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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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积淀而成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深刻剖析，最终在《资本论》中完成了对于经济危机发生根源的阐述。另外，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理论做出全面解答，并在此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同时，马克思还认为，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实质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其危机实质在于生产的相对过剩。生产相对过剩，是一种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过剩。社会生产出的产品并没有被广大劳动人民消化吸收，而是显得过剩，这种情况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实质上留有大量剩余，继而为经济危机埋下伏笔。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容

第一，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体说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愈发尖锐，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认为，第二，经济危机的现实性。在当代世界经济关系中，危机的这两种可能性形式，取得了新的现实性形式，货币危机也转化为金融危机，并凸显为经济危机的新特征。回顾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之路，可以看到，他认为：在封建社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但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已经存在危机的两种形式的可能性。第一，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出现了买和卖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原来相统一的 W-G 和G-W之间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种种事例表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认为的经济危机，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才能形成，在其它形式的经济环境中，很难形成波及范围较大的危机。因此，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现象，想要彻底消除经济危机，只能是消灭资本主义；第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这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的描述。过去的经济危机发生时，其表现形式与现在有所不同，或轻或重，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具有直接的联系。现在，全球发生的经济危机，表现出来为大众所看到的现象依然是商品的大量滞销，闲置的生产资料，企业、银行、商场的倒闭和破产以及激增的失业人员。伴随着这些现象随之而来的是物价的飞涨、信用关系遭到严重破坏，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秩序极度混乱，股票市场、证券交易等方面受到巨大威胁。这些现象背后显现出来的本质依旧是相对于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生产过剩，即生产的相对过剩。

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思考

2008年，一定是会被载入资本主义经济历史中的一年。这一年，美国首先爆发次贷危机（即次级房贷危机）。随后在资本主义国家大面积地爆发，并且经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传播逐渐波及世界其它各国，由此导致世界经济的疲软。这场经济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截至到目前，这次危机仍然是国际上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入手，我们可以看到，这场经济危机的实质仍然是生产的相对过剩。首先，在美国社会中，存在收入水平相差较大的问题，而社会中的中低收入者占总人口的绝大部分，这部分人需要安家的房屋，同时需要购入生活必需品，但是，由于收入的限制，导致其购买力匮乏。其次，社会范围内，大部分过剩的房产资源需要售卖，信贷中介在此时发挥作用，将购买者与购买物联系起来。此时，金融机构充当了无担保的中介。但是由于社会购买能力无法满足房产的过剩消费，加上货币链条的中断，最终导致美国信用危机的爆发，不但冲击了国际金融领域，还冲击了国际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是从这场危机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们在这部书中找到了自己想到的答案，并为降低危机的可能性后果努力着。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代表国家，我国在2008年或多或少的受到了这次危机的影响。如何利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来更好的解决危机后的问题，成为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第一，缩孝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公平正义，提高社会实体购买力。这是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点之一，因为只有让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缩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由此引起的问题；第二，加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防范金融风险，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来解决，整个金融业应该从自身做起，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三，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出口依赖。我国是一个出口依赖略显严重的国家，这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对我国的冲击巨大，所以，只有切实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竞争力，才能在发生经济危机时平稳度过，免受巨大损失。

参考文献

[1] 周雨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J].决策参考，2006.

[2] 顾海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当代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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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于什么？长期以来，对于此问题的探究一直是理论界最困难，也是争议最激烈的领域之一，时至今日仍无确切定论。自机器大工业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经济危机史，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对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破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挥之不去的顽疾。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面对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爆发，作为全球增长的“中流砥柱”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亦面临重重压力，想置身于危机之外似乎愈发困难。因此，对经济危机成因与根源的探究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

总体说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逻辑展开为基本线索，从分析商品矛盾开始的。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胚芽，从而产生了商品和货币、买和卖之间的矛盾，形成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引出了资本总公式的矛盾，进而出现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矛盾，于是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矛盾，进一步表现为社会化大生产和价值增殖过程中资本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还表现为生产力手段发展的无限性和价值增殖目的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通过资本积累使矛盾不断得以发展和强化，使经济危机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从而敲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后丧钟。笔者认为，在经济危机的形成过程中，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利润实现困难、固定资本的周期性更新是经济危机产生的重要条件，也是研究危机成因与根源的关键。

一、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

（一）资本积累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和利润率趋向下降。资本家由于内在贪婪本性和外在竞争压力的趋势，必须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把剩余价值源源不断转化为资本，即资本积累。在资本积累的不断增进的过程是，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并在竞争中处于不败地位，必然会想方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努力降低生产成本，使得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例不断提高，同时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例不断下降。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同时意味着资本利润率的趋向下降。如果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对生产资料的追加速度大于对劳动力的追加速度，那么过去劳动的增长必然快于活劳动（即新价值）的增长，其结果便是总资本所带来的利润率不断趋向下降，反映在社会中就是各种商品的迅速贬值。

（二）利润率下降所带来的停滞和混乱。如果阻碍利润率下降的因素力量较小，利润率由趋向的下降变为实际的下降，那么就会带来更加激烈的资本竞争。在为利润剧烈地角逐过程中，规模较小、技术相对落后的资本便会因竞争实力不足而黯然退出市场，破产倒闭，成为闲置资本。进一步讲，资本的闲置或毁灭，造成了资本在使用价值形态和价值形态两方面的损失，表现为商品、劳务和要素价格下降，股市下跌，社会信用收缩甚至崩溃。

二、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利润实现困难

（一）对利润的无限追逐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逐源于资本贪婪的天性，甚至连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也深深打上了贪婪的烙印。资本积累不断驱使资本家无止境地追逐剩余价值，以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疯狂的贪欲中某得一席之地。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不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而是以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为目的，使得生产在客观上具有一种无限扩张的趋势，不顾一切而尽可能占领市场。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即社会的生产相对于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而言是过剩的。而这种有效需求不足则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贫困和有限的购买力，归根到底是由于他们在社会分配中获得的有限工资收入造成的。

（二）利润实现困难导致经济危机。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决定生产的扩张与收缩的唯一因素就是利润率。资本家完全不会考虑生产和社会的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求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力和购买力对资本的扩张与收缩没有任何影响力。而随着资本积累的增进，利润率具有下降的趋势，利润的实现愈发困难。当不断下降的利润率达到某一点，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达到甚至超过利润率的极限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不考虑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仅仅把刺激消费、拉动需求作为应对危机的手段，便没有击中经济危机的要害，各项政策和措施是难显实效的。

三、固定资本的周期性更新

（一）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暂时摆脱危机准备了物质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演进过程中，固定资本的更新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不断膨胀的过程中，由于供销都比较旺盛，无论是产业资本家，还是商业资本家都不愿意更新旧设备，扩张中的资本更不愿意转行到技术含量更高的领域。但是在经历经济危机的冲击后，面对随之而来的生产大萧条，加之社会游资充斥，利息率、要素价格水平较低，贷款相对容易，资本家在追逐利润的驱使下便开始重新谋划下一步的发展了。他们有的采购新的技术装备，有的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升级，有的转投利润率相对较高的行业部门。总之，固定资本的大量更新和投资带动了两大部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增长，资本主义经济再次走向复苏和高涨。

（二）固定资本的更新同时为下一次危机的到来创造了新的物质条件。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和投资，意味着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广泛采用，生产率提高，生产规模扩大，一方面持续推动着生产的社会化水平，促进了资本集聚和集中;另一方面，投资的大量增加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得资本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相对甚至绝对减少，造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贫富差距扩大，从而使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即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下降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当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再生产比例遭到严重破坏时，新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了。当然，固定资本的更新只是产生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而不是爆发经济危机的条件。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固定资本的更新是不会带来经济危机的。

以上所述，笔者分别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利润实现困难、固定资本的周期性更新等多方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和爆发的根源。总之，经济危机的演进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的各个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复合共同促使了危机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因此，只有综合全面地把握经济危机的成因和根源，才能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深层次矛盾，进而在面对西方国家经济危机冲击时能够有效预防和管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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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4.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7-0001-03

对于2007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国内外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本文旨在利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来剖析当前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揭示其实质，为世界各国更好地采取应对措施提供决策思考。

一、从主流西方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危机爆发的原因

1.美国次级贷款本身的缺陷。次级贷款是美国住房贷款的一种，是针对那些信用等级或收入较低、无法达到普通信贷标准的客户所提供的一种贷款，这种贷款通常不需要首付，只是利息会不断提高。从定义中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次级贷款的先天不足。首先，它的发放对象是那些信用等级较低和收入较低的借款人，是借款机构在还款来源上无法确认；其次，这种贷款通常不需要首付，极大刺激了贷款购房的需求，形成市场需求的假象，从而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最后，贷款偿付保障不是建立在客户本身的还款能力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假设之上。在房市火爆的时候，银行可以借此获得高额利息收入而不必担心风险；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户们的负担将逐步加重。当这种负担到了极限时，大量违约客户出现，不再支付贷款，造成坏账。此时，危机的爆发也就成了必然。

2.过度的金融创新。人类从创造外汇期货这个金融衍生品以来，从未放弃过金融创新，而美国更是全球金融创新的领头羊。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衍生品的杠杆作用为投资者带来丰厚收益的同时，也成倍地放大了风险。以此次经济危机为例，就引起此次危机的美国次级贷款数量而言，是不足以引发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次贷危机之所以变成了金融危机，最直接的因素是美国的依托次贷产品的金融衍生品的数量远远大于次级贷款本身，并在华尔街的包装下，一层层地卖给了各种金融机构，从而加快了次贷危机向金融危机的演变，也加速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全球蔓延。

3.政府的越位及缺位。政府的越位主要表现为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中政府的过度干预表现在：第一，次贷是美国证券交易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产物；第二，美联储主动推动了OTC等金融衍生品的发展；第三，华盛顿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协同金融机构利用金融创新支持次级住房贷款；政府的过度干预间接推动了次贷危机的发生[1]。

如果说政府的越位是政府过度作为的话，政府的缺位则更多是政府在该有所作为的领域无所作为。1980—19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法案，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美国政府一方面大大减少了对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管制，允许商业银行涉足证券市场；另一方面允许私人金融机构涉足以前只有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才能经营的业务。这样，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被吸引从事投机性业务。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房地产市场次级贷款何自由按揭所支撑的证券以及其他的所谓创新不断增加，而其规模和数量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私人机构围栏追求高额的利润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是房贷标准不断降低，各种风险防范机制也得不到有效的执行，最终酿成次贷危机，成为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导火索[2]。

4.美国人的透支消费观念。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美国成为头号世界强国，美国主流社会的生活价值观发生了改变，由勤俭节约型向奢侈浪费型转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逐步走出滞涨的局面，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来自全球的资本和劳动极大地扩张和增强了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使得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房贷、车贷、信用卡的出现一方面为美国人奢侈的消费方式推波助澜，另一方面也促成了美国人“消费未来”的养成。但是这一模式是建立在流动性充足、资本持续流入和资产价格不断攀升的基础上，一旦产生外部冲击，经济波动即无法避免。

以上观点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解释了危机的成因，虽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这些解读只看到了危机的表象，并未揭示其实质，因此很难令人信服。笔者认为，分析经济危机的根源最终还是要回到马克思，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才能给出科学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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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是指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或者整个世界经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不断收缩，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回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从1852年第一次经济危机在英国爆发以来，每隔一定的时间，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就要爆发一次经济危机。然而最近的一次经济危机，由2008年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金融海啸从美国波及全世界，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体系受到重创，世界经济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因此，重新阅读出版于1867年的马克思《资本论》，深刻思考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一、马克思《资本论》中经济危机理论的论述

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分析剩余价值的来源和实质时，提出了商品的二因素和劳动的二重性。同时在流通领域抽象的考察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事实证明，他的经济危机理论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1、揭示经济危机爆发的直接诱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了经济危机爆发的诱因是资本的本质属性导致的，即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同时，资本家作为人格化了的资本，表现为对剩余价值永恒的追求。资本家为了能够持续的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将获得的剩余价值在投入到社会再生产中，由此推动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逐渐积累，但绝大部分的资本是掌握在少数的资本家手里，而被剥削阶级却占有极少的资本。他们受到资本家的剥削，购买能力是有限的。这样，商品无法获得相应的价值补偿，造成资本不能有效地运转。这样便可能导致危机的爆发。

随着资本大量的投入到再生产中，企业的规模扩大，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总量超过了社会总的需求，商品卖不出去，大量的商品积压，大批生产企业减产或停产，资本家就无法向员工发放工资，或企业裁员，导致一部分人失业。这样社会的购买力下降，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相对过剩，即消费者有购买的意愿却没有购买的能力。这里所说的生产过剩是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说社会生产的商品显得过剩，而不是与劳动人民的实际需求相比的绝对过剩。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就是生产的相对过剩。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

2、对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的揭示

《资本论》揭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即生产力已经增长到这种关系所不能容纳的地步，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断社会化。它内在的要求各部门，各企业之间及生产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以使得社会的再生产能够顺利的进行。但是，由于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盲目的提高生产力和扩大生产规模，破坏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因此，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表现为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第二，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二、《资本论》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价值

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理论的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爆发的实质，对于当今的经济危机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同时对于我国应对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1.制度的选择。

经济危机的爆发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调和的产物，选择怎样的制度就显得很重要。我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这从根本上杜绝了危机爆发的可能。因此，我们因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也有矛盾。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完善上层建筑，是我国进行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正如党的十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决定，对我国的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扩大内需。

从经济危机爆发的逻辑思路：有效地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预期消费―信用违约―经济危机，我们可以看到有效需求的不足是危机发生的逻辑起点。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应依靠投资和出口转移到依靠投资、出口、消费的协调推进，在危机的大背景下，刺激国内的消费需求显得尤为的重要。通过改变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缩短贫富差距，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加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支出，建立和健全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良好的就业和创业环境。将我国居民的购买力释放出来，利用消费红利促进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3.市场与政府的有效地配合。

马克思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并不是万能的。1929―1933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4年就任后，采取政府干预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美国经济较快的摆脱了危机的影响。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把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三中全会最新提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正确的对待“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的关系，有利于推动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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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哈贝马斯危机理论重点不在于经济危机，他更无意于探讨经济危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他认为经济危机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合法性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危机形式，而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在哈贝马斯这里。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由经济基础转移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意味着，行政行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无法确立或维持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无法从社会文化系统汲取行政行为正当性的资源，无法对行政合理性进行论证。如果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做出论证，则必然会陷入合法化危机之中。合理性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却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机，是合理性危机通过社会文化系统的转换，是系统整合危机向社会整合危机的转换。“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10］社会文化系统自身的危机表现为动机危机，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与家庭职业私人性原则是最重要的动机模式，对政治系统与经济起着重要的维护作用。正是这两个模式遭到系统的破坏，形成动机危机，进而影响社会系统整合。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系统与社会整合密切相关，对社会整合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之间关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即受到金钱和权力这两种手段的控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各种社会系统以不同的机制和原则破坏了生活世界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出失调，规范结构无法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据，造成合法性危机以及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化。”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合法性危机必须追溯到对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为政治系统意义储备变得越来越贫乏。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需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和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11］因此，“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12］在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范畴中，“认同”或者说“承认”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危机”是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逻辑起点，“认同”则是其理论的落脚点。现代政治合法性论证的第一要义就是民众的认同原则，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同时，他对于合法化危机实质的剖析，也为危机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过交往理性的重构，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规范价值体系，从而消除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断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并且试图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探求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与解决途径，实质上是否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此也注定了这一理论的乌托邦命运。然而，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以社会系统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哈贝马斯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合法性危机的实质，以及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文化系统的干预等方面的剖析与阐释，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强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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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西方学者展开大量的经济研究，试图找到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措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发展的困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危机问题也做出了全面系统的科学论述，并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

（一）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

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进而会导致失业率上升，使得社会处于非充分的就业状态。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在经济发展中处于基础地位，她积极的探讨如何有效的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有效的消除非自愿失业。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文明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化大工业迅速发展，机器化的大生产促进了社会化的大生产，生产资料有资本家们控制，工人和无产阶级创造的财富被资本家们所掠夺。随着社会化的程度越大，它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越发的激烈，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能暂时缓解而不能根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因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高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会重新激化，导致经济危机再一次爆发。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处于危机、萧条、复苏、高涨这样的几个阶段，危机和高涨既是起点，也是终点。

二、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分析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每隔一定时间就要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经济的平稳运行，进入到21世纪，美国的经济未能及时的找到新的经济增长驱动动力。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开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的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房地产迅速的发展起来，为了促进消费，美联储大胆的进行了各种创新，尤其是在住房按揭贷款上面。2004年开始，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加速了通货膨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各种骤然的政策加剧了房地产的泡沫，从而直接引发了次贷危机。

（二）对当前金融危机的解释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马克思还指出，“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因而此 次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房地产泡沫引起的，但实际上却是由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所导致，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中国的应对措施

中国应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基础，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并积极主动的参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重建，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信心。

（一）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弊端也有益处。一方面，美国的金融危机也导致了世界经济的衰退，中国处于其中的一员，无法躲避大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如，大量的外国投资从中国撤资，致使国内吸收的国外投资减少，各国经济萎靡不振，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复苏，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的出口贸易受挫，出口贸易型产业面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出口国外受挫，但是国内确是未完全开采的大市场，而且也为国家政策调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次危机也为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力反思和汲取教训的机会，要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

（二）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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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危机频频爆发，而各国政府运用现有经济理论在不断干预市场来调节经济的过程中，却埋下又一次危机来临的伏笔，使得一个国家在不断的陷入经济周期的资本漩涡――政府负债增加，社会总体净值上升缓慢，贫富差距增大，物价以及汇率的极不稳定。在这些威胁中国家的发展举步维艰；同时，由于主导权力的不同型和财富意识的扩张，中国不但需要压制经济周期的震荡幅度，还要通过建立合理的价值评估体系来抵御金权入侵；最终为了国家综合实力增长明确价值创造的直接方式，将科学技术拉回经济发展的中心。

二、文献综述

《用马克思有关资本理论剖析金融危机根源》阐述经济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在以国家为主体分析的过程中，强调了政府意识的主导作用；《货币战争》在其论述过程中的历史事件多有待验证，但启发本理论中核心的思考方式；《对美国次贷金融―经济危机根源的再追思―中国是否有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中描述道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阐述生产过生为主体引起经济危机爆发全面过程，将经济危机作为事件性阐述如何管控；《经济危机成因、克服依据与中国发展途径》中描述了经济危机的生产过剩为相对生产过剩，从经济结构失衡、消费生产矛盾和政府策略失误角度阐释经济危机成因，多以理论为中心；《符号货币制度与经济危机：机理、根源与对策》中对经济危机中货币作用的阐述强调货币发行以及三大利益主体之间的目标，由货币的价值背离模型说明经济危机成因。

以上文献中对货币与国际政治关系之间的阐述，仅限于政体意识操纵经济变化，对于经济危机现象的形成过程解释不足。集合以体系为中心的观点，以《资本论》为指导阐述经济危机，就事论事，缺乏对经济危机频发解释，也无法解释经济危机不可消除的根源问题，尤其是前人的研究仅限于在理论研究中的贡献，缺乏可操作性。

笔者经过对前人知识的总结、经济危机发展过程的关注，将经济危机回归系统分析、罗列经济周期与经济危机的关系，为缓解经济危机探索可操作的方案。

三、国家法定货币形成与国际间货币关系

（一）银行券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以金银为主体时间最长，早期在欧洲有金匠银行家的诞生，为货币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起初，人们因为大量黄金在外出行动时十分不便利，而且不会保养，为防止黄金的成色改变与质量因磨损而减小使财富缩水。于是将黄金交给金匠银行家贮存起来，银行家开出收据，并且收取一定的保管费用。当客户需要提取黄金时，递交收据提取黄金。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人们发现没有必要每次由买方兑换黄金后交易，由卖方将黄金交给金匠银行家再贮存起来，这个过程太过繁琐，于是所有交易的媒介从实体的金银转变成贮藏收据――银行券。

（二）国家货币形成机理与货币发机制

由于银行券的具有支付手段流通，银行家们便发现平时兑现黄金的人越来越少，索性就多开出一些银行券，对外进行放贷收取利息，当贷款者还贷时不但交付收据还要支付部分黄金利息，之后销毁这些多余的银行券，由于银行券数量不多，也不会引起外界怀疑。这样银行家们不但可以盘活这些黄金，还可以稳收利息。为了扩大自己的收益，首先要提高自己银行券的适用范围，他们必须不断吸收更多存款，为此以前收取贮藏费用变为现在的支付利息给储户，一方面扩大放贷规模，另一方面扩大银行券的流通范围。

这里我们可以将银行券当做一般商品对待，假设一个国家仅有两家银行，两家银行的银行券在消费者眼里属于两种替代品，哪一个的适用范围广，哪一个效用就高，针对于这两种银行券，我们可以谱出一组无差异曲线簇，人们的财富收入便成为预算线，可以勾画出一个人财富的表现形式如图1，C点便是均衡财富表示方式。而当其中一种银行券认可度达到一个国家的范围时无差异曲线会无限趋近于这条财富预算线，即无论财富收入为多少时，其中一种银行券的持量变动会改变人们效用，而财富将以另一种银行券表示，此时这种银行券就是财富的具体表现形式，人们的效用便不受其持有数量的影响，从商品中独立出来，这时人们的收入预算线便由这一财富代表表示，因此这种银行券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原本的图像的一个坐标轴变为价格，而另外一种银行券也可以是任何商品，原有的无差曲线也变成不同收入条件下的需求曲线，表示财富得银行券就形成了国家货币，而这一标志性事件就是政府接受人民上缴这种银行券作为税赋，这就是国家货币的诞生。

其次最重要的便是货币的发行机制。国家货币的发行机制在现今社会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美国式，以国家债务为核心价值，货币发行中具有政府的债务抵押，信用来源于国民税收的抵押，私有银行发行国库券，政府无法自主导向型控制货币政策，利率的变化不可控制，使得“剪羊毛”事件频频发生，代表国家有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等；第二种是中国式，政府掌控中央银行与货币发行机构，其货币发行以社会总资产为价值基础，是更贴近于贵金属货币的货币体制，但在政府主导干涉市场的形势下，民间企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领域会因为权力寻租受到严重阻碍，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如图1）

（三）货币战争关系

1812年，在法国伟大的军事统帅拿破仑・波拿巴曾经率领法国57万人组成的远征军进攻俄罗斯并且从俄罗斯惨败而回。英、普、奥等欧洲大国看到法兰西第一帝国元气大伤的局面后，迅速组成第六次反法联盟。尽管滑铁卢战役是威林顿勋爵大获全胜，却让整个英国沦陷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里，由于他们持有巨额英国债券，因此成为英国最大的债权人，伦敦银行也就成为他们掌控之物，这便是金权逐渐掌控了政权的例子。

其次，以现存最发达而国家美国而言，总统并没有这样的权力来制造出世界级规模的经济危机。其一，这样的决策需要大量资金，首先要通过议员的统一认可；其次，美国是多党执政，存在这样的想法，对于一个党派来说十分危险，并且政治由于恐惧内部动荡，所以其妥协性在法治条件下更加凸显，从侧面论证霸权主义的政治性的错误，经济危机背后是否存在机构和个人主体推动，这种推断过于偏激，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无论主体的行为是以何种形式出现，其行动的方式依旧是遵循财富意识的指向，由于财富也可以通过有价证券在世界上任何地区被聚集起来，因此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正常盈利目的也是构成这笔财富统一的关键。

（二）金权与政权的对立统一

当今社会体制依据世界体系理论所阐述的一样分类为中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而划分依据并不是十分明显，在这此笔者将两种权力分开讨论。金权，以财富意识为主体意识所支配的权利与实施行为的权力，这种权力绝对理性，符合经济人假设；政权，以政治领导者或集合为核心意识所支配的权利与实施行为的权力，这种权力伴随一定的人文关怀，会因为人际关系方面限制发展缺少理性，近似于社会人假设。将两种权力从一个集合分离开来会有一方权力为主导支配另一种权力，但在现实中这两种权力又通过相互寻租的形式融合起来影响社会，因此笔者将两权分假设出一种极端如图2所示：

左面端点是指完全金权控制下的社会制度，右面端点是指完全政权控制下的社会制度，而由于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将这两种权力极端化控制，因此所有国家都会坐落于这条线段之上。由于当今政治体制来分配，在一国多党制的形式下，依据管理学原理中：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以金权为主导的国家为例能够统一控制多个党派权力并从中协调只有金权主导政权的条件才能够实施，美国正是如此。在中轴时，金权与政权均衡权力，这是一个国家最健康的社会体制，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其次，由于政权存在领土内的排他性，也注定小政权之间的相互融合必须伴随两个政权中的其中之一的灭亡。而金权存在共利性，所以在相同目的的驱使下可以产生融合，所以金权主导的国家其权力通过金权融合，是权力增强，故处于中心国家的范畴。

就现阶段的国际形势比对下，中国正处于半边缘国家范围，但就权力分割而言，是相对与其他国家而言更健康的体制，因此没有毁灭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金权渗透会使得政权掌控力削弱，也会形成经济危机，因此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依旧需要提防经济危机。

（三）经济危机运作模型

现在对于经济周期这一系统给予如下解释，如图3，所示，经济周期也起始于货币流量扩张，当巨量财富在市场上进行低息放贷时创出大量的流动性，货币作为生产要素之一，低息无异于降低企业成本，这样企业可以扩大生产，企业股价上升；但是，由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增加，短期收入没有上升而CPI上升导致需求量会受到限制，从而引起的产能过剩，最终由于无法将这些剩余的产能变现，当债务到期时就会导致债务偿还出现问题，由于债务风险上升，其利息会随之上升，一些弱小的企业会出现短期流动性缺失；由于缺失流动性引发企业重组债务清算的渡劫时期――即经济危机降临，会产生优质企业的低价时期，此时巨量财富再度出现，大举收购这些优质资产，将流动性重新投放市场，使自己持有的资产增值，便通过这一机制形成的“剪羊毛”循环。

假设在没有巨量财富进行牵头的条件下，以财富主体自由运行时，由于风险性的不定性，分散财富量主体的投资方向有不定性，无法形成爆发式价格浮动，并且由于羊群效应，在无牵头条件下，分散的资本不会有规律性的进行规模式资产收购和流动性释放，而且绝大多数人由于对金融知识的缺乏，他们的财富会囤积于银行，又因为银行的性质，这些财富在保证了每日正常流动性的同时，成为银行的资产，由于银行经营的性质，银行进行放贷的过程中就无意间将这些财富的意识压制性表现出来。产生出相对平和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交替循环，周期也会随主要投资方向的生产周期来变动，而相对平稳的是商品价格和人们的财富量。因此可以证明市场上存在一笔巨量的财富集合，在不断的通过购买有价证券来放款货币的流动量，使自己的非货币资产增值，在繁荣阶段引起人们的投资狂热，随之抛售高价的弱势资产来侵吞财富，同时形成了经济危机。（如图3）

五、经济危机控制机制

（一）突破危机运作环

经济周期存在四个环节中由可控意识主题介入，打开这一锁链的循环是突破这一循环的关键，首先要明确，经济周期不可完全消失，只能熨平其波动幅度，因此选择进入环节十分重要。

对比介入四个环节，在经济低谷时介入，是控制短期货币需求量，防止流动性过量，主要方式是提高市场利率，这会使企业的发展与恢复受限；从经济繁荣阶段介入方式是由政府机构通过政府购买行为，吸收剩余产品，是凯恩斯主义最典型的理论即赤字财政干预市场，这使得政府赤字激增，未来的政府货币需求量增加，通胀危机不能根治；若从经济复苏阶段介入，则强制抛售有价资产，压制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创造社会流动性不足，引发失业率上升；在危机阶段介入，便是收购企业资产，以跟价优惠的政治条件与巨量财富进行竞争，收购优质企业，创造政府的收入渠道，一方面缓解货币流量需求，另一方面防止货币流量剧变。

因此，在经济危机时段切入对经济周期的干涉，可以以低成本的方式削弱经济周期的幅度，而剧变性的货币流动状况也被有效压制，在经济运行的下降过程中，便不会出冲击性的经济危机。

（二）建立价格价值财富评价体系

首先我们在寻找到熨平经济危机的介入点时，中国式货币发行机制的国家如何预防经济周期中剧变的货币流量产生，这便需要先建立一个立体化的商品循环的价格体系，通过这一体系规划一种全新的评价机制，来解析财富本质以及企业效益的真正意义。

首先将商品的价值与价格完全剥离开来，我们便可以将最新的人口、自然资源、环境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体系结合，最终得出经济学需要研究的方向中并不包括商品价值问题，而是分配中剩余回馈的配置问题。利用系统论方式分析如图4所示：

第一部分这里我们将重新定义价值，商品的价值是成本的形成因素之一，在于它生产时实际消耗的物质、能量与时间，属于实物消耗，是实际被转化的事物，依照物质守恒，物质通过消费自然还原到原有形式，能量以熵的形式消散或者流转回自然界，而时间是主观描述事物变迁的一个元素，提供一个描述运动的变量，因此在消费后的自我分解和再生过程也形成了时间的回馈，这一部分统一定义为自然回馈，不需过多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要因此不用进行详尽分析。

第二部分将人类无差异劳动分解，则可以视为人类生产时投入的生物能量、时间和自我技术的运用，这里需要重新定义技术，技术不单纯指科技在此它还指代了文化、信息、技能、经验等。人类生产时投入的生物能量、时间在人们进食与休息时都以获得补充，因此将其归类于自然回馈；技术是主观投入的意识，为了区别于人力资本的特性，它包含了简单劳动的主观意识回馈，它是每一个有理性思维能力者都具有的特征，从正面或负面角度影响人们的偏好。其运行的规律是通过消费形成收入的同时，剔除自然回馈部分的支出，剩余收入由于无法通过消费某些产品来进行回馈，便形成了被积攒下来的财富――即财富的本质就是对人们技术在生产中的贡献所积攒下来的回馈。我们将这一循环定义为经济回馈，经济回馈所积攒的财富方式是当人们使用一次这种技术，便可以累积一次这种回馈，这样代表供给方的因素解释完毕。需求方则是效用为基础，一方面由技术提供的收入影响人们对商品的主观效用，另一方面，由于人的自我爱好，习惯的养成，节日文化的影响反映人类心理对效用的影响，这样便解释在节日或者特殊时期人们对某一商品的需求上升，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价格高。

阐述这一点是为了建立新的评价机制，将货币的通胀和紧缩因素排除后的纯粹国民财富的累积，这样可以直观现实条件下的货币与实体经济的对应状态。一方面通过对企业的实际财富累积做出评价并有效控制货币需求量的大小，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先进性直观评价出国家的发展水平。

（三）限制内生货币流动量

由于财富的共利性，在政权主导的社会体制下和容易受到金权的渗透，金权集合也会通过各种手段创造短期的货币流动性缺失。例如集合购买债券进行统一抛售，或者购买短期的合约提高远期合约的价格预期，并做空远期合约的对冲套利等等，会造成社会上信贷需求上升，在没有直观数据的检测下，短期货币的内生量会大于需求量，造成短期生产过剩，便会形成长期金融链条的崩断，使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增大。通过图4的体系建立起来的评价机制，可以更直观的看出借贷厂商生产商品所累积下的实际财富值，通过这一数值的存量来进行借贷（原有资产净值=新增负债量），可以保证债务的偿还，即企业健康的债务状况是所有者权益等于企业负债，企业投资收益率应当大于等于负债利息的一半，这样才能使得货币流通量得到有效控制。

金融业空前繁荣的今天，杠杆收购等活动会催生出很多打包的金融商品，将原有四散的财富集合起来形成规模，在经济危机后的清算时段同时出现，进行资产收购。首先这种收购有很大的投机性，基金在企业收购成功后很少长期持有，往往会伴随短期增值套利；其次获得短期收益最大；第三是保证贷款利息的支付。因此，以政权主导国家的国有银行应当与类似基金进行竞标性收购，将竞标方案中心内容放在企业复苏的方面，迫使此类基金将收购目的放在长期企业成长和复苏上。相对的，杠杆机制的融资周期可以适当加长，开设二级市场流通，以保证流动性。

（四）控制财政债务规模

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自由空间，如果政府干预市场过度，会使财政负担增加，形成赤字财政，在短期内增加国民消费与乐观的经济前景，但在远期的债务偿还上形成政府性货币需求量激增实质上就是货币需求转嫁，这也会为经济危机埋下伏笔。美国的“财政悬崖”就是典型范例，这就需要政府实施反腐行动、调整财政收入结构和控制政府放债规模。

但是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自我市场调节，因此，小额的政府赤字是可以接受，一旦赤字激增，金权便有机会切入政权，会导致政权的土崩瓦解，因此保证财政预算平衡也是必要的。一方面政府要保证社会稳定，在处理就业问题时放开部分资源，公平竞争的经营国有企业；其次，稀缺资源国家占有部分收益即可，不应当实施垄断收益以国民的保障基金为主要受益对象；在土地方面，不应当过多依赖土地使用权出售，应当以政府服务为中心，改变财政收入结构。政府也可以适当参与收购竞标，在收购一些资产的同时，为企业健康复苏创造有利的政治环境，使企业复苏过程中不断创造税收，也可以通过经营分红获得收益，这样便可以提高国家的绝对经济实力改变财政收入结构，未来房价也会平稳回落。

六、结束语

经济周期无法消失，因此经济危机无法根治，只有减少经济周期中的经济波动幅度，创造合理的国家和企业评价体系，将国家发展中心从原有的劳动力转移到知识科技创新上，在经济变化中认清财富的最源泉，防止由于短期的货币需求幻觉引来财富集合投放的货币流量激增，从经济危机的成因处遏制经济危机的爆发，让经济周期运营的更加平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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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彼得・L.伯恩斯坦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3]宋鸿宾.货币战争[M].中信出版社出版

[4]郭洪涛，李静.对美国次贷金融―经济危机根源的再追思―中国是否有爆发危机的可能性[N].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1

篇8

吸取生态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分析的合理内容,立足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理论上，本文笔者试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文化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加以揭示,以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启示。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其手段是分工的深化,其特征表现为利润最大化。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把握其生态危机的根源。

(一)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

    生产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包括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种生产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主体地位逐步让位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这是由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增长潜力有限，通俗地说,劳动者一天只有包含必要休息在内的二十四小时。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增长潜力不断拓展。降低劳动力价值的途径不外乎降低劳动者及其家庭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而生活资料价值的降低则寄望于其生产效率的提高。提高生产效率可用单位时间生产更多的产品数来诠释，当然也可用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时间缩短来表达。

实现生活资料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从生产生活资料的相关要素来人手。生产生活资料需要土地、水、空气等自然资源，需要科学技术与企业家才能。为了单位时间生产更多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所有者自然会大量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比如,在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表现为破坏生态环境去大量开垦耕地、破坏土地生态去过度利用土地;在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表现为破坏生态环境去大量开采水资源、破坏水资源生态过度利用水资源;在空气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表现为对空气物理性污染与化学性污染不断加剧。

可以想象，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技术类型已不断提升生活资料生产中对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其开发与利用程度。而且,在企业家组织与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生活资料生产中对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不断精致。显然科学技术与企业家才能投人到生活资料生产中促进单位时间的产品数增加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形成对土地、水、空气等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

这种过度开发与利用不断累积，势必形成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加剧，破坏生态系统正常的物质与能量的循环，导致生态危机。

(二)资本主义的分工深化

分工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反过来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前,分工发展比较质朴。.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分工飞速发展。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到来，资本主义分工深化不仅体现于生产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且体现于生产领域的日益拓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分工由国内漫延至国际。

分工拓展了生产领域。被誉为黑色金子的煤,其成规模开采与利用始于18世纪。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其成规模开采与利用始于19世纪。海洋资源内涵也不断丰富，海洋资源生产领域不断拓展。

分工促使生产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工业流水线又称为装配线，指每一个生产单位只专注处理某一个片段的工作。其起源于1769年英国人乔赛亚?韦奇伍德的埃特鲁利亚陶瓷工厂。韦奇伍德把原来由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的制陶工艺细化为几十道专门工序，每道工序分别由专人完成。这样一来,传统意义的制陶工被后来的挖泥工、运泥工、扮土工与制坯工等工匠所代替。制陶工场的工人按统一的劳动节奏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

伴随生产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生产部门同类企业逐渐分离、同一企业新部位逐渐产生。这些新企业新部门拥有专业化的机器设备，专业化的工艺流程,专业化的生产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当然，生产部门专业化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工业化初期，是从部门专业化、产品专业化开始;到工业化中期和后期,发展到零部件专业化、工艺专业化。

国际分工是各国社会分工的延伸和发展,是超越国界的专业化分工，是一国国民经济内部分工向国际领域扩展的结果。国际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有其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其社会经济条件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其自然条件指自然资源。随着资本主义分工深化，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提高了,在追逐剩余价值动机驱使下,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然资源掠夺不断加剧。

(三)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

资本所有者生产的唯一动机是利润最大化，由此构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重要经济根源。

利润是剩余价值转化形式,剩余价值是利润的本质。利润和剩余价值数量上是等值的，只不过剩余价值是相对劳动力资本来说,利润是相对全部预付资本来说。

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资本所有者会尽可能地降低生产成本。生产成本的降低无非从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两个角度来着手。从降低生产要素的成本来说,在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同时,会尽可能地使用廉价的自然资源。根据价值规律,自然资源的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为了降低自然资源的价格,势必不断增加自然资源的供应。由此，造成对自然资源不断地开发。自然资源是自然的有机组成,人为剥离的后果自然是扰乱生态平衡。

常识告诉我们，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不断开发自然资源,必定会有自然资源枯竭的时候。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开发自然资源的原则不是生态破坏最小化,而是利润最大化。“资本害怕没有利润和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丨0%的利润，它就得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样,幵发过程中为服从利润最大化原则,对生态平衡的扰乱程度势必更大。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交往中，掠夺自然的触角已由国内伸到全世界。这样,原来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能源短缺和资源枯竭问题正波及全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问题。

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决定性方面，它决定与支配着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其他根源。当然,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其他根源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无疑也产生着影响和作用。

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又一根源。解读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需要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W75对此，我们应简单回顾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尽管今天资本主义制度面临质疑，但当年资本主义制度的的历史进步性无疑是巨大的。这一点，可从马克思的论述来理解，“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的精髓是政府履行“守夜人”的角色，让市场自由活动。亚当?斯密反对国家干预市场自由活动,指出:应当听任市场自由活动,如此“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他认为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应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而且是僭取市场主体的权力，“是再危险也没有了”。

但是，在不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理念指导下,经济生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激发了人们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

凯恩斯主义在如此背景下产生,它深人地影响了资本主义制度。凯恩斯主义的精髓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市场力量部分让位于政府力量。[力12在凯恩斯主义理论指导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

但是,资本主义“对使用行政计划来确保资本运作的需求在不断增大”,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则要求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界限,禁止对资本主义矛盾有计划地加以协调。”“由于国家已经卷人生产过程，因此，它就改变了资本实现过程本身的决定因素。在阶级妥协的基础上，行政系统获得了一种有限的计划能力。这种计划能力可以在通过形式民主获得合法性的架构内，用于被动地避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维护集体资本主义的利益一方面与个别资本集团的利益发生矛盾和竞争,另一方面与各种大众集团以使用价值为取向的普遍利益发生竞争。”[4]65由此,构成资本主义合理性危机的一个原因。至于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人系统”。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危机，孕育了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如此情形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统治不再以价值规律（雇佣关系）这样一种匿名方式来进行,实际的‘权力格局’直接决定了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正因为如此,国家必须对这种‘权力格局’的正当性作出证明--证明其干预行为具有某种正当的规范基础”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作出论证，由此构成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身处合法性危机的资本主义,不得不倾向于采取非政治性的社会补偿政策来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当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人民许诺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财富的同时，人们对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一种习惯性期待。在资本主义国家试图不断弱化群众的政治意识过程中,必须不断向外扩张、对自然界进行无节制地开发。可想而知,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和有限的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

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是控制自然的观念、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的异化。

(一)控制自然的观念

人类进化过程中,人与自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始朦昧时期,人还没有自我意识，人与自然天然浑成。随着人类的进步,人与自然关系在统一中呈现比较强烈的对立性。

尤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对抗自然的能力也在显著提高。在与自然对抗中，人类逐步产生控制自然的观念。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就把控制自然的观念理解为生态危机的最深层根源。他明确指出: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千百年流传下来，厚厚地积淀在人们头脑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而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也正在于改变人们原有的控制自然的观念。

在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作用下，人类工具性地对待人之外的存在物。由此，人和自然的关系只是一种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人们习惯于从实用角度理解自然界和处理这种关系。从历史维度来看,控制自然的观念虽然鼓舞人们相信人类可以根本改变生存的物质条件,但同时也使人类利用自然力的性质发生改变,产生了消极方面的影响。莱斯认为,这种负面影响体现在人们把全部自然（包括人化自然）作为满足人贪婪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用,从而威胁着一切有机生命的供养基础、生物圈的生态平衡。

(二)消费主义价值观

消费主义价值观同当代生态危机有内在的联系。消费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一种主张消费至上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它设想人们把消费当做人生的最高目标，鼓励人们拼命挣钱、及时消费。

显然，这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人类经济活动基本形式的生产与消费关系是，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的需要，消费的目的是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这就是说，消费的目的不是个体的穷奢极欲,也不是一代人的奢侈浪费。

消费主义价值观尽管是错误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末日心态下不断蔓延。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引导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然生理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被现代文化刺激起来的表现欲望。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把物质消费活动作为获得满足的唯一形式，当代西方社会势必要把如何保证物质条件作为关注的中心。这些物质条件的保障既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势必掠夺自然、导致严重的生态破坏后果。在高生产、高消费的经济模式中，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势必产生大量的生产废品和生活垃圾，加剧生态后果的严重程度。

(三)科学技术的异化

今天,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的影响日益巨大。科学技术首先是以观念形态呈现出来的。无可质疑，观念形态的科学技术投人到社会生产中,表现出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正是由于其巨大的作用力,它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其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作用也是巨大的。尤其是在资本家逐利动机下,科学技术成为了资本家掠夺自然环境的帮凶。人类生存环境破坏的严重状况，正是由于不合理使用科学技术。

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科学技术时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这是资本家逐利动机下的温和行为所致。而帝国主义资本以国家政权特征的逐利动机下所开发的核武器等反人类的科学技术产品则是科学技术异化的极致。

科学技术表现为人类发展的敌对力量，就是科学技术的异化。虽然我们不能把生态危机归因于科学技术本身，但是我们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谈论科学技术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异化的土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异化的必然结果。

四、启发

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目的是为了从中获取启示,避免我们国家出现生态问题，同时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上面的分析从侧面给我们一个理论依据: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土壤。确实，在成熟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生态问题,但在不成熟不是十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生态问题的温床自然很正常。对照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反思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存在的生态问题,我们应当加强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加强对市场经济的管控。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之本是其经济根源,而经济根源的本质不过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剩余价值产生基础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资本主义分工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利润最大化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不过是私有制基础上资本贪婪本性的表现。为避免出现生态问题，就要从所有制层次来着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充分发挥多种所有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但如此作为的前提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理想的国情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其历史合理性。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当中的积极作用。但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当中有失灵的时候，尤其是在生态成本外溢中更加明显。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同时，管控其对生态发展不利的影响。

(二)完善政府经济职能、完善政府公共职责保障机制、完善行政权力结构与完善政府自身建设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建立市场化的宏观调控体制过程中，增强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中长期规划的科学性和约束性。在强化宏观调控中政府的独立地位的过程中，增强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在建立现代市场监管体制过程中，确保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分工及其保障机制,建立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求的绩效评估体系和行政问责制度。构建行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集中解决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群众意见大、制约政府公共权力规范行使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建立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阳光政府、效能政府、廉洁政府、法制政府。

(三)扬弃控制自然的观念，摒弃唯消费主义价值观。人是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灵长动物，是人成其为人的进步。人来自自然，但不能凌驾于自然。人离不开自然，受制于自然。自然有其特定的发展规律，人类不能控制自然，更不能取胜于自然。“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同时，消费主义价值观为消费而消费，导致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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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全世界经历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已引发了不同程度的世界性经济社会危机，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爆发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能否用基本观点来对此次金融危机作出科学的分析和阐释?

在当代，要证明的科学性，根本上要从理论上科学阐释两大现实问题:一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和趋势是否验证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规律;二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现实和趋势是否符合的基本理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将产生两方面的矛盾:一是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二是资本主义由市场自发调节的运行方式与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会引起社会生产宏观上的比例失调，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因经济不能正常运行而爆发经济危机。

首先，运用理论分析当前金融危机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什么?金融危机的实质是否就是马克思所分析的生产过剩?答案是肯定的。从根本上说，正是生产过剩这一实质才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次贷危机是指没有购房能力而且信用程度又很低的穷人，在通过贷款买房以后无力偿还抵押贷款而引发的一种金融问题。为什么这种次级贷款最终会引发金融危机呢?这是因为次级贷款的对象是穷人，穷人是买不起住房的，要使穷人也能够买得起住房，就必须给他们贷款，有了贷款就能买房，就会对住房产生巨大的需求，从而刺激经济的发展。如果问题只是到此为止，也不至于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问题在于金融机构又把这种贷款通过一种金融衍生品，即“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金融市场上交易，也就是把住房抵押贷款权证券化，由此形成了难以控制的金融交易。这样，一旦在第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引起链锁反映，造成整个金融链条的断裂而引发金融危机。

在现代经济中，以股票、债卷和各种金融衍生品为主要载体的虚拟资本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虚拟资本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了资本不断逐利的本性;另一方面又导致了由此而带来的虚拟经济活动成倍扩大和虚假繁荣。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当前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实质，与所揭示的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必然与实体经济发展造成严重脱节，并不可避免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客观规律是完全吻合的。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巨大需求的假象使实体经济盲目扩张;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由此而爆发。只不过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实质，在现代金融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其表现不是生产出来的住房卖不掉，而是通过贷款已经得到住房的穷人无力现实地支付房款，即得到住房的穷人是通过信用方式来支付房款。因此，尽管从现象上看，生产出来的住房已经卖掉了，但实际上在实体经济领域中的生产过剩已经存在。当这种信用方式一旦发生了问题，其隐含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就显现为经济运行的现实矛盾，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现象上看是虚拟资本、虚拟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经济泡沫、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但根本的原因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过剩。

其次，运用理论分析当前金融危机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金融危机的发生是不是由于整个经济运行产生了比例失调，从而使经济不能正常运行?答案也是肯定的。当前金融危机的爆发说明，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由市场自发调节的运行方式必然会引起社会生产宏观上比例失调的结论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自由市场经济已经不能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行。市场自发调节的盲目性已无法适应高度社会化生产的计划性要求，尤其是市场解决不了宏观经济协调运行的问题，以及实现经济发展所必须要解决好的社会问题。高度社会化的生产使经济活动越来越细化，这也使各种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化，整个经济的运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要保证这一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不出现问题，决不是市场能够做到的。更何况这一系统由于信用和金融关系的渗入，以及信用关系和金融衍生品的市场化而变得更为复杂，现在进入市场流通的不仅是有形的物质商品，而且有无形的以金融衍生品为载体的信用关系，这又极大地加大了经济运行的风险性。当这一系统在其运行过程中，由于某一个环节，特别是金融环节上出现重大的问题，就会波及到整个系统不能正常运行，从而出现全局性的问题而产生经济危机。

在现代经济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高度货币化、金融化，使原来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比例失调，现在更多地表现为金融领域中的比例失调，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比例失调与金融领域中的比例失调形成一种相互影响的机制。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金融领域的活动得到缓解，即信用和债务关系可以通过创造需求来缓解实体经济的生产过剩。但金融领域的活动在缓解实体经济领域比例失调的同时，又把这种比例失调转化为金融领域的问题，特别是当金融领域的活动出现失控的时候，不仅使金融领域的矛盾不断突出，而且又会加剧实体经济领域的比例失调。即信用和债务创造的需求不是有支付能力的现实需求，而是把未来几十年的需求变为当前需求，并以这种未来需求为基点进一步扩大现实供给，这就使生产过剩的矛盾更加严重。原来实体经济领域出现的比例失调，现在发展为实体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都出现比例失调。所以，源自于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在通过金融领域的活动得到缓解过程中，隐含着使这种生产过剩进一步深化的隐患。在现象上表现为金融活动的失控，实质是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金融活动的失控和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相互交织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出现危机的一个新的特征。

当代全球金融危机充分说明，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仍然是我们观察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锐利武器，同时，也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理论指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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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2-0061-02

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它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局限性的根本表现。正如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尖锐地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美国当前金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两次大规模的危机。两次危机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危机发生的状况以及危机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二者必存相通之处，它们都是美国经济自由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虽然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尚未演变成资本主义全面的经济危机，但危机的规模、危机波及的范围、各国采取的应对措施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都可以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相提并论。

一、两次危机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两次危机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是迄今为止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的最全面、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在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经济是一片繁荣景象，1923--1930年间纽约股票交易所成交额翻了4倍，1925--1929年间股价翻了近3倍。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方面，技术革新和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推动了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和战后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局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然而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潜伏着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

美国当前金融危机源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和“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连续13次降息，在低利率的条件下美国房地产业快速发展，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扩大，不具备偿还能力的贷款人也获得了购房贷款，为危机埋下了隐患。自2004年6月起，美联储又开始连续17次加息，利率的大幅度提高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大幅降温，大量偿还不起贷款的人出现，房贷公司遭受沉重打击。随后引发一系列金融事件，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

(二)两次危机背景的相似之处

虽然两次危机发生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但二者却有相似之处：一是在两次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都处于繁荣的状态中，经济表面呈现出投资增加、生产扩大、股价上涨的局面。二是在经济繁荣的背后，都存在着经济比例失衡、贫富差距拉大、股市充斥大量泡沫等问题，这些矛盾的积聚，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三是危机爆发前，美国政府都采取了扩张性经济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化发展，助长了危机的发生。

二、危机发生的状况比较

1　两次危机发生的基本状况及特点。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始于1929年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股价的暴跌，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四”。它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各行业的萧条。造成社会中下层的恐慌。由于其表现出来势凶猛、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破坏性强的特点，因此被称为“大萧条”和“大恐慌”。在整个危机中，美国的工业产值下降了46.2％，贸易总额下降了70％，出现了极高的失业率，大量的生产设备遭到破坏；与工业危机交织在一起爆发了严重的农业危机，农产品市场经历了价格的暴跌，大量的农畜产品被废弃，众多的贫农、中农走向破产，美国农业生产者的人均收入从1929年的223美元降到了1933年的90美元，降低了60％；失业人数达1300多万，至少14万家企业倒闭。实体经济出现危机的同时引发了严重的信用危机，美国投资者在证券交易所内一周损失100亿美元。美国的这次经济危机波及的范围和持续的时间都创下了空前纪录，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4％，失业人数达到5 000万左右。

美国当前金融危机以次贷危机为前导。2007年上半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股市剧烈下挫，金融机构大规模破产倒闭。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以此为标志的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此次危机呈现出明显特点：一是美国国内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关系极为密切，金融业务相互交织、债务关系相互关联、链条不断扩大延展、风险交叉传递，一旦债务链断裂，就会不断出现连锁反应，并逐级放大，形成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二是由于金融国际化趋势的加强，各国的金融业不断开放，美国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出售给了其他国家，因此，此次金融危机又对全球资本市场造成强烈冲击。

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两次危机发生的状况各有不同：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主要发生于实体经济领域，表现为商品的供给规模严重超过了市场的有效需求，实体经济危机导致信用危机，并引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而当前美国金融危机主要发生于虚拟经济领域，它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诱因，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进而影响到实体经济。

2　两次危机状况的共同特征。虽然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两次危机发生的状况有相异之处，但是二者也具有共同特征：一是危机的传导速度极快，危机一经爆发迅速传导至相关经济领域，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各行业的衰退；二是危机的波及范围极广，危机从美国开始，迅速蔓延至欧洲、亚洲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造成全球市场的剧烈震荡；三是危机的破坏性较大，危机发生后，金融资产大幅缩水，社会生产迅速萎缩，产值下降，失业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少，消费力下降，造成经济下滑；四是危机的延续时间较长，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持续了四年之久，而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迅速消除的；五是美国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进行救助，以刺激经济，摆脱衰退。

三、危机成因的比较分析

(一)两次危机产生的原因――以经济理论为分析基础

1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能够更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由于资本主义竞争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存在，资本主义本身具有一种盲目提高生产能力和无限扩大生产规模的趋势，生产的社会化为扩大生产的趋势提供了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

增长已经超过了劳动者的实际需要，不是社会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一种相对过剩，是相对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出现的相对过剩。马克思从社会制度层面去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2　美国当前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虚拟资本的无限扩张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原因，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美国金融危机进行深入分析，能够进一步揭示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虚拟经济，它通过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的关系进行过系统论述。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本身没有价值，它们只是资本的所有权证书，是资本的纸制副本并不创造价值。虚拟资本实际上是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够给持有者带来定期收入的想象的或虚幻的资本。在正常情况下，有价证券作为资本的虚拟性不易被人们察觉，但是，一旦有价证券的价格暴跌，甚至成为一张废纸时，其资本的虚拟性就会明显的暴露出来。因此，虚拟资本的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经济的运动，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最终将催生泡沫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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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0；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6-0036-03

自2008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5年了，目前全球经济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虽然世界经济在各国政府的积极干预下，避免了更进一步的萧条，但是经济衰退的雾霾仍然笼罩着全球经济，经济复苏的步伐仍然举步维艰。全球性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资本主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各种矛盾和困境，这些现象证明了马克思的种种预见。因此，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实质和特点，以及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和信用在经济危机中作用的论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是我们防范金融危机的一把启关的钥匙。

一、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现代工业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大工业的发展，经济危机的产生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才会经常地出现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的现象——由于比例失调而带来的经常的动荡和痉挛”[1]。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资本的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因而使生产具有了无限扩大的趋势。在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发展中，伴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过程的加速进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增长的同时会相对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因而造成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赶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形成了大量的与生产力发展并进的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这些相对过剩人口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运行的蓄水池。可见，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生产发展的结果是一方面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得到强化。而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社会各个生产部门之间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比例，但是，在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条件下，各个部门之间的这种合理比例经常受到破坏，必然导致生产普遍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

二、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爆发的特征

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呈现出每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的周期循环运动的特征，而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这四个阶段就是经济周期循环运动的各个环节。在这个周期循环运动中，危机表现为经济周期循环的终点和起点，经济危机的这种周期爆发特征的物质基础是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因为危机的爆发意味着社会再生产的比例遭到破坏，而社会再生产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则需要通过大规模固定资本的更新。固定资本的周期更新必然引起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生产重新活跃起来，进而使社会再生产的比例重新得到恢复和调整，其作用机制是：作为社会生产的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生产部门通过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必然会引起其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需求增加，从而刺激生产资料部门的生产的扩大和发展以及工人就业的增加，由此又会带动社会生产的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生产的相应扩充和发展，这进一步重新激活了整个社会生产，进而达到新的经济繁荣阶段。所以，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为资本主义经济摆脱危机和萧条，进而走向新的复苏和繁荣创造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又为新的经济危机爆发准备了物质条件。这主要是由于伴随着固定资本的大规模周期更新，必然带来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创新，以及生产组织的改进，使得企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这进一步加剧了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大鱼吃小鱼”现象不可避免，从而使社会正常生产所必需的结构以及各产业间正常比例遭到破坏。当这种破坏作用造成社会总供给结构与社会总需求结构严重失衡，并且社会总供给量远远超过社会总需求量而造成大量的普遍的生产过剩时，新的经济危机便再一次爆发。可见，在固定资本周期更新的物质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循环往复地周期性爆发。

三、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加速器是信用制度的发展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表明，经济危机往往是在信用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程度的条件下产生的，信用对于经济危机的爆发起着加速推进的作用，这是由于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一方面信用制度的发展使得社会各个再生产过程加快了，因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信用制度为投机者提供了在一定限度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因而又成为投机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信用关系也不断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信用制度的扩大进一步推动了工商业的繁荣。因此，“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而“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2]。在信用的相互链条关系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资本循环受阻，再生产过程就陷入停滞和混乱，这种混乱和停滞会削弱与生产一同发展起来的信用支付手段，使信用链条关系遭到破坏，造成信用关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3]。马克思着重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大都是以金融危机为先导，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其再生产过程中一旦信用关系突然崩溃，必然会发生由信用危机导致的严重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强调指出，正是由于信用制度具有二重性，“使信用的主要宣扬者……都具有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4]。

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实证考察，在理论上充分揭示了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通过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强制地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得到缓和。因此，这种强制作用在使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得到发展的同时，必然使其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依靠对生产力本身的暴力破坏不断继续前进的，这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逃脱最后崩溃的历史命运。

五、启示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阐释，不仅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对研究未来社会经济形式产生的客观必然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必然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同样存在。在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市场机制越来越充分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周期性波动。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又一次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需要特别加以重视和关注的问题。因此，在当下的经济形势下，我们更有必要深入探索有关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并掌握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出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政策，避免由经济周期的剧烈波动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负效应。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物质基础同样是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为了避免经济进一步衰退，加强了政府干预，在各种干预措施中固定资本更新是其重要手段之一。从各国的经验和我国发展实践来看，在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时，要注重引导投资方向、控制投资规模、保证投资质量，使得固定资本更新在结构上更具有合理性，以避免国民经济比例的进一步失调导致的经济波动幅度的加剧。为此，我国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中，要以各种产业政策和建设规划为依据来引导资金的合理投资方向，以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比例平衡，避免在固定资本更新中的重复投资扩张而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甚至恶化。

3.信用发展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信用制度既是促进再生产的工具，又是助长投机和冒险的武器。投机者借助信用工具造成经济虚假繁荣，会引发金融危机，乃至商业危机和生产危机。所以，如果银行信用极度扩张，信用关系一旦遭到破坏，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再生产就会瘫痪，从而引起经济危机。因此，我们要加强信用监督管理，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信用关系遭到破坏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要以此为鉴，在充分利用信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限制其消极作用的影响。特别是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政府应加强对信用制度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的管理，加快完善金融政策、健全金融立法及融资体系的步伐，防止信用活动失控而出现信用膨胀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甚至危机，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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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金融危机背景下外贸企业的财务风险与对策分析

收录日期：2013年4月7日

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全球贸易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部分企业特别是外贸企业出现生产经营压力加大、库存积压严重、运营资金趋紧、盈利水平骤降等突出问题，企业的财务风险进一步加大。面对金融危机，我国外贸企业积极采取应对措施，调整发展战略，改善经营管理，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企业仍然面临投资风险加剧、财务负担加重等新情况新问题。为提高外贸企业防范和化解财务风险的能力，增强企业发展实力，保持企业平稳健康发展，基于金融危机背景下，对外贸企业财务风险的研究是值得探讨的。为此，本文就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外贸企业面临的主要财务风险及应对措施做了粗略探讨。

一、金融危机的实质及发展趋势

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是资本过剩。资本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发达阶段的必然产物。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比较强劲且持续时间较长时，资本过剩现象就会充分显现出来。近十几年来，美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因此美国的资本相对过剩现象就非常突出。美国的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美国庞大的过剩资本进行长时间和大规模投机活动的一次大暴露和大失败。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的转化是一个全面性与世界性的过程：第一阶段是过度消费型的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第二阶段是过度生产型的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第三阶段是过度资源供应型的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消费—生产—资源供应的因果链条将全面断裂。

二、金融危机对外贸企业的冲击

（一）我国外贸企业发展现状

1、以民营企业为主，企业规模小，素质较低，外销渠道不畅。以永康市为例，自营企业大多数以组装为主，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较小，技术装备差，研发能力弱，企业素质较低。截至2008年末，永康市享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企业有6，302家，而这6，302家企业中在2008年具有进出口实绩的只有3，359家，有近1/2的外贸企业没有开展过外贸进出口业务，企业“有权不用”的情况比较严重，而这些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主要原因是，外销渠道不畅，企业有权也没用。目前，永康市共有自营权企业680多家，民营企业占90%，多以中小企业为主，规模小。

2、出口以传统产品为主，高新技术产品少。从出口产品看，永康市仍然以传统的机电产品、轻工产品为主，主要有不锈钢制品、电动工具、摩托车及配件、汽车零部件、滑板车、小家电等系列产品，新兴的汽配（铝轮毅）、安全门等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且耗能大，易仿造。总之，永康市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多，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少，据海关统计永康市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还不到1%。

（二）金融危机对外贸企业的冲击。美国金融危机引起世界经济衰退，降低世界市场需求，使我国外贸企业受到严重冲击，订单减少、生产规模收缩，经济增长面临下行的风险。由于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高，据报道，我国GDP的40%左右是由出口拉动的。因此，在金融危机阴影的笼罩下，我国的外贸出口受到较大冲击。从目前来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金额急速下降最为明显，对欧盟、日本次之，而对拉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地区的出口金额则受影响不大。金融危机的扩散和蔓延，对我国外贸企业进口的影响也日益加深。

三、金融危机下外贸企业的财务风险

（一）人民币升值使汇率风险加大。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自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起，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19.25%。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率风险主要有两方面：人民币升值引发汇兑损失；人民币升值增加外贸企业出口量的不确定性。

（二）金融机构惜贷使筹资风险加大。我国的外贸企业属于流通企业，竞争激烈，由于很多企业的规模小，信用等级低，资信相对较差，很少有企业能通过发行债券或股票进行融资，只能从银行融资，融资方式单一。但是，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国内资本市场暴跌，受紧缩货币政策影响，各金融机构惜贷，外贸企业正常融资受阻，筹资风险大大加剧。外贸企业面临资金严重不足，形成了越贷不到资金，业务越无法开展，越不能开展业务，越无法贷款的恶性循环。

（三）金融危机使流动性风险加大。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范围内出现流动性危机。2009年上半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本外币贷款7.72万亿元，但大部分贷款投向体现国家宏观调控方针政策的基础设施行业，出于对风险的考虑，银行对中小企业惜贷，再加上企业产品积压、资金回笼慢，导致企业流动性严重短缺，现金比率过低，在巨大的偿债压力下面临倒闭风险。

四、金融危机下外贸企业财务风险的对策分析

（一）合理运用汇控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目前，我国可用于汇率风险控制的金融工具并不是很多，但只要合理运用、完美搭配就可以起到汇控的效果。主要的汇控金融工具有远期结售汇、掉期交易、根据不同国际结算方式采取不同的融资方式等。

（二）合理利用国际金融工具，规避筹资风险。自我国加入WTO以来，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陆续进入我国各大城市，可供外贸企业选择的金融市场也在不断扩大，各种金融工具也不断增加。但是，我们都知道机会是与风险并存的。筹资渠道的多元化，也给外贸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的财务人员既要熟知国际金融规则，又要合理利用国际金融工具为外贸企业筹集资金，还要有能力控制其带来的汇率、利率等各种风险。

（三）加强现金流管理，控制流动性风险。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企业未来的融资环境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外贸企业应实行稳健的财务战略，加强现金流的管理，保证企业有足够的流动性，严格控制大额资金的流向，合理确定资产负债结构并推进资金集中管理，强化资金集中管控。此外，要高度重视巨额债务风险和应收账款管理，梳理本企业的债权债务和担保链，密切关注客户资信和现金流量状况，提前发现风险并制订处理预案，建立应收账款催收方案和逾期定期汇报制度等。

主要参考文献：

[1]财政部.关于当前应对金融危机加强企业财务管理的若干意见[S].财企[2009]52号.

[2]陈文芳.金融危机背景下外贸企业财务风险的应对策略研究.会计之友（中旬刊），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