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思考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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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或许，他的成功，确实需要那两种力量的叠加。

11月初，本刊记者在姚安濂位于虹桥的家中，对他进行了专访。

采访并不在客厅进行，虽然一圈舒适的大沙发通常更适合聊天谈话。记者与姚安濂的谈话是在餐厅的一张大圆桌两端，质地坚硬的木质桌椅，使双方都无法随意进入闲适状态，整个谈话仿佛也多了几分直来直去的明快。当然，在这里对话的另一个原因是，餐厅有大窗，比较通风，在一整个下午接受记者长时间采访时，他的烟瘾可以得到适当满足。

独立演员：

甘当有含金量的“临时工”

虽然姚安濂如今取得的成就，与独立演员的身份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但作为一个早在1990年就从国营工厂辞职出来闯天下的“文艺工作者”，他绝对是一个老资格的独立演员，那些独立演员所要面对的甘苦辛酸，他全都尝过。所以，当他获得国际A类电影节影帝殊荣的时候，他的特殊身份令这座奖杯增添了一道尤为难得的亮色。

主席在前不久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特别提到了独立撰稿人、独立演员等体制外文艺工作者，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团结，更好地发挥他们的能量，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贡献。

在姚安濂的观念里，独立演员有其特殊性，因为影视艺术是一门合作的艺术，大多数影视作品都需要通过各部门各工种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所以影视从业人员有点像群居动物，做事干活常常成群结队。不像画家、作家，可以单打独斗地出作品、走天下。所以他们的“独立”好像天经地义，而影视工作者的“独立”，就有点另类、不入流的意思，因而令人关注。

“好在近十年来影视剧制作领域不断快速地市场化。”眼前的姚安濂对独立演员的身份显得泰然自若宠辱不惊。影视剧制作的基本组织方式，已经变得灵活多样，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个剧组就是一个个“临时单位”，这个“单位”要不要你，常常并不取决于你背后有没有单位。

当然，当某影厂、某公司、某剧团投拍影视剧时，它可能会优先选用“旗下”签约演员，但如果你是一个具有较高含金量和性价比的“临时工”，制片人、导演还是会青睐你，选择你。他们首先考虑你的人气、你的票房价值，然后考虑你的戏路、外形、气质与角色的匹配度，最后还要衡量一下性价比。谁都想低投入高产出，“个体户”的好处就是成本低，不给中间环节“剥皮”。

反过来，有些“有编制”的演员反而为编制所害：贪图安逸，不思进取，最终从影视圈消失。况且，现在不少国营大型影视企业，也早已不养演员，演员仅有个编制，单位仅交个四金，以前在外面接活就向单位交劳务费，现在连这个也取消了。所以实际上他们也形同“独立”演员，跟姚安濂们一样，早就习惯在影视市场的大树林里觅食，因为单位早就不“喂片子”给他们吃了。

当然，在成长为姚安濂这样的影帝之前，独立演员必然会面对一些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当你名不见经传，手里没作品，背后没单位的时候，别人对你的定义就是“非职业演员”，对你的能力一定会打问号。但恶劣的生存环境，也能强大你的生存能力。只要熬过被怀疑、被冷落，甚至被欺负的那段最初岁月，积累起自己的艺术形象，一定能等到厚积薄发的机会。

赌气下海，谁知是福

姚安濂在辞职当独立演员之前，是个有编制的工人。

1990年他从上海活塞厂辞职，成为“海漂”。没了单位，没了收入，姚安濂赖以生存和养家糊口的技能只有演戏。也正因为把自己逼到“没有退路”的境地，他对接到的每部戏都投入百分百的热情和精力，生怕给剧组留下一丁点不努力的印象，影响日后的“生路”。姚安濂说，讲得不好听点，那时真叫做“夹着尾巴做人”。久而久之，居然也成为一种习惯，至今姚安濂在剧组里都是对人谦虚谨慎，对戏一丝不苟。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才不久，究竟是什么使姚安濂下那么大的决心，好好的体制内工人不当，偏要跑到体制外当一个朝不保夕的“临时工”？

实际上，姚安濂从厂里辞职，是带着赌气的情绪。没想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年轻气盛时的一个并不成熟的决定，最终反倒成全了姚安濂的影帝之路。

1985年，姚安濂白天是名工人，晚上和休息天，他不是在剧场就是在去剧场的路上。他不仅爱看话剧，也爱创作和演话剧，在当时的上海业余话剧界已小有名气。有一天上海群众艺术馆派人到活塞厂借调姚安濂，想请姚安濂抓业余话剧创作这摊工作。这对姚安濂而言，真是正中下怀，如鱼得水。然而群艺馆与活塞厂原先说好是先借后调，但一年、两年过去了，调动工作的事杳无声息。原来姚安濂在活塞厂是工人编制，而文化局下属的群艺馆属于干部编制，门不当户不对的问题，殊难解决，一拖就是五年。

姚安濂终于按捺不住了，他既不想低三下四地求人托关系解决编制问题，也不想为难群艺馆逼他们作出要人还是退人的决定，更不想再回到活塞厂当工人，他决定自谋生路！

现在回想起来，姚安濂觉得，人有时候是该果断一点，决绝一点，破釜沉舟，置死地而后生……有了这些东西，命运或许会出现转机。

做过制片人，等待当演员

姚安濂离开活塞厂的时候，已经有了家庭和小孩，他告诉自己，作为男人，必须承担家庭责任。他虽然心系表演，想方设法接演电视剧，但毕竟那时候影视剧的总量有限，接的也大多是小角色，养家糊口还成问题。做演员的理想既然不能换来足够的面包，姚安濂只能退而求其次，做制片，做副导演。

“因为当时我在表演上还没‘出来’，机会比现在少得多。你苦苦等待别人给你一个角色，有时候一等可能就是三个月、半年。”姚安濂要改变这种被动等待的状况，选择转战幕后。

但是，他即便在做副导演、制片的时候，也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总有一天我还是要回来当演员！而在做幕后的这个阶段，他也一直在“偷师”，在拍摄现场暗暗学习不同演员的表演长处。

在这个“曲线救国”的阶段，姚安濂完成了三件事：一、赚钱养家，承担起家庭责任；二、偷师学艺，为实现理想储备能量；三、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不离不弃，等待演戏机会。

那段时间，姚安濂身边有好多朋友同学下海做生意，他在做制片人、副导演的时候，也搞过一个影视公司。“如果后来不继续演戏，也许我现在也是某某影视公司的老总。”但是姚安濂终究无法割舍对表演的热爱，他深深感到，真正可以令他忠贞不渝倾付一生的，只有表演，不是其他。“做制片人纯粹为了养家糊口，也许比现在挣的钱多，但不是我真正想干的事。”他说。

如果说，从工人到艺人，是姚安濂的第一次选择，带有一些意气用事和盲目；那么从制片人到演员，则是他的第二次选择，这次他深思熟虑，冷静理智地听从了内心的声音。

姚安濂说，如果让他再选一次，他还是做演员。“做制片人或许也会成功，但未必会有我今天拿了影帝那么开心，幸福指数没那么高。”

虽得奖，仍不满

影片《打工老板》在送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参赛之前，还曾送过戛纳，但并未入围。去蒙特利尔也缘于一个巧合――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主席、年近九旬的洛赛克先生今年三四月份到中国来为他的电影节选片。他是个中国通，来中国不下十次。中影公司向他推荐了《天空》等影片，都不合他胃口。《打工老板》并不在推荐片目之列，然而洛赛克偶然在中影公司的一张办公桌上，看到了《打工老板》的碟片，很感兴趣，借回去看后，一见钟情，当即决定邀请该片参加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然而，当时《打工老板》已经送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只不过那边消息还没来。洛赛克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加重他邀请的砝码：如果你们愿意进入蒙特利尔的长片竞赛单元，请你们把影片从威尼斯撤回。

《打工老板》对姚安濂的意义自然不同寻常，可谓他的幸运之作。然而，他对该剧的评价仍然保持了相当的理性和客观。他认为这部影片的剧本写得相当不错，有视角，有人物，有命运，是个大片的材料。但就影片整体品质而言，如果当时坚持送威尼斯，恐怕最终会失利。

在《打工老板》的拍摄过程中，姚安濂跟导演，尤其跟摄影师有过不少艺术见解不同的地方，他坦言，对不少镜头的运用至今仍保留自己的意见。对个别镜头，他甚至觉得是给拍坏了。

但是姚安濂明白自己的身份是演员，他不会当“戏霸”，所以他告诉自己，艺术见解上的争论可以无界限，但剧组分工是明确的，不能越界。他所能做的，就是适时地提出自己的建议。

篇2

独立学院的学生入学门槛相对一本二本的学生比较低，学生的学习能动性和主动性较差，但要完成同样的本科教学目标，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要求办学规模、学科专业设置、师资队伍、教学科研水平、基础设施、办学经费及领导班子配备等要合乎要求、学校名称的确定，必须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办学层次、类型、学科门类、教学科研水平、规模、领导体制、所在地等来确定。独立学院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尤其要加强基础设施和师资队伍建设，同时按照学校发展目标和人才培养要求积极调整专业设置，完善教学计划、教学规范及教学管理制度，力争使各项办学条件都达到民办普通高校所应有的基本要求。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 如同检验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当然也不能迷信考试， 把它当作检查学习效果的唯一方法。要认真研究、试验， 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 使它完善起来。对考试的总结因人而异，但从古至今，考试确实是考核一定时期内的成绩的最有效途径。部分高校长期以来不重视学业考试的改革和职能发挥， 教学中存在考试内容陈旧、考试形式与方法单一、考试后无反馈等问题。独立学院作为新生力量，很多地方都不完善，往往一味的抄袭母体学校的制度，使得走上思维陈旧的老路。

独立学校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机构， 因此， 必须对独立学校的教学提出更高的要求。考试是对高校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质量进行检验的有效方法。有考试参与的教学能将高等学校的教学活动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因为， 实施考核本身对于大学生明确课程目标， 巩固所学知识， 检验学习效果， 掌握关键问题， 训练思维， 培养应变能力， 都具有积极的作用。高校考试就是一种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 它参与到高校的教学过程， 渗透在高校教学体系之内， 并与其他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一起共同促使高等学校的教学取得最优化的效果。

二、独立学院考试制度存在的弊端

（ 一） 考试管理机制上的弊端

大多数独立学院都设立了专门的考试部门或是相关的岗位，专门负责学院的各种考务工作。从表面上看， 似乎加强了考试的管理， 使各种考试趋于规范化。其实， 这仅仅是一种管理形式的加强， 并不能在质量上起把关的作用， 而且容易导致一些不良因素的出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考试目的功利化， 导致考试这个教学功能众所周知， 考试具有预测、评定、选拔、诊断、激励、调控等多种功能， 但在现实中却往往被扭曲， 过多地表现出表象性、功利性特征， 考试的主要目的变成了及格、拿到学位证。按照传统的理解和习惯性作法， 考试就是课程学习的终止符， 考试结束则意味着课程教学活动的终结。及格万岁成了一些学生的流行口号，他们仅以考试过关、取得文凭作为学习的最终目标。

2、大部分闭卷考试影响学生的心理

现在极大多数高校在考试方式方法上采用闭卷考试， 只有很少一部分的考查科目采用开卷考试，并且考试时间都集中在期末。这样的考试方法， 尽管从表面上看， 有利于增强考试的规范化、严肃性， 但弊端还是较多的。首先， 容易导致一些投机取巧的不良行为出现。现在高校的闭卷考试大多数是侧重于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理解、掌握或运用的检测。然而， 每门课程这方面的内容都是很多的， 学生很难都能背下来。因此， 越是闭卷考试，对考试过程组织得越是严密， 给学生造成的心理压力、精神负担越重， 也就越容易导致一些投机取巧

的不良行为出现。由于这种考试给学生带来了较大的心理压力与负担， 加之考试正在严冬或酷暑之际进行， 容易导致学生心身方面不健康的问题出现， 有些学生甚至出现考试恐惧症、考试焦虑症、神经衰弱症等心理疾病。

3、考试形式单一， 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篇3

当然，本人的意思绝不仅仅是说做好一个产品或者只要质量好就行，但反之肯定是不行的。可惜，很多企业都很急，显而易见的道理，一旦落到自己头上就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笔者在这里提起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并不是好去争辩什么，而是想说明，4P或者互联网营销这是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或者思考方法，不同的企业和问题解决办法未必相同，因此，4P也没有过时，不做互联网或不以互联网为主要营销方式的企业未必就“完蛋”了。

同样的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为什么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判断和解决方案呢？这就涉及到思考方式和是靠维度的问题。

以下举一个当前被炒作得很火的例子。

曹操高陵事件，几个月之后又被抛了出来，考古队说：出土各种文物完全可以证明此墓为“曹操墓”；而在“苏州三国文化论坛”上，23个学者认为：有人策划、蓄意造假。

据相关媒体报道：潘伟斌在声明中说，曹操高陵的考古发掘是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局组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实施的一次正常考古工作，考古发掘符合《田野考古规程》，发掘过程中多次聘请国内权威专家对考古方案、出土文物和资料进行现场研讨和论证，确保了出土文物的真实性、地层的准确性、资料的可靠性和研究的科学性。所出土的石牌、画像石等文物，出土记录清晰详实，并经过相关专家认真鉴定，确定其文物真实性无疑。

声明强调，考古队曾两次邀请国内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体质人类学专家，共同研究曹操高陵考古成果，确认安阳西高穴大墓为曹操高陵。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亦组织相关专家专程考察、研讨，充分肯定了安阳曹操高陵的定性。“安阳西高穴大墓是曹操高陵”的结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不知道大家看了报道有什么感受？人家怀疑不是，就算不拿证据也合理，必竟对这么一件民众关注度极高的事件，而且曹操墓已经定出了60元价格的门票，对此，民众是要有“真假”的知情权的，必竟以后是要付费的，因此，考古队应当拿出“铁证”来证明曹操墓的真实性。

其实，考古队的“声明”是很苍白的，也不符合逻辑。谁说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就可以证明这个墓是曹操墓？而声明说“经过权威专家对考古方案、出土文物和资料进行现场研讨和论证”，这就说明是“曹操墓”了？自己拿不出“铁证”，要别人拿出证据来证明为什么不是真的，有违常理。如果不能完全证明是确实是曹操墓，那考古队就不要下结论。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庆柱说：对安阳曹操墓出土文物，考古所使用了各种技术方法，进行了时代、技术与工艺和物质结构分析，“如果是现代造假的，拿热释光一照就知道了”。依在下看来，刘主任想当然了吧，就算一个对考古一无所知的人就应该知道，拿几块墓道里的石块，粉碎以后，再造出来什么“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请问刘主任，“拿热释光一照就知道了”，你怎么知道？你就照得出来年代了？！再说，其中的石碑和石枕还是从盗墓者手中缴获的。

还有那个用来按图索骥的《鲁潜墓志》，早就没相关专家质疑了，用被质疑的东西来证明曹操墓的真实性，让人觉得很不严肃。

本人斗胆从“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角度（当然不是从考古的角度），来试试证明一下该墓的真伪。曹操墓的界定应该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第一，《鲁潜墓志》的真伪

第二，石牌和石枕的所谓“铁证”是真是假

第三，盗墓者有没有可能作假，其他人有没有可能作假

第四，参与发掘、研讨的专家是谁？研讨了什么？怎么得出的结论？

第五，考古结论公布程序以及谁要为此负责

这几方面相互独立，每一方面都可以穷追下去，如果哪一方面出现问题，基本可以判断该墓真实性值得推敲和不真实。

比如：“石牌”问题，本人这个没有考古知识的人，根据媒体所报道和收集的资料可以进行如下分析：其一，魏王是汉朝最后一个皇帝刘协加封曹操的，死后，理所当然由曹丕世袭，也就是说曹丕是魏王了，“武王”是曹丕追认的，因此只能是叫“武王”，而不会叫“魏武王”；还有，在曹后，下葬的当时，没有必要强调是“魏”，强调了反而显得“煞有介事”。再有《鲁潜墓志》的真伪，应该很好鉴别其真假。其二，“陪葬品”上都刻有“魏武王”字样，假如陪葬品是真的，那就说明曹操生前就有了“魏武王”这一称谓。但是“武”字是谥号，假如是真的话，曹操生前是不应该有的。换句话说，曹操生前不会有人称其为“魏武王”，那些陪葬品也就不会是曹操生前所拥有的，而是曹后才制造出来的。一般而言，古人墓穴中的陪葬品往往是死者生前常用的，从这点上看，所谓的“曹操墓”是假的。但凡事不能太绝对，不排除是曹丕在曹操去世并且取得“谥号”后，令人制作了这一批陪葬品，然后将其下葬。

因在《百家讲坛》讲述《史记》而走红的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在其博客上力挺有“魏武王”之说，还列举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可惜，都是曹后的资料，也就是魏之后的文献，并不能说明曹了之后，在其墓穴里就有了“魏武王”这个称呼和石碑。

如果考古队凭借现在出土的文物就断定这个墓葬是曹操高陵，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推断一下：造假者就是知道在魏之后，文献上有“魏武王”的提法，才忽略了考证，将石碑上刻上“魏武王”。

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有没有造假？只有证明没有造假，讨论下去才有意义。

说了这么长一个例子，就是想说明，我们要通过事件和问题的表象，发现问题的本质，然后才能解决它。考古队错在：把自己臆想出来的假设，当成了结论，可悲；没有证据还嘴硬，可叹；要别人拿证据出来证明是假的，你为什么拿不出证据证明其是真的？可怜！

大前研一在其成名作《企业参谋》中讲了策略性思考的方法，即：现象－归类－抽象化－设定找到解决方案之方法－针对所拟解决方案做假设－透过分析证明或推翻假设－导出结论－具体化－拟定要实施的计划－交由实施。

经验丰富的人常犯的错：由“现象”直接跳到“拟定要实施的计划”，也因此常常会造成判断错误。

以上的大前研一的策略性思考方法。这是营销人思考问题可以借鉴的也是非常适用的方法。

对于思考的维度，我们总结了6个维度。第一是广度；第二是深度；第三是高度；第四角度；第五是力度；第六是锐度。（后续文章会结合案例进行阐释）

①广度：立足企业和品牌现状，放眼商业世界未来，注重全球视野，使思维和创造性具有一般性的意义。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兴许就是这个意思。

②深度：超越一般性，具有深刻的商业理念及哲学思想。通过现象深入到问题的本质。

③高度：达前人未所达，创别人未所创。

一个问题的出现，如果仅仅在这个层面上想办法会非常难解决。比如，终端竞争已经非常激烈，如果我们还是要比终端的力量，就必须加大投入，招聘更多的营销人员和促销人员，在全国或者区域市场建立更多的办事处、分公司。这样虽然短期内销售额可能增加了，但实际上利润却减少了。

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以品牌或者产品为出发点，或许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如：青岛啤酒当初进广西市场，在渠道和终端都“堵塞”的时候，以消费者和品牌为基点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其效果虽然显现随慢，但却是“致命”的。即，要从全局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篇4

(一)环境工程在质量上的重要保证

环境的工程监理可作为整个工程监理工作的一部分,是作为项目工程的质量为主监理的一个补充,监理是由第三方承担,受到项目建设单位的委托,根据合同以及有关的法律法规,对环境的工程建设的承包方来进行监督和管理。并且通过建立一个严格工作制度,其中包括记录、报告以及例会等的制度。把环境工程中发生的问题及处理的结果记录下来,并且把相关情况通报给施工方以及业主,以此来保证环境工程的顺利实施和质量的要求。

(二)满足对环境监督管理方面的需要

目前对于中小型环境的工程验收最主要的是通过验收的管理部门进行现场勘查,对于建设单位的提供方案、资料的审查,及参照环境的监测和监察部门事后的监督数据,而环境工程的质量是不是达到了环保的基础要求,是不是能满足项目的试运行的条件和环保验收的标准,是不是有权威的质量的监督报告和结论。通过建立这样的工程环境的监理制度,当环境保护的工作验收时,有第三方的监理机构提供出工程质量的报告和结论,来作为环境部门的验收依据,利于环境的监督和管理。

(三)符合环境经济和产业的发展方向

在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大力的发展环境经济和环保产业,能够使政府部门把监督管理之外的工作交给市场运作,这是环保产业未来发展的总趋势。建立环境工程的监理制度,是环境保护和市场经济有效的结合,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符合环境经济和产业的发展方向。

(四)促使公众积极参与环保的工作

建立起环境工程的监理制度,能够使专业的技术人员和专家参与环境工程的监督和管理中,更加有利企业规范环境的行为,也符合国家关于提倡公众积极参与环境的监督和管理的政策,促进环保公众参与的方面工作的开展。

二、在建立环境工程的监理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缺少法律法规的依据

环境工程的监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法律和法规的相关规定,重大项目主要是依照环境影响的报告书批复来执行,一些中小型的建设项目通常没有明确的要求,这也就意味着相关的企业可以进行环境工程的监理,同样可以不去实施,就算是实施也仅仅可以依照环境的批复要求或者是企业自身的意识。

(二)企业对于环境工程的重视程度不够

环境工程常常是项目的主体工程中的配套工程,质量如何,运行的是否正常,通常不会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生产,再加上建设需要先期的投资,运行之后还需要投入,在那些环境意识并不高的企业中,环境的工程质量根本得不到有效的重视。

(三)监理机构与人才上的缺乏

一般的项目在工程的监理机构以及人才上都比较充足,而环境工程并不同于一般的项目工程,除了要满足一般项目工程所要求的质量,还需要满足环保的技术标准和要求。怎样监督施工的单位按照环保工程的技术要求进行,这都需要有关的环保工程监理的人员进行解决,而同时满足了这两方面条件的监理机构以及复合型的人才目前还非常的缺乏。

(四)环境监督和处理力度不够

目前的环境监察的力量还非常的薄弱,管理的手段以及方法也不够先进,对那些存心偷工减料或者是不按照环保的技术规范进行实施造成工程出现问题的违法行为很难取证,无法做到及时的处罚或者处罚的力度不够,使得企业的守法成本过高,而违法的成本很低,违法的行为不能够根从根本上杜绝。

三、建立环境的工程监理制度需要采取的一些措施

(一)对相关的法律和法规进行完善

相关的法律和法规能够很有效的推动环境工程监理的制度进行实施,让政府的部门和企业都能有法可依,企业也能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制定完善的法律保障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做起:

1.在局部的地区进行先行的试点,制定出地方性的法律法规,以点带面,进行逐步推广;

2.充实环保的“三同时”验收以及环境影响的评价等有关的环保制度的内容,制定出操作的细则,以便具体的操作;

3.修改和完善全国性的统一法律法规

(二)加强有关的宣传并且提高企业的环境意识

通过加强对于环境的宣传,尤其是对于已经实施了环境的工程监理的一些样板工程进行宣传,要是企业逐步的认识到环境工程的监理对于保证工程质量方面的重要意义,能够充分的理解,并且积极的支持和配合有关监理制度的实施,而且在工程的建设过程中,主动的开展相关的环境工程的监理。

(三)加大环保监管的处罚力度

环境的监察部门应当加大监管的处罚力度,对不能够及时的通过验收或者有意将环保设施闲置的企业,尤其是对那些有意进行偷工减料及不按有关的技术规范造成环境工程出现质量的问题的行为,应当根据有关的法律和法规进行从严从重的处罚,通过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理力度,使企业逐渐的重视起环境工程的质量,确保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

(四)做好监理机构的准入和考核以及人员的培训

环境工程的监理机构和一般的工程监理的机构虽然有很多相同的性质,但是在技术的资质以及人员的素质方面还是有不同要求的。在推广环境的工程监理的过程中,对于监理机构的建立应当制定资质的准入和考核的条件,以避免那些不符合有关条件机构的进入。在监理机构的推广方面,可以在已有的普通的工程监理机构当中发展。监理人员在环保的培训方面是不可缺少的,人员的素质非常重要,在制动环境的工程监理的机构准入和考核的基础之上,应当通过对监理人员的环保培训,监理持证上岗的制度,以此保证监理人员的素质。

(五)规范工程的监理费用的行为

在实行市场化运作的初期,为了能保证建设单位和监理机构两方的利益,避免因为工程的监理费用而造成恶性竞争进而影响了工程的质量,规范监理费用的行为也就显得尤为的重要。 物价的管理部门应当在充分的调研基础之上,来做好测算,制定出指导性的监理费用的政策,以此保证环境工程的监理工作在有序的条件下进行开展。

(六)修订环保的验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