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建筑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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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现存文庙24处，对于文庙专门性的研究甚少，大多都是在古建筑的专著中涉及。《山西文物建筑保护研究文集》中对研究山西建筑的理论作了概述；《山西南部全国重点文物古建筑保护规划研究》对山西南部古建筑的现状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提出了文物古建的保护规划；《中国古建筑名词图解辞典》主要对古建筑特别是山西古建筑的结构、法式、装饰部件等以图片的形式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山西古建筑通览》以图片文字想结合的方式介绍了山西古建筑的精粹；《山西古建写生》用画笔尽可能多地描绘下了山西的古建筑，尤其是一些不为人知的古建筑，真实的记录了这些璀璨国宝的现状。虽然山西古建筑的专著众多，学术论文更是不胜枚举，但是关于山西文庙的研究极少。本文主要通过对山西现存的文庙资料的整理，来分析研究理论与方法，试图探讨古建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二）山西文庙的分类

根据表一，我们能看到，山西现存的文庙保存情况并不一样，多数经过岁月或人为的破坏，都以残碎不堪，有的文庙只有大成殿残存。同时也可看出，大成殿的规格也不尽相同。所以，在研究山西文庙时，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以地区为分类标准，可分以下三类：晋北地区：大同府文庙、浑源文庙、代县文庙、埻阳文庙、静乐文庙晋中地区：离石文庙、太原府文庙、清源文庙、晋源文庙、平遥文庙、左权文庙、金庄文庙、静升文庙晋南地区：襄垣文庙、潞城文庙、长子文庙、浮山文庙、永和文庙、闻喜文庙、新绛文庙、绛县文庙、万泉文庙、阳城文庙、南召文庙以大成殿的建筑类型（屋顶形制）为分类标准，可分为以下几类：单檐歇山顶：大同府文庙、浑源文庙、代县文庙、埻阳文庙、静乐文庙、离石文庙、太原府文庙、清源文庙、晋源文庙、平遥文庙、潞城文庙、长子文庙、浮山文庙、永和文庙、闻喜文庙、绛县文庙、万泉文庙重檐歇山顶：左权文庙、新绛文庙、阳城文庙单檐硬山顶：金庄文庙单檐悬山顶：静升文庙、襄垣文庙、南召文庙笔者认为，除了以上两类分类标准之外，还可按照年代、建筑布局、装饰特点、残存情况进行分类，在这里不作详细论述。

（三）山西文庙的横向及纵向比较研究

本文在前面已经说过，建筑的特点与文庙历史文化的渊源以及地域建筑艺术的审美取向都有关联,对其进行讨论，既应该考虑针对其文化背景的纵向发掘,也应该考虑对不同地区同类建筑形态差异的不同比较。大成殿是文庙的正殿，也是文庙的核心。以下的比较研究均以大成殿为标准。1、横向比较研究（以元代为例）根据表一统计，元代，在晋北、晋中、晋南都有文庙的分布，其中以左权文庙大成殿的建筑规格为最高，其次为晋北，最后为晋南。山西地区的文庙作为地方性建筑，文庙的建筑必定要服从中央的安排，不得僭越，但是又由于地方的因素，包括财力因素、人为因素、审美因素等又有不同。2、纵向比较研究（以晋南地区为例）在晋南地区，从金至元、明、清都有文庙的建设，其中以明、清时期最为突出。而明清时期多为“扩建”，即将面阔三间的扩展为五间，五间的扩展为期间，尤其是晚清为盛行。结合当时晚清的政治情况来说，扩建文庙大成殿或许是官员政绩的一种表现。所以，文庙的纵向比较研究应与当时的社会情况相结合。

（四）山西文庙的历史价值

文庙的建设是与儒家文化的传播密切相关的，山西地区文庙的盛行同样也是儒家文化渗透的结果。文庙的存在，无论对古代教育还是现代教育都有很深刻的影响。下面就左权文庙来说明这一情况。左权文庙建于大成殿重建于元大德年间，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第一，左权文庙大成殿建筑结构简练，造型优美，做工上使用圆木为梁材，甚至使用弯木，表现出构架设计中的简单灵活。从现存彩绘上看，用料和工艺都十分讲究。建筑气势恢宏，做工精细，用料硕大，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及艺术价值；第二，左权文庙大成殿坐落于左权中学南边，其教育作用也显示得尤为重要。（五）山西文庙的修护保存（以埻阳文庙为例）已有近1700年历史的中原边陲重镇——崞阳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这样记载：“大同有事，以重兵驻此，东可以卫雁门，西可以援偏关，北可以应云朔，盖地利得也。”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崞阳无论在哪个朝代都倍受重视。文庙始建于元代，占地面积近两万平方米，殿、祠、坊、阁、亭、台、楼、榭等百楹建筑星罗棋布，构设精巧，是其历史上一座极具魅力的儒学圣地，可想而知其昔日的繁华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但现在，崞阳文庙已经失去了往昔的辉煌。近8米高的崞阳文庙的大成殿地基为砖石结构，由于自然和人为的毁坏，周边的条石已经脱落，砖面松动。古庙前院养鸡后院晒粮，城墙上挖砖种地，城墙边挖土盖房，保护不力导致文庙严重损坏。而今，文庙的危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方面面临资金的问题，另一方面又面临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这也是现在山西大多数文庙面临的问题。要想文庙面临的问题得到实际的解决，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加大关注力度和资金投入，是我们的宝贵文物财富得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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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国际首饰潮流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由原先的贵族化、高档化转向平民化、个性化。这为现代首饰设计拓展了可喜的空间。现今的珠宝首饰发展趋势，亦要求珠宝首饰设计不断推陈出新，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兼容并蓄，对民族元素的再认识和再利用。中国古代建筑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其独特的体系和风格，渗透出中国的民族气质和美学思想。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元素应用到现代首饰设计中，让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成为我们进行设计的一个新的创意点和启示点，不失为一个值得尝试的途径。

一、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特征

1.1中国古代建筑的造型：古典美学家把建筑列入艺术部类的首位，建筑和绘画、雕塑合称为三大造型艺术。建筑使用者在实用过程中获得美感，得到享受。中国古代建筑的木结构体系，它本身的复杂与精微是砖石结构建筑所无法比拟的，而这也决定了其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化中独特的形式美。

以北京天坛祈年殿为例，其建筑整体形式采用圆形，层层收缩的汉白玉圆形台基与层层收进的青蓝色琉璃瓦三重攒尖顶相对呼应，金色的宝顶与天相接，体现出象征“天圆地方”的祈年殿的崇高庄重的性格。

中国古代建筑中装饰效果较强的构件如拱券、飞檐、斗拱可取其流动的线条，独特而精巧的造型可使现代首饰更具中国特色。以斗拱为例，作为中国古代建筑中占据特殊地位的构件，斗拱用于屋顶与柱子连接的过渡部分，起着屋顶荷载向下传递的结构功能作用。但即使是纯粹的建筑承力结构范围，也饱含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在建筑的整个立面构图上斗拱发挥了结构和艺术形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1.2中国古代建筑的装饰：

装饰在以木构架为结构体系的中国古代建筑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古代的装饰手法锻造了中国古建筑富有特征的外观：庑殿、歇山、悬山、硬山和单檐、重檐等不同形式的屋顶；屋顶上鸱吻、宝顶、走兽等奇特的个体形象；以气韵和风格及纹饰见长的瓦当和画像石；门窗上千变万化的窗格花纹式样；柱子、梁枋之上的龙凤、戏曲故事、动物、花鸟等等；

1.3中国古代建筑的色彩：

使用色彩是中国古建筑装饰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中国古建筑在色调的运用上，大胆而富于创造，有的色调鲜明，，对比强烈，有的色调和谐，纯朴淡雅。建筑师根据不同需要和风俗习尚而选择施用，反映了强烈的民族精神。北京故宫就是最典型的实例。使用对比强烈，色调鲜明的色彩：红墙黄瓦衬托着绿树蓝天，明快地衬托出建筑雄伟的轮廓。再加上檐下的金碧彩画，使整个古建筑显得分外绚丽。

1.4中国古代建筑的材质：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架结构为主，用材的最大特点是以土木为材。因以土木为材，质感偏于“熟软”，而少生硬，性格温和柔丽，而少阳刚之气，给人以温暖、亲切的审美感受，它切合了中国人比较感性、追求意境、求和睦、重感情等特点。这一点在民居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与欧洲古典石料建筑的那种冷峻、生硬感觉相比，即使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也还是富于东方特有的美的“土气”。

1.5中国古代建筑的工艺：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架结构为主，各建筑构件之间的节点用榫卯有致穿套，众多方木条方木块相组合，形式灵活多样，刚柔相推，构成了富有弹性的框架。中国古代建筑的雕刻手法采用高浮雕、浮雕、阴线刻、凹面刻、减地平面阴刻等等。

二、在现代首饰设计中的借鉴和应用

2.1造型的借鉴和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整体形式于首饰设计值得借鉴。天坛祈年殿三重攒尖顶是建筑整体在形式单元上的重复和外观上的一致，它常使人感到整齐、稳定、庄重之美。层层收缩的三重攒尖顶和汉白玉圆形台基则是基于圆形这一形式单元的逐渐演变，克服了单调、乏味的弱点。作为视觉元素有节律变化的一种组合形式，是一种高级的整体美。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构件亦能应用于首饰设计。笔者的一组作品以斗拱为原型，整体依照轴线左右对称组合，通过一种物理上的平衡，营造一种庄重、典雅感。外观上取层层叠叠的线条，由小到大、由浅入深做近似变化，在平衡之外，讲求一种变化的节奏感。而与手镯、簪子、项圈的其他部分形成了静中有动、统一和谐的视觉效果。

现代首饰形式美的规律主要有均齐与渐次、对称与均衡、对比与调和、节奏与韵律、节奏与韵律、多样与统一。中国古代建筑亦具有一整套成熟的形式美法则的成熟的艺术体系，这些形式美规律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均有相应体现。

2.2色彩、装饰的借鉴和应用：

色彩是无形的语言，不同色彩对人的生理、心理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和影响，不同的配色风格会反映出设计者的文化修养、性格爱好及喜怒哀乐，不同民族的代表性颜色会传达出其民族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首饰设计中如何用色、配色，使首饰呈现一种色彩的和谐美尤为重要。整体基准颜色的选用可以增添设计主题的感彩，局部色彩的合理搭配可以使首饰脱颖而出、不落俗套。首饰制作由于取材于各类不同的材质，缤纷多样的色彩为设计师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表达空间。而建筑装饰除了使房屋躯体具有了艺术的外观形象，更让建筑艺术具有了思想内涵和民族性。借鉴古代建筑的色彩、装饰艺术，能够鲜明地传达古典韵味，彰显浓重的历史厚重感，对于中国风格的首饰设计是无穷的创意源泉。

2.3材质的借鉴和应用：

现代首饰设计在材质上通常选用传统的贵金属或各种宝玉石，使珠宝首饰具有独特的贵气美和材质美。然而，随着社会主流意识的变化和现代主义设计理念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材料被运用到首饰设计中，不锈钢、木材、铁、塑料等材料不仅容易得到，而且贴近百姓，虽不能体现首饰的珍贵，却有助于新观念的表达。不同的材质其质感有很大的差异，金属材质给人刚直、理性、冷峻之感；玉石材质给人温润、庄重、高雅之感；珍珠给人柔和、含蓄且略带忧郁之感；土木材质亦能给人含蓄、温和、亲切之感。其实，任何材质都可以制成首饰，中国古代建筑中对不同材质的光、色、软、硬等自然特质组合，借鉴于首饰设计之中，更能迎合中国人追求和睦、感性的审美倾向，为首饰增光添彩。

2.4工艺的借鉴和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的建造工艺可直接应用于现代首饰制作工艺中。比如采用榫卯、组合、咬合等方式，将手饰变成可拆分、拼接的灵活多样的“构件”，而不仅限于生硬的焊接、对接。古建筑的雕刻手法应用于现代首饰设计，不仅在形式上增加了首饰的色彩与气氛，使其更有古典气息。而且铸造工艺上的复古手法将使得首饰更具典藏价值。

三、由中国古代建筑构思的现代首饰设计理念

中国艺术和美学特别着重提炼艺术的形式，重意而不重形。山如何，水如何，只用寥寥数笔，留白便是其无形之意所在。中国古代建筑亦着重建筑意境的创造，从建筑群的总体布局，到每座单体建筑的体量与造型，从台基到屋顶各种构件的功能与细部装饰，无不体现中国传统思想理念，传统建筑的技术性与艺术性的巧妙结合。对于首饰设计而言，可借鉴古典建筑设计的原则和建筑元素的立体造型。例如曾一度风行于建筑艺术中的“少即多”的简单至上原则被沿用到现代首饰设计中，以其流畅的线条，凝练的整体构造带给人们以非凡的视觉享受。园林中的借景原则运用到动感首饰里，使动感首饰不仅局限于形式的机巧，而且在内涵上更具中国美学中的意境。

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亦不同于西方人，中国人喜好形简而意赅，好似一首朦胧诗；而西方人偏爱繁复又强烈的，宛如一支爵士乐。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创作以一定的象征手法，去发挥特定的浪漫情调，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设计艺术的设计观。于首饰的表现上亦是如此，中国首饰善于以抽象、变化的纹饰表现出东方的气韵与灵动。也正是由于华夏艺术是“礼”、“乐”的传统，是以直接塑造、陶冶、建造人化的情感为基础和目标，而不是以再现世界图景唤起人们的认识从而引动情感为基础和目标，所以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更讲究神在内而飘于其外，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各种自然主义的。随着民族自豪感的提升，这种审美自信势必提升中华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中的地位。

总之，首饰与建筑及其它艺术形式相比有着自己的特征和性能，所以在运用古典建筑元素时一方面尽力保持其独特的艺术性，一方面要根据首饰自身的特征及时代要求，要提炼精华，新造型，而且还要灵活运用古典建筑中经典而实用的理论原则，这样我们才能创造出既有精美造型又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和内涵的作品，使首饰不仅仅是装饰之物，更能成为深具艺术价值的艺术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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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吕鸿铿，左国保.斗拱审美特征[J].文物季刊，1996

[3]潘沐闲.道教美术元素在现代首饰设计中的借鉴和应用[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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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之施用于内外构材之表面为中国建筑传统之法。虽远在春秋之世，藻饰彩画已甚发达，其有逾矩者，诸侯大夫引以为戒，唐宋以来，样式等级已有规定。至于明清之梁栋彩绘，鲜焕者尚夥。其装饰之原则有严格之规定，分划之结构，保留素面，以冷色青绿与纯丹作反衬之用，其结果为异常成功之艺术，非滥用彩色，徒作无度之涂饰者可比也。……盖木髹漆为实际必需，木材表面之纯丹纯黑犹石料之本色；与之相衬之青绿点金，彩绘花纹，则犹石构之雕饰部分。而屋顶之琉璃瓦，亦依保留素面之原则，庄严殿宇，均限于纯色之用。”从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对于中国传统建筑彩色之施用的论述可见中国建筑虽名为多色，但建筑施色却重在有节制的点缀，气象庄严，雍容华贵。“色调以蓝、绿、红三色为主，间以墨、白、黄。凡色之加深或减浅，用叠晕之法。其方法亦自唐至清所通用也。”《营造法式》对于中国建筑彩画制度的阐述不仅揭示了中国古代建筑对于颜色选用的考究，而且精辟地总结了中国古建工匠们精湛的建筑施色技术。中国建筑的色彩艺术以其特有的艺术视觉、艺术形式和美学追求独树一帜，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在世界建筑艺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早期中国建筑中的色彩艺术

中国建筑的萌芽虽然可追溯到原始初民的洞穴，但是直到商周时期中国的建筑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发展，并且初步形成了如方整规则的庭院，纵轴对称的布局，木梁架的结构体系，由屋顶、屋身、基座组成的单体造型等一些重要的中国建筑艺术特征。春秋战国时期诸候割据，不同的文化形成了不一样的建筑风格：大体可归为以齐、晋为主的中原风格和以楚、吴为主的江淮风格。秦统一全国后建筑风格才趋于统一，建筑室内墙壁出现了以人物、动物、车马、植物、建筑、神怪和各种边饰为内容的壁画，黑、赫、大红、朱红、石青、石绿等的建筑色彩才在建筑上得到体现。尽管两汉时期中国建筑事业极为活跃，建筑组合和结构处理日臻完善，中国建筑体系也已大致形成，但汉武帝时，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思想的提出，儒家思想开始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儒学虽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儒学却由先秦时充满理性、意气风发的思想逐渐蜕变成为一种死气沉沉、埋没人性的哲学，中国人的思维遭到严重的限制，秦朝出现的中国古代建筑色彩艺术并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盛行，统治阶级大量兴建寺、塔、石窟等，寺院经济强大，数量众多的佛教艺术作品，使文学艺术得到了解放。正处大发展技艺阶段的中国建筑，在宗教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建筑装饰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吸收了“希腊佛教式”工艺表现风格，中国古代建筑的形象得到了丰富，但建筑色彩的施用仍然不多见，直到隋朝的结束。

2唐代建筑色彩艺术：等级的象征

回溯早期中国建筑色彩艺术，虽然在秦时已经出现，但可见的作品也只是凤毛麟角，唐代以前中国建筑色彩以体现自然功能、材料本色为主，没有人工堆砌的建筑施色，建筑装饰淳朴而耐人寻味。真正在建筑上大量施用色彩作装饰直到唐代才出现。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建筑发展的鼎盛时期，建筑气势雄大，造型质朴，体态道劲。由于唐代建筑有了统一的规划，建筑归“礼部”所管，因此有了等级制度的划分。依附在建筑上的色彩也就自然成了等级和身份的象征：黄色成为皇室特用的色彩，皇宫寺院采用黄、红色调，红、青、蓝等为王府官宦之色，民舍只能用黑、灰、白等色。唐代盛行直棂窗，窗根上的纹样有龟锦纹及花纹繁密的球纹等。室内壁面上往往会有壁画，天花板形式很简洁。这时候的彩画构图已初步使用“晕”，它对以对晕、退晕为基本原则的宋代彩画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在使用花纹方面，除莲瓣以外，窄长花边上常用卷草构成带状花纹，或在卷草纹内杂以人物。这些花纹不但构图饱满，线条也流畅挺秀，还常用半团窠及整个团窠相闻排列，以及回纹、连珠纹、流苏纹、火焰纹及飞仙等富丽丰满的装饰图案。可以说，唐代是用色彩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3宋代建筑色彩艺术：主流文化的印证

唐宋建筑一脉相承，宋代建筑是唐代建筑的继承和发展。但宋代建筑比唐代建筑规模小，秀丽、绚烂而富于变化，出现了各种复杂形式的殿阁楼台。受唐代建筑的影响，宋代建筑主要以殿堂、寺塔和墓室建筑为代表，装饰上多用彩绘、雕刻及琉璃砖瓦等，油漆在这一期开始大量使用，建筑构件也开始趋向标准化，装饰与建筑的有机结合是宋代的一大特点。受儒家理性主义和禅宗的哲理作基础的宋代社会思想所致，宋代建筑用色喜用稳重而单纯、清淡高雅的色调。自唐玄奘在佛庙中引入风格开始，至宋代，印度佛教文化开始渗透到中国文化各个角落，宋代建筑寺塔的装饰尺度合理，造型完整而浑厚，苏州的虎丘塔、泉州的仁寿塔便是宋代典经之作，建筑颜色突出为红色，屋顶上或全部覆以琉璃瓦，或用琉璃瓦与青瓦相配合成为剪边式屋顶，彩画和装饰的比例、构图和色彩都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效果，因而当时建筑给人以柔和而灿烂的印象。宋代建筑的色彩充分反映了当时的主流文化，并且对后来中国建筑装饰文化的发展有着指导性的意义。

4元代建筑色彩艺术：宗教文化渗透下，风格秀丽而绚烂

元室以蒙古民族入主中土，建立蒙古政权，并迭西征，以展疆土，形成了地跨亚欧的大国。元朝由于民族众多，而各民族又有着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元代传统建筑艺术在各民族宗教和文化的碰撞下增添了许多新的元素。由于蒙古族崛起于北方蒙古高原，因此受以北方工匠为主的外来工匠影响，元代建筑结构大胆而粗犷，艺术风格也狂放不羁。最为突出的是宗教建筑，从到大都建造了很多喇嘛教寺院和塔，带来了一些新的装饰题材与雕塑、壁画的创作手法。陆续兴建的伊斯兰教礼拜寺开始和中国建筑相结合，形成了独立的风格，装饰、色彩也逐步融合起来。与汉族传统风格不同，高浮雕是元代雕刻中的优秀作品。人物姿态、神情十分雄劲，图案生动的气氛热烈，喇嘛教的雕刻题材和手法给予明清建筑艺术不少影响，尤其是对官式建筑影响较大。元大都是元代建筑的点睛之作，《中国建筑史》记载：“此宫壮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见此宫光辉，应知其顶坚固可以久存不坏。”可见元代建筑色彩艺术不仅在视觉上有了较大的突破，色彩更为丰富，而且在使用功能上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较好地延长了建筑的使用寿命。元代宫室建筑在承袭唐宋建筑风格的传统下，建筑装饰纹样倾向平实、写实的路线，宫殿建筑的色彩和图案更为精湛，风格秀丽且绚烂。

5明代建筑色彩艺术：鼎盛时期的开始，浓重悦目、细致华丽

明朝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明太祖的休养生息政策极大地推进了明代手工业的生产，手工业技术突飞猛进。明初立国南京，建筑主要仰赖江南工匠。永乐移都北京，北京宫苑建设，以南方工匠为主。形成了严谨、工丽、清秀、典雅的明代建筑风格，颇具江南艺术的风范，只是经过皇家贵胄的渲染，明代建筑体量宏巨，色彩浓重。虽更改了江南雅淡之风，但其根系，实与江南建筑相近。砖的生产大量增加，琉璃瓦的数量及质量都超过过去任何朝代。官式建筑已经高度标准化、定型化。房屋的主体部分，亦即经常可以得到日照的部分，一般用暖色，尤其爱用朱红色；格下阴影部分，则用绿蓝相配的冷色。这样，强调了阳光的温暖和阴影的阴凉，形成悦目的对比。

建筑色彩的施用，在中央集权的明代封建君主制下仍然受到等级制度的限制，在一般民用住宅建筑中，多采用青灰色的砖墙瓦顶，梁枋门窗多采用本色木面，也显得十分雅致。

明、清时期，藏族和蒙古族的喇嘛教建筑在元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寺院建筑由于有一些比较完整定性的装饰手法，这就使寺院中许多建筑的外形有着共同的艺术特点。墙很厚，收分很大，窗很小，因而建筑显得雄壮结实，檐口和墙身上大量的横向饰带，给人以多层的感觉。这些特点在艺术上增大了建筑的尺度感。在色彩和装饰上则采用了对比的手法。教义规定：经堂和塔刷白色，佛寺刷红色，白墙面上用黑色窗框，红色木门廊及棕色饰带、红墙面上则主要用白色及棕色饰带，屋顶部分及饰带上重点点缀镏金装饰，或用镏金屋顶。这些装饰和色彩上的强烈对比，有助于突出宗教建筑的重要性。

明、清时期的伊斯兰教建筑以维吾尔族的礼拜寺和玛扎为代表。这类建筑窗户棂条的组合使用了各种精巧的几何纹样。维吾尔族建筑装饰的种类很多，而最出色的是拼砖、石膏花饰、彩画和窗户棂条的组合，多种装饰往往综合使用，形成华丽细致的艺术气氛。

6清代建筑色彩艺术：建筑色彩的颠峰时期，油漆彩画盛行，施色走向复杂化

清朝统治者入关后，封建君主制进一步加强，皇权更为巩固。手工业生产水平比明朝有较大提高，规模更加扩大。在此背景下的清代建筑色彩的施用越来越复杂，其色彩功能突出装饰性，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就是“油漆彩画”。围绕彩画形成了一系列与建筑文化相关的内容，彩画的功能演化成装饰。清代后期，等级制度使建筑颜色两极分化，艺术表现寓于内容要求。清代官式建筑以金龙合玺为最荣贵，雄黄玉最贱。宫殿地位最重要，色彩也最强烈；依次为坛庙、陵墓、庙宇，色彩的强烈程度也递减而下：民居最普通，色彩最简单，其建筑一般不施彩画，即使有的也只在梁枋交界处画“箍头”。清代台基一般为砖石本色，重要建筑用白色大理石。如北京紫禁城的颜色是红黄色的，与紫禁城相联的周围一些重要建筑都是红色，屋项则呈现绿色，而其他的北京建筑颜色大多是灰色。清代琉璃瓦的使用极为普遍，黄色最尊，用于皇宫及孔庙；绿色次之，用于王府及寺观；蓝色象天，用于天坛；其它红、紫、黑等杂色用于离官别馆。

明清建筑装饰，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许多规模宏大的宫苑、陵寝，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很出色。建筑装饰风格沉雄深远，映射出了明清全盛时期皇权的声威。直到清代中叶以后，建筑的装饰图案或彩画生气才开始低落，唐宋装饰的风采已经踪影皆无，由于过分追求细腻而导致了琐碎和缺乏生气的局面。

7近现代建筑色彩艺术：西方设计理念的影响下，复古风行

时期，受西方的影响，建筑系统变了，色彩关系也变了。中国一些地方出现了租界，在西方设计理念的影响下，建筑重新突出材料的本质色彩，建筑颜色衬托了建筑载体的功能。

近现代的中国建筑在欧美国家取消建筑装饰的影响下，开始步入了重现代技术和新材料的运用，不重装饰的阶段：装饰性的花纹图案已不多见，建筑装饰除功能和施工技术的要求外只能在符合功能、技术的门、窗及实墙之中寻找理想的格局

建国后，“”卷袭全国，与中国其他领域所受到的破坏一样，建筑创作也受到了极大摧残，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使得中国建筑被极不恰当地要求必须体现某种被歪曲或吹胀了的“政治”概念，于是全国各地所谓的“万岁馆”如雨后春笋、城市中心广场或其他标志性城市建筑中也出现了称之为政治具象象征主义或抽象象征主义的建筑作品，无原则的模仿北京国庆十大建筑的“创作方法”盛极一时，在混乱的政治格局中，中国建筑色彩一改往日丰富绚烂的特点，成为了单一而枯燥的东西。在这样的文化浩劫中，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色彩所赋予中国建筑深刻的人文精神和美学意义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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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先秦典籍中的建筑文化现象

源远流长、自成体系、独树一帜的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脉络的渐进历程，构成了中国建筑伟大的文化旋律。在漫长而灿烂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东方文化与哲学的物质载体，中国建筑的崇高形象，在世界建筑史中丝毫不亚于历经许多世纪业已发展成熟的西方建筑。在高超的土木结构技术与迷人的艺术风韵中，中国建筑文化，铸就了高雅的理性品格与深奥的哲思境界，这一切毫无疑问全部折射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

（一）中国建筑文化之“天人合一”的时空观

中国人最早提出了道德这样的东西，用来约束人类的兽性。然后把它投射到天上，这就是“天人合一”哲学观的开始。古代中国人在文化观念中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对应的，即所谓“天人合一”。这在中国先秦典籍《周易》与老庄的著述中表现很突出，《周易》关于“天地人”三才之说与老庄的“道法自然、我自然、返璞归真”等思想莫不如此。董仲舒甚至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而程明道则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语录》二上）。因而，中国建筑文化，令人深为感动地体现出“宇宙即是建筑、建筑即是宇宙”的宏大的时空意识。从自然角度看，天地是一所庇护人类生存的“大房子”，所谓“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为宙”。从人工建筑角度看，建筑象征宇宙，“天地入吾庐”也。中国建筑文化的时空意识，是一种自古就有的、人与自然合一的有机论。

（二）中国建筑文化之伦理观

中国建筑文化之伦理观是与人和自然相亲和、天人合一时空意识相一致的，是中国人所一向独具的淡于宗教、浓于伦理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头脑中的神大多是自然神，并且神人不分，很多神是我们尊敬的人，没有绝对服从与崇拜的宗教主神，释迦牟尼、上帝、真主这些宗教主神。都是舶来品。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在中国建筑文化史上的影响，远不及作为哲学文化的老庄道学。自古以来，中国人崇尚现实主义，对于宗教没有真诚的信仰，处理一切精神问题时，都给人以务实的感觉。中国人不是宗教民族，也不是内省的民族，所以内省性的精神生活不是中国人的专长。相比来说，日本民族把握禅宗精神，开拓了一套精神生活方式，包括茶道、花道。而中国人喝茶是为了解渴，插花是为了美观，并没有进一步的精神价值。反映在建筑上也是如此，现实主义精神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西方建筑追求表里如一，使用材料以及外观构造表达了一定的建筑精神。而中国建筑则不同，没有人注意材料的品质和建造的方法。通常外观是加上去的，或用瓷砖、或用面砖、或用石片；木材结构亦如此，外表上漆、加彩。这都是中国人务实精神所促成的发明。然而，这种淡于宗教所留下的历史空白必须得到填补。淡于宗教者，容易浓于伦理。以伦理代替宗教，正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基本品格之一。因此，城市、宫殿、陵墓、坛庙、民居、寺观、坊表、园林建筑以及屋顶、斗拱、门牖、台基、装饰形制等，无一不是或者强烈、或者平和、或者显明、或者隐约地体现一定的伦理文化主题。比如中国建筑为了覆盖有缺陷的材料，使用表面的装饰，这本来是物质上的需要，但因此使表面的装饰成为制度，象征了社会地位，维护了伦理制度。

（三）中国建筑文化之生命观

中国建筑文化的主要物质构架是以土木为材。有的学者以为中国古代少有石材建筑，认为所谓用石方法的失败，是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哲学只有金木水火土而独缺石之故。事实上，所谓阴阳五行学说，一般认为起于周代，成于战国时期的邹衍。在周代之前，中国建筑的土木构制早已形成，如果说，中国建筑少用石、多施土木的文化传统与阴阳五行说缺石有关，那么周人之前许多世纪的中国土木建筑文化传统又如何理解呢？从另一角度分析，阴阳五行说实际是包含了石的。周易有云，八卦中的坤为地，为土，艮为山、为石。土者，五行之一。艮卦的母体是坤，表示艮卦所象征的山石原是大地的一部分而，比平原大地更富于刚性罢了。因此，建筑文化主要以土木为材而少用了石材，与阴阳五行说没有必然联系。有学者认为，中国人选择土木而少用石材只是代表了一种生命观。中国古代墓室几乎全是用石材砌成，墓室是向下的，暗示着死亡。而木材是向上生长的树木，代表着生命。五行说中的木象征生气，以青龙为标志，方位为东。土也是吉象，居中央，主方正。土木配合，相辅相成。而石材质地近金，有肃杀之气。事实上，木材的建筑是亲切近人的，手触之有温暖的感觉，而室内的柱子也暗示了树林之象。生命的感觉对中国人而言比永恒更重要。除了在环境上感受到生命之气，在材料的使用上执着于土木之外，造型的生气尤其重要，石材太厚重，缺少飘逸感。唯有土木，采用木柱支撑系统，翼角起翘，才可以建构出一种生动的气韵。中国古代园林建筑中，石是重要的材料，但也不是厚重、坚实又自然的山石，而是合乎“瘦、漏、透、皱”原则的怪石。起初这样的造型与仙山有渊源，到后来，文人们对这种弱不禁风的怪石产生了直接的感情，不但成为画家笔下之宠，一般文人案头也少不了它了。

（四）中国建筑文化之人本精神

在殷周之间，逐渐产生的人文精神，以礼制为代表，即儒家数千年的正统中国文化的标志。这种以礼为代表的人文精神，建立了中国文明的伦理秩序，而秩序的目的是和谐。儒家把人世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设定了行为道德标准，就是用著名的五伦。这种秩序反映在建筑的空间上，形成中国特有的空间观。第一个特色是均衡、对称。我们知道自古中国人就不相信神，宗教意识淡泊。很多事物都很能务实，以人为本，视人为性灵的整体。古人对人体形态的看法产生了对称的观念，把世界上的一切返回到人体去解释，这是中国文化里的重要观念。由于人体是对称的，以人为本的建筑也是对称的，从而产生了中轴线。因此，对称的空间与人的环境感受是相配合的。而欧州在文艺复兴之前，没有对称的建筑。也可以说，中国建筑自始即应合自我的形象，从而建立了空间秩序。第二个特色是建筑配置的井然有序。中国的个体建筑都是极其简单的长方形匣子，因此，凡建筑皆成组。四合院几乎是最起码的组合；每一个组合都反映了天命的观念，都是一个小的宇宙。在北方，建筑都要坐北朝南，左右厢房围护。如果是大型建筑，则有数进、重复合院的组合。在成组的建筑中，从个体建筑的高低大小，可以看出何者为主，何者为从，建筑群因此可视为人间礼制的反映。在住宅建筑中，按身份分配居住空间，有前后之分，左右之别，秩序井然。中国传统建筑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要寻找其根源，必从先秦典籍透露出的哲学观及美学思想出发。不读这些典籍，就不能深刻知晓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起源。比如儒家的“真”、“善”、“仁”的美学思想在《论语》、《国语》、《孟子》、《荀子》等散文中得到全面体现，道家“虚无”、“意境”的美学思想也在《老子》、《庄子》等文学作品中体现，这些美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建筑中都有所体现。中国先秦典籍不仅是研究中国传统建筑起源的重要依据，其所蕴含的文化思想也影响中国后代的建筑营建活动，无论是宫殿、陵墓、祭祀建筑还是住宅、园林等。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离不开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解读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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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古建筑装饰在现代包装设计上的应用

将平面设计与立体设计相结合是现代包装设计中常用的表现手法。古建筑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上表现形式也同样如此。

（1）平面设计

像茶叶盒、月饼盒、酒类包装等在包装设计时，首先要通过外包装就能揭示或者映照内在的包装物品，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而现存的古建筑历史悠久、结构严谨、设计合理且具有浓厚文化内涵。如果这些产品的包装能恰如其分的运用古建筑元素进行图案的设计，不仅能体现其浓厚的文化底蕴，更能体现其产品的品质。同时对商品起到宣传、衬托作用。其次，应该把握好构图技巧。中国古建筑装饰是朴素与奢华的结合体，如民居类建筑偏重于朴素性、历史性和文化性；宫廷类建筑则是以奢华、富贵、庄严为主；私家园林类建筑则追求典雅、幽静、舒适。在构图时要合理运用对比手法。如构图中图形的粗细对比、远近对比、疏密对比、静动对比等。同时，对一个包装设计来说，必须具备新颖的设计、鲜明的艺术个性和民族风格，而中国古建筑元素进行的包装设计正好满足这一特点。

（2）立体设计

包装的造型设计大多指包装容器的造型，它包括方型、圆型、异型等，容器形的长短宽窄和曲度变化必须符合“科学、牢固、美观、经济”的原则。如何使立体造型取得艺术美，与产品包装达到和谐统一，是包装设计的主旨。中国古建筑本身就是立体的，把这种有内部空间的结构作为包装的容器，本身就能体现立体感。中国古建筑装饰具有韵律感和秩序性，使人们看了以后感到柔和而优雅，表现出一种韵律美。月饼盒、茶叶盒、酒类包装等要体现韵律美可以通过提炼建筑装饰中的某一部分来实现，使其造型表现得既流畅又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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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格局规模已根本确立，当下只有补充与修正，但不表示修补的功夫次要，其实同样耗费学者精力；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经过代代努力，方能令学科达至比较成熟的状态。学科的发展犹如生命体，新陈代谢，势所必然；而遗传基因，亦令生命体代代保存其独特面目。尽管学科内容有更新补充，亦不会令古文论的学科格局面目全非。因此，学科前辈不必因后起之秀的冲击而耿耿于怀，而秀出学者亦不必以一时创发而盛气凌人，甚至党同伐异。近数年司空图和《诗品》的论争是一例。无论怎样说司空图和《诗品》，都不足以影响一门学科的格局，若学界目光紧盯着此，反酿成不必要的意气之争，由此而导致的偏颇，加深了中国学术界的门户之见，这实非文论研究之福。因此，学术胸襟在未来古文论学科发展至为重要，古文论的学术生命，兴旺与否，实有赖坦诚的治学态度，以宽容互赏相激励；宽容是对不同见解的肯定，互赏不掩善；不因人废言，亦不以一眚掩大德。方今很多研究重复“劳动”，原因实不全在学术消息的不灵通，更多的是有意抹杀。这只会导致学术研究在原地踏步，甚至萎颓不振，对学术的新陈代谢极为不利。因此，既需尊重权威，也要重视无名后进，同时更需要独立思考判断。文学研究含强烈的个性特点，能独立思考，不囿成说，是显露研究个性的起步，学术生命始见苗头。至于视学术为公器，研究者以公心对待学问，则尊重个性特点的同时，可免于固步自封，自以为是的走火入魔的地步。因此，新世纪的古文论研究，应该驰骋广漠，学术格局恢宏，而造境精微，各尽其才，各展所能，带领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的步伐，尽现轩昴的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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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cient buildings in China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palace buildings, religious buildings and residential buildings. The three major types of architectural style different, but part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is the sam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culture of ancient buildings, you can explore the intern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hree major types of ancient buildings.

Key words: Chinese ancient architecture; cultural origin; internal relations

中图分类号：K87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建筑是历史的缩影，也是文化和思想的凝固。这些建筑从表面看起来或者雄伟高大、或者富丽堂皇、或者精巧绝美、或者秀丽天然，主要分为宫廷建筑、宗教建筑和宅邸建筑三大类型。这三种类型的构思理念和功能各不相同，宫廷建筑主要是历代帝王居住的地方，代表至高无上的皇权，讲究大气沉稳而且格局恢宏，比如北京的故宫；宗教建筑则是百姓心灵寄托的地方，建筑风格远离尘嚣，井然有序中有这一种超脱气象，比如山西恒山的悬空寺、河南嵩山少林寺；宅邸建筑是寻常百姓栖息之所，遮风避雨稳固牢靠成了第一考虑因素。

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宫廷建筑、宗教建筑和宅邸建筑这三大体系的建筑风格完全不同，而且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烙印。从原始社会人搭建的简易建筑风格到封建中后期越来越高超的建筑特色，很好的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同时也反应了文化的不断发展和繁荣。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各种建筑因承载的使命不同而风格各异，因为历史发展而不断改变，但是一些蕴含其中的核心思想却从来没有变过，成为支撑这些建筑的脊梁，造就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风格，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文化。

我国古代建筑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和文化渊源

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中华古国一向将大自然视为孕育万物生灵之母，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始终离不开大自然而生存的，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成了古人推崇的一种生活方式。

当人们还只能栖身于山洞土穴的时候，就开始根据人的自身特征和需求选择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选择那些接近水源，具有防潮、防兽和防火的地方。到了封建社会，这种建筑之前选址的方法更是普及，通过各种方法选择环境较好即“风水”较好的地方进行建筑，从而有效的与自然和谐相处。无论是宫廷建筑、宗教建筑或者民宅建筑，都没有脱离这一点。这三种建筑虽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建造变化，比如宫廷建筑追求富丽堂皇、气势恢宏。北京故宫乃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占地72万多平方米，有楼宇8000余间，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虽然建筑群极多，但是每一处建筑严丝合缝，无不按照天然秩序而来，奇偶之数、阴阳之变，四方之理等等布局完全追求当时“承天意、顺民心”的思想。而宗教建筑以远离尘嚣、世无争而著称，比如比如山西恒山的悬空寺，寺庙结构依据山势而建，寻求与自然同根同源的建筑方法创造了建筑史上的奇迹，成为宗教建筑寻求天人合一的一种独特模式。宅邸建筑追求实用牢固，虽然因为地域、经济的制约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但是在房屋构造等方面也力求能够最大限度的实现人与自然的融合。这三种类型的建筑对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始终没有改变过，只是各自的方法不同而已。

二、阴阳的对立统一辩证思想

阴阳统一对立的辩证思想源于古人对天象的研究，从伏羲演化八卦之后，古人就一直认为万物都有阴阳，阴阳存在于任何事物当中，继而被应用到了房屋建筑之中。无论是宫廷建筑、宗教建筑或者宅邸建筑，对待阴阳对立和统一的问题都是十分严肃而认真的。三大类型的建筑，基本上都十分讲究方向与位置，根据阴阳观念，方向以南为阳，以北为阴，阳者尊，阴者卑，古代建筑往往都以坐北朝南，只有这样的方向能够给建筑带来喜庆祥和。

也正是因为宫廷建筑、宗教建筑、宅邸建筑对阴阳对立统一的一致认识，使得三大类型建筑在阴阳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下经营自己独特的风格，从而形成各有特色又核心一致的建筑文化。

三、封建等级制度的体现

中国传统礼教制度不仅影响每个时代的人，而且通过人影响每个不同时代的建筑，并且把这些礼教等级制度贯穿在建筑风格当中。古建筑中无论是超脱世外的宗教建筑还是统治百姓的王朝宫廷，或者是寻常百姓的宅邸建筑，都难以脱离封建等级制度的缩影。

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把“礼”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指导思想，认为欲求天下大定，必先当行君臣之礼，所谓“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就含义了“礼者则合，合者则定”的思想。自周代以来人们就开始强调和遵循“上下、尊卑、有序”的“礼制”，礼制涵盖了人们的全部社会活动和生活内容，影响着一言一行。追求实质，礼之核心思想和主要内容就是等级的思想和等级的制度。为此，“礼制”在古代建筑中，处处都烙上了等级森严的印记，彰显着循规蹈矩的“礼”制。哪怕是以跳出红尘外形象而示人的寺庙道观也遵循了礼教等级制度的建筑风格，寺庙道观的房屋高度、大小都按照等级而建立；而宫廷建筑自然不用说了，作为统治阶级自然要将森严的等级制度控制受统治阶级，将礼教登记融入到建筑之中。故宫严格地按《周礼·考工记》中“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营建原则建造。整个故宫，在建筑布置上一砖一瓦都在表现着皇权至上，用形体变化、高低起伏的手法，组合成一个整体，强调社会的等级制度。；而宅邸建筑因为百姓的认知仅仅停留在统治阶级的教化上，等级制度在他们看来理所当然。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看到拥有不同文化底蕴的三大类型古建筑中都有着封建等级礼教制度的缩影。

宫廷建筑、宗教建筑及民宅建筑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都是对人需求的一种满足

宫廷建筑、宗教建筑以及宅邸建筑的风格不一样，但是功能的实质是一样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物质功能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比如屋中有厨房、卧室、浴室之类的，可以满足人们的吃穿睡等日常问题，这类主要是宅邸；而精神功能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比如皇权、、品格信仰、颂扬功绩、驱魔辟邪、祈求吉祥等等。宗教建筑和宫廷建筑主要就是为了满足百姓的精神需要。由此可见，这三种类型的建筑风格各不相同，功用也各不相同，但是在满足人们的需求方面而言是相同的。

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方式

在远古时代，原始人在建筑房屋为自己圈定一个安全的栖息之地的同时，也为外界的动物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栖息之地。从这种角度讲，人类屋舍建筑能力的不断提高和技术的不断加强的过程就是人与自然不断磨合的过程。宗教建筑是通过宗教的形式向未知的自然表示一种敬畏，而宫廷建筑是通过对百姓行为有效统治而实现现实管理，宅邸建筑是一个基本载体，三方面有效互动，从而从精神和生活两个方面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

三、是文化与艺术的一种体现

古建筑的风格因为功用而各不相同，但是这些建筑始终无法脱离时代和文化的烙印，成为文化与艺术的一种静态体现。代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的建筑风格也会不同，但是无论是何种风格，都有它自己的艺术特质，通过这些艺术特质，可以寻找到属于它的文化气息。

总结

宫廷建筑、宗教建筑、宅邸建筑因为各自所在的社会阶层不同，导致建筑风格也完全不同，从而折射出不同的人文思想。从而进一步分析出这些建筑物中的相同点以及内在联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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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U-8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8537(2008)09-0170-07

背景

龙庆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他提出了建立在历史研究和实践应用基础上的建筑历史与理论教育体系，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建筑研究生培养中付诸实践。龙先生的建筑历史与理论教育体系包括防灾、保护和设计营造法三大方面。由于龙先生年事已高，在其最后的学术生涯中，主要培养了防灾方面的研究生，同时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建筑防灾研究室；在保护方面，龙先生也培养了研究生，并亲自指导了广州南海神庙等岭南重要历史建筑的复原设计。长期以来，以龙先生的助手或学生为主的华南理工大学(原华南工学院)建筑历史方向的学者，为华南地区文物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对上述两个方向而言，龙先生在古代建筑营造法方面的学术探索和成就不太为学术界所了解和注意，这笔学术遗产需要进一步发掘整理和深入研究。龙先生的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散见于其手稿和部分中，也见诸其建筑教育和言论中，影响了其学生和同仁。在本文看来，龙先生的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不仅是一种设计法则和设计规律的分析，同时也是对历史建筑营造实践中设计思想和设计理论的探索。龙先生在这方面的探索更多的与其对建筑防灾，建筑保护等方面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提出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其研究方法体现了鲜明的特色，可为今日研究所学习、借鉴。由于此前这一课题未曾得到系统的总结论述，本文仅仅是一种尝试性的初步解读。在解读过程中，本文将重点对部分与古建筑设计法则(主要表现为数理关系和尺度规律)直接相关的文献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结合龙先生的其它文献，探讨龙先生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的学术思想和研究特色。

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理论，主要采用了工匠世代相传的方式得以延续。专论建筑的传世文献极少，地方性的、民间的建筑做法更是缺乏文献资料。现存的古代文献如宋代的《营造法式》，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等，都反映了当时的官式建筑做法。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探索，表现为以上述两种文献为主，结合实例的分析研究。例如梁思成先生对清代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陈明达先生对宋代营造法式的研究……等。在他们的基础上，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对中古以来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探索不断有新的进展。

目前对于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研究，暂不考虑建筑实例稀少的唐代以前各时期，就唐代至清代这一时期而言，仍存在一些难点，例如下列课题

①宋《营造法式》提及的“材”模数制在唐至元时期实例中的应用程度和表现；

②清《工程做法则例》、《营造算例》、《营造法原》和实例的对比研究，我国古建筑实例少有大量精确测绘，公开发表更少，受限于此，这方面研究进展不多；

③模数营造法则从宋《营造法式》到清《工程做法则例》的演变过程，包括元、明时期的断代专题研究等。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进展，但受限于上述①和②两方面的成果，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④地方性传统建筑的营造法则。近年来，部分建筑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地方性和民间建筑的工艺、地方传统工匠经验等领域的研究。这一转向，是对传统建筑史学以官式建筑营造法则为主流研究方向的拓展，是对近二十几年来对民间建筑(主要是传统民居)研究的深化，也是对近十几年来在建筑史学理论研究的反思后更为贴近历史主体、历史事件和历史实践的方法论转移。

龙庆忠先生的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概况

1　成果文献

龙先生对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大量的研究手稿中，目前其手稿仅整理出一部分，以《中国建筑与中华民族》为题于1989年出版为论文集。其中收入的下列5篇论文属于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方面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下文文献名后括号内为本文编号、文稿完成日期、文集页码)

《中国塔之数理设计手法及建筑理论》(文献Ⅰ：1987年6月；P16)、《营舍之法》(文献Ⅱ；完成时间不详：P87)、《论石券桥之设计思想》(文献III；1982年；P104)、《中国木构(梁枋柱桁椽等)由厅堂中间柱梁依次折减的计算方法》(文献Ⅳ：1986年3月P110)、《中国古建筑上“材分”的起源》(文献V；1982年之前；P246)。占论文集收入18篇论文的近三分之一，具有相当份量。在论文集所收的其它各篇中，有部分内容也涉及建筑营造法则的研究。此外，龙先生1986年1月完成的论文稿《论中国古建筑之系统及营造工程》(文献VI)也是一重要文献，1995年发表于《华中建筑》。

2　研究周期

在《论中国古建筑之系统及营造工程》序言中，可以发现龙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关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956年、1965年、1978年，

1985年均分别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论文中相应的表格实际上也已经在上述各个年代完成。这三十年(实际上应考虑更早时期的探索)的研究过程，同时也正是中国建筑史学界对宋代《营造法式》及其反映的营造法则的进行探索并取得重要成果的时期，其中比较典型的研究成果包括

(1)梁思成先生主持的《营造法式》注释研究工作。这一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因而中断，1983年出版了研究成果(仅有上卷)。

(2)陈明达先生对宋代《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的探索研究。这一工作源于其20世纪60年代初期对山西应县木塔的研究，到1981年出版《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

龙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一古建筑“营造法式”的持续研究，正如其同时代的建筑史学者们一样，是对主流课题的关注。

3　研究条件、研究资源

如同那个时代的所有其他学者一样，龙先生是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自己的研究工作。现代中国古代建筑史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的调查研究，研究者掌握的实例资料不足对建筑营造法则、尤其是尺度设计法则的研究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到目前为止，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很多研究文献仍集中关注于《营造法式》等历史文献的文本阐释，大量进行实例数据验证的文献仍显不足。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龙先生的文稿中比较多的引用了实例的

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和探索，并参证以日本的资料例，如文献Ⅰ对日本古塔资料的引证、文献Ⅳ对日本中世纪建筑资料的引证等。这种中、日对比研究，在当代的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中仍显不足。此外，大量引证经史文献阐释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是同时代的建筑史学研究者的共同特征。

由于时代的限制，当时尚不可能展开对地方性和民间建筑的工艺、地方传统工匠经验的深入研究，以及将地方和官式做法进行比较研究。但是龙先生在其学术历程中，很早就注意到了地方民间营造的经验，并进行历史的分析。如在1930年表的《穴居杂考》一文(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应属最早关注民居建筑的论文。

4　学术史影响

现发表的龙先生文章由于主要是由后人据其手稿编撰而成，其中有不少编辑上的不足，文字缺漏错乱也有；在表达上，文章具有明显的手稿特点，包括大量的参考文献内容的摘抄引用和计算，大量符号的使用等，同时由于时代的限制，龙先生的文稿在表达上很多时候无法满足今天所谓学术规范的要求，另外，文稿也有强烈的研究者个人特色，包括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微言大义式的一些表述。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今日将这些文章作为纯粹的建筑设计法则研究文章进行研读，对这些文章在学术史上发挥影响带来了消极的作用。

龙先生在1980年代进行的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生教育中，主要培养了建筑(包括城市)防灾方面的研究生。龙先生教育特点是在其自身多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指导研究生继续探索，其成果往往是在龙先生手稿基础上的扩展和深化。可以想见，如果天假以年，龙先生是可以在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研究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的。今天我们对于龙先生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方面的文稿，应加以重视，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主要文献评述

前述的6篇主要文献(文献Ⅰ～Ⅵ)可以分为四类。

1　文献Ⅰ

文献Ⅰ针对古塔这一特殊的建筑类型进行研究。其思路源于《营造法原》中外塔盘外阶沿之周围总数和塔总高相等的制度，由此得到了竖向尺度和水平尺度的基本关系。再通过各种实例数据的验证和分析，探索古塔各层高度、边宽的相互关系以及层间递变规律。由于古塔作为具有强烈仪式象征作用的多层建筑，其尺度一般具有较规律性的取值，这种倾向数理分析的方法是有效的。论文初步提出以下基本观点

(1)多边形楼阁式塔的公式是基本关系式，总高H=底边周长C=n×底边边长a(n为边数)；

(2)以(1)式为基础，对密檐塔提出了参考关系式，总高H：塔底层之边长a＝4～4.8，以4为多；

(3)各层塔身宽w：塔身高H＝1/3～2/5。以1/3为古制，并提出以此取值代表古塔的台殿式传统；作为对比，部分密檐式塔首层为光平无柱的高塔身，是为阙榭式传统，其首层塔身宽与塔身高之比可达到1.2。尺度规律的探索联系形态和制度，并互为促进，这是古建筑营造法则研究中的重要学术传统，在陈明达先生《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4)对于密檐式塔，结合砖皮数分析尺度，这就摆脱了纯粹的数字分析而联系到工程实践的可行性，是一可贵的研究思想。

2、文献Ⅲ

文献Ⅲ是对官式石拱桥这一特殊的建筑类型进行研究。此研究源于王壁文先生的《清官式石桥做法》(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四期62～114页)。这篇文稿相较于文献I，更典型地体现了龙先生探索古建筑数理设计手法的分析手段。不同于西方文化对几何作图法则的重视，这种以数字比例为主的见解也见于陈明达、莫宗江等学者的理念中。

3、文献Ⅴ

文献Ⅴ是对《营造法式》所提到的“以材为祖”制度的历史考证。龙先生在文中对“材”、“章”等作了辨析，并对八等材的数列规律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龙先生指出7寸材的特殊性。文中引《说文通训定声》“材，木挺也，从木才声。才方三尺五寸为章。唐人言一檀，章双声，故言木之盛曰千章。”又引《类编》“唐式柴方三尺五寸日。”作者还引用其它古代文献，指出：“材是条直横长有一定尺寸的木挺。章是这种材的计量单位。”并据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月梁剖面为7:5，以及《营造法原》对界搁栅用7寸×5寸，提出“唐式柴方三尺五寸日撞。”中“方”为立方之义，方三尺五寸为一根标准方桁的体积，表示为0.7尺×0.5尺×10尺＝3.5立方尺。故7寸×5寸可能是唐代的一种标准用材，这一见解后来也出现在其它研究者的文章中。材的概念源于基本构件，因此中国古代建筑“以材为祖”的思想，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数学模数，这一点在评价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思想上也需加以重视。

4　文献Ⅱ、文献Ⅳ和文献Ⅵ

它们是关于古代官式木构建筑营造法则三篇重要文献。其内容各有侧重而互有补充。

(1)文献Ⅱ借用《梦溪笔谈》关于北宋俞皓《木经》的论述中“营舍之法”及其上中下三分的思想，意在对房屋整体设计作一通盘论述。其中“上分”的屋顶部分论述甚简略，“下分”分析台基以及栏杆的制度的论述则甚为细致亦少见他人研究。“中分”部分包括中分与上分的木构件在设计上的联系是全文的重点。其主要思路是综合比较《营造法式》、清式做法和《营造法原》中基本木构件的尺度关系，辨异求同。文献Ⅱ似乎成文较早，并未系统提出尺度设计的法则性结论，不过，文献Ⅳ和文献Ⅵ的基本思路和部分前导性观点此文中已经形成(文献Ⅱ中有关柱径与桁檩径关系讨论的小段文字再现于文献Ⅵ中)。

(2)文献Ⅳ则是综合比较清式做法、《营造法原》和日本中世纪(引自关口欣也的著作)三种对于房屋主要木构件尺度的计算方法，并概括为一个一致的传统法则；在一座建筑中设定一个主屋(即明间、正间等)，决定其主要构件尺度后，向上和四周递减尺寸。这里最先决定的主要构件在《营造法原》中是大梁围；清式和日本中世纪则是用柱径。文献Ⅳ未涉及宋式的讨论，其主要用意不在于法则的推演，而是张扬此种技术传统的实用和经济价值，以之为现代建筑设计的借鉴。

(3)文献Ⅵ似可作为龙先生建筑营造法则研究的代表。前文已提到，该文稿历经三十年始成，1986年成稿后始终未发表，10年后才发表时龙先生已经离世一年。恐怕不能作为定稿看待。文稿分为三部分，大体对应于3个时期的探索，并对应于文章中的3个附表。

①表一成于1956年，显示出对于数列规律的重视，类同于文献Ⅰ、文献Ⅲ：同时也关注各间递变规律，即文献Ⅳ的研究内容。总的来看，表一是一个较为理想化的数列体系。

②表二成于1965年。按文中序言，这部分工作是从《营造法原》、《清式

营造算例》、《营造法式》三书制度比较中取得它们在建筑种类、用材、椽平、阑额高、桁径、柱径等关系，分为八项。这里的八项是按照《营造法式》八等材划分的，实际上这部分研究的主要贡献也在于为《营造法式》原文未明确的部分制度性内容提出了新的探索途径和观点。其探索途径的关键是利用《营造法原》的制度来推算《营造法式》的开间取值，本文尝试将原文中推演过程简化改述如下：

按《营造法原》，有下列关系式(围径比按3计算)：

a　桁围＝正间面阔×(1.5/10～2/10)，有：开间＝(15～20)×桁径(围径比按3计算)

b　柱围＝正间面阔×2/10，有：开间＝15×柱径(围径比按3计算)

c　大梁围=内四界深×2/10，有：椽架平长-4×梁高(梁围比梁高按10/3计算)

d　正间面阔×0.8＝次间面阔

e　阑额高=柱高×0.1

根据《营造法式》，桁径取1材～2材(这里取桁径而不是取柱径进行推算，是由于宋式柱径相对较大)、四椽袱取2材～3材、次间面阔按2倍橡架平长、阑额高取2材，各项代入上面关系式，并相互复核，可以得到

f　正间面阔=20～30材

g　次间面阔=16～24材

h　椽架平长＝8～12材

i　柱高=20材

上面是本文根据按原文思路推算的结果，可作为参考。如按原文表二，则较多直接采用了尺寸值，并以等差数列方式给出。

③表三成于1978年，增补了砖、瓦等项目，并把建筑类型调整为7大类，以当心间方的取值划分。

在本文作者看来，文献Ⅵ的最重要成果是在表2的部分。根据表2的内容完全可以在当时(1965年)就提出一个《营造法式》材分制度下各项建筑指标取值的解释系统；如果龙先生在1980年代前后更多倾心于此，那么我们今天将会读到两种关于《营造法式》制度研究的经典：龙先生的和陈明达先生的。这将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带来更多的积极影响。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龙先生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体现了其学术思想。本文尝试概括为：

1　基于道德感与实践感的规范性研究取向

相对于纯粹的实证性研究，以历史文献为主的营造法式研究，不可避免的都具有规范性研究取向的特点。身处现代中国古代建筑史学的开创期和建立系统中国建筑理论的动力，无疑会加强研究者的这一倾向；而在当时掌握的实例资料不足的背景下这一研究取向似乎也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在梁思成先生的《清式营造则例》和陈明达先生的《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这两份经典文献中均可发现这种规范性研究的特点。龙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规范性研究取向，并非出于一种对建立宏观统一理论的纯粹学术偏好，而是在其强烈的历史感和道德感支持下的实践方向。生于农村、长于动乱的旧中国，长期关注底层民众的营造实践，都促成了龙先生独特的学术关怀。在《序言》中，龙先生指出，“学习、研究、编写建筑史的，好像是‘知死’，实际上是在‘知生’。因为人死了的东西不仅包含着它生的时候那种活泼生气，而且会影响和推动人们去再生产。这就是知生的必要和所以。……”这反映了龙先生历史研究的学术思想。

2　面向民间的经验性研究取向

龙先生的文稿中多处综合比较《营造法式》、《营造法原》和《清式营造算例》的制度，用共时性的方法尝试建立一个系统的尺度规律。这种研究方法固然也是属于规范性的研究，但却另有值得考辩之处，而且也是不见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独特视角。这种从设计角度出发的研究方法论，其背后的根据是中国民间传统营造经验的稳定性，对木构件材料力学性能认识的稳定性。正因为如此，才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忽略宋代和清代的系统差异、甚至官式和民间的系统差异，根据常用尺度的比例关系(具体而言，就是构件的高跨比、细长比之类)，探索历史文献未能明确的某些营造法则。在文献Ⅵ中，这一方法的运用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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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由建筑装饰中的卷草纹谈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出的不同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使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认识东西方装饰文化。

建筑装饰的形式和内容十分丰富，潜在的精神象征意义博大精深，我们从建筑装饰的形式中选取植物纹样——卷草纹作为切入点，以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的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

植物纹样在世界各国的建筑装饰中大量存在，其中卷草纹是不同文化形态中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卷草纹的首次出现，对装饰艺术史有着极大的意义。东西方的卷草纹装饰，彼此具有内在的联系。对于卷草纹究竟属于何种植物，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理解，从形式和构成规律方面看它们非常相似，都以植物藤蔓为纽带，互相交错，以叶片为点缀，穿插少量花蕾，具有连续性。无论东方的忍冬纹还是西方的莨苕纹，都以线条的生动构成有机纹样，使人们感受到一种植物纹样风格化和生成过程中所承载的人类情感。

一、古代中国和埃及的卷草纹饰

中国的卷草纹样出现于公元300年前后，在宫殿、庙宇等建筑装饰中较为常见。中国卷草纹最初称为忍冬草纹样，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多少带有宗教的含义。任何宗教性质的符号，只要具有艺术的潜能，都能随着时间而成为主要的或纯粹装饰性的母题。当一个母题因为与宗教意义有关而被频繁地在各种领域别是建筑上运用时，就会产生定式。忍冬纹以及与之同源的莲花纹样一起，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发展，主要体现在当时的石雕、壁画等装饰中。南北朝时期的装饰艺术具有极强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汉灭亡后，三国鼎立，数年战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渴望摆脱现实进入美好的精神境界，此时佛教传入中国，各地开窟造像，敦煌莫高窟便始于此时。这种风格对卷草纹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之具有自由、随意、唯美的特点。忍冬纹的特征为三瓣叶或四瓣叶图形，以富有变化的组织形式构成有节奏的图案，其中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不同构成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卷草纹不断变化，这种最初的宗教装饰符号，其原始的含义逐渐被淡化，到唐代演变出更加丰富的形式。唐代建筑装饰风格华丽富贵，卷草纹样与葡萄、莲花、石榴、牡丹、宝相花以及祥禽瑞兽等纹样相融合，创造出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植物装饰形象，以其流畅舒展的风格用于建筑的石雕、木雕、藻井、门饰、壁画等方面。

古埃及人最先创造了纪念性建筑，他们用极其耐久的石头建造神庙和陵墓。古埃及艺术是最先把植物的形象加以改变，使之成为装饰形式的，有两种植物与埃及文化紧密相连，即莲花和纸莎草。古埃及的卷草纹样以莲花、棕榈、纸莎草为主题构成藤蔓，花和花蕾点缀在卷曲的茎叶之间，形成优美的曲线，这种纹饰被认为是卷草装饰的基础。莲花和纸莎草生长于尼罗河岸边，莲花象征美好，纸莎草可用于书写，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埃及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常用于建筑柱头、柱身、壁画、门楣等装饰。埃及建筑装饰本质上是象征性的，是东方文化中将宗教与政治结合起来的强有力代表，它们不仅仅是纯粹的装饰，更是为了表达民族自身的观念、情感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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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思想文化的源泉是《易》。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易经》，有很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相传伏羲氏将其归纳总结，对蓍草反覆排列，而画为八卦，这是原始的易。后经周文王的悉心钻研，将其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辞、爻辞，人称《周易》。它以简单的图像和数字，以阴和阳的对立变化，来阐述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显示成千上万直至无穷的数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简示繁，充满变化的特点。到春秋后期，孔子对《周易》进行解释和论说，完成十翼，即《易传》。这样，《周易》就发展成为一部内容博大精深的阐述宇宙变化的哲学著作。

一．八卦的形成

八卦是我国古代的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用“一”代表阳，用“--”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形式，叫做八卦。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坎代表水，离代表火，震代表雷，艮(gèn)代表山，巽(xùn)代表风，兑代表沼泽。八卦互相搭配又得到六十四卦，用来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在《易经》里有详细的论述。八卦相传是伏羲所造，后来用于占卜。坊间亦用汉字“三求平未，斗非半米”来记八卦符号。

所谓卦，其实是古代劳动人民通过测量太阳位置，从而知季节、记录劳作规律的手段。卦字的右边“卜”字，是象形，表示在地上竖杆子，右边那一点是太阳的影子。“卦”字左边的“圭”字是尺子，用来测量影子的长度位置。论文写作，八卦园林。通过长期测量，劳动人民掌握了春耕秋收的各种季节规律。所谓八卦，应该是在地之八方测量结果的记录。论文写作，八卦园林。所以，八卦是源于中国古代对基本的宇宙生成、相应日月的地球自转（阴阳）关系的理解，是农业社会和人生哲学互相结合的观念体现。

《易传》记录：“易有太极（宇宙），是生两仪（天地）。两仪生四象（四季天象，长日照的夏季为太阳，短日照的冬季为太阴，春为少阳，秋为少阴），四象生八卦。”，而八卦再分“三爻”，自然是指二十四节气。八卦符号通常与太极图搭配出现，代表中国传统信仰（儒、道）的终极真理----道。

二．八卦的发展

传说在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伏羲因此画出了“先天八卦”。殷商末年，周文王被囚禁在羑（yǒu）里【古地名，在今河南省汤阴县北】，又根据伏羲的“先天八卦”演绎出了“后天八卦”，也就是“文王八卦”，并进一步推演出了六十四卦，并作卦辞和爻辞。《易传》是春秋时期的孔子所作。所以《易经》又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意思是说：《易经》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

三．《易经》的内容

《易经》是我国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论文写作，八卦园林。如果从本质上来讲，《易经》是一本关于“卜筮”之书。“卜筮”就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理论的书。

上日下月为易。论文写作，八卦园林。“易之为字，从月从日阴矣。”、“易者，日月也。”、“日月为易，刚柔相当。” 易历来有一名含三义的说法：一是简易，即“易”虽包罗万象，但有一个最简化的公式或“模式”，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可以装进这个“模式”里，都可以用这个“模式”来说明。论文写作，八卦园林。即“大道至简是也”；二是变易，即“易”是讲变化之道的，也就是讲“辨证法”的；三是不易，即“易”虽讲变化，但这变化之“道”却是永恒不变的，也就是可以“以不变应万变”。

“经”字的本义是指织布的纵线，跟“纬”相对。没有“经”正，也就没有“纬”成，所以“经”是主要的。人体气血通路的主干也就称为“经”，如：“经脉”、“经络”等；同理，也正因为“经”的重要，所以记载一定阶级最高思想道德标准的书籍、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或宣扬宗教教义的书籍，就称为“经典”、“经书”等。

《易经》包括《经》和《传》两大部分：一是《经》分为《上经》和《下经》。《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一共六十四卦；二是《传》一共七种十篇，分别是：《彖（tuàn）》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挂》、《杂挂》和《序挂》（古人把这十篇“传”叫做“十翼”，意思是说“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的）。

《易经》的最高理想，就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用《易经》的话来说，就是“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自然界提供了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人在获得自然界所提供的一切生存条件的同时，更要“裁成”、“辅相”自然界完成其生命意义，从而达到人之生命目的。《易经》的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思维模式，充分注重了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把人与自然看做是一个互相感应的有机整体。它是《易经》哲学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四．八卦与园林

《园冶》（明）计成著，是中国第一本园林艺术理论的专著。该书首先阐述了作者造园的观点，次而详细地记述了如何相地、立基、屋宇、装折、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等10篇。论文写作，八卦园林。《园冶》共三卷，其精髓可归纳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巧于因借，精在体宜”两名话，这两名话的精神贯穿于全书。

《长物志》（明）文震亨著，共12卷，它更多地注重于对园林的玩赏，与《园冶》更多地注重于园林的技术性问题正可互为补充。1995年苏州古典园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向联合国递交的文本就将这本著作列为苏州古代造园理论专著。苏州园林申报成功，《长物志》的名声也就大振了。巧合的是文震亨喜爱的或者说擅长的艺术中有两类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体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即苏州园林，古琴艺术。

《园冶》与《长物志》两本伟大的专著在造园思想和原则上是一致的，均突出强调了“因、借、体、宜”原则的重要性；强调造园不是单纯地摹仿自然，再现原物，而是要求创作者真实地反映自然，又高于自然，尽可能做到使远近、高低、大小互相制约，达到有机的统一，体现大地的多姿。它有的似山林，有的似水乡，有的庭院深深，有的野味横溢，各具特色。如苏州拙政园，经过造园家的巧妙布置，这一带原来的一片洼地便形成了池水迂回环抱，似断似续，崖壑花木屋宇相互掩映、清澈幽曲的园林景色，真可谓“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佳作。这与八卦形成过程中，伏羲用的三个对中国人影响很大的方法，即仰视（这是人类独有的权力）、俯视（宇宙所有的东西在你身上统统能找到）、广角（看得很周到、想得很周密）是不谋而合的。

总之，《易经》对建筑学的影响主要和“风水”学说紧密相关，古代的城建布局、建筑设置等都要以《易经》理论为指导，四合院就是阴阳平衡、和谐观念建筑的典型。传统建筑中的“九梁十八柱”等都是从《易经》中获得灵感，故宫角楼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

参考文献

1.[明]计成.园冶

2.[明]文震亨.长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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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中的人像柱

谈到人像柱，必言及古希腊。在古希腊的建筑精神里，人体结构始终贯穿于建筑设计的理念之中。希腊主流文化的精神是以人为本，尊重人、赞美人，柱式在人文主义文化影响下发展和定型，并被赋予了人的形体。论文百事通把人体艺术同建筑艺术融合为一体是希腊建筑师的伟大创造之一，这一时期颇为盛行的人像柱和人像柱廊更是别出心裁，体现了古希腊建筑师对人体艺术的崇拜和绝妙表现力。其中被称作“苔拉蒙斯”(telamones)的男像柱，将建筑承重构件雕刻以奋力托住重物姿势的男子形象，承受着外檐的重量，并与其身后的建筑形成空间过渡。此外，以雕刻女性形象来替代圆柱而支撑檐部的女像柱在这一时期的神庙建筑中也十分盛行。维特鲁威认为，女像柱一词来源于一位名叫Caryae的妇女，她因支持波斯人而被罚负重为奴；至于男像柱，维特鲁威认为还找不出其它原因。可见，以人像代替柱子是以表示惩罚或象征力量的方式“进入设计问题”的。除了人体形态的具象表现，模仿人体和量化各部分的比例关系在古人看来并不矛盾，因为他们认为，人体的美也是由度量和秩序决定的。源于此，古希腊的三种柱式才打破了古埃及和古印度的森严感，雕塑柱式显得开朗、明快而富于生机，充溢着青春的美与入世的热情。古希腊神庙建筑盛行的三种柱式(多立克、爱奥尼、科林斯），也与人体相似，好似正确分配的肢体，其生命力令人叹服。

事实上，人像柱并非源于古希腊,而可追溯到史前的非洲。非洲原始部落的住宅中所使用的人像柱表露了雕塑作为一种建筑艺术形式的原始特征。其中女像柱多取跪姿，头顶短柱支撑屋顶；相比之下，男像柱则显得硕大而有力。有些建筑则周匝树以木桩为墙，每根木桩朝外的一面均雕刻成十分夸张的女性形象。这些人像柱有些是祖先形象，有些是其它的神，而其作用主要是保护宅居的安全，并非出于审美的需要。中国汉代的房柱虽非具象的人形，但其柱身、栌斗也均含有人像的意向。虽然说作为柱廊或墙壁的人像柱并非像位于建筑中心的雕塑一样具有统领全局的含义，但它也绝非简单等同于柱子或一般的装饰。从人类历史的角度考证,无论是柱子的纯粹功能概念，抑或雕刻的美化装饰概念似乎都出现较晚，而当时的人像柱可以说既具有力学的支撑功能，又兼备了保护房屋安全的巫术功能。这与我们今天将柱子上的雕刻视作多余的累赘，甚至会破坏其力学性能的看法大相径庭；被雕镂了人像的柱子不但没有削弱柱子的力学功能，反而因其神性而加强了安全防护的整体功能，将“雕刻”与“柱”二者完美结合为一个互补实用的功能系统。而以上种种现象也令人不禁产生疑问，人像柱的起源究竟是在何时呢?

二、从人牲到图像的转化

人像柱与建筑有着明显的互补关系,作为从属于建筑的组成部分，它代替或加强了建筑的局部功能，与之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满的整体结构图式，二者相得益彰。人像柱的出现有着深刻的人类学渊源，人对神的顶礼膜拜，对神庙建造的巨大热情，始终是推动柱式语言发展的原动力之一。这种动力根植于人类心灵深处，并具有普遍性。

为追求神的庇护和转生来世，人牲殉葬、献祭、奠基这些看似残暴的行为在古代颇为盛行。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房屋遗址下及周围，两千多年来一直流行着埋藏儿童的瓮棺葬，而瓮棺中的儿童和埋在殷墟基址门侧及当中的武士极有可能就是门神最早的原型。无独有偶，这种以人作为奠基、祭祀的行为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上也十分普遍。如在非洲原始社会的城市奠基仪式上，有将杀害的儿童埋在城市的西门一侧作为祭品的记载;古代日本在建桥时，曾将人牲奠祭桥下;古代苏格兰流行以人血来浇铸建筑基础的迷信活动;在德意志、斯拉夫也有此“劣迹”;在加里曼丹群岛上，甚至还实行过用女奴为大房子的第一根房柱奠基的残暴仪式。

伴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以战俘和奴隶充当祭祀人牲的方式逐渐被其它手段所取代。例如，墓葬中的“俑”原本是活人，其原型为“方相”——一位能摧毁强敌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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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宗江先生是广东新会人，生于1916年，1931年他15岁时，开始师从梁思成、林徽音、刘敦桢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作绘图生，并主要承担梁思成先生的助手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以其勤奋好学与聪颖智慧，不仅在绘图技巧上，而且在学术与艺术造诣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莫先生的水彩画、钢笔画，及墨线测绘图，意境高雅，笔触潇洒。他绘制的西蜀王建墓中人物雕刻的写生画，以及大量精美的测绘图、古建筑速写，都堪称艺术佳作与绘图典范。晚年时，莫先生还曾钻研国画。留下了许多国画习作。

莫先生的水彩画画的好在系里是有口皆碑的，我曾有幸在系资料室看到过一幅先生的水彩画，是抗战时期在四川出土的五代王建墓中为墓内棺椁基座上的乐女人物像所绘的写生，在光线幽暗的墓窟中，一个五代乐女盘腿而坐，手抚鼓瑟的形象，仅用了淡淡的几笔，且用的是与实物十分接近的浅灰的色调，却将人物的神态表现得栩栩如生，而其色调仍不失墓窟石雕的苍古氛围。据说，这只是先生所绘王建墓中一系列雕刻人物绘画中的一幅。他的许多画随着动荡的岁月与变迁的时代，已经渐渐地失散不存了。

莫先生看我们用针管笔画的图，看着那缺乏弹性的线条，有时候会笑。然后就讲起他是怎样用鸭嘴笔的，使用鸭嘴笔是要磨的，还要防止墨的流淌，更需要学会掌握手上的力，才能做到所绘线条的精美。然后，他就拉过我们的手，轻轻地在手心示意，让你感觉到画图时应该运用的那微妙的力。先生绘画与绘图功夫的厉害，还可以从梁思成先生论文与著作中的许多插图中看出来。而莫先生自己在《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中有关山西榆次雨花宫的研究文章中，插入的几张他自己亲自手绘的插图，其线条之简单流畅，其对对象表现的把握之扼要自如，使每一位读到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会叹为观止的。

莫宗江先生追随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先生，为中国建筑史学科的确立，为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与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梁思成先生在学术上的许多拓荒性工作，如对数千座中国古建筑的调查与测绘，发现与研究唐代建筑佛光寺大殿、应县木塔等重要古建筑等，都包含了莫宗江先生的大量心血。关于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从梁思成先生的许多文章中略窥一斑，而且，作为弟子的我也曾有幸从莫先生那里听到过一些。

莫先生常常说起的一句话是，自己是十分幸运的，可以同时与几位大师共同工作、学习了数十年。莫先生说，艺术的感觉，是看出来的。梁先生那里的书很多，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国外的书，还常常能够听到梁先生与林先生在那里点评。而且，跟着两位先生，走了那么多石窟寺与庙宇，看的多了，眼睛就把握的准了。艺术，特别是雕塑艺术，包括建筑物上的装饰雕刻，其线条，其刀法，其衣饰、其面的凹凸，有时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有了艺术上的优劣差别。要紧的是要用心地去观察、去触摸、去感觉。

莫先生特别提到了1937年他跟随梁先生与林先生在五台山考察发现唐代建筑佛光寺大殿的过程。他说，那个时候的他们高兴极了，一直深陷于发现、研究与考察的兴奋之中，直到完成了考察工作，回到太原时，才得知了北平已经沦陷的消息，心情又忽然变得十分沉重。他曾谈到，那一年他辗转回到北平，从长安街上走过，看到在东单附近有日本军人在操练中，用枪瞄准过往的中国人时，内心的悲愤感觉，无以言表。按照营造学社的安排，学社成员们分散各自撤离北平，辗转到了天津，再乘船去往了南方。

先生也谈到了在中国营造学社在四川李庄时候的情况，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还要继续进行学术研究，《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就是在那个时候的艰苦条件下，用手刻蜡版与油印的方式出版的，我看过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保存的这一卷汇刊，不仅因纸张的简陋与粗糙而为当时条件的艰苦卓绝所感触，也为字迹的工整与插图的精美而感叹，其中无疑也有莫先生的许多心血。莫先生说，那时候梁先生常带他们到四川各地做古建筑的调查、测绘与研究。有时，实在太困难，没有经费作调研工作，梁先生就带着他们到住所附近的电线杆上作攀高爬杆的练习。这种练习的目的是为了在今后测绘古建筑的工作中，能够更快捷，更熟练地获得测绘数据。

可能正是有过这样的训练，加上多年的古建筑测绘实践，即使是到了花甲之年，莫先生的身手仍然不凡。记得1979年莫先生带我们一行研究生们去山西应县木塔考察参观时，先生一边兴奋地滔滔不绝地讲着，一边登塔，到了塔的第三层楼梯处，先生忽然一跃就顺着木楼梯的扶手，攀上了三层与四层之间暗层的梁架上。当时的我们几乎是一楞然后，也有同学跃跃欲试，虽然是一些年轻人，却远没有先生的这身功夫。跟随莫先生考察时的体会就是，只要一到一座古建筑物面前，莫先生就会变得十分兴奋与年轻。他几乎总是会第一个就攀上梁架。在蓟县独乐寺，在福州华林寺，在杭州闸口白塔，在正定开元寺钟楼，我们都曾跟随莫先生攀上梁架做过草测。一边画测稿，一遍丈量一些重要的数据，以便能够带回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分析。

莫宗江先生对建筑与园林艺术有一种特殊的体验。凡是听过莫先生讲中国古典园林课的，都会对中国古典园林产生浓厚的兴趣与深刻的理解。在文化革命以前，莫先生曾经指导过一位研究生，从事中国古典园林的研究。莫先生对研究论文的要求很高，所以，不满意的研究文稿，绝不发表，据说那位研究生的论文，因为没有达到先生的要求，而未能获得通过。莫先生的考察笔记、测绘手稿、及已经进行但尚未完成的文稿等，高可盈尺。除了抗战期间，在梁思成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关干山西榆次雨花宫的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7卷上的研究论文外，上世纪70

年代对辽代建筑河北涞源阁院寺大殿的所进行的研究，也是先生注入了大量心血的成果。莫先生指导我们几位研究生对福州华林寺大殿进行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史料、文献与测绘数据，否定了原来已经发表的华林寺大殿建于南宋时期的错误结论，明确肯定了华林寺大殿是建造于五代末的吴越王时期(时为北宋初年)这一史实，并对华林寺大殿与日本天竺样(大佛样)建筑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探讨，从而为华林寺大殿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奠定了基础。

听莫先生的讲课是一种享受。他讲课几乎不带讲稿，只在一张纸上，列着一个简要的提纲，随着自己的思路侃侃而谈，一堂课下来，会旁征博引出许多的历史故事。有时为几位研究生上小班课，大家甚至忘记了是在上课，不时地插话问先生。这样的课有时会不在意是否到了下课的时间，大家越谈会兴致越高。有一次陪莫先生在一个省会城市，受邀作一次演讲，起初，我还担心先生若不用讲稿，可能会像和我们小班课上谈天一样拖延了时间，谁知那一次演讲，先生条分缕析的讲了两个小时，时间把握的十分恰到。一堂演讲下来，我就为先生讲课时那潇洒轻松的风度与时间、会场气氛的把握能力所深深折服。

在福州的那段日子，每天晚饭后，我们会跟随他去散步，走在福州老城的三坊五巷中，穿梭在那些有曲线的风火山墙所围合而成的街巷中，街巷曲曲弯弯，时而还会在窄巷中，放出一块空间，置放几个石桌、石凳，或者还有一棵老榕树，就会透出一股南方传统城市特有的浓郁地方氛围。每到这种地方，莫先生会兴奋地问我们的感觉，然后加以点拨，讲出自己的道理。在后来的一路考察中，他也会时时地发问，比如怎样使园林的空间显得更大，中国园林的水系为什么那么曲曲折折，园林中的池岸为什么会那样处理，那些风火山墙的曲线为什么那么优美，中国古代建筑的反宇式凹曲屋面是出于什么道理，如此等等。莫先生对福建的山水与文化十分欣赏，他总是说，江南园林中的景观，是一种小家碧玉的感觉，福建的寺庙园林就不一样，福州鼓山、厦门南普陀，都将寺庙与大气磅礴的山景、石景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古人的摩崖石刻，给人一种雄浑的南国风韵。福建人重视书法，即使是街头巷尾张贴的一纸告示、通知，甚至讣告，其文字书法都很不俗，为什么福建民居建筑中风火山墙的轮廓线，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是直线的，而是一些自由而道劲的曲线，这也许就是其中的原因所在吧。在这样的交谈中，一种耳濡目染的学习，使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有了深刻的体验。

莫先生与陈明达先生交往很深。陈先生家一度住在石碑胡同，莫先生常常会在周末骑自行车，从清华园到石碑胡同，两个人会聊得很久。我有幸陪先生去过陈先生家一次。看到两位老者，谈论起《营造法式》中的学术问题，会是那么津津有味，绝没有一点枯燥的感觉。莫先生是艺术感觉极好的人，思维也十分敏捷，交谈中常常会蹦出思维的火花，陈先生又是十分严谨扎实的人，在学术上一丝不苟，两个人谈起来无拘无束，有时还会争执起来，听这两位前辈学者的一席交谈，简直就像是参加了一场有趣的学术沙龙会。我常常记起一位老先生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莫先生是一个宝库，关键是要善于从他那里去捕捉，去发掘。在莫先生看来，学术乃天下的公器，在与学生及同行的交流中，他几乎是毫无保留地抛洒自己的学术新见。凡是与莫先生有过长时间交谈的人，都会对莫先生在海阔天空般的漫谈中，不时流露出来的真知灼见有深刻的印象。

其实，莫先生是一位述而不作的人，对学问有很深的积淀，从与先生的交谈中，常常能够感受到他智慧与思想的充溢，但先生却从不轻易动笔。也许因为对身后之名淡薄之至，所以，不是做到深思熟虑的东西，他是绝不肯落墨的。这也许是莫先生毕一生之力于建筑史的研究，讲起课来思路开阔、知识纵横裨合、引例趣味四溢，且十分熟谙绘画、雕刻艺术，但留给我们的文字却不是很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时常在想，若是先生身边有一位助手，随时将先生日常言谈话语间流露出来的一些思想火花记录下来，将先生草绘的图，加以仔细的整理，一定会有许多有相当分量的建筑历史学术成果问世。

我和我的研究生同学钟晓青的硕士论文就是由莫先生在认真思考后所确定的，这是一个真实的研究课题，题目是对位于福州市越王山下的华林寺大殿进行系统的研究。从结构于造型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是一座建造于唐宋间的木结构建筑。由于南方现存古代木结构建筑如凤毛麟角，这座建筑的重要性就更凸显了出来。这座建筑的被发现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情，最初，由地方文物工作者对它进行了一个初步的研究，认定这是一座建造于南宋时期的木结构建筑。因为这样一个断代，其历史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最初仅仅将其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正是因为其重要性没有得到充分认识，这座位于福建省委大院中的南方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在中因为要为省委机关车队让出一个通道，而遭遇了“截肢”手术，即将大殿清代时所加建的前后檐廊截除，使大殿进深变短，从而紧贴前殿身铺设了水泥道路。万幸的是，尽管大殿遭此不幸，尽管大殿中的佛像被野蛮地摧毁，但在当地文物部门的努力下，将大殿木结构古代原构的主体部分保留了下来。

1979年，莫先生到福建考察，他一眼就被这座宏伟的木构建筑所吸引了，经过一番研究之后，莫先生认为这座建筑应该早于南宋时期。就莫先生的直觉，这座建筑有可能是晚唐至五代时期的遗物。于是回到北京以后，莫先生就将这座建筑选定为我们的论文研究目标。在国家文物局与福建省文物局的支持下，1980年春，我们师生三人就进入了这座建筑的现场。

在莫先生的带领下，由福州文管会的杨秉伦先生密切配合，我们对福州华林寺大殿的主体部分进行了详细的测绘，并翻阅了大量资料。莫先生和我们一起穿梭在梁架之间，仔细的寻找每一点历史上可能遗留下的蛛丝马迹。在经过大量文献阅读，及相关史料的比对，并对唐宋时期的木构建筑的各种比例、做法进行了系统比对的基础上，我们基本确定这是一座建造于五代末年吴越王时代的建筑，其具体年代是公元964年，时间虽已进入北宋时代，但当时的福州仍然在五代吴越国的范围之内，故仍应看作是五代晚期的木构建筑。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现存中国南方年代最为久远的古代木结构建筑，比原来所知南方最早的建造于公元1013年的北宋时代宁波保国寺大殿还要早49年。

莫先生还敏锐地察觉到了这座建筑与日本大佛样(天竺样)建筑的关系。以圆润的月梁以及复杂的插拱为特征的日本廉仓时期一度出现的大佛样建筑，一向被认为是古代日本特有的建筑形式，而莫先生认为福建地区建筑中大量使用插拱(丁头拱)的做法，和华林寺(以及宋代建造的福建莆田元妙观大殿)中所使用的肥胖圆润的月梁，与日本大佛样建筑之间很可能

有所关联。我们在莫先生所指导的硕士论文中，将莫先生的这一猜测做了详细的论证。后来又有资料证明，在韩国12世纪的木构建筑中，也有与华林寺在造型意匠上十分接近的圆润月梁的做法。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韩国与日本的同一类建筑，主要是建造于相当于北宋时代的公元12世纪左右，而华林寺大殿却是公元10世纪的遗物。显然，具有浓厚特色的日本大佛样建筑以及韩国同一时代的类似建筑，很可能是从福建地区传入的。这也突显了华林寺大殿在东亚古代建筑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地位。

正是由莫先生所主持的这一重要研究，使得华林寺大殿获得了它应有的历史地位，并被认定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惜的是，在后来所进行的对华林寺大殿的保护修复工程中，从事修复的工程技术人员没有能够及时向莫先生请教，我们也已经毕业而去，没有机缘参与这一重要修复工程，因而，当我们知道这座千年的古老建筑为了给省委机关让路而被整体移动了数百米，并被简单地恢复到了五代时的样子，而将后世增修的历史信息完全抹去，同时，还将其油漆一新的时候，心存的遗憾也就难以言表了。

莫先生也是一位对学问孜孜以求的人。他考察古建筑时，总会亲手绘一些草图，并草测一些数据，回到家里就把测稿铺开，边画图边做分析。记得莫先生曾向我展示过一次他那高可盈尺的研究手稿，笑着说，将来退休了，可以将这些研究深入下去。我也曾接下这个话茬说，有条件我来帮您整理这些手稿吧。其实，我知道真正能够整理这些手稿的人，必须是他身边的人，我曾几次对先生的公子莫涛说，这是你的一笔财富，你应该花点气力把这件事情完成。可惜莫涛也是一个十分忙碌的人，在中国文物保护研究所工作了近20年，在祁英涛等老先生的指导下，一直在一些国保级的文物建筑修缮工地上辛勤劳作，实在没有机会坐下来做这样一些繁琐细致的研究整理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莫先生的书法功底很深，写得一手好字。对好的书法作品也十分喜爱和欣赏。记得我们在福州城内的三坊五巷中考察、调研中，在一家清代建造的老式大宅院中，看到了一位沈姓的老者每日习字，所写的字贴就晾在穿堂的桌案上，老先生习的是颜体，笔力浑厚道劲，莫先生看了就赞不绝口，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先生是清代林则徐亲戚家中的后人，是当时福州最为人们称道的书法家。由此，也可以看出莫先生的眼力之强。后来，这位老先生还书赠了莫先生一贴对联，写的是林则徐的话：“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沈老先生为知者书，可谓君子之遇也。

退休以后，莫先生忽然对国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每天练习国画。记得有一次到先生府上，见屋里挂满了山水画稿。以我的眼力，每一幅加以装裱，都是很好的作品。那时的莫先生身体还好，绘画的兴味还很强，他说，吴昌硕60岁才开始学画，我现在习山水，还不算晚吧。看着莫先生那似乎带有某种天真感的笑，真为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那种毕生的不懈追求而感慨。莫先生还喜欢体育，常常由公子陪着去打网球。他那瘦削的身体，倒很像是一位身手不凡的网球运动员。如果不是因为年轻时吸烟留下的隐患，相信莫先生还能有时间为他所钟情的建筑与艺术事业做很多事情。

莫先生也是一个极有毅力的人。他曾经烟瘾很大。有时一下午的讲课，他会一根接一根地抽完一盒烟。1979年因突犯肺炎而住进了医院，医生告诫说，不要吸烟了。从此，烟瘾如此大的老先生，竟然许多年不再沾烟了。记得1980年，我和莫先生出差，住在同一个房间，夜晚两人同在书桌旁查阅资料。看到入神的时候，莫先生左手翻着书页，右手却伸向书前方在摸索什么，在一旁的我急忙问，您在找什么？先生从入神的恍惚状态中摆脱出来，看着自己伸出的手，又天真地笑了。他说，我在摸火柴。我想，这一定是先生挑灯夜读时的一个习惯性动作。然而，与先生交往的多年中，包括我们连续数月的一路考察、调研，有时十分忙碌和疲劳，但莫先生从来没有再吸过一根烟。曾经烟瘾很大的他，要克服这一切，需要付出怎样的煎熬，是可以想见的。

后来，在年近80的时候，先生还是罹患了肺癌。先生住院期间，我去看望，他仍然是那种很开朗、很天真的样子。值得庆幸的是，手术还是成功的。到了20世纪的最后两年，先生的肺癌再次复发，这时已经到了有病乱求医的地步了，当时，先生曾住在北京南郊大红门外一家自称可以用中医草药治疗癌症的民办医院中。我几次去看他，已经感受到他身体的日益赢弱。后来，又转移到了北大医院。那是1999年，似乎已经可以听到新世纪的脚步声了。我仍时而去看他，久被疾病折磨的莫先生已经显得更是消瘦了，声音中也透出因病魔的纠缠而身心疲惫的感觉，但心中似乎还仍然蕴藏着一团对未来充满憧憬与渴望的火，只要精神好，他还会谈些与建筑历史有关的话题，话语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望，谈历史，谈建筑，谈建筑史的未来，也谈新世纪，他似乎还有许多的话没有说完。那时的深切感觉就是，莫先生多么希望亲眼看一看新世纪的曙光，多么希望还能为他所投身一世的建筑历史研究与古建筑保护事业再尽一份力量。还有几次他喃喃地说，要是能够见到21世纪，他还想做些这个，做些那个。似乎，他仍然还有许多学术理想没有实现。我总是被先生这种孩童般的天真与执着所感染，在聊作安慰的寒暄中，向苍天默祷。然而，先生还是没有能够听到新世纪的钟声。最终带着一生的辛劳与一路的风尘离我们远去。

老子《道德经》有云：“道之为物，唯恍唯忽。忽恍中有象，恍忽中有物。窈冥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2]学问如道，恍兮忽兮，其中有象。治学问者如精，其要在真，其中有信。因而可以说，其象其物，块莫大焉，其真其信，理莫深焉。其言不讳，其意也长矣。在回忆的恍惚中，以这样的话来结束这篇短短的文字，或是对先生音容的追想，更是想在先生的墓茔上，再培上一土，愿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3]矣。

注释：

1．本文是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为编辑《建筑史解码人》 书向笔者所约稿件的基础上略加修改而成的，因为是纪念性文字，仍然用了原有的标题，因为这题目似更能表达笔者对于先师的景仰之心。

2．引自老子《道德经》上篇“道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