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的基本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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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飞机租赁；风险；特征

一、飞机租赁的一般理论及主要形式

飞机租赁，也称航空器租赁，是指出租人在一定时期内把飞机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向出租人定期支付租金。出租人拥有飞机的所有权，承租人拥有飞机的使用权。

从租赁的范围上可分为干租和湿租。所谓干租是指仅租赁飞机的使用权。而湿租是指航空公司不仅要提供租赁的飞机，而且还要提供相应的机上的机组人员、空乘人员及机务维修人员，从而提供飞行服务。从出租人的资金来源及付款对象，可分为转租和售后回租转租赁。转租，指的是出租人从另一家租赁公司或航空公司租赁飞机后，将飞机再D租给承租使用人的一种交易。售后回租，指的是由航空公司首先将自己的飞机出售给融资租赁公司（出租人），再由租赁公司将飞机出租。从性质上可分为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融资租赁是指承租人从租赁公司租得自己所需要使用的飞机，按期支付租金的交易方式。经营租赁，是指出租人根据市场需要选择通用性较强的飞机，供承租人（航空公司）选择租用的租赁方式。

二、飞机租赁的特征

（一）飞机租赁的国内外现状

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和韩国是国际租赁业的五大强国，其中美国金融租赁市场规模近200亿美元，占美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30%，并以40%的份额在国际租赁业中独占鳌头。

经过5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门类齐全、产品多样，具有航空科研、试验、生产制造能力的航空体系，并成为世界上第四个生产出干线客机的国家（其余三个为美国、欧盟和俄罗斯）。但在航空租赁业方面，还只是刚刚起步。国内银行和航空企业无法占有飞机的第一所有权，而且大多数飞机都需由国内银行对外方提供担保。因此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飞机租赁市场，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国有或合资的航空租赁公司。

（二）飞机租赁的功能

飞机租赁的出现使航空公司拥有更多融资渠道的选择。在省去巨额购机费用的同时，航空公司只要按时支付租金就可以获得飞机的使用权，不仅提升了运力，也能缓解对购机资金的需求。同时，也是对国内飞机制造业的发展产生源生动力。租赁具有一定的促销作用，若能借鉴国外航空器租赁的先进经验，结合国家相关的航空产业扶持政策，培育和发展民航、货运、航空快递、旅游、商务等不同市场，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便能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抢占国内支线飞机市场。飞机租赁还有助于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同时降低航空公司使用飞机的成本，从而也就提高了航空公司对飞机的需求数量。

1.我国飞机租赁的风险分析

市场风险是航空公司面临的飞机融资租赁中最为重要的风险之一。对市场风险的分析应从外部环境对航空公司的影响，如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前景来分析。就航空公司而言，其市场风险主要来自三大方面：一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各航空公司的价格发生变化，降低了盈利的能力；二是全球经济波动等不确定性因素对航空市场的影响；三是航材市场、航空燃油价格等因素的变化引起的航空公司成本增加。

另外，在航空租赁的制度保障方面，我国融资租赁的相关法律制度尚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一是尽管我国目前有一些较完善的法规，如《担保法》和《航空法》，但这些法规缺乏详细的实施细则来针对融资租赁业务的运作和实施进行解释和；；二是我国目前还不是《日内瓦飞机权利国际承认公约》的当事国，国内法律制度与国际公约内容无法对接，在国际租赁活动中，这将不利于我国航空公司在飞机租赁过程中的对外融资；三是我国的航空公司在融资租赁过程中需要到国际市场上进行融资时，由于国内法规与国际惯例的差距，造成国际融资贷款人总是担心其权利能否得到保障，国际融资贷款人往往会额外提出一些限制条件和要求以保护其自身的利益。

同时，我国飞机租赁中还存在例如利率风险、税务风险、飞机租赁残值风险等，再加上航空公司内部缺乏风险管理意识，我国的飞机租赁业还存在业务上的瓶颈。现代飞机融资租赁作为一种特殊的融资方式和交易方式，是智力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从业人员必须具备高文化、高素质。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并没有对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员工进行过专业系统的培训，造成他们缺乏融资风险管理、金融、保险等知识，又对市场信息掌握不够，对融资渠道调查不够，欠缺合理的调研、考察融资租赁设备的生产能力和性能。专门人才的缺乏给航空公司融资租赁飞机业务埋下安全隐患。

三、改善飞机租赁业发展现状

首先，要改善飞机租赁业的环境应加快立法与相关经营规则制定。主要涉及经济法律、税法、财政和会计法中有关租赁的规定。在此基础上，对税法和会计法，涉及航空租赁方面的条款，修改执行细则。为融资租赁市场的规范与发展创造良好的促进的法律环境。同时，还应该简化审批手续、降低外汇管制门槛。迫切需要国家能简化审批程序，如将飞机引进批文和外债批文审批合并处理、减少对外付汇的审批等。

当然，大力培养租赁专业复合型人才也是当务之急。飞机融资租赁不仅是资金密集型，还是智力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业务。需要高素质的人才，要求具备金融、保险、信托、法律、国际贸易、税收、财务会计以及飞机性能等领域的专业知识。

总之，有重点改进市场环境，发展航空租赁是当前产业发展的战略举措。对于推进航空运输业的大发展，对于重振航空制造业，对于金融服务业的全面发展。对于多角度的内需挖掘意义重大，机不可失。

参考文献：

[1]王婷婷.飞机融资租赁发展分析[D].硕士学位论文，16

[2]吴永良.我国民航业飞机租赁模式研[D].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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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1－0061－05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年底，中国银监会印发的《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下文简称《指引》)标志着我国商业银行并购贷款业务正式开闸。2009年，我国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下的经济低迷期，市场呈现重新整合的态势，并购活动日趋活跃，高利润的并购贷款及其相关的并购顾问业务引起了商业银行极大的兴趣，并购贷款业务正逐步成为商业银行挖掘新利润增长点的契机。根据2010年6月《证券时报》提供的相关预测，我国银行业并购贷款业务正步入“井喷式”增长阶段，今年并购贷款业务余额将远超500亿元，年增长率将超100％。

然而，当下并购贷款规模的剧增趋势也使得其风险控制问题成为了商业银行在发展并购贷款业务时关注的焦点。对于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问题，《指引》已在第二章第八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应在全面分析战略风险、法律与合规风险、整合风险、经营风险以及财务风险等与并购有关的各项风险的基础上评估并购贷款的风险”。鉴于并购贷款仅产生于公司并购的特殊活动中，有别于其他一般贷款业务，《指引》给出的上述风险中，并购贷款风险评估首先须把握的是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它取决于企业并购整合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即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在风险控制不足时此特殊风险可能通过并购贷款传导至银行体系，因此，商业银行在并购贷款风险评估过程中如何识别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并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则成为其顺利推进并购贷款业务的关键。

那么，如何识别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并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呢?为了对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本文着眼于目前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连续并购现象，试图从并购方企业高管动机的角度挖掘公司并购活动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来源，从而识别并购贷款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最后对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提出建议。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并购贷款”虽是一个极具中国市场经济特色的新词汇，但它实质上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杠杆收购十分类似。国外学术界对杠杆收购展开的理论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然而我国并购贷款的相关研究出现于近两年，绝大多数是对并购贷款《指引》的解读或对目前并购贷款实践进行较为宽泛的讨论。相形之下，我国学者对并购贷款的思考在理论深度上与国外学术界存在较大差距，尚未对其风险来源及控制问题展开理论研究。

目前，我国并购贷款业务方兴未艾，其风险控制问题势必吸引学术界和实务界更为广泛的关注。如前所述，并购贷款仅产生于公司并购活动中，所以商业银行在进行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时首先需把握的是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由于商业银行并购贷款是以并购方企业并购后的未来现金流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的，因此，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来看，并购方与目标方通过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形成了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并且牢牢把握目前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揭示这一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根源，对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进行前瞻性的思考。那么，在我国当下的并购市场具备何种基本特征呢?

虽然我国公司并购起步较晚，但我国多数并购方企业倾向于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进行多次并购交易，以2000－2007年我国资本市场上的并购事件为例，3至5年内进行两次以上并购的主并公司占70％左右，可见，这种连续并购的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并购市场的一个基本特征。实际上，近年来连续并购的价值创造问题已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但国内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概括而言，连续并购绩效存在一个逐次下降的趋势，并购方高管的过度自信心理是其主要原因(Billett和Qian，2007；Doukas和Petmezas，2007)。显然，并购方与目标方在连续并购中能否产生所谓的“协同效应”已经受到广泛的质疑。然而，本文认为，连续并购活动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也受到并购方企业高管动机的影响，由于问题，并购方高管存在机会主义利己动机，这同样可能导致绩效不佳的连续并购频发的局面，并且高管的利己动机越强，其发起的并购活动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就越小。

因此，探讨我国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是无法回避连续并购这一基本特征的，并且这样一系列的连续并购一旦未能产生“协同效应”，并购贷款业务就可能给商业银行带来潜在风险，这是并购贷款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显然，这一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公司金融学者对并购理论的研究成果可谓浩如烟海，时至今日形成较为一致的结论是公司并购不能为并购方企业创造短期股东财富或提升长期绩效，并且这种价值毁损正在恶化。毛雅娟和米运生(2010)指出，迄今为止“公司并购的价值创造理论”无法对现实中毁损股东价值的并购现象作出合理解释，而从并购方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角度来对这一现象进行阐释可以弥补以往大多数并购理论的缺陷。基于此角度，公司并购是冲突的表现，可概括为三类主要情形，即并购方高管可能为了寻求私有收益(Harford和Li，2007；李善民等，2009)、建立企业帝国(Jensen，1988；王培林等，2007)与进行堑壕保护而发动毁损股东价值的并购行为。

可见，实践中很大一部分的公司并购行为并不能产生“协同效应”，并且这一后果与并购方的高管动机密切相关。本文认为，由高管机会主义动机引发的并购活动并非以产生“协同效应”为导向，必将增大并购贷款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构成了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所以，本文基于我国连续并购的基本特征，从并购方高管动机视角分析我国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可为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提供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

二、经验研究的样本与指标

(一)经验研究的数据来源

《指引》的出台打破了《贷款通则》对股权性质投资的限制，我国商业银行可以开始向股权收购的并购方或其子公司发放其用于支付并购交易价款的贷款。因此，本文的经验研究主要关注并购市场上的股权类并购交易，经验研究样本包含了1999－2006年在沪深两市交易的全部A股公司，数据来源于国

泰安CSMAR数据库和色诺芬CCER数据库。

(二)经验研究的样本选取

为获得所需总样本，本文在初始样本中剔除了金融类样本、关键性数据缺失的样本和处于特殊处理的样本。另外，在上述筛选基础上，本文对选取的并购样本进行了如下进一步筛选：1.仅保留股权并购交易；2.剔除并购金额不足100万元的样本；3.合并同一主并公司在同一公告日上的多次并购交易；4.剔除并购首次公告前三年到当年中发生高管更迭的样本。最终获得总样本数8429个，其中并购样本数2014个，非并购样本数6415个。

(三)经验研究的指标选取

1.描述连续并购的指标

鉴于我国连续并购的基本特征，如何对它进行描述成为首要问题。本文采用离散型变量衡量连续并购现象，即并购频率变量(MA_FREQ3)和并购次序变量(MA_ORD3)，前者代表某并购事件公告当年至前三年内发生了几起并购事件，后者代表某并购事件公告是其当年至前三年内的第几起并购事件。除此以外，本文还将上述并购频率和并购次序的时间跨度延长到五年，生成并购频率变量(MA_FREQ5)和并购次序变量(MA_ORD5)。

2.描述高管动机的指标

并购方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表现为冲突，形成了企业成本。因此，为了衡量并购方高管动机，与以往文献一致，采用成本的相关测度指标对其直接衡量，并且还采用成本的间接测度方式。包括如下两方面测度：

(1)营业费用率(EXP)、资产周转率(EFF)和管理者超额在职消费(AB_NPC)。关于成本的直接测度，本文不仅采用营业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Ang等，2000)，还试图以管理者的超额在职消费作为成本的另一直接测度。较高的营业费用率或较低的资产周转率表明企业的成本过高，它们分别从费用支出和经营效率两个维度对成本进行直接测度。而管理者超额在职消费所衡量的成本一定程度上是包含在费用支出维度的成本内，但又较其更加直接和准确。

(2)管理者持股比例(MGMT_SHR)与管理者持股虚拟变量(MGMrr_DUM)。由于管理者持股在理论中被视为缓和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冲突的工具，当管理者持股水平较低时，“利益趋同效应”占据主导(Morck等，1988)。关于我国股权激励的效果，研究表明管理者持股一定程度上可以充当冲突的缓解机制(韩亮亮等，2006；李维安和李汉军。2006)。另外，李善民等(2009)指出我国股权激励能够适当拟制高管以谋取私有收益为目的而发动的并购行为。鉴于此，本文采用管理者持股比例和管理者持股虚拟变量间接测度成本，描述高管机会主义动机大小，并且它们与高管动机呈负向关系。

3.描述高管特征的指标

本文的经验研究还包括了高管特征变量，即高管平均年龄(MGMT_AGE)、高管男性占比(MG-MT_GEN)和总经理任职年限(CEO_TEN)。

三、连续并购现象的特征分析

基于1999－2006年总样本与子样本的年度和行业分布情况，我国商业银行的并购贷款业务随着企业并购活动的日益频繁，其潜在市场是巨大的，各行业对这一新的并购融资渠道都存在一定的需求，并且商业银行在并购贷款上的业务机会可能会在房地产等几个并购参与度较高的行业内凸显。然而这也说明，商业银行在众多并购活动中如何甄别那些能够产生“协同效应”的业务机会则蕴含了较大的风险。为了挖掘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本文对2014个并购样本做了更为细致的统计，包括对并购频率变量和并购次序变量进行分析。

如图1所示，3年或5年内参与过两次或以上并购活动的连续并购样本数分别占了1368个和1480个，在并购样本中的占比分别高达67.9％和73.5％。并且，3年或5年内的非首次并购的样本数分别是1241个和1371个，即占比分别高达61.6％和68.1％。这说明，连续并购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公司并购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鉴于学术界已经对连续并购能否产生“协同效应”提出了质疑，因此，探讨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无法回避这一基本特征。

由于实践中很大一部分的公司并购行为并不能产生“协同效应”，下面有必要从并购方高管动机的视角对连续并购背后的并购方高管特征展开分析。因此，本文通过将2014个并购样本分为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进而对它们各项高管特征的中位数和均值差异进行Wilcoxon检验和t检验，其中，连续并购样本指某并购事件公告的当年至前三年内发生了两次及以上并购事件，单次并购样本指某并购事件公告的当年至前三年内仅发生了一次并购事件。表1的结果表明，MGMT_AGE和MGMT GEN的中位数或均值在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年纪较轻或男性占比较低的并购方高管更倾向于推动连续并购活动。由于篇幅原因文中未列示公司治理特征的结果，本文的主要发现是：并非所有公司治理机制都能抑制高管的连续并购行为，但强势的董事会、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国有的实际控制人可能相对更为有效。

四、并购方高管动机与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控制

本文认为，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取决于企业并购整合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即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而《指引》也的确在风险评估部分多次强调“协同效应”的核心地位，如：第二章第九条规定，战略风险评估应包括“并购双方的产业相关度和战略相关性，以及可能形成的协同效应；并购双方从战略、管理、技术和市场整合等方面取得额外回报的机会；协同效应未能实现时，并购方可能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或退出策略”；第二章第十一条规定“商业银行评估整合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分析并购双方是否有能力通过以下方面的整合实现协同效应；发展战略整合；组织整合；资产整合；业务整合；人力资源及文化整合”。因此，在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中，风险控制的关键应在于：通过风险评估如何更准确地预测并购活动是否能产生“协同效应”。

企业并购的“协同效应”存在多种潜在形式，可分为管理协同、经营协同及财务协同等，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务来看，协同效应的预测和评估都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本文认为，预测和评估协同效应可以换种视角，即从并购方高管动机来看待这一问题，如果并购方高管是出于利已动机而推动并购的，那么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因此，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应该将高管的并购动机作为重要方面考虑进来，即从并购方高管动机角度对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进行评估，这也许属于战略风险和整合风险评估的一部分，但较其更为具体。并且，由于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是可以进行测度的，为商业银行的评估提供了可操作性。对于并购方高管出于自身动机而发动的并购活动，如果对其提供并购融资，那么，在风险控制不足的情况下

由于“协同效应”难以实现而导致的特殊风险可能通过并购贷款传导至银行体系。

鉴于我国连续并购的基本特征，下面基于其背后的并购方高管动机与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控制问题展开经验分析。本文继续采用2014个并购样本中的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对其各项高管动机指标的中位数和均值差异进行Wilcoxon检验和t检验，包括高管动机的直接指标和间接指标，以求对连续并购的高管动机差异展开分析，如表2所示。在各项高管动机变量中，AB_NPC、MGMT_SHR与MGMT DUM的中位数及均值在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间均存在显著差异，EFF的均值在两个样本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其p值或t值方向说明连续并购样本的成本较单次并购样本更高，但EXP的中位数及均值差异并不明显。可见，总体上连续并购样本的高管机会主义动机显著高于单次并购样本，但是，成本所描述的高管动机在不同维度上呈现了在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间的差异化影响。

在上述经验结果的基础上，本文下面将描述高管动机的各项指标进行分组，对每一对高管动机强组和弱组的均值差异进行t检验，其目的在于：通过此检验方法，探讨高管动机与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之间的联系，如表3所示。在高管动机的全部指标上，并购频率变量或并购次序变量的t检验基本上均显著，即高管机会主义动机较强的一组较高管动机较弱的一组呈现出更高的并购频率或并购次序。这说明，现实中的连续并购现象可能并非以产生并购协同效应为导向的，并购方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可能是引发一系列连续并购活动的根源。并且，MG-MT_SHR与MGMT DUM的分组结果显著为正，这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即当并购方高管持股较多或持有股权时他们发起连续并购的动机可能减少，说明存在股权激励的并购方企业所从事的并购活动受到其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影响较小，因而更有可能产生较高的“协同效应”。概括而言，高管动机与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之间的联系在于：由于连续并购可能是由高管机会主义动机引发的，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将降低，商业银行若对这些并购活动提供贷款则可能存在较大的特殊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在进行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时将并购方的高管动机纳入评估的重要内容，判断并购活动是否是以产生“协同效应”为导向的，并且高管动机的上述指标为风险评估过程提供了可定量化的指标。

五、结论与策略建议

并购贷款风险控制的关键应该在于：通过分析评估如何更准确地预测并购活动是否能产生“协同效应”。然而，由于“协同效应”存在多种形式，令其预测和评估存在较大困难。因此，本文试图从并购方高管动机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本文认为，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应该将并购方高管的并购动机作为一个重要方面考虑进来，即从并购方高管动机角度对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进行评估。鉴于此，本文着眼于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连续并购现象，从并购方企业高管动机的角度挖掘公司并购活动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来源，进而识别并购贷款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

本文基于连续并购现象获得了如下发现：第一，我国并购贷款业务市场是巨大的，但商业银行如何甄别能够产生“协同效应”的业务机会则蕴含了较大风险；第二，连续并购现象是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须正视这一特征；第三，并购市场中不断推动连续并购的高管具有一定特征，年纪较轻或男性占比较低的并购方高管更倾向于连续并购；第四，并购方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可能引发连续并购活动，即连续并购现象可能并非以并购协同效应为导向，商业银行若对这些并购活动提供贷款则存在较大风险。

上述经验研究识别了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呢?本文认为，未来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应把握如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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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β系数的稳定性研究

就方法论而言，β系数必须从过去证券市场的收益率数据中进行估计，而过去的数据估计出来的只能是过去的β系数。过去的β系数要能用于反映现在或将来的风险，则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才行。因此，β系数稳定性的检验就显得相当的重要。根据样本数据构造的时间跨度和样本规模大小，β系数稳定性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样本数据时间跨度长短对β系数稳定性的影响，另一类研究样本组合规模大小对β系数稳定性的影响。对于β系数在美国证券市场上的表现，许多学者做过大量研究，但没有定论。关于股票β值稳定性的检验，国外的学者如Levy(1971)、Blume(1971)、图莱(1980)等大多采用统计学上的相关分析法进行研究。在众多对β系数稳定性的检验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Blume和Levy检验。1971年，Blume在《财务学刊》上发表了《论风险的衡量》一文，研究了1926年1月到1968年6月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股票，以每7年为一个时间段，用月收益率数据估计出各个时间段的β系数，然后以统计学的相关分析法为基础，对β系数的稳定性作了深入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在一个时期里估计出来的β系数是其未来估计值的有偏估计；组合规模越大，其未来的β系数越能被准确地预测。同年，Levy研究了1960年至1970年间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500种股票，他缩短了估计的时间段，采用周收益率数据，并改变了前后估计时间段等长的传统做法，以52周为基期，后续期分别为52周、26周和13周。研究的主要结论认为：在较短的时间段内(52周)，单一股票的β系数是相当不稳定的，但是组合β系数的稳定性有显著的提高。而且，组合规模越大，估计时间段越长，β系数的稳定性越高。1974年，Baesel运用转移矩阵法研究了估计时间段长短对β系数估计值稳定性的影响。他把估计时间段分别设定为12、24、48、72和108个月，对1950年至1967年间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160只股票进行研究后，提出：随着估计时间段的延长，单个股票β系数的稳定性将会增强，且最佳估计时间段是108个月。1975年，Porter和EzZen采用随机组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后认为，组合的构造方式会影响β系数的稳定性，β系数的稳定性并不会随着组合规模的扩大而有所提高。1994年，国内的学者沈艺峰最早把“Chow检验法”用于股票β估计值的稳定性检验。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的β系数估计及其稳定性检验》一文中，对1992年6月至1993年12月上海证券市场的10种股票的β值进行估计，然后将时限一分为二，采用“Chow检验法”研究这10只股票的β值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著变化。检验结果表明，除了“延中实业”外，所有股票的β值都是稳定的。沈艺峰和洪锡熙(1999)又采用相同的方法，对深圳证券交易所1996年度所有上市公司股票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单个股票或是股票组合，β系数都不具有稳定性，以过去期间的数据估计出来的β系数值无法代表未来的β系数值，说明我国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是变动不定和难以预测的。2000年，靳云汇、李学在《中国股市β系数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对沪深两市51种1992年以前上市的股票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股票β系数随着上市时间增加基本上趋于不稳定，利用β系数的历史数据来预测未来β系数的可靠性较差。

综观β系数稳定性的实证研究，绝大多数研究认为证券的β系数不具有稳定性，虽然可以借助于组合的方式来获得较为稳定的β系数，但对于大多数的个人投资者来讲，这意味着不能简单地用过去时期数据所估计的β系数作为当前和未来时期的预测值。因此，除了在估计方法和数据选取等方面寻求β系数的变动原因之外，许多学者还从公司的基本特征等方面人手探讨导致同一证券的β系数在不同时期出现变动以及不同证券的β系数在同一时期存在差异性的影响因素。

二、β系数的影响因素研究

股票贝塔系数存在不稳定性，说明有必要进一步对股票β估计值的差异性进行分析。正如James Farrell和Walter J，Renhart(1997)所指出的：股票贝塔值的不稳定性并不令人惊异，公司的基本因素(如产品生命周期、财务政策)随时间的变化必然会导致股价的变动，从而股票β值也随之改变。因此，差异性分析能一定程度地解释股票β值的不稳定性，有利于更准确地预测股票β值。一般认为，影响股价变动和股票风险的因素主要有：宏观经济因素，如利率、通货膨胀、国际收支、汇率等；行业因素，如行业生命周期、市场竞争性等；公司基本特征(本文就是从此方面对股票的预期β系数进行探讨的)；战争及政治因素；心理因素，如心理预期。以上因素均能导致股价变动，从而影响股票的系统性风险。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主要集中在分析公司基本特征和行业因素这两个方面。理论上，公司规模的大小、资本结构、经营收入的周期性及公司的负债比例等基本特征的变化将改变公司的风险特性，从而影响公司所发行股票的风险。因此，学术界对公司的基本特征变量是否会影响其股票的系统性风险系数展开研究。鉴于公司的会计资料能传递与公司基本特征有关的风险信息，在实证研究中，通常用会计变量作为反映公司基本特征的量化指标。Ball和Brown(1969)最早注意到会计信息与β系数存在相关关系，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Beaver，Kettler和Seholes(1970)从公司基本特征人手研究股票β值的影响因素。他们把公司基本特征细分为七个会计变量：股利支付率(Difidend Payout Ratio)；成长性，即总资产增长率(Asset Size Growth)；财务杠杆(Leverage)；流动比率(Liquidity)；规模(Size)；盈利变动率(Earning Variability)；会计贝塔系数(Aceounting Beta)。研究结果表明：在1947年至1956年和1957年至1965年这两个期间，纽约证券市场上307家上市公司单个股票和5种股票的组合的系统风险与盈利变动性、股利支付率、会计贝塔系数和财务杠杆这4个会计变量之间一致且显著相关；对于每个变量，组合的相关程度高于个股的相关程度；系统风险与成长性、规模和流动比率这3个会计变量之间的关系与理论假设不一致或显著无关。学术界认为，

Beaver等人首次系统地研究系统风险与会计变量之间的关系。Bildersee(1975)研究1956年至1966年期间纽约证券市场制造业和零售业的71家公司的系统风险与11个会计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最后指出了与系统风险相关的6个会计变量(负债比率、优先股与普通股的比例、销售与权益资本的比例、流动比率、市盈率的标准差、会计贝塔系数)，并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此外，Harmada(1972)研究财务结构对股票系统风险的作用，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财务杠杆与股票β值呈正相关关系。曼德尔克(1984)则增加了对经营杠杆这一因素的分析，并表明股票β估计值与经营杠杆存在高度、显著的相关关系。Gahlon和Gentry(1982)进一步研究表明系统风险是以经营杠杆系数、财务杠杆系数、总收入的方差系数、息税后收益和市场组合收益之间协方差系数为自变量的一个函数。Mandelker和Rhee(1984)也证实了经营杠杆系数和财务杠杆系数能够解释大部分的系统风险的变动。Huffman(1989)发现系统风险与财务杠杆系数正相关而与经营杠杆系数负相关。Mansah(1992)指出公司的经营决策、财务决策和战略决策与系统风险是相关的。Rosenberg和McKibben(1973)的研究发现不同行业的β值存在持续的差异。于是，Rosanberg和Marathe(1975)进一步把39个行业哑变量加入股票β值的分析模型中，来解释股票β值的差异，形成著名的集个股市场特征、公司基本因素和行业性质于一体的“罗森伯格系统”(Rosenberg’s system)。Rosenberg和Marathe对该模型的首次检验表明模型对未来β系数的预测能力好于其它的预测模型。由于理论上的吸引力和检验结果的支持，用罗森伯格系统生成的β系数预测值得到广泛的认可，著名的BARRA咨询机构(由Rosenberg创建)就采用了这一系统。一般来讲，行业因素对股票β值产生影响的原因有：行业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行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行业内竞争程度。但吕长江，赵岩(2003)的研究发现：中国证券市场中Beta系数并不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但在按照是否被纳入计算成份类指数的标准将股票进行分类，即分为成份股和非成份股，这两大类股票的Beta系数存在显著的差异。刘永涛(2004)研究也发现：就我国目前的五行业分类方法来看，β系数在行业间的区分并不明显；在证监会的CSRC行业分类标准下，β系数在各行业的区分整体上表现出差别性，但两两之间β系数的差别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另外，还有一类学者，他们利用数学推导来研究β值和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Chei-Chang Chiou and Robert K.Su(2004)运用数学的方法结合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obb-Douglas函数和净盈余函数推导分析了系统风险和会计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系统风险的决定因素包括收益、销售增长、账面价值、股利、经营杠杆系数、财务杠杆系数、市场回报率和无风险回报率，并提出了以下结论：对于一个前一年度有着正收益和本年度有着销售增长的公司来说，如果当前账面价值、股利和收益对股价影响的联合效应(即股价弹性之和)为正(负)，那么以产品的经营杠杆系数和财务杠杆系数为量度的总杠杆系数对系统风险有正的(负的)影响；当账面价值和收益对股价的影响(即股价弹性)为正而股利对股价的影响(即股价弹性)为正(负)时，股利对系统风险有正的(负的)影响；对于一个有着正(负)销售增长的公司来讲，在给定的系统风险水平下，经营杠杆系数正(负)相关于其财务杠杆系数。郑君君(2000)运用数学推理的方法研究了β系数和市盈率之间的关系，并且得到了它们相关的表达式，结果显示β系数与市盈率呈负相关关系。

相比于国外的研究而言，国内关于β系数的影响因素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吴世农、冉孟顺、肖珉和李雅莉(1999)借鉴Beaver等人的研究，收集1997年至1998年上海证券市场200家上市公司公布的会计信息，应用实证分析方法，对影响我国股票系统性风险系数的7个会计变量(股利支付率、总资产增长率、流动比率、财务杠杆、公司规模、盈利变动性和经营杠杆)进行了相关性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增长率和财务杠杆与股票的系统风险呈正相关关系，股利支付率与股票的系统风险呈负相关关系；从组合后的回归分析看，流通规模对股票组合的β值具有显著影响；经营杠杆对个股或组合的β值都没有显著影响，流动比率与系统风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盈利波动性与股票系统风险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这些都是与财务理论相左的。农卓恩(2000)以1998年初在深交所上市交易的股票周实际收益率数据估计股票的β系数，选择18个财务指标，研究β系数与这些财务指标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股票β系数与财务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弱。

三、β系数的预测性研究

由于经验研究已经证明β系数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如何准确地预测未来的β值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对未来β系数的预测主要有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是基于时间序列关系的预测；二是基于差异性影响因素的预测。1971年，Blume在《论风险衡量》一文中指出，如果β估计值向均值回归的速度不随时间改变，就可以在估计β系数时围绕这一趋势修正估计值。他采用简单线性模型β2=a+bβ1，来估计相邻两期β估计值之间的回归关系，用此回归关系修正对其将来值的估计。1973年，Vasicke在《关于在证券β系数的贝叶斯估计中运用横截面信息的一项注释》一文中根据β系数的回归趋势，把贝叶斯决策方法引入β系数的估计中，提出了贝叶斯调整法。Vasicke认为仅仅依据样本的信息来估计β系数是不够的，如果能把有关β系数先验分布的资料与样本的信息结合起来，就能降低估计误差。基于差异性影响因素的预测方法主要有基础β系数法和罗森伯格系统。基础β系数是根据公司基本特征的变化来估计未来的β系数，模型中的自变量为反映公司特征的财务和会计变量。前面已经提到，罗森伯格(Rosenberg)在1973年和1975年以及随后的研究中，集历史β系数、个股市场特征、公司基本因素和行业特征于一体，对β系数的差异性进行研究，并据此对未来的β系数进行预测，建立了著名的“罗森伯格系统”。罗森伯格系统试图将历史β系数和基础β系数两种分析思路综合到一个模型中，以提高β系数预测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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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风险是产生于先到企业财务活动所处的复杂环境中，企业管理者对财务风险只有采取有效措施来降低和防控风险，而不能完全消除风险。因此企业建立财务风险防控机制，十分必要，势在必行。

一、正确认知企业财务风险的基本特征

现代企业财务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客观性和重要性三个基本特征，准确把握这三个基本特征是抓好企业财务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基础。

（一）不确定性

企业财务风险只是以一种可能性存在于财务工作中，只有条件成熟时，猜中潜在的财务风险才能转化为现实性损失。

（二）客观性

财务风险因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而使企业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这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则是客观事件处于变化过程中的特征。

（三）重要性

无论哪种性质的风险，一旦转化为现实性损失，其后果都会很严重。财务风险并不是不可触摸，根据企业财务资料理性、客观地分析，进而预测、评估企业经营管理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能有效地对企业财务风险加以防范。

二、准确掌握财务财务风险的主要种类

现代企业财务风险的主要体现在财务属性和财务活动两个方面，存在于财务工作的方方面面，具体有：

（一）出资人财务风险

出资人财务目标在于实现资本最大限度的保值增值，主要内容有筹集资金、合理安排资本投向、确定收益分配策略等，因而出资人财务风险是现代企业最基本的财务风险，也是一种由制度引发、受制度影响的静态风险。

（二）经营者财务风险

经营者财务目标的主要内容是筹资、投资和收益分配，其管制企业的具体经营过程。经营者财务风险表现出动态性、复杂性、复合性等特点。

（三）筹资风险

企业由于负债经营而产生的丧失偿债能力的风险，这主要是由于借入资金而增加丧失偿债能的可能。筹资风险是现代企业财务风险的启动点。

（四）投资风险

因不确定因素导致企业不能缺德期望投资报酬的可能性，由于投资活动而给企业财务成果带来的不确定性。企业投资活动包括主业投资及其他项目投资，如果投资项目出现偏差，则会引起企业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下降的不确定性。

（五）汇率风险

因汇率变动而造成的企业财务成果的不确定性，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外贸易额的日渐增长而越来越广泛地存在于企业财务活动中。汇率风险是现代企业财务风险的新表现。

三、建立企业财务风险防控机制，有效管控业务流程和细节

完善财务管理系统。认真分析不断变化的财务管理宏观环境，把握变化趋势和规律，适时调整企业财务管理策略和方法，提高企业的适应能力和应对能力，降低和避免因经营环境的变化给企业造成的财务风险。

加强内部管理体系。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周转速度，应当做到根据不同的情况，适当提高或降低负债资金部里，调整资金及资产结构，降低不合理的资金占用，实现资本结构合理化。

强化风险防控意识。高素质的财务人员不仅具备准确的职业判断能力，能及时、准确地发现和评估潜在企业财务风险，海英梳理风险意识，用于承担责任，善于分散财务风险。

建立财务预警系统。完善的财务风险防控机制应包含一套实时、全面、动态的财务预警系统，以实现对企业经营管理中潜在的风险实时监控。财务风险预警系统要求企业以财务报表、财务预算以及其他有关财务资料为依据。

四、合理运用风险防控方法，有效降低和避免财务风险

当前较为适用的财务风险防控方法，主要有分散法、转移法、回避法和降低法四种。企业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运用。

分散法。风险较大的投资项目应选取分散法。就是借助于企业间联营、多种经营、对外投资多元化等方式分散财务风险，从而实现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转移法。财务风险转移包括保险转移和费保险转移。就是在坚持合法、合理、公平、公正原则的基础上，采取相应措施转嫁财务风险。

回避法。在选取理财方式时，应当对各种理财方案可能产生的财务风险进行综合评价，在保证财务目标的前提下，选择风险较小的方案，以避免财务风险的发生。

降低法。在面对客观存在的财务风险时，应努力采取各种有针对性地有效措施，降低财务风险。

总之，财务风险防控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整个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的经营者及财务人员必须提高财务风险的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并努力建设有效的财务风险防控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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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风险资本又称“创业基金”，是指由专业投资人提供的快速成长并且具有很大升值潜力的新兴公司的一种资本。风险资本通过购买股权、提供贷款或既购买股权又提供贷款的方式进入这些企业。风险资本是准备用于进行风险投资的资金。风险资本的来源因时因国而异，如个人和家庭资金，国外资金，保险公司资金、年金和大产业公司资金等，主要是一种以私募方式募集资金，以公司等组织形式设立，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企业的一种承担高风险、谋求高回报的资本形态。在我国，通常所说的“产业投资基金”即属于创业基金。

与传统资本市场相比，高技术领域对投资者的素质要求更高，风险投资者的出现适应了这一要求。在企业发展初期，风险资本几乎成了除创业者自有资本之外惟一的资金来源。在这之后，虽然其他形式的资本(如债务资本)也逐渐介入高技术企业，但这些资本与传统资本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决定企业融资特性的主要还在于风险资本。可以说，在高技术企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中，风险资本家无论在控制权安排，还是融资结构选择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风险资本作为联系融资合约双方的纽带，无疑成为分析高技术企业融资机制的切入点。

二、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1.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

风险资本产生于资本、市场、企业等各自发展且彼此联系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在这样的一系列联系中发育成长的实质。虽然风险资本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存在起伏波动，风险资本的边界仍然处于变化的弹性之中，但它在发育成长和向世界的扩展中以及各国风险资本的融合和趋同化趋势中，依然显示出其基本内涵和相对突出的基本特征。

对于风险资本的定义，欧美经济学家们曾给出过多种认定的边界，从不同角度显示了风险资本内涵的发展延伸和国家差异性。联系风险资本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和不同国家与地区扩展中的同质性，可以将风险资本定义为:风险资本是在资本、市场、商品经济、企业及其成长的各自发展演化和彼此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资本类型及一种投融资工具。它形成于非传统的资金来源并主要投资于处于初创或处于成长初期的高成长性、高风险性企业，它以相对较长期的股权投资为主要投资形式并以股权的高幅增值和最终出售来获取投资回报。这里对风险资本的定义，是一种所谓的“比较传统”的风险资本定义。

2.风险资本的基本特征

（1)风险资本的买方融资特征。风险资本作为一种投融资工具，在现实运作中总是表现为一个融资与投资相结合的过程，其中风险资本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融资。整个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融资可分为买方金融和卖方金融两大基本类型，各类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属于卖方金融，而专门运营风险资本的风险投资公司和其他数量有限的金融机构则属于买方金融。买方金融的利润主要来自于资产买卖的差价，而风险资本的融资就属于买方金融。风险资本家购买的是资本，出售的则是自己的信誉、投资计划和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投资时，它们购买的是企业的股份，出售的是资本金；退出时，它们出售所持企业的股份，买入资金，外加丰厚的利润和良好的业绩，从而在资本撤出后进行下一轮的融资和投资。

（2)风险资本所投资企业的幼稚性和成长阶段的初始性。风险资本所投向的风险企业是其自身增值运动的始点，从这里开始风险资本的运作主体(风险投资公司等)和受资企业一起进入共同成长的历程口不过，风险资本不同于一般的资本，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对象的特殊限定上:风险资本主要以创业企业为投资对象，它所投资的可能是一种新技术或新产品，也可能是一个刚创立的企业，总之，风险资本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创业企业，且是那些从企业成长角度看尚处于成长初始阶段的企业。在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中，虽然包含着对于其所投资企业的分期投资或者连续投资，也包含着风险资本在某些企业成长到一定时期时运用杠杆收购或管理收购的手段进行介入，但这并没有改变它在投资对象方面的基本特征。

（3)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是风险资本一个十分突出的基本特征。从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经验来看，风险资本在创造了许多成长神话的同时也导致了许多的败绩。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根源在于风险资本所涉及的风险因素复杂多变，来自于信息的不充分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多方面的其他非可控因素等，风险集中于风险资本运作的整个过程。

三、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融合

虽然，至今风险资本还未成为企业融资领域的主流，而且它并不必然地以高技术企业作为惟一的投资范围，甚至目前主导世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高技术企业群体中，有很多大企业也并未形成以风险资本背景的企业为主流的格局。但是，从以上对风险资本的认识可知，它从一开始就与高技术及高技术企业存在着密切联系，对高技术的青睐和高技术的商业化预期是导致风险资本诞生的重要动因之一，谈到风险资本就很自然地将它与高技术企业联系在一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之间的融合，表现为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联姻和结合，进而表现为高技术企业通过融入风险资本实现成长和风险资本通过高技术企业的成长实现增值。

但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结合，是具有明显的指向性的，即风险资本并不是能够与所有的高技术企业融合的。正像ARD公司与DEC公司的成功结合一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突出体现在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相互结合上，可以说，风险资本和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结合乃是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融合的直接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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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镇生活中，燃气设施已经成为城镇基础设施，按照一定工艺生产、制取、净化达到国家可燃气体标准的燃气，从最初的生产到最后应用于社会生产生活中，经历了无数复杂的过程，而燃气本身具有易燃、易爆的特征，这就使得原本复杂的燃气应用过程变得更为困难，所以城市燃气应用管道的设计人员在基本的燃气管道设计中，都需要充分考虑燃气的特征、管道环境的特征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等，但是即便如此，今天的燃气风险问题仍然较多，带来的安全事故更是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性问题。所以说，对于燃气管道相关工作人员，能够科学的认识燃气风险问题，并能够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对燃气的应用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燃气风险问题主要有哪些呢，又如何做好燃气风险问题的防范工作呢？

一、城市燃气管道铺设混乱风险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为了保证地上建筑及地上交通的正常运行，燃气管道、网络线路管道、水管道以及电管道等，都铺设在地下，这种城市燃气管道的铺设在保证燃气应用的同时，也极大的方便了城市生活，同时地下铺设也减少了燃气管道直接暴漏于空气中的可能，进而保护了燃气安全。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样的城市管道铺设，也可能带来一定的风险，特别是因为城市燃气管道铺设混乱带来的风险。从目前城市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城市地下管道已经非常多，并且由于地下管道本身的铺设来自于不同的城建公司，服务于不同的城市建设需求，这就直接造成了地下线路的混乱，甚至会有不同功能的管道较差重叠，互相干扰和影响等问题，而燃气管道作为燃气输送的根本渠道，保护燃气也是其基本用途，所以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一旦与其它管道的距离低于危险距离，那么燃气风险就会大幅增加，不利于燃气安全的保护。另一方面，目前城市改建较多，特别是一些老城区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逐步向新城区靠拢，而在改建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地下线路的改道，包括地下电线、地下网线以及地下天然气管道等，其中天然气管道的变更除了基本的管道铺设施工风险之外，其它的风险相对较小，但是其它线路的线路变更，则很可能影响到燃气管道，甚至破坏燃气管道，造成一定的风险。总之，城市燃气管道铺设问题带来的风险是目前燃气风险的重要组成。

针对城市燃气管道铺设混乱风险问题，笔者认为其解决方式主要需要加强对城市地下管道铺设的梳理工作，不同公司的地下管道铺设需要经过市政的统一审批，这样保证不同线路铺设的合理设计以及合理距离，进而减小城市燃气管道铺设风险。此外，在城市改建过程中，同样需要考虑地下燃气管道的问题，特别是燃气管道是否有被破坏的风险等。总之，减少燃气管道铺设风险，对保护燃气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燃气管道管网风险

在今天，燃气的应用越来越普遍，所以地下大量的燃气管道已经成为一座城市的基本特征，而大量的燃气管道管网问题，也逐渐成为燃气风险的重要来源。从目前燃气应用的实际情况来看，燃气管道硬件设施问题造成的燃气安全事故在逐年增多。当前燃气管道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有金属管、聚乙烯管，而金属本身具有一定的属性，包括易腐蚀，而燃气管道的应用通常需要较长时间，就很容易生锈腐蚀，特别是在一些接口处、阀门井或者线路复杂的位置，甚至出现管道破损，造成燃气泄露，进而引发各种问题。所以说，燃气管道管网风险同样不容忽视。

针对燃气管道管网风险，笔者认为其解决的途径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加强对已有管道的检查和维修工作，对于已经铺设的管道，要做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发现管网存在风险，及时维修或者更换，进而保证燃气安全；第二是选择更好的管道器材，根据燃气管道的铺设位置，可能遇到的自然条件情况等，选择合适的管道材料，保证材料的耐腐蚀、耐潮湿的基本特征，这样就可以延长燃气管道的应用寿命，同时保证燃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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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4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09)09-075-01

财务风险客观存在于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持续加深,经济增速明显放缓,部分企业经济效益下降,营运资金紧张,财务风险加大,生产经营形势严峻,企业要在现行条件下,提高财务风险意识,建立各种风险预测和分析体系,找出导致财务风险的原因,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财务风险管理,力求把财务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总的说来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的目标是:了解风险的来源和特征,正确预测、衡量财务风险,进行适当的控制和防范,健全风险管理机制,将损失降至最低程度,为企业创造最大的收益。

一、财务风险的概念及特征

(一)财务风险的概念

企业的财务风险是指在各项财务活动过程中,企业的财务活动贯穿于生产经营的整个过程中,筹措资金、长短期投资、分配利润等都可能产生财务风险。根据财务风险的来源可将财务风险划分为:筹资风险,投资风险,外汇风险。

(二)财务风险的基本特征

在财务管理工作中,只有充分了解财务风险的基本特征,才能采取针对性措施,防范和化解财务风险。企业的财务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1)客观性,即财务风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企业进行的各项财务活动存在着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么实现预期目标要么无法实现,这就意味着无法实现预期目标的风险客观存在。

(2)全面性,即财务风险存在于企业财务管理的全过程并体现在多种财务关系上。资金筹集、资金运用、资金收回、资金积累分配等财务活动,均会产生财务风险。

(3)共存性,企业的财务风险与风险收益共同存在,且成正相关关系,即风险越大收益越大。在决策时如何进行选择取决于企业的风险偏好。

(4)不确定性,即财务风险虽然可以事前加以估计和控制,但由于影响财务活动结果的各种因素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事前不能准确地确定财务风险的大小。

二、财务风险的成因

财务风险存在于财务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不同的财务风险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

(一)企业资金结构不合理,负债资金比例过高。在我国,资金结构主要是指企业全部资金来源中权益资金与负债资金的比例关系。

(二)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缺乏科学性导致投资失误。决策失误使投资项目不能获得预期的收益,投资无法按期收回,为企业带来巨大的财务风险。

(三)对外投资决策失误,导致大量投资损失。企业对外投资包括有价证券投资,联营投资等。

(四)企业赊销比重大,应收账款缺乏控制。由于我国市场已成为买方市场,企业普遍存在产品滞销现象。一些企业为了增加销量,扩大市场占有率,大量采用赊销方式销售产品,导致企业应收账款大量增加。

(五)企业存货库存结构不合理,存货周转率不高。存货流动性差,一方面占用了企业大量资金,另一方面企业必须为保管这些存货支付大量的保管费用,导致企业费用上升,利润下降。长期库存存货,企业还要承担市价下跌所产生的存货跌价损失及保管不善造成的损失,由此产生财务风险。

三、控制财务风险的对策

(一)搜集财务信息资料

企业应建立财务信息网络,保证及时获得数量多、质量高的财务信息,为企业进行财务报表分析提供数据,为正确进行各项决策和风险预测创造条件。企业收集和整理有关预测风险的资料,包括企业内部的财务信息和生产技术资料、计划和统计资料,企业外部的市场信息资料和同行业中竞争对手的生产经营情况的资料。

(二)进行财务报表分析

在掌握信息资料的基础上经常进行财务报表分析,分析企业的收益性和获利能力,资产的流动性和短期偿债能力,融资结构和长期偿债能力。对获利能力应注重这几个财务比率:股东权益报酬率、普通股每股收益、市盈率、普通股每股股利

(三)建立财务预警分析体系

所谓财务预警分析,就是通过对企业财务报表及相关资料的分析,有效的财务预警系统不仅能及时回避现存的财务危机而且能通过系统详细地记录其发生的缘由、解决措施、处理结果,并及时提出改进建议,弥补企业现存财务管理及经营中的缺陷,完善财务预警系统,从而即提供类似情况的前车之鉴,更能从根本上消除隐患。

(四)结合实际采取适当的风险策略

(1)建立了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企业对风险信号监测,如出现产品积压,质量下降,应收账款增大,成本上升,要根据其形成原因及过程,指定相应切实可行的风险管理策略,降低危害程度。

(2)多元化经营是企业分散风险的首选方法。多元化经营,是指一家企业同时介入若干个基本互无关联的产业部门,生产经营若干类无关联的产品,在若干个基本互无关联的市场上与相应的对手展开竞争。

(五)加强财务活动的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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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掌握分类的核心定义。非信贷资产是指农村信用社资产负债表中除信贷资产以外的各类资产。根据风险和损失程度的不同，划分为安全性和风险性两类。安全性非信贷资产是指无风险或风险很低的非信贷资产，主要包括现金及周转金、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存放联行款项等非信贷资产项目。风险性非信贷资产是指有风险或风险程度较高的非信贷资产，主要包括专项央行票据、同业债权、待处理抵债资产、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投资类资产、委托及资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待处理财产损溢、固定资产清理、历年亏损挂账等非信贷资产项目。风险性非信贷资产按照风险和预计损失程度,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个类别，其中后三类合称为不良非信贷资产。分类标准的核心定义是：正常类：资产未出现减值迹象，资金能够正常回收，没有足够理由怀疑资产及收益会发生损失。其基本特征为“一切正常”。关注类：资产未发生减值，但存在一些可能造成资产及收益损失的不利因素。其基本特征为“潜在缺陷”。次级类：资产已出现显著减值迹象，即使采取各种可能措施，资产仍可能形成一定损失，但损失较小。其基本特征为“缺陷明显，损失较小”。可疑类：资产已显著减值，即使采取措施，也肯定要形成较大损失。其基本特征为“肯定损失，损失较大”。损失类：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资产仍然全部损失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其基本特征为“基本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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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风险，属于经济风险范畴，其不仅包括风险特性，而且蕴含经济因素，针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基本特征，可用四个词语概括，即客观性、全面性、激励性和不确定性。（1）客观性：指财务风险不以人的意识发生转移，客观存在于企业中。（2）全面性：指企业经济活动全过程均有涉及财务风险，财务管理各环节与多种财务关系是其主要体现。（3）激励性：指基于财务风险条件下，企业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对财务风险进行防范和控制，促使财务管理效率得到提高，达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4）不确定性：指虽然通过财务措施可估计和控制财务风险，但基于多方面因素影响下，致使人们对财务风险的认知与控制能力存在局限性，导致财务风险程度和大小具有不确定性。

二、导致企业出现财务风险的原因

财务风险是束缚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使得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下降。然而，导致企业存在财务风险的因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财务管理观念不强

一般而言，企业规模较大，致使混合管理企业财务成为普遍现象，导致会计人员财务管理工作量大大增加。与此同时，由于财务管理观念不强，致使财务管理出现混乱现象，使得财务管理工作效率难以提高，阻碍企业长足发展。

2.未构建健全的财务分析管理制度

基于经营成本压力下，企业缺乏健全的财务分析管理制度，未以会计规范为指导，科学设置会计机构。同时，部分会计人员虽然具备初步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但其理财方式落后，管理观念不强，基于企业会计机构作用下，分工缺乏细化、层次较模糊等问题频频出现，导致企业出现财务风险。

3.融资渠道单一化

融资渠道单一化是制约企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除企业内部融资外，商业银行贷款、发行债券和股票是企业主要的融资途径，具有单一化特点。针对银行贷款融资方式而言，银行在考虑到企业财务管理现状、风险高等因素下，放缓贷款发放速度。针对发行企业债券融资方式而言，受企业债券信用度低等条件影响，导致投资者对企业投资信心不高，大大增加了债券融资困难，加之企业存在金融风险因素，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较难。针对发放股票融资方式而言，目前，虽然诸多企业已成为上市公司，但通过股票达到融资需求难度较大。

4.财务分析效率低

一般而言，企业经营规模较大，管理存在单一化问题，短期投资是企业所追求的目标。与此同时，由于企业财务分析效率低下，市场论证缺乏科学性，难以达到预期管理效果，致使企业财务负担增加。

三、企业财务风险防范措施

基于我国计划经济转变为特色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财务风险在企业中避免不了。因此，为防范财务风险，减少财务风险对企业的影响，企业应采取可行措施，达到控制财务风险的目的，推动企业发展。

1.构建健全的法律制度

构建健全的法律制度，主要针对国家而言。经营规模大、财务风险抵抗能力低等是企业的基本特点，加之企业存在资金经营水平低等问题，致使市场融资存在较大风险。在此背景下，国家应通过完善法律制度的方式，规范企业经营行为的同时，给予企业适当的优惠政策，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指导我国构建健全的法律制度。例如，美国的《电力企业法》以及日本的《电力企业基本法》等。

2.融资途径多样化

资金缺乏是束缚企业长足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合理负债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有效手段。鉴于此，实现企业融资途径多样化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宏观条件下，以国家政策与法规为指导，结合企业实际发展状况，采用多样化方式，达到融资目的。在此，笔者介绍两种融资方式：

第一，租赁融资模式：租赁融资，指基于融资为最终目的的基础上，企业实施的信用手段，采用租金方式，实施分期返回所融资金的融资模式。针对租赁融资模式，其未明确规定企业的信用要求，满足项目现金流量即可。在此前提下，企业通过租赁融资，缓解企业资金紧张状况，进而引进先进机械、设备，减少企业现金大量流出，保证企业经营周转正常运行。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租赁融资模式可达到避税的效果。

第二，直接融资模式：目前，针对诸多地区，企业融资模块已初步建立，对于业绩优秀但资金紧张的企业而言，该模块扮演着理想融资的媒介角色，达到缓解企业资金偿还压力的目的。与此同时，针对融资金额偏大的情况，采用增加股东所有权的方式，通过社会筹集资金，为企业发展提供有效动力，优化企业权益框架，改革传统管理模式，为企业长足发展奠定基础。

3.构建一支综合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的财会队伍

财会工作人员与企业财务分析效率存在直接联系，是企业有效防范财务风险的保障，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构建一支综合质素高、专业能力强的财会队伍在企业防范财务风险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企业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专业知识培训与教育讲座，指导财会工作人员深化学习财会相关知识，提升财会人员工作能力，迫使其秉承着严谨、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保证财务风险防范工作有序开展，为构建一支综合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的财会队伍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完善奖惩制度，明确奖惩评定标准，例如，针对工作效率高、认真负责的工作人员给予及时的物质或精神奖励，针对工作效率低、不认真负责，且存在侥幸心理的工作人员，给予相对应的惩罚。与此同时，引导财会工作人员感到危机感，激发财会人员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迫使其主动学习，从而提升自我，使其更好地开展财务风险防范工作，提高财务风险防范效果，推动企业发展。

4.强化投资风险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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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金融衍生工具本质而言是一种现代新型金融工具，其主体是货币、存款、股票和债券这些原金融工具衍生而来，均为远期合约、期货合约、期权合约、互转合约四种基本类型构成。可以说，这四种类型是金融衍生工具最为基本的形态，其他所有的金融衍生工具都是在这四种类型的基础上组合、演变而来。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金融衍生工具这种建立在高度信用体系上的金融手段快速发展的背后，必然会存在着一定的漏洞和风险，无法真正的杜绝投机，使得金融衍生工具成为了一把既可以增值避险，又可能会损失惨重的“双刃剑”。

一、金融衍生工具风险概述

（一）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的主要类型。

所谓风险，即是一种能够造成损害或者损失的可能性，这句话加重强调了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的两个基本特征，即风险和损失相互联系，而对于发生的损失的判断也是不确定的。具体而言，金融衍生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的风险：

首先是信用风险，也就在商定的合约期限内，投资者一方不愿履约或丧失履约能力，从而使得另一方面临信用风险的情况；其次是市场风险，也就是合约价值伴随着市场价格水平波动从而产生的风险，而且汇率、利率变动等基础金融工具的市场价格的波动也会导致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并且产生杠杆效应放大了存在的风险，最终使得投资者产生错误的判断；在这时流动性风险，也就是由于市场流动性的过分加大，使得投资者因为无法找的合约对手而无法平仓，因此带来巨大的损失；法律风险是由于法律不明确或者不受法律保障的原因，致使合同不能够合法履行的风险；经营风险的本质是投资人自身原因造成的，也就是交易过程中由于投资人个人操作技术失误和投资策略失误而导致的风险。

（二）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的特征。

风险本质的外在表现就是风险的特征，其根本原因是风险的本质导致的不确定性结果，因此，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不确定性，这是风险最为本质、核心的特征，对于投资主体而言，无法也不可能去准确的预测风险的程度、风险何时发生；

其次是双重性，也就是交易给双方带来的损失或者收益不可能是平均的，一方的受益必然意味着一方的受损，这样是自由市场博弈的重要特征；

再者是客观性，这是由不确定性这一核心特征所导致的，即风险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是无法由人的主观意识所否定。因此，风险管理最为基本的要求不是否定风险，而且基于风险存在的基本思路下，尽其所能的研究和采取措施，避免或延迟风险的出现。

最后是投资主体差别性，这点是由于投资者自身条件这一客观事实导致的，其资本的大小、对于风险认识程度和驾驭能力的不同、自身投资经验的多寡、对于风险和利益的偏好和取向、对于未来事物的发展趋势都必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也是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的基本特征之一。

二、金融衍生工具出现风险的原因探究

衍生合约业务发生在签订之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部的各种情况发生着不断地变化，比如利率、行情、市场价格、交易对手等，这使得交易者所面临的风险情况也不断发生着变化。所以，应当从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两个方面对于金融衍生工具风险成因进行探讨。

（一）相应监控、约束机制不完善。

由于此点的欠缺，导致个别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尽其所能的寻找漏洞，擅自和海外金融机构一起进行金融衍生物工具的交易，在其中扮演了行政首长和交易人员的双重身份。这种“自己比赛自己当裁判”的制度必然导致了相关监控和约束形同虚设，阻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健康发展。

（二）稽核和监督机制乏力。

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本质属于表外业务，其真实的盈亏情况无法从资产负债表中得到体现，因此，为了掩盖亏损并且追求账面利润，交易员往往选择卖出大框期权收取期权费的方式来实现盈利，但是当期权真正实现交割时，真实水平可能已经超过了期权费数倍。

（三）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这也是金融衍生工具飞速发展所必然导致的困境之一，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工具，对于传统的金融结构带来了极大地冲击，从本质上对于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了一定得影响。

（四）网络传播效应的客观存在。

在当今网络时代，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风险必然会随着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通讯传播体系而扩展，从而极有可能导致整个世界经济的波动，加大了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性。

三、对于金融衍生物工具的风险控制管理

正是由于金融衍生物工具的风险来自各种原因，所以，对于其的风险控制管理手段也必须多样化：

首先，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是真正实现金融衍生物工具风险控制的根本性做法，从制度上杜绝风险问题的产生。

其次，改革传统的会计审核制度。利用制度的力量来弥补当前法律法规的不足，以此来保障金融市场的正常、健康发展。

再次，加强专门人才的培训。作为一种现代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金融衍生工具是一种要求极高的业务，必然需要专业人才才能够真正的实现操作和利用。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金融衍生工具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手段，在我国经济建设和金融市场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其本身的特点也带来了固有的缺陷和风险，所以，如何将这些风险降到最低，并且最大的发挥金融衍生工具的优势，是当前社会应当重点重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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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工具作为防范风险的一种契约，起初并未在表内确认。我国原有会计准则体系中没有金融工具方面的准则。随着我国金融业提速发展、全球金融创新浪潮冲击以及中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化，相关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制定便应运而生。我国近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新准则中将衍生金融工具纳入表内，在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方面，不但规定了确认标准，还将确认细化为初始确认与终止确认，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仅在表外披露的做法。但有关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问题学术界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探究与思考。本文以会计的基础理论为切入点,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确认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并从经济学、哲学和国际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外延的解决方案。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财务会计理论是以权责发生制和实现原则为基础，以交易价格和历史成本为主线，强调稳健性原则，仅对已发生的交易或事项进行确认、计量，提供的是面向过去的财务信息；认为衍生金融工具签订的合约所体现的签约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不符合资产或负债的定义中的三个基本特征，然而衍生金融工具有着极高的风险性，一旦市场发生了不利的变动，就可能造成巨大的“浮动盈亏”，会计有“反映性”的要求，如果不在报表中反映就会增加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潜在风险，而要在表内确认衍生金融工具，则会碰到两个难点：是否满足“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是否满足“该项目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能够可靠地计量”的问题，对传统会计要素的确认观念和确认标准产生冲击，所以在国际上无论是FASB还是IASB都采取了慎重的态度。

二、衍生金融工具确认问题的三种解决思路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所有关于衍生金融工具会计问题的争论，最终都将落脚到一些会计基本理论上，需要对会计的基本概念进行深入研究。所以，解决衍生金融工具确认问题，本文强调从理论基础方面进行归结,主要有以下三种基本解决思路：

（一）第一种解决思路是“增设衍生金融工具资产和衍生金融工具负债会计要素”，即把衍生金融工具作为一个新的、单独的会计要素纳入会计报表体系。用会计恒等式表示：“资产+衍生金融工具资产=负债+衍生金融工具负债+所有者权益”，认为衍生金融工具不能满足现有会计要素的定义，那么就把衍生金融工具分为衍生金融资产和衍生金融负债作为一个新的、单独的会计要素纳入会计报表体系中。（二）第二种解决思路是“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的内涵”，使之能够包容衍生金融工具。认为衍生金融工具经济事项实质上已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与之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那么确认资产和收益中包括的不确定性就相对较小，高估收益的可能性也随之减少，因而，现在的问题是衍生金融工具具有未来性，在合约签订时交易并未发生，而传统会计要素则强调“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就不再是确认会计要素的必要条件，即会计要素定义中解除了“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这一基本要素。（三）第三种解决思路是“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的外延”，即增加要素定义的条件，使之能容纳衍生金融工具。将资产的条件扩充为“两个固定的基本特征+一个可选择的基本特征”的方式。就是将“由于过去交易或事项”这一基本特征扩充成平行的四个“相当的”可选择的基本特征，使经济业务在满足“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和“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两个基本特征下，在满足扩充后可以选择的四个基本特征中的任意一个即可确认，即：“资产是可能的未来利益，它是通过下列条件之一由特定主体取得或加以控制的：1．由于过去交易或事项（包括产权交易）；2．由于签订了不可更改的合约，其风险和报酬实质上已经转移；3．由于其市场价值(有公开标价或独立公正的中介机构评估)长期高于账面价值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有基本上的改变，在己取得或控制的未来经济利益上的增值部分；4．由于环境和自然原因，在可靠计量并极可能实现的前提下，未来经济利益的增值”。即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的外延后，资产不仅包括过去交易或事项引起的资产，还包括合约产生的资产。衍生金融工具因满足基本特征的第2条，从而能够确认衍生金融工具。

三、解决思路的多视角分析

对于上述的三种基本解决思路方案，我们从经济学、哲学、会计基础理论和国际发展趋势等方面，从不同视角进行阐述和对比，具体内容如下：

（一）经济学角度：会计学从本质上看带有经济学的属性，属于统计学，这种属性决定了会计学的改进和发展目标实质上是一个减少不确定性的过程。心理学家盖尔特分析：人们追求确定性较大的事物，并要维持确实可靠的防范措施。任何一门学科，它都经历从描述性到形式化再到精确化这么三个基本层次。会计随着法律、市场等环境条件的完善及计量手段和信息传递技术的发展，将衍生金融工具等不确定性经济业务有表外披露纳入到会计报表中也是“会计的发展是反映性的”要求，那么第三种解决思路以不确定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或者视为确定性为理论基础，将不确定性有效地纳入到会计要素确认中来，有利于前瞻性的财务会计概念体系的建立。

（二）哲学角度：哲学原理中理论具有层次性：表层理论、中层理论和深层理论。结合会计理论的层次关系表现归结如下表：

最高理论层次深层理论：世界观方法论理论

指导反作用

会计准则应用层次理论：基本理论、基本结构、基本原则，深层理论的具体化

指导反作用

会计准则指南表层理论：应用层次的理论，中层理论的进一步具体化

指导反作用

会计实务实践

因此，一种理论不仅应能指导当前的实践，而且还应该具有前瞻性，否则理论的指导作用就会被削弱。会计要素的定义作为会计基本理论的一部分，也应该能够适用于未来的业务。第一种解决思路仅靠增加新要素的方法，是一种随着经济的发展，新事物的不断出现而不断变动会计核算体系，是一种权宜之计，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不能适应未来的变化，具有"时滞性"，对实务缺乏指导性。因此，不是理想之举。第二种解决思路中扩充后的资产和负债定义将资产与负债的边界模糊化，可能将一些不符合会计要素定义的项目纳入到会计报表中；对现有会计体系变动太大,不易为人们所接受,具有随意性,没有一个理论体系支撑。

（三）会计基础理论角度：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确认，起源于应否确认履行中合约的国际理论争论，结果有三种观点：1．全面确认履行中合约的主张；2．反对确认履行中合约的主张；3．只应该确认符合一定条件下的履行中合约。争论的结果本质是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探讨“不确定性”是否符合在现实条件下满足会计确认的“确定性”。分析认为衍生金融工具确认满足FASB和IASB所强调的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性”，可以在签约时可以进行初始确认：衍生金融工具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与交易是否得到履行并完成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在实践中人们为了避免这种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设计了有助于保证衍生金融工具合同得到正常履行的市场制度，如：市场上的间接结算制度和定期的保证金制度，以使合同履行受高信用担保的保障，使权利和义务具有会计确认条件的“确定性”，所以第三种解决思路将衍生金融工具确认的“不确定性”纳入会计要素的定义中是有理论和实践依据的。

（四）国际借鉴角度：FASB在SFAS133中主张衍生金融工具符合要素定义是在资产的三个基本特征中，突出预期“获取或牺牲未来经济”和“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这两个基本特征，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这一基本特征；IASC也有相类似的见解。事实上，IASC从诠释负债的定义入手，把“合约”列为导致法定义务的事项，以相当于“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的”这一特征。IASC明确地提出，合同是形成确定性义务（负债）的法定事项。IASC在IAS37中提出“负债，是指企业因过去事项而承担的现时义务，这项义务的履行预期会导致含有经济利益的资源流出企业。义务事项，指形成法定义务或推定义务的事项，这些法定义务或推定义务使企业别无现实的选择，只能履行该义务。法定义务，指因以下任何一项而产生的义务：1．合约；2．法规；3．法律的其他司法解释。推定义务，指因企业的行为而产生的义务，其中：1．由于以往实务中的习惯做法、公开的政策或相当明确的当前申明，企业已向其他各方表明它将承担特定的义务；2．结果，企业使其他各方形成了对企业将履行该义务的合理预期。”IASC这样定义，较“周到”的将衍生金融工具代表的义务（和权利）代表的“确定性”纳入到会计要素的定义中，第三种解决思路的指导思想与国际做法如出一辙。

四、结束语

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外延的解决思路是一种可取的方法，它能有效解决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确认问题，具有理论基础和哲学指引，能够“反映”经济的变化发展，也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会计的国际协调。

[参考文献]：

1．陈小悦著,《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问题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世界银行)格鲁宁，科恩，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组织翻译，《国际会计准则实用指南[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P116-P122。

3．葛家澍、陈箭深，《略论金融工具创新及其对财务会计的影响》，《会计研究》，1995年，第8期.

4．LilE.Crawford，UsingandAccountingforDerivatives:AnInternationalConcern,JournalofInternationalAccounting,Auditing&Taxation;

5．FranciscoGabrielHernandez,DerivativesandtheFASB：VisibilityandTransparency,CriticalPerspectivesonAccounting.

AccountingRecognitionfortheDerivativeFinancial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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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事实已经表明,服务外包企业的无形资产将会为企业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高度重视无形资产的开发、使用及管理,使企业的无形资产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就必须认真研究我国服务外包企业无形资产的存在环境和方式,从而分析我国服务外包企业无形资产的基本特征,为加强服务外包企业的无形资产管理服务。

一、无形资产存在环境和方式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服务外包企业无形资产管理中的问题,源于没有对服务外包企业无形资产的基本特征进行理性分析研究,即忽略了服务外包企业无形资产管理中的特殊性问题,依然用传统的管理方法去管理服务外包企业的无形资产显然不能适应要求。

(一)服务外包企业国际化特征的影响

服务外包企业在承接的离岸外包业务中,其所服务的对象和工作内容都是发生在国外的业务活动,业务的国际化特征影响了服务外包企业对无形资产的使用管理与保护。发包方在与业务承接方的业务洽谈中十分重视承接企业对无形资产的管理及保护手段,严密的无形资产管理系统在扩大服务外包企业市场份额中将会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服务外包企业在其经济活动所触及到的无形资产资源范围扩大,包括企业自身的无形资产、发包方的无形资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无形资产、和发包方共同拥有知识产权的无形资产,具体包括:服务外包企业的品牌、核心技术、现代电子信息网络、长期客户、专利技术、商标权、计算机软件、信息集成系统、创新型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另一方面,企业较多的接触到发包方的无形资产。这些都是服务外包企业国际化特征的影响所致。

(二)服务外包企业高科技特征的影响

服务外包企业大部分为高新技术企业,在ITO(信息技术外包)、BPO(业务流程外包)及KPO(知识流程外包)业务的运营中,服务外包企业必须具有较高的研发水平才能承接各种外包业务。在这一特征影响下,服务外包企业对无形资产的研发、使用、维护及管理都给予了较大的投入。一方面采用了高科技的手段从事自身的业务运营,如现代电子信息网络和信息集成系统;另一方面在高科技特征的影响下,企业必须使用从事外包业务所应具备的核心技术,在业务运营过程中按照发包方的要求进行科技研发,其进行成果转化的无形资产使得服务外包企业具有一般企业没有的对研发成果的非独占性特征,即在服务外包实务中出现发包方和承接方共同拥有某项无形资产所有权的现象。

(三)服务外包企业高风险特征的影响

服务外包企业的高风险特征不仅仅表现在离岸外包业务的承接上,国际化背景下的经营活动时刻都在各种风险中进行,在外包业务的运营过程中也面临着各种风险,如人力资本和技术风险、国际市场变化的风险。服务外包企业在业务运营过程中对发包方无形资产的保护措施及效果对企业会带来致命的影响,一旦造成对发包方无形资产的损失,企业将面临巨额的赔偿以致陷入危机中。服务外包企业的高风险特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来源于企业自身,即对企业科技研发的巨额投入及对自身无形资产的保护状况;二是源于对发包方无形资产的保护状况,无论哪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给服务外包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以上均可以说明服务外包企业的无形资产存在环境的复杂性及风险性。

(四)服务外包企业高收益特征的影响

服务外包企业更多关注无形资产产生的效益情况,如更加注重自身的品牌维护、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转化。在关注自身无形资产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一些服务外包企业也开始关注如何利用发包方的无形资产提升自身影响力并创造价值,即整合接包方和发包方的无形资产资源为企业获取更大的利益。在服务外包企业的高收益特征影响下,其收益的获取重要来源就是对企业无形资产的充分利用,所以对企业各种无形资产的保护,包括对发包方无形资产资源的保护就显得格外重要,要求企业对已经具有所有权的无形资产进行科学管理,对尚在研发中的无形资产采取保密措施,对发包方无形资产的保护和维护也必须重视。

二、服务外包企业无形资产存在环境及方式的基本特征

由于无形资产的存在环境和形式发生了变化,并且这种变化对服务外包企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进一步凸显出服务外包企业无形资产管理的问题。随着我国服务外包企业的快速发展,服务外包企业的资产构成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无形资产已成为服务外包企业最重要的资产并已成为服务外包企业资产的主体。服务外包企业所从事的业务活动明显区别于一般企业,无形资产具有其自身的特征,关注这些特征对发挥无形资产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无形资产构成复杂化的特征

服务外包企业在其运营过程中,影响企业发展的无形资产的构成内容和形式具有复杂化的特征。首先是企业积累的无形资产资源。服务外包企业所承接的业务包括两大类型:一是信息技术外包(ITO),包括应用管理外包、应用软件开发外包、信息管理外包等;二是业务流程外包(BPO),包括远程财务管理服务、远程采购、存货管理服务、远程人力资源管理服务、呼叫中心等。接包方必须具备最优秀的服务优势才能承接发包方的业务,即具备为发包方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实力才能为发包方提供服务,所以接包方也就必须具有自己的品牌、核心技术、现代电子信息网络、长期客户、专利技术、商标权、计算机软件、信息集成系统、创新型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其次是发包企业的无形资产资源。在服务外包业务的实施过程中,自始至终贯穿着接包方对发包企业无形资产的管理问题,发包方的各种无形资产由于服务外包业务的需要自然会由接包方所了解。如发包方的商标权、现代电子信息网络、特种权利、经济决策专家网、采购网络及销售网络及人力资源构成情况等。这些资源尽管在所有权上不归属于服务外包企业,但由于在服务发包企业的过程中必然要接触到这些无形资产。

(二)无形资产管理融合化的特征

服务外包企业在其营运过程中,一方面要依靠自身的无形资产的影响力承接外包项目,特别是离岸外包项目;另一方面在对已承接的外包项目的服务过程中要加强对发包方各种无形资产的保护,所以使得服务外包企业的无形资产的管理工作具有了较鲜明的融自身无形资产管理和发包企业无形资产管理于一体的特征。这种管理融合化的特征将贯穿发包方与接包方服务外包业务合作的全过程。例如在ITO 业务中,发包方把软件开发的目的要求提供给接包方,其开发意图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和市场的独有性,这些资料对发包方而言都涉及其经营的秘密。而接包方,必须运用自身的专有技术等完成所承接的业务,这一切就使得企业必须将自身的无形资产和发包方的无形资产纳入统一管理之中。由于一般企业的无形资产种类较为单一,所以其管理通常作为某一部门的附带工作来进行。而服务外包企业由于其既有企业自身的无形资产如专有技术等的管理,同时也面临着对发包方无形资产的管理问题,如发包方的商标权、现代电子信息网络、特种权利、营销渠道等。

(三)无形资产风险放大化的特征

服务外包企业由于其所承接的外包业务特点决定其无形资产管理的风险性特征加大。在离岸外包业务中,服务外包企业承接的具体业务具有项目规模大、服务周期长、品牌持有数量多、科技含量高、业务虚拟化及营运成本高等特点,当服务外包企业的经营活动实现了国际化后,无形资产的内外部管理责任加大,自然会带来较大的管理风险。例如,在企业承接的BPO业务中,发包方的金融与财务、收入和支付流程、客户资源等信息就全部被接包方所掌握,接包方就必须对发包方的这些无形资产予以保护,使企业面临巨大的无形资产管理风险。在服务外包企业的业务运营过程中,疏于对发包方无形资产的管理而造成的发包方无形资产损失索赔事件给承接方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面对自身和发包方的双重无形资产的管理,服务外包企业的风险自然被放大。

(四)无形资产比例扩大化的特征

服务外包企业的无形资产价值占总资产价值的比重较大,以知识形态为主的无形资产构成了服务外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服务外包企业借助对无形资产的巨额投入以加大其在资产总额中的比重,并注重充分发挥其作用、取得在服务外包市场竞争中的有利地位,通过无形资产的作用影响来取得离岸外包的“订单”,进而促进了企业的不断发展。对无形资产的利用程度决定了企业未来的收益,对任何企业都是如此。服务外包企业无形资产比例扩大化的特征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对无形资产的利用上,对无形资产的充分利用实质上是加大了无形资产的比例。服务外包企业自行研发或者购入的无形资产,在数量上增加了无形资产所占的比例,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其作用的充分发挥会给企业带来较其他资产更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

三、加强服务外包企业无形资产的管理措施

服务外包企业要制定相应的制度、采取可行的措施保护无形资产的安全,加强对各项无形资产的科学利用,使企业的无形资产在其经营活动中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一)提高对无形资产作用的认识

服务外包企业应认真分析无形资产的典型特征及其在承接外包业务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为对其进行科学的管理奠定基础。只有研究了服务外包企业无形资产的特征,才能梳理出企业无形资产管理的路径和方法,使制定的管理制度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服务外包企业应充分提高对企业无形资产作用和价值的认识,从而对无形资产进行科学的价值定位。在充分了解自身无形资产的作用和价值的基础上,尤其应强化对所服务的发包方所拥有的各项无形资产作用的认识,在积极保护的同时,应采用有效的方法发挥其重要作用。

(二)强化无形资产的基础管理

服务外包企业应建立专门的无形资产管理机构,建立对所承接业务的保密制度、负责制定企业内部的无形资产开发策略、制定对发包方无形资产的管理保护制度、制定员工的无形资产保护培训方案及无形资产管理的业务流程。负责服务外包企业自身无形资产的研制、投资、开发、申请、注册、维护、考核与评价等,加强开发性保护,进而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无形资产开发策略,最终取得无形资产开发的优势。负责对发包方无形资产的保护、对发包方的无形资产实行严格的管理。

负责处理服务外包企业所有的与无形资产相关的法律事物。如企业商标的侵权问题、员工的专有技术泄密问题及服务外包合同执行过程中产生的无形资产产权归属问题。在离岸外包中加强无形资产的法律支持对服务外包企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强化无形资产价值管理

按照无形资产准则规定,无形资产只有在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才能确认:与该资产产生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该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服务外包企业应正确确认企业的无形资产,才能使企业的无形资产得到有效保护。企业应高度重视对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注重积累与无形资产价值形成相关的原始资料和法律、制度依据。只有准确地进行无形资产价值评估,才能真正反映出企业无形资产的价值构成并进一步反映企业资产的真实情况,为企业未来利用无形资产进行各种经营奠定基础。充分披露无形资产的会计信息,除披露无形资产的期初、期末数以及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还应充分披露企业无形资产构成情况、研况、后续计量情况等。对服务外包企业拥有的人力资源信息要在报表附注中予以披露,对其他重要的无形资产信息也应予以披露。在制定对发包方无形资产的管理保护制度及建立对所承接业务的保密制度的基础上,服务外包企业应在认真分析外包业务服务过程中所涉及的发包方无形资产的种类和其基本背景,建立备查账簿,用以记录在承接发包方外包业务中所涉及的全部无形资产的维护情况。具体包括承接人员、服务的内容、时间及其他有关应加以说明的情况,为以后进行检查保留必要的资料。

(四)加强对无形资产的利用

我国《担保法》把土地使用权、商标专用权、专利权和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列为抵押财产。无形资产财产权抵押贷款为企业筹资开辟了新途径,服务外包企业应充分利用这一有效资产为企业破解融资难题。客户源就是服务外包企业自身最好的无形资产广告。应充分利用客户源的广告效应,对客户的无形资产加以保密是极其重要的,在双方合同规定的范围内对所服务的客户的宣传较少,而对发包方恰当的宣传对提高自身的企业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往往忽略了利用这一重要资源。

服务外包企业的实践证明,无形资产在服务外包企业有着特有的存在环境和方式,认真分析其特殊性对加强无形资产的管理,提高服务外包企业的经济效益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