和熊彼特等;二是1970年代之后的现代研究阶段,这一时期形成了长波理论的三大流派: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技术决定论”,戴维·戈登等提出的以“积累的社会结构”分析为核心的“制度决定论”,以及曼德尔提出的长波理论。

    1.技术决定论。该模式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主要观点为:(1)“执行新的组合”、创造新的生产函数是打破静态循环流转、推动经济发展的源泉,但是这些创新(新事象)的出现“不是像人们依据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从时间上均匀分布,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地不连续的出现”(蜂聚),从而周期性地打破循环流转的平衡,形成大小不等的经济周期[1]69,72~74,237~253;(2)长波与基础创新相联系,间断性的基础创新(产品创新)是解释长波的主要变量,其它经济变量如利润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等都是围绕这个变量而变化的;(3)经济活动的长波显示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机制,“每一次长波包含一次产业革命和对它后果的吸收”。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熊彼特将其称之为“创造性毁灭的过程”[2]146,147。

    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面临“滞胀”危机,长波理论开始得到复兴。1975年出版的《技术的僵局》是复兴长波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在这本书中,门斯继承了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思想、使之现代化,并试图对熊彼特理论的薄弱环节进行补充和发展。门斯关注的是基本创新的前提和环境以及如何推动扩张性长波的产生,并以实证方法研究熊彼特的创新蜂聚假说。另一名荷兰学者范·杜因则综合了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思想,形成“创新生命周期”概念,即认为任何一个基础创新都要经历引进阶段、增长阶段、成熟阶段和下降阶段,基础创新产品的性质不同,生命周期的阶段也就不同。在此基础上,杜因提出以创新生命周期为基础的长波理论,认为创新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分别对应于长波的复苏、繁荣、衰退、危机四个阶段,并认为不同行业(新行业、现有行业、基本部门)在长波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创新倾向,因而以半个世纪为一个循环的长波主要是由创新生命周期以及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决定[3]118~125。另外,在长波理论的当展中,以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 Perez)、克里斯·弗里曼(Chris Freeman)、弗朗西斯科·卢桑(Francisco Lou)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创了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的分析范式。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一书中,佩蕾丝发展出一个技术、经济、制度三者协同演化的模型,探讨了技术变迁及其被吸收的过程如何在经济和制度领域引起变化,推动“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并掀起发展的“巨潮”[4]2,167~169。在弗里曼和卢桑合着的《光阴似箭》着作中,他们提出了五个准自主社会子系统(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和大众文化)的共同演化观,“探讨了在一定制度背景和调节方式框架下,研究包括技术创新、结构变化以及经济和社会运动共同演化在内的经济史的方法,并根据一个连续发生的技术革命向经济系统扩散的模型,对过去两个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行描述。”[5]3,127

    2.制度决定论。该理论形成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称为SSA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戈登、爱德华、鲍尔斯、韦斯科普弗、科茨、麦克唐纳等。SSA学派的长波理论的主要理论观点为:

    (1)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概念。该概念最初是由戈登提出,被定义为资本积累赖以进行的外部环境的具体机制和一般制度。这一学派的基本思想源自马克思的论断:“利润决定着积累的进程,而积累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增长的速度。”[6]因此,同曼德尔一样,SSA学派也同样认为利润率决定着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它们不再局限于经典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的分析方法和概念,而是扩展为决定利润率的外部环境和制度机制,形成“积累受社会机制制约”这一核心思想。

    (2)分析社会力量关系。利润率取决于社会中的力量关系,即资本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家阶级与国外卖者和买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家阶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资本家的力量太大,收入分配偏向资本,就会形成消费不足的危机(剩余价值实现的危机);资本家的力量太弱,剥削率降低、利润停止增长,形成剩余价值生产的危机。戈登等认为这一理论在三个方面发展了传统的理论:一是强调力量关系对于利润率的影响要比对利润份额的影响重要得多;二是强调力量关系在决定获利能力基本条件上的中心作用;三是认为对恢复资本力量所做的努力,比如,通过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等,因对设备能力利用的消极影响而可能会使劳动后备军扩大,但并不能恢复利润率[6]。

    (3)研究了长波与积累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扩张性长波和收缩性长波的交替运动可用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来解释,每一个长波都对应着一个相应的制度结构以及由这种社会机制所决定的力量关系。戈登及其合作者将积累的社会结构与长波之间的关系概括为8个方面:①一个有利于资本积累的SSA是扩张性长波的基础和前提;②有利的制度环境导致投资繁荣和经济加速;③投资逐渐达到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框架所允许的极限;④积累速度放慢、经济进入停止阶段;⑤经济停滞,使现行的SSA瓦解;⑥在危机中恢复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取决于新的SSA的建立;⑦新的SSA由危机期间阶级斗争的性质塑造,但不仅仅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特征;⑧新的SSA与原有的SSA不同,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下一个阶段[7~8]。

    3.曼德尔的长波理论。曼德尔的长波思想很大程度上受托洛茨基的早期研究①的影响。在曼德尔看来,资本主义运动的一般规律能够解释从扩张性长波向萧条性长波的转变,但是不能说明后者向前者的转变,因此,对长波上升期和下降期的原因的解释逻辑是不对称的。扩张性长波的特点是:利润增长、加速积累、加速发展。但是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及资本积累矛盾的加剧,具体条件的变化迟早会使平均利润率衰减、资本加速积累的力量消失,并形成下一个技术革命的巨大障碍,进入收缩性长波:利润退缩、积累逐渐减速、经济发展减速。下降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决定的,马克思提出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扩大再生产以及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在这里发挥着长期作用。

    与资本积累中利润率下降的机制不同,使平均利润率突然上涨的因素发生在“危机过程中的资本贬值周期性结果之外”,主要有四个因素:(1)资本有机构成的突然降低,如资本大量涌入到一个有机构成非常低的领域(或者国家);(2)剩余价值率的突然增长,如工人阶级严重失败和原子化,从而导致劳动力价格偏低,甚至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3)不变资本因素的价格,特别是原材料的暴跌,从而对有机构成突然下降或在第一部分劳动生产力的革命性进展使固定资本价格暴跌产生重大影响;(4)由于交通运输新体系的完备、分配方法的改进、股份的加速循环等原因而发生的流动资本周转期的突然缩短。

    利润率突然上涨所引起的资本积累的加速很可能是短暂的,在短暂的投资之后,可能继而产生新一轮投资不足。因此,必须还有一种机制使过剩资本的积累被拖入到更大的漩涡中去,在这里不仅发生中等的技术革命,而是要发生大规模的、普遍的生产技术革命。如果几种因素能够引致平均利润率突然上涨,很可能将引发这样一种机制,从而导致广泛的、规模巨大的扩张性浪潮。根据马克思对“机器大工业”的分析,曼德尔认为这种技术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用机器生产动力机械方面:“在能源机器生产和动力机械的机器生产方面的每一次革命,都逐渐使整个经济中的全部生产技术发生了变化,其中包括交通运输体系的技术在内”。正是动力机器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传送机器和工具机器的革命性变化,逐步引起整个社会生产技术的变迁,从而暗示了新积累资本扩大的长期可能性[9]121~156,[10]。

    根据这些分析,曼德尔认为有事实性标志的长波主要有三个时期,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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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09）04－0092－02

经济危机（Economic Crisis）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或整个世界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负的经济增长率）。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2008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下，高速发展的中国并不能独善其身，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经济危机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经济危机下，很多公司开始裁员，招聘需求大幅度减少，这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压力异常巨大，尤其是大学生就业问题异常突出。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9年《经济蓝皮书》指出：预计到2008年底，将有100万名大学生不能就业，2009年还将有592万名大学生毕业面临找工作，大学生就业问题非常严峻。在这样的情形下，高职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更是亟须解决的问题。但凡事有利就有弊，笔者在此浅谈一下在经济危机下高职学生就业的利与弊。

一、经济危机下高职学生就业的优势

笔者认为在经济危机下高职学生就业有两大优势：政策优势和专业优势。

1．政策优势

2008年经济危机出现后，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高校毕业生工作的文件，提前召开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进行紧急动员和全面部署。以“非常时期，非常决心，非常举措”全力以赴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一方面，教育部千方百计以空前力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缓解当前就业压力，另一方面，教育部强调一定要带着对学生的深厚感情，做好就业指导和服务，并要求以多种形式加强就业指导，提升学生的求职能力，及时调整专业方向，加强紧缺型、应用型人才培养，加强高职毕业生职业技能培训，大力提升高职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而教育部制定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也明确提出要推行“双证书”制度，强化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促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除了国家的特殊政策保障外，企业、行业也必须充分发挥作用，才能确保高职学生在经济危机下最大限度就业。因此，教育部出台的《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操作性很强的改革措施，其中就有“积极发展‘定单式’培养，建立产、学、研结合的畅销机制”，要求以就业为导向，加强校企合作，为真正实现“双证”制度夯实基础。2008年12月20日，全国100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与近140家企业负责人聚集北京，共同探讨在全球经济危机下，如何加强校企合作，创新培养模式，帮助高职学生应对就业压力。

2．专业优势

除了国家、企业对高职学生在政策上的支持，高职学生本身的专业优势也使得在经济危机下，高职学生比普高生更“耐寒”。

对于“高职教育”，目前学界的界定为：①它是高等教育；②它是职业技术教育；③它是职业技术教育中的高等阶段。由此可见，“高等性”与“职业性”是高职教育的本质特征与基本属性，与之相比，普高生则明显少了“职业性”这个特征。

普高教育是以学科为本位的教育，强调基础知识，高职教育是以能力为中心的培养模式，其学科应用性强，在教学中亦更强调实用性、技能性，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同时践行顶岗实习，双证制度，保持与市场、企业的联系，因此学生毕业后大多有一技之长，使自己上岗速度快。在经济危机下，大多数企业更看重生产成本，高职学生经过短时间适应可以立即上手，普高生与其相比反而缺少实际经验。“花费用人成本更少，用人效果更好”的经历使企业尝到了甜头。教育部部长周济在目前召开的2009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上称，全国一半以上省份的高职就业率已超过本科就业率。高职学生自身的技术含量使得许多企业在招聘一线员工时往往首先想到的不是普高生、硕士生，而是高职生。在经济危机下，企业的人员构成效率要求更高，生产成本要求更低，学历不再是第一考虑因素，实用型、技术型人才才是首选。

高职学生在经济危机下能成为多数企业的“香饽饽”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他们就业能力的提高。

关于就业能力的构成要素，国内外学者看法不一，比较典型的有瑞士的戈德斯密德的五要素说“就业动机及良好的个人素质；人际关系技巧；掌握丰富的科学知识；有效的工作方法；敏锐的、广阔的视野。”国内的一些学者如夏祖浩认为大学生就业能力主要应包括四方面：从心理上表现出的自尊和成就动机、对知识的基本技能的掌握、思考和学习的能力、人际交往技能。笔者把高职学生的就业能力分为三方面；专业基础技能、社会适应能力、专业发展能力。专业基础技能是高职学生找工作的第一技能，而社会适应能力则是高职学生与社会、他人交往合作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得企业考虑录用他们，专业发展能力则考虑他们持续发展能力。

高职生与普高生相比，高职生更实际，更有吃苦精神，就业心理也更务实。他们不太挑剔，对薪水的期望值也更贴近现状，且只要稍加培训就能立刻上岗。他们一旦被聘用后，很少有跳槽的想法，再加上他们的基础知识，学习能力高过技校生，而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又胜过普高生，因此，当金融危机来临时，企业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会更乐意接受高职生。

二、经济危机下高职学生就业的劣势

1．人口劣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9年《经济蓝皮书》指出2009年将有592万名大学生毕业面临找工作，再加上农民工的不断进城，国外高素质技术人才“抢滩”中国，面临这样严峻的就业形势，以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高职学生的偏见，仍使一些企业在招聘时尤显挑剔。这使得高职毕业生在求职时承受巨大压力。

2．自身劣势

高职学生整体素质不高也是当前危机下就业的又一大劣势。这方面主要表现为高职学生基本素质不高，学习基础差、自制力不强。特别是仍有一部分学生学习不主动，并且存在不同程度的自卑心理，这样在学习过程中往往带着不满情绪，严重影响了学习，因此在真正要展示他们技能时最终以失败告终，从而大大减少了在经济危机这个特殊时间段就业的机率。

三、高职学生如何在经济危机下转“危”为“机”

高职学生在经济危机下对就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恐慌，笔者认为心理因素大过实际情况。为了更好地扩展就业途径，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笔者建议高职学生应树立明确目标，找准方向，积极想策略应对危机，不被动等待，真正做到转“危”为“机”。

1．找准目标行业

虽然金融危机下一些专业，如外贸、物流、广告等受到影响，但对于个别专业，危机中同样也蕴藏着机遇。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目前大多数企业在广告投入上都会以“节约成本”为宗旨，花大价钱请明星做广告似乎不再是“上策”。于是动漫设计在“经济寒流”中火了起来，社会对于动漫人才的需求可谓是“旺上加旺”。除此之外，保险行业也更吃香，目前在浙江某职业学院举行的校园招聘会上，10家保险公司提供了270个岗位。

再者，高职学生在选择单位时也要找准目标。经济危机下受影响较大的一般都是证券、基金、房地产、外企公司，而对国企、事业单位相对来说影响不大，因此高职学生可以优先考虑选择国企。

2．继续读书

如今的就业压力好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笔者认为如果有条件，有机会，高职学生可以避开最近的就业压力，选择继续学习三五年，等经济复苏后再利用自身优势找更好的工作。

3．选择自主创业

高职学生在经济危机下，自主创业是不错的选择。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是实施扩大就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对缓解就业压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结 语

经济危机对高职学生的就业同时存在利和弊，但只要高职学生认清方向，找准目标，消除心理恐慌，相信即使在“经济寒流”中也可以找到使自己满意的工作。

参考文献

1 陈亚玲.对高职教育三个基本理论问题的再思考.教育与职业，20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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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创新性的金融系统支持。针对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内涵及其本质特征，并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在发展规律，提出通过金融创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具体思路和建议。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 金融系统 金融创新

问题的提出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先导产业。继2010年10月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之后，2012年5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并表示在当前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金融系统是其中重要的构成部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枢纽，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杠杆。科技创新需要有金融的助推，科技创新必需与金融创新有机结合起来。然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一个新概念，对其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有待深入探讨，在如何具体通过金融创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上，理论界和实务界仍需进一步探索。

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内涵及其本质特征，并针对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的现状，提出通过金融创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思路和建议。

战略性新兴产业内涵及其特征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政府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确立后危机时代国家竞争优势而提出的产业发展策略。《决定》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市场需求前景，具备资源能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新兴产业，并规划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七大产业发展方向。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未来经济增长的先导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换起着决定性的促进、导向作用，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引导科技进步的能力，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和产业安全。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抓住两个关键词：战略性产业和新兴产业。战略性产业是指关系到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生死存亡而必须重点发展的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水平关系到国家根本竞争力、国家安全、国家战略目标实现，影响着一国或地区的国际地位。新兴产业是一个产业发展的阶段性概念，它代表了那些处于产业生命周期起步阶段或成长阶段的产业。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

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具备战略性产业和新兴产业的特点，使得该产业中的企业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和高成长三大特征。

1.高风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风险主要来源于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由于新兴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起步期或成长期，这一阶段产业内的新技术层出不穷，技术创新活动较为活跃；但技术发展路线还不成熟，技术之间的替代频繁发生，技术发展存在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即使是相关产业中的大型成熟企业其现有的资源和能力优势，也无法保证能准确预测和掌控技术的发展方向，甚至有可能会导致企业过度锁定而失去在新兴产业中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领先于市场需求，往往是涌现的新技术创造了消费者的需求，因此新技术和新产品能否获得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即使产品能够获得市场的认可，但新产品的市场接受过程较慢，产品推广时间长，难以在短期内收回投资，也提高了投资回收的风险。

2.高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投入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起步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主体是中小企业，大多处于技术开发与试验阶段，虽然企业融资规模小但数量众多，整个行业的融资需求量大；另一方面，成长阶段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由于新兴产业缺乏成熟的配套产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短缺且价格高昂、商业模式不成熟、市场开发的难度较大，企业面临巨大的初始启动成本和推广费用，对资金的需求量相当大。

3.高回报。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市场前景、扩散效应，这类产业的产业链长、覆盖面广，投资一旦取得成功，其获得的收益将极为丰厚，而且投资介入越早，收益就越高。

上述特征，对金融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市场机会。

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服务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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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能持续增长吗?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所释放的能量方兴未艾，远未达到所谓的效益递减程度。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为中国的工业化积累了可观的资本，正处于起飞阶段。居民的高储蓄率蕴藏着巨大的消费力，只要政策得当就会很快形成巨大内需。中国的城市化之路刚走了一半，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城市化将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偏低，远落后于中国经济总体发展规模，已被列入“十二五”规划优先发展行业，这是又一个新增长点。

具备如此多的积极因素，为何外国舆论始终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这其中包含着各种复杂的因素。这种怀疑可以警醒我们避免盲目乐观，而要决策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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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5－0094－05

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频繁发生，其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社会财富的湮灭，促使如何熨平经济周期，避免经济危机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已连续20余年未出现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西方某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通过宣扬“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等理论，试图论证资本主义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将不会发生。但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无情的否定了这些西方学者的理论。

鉴于上述背景，本文拟对马克思与主流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比较，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起源及反思的研究，将不仅对认清掩盖在现代知识经济外衣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机理与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将对剖析资本主义实质，研判未来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马克思从根源出发解释经济危机的生成机制，不仅分析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本源，而且对经济危机爆发的推动力量进行了研究。本文拟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研究出发，对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以及推动力量进行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梳理。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本源的追溯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只有完成商品价值实现中“惊险的一跃”，才能使商品生产流通过程延续，一旦商品价值实现环节出现问题，则之后一系列商品都会由于缺乏货币而无法实现价值，这为经济危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资本主义中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是则由“整整一系列关系”共同产生的结果，具体而言，它主要由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资本收益率递减等因素影响。

在生产过剩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中，资本的逐利性驱使资本家尽可能的扩大产出，而导致生产比例失调变为客观规律。因此，马克思批判西方经济学家只关注局部个别部门的生产过剩，而并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存在总体生产过剩。而这种总体生产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其发生具有必然性。

在需求不足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需求不足的内在矛盾。一种传统的解读是，建立在最大化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注定使资本家得到的剩余价值的积累远高于工人工资。而资本家在收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将大部分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这将导致资本主义存在无限扩大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但笔者认为，在传统解读的基础上，还存在对马克思观点的另一种解读，即需求由消费性需求及生产性需求组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生产性需求的比重不断提高，剩余价值实现愈发依赖于剩余价值的再投资。但是只有当工人工资能够达到所生产剩余价值的必要劳动的限度时，工人才可能被雇佣。因此，将导致社会总体需求的不足。

在利润率存在下降趋势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压缩个别劳动时间而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其导致产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降低，与此同时，榨取剩余价值的难度将不断提高。为达到不断提高资本剩余价值总额的目的，需要不断扩大生产中的资本投入，从而造成市场整体的生产过剩。

综上，马克思通过将资本主义的矛盾细化为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利润率下降等三个层面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生产最大化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本身即为“一个活的矛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二)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推动力量的分析

虽然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化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马克思同时认为，经济危机是在“一系列关系”共同作用下爆发的。在此，本部分拟对视角下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推动力量进行分析。

第一，固定资本更新。固定资本更新对经济危机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个别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驱动下，会利用固定资产更新以降低个别劳动时间。但固定资本更新所具有的周期性，将导致在固定资本更新周期的间隔内相关产品部门的生产过剩；二是对于社会整体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决策的分散化，社会总体固定资本更新总额与所预存的折旧基金总额很可能不相等，这将为经济危机的爆发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较长资本周转周期的产业也会由于与固定资本更新类似的机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二，虚拟资本的积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能够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例如，当利率上升或股票增发时，会导致股票价格下跌。而股票价格往往与居民实际持有财富总量相挂钩，即当股票价格下降时，其所有者的总支付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市场整体需求，这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三，非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消费较多的是生活必需品，而奢侈品等非生活必需品则在资本家消费中所占比例较大。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时，人们首先会缩减非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这将导致生产非生活必需品的部门出现裁员，进而导致非生活必需品生产部门员工的需求降低，社会生产出现过剩。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非生活必需品所占消费比重将不断上升，这将导致出现经济波动时所产生更大的连锁效应，以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综上，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出发，以唯物主义的思想，通过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消费不足，即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研究，在第二卷中对资本主义两大部类生产比例失调，即生产过剩的研究，以及在第三卷中对资本收益率逐步降低趋势的研究，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而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进行了系统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

在传统研究中，一般以经济危机的影响因素来自经济运行内部、外部或是兼有为依据，而分为内因论、外因论、综合论对西方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分类。这种划分方法能够较好得对各种研究观点进行总结归纳，但是无法在时间顺序上反应出观点的演

进。在此，笔者将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演进历史为序，追溯梳理古典经济学、凯恩斯学派、自由主义学派等对于经济危机的主要观点，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这样能够在观点归纳的基础上，较好的反应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相关研究观点的演进。

(一)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理论研究

由于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具有较大的争议。在此背景下，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经历了由全面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不可避免性的发展历程。

1.资本主义无危机论持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学者普遍持市场万能论观点，认为市场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会发生，其代表人物有萨伊、李嘉图等学者。

萨伊(Jeen－Bapfistesay)认为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出售某种商品意味着购买了另一种商品，即生产某种商品的同时为与它价值相当的商品提供了实现价值的渠道，所以总需求总是与总供给一致，不会出现普遍生产过剩下的经济危机。

李嘉图(David Ricardo)继承了斯密“看不见的手”，认为个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社会整体利益并不冲突，从而他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归结为满足社会需要。此外，李嘉图接受萨伊的思想，认为生产创造了需求，即资本家通过生产实现商品价值后，无论选择个人消费或扩大再生产，都会产生价值相等的新的购买，因此，总需求和总供给总是相等。纵观李嘉图的危机理论，其建立在需求无限论的基础上，并混淆了商品流通与物物交换的关系。

综上，资本主义无危机论认为资本主义不会产生普遍性经济危机，这与当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初期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减少政府干预而扩大生产，其导致了当时主流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观点，符合其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利益。

2.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与上述无危机论相对立的是危机存在论，其代表学者西蒙斯第(Simons)、马尔萨斯(Maltmos)等学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矛盾，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西蒙斯第接受了斯密教条的思想，认为商品并不与收入完全相等。而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机械化大生产导致的生产规模的无序扩大，使小生产者不断破产，进而影响市场需求和总体消费，最终导致商品价值无法实现，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导致的生产无限扩大化与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马尔萨斯认为当社会积累大量转向必需品的生产时，必需品的生产必将超过现有需求程度，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但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方面，不能仅靠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而应由地主、军队、官员等非直接劳动者创造与商品生产无关的需求，从而保持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因此，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若要维持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平衡，则必须刺激非生产阶级的消费，从而避免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通过分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是必然存在的。但是，由于出身及代表阶级不同等因素，导致持危机存在论的学者观点之间存在差异，西蒙斯第基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认为小生产者破产会导致国内市场缩小，产生经济危机，而马尔萨斯从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认为贵族等非生产阶级挥霍能够避免和缓解经济危机。

(二)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凯恩斯主义是在1929年到1933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全面否定萨伊定律，认为需求能够创造供给，并在“个人消费倾向”、“资本边际产出”以及“个人偏好”的基础上，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凯恩斯(Keyhes)认为，“个人消费倾向”是由人的习惯、心理以及社会背景共同决定的，会随个人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当国民收入提升时，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缺口会不断加大，导致需求小于供给。而“资本边际产出”为新增的每单位投资可得到的利润，当资本边际产出高于资本的使用成本，即利息时，投资会增加；当资本边际产出等于利息时，投资将停止，在长期看来，资本边际产出是不断递减的，这也将是导致资本边际产出不足的原因之一。“个人偏好”是指个人基于交易动机、谨慎动机以及投机动机等心理，偏好于持有―定量的货币，而非全部储蓄。因此，在货币总量一定的前提下，由于人们对于持有货币偏好的存在，会使利率保持在高位，导致投资不足。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概念，是指商品总供给与商品总需求相等时的需求量。有效需求不足时，均衡条件下的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的就业量，是资本主义大量失业存在的原因。对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凯恩斯认为其可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方面。在消费需求层面，由于经济危机时期对失业可能性的忧虑，导致人们不断减少消费，使社会总需求降低；在投资需求层面，由于货币总供给量不足以及流通速度较慢等原因，导致社会整体中没有足够的货币支付投资需求。

基于上述原因，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危机发生时，政府应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尽快经济萧条的影响。其中，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政府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准备金率或利率等方法影响市场货币使用成本，以提高市场货币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和政府购买，并利用相关政策鼓励私人增加消费，例如，可利用适度的通货膨胀，使居民实际工资下降，促进消费。

(三)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随着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滞涨”爆发，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出现了以反对政府干预为主要观点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调以“无形的手”调节下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而产生的。而在新自由主义中，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学派。本文拟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进行归纳和梳理。

以弗里德曼(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货币数量论为核心，认为由收入、边际资本产出、通货膨胀率以及个人偏好共同决定的货币供给量对于经济危机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当货币发行量高于生产产品总价值时，通货膨胀就会产生。但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因而凯恩斯主张利用通货膨胀降低失业率的举措只能导致“滞涨”。而对于“滞涨”的解决措施，应采用只以货币供应量为唯一调节因素的货币政策，应保证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同步。这种观点对于缓和资本主义矛盾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忽视了失业的产生以及解决方法。

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需求创造供给的论断，认为需求不一定创造供给，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影响社会经济主体对于储蓄和投资的预期，从而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供

给缺乏，应通过减税、削减政府开支等措施，提高社会供给，避免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还包括弗莱堡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其都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政府遵循凯恩斯学派对经济过度干预导致，应反对政府干预，提倡市场自由竞争。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对于“滞涨”现象作出相应的原因诠释和解决路径分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新自由主义下，由于资本家对于超额利润的追求，使资本的投入重点由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项目，这对于居民而言，能够依靠透支消费提前满足远期需求，对于资本家而言，能够提前支取远期收益，而一旦其中一项资金链断裂，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进而爆发经济危机。

三、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

通过上文中对于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能够看出，两种经济危机研究的根本分歧来源于研究对象以及方法论的差异，进而导致了在经济危机可能性、起源以及成因等根本观点方面存在差异。

(一)研究对象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从经济现象的本质出发，通过系统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和趋势，科学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般性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资本主义这种矛盾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

而纵观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的研究，其以唯心主义出发，以资本主义永恒存在为既定研究前提，以具体阶段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导致研究观点与结论具有明显的时效性。无论从萨伊、李嘉图等学者对于经济危机的全面否定，到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学者对经济危机存在性的肯定；还是从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到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的危机应对策略，都反映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仍停留在现象层面的分析，并没有接触到经济危机的本质，因此也无法对经济危机的起源与应对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

(二)方法论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对于意识行为具有决定作用，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所结成的经济关系是社会形成的基础，而经济关系中的物质利益关系是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的出发点，所以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应当由物质利益关系说明，而不能相反。由于市场主体的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因而不存在普世性的“心理法则”来指导所有市场主体的行为，也不能只用某一阶级的特定心理及行为描述整体，因此，应坚持唯物主义方法论，以经济关系人手对经济危机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

而在西方经济学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以唯心主义为方法论，普遍将心理因素引入研究之中，夸大了心理作用对于市场行为的决定作用，使得对于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过程的研究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例如，凯恩斯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承认资本主义存在供过于求的矛盾，但是，他并没有深入研究矛盾形成的内在机理，而是以市场主体心理因素出发来研究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这种利用唯心主义观点对经济危机进行研究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

(三)研究观点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透过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表面现象，深入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内部矛盾进行分析，通过在《资本论》三卷中分别对消费不足、生产比例失衡、资本收益率递减等矛盾表象的分析，从不同层面揭示经济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认为市场供过于求是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而供求矛盾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实现矛盾的表现，剩余价值实现中的矛盾则是生产者的盲目扩张与消费者有限需求之间矛盾的体现，最终得出经济危机中一切矛盾存在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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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4―0090―05

一、引言

1825年英国爆发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引发了学术界对经济危机问题的不断探讨，相应地形成了解释这种经济现象的不同理论，其中尤以马克思危机理论和凯恩斯危机理论为重要的经典危机理论文献。由于马克思危机理论深刻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当世界经济良好运转的时候，某些人便把马克思危机理论抛至脑后，认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危机理论才是治世良方。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人们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试图寻找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仅停留于现象层面的论断，于是马克思危机理论重获人们的青睐。一时间《资本论》在各地的畅销榜榜上有名，据报道，2008年该书在柏林的销售量是过去一年销量的3倍、1990年的100倍。这种在经济运行良好时就说马克思过时主张凯恩斯，而在经济萧条时又主张马克思而批驳凯恩斯的“功利性”倾向，盖源于对这两种危机理论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准确的把握。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在研究方法、研究领域、阶级立场等方面都有根本的不同，因此在运用这两个理论来分析经济危机前，有必要对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二、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虽然马克思没有将其经济危机理论以专著的形式展现出来，但只要对《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一些有关信件中的“重要论点和思想加以综合”，危机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则跃然纸上。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并未停留在表象层面，亦未孤立于某个时代，而是将其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加以考察分析，以获得一般性的结论。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运动中，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具体原因和演变趋势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危机的可能性与实现条件

马克思认为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买与卖是同时完成的，即消费与生产能够直接完成匹配，不存在风险。但当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引入到商品交换中，之前不可分离的相互联系的买和卖便可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完成。由于商品生产并非为了满足自身消费需求，所以为完成下一步的生产商品必须交换出去，且必须先转换为货币再交换，但是货币却不需要立马转化为商品。这种由买卖分离引发的危机可能，被马克思称为“危机的第一种形式”。伴随商品的买和卖发生时空上的分离和对立的还有货币所起的作用，它会从简单的交换媒介分别扩展到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如果在这两个分离的时刻，商品的价值发生了变动，就可能引发支付能力问题，进而发生危机，故马克思认为这是“危机的第二种形式”。马克思认为危机的以上两种形式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且在没有第二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危机的第一种形式”也可能出现，但“危机的第二种形式”要以第一种形式的产生为前提。

上述两种形式只是经济危机爆发的一般可能性，要将这种潜在可能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危机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危机的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还需要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由此可见，危机成为现实所需的关系是在简单的商品流通扩展为资本流通之后，即货币转换为资本之后。也就是说，经济危机爆发所需的“一系列关系”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而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的介入使简单的物物交换转变成资本的流通，信用制度的发展加速了资本周转和流通的速度，不可遏止的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了大规模的生产，这些都为资本家实现追逐剩余价值的冲动和欲望提供了条件。在把握了单个企业资本流通的运行规律之后，马克思从宏观上对全社会资本的流通过程进行分析，将微观的流通中的矛盾扩展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流通的普遍矛盾。他认为，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与周转不过是相互交错的单个资本循环的总和，通过这种单一到总和的扩展过程，局部的危机也就演变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遍的经济危机。

（二）危机的根源

通过把经济危机放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考察，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危机绝非一种偶然事件，而有着深刻的制度必然性。他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有限的支付能力相对于无限扩大的生产规模之间的矛盾；二是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危机是一种相对的危机，是一种有限支付能力相对无限扩张生产的危机，即生产相对剩余的危机。它还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间的根本对立。一方面，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会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扩大生产，并通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方式压低工人工资。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的工人创造了包括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在内的价值，但得到的仅仅是劳动力价值这一部分。从全社会来看，工人只得到相当于“需要的平均水平”的工资，资本家却不断进行扩大的生产，两者间的不匹配毫无疑问地形成了供大于求的宏观经济状况。所以，在资本主义中，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激化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且这种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危机而非狭小范围内由于个体消费受限引发的经济危机。

（三）危机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植于资本主义所特有和固有的各种矛盾，当这些不可调和矛盾间的冲突达到一个极值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经济危机给紧张的矛盾一个舒缓的机会，使长期积累的矛盾压力得以舒缓，也使资本主义经济暂时恢复正常。但经济危机只是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暂时缓解，其并没有消除或触动危机爆发的社会制度，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危机爆发的可能性、现实条件和根源依然存在。由此看来，危机不过是一种缓冲剂，当缓冲效果过去之后矛盾依旧会尖锐化，到那时新的危机又会出现。经济危机的根源不消除，危机和矛盾就只能处于一个死循环当中。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亦有所体现，整个经济发展而言会经历为以危机为起点的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马克思认为危机阶段是经济周期的决定性阶段，“它既是上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个周期的起点”。

独立资本家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参与成员，其自身的生产决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危机的发生，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固定资本安排。经济危机爆发于矛盾最尖锐的时刻，这个时刻往往是经济繁荣的时候，面对危机资本家不得不缩小生产；经济萧条时期固定资产价格相对较低，因此会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当经济开始复苏时为获取更多的利润其又会更新固定资产；这种投资的冲动在繁荣时期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单一资本家更新固定资产除了利于恢复生产，还会提高资本构成加速资本积累，为下一次更新产生新的需求。所以，“虽然资本投入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

（四）危机的世界性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将突破一切阻碍无限制地追求剩余价值，它一方面会冲破自身现有规模的限制，不断地扩张膨胀；另一方面，资本会冲破所在环境的局限，寻找新的土壤。随着资本在国内的发展，国内资本规模和市场都变得越加狭小，甚至成为其发展的障碍。于是，在剩余价值的驱动下资本开始突破国家的限制走上国际舞台。马克思认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为自身的发展开辟国际市场，是资本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使得资本的生产和流通以及他们的每一主要因素都具有世界性，经济关系的一切矛盾也就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来。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危机本质的阐述，不难发现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扩展开来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其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综合作用的一种结果，是其经济关系中所有矛盾的暂时缓和的一种强制平衡，将这些特征放置于一个更大范围来看正是世界市场危机。由此看来，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既为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提供了舞台，也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推向了更高阶段和更广范围。当世界经济关系中的各种矛盾激化时，就以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集中暴露出来。

（五）危机的结果

通过对资本主义全面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它所特有的各种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果的复杂性。随着矛盾的逐步激化会促使“暴力”的方式来消解冲突，危机的爆发导致劳动被暂时中断、资本被部分消灭，采用这种强制的“暴力”的方式迫使资本回复到合理水平。雇佣劳动者作为以出卖自己劳动力获取劳动力价值的经济活动参与者，受到的冲击是最直接的，他们将丧失收入来源或者收入锐减，只要危机不散去、其处境只会日益恶化。第二个受到冲击的就是资本，为了保证整个社会水平上的资本继续发挥职能，很大一部分资本会被消灭，甚至单个资本家的资本会全部消灭。当然这种以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为代价的方式，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那就是使资本主义经济中已经尖锐的矛盾得以缓和，已经失去的平衡得以恢复。但是马克思指出，这种解决只是暂时性的，它预示着下一次更猛烈的危机的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如果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的制度基础不能消灭，那么它就会不断地周期性地出现。故而，要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离不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三、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面对上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经典著作中，凯恩斯对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作用机制进行了详细论述，这些分析均建立于“有效需求”这一核心思想之上。“所谓有效需求，只是雇主们从决定提供的当前就业量上，所可预期取得的总所得或收益”。“有效”是针对整个社会的总供需能否平衡而言的，“有效需求是总需求上之一点，这一点之所以成为有效，因为如果就业量在该水准，则供给与需求两种情况，恰好使雇主之预期利润成为最大量”。“需求”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之和，消费需求形成的基础是真实所得，取决于实际就业量；投资需求的基础是资本的未来收益，会影响资本家的生产规模即供给。所以，从就业的角度来看，由总需求的不足引发的危机就会以失业的形式展现。

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引入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因素，从“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心理上的流动性偏好”间的相互作用解释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这三个心理因素中，凯恩斯认为“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即“资本之边际效率”最为重要。原因有两个：其一，“长期利率基于成规，相当稳定，而资本之边际效率则变化多端，非常不稳定，故有效需求很难维持在一个高的水准，足以提供充分就业”；其二，“商业循环之所以可以称为循环，尤其是在时间先后上及期限长短上之所以有规则性，主要是从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变动上产生的”。

他认为心理因素的作用机制大致如下。首先，经济危机源于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塌。“预期之基础，非常脆弱……故预期常有骤然而剧烈的变化”，“一个典型的恐慌，其起因往往不是利率上涨，而是资本之边际效率突然崩溃”。经济繁荣的后期，人们表现出对资本未来收益过度乐观，对资本存在过度投资，因此当资本边际效率“骤而奇烈”的崩溃时，流动性偏好增强，利率上涨，投资下降，危机爆发。其次，资本边际效率决定于人们的心理状态，并作用于消费倾向。“决定资本之边际效率者，乃是不受控制、无法管理的市场心理”。通常在这三个心理因素中消费倾向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若资本之边际效率降得很厉害，则消费倾向也受到不利影响”，以至于出现消费倾向的下降。其次，利率的上升可能会加剧经济危机。利率与资本边际收益率密切相关，影响着人们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决策。如果利率上升发生在危机之前，那么利率的上升会使人们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下降，进而导致资本边际收益率的下降和崩溃，爆发危机；如果利率上升发生在危机之后，在流动性偏好和低未来收益预期作用下，人们更不愿意投资资本市场，资本边际效率会加速崩塌。所以“要挽救经济繁荣，其道不在提高利率，而在降低利率，后者也许可使繁荣延长下去”。

四、两种经典经济危机理论的比较分析

（一）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的共同点

1.两种经济危机理论都具有系统性。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从商品经济出发，研究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根源、推动力、周期性以及危机的后果和治理。凯恩斯的危机理论也同样论述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周期性以及危机的后果和治理。

2.两种经济危机理论中都非常强调投资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大规模更新固定资本在为扩大生产提供条件的同时，也在为经济危机提供物质基础。凯恩斯则认为，投资会使企业净储蓄增加导致消费下降，从而引起有效需求不足。

3.两种经济危机理论都认为，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证券市场通过作用于实体经济加速了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信用制度的存在为虚拟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积累的分离提供了条件。当两者之间确实发生脱节时就会产生经济泡沫，当泡沫破灭的时候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就来临了。凯恩斯则将资本市场作为三大心理因素发挥作用的媒介，消费者是通过利率、资本市场预期收益和流动性偏好在资本市场和消费之间做出选择和平衡的。

（二）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的不同点

1.两者研究方法不同。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重点运用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分析法以及抽象分析法，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构成的循环体，系统剖析了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如何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相对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凯恩斯运用的是唯心主义，他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于人们的心理因素。认为危机源于人们心理上对资本未来的预期的崩溃，这种崩溃又来自于心理因素，并且利率的上升会加速这种崩溃。

2.两者的阶级立场和研究层面不同。与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不同，凯恩斯公开宣称自己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正因为两者的阶级立场不同，决定了他们研究的层面不同。马克思从制度的层面去把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后果和治理等一系列问题，将对经济危机的整个分析放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而非停留于显现表层。他通过抽象的、辩证的分析，指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伴生品，它的消失是以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为前提的。凯恩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认为危机客观存在，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所以凯恩斯的危机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对一些表面层次的调整和修正，以此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3.两者研究的领域不同。在探究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时，马克思强调生产、交换、流通、消费中的生产领域，而凯恩斯则注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即流通领域。当然马克思也有论述商品流通、货币流通和资本流通对经济危机实现的作用，但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社会再生产，“危机的一般条件必须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来说明”。认为，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积累已到一定的程度，反映在流通领域当中严重的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时，危机已是势不可免。凯恩斯也承认过剩，但他认为原因不在于社会再生产而在于人们的有效需求不足。虽然有需求，但是没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无法使生产出来的商品销售出去，完成流通。虽然凯恩斯提出从分析经济危机的新视角，但遗憾的是他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分析没有去触及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是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表层分析。

4.两者对待危机的处理方式不同。研究立场、研究层面、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使得马克思和凯恩斯对危机的解决方式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观点。马克思的研究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与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组织性、资本追求最大剩余价值与劳动者只能获取劳动价值、生产的不断扩大与有限的消费能力、信用推动下的虚拟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的脱节等一系列的对抗关系只能通过危机的方式获得暂时的缓和。矛盾对抗的结果必然只能是生产力破坏所换来的暂时的平静，矛盾进一步运动所带来的也只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意味着，只有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危机。

凯恩斯依据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提出了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经济危机治理政策。他认为，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就应该利用国家的力量来进行需求管理。其政策手段有财政政策（包含财政支出和政府税收）和货币政策（由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和再贴现率三个工具组成），并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货币政策为辅助。具体来说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利用这两种力量来转变需求为有效需求，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可能导致的经济危机。必要时还可以辅以以下措施：减免税收增加购买力、采用公开市场操作或其他货币政策影响利率增强对资本市场的信心。

五、小结

综上，我们认为，强调“制度是根本的”、着眼于经济制度深刻层面的马克思危机理论，与强调“运行是重要的”、致力于经济运行层面的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实际上从不同角度启发我们以马克思危机理论为基础，有分析地吸收和借鉴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合理成分，尝试构建起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包括经济制度层面和经济运行层面的经济危机的理论分析和解释框架，从而为我们扩展研究、充分解释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危机现象，提供了两种理论资源和基础。

[参考文献]

[1]胡代光，魏埙等，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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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41，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16，

篇11

3 显性或隐含契约、政府管制的存在等也会产生沉淀成本。也就是说，如果契约完全，不会存在沉淀成本。然而，由于契约是不完全的，不确定性和意外冲击，很容易产生沉淀成本。例如，如果存在充分就业的隐含契约，一旦失业，就会产生部分沉淀成本；再比如，政府对于某些可以流动的资产加以管制不允许流动，也会产生沉淀成本。

通过打破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市场模型，沉淀成本常常出现在产业组织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中，它也成为影响企业进入与退出以及市场失灵的最重要的因素。

一是沉淀成本构成潜在企业的进入壁垒，很容易造成进入威慑和先行者优势。为了证明固定成本不构成进入壁垒，需要定义进入壁垒概念，它是指不由在位企业而由潜在企业承担的生产成本。遵循这一定义，Baumol和dash;—交易成本，从而也会影响投资成本的补偿程度。他发现，与市场不同的是，企业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如知识技能）和其他资源的所有者常常固定在一种特定形态上，很容易产生变化依赖性。例如，公司在进行厂房、机器和设备等物质资本专用性投资之后，就不可能轻易地将这些投资转为他用。不仅物质资本投资如此，即使所获得宝贵的专业化知识（人力资本投资专用性），这些专业化知识只要退出，也将变得毫无价值。因资产专用性引发交易成本，一方面，使企业内部生产效率下降，如委托和产权结构配置；另一方面，由于根本性转换存在，也使企业准租金分配常常遭受KlEin等[7]所说的敲竹杠问题（Holdup Problem），很容易造成投资成本无法补偿或者补偿不足，因而看到降低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的治理结构重要性，它们间接达到补偿投资成本的目的，也就不会涉及产品市场价值实现失灵问题。

二、马克思经济学对沉淀成本的分析

实际上，19世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明确提出沉淀成本概念，但他已经认识到沉淀成本的本质特征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马克思按照资本价值转移方式划分出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前者是逐渐转移到产品价值中去，后者是一下子将其价值转移到产品价值中去。而且他还指出，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因不断受到冲击或损耗，由新变旧，外表形态虽然较长时期保持不变，而它的内在功能却在慢慢地衰退，随着时间的推移，固定资产的使用价值就逐渐地不同程度地降低，其自身价值也随之相应地减少。固定资产因损耗而减少的价值称为折旧。将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因损耗而转移到成本中的那部分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价值称为折旧费。

马克思从生产过程中固定资产的折旧成本角度来分析沉淀成本的产生，而不是从资本市场的交易过程的价格差入手，尤其是将沉淀成本与进入、退出市场之间的联系切断了，由市场交易过程回到生产过程中，突出折旧成本与产品市场价值实现的重要性，为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奠定了基础。为此，马克思考察固定资产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以及从价值转移方式角度探讨沉淀成本的产生，更多地关注市场竞争、技术进步以及产品创新给在位企业带来的沉淀成本。这种沉淀成本实际上也是社会进步必须支付的一种价格，特别是资本有机构成（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逐步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社会产品价值实现越来越困难。也就是说，那些只关心个人利润率的资本家，其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是让整个经济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决定性因素，从而造成类似于一种“合成谬误”或“囚犯困境”。也就是说，身陷“囚犯困境”以后，资本家会做出让所有人的利益都受损的最差选择，因此需要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同心协力。因为在马克思之前，新古典经济学虽然是一种利润驱动性资本主义理论，但它却缺乏与之相适应的资本理论和利润理论……一个主要漏洞，就是缺乏一个能够安置长期固定资本的学说[8]。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新古典价格理论关于价格将由边际成本单独决定，无论是固定成本还是沉淀成本在这一理论中都不起作用。然而，在出现固定资产的情况下，完全竞争将会给企业招来极大的灾难，此时却假定固定资产不存在，或者假定固定资产具有完全通用性，可以随时重新配置，这一说法严重脱离经济发展的现实。 马克思经济学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状况，对沉淀成本概念解释主要集中在固定资产市场价值损失方面，以及如何看待这些价值的损失，他指出：“这种生产资料把多少价值转给或转移到它帮助形成的产品中去，要根据平均计算来决定，即根据它执行只能的平均持续时间，从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时起，到它完全损耗不能使用，而必须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或再生产为止”[10]。马克思还指出，“年劳动产品的价值，并不就是这一年新加劳动的产品。它还要补偿已经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过去劳动的价值。因而，总产品中和过去劳动的价值相等的那一部分，并不是当年劳动产品的一部分，而是过去劳动的再生产”[11]。企业主要目标是扣除货币工资、原材料成本以及资本折旧、利息成本和现有资本存量的所有者的正常报酬（股东份额）之后产生合理的现金剩余（利润）。资产有形和无形损耗是一个不断发生的连续过程，而这些损耗是理解固定资产引发沉淀成本的关键。由于固定设备是由年龄或寿命（Vintage）构成的，同一设备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寿命，因而设备的残值也是不同的。在这种意义上，折旧成本必须通过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价值

得到补偿，否则就会发生沉淀成本。

尽管经济进步伴随着长期固定资产的积累，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不现实地假定耐用资本品不存在或者假定资本品可以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所以看不到长期固定资产积累所固有的本质特征——沉淀成本的产生。因此可以说，为了使简单再生产正常地维持下去，其中的重要条件之一是，耗费多少劳动资料就要补偿多少劳动资料。否则，由于自由放任市场机制，很容易造成理性悖论——社会产品价值无法实现，会产生更多的沉淀成本而引发债务与经济危机，甚至是全球经济危机，从而看到政府干预的重要性。

三、沉淀成本的产生与价值实现失灵

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从长期看来没有沉淀成本，所以也就没有资本和利润理论了，从而看到市场与企业之间完全替代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创始人科斯明确提出：为什么有些活动通过市场交易展开，而其他经济活动则是在企业内的等级制度下进行？遵循科斯这一研究思路，威廉姆森提出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等概念，细化交易成本，比新古典经济学前进了一步，为研究资本和利润理论提供了另一种方法，与奈特的不确定性、罗宾逊夫人的垄断和熊彼特的创新等解释形成互补关系。为了克服新古典经济学沉淀成本概念的局限性，我们沿着马克思经济学的成本补偿或价值实现角度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经济学资本理论和利润之间的复杂性。因此说，沉淀成本或固定资产使马克思《资本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不同，从而得出的结论与政策建议也不同。

企业投资的目的就是让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销售以获得一定的利润。此时假设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沉淀成本或很强的专用性，它们与劳动、原材料等生产成本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要能够按照补偿投资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或服务，固定资产、R&D和技能诀窍等耐用性和专用性投资也就不足为虑。在企业购买、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折旧费，企业只需要在产品市场上获得销售收益就行。如果企业无法补偿折旧成本，那么就会出现沉淀成本，此时与企业是否退出市场还是继续生产都没有关系。对马克思经济学来说，沉淀成本主要是一个价值实现或成本补偿问题。

因此说，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狭义概念，广义沉淀成本可以被定义为既不能通过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价值得到补偿，同时也不能通过资产投资本身的再出售价值得到补偿的那部分成本。由此可以推断，尽管资产具有通用性或者它们的服务寿命很短，如果不能得到完全补偿，企业仍会产生沉淀成本。反之，尽管资产是专用性或者它们的服务寿命很长，如果能够得到完全补偿，也不会产生沉淀成本。Dixit和Pindyck[12]则指出，沉淀成本是任何投资成本的一种潜在特征，比人们通常认为得要普遍得多。

由此可见，依据马克思经济学对于广义沉淀成本的理解，可以拓展新古典经济学的狭义性。一是沉淀成本不仅与资本市场状况联系起来，而且还与产品和服务市场联系起来了。二是沉淀成本不再与进入和退出市场发生关系。即使企业继续运营仍会产生沉淀成本，尤其是折旧成本自身能否得到补偿非常关键。三是从事前来看，任何投资成本都可能成为沉淀成本。但是从事后看，每一类投资成本都有可能是沉淀成本，主要取决于企业在投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价值实现状况，但并不意味着有些成本可能潜在地比其他成本更容易产生沉淀成本。四是突出沉淀成本与价值实现之间的关系，把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联系起来，从而可以看出沉淀成本的有无与宏观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沉淀成本可有可无。而在现实经济中，固定资产的损耗（折旧费）还包括货币工资、原材料成本等，不仅需要得到正确反映，而且还必须通过市场交换得到补偿。如果忽视投资成本的补偿，也就忽略了沉淀成本的存在价值，不仅会影响扩大再生产，甚至还会破坏简单再生产过程，最终导致财务资源枯竭、非自愿性失业和经济危机等，从而孕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展方向。

四、对沉淀成本概念的一种新综合

一般说来，新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沉淀成本概念的分析主要关注：一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完全知道沉淀成本的大小，从而使市场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看不到沉淀成本存在及其自身变化的现实意义。二是仅仅着眼于资本市场交易过程，其中资产专用性、交易成本以及政府管制等影响沉淀成本。三是沉淀成本仅仅与进入、退出市场直接相关，忽略了产品市场价值实现对沉淀成本的影响。也就是说，沉淀成本不仅构成潜在企业的进入壁垒，而且还构成在位企业的退出壁垒，严重阻碍企业自由进出市场或产业。四是虽然看到准租金分配时“敲竹杠”对投资成本补偿问题，但忽视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对沉淀成本的影响，特别是固定资产价值损失（折旧成本）自身的补偿问题。因此说，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家往往囿于新古典静态或比较静态分析，边际分析导致很难看到沉淀成本的本质特征及其影响。换言之，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短期与长期分析，但从长期来看，由于资

源都可以充分流动起来，因而不会存在沉淀成本。这样，在微观与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不涉及它，从而积极倡导自由放任市场，无需政府干预或者干预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相比之下，马克思经济学对沉淀成本概念的理解超越了静态均衡分析，而是指在历史时间和动态调整中，因资产有形磨损、无形磨损以及社会产品价值实现失灵的自然结果，是市场经济天生不稳定的来源。因为固定资产投资是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经济的核心本质，而固定资产的有形和无形损耗（折旧费）无法通过自身再出售得到补偿这一事实，导致马克思认识到社会产品价值实现对于投资成本补偿的重要性。这样，马克思经济学不再考虑进入、退出市场与沉淀成本之间的联系，而是从产品价值实现角度直接探讨沉淀成本的出现，广义沉淀成本不仅与企业生产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价值实现有关，还与资产自身的销售价值实现有关，是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

事实上，从长期来看，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是一个没有沉淀成本的经济模型，尽管从短期来看，产业组织经济学强调沉淀成本的承诺和博弈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强调资产专用性和交易成本概念等，为考察沉淀成本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需要考虑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状况，而且还需要考虑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在新古典经济学沉淀成本的狭义观点基础上，结合马克思经济学对沉淀成本的拓展分析，将购买、生产和销售三个阶段考虑投资成本的价值补偿问题，从而有助于更清楚地理解广义沉淀成本的形成动态过程及其后果[13]，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到，沉淀成本的产生与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政府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第一阶段是投资决策，主要是指购买或建造厂房设备的承诺，而且还包括在投资付诸实施之前需要支付的搜寻信息和签订契约方面的交易成本投资。第二阶段是生产过程，在生产中不仅需要考虑激励与协调机制，还需要考虑各类资产的有形损耗与无形损耗程度，包括生态环境方面的自然资本，从而看到折旧成本自身对各类资产的沉淀成本影响。第三阶段是产品销售，需要将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拿到市场上进行销售。如果产品市场需求旺盛，则不会出现沉淀成本。如果产品和服务滞销，就会亏损。此时，需要考虑第四阶段，企业是否出售固定资产。如果再出售价值能够补偿投资成本，那么也不会存在沉淀成本，进而不会出现债务和信贷问题。然而，如果再出售价值无法补偿投资成本，就会出现沉淀成本，其结果是，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也会随之而来。尤其是，企业的投资活动—价值实现之间存在时间间隔或时间滞后，经济中的政治、历史、社会和心理等因素都会影响投资成本的补偿程度，影响企业的再生产条件。因此，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都需要得到补偿，否则，就会导致沉淀成本出现，以致引发再生产中断。一方面，从长期看来，新古典经济学没有沉淀成本，一切投资成本都可以流动起来；另一方面，从短期来看，即使出现沉淀成本，也不会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其沉淀成本的大小不会影响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决策，可以说，沉淀成本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然而，从马克思经济学角度看，沉淀成本产生意味着企业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困境。进一步说，如果这些行业出现的危机能够很容易波及其他行业、其他地区，使国民经济陷入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从而引起经济周期性危机。因此说，如果处于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中，没有沉淀成本，企业通过资产自身的再出售很容易解决自身财务困境，也就不会有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然而，正如马克思（也包括凯恩斯）所强调的有效需求不足，投资成本无法通过社会产品价值得到实现，企业也无法通过资产出售得到补偿而产生沉淀成本，很容易产生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从而看到新古典经济学假定错误会自我消除，或者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会纠正这些错误。不幸的是，在现实世界中，金融恐慌会轻易地失去控制，演变成一场经济危机。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马克思和凯恩斯都认为生产和需求之间的差距是引起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但在解释这种差距的时候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凯恩斯认为，出现差距完全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马克思则在强调需求和供给都有问题的同时，把重点放在了供给（即生产能力的侧面）上。也就是说，资本家的投资支出起到了扩大总需求以及提高生产力的双重作用。因此，资本家的投资支出引起的生产率超过了总需求时，资本主义经济很难摆脱价值实现受挫的恶果[14]。

图1 沉淀成本的产生及其政策取向

总之，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坚信完全理性，因在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理论走得太远，以致无需考虑沉淀成本问题，如果不把沉淀成本添加到理论模型中，我们就会丧失判断力，也就无法认清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由于有限理性、真实时间以及非遍历性背景（Nonergodicity）的约束，沉淀成本的产生是由资本市场、产品市场以及政府政策等造成的，难以纳入新古典一劳永逸的优化模型中。沉淀成本的出现对微观和宏观经济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不容忽视。尤其是沉淀成本的出现，主要通过流动性约束和财富效应，使背负债务的企业逐渐缩小生产规模，从而波及宏观经济，很容易引发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

究其本质，这主要与投资成本的补偿机制有关。对于企业的生产耗费来说，包括机器、设备和厂房等固定资产的有形和无形损耗，摊入的原材料、辅助材料等，都需要通过社会再生产运动得到相应的补偿。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价值运动的方式及其各个组成部分，在价值上补偿，在实物上如何更换，直接关系到社会生产的按比例发展状况，也直接反映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或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需求、相互供给，形成互为条件、互为制约关系。

五、一般性结论及其制度或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在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条件下，任何投资都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或产品市场得到补偿，从长期来看不会产生沉淀成本，自由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如地协调人们之间的行为，个人仅仅致力于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结果却导致了有效率的、最佳的社会结果，无需政府干预，仅仅关注短期沉淀成本的存在及其影响并无大碍。然而，遵循马克思经济学的成本补偿或价值实现的思路，可以看出马克思《资本论》优越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所在，走进一个有货币、信贷、固定资产甚至真实时间的世界里，市场具有不稳定性，诸如非自愿性失业和经济危机，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虽然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没有沉淀成本，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依据资产专用性和交易成本考虑现货市场、长期契约或垂直一体化等组织边界问题。迪克西特和平迪克研究不确定性与沉淀成本投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创建了实物期权理论，进一步丰富了新古典净现值方法[15]。这些研究更多关注狭义沉淀成本，但对于完善马克思经济学对于沉淀成本的本质认识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超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着眼于总供给政策并兼顾总需求政策，区分有无沉淀成本经??模型这一简单两分法，再次确立了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的核心关系，并提出一些相应的制度或政策创新的基本原则，即加强风险和沉淀成本管理。

1从经济理论创新上看，沉淀成本也会引起市场失灵，又一次驳斥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产生最佳结果这个斯密神话，有沉淀成本的经济模型更加贴近现实经济条件。自由放任并不可行，私人契约和政府干预都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和技术创新等，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产生的沉淀成本十分显著，很容易造成创新悖论，并不是技术进步越快越好[16]，也不是创新越多越好[17]，因此，有管理的适度竞争或适度垄断是合意的，过度竞争和完全垄断都不会产生最优解，尤其对物质资本、人力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来说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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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发展和经济危机

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亨廷顿列举的影响政治发展及民主化的因素中，其中许多的变量都是因为经济发展而出现继而产生作用，对政治发展在不同层面上产生影响。亨廷顿在书中着重指出：“经济因素对民主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之间，总体上存在着一种相关性，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或水平，本身就是促成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

三、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基本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