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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的生物新课程理念是面向全体学生,提高生物科学素养,倡导探究性学习。只有在生物教学中更好地进行人格教育,才能在义务教育生物课程标准的要求与新课程改革的方针指导下更好地进行人格教育。
一、探究创新,使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生物学的基本观点
在态度、情感和价值观方面,我们应让学生树立辨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生物学的基本观点。
科学态度在生物学科中主要是指有对自然、生命等的好奇心、独立思考的习惯和创造力、诚实与合作的意识,这些都可以通过观察、制作、探究等活动使学生获得。在生物课程内容中,涉及到的生物学观点主要有:结构与功能、局部与整体、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观点及生物进化和生态学等观点。支持这些观点的生物学事实很多,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结合不同的教学内容,在使学生接受科学知识的同时接受生物学观点,并在此基础上使他们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对于生物学的大部分具体事实,学生在结束学业后也许会忘掉,但科学态度和生物学基本观点一旦形成,则会保留很长时间,将影响着一个人的一生,因此,教师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二、关注国情,重视爱国主义教育
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中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只是呈现的方式和手段有所不同。结合生物学课程内容的特点,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主要涉及生物自然资源状况的教育和我国生物技术发展的历史及现状的教育两个方面。我国的爱国教育一改过去侧重“地大物博”的优越感教育,变为现在侧重“黄河——母亲河断流”的危机感教育,这是明智的。事实如此,“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不多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沙土飞掠、生物种类的灭绝、人口剧增和老龄化等严酷的现实。这样的例子很多,其目的是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以祖国为骄傲”的爱国教育,我国物种丰富、地域广阔、生态系统多样、历史悠久,在实践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此,生物学中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是丰富的,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介绍祖国丰富的生物资源,如我国动植物种类繁多,并且有着许多特有物种等,以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情感;介绍我国在生物学、农业及医学等方面的伟大成就,如介绍《本草纲目》、杂交水稻培育等,以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
三、珍爱生命,进行卫生保健教育
生物学新课程目标及《基础教育课程纲要》中都对卫生保健教育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培养“具有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青少年时期,正处在全面的成长和发育的重要阶段,因此,卫生保健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是要教育学生珍爱生命,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要教育学生用科学的观点来锻炼身体,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以保证身体健康,促进身体正常发育,提高自身的健康水平;另外还要教育学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维护公共卫生,以增强全民族的健康水平。 义务教育阶段,生物学课程中各单元都有相应的卫生保健的内容:如体育锻炼对身体发育的影响、应注意的卫生保健知识、疾病的防治知识等等。对学生进行青春期卫生教育和性道德、性法制教育,也是中学生物学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卫生保健教育的重要内容。实施青春期卫生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注意做到适时、适度和适效,采用多种形式多渠道,并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要针对初中学生特殊的年龄阶段的心理和生理发育的特点,给予及时、正确的指引。这对于正确处理男、女生之间的关系,克服不必要的困惑,促进正确的人生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呵护生态,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是我国基础教育培养总目标中明确的要求,生物课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因此,我国新的生物学课程中更加注重了环境保护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教育。从初中生物课的结构看,以“人与生物圈”为主线的十大主题,也突出了这一教育的地位。在多数主题中,都渗透了热爱自然、珍爱生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教育。教材中安排的活动,也是体现这一主题实现的,如“环境现状调查”、“辩论和协商怎样保护白头叶猴”等。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而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全体公民的理解和自觉行动。而生态学是中学生物学课程的重要内容,在初中新版教材中渗透了生态教育,其目的是使学生树立一种崭新的自然观和生存发展观,以便更好地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自觉地关注人类社会的未来。
五、实行美育,陶冶学生情操
在初中生物学教学中,应抓住青少年爱美并对美追求的心理倾向,努力挖掘生物教材中美育因素,通过有目的、有组织的审美教育,使学生在对生物界美的感受中发展智能和陶冶情操。
自然是神气的,是美丽的,她的美表现在生命滋养中的勃勃生机,表现在默默自立中的古朴与自在,表现在营运自我中的从容与大气。毫无疑义,自然界是美育的自然课堂,除了可观察蝴蝶的活动、聆听鸟的声音、观看“动物世界”的多姿多彩直接的感官感受外,更多的是陶冶性情、净化心灵,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和高尚的情操。
总之,我们在生物教学中要尽可能进行人格教育,使学生能够欣赏生物之美,感悟生活之道,从而明白我们学习生物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了解生命的现象和生命活动的规律,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掌握生物学知识的同时是否有所感悟,有所明白,并用明白所得改善我们的生活,珍爱我们的生命,保护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D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12)03011006
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作为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在发展观、自然观、价值观、技术观和消费观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
一、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发展观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不同的文明形态有着不同的发展观,而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实践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一)工业文明的经济发展观单纯追求经济的┰龀お
工业文明的经济发展观将社会的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并最终归结为GDP 的增长,并以此作为发展的最高目标、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高低快慢的重要乃至唯一尺度。至于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压根就不在考虑之列。这是一种生态缺位的经济发展观。在这种发展观指导下,为了实现经济指标的快速增长,对地球资源进行掠夺性地开采利用,无所顾忌地排放,丝毫不顾及环境资源的承受能力,结果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也使人类陷入生存和发展危机之中。许多地方出现了这样的怪圈:生活水平提高了,身体素质下降了;经济指标上升了, 环境污染严重了;经济建设发展了, 生态资源破坏了,最终导致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对此,美国在1991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我们不能无视在错误指导下的经济增长,这会使我们的自然环境付出代价。一个健全的经济和一个健全的环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二)生态文明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构郦
科学发展观不再以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的目标,而把生态环境的改善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人们生存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主张“发展经济要充分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和承受能力”;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纳入目标体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生共赢的文明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将过去那种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观念和行为,转化为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这是在对经济发展观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对社会发展方式的重新调整,对社会发展理念的重新规范。人类只有自觉地担负起维护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环境的责任,寻求与大自然的和谐发展之路,才能使人类摆脱能源危机、生态危机、发展危机和生存危机,才能改变有物质而无幸福的生活,实现真正的发展和真正的幸福。
二、有机论自然观与机械论自然观
自然观是人们对待自然的根本观点和看法,核心是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
(一)工业文明奉行机械论自然观
机械论自然观秉承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认为有理性的人是超然独立于自然界之外的唯一主体,而其他非理性的自然万物都只不过是由人类操纵和主宰的对象,供人使用的工具。“机械论自然观及其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在了一个对立而不是和谐的基础上,从而奠定了人类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认识基础。”[1]受机械论自然观的支配,工业文明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堂而皇之地对地球进行掠夺式地开发,榨取式地利用,肆意地污染,无所顾忌地排放,处处以主宰者、统治者的身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为所欲为,不可避免地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步步逼到了对立的极限。
(二) 生态文明秉持有机论自然观
有机论自然观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视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认为人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物种,既不可能超脱于自然界之外,更不可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而是存在于自然界之中。人类是自然之网上的一个纽结,同其他自然万物处于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之中,时时刻刻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传递与交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人(和动物一样)依赖无机自然界来生活,而人较之于动物越是万能,那么,人赖以生活的那个无机自然界的范围也就越广阔。”[2]自然界不仅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也是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自然界的美、神、奇不仅给人带来美的享受和美的意境,让人悦耳、悦目、悦心、励志,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而且是激励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索的动力之源,是启迪技术创新永不枯竭的源泉。不管将来科学技术如何发达,人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自然界。人与自然不仅具有同根同源的共生性,更具有利益上的相关性,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如果自然界被摧毁,生态环境被破坏,动植物物种日渐消失,自然之死带来的必将是人类之亡。
三、肯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与否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
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就是非工具性价值,就是不是作为对人和其他生命的有用性或作为他物的手段或工具而存在的价值。存在就是为了“它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了生存这一目的,它要求在生态反馈系统中,维持或趋向于一种特定的稳定状态,以保持系统内部和外部环境的适应、和谐与协调的价值”[3]。人对自然价值的看法不同,决定了自然在人心目中的地位以及与之相应的对待自然的手段和方法不同。
(一)工业文明否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
工业文明价值观从“经济的视角”来看待自然的价值,认为“自然界的价值就在于它们的存在是否对人类有利,能否为人类所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因而只具有效用价值、工具价值而不具有内在价值”[4]。在他们看来,自然界只不过是为人类免费提供所需的资源库和垃圾处理场,一种为我所有、为我所用之物,至于自然万物本身的存在及其运行规律是不需要考虑的。这就为人类无节制地开采和滥用自然资源的行为提供了“价值合理性”支撑。于是,人类就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对自然界进行榨取式地开发利用,无所顾忌地排放废弃物,而不管自然界能否承受得起。正如罗尔斯顿所说:“我们现代人在开发利用自然方面变得越来越有能耐,但对大自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却越来越麻木无知……在一个价值仅仅显现为人的需要的世界中,人们很难发现这个世界本身的意义;当我们完全以一种彻头彻尾的工具主义态度看待人工产品或自然资源时,我们也很难把意义赋予世界。”[5]这样一来,人类利用自然变成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变成了破坏自然,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二)生态文明肯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
生态文明不仅承认自然界的工具价值,更重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在生态文明价值观看来,“自然界不可能以人为目的、为人而存在。它本身就是目的,存在就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4]。事实上,不仅非人的物种具有内在价值,就是河流、山川、土壤、岩石等非生命自然物也具有内在价值。这不仅因为它们自主自在地生存,而且“这种自主的存在和自主生存是合理的, 是以它自身为尺度进行评价的”[6],具有以自身为主体的价值。所以,自然界也是目的和手段、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统一。诚如罗尔斯顿所言:“生态系统是一个网状组织。其中,内在价值之结与工具价值之网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7]而且由于自然界是先于人类而存在,因此,自然的价值并不是人类所赋予的,而是它本身所固有的。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就要维护自然的生存和发展权利,自觉调整人类改造自然的方式,变征服自然为尊重自然,掠夺自然为保护自然,主宰自然为敬畏自然,在自然生态阈限内去获取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努力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健康运行。
四、协调型技术观与征服型技术观
技术观是对技术的根本观点和看法,包括对技术本质、特征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等。技术观受发展观、自然观和价值观的支配,有什么样的发展观、自然观和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技术观,从而就会有什么样的对自然的作用方式,也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环境影响。
(一)工业文明的征服型技术观
在工业文明的经济发展观看来,技术纯属经济领域的活动,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谋取经济利益,追求产值利润的最大化,至于对生态的破坏,环境的污染,压根就不需要考虑。这是形成征服型技术观的政治基础;而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的工业文明自然观和否定自然界内在价值、认为自然界是为人而存在的工业文明价值观则是形成征服型技术观的认识基础。正是这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催生了征服型技术观。
征服型技术观认为技术是人类用来操纵、征服和统治自然的工具。认为只要凭借先进的技术手段,人类就可以在自然界面前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去征服、主宰、奴役自然,疯狂地掠夺资源能源,肆意地干预自然进程,挑战自然规律。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这种解蔽方式的根本特征是“强求”、“促逼”和“限定”。“限定”自然界按照人的要求改变自身的形态和进程,“促逼”自然界中原不可能发生的状况通过技术手段展现出来,“强求”自然界无条件地满足人类各种正当和不正当的需求,根本不考虑自然界的承受能力,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失衡和环境危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征服型技术的滥用直接相关。人类文明的转型需要一种新的技术观作支撑,这就是生态文明的协调型技术观。
(二)生态文明的协调型技术观
由于科学发展观把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改善作为发展经济的前提,有机论自然观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价值观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主张维护自然的生存权利,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这就决定了生态文明的技术观是协调型技术观。协调型技术观强调尊重自然的生态规律,反对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强行干预自然进程,随意扰乱自然节律,摆布自然状态;主张放下高举的征服自然之剑,学会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同时,注意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为了维护自然环境的安全,协调型技术观坚持以预防为主的源头治理,在技术原理的构思、技术方案的设计阶段就坚持节能、降耗、减污的指导思想,进行绿色设计,实施绿色制造,进行清洁生产,使产品的孕育过程就是绿色的、环保的。协调型技术观还把生态无废物原则引入技术系统,注重资源、能源的循环利用,使原材料在生产链条中多次、反复、循环利用,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流动,力争做到废物最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协调型技术观一改过去仅以经济效益作为评价技术的标准,而将生态指标纳入评价体系,对技术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生态关照,把技术对经济的促进控制在自然资源能源、生态系统可承载能力的基础之上,力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实现技术活动的生态化。
五、生态消费观与消费主义消费观
消费观是指消费者对消费内容、消费目标、消费方式和消费模式的总的观点和看法。不同的消费观决定了人们采取不同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合理正当的生态消费是刺激经济健康、持续增长的动力,而不合理的消费在破坏生态环境的同时,也把人类置于生存危机之中。
(一)工业文明的消费主义消费观
消费主义消费观把消费看作是刺激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手段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标志。在这种消费观主导下,消费发生了异化:一是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实际生活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不断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虚假需求和永无止境的消费欲望。无限的欲求导致了挥霍无度的浪费,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二是人们消费的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价值和时尚价值。许多物品在它们的使用价值还没有被完全消耗之前就被抛弃了,原因是它过时了,或不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了。消费什么和怎样消费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有些人不顾社会经济条件,当然更不会顾及地球资源能源的承受能力,为所欲为地消费。美国占世界总人口不足5% ,但却消费了世界不可再生资源的33%。[8]一个美国人消耗的资源是一个非洲人的100倍。[9]这种消费所形成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活方式,加速了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对自然环境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从表面来看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错位,其深层问题则是人性的危机。它是欲望获得了独立资格且成为人的标志,而人则沦为欲望的奴隶受欲望的驱使。”[10]
(二)生态文明的生态消费观
生态文明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提倡生态消费观。首先,生态消费是适度消费。适度消费是满足人基本生存需求的消费,是人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消费。它消费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满足的是人的实际生活需要,追求的是健康而富足的生活。适度消费是在自然资源、能源可承受基础上的消费。地球资源、能源是有限的,很多是不可再生的,不是属于少数有钱人的,而是属于全社会所有人的;不是仅仅属于这一代人的,而是属于子孙万代的。所以,任何人只有合理使用的权利,却没有挥霍浪费的权利。适度消费是与国情国力相适应、与一定历史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消费。其次,生态消费是有利于环保和健康的绿色消费。绿色消费崇尚自然、追求健康、注重环保、节约资源。消费时选择使用那些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既不污染环境、自身也不被污染,既有利于环保、又有利于健康的绿色产品;消费过程中不仅把产品的使用价值用干榨净,还要使其在其他环节上进行循环再利用,尽可能减少对能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排放。再次,生态消费是注重大自然精神价值的消费。与单纯追求物质欲望满足的消费主义不同,生态消费更加注重大自然对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倡导人类摒弃贪欲之心,放下征服之剑,亲近自然,驻足欣赏大自然的绰约风姿;尊重自然,细心聆听大自然的天籁之音;融入自然,用心领悟大自然的神奇意境……人类只有从单一的、狂热的物质消费中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和道德人格的提升,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六、结语
尽管作为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在诸多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每一种新的文明形态都是对前一种文明形态的“扬弃”[11],因而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建设生态文明不是要人们回到烈火洪荒的原始文明阶段,而是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生共赢的文明发展道路,统筹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协调发展。这就离不开工业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生产资料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唯其如此,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又好又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锐锋,刘带. 生态技术缺位的原因分析[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4):25―30.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9.
[3]余谋昌.生态哲学 [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79.
[4]李锐锋,罗天强.论和谐社会的生态支撑[J].与现实, 2007(3):186―188.
[5]张德昭,徐小钦.重建人和自然界的价值论地位[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3):14―18.
[6]余谋昌.生态系统整体性与河流伦理[N].黄河报,2004―09―29(05).
[7]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54.
[8]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M].林官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78.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承认自然界的先天存在性,承认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是一切唯物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这样一种自然观,即:认为自然界先于人,先于人类社会,而且还明确地把人类社会看做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在《德意志形态》一书中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就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体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8]
其次,自然界伴随着社会的存在及其不断发展而进行变更。仅仅承认自然界的先天存在性并不是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的突出特点。其突出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在承认自然界的先天存在的同时又看到了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界的影响。人类的活动,改变了自然界的面貌,人类活动的影响下的自然越来越带有“人化自然”的特征。
二、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立足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社会史和自然史的相互制约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理论来源来自于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自然主义、人本主义理论 等优秀思想。在他们的思想转变过程中,费尔巴哈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是黑格尔和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
首先,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扬弃。费尔巴哈的思想是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他的哲学将人和自然作为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并把它们作为解开哲学的秘密所在。它反对黑格尔等把人看做是上帝的创造物和精神的异化,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并论述了人和动物的区别性,人不是个体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类的存在物”。费尔巴哈的关于自然界的基础作用,它的客观性、人与自然界、精神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类存在性都给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关注的生态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启发性。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由于脱离了社会实践,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局限性非常明显,他们只推崇作为自然的自然,但不懂作为历史的自然,即处于一定历史进程和文化环境中打上人的烙印的自然。马克思把自然作为人的劳动对象纳入人的活动范围来考察,将实践引入认识论,在实践的基础上把握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主体和客体达到统一。
最后,对费尔巴哈的改造。费尔巴哈体系中具有两大缺陷:其一、他抛弃了黑格尔辨证法这一具有“合理内核”的东西;其二是他割断了思维和存在、哲学和现实世界的多种多样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借助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来克服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同时又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因素来加深和发展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历史领域,创立了唯物史观。[1]
三、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基本观点:
(一)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和前提:
马克思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3]同时,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又离不开自然界。马克思指出:“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们事先必须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那些东西是人的生活与活动的一部分,人的肉体只有依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在这里,马克思认为,人类作为自然界的存在物,必须通过劳动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用来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繁衍的需要。
(二)坚持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
马克思说:“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6]马克思认为,人是“能动的存在物”,具有能动性。同时,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作为自然界的存在物,它不可能完全摆脱外部自然和自身自然的制约性,具有受动性。因此,人在自然界里从必然走向自由,并不单纯取决于人的能动性的发挥程度,同时也取决于对人的受动性的认识程度和控制能力。马克思主张通过依靠积极的、能动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2]但如果过分强调人的能动性而忽视人的受动性,就必然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破坏自然界的生态环境,从而导致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惩罚。这就告诫我们,在改造自然和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同时,要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积极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要顾此失彼。
生态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生态女权主义者S.格里芬等人强调女性身体功能和自然接近,认为女性比男性较容易接近自然,女性是大自然的最佳代言人。美国学者伊内斯特拉·金把生态女权主义定义为一场女性认同运动,她声称:“我们为了忠于未来的世界,忠于生命和忠于这个地球而向父权挑战。我们通过自己的性别特征和我们作为女性的经历对此有着深刻和独特的见解。”
生态女权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生态女权主义的首要内容是女性与自然的认同,是价值观念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社会运动。生态女权主义不仅涉及意识形态,也是一场为实现社会变革而兴起的实践活动,是女性为维护自己、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社区,反对由于父权社会、跨国公司和全球资本化主义而引起的恶性发展和环境恶化所进行的不懈斗争,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统一。
第二,生态女权主义的重要论点还包括对西方现代科学的批判,多样化和统一性,对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沉重代价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等。西方现代科学、生活多样化、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等在生态女权主义者看来,均是在父权社会观念主导下,人类社会为了满足物质丰盈或者追求国际地位所做的掠夺自然、破坏生态平衡的活动,这种掠夺和破坏的意识同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第三,寻求建立联系的原则是生态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生态女权主义寻求建立一个平等、和谐、友好共处的关系,这种关系涵盖了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二、生态女权主义与文学评论
近年来,随着生态问题研究的不断推广和深入,其思想已经深入历史、政治、哲学、文化等各个领域,生态女权主义也随之而起,生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以生态女权主义批评理论解读含有生态和女性内涵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向。
在生态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原则”和“生态原则”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新标准,凡是体现了对整体、相互关系和稳定的世界的追求,洋溢着关怀、同情和“慈育意识”的文学作品会受到极力颂扬,相反,弥散着男性支配、控制欲望的作品,充盈扩张、功利性的破坏性话语,则被毫不容情地被批判。
生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包括以下内涵:(1)对文学文本中将女性作自然或者将自然做女性描述的梳理和分析;(2)女性作家生态写作的理论概括,及其与男性自然写作的比较;(3)女性文学作家在其文学作品或者文艺理论中表露的自然观的整理与归纳,批判男性偏颇的自然观;(4)结合相关时代背景,分析解读文学文本中生态女权主义的回归与叛离,由此文学经典不可避免地被重新阐释并赋以意义和价值。
有不少评论者运用生态女权主义的视角和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如有研究者对威拉·凯瑟的小说《啊,拓荒者!》进行了生态女权主义解读,并认为“生态女权主义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女性、自然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不再是贬低性的概念时代而是理想生存模式的力量之源”。还有不少学位论文也以生态女权主义为研究视角,对相关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解读。这些从生态女权主义解读文学作品涌现出的优秀评论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生态女权主义在刻画女性的文学作品中体现的女性与生态之间深刻的渊源,使女性主义与生态整体有了共识———构建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融洽共处的和谐画面。
三、从生态女权主义角度解读《我的安东尼亚》
生态女权主义着眼于未来社会的建设,旨在建立一种人类与自然和睦共处、相互作用的生存模式。生态女权主义者呼吁建立一种不是基于统治原则而是基于互惠互利原则的生态道德伦理观,因此也赋予了文学评论新的视角和研究价值。
美国现代女作家威拉·凯瑟(WillaCather)(1873—1947)是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我的安东尼亚》是其作品中最有力、最成功的一部,力在表现“拓荒时代”的典型人物,思想境界高尚纯朴,艺术风格舒畅清雅。该作品以美国西部大草原为背景,讲述了一位波希米亚姑娘安东尼亚在困境中的成长历程,塑造了这位女拓荒者的生动形象,体现了美国早期开拓者的力量和激情,她为寻求自我建构和实践身份认同而不屈不挠地抗争,为超越自身情感实现自我价值而苦苦挣扎,为摆脱性别所带来的不公正命运而不懈努力。
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解读威拉·凯瑟的作品《我的安东尼亚》,可以使我们跳出常规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男性中心论,探索自然与女性之间密切的精神内涵,看到世界的真谛和价值在于人类和自然、男性和女性的相互尊重与友爱相处,从而加深对文本的核心内涵的理解。女主人公对草原的认同,对土地的依恋,和自然环境的结合,与父权制主导下的殖民者用刀征服土地的做法皆然不同。基于这种差异,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如果人类决心变革他们的性别关系,摧毁父权制,就能随之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暗含了女性和自然之间存在着某种质的关联,她们都是父权制思想主导下受压迫和被征服的对象,只有意识到这种关联,意识到父权制在整个统治体制中的独霸地位,才能将爱惜自然与珍爱女性联系起来,也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我的安东尼亚》这部作品体现了生态女权主义的观点,因为作品给我们展示出了内布拉斯加这片土地上繁衍的万物都相得益彰:安东尼亚通过自己的成长和经历赢得了“一种无法用世俗的价值观来测度,无法用财富、名誉或者肉体上的吸引力之类的标准来衡量的成功”。这部小说在人与自然和谐融洽的气氛中结束,达到了自然界万物相宜的理想境界。
首先,《我的安东尼亚》中的人物描写蕴含了生态女权主义观点。在吉姆看来,安东尼亚可以是他的妻子、情人、姐姐甚至母亲,“只要是女人可以成为的身份均可”,可见他们的关系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男女关系,更找不到大男子主义的踪迹,而是男性与女性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依靠,以平等的身份构成人类社会的两大重要群体。安东尼亚等草原上长大的姑娘到城里去做帮工,雇主,特别是女主人,欣赏她们干活的本领,将她们也当做是家庭中的成员,这里也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主仆尊卑,而是赞扬人作为个体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文中吉姆·伯登家是美国本地居民,而安东尼亚·雪摩尔达家却是从波希米亚迁至美国,文化、地位及家庭背景均存在巨大悬殊,但是伯登家却没有因为这些悬殊而鄙视或者欺诈雪摩尔达家,相反他们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展现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和谐相处的优美画面。
其次,文本中不乏对人类(特别的妇女)与动物的描写———动物和人类同样具有生存权是生态女权主义的另一重要观点。吉姆的奶奶,这个常年在农田忙碌的妇女,总有各种小动物如土拨鼠、獾和菜花蛇等与她为伴,“我喜欢那些土拨鼠跳出洞来看活”,这使她不觉得孤单和疲倦。安东尼亚将受伤了的小昆虫放进自己的头发里———“为它搭了一个温暖安全的窝”,即便是吉姆想帮她把昆虫放进衣服口袋也不能使她放心;“自从我当上了母亲,我就不再杀任何动物了”,中年的安东尼亚更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般爱护着动物。在这部作品中,动物不仅与人类同样具有灵性,并且关系十分融洽。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0-0096-03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资源能源短缺和环境持续恶化局势的日益严峻,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当代学生作为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能否树立文明的生态观,对于我国切实推进低碳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低碳”视域下学生树立文明生态观的重要意义
(一)学生树立文明生态观是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
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既消耗大量的资源,又排放大量污染物,致使生态环境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学生作为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他们能否拥有与未来发展相适应的生态观念,能否把生态文明作为自觉的理念,能否提高自己的生态道德意识、养成良好的生态道德习惯、生成高尚生态道德人格等,将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但是,调查显示,63.30%的学生不知道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53.71%的学生不了解有关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这说明,生态文明教育还没有引起高校应有的重视。特别是传统德育对生态环境的忽视或关注不够,使得学生的生态知识缺乏,生态责任感淡漠,生态习惯难以养成。因此,高校应该加强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文明的生态观,这不仅是他们个人成长的需要,更是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
(二)学生树立文明生态观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低碳经济,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低碳经济,技术创新是关键,科学决策是保障。约占中国人口5%的学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他们的知识层次、知识结构、创新意识、政治地位等,决定了他们必将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中,实现生产技术创新、推动生产方式转型的主力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促进依法决策、科学决策的骨干力量。因此,学生能否树立正确的、科学的、文明的生态观,对于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三)学生树立文明生态观是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内在需求
人的全面发展是促进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是解决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其核心是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生态观属于人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的范畴,它们决定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成功与失败,对社会发展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当今社会,之所以出现生态环境危机,根源在于人们的生态意识、生态责任、生态义务、生态道德等的缺乏,在于人类滥用科学技术,从而导致科学技术的异化发展。要化解生态危机,归根结底只能靠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实现。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正在于培养人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文明的生态观,提高他们的生态道德素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共同要求。
二、“低碳”视域下学生文明生态观的内涵
广义的生态观是人们对于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生态系统运动及其运动规律的基本认识和基本观点。文明生态观是适应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根据的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的思想、观点的总和,是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性理论体系。适应发展低碳经济、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学生文明生态观具体应该包括以下内涵:
(一)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生态自然观
马克思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因此,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生活在
自然界中”的,而不是存在于自然之外或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界。“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类与其他一切动物的不同,在于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的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类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人类可以创造环境,但这种创造必须把改造自然、建设自然、美化自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才是合乎人类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生态自然观,是符合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文明生态观。
(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价值观
生态作为包括人在内的生命有机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物质性是客观存在的。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对生态的认识经历了从“敬畏”到“征服”,再从“征服”到“和谐”的曲折过程。长期以来,不能科学认识生态价值,不能正确处理人与自然间的利益关系,是造成人类面临的各种环境问题的症结所在。特别是工业文明的到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的经济生产活动空前活跃,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强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于生态价值的缺失,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导致人们对自然资源“涸泽而渔”式的过度开采,对于生态环境无休止的肆意破坏,造成生态严重失衡。人类在饱尝恶果之后,终于认识到,要化解当前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必须树立科学的生态价值观,坚持以人为本,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经济运行模式。
(三)生态主体平等的生态伦理观
马克思曾指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环境通常是由人来改变的一面,而且强调了人的革命实践的特征:即人改变环境和环境改变人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那么,应该如何实现这二者的一致呢?
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与空间,享受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二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
与其他自然存在物所不同的是,人是以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为中介实现人是对象性存在物的本质。通过改造自然界的实践,人类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给自然界,使自然界成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同时也把自然界的本质内化为自我意识,受到自然界的本质——自然规律——的设定,也就是说人化自然的同时也被自然化。步入现代文明进程中,由于人类自身认识的发展和制造工具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树立的是单纯肯定人的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启蒙运动尤其强调人的自身价值,将自然世界看作供人任意改造、利用的资源或工具。自然世界从一个活的有机体变成为死一般的物质世界,人由此也就从自然宇宙世界中分裂出来,成为与自然世界对立的存在。笛卡尔首开先河,将人与自然区分为两个各自独立且平行存在、互不以来的实体。斯宾诺莎反对这种对立说,但他主张在自然宇宙中只存在一个实体,那就是上帝,而心灵和物质仅是上帝这一实体的两个属性。这之后,康德、黑格尔等人试图努力改变这种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局面,但他们却把人看作是自然价值的显现根源。
人类的理性之光渐渐揭开了自然的神秘面纱,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就是“世界祛魅”的过程。在工具——目的的理性主义的导向下,步入现代化的今天,人类面临的是“现代性的危机”。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正是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一致性发生了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和异化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异化,以及社会的不和谐。因为人们为了占有由人与自然关系生化出来的财富,造成了人与人的分裂和人对人的剥削与压迫。这使人处于一个无情冷漠异己的物质世界,造成社会关系的物化,使人的精神在巨大异己的物质世界中处于无家可归的渺小无助、无根流放的异化状态,丧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就是人类面临的精神意义失落的危机。另一方面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支配下,人类奉行的是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结果是人类对自然界资源进行了近乎竭泽而渔式的掠夺性、粗放性的开发和超负荷的索取,大大超过了自然界的再生增殖能力,人类排入环境的废物大大超过了环境的承受努力,由此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生态环境发生着某种联系,因此我们要从多层次多角度方面来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1)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科学的自然观与社会发展观 。
首先,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按照的观点,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和谐的统一,即提倡把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的自然观。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以人为尺度,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在工业文明中,长期居主导地位的传统价值观认为,自然财富是无限的,人的物质需求也是无止境的,人类只要不断地征服自然、扩大消费,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在这种旧的价值观支配下,人们片面追求经济数量上的增长,提倡无节制的消费和肆意开发自然资源。正是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导致了生态危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个显著表征,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异化状态。自然不是被当作与人亲和、协调的对象,而是被当作征服、统治的对象。
其次,在社会发展观方面,我们必须确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把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积极保护统一起来。我们不能离开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单纯强调对自然的保护,使保护变成被动的适应,那样就无法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就会使社会进步缓慢乃至倒退。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许多环境问题正是由于科技和经济不发达所造成的,只有积极致力于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对自然的保护来单纯强调对自然的开发,使开发变成对自然的粗暴掠夺和破坏,必须吸取某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忽视环境保护的历史教训,使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相互协调,把促进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保证未来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实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以便全面长远地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和提高生活质量。
(2)构建和谐的生态精神文化。
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解决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生态文化重要的特点在于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解释现实社会,处理现实问题,运用科学的态度去认识生态学的研究途径和基本观点,建立科学的生态思维理论。
①生态意识。生态意识,是指人民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环境的自觉而清醒的感悟和认识。是人对所处于环境和自身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能动反应。人与自然和谐,要求人抛弃人统治自然的思想,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要求建设尊重自然的文化,随时从环境的角度,从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方面思考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②能够直接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莫过于教育。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教育是以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为核心,以解决环境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以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和有效参与能力、普及环境保护知识与技能、培养环境保护人才为任务,以教育为手段而展开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过程。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2-0084-02
马克思曾指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环境通常是由人来改变的一面,而且强调了人的革命实践的特征:即人改变环境和环境改变人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那么,应该如何实现这二者的一致呢?
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与空间,享受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二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
与其他自然存在物所不同的是,人是以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为中介实现人是对象性存在物的本质。通过改造自然界的实践,人类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给自然界,使自然界成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同时也把自然界的本质内化为自我意识,受到自然界的本质――自然规律――的设定,也就是说人化自然的同时也被自然化。步入现代文明进程中,由于人类自身认识的发展和制造工具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树立的是单纯肯定人的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启蒙运动尤其强调人的自身价值,将自然世界看作供人任意改造、利用的资源或工具。自然世界从一个活的有机体变成为死一般的物质世界,人由此也就从自然宇宙世界中分裂出来,成为与自然世界对立的存在。笛卡尔首开先河,将人与自然区分为两个各自独立且平行存在、互不以来的实体。斯宾诺莎反对这种对立说,但他主张在自然宇宙中只存在一个实体,那就是上帝,而心灵和物质仅是上帝这一实体的两个属性。这之后,康德、黑格尔等人试图努力改变这种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局面,但他们却把人看作是自然价值的显现根源。
人类的理性之光渐渐揭开了自然的神秘面纱,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就是“世界祛魅”的过程。在工具――目的的理性主义的导向下,步入现代化的今天,人类面临的是“现代性的危机”。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正是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一致性发生了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和异化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异化,以及社会的不和谐。因为人们为了占有由人与自然关系生化出来的财富,造成了人与人的分裂和人对人的剥削与压迫。这使人处于一个无情冷漠异己的物质世界,造成社会关系的物化,使人的精神在巨大异己的物质世界中处于无家可归的渺小无助、无根流放的异化状态,丧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就是人类面临的精神意义失落的危机。另一方面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支配下,人类奉行的是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结果是人类对自然界资源进行了近乎竭泽而渔式的掠夺性、粗放性的开发和超负荷的索取,大大超过了自然界的再生增殖能力,人类排入环境的废物大大超过了环境的承受努力,由此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生态环境发生着某种联系,因此我们要从多层次多角度方面来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1)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科学的自然观与社会发展观 。
首先,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按照的观点,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和谐的统一,即提倡把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的自然观。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以人为尺度,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在工业文明中,长期居主导地位的传统价值观认为,自然财富是无限的,人的物质需求也是无止境的,人类只要不断地征服自然、扩大消费,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在这种旧的价值观支配下,人们片面追求经济数量上的增长,提倡无节制的消费和肆意开发自然资源。正是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导致了生态危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个显著表征,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异化状态。自然不是被当作与人亲和、协调的对象,而是被当作征服、统治的对象。
其次,在社会发展观方面,我们必须确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把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积极保护统一起来。我们不能离开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单纯强调对自然的保护,使保护变成被动的适应,那样就无法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就会使社会进步缓慢乃至倒退。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许多环境问题正是由于科技和经济不发达所造成的,只有积极致力于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对自然的保护来单纯强调对自然的开发,使开发变成对自然的粗暴掠夺和破坏,必须吸取某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忽视环境保护的历史教训,使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相互协调,把促进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保证未来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实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以便全面长远地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和提高生活质量。
(2)构建和谐的生态精神文化。
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解决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生态文化重要的特点在于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解释现实社会,处理现实问题,运用科学的态度去认识生态学的研究途径和基本观点,建立科学的生态思维理论。
①生态意识。生态意识,是指人民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环境的自觉而清醒的感悟和认识。是人对所处于环境和自身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能动反应。人与自然和谐,要求人抛弃人统治自然的思想,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要求建设尊重自然的文化,随时从环境的角度,从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方面思考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②能够直接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莫过于教育。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教育是以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为核心,以解决环境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以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和有效参与能力、普及环境保护知识与技能、培养环境保护人才为任务,以教育为手段而展开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过程。
(3) 要积极培育生态文化。具体要加强绿色文明宣传教育,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提倡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绿色生态标志的推广和管理,倡导绿色消费;要推进绿色城镇建设,发展绿色交通;要通过创建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生态示范区等活动,增强公众环境意识,倡导生态文明。
一、奥康纳关于“文化—自然”关系的阐述
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方面,西方生态学的代表性人物詹姆斯·奥康纳的研究和思想占有重要地位,他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研究》一书中提出自然、劳动和文化三位一体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奥康纳提高了自然的主体地位,目的是为了改变以往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根本观念,在一系列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自然的、生态的、社会的危机中,从根本上修复人与自然关系的裂痕,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1、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
奥康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没有一种研究劳动过程中的生态和自然界之自主过程的自然理论。”[1](P39)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自然”的地位是缺失的。究其原因,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忽视了自然界自身所具有的“自然的终极目的性”和“自然界的自主运作”这两个基本特征。
奥康纳认为,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中,“自然系统的协作内涵没有应有的地位,因此也没有自然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2](P64)在奥康纳看来“技术、财产、权力、文化规范,以及由此而展开的自然生物化学过程都以具体的历史的、有条件的方式积淀在特定的协作模式之中。”[3](P3)通过协作的具体形式,劳动、文化与自然范畴的融合过程就清晰了。
2、对两种决定论的批判
奥康纳对于 “环境决定论”和 “文化决定论”都持批判态度。他认为这两种观点在对作为人类物质活动之前提的环境进行阐释时忘记一个关键性的观点。文化、劳动、自然这三者之间客观存在着的统一性。”[4](P120)
通过对蒙特利湾地区的生态环境的考察,奥康纳揭示了环境决定论的困境,他引用巴巴拉·劳伦斯的话:“在弗尔河地区,……野生长春花属植物以及其他的树木和植物种类居然生长在一起,这种情况如果不从在19世纪时候为了开发弗尔河流域的森林和石灰资源而在该地区大量引进雇佣工人以及相关技术所产生的影响的角度来加以考虑,显然是无法加以解释的。”①奥康纳也通过事实对 “文化决定论”进行批判:“帕加罗河流域荒废了的苹果园内正在出现的生态系统,是自然界言说自己的最好例证。在那里,本地的果种几乎彻底地排挤了所有的引进的果种,在今天的开发商面前呈现出了一幅‘原初自然界’的状况。”[5](p100)这表明文化决定论在某些问题解释上的困境。奥康纳认为历史与自然的关系应是平衡和制衡的关系,两者辩证统一,相互发展。
3、自然、劳动与文化三位一体的自然观和历史观
奥康纳认为劳动作为媒介将文化与自然连结,三者形成一种三位一体的关系。“文化本身不可能给任何人提供生活资料……自然本身不可能给人类提供什么东西……劳动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媒介,这就是说,劳动把这两者在生产的维度上拉到了一起,并使之能生产出人类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从这一角度看,对历史与自然景观的文化解释与环境主义解释之间的二元论就不存在了。……文化、劳动、自然是三位一体的整体。”[6](p141)
在这个模式中,“劳动”作为中介,也存在着文化和自然的维度,对文化与自然起着调节作用。奥康纳认为,“人类的劳动不仅建立在阶级权力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而且也建构在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的基础之上,而文化规范与文化实践反过来又被社会劳动的形式所决定”,“人类劳动不仅建立在阶级权力、维持商品价格稳定的努力以及文化的基础之上,而且也建立在自然系统的基础之上,而自然系统反过来也被社会劳动所调节。”[7](p77) 总之,劳动、文化与自然是有机的统一关系。
二、奥康纳 “文化—自然”关系理论的重要影响
1、奥康纳 “文化—自然”关系理论的理论意义
首先,丰富和发展了生态理论。奥康纳认为经典对于生态的研究有所缺失,不过在文本中仍有所涉及。他认为马克思“在关于社会的观点中包含有人类不再异化于自然界,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不再建立在资本积累逻辑的基础上,而是一方面以个人和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以我们今天所谓的生态学理性生产为直接基础。”[8](p3~4) 可见,奥康纳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的理论进行了补充、完善和发展。其次,拓展了批判的视域。奥康纳敏锐地抓住了突出的环境问题,并想通过对生态危机的研究提出新的解决方案,这种研究对整个人类的发展意义重大。另外,在奥康纳看来,当代生态危机表明了人对待自然的主观和随意性,没有顾及自然的客观本性的规律,而最终是危及自身,因而反对人们为了单纯的经济增长而破坏自然,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2、奥康纳关于“文化—自然”关系理论的现实启示
(1)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道路。奥康纳的“文化—自然”关系理论提高了自然的地位,重视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恩格斯曾写道:“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9](p9) 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既有社会性也有生物性,社会性使人能够发挥自身能动性为生存而对自然界和自身做出一定的改变;生物性使得人不可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受自然的制约。因此,人的各项活动都必须以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为界限,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共处。
(2)转变消费模式,改变消费理念。科学技术的进步深化了人类对整个自然的深度利用程度,不断翻陈出新的高科技商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在琳琅满目的商品面前,人类消费欲望也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生存的层面,人类的消费方式开始向复杂多变的消费方式转变,因而也导致了人类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在如此丰富的需求和变化面前,生态和自然的负担日趋加重,因此整个社会消费的导向必须要有所改变,这需要人们消费不能再以大量消耗资源为主,而应该向适量满足自身要求和保护生态环境这样的价值观靠拢。总之,要取得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和保护和发展生态环境的双赢和平衡,以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三、结语
詹姆斯·奥康纳的自然与文化理论为我们看待全球生态危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解决方式。把人与自然的对抗转变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需要提高人们的生态危机意识更需要人们从根本上转变人类主体地位的观念,从最基本的和简单的事做起,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注 释】
① 巴巴拉·劳伦斯:“自然界的建构及其本质:对加利福尼亚州沸尔顿的弗尔河地区的一种历史生态学研究”1989年4月华盛顿的奥林匹亚召开的环境史协会的年会论文.
【参考文献】
[1][2][3][4][6][7][8]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研究[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3-141.
[5] 布汤·高顿.蒙特利湾地区:自然历史与文化印迹[M].加州:布克斯伍德出版社,1979.100.
关键词 :环境善治;生物多样性保护;TEEB;传统生态自然观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态系统不断演化的结果,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不仅给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药物资源,而且在保持土壤、调节气候、维持自然平衡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支持系统。近年来,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强,地表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很多动物、植物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导致大量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刻不容缓。我国生物多样性现状
生物多样性(Biological diversity/Biodiversity)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是生命系统的基本特征。生物多样性是一个总的概念,具体包括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有的学者也将景观多样性作为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中国是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之一。据统计,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居世界第八位,北半球第一位。同时,中国又是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原始森林长期受到乱砍滥伐、毁林开荒等人为活动的影响,其面积以每年5000平方千米的速度减少;草原由于超载过牧、毁草开荒的影响,退化面积达870000平方千米。生态系统的大面积破坏和退化,不仅表现在总面积的减少,更为严重的是其结构和功能的降低或丧失使生存其中的许多物种已变成濒危种和受威胁种。高等植物中有4000~5000种受到威胁,占总种数的15%~20%。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出的640个世界性濒危物种中,中国就占156种,约为总数的1/4,形势十分严峻。生物多样性中最为重要的是物种多样性,它使每个物种在系统中不至于灭绝,是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的重点,每个生物都处于一条生物链的某一层次,每一种物种的绝迹,都预示着很多物种即将面临消亡。
我国传统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就是“堡垒式”保护,即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带建立自然保护区,由政府划定保护范围,在保护区内完全禁止人类活动。后来对于保护区的划定有所发展,划定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保护区对人类开放,但是普通民众仍然没有参与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中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注入,以及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等开始关注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发展方面开始了诸多的尝试,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之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划在城市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生物多样性规划也被提上日程,作为城市规划的一部分,包括省、市、县3级保护规划。同时,景观生态学被引人生物多样性的范畴之内,从基质、斑块、廊道等景观生态学的观点出发,提出生物多样性保护还应考虑它所在的生态系统及有关生态过程,应着眼于区域、大陆尺度的生态网络,生态网络的建立将非常有利于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尤其是较为脆弱的物种。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可以归为四个方面:管理体制方面、经济学方面、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路径方面和传统环保文化方面。
管理体制层面:一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多龙治水”的问题,“多部门”管理,“多法律”规定,保护行政管理部门与资源经营部门重叠,这种多样的“双重”身份造成了行政主权的混乱与错位,增加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难度。二是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政策不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采用的是稀缺价值论与生物资源的可再生论,忽略了生态因素的交互作用,存在由于对外部经济认识不足导致的价值实现方式的设计缺陷。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制度设计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三是生计与生态割裂也是造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很多保护区的破坏主要是由于当地社区居民的偷猎、过度使用资源造成的,而当地居民的这种行为最原始的驱动力就是贫困,贫困往往是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的外部驱动力,导致“贫困生物多样性破坏一灾害频发”的恶性循环的加剧。而我国环保部门、扶贫部门及灾害管理部门“各司其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很多资源不能整合,使生计改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割裂。自然保护与生计冲突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传统的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方法,很少考虑当地社区居民的利益和发展要求,社区居民利益的受损将居民和保护区推到了对立面上,导致矛盾激化,其结果往往是保护代价高,而保护的收效甚微。
经济学层面:主要缺乏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的科学评估、独立评估,缺乏系统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指标,导致决策层、管理部门、企业、媒体和公众等利益相关群体对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缺乏科学认识,进而不能科学分析自然资本、生物多样性的效益与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导致生物多样保护的投资力度与当地经济发展不协调。
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层面:我国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仍十分欠缺,研究体系单一,其研究的主体仍然是保护区管理部门的技术人员、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研究部门,缺乏社区、企业、NGO的合作与参与,国际合作的领域有限,导致理论研究较强,可操作、可示范的模式少。而一些环境NGO和国际机构通过长期的实践取得的富有成效的保护技术,因缺乏与政府的协调沟通而得不到生物多样性保护部门的采纳推广。
传统环保文化层面:我国是一个多元化、多民族的国家,绝大部分民族都具有丰富的环保文化。南方少数民族的自然崇拜、北方少数民族对自然的敬畏、穆斯林民族的传统生态自然观对保护自然生态和生物多样性均发挥了非常积极,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环保文化无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主流化的进程和传统环保文化传承面临的挑战,生物多样性保护受到了日益严峻的威胁。
综上所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面临四个层面的挑战,而要应对这些挑战,环境善治理念的采纳和普及应用是最佳选择之一。以环境“善治”理念为基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途径
环境善治(Good Environment Governance)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市场和政府角色重新认识的新的治理理念基础上的。“善治”的本质是政府与公民间积极而有成效的互动与合作。环境善治包括环境制度创新、市场机制运用、科技进步、能力建设、政府与NGO、社区和企业的合作以及全球环境治理各个方面。
要解决我国生物多样性破坏区域的修复及保护面临的上述问题需采取如下措施。
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创制
政策支持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根本保证,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之后,中国成为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签约国以来,制定通过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报告》、《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规划》和《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等相关政策文件,并把《生物多样性与优化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研究》列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但这些国家层面的政策在省及省级以下行政区域缺乏对政策的细化,许多政策的执行缺乏财政部门的财力支撑。例如,野生动物破坏庄稼的赔偿制度在绝大部分保护区得不到执行。这种缺乏跨部门合作的政策急需创制革新,需要打破管理部门之间的壁垒,统筹管理权限至权威部门,废除“九龙治水”,提高环保部及其直属系统的执法权威和财务运作能力。除了国家重大的法律支撑外,生物多样性保护还应出台具体制度:如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自然资源价格制度,生态环境税收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生态补偿制度,跨部门合作制度,传承少数民族传统环保文化制度,政府官员的环境绩效考核制度,政府与社区、环境NGO和企业的合作机制,政府购买环境NGO服务机制,生态移民政策,“生态民”政策,以及符合当地社会经济条件的磋商机制等。这些重大制度的确立及执行需要跨部门合作、利益楣关群体参与,并要避免“精英决策”或领导决策模式,而要充分发挥公众参与的理性决策模式。否则,缺乏操作性的政策其执行力将大大减弱。如尽管生态补偿政策的讨论已经持续了20年左右,但到目前还不能得到有效而全面执行。这说明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的确立和有效执行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是巨大的,迫切需要政策创制来应对挑战、预防风险。
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主流化
TEEB是一项由八国集团联盟(G8)和五大发展中经济体发起的全球性研究,研究主要集中于“生物多样性的全球经济效益、失去生物多样性与未能采取任何措施的代价以及有效保护的成本”。TEEB对于决策者、企业都有莫大的影响。TEEB的首要任务是深刻认识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其次,TEEB提出,要妥善衡量,以管理我们的自然资本。而妥善衡量的方法就是完备的指标体系,自然环境为人类社会提供的大部分服务都没有被GDP或其他传统经济指标捕获,现有观念没有将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看作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生态系统服务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政府决策部门应实施国家评估,对生物多样性的自然资本进行估值,这种评估将会对分析自然资本、其效益与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也会对决策者的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最后,TEEB提出改善成本效益分配。这是基于环境损害的社会影响的代偿原则,即“使污染者付款”和“全成本恢复原则”。这种机制出于使负责人看到和感受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受损的经济成本,并可改变影响他们的行为动机,当然,这是基于设计稳健的制度和市场框架的基础上的。
TEEB能够使人们正确认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从而促使人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在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更好地利用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因此,只有当顶层设计部门和决策部门深刻认识到TEEB的重要性,并将其纳入规划、决策和考核的范畴,才能够从制度层面推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创新
政策创制和TEEB是从机制层面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诸多问题,但保护需要技术创新的支撑。在技术创新方面,社区共管、替代性生计、耦合模式、PPP (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公私伙伴关系)是值得借鉴的一些技术或模式。
推行社区共管。随着人口的增长及人口对资源需要的不断增长,社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存在着对当地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生态环境破坏,如何能在不破坏或少破坏资源和环境的前提下,帮助当地社区发展社会经济,使生物多样性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已成为困扰各界的一道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国家和组织开始从不同角度将这种保护与发展相协调的思想付诸于实践。我国生物多样性与社区可持续发展存在的矛盾较多,但最根本的问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长期利益与当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的短期利益之间的冲突,同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受到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所有权、国家生物多样性管理水平、自然资源开发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法律和社会因素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基于照顾双方利益的社区发展的生物多样性保护(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CBC)策略应运而生。CBC注重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让社区居民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来,主张“自下而上”的保护模式,打破传统的“堡垒式”、“强制式”保护模式;同时,该模式注重在社区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保护,通过直接的经济补助,或者提供技术支持和政策优惠,引导社区居民主动参与濒危物种保护工作,逐渐改变原来以消耗资源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生产方式。之后,YUEP模式对CBC模式进行了深化,主张先利用小额贷款改善村民的生产基础,改善其生计,其次建立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通过村民自助推举实现资源共管、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同时通过对小额贷款利润的运作使项目具有可持续性。
发展替代性生计。替代性生计是指改变生态环境脆弱区民众的生产方式,使其原来粗狂的、以掠夺资源为主的生产方式发生转变。很多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是由于当地民众的贫困所致,贫困驱使他们砍伐树木,开垦林地或草地。因此,保护生物多样性必须首先改善当地人的生计,转变当地人的生产方式。兰州大学与Oxfam及白水江自然保护区曾经成功实施过一个替代性生计项目,即通过“小额信贷”的模式,为林缘区农户创造更多的可供选择性就业机会或创收机遇,极大地减缓了社区与保护区管理局之间的冲突,农户通过小额信贷解决了增收和生计问题,保护区的偷盗砍伐得到遏止,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位于内蒙古高原东部的浑善达克沙地在1959年到1999年间,阳坡植被覆盖率下降了20%~30%,阴坡下降了30%~40%,这是由于当地人口的增多,导致牧民的数量急剧上升,牲畜的数量也急剧上升,过度放牧导致了浑善达克沙地的荒漠化。因此,学者们提出了“以地养地”的模式,即在当地建立人工高产饲料基地,将传统的放牧改为圈养,而腾出大量的退化土地进行恢复,并进一步发展成保护区。同时,调整畜牧结构,减少山羊的数量,增加牛的数量,并引进液体奶生产线、生态旅游等适合当地发展的企业,这些措施,使民众由原来单纯的放牧发展为多元化的生产方式。这些案例说明,替代性生计满足了生态脆弱区居民的发展需求,使他们由生态的破坏者变成生态的保护者。
生计改善一生态恢复一灾害管理耦合模式。兰州大学丁文广教授经过10多年的农村社区综合发展项目的实施,在我国首次提出了“生计改善一生态恢复一灾害管理耦合模式”。该模式首次在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康庄乡的清水岭村实施。清水岭村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缺乏能源,农民因能源需求破坏了大面积森林和草地,造成水土流失严重,形成了“贫困一生态退化一灾害(旱灾)频发”的恶性循环。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丁文广带领项目团队,应用“农村参与式评估”方法,到项目村进行需求评估和项目设计,组建包括村委会成员在内的项目实施小组,通过村民大会公开选举项目分批受益户名单,制定项目管理制度。在完成需求评估之后,依据项目管理制度,组织项目实施。具体思路是,将贫困村中的贫困户按照特困户、贫困户和较好户分组,先对特困户无偿提供良种繁育母牛,生产的(母)牛犊依次滚动到贫困户和较好户。这种滚动发展模式,既保证了让最贫困的人群先受益,又照顾了条件相对好的农户,最后达到整村受益的目标。作为获得项目资助的必要条件之一,项目受益户必须每户种植至少2亩苜蓿和2亩薪炭林。项目资助方对完成项目指标的农户奖励清洁能源设施(太阳灶、沼气池、节能炉等),进一步阻止了农户对生态的破坏。为了规避旱灾风险,项目设计了压缩夏粮、扩大秋粮面积,以充分利用雨水的时空分布规律,同时,牛粪、沼液的使用减少了化肥使用量,改善了土壤结构,增强了作物的抗旱性。该模式推动了清水岭村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并在甘肃省多个贫困社区推广示范。从该模式中提炼的主要理论为:“人类与自然耦合系统”中灾害风险、生态环境退化与经济贫困三者之间具有负向耦合关系,其中,经济贫困是“灾害频发一生态退化一贫困加剧”恶性循环的外部驱动力,环境退化和灾害频发只是经济贫困的外在表现和结果。要打破生态退化、灾害频发及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需要决策部门在生态治理、灾害风险管理及扶贫领域推行“灾害风险管理一生态恢复一生计改善耦合模式”,打破部门壁垒,设计跨领域横向合作项目,推动可持续发展。
PPP(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公私伙伴关系)模式。PPP模式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有效机制,特别是在人口众多、贫困人口比例高、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交错分布的区域,应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就不能缺少PPP模式。所以,我国政府、企业与环境NGO之间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迫切需要建立良好的互动合作模式。环境NGO在反映公众利益诉求、推动公众主动参与和组织协调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它是政府行为的重要补充者和合作者;企业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要回馈自然和社会,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义务:而政府在资金、政策、协调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是资源的主要控制者和分配者,政府的参与对PPP模式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众多的社区是与自然环境直接接触的群体,他们既是环境资源的索取者,又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体,没有社区的参与和合作,就无法实现保护目标;国际环保机构有许多成功的保护案例和实践,与它们开展合作,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可见,PPP模式能够整合生物多样性利益相关群体的优势和资源,无疑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想途径。
这里只列举了4种技术,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创新会随着政府和公众对自然的认知程度不断深化而丰富。
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传统生态自然观
文化价值观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包括原住民对生物的认知、利用和保护的价值观、伦理观、人与自然和谐观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文化呈现多样性。归类起来,可以分为两种生态自然观:一是原始崇拜,人们往往将一些与自己生活关系密切的动植物作为崇拜的对象并加以保护,这些原始崇拜在历史上都起到了保护动植物物种及其生境的作用。二是以各大宗教为基础的宗教生态自然观。佛教的生态自然观以尊重一切生物为佛家的根本观念。道教中的生态自然观最大的特点便是表现在对生命的关怀上,强调要以仁爱之心来善待生命,所有的生物都处在一个相互平等的过程。伊斯兰教中的生态自然观认为要正确处理好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之间的关系,不能过分索取,否则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无论是宗教生态自然观还是原始崇拜,都强调保护生态系统,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但是随着现代商业理念和商业活动的侵入及全球化和主流化的负面影响,我国各民族的传统生态自然观逐渐衰弱,甚至消失。因此将民族传统文化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范畴,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共同需求。中国少数民族生存的地区面临着类似的环境问题、相同的社区结构及文化基础,应用传统的少数民族生态自然观推动环保无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于推动人口只占中国人口8. 5%、但国土面积占比高达46%的少数民族区域的环保意义重大。当环保上升到信仰的高度的时候,环保将无需外部力量的推动。正如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那样,行为是由制度决定,而制度又由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共同构成,其中,正式约束是国家的宪法法律等,而非正式约束是指一个国家的宗教、文化、传统、习俗等方面。尽管正式约束非常重要,但决定制度特征的更主要是非正式约束。可见,在全球化的时代,传统文化及宗教文化在解决生态危机方面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强大生命力。
主要
参考文献
[1]张金屯,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发展[J].经济地理,1999,19(2):71-75.
[2]马克平,钱迎倩.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研究进展[J].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1998,4(1):95-99.
关键词:项目管理;自然辩证法;系统方法;SWOT分析工具
Key words: project management;natural dialectics;system method;the SWOT analysis tool
中图分类号:TU7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5-0080-02
0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管理理论得到广泛的应用,我们需要应用管理理论作为依据,对项目进行全方位地管理。自然辩证法中的系统方法在项目管理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自然辩证法的实践指导意义
1.1 自然辩证法简介自然辩证法是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自然辩证法的创立与发展同哲学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是关于科学、技术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已有成果的概括和总结。
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根本看法或总的根本观点。它既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方法论。自然观的形成和发展同自然科学的萌芽、产生与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吸取了历史上自然观的精华,摒弃了旧自然观的糟粕,研究和认识自然界存在和演化的科学图景及自然界存在和演化的特征和规律,并研究和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人类是通过科学来认识自然界的。科学技术观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某个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疑难问题,或者是不解现象被先进的科学技术破解。所以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用科学的方式处理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把科学和技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考察,科学技术发展到现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成果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
马克思指出科学与技术的区别,即科学是精神生产力,技术是现实生产力。科学技术方法论是人们对自己从事科学技术研究所运用的认识和实践方法的哲学概括。科学技术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探索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一致的最一般的方法理论,是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一般方法的性质、特点、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的理论体系。
1.2 自然辩证法的实践指导意义自然辩证法理论中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具有深刻的实践指导意义,一是它所描绘的自然界的发展、演化图景,是以19世纪对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为基础,系统自然观为发展,进一步升华到生态自然观,它们一脉相承,它们共同酿成了20世纪自然科学的系统观、整体观;另一是它所强调的思辨方法在自然科学中的重要作用,延袭了德国古典自然哲学的路子,曾经造成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分裂,以致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在我国一再被提出来讨论。恩格斯指出:“一个名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自然辩证法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理论,要求我们要用系统的观点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2项目管理中的自然辩证法
2.1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是基于现代管理学基础之上的新兴的管理学科,它把集成管理、范围管理、时间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沟通管理、采购供应管理和风险管理九大知识领域和五大管理阶段有效的进行整合,以达到高效、高质、低成本的完成项目内部各项工作以期实现项目的既定目标。
项目管理的理论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其父系是系统工程,母系是优选法,项目管理便是在这两大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诞生的。自曼哈顿工程成功以后,美国政府财政支出项目便开始遵循项目管理的范围进行操作,如航天飞机的开发计划、高速公路工程、以及人口普查工程等等。这样也反过来大大丰富了项目管理的知识体系。
项目管理进入中国的第一个成功案例是20世纪70年代末亚洲开发银行援建我国的云南鲁布革水电站。工程由日本大成公司以低于预算价中标,该公司是一个项目管理咨询公司,其功能只是制定计划、协调关系、配置资源、督促实施,具体建筑工程仍旧是分包给中国的建筑施工队完成,日本公司仅以三十多人的队伍,有条不紊地指挥着上万人的建设大军,协调着上亿元的资源和资金,最后工程严格按照预算成本和质量标准提前完成。鲁布革水电站工程成功之后也推进了我国项目管理的实施进程。
2.2 系统方法是项目管理工具的精髓自然辩证法所研究的领域很广,其中科学技术是自然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当前研究较深的一个部分。系统观是自然辩证法中一种较为常用的观点,自然世界中一个池塘生态可以看成是系统;物质世界中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可以看成是系统;人类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可持续性发展可以看成是系统;科学研究中学科之间的千丝万缕可以看成是系统。项目管理是一门系统科学,其研究的方法就是系统方法,在项目管理理论发展至今其形成了很多研究方法在该领域中俗称项目管理工具,后面将会就其SWOT分析管理工具来详细阐明系统方法在其工具中的应用。
系统方法有其研究的一般步骤:首先提出问题制定目标,对系统进行分析,选择实施的系统方案进行决策,实施具体计划。由于项目管理本真就是一个系统作业,系统方法存在着广泛的应用空间,并将给项目管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2.3 系统的基本特性
2.3.1 开放性。系统具有物质、能量、信息“三要素”。依据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是否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可将其分为孤立系统、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现代项目管理具有物质需求量大、信息传输频繁的特点,而从项目管理所涉及的知识领域中可以看得出现代的项目时时刻刻都在和外界环境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项目管理可以应用当今最为先进的科技手段进行各个领域各个阶段的管理。沟通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可是在项目管理中却是一大知识领域,系统的开发性体现了项目管理的一大特点。
2.3.2 动态性。任何系统都有一个从孕育、产生、发展、成熟到衰退、消亡的过程,系统的这种运动、发展、变化过程就是系统的动态性。项目管理的过程也逃不脱这样一个动态过程,任何一个项目都会有一个明确的开始,经历了发展成熟的变化后必然会走向衰败。由于项目管理具有开放性,也就使得项目管理是个动态的过程,无论项目目标如何的明确,计划如何的周密,人力资源如何的配置完善等等,项目都无法摆脱内部和外部不定因素的影响,项目管理是不可能一成不变的。
2.3.3 整体性。整体性是系统最突出、最基本的特征,所谓整体性,是指物质系统的各个要素按一定的方式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是诸要素有机集合而不是各个要素的简单地机械加和,系统的性质、功能和规律不同于它的各个组成元素的性质、功能和规律,即系统具有各个组成元素所没有的新的性质、功能和规律;另一方面,处于系统整体中的组成要素的性质、功能和规律,也异于它们在孤立状态的性质、功能和规律。项目管理的最终使命是实现项目的目标,但是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又始终受到时间约束、成本约束和质量约束。项目管理理论的精髓,不在于目标的实现而是在于对“三约束”的控制。达到目标不是难事,难的是在不突破约束的情况下实现目标。前面已经知道项目管理是随项目的进行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如果单纯的只从一个约束来说,项目的时间被拖延了,就意味着项目必须加大时间的投入,比如加班等手段,实际可不是这样的,由于项目具有系统的整体性,当项目的时间被拖延了,意味着项目要达到预期的目标就要成本和质量的约束也要有所松动,必须加大成本的投入或降低质量标准(通常这是一个刚性约束不可变动),随之而来的是项目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增加,项目沟通和项目风险的增加等一系列的变化。
2.3.4 层次性。层次性是指一方面系统由一定的要素组成,这些要素是由更小一层次的要素组成的子系统,另一方面系统自身又是更大系统的组成要素。系统不同层次之间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是部分与整体、连续性与间断性的统一。系统与层次结构上的对立,引起了两者在功能上质与量的根本差异。系统与层次的统一性表现在:系统与层次相互依存、彼此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项目管理中的层次性不难理解,多个项目(project)可以组成一个项目集(program),多个项目可以组成一个集项目组合(Portfolio);而单个项目可分解为子项目(sub-project),子项目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任务(task),任务继续分解为活动(activity)……项目管理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化,而简化一件事情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分解。
3项目管理工具中自然辩证法实例
系统不仅是有开放的、动态的,也是整体的、具有层次的。系统的内外部环境也会影响到管理者对项目的管理。如何处理项目管理的问题,项目管理学中有诸如SWOT分析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工具,其哲学依据就是系统原理。SWOT是在进行项目选择时最常见的对项目优劣进行分析的方法。即自身优势(Strength);自身劣势(Weakness);外部机会(Opportunity);外部威胁(Threat)。
SWOT方法就是如何利用内部的变化去适应外部环境。项目目标要想实现,就必须发挥优势克服劣势,抓住机遇避免威胁。
现实中,无论优势还是劣势都是相对的,都需要有参照物作为评估标准,这个参照物的水平,就构成了坐标系的圆心,一般情况下,SWOT分析都是以本项目所处的行业的平均水平作为圆心的,但有时也可以以项目团队的现状,或者竞争对手的现状作为参照物,参照物的选择不同,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优势和劣势的判断,这也正是系统开放性在SWOT分析工具中的体现。
而任何一个项目都具有周期性,它都有一个从孕育、产生、发展、成熟到衰退的过程,今天在项目管理内因分析得到的优势或者在明天就不再具有任何优势,甚至会因为竞争对手的发展而转化为劣势,外部因素的变动哪就更不用说,那是政治、经济、法律和环境因素所引发的变动,是项目无法左右的,SWOT分析工具只能跟随系统动态的步伐不断的调整自身因素,争取优势的扩大与发展。
SWOT分析工具的系统整体性也是非常明确的,如表,是战略分析的关键,在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放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必须综合考虑项目的优势和机会,优势和威胁,劣势和机会以及劣势和威胁四方面的战略。倘若我们只分析优势和机会便会得到一个很乐观积极的项目战略;又倘若我们只分析劣势和威胁的话,我们得到的战略必定是一个谨慎消极的项目战略,任何只分析一个面的片面战略都会使项目偏移正态发展造成失败的恶果。任何一个项目的战略决策都是结合SO战略、WO战略、ST战略和WT战略的综合整体战略。
SWOT分析法同样也具有层次性,20世纪70年代,美国运筹学家提出了层次分析法(AHP),1977年发表了“无结构决策问题的建模-层次分析法”。这种方法是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的典范,整个过程体现了人在决策思维活动中分析、判断、综合等的基本特征。AHP的优点在于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在做SWOT分析时我们有必要运用AHP方法,目的在于系统评估SWOT各个要素,用同样标准来测量这些要素的优先权数。把SWOT要素两两比较,并且应用特征值方法进行分析,可以增强SWOT分析在战略决策应用中的能力。经过这些比较,决策者会掌握一些新的关于决策环境的定量信息,例如,公司是否存在某个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优势或弱势。从而提高SWOT分析方法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3结语
项目管理的发展需要更加专业化、准确化、系统化,如何更加高效的管理,自然辩证法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管理理论依据。运用自然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我们项目管理的学习和工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告诉我们如何正确的处理问题以及正确的思考问题。自然辩证法贯穿在整个项目管理的知识体系中,我们所使用的项目管理工具也是自然辩证方法的具体展现。
参考文献:
[1]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自然辩证法概论[M].
[2][美]项目管理协会PMI.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PMBOK指南)[M].第四版.王勇,张斌,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3]邓可蓉.工程项目管理中的自然辩证法[J].经济研究导刊,2009(9).
论文关键词 功利主义 技术价值观 科技进步 社会发展
一、技术价值观的涵义
价值观是对价值本质的一般概括,是有关价值的基本观点,是对各类价值关系的基本概括,是价值意识最高的形式。它是人类特有的带有倾向性的评价、认识的标准,是人类从事某活动的定向标准。人们一旦确立了某种价值观,就会在的活动中体现出某种倾向性的特征,并通过价值的创造从而实现价值理想。
技术价值观则是人们在对技术认知的基础上,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技术价值的稳定的认识。
人类的自然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技术价值观。在技术原始的古代,当时的条件决定了把整个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模糊的、笼统的、混沌的整体自然观。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就是去顺应自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古代人类只能依靠原始技术来向自然界索取简单的生产资料和所需的生活资料。因此,无论是对自然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开发,或是有意无意的损害、滥用、破坏,都不会对自然界及其社会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近代的机械论自然观则把整个自然界当作一架按照一定规律自动运转的机器,人们只需通过实验和分析对自然界进行探寻,掌握规律的钥匙,便可以从自然界获取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近代技术的诞生和在生产上的应用,促进了人类财富的积累,人们于是把技术看作掠夺自然的手段和工具,并形成了影响几个世纪的功利主义的技术价值观。
二、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的形成及其合理性与局限性
(一)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的形成及其合理性
人类文明伊始就已经存在了人类的技术价值观,伴随着人类技术活动的进步、深入和拓展而走向系统化、知识化。由石器时代、铜器时代直到工业机器时代,逐渐形成了技术征服自然、保护自身和生产物质财富以及如何有效使用技术等一类的技术有效性价值理念。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奠定了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的形成基础。宗教改革运动和文艺复兴,不但将科学从宗教神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解放了欧洲人的思想,也为技术的整体社会价值实现提供了文化、思想和科学的氛围,成为滋生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的温床。它所掀起的科学革命,为科学与技术提供了互动的条件,也为工业革命积的爆发蓄了力量。默顿分析了17世纪英国社会的技术实用价值,他指出: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相信自己的不懈努力将会导致出实用的结果,科学家不但寻求技术效率,同时也考虑合理地使生产手段来适合最终目的的经济效益。这些实用性的技术价值观渗透和融合了科学认识以及文化,对技术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上升到理性上形成了重工具、经验性和实证的价值观,就是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弗培根清楚的表达了这种价值观:对于各种科学的增长进步和哲学体系来说,应该依照相同的规则,以果实来评判学说体系;然而假设这种体系不出产果实,我们则应该宣告它毫无价值,尤其是当它不仅不产生橄榄和葡萄等果实反而带有辩论、争论之蒺藜时,我们更应当作这样的宣告。此观点强调了科学技术外在的应用价值,用此方法来看技术,我们判定它有价值,因为它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而这些目的本身具有内在的价值。这些目的本身具有内在的价值,说的是这些目的是为社会与个人谋福利的,具有道德背景和人道主义的希望。这种观点本质上是把技术看作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所以,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一直与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观点联系在一起。
(二)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的局限性
1.忽视自然价值,强调人类价值
以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所理解,自然界是没有价值、没有目的的,只能任人摆布。人不但处于自然界之外,并且居于自然界之上,万事万物仅仅是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其本身没有价值。比方说某人用斧子砍倒另一个人,他就会被认为是可恶的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然而,如果某人挥斧砍倒一棵树,别人会认为这很正常。因为树本来就是被人使用的工具,其价值就在于能够被人类利用。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为了自身的利益,人类借助技术手段疯狂地掠夺自然,肆意地践踏自然,导致环境危机和生态失衡。可是我们忘记了一点,世界是一个生物共同体,人类只不过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忽视技术价值多样性,强调单一经济价值
技术价值具有多样性,形式上可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价值。但工业革命以来,由技术发展带来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使人们只看到了其经济价值,技术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却忽视了其他方面的价值,尤其是生态价值。只强调单一的经济价值,换来了所谓的GDP的增长,却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忽视价值理性,强调工具理性
技术是对人类是有价值的,满足人类需求的实践手段。技术就其本性来讲是价值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的统一,是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也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进步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模式,使得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出现了以技术工具价值取向为主导的理性崇拜。这样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简单地把有用等同于技术价值,一味强调技术手段的目的化和技术的工具性,它偏重技术的产出效率、经济功能,忽视技术内在价值和技术的价值理性对人的引导作用。技术活动是从价值主体需要出发,经过价值理念、价值意识、价值创造,到价值实现与价值物生成的过程。技术价值目标并不总是合理的、恰当的、正当的,而往往会建构出非正当、非合理性的价值目标。所以,我们必须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对社会的影响
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技术进步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然而因为它以经济利益的实现为中心,对自然采取掠夺式的开发,轻人的尺度、重物的尺度,对消费价值、经济价值的过度追求激发了人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失去了对主体的终极关怀,泯灭了精神品味和生命意识,从而消解了人的主体性、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导致了人自身价值的迷失。
(一)打破了人与自然之和谐
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无视自然的其他价值,只注意自然界的经济价值,认为自然界只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索取、利用和征服的对象。在技术功利主义意识里,树木不再是秀丽的自然风景、不再是茂密的森林、不再是充满神奇与情趣的绿色王国,而是由树木到桌椅不断变化的人类用品,一切生物都为了人类利益而存在,都只是一种有用的工具性的对象存在,于是形成了奴役自然、主宰自然、支配自然的行为哲学。在这些功利主义价值观支配之下,人类对自然资源疯狂掠夺,恶化了人与自然关系,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危及人类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失,人类的活动逐步使得自身很难继续生活下去。
生态系统能够保持动态平衡,在于其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的能力,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保持自身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然而,生态系统内部的调节能力也是有限的,一旦外来干扰超出了此限度,这种调节能力就会降低甚至消失。人类对自然界开发利用和全方位的污染,远远超出了自然界本身的自我净化能力和再生能力,使得土地沙化、资源枯竭、酸雨毒雾剧加、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匮乏、空气污染等等。恩格斯说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二)消解了人之主体性
技术进步带来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并且逐渐确立了其在现代社会的主导地位。从此带来现代化的机器生产把人从头脑、躯体的综合体中分离出来,他在运用身体却并不需要动脑。人成了机器中的一个部件,人变得越来越机械化了,工人在创造产品时并不起什么作用。工业文明彻底把人束缚在机器系统之上,工厂制度的建立,使人成为一颗永不生锈的机器零件,破坏了人的生存的从容与和谐,耗掉了人的生命和青春的激情。汽笛一响,人们必须开始工作;装配流水线从身旁转过,工人必须跟上它的速度;铁路按严格的时间发车,人们必须服从;大众媒介产生的是一种单一文化,大规模生产产生的是标准化产品,人的自主性丧失了,甚至连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也被客观化与机械化了。人被整合到依据理性原则和商品本性建立起来的自律的机械化体系中,在这个体系里,技术不再是为人服务的工具,反过来成为统治自己、压迫自己的异己力量,这种力量使人从属于它,剥夺了人的自由。人成了技术的附属物,失去了主体性与能动性。
(三)导致人自身价值之迷失
中图分类号:G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1)06-0057-04
一、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
基本现状和重要意义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是科技哲学学科前沿――工程哲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现代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都是外国学者创建起来的,但在创建工程哲学的时候,中国学者走在了欧美学者的前面。即2002年中国出版《工程哲学引论》[1](李伯聪),2003年欧美出版《工程哲学》[2](L.L.Bucciarelli)等。近几年来,中国工程院、美国工程院、英国工程院都在关注和促进工程哲学的发展;在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对于工程哲学的重视程度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出现了明显加强的趋势,研究进展出现了明显加速的趋势。显然,工程哲学及其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和兴起,为当代科技哲学发展开辟了一个新领域。
我国学者对工程哲学关于当代工程观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路甬祥将上述《工程哲学引论》誉为“具有开创性的崭新著作”,陈昌曙称赞该书为“充满原创性并自成体系的奠基之作”。在该书中,李伯聪提出了科学、技术与工程的“三元论”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工程是各有其特殊的本质或本性的,并要求在这个前提下认识和把握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在《工程哲学》[3]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三元论”观点,从“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知识链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工程系统观、工程生态观、工程社会观、工程伦理观、工程文化观等思想。随后,黄顺基的《的开拓与创新》[4]、远德玉的《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看工程哲学》[5]、徐匡迪的《发展工程哲学,落实科学发展观》[6]、汪应洛的《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教育》[7]等论文,进一步强化和拓展了当代工程观的研究内容和工程哲学的研究视域。诚然,目前对工程哲学的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其中关于当代工程观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
同时,对工程哲学关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也不断取得新进展。在以往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中,如上述《工程哲学》专著,介绍了我国的一些标志性工程,从工程思维、工程管理、工程创新、工程人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工程构建都需要经过“工程立项的论证―决策”与“工程建造的设计―施工”两个重要环节等方法论思想,并结合“实践的―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阐发。陈子辰、许为民在《自然辩证法――在工程中的理论与应用》[8]一书中,论述了“工程技术研究的主要方法”,包括其研究过程、预测评估、发明创造、设计实验和系统方法;虽然在该书中尚未把工程方法论与技术方法论明确地区别开来,但在内容上广泛探讨了工程方法论问题。谢寿生、杨秉政在《工程方法论案例》[9]专著中,选择和剖析了工程技术研究中的诸多实际案例等。目前,从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来看,真正属于工程哲学层面上的工程方法论研究成果仍不多见。
进一步加强对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前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视角看,有助于促进工程哲学的深化与发展。通过深入探讨工程本质论、工程观的基本理论、工程活动论、工程的社会评价等当代工程观,以及工程系统分析方法、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和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等工程方法论,对于进一步促进当代工程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次,从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体系的研究视角看,有助于推进本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为工程教育和工程人才培养服务。目前,国内现行的、具有代表性的、反映学科发展主流的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可以说是教育部组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10],但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尚缺少“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对此,进一步加强对“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无疑将弥补目前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及其教学体系的一大缺失。显然,这项研究对于开展工程教育和培养新型工程人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最后,从加强哲学界与工程界联盟的研究视角看,有助于强化为工程实践服务。工程哲学在我国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哲学界与工程界的联盟关系。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多次强调:我们应该把对工程的认识提高到哲学的高度,要提高工程师的哲学思维水平。[11]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价值,对它的研究和普及有助于人们在工程活动中少走弯路,提高效率和效益。
二、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
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基本思路,如下图所示: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工程本质论。基于“科学―技术―工程”三元关系,注重探讨工程理念、工程的本质及其特征、当代工程的发展趋势等。
工程观的基本思想。基于“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学科链,注重研究工程系统观、工程生态观、工程价值观、工程伦理观、工程社会观和工程文化观,形成系统化的基本理论。
工程活动论。主要包括:工程活动共同体――主体构成、伦理规范、社会责任、内部人际关系、社会环境关系等;工程实践与工程创新,即结合案例分析工程理念创新、系统集成创新、项目管理创新、风险管理创新、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创新等。
工程的社会评价。即注重研究其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过程的阶段性(事前评价、事中评价和事后评价)、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内部评价、外部评价、专家评价、公众评价)。
工程系统分析方法。注重结合案例分析研究:三维结构分析方法及其应用;网络分析方法及其应用;模型化方法及其应用――神经网络模型、灰色预测模型、模糊评价模型等。
工程决策与设计方法。注重结合案例分析研究: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如常规设计、系统设计、功能设计、可靠性设计、最优化设计等。
工程综合集成方法。注重结合案例分析研究:综合集成方法及其特点;综合集成方法的基本功能;综合集成方法的一般程序及应用――定性集成、定量集成、系统综合集成。
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结合案例分析:矩阵技术法、效果分析法、多目标评估法、环境评估法、技术再评估法等。
其中,主要研究重点包括:工程价值观、工程伦理观、工程活动共同体、工程实践与工程创新、工程社会评价过程的阶段性、三维结构分析方法及其应用、网络分析方法及其应用、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研究等。主要难点包括:工程本质论、工程价值观、工程实践与工程创新、工程评价指标体系、模型化方法及其应用、工程决策方法、综合集成方法、技术再评估法等。三、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
重要观点和突破口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一些重要观点包括:
工程的本质是造物。科学活动是以发现为核心的活动,技术是以发明为核心的活动,工程则是以建造为核心的活动。工程活动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能动性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表现方式之一。工程活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文明的主要标志。
从“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学科链看,当代工程不仅具有自然科学技术的性质,而且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技术的性质。它是联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中间环节,并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
当代工程观不仅开拓了从自然观到历史观的通道,而且为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工程本质论;工程系统观、工程生态观、工程价值观、工程伦理观、工程社会观和工程文化观等工程观的基本理论;工程活动共同体、工程实践论和工程创新论等工程活动论;以及工程的社会评价理论等。
同时,相对而言,当代工程方法论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论、技术科学方法论和系统科学方法论,它同样为其学科发展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这主要包括:工程系统分析方法、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和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等。
在现代社会,工程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复杂,工程与工程、工程与自然、工程与经济社会之间以及工程自身内部等都具有极其复杂的关系,需要进行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特别需要从宏观层面、以哲学思维把握工程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要求工程教育适应工程实践的时代特点,实现工程教育模式的转变。工程教育要培养适应当代工程活动特点的工程创新人才,工程教育要体现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基本思想和重要内容。
目前对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一些切入点和突破口如下:
首先,从总体上看,这项研究要着眼于注重探索如何把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同中国工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研究道路,促进中国技术哲学学派的成长与壮大。
其次,这项研究要着眼于推进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如前所述,目前在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及其教学体系中,仍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然而,通过这项研究将弥补这一理论缺失,即形成由“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系统观与系统科学方法论、技术观与技术方法论、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基本理论单元构成的完整的自然辩证法理论及其教学体系,并为工程教育和工程人才培养提供新的重要内容。
再次,这项研究要着眼于促进工程哲学的深化与发展。通过深入探讨工程理念、工程的本质及其特征等工程本质论,工程生态观、工程价值观、工程伦理观、工程社会观、工程文化观等工程观的基本思想,工程共同体、工程实践、工程创新等工程活动论,以及工程的社会评价等问题,努力做出系统化的理论梳理、总结、探讨和创新,促进工程哲学的深化与发展。
最后,这项研究要着眼于直接为工程教育和工程实践服务。通过对工程系统分析方法、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和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等理论研究,其中尤其是通过深入探讨和系统总结钱学森倡导的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并把它纳入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促进工程方法论的深化与发展。同时,通过对某些工程方法如神经网络模型、灰色预测模型、模糊评价模型等案例研究,既可望做出一些具有原创性、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也有助于促进工程教育和工程实践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452.
[2]LouisL.Buccirell.Engineering Philosophy[M].Delft University Press,2003:236.
[3]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工程哲学(第3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5.
[4]黄顺基.《工程哲学》的开拓与创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12):24.
[5]远德玉.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看工程哲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12):23.
[6]徐匡迪.发展工程哲学,落实科学发展观[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1):90-92.
[7]汪应洛.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教育[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2.
[8]陈子辰,许为民.自然辩证法――在工程中的理论与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207-239.
[9]谢寿生,杨秉政.工程方法论案例[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184.
[10]教育部组编.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28.
[11]赵建军.工程界与哲学界联盟,大力推进工程哲学发展[J].哲学研究,2004(9):93-94.(责任编辑、校对:徐广联)
A Probe into Modern Engineering Concepts and Engineering Methodolog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