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属性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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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者决策 产品属性 价格

“属性”一词，在字典中被解释为事物所具有的某种性质，引用到产品中是指能够体现某个产品特征的一系列要素。大部分关于产品属性的研究中，对于属性的认识都采用菲利普•科特勒的定义，即认为产品属性是“能使消费者通过购买而满足某些需要的特性”。国内学者赵丽影（2005）则认为“产品属性可以从产品的功能要素、物理要素、时间要素、经济要素、生产、市场、交货期等顾客可能有定制需求及产品本身所应具有的各个方面来考虑”。国内外学者在对产品属性的认识虽有差异，但他们都认为产品属性就是顾客通过购买和使用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一系列要素或特征。

产品属性按不同标准会有不同分类。Mark E.Paryr认为，产品属性分为内在属性、外在属性、表现属性和抽象属性。Noriaki Kano从产品各属性对消费者满意度的影响角度分为基本属性、性能属性和愉悦属性。Keller（1998）按照各要素与产品的相关程度分为产品相关属性和非产品相关属性两类。桂煌航（1999）按照对顾客需求满足程度分为基本属性、差异性和显著特性。此外，还有学者将其分为功能性属性和享受性属性。

有关产品属性作用方面的研究很多。Keller（1998）认为产品相关属性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而非相关属性只会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Jeesun Kim（2005）的研究证明了产品相关属性会影响消费者态度的形成。Writz（2003）的成果是产品功能性和享受性的绩效性水平超过或低于顾客期望水平时对顾客满意有影响。Woodruff（1997）认为，在购买和使用产品时，顾客会就这些属性对实现预期结果的能力形成期望和偏好。Zeithimal（1998）指出产品的内部属性本身可能并不直接与顾客所感知到的价值相关，它们往往要透过产品的外部属性才能得到体现；消费者从对产品属性的评价形成质量感知，并从感知质量形成对产品完整价值的判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很多学者不自觉地用生产者的角度认识问题。另外除了Noriaki Kano和桂煜航认为产品属性存在一定等级结构以外，大部分学者都将产品属性看作是同等并列的，也没有人对产品属性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探讨。实际上，品牌是和产品质量、价格都有很强的相关性，而价格更是和每一个产品属性都有很强的相关性，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价格属性的特殊性并没有给予格外的关注。也没有任何一个分类方法是从消费者决策角度进行研究的。上述学者几乎都有着很深的古典微观经济学造诣，因此不自觉地将消费者看作是理性人。

研究模型与假设

在消费者决策模型中，经济学用了消费者剩余（关于某次购买的消费者收益与消费者成本之差）这个概念，当消费者剩余大于0的时候，消费行为才会发生；而营销学多采用的是科特勒的顾客让渡价值理论，科特勒是用消费者收益除以消费者成本，当比值大于1的时候，消费行为才会发生。这二者并无本质的区别，都是说当消费者感觉到某次购买的收益要大于成本他才愿意交易。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在做消费决策时主要考虑的是成本和收益（Zeithaml在1998也指出消费者将产品看作是一组利益的集合而不是属性的集合），那么可以将产品属性从消费者决策角度直接分为成本属性和收益属性两大类。

收益属性中，首先是功能属性，即产品提供的功能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消费者的期望，其次是质量属性，即产品能否顺利贡献某种功能和保持这种功能的持久性，再次是情感属性，即使用某种产品有何心理收益。小轿车能够点火启动，把人从A地运送至B地，这属于功能收益属性；启动顺利、长时间车况良好，这些是质量收益属性；轿车的品牌很好，消费者感觉“倍有面子”，这是情感收益属性。

成本属性中，首先价格是其中之一；购买后需要运送或安装后才能使用，这些是属于使用前成本；使用时如果产品比较复杂，消费者要付出学习成本，有些还需要再购买配套产品（如汽油之于轿车），这些都属于使用中成本。使用后成本是指产品是否能够方便处置，例如在国外扔掉旧电器要付垃圾税。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产品属性可以分为成本属性和收益属性两类，具体如图1所示。

传统属性分类方法并没有探讨属性之间的关系，或者他们认为各属性就是并列关系，认为消费者在做决策时，按产品不同属性的重要程度赋予相应的权数，同时结合每一产品在每一属性上的评价值，得出各个品牌的综合得分，得分高者成为最终选择。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比如原来的模型一直在讲价格高是缺点，但有时候消费者用价格来推测质量如何或感知品牌的档次，这时候价格高并不是阻碍消费者选择的因素。

本研究认为，产品的很多属性之间具有相互作用的关系，如质量属性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品牌评价，而品牌评价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质量感知。在产品所有的属性中，价格属性具有特殊性，产品的其他属性都与价格属性有相关关系。其中收益属性与价格有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产品的功能属性、质量属性、情感属性越好，市场就可以给出更高的价格；而产品的成本属性与价格有负相关关系，即使用前成本、使用成本和处置成本越高，消费者倾向给出更低的价格。

出于简化模型的考虑，本研究只研究收益属性与价格的关系，也就是假定认为两个产品之间的使用前成本、使用成本和处置成本是一样的。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功能属性值的变大将提升消费者的心理公平价格。

假设H2：质量属性值的变大将提升消费者的心理公平价格。

假设H3：情感属性值的变大将提升消费者的心理公平价格。

实验设计与数据分析

研究选取的实验商品为U盘，实验人群为大学生，他们对U盘比较熟悉，能正确的理解产品相关术语。研究的实验设计思路是采取假设检验和方差分析的方法，来判定当功能属性、质量属性以及情感属性取不同值的时候，被试的心理价格是否有显著性的变化，如果有显著性差异，就说明该属性和价格属性有相关关系。

研究所有的被试均为郑州大学在校学生，每一个步骤都是随机抽取50人，因为重复使用同一批学生也许会因为锚定效应的存在而造成结果的误差。另外，为了避免教室里学生之间的互相影响，本次调查都是在户外随机进行，以保证学生能够独立做出判断。

本次研究实验步骤如下：

首先，判定功能属性和价格属性的关系。我们的问题是“如果某厂家生产的4GU盘售价是50元，您认为该厂家生产的8GU盘价格应该是多少（除容量外，再无其他差异）？”其次，判定质量属性和价格属性的关系。问题是“如果某厂家生产的4GU盘保质期是一年，售价是50元，您认为该厂家生产的保质期是二年的4GU盘价格应该是多少（除保质期外，再无其他差异）？”最后，判定情感属性和价格属性的关系。首先给出在款式上差异较大的两款U盘，让被试给出喜爱的程度（0-10分），经过方差分析后认为二者在被喜爱程度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后，然后给出问题“某厂家生产的4GU盘，左边的款式售价是50元，您认为该厂家生产的右边款式的4GU盘价格应该是多少（除款式外，再无其他差异）？” 在严格遵循实验步骤及注意事项的基础上，本研究在每步实验上得到有效数据均为50份，经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在情感属性测试中，对于两款U盘的喜爱程度分别为5.65（方差1.92）和8.11（方差0.62），方差分析显示组间均方为60.03，组内均方为1.27，F值是47.18，远大于临界值4.10（P值为3.71E-08）。这说明被试对这两款手机的喜爱程度有显著性差异。对于表1中的结果，本文取显著性水平a=0.05 时，可以看出，当功能属性值、质量属性值和情感属性值变大的时候，消费者的心理公平价格均有显著性的增加。

结论

从以上的结果可以看出，当4GU盘价格为50元时，消费者给出的8GU盘的心理公平价格为81.45元，二者有显著性的差异，即功能属性和价格属性有正相关关系。同样的结果也表现在质量属性和情感属性方面。只要产品的收益属性发生变化，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心理公平价格都会发生变化，二者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当参考价格不一样的时候，比如4GU盘价格为40元的时候，消费者对于8GU盘的心里公平价格是65.95；而4GU盘价格为50元的时候，消费者对于8GU盘的心里公平价格是81.45；这说明消费者在做产品比较的时候，并不是对产品某个属性的绝对值给予评价，而是只比较其差异（Kahneman和Tversky，1979年），并把这个差异换算成价格上的差异。价格的增减值显著受到参考产品价格的影响。也就说假设A产品价格为x，B产品价格为y，A产品在某个属性上比B产品差，那么消费者在对二者比较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个差异应该在价格上如何体现，也就是说B产品应该比A产品贵多少钱，假设消费者认为因为某个属性上B产品比A产品好，那么B产品应该比A产品多z元，如果B产品的实际价格y>x+z，那么消费者会认为B产品贵了，买它就不合算；如果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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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的基础上，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分析消费者消费的诸多影响因素 ，而作为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在计划消费时，不仅仅是根据当前的收入水平，而且还要依据其对未来可能收入的预期。诺贝尔奖获得者Lawrence Klein在谈到1946年美国经济预测出现的失误时认为，“显而易见，预测失误在于预测中没有考虑到消费者的预期……”并提出需要改进预测模型，减少外生变量，除了增加消费者的收入信息外，还需要有决定消费者的消费--储蓄决策变化的经济和心理因素的信息，以增强预测模型的动态解释能力。也就是从那个时候 ，密歇根大学开始了对消费者预期的研究，进而发展到现在。

二、消费者信心指数建立的现状

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的调查开始后，世界各国也都按照类似做法开展信心指数的编制。至今，美国、欧洲各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都编制并了自己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些地区性的组织在研究并地区范围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如欧盟组织编制的欧盟国家经济信心指数及万事达卡消费者信心指数（ 由万事达卡国际组织）。万事达卡消费者信心指数主要亚太地区消费者信心指数。我国国家统计局也于1997年12月开始消费者信心指数的调查编制。此后，各个地方机构包括一些研究机构也开始陆续对消费者信心指数进行编制研究。北京于2002年率先开始此调查编制工作，另外有首都经贸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联手香港、澳门及台湾的大学定期两岸四地消费者信心指数，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市消费者信心指数，西南财经大学成都市消费者信心指数，山东省，河南省等省级地区的统计机构也了消费者信心指数。

但是各个地区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的编制方法却存在些许的不同。我国国家统计局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目前主要通过对全国20个主要城市进行随机抽样的调查问卷编制而成。调查问卷的问题主要涉及5个方面: 受访者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对家庭收入的看法、对目前购买商品时机的判断、对未来整体经济的判断以及对自身收入的评判。而首都经贸大学参与的两岸四地信心指数反映并量化了消费者对经济形势、就业状况、物价水平、生活状况、购房和投资6个方面的主观感受。西南财经大学的成都消费者信心指数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类似。上海财经大学推出上海市消费者信心指数主要目的是了解当前经济环境中消费者对形势、收入、就业、消费的判断和预期，分析了经济形势、收入、就业、耐用消费品购买意愿4项分指数。从以上论述可看出，我们国家的几种消费者信心指数的调查编制包含的内容还是有明显差异的。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以及消费者习惯有关。至于新疆地区，也应该根据其实际情况制定其研究对象。

三、建立消费者信心指数的理论基础

（一） 消费理论中的心理预期理论

消费函数在凯恩斯宏观经济领域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他的有效需求理论中，试图从消费者心理因素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受到凯恩斯所处时代经济数据和数据分析技术缺乏的限制，凯恩斯消费函数的提出主要是基于经验观察和逻辑推理，所以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对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解释并不成功。后来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存在问题，即“消费之谜”：家庭数据的短期序列研究与凯恩斯的消费理论相吻合，而对家庭数据的长期序列考察却否定了凯恩斯的观点。说明了经济学理论不仅需要研究消费者目前的消费行为，而且需要研究消费者在整个生命周期个阶段的消费行为和特点。

（二）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和永久收入的消费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佛朗科·莫迪利安尼（F·Modigliani）和米尔顿·佛里德曼（M·Fridman）在他们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和永久收入消费理论中都强调了预期在消费者目前消费和储蓄决策时的作用，提出消费行为具有“向前预期”性。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霍尔（Hall）将理性预期引入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假说。随着大量的实证分析拒绝了消费总量等于人的一生的年金收入量的假设, 又有人提出了流动性约束、消费者的短视或拇指法则、收入的不固定等假设。基于这些实证分析和理论, 卡通纳补充提出, 耐用品支出是消费者预期改变的非常敏感的信号, 并且对经济景气循环影响很大。

四、乌鲁木齐消费者信心指数建立的必要性

1.在乌鲁木齐市首先建立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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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时间序列模型分析

1．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及处理。2007年1月～2011年1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时间序列数据资料见表1（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

表12007年1月～2011年1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由消费者信心指数（CCI）时间序列图（图1）可以看到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大体趋势是曲折上升的，在2009年至2010年间消费者信心指数坠落至最低值，这受当时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外需求缩减、出口受阻、投资增速显著回落，人民信心指数骤降。从图1中我们可以大致地得出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序列非平稳的结论，还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如图2可知，消费者信心指数序列没有通过ADF检验，其t统计量值大于5％水平下临界值，即接受原假设，该序列是一个非平稳的序列。需要对消费者信心指数进行一阶差分。

图1CCI线状图 图2CCI单位根检验

再看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一阶差分序列图（图3），除2009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原因造成2010 年经济恢复后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剧增外，总体发展基本上是在一比较平稳的状态下进行的，基本可以说明一阶差分序列D（CCI）为平稳序列。同样，对一阶差分序列D（CCI）进行单位根检验见如图4，t统计量值小于5％水平下临界值，消费者信心指数序列通过ADF检验，该序列是平稳的。

图3D（CCI）线状图图4D（CCI）单位根检验

2．ARIMA模型识别。利用自相关函数（ACF）和偏自相关函数（PACF）的性质来进行模型的选择，如图4所示，发现序列自相关图、偏自相关图皆呈衰减趋势，D（CCI）序列符合ARMA（p，q），且序列经一阶差分后平稳，因此可对其建立ARIMA（p，1，q）模型，自相关系数在q>1，3时自相关函数很快趋于0，显示截尾现象，因此p取1、3；偏自相关系数在p >1，3时显示截尾现象，因此q=1、3。综合考虑建立ARIMA（1，1，1），ARIMA（3，1，3）两个模型对消费者信心指数一阶差分序列D（CCI）进行拟合，并对这2个模型分别进行检验并比较，见表3。从表3看出，ARIMA（3，1，3）模型的AIC值和SC值最小，说明模型比较精确，可决定系数高表明拟合结果好，因此综合考虑认为模型ARIMA（3，1，3）比ARIMA（3，1，3）拟合效果更好。

3．模型建立与估计。对于ARIMA（3，1，3）模型的估计，模型估计得F统计量=6.39，其相应的概率值=0.01小于0.05，拒绝原假设，说明模型整体上是显著的。估计结果：Δyt=-0.67Δyt-3+μt+0.92μt-3，R2=0.11 AIC准则=4.77 SC准则=4.84。从图5看到，2007年～2011年时间段模型总体拟合效果很好，所有残差基本上都位于置信带区域内，有两个时期段残差值比较大，位于置信带区域之外：2009年10月至2009年12月、2010年2月至2010年4月。

图5实际值、拟合值以及残差值得折线图

4．模型检验。对ARIMA（3，1，3）模型进行检验，首先，给出了残差序列的样本自相关函数和偏自相关函数，结果表明残差序列的样本自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都落入随机区间内，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趋势特征（拖尾或截尾），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这个模型是比较恰当的。其次，残差序列的样本自相关函数都在95％的置信区间以内，从滞后1阶开始自相关函数相应的概率值P都大于0.05，因此接受原假设，即可以认为ARIMA（1，1，1）估计结果的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对消费者信心指数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t统计量=－4.718，残差序列ADF检验的t统计量都比1％、5％、10％检验水平下t的临界值小，因此可以拒绝原假设，可以认为序列没有单位根，即残差序列平稳，表明模型对长期趋势拟合的效果不错。

5．ARIMA模型预测。下面给出预测结果以及拟合图像，如图6所示。实线表示消费者信心指数的预测值。预测结果显示 MAPE值约为1.371，，Theil IC值为0.013，CP =0.997，这些预测指标说明ARIMA（3，1，3）模型估计方程的预测精度很高，接近真实值。

表42011.10-2012.02CCI 预测结果

图6预测图

如表4所示，给出了预测值和实际观测值，对于2011.10-2012.02 CCI预测而言，最大误差为3.48％。最后预测结果给出2011年12月至2012年2月的信心指数预测情况，可以看出，在未来三个月的时间里，消费者信心指数相比2011年11月会有小幅下跌，此后保持不变。

二、结论

尽管从2007年至今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但信心指数仍然不高，2009年11之前我国消费信心指数一直低于临界值100，处于信心不足状态，直到2009年12月信心指数高于临界值100，一方面表示我国居民对经济发展的乐观态度有所提高，这与我国近几年来经济高速发展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信心指数最高值为108.9，也体现了提高信心力难度大的问题，以及我国现阶段信心力仍待提高的现状。ARIMA（3，1，3）模型预测显示未来近几个月受外部经济因素的影响，消费者信心指数随之小幅度下降，但这只受暂时影响，未来仍会恢复上涨。消费者信心力不仅直接影响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状况满意程度，更会使消费者对未来经济前景产生推动或抑制作用，这势必会影响消费需求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由于消费者信心力的重要作用，因此需要我们采用各种方针措施提高居民信心力，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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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假设与模型选择

1.1 研究假设

国内学者相关文献认为：消费者的认知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随文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进而又影响到他们的购买行为[5]；而对食品的认知水平是决定是否购买市场上新出现产品的主要因素[6]；消费者是否了解食品，对其安全程度的关心程度等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也是有显著影响的[7-8]。

在参考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影响消费者对品牌蔬菜的购买行为做出以下假设：

（1）消费者选择购买品牌蔬菜与其性别、年龄、月收入、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及职业有关。

（2）消费者购买品牌蔬菜与其对品牌蔬菜的认知态度相关。

（3）影响消费者对蔬菜品牌购买行为的其他因素（对蔬菜品牌的关注、价格、处理等）。

1.2 模型选择

消费者对品牌蔬菜的购买行为是一个二分变量，即购买或不购买。因此笔者运用Eviews3.0统计软件中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将被调查者对品牌蔬菜购买与否作为因变量，消费者对品牌蔬菜的态度、认知水平以及消费者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年龄等）作为自变量。则其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Y0为被调查消费者购买过品牌蔬菜，Y1为被调查消费者没有购买过品牌蔬菜，α为常数项，βi为Li的回归系数，Li为影响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ε为随机扰动项。

2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2.1 数据来源

课题组对河北省消费者对品牌蔬菜的消费行为进行调查，问卷由19个问题构成，全部问卷由被调查者当场填写，当场回收。调查中实际发放问卷500份，问卷回收后经过检查与核实，随机抽取200份进行编码录入电脑，运用Eviews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和分析。

2.2 样本描述

2.2.1 样本统计特征

从被调查者的性别来看，女性比例（57.5%）比男性（47.5%）高，考虑到通常女性在家庭食品消费中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女性比例大可以更好地代表消费者的购买意愿[9-10]。家庭平均月收入在3 000～4 500元的家庭较多（26.5%），生活水平较高。其中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较高，大专及本科的人群所占比例达一半以上，文化程度的高低也会对品牌蔬菜的认知水平产生影响[11]。

2.2.2 消费者对品牌蔬菜的认知态度

调查显示，有125个消费者（占样本数的62.5%）听说过品牌蔬菜，这表明消费者对品牌蔬菜的认知度较高。消费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行为，为了把握消费者对品牌蔬菜的认知呈现何种变化趋势，进行了因素交叉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与品牌蔬菜的认知水平有明显的关系。

在被调查的200名消费者中，有125人听说过品牌蔬菜，占总样本的62.5%。其中属于21～30岁这一年龄段的被调查者有111人，占55.5%。在这一年龄段中，超过一半的人（54.1%）听说过品牌蔬菜，在听说过品牌蔬菜的125人中所占比例是最高的，为48.0%。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之调查人数在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也逐渐减少，消费者对品牌蔬菜的认知程度没有呈现出明显变化。见表1。

品牌蔬菜的认知水平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提高。被调查的消费者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大专及本科”的水平上，有109人接受了此次调查，在这次调查中所占比例较大（54.5%），其中有63.3%的人听说过品牌蔬菜，占听说过品牌蔬菜人群（125人）的55.2%。同时“研究生以上”文化水平的被调查者的认知水平也很高，在接受调查的11人中所占比例高达72.7%。这说明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安全饮食意识加强，更愿意了解和接受新事物，对品牌蔬菜的认知水平也不断提高。见表2。

3 实证结果分析

本研究运用Eviews3.0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处理。根据模型运行结果，笔者归纳了消费者对品牌蔬菜的认知态度及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见表3。

3.1 年龄因素

被调查的消费者年龄的系数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且年龄的系数符号为正。一般来说，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对品牌蔬菜的了解、认知程度会高于年长的人，但这并不影响年长人群的购买力[12]。在消费者年龄与购买行为的交叉分析中，所调查的消费者年龄在21～30岁的人数最多（111人），其中购买过品牌蔬菜的人为58人，所占比例超过一半（52.3%）。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被调查者年龄的增长，虽然其对品牌蔬菜的认知程度会有所降低，但考虑到家人尤其是孩子的健康，他们仍愿意购买绿色、安全、优质的蔬菜，其仍然是品牌蔬菜的购买者。

3.2 职业

消费者的职业是对品牌蔬菜的认知及购买的另一个显著影响因素。被调查的家庭主妇中，购买比例为41.7%。从运行结果可发现，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消费者的职业系数为正。在品牌蔬菜的消费群中以家庭主妇为主。一般来说，女性在家庭食品消费中居于主导地位，比较关注饮食，是品牌蔬菜的主要消费者。

3.3 认知水平

从回归结果看，消费者对品牌蔬菜的认知水平对其购买行为具有积极作用[13]，对品牌蔬菜了解越深的消费者，越倾向于购买品牌蔬菜。它是一个非常显著变量。认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者是否购买品牌蔬菜。有95位了解品牌蔬菜的消费者购买过此类蔬菜，所占比例为76.0%，购买率极高。这表明消费者对此类蔬菜的了解程度直接影响到对品牌蔬菜的理解与判断，决定了他们对品牌蔬菜的评判与消费态度，进而影响购买意愿。这是影响购买品牌蔬菜的重要因素之一。

3.4 身边人群

身边人群的购买行为也在一定程度影响自身的购买行为，模型运行结果显示，被调查者身边人群是否购买品牌蔬菜的系数为正，对品牌蔬菜的认知及购买的影响是显著的。消费者身边人群尤其是朋友、同事，他们对品牌蔬菜的信赖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对此类蔬菜的“宣传”，进而也会影响其购买行为。

4 结论

4.1 从品牌蔬菜的认知情况来看，消费者对品牌蔬菜的认知程度较高，有62.5%的消费者听说过品牌蔬菜。认知水平随消费者年龄的增长而降低，随文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而与其他因素的关系不大。这与社会中的现实情况也比较吻合，年长的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相对较差，从而对品牌蔬菜不是很了解；而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由于自身的素质相对较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听说、了解一些品牌蔬菜的相关知识可能性较大。

4.2 从品牌蔬菜的消费行为来看，消费者是否购买品牌蔬菜主要取决于消费者的年龄、职业、认知水平等因素。在这些影响因素当中，认知水平和身边人群的影响二者在模型中的系数均比较大，分别为3.097050和2.253486，说明认知水平高和身边人群购买品牌蔬菜对消费者自身购买品牌蔬菜的影响是很大的。

5 对策建议

5.1 加大宣传力度，改变传统观念

认知水平在品牌蔬菜的购买行为中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此，要加强品牌蔬菜知识的宣传普及[13]。可通过广告、讲座和多种新闻媒体等形式，注重品牌蔬菜生产过程的介绍，而不是只宣传其品质，使广大消费者更加了解品牌蔬菜的概念。

5.2 扩大消费人群

由于受消费者自身因素的影响，品牌蔬菜主要消费人群为家庭主妇，消费人群范围过于狭窄。政府应加强居民的相关知识宣传，多渠道对消费者进行蔬菜安全教育，普及品牌蔬菜相关知识，促使各个职业的人群都了解一些此方面的知识，同时也要把主要的消费人群作为重要细分市场，制定营销策略组合，扩大市场份额。

5.3 加强市场监管

政府应加大对品牌蔬菜市场的监督与管理，制定相关制度，切实落实相关政策[16-22]。开展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有机蔬菜的认证，对市场上假冒、超期等违规使用食品标识的企业要坚决查处和清理，改善品牌蔬菜的市场环境，提高品牌蔬菜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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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对饮食方面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新鲜蔬菜早已经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重要角色。超市、菜市场、小摊贩、蔬菜专营店等为人们购买蔬菜提供了多种选择。针对杨凌市场消费者超市新鲜蔬菜购买行为进行调研与分析。消费者超市新鲜蔬菜购买行为是指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为了消费或者其他原因在超市购买蔬菜的一种决策和行动[1]。购买意愿指在消费者货币收入既定的情况下，他是否愿意按产品市场均衡价格购买该产品。购买行为主要由购买意愿来决定，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又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意愿越强则越可能产生购买行为。因此对该地区消费者购买超市新鲜蔬菜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特别对购买意愿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此，笔者通过logistic分析法对影响该地区消费者各个相关因素进行定量分析，有利于将各因素的影响强度具体化、模式化，可以为杨凌各个超市在出售新鲜蔬菜方面提供一定参考，并提出相应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以便超市为杨凌市场的新鲜蔬菜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并获取更高额的利润，使超市蔬菜销售方和消费者实现互利共赢。

一、调研基本概况

共发放问卷170份，其中收回问卷169份，作废问卷1份，被调查者中有男性76人，女性93人。在调查对象中，高学历者所占比重较大，这与杨凌的人口结构密切相关：学生和教师是杨凌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消费者的高学历、高素质必然会对其新鲜蔬菜购买行为产生较大影响。他们更加注重蔬菜的安全性、健康性、营养性和价格的合理性。月收入在3000—4000元的家庭所占比重相对较大，这样的收入水平在杨凌属于中等水平。月收入在6000元以上的只有极少数。月支出在500元至1000元之间的所占比重相对较大，其次为1000元至1500元，月支出在500元以下的只有极少数。37.68%的家庭平均一周购买蔬菜1至2次，42.03%的家庭平均一周购买蔬菜3至4次，20.29%的家庭平均一周购买蔬菜5次以上。大部分的蔬菜购买者都是随机的在超市购买，除此之外，有30.43%的购买者是通过广告宣传来了解蔬菜销售信息的，其次是通过朋友及邻居的介绍。大多数的消费者对于超市蔬菜的新鲜度、价格和质量都是比较看重的，这在我们的调查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度，有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都把蔬菜的新鲜度和价格列入购买蔬菜时考虑的因素。所以说超市要再蔬菜的新鲜度和价格上多做一些工作。在超市新鲜蔬菜的促销方式中，打折促销是最受欢迎的。对于厂家来说，偶尔的折扣会增大它的销售量，而对于超市来说，蔬菜的打折促销更会使他们的蔬菜更受欢迎。

有46.38%的消费者对于超市新鲜蔬菜的产地都不会在意，40.58%的消费者对此表示无所谓，只有一小部分的消费者对此在意。消费者认为蔬菜管理在服务方面需要完善的占大多数，约为46.38%，其次是在价格方面为44.93%，紧接着是在卫生方面是37.68%。

二、基于Logistic模型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选择与解释变量的说明

Logistic回归模型是研究定性变量与影响因素之间的有效工具之一。模型中因变量只有两种选择，事件发生与否分别用1或0表示。本研究中，消费者每月在购买蔬菜的花费超过200元划分为强购买意愿，用1表示；花费低于200元划分为弱购买意愿，用0表示。

由于因变量为强购买意愿与弱购买意愿，是一个二分变量，因此选择二项模型即Logistic回归模型较为理想。建立模型如（1）式所示：

其中Xi 为第i个影响因素，p为强购买意愿的消费者占总调查消费者的百分比，B0为常数项，Bi为第i个影响因素的系数[2]，模型引入了以下7个解释变量，如表1所示。

（二）数据处理及建模

将上述因变量与自变量利用SPSS18.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向后步进似然比筛选策略进行变量选择，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水平为0.10，剔除方程的显著性水平为0.15，最终运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变量x2和x5被筛选掉，说明蔬菜产地及蔬菜包装对杨凌地区消费者购买超市新鲜蔬菜的意愿无明显影响。解释变量x1、x3、x4、x6、x7均通过wald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模型的Cox & Snell R Square为0.695以及Nagelkerke R Square为0.728，两值均较高，说明方程拟合优度较高；LR=67.70>χ20.10（4）=7.78，故拒绝原假设而接受模型总体显著的备择假设；且Hosmer和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结果为p=0.078，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认为模型整体显著。同时此模型分析的分类能力达到89.9%，故模型拟合得较好。故可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如（2）式所示：

（三）模型分析

通过上述Logistic回归分析，可以发现消费者的性别，新鲜蔬菜的购买时间，消费者的收入，年龄及学历对消费者对新鲜蔬菜的购买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消费者收入x4的高低对消费者在超市购买新鲜蔬菜意愿的影响最大，进而影响购买行为，每当x4增加一个单位，L值就增加2.416个单位；消费者性别x1对其在超市购买新鲜蔬菜意愿的影响次之，每当x1增加一个单位，L值就增加1.343个单位；影响消费者在超市购买新鲜蔬菜意愿排名第三的是消费者的学历x7，每当x7增加一个单位，L值增加0.697个单位；影响消费者在超市购买新鲜蔬菜意愿排名第四的是消费者的年龄x6，每当x6增加一个单位，L值增加0.680个单位；影响消费者在超市购买新鲜蔬菜意愿排名第五的是消费者蔬菜的购买时间x3，每当增加一个单位，L值增加0.532个单位。

三、结论及建议

通过前述分析可得，杨凌地区的超市经营者应当主要依次关注蔬菜消费者意下五个方面：消费者收入，消费者性别，消费者的学历，消费者的年龄以及蔬菜的购买时间。对于消费者收入方面而言，收入越高的群体，对新鲜蔬菜消费越高，一方面是因为该群体具有相应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是该群体没有自己直接的蔬菜来源（没有自家的菜园子，与普通农民有一定的区别），因而，超市经营者应该将主要的目标市场定位于较高收入的消费群体。对于性别而言，鉴于女性是家务的主要操持者，女性对新鲜蔬菜购买与否具有一定的决定权，因而超市经营者应选准女性作为主要的目标市场，并开展相应促进销售的活动。对于消费者学历而言，学历较高的群体，更懂的营养均衡、健康养生，这个群体对新鲜蔬菜具有较大的需求，超市的目标市场应主要。定位鱼较高学历的群体，并开展相关的活动达到促进销售的目标。对于消费者年龄而言，杨凌地区消费蔬菜的群体主要集中于25-55岁，因此超市经营者应将这个年龄段的消费者作为主要的目标群体。对于消费者新鲜蔬菜的购买时间而言，消费者对新鲜蔬菜的购买集中于早晨和傍晚，因此超市经营者可以将新鲜蔬菜的供给时间主要定位于造成和傍晚，这及有利于超市利润的提升，又便利于消费者对蔬菜的购买，实现超市和消费者的双赢。

篇6

3.滨州市复退军人医院，山东济南 256600

[摘要] 目的 探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中联合应用血栓抽吸和替罗非班的效果。方法 随机选取该院2011年1月—2014年6月间收治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84例，均行PCI术，随机分为对照组（应用替罗非班）和观察组（同时应用替罗非班和血栓抽吸），比较两组治疗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PCI术后冠脉造影TIMI 3级血流获得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术后3个月患者心功能优于对照组；随访6个月患者术后心血管事件发生率（0.0%）明显低于对照组（14.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急性心肌梗死介入治疗中联合应用血栓抽吸和替罗非班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血栓抽吸；替罗非班；急性心肌梗死

[中图分类号] R5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0742（2015）03（b）－0012-03

[作者简介] 宋荣刚（1974.12-），山东滨州人，研究生硕士，主治医师，主要从事高血压，冠心病，心衰血栓方面的研究工作。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是急性心肌梗死治疗中的有效方法，但术中可发生冠状动脉内膜撕裂、血栓脱落等现象，导致血管无复流现象。目前研究表明替罗非班和血栓抽吸术是治疗冠脉内血栓的有效方法，为探讨二者联合用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PCI术中的效果，特选取该院2011年1月—2014年6月间收治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该院收治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84例，均行PCI治疗，且冠脉造影显示梗死相关血管TIMI≤1级。其中男性52例，女性32例，年龄40~72岁，平均（57.3±10.4）岁；术前Killip分级，52例Ⅰ级，32例Ⅱ级。随机分为对照组（42例）和观察组（42例）。

1.2方法

术前均口服300 mg氯吡格雷+300 mg阿司匹林，给予肝素70 U/kg，行冠状动脉造影，明确病变。对照组静脉内注射替罗非班10 μg/kg，维持0.15 μg/（kg·min）。观察组明确病变后，沿导丝将血栓抽吸管送入靶病变部位，行血栓抽吸，后冠脉内注射替罗非班5 μg/kg，3 min后以0.10 μg/（kg·min）剂量维持。两组均根据病变特点，选择合适支架，行常规PCI术。术后以0.15 g/（kg·min）剂量持续静滴替罗非班1~2 d。术中观察血流情况，若出现“慢血流”或“无复流”，以100 μg/min速度冠脉内注射硝酸甘油200 μg，无效则重复使用。

1.3观察指标

①观察PCI术后冠状动脉造影图像，评估心肌梗死溶栓临床试验（TIMI）血流分级和TIMI心肌灌注（TMPG）血流分级，TIMI血流分级按照经典标准；②心功能：术后3个月复查心脏超声，测量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左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③统计术后不良事件及术后6个月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

1.4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PEMS3.1软件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行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行χ2检验。

2结果

2.1两组患者TIMI血流比较

观察组PCI术后冠脉造影TIMI 3级血流获得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患者术后3个月心功能评价

观察组患者术后3个月LVEF明显高于对照组，LVEDD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术后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两组术后不良事件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见表3。

2.4术后6个月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比较

随访6个月观察组术后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3讨论

PCI是目前公认的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有效方法[2-3]，但目前研究表明，PCI术中由于冠状动脉粥样斑块溃烂或破裂，可形成血栓造成冠脉血流中断，发生无复流或慢血流现象。目前研究认为，无复流是急性心肌梗死PCI中病死率和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的独立预测因子，严重影响着PCI治疗治疗效果[4-5]。而血小板激活是PCI围手术期血栓形成的关键之一，所以采用有效的抗血小板药物能够有效降低血栓性疾病的发病率。替罗非班是一种特异性高的非肽类血小板表面糖蛋白IIb/Ⅲa受体拮抗剂[6-7]，研究表明，其可抑制血小板启动和聚集，减轻病变部位血栓负荷及梗死相关血管的收缩状态和炎症反应， 从而改善梗死相关血管复流；还能改善药物洗脱支架引起的内皮细胞功能紊乱及内皮细胞介导的舒血管作用；并能减少PCI 过程中微血栓脱落引起的血管远端栓塞的发生率，改善微循环，增加梗死相关区域再灌注[8-9]。国外也有研究报导，替罗非班能够促进PCI术中栓子脱落的极大减少和术后梗死相关血管血流的显著改善，从而显著治疗效果[10-11]。

血栓抽吸是目前设计的针对动脉内血栓的装置，是通过将插入冠状动脉内的血栓抽吸导管一边进行负压抽吸一边将导管从病变近端向远端推进，冠状动脉内的血栓因为负压抽吸作用而连同冠状动脉内的血液一起被抽吸出体外，从而有效去除冠状动脉内血栓，开通血管。研究证实，在急性心肌梗死介入性再灌注治疗中的应用血栓抽吸导管可有效地提高患者心肌循环灌注[12-13]，尤其在冠状动脉内明显有大量血栓的情况时，应用血栓抽吸治疗显示临床效果明确，同时对减少急性心肌梗死再灌注治疗后的无复流及末梢栓塞等现象的发生也有积极作用。但由于血栓抽吸导管本身的特点，血栓抽吸效果容易受到冠状动脉解剖学形态及血栓性状影响。特别是位于严重狭窄病变部远端的血栓、顽固附着在冠状动脉壁上的血栓等情况下，不能充分发挥负压抽吸作用而使血栓抽吸困难。此时联合应用替罗非班可进一步清除冠脉内血栓。从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PCI术后冠脉造影TIMI 3级血流获得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术后3个月心功能明显优于对照组，随访6个月，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充分说明了急性心肌梗死PCI术中联合应用替罗非班和血栓抽吸疗效显著，且安全可靠，值得在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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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坠积性肺炎所指的是由于长期卧床造成的呼吸道分泌物淤积在小气管中造成的疾病，由于病情特点为细菌的增长提供了很好的培养基，增加了肺部感染的发生率[1]。该病主要发病人群为长期卧床治疗的患者。因此，在临床中为外科手术治疗后卧床的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对于预防坠积性肺炎的发生率重要临床意义[2]。本文中，通过分组对照研究探讨品管圈活动在预防外科手术后卧床患者坠积性肺炎发生率的作用，得到良好的成效，现将方法和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4年8月～2015年7月收治的16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的纳入标准为：①外科手术后长期卧床治疗，卧床时间为3个月以上；②对本次研究知情同意。患者的排除标准为：①出入院期间有消化道感染、泌尿系统感染或肺部感染患者；②排除严重器官功能障碍的患者[3]。通过随机数法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80例，研究组男46例、女34例；年龄在47～82岁，平均（58.4±7.2）岁。对照组中男47例、女33例；年龄在45～86岁，平均（59.4±7.1）岁。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坠积性肺炎的诊断标准 ①主要临床症状表现为发热、咳嗽与咳痰；②实验室检查结果提示白细胞计数上升、中性粒细胞增高；③痰液培养结果呈阳性；④X线片检查结果提示肺下叶有不规则的高密度影[4]。

1.3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干预，如基础护理、环境护理以及健康教育等措施；研究组患者应用品管圈活动，召集科室中的护理人员成立品管圈小组、开展品管圈会议，根据外科手术后卧床治疗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的活动计划。具体方法如下：

1.3.1成立品管圈小组，遵循自愿的原则成立品管圈护理小组，推选出圈长1名，由护士长担任品管圈的辅导员；通过主题评价法选定品管圈活动主题，选定的主题为"降低外科术后长期卧床患者坠积性肺炎发生率"；制定本次活动计划并对现状进行把握。

1.3.2针对活动主题进行鱼骨图解析找出真因，并进行对策拟定及解决实施，确定品管圈的活动重点在于呼吸训练、促进排痰以及湿化气道[5]。

1.3.3活动实施：①呼吸训练：护理人员指导患者进行深呼吸与咳嗽。与此同时，进行腹式呼吸锻炼，采取仰卧位，在深呼吸的时候指导患者将腹部鼓起、呼气的时候回缩腹部。同时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对治疗情况进行监测，一旦出现异常及时进行处理；②气道湿化：对于痰液难抽无法自行排出的进行气道湿化处理，在浓度为0.9%的氯化钠溶液中加入氨溴索进行气道湿化处理，促进痰液排出[6]。③促进排痰：通过提问引导促进患者排痰，定时进行叩背处理，对于病情较为严重、不能够自行咳嗽的患者进行吸痰处理。④加强口腔护理：每天定时对口腔进行清洁和消毒，预防由上呼吸道-下呼吸道感染的出现能够减少坠积性肺炎的发生。⑤心理护理：外科手术后长期卧床治疗的患者大多会出现程度不一的心理问题，护理人员应当加强对患者的心理护理，向患者解释坠积性肺炎的发生原因。定期对病房进行消毒，将室内温度调节在22～24℃，减少受凉的可能性[7]。

1.4评价指标 ①坠积性肺炎发生率；②肺部功能：在患者入院期间以及出院之前对肺功能进行评价，指标有第一秒用力呼气量（FEV1）和用力肺活量（FVC）；③护理满意度，主要调查项目有护理人员的态度、对于健康知识的掌握度、护理过程中问题的处理结果等。得分在90分以上的为非常满意、89～70分为满意、69分及以下的患者评价为不满意[8]。

1.5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中的相关数据均录入到SPSS21.0软件血软件实施分析处理，计数资料和计量资料使用百分比（%）以及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χ2值/t值检验。以P

2 结果

2.1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的坠积性肺炎发生率对比 研究组44例患者在住院期间发生坠积性肺炎的患者有17例，未发生的有27例，坠积性肺炎发生率为38.64%；对照组44例患者住院过程中发生坠积性肺炎的患者有26例，未发生的有18例，坠积性肺炎发生率为59.09%。对比两组患者的坠积性肺炎发生率差异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

2.2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的肺功能对比 ①FEV1水平：研究组44例患者护理前后的FEV1水平分别为（37.5±3.7）%和（47.3±4.1）%；对照组患者护理前后分别为（38.1±3.9）%和（41.0±4.5）%。研究组患者护理后的FEV1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3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 研究组44例患者中对本次护理服务表示非常满意的有27例、满意患者15例、不满意的患者2例，护理满意度为95.45%；对照组患者中对本次护理服务表示非常满意的有21例、满意患者14例、不满意的患者9例，护理满意度为79.5%。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差异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品管圈活动是临床中常见的护理活动，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改善，激发护理人员的积极性，提高护理的效率与质量。有研究者表示，品管圈活动能够降低外科手术后长期卧床治疗患者坠积性肺炎的发生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10]。本文中，对研究组患者应用品管圈护理干预，制定详细的临床护理计划，最终结果提示患者研究组的坠积性肺炎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肺功能明显优于对照组，同时对本次护理服务的满意度高，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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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孙里，高雅琨.品管圈活动降低持续性非卧床腹膜透析患者低钾血症发生率的效果[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1，17（5）：539-540.

篇8

现今,不同场合的着装不仅体现了个人的修养与品位,同时也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尤其是在正式社交场合,穿着高档礼服已经成为一种必须。女性服装市场是行业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由于女性职业要求、同事交流、个人喜好、家庭生活、环境变化、朋友影响等,不断体现出着装的流行与时尚,此现象在高收入的女性阶层中尤为明显,对大型社会活动、文化交流以及休闲生活的需求,使她们越来越重视着装,在满足社交需要的同时,也满足自己的品位需求。

1我国高档礼服消费市场概况

国内的高档礼服市场早已是风起云涌,不少制衣厂商、高级定制店、工作室如雨后春笋般脱颖而出。随着国际国内市场对高档礼服需求的迅猛增长,我国高档礼服生产企业之间的竞争趋于白热化。伴随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推进,国际贸易的深入强化,国际顶尖品牌陆续登陆我国或采取“三来一补”外贸政策,在国内设厂加工或寻求合作,给国内礼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大批海外服装品牌的进入,加剧了我国服装市场的竞争,压缩了国内礼服企业的发展空间。但是更应清醒地看到,国际品牌礼服之所以做得好,关键是他们对服装细节的重视,凸显视觉冲击力,彰显工艺精细、面料考究和服务周到的经营理念,准确把握着消费者对礼服的需求。当然,也给我国礼服企业市场的发展带来了挑战,激烈的竞争迫使企业必须采取有效的战略与策略。企业要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深入了解消费者,把握他们的真实需求。一方面营造适合高档礼服穿着的氛围环境和社交活动场所,以提供高档礼服的消费空间;另一方面要根据我国的本土文化、风俗习惯,设计款式、开发品种,将我国的东方文化元素与西方经典的艺术风格融会到高档礼服的产品当中,以体现产品自身的个性和风范。

2调查方法

2.1问卷设计

问卷是在查阅相关资料后初步设计,再走访一些专家进行深度访谈,修订完善后生成。研究思路分 3 个步骤:第一,调查分析后确定高档礼服类产品的消费因素构成;第二,以产品因素为基础聚类分析,划分实用型与享受型两类消费群体,分析他们对产品因素的消费偏好;第三,对两类消费群体在消费过程中,其特征(教育程度、工作单位、婚姻状况、月薪收入)差异性程度分析。

2.2调查对象选取

按统计学分析的基本原理设计并发放了“高档礼服消费行为影响因素调查问卷”200 余份,采取自填问卷的方法,收回有效问卷 150 份。本调查主要以白领、金领高端职业女性为对象。教育程度分中技、专科、学士、硕士、博士,人数分别为 4、19、87、38、2;工作性质分外企、私企、国企、自由职业、公务员,人数分别为 76、22、32、9、11;已婚 27 人,未婚 123 人;月薪收入分 0.5 万 ～ 1 万、1 万 ～ 2 万、 2 万 ～5 万、≥ 5 万元,分别有 62、46、38、4 人。

3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因素分析

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因素中,可将其分类概括成品牌(包括品牌历史、知名度、设计师知名度、文化和了解度)、产品实质(品质、款式色彩、风格设计、价格、广告以及产品稀有度)、心理(体现自我对现实生活的满足感、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与时尚内涵、自我价值观和个性的表达方式)、体验(购买过程的便利性、店面设计的高档优雅)和服务(优质的服务及其他)5 大类 17 项因素。

3.1产品品牌因素分析

描述高档礼服的品牌属性,通过品牌历史、知名度、设计师的知名度、品牌所代表的文化和了解度的重要程度(不重要、一般、很重要)来体现,这些特性对他们的购买决策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品牌的作用在于无形利益,不仅建立在质量上乘、服务周到、技术先进等实体基础上,更着重于一种地位、品位、趣味上的认同和赋予。品牌所代表的意义、品质和特征创造了品牌的价值,著名品牌能给消费者比一般产品更多的价值和利益。品牌归根结底是产品与客户的关系,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本质,没有消费者,也就没有品牌。企业必须树立自身形象,多在品牌上下功夫,树立自己的品牌,赢得更多忠实的顾客(图 1)。

3.2产品实质因素分析

描述的对象涉及到高档礼服产品本身的品质、款式色彩、风格设计、价格、广告以及产品的稀有度。由于消费者特别注重产品本身的功能和实际带来的价值,因此对高档礼服的价位比较敏感,希望接受性价比更高的产品,产品实质因素的广告效应,对产品属性的宣传和推广起着巨大作用(图 2)。高档礼服消费者首先考虑的是产品本身要素,其次考虑的是附着在上的无形因素,消费者最在意的是内涵,只有在服装内涵适合自己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去追逐诸如品牌、服务等外在的因素,消费是很理性的。礼服企业应该在款式、风格和色彩设计方面多下功夫。

3.3心理因素分析

描述了高档礼服消费的心理属性。高档礼服带给人们不只是一种实体,更蕴涵了人们对更高生活品质与时尚内涵的追求,表达了消费者崇尚自我个性表现和形象塑造,追求个性的风格,体现了自我对现实生活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消费者在购买高档礼服时,认为最重要的是“体现自我对现实生活的满足感”占 66.7%,其次是“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与时尚内涵”占 62% 和“自我价值观和个性的表达方式”占61.3%。因此,心理因素超乎产品实物属性之外,它代表了高档礼服产品给消费者所带来的自我肯定和愉悦感。

3.4体验因素分析

描述的是产品所给予消费者的购买体验,表现在整个购买和消费过程中,诸如店铺让消费者所感受到的高档优雅的气息(很重要占 59.3%、一般占 34.7%、不重要占 6%),产品购买和使用时的便利性(很重要占 39.4%、一般占35.3%、不重要占 25.3%)。选择体验因素的消费群体,他们的经济状况通常比较富有,关注的焦点从高档礼服产品本身转移到整个购买过程。高档礼服消费者多数拥有固定的收入,自我概念与身份和地位相联系,舒适优雅的购物环境维护了他们高贵的形象,而且他们更倾心于店面设计的高档奢华,体现了高档礼服消费者追求品位的特点。企业应该尽量创造一个比较舒适高雅的购物环境,让女性顾客置身其中有流连忘返、愉悦、舒适随意的感觉。

3.5服务因素分析

服务的周到与否会对他们的购买决策产生重大的影响,认为很重要占 85.4%、一般占 13.3%、不重要仅占 1.3%。消费者在面临同质产品时,往往对那些在售前、售中和售后各环节提供优质服务的商家青睐有佳。售货员体贴的服务能满足他们受人尊重的心理需求,享有一对一的来自营业员的热情接待、专业的服饰搭配指导及由衷的赞美,从中获得尊重和赞许,会直接关系到顾客的忠诚度和销量。企业应加强营业员的服务意识与专业培训,吸引更多的女性消费者光顾,并心甘情愿地消费。

4消费群体特征与消费行为分析

4.1消费群体类型

根据被调查者的偏爱属性,可以将消费群体分为实用追求型和精神享受型两类。

4.1.1实用追求型

该类消费群更加偏爱产品实质、服务和体验等 3 个因素,涉及到产品本身的品质、款式色彩、风格设计、产品稀缺性、价格以及整个消费过程的便利性、店面环境与销售服务等,消费者更多考虑的是优质的产品和完善的服务,讲求实效,故称之为“实用追求型消费群”。

4.1.2精神享受型

此类消费群更加倾心产品的品牌和心理因素,涉及到品牌的历史、知名度、品牌文化、设计师的知名度,以及产品给自身带来的生活品质与时尚内涵,通过消费表现对现实生活的满足感和自我成就感。在选购过程中,消费者不但要挑选礼服的质地、款式、颜色等,更着重考虑品牌、工艺和档次,他们更注重精神享受,故名“精神享受型消费群”。

4.2消费者特征与消费行为的差异性分析

4.2.1教育程度差异性分析

以产品因素划分的两类消费群体,在不同教育背景下的消费群体,对产品因素的偏好存在显著差异(表 1)。

4.2.2职业特征差异性分析

被调查的两类消费者群,大学本科学历最多、实用追求型占到样本总数的 30.7%,精神享受型占 26%;对于高学历(硕士以及硕士以上)的消费群体而言,她们更为看中的是高档礼服产品的品牌和心理因子属性,希望能给自身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通过礼服传递个人价值取向和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在不同工作性质中的两类消费群体,对产品因素的偏好存在显著差异(表 2)。

4.2.3婚姻状况差异性分析

以产品因素划分的两类消费群体,无论已婚还是未婚(有可能是部分受访女瞒婚姻状况),对产品因素的偏好不存在显著差异。高档礼服消费者正朝年轻化发展,婚姻状况对于两类消费者的产品偏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4.2.4月薪收入差异性分析

不同月薪收入的两类消费群体消费行为存在显著性差异(表 3)。两类消费者的月收入集中在 0.5 万 ～ 5 万元范围内,属于社会中产及高收入阶层,高档礼服本身是一种奢侈品,没有一定的收入来源和资金支持,普通的工薪阶层是难以承担的。随着月薪收入的增加,特别是月薪超出 2 万以上,高档礼服的消费者更加偏爱产品的品牌和心理因素。

5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高学历(本科及本科以上)、高收入(月收入 2 万 ～ 5 万元),就职于外资企业、政府机关的高档礼服金领消费者,购买高档礼服时更注重产品带给自身品牌和心理方面的享受,属于精神享受型的消费者;而另一类学历以本、专科居多,月收入在 0.5 万 ～ 2 万元,就职于外资企业或国有企业的白领女性,属于实用追求型,更加关注高档礼服产品的实用、服务和体验因素。

高档礼服的实用化、时尚化、个性化是今后的发展方向,相关企业应把握这 3 点消费行为特征,研究不同层面的不同类型消费者特征,可分阶段、分步骤地制定相应的经营策略,是赢得市场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宁俊,马迁利. 服装消费文化理论研究[J]. 纺织学报,2006(7):36 41.

[2] 王枚先. 消费者个人背景与服装消费心理[J]. 中国纺织经济,1994 (7):23 26.

篇9

产品的涵义及种类特性分析

（一）产品的涵义

从原始意义上讲，产品也称劳动产品，它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从事有目的的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资料。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由此可见，产品的原始意义是指人们劳动创造出来的有形物质产品。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在广泛的意义上，产品还包括精神产品，即人们通过精神劳动而创造的产品，以满足人们文化生活的需要。”

但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精神劳动的产品，产品都具有是劳动产品这一本质属性。关键是有形的物质产品一经生产出来，它就既可独立于生产者，又可独立于消费者而存在。只有当它被消费者购买并实际消费时，这一产品才逐次或一次消亡。与此相反，除了那些可以用物化形式承载的精神产品之外，还有很多精神产品，当不具备物化条件时，这种产品的生产是在生产者头脑和身体中完成的，并且储存在生产者的头脑和身体中，没有外化于生产者头脑与身体之外。只有在受众欣赏时，这种精神产品才能通过语言、动作、颜色、接触等媒介渠道，独自或与环境一起外化出来，让受众感知获取，并内化成受众的感受体验。

除了精神产品之外还有一种东西也是由劳动创造生产出来的，而其产生或存在方式也和缺少物化载体承载的精神产品一样，以独特的外化和被接受方式进行生产或消费。这种产品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服务产品。“服务产品（简称服务），是生产者通过由人力、物力和环境所组成的结构系统来销售和实际生产及交付的，能被消费者购买和实际接收及消费的‘功能和作用’”。而从一般意义上说，精神产品也可归为广义的服务产品之中。

（二）产品的种类特性

我们把完全可以独立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有形物质产品叫做“独立性产品”。而把广义的服务产品叫做“非独立性产品”，因为广义的服务产品既不能独立于生产者，也不能独立于消费者而存在。并且在“非独立性产品”中，又根据是以物还是以人为直接作用对象而分为两类，即“对物非独立性产品”和“对人非独立性产品”。就“对物非独立性产品”来说，它指的是那种“直接对物”的“功能和作用”。但这种服务的真正作用对象是人而不是物品，因为是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这种服务产品。这种服务是通过物品作用于消费者的，因此我们这里也可把它叫做“物媒非独立性产品”。而就“对人非独立化产品”来说，它指的是那种“直接面向消费者身心”（即直接对人）的服务产品，它的直接作用对象是人。

“独立性产品”在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存在可以截然划分的三个阶段，即生产阶段、流通阶段、消费阶段，出现两次交换（少数直销的除外）即生产者与商家的交换；商家与消费者的交换。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在时空上都是完全分离的，没有重叠。而在“非独立性产品”中，无论是“对物非独立性产品”还是“对人非独立性产品”，生产者提供的产品都不是一种有形物，而是人和物以及环境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种结构系统的“功能和作用”，即使用价值。而消费者消费的就是这种结构系统的“功能和作用”，即使用价值。而“非独立性产品”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不存在可以截然划分的三个阶段，而且只有一次交换，即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交换。并且“非独立性产品”的生产阶段与消费阶段在时空上是同一的、重叠的，“非独立性产品”的特殊本质属性正是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

另外，“非独立性产品“与“独立性产品”的最大区别，在于二者的消费界面不同：“独立性产品”的消费界面在消费者购买了产品后并实际使用商品时，而且是在与生产者脱离情况下。消费者的每次消费，都是自己主动和产品及消费环境相结合，以使产品功能得以发挥，然后消费者自己又实际消费这种功能发挥所产生的作用，形成对产品功能的体验性（即作用感受性）消费。由此可见，在“独立性产品”购买和使用过程中，消费者是一次性购买“独立性产品”，一次或多次消费使用该“独立性产品”。因为一般的“独立性产品”都至少具有一次或以上的“功能和作用”。而“非独立性产品”，则是生产者将人力、物力、环境相结合形成具有多次“功能和作用”的“结构系统”，即“大产品”，生产者出售的不是整个“大产品”，而是将这种“大产品”的一个或多个“功能和作用”作为可以出售的产品，分次或分时加以出售，而自己则保留对“大产品”的剩余“功能和作用”的产权。

如果生产者将人力、物力和环境相结合，形成具有多次“功能和作用”的“结构系统”，而消费者不购买这种“结构系统”的“功能和作用”，则就会出现构成“结构系统”的各种人力、物力、环境的浪费。因此，“结构系统”的“功能和作用”是时间的函数，它被消费利用比率越高，生产者的效益就越好，反之则越差。这就像“独立性产品”被生产出来后未销售出去形成积压一样，积压的“独立性产品”虽然可以降价，甚至可以免费赠送，但对生产者来说必然是一种损失。

而以“功能和作用”作为产出品的“结构系统”，其一旦出现，如果无人购买它的“功能和作用”，那么它的“功能和作用”就不能商品化，但构成它的人力、物力和环境却是随时间而消耗的，是有成本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结构系统”的“功能和作用”（即“非独立性产品”）的价值（尤其是时间价值）就随时间的流逝不但无法实现，而且还被浪费。在这一过程中，购买的人少也不能降低以“功能和作用”作为产出品的“结构系统”的固定生产成本。

旅游产品的涵义及本质属性

（一）旅游产品的涵义

旅游产品是一类特殊的产品，它的特殊性产生于它的消费者──旅游者的旅游消费的特殊性。旅游是由旅（旅行）和游（游览）这两个核心内容构成的。而且在这两个核心内容中，游览又是核心中的核心，因为它反映了旅游活动的直接目的所在，而旅行则是实现游览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在旅游活动中，如果把“游览”活动去掉，那么，这项活动就只剩下旅行了，而旅行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因此，旅行并不等于旅游；如果要在旅游活动中把“旅行”活动抽掉，这也不叫旅游。可见，“旅行”和“游览”是旅游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核心要素，二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二者结合才能变成旅游活动。

根据上面对旅游活动的分析，旅游作为一种消费，就是由“旅行消费”加上“游览消费”而构成的“组合性消费”。为满足这种“组合性消费”需求而整合出来的组合性整体产品。因此，旅游产品就其本质来说，就是由“旅行产品”加上“游览产品”而构成的“组合性整体产品”。

（二）旅游产品的本质属性

旅游不同于一般休闲活动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旅游消费的“组合性”。而这种“组合性”特点又使旅游产品成为“组合性整体产品”，呈现“珠链形”。并且构成“珠链”的每一个“珠子”都是传统产业（主要是各种服务产品生产行业）的一种产品。但这些构成“珠链”的每一个“珠子”本身却不能被称为旅游产品。

旅游产品主要是由各种传统服务行业的服务产品组合起来的。旅游产品是由各种传统服务行业生产的多种服务产品组合起来的“服务产品链”，而且由于这个“服务产品链”中的每个服务产品珠子都是某种“功能和作用”，所以，这个“服务产品链”又可以被称为“功能和作用链”。

综上所述，旅游产品就是“珠链式”的由多种“功能和作用”串在一起的“组合性整体产品”。旅游产品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性”与“组合整体性”就是旅游产品的本质属性。因为正是这两个属性使得旅游产品既不同于“独立性产品”，也不同于一般的“非独立性产品”。它是“服务产品链”，又可以被称为“功能和作用链”，也即“非独立性产品链”。

篇10

产品的涵义及种类特性分析

（一）产品的涵义

从原始意义上讲，产品也称劳动产品，它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从事有目的的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资料。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由此可见，产品的原始意义是指人们劳动创造出来的有形物质产品。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在广泛的意义上，产品还包括精神产品，即人们通过精神劳动而创造的产品，以满足人们文化生活的需要。”

但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精神劳动的产品，产品都具有是劳动产品这一本质属性。关键是有形的物质产品一经生产出来，它就既可独立于生产者，又可独立于消费者而存在。只有当它被消费者购买并实际消费时，这一产品才逐次或一次消亡。与此相反，除了那些可以用物化形式承载的精神产品之外，还有很多精神产品，当不具备物化条件时，这种产品的生产是在生产者头脑和身体中完成的，并且储存在生产者的头脑和身体中，没有外化于生产者头脑与身体之外。只有在受众欣赏时，这种精神产品才能通过语言、动作、颜色、接触等媒介渠道，独自或与环境一起外化出来，让受众感知获取，并内化成受众的感受体验。

除了精神产品之外还有一种东西也是由劳动创造生产出来的，而其产生或存在方式也和缺少物化载体承载的精神产品一样，以独特的外化和被接受方式进行生产或消费。这种产品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服务产品。“服务产品（简称服务），是生产者通过由人力、物力和环境所组成的结构系统来销售和实际生产及交付的，能被消费者购买和实际接收及消费的‘功能和作用’”。而从一般意义上说，精神产品也可归为广义的服务产品之中。

（二）产品的种类特性

我们把完全可以独立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有形物质产品叫做“独立性产品”。而把广义的服务产品叫做“非独立性产品”，因为广义的服务产品既不能独立于生产者，也不能独立于消费者而存在。并且在“非独立性产品”中，又根据是以物还是以人为直接作用对象而分为两类，即“对物非独立性产品”和“对人非独立性产品”。就“对物非独立性产品”来说，它指的是那种“直接对物”的“功能和作用”。但这种服务的真正作用对象是人而不是物品，因为是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这种服务产品。这种服务是通过物品作用于消费者的，因此我们这里也可把它叫做“物媒非独立性产品”。而就“对人非独立化产品”来说，它指的是那种“直接面向消费者身心”（即直接对人）的服务产品，它的直接作用对象是人。

“独立性产品”在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存在可以截然划分的三个阶段，即生产阶段、流通阶段、消费阶段，出现两次交换（少数直销的除外）即生产者与商家的交换；商家与消费者的交换。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在时空上都是完全分离的，没有重叠。而在“非独立性产品”中，无论是“对物非独立性产品”还是“对人非独立性产品”，生产者提供的产品都不是一种有形物，而是人和物以及环境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种结构系统的“功能和作用”，即使用价值。而消费者消费的就是这种结构系统的“功能和作用”，即使用价值。而“非独立性产品”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不存在可以截然划分的三个阶段，而且只有一次交换，即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交换。并且“非独立性产品”的生产阶段与消费阶段在时空上是同一的、重叠的，“非独立性产品”的特殊本质属性正是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

另外，“非独立性产品“与“独立性产品”的最大区别，在于二者的消费界面不同：“独立性产品”的消费界面在消费者购买了产品后并实际使用商品时，而且是在与生产者脱离情况下。消费者的每次消费，都是自己主动和产品及消费环境相结合，以使产品功能得以发挥，然后消费者自己又实际消费这种功能发挥所产生的作用，形成对产品功能的体验性（即作用感受性）消费。由此可见，在“独立性产品”购买和使用过程中，消费者是一次性购买“独立性产品”，一次或多次消费使用该“独立性产品”。因为一般的“独立性产品”都至少具有一次或以上的“功能和作用”。而“非独立性产品”，则是生产者将人力、物力、环境相结合形成具有多次“功能和作用”的“结构系统”，即“大产品”，生产者出售的不是整个“大产品”，而是将这种“大产品”的一个或多个“功能和作用”作为可以出售的产品，分次或分时加以出售，而自己则保留对“大产品”的剩余“功能和作用”的产权。

如果生产者将人力、物力和环境相结合，形成具有多次“功能和作用”的“结构系统”，而消费者不购买这种“结构系统”的“功能和作用”，则就会出现构成“结构系统”的各种人力、物力、环境的浪费。因此，“结构系统”的“功能和作用”是时间的函数，它被消费利用比率越高，生产者的效益就越好，反之则越差。这就像“独立性产品”被生产出来后未销售出去形成积压一样，积压的“独立性产品”虽然可以降价，甚至可以免费赠送，但对生产者来说必然是一种损失。

而以“功能和作用”作为产出品的“结构系统”，其一旦出现，如果无人购买它的“功能和作用”，那么它的“功能和作用”就不能商品化，但构成它的人力、物力和环境却是随时间而消耗的，是有成本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结构系统”的“功能和作用”（即“非独立性产品”）的价值（尤其是时间价值）就随时间的流逝不但无法实现，而且还被浪费。在这一过程中，购买的人少也不能降低以“功能和作用”作为产出品的“结构系统”的固定生产成本。

旅游产品的涵义及本质属性

（一）旅游产品的涵义

旅游产品是一类特殊的产品，它的特殊性产生于它的消费者──旅游者的旅游消费的特殊性。旅游是由旅（旅行）和游（游览）这两个核心内容构成的。而且在这两个核心内容中，游览又是核心中的核心，因为它反映了旅游活动的直接目的所在，而旅行则是实现游览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在旅游活动中，如果把“游览”活动去掉，那么，这项活动就只剩下旅行了，而旅行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因此，旅行并不等于旅游；如果要在旅游活动中把“旅行”活动抽掉，这也不叫旅游。可见，“旅行”和“游览”是旅游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核心要素，二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二者结合才能变成旅游活动。

根据上面对旅游活动的分析，旅游作为一种消费，就是由“旅行消费”加上“游览消费”而构成的“组合性消费”。为满足这种“组合性消费”需求而整合出来的组合性整体产品。因此，旅游产品就其本质来说，就是由“旅行产品”加上“游览产品”而构成的“组合性整体产品”。

（二）旅游产品的本质属性

旅游不同于一般休闲活动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旅游消费的“组合性”。而这种“组合性”特点又使旅游产品成为“组合性整体产品”，呈现“珠链形”。并且构成“珠链”的每一个“珠子”都是传统产业（主要是各种服务产品生产行业）的一种产品。但这些构成“珠链”的每一个“珠子”本身却不能被称为旅游产品。

旅游产品主要是由各种传统服务行业的服务产品组合起来的。旅游产品是由各种传统服务行业生产的多种服务产品组合起来的“服务产品链”，而且由于这个“服务产品链”中的每个服务产品珠子都是某种“功能和作用”，所以，这个“服务产品链”又可以被称为“功能和作用链”。

综上所述，旅游产品就是“珠链式”的由多种“功能和作用”串在一起的“组合性整体产品”。旅游产品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性”与“组合整体性”就是旅游产品的本质属性。因为正是这两个属性使得旅游产品既不同于“独立性产品”，也不同于一般的“非独立性产品”。它是“服务产品链”，又可以被称为“功能和作用链”，也即“非独立性产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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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产品 本质属性 功能与作用性 组合整体性 

 

产品的涵义及种类特性分析 

 

（一）产品的涵义 

从原始意义上讲，产品也称劳动产品，它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从事有目的的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资料。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由此可见，产品的原始意义是指人们劳动创造出来的有形物质产品。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在广泛的意义上，产品还包括精神产品，即人们通过精神劳动而创造的产品，以满足人们文化生活的需要。” 

但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精神劳动的产品，产品都具有是劳动产品这一本质属性。关键是有形的物质产品一经生产出来，它就既可独立于生产者，又可独立于消费者而存在。只有当它被消费者购买并实际消费时，这一产品才逐次或一次消亡。与此相反，除了那些可以用物化形式承载的精神产品之外，还有很多精神产品，当不具备物化条件时，这种产品的生产是在生产者头脑和身体中完成的，并且储存在生产者的头脑和身体中，没有外化于生产者头脑与身体之外。只有在受众欣赏时，这种精神产品才能通过语言、动作、颜色、接触等媒介渠道，独自或与环境一起外化出来，让受众感知获取，并内化成受众的感受体验。 

除了精神产品之外还有一种东西也是由劳动创造生产出来的，而其产生或存在方式也和缺少物化载体承载的精神产品一样，以独特的外化和被接受方式进行生产或消费。这种产品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服务产品。“服务产品（简称服务），是生产者通过由人力、物力和环境所组成的结构系统来销售和实际生产及交付的，能被消费者购买和实际接收及消费的‘功能和作用’”。而从一般意义上说，精神产品也可归为广义的服务产品之中。 

（二）产品的种类特性 

我们把完全可以独立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有形物质产品叫做“独立性产品”。而把广义的服务产品叫做“非独立性产品”，因为广义的服务产品既不能独立于生产者，也不能独立于消费者而存在。并且在“非独立性产品”中，又根据是以物还是以人为直接作用对象而分为两类，即“对物非独立性产品”和“对人非独立性产品”。 就“对物非独立性产品”来说，它指的是那种“直接对物”的“功能和作用”。但这种服务的真正作用对象是人而不是物品，因为是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这种服务产品。这种服务是通过物品作用于消费者的，因此我们这里也可把它叫做“物媒非独立性产品”。而就“对人非独立化产品”来说，它指的是那种“直接面向消费者身心”（即直接对人）的服务产品，它的直接作用对象是人。 

“独立性产品”在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存在可以截然划分的三个阶段，即生产阶段、流通阶段、消费阶段，出现两次交换（少数直销的除外）即生产者与商家的交换；商家与消费者的交换。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在时空上都是完全分离的，没有重叠。而在“非独立性产品”中，无论是“对物非独立性产品”还是“对人非独立性产品”，生产者提供的产品都不是一种有形物，而是人和物以及环境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种结构系统的“功能和作用”，即使用价值。而消费者消费的就是这种结构系统的“功能和作用”，即使用价值。而“非独立性产品”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不存在可以截然划分的三个阶段，而且只有一次交换，即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交换。并且“非独立性产品”的生产阶段与消费阶段在时空上是同一的、重叠的，“非独立性产品”的特殊本质属性正是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

另外，“非独立性产品“与“独立性产品”的最大区别，在于二者的消费界面不同：“独立性产品”的消费界面在消费者购买了产品后并实际使用商品时，而且是在与生产者脱离情况下。消费者的每次消费，都是自己主动和产品及消费环境相结合，以使产品功能得以发挥，然后消费者自己又实际消费这种功能发挥所产生的作用，形成对产品功能的体验性（即作用感受性）消费。由此可见，在“独立性产品”购买和使用过程中，消费者是一次性购买“独立性产品”，一次或多次消费使用该“独立性产品”。因为一般的“独立性产品”都至少具有一次或以上的“功能和作用”。 而“非独立性产品”，则是生产者将人力、物力、环境相结合形成具有多次“功能和作用”的“结构系统”，即“大产品”，生产者出售的不是整个“大产品”，而是将这种“大产品”的一个或多个“功能和作用”作为可以出售的产品，分次或分时加以出售，而自己则保留对“大产品”的剩余“功能和作用”的产权。 

如果生产者将人力、物力和环境相结合，形成具有多次“功能和作用”的“结构系统”，而消费者不购买这种“结构系统”的“功能和作用”，则就会出现构成“结构系统”的各种人力、物力、环境的浪费。因此，“结构系统”的“功能和作用”是时间的函数，它被消费利用比率越高，生产者的效益就越好，反之则越差。这就像“独立性产品”被生产出来后未销售出去形成积压一样，积压的“独立性产品”虽然可以降价，甚至可以免费赠送，但对生产者来说必然是一种损失。 

而以“功能和作用”作为产出品的“结构系统”，其一旦出现，如果无人购买它的“功能和作用”，那么它的“功能和作用”就不能商品化，但构成它的人力、物力和环境却是随时间而消耗的，是有成本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结构系统”的“功能和作用”（即“非独立性产品”）的价值（尤其是时间价值）就随时间的流逝不但无法实现，而且还被浪费。在这一过程中，购买的人少也不能降低以“功能和作用”作为产出品的“结构系统”的固定生产成本。

旅游产品的涵义及本质属性 

 

（一）旅游产品的涵义 

篇12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050-01

每年春节前后人口流动的巨大时效性落差以及骤然膨胀的交通需求。这一周期性很强的特殊运输现象就是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春运”。春运期间，无论是公路、铁路还是民航运输，其需求量均大幅度增加，同时，票价相比平时也有一定的上涨。从表面来看，此时的春运产品（车票/机票）具有吉芬物品的特点，即收入效应的作用超过了替代效应（此时人们可以选择不回家而将钱用于其他的消费），需求量与价格成同方向变动。本文基于产品的文化属性特点，以铁路和民航运输产品供需为例，意图探寻现象背后的本质，对春运产品的供需进行理论性分析。

一、吉芬物品与吉芬效应

在经济学理论中，需求定律是经济学基本原理之一，表现为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即当一种物品价格上升时，人们购买量减少。自英国经济学家Mashall（1895）在《经济学原理》中介绍了吉芬物品（Giffen Good）和吉芬悖论（Giffen Paradox）后，围绕这一概念及相关现象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过。

二、春运产品需求的文化属性分析

春运期间，票价反映了民航运输产品的市场价格，本文以旅客运送量为产品的需求量指标对民航的需求进行分析。

我国春运民用航空（以下简称“民航”）票价一般是在平时折扣价格的基础上上涨，涨幅从10%到200%不等，有的热门航线甚至出现全价机票仍一票难求的情况。与票价一路走高的趋势相同的，是民航旅客运量的逐年上升。以2012年为例，40天春运，民航日均旅客运送量达到84.4万人次，而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公布的统计资料，以2011年12月为例，旅客运送量为2300.2万人次，即平日日均民航客运量为76.7万人次。这就意味着春运期间，民航日均旅客运送量为全年平均数的110.1%，春运期间人们对航空运输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

从以上对春运产品的需求变化情况来看，价格的增加并不能有效减少产品的需求，在供给增加的情况下，需求量仍然在持续增加，“一票难求”的情况依然存在。此时，火车、飞机这一类的春运产品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被赋予了文化属性。

产品属性，是产品本身固有的性质，是产品区别于其他产品的因素集合。但在社会文化宏观背景下，产品除了增加五个层次的顾客价值，还具有文化属性，即在特定文化下，给消费者带来的价值。比如在中国的非春运时期，火车、飞机和汽车作为普通的交通运输工具，其作用就是方便人们的出行，而在春运时期，这些产品不仅是方便人们出行，更是消费者与家人团聚、共度佳节、探亲访友的必然选择。此时，这类产品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给消费者带来了更大的不可估量的价值，即使该类产品的价格增加，相对于消费者认知的文化价值，仍然是“物超所值”。

用价值工程（Value Engineering）分析，即产品的功能（用途或效用）F大幅度增加，成本（使用价值）C小幅度增加，产品的价值V仍然会增加。

因此，从产品的文化属性出发，可以解释为什么春运铁路运输票价上浮制度实行期间，客流量依然居高不下；为什么高速公路的收费制度没能有效降低人们节假日的出行安排数量。

三、春运产品吉芬效应的本质

从数据来看，春运产品的价格增加，需求量同方向增加，此时，传统西方经济学的供需理论在中国文化的特殊条件下似乎失效了，春运产品似乎具有吉芬效应。本文供需变化来进一步分析。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春节这一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文化和风俗使得诸如机票和车票一类的春运产品带有了文化属性。因为消费者对“回家”的渴望以及三流的叠加，大大增加了春运产品市场上对这类商品的需求（春运期间铁路和民航的平均日客运量约高出全年每天平均数的6%），这一非价格因素的变化必然会导致需求曲线的位移，即需求曲线会向右上方移动，代表着在每一个价格水平上消费者的需求都增加了。如图3（a）所示由于春运期间的需求大幅度增加，需求曲线从D1向右上方移动到D2，虽然此时国家增加运力（如表3中民航执行航班数的增加）使供给曲线也从S1向右上方移动到S2，但供给增加的幅度小于需求增加的幅度（如表3中民航执行航班数的增加幅度小于客运量的增加幅度），因此，消费者在更高的价格P2上消费了更多的产品（Q2>Q1）。

可见，从实际经济表现来看，春运产品需求量和价格的双双上升与吉芬物品相同，但通过分析可知，此时的需求曲线并没有展现出违背需求定律的情况，也没有所谓的吉芬效应存在。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由于春运产品此时表现出来的特有文化属性，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下对供给和需求的同时变动产生了影响。

四、结论

有着浓郁中国特色的春运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是中国文化的特殊产物。40天的春运让部分产品具有了文化属性，从而使得消费者的需求价格弹性大大降低，需求增加，需求曲线向右上方大幅度移动。此时，在供给少量增加的情况下，出现了产品价格上涨，产品需求量同方向增加的特殊情况。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春运铁路和民航客运数据的分析，提出了产品的文化属性特点，探究了春运产品看似是吉芬物品或存在吉芬效应的本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