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利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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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是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杠杆，是宏观经济调节中最常用的政策工具。

一、利率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理论基础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现实经济中的各个因素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在这些众多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矛盾中进行着的，也就是不断地通过均衡－失衡-新的均衡这样一个过程来实现的。这些市场经济国家进行的宏观经济调控是建立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二、我国应用利率这一宏观调控工具的实践过程

1979年4月至今，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总共进行了二十多次调整，在20世纪90年代就进行了14次之多的调整，总体看来，我国利率调整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1979-1985年，利率上调时期

改革之初，我国金融管理部门就已注意到银行利率偏低的状况。我国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较高的利率不仅有利于筹措建设资金，而且还可以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鉴于此种情况，如表1所示，在1979―1985年这个阶段，中国人民银行连续多次提高存款利率。

（二）1986―1995年，利率波动时期

这一阶段利率随经济周期上下波动，体现利率与经济发展具有很高的相关性。

（三）1996―2003年，利率连续下跌时期

由于前几年针对通货膨胀的“软着陆”政策，利率调整的频率较多，幅度较大，使这整个宏观经济产生了收缩效应。为此，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的财政金融措施，包括增发1000亿元国库债券，重点用于增加一些基础投资建设，1998年3月、7月和12月三次降低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为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创造了条件。

（四）2004年10月29日至今，利率连续上调时期

前几年一连串的利率下调后，有效地拉动了经济，投资大量增加，致使经济又陷入过热状态，经济结构不是非常合理。为此，中央银行决定，自2004年10月2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基准利率，但并没有有效地抑制经济过热的局面，于2006年两次连续上调利率，带来巨大影响。

1、可能会给地方的中小商业银行带来压力。由于长期以来，地方的中小商业银行是依赖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来决定存贷款利率，但随着利率的连续上调，贷款利率上限的放开，由于存在竞争，全国性的商业银行将有可能逐渐占领地方一些中小商业银行的生存空间。

2、对国债市场产生巨大影响。在正常情况下，国债市场的价格波动不会影响到央行的决定，而现阶段，国债市场却成了中央银行的掣肘因素。如果中央银行持续上调存款利率，将会使不少债券资产缩水。这样，国债市场的交易价格势必要下跌，这就会不利于国债市场的正常运作。

3、对股市的冲击。从资金面本身来看，存款利率的连续提高，将会吸引相当一部分的股民离场，把钱存放到银行里，这就会使市场的融资成本增长，进而带来投资机会成本的上升。现在有些券商利用国债回购来套取资金来炒作股票，如果央行持续上调利率，对部分券商的资金链必然会造成影响，有的还会影响到相关行业上市公司的业绩。

4、造成金融市场秩序混乱。随着利率管制放松，不可避免会使存贷款利率变相提高，这可能会破坏金融市场秩序，使之缺乏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环境。

三、更好发挥利率对宏观调控作用的建议和措施

我国目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市场化程度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资金短缺难免普遍经常地存在，听任市场力量的作用，则势必造成利率水平的大幅度上扬，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有关利率管理的制度规定也还没有达到详尽规范的地步，因此这就决定利率市场化的过程是复杂而且长期的，不能一蹴而就，根据我国目前的这些实际情况来看需要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在很长时期内都不能完全放开银行利率，仍需要规定基准利率和银行利率的波动范围，采取稳步推进、逐渐放开的形式，从而最终实现利率市场化。

（一）大力发展金融市场

我国目前虽然已基本形成了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和公开市场业务的市场利率体系，但这些市场的规模还不大，而规模相对较大的资本市场始终存在较高的风险问题。

（二）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我国目前国有企业改革还在进行当中，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也还不完善。因此，必须加快两者的改革步伐。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堡垒”，其改革必须遵循：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同国有企业改革一样，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是制约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堡垒”，其目前所面临的困难主要是综合竞争力不强问题。因此，两者都必须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和业务创新与市场开拓。

（三）利率市场化后利率波动区间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无论是实行利率管制还是推行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利率水平应该保持在何种区间内，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合理的利率区间能够引导社会资金的合理流动，促进社会资金的有效配置。因此，要立足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研究我国的利率波动区间，如经济金融发展二元结构、主要融资方式等。

在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经济周期波动处于低迷阶段时，降低利率是刺激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宏观当局降低利率会受到流动性陷阱等因素的制约，因而在特定的经济运行阶段，不能只单纯地依靠调整利率，而是必须采取与相应的财政政策等相配套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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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国俊.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关键是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J].金融与经济，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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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胡海鸥，吴国祥.中国金融改革的理论与实践[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383-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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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介绍：

利率市场化是指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利率，包括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利率结构和利率管理的市场化。实际上，它就是将利率的决策权交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自己根据资金状况和对金融市场动向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最终形成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将着力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也预示着利率市场化进程在未来会进一步加快。

二、利率市场化释放内需潜力的机制：

利率市场化通过对金融市场的影响，通过经济的传导机制，间接的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深化经济转型：

消费者方面：利率市场化能够增加实际存款和投资收益率，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促进经济增长向内需为主导的方式转变。

企业行业方面：同时利率市场化将引导资金流向具有可持续发展和新兴科技行业和企业，遏制粗放型投资增长模式，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促进结构调整的深入加速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

国家宏观经济层面：利率市场化能够促进投资效率的提高，根据金融深化理论和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的经验可以看出，利率市场化可以使实际存款利率保持在一个合适的正数水平，这样有利于促进一个国家储蓄、投资及经济增长。

三、利率市场化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

（一）短期内存款利率呈现上升趋势，利息差缩窄：利率市场化以后金融机构将获得更大的金融产品自主定价权，这在一个方面给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同时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更加严酷的竞争以及存款利率上升所带来的整体资金成本的上升，加上利息差的缩小都让将银行推向了风口浪尖。银行将通过对于客户个性化的服务和差异化营销来为获取更多的客户资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将得到有效的解决，消费者将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息收益。

（二）金融产品和工具的创新运用加速：由于存款利率水平上升，带来短期内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投资市场的资金供给不足，为了吸引资金流入，各种投资渠道赢利性会随着利率上升而水涨船高。同时伴随着利率市场化，与稳定利率相比各金融机构的风险系数也会上升，这也将促进了各种理财产品的创新和发展。金融产品的增加能够使消费者投资渠道增加，更高的收益率也意味着消费者将拥有更高的投资热情和财富，这都会对消费者的消费和投资决策造成影响。

（三）直接融资市场将得到大力发展。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利率趋升的预期，将冲击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市场，而以债券股票信托、票据为主的直接融资市场将得到大力发展。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完善也将同步进行，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构失衡正在逐步改善，这将有效的配置市场资金和需求，引导资金从不同的渠道流向实体经济主体，为中国实体经济注入活力。企业能够更有效的获得资金资本，消费者则能够更直接的参与到实体资本的投资当中，分享企业发展的蛋糕获得投资收益。

四、金融市场变化对于内需变化的影响：

（一）消费者：根据宏观经济学消费者跨期均衡模型，根据中国高储蓄率的现状，将典型消费者假设成一个资金借出者，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当利率水平上升的时候，典型消费者面临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由于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水平预期不明显，所以没有办法确定哪一种效应比较大，但是通过模型可以肯定的是，消费者在未来的消费一定会增加，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的增加有效拉动了国内需求水平，有效促进经济转型。

1、金融市场的变化影响消费水平的原因：存款利率上升和金融产品的创新和丰富都使消费者面对的投资渠道大大增加，这也意味着消费者手中的剩余资金能够更多的投向实体经济，增加消费者投资总额。这不仅能够有效的拉动内需，同时还能间接刺激消费达到一个乘数效果，有效的促进中国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

居民财富增加，消费水平增加：根据宏观经济学消费者跨期均衡模型，由于消费函数是居民财富总额的一个增函数，当居民财富增加的时候，消费者的消费量将会增加。高投资收益和存款利息让中国消费者的鼓起来，收入和财富总额的增加必将会刺激消费者在消费方面的需求。

（二）企业：

1、直接融资比重逐步提高，有助于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扩大实体经济投资：由于直接融资渠道日益畅通，根据相关研究，在中国直接融资的实际成本是低于间接融资的，虽然说理论上并非如此。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较长时间内间接融资一家独大，造成融资结构不均衡银行垄断现象严重，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使得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会使得企业拥有多样化的资金来源，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扩大投资总额。根据宏观经济学当中企业生产的产出模型：Y=zF（K，Nd），更多的融资渠道能够让企业更多地获得货币资本，不仅能够提高当期产出，也可以进行更广泛的投资从而有效获得投资回报。

2、投资效率上升，投资回报率增加：融资渠道的多样化能够帮助企业获得融资，但是由于在利率市场化的环境下面临的高风险，投资者对于投资项目的考察也越来越严格，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下，更多地公开和透明将使那些真正有潜力和实力的项目轻松获得融资，而淘汰粗制滥造的项目，提高了投资质量，是企业和投资人都能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

（四）总结：通过上面对于中国利率市场化的相关理论的介绍，以及根据宏观经济学模型对于消费者和企业行为的分析，可以得到利率市场化可以说对于中国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显著的影响，所以中国在未来的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利率市场化还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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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中利率是联系金融领域与实际经济活动的纽带，是货币传递过程中的枢纽，因而历来被各国政府作为宏观经济调节的重要工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快，利率逐渐成为影响经济主体决策的重要参数，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率政策也日益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6年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正式启动，发展的10年中我国利率基于不同时期宏观经济背景进行了特点鲜明的两轮利率大调整。1996－2002年，通过连续八次降息，以及随后新的加息通道的形成，其背后的宏观经济背景和政策含义值得研究。以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代表，两轮波动如图1所示：

一、1996年至2002年八次利率下调及其宏观经济背景分析

从1996年5月1日至2002年2月21日，人民币利率连续8次下调，平均约每8个月即下调一次，幅度之大，史无前例。通过连续降息，利率水平从高位一直调至低位，达到建国五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一年期存款从年息10.98%降至1.98%，降幅达82%；一年期贷款从12.24%降至5.31%，降幅为57%。存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5.98个百分比，贷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6.92个百分点。且总体来看，期限越长降幅越大。五年期存款比一年期存款降低多2.07个百分比，贷款多2.43个百分比。这八次降息幅度大、密度高，分析其背后的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及政策含义，进行逐次观察。

（一）1996年两次降息：反通货膨胀的尾声

1993年，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通货膨胀，成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针对这一动向，中央银行1993年5月和7月连续两次调高利率，并且决定从7月开始再次开办保值储蓄业务，以保护广大储户的利益。为了进一步抑制通货膨胀，稳定市场和经济，1995年1月和7月又两次调高了存款利率。经过三年的努力，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基本达到预期的目标，金融运行基本保持了平稳发展的态势。

1996年是实施“九五”计划的第一年，就总体宏观经济状况来看良好，但微观层面上却存在较多的问题，这一年的宏观调控依然定位在反通货膨胀和实现“软着陆”上。然而，此时历时三年的适度从紧的大环境使我国经济出现新变化，物价涨幅已经出现大幅回落，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减缓，银行存款增量出现了大于贷款增量的现象，这种情况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并不多见。据统计，1995年的上半年，金融机构新增各项存款已大于贷款达4000亿元以上。这就为中央银行5月1日下调存贷款利率创造了条件和空间。第一次利率下调十分有限，利率总水平仍然偏高。从物价变动情况来看，1996年上半年全国物价上涨幅度已低于7%，并呈现继续回落的势头。而相当多的企业不仅未能摆脱亏损的局面，有些企业的效益还在不断的滑落。鉴于此，在上次利率下调之后仅三个月，再次降低了存贷款利率。

1996年的这两次利率下调仍然是前期反通货膨胀的延续与微调，主要目的在于适当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国民经济的秩序健康发展。它是我国利率调整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二）1997－2002年的连续降息：稳健货币政策的逐步推进

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1997年继续呈现“低通胀，高增长”的良好态势。随着国家各项宏观调控措施的逐步落实，国家经济形势继续保持稳步健康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买方市场基本形成；二是虽然经过96年利率的两次调整，物价的跌势有所趋缓，但仍以下跌的惯性不断回落；三是企业经济效益虽有所好转，但仍未走出困境；四是国内需求出现不振的迹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趋缓。因此，央行决定在10月23日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

1998年时，我国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逐步显现，周边国家货币不断贬值，给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和扩大国外需求带来很大的压力。同时，国内需求回升力不够大，消费品市场依然维持买方市场格局，商品零售物价涨幅从1997年9月开始，逐月都是负增长。此外，自1998年9月9日日本率先降低利率以来，美国、英国、加拿大、欧元区国家及多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紧随其后，使全球利率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在这种国际国内环境下，1998年3月25日、7月1日、12月7日的三次高频降息成为我国经济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要求的一部分。三次下调使得人民币存款利率平均累计降低1.15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平均累计降低2.22个百分点，存贷款利差同时缩小。

到1999年，尽管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达到8.3%，固定资产投资有所加快，但前期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仍未能获得根本解决，还不能断定经济是否已整体步入回升。主要依据是：第一，我国出口仍继续下降。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其货币贬值使它们在出口方面具有的价格优势，对我国出口产生的不利影响已经显现出来。第二，在居民消费仍然不振的同时，居民储蓄仍进一步增强。1999年第一季度居民储蓄存款新增4446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1551亿元。第三，在投资方面，一季度的投资增长无法形成持续之势，其原因是上年财政政策的效力逐月递减，企业的盈利能力还继续保持在低水平。为此，又发生了1999年6月10日的降息。

其后美国、日本和欧盟三大“经济体”自2001年以来经济增长持续下滑，带动世界经济增长步伐持续放缓。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较明显的影响，尤其是外贸增幅下滑，致使外贸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下降。国内经济增长中也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如投资需求虽有积极财政政策大力拉动，但民间和社会投资需求没有充分的激活；消费需求增长尚不稳定，增加农民收入还需要下大力气。2001年我国GDP增长呈现逐季下降的趋势，消费物价指数也是连续数月下降。在分析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基础上，央行在2002年初进行了自1996年以来的第八次降息。

总的来说，这一轮大幅的降息是针对我国在国内经济发展微观结构尚有问题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下经济增长放慢，投资和消费趋缓，出口大幅回落，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物价连续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趋势等状况，及时采取扩大内需的稳健货币政策的重要举措。

二、2004年至2007年的四次利率上调及其宏观经济背景分析

连续8次利率下调之后我国经济在低利率环境中稳定发展，然而也出现了经济过热和流动性过剩等新的问题，由此引发了新一轮利率调整。

（一）2002－2005利率首次微调：加息通道的形成

“非典”过后，2003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情况：物价水平结束低迷状态，在粮食和食品价格的带动下开始上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加快；能源、电力等供应开始紧张；实际利率连续达9个月为负，造成居民储蓄存款增幅持续下降、房地产业虚假繁荣、大量资金脱离银行体系“体外循环”等诸多问题。同时，国际市场美元利率不断上调。从2003年7月至2004年9月，随着国家一系列降低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措施出台，而在央行采取的诸多货币政策操作中，调整法定存贷款这一传统的工具却迟迟不用，使人们对加息的预期逐渐形成。

2004年10月29日，央行终于决定调整银行存贷款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一年期存款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中长期存款利率上调幅度大于短期，体现了利率杠杆作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政策意图。这一次的调整幅度虽然不大，但却是我国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信号。也是自1995年以来的首次升息。

（二）2006－2007利率小幅上升：流动性管理时代

首次加息以后，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经济增长的重工业化特征明显，并带来了环境污染、能源浪费等负面影响；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势头得到了暂时的遏制；三是消费市场走出“非典”的影响，恢复性增长，结构也趋于合理。在进一步巩固宏观调控成果，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进一步发挥经济手段在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中的作用的目的下，2006年利率进行了两次适当的微调。分别在4月28日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和8月19日同时上调存贷款利率。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经历了历史上最为强劲的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加剧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部分，信贷增长过快、资本市场价格井喷等流动性泛滥造成的问题成为中国经济主要矛盾，从而流动性管理成为央行最重要的目标。2006年至今已经5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且每个月以高利率定向发行票据来收紧市场上过剩的货币流动。然而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明显，专家估计，市场上仍有将近6千亿的资金在寻找出口。在存款准备金调整的空间逐渐缩小的被动局面下，权衡加息可能带来的更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央行在2007年3月18日仍选择了加息这一手段以促进内部平衡。小幅度的加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依然不大，主要起着警示的作用。流动性过剩仍然是央行面对的首要问题。

三、驱动我国两轮利率大调整的基本因素综述

通过上文对我国近两轮利率大调整的经济背景和政策含义分析，不可否认利率是有力的货币政策工具，我国利率调整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里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发展过程中的时代特点和时代矛盾。利率水平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正在不断加强。

理论上决定利率水平的因素主要有银行成本、平均利润率、借贷期限和借贷风险，而经验表明，借贷资金市场上的利率水平是在一定的水平基础上波动的，影响其波动的主要因素有借贷资金供求状况、社会经济运行周期、预期价格变动率、税率、历史利率水平、国际利率水平、汇率、国家经济政策等。我国存贷款利率的高低，由中央银行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来决定的，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从这两轮利率调整来看，驱动我国利率调整的基本因素主要有如下几点：1、利率政策随着宏观经济状况和目标的调整而变化着，宏观调控的重心决定利率调整的方向。其中，低利率政策为刺激经济增长，市场恢复活力发挥了积极作用；高利率政策旨在抑制经济过热，治理通货膨胀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中国的利率调整正努力与市场相适应，自由化市场化是引导利率政策特点的趋势。3、利率政策与其他货币政策相协调，政策组合决定利率的微调特点。4、经济环境的外在冲击需要利率调整以熨平其影响。5、宏观调控部门借利率调整来表明决心与调控意向，向社会传递“宣誓效应”。

影响利率变动的因素很多，抓住利率政策的动因为分析利率变动趋势提供了依据。从现阶段特点来看，我国已经进入了标示着流动性管理新时代的加息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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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利率期限结构是指在某一时点上，不同期限资金的收益率与到期期限之间的关系，它反映了不同期限的资金供求关系，揭示了市场利率的总体水平和变化方向。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等原因，利率作为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价格变量及货币当局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主要观测变量，其在金融市场上所起的杠杆功能显得日趋重要。

对于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解长久以来都是金融家和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主题，但是，二者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区别。一方面，金融家主要集中在有价证券利率的预测和定价上，并没有指明利率期限结构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学家专注于理解利率、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关系，为了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往往信赖“预期假说”，而不管其贫乏的实证记录。结合这两条线的研究似乎是富有成效的，因为两种方式都有潜在收益（Hordahl等，2006）。

因此，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借鉴国内外学者将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进行联合研究的成果，从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审视利率期限结构，以此加强对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解。本文主要包括加入宏观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利率期限结构与单一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以及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关联性的研究。

二、加入宏观经济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传统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主要是针对期限结构本身的研究，没有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随着利率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人们开始重视利率期限结构中包含的宏观经济信息，并尝试将宏观经济变量引入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发现在模型中加入宏观经济变量后，对利率变动的解释度显著增强（Kozicki和Tinsley，2001；陈哲，2008）。

1.国外研究现状

泰勒规则和新凯恩斯理论的提出，引发并促进了加入宏观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即宏观-金融模型（Macro-finance Model）的研究。Kozicki和Tinsley（2001），Ang和Piazzesi（2003）首次在期限结构模型中加入宏观经济变量并证明这样做是合适的。Ang和Piazzesi认为宏观经济变量对收益率起到重要的解释作用，这些变量在期限结构模型中能改善其预测效果，在这一开创之作后，宏观-金融模型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并不断被修正和发展。

Hordahl等（2006），Rudebusch和Wu（2008）将期限结构模型追加到新凯恩斯宏观模型中。Hordahl等构造了一项完全基于宏观经济因素的动态期限结构模型，模型包括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三个关键的宏观经济变量，考虑了短期利率到宏观经济产出的明确反馈。Rudebusch和Wu的建模与前者类似，他们均在建模过程中将定价核心看做是外生决定的，但二者都在供给和需求方程中添加了带有几分任意性的滞后结构。

由于大多数的宏观模型中的关键变量是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但是由于这类模型的过度简化揭示了非常有限的有关货币权威性和私下部分（private sector）的信息量。众所周知，货币政策的运行环境是需要大量的数据的，所以，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难以充分地预测货币政策未来的表现。因此，Bekaert等（2010）完善了带有无套利仿射期限结构模型的结构化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框架，与前面所提研究不同，除了通货膨胀、去趋势化的产出和短期利率以外，他们在潜在的宏观模型中引进了两个不可观测的变量——随时间变化的通胀目标和输出的自然增长率，构建了一个五因素的清晰的结构化模型，促成了期限结构动力的一个有意义的经济解释。

此外，学者通过不断修正和完善，将宏观—金融模型进行拓展。例如，achter和Iania（2011）通过引入额外的流动性相关和回归预测因素，扩展了仅包含标准宏观经济因素的基准宏观-金融模型，模型在使用横截面数据修正收益率曲线上，显著优于Dew大多数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宏观-金融收益率曲线模型。Benchimol和Fourcans（2012）遵循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提出并测试欧元区的模型，特别强调了风险规避和货币的作用。Dewachter等（2012）开发了空间向量自回归模型，在模型中同时考虑了经济冲击的时间和空间维度，通过这一框架来分析欧洲地区通过宏观经济冲击（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利率）的空间和时间进行的传播。

2.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于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因而有关宏观-金融模型这一领域的理论及建模方面的研究还较缺乏，新起的研究都是基于国外学者的理论及模型框架上进行的。

朱波，文兴易（2010）根据宏观经济结构和微观金融模型的结合方式，对国外新近的宏观-金融模型进行区分，主要分为仅在仿射期限结构模型的基础上增加宏观经济变量的简约型宏观金融模型，以及对利率期限结构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考虑的结构化宏观金融模型两种类型。沈根祥，闫海峰（2011）也是在国外文献的基础上，按照利率期限结构模型的因子来源将其分为内基模型和外基模型。其中内基模型的因子不可观测，其经济含义往往难以解释，而外基模型中的因子为宏观经济变量，模型具有明确的经济含义。

孙皓，石柱鲜（2011a，2011b）首次使用宏观-金融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但他们并没有构建新的模型，而是基于Oda和Suzuki（2007）的模型框架，先是对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动态过程中的时变宏观经济风险价格进行定量估计，随后探讨了我国货币政策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

三、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

利率期限结构中包含了宏观经济的信息，同时，宏观经济因素会对利率期限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

1.利率期限结构与单一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

目前，研究宏观经济所涉及的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主要包括生产、消费、投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货币供给等。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选取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宏观经济因素，分析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利率期限结构与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情况。

（1）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利率期限结构包含通货膨胀的信息（Mishkin，1990a，1990b；Fama，1990），对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预测功能（Ang等，2006），李宏瑾，钟正生，李晓嘉（2010）通过对中国银行间市场国债利率期限结构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短期利率期限结构（特别是中短端）包含了未来通货膨胀变动的信息，可以作为预测变量用来判断未来通货膨胀走势。

但是，不同学者关于利率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功能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Ribba（2011）通过将预期通胀对利率冲击的瞬间响应限制到零，发现短期名义利率不能作为通货膨胀的预测器来解释，至少不是长期预测器。陈鹏，徐炜（2009）则认为10年期与7年期利率差对未来3个月的通货膨胀预测能力最强，利差增大预示着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增大，而陈红霞等（2011）表明市场利差与未来通胀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对未来通胀具有持续显著的负效应。

除了能够对通货膨胀进行预测功能外，利率与通货膨胀之间还存在相互作用和影响。Yuksel和Akdi（2009）就探讨了不同通货膨胀对美国利率不确定性测度的影响，脉冲的不确定性对短期和长期利率有负面影响，而结构的不确定性对短期和长期利率有正面影响。Tillmann（2011）在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框架内，根据货币传导成本渠道，评估了利率对通货膨胀动态的影响，研究表明，更高的利率转换成更高的边际生产成本，并最终成为更高的通货膨胀。Hagedorn（2011）根据理性预期和全可信度下的标准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模型预测，名义利率应该下降以实现低通货膨胀目标，而实际利率大致维持不变。Ehrmann等（2011）使用高频率债券收益率数据来研究欧元区的通胀预期，发现更低的长期利率，更高的稳定性，以及更好的锚定反应，能够大幅增加长期通胀预期的锚定。Wright（2011）提供了期限溢价，通胀不确定性和二者关系的跨国实证证据，这些证据表明长期通胀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收益率曲线斜率向上进行解释。

（2）利率期限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的关系。关于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的联系，早在Estrella和Hardouvelis（1991）就通过美国季度数据，证明10年期和3个月期的国债收益率之差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的消费、投资和产出情况。Haubrieh和Dombrosk（1996）通过研究说明利差对GDP增长也有很好的预测作用。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对宏观经济走势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孙皓，石柱鲜，2011），利率期限结构是宏观经济波动态势的“指示器”（孙皓等，2012）。

于鑫（2008）认为长短期利差对我国未来经济变化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但利差的边际预测效果较差。况山（2009）研究发现银行间市场不同长短期利差结构对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的预测能力不同。其中，2年期国债利率与同业拆借1天的利差对一致指数解释力度较强，且一致指数与利差呈负相关关系系，利差越大，未来10个月的一致指数越小。陈鹏，徐炜（2009）则认为10年期与3年期利差对经济增长的预测能力最强，利差增大预示着未来经济的增长。此外，利率期限结构对还能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预测，孙皓，石柱鲜（2011）研究表明，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变动能够较为稳定地指示未来3个月的经济周期波动状态。

最新的研究由Favero等（2012）等做出，他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状态空间模型框架，用来分析无套利和大型信息集的预测功能，发现非套利模型在较短的期限较短的范围内更有用，大型信息集则在较长的范围和较长的期限内更有用；收益率曲线模型可以利用宏观经济变量来预测宏观经济。

（3）利率期限结构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大量文献都表明利率期限结构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利率期限结构中蕴含着货币政策信息（徐小华，何佳，2007；郭涛，宋德勇，2008），通过利率期限结构的变化，中央银行可以获得金融市场对未来通货膨胀以及利率变化的预期信息，从而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同时，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它的具体操作和传导机制对利率期限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Dai和Philippon，2006）。另外，贾德奎（2010）还从货币政策透明度角度上进行研究，发现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更有利于引导市场预期和形成稳定合理的利率期限结构。

不同期限利率受货币政策的影响不同，货币政策对我国短期利率的影响要远大于对中长期利率的影响（刘海东，2006）。货币政策对期限结构不同因子的影响效果也具有显著差异，孙皓，石柱鲜（2011）表明货币政策作用下，利率期限结构水平和曲率因子减小，而斜率因子增大。在货币政策的宽松期和紧缩期，面临货币政策从紧的冲击，水平因子的响应分别为正向和负向，而斜率的响应均为负向；当货币政策由宽松期转向紧缩期时，水平因子变大，斜度变小（潘敏等，2012）。但是沈根祥（2011）的研究指出，货币政策和利率期限结构之间的短期动态影响表现出非对称性，即债券市场对货币政策变化的反应较为迟缓，但货币政策对市场利率的变化反应敏锐。而长期均衡关系则表明，货币政策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期限结构有显著影响，但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央行的利率调控目标不敏感，不能形成明确预期。

2.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关联性的研究

除了分别研究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外，国内外学者也尝试着探索利率期限结构与多种宏观经济因素间的动态关系，从整体上分析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胡雪琴，陈勇（2010）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我国国债市场的三因子动态模型，分析利率期限结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三者的关系。Reschreiter（2011）研究货币政策制度的转变对英国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目标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货币政策改变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实际利率的均值回归水平下降，实际利率的波动性也降低了，实际利率偏离均值的持久性则增加了。Orphanides和Wei（2012）则探索了宏观经济结构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表明实际GDP增长、通货膨胀和名义短期利率的递归估计的VAR产生与调查预测更为一致的预测。

宏观冲击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也引起学者的关注，但宏观冲击对不同期限利率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货币冲击、供给冲击和价格冲击对短期利率具有持续显著的影响，而对长期利率则没有显著作用（刘金全等，2007）。同时，不同类型宏观冲击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也不一致，于鑫（2009）认为利率的水平因子受价格水平的影响最大，货币政策变化主要引起倾斜和曲度因子的变化，但季绍波等（2010）则认为货币政策主导水平因子变化，实际经济变化才是倾斜和曲度因子变化的主要原因。孙皓，石柱鲜（2011）模拟了宏观经济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冲击效应，认为宏观冲击长期对利率期限结构的整体水平具有明显影响，而对坡度的影响仅在短期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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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国际国内旅游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国家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加快培育和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对旅游经济的管理。在实践中,旅游管理不仅涉及微观旅游活动主体,包括旅游者和旅游企业的经济行为和决策,而且涉及到宏观旅游经济管理主体,即国家旅游管理部门的宏观决策与调控,而连接微观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桥梁就是旅游市场。因此,旅游管理既包括对微观旅游活动的微观旅游管理,对旅游市场活动的市场管理,也包括对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宏观旅游管理,需要从理论上了解和掌握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职能、过程和特征,才能有效地加强和指导宏观旅游管理的实践。

一、宏观旅游经济的含义

    现代旅游经济,是一个包括旅游者消费活动、旅游企业经营活动、旅游市场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经济子系统,是国民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系统论角度分析,旅游经济系统,既体现了旅游活动相关的各组成要素的集合,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过程(见图1),还从动态角度反映了整个旅游活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

(一)旅游经济活动

    旅游经济活动,一般包括三个层面的活动,即旅游者的旅游活动、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和旅游组织的管理活动。第一个层面是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通常包括旅游者从购买旅游产品并离开居住地开始,经过一定距离的空间移动而到达旅游目的地,通过在旅游目的地的活动而满足其旅游需求,再返回居住地的全部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旅游者在旅游客源地选择、决定和购买旅游产品过程,只有当旅游者购买了旅游产品后才可能成为现实的旅游者;二是旅游者往返于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空间移动过程,实质上就是旅游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旅行消费过程;三是在旅游目的地所有旅游活动的消费过程,是满足旅游者需求的主要内容,也是旅游活动的核心内容。第二个层面是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主要指旅游企业为保证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顺利有效进行,直接提供各种旅游服务的所有经营活动过程。由于旅游活动内容复杂、涉及面广,因此必然涉及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许多企业。按照现代旅游经济系统模型分析,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可大致分为旅行商、长途交通运输企业、旅游接待企业三部分。旅行商的经营服务活动包括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两部分,前者的主要职能是销售旅游产品,招徕和组织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后者的主要职能是整合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要素,做好旅游者的接待组织活动等。长途交通运输企业、旅游接待企业则按照旅行商安排的旅游线路,做好旅游者空间运送及旅游活动的所有接待服务活动。主要从事旅游经济研究、旅游规划设计和旅游行政管理。第三个层面是旅游组织的管理活动,主要是指旅游目的地政府旅游组织和其它非政府旅游组织,通过旅游行政管理、宏观调控、行业自律和中介咨询等活动,提供旅游信息服务、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旅游企业行为,为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和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保证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顺利而有效地进行,实现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目的和旅游组织的管理目标。

(二)宏观旅游经济内容和特点

    在旅游经济系统中,宏观旅游经济体现了宏观旅游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过程,是旅游发展过程中各环节、各部门、各地区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形成的综合体,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和特点。

1.宏观旅游经济,是旅游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纵横交错形成的综合体。从横向看,宏观旅游经济活动表现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子系统活动同时并存的经济活动过程;从纵向看,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像一般社会再生产一样,是按照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子系统活动依次进行,并不断循环往复的经济运行过程。因此,这种纵横交错的旅游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运行和化,就形成了旅游经济再生产过程中各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2.宏观旅游经济,是旅游产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构成的综合体。旅游产业是由多种旅游服务要素构成的经济产业,其既包括直接为旅游者服务的旅行社业、旅游住宿业、旅游餐饮业、旅游运输业、旅游景观业、旅游娱乐业、旅游购物业等,也包括部分或间接为旅游者服务的邮电通讯、医疗卫生、金融保险、文化科学、教育培训、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及工农业等众多行业。其从纵向上表现为各产业、行业和企业之间上下指导和执行的经济层次关系,从横向上表现为各产业和行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协调的经济序列关系,从而形成多层次、多序列立体交叉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3.宏观旅游经济,是各区域旅游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综合体。任何旅游者、旅游企业和旅游行业的活动都必然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的,因此一定的区域旅游布局构成了宏观旅游经济的空间表现形式。从纵向看,区域旅游布局主要表现为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的上下联系的区域旅游的层次布局结构,如不同级别的风景区、度假区、森林公园和景区景点等;从横向看,区域旅游布局主要表现跨省区、跨地市区、跨县区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空间布局结构,体的旅游景区等,从而构成多个旅游区域相结合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二、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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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契约经济,合同关系是契约经济最基本的法律关系,合同信用是社会诚信建设的重要基石。我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履行合同监督管理职责中,从规范行业合同行为到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从促进企业发展到服务新农村建设,合同监督管理岗位上的工商人与时俱进,走在了新时代行政执法队伍的前列。在当前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新形势下,合同监管执法工作具有得天独厚的理论基础和潜在价值。

一、合同监管工作的法理基础

1.“契约自由原则”的变迁,开创了合同监管工作的发展空间

“契约自由原则”(Freedom of Contract)即“合同自由原则”,是指当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决定是否订立合同,决定合同的内容以及合同的形式等。此原则与所有权绝对原则、过失责任原则共同构成了近代社会中商品自由交换的基本保障。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过分地强调尊重个人意志,会造成垄断行业对社会的支配。出现了拥有资源优势、信息优势、技术优势的一方,利用合同对弱势的另一方予以侵害的现象。合同参与方的平等地位,“合同自由原则”这一赖以建立的基础,已从根本上受到动摇,因此,对于契约自由原则的反省和批判也日益强烈,运用公平正义这一基本法律价值观对合同行为进行限制,显得势在必行。

《合同法》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负责监督处理。”工商部门利用自身监管地位的超然性,开展合同行政指导和监督查处合同违法行为,避免一方自由的滥用而对他方自由的践踏。这一职责正是消除自由的绝对性,使平等、公正与自由有机结合起来,确保整个社会的合同行为在诚实守信的原则下运行。

2.“契约信守精神”的传承,奠定了合同监管工作的理论基础

一言九鼎、一诺千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些载负着历史文化的成语,都在传递着中国古代仁人君子坚守着的一个信念“守信”。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守信”的意义:人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在现代社会,人一出生,各种各样的规则就会对他产生效力。我们的社会之所以需要这么多的规则,原因就在于规则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为社会提供良好秩序的同时,还在总体上降低了治理社会的成本。规则的有效实施离不开规则的强制作用,但也不能仅依赖强制作用。理想的状态是,每位公民都养成一种很强的规则意识,让依照规则办事成为一种习惯。这就是契约精神。 

中国古人的君子之风,法国思想家的启蒙之声,“穿越”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守信”精神在履行合同监管职责的工商人身上得以传承。一方面是针对自己而言,要求自己严守职责、公正执法、倾心服务,是为律己;另一方面是针对服务对象而言,要求他们“守合同重信用”,是为律人。

(1)用“合同文本工程”夯实合同履约的基础。

合同示范文本,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单独制定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其他有关主管部门联合制定,经过长期实践、反复调研、评审、正式规定后再予以公布,具有合法性、公平性和完整性,是从交易的源头上规范合同行为,有着较高的社会效益。目前,除国家工商总局制定的合同示范文本以外,各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的情况,从“政府关心的难点问题,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入手,通过制定和宣传推广各类合同示范文本,解决老百姓消费领域的难题,行业涉及房地产转让、旅游、装潢、物业管理等,从而有利地保护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用“守合同重信用”活动打造合同诚信的表率。

开展“守合同重信用”活动,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依据企业合同履约的客观记录,经过严格评价、对合同履约信用程度达到规定标准的企业,向全社会予以公示,是弘扬企业诚信守约行为,促进全社会良好信用观念的形成,推动社会信用机制建立的一项重要措施。全国“守合同重信用”活动已开展20多年,在企业界形成了浓厚的氛围,“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的社会公信力和市场含金量越来越高,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守合同重信用”活动为平台,改进工作方式,激励企业信守合同,诚实履约,做诚实守信的表率。

二、合同监管工作的法理价值分析

1.监管工作长效化,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

公平和正义是法律的精神和灵魂,是执法者应当始终奉行的核心价值观。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在订立和履行合同配置资源的同时,市场的盲目性、无序性也相伴而生,具体表现为:合同欺诈等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屡禁不止;“霸王条款”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层出不穷;因当事人合同责任意识缺失导致的恶意违约行为屡见不鲜。因此,迫切需要强化合同监督管理。工商部门在推广合同示范文本、调解合同争议的同时,依法严厉查处合同违法行为,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手段。

合同监管工作秉承公平正义的理念,以求权利义务相统一以及合同双方的利益平衡,并最终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与社会正义。

2.监管方式多样化,实现刚柔并济的监管价值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高监管执法效能、提升服务发展水平推进自身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过去的30年,工商行政执法过多地采取了刚性手段,为改变群众心中“不是收费就是处罚”的形象,各级工商部门适时提出了“创新工作方式、服务经济发展”的理念,以动产抵押、订单农业、企业信用管理为重点,坚持依法行政、普法宣传、指导帮扶多管齐下。

推进“订单农业”,服务“三农”发展;拓展服务平台,帮助企业破解融资难题;注重培育引导,加强企业信用管理等柔性合同监管新方式,有效地弥补了刚性执法的盲点,最终达到市场秩序诚信稳定的监管目标。

3.执法办案专业化,实现和谐安定的社会价值

法的和谐价值表现在:通过协调和化解不同的利益,来缓和矛盾、化解矛盾;通过协调同一主体内部或不同主体之间的自由与纪律、公平与效率、发展与稳定等诸多方面的关系,来促进和谐。发挥法的和谐价值,要求在司法、执法中严格依法办事,在法律规定的方向和限度内,允许必要地自由裁量,加强法律监督。

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每年众多的合同纠纷已经给仲裁和诉讼机制带来了巨大压力,高昂的诉讼成本、困难重重的举证程序,普通消费者的合同纠纷甚至无法得到解决,从而给社会稳定带来了潜在的威胁。工商合同监管部门积极探索运用行政手段指导和介入民事法律关系的长效机制,完善监管,制度治本。制定合同示范文本正是发挥行政力量的灵活性与主动性,从合同关系的源头进行治理。通过规范、正义、公平的条款降低出现合同纠纷的机率,进而降低整个社会合同管理的成本,促使合同运行环境更加和谐。

在合同争议进入诉讼或者仲裁程序之前,合同双方当事人自愿的情况下,工商部门依据《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办法》组织开展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工作,对合同争议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并制定《合同争议调解书》,经合同争议双方签订生效。需要履行权利与义务的,工商部门将监督签订双方履行约定,使由合同争议引发的矛盾及时化解,从而促进人们之间的和谐、促进社会的和谐。

三、以法理为视觉,探索合同监管工作的路径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依然面临严峻挑战,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各个国家都面临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改善民生的艰巨任务,在经济转型和改革方面仍面临挑战。工商部门作为主管市场监督管理的行政执法机关,急需要在执法中以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和谐作为价值追求的目标。当代中国又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东方大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十分艰巨。这就需要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的存在,需要依靠一个现代的、理性的、法制化的政治架构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各级行政机关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律发展走向的时代责任。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家工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周伯华同志审时度势提出了“五个更加”,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更加自觉服务经济发展”是根本任务,“更加高效加强市场监管”是职能所在,“更加有为强化消费维权”是民生所系,“更加努力推进依法行政”是必然要求,“更加严格锻炼干部队伍”是基本保证。“五个更加”的灵魂是服务,要义是发展,它要求我们牢固树立为民理念,切实增强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创新意识、效能意识和协调意识,延伸职能不犹豫,挖掘潜力不懈怠,拓展服务不停步,不断提高服务的效能、服务的层次和服务的水平。

1.增强服务意识,,更加自觉服务经济发展

在工作中牢记“服务”宗旨,摆正位置,增强服务意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管理寓于服务之中,把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作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把群众满意与否作为检验自己工作的重要标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始终牢记我们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无论是监管还是执法,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保护人民的利益,更加自觉地运用工商监管执法权力为人民做事、谋利,使人民切身感受到工商人的存在、工商人的价值。

以人为本、真情为民,把提升服务质量与维权维稳促经济发展有机结合。一是提升服务层次,由热情服务向效率服务转变,及时预见预测在服务经济发展中可能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注重提高服务工作的超前性,提前介入研究,及早应对。二是提升服务方式,由现场服务向网上服务转变。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与社会公众交流和互动,全面提高办事效率。三是提升服务举措,由政策优惠向机制创新转变。在工作中倡导简化环节、提高效率,积极探索,大胆尝试,确保成效。

2.增强责任意识,更加高效加强市场监管

增强责任意识,就要“在其位,谋其政;行其权,尽其职”。在实际工作中,就要努力做到:明确职责之所在,守土有责,胸中有数,尽心竭力把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完成好。把责任意识贯穿于监管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促进工商职能有效发挥,树立红盾队伍崭新的风貌。

维护稳定,促进和谐,把加强工商责任与强化市场监管有机结合。坚持站在主动服务、解难帮困、利民惠企的角度,始终着眼“群众得实惠”这一根本目标,全力做好助企融资、合同帮农、红盾护农、整治合同违法行为等合同监管服务工作。牢固树立执法是手段、规范是目的的理念,在严格执法中更加注重抓治本、抓规范、抓信用建设。努力为企业、群众解烦事难事,办实事好事,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效果,赢得广大经营者与消费者的信赖与支持。

3.增强创新意识,更加有为强化消费维权

首先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监管理念。要调解好心态,把自己从狭隘的思想笼子里解放出来,不能死守老一套,沉迷在过去的“经验主义”格局中。把上级部署与本地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其次是创新工作方式,积极主动作为。公开监管执法的内容、依据、程序、标准和服务承诺,对违反承诺规定的严肃处理。不能仅满足于会议部署和一般号召,要注重实效,提高工作效率,做到快想、快干、快出成效。

立足职能,开拓创新,把创新监管机制与强化消费维权有机结合。适应市场经济秩序不断完善、不断健全、不断规范运作的新形势,努力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法治化上下功夫,做到高效率、高质量、高水平监管。一是不断拓宽监管领域,坚持实体市场与虚拟市场监管并重、低端市场与高端市场监管并重,不断拓展对新兴行业、新兴领域、新型业态、新型市场的监管;二是将突击式、运动式的监管向长效、规范的监管转变,将事中监管、事后处理向事前规范指导、预警防范转变,探索建立依法、科学、高效的长效监管机制,做好保护消费权益、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升级消费结构等工作,努力把消费过程中的矛盾解决好,为社会和谐奠定重要基础。

4.增强效能意识,更加努力推进依法行政

市场经济的发育与成熟,效能政府与法治政府的提倡,一方面要求工商部门改变以往那种单一的以强制为特征的行为方式,而更多地采用非权力性行政,借助柔性管理的方法,努力提高行政效能。另一方面要求工商部门努力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完善法治工商建设。工商部门作为政府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监管的行政执法部门,努力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完善法治工商建设,是职责要求所在。更加努力推进依法行政,就是要转变执法理念,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创新执法方式,提高执法科技手段,强化执法监督。更加努力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完善法治工商建设,要加快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切实加强执法监督,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创新执法机制。

求真务实、精益求精,把高效行政与建设法治工商相结合。各业务部门分步推进,在严格依法履职尽责中落实法治工商建设长效机制。一是法制部门积极协调,对法治工商建设加强指导,进一步修改完善行政执法评议标准,扎实做好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和清理工作;建立诉讼与行政调解对接机制,提高行政调解、化解矛盾纠纷的效率,确保履行职责不越位、不缺位。二是大力提高行政执法透明度,推进阳光执法、和谐执法,通过上网络、上媒体、上墙面、上手册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开公示执法权职的清单目录和办事流程。做到案情公开、调查过程公开、处罚结果公开,并通过案后逐一回访,实现行政执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5.增强协调意识,更加严格锻炼工商队伍

一方面,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较为复杂,涉及面比较广泛,经常会因为各职能交叉部门的多头管理,给工商监管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这就需要协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增强本行政系统的适应力、创新力,形成多部门联动执法、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另一方面,协调内部纵横向的关系,以增强本行政系统的协作力、整合力。系统内部上下级之间、各部门之间形成整体的“合力”,为开展各项工作扫清障碍,以提高工作效率。

立足岗位,学以致用,把工商主体工作与建设工商队伍有机结合。广大工商行政管理干部就需要认真学习国家工商总局制定的《工商行政管理人员职业道德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在潜移默化中加深对《规范》的理解,真正把《规范》的基本要求转化为自觉行为,切实增强服务科学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推动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进而进一步提升队伍素质,推动“政治上过硬、业务上过硬、作风上过硬”的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任务更加艰巨繁重,社会管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出路也在基层。在目前政府维护市场秩序的职能部门中,工商部门是唯一能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触角延伸到乡镇基层中的部门,是唯一能够进行市场主体准入、交易、竞争、退出全程监管的综合执法部门。从此项意义上说,各级工商部门具有与众不同的组织体系和职能优势,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上大有可为。工商部门的红盾卫士顺应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不断探索拓宽合同监管新领域,关注民生多角度多渠道为消费者维权,必将为创新监管手段、提升监管水平、建设服务型政府作出有益的实践。

参考文献:

[1]瞿常奇,陈勇.构建合同文本体系,促进企业信用建设[N].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8,(9).

[2]高玉兰. 合同示范文本的法律认识[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4).

[3]孙云龙. 加强合同监督管理应注意五个转变[N].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0,(9).

[4]金国坤. 行政权限争议的法制化解决途径探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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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财务困境风险，要想将风险系数降到最低，确保企业的安全、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就风险影响因素作深入而具体的研究。传统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企业的财务信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宏观经济因素这一非财务变量成为企业和相关学者重点研究的对象。在充分的理论分析基础上，结合实证分析，才能进一步明确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为企业的风险防范工作和安全经营提供重要保障。

一、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影响的理论分析

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财务运作均是在大的经济背景当中，必然受到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其财务健康程度和财务困境风险是否受到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就需要首先通过理论层面的假设论证和分析。

对于整体经济环境而言，如宏观经济环境恶化，则居民收入下降，购买力降低，企业的业绩也就相应下滑，且银行放贷难度加大，企业出现财务困境风险的概率也就越大。由此可假设整体经济环境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为负相关的关系。具体来看，以宏观经济因素中贷款利率和实际GDP增长率两个主要因素进行针对性分析。

首先，就贷款利率来看，如贷款利率越高，企业在相当的市场基础和条件下，其借贷成本也就同步上升，债务负担也就更加厚重。在出现经营不善情况时，无法进行及时的资金偿还，财务困境也就同步来临。基于此推断，可假设出贷款利率和企业财务困境风险之间存在关联性，且应为正相关；其次，如GDP增长越快，则市场经济繁荣，人们的购买力上升，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均保持较高水平，收益较大，资金的流动性也就更强，财务困境风险发生率越低。由此可假设，GDP增长率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呈负相关。基于此理论分析和研究可得出，实际GDP增长率和贷款利率两个主要的宏观经济因素均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产生巨大影响。

二、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影响的实证分析

为确保相关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应在完成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综合判断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的影响。

选取我国非ST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实证研究样本，将该公司前一年的年报数据作为数据分析对象，并选取该公司的财务变量和非财务变量作为预警指标。财务变量包括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现金流量、成长能力等方面的财务比率，非财务变量则为消费者物价指数、GDP增长率和M1年度增长率、加权平均一年其贷款利率。综合面板数据，以面板Logit模型作为分析和计算模型。经过模型估计结算，最终得出了非财务变量中的实际GDP增长率和一年期贷款利率。

就非财务变量中实际GDP增长率和一年期贷款利率而言，二者是宏观经济因素中的两个重要因素。一年期贷款利率在研究中的参数估计值为正，置信水平为5%时十分明显，由此得出一年期贷款利率和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存在相关性，且相互关系为正相关。在研究当中，实际GDP增长率参数估计值结果显示为负，同时其置信水平在1%时十分明显，则其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为负相关的关系。综合可知，宏观经济因素中贷款利率和实际GDP增长率对于企业的财务困境风险有着显著的影响。

综合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果，可总结出，宏观经济因素对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的影响显著，且贷款利率和实际GDP增长率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分别呈正相关和负相关。

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应对宏观经济环境的有效策略

（一）时刻关注宏观经济环境

关注贷款利率变化情况，当利率提高，则相关贷款业务应进行适当延缓，从其它途径实现资金的筹措。关注GDP增长率，如增长率较高，则在应在分析市场状况的基础上，适当扩大生产和销售。同时，将宏观经济环境作为财务管理的重要参考指标。

（二）建立财务危机预警机制

基于以上研究，为确保经营的安全性，防范财务困境带来的巨大风险，就需要在注重自身财务状况的有效管理的同时，时刻关注宏观经济环境。最为关键的一点，即建立起企业的财务危机预警机制。基于市场调研和企业财务管理分析结果，及时发现财务状况，并针对危机因素制定及时的处理措施，尽可能避免财务困境。

（三）重点关注关键性指标

重点关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关键性指标，使得企业在进行财务风险预防工作上能够把握重点，最大限度地避免关键指标造成的财务困境风险。如企业的总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等。在此基础上，做好企业信用管理和资金回收利用，实现经营效率的提高。

四、结束语

在综合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之后，可知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有着巨大影响，且主要体现在贷款利率和GDP增长率上。为了避免企业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除做好自身的财务管理工作外，还应当时刻关注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情况，建立财务危机预警机制，抓住关键性指标，才能将宏观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使企业走上安全、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卢永艳.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影响的实证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3，05：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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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近年来大多学者关于证券市场、市场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可发现股票市场出现波动的决定性因素表现在宏观经济上，且能够将宏观经济情况反映出来的又以股票市场为主。大多股票市场发生波动，多因宏观经济发展中存在较多政策性因素、规律性因素等，使股票市场难以保持持稳趋势，可见宏观经济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极为明显。因此，无论从国家宏观调控角度或股票市场发展角度，对宏观经济、股票市场二者关系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基于理论视角下的宏观经济与股票市场关系分析

（一）股票市场受GDP影响研究

理论研究发现，宏观经济变化往往依托于以GDP为基础推测的经济增长率进行反映。若在外界环境处于稳定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呈现出平稳持续增长趋势，可判断此时社会中的需求、供给保持正比关系，此时的经济结构也较为合理。在此环境下，社会人群因对经济发展保持较高的预期值，便会向市场投入更多的资金，如典型的炒股现象，而企业在此背景下为进行自身规模的扩大，也开始进行更多的投资，由此使整个股票市场更为活跃。但假若经济增长率呈下降趋势，此时企业因盈利亏损，便减少投资，整个股票市场环境下，供给情况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的，其中需求者，即投资者在收入预期方面不断降低，对投资资金开始减少，这样需求曲线会保持快速下降。由此看来，股票市场受GDP影响较为明显[1]。

（二）股票市场受利率变化影响研究

关于利息率，其主要指利息与本金二者的比率。通常从债权人角度看，利率可作为收入来源之一。而从整个股市发展情况看，利率影响则极为明显，利率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市场中资金的流动，资金流动性的高低将决定股票市场发展。以经济学视角看，市场发展中资金供求关系主要以利率为决定性因素，其中的需求方与供给方分别为投资与储蓄，而投资与储蓄实质可作为表示利率的函数，所以利率的变化直接影响股票市场发展。

（三）股票市场受货币供给量影响研究

股票市场中，货币供给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不同的效应方面。例如，投资组合效应。其主要指当国内处于货币政策放宽条件下，个人持有货币增多，而投资效益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如果不存在其他外界环境干扰，因个人货币存储较多，便会将其投放到市场，以此达到利益获取目标，这样股市价格会由此提高。再如，预期效应。其主要指在货币政策的放宽前，许多投资人开始预测货币市场走向，采取相应的货币投资方式，使股票市场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也有增长效应在股票市场中存在，可将其理解为货币供给量上升情况下，整个市场中投资扩大、利率下降，此时股票投资会取得更多的收益，一定程度上推动股市价格的进一步提高[2]。

二、基于实践视角下的宏观经济与股票市场关系分析

（一）20世纪前后中国经济发展与股票市场关系验证

本文在研究中选取上世纪国内经济发展作为实证，原因在于该时期内国内经济发展变化较为明显。以1994年与1999年之间国内经济发展为例，国内此时GDP在增长率上约下降5个百分点，整个市场环境下，个人与企业都难以获取较多的收益，而且通货膨胀率呈现上涨趋势，直接导致股票市场发展受到挫折。而该时期结束后，国内经济发展中注重不断调整经济结构，使GDP在增长率上到8%，此时股票市场逐渐回暖。直至2000年，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因经济矛盾逐渐解决，使证券市场发展速度提高。然而能够发现，在2002年以后，国内GDP增长率尽管提高许多，但此时股市的发展却以“熊市”形式存在，完全与经济发展相背离。而产生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表现在此时我国股市发展不健全，且较多投资者在未正确认识市场发展情势的背景下便盲目跟风，导致股票发展较为扭曲，产生“熊市”。

（二）从供应角度探析股票市场与货币市场向关系

尽管在理论研究过程中，人均收入、货币发行与经济增长保持正比关系，但从实际角度看，却不具备较高的可信度。如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背景下，因货币流动率不断出现变化，便会使股票市场因货币需求量变化而受到影响。综合实际影响情况看，变化情况首先表现在股票价格提高后，货币需求量会因个人收入提高而上升，而这种股票上涨趋势下，人们为进行风险控制便采取资产组合调整方式，如斥候货币量的扩充，使市场内货币需求量不断上涨。另外，股市交易量因股价上涨而出现扩张的情况下，需依托于较多的货币供应才可实现。因此，综合来看，股市变化、货币供应变化二者相互影响。

（三）利率变动情况下股票市场变化态势

无论理论或实践研究，都可发现影响股票市场的关键性因素体现在利率变动方面。当利率保持下降态势时，由于企业成本有所降低，此时大多企业为扩大经营规模便会利用利率下降优势，加大投资力度，使股票市场得到发展。自1996年起，我国的在降低利率方面连续八次，每次利率调整政策实施后都刺激股市的进一步发展。尤其利率调整消息传出后，也会产生一定的预期效应，带动股市的提前发展[3]。

三、结论

我国经济发展中，股票市场已逐渐成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文章研究看，宏观经济的发展能够带动股票市场发展，而股票市场又是对宏观经济的具体反映。尽管在二者相关性研究中发现，存在背离情况，但其原因多集中在股票市场发展较为滞后等方面，在日后完善过程中，这些问题都可被逐一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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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宏观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与政策实践的核心表现为IS-LM模型及其基础上的总供求模型。例如,多恩布什和费希尔称IS-LM模型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帕廷金认为它是凯恩斯的“主要信息”,托宾和索洛称为经济学专业的“受过训练的直觉”。因此,IS-LM模型曾经长期居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支配地位,并成为经济学家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普遍框架。传统IS-LM模型的基本内容在于两个关键要素和一张图。两个关键要素是:产出(收入)是由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利率是影响产品需求(C+I)及货币需求的内生变量[1]。经过希克斯表述的《通论》所发展起来的传统IS-LM模型的一个简单形式如下:L = L(r,y),i = i(r),i(r) = s(y)

其中L为货币需求,均衡时L=M,M为货币供给。i为投资,s为总储蓄,y为收入,r为名义利率。由于固定价格假设,变量的名义值与实际值是一致的。因此,一方面IS-LM模型可以视作收入决定模型(包含了供给面),另一方面,IS-LM模型也为分析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决定AD中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简单框架,模型集中关注的是利率在联系两个市场中的作用。IS-LM模型的一张图如图1:其中IS代表IS曲线,LM代表LM曲线。通过两条曲线的交点就可以决定经济的均衡状态E,所对应的就是均衡收入y*与均衡利率r*,它是经济在实现产品市场供求一致与货币市场供求一致下得到的均衡利率。IS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财政政策,LM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货币政策,因此,总需求管理就可以通过IS-LM图形中曲线的移动来分析经济状态的变化和预测内生变量的变动方向。传统IS-LM模型具有如下作用[2]:

(1)教学作用。它是分析经济的实际与货币部门相互作用的最简单模型,并且可以使用上述的一张图使经济分析与政策分析的含义直观化,宏观经济学家与广大公众(记者、官员等)更易交流。可见,IS-LM模型具有比较高的收益/成本比。

(2)对经济理论的诠释作用。IS-LM模型在同其他理论比较中能够澄清某一宏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因而成为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等各流派辩论的共同基础。

(3)描述性作用。IS-LM模型可以代表、解释或预测某种经济的绩效,进而发展出了政府和企业进行政策评价与经济预测所使用的非加总宏观经济学计量模型,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4)规约性作用。利用IS-LM模型来选择一定时期绩效最佳的政策方案。正是在这些影响下,IS-LM模型成为绝大多数入门和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的核心。国内出版的教材也沿袭了这一思路。老师们在课堂上讲授IS曲线、LM曲线的含义及代数形式,并使用IS-LM图形分析经济政策的效果。

然而,这种传统教学范式已经受到经济学界的猛烈抨击。激烈的争论和研究表明,传统IS-LM模型存在着根本的致命的缺陷:

第一,模型的短期静态性质。它使用充分信息下静态的同时均衡框架来处理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调整问题[3],这使得再次反馈过程与初次发生过程变得同等重要。这会造成对实际的动态时序经济行为的错误认识[4-5]。事实上,经历了历史时间、遭受了一系列冲击和结构变迁之后的经济体系,其反馈过程只能部分为经济个体所认知。IS-LM模型没有引入时间和经济变量的滞后效应,因此有必要以动态时序分析取代IS-LM模型。

第二,模型的确定性。传统IS-LM没有考虑宏观经济世界中不确定性(尤其投资方面)和预期的重要影响,因此就不能体现宏观经济的结构不稳定性。许多原凯恩斯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都认为这是凯恩斯贡献的真正本质,而不确定性和预期同均衡概念完全不兼容且相冲突。

第三,模型的逻辑不一致性。一个表现是IS曲线作为流量均衡同LM作为存量均衡的不一致[6],另一个表现是传统IS-LM模型缺乏微观基础。它是总量的特设关系,而不是从明确的理性主体的最优化行为推导而来。而按照卢卡斯批评,IS和LM曲线代表的函数在经济政策规则变化时并非保持不变。因此模型的政策评断往往不可靠。

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传统IS-LM模型逐渐衰落,大多数宏观经济理论和经验研究已经不再使用IS-LM模型。IS-LM模型有时出现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但只是作为建构总供求模型中总需求曲线的一个阶梯。IS-LM模型“死了”还是继续“活着”?笔者对国外流行的中初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作了一个初步调查(见表1):可见,尽管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糅合在一起的萨缪尔森式的新古典综合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居于支配地位,但IS-LM教学范式已经不再流行。因此,国内的宏观经济学教学者应该注意到这种转变。这是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的一种体现。由于国内教材普遍更新较慢,老师就有义务不再传授陈旧的IS-LM模型。更进一步来说,在权威期刊上的理论研究与研究生宏观课程教学都很少同IS-LM模型相关了。据笔者所了解,察觉到这种转变的教师还比较缺乏。许多教师仍然在用IS-LM图形来讨论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政策含义。这种教学现状的原因可能在于IS-LM模型的相对简洁性及教学惯性。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新范式:动态一般均衡或新IS-LM模型

既然这样,课堂教学是否应该完全抛弃IS-LM模型呢?如果抛弃传统的IS-LM模型,宏观经济学教学还剩下什么?笔者的教材调查表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总供求模型和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宏观经济学教学的中心环节。问题在于这种教学方式,一方面同微观经济学严重脱节,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是两张皮,缺乏比较严密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初中级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同高级宏观经济理论及专业性的宏观经济研究也是脱节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前沿研究给出了两个紧密联系的新动向: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主张宏观经济学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微观基础;主流的意见则主张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理性最大化的微观基础。这种动向在近年来达到高峰。目前已经形成一个动态一般均衡的宏观经济研究框架,具体表现为从拉姆齐模型到新新古典综合的发展。事实上,新新古典综合以另一种面目使得传统IS-LM模型借其扩展形式得到复活。因此,IS-LM模型还没有死。

大体上,动态一般均衡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关于私人所有权经济所有时刻的整体动态系统的简称。它是一般均衡、理性预期与代表性主体的结合。动态一般均衡以市场作为协调机制、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偏好、预算/资源约束、禀赋、可得技术与信息、制度)最大化理性代表性主体的当前和未来期望福利的现值总和(因而是一种涉及现在和未来变量的跨期决策行为),结合所有市场上的市场出清(一般均衡)条件,经济行为可以被简化为几个定义了经济运动定律(laws of motion)的微分或差分方程。这样就可以从微观层面的个体动态最优化来解释总量现象,如经济增长、经济周期、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影响。

DGE的基本原理在于持有下述信念:宏观经济建模应从微观经济主体作出的选择出发来加总成经济整体,所以必须重视个体对其经济环境实际或预期变化的反应行为。DGE体系中,经济主体在约束条件下连续不断地最优化以致经济总是处于某种短期均衡形式之中,只要给定可获取的信息,人们应能作出对自己有利的最优决策,并且不会犯持续的错误。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行为是理性的。如果出现错误,被归因于信息差距,如对经济未预料到的冲击。经济的最终运行趋势是一种长期均衡。它是当所有的过去冲击通过经济体系已经完全发生作用下的最优经济运行路径。它可以是各变量均为常数的稳态,也可以是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具有相同增长率的平衡增长路径。

然而,动态一般均衡框架涉及微观方程或差分方程、动力系统与最大值原理及动态规划等复杂的数学工具,因此并不适合宏观经济学的初中级学者。笔者所主张的是,在传统IS-LM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对其加以扩展,这就是由新新古典综合发展起来的新IS-LM模型或最优化IS-LM模型。新IS-LM模型的一个代表来自McCallum(1989: 102-107)[7],为McCallum and Nelson (1999)重述[8],形式如下:lnyt= a0+a1(lnPt-Et-1lnPt)+a2lnyt-1+ut

(菲利普斯曲线)lnyt= b0+b1[Rt-Et(lnP t+1-lnPt)]+vt

(lS曲线)lnMt-lnPt= c0+c1lnyt+c2Rt+ηt

(LM曲线)其中y为实际产出,P为一般价格水平,R为名义利率,M为名义货币供给。a0,a1,a2,b0,b1,c0,c1,c2为参数,ut,vt,ηt分别代表总供给冲击、总需求冲击和通货膨胀冲击的零均值随机变量。

显然,新菲利普斯曲线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供给行为的说明,新IS曲线和新LM曲线则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需求行为的说明。新的总供求模型同理性经济人的跨期最优化行为协调一致。这一点同来自传统IS-LM模型的总供求方法明显区分开来。新IS-LM模型具有了早期凯恩斯主义所缺乏的微观基础因素:价格调整成本,价格调整的不同步性,前向预期价格设定,垄断竞争。价格水平已经内生化了,它是受外生冲击和货币政策规则影响的内生变量,结合货币供给规则,即使个别价格有短期粘性,价格水平在短期和长期都会对货币存量的外生持久变化作出反应。

新IS-LM模型的参数来自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及价格调整过程的结构性参数,已经充分考虑了政策变动对理性主体的预期的影响,因此模型大体上可以经受住卢卡斯批评。这就使得使用它讨论宏观经济活动的决定和货币政策设计的研究文献日益增加。

把新IS方程结合泰勒规则,可以得到一条宏观经济政策(MP)曲线或总需求(AD)曲线[9-10]。它表明产出缺口与超过目标的通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当通胀率上升超过目标通胀率时,中央银行会提高名义利率。提高幅度大于通胀率上升幅度,以使当通胀率上升时,实际利率也上升,这就会减少投资和净出口,降低实际产出。MP曲线的移动来自通胀率以外其他因素的冲击,如政府采购、货币政策、国外出口需求、税收、消费者信心的变化。

模型中的新菲利普斯(NPC)曲线则代表经济的总供给行为,或称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对于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通胀率是前定的,因为它取决于滞后的GDP缺口而非当前的GDP缺口。因此它是一条用来表示在任意时点上经济中通胀情况的水平直线。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时,IA上移,反之则相反。因通胀预期和原材料价格变化而移动,因此可以反映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的现实经济状况。

我们把向下倾斜的MP曲线和水平的IA曲线结合起来,就得到了一个解释经济波动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模型,如图2所示。这个模型可以较为精确地描述货币政策的实施原理。例如,初始经济处于长期均衡E0,如果没有外部冲击,这个经济就是通胀比较稳定的经济。当一个外生的需求冲击使得MP0右移到MP1,则实际产出会超过潜在产出,从而通胀率会上升,因此IA上移,中央银行就会提高名义利率以使实际利率上升来应对通胀率的上升,直到经济达到新的长期均衡E1。这时产出回到了潜在产出水平,但稳定通胀率更高了。如果中央银行认为新的稳定通胀率过高,则它可以通过泰勒规则来使MP左移以实现目标通胀率。

上述见解常常被称为宏观经济学新共识(NCM)。它是对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与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综合。这种综合表明,在短期,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产生的名义刚性和真实刚性有效地增加了产出水平波动对总需求冲击的持续性。总需求对产出和就业能够产生实际影响。在长期,总需求没有实际影响。均衡的自然失业率由劳动市场的结构性特征、工资谈判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决定。

新共识认为,货币政策使用利率工具能够在短期稳定产出与就业,但长期只能影响通货膨胀。货币是中性甚至超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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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大型商业银行跨国活动增加、信贷衍生产品迅猛发展,新形势下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2007年底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各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严重恶化,大量银行纷纷破产,虽然我国的商业银行因为种种政策性原因,在这次危机中损失较小,但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我国商业银行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完全融合,将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水平提出挑战。

目前,宏观压力测试由于能模拟潜在金融危机等极端事件对商业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已经引起了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政策当局广泛的重视,并在实践中得到迅速推广。本文运用宏观压力测试法,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特性,对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这对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具有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宏观压力测试是用于评估一国金融体系在受到“异常但合理”宏观经济冲击时的稳定程度,其通过情景设定或历史事件,来衡量宏观经济冲击对整个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外对宏观压力测试的研究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都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Wilson(1997a,1997b)用各工业部门违约概率与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的敏感度直接建模,通过模拟将来违约概率分布的路径,得到了资产组合的预期异常损失,进而模拟出在宏观经济波动冲击下的违约概率值。Boss M(2002)和Virolainen (2004)利用Wilson提出的模型,根据加总的企业违约概率估计出宏观经济信贷模型来分析澳大利亚和芬兰银行部门的压力情境。

而在国内对宏观压力测试的研究还尚在起步阶段。在理论研究方面,徐明东、刘晓星(2008)通过对国际上流行的几种宏观压力测试方法的比较,阐述了如何运用宏观压力测试方法去评估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模型研究和实证方面,任宇航、孙啸坤等(2007)利用Logit回归测试的方法,通过收集我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和金融机构的数据,对我国银行业信用风险损失作出了合理估计。但国内的这些研究只是借鉴了压力测试的思想,使用传统的方法,通过模拟情境下宏观经济因素异动,由Logit模型最终得出稳定性指标期望值的点估计来评价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不能有效地反映出宏观变动冲击对银行体系的影响,不能具体看出压力情境下哪些宏观经济变量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最大,这就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三、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

宏观压力测试是对微观层面压力测试的有益补充,它是将各宏观经济冲击变量整合量化为一个宏观因子,将宏观波动因素整合到评估银行信用风险的模型中,通过压力情境的构建,预测在极端情形下宏观经济变动对银行系统信用风险的影响。

(一)模型构建

本文在研究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水平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时借鉴了Wilson(1997a, 1997b),Boss(2002),and Virolainen(2004)所提出的模型。该模型主要包括:建立了一个信用风险水平和宏观经济变量间的联立方程;用蒙特卡洛法模拟了违约损失的分布。

具体来说,假定商业银行将贷款贷给了J个经济部门,其中j部门在t时刻违约的概率为pj,t,在这里j=1,2,…,J,pj,t介于0和1之间,用它的Logit转换值yj,t作为回归值,即:

进而,设定yt=(y1,t,……,yj,t)*,yt为转换指标。本文所采用的模型是基于M个宏观经济变量的现在值和滞后期的值所构成的一个线性方程:

yt=m+A1xt+…+A1+sxt-sη1yt-1+…+ηkyt-k+vt (2)

式(2)中明确表示了各宏观经济变量与违约转换指标yt之间的关系。其中,xt=(x1,t,x2,t…xm,t)表示宏观经济变量,其为M×1阶向量;m为截距项,其为J×1阶向量;A1……A1+s和η1……ηk为系数,它们分别为J×M阶和J×J阶矩阵;vt为随机误差项,其为J×1阶向量。

同时为了考虑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根据Wilson模型中关于宏观经济变量的等式系统,本文采用了下列的描述:

xt=n+δ1xt-1+…+δpxt-p+μ1yt-1+…+μqyt-q+ξt (3)

其中,n为M×1阶列向量,系数δ1,…δp和μ1,…μq分别为M×M和M×J阶矩阵向量,随机误差项ξt为M×1阶向量。

本文所考虑的模型在Wilson(1997a,1997b),Boss (2002)和Virolainen(2004)基础上,进行了两点改进:一是考虑了宏观经济变量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影响的时滞效应;二是模型的设定还考虑了商业银行体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回馈效应。考虑到我国商业银行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该模型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而用其来研究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水平与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二)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描述

为了建立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水平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实证关系,本文收集了2003年1季度到2009年2季度共26个季度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和相关宏观经济数据,并通过参考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宏观压力测试时的变量选择,考虑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以及宏观经济发展的特点,对相关变量做了如下选择。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综合考虑了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特殊性和相关数据的可得性,选用了商业银行体系的信用风险为被解释变量,以不良贷款率为其衡量指标,即:商业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越高,其信用风险水平就越高。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银监会网站和国研网的统计数据库,其中,商业银行的样本包括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根据《贷款质量评估指导原则》,中国的贷款按照五级分类法进行分类,不良贷款率=(次级+可疑+损失)/贷款总额。

2.解释变量

在解释变量方面,鉴于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以及相关数据的获取难度,选取了GDP增长率、CPI指数(用以表示通货膨胀率)、广义货币增长率M2、进口额同比增长率M、三至五年期贷款利率R、房地产价格指数RE、失业率U七个宏观变量,数据来源于锐思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

3.数据描述

从表1可以看出:(1)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经过Logit模型转换为yt后,其波动率仍然较大。(2)从选取的宏观经济变量来看,我国的宏观经济进入了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繁荣时期,但房价指数RE和进口额增长率M的波动较大。

(三)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1.实证研究

根据上述的模型设定,首先对Pj,t运用Logit模型进行转换,得到转换指标yt,再将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构成冲击的各宏观经济变量及其yt的一阶滞后变量(考虑到宏观经济冲击的滞后性往往为一年)的数据代入,利用Eviews5.0与yt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GDP增长率ZGDP、通货膨胀率CPI、房价指数RE、贷款利率R、进口总额同比增长率M以及yt的一阶滞后变量这六个变量显著,而失业率U和广义货币增长率M2不显著,被剔除。然后再利用式(3)进行各宏观经济变量的自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1)在1%到10%的显著性水平上,CPI指数、GDP增长率、进口额增长率M、贷款利率R以及房价指数RE均显著影响到了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且信用风险的转换指标受其滞后一期值的显著影响;(2)各宏观经济变量均受到其滞后项的显著影响,且除商品房销售价格指数RE外其余宏观经济变量还受到了转换指标滞后一期值的影响。

2.结果分析

从上述模型中,可以看出在宏观经济变量中贷款利率R对转换指标的影响最大,R的上升代表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为了按期还本付息,企业就必须拿出更多的利润交给银行,如果融资成本大于企业盈利能力,那企业就有违约的冲动,使得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加大。而CPI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与R则恰恰相反,其上升预示着国家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企业的盈利大幅上升,减少银行的信用风险。GDP增长预示着整个社会的宏观经济比较景气,经济处于上升繁荣期,企业平均盈利能力较好,不良贷款率也将随之下降。进口总额增长率M上升,对我国的出口企业造成负面影响,致使其业绩下降,进而会增加银行的信用风险。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的上升,会使得大量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产生泡沫经济,鉴于目前我国房屋贷款在银行贷款中的比重,将会使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显著提高,进而增大银行的信用风险。同时,也可以发现转换指标的滞后一期对当期影响显著。显然,模型的回归结果符合经济学上的解释。

四、宏观压力情景的设定及其风险分析

压力测试主要是通过情境设定,根据情境假设下可能的风险因子变动情形,重新评估金融商品或投资组合的价值。通常重新评估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但是情境设定的方式却有很多种选择。情境分析是目前应用的主流,即利用一组风险因子定义为某种情境,分析在个别情境下的压力损失。情境分析的事件设计方法有两种:历史情境分析和假设情境分析。整个程序通常分为两大步:一是情境设定;二是重新评估。

(一)情境设定

分析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贷款利率R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最大,而GDP增长率则是判定一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指标,同时考虑到大多数危机的冲击期会持续四个季度,因而假定2009年2季度为基期,模拟从2009年3季度到2010年2季度共4个时间点涵盖了一年期的未来路径。本文设定了两个压力情境:一是GDP指数突然大幅下降的情境。假定我国GDP季度增长率自2009年2季度起在未来的4个季度里每季度均会同比下降一个百分点。二是贷款利率R大幅上升的情境。设定我国的贷款利率自2009年2季度起在未来的4个季度里,每季度均会同比上升一个百分点。为了便于计算,假定这两个冲击是相互独立的,即当一个宏观解释变量受到冲击,其它解释变量仍然保持不变。

(二)重新评估

设定情景下的冲击结果如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设定的两种压力情境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明显增加,其不良贷款率显著提高。同时,还可以发现,贷款利率R的大幅升高比GDP增长率的降低对商业银行体系信用风险的冲击幅度更大,这也充分说明了货币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及其对商业银行的显著影响。

为了更清晰地表现两种压力情境下银行体系信用风险的变化,将上述结果绘在图1中。

图1中P1代表了GDP增长率突然下降情境下的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P2代表了贷款利率R上升时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从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P2一直在P1的上方,即贷款利率R的大幅上升比GDP增长率的大幅降低对商业银行体系信用风险的冲击幅度更大。

五、结论

本文采用我国2003年1季度到2009年2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和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数据,基于Wilson (1997a, 1997b),Boss(2002)及Virolainen(2004)所提出的模型,通过Eviews5.0软件建立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转换指标 与各宏观经济变量及转换指标滞后一阶的回归方程,结果表明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房价指数、贷款利率、进口总额同比增长率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影响显著。进而利用得出的回归方程,依据假设情景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进行了压力测验,在宏观压力测试的情境分析中,得出了贷款利率R的大幅上升比GDP增长率的大幅降低对商业银行体系信用风险的冲击幅度更大的结论。

鉴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变量和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本轮的次贷危机中我国的商业银行虽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但应该吸取欧美大银行在这次危机中的教训,防患于未然,提高自身的风险意识,继续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另外,政府在遇到宏观经济问题时,货币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国货币当局在面对危机时,应该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确保经济的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 Wilson T C. Portfolio credit risk I [ J ]. Risk, 1997, 9(10) : 111 - 170.

[2] Wilson T C. Portfolio credit risk II [ J ]. Risk, 1997, 10(10) : 56 - 61.

篇11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11.037

1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经济转型速度加快。在此背景下，人民币汇率走势发生了很大改变。2014年以来，人民币一改过去十多年间的单边升值趋势，对美元持续贬值。截止2016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从1∶6.10贬值到1∶6.9左右。人民币汇率走势的急剧变动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顺利进行，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研究国内外宏观经济变动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机制，为做好人民币汇率预测，及早制定应对措施提供参考。近年来，部分学者把货币政策理论和汇率理论结合起来，利用泰勒规则和利率平价理论构建基于泰勒规则的汇率模型，解释宏观经济因素对汇率的影响。现有研究证明，相对于其他基于宏观指标的汇率模型，基于泰勒规则的汇率模型的解释力最强（Ince，Molodtsova和Papell，2016）。陈平和李凯（2010）、邓贵川和李艳丽（2016）对人民币汇率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他们的研究着重比较了各种模型的预测效果，没有分析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因此，本文将运用基于泰勒规则的汇率模型，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变动对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影响。

2研究设计

Engel和West（2006）最早将泰勒规则和利率平价理论结合起来，分析宏观经济变量对汇率的决定。Molodtsova和Papell（2009）对泰勒规则加以修正，并证明了修正后的模型预测效果比其他模型更强。根据Molodtsova和Papell（2009）的研究，一国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既要考虑本国通货膨胀率相对于目标通货膨胀率的偏离、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于潜在增长速度的缺口，还要考虑汇率因素。当本币低估时，央行会提高利率以避免本币的进一步贬值。此外，中央银行在调整利率时，为了避免对经济带来很大震动，会采取“平滑”方式调整，因此下一期利率也是本期利率水平的函数。调整后的泰勒规则形式如下：

it+1=（1-ρ）（μ+λπt+γygapt+δqt）+ρit+vt+1（1）

式中，it和it+1分别是本期和下期的利率，πt和ygapt分别为本期和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qt为实际汇率。ρ为央行的利率调整系担该系数越大，央行政策利率调整就越平缓。vt+1为未来利率的标准差。

根据对称性假设，如果外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实施也依据该调整后的泰勒规则，同时假定利率平价利率在长期中成立，那么预期汇率变动可以表示如下：

Etst+1-st=μ～+δ～qt+λ～*πt*+γ～*ygap*t+λ～πt+γ～ygapt+ρit-ρ*i*t（2）

其中“*”号为国外指标。

产出缺口的测定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难题之一。现有文献主要采用线性时间趋势、二次型时间趋势和HP滤波方法加以测定。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分别利用这三种方法计算产出缺口。

3实证分析

3.1数据说明

本文利用直接标价法表示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作为人民币汇率指标，以中国和美国3个月国债收益率作为中美两国利率指标，GDP作为产出指标，CPI作为物价指标。本文以两国名义GDP除以各自的CPI，得到实际产出指标。同样，本文以名义汇率和两国CPI指标计算得到实际汇率。我们选择2005年以来的季度指标加以分析，所有数据来自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FRED）数据库。

3.2实证分析结果

表1显示了所有指标的描述性统计检验结果，其中Yg1、Yg2和Yg3分别表示以线性时间趋势、二次型时间趋势和HP滤波方法计算得到的产出缺口。

由表1可见，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变动较大，币值最高时达到1∶6.0576，最低时为汇改之前的1∶82765。相比之下，实际汇率的波动略低一些，而我国短期利率比美国高。通货膨胀率方面，我国的波动也比美国大。产出缺口的方向及规模与计算方法有关。

由表2可见，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之间具有高度正相关关系。在自变量之间，滞后一阶的实际汇率与滞后一阶的美国短期利率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关系，相关系数达到0.8776。因此，在回归分析中，必须考虑方程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本文运用了Belsley，Kuh和Welsch（1980）提出的条件数（condition number）检验方法，当多重共线性条件数高于30时，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见表3。

对比三个模型，二次型时间趋势模型的F值、R2和多重共线性条件数均为最好，因此本文将结合二次型时间趋势模型展开分析。

根据表3，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我国短期利率的提高能够引起人民币的升值。滞后一个季度的我国短期利率回归系数为-0.0038219，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我国短期利率提高会引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值的下降，导致人民币升值。第二，我国产出缺口加大能引起人民币的贬值，美国产出缺口会引起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升值。我国产出缺口的回归系数为01546719，美国产出缺口的回归系数为-0.2013055，说明我国产出缺口越大、美国产出缺口越小，人民币就会贬值，这一点也得到近年来现实情况的证明。第三，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会引起下一季度名义汇率的回调，反映了人民币汇率具有一定的自我调整的特征。此外，实证分析结果还显示，与经济增长相比，通货膨胀并不是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显著因素。

4结论

宏观经济是影响汇率的重要因素，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对于当前情况下进行人民币汇率预测、制定相应的政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基于泰勒规则的汇率决定模型，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利率、产出缺口以及上期的实际汇率对人民币汇率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在当前情况下，要应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风险，就必须从多方面入手，做好事前预测和事后管理。要根据国内外利率和经济增长情况，做好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预测。既要根据国内外经济增长趋势，分析产出缺口情况，也要针对货币政策的调整，做好汇率预测。同时，货币政策部门在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时，必充分考虑利率变动有可能通过汇率产生叠加效应，导致货币政策偏离目标。

参考文献

[1]陈平，李凯.“适应性学习”下人民币汇率的货币模型[J].经济评论，2010，（3）.

[2]邓贵川，李艳丽.汇率基本面模型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测能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9）.

[3]Belsley，Kuh，Welsch.Regression Diagnostics： Identifying Influential Data and Sources of Collinearity[M].John Wiley & Sons，Inc，1980.

篇12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9-0086-03

一、引言

2008年,随着雷曼兄弟破产、“两房”被政府接管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美国次贷危机进一步深化成金融风暴波及全球,宏观经济出现剧烈波动。在此国际背景下,国内经济亦不容乐观,现在金融危机也已经开始逐渐渗透到实体经济领域,直接导致了外贸出口下滑,外贸顺差减少,与国内房地产周期演变重叠,从而影响工业和投资下降的结果,造成经济迅速下行趋势,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幅回落至9%。为了稳定经济,我国政府决定采取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的方式,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国内消费不振、外贸出口急剧下降的形势下,政府出台了旨在扩大内需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其中32%与房地产行业直接相关,包括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等措施。

从2008年10月下旬开始,政府连续出台救市政策,这不仅为购房者提供了更多的利好,最为重要的是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购房者的市场预期,这对于促进楼市的回暖具有积极作用。2008年11月份,土地成交量出现回暖迹象,比2007年同期分别增加了8.3%和159%,比上月成交土地面积也增加了37.8%。同时,伴随着商品房住宅量的成交量、成交面积的增加,经济适用房、限价性住房等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增加了46.2%,成交面积增加了49.3%。目前,市场上房地产开发土地供给依然充足,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在稳步回升;房地产供给将出现结构性差异,商业地产出现过剩,保障性住房供给力度不断加大;房地产价格持续调整;房地产市场体系将逐步完善。

由此可见,宏观经济的波动对房地产价格有着重要影响,而房地产投资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势必对宏观经济的运行产生重要影响。虽然从理论上,对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波动关系进行分析的文献很多,但从实证角度具体检验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文献还不是很成熟。本文将从国内外两个方面对研究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波动的文献进行综述,以期进一步探讨影响房地产和宏观经济波动的实际因素,同时对相关文献所采用的模型进行归纳、整理,期望能对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视角。

二、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

房地产价格是指房地产市场上供需双方所形成的价格。从各国房地产价格的波动情况来看,房地产价格一般具有阶段性、城市差异性与协同性、泡沫性三个特点。就阶段性而言,房地产价格的阶段性或周期性与宏观经济波动是密切相关的,有时宏观经济波动表现为房地产价格波动,同时又会引起宏观经济波动。根据经济周期理论,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基本变量存在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宏观经济的一个或多个经济变量会引起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同时房地产行业的变化也会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在变化过程中两者形成相互加强的互动机制。从各国相关文献资料来看,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宏观经济基本变量主要包括收入、消费、利率、就业率、通货膨胀率、建筑成本、房地产供给等基本变量。

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变化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影响,宏观经济变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房地产供给和需求的影响来实现的;二是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这方面,已有的研究表明,学者们主要是从房地产价格是否影响总消费和总投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的。

(一)国外的相关研究

房地产业在国外许多国家已是成熟的产业,有关房地产业的地位作用已有了明确的认识。从国外的文献来看,大部分的经济学者对于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侧重于从均衡理论的角度出发,在传统的回归分析模型的基础上,更多地运用独立线性系统、数量经济模型、技术经济评估模型等来进行数据分析。

首先,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面会影响投资需求,进而通过利率影响房地产的供给,而经济增长会影响居民收入进而影响对房地产的需求,根据均衡理论,市场竞争机制最终会通过房地产价格出清市场。Clapp和Giaccotto(1994)利用简单回归分析,认为宏观经济的变化对于房地产价格有着很好的预测能力,不符合有效市场的假说。而Quigley(1999)采用供求平衡确定价格的模型,对美国1986―1994年41个都市区域的年度数据进行研究,认为对住宅价格的解释能力在12%～30%之间,各变量的显著水平超过了99%,说明美国经济基本面可以解释美国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同时,Iacoviello(2002)通过建立SVAR模型研究来6个欧洲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和英国)过去25年的影响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因素,研究发现在利率上调之后,各国的房地产价格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Miki Seko(2003)通过利用SVAR模型分析出日本各地区的住宅价格和经济基本面有着比较强的相关性,可以预测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同时,房地产价格的变化是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Chirinko,DeHaant和Sterken(2004)运用SVAR模型对13个国家进行研究,研究了13个发达国家的情况,发现对一国而言,房屋比股票对消费、产出等实际经济有更大的作用,房价上涨1%之后,消费上涨0.75%,房价上涨1.5%之后,GDP上涨0.4%。

其次,对房地产的需求而言,受经济增长影响的居民收入是主要影响因素,而根据不同经济理论对收入度量是此类文献关注的主要内容,如永久收入假说。Geoffrey Meen(2002)通过对英国、美国住宅价格的时间序列分析发现,无论是暂时性收入还是持久性收入,对房价的弹性都很大,尤其是在美国对于供给弹性欠佳的市场上,长期收入的弹性更高。而GcofKenny(1999)利用协整技术,利用VECM模型,来对爱尔兰住宅市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建模,他的研究表明,持久收入增加会引起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并对住宅的需求有一定比例的增加。同时,Abrahma和Hendershott(1996)利用了一个考虑滞后过程在内的住宅价格变化模型,该模型提示了住宅价格上涨与住宅建设成本、就业率和收入直接相关,住宅价格上涨幅度和利率上升成负相关。

最后,对房地产的供给方面而言,宏观经济的变动通过对利率的影响进一步影响实际的房地产投资。在这一方面,Giulindori(2005)通过建立一系列VAR模型,研究发现利率上调之后,9个欧洲国家(比利时、芬兰、法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的房地产价格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Case和Robert(2003)验证了房地产价格与投资回报存在正的自相关。房地产价格和回报的高度自相关会产生正反馈交易行为, 并推动房地产价格向预期的方向发展,在上升过程中可能会形成价格泡沫。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外文献主要基于均衡理论、收入假说等经济理论构建模型,如SVAR模型。采用的数据主要采用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而具体的计量模型主要集中在传统的OLS回归、SVAR模型、协整分析等。

(二)国内的相关研究

我国房地产市场相对国外来说,虽然起步比较晚,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房地产行业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房价问题不仅关系到城市的发展和金融的安全,更关系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房价问题的重要性和房地产价格的敏感性吸引了国内大量学者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从国内的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对于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关系,大都从理论上来进行分析,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比较少,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鉴于宏观经济基本面对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影响,采用合适的数据、模型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沈悦,刘洪玉(2004)利用1995―2002年我国14城市的中房住宅价格指数与宏观经济基本面相关变量的平行数据,运用混合样本回归以及添加城市、年度哑变量等分析方法,对住宅价格与经济基本面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基本面对住宅价格水平的解释模型存在着显著的城市影响特征。姜彩楼、徐康宁、李永浮(2007)运用2003年3月至2006年8月的月度数据,通过协整方法、Granger检验研究了上海市房地产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和房地产投资力度是影响上海市房地产价格变动的重要因素。而人均可支配收入、空置面积等反映市场供需关系的指标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较小。张益丰(2008)利用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我国房地产销售价格和经济发展、居民人均收入以及上地拍卖价格等变量加以实证分析,指出单纯依靠降低土地价格来遏制房价上涨政策是不可行的;提出加大农村投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少地域之间的经济差距等一系列能够平抑房屋价格快速上涨的政策建议。

其次,在我国,由于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从而银行利率的变动对房地产投资有重大影响,因而会影响到房地产供给及其价格变化。例如,梁云芳、高铁梅、贺书平(2006)利用协整分析和HP滤波,计算了房地产均衡价格水平,以及房地产价格偏离均衡价格的波动状态,得出结论: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偏离只是受部分地区的影响。通过利率来调控房地产市场,成效不大,但信贷规模的变化对房地产投资有较大的影响。而崔光灿(2009)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1995―2006 年31个省市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房地产价格明显受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而且房地产供给、收入等基础性宏观经济变量在中长期也决定房地产价格。房地产价格明显影响到宏观经济稳定,房地产价格上升会增加社会总投资和总消费,房地产投资通过“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影响始终明显,对社会总投资的影响也非常显著。

最后,随着我国房价的连续上涨,住房支出成为居民支出的主要组成部分,居民的生活压力上升,居民消费支出受到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扩大内需的实现,是影响房地产需求的主要因素。姚玲珍、刘旦(2006)在生命周期假说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城镇居民资产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关系的模型,并利用1978―2006年的数据,分阶段实证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住宅资产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宋勃(2007)在考虑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利用我国1998―2006年的房地产价格和居民消费的季度数据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使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和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短期而言,两者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长期来说,房屋价格上涨是居民消费增加的Granger原因。

由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房地产市场上的重要作用,使得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成为影响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因素,例如,房地产信贷政策将会直接影响房地产贷款利率,而宏观财政政策则会影响居民收入,进而影响对房地产的需求。周京奎(2005)利用中国4个直辖市房地产价格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运用单整与协整检验方法及误差修正模型,对住宅价格与货币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住宅价格上涨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紧密的联系。

可以看到,国内文献于国内文献相比,除横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之外,还采用了面板数据,从而可以使用更多的信息,相关的计量方法主要包括:协整方法、Granger检验、误差修正模型(ECM)、面板数据模型,同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也是国内文献重点关注的问题。

三、总结

国外在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研究上要早于国内,并且重视在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结构计量模型进行定量分析,这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近年来,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对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并且大量采用了相关计量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但是,对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