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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泰语精读教学中的问题
在诸多泰语专业课中,《泰语精读》作为一门集听、说、读、写于一身的综合性专业核心课程,开设于大一下学期,共设4个学期,总课时324个,占全部专业课时24.5%。可见,对于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作用。在不断的教学实践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日益显露,经过认真反思和总结,主要有以下
几点。
1.可供高职层次挑选的精读教程教材匮乏。目前市面上可供选择的教材出版时间都在三年以上,大多数是面向本科层次,没有一套明确注明教授对象为高职高专泰语专业学生学习的阅读教材。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科任教师不得已摈弃现有教材,自己从网络上等一些途径找来资料印发给学生。虽然这样的做法有诸多好处,但也存在内容选取以教师自己的喜好为主,知识讲解缺少系统性和连续性的问题,对学生进一步深入学习造成了不便。
2.教学模式和方法有待改进和提高。由于本校泰语专业教师都是年轻教师,教学经验不足,科研能力也相对薄弱。在教学中,依然主要沿用自己在学泰语时老师教泰语的传统教学模式,知识的传授很多时候也局限于词汇、句子简单的讲解和翻译,造成课堂气氛沉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日益消退。
3.学生认识存在误区。(1)学习自主性不强。在该课程的实践过程中发现,无论是高年级的,还是低年级的,都存在为数不少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缺乏。这部分学生认为不懂的地方问老师和同学就行,不愿在查字典上花时间,抑或认为泰语语感和泰语语言思维的培养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能够形成,跟着老师学就可以了。所以,导致这部分学生泰语水平停滞,跟其他同学的差距越来越大。(2)学习方法不恰当。许多学生存在照搬学习英语的方法现象。如,记忆泰语词汇,喜欢在纸上反反复复写同一个单词,不知道将单词放入句子或短语中加以理解记忆;喜欢囫囵吞枣式地记忆词汇,忽视对词根意思的理解。(3)主观上获取知识的内容单一。由于本校是一所旅游学校,开设的诸多中文课程都与旅游息息相关,使得部分学生固执地认为,自己只要注重积累泰语旅游方面的知识就可以学好泰语,最后导致其实际语言运用能力低下。
二、针对泰语教学中问题的对策
解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才能行之有效地解决。
1.完善专业硬件设施,参照目前区内外开设泰语专业较早、专业水准靠前的广大高校的做法,建立以专业为单位的系一级泰语语言文化读书资料中心并对学生开放,以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扩展其视野范围。
2.加强科研,完善教材。结合本校人才培养目标,针对历届学生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认真研究现有教材的优缺点,在注重教材适时性、实用性、知识性、全面性与独特性相结合的前提下,组织编订符合高职高专学生更有效学习泰语的精读教材。
3.转变教学观念,丰富教学手段。(1)泰语专业教师在不断提高自己专业水平的同时,应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等理论知识,掌握现代教育教学规律,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思想,与学生建立起“互为间行”的融洽的师生关系。(2)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教学技术,将替代式教学策略、互动性教学策略与“知识本位”的主讲式教学方式通过现代教学技术完美融合,努力呈现一门趣味性与知识性相兼容的精读课,充分调动起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营造在轻松活跃的课堂中获得知识的氛围。
4.及时总结学习方法,拓展专业兴趣。(1)泰语,作为人类的一种语言,既有其他语言的共性,也有自己的特性,所以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应该灵活对待。积累词汇时,多用比较法、发散记忆法,比较不同字、词、句子的音调、字形、中文意思之间的异同,培养坚持朗读的好习惯,培养好的语感,养成看到什么就在脑子里用泰语翻译的习惯,训练泰语语言思维,不断跟身边的同学交流学习心得,谦虚请教,认真反思。(2)兴趣是自主学习的最好原动力。通过开展到对象国学习交流项目、与泰国留学生形成学习对子、参加泰语专业演讲比赛、介绍优秀的泰语影视歌曲等形式和方式,让学生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成为自主学习的主体。
总之,作为青年教师,在应对《泰语精读》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应积极面对,并力求解决问题,保证教学质量,使本校的泰语教学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高枫.高等教育学实用教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01.
[2]阳亚妮.对百色学院泰语本科专业建设的思考[J].学科建设,2013(10).
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发展,改变农村贫困落后面貌,必须得有好的领头羊,而这只领头羊就是我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干部队伍,也就是我们的村干部。村干部队伍是贯彻落实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中坚力量,面临着一些新形势不适应问题,因此如何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干部队伍建设工作,使之在推进和谐繁荣的新农村建设中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干部队伍现状概述
首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干部队伍结构方面,存在着队伍老龄化严重、低文化层次结构占主体、村干部报酬偏低的现状。以某镇村干部分布情况为例,50岁到60岁占51%,40岁到50岁占31%,30岁到40岁占18%,30岁以下为0,老龄化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干部队伍在思维能力、开拓创新精神、思想观念、身体状况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工作的开展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都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据调查,某镇共有21个村居,83个村干部,有大学文化程度的2人,且都是挂职,高中文化程度12人,其余都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文化素质低下严重制约了政策的理解执行能力,业务的开展能力,科技的推广能力。村干部报酬最高1000元,最低800元,在总工资里还得拿20%进行绩效考核。工资偏低,使得一些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同程度出现了"瘫、软、弱、散"现象,办事不积极主动,不积极求发展,求向上。其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干部队伍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安于现状、稳中求平安,组织协调能力相对较弱,服务意识薄弱等现状,村干部求稳怕乱思想突出,对本地经济发展缺乏长远目标,无规划,无整体认知,对外的新经验、新做法不是积极吸取,而是漠然视之,秉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平安是福的态度,开拓创新精神不强。
二、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干部队伍建设的相关举措
(一)改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干部的队伍结构。首先,拓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干部的选用视野及选用渠道,大胆启用年轻有为、政治觉悟高、廉洁自律、立志干事、懂得经营管理,有发展能力及开拓进取的精神,不怕吃苦、无私奉献且群众相信的优秀人才,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干部的选拨机制,可从到村任职大学生、经营大户、科技致富能手、复退军人、农村知识青年、外出务工返乡农民党员中选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干部,还可以面向社会、跨行政区域进行公开招聘,拓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干部的选用途径及选用领域,改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干部队伍的结构。鼓励、动员选调大学毕业生、机关干部等到农村工作锻炼,服务于农村建设,以磨练意志、增长才干,在农村建设中施展才华。其次,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干部队伍的培养机制,支持并鼓励村干部参加高等院校、电大、函授、自学考试、党校的学习,提升其学历,并加强教育培训工作,通过不断改进培训方式,更新培训内容,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以提高教育培训的成效,尤其需要加强对集体经济相关政策及科技知识、市场经济知识的培训力度,提高其科学管理及驾驭市场经济的水平,引导村干部在信息、技术及服务等方面下工夫、求实效,充分发挥村干部在农村集体经济中的示范带动作用,以更好地应对当前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2017)03-0022-01
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村社区的全体成员享有共同的劳动果实,通过共同劳动,获取共同的生产资料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之下,许多农民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经济组织,大大提高了收入。r村集体经济中的三资管理是确保农民发财致富的基础,也是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保障。因此,高度重视三资管理,可以促进农业经济体系的完善与创新。
1 农村集体经济三资管理现状
农村集体经济三资主要指的是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资金,统称为三资管理。三资管理与广大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不断变化,农村经济建设也面临着全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摆脱传统的观念,迎合时代的发展[1]。这也就意味着三资管理的价值在经济与社会的转型之下得到了进一步体现。而且各地对于三资管理十分重视,尽管如此,还是会有很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大大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农民的利益。
1.1 管理制度不完善
无规矩不成方圆。如果没有良好的管理制度,就很难提升管理质量和效率。不过,在我国许多偏远地区的三资管理制度并不完善,这样就会造成三资管理十分混乱。如果管理不完善,就会影响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农民的生活质量和收入也难以得到相应的改善。还有一些地区的管理制度虽然已经建立,可依然不够完善,比如管理呈粗放式,或者干脆不按照制度开展管理,这样就无法保证三资管理走向合理的发展轨道。
随着国家经济体系的不断健全,传统的三资管理制度逐渐落后,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随着问题越来越多,各种管理漏洞接二连三显示出来,三资管理的发展现状十分尴尬。从管理人员角度来看,相关的管理人员缺乏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这样也会造成三资管理的问题越来越多。除此之外,相关法律法规也不完善,三资管理就会呈现出更加混乱的局面。在实践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相应的监督也呈现出十分疲软的状态,相关数据混乱,这样也会增加三资管理的难度[2]。
1.2 重视度不足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和传统思维的限制,许多三资管理人员的工作方式和思想均十分陈旧,不了解时代的趋势和发展,也不了解相关工作内容,无法认识到三资管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三资管理工作人员仅仅从事一些十分浅显、简单的工作,认为管理好集体的资产,将相关账目算明白即可,对待工作漫不经心,工作频频出错。由于缺乏专业的态度,不了解三资管理的真正含义,就会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影响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比如,因土地资源归属权缺乏明确记载,就会引起争端,缔造不和谐的气氛。
2 改善农村集体经济的三资管理现状
2.1 完善管理制度
完善管理制度是为了促进三资管理更加规范,实现科学化管理。三资管理的完善,将会大大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善居民生活水平。鉴于目前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需要从制度入手,能够真正约束、监督三资管理。制度要有可行性和实用性,并且要做到与时俱进,改善旧思想和旧观念,加强对集体资产的管理。为了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的三资清查工作,需要通过完善的制度和相应的监督管理制度进行彻底检查,不要错过每一个环节,建立明确的奖惩制度,使工作人员能够认真负责开展工作。制度的落实有助于明确集体资产的每一次去向,防止公款私用。每一笔交易都要有明确的规定,了解其用途,并做好相应的账目抽查工作。三资管理涉及到农民的利益,因此需要建立民主化管理制度,按照民主管理的原则执行各项规定,使三资管理透明化,公平公正。总之,完善三资管理制度能够确保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害,规范三资使用,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2 提高重视程度
三资管理需要高度重视,这不仅仅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利益,还关系到农村经济是否可以得到可持续发展。提高对三资管理的重视程度的关键在于改变原有的思想观念。三资管理人员要认真对待工作,了解三资管理的内涵与重要性,提高广大村民的思想觉悟,了解三资管理的深层次含义。只有了解三资管理的真正意义,大家才能齐心协力共同改善三资管理的现状,采取有效的方法提高三资管理的质量,使其不再拥有尴尬的发展现状[3]。
2.3 加强三资管理的重要性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村经济的飞跃,需要加强三资管理。首先,三资管理关系到农民的利益,是农民发财致富的保障,也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础。其次,三资管理关系到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的建设,为农民争取了更多的发言权,使农村经济不断适应中国市场经济所带来挑战。再次,加强三资管理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争端,使三资管理透明化,并能够积极推动党风廉政建设。由此可见,加强三资管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需要高度重视。
3 结语
加强三资管理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任务,由于其涉及到多方面的利益,因此,需要高度重视其管理质量。中国的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经济的发展速度逐渐加快,这正是农村经济大力发展的最好时机,抓住这一时机就需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由此可见,加强三资管理势在必行。通过改善管理制度,提高觉悟,重视三资管理的重要性,就能够带动全体农民发财致富,提高促进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的和谐。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30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1032049
1 农村集体经济的现状
农村集体经济是国民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较大比重,其中最关键的是三农问题,发展农业、农村、农民已经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1.1 审计工作处理困难
在农村的各项经营管理活动中,审计工作属于重要内容。严谨规范的审计工作既可以监督与管理农村的集体财产及经济活动,又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村级财务人员需要具备丰富的会计、审计方面的专业知识;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然而,部分村级财务工作人员不适应现阶段的发展要求,在理解与执行农村审计工作中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利于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管理工作。
1.2 村干部队伍的不稳定
近年来,农村干部中出现的人心不稳、转岗外流现象逐年增加,使当地的村干部队伍逐渐分散。农村的工作比较琐碎,一直存在面广量大的问题,再加上各方面引起的矛盾,使村干部的工作量不断加大,十分辛苦;工资待遇偏低,尤其是退职后的生活补助以及养老保险,无法满足村干部的退职后的生活保障,并逐渐成为农村长期存在的共性问题。目前,只有15%的村干部办理了相关的保险,仍有85%的村干部在退职后得不到生活保障,这将严重打击农村干部的积极性。
1.3 村集体经济状况参差不齐
农村经济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就是农村集体经济,也是村干部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只有保证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才能确保投资农村新项目和公共物品的资金。当前,随着农村越来越多的推行,使集体经济的发展出现良莠不齐,农村紧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自发成立各种形式的经济组织,有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进而提升农村的组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农村则将集体的固定资产变卖 ,这样虽然获得了短期利益,但是,固定资产一旦耗尽,就会切断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同时,在今后的新项目发展或添置公共物品时,因为资金的短缺而表现出有心无力,无法继续开展工作。
2 原因分析
2.1 村级财务人员在专业素质方面存在问题
通常村级财务人员主要来自于当地村民,其不仅需要担任农村集体经济管理工作,还需要兼职其他的政府工作,并已经成为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中一种常见现象,因为当地的农民对本地的资源非常熟悉且有经验,可以把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的整合和管理,但是,这些人员由于文化水平有限,缺乏专业知识与法律知识,因此,在处理一些矛盾纠纷时,经常无法保证其公平、公正性。
2.2 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多种问题
国家虽然非常重视三农,但在实际的发展中仍存在很多问题。国家政策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出现了政策不匹配的情况,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给予的扶持政策还停留在财政补贴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进而导致相关政策无法落实;由于当前市场经济发展比较迅速,且农民对市场竞争的意识相对较差,导致农民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同时这些变化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相对滞后的情况,使农民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竞争的理解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的加深。
3 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管理工作的有效措施
3.1 建立科学合理绩效评价制度
坚持实施村“两委”任期目标责任制和年度工作考核制 ,根据村人口、经济和工作大小确定报酬基数 ,并依据完成任务的情况按绩计酬 ,奖优罚劣 ,激励村干部有所作为;完善群众评议干部制度。量化干部考核内容和标准 ,每半年一次组织村民代表 、村民小组长 、党员代表、离职老干部代表等群众从政策水平 、工作态度、工作方法、办事效益、工作建设、团结协作、群众关系、廉洁奉公等8个方面内容对党员、干部的现实表现、做实绩进行评议 ,让群众评价干部优劣,决定村干部去留 。
3.2 提升审计人员的素质
审计人员在农村审计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提高审计人员的工作素养已成为当前审计工作的紧急任务。相关职能部门要制定合理的培训方案,对审计工作人员进行定期地培训,在开展培训工作的过程中,应当着重于培养工作人员的以下几个方面,应提升审计人员的政治理念水平;培养审计人员的良好的职业道德。
一、前言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全省耕地11745.15万亩,占全国总耕地面积9.72%,是我国人均耕地资源最富足的省份之一。2010年,全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7182.1万亩,粮食总产量突破千亿斤,达到5013万吨(1002.6亿斤),总量位居占全国第二(河南省粮食总产量5437.1万吨),占当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9.2%(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54页;《2010年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相关调查资料)。为我国粮食实现“七连增”做出了重大贡献。与产粮大省紧密关联,黑龙江农村经济总收入中,农林牧渔业收入是主体,非农业收入比重过低。2010年,全省农村经济总收入2873.72亿元,其中,农林牧渔业收入1587.3亿元,占55.2%,非农业收入的比重仅占44.8%,大大低于全国84.2%的平均水平。非农业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深刻影响着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方式及成效。为了解粮食主产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现状,探索其有效发展的途径,课题组在黑龙江省农委法规处的支持与配合下,于2011年6月上旬,对哈尔滨市阿城区及肇东市进行了调查(调查样本:阿城区、双丰街办及胜祥村、爱民村、椴树村;肇东市、昌五镇及一街村、二街村;海伦县前进镇双发村与六合村、共合镇共青团村、永和镇经建村,以及上述9村农户问卷23户,其中,有效问卷22户),获得了对东北粮食主产区农村集体经济经营状况和经营方式的初步认识。
二、村域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
阿城区和肇东市都位于哈尔滨都市经济圈内。阿城区位于哈尔滨市东南23公里,面积2445平方公里,总人口58万。2010年,全区耕地面积119.4万亩,其中,粮食种植面积108万亩(其中,水稻21万亩、玉米75.7万亩、大豆9.3万亩)。粮食总产量11.49亿斤。肇东市是国家商品粮和畜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它南距哈尔滨53公里,地处松嫩平原腹地,面积3905平方公里,总人口93万,其中,农村人口63万,耕地面积378.5万亩,2010年,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78.69万亩,总产量53.8亿斤,位居黑龙江省县级首位,全国县级第三位。
样本县域经济中农业比重都比较重。2010年,阿城区地区生产总值190.8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5.42亿元,占13.3%;农村经济总收入90.3亿元,其中,农林牧渔业收入21.9亿元,占24.3%,非农产业的比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达到75.8%,但是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0年,肇东市位居全国县域经济百强第87位,该市地区生产总值305.4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62.4亿元,占20.4%;综上所述,样本县域农村经济中的非农产业发展仍然相对滞后,这是研究样本地区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方式及状况的重要条件或经济背景。
如果,将村域经济主体分为农户经济、村级集体经济和村域新经济体(专业合作社等),调查发现:农户经济水平及农民人均纯收都不低,村级集体经济普遍比较贫穷,专业合作社等新型集体经济尚处在发育过程中。
(一)家庭经营第一产业和外出务工是农户经济的两大主要经营方式
在“双层经营体制”下,农户经济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一个层面。农户经营状况及其方式可以通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其结构指标而获得。近年来,样本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快速增长,阿城区从2006年的4768元增长2010年的8588元;肇东市由2006年的4101元,增长到2010年的7898元,2010年人均纯收入均高于全国(5919元)和全省(6210.7元)的平均水平。
深入到调查村的农户问卷得到:样本地区户均人口3.18人,户均劳动力2.27人,劳动力平均赡养人口1.4人;户均承包耕地面积26.14亩(人均8.21亩),加上“四荒地”及土地流转因素带来的土地变动,户均实际经营土地面积34.77亩(人均10.93亩),在22户农家中,承包经营土地面积最多的一家为74亩(人口4人),最少的一户是8亩(人口2人)。这一组数据进一步证明,黑龙江省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面积相对富足和成规模,一般情况下,通过土地经营即可基本保证家庭生活温饱需求。
农户家庭生产性资产已有一定的基础,问卷户平均每户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2.78万元,其中,生产性用房1.38万元,农业机械0.69万元,役畜0.57万元,其他0.14万元。从农户家庭经营方式看,家庭经营和外出务工是主要经营方式,家庭经营中又以经营第一产业占据对优势(见表1)。样本地区农户经济温饱有余、富裕不足或小富即安的态势比较明显。
(二)村级集体经济普遍贫穷,补贴、发包及“一事一议”筹资是主要来源
我们选择村域经济在当地县域经济中中等偏上水平的两个乡镇(街办)做深入调查,获知如下(见表2)。
2010年,阿城区双丰街道和肇东市昌五镇共21个行政村中,当年无经营收益的村11个,占总村数52.4%。根据当前农村村域社区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村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低于5万元的仍然属于贫困村,两镇(街道)当年经营收益在5万元以下的共4个村,占19.0%。当年经营无收益和收益低于5万元的合计达到71.4%,而50万元以上较高收益的村只占4.8%。样本乡镇(街办)村级集体经济经营的这种状况,基本反映了近几年来黑龙江省域内村级集体经济的总体面貌。据了解,2010年,黑龙江全省黑龙江省共有9033个行政村,当年无收益的村4496个,占49.8%,收益低于5万元的2207个,占24.4%,两项合计74.2%。
用阿城区、肇东市和海伦县村级问卷数据,可以获得更加详尽的关于村域经济基本情况以及村级集体经济运行的状况。
表3显示:样本地区平均每村有10.2个村民小组、6.1个自然村,701.3户、3154.8人,外来农户47.1户、人口174.1人,表明黑龙江省村域规模普遍较大,外来人口占到一定的比例。从村域劳动力就业情况看,村均劳动力1513.2人,其中常年外出665.6人,占44%,从事家庭经营的占56%。从业结构同样反映出农户经济的两大经营方式。从土地资源占有情况看,村均耕地资源15297万亩,其中,承包到农户的14452.8亩,占94.5%;村均机动地607.2亩;村均林地和山地面积547.6亩,其中集体统一经营31.1亩,占5.7%;村均四荒地资源55.6亩,可养殖水面12亩。从村集体经营收入看,村均18.7万元,其中统一经营收入0.5万元、占2.7%,发包及农户上交收入6万元、占32.1%,房地产租赁收入1.1万元、占0.6%,上级补贴收入7.8万元、占41.7%,单位扶持和社会捐赠0.06万元、占0.3%,一事一议筹资3.2万元、占17.1%,表明粮食主产区村级集体收入主要依靠三大来源,一是上级补贴,二是土地发包及农户上交,三是“一事一议”筹资。
(三)村域专业合作社等新型集体经济尚在发育中
近年来,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全省约四分之一的农户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合作社的生产经营中。目前,黑龙江省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1.43万个,其中,从事种植业的合作社近7500个,养殖业的合作社近4000个。在调研的9个样本村中,只有二街村的合作社有一定的发展,共有玉米种植合作社、蔬菜合作社、养牛合作社和蛋鸡合作社四个合作社,分别有100户、30户、30户、70户入社。
三、村级集体经济的经营方式
样本地区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方式相对比较单一,表3已经清楚地反映出,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方式单一,主要以土地发包经营为主,而集体直接经营较少,房地产租赁以及投资收益等经营方式,只在极少数村有。
(一)集体资源发包经营
集体资源主要是“机动地”、“四荒地”、砖瓦窑厂、可养殖水面等资源。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拥有这些资源的所有权、处分权和收益权,而其经营权则通过公开竞标的形式承包给农户或企业,发包价格随着市场价格变化有所调整,承包期限一般为3-5年,个别情况下也有承包20年的。收费方式一般采取中标农户或企业在中标第一年一次清,也有按承包年限平均逐年交纳的。正因为如此,样本村集体经济组织都拥有或多或少的“机动地”或“四荒地”等资源,但却只有不到50%的村当年(2010年)有发包及农户上交收入。案例如下:
胜祥村有“机动地”350亩,承包期限3年,承包费3年5万元,一次清;另外该村还有一个砖瓦窑厂,承包期限20年,一次性付款70万元,这些收入前些年已经用于村级公路建设,因此,2010年没有发包及上交收入。
爱民村有400亩“机动地”,承包期限3年,承包费3年共4万,分3年交付承包费,所以,2010年该村有1万元的发包收入。
椴树村有450亩“机动地”,按20年期限发包,2010年没有发包收入。
街村有“机动地”800亩,三年一招标,每年15万元承包费,因此,村集体每年的发包和上交收入比较稳定。
二街村共有“四荒地”1800亩,三年一招标,从2009年开始以招标形式发包,每年承包费27.5万元;另外有“机动地”200亩,同样三年一招标,每年收入5万元。2010年,该村集体经济仅资源发包收入就达到32.5万元。
上述案例告诉我们,村级集体经济资源的管理和经营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粮食主产区(非农产业不发展地区)村级集体经济的收入水平,只要抓住了这个环节,黑龙江农村及其相同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将实现较大增长。
(二)村集体直接经营
直接经营是指集体经济资源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生产经营、管理和收益,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行使管理权。众所周知的原因,自时期的社队企业至改革开放时期的村办企业,数次热潮数次衰落,不仅留给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留下巨额债务,而且给村组干部和农民群众留下严重的心里阴影――村集体办企业不可能成功,村办企业留下的不是财富而是债务,这种根据“历史经验”形成的否定认识,在黑龙江农村干部和群众中影响尤甚,我们所调研访谈的村庄中,无论是村干部还是农民群众,都对村集体办企业的做法持否定态度。昌五镇干部反映,该镇以前各村都有村办企业,后来都垮了。因此,在样本地区村集体几乎都无直接经营企业的方式,3个县(市、区)9个村的问卷结果,只有二街村集体直接经营饲料加工企业,年收入4.8万元。
(三)房地产租赁经营
房地产租赁经营,是乡村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乡村非农产业发展的伴生物,因此,与粮食主产区乡村非农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情况相一致,样本地区村级集体经济房地产租赁行为较为稀少。样本村中,胜祥村的冷库租赁,租赁期10年,每年有0.2万元房地产租金收入;二街村集体有20平米的街面房17间,每年租赁收入9.5万元。
(四)补贴收入
补助收入即政府转移支付,是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的财政等有关部门的补助资金。村级组织的基层治理职能和社区公共服务职能是县乡(镇)政府职能在农村的延伸,村级组织履行职能的报酬理应由公共财政支出。因此,应该把财政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助收入,看成政府必须支付给村级组织对基层治理和社区公共服务的报酬。在这个意义上,补助收入也是村集体的经营方式之一。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对村域社区生产、村民生活及社区公共服务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2010年,样本村平均,每村集体经济总支出14.3万元,其中,村干部及社区固定工作人员的工资4.8万元、村内各项务工补贴0.8万元、村级组织办公费用4.3万元、环境卫生及治安巡逻费用0.7万元、村民医疗社保及福利2.3万元、文体活动费用0.1万元、用于村域农业生产服务(沟渠路维修水电等)1.3万元(见表4)。在村域公共设施建设、村民福利等许多方面,公共财政的阳光尚不能完全覆盖,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依靠村级组织自己想办法解决,而村级的各项管理和服务最终只能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买单。
四、促进粮食主产区村级集体经济有效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一,黑龙江农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内在动力不足,村干部积极性不高。集体经济与村民利益关联度尚不够紧密,村民尚未意识到发展集体经济对农户个体经济和村庄公共服务的推动作用。
第二,就黑龙江而言,村集体可用于经营和开发的资产少、价值低。实行家庭承包后,土地、山林等大都承包给家庭和个人,农村税费改革后,家庭承包已不向集体上交收入;集体可以用来发包、出租的资产主要是一些机动地、荒山等,甚至,文章调研的很多村庄已没有可发包的资产,也就没有经营收入。
第三,就村级集体的资源管理而言,有的村集体资源发包期限过久,一承包出去就是10年或20年,一次性付费,结果不能根据市价及时调整承包费,也就无法增加村集体收入;就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的经营方式而言,方式较为单一。目前阿城区和肇东市村集体经济来源主要是土地承包款、集体资产租赁和补助收入等。但集体资产租赁等收入并不是每个村都有,相当一部分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机动地的土地承包款,村集体经济收入来源相当狭窄。
因此,要促进粮食主产区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发展,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大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宣传力度,使村干部和农民了解到村集体经济的性质、作用和其所能带来的利益,明确自己在集体中的相关权利和责任。对于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要给予引导、鼓励和扶持。
第二,加快推进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支持村集体在盘活土地资产和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方面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使农村集体土地尽快转化为发展集体经济的物质基础。
2、明确发展村级经济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新时期加快发展村级经济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民增收和集体增收为核心,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创新机制,加大投入,加强管理,提高素质,推动村级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具体目标是:力争年集体经济收入超50万元的村达到10个以上,农民人平纯收入达到6000元以上,3年内基本消灭集体经济收入空壳村,5年内全区90%以上的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到5万元以上,能够满足村级组织管理和服务的需要。
3、把握发展村级经济的基本原则。一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坚持从本村实际出发,因村制宜,充分发挥资源、区位、劳动力等优势,从能够引导广大农民积极参与、当地又能办得到的事情做起,积极探索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特色之路。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既要本着积极的态度,加强扶持引导,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量力而行。二要突出特色,民营为主。坚持“一村一品”的发展方向,以规模化、优质化促进农业的产业化。村干部在发展村级经济,创建村级经济组织和创办经济实体过程中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坚持民营经济为主体,学会运用现代企业制度,防止办企业穿新鞋,走老路。三要统筹兼顾,强村惠民。在发展村级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集体创收和农民增收相结合。村级企业和村级产业发展要尽可能惠及村民。
二、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加快村级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4、大力开展招商引资。依托村级特色农产品、土地、人脉等资源,采取走出去战略,从发展回归经济入手,做大村级企业总量。鼓励和支持集体、个体、外资等各类投资主体采取私营、股份、联合等多种形式,大力兴办以农产品加工项目为主导的优势项目。
5、加快发展特色经济。结合自身环境条件和资源优势,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经济。纯农业村要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生态、优质、高效种养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积极引进优良品种,培育地方特色品种,打造地方农产品品牌,在一定范围内形成有特色、有优势的农业经济带。具有一定规模特色或适于兴建市场,以及已自然形成初级交易市场的村,可以兴建农贸市场、专业市场,开辟村级集体的收入来源。地处城郊结合部、集镇边、工业园区附近的村,可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投资兴建民工公寓、工商企业配套储运设施、三产经营用房等,搞好对外租赁经营。
6、积极稳妥推进规模经营。通过土地流转,使土地向优秀企业集中,向农业大户集中,促进规模经营。在不改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按照“自愿、依法、有偿”的原则,积极创新多种流转形式,鼓励发展土地股份合作,吸纳农民个体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股权,把土地连片集中,统一规划,对外实行土地合作经营,实现村集体与农民共同收益。加快在各镇建立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为农村集体或个人转让土地、集体资产、资源承包经营权搭建一个公开的交易平台。及时农村土地、堰塘、四荒地、林地等资源承包经营信息,广泛吸引投资者,实现农村资源交易价值最大化。年先办试点,在取得试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再全面推开。
7、全面开发劳务回归经济。整合劳动、农业、科技等部门培训资源,充分借助农业院校、专家,农业企业,农村专业合作社等社会力量,加强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增强农民生产、经营和务工技能,加大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力度,力争年培训农村劳动力1.8万人,转移输出1.5万人。抓住内外环改造、园区建设和小城镇建设的有利机遇,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区和城镇集中,从事农业服务业和二、三产业,实现就地就业。要大力发展回归经济,广泛联系动员外出经商务工人员回家创业,为家乡建设和发展作贡献。
1.1、农村财务审计人员的专业素质不高
农村财务审计人员的专业技能参差不齐,工作方式不规范。不能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财务核算,账簿和凭证不全,审批签字混乱、账目不细化最终成了糊涂账和流水账。会计制度的不完善和不规范,容易导致财务信息的失真,还会产生村书记和主任两套账的现象。离任村干部的审计没有进行规范的工作移交,还会出现呆账死账。
1.2、农村财务审计制度和体系不完善
农村集体经济对财务审计工作没有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和体系,透明度不高,甚至有些农村的村干部身兼财务会计职务,透明度不高。财务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管理工作混乱,打白条顶账、小金库和票据管理不规范现象普遍存在。甚至出现村财务管理人员私设小金库、私人借贷和贪污公款等现象时有发生。
1.3、农村财务审计工作内容不全面,实施不到位
农村财务审计的主要内容是审计农村集体经济的收入、负债、折旧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经济效益进行审计监督。而现阶段审计工作只是针对财务收支进行核算,没有将固定资产增值和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审查范围。审计工作制度落实不到位,流于形式,对于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得不到落实整改,缺乏有效执法手段。这样违纪违法人员和现象得不到惩治,还有些财务审计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财务管理工作的混乱,村务的不公开化,缺乏有效的监督,也使财务审计工作精与搞形式,流于走过场,搞假公开或半公开。
2、提高农村财务审计工作质量和效率的策略
2.1、将财务审计工作摆到农村工作的重要位置
结合农村审计工作的实际情况,给予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支持。从机构设置、人员配置、工作安排等方面予以重视,增加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将审计报告纳入村干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和提拔聘用条件中,特别做好干部的离任审计工作,充分发挥财务审计工作的监督作用。
2.2、加强培训学习,提高财务审计人员的专业素质
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财务审计专业知识的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加强学习培养审计工作者廉洁自律、公平公正、恪尽职守、保守秘密的基本审计职业道德,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开展财务审计工作。有计划的开展业务培训,提高审计工作人员的业务技能,增强责任意识、提高财务审计工作质量和效率。同时,要加强培养审计人员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自觉接受广大农民的监督。
2.3、建立完善的财务审计制度和体系
构建完善的农村财务审计体系强化财务审计职能。各级村委会应成立专业的财务审计工作组,规范审计程序和模式、使审计结果透明化、有效的执行审计结果。有计划的开展季度审计、年度审计和村干部离任审计,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农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发挥民主协商制度,落实农民审计职能,科学、有序地推动农村财务审计工作,提升审计工作质量和效率。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7.36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7-86-02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建设用地和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的需求越来越大,同时,越来越多的农用地也被征收。国家政策规定,如果农民失去土地,用地单位要给予补偿,这使得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够继续不依赖土地收入而生活。但在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村集体所有,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不是同一个主体,由于土地产权模糊,而相关法律又不完善,这就导致了土地补偿费在分配过程中经常出现很大的争议和纠纷,面对征地补偿费这块“蛋糕”,究竟应该怎么来切,才能使所有权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使用权主体――失地农民双方都觉得公平和满意呢?
一、集体经济组织同被征地农民博弈模型的建立和分析
(一)前提和假设
我们可以把集体经济组织与被征地农民的博弈过程看作双方同时决策且互相清楚对方的收益,基本假设如下:
1.土地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所有制;
2.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按人口均分;
3.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经营权依法长期不变,这也意味着集体内部人均实际占有土地面积可能存在严重不均等;
4.将集体经济组织和被征地农民都看成理性的经济人,他们的决策目标都是使自己在博弈中获得最大利益;
5.P1、P2分别表示集体经济组织和被征地农民选择合作的概率;
6.αi、βi、γi、δi为实数(i=1,2),其中αi为集体经济组织选择不合作策略时的效用,βi为双方共同选择合作策略时的效用,γi为双方共同选择不合作策略时的效用,δi为某一方选择合作策略时的效用。
(二)模型的建立与分析[1][2]
根据博弈理论,不论是集体经济组织还是被征地农民,他们双方能否就合作达成一致意见,要看能否满足下列条件:
对于集体经济组织来说,须满足:β1P2+δ1(1- P2)>α1 P2+γ1(1- P2);
对于被征地农民来说,须满足:β2P1+δ2(1- P1)>α2 P1+γ2(1- P1)。
下面通过建立博弈模型来具体分析集体经济组织和被征地农民在不同博弈策略下的收益情况。根据对双方合作与不合作效用的分析,构建出如下图所示的博弈支付矩阵:
由支付矩阵可知,集体经济组织选择合作策略时的收益为β1 P2+δ1(1- P2),选择不合作策略时的收益为α1 P2+γ1(1- P2)。
(1)当P2=0,即被征地农民选择不合作策略,而集体经济组织选择合作策略时收益为δ1,选择不合作策略时收益为γ1。
在(合作,不合作)的情况下,集体经济组织从自身收益最大化出发,参与土地补偿费村级分配,他们会主动与被征地农民进行协商合作。但由于被征地农民最关心的利益是失去土地以后的补偿收入和将来的生活来源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被征地农民对集体经济组织持怀疑态度,集体经济组织想要多分得一点“蛋糕”会遭大多数被征地农民的抵制,这时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为δ1。
(2)当P2=1时,即集体经济组织和被征地农民都选择合作策略时收益为β1,集体经济组织选择不合作策略时收益为α1。
在(合作,合作)的情况下,集体经济组织采取合作策略,希望得到收益β1。此时,被征地农民选择合作,主要是基于出让土地可以参与集体经济组织股权分红、得到集体经济组织的统一安置等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考虑,他们希望可以通过集体经济组织获得村集体土地产出和增值的“额外”收益。因此,能否得到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安置,成为被征地农民选择土地补偿费分配合作与否的关键。这种情况下,被征地农民的选择合作的策略,集体经济组织完全可以得到收益β1。
在(不合作,合作)的情况下,虽然被征地农民采取了合作的策略,会支持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补偿费分配行为,但如果集体经济组织对其掌握的资源不加以合理利用,同时没有认真履行对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物质上的承诺,使得土地补偿费分配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此时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为α1。
我们可以看出,在P2=1的情况下β1>α1,所以,集体经济组织应该选择合作策略。
(3)当0
从上面的分析中明显可以看出,β1P2+δ1(1- P2)>α1 P2+γ1(1-P2)。
因此,在土地补偿费分配过程中,不论被征地农民采取什么样的策略,集体经济组织采取合作策略时得到的收益总比采取不合作策略时得到的收益大。所以,集体经济组织应当选择合作策略。
(三)博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实践中,被征地农民会受家族势力、村治精英、乡村伦理和政策的约束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并不是一个完全同质的整体。一部分被征地农民可能采取“搭便车”策略,在与集体经济组织谈判协商过程中不是十分积极。谈判是有机会和时间成本的,由于这部分被征地农民持观望、消极态度并想坐享其成,会导致被征地农民整体内部意见不一致,并削弱他们作为统一整体的博弈筹码。另外,集体经济组织与被征地农民之间必然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在被征地农民同集体经济组织的博弈过程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使得双方博弈成本加大,被征地农民只有和集体经济组织形成重复性博弈关系,并进行较长时间的谈判,才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抑制机会成本行为。
二、土地补偿费村级分配博弈主体策略分析
(一)博弈主体利益诉求
1.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法律规定它有按一定比例分享土地补偿费的权利。既然分配比例未定,当然比例越大越好,究竟能分多大比例要看某个村具体的情况,只要分配方案能够获得全体村民的通过并且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即可。
2.被征地农民:合理的安置和长期的社会保障。我国的土地具有农民生产和生活保障两种功能,土地一旦被征用,失地农民就要考虑以后的生活问题,而土地补偿费如何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将会触动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如果土地被征收后,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保证不能及时到位,失地农民就会产生强烈的抵触和不满情绪。因此,土地补偿费村级分配可以改变被征地农民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但一定不能使其生活水平因被征地而下降,被征地农民应该全面考察失去土地的成本和收益,并把谋求合理的安置和长期的社会保障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
(二) 坚持以人为本,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利益
由博弈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当被征地农民的合法利益得到保护,即β2P1+δ2(1- P1)>α2 P1+γ2(1- P1)时,就会对土地补偿费村级分配予以支持。被征地农民最关心的是失去土地以后补偿款的分配和未来的生活来源问题。因此,集体经济组织要在充分尊重被征地农民个人的财产权和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对被征地农民进行安置;被征地农民在获得经济补偿后,也应该积极适应环境,改变自身的就业技能,实现再次就业,防止花光补偿款后生活没有保障。应建立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使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从乡村向城市转变。
三、小结
利益的分配只有剔除强权的因素,让博弈双方都处在一个相对平等的条件上进行博弈,才能使利益的分配结果充分体现博弈各方的利益诉求。由于我国长期形成的“强集体”、“弱农民”的态势,尽管失地农民人数众多,可是内部却存在严重的“搭便车”现象,达成一致意见的成本很高,难以形成集体行动,再加上法制意识薄弱,最终,被征地农民往往处于博弈的弱势地位,自身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因此,要使博弈双方都能够处在一个相对公平的博弈平台,首先,政府需要完善征地补偿制度,把市场机制引入征地补偿款的发放过程中,通过规范市场秩序等手段保护各方利益;其次,失地农民要克服机会主义行为,“化零为整”,提高组织化程度,增强博弈能力;最后,应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真正让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因被征地而下降。
在我国城中村改造中,集体经济股份制改制工作存在的问题较多,具体说来,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分城中村在股份量化时,将集体土地经评估后量化给村民,作为村民股份组建了新的经济实体。但由于城中村集体土地在城改工作启动后,将向建安置楼用地、村民经济发展用地、商品房开发用地与政策储备地几个方向转化产权。在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用于开发建设后,绝大部分集体土地不再归村集体经济所有,造成村民在法律上将不再拥有该部分土地的使用权,从而使村民所持股权空壳化,这容易引起村民的误解,形成不安定因素。二是相当数量的城中村集体经济除土地外,资金与其他资产总量非常有限,有的就将集体经济改制为股份合作制,而改制后的经济组织一无产品,二无市场,三无实际资产,四无流动资金,使股改出现了许多潜在问题。三是城中村实业发展(或置业)有限公司与改制后公司的关系很难妥善处理,往往前一个公司是改造实施主体而实际运作着村集体土地资产,享有城中村有形改造后的部分收益,而经股改的公司在注册或改制方案上报后搁置,使股改保障村集体资产与村民个人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很难实现。四是股改后的公司缺乏商业定位和主营产品的策划,使大量城中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制后的公司是为了改制而改制,公司由于缺失市场定位与必要的资金、人才、市场、产品的定位,不久将被市场淘汰或被永久闲置,使股改后公司无力承担为村民未来利益保障的可持续发展作用。
城中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加强政府指导服务行为。政府的政策指导对城中村集体经济股份制的改革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加强政府的指导服务功能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政府相关部门应该主动积极地为城中村的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提供政策咨询服务,从而帮助他们解决相关的难题和问题;其次,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健全完善产权量化标准,制定有效的工作流程,特别是城中村股权量化的问题,例如流动人口问题、计划生育等需要量化标准,从而让城中村股权分配有依据可循;第三,在城中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后,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督,特别是对城中村资产流向和分配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避免集体资产流向于少数人手中。第四,政府可以引导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的方向,并指导它们有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完善政策法律支撑体系。
首先通过相关的法律,从而使得法人与股东资格的认定应当有依据。目前,广东、浙江等沿海发达省份已经通过政府规章的方式给予了股份经济合作社法人身份,让社区股份合作社能够真正按照市场的方式运作,促进了组织的健康发展,因此,国家要尽快出台相关法律填补此项空白,及早确定社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以合作社法人地位。其次,集体资产评估报告应当作为注册资金的依据。工商注册是集体经济产权制度完成的标志,集体资产进行工商注册有很多现实的障碍,集体资产很多没有产权、无法过户;集体资产实物和现金的比例很难达到《公司法》第27条要求的现金比要达到30%;第52条规定职工代表在监事会中应不少于三分之一的比例,那么职工代表到底如何产生?工商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第24条规定股东人数不能超过50人等等都需要政府结合城中村实际,创新务实并出台配套政策,工商部门才有依据来解决。
完善“股份制”公司治理结构。
首先,在股东范围上,全体股东是股份制中的成员,并享受配股的待遇,其中,股东代表是是工商注册登记中的出资人。股东代表代表其他股东的股权,是依公司的规定和其他股东的授权代为行使的,当然,虽然股东代表工商注册登记在其名下,但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股东代表不是股份制公司唯一受益人,也不是公司所有权持有者。
[关键词]
村级财务审计;信任不对称;审计独立性
村级财务审计是农村集体财产和经济活动的有效监督形式,审计三方关系人的信任对称对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建设,保持农村经济持续、和谐发展意义重大。文章通过对青海省X市D区村级财务审计的调研,了解村级财务审计信任不对称的现状,分析产生信任不对称的原因,并提出强化村级财务审计信任对称的对策,以确保村级财务审计规范、有效运行,保持村级财务审计公信力。
1村级财务审计的发展
村级财务审计的产生和发展,是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基于经济监督的需要以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逐步形成的。起初在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化时期,村级集体经济的生产关系比较简单,社内的财务收支、收益分配、财产管理活动的监督主要依靠内部村民民主监督小组、财务相互审查的方式进行,还包括上级部门组织的带有审计性质的财务清查或清理整顿。随着农村实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体制发生重大变革。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同时,出现不良现象,如一些地方放松对集体资产管理,农村财务管理混乱,村级集体资金被部分人员私自挪用、挥霍浪费和长期拖欠。通过国家1980年和1986年进行的两次全国性财务清查,农村集体财务有所好转,但由于缺乏经常性的审计,一些地方农村财务前清后乱。鉴于此情况,1986年以后,农村经营管理部门为了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金和财务活动实行经济监督、经济评价、经济鉴证,逐步建立专门审计机构,配备相应审计人员。这对改善集体财务管理混乱,维护集体资产安全,提高集体经济效益,密切党、干、群关系发挥积极作用。1992年农业部颁布《农村合作经济内部审计暂行条例规定》,2008年农业部办公厅印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规定》,各省市也按照规定陆续与之相应的集体经济审计法规、条例和审计办法,以便为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提供依据和标准,加快村级审计的步伐。十指出,“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些都表明村级财务审计逐步发展,与各方发挥监督作用密切相关。
2村级财务审计信任不对称的现状
村级财务审计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管理和良好运行起到重要作用,从全国来看,村级财务审计由于主体模糊,发展缓慢,其中也存在一些村级财务审计信任不对称的问题。文章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青海省X市D区5个行政村的村民进行调研,包括村级财务管理、村级财务审计、村级财务审计信任不对称三个方面。调研中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45份,其中男性75人,占51.7%,女性70人,占48.3%。在调研中发现,村民对村级财务审计信任不对称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2.1对村干部管理集体经济活动的信任不对称
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76%的填写者认为村干部在村级经济管理和决策方面,存在“一支笔”现象,村民认为村干部并未完全履行自身责任,未遵守竞选干部时的承诺。如某村一位村民指出,其所在村的村长在选举时向村民保证,一定会把村里的公路修好,直至他离任公路并未完全修好。另外,换届时对村干部没有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村民对村干部的任期行政效果并不十分满意。另外,村干部在村中贫困户选择方面未做到公平公正,存在为亲近的村民谋福利现象,不能使真正贫困的家庭享受国家政策。通过村民对村干部管理村级活动的评价,70%的受访者对村干部信任不对称。
2.2对审计人员的信任不对称
在回答村级财务审计方面的问题时,有81%的填写者对村级财务审计了解很少,有些甚至没听说过,不清楚自己所在村落有无财务审计。仅有3%的填写者知道村级财务审计,在谈到村级财务审计执行方时,只知道是由省、市、县执行审计。从调研反映出,大部分村民对村级财务审计不了解,不知道审计是对村干部行政的一种有效监督形式,更谈不上对审计人员、村级财务审计报告的信任。鉴于此,在发放问卷过程中,调研者向村民解释村级财务审计相关的知识,村民对村级财务审计了解之后表示,在一定程度上会信任村级财务审计。
3村级财务审计信任不对称的原因
3.1集体利益受益不均衡
基层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和受益,如基础医疗、教育等,同一地区不同村庄的农民享受待遇不同,通过相互的比较,增加因受益不同产生的心理不平衡感,对村级财务、村干部管理绩效、审计监督产生低信任感。另外,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土地被征用,各村按照人口数及征地面积给予补偿,补偿标准前后存在差异,农民从长远生计考虑,现有失地补偿不能满足生活需求,这与当前物价高涨、生活成本加大的现实形成矛盾,加剧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
3.2财务透明化程度低
调研中了解到,村委会都按照农业部监察部印发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暂行规定》的要求进行村务公开,但是村级财务管理过程中仍缺乏透明度,财务公开力度不够。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选择性公开与村级财务相关的信息,多数是政策指令、文件,较少涉及村级财务收支明细项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拨款使用途径。某村2015年详细公布第三季度财务公开收支明细信息,但时间在11月中旬,滞后了45天左右,村民未能及时了解财务信息。因此,财务信息公开缺乏时效性,村级的财务信息公开与定期及时仍有一定的距离,不排除村干部为了上级检查而象征性公开的可能。信息公开形式单一,有时不能及时回应村民反馈信息,民主决策无法发挥应有作用。
3.3审计被认可程度不高
从调研中看出,西北部地区大多数村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缺乏对审计专业知识的理解。虽然村干部的文化水平高一些,但村干部认为审计部门就是来找自己工作中的毛病,往往消极对待审计人员,导致村级财务审计工作不能及时、有效完成。村干部只是肤浅地从表层原因理解审计,并未认识到审计是评价和监督其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以达到为民着想、为民解忧、为民办事的目的。农经站的审计人员大部分是兼职,有些在岗人员未经审计培训即上岗,对审计专业知识掌握不熟练,缺乏必要审计程序。
3.4审计信息不对称
在村民自治组织内部,村民有权自我管理,但不能事事都参与,一部分权力需要委托村干部行使。村民和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为了保护集体权益和集体经济发展,委托农经站对村级财务管理的情况审计。基于相互之间存在的契约关系、经济责任关系,村级财务审计应运而生。村民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未完全了解国家相关政策,有些村干部按照益于自身的方式管理村级财务活动,而审计机构发表的村级财务审计报告不能及时向村民公开,村民无法了解本组织的经营状况、财务情况、审计结果,不能有效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另外,村级财务审计立法工作滞后、村级财务审计机构不健全,村级财务审计人员整体素质偏低等,导致村委会与审计部门之间不能形成对等关系。审计信息不对称容易产生财产所有者、受托经营者和受托监督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错位,从而导致审计信任不对称。
3.5审计主体缺乏独立性
农村经营管理部门除了完成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包括农村财务管理工作外,还安排人员从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审计工作,这种审计模式的公正性和真实性值得商榷,并且审计人员出具审计报告时容易受相关政府部门的干扰。而上级政府组织审计人员对其管辖的村落进行审计工作,类似于内部清查,不能起到审计外部监督作用。即目前常见的审计主体无法保持审计的实质独立,审计人员没有司法权,无权处理涉事责任人,审计问责机制有待完善。
4强化村级财务审计信任对称的对策
4.1明确村级立法,完善村级财务审计制度
农村市场经济要想走向成熟,离不开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监督。建议在法律上规定由县级审计机关成立审计分局,配合农经站进行村级财务审计监督,并能赋予一定司法裁决权,强化法治建设,践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为弱化村级财务审计信任不对称关系提供法律保障。无论地区、民族、家族、职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主体地位平等。根据发达地区的经验,以法治保证基层社会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自治,符合宪法的精神,也符合国家投入,基层受益、满意的宗旨,以及低成本高效率建设基层政权的目的。制定符合村级特点的财务审计条例,和相关的审计取证、报告办法,如《农村财务审计专项制度》、《农村财务审计程序》、《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等,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4.2坚持民主理财,实行村级财务公开
根据芮国强,宋典(2012)对江苏市民政府信任实证研究的结果,即政府信息公开会积极影响社会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因此村级财务公开也可以强化村民对村级财务审计的信任程度。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暂行规定》,审计结果不仅要向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向村民公开、向村民负责,同时公开的内容也要让村民看得懂,以便能够有能力监督。完善民主理财制度,民主理财小组对村级财务公开活动进行监督,审计人员入村审计与村级民主理财相结合。农村财务公开内容全面、完整,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如村干部薪酬、村里招待费、大额债权债务信息等,采取多种渠道及时公开。对在外务工的村民代表采用邮寄方式公布,费用可从村集体资金总额中扣除,使其及时了解本村财务状况。
4.3确保沟通顺畅,认可村级财务审计
村级财务审计的三方关系中,村民、村干部、审计人员应该建立沟通渠道,使各方对村级财务审计透彻理解。村民和村干部之间形成委托关系,在此关系中,村民应广泛接受教育,提高文化程度,以便顺利接受村级财务审计知识;村干部应做到凭证、账簿等真实,加强自身修养,提升审计接受度,及时与村民沟通,扩大审计知识宣传范围。村级财务审计人员也应具备相应资格证书,保持职业态度,提高职业判断能力,确保外部监督到位。审计三方关系人之间相互信任对称,最终构建和谐的村级财务审计关系。
4.4引入民间审计,提高审计独立性
在提高村级财务审计独立性的问题上,许多学者(王金凤等,2012)提出由国家审计机关主管农村财务审计,在国家审计机关下,设立农村财务审计监督中心,并下设审计和责任追究部门,二者相互牵制提高独立性。另外,在当前审计模式基础上,引入注册会计师审计(陶媛婷,2015),构建体外独立的第三方审计体系,使村级财务审计实现外部独立的再监督职能,以平衡村级财务审计信任不对称关系。
4.5创新审计方法,完善审计技术
目前村级财务审计主要任务是差错纠弊,审计方法简单,需要把现代审计理念引入到村级财务审计中,除财务收支审计外,还需要加强绩效审计,注重事前和事中审计,并采取分析性复核程序,防范审计风险。刘家义审计长指出:“推进以大数据为核心的审计信息化建设是实现审计全覆盖的必由之路。”因此需要逐步建立覆盖市、县、乡镇的农村信息服务网络,各村实行电算化会计记账,开展计算机审计,提高村级财务审计质量,加快基层政府行政效率,把村级财务审计推向现代化审计。
作者:赵思思 邢通余 周欢欢 单位:青海民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孟祥霞,李成艾,吴瑞勤.农村审计的创新与发展—基于浙江省的视角[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198-230.
发展农村经济,需要一支高素质的农村党员干部队伍,但现状令人堪忧。一是农村党员文化程度和科技水平偏低,个别党员抱有随大流、糊弄应付的态度,先锋模范作用难以发挥;二是大多数农村党员年龄偏大,党员梯队建设迫在眉睫;三是大多数村干部因工资偏低,社会保障有后顾之忧,工作积极性不高。这些已成为导致纯农业乡镇经济发展滞后的重要因素。
(二)农民素质整体水平较低
纯农业乡镇大部分农民科技水平低下,思想观念陈旧落后,市场观念淡薄,种地的不懂集约经营只能粗放经营,打工的只能靠卖苦力挣钱。再加上各纯农业乡镇不重视农民培训,即使有的乡镇对农民进行了培训,也存在投入不足、缺乏总体规划和统筹协调等问题,使得农民素质整体水平较低,好不容易引来的项目难以落地,这些已严重影响了纯农业乡镇经济发展的步伐。
(三)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滞后
调研中发现,许多村级集体经济状况不容乐观,集体经济基本无收益的村就占到70%,收益较多的村集体更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是由于纯农业乡镇多数村领导班子在群众中威信不高,无风险意识和创新意识,缺乏壮大集体经济的胆量和思路,依靠村级集体经济实力来发展各纯农业乡镇经济还任重道远。
(四)土地流转难度较大
土地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要使土地实现效益最大化,只有把土地经营权流转到懂技术、善经营的农业种植大户或企业手中,但各纯农业乡镇的现状不容乐观。一方面,大多数农民受传统“靠土地吃饭”思想的影响,怕土地经营权流转后,生活没有来源;另一方面,土地经营权流转价格逐年上升,致使流转难度加大,给推进农业产业化增加了巨大的障碍。
二、加快沁水县纯农业乡镇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必须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进一步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强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在具体的操作中,各乡镇党委政府一方面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为农户的生产经营提供资金、技术和销售服务工作,切实解决农户在产业发展中的难题与困难。另一方面,应适时出台一些支持性政策,使各纯农业乡镇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尽可能多地得到政策上的保障,从而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产业格局。
(二)强化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一要完善利益联结与分享机制,规范合同内容,使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购销关系趋于稳定;二要加大对龙头企业的监测力度,随时掌握龙头企业与农户开展合作的各方面情况,督促其履行合同,对不合格企业要坚决取缔;三要尝试建立龙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制度,把龙头企业利益联结与分享机制、产品质量安全和诚信等方面的情况通过媒体定期向社会公布,不断提高龙头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
(三)壮大集体经济,为农村经济发展
提供坚强的物质基础一要强化村集体经济管理机制创新,解决好决策、债权、约束、激励等问题,确保村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二要充分利用农村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如集体荒山、荒土、矿产等,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地制定各村经济发展规划,引进一个符合本村实际的发展项目;三要落实好上级政策,加大资金、技术、财政、人才支农力度,积极扶持各村集体经济发展。
(四)提高党员干部致富引领的本领
党员干部是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者、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带领农民群众共同致富的“领头雁”,必须想方设法提高他们致富引领的本领。一要通过组织参观学习外地先进经验和本地先进典型,拓宽农村党员干部的致富思路;二要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三要加强考核,向农村党员干部加压,把他们逼向书本、逼向市场、逼向项目,促使他们变压力为动力,变消极等待为积极投入,增强他们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的责任。
(五)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
农民是纯农业乡镇经济发展的主体,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是发展纯农业乡镇经济的重要基础。一要强化政府指导,强化政府在农民教育培训方面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把农民培训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二要加大资金投入,除了加大农民培训的财政投入外,还要建立多元化投入渠道,鼓励社会力量投入农民教育培训,改善教学和培训条件;三要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农民培训工作的统筹规划,打破地方、部门和行业的界限,综合利用农业、教育、科技、文化等教育培训资源,建立开放式、多部门合作的工作协调机制。”四要突出培训重点,大力开展专业农民和创业农民培训、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专业人才培训等,为纯农业乡镇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六)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进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
二、多元农业经济:结构与特征
(一)多元个体农业经济结构
1、多元个体农业经济概况
J村多元的农业经济主要体现在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及其产量两方面。2010年J村全村播种农作物面积共12462亩,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为2717亩,产量896.4吨(早、晚稻总量);甘蔗共播种面积3602亩,产量15008吨;蔬菜种植面积4468亩,产量2904.2吨;马蹄种植面积1025亩,产量3300吨;桑叶种植面积为1849亩,蚕茧产量为252吨。水稻、甘蔗、蔬菜、马蹄以及桑叶的种植面积分别占总面积的18.87%、25.01%、31.03%、7.13%、14.84%,在作物产量上各占总产量的3.94%、65.89%、12.75%、14.49%、1.11%。因此,无论是在种植面积还是在农作物产量上,这五种农产品所占比重都远远大于其他农产品,成为J村农业经济的五大主导产业。
2、五大主导农业产业
在水稻种植方面,水稻为J村传统农作物。马蹄引进到J村农作物种植行列之前,水稻即为J村稻田种植的主要作物并且一年种植两稻。而J村水稻种植所承担的功能是保证村民粮食自给,其市场化程度较低。在甘蔗产业方面,其市场化率几乎接近100%,除了自家留做蔗种,农户所产的甘蔗均出售,它所承担的是一种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功能。根据政府的相关政策,政府一般会以一个糖厂为中心,划定一定的区域作为一个“蔗区”,该“蔗区”内的农民所产的甘蔗必须出售给“蔗区”内唯一的糖厂,价格也由省级政府统一制定,农民的自很小。
此外,农民砍甘蔗也需要到糖厂申请所谓的“生产证”,并按照“生产证”所要求的时间和数量砍好甘蔗,再由糖厂派车辆将甘蔗运往糖厂。目前,J村属于N糖厂蔗区,所产之甘蔗只能运往该糖厂。这实际上是一种“群众自愿生产、政府强制收购”的模式,农民无法自主选择,失去价格博弈的权利。在马蹄产业方面,J村马蹄产业是在最近两三年间发展起来的,最初由邓家屯率先开始种植,其后才慢慢推广到整个行政村。而在马蹄收获季节,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到J村进行收购,但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与当地的经纪人进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购商+本地经纪人”的模式。在马蹄的整个生产、销售过程中,农民的自主性较强,整个市场基本上没有受到行政力量的影响。而在J村村庄经济生活中马蹄所承担的主要功能是提高村民收入水平。
在桑蚕养殖方面,养蚕是J村的一个传统产业。一般而言,养蝉所需之桑叶都由村民自己种植,而蚕茧幼虫一般要到市场上去购买。蚕茧成熟后一般会卖给当地的纺织公司。据村民介绍,当地政府在蚕茧生产季节,一般会尽其全力以阻止外地收购商进入当地市场而压低价格,维持其垄断利润。J村的桑蚕养殖是受到政府干扰的产业,它所承担的功能也在于增加村民收入。在蔬菜产业方面,除了县城的蔬菜市场外,主要面向的是外地市场。在蔬菜成熟时节,外地的收购商到村里进行收购,同时,也有部分蔬菜用于自给,但其市场化程度较粮食产业更高。据村民介绍,2010年受到全国蔬菜市场低迷期的影响,J村蔬菜种植户特别是辣椒种植户受到严重冲击,价格较之往年大幅下降,甚至出现农户不愿采摘成熟辣椒的状况。
(二)低层次的农民合作组织
J村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的程度仍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状态。目前J村仅有邓家屯一个自然屯存在着正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邓家抽水站协会,它主要负责邓家屯全自然屯的生产生活用水供应,每到生产用水高峰期,村民们都会组织起来统一抽水并将其引到稻田或者其他耕地中。该抽水站协会并没有拓展其他的功能和业务,合作的层次较低。此外,在甘蔗行业,J村也存在着初级的低层次的砍甘蔗的合作小组,以15户J村农户为例,杨某、韦某、韦某某等户自愿组成一个砍甘蔗的互助组,每户出两个劳动力。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只要互助组内的任意一户需要砍甘蔗,其他户都会去帮忙。每一个榨季结束,互助组内都会进行结算。据杨连秋主任介绍,她一户两个劳动力去年参加互助组,一个榨季下来只赚了28块钱,而她家砍甘蔗的人力支出则是以劳动力补偿的方式进行偿还。这种砍甘蔗的互助组在J村普遍存在。
三、多元农业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问题与困境
(一)市场化背景下多元个体农业经济的出现,使村庄集体经济功能逐步弱化
集体经济是村庄治理的经济基础,它的缺失会使村庄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进而对村庄治理产生消极影响。目前,J村集体经济经营模式仍然较为单一,主要是靠分包土地经营权收取租金的模式,此外,每年从国家那里得到约8000元的补偿款。在村庄财务收支上,J村所掌握的经济资源极少,2010年J村村庄收入仅为9.3万元,而村庄支出为6.3万元,其中管理费用支出高达5.1元。J村集体经济的缺失,对村庄治理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村庄公共事务的实施需要必要的经济资源,而J村2010年的集体收入不足10万元,难以维持整个村庄公共事务的基本运转,这就影响到村庄公共事务的实施,进而影响到村干部在村庄治理当中的威信,最终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同时,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一方面是集体经济对个体的束缚瓦解,另一方面也造成集体与个体纽带的缺失,导致集体对个体的凝聚力下降。此外,在村庄自主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村庄公共事务的开展只能依赖于各级政府的补助,这就为各级政府介入村庄自治事务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这个过程当中村庄治理权又进一步被削弱了。而J村集体经济功能的弱化正是因为个体农业经济的兴起。上世纪80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J村将集体用地都分到原子化的农户手中,由农户自主经营,这导致了集体经济的缺失,“在农村社区集体经济内部,家庭分散经营层与集体统一经营层发展不平衡,突出表现为家庭分散经营层的绝对强势和集体统一经营层的弱化”[1]。在集体经济缺失之后,村庄治理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只能通过村民集资或者各级政府拨款的方式来筹集。由于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存在,即村民可以选择“搭便车”的方式坐享其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村民集资的方式大打折扣;政府拨款对农村进行扶持,也为政府介入村庄公共事务提供了操作空间。
(二)村民个体对经济利益的偏好,造成了村庄政治参与动力的不足
公民政治参与的愿望和意识也随着公民个人状况的不同而不同。公民的经济状况在一般情况下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越高,政治参与的意识和意向也就越强;而收入水平较低,则公民关注的焦点往往在于如何改善自己的收入状况。J村正处于一种扩展型经济需求的特定时期,在“生存理性”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经济理性”成为主流的偏好。在这种转型期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意识向J村经济生活领域扩展以及J村村民生活不富裕的状况,使得追求经济利益、改善收入状况成为J村村民的主要偏好(群体偏好)。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个体偏好充分体现在J村五大农业产业的结构当中。这五大产业所承担的功能各有不同:水稻所承担的功能在于保障粮食自给,保证基本生存及减少这方面的支出;甘蔗、马蹄、桑蚕等所承担的是增加收入以提高生活水平的功能;而蔬菜产业在承担蔬菜自给的功能的同时,也承担着增加村民收入的功能。这五大产业所承担的功能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市场化程度的高低,这两者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见表1)。换而言之,在这种扩展型经济需求的特定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农业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个体的经济利益偏好也成为主流。而偏好作为潜藏在人们内心的一种情感和倾向,是具有传导功能的。某个领域内的偏好可以传导到另一个领域内的偏好,对其他领域内的偏好产生重要影响。J村村民个体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群体偏好扩展到了政治生活领域,对村庄政治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追求经济利益、改善收入状况占据了J村村民主要精力,再加上多元经济所面临的多元风险和多元的市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村民的政治注意力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精力,使得J村村民呈现出一种政治冷漠的现象。根据调研数据显示,2010年参与村民会议的人数仅为5人,占33%,没有参加的为4人,认为没有召开村民会议的有6人,后两项比例高达达67%;而在村民会议上提出过意见的仅有1人,没有提出意见的高达11人,比率高达91.67%;对村务、财务以及政务监督过的仅为2人,选择“没有”的多达13人,比率多达86.67%。这种政治冷漠的现象不利于村庄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J村村委会的民意基础,损坏村委会的合法性与公信力。
(三)村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分离,弱化了村庄政治精英的权威
在基层社会,除了在政治领域内的传统的政治精英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经济领域内也出现了一些新兴的经济精英,“农村经济精英就是在农村中先富起来,并对当地乡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2],在村庄治理当中发挥重要作用。就J村市场化率较高的马蹄、甘蔗、桑蚕产业而言,村庄政治精英大多以村民个体的身份参与或者根本不参与整个农业生产过程,很少有村庄政治精英参与农产品生产与销售过程。以马蹄产业为例,村干部除了到省会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去预定优良的品种以及组织几次流于形式的马蹄种植的培训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参与进来。在具体的市场行情、市场价格信息提供等方面均没有参与进来,农产品的收购环节也是如此。在马蹄收获季节,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到J村进行收购,但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与当地的经纪人进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购商+本地经纪人”的模式,而J村每个自然屯一般而言都会有一到两名经纪人,负责与外地收购联系并负责事先收购本自然屯所产之马蹄。据笔者调查,在J村桥头自然屯,该自然屯马蹄收购的经纪人是黄某,他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村民,而非村干部。而该自然屯的村干部杨某并没有参与整个的收购过程,她更多时间忙于自己地里的活以及乡镇政府安排的任务和村委的事务。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尚未结合,使得村民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面对不同的村庄精英,分散了政治精英的重要性,对村庄公共事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在村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以及在村民政治参与度低并显示出一种政治冷漠的情况下,村民更多的是追求收入水平的提高,这就导致村民更多的依赖于经济精英,这也进一步降低了政治精英在整个村庄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而村庄政治精英权威遭到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村庄尚未建立一种新兴经济精英的吸纳机制,使经济精英转化为政治精英的渠道不畅通,使得经济精英影响领域局限在经济领域而难以向政治领域扩展。
(四)低层次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淡化了村民对村庄整体的认同
农民之间合作的组织化,可以提升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改变农民个体原子化天生的缺陷,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的能力,改变农民在面对市场时的弱势地位,“它带领入社农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护并获取经济利益,合法、理性地向政府部门表达政治和社会利益诉求,实现各种利益的合法化、最大化”[3]。而农民组织的建立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途径之一,它能为农民实际参与村庄经济生活和村庄政治生活提供一种有效的途径,能为村民提供一种协同合作的机制,培养村民之间的合作意识。在J村,农民合作组织明显的特征在于村民进行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劳动力的不足。也正是为了解决村庄劳动力的不足,低级的农民合作形式开始出现。然而,这种合作组织的存在往往是临时性的,随时都可以解散,很难长久。也就是说,J村农民合作层次和合作水平仍然停留在一种低层次的状态当中,采取的是一种原子化的合作方式,仅仅在小圈子内部进行,并没有上升到村庄集体层面的合作,也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合作方式,不利于村民参与更大范围内的村庄公共事务的意识的形成,进而导致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不强,最终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村庄的治理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村民冷漠的政治参与态度也表明,J村村民宁愿参与认同和协作可以随时消失的初级合作组织,而不愿意过问村庄公共事务,不认可长久存在的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这实际上也说明了村民的认同仅仅局限在小圈子内部,并没有形成对村庄整体的认同。
(五)多元治理中心的出现,冲击了村庄传统内生型的秩序
“乡村治理中各参与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在权力配置上必然产生严重分歧,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博弈,力争扩展自身权力范围,从而形成了乡村治理中的博弈格局与路径轨迹。”[4]改革开放30年来,随之上层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基层农村政治经济体制也随着发生变化。就J村而言,政治经济体制也先后发生了数次较大的变化。在时期,原来J村生产大队的村庄组织模式,管理着政治、社会和经济事务,采取的是一种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权力高度集中,行政的力量决定一切。此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身份重合,在村庄治理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乡政村治基层治理模式确立后,随着的建立,村庄治理体制逐渐从村庄经济领域退出,村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开始出现分离,但是由于J村经济领域市场化程度仍然比较低,经济精英尚未形成,使得政治精英仍然掌握着村庄治理的主导权。另一方面,在资源吸取型的体制下,行政力量对村庄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农业税费的收取上,此时行政的力量通过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对村庄经济领域进行干预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