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研究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对外贸易研究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中国对东盟出口额同比增长34%，高于整体增幅14.1个百分点，占外贸比重6.8%，高于去年同期0.7个百分点。机电类、纺织服装类产品平稳增长，高新技术产品增速偏低。2011年，全省机电类、纺织服装类产品分别出口921.05亿美元和602.50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4%和21.1%。机电产品出口增速略低于全省总体水平，其中船舶出口比上年下降10.2%，对机电产品出口增速影响较大，剔除船舶产品，其余机电产品出口比上年增长19.1%，与全省出口平均增速基本持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55.23亿美元，同比增长5.4%，大大低于全省总体水平。出口主要商品中，增长较快的有成品油、铝材、集装箱、轴承、钢材等商品，出口同比增速均超过30%。贸易摩擦涉案数量创新高，涉案金额略增。2011年，我省共遭遇贸易摩擦案件93起，涉案金额为14.08亿美元，涉案数量超2009年金融危机时水平，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4.6%，涉案金额与去年同期相比略增3.5%。其中反倾销62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12起，337调查5起，反规避3起，特保措施2起。浙江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中，美国发起19起，土耳其发起13起，印度发起11起，巴西发起8起，欧盟、加拿大各发起7起，澳大利亚、泰国各发起案件5起，阿根廷发起4起，印尼发起3起，墨西哥、南非发起2起，俄白哈关税同盟区、哥伦比亚、秘鲁、台湾（地区）、摩洛哥、韩国、埃及各1起。

2012年浙江对外贸易发展环境分析做好今年的外贸工作，需要对形势有准确的预判，采取正确的应对举措。我们认为，一方面，今年外贸发展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制约外贸稳定发展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浙江外贸发展具有一定基础和有利条件，经过努力仍然有望实现平稳增长。从宏观经济环境看：一是世界经济基本面脆弱，但不会出现严重衰退。从目前情况看，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放缓，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在放大。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主要有：欧洲债务风险上升、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依然不足、全球性通胀压力短期内难以缓解、新兴经济体增势趋弱、中东问题等非经济因素干扰不断增多，等等。鉴于以上问题，全球增长前景黯淡，世界经济增速可能长期低位徘徊，并面临严重的下行风险。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数次调低了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将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从4%下调至3.3%。

世界经济复苏放缓和下行风险增加，势必对浙江外贸稳定发展带来诸多风险和挑战，如国际市场需求不振、经贸摩擦形势更加严峻等。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总体保持稳定，短期内不会出现严重衰退，国际市场需要可望保持基本稳定，我省外贸出口仍有较好的发展空间。作为世界经济的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2011年各季GDP环比增速持续上升，个人消费及就业率等主要数据有所改善；欧盟第二轮总额共1300亿欧元的救助希腊计划已获批准，债务危机风险有所缓和；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仍维持在快速增长的区间。二是经济增长面临放缓的压力，但宏观经济有望保持稳定。2011年我国GDP增长9.2%，较上一年回落1.2个百分点，GDP增速呈逐季回落的态势，经济体制改革也有所滞缓。国内一些制约经济发展的长期矛盾和短期问题相互叠加，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内外风险与挑战包括：通胀压力、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抑制经济泡沫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难题，国家经济增长面临放缓的压力。三是浙江经济面临转型挑战，但也面临发展机遇。2008年以来，浙江经济运行的要素环境与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2011年，浙江GDP同比增长9%，增幅低于全国0.2个百分点，在全国仅高于北京和上海；浙江面临的资源要素制约更加明显，局部地区出现产业空心化倾向、民营企业资金链紧张、用工荒、用电荒、工业用地紧张等问题；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向中西部倾斜。浙江经济进入转型期，已有的发展优势需要巩固和再造，全省经济发展方式能否成功转变，已成为未来浙江经济兴衰成败的关键。从微观经济环境来看，企业总体经营环境趋紧，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压力进一步增大。

主要存在六大难题：一是融资难度加大。在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偏紧的形势下，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资金短缺问题尤为突出。半数以上的企业表示融资出现困难。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贷不到款或授信额度不足；另一方面，贷款利率偏高。企业目前所获贷款额度，一般采取“现金+银行承兑汇票”打包方式获得，其综合年利率比基准利率高得多。此外，银行还要求企业保持一定的存贷比，要求购买理财产品，要求苛刻的资产担保+企业相互担保，部分民营企业还遇到银行抽贷，个别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导致“跑路”现象发生。二是招工用工困难。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问题比较突出，同时缺工现象向欠发达地区蔓延，部分企业开工不足，企业不但对接大单、长单持谨慎态度，连在手订单也面临不能按时交货的风险。大部分企业反映劳动用工成本上升较大，过去三年制造业普通用工成本几乎上涨一倍，而且流动性上升，目前企业职工的月流动率在8%—12%之间，而较为正常的情况则应在4%—7%之间。三是出口订单减少。

据“浙江省外经贸运行监测系统”数据显示：自去年二季度以来，重点联系企业中出口订单开始逐月回落的态势明显，去年年底以来我省出口订单景气指数一直处于微弱景气状态，明显弱于年初一直在较为景气区间运行的情况。预计2012年一季度将延续2011年底的态势，出口增速继续下行。四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仍然较大。今年人民币有进一步升值的压力，预计仍将继续缓慢升值。据调查，在当前外贸企业担心的若干重大问题中，人民币汇率名列榜首，汇率的稳定成为企业的殷切期盼。人民币升值客观上提高了出口商品价格，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出口竞争力；更重要的是，汇率不稳也使得交易双方预期不明，为防止汇率风险而推迟或减少减小订单。五是“电荒”等问题仍将持续。2010年以来浙江电力供应几乎没正常过，2011年夏季用电高峰期，浙江省启动有序用电C级方案，即全省错避峰负荷300万千瓦。

到2011年9月初，用电缺口仍达200万千瓦，众多中小企业仍处于拉闸限电状态，“开三限一”、“开五停二”，而被限电最多的就是中小型民企，不少企业反映生产节奏完全被打乱，合同完不成，开工不足，工人工资还得照付。据省能源局分析，2012年浙江高峰时段的电力缺口将达到900万至1000万千瓦。六是大宗原材料高位波动。部分纺织服装企业反映，2010年棉花价格高企，一度超过36000元/吨，2011年棉价大幅“跳水”，目前仅在22000元/吨左右，令纺织企业损失上升。类似情况也出现于光伏、农产品等行业。大宗原材料大幅波动给我省外贸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2012年浙江外贸预测与对策建议通过政策扶持稳市场。对外贸易的发展离不开财政政策的引导和推动，金融危机以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外贸的扶持力度，对企业有效应对危机、稳定外贸出口发挥了积极作用。从历年的外贸政策发展脉络来看，存在忽冷忽热的问题。外贸出口形势好，出口退税税率就可能下调，各种支持力度减少，甚至有些原定的政策不到位、不落实；而一旦外贸陷入低潮，各级政府又紧急启动，上调出口退税率，增加扶持资金。这种政策的频繁调整，不利于企业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也容易诱发国际贸易摩擦，如出口退税政策本身是国际惯例，是世贸规则允许的，由于频繁调整，也被西方国家指责为一种变相补贴，甚至国内也有很多误读，以为企业出口就是赚国家出口退税的钱。当前，广大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普遍反映形势比金融危机时还要困难，我们必须保持财政扶持资金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外贸企业营造一个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努力增加开拓国际市场专项资金额度，并积极研究加大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引导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争取订单。要认真做好出口信用保险工作，努力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积极通过展会拓市场。面对当前国际市场需求萎缩，我们一定要继续坚持“能展尽展、全力促展”的工作方针，通过参加各类展会争取更多订单。要积极培育境外自办展。目前我省已成功搭建了浙江出口商品大阪交易会、迪拜交易会、越南交易会等境外自办类重点展会平台，在整体推动浙江产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下一步要继续扩大范围，争取在中东欧、南美、非洲等地区培育自办展，推进市场多元化。要积极做好广交会等国内重点展会工作。继续积极向商务部争取保持广交会展位，不断优化展位结构，提高品牌类展位数量，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参展条件和机会。

今年商务部计划对广交会摊位分配进行调整，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近年来外贸增长快的省市倾斜，在广交会摊位数量难以进一步增加的情况下，可能会对已有存量进行调整，我省一直是广交会摊位大户，高居全国第一，首当其冲，可能会丢失部分摊位，我们要未雨绸缪，改进广交会管理，完善广交会展位管理办法；进一步扩大块状经济抱团参展，提升展位形象。同时，要继续组织好华交会、消博会、义博会、东盟博览会、亚欧博览会、中西部博览会等其他境内重大国际性展会的组织工作，力争取得好的参展效果。要积极组织参加境外各类展会。加强展会的分类分层指导，做好参展企业、参展商品、目标市场细分管理。要从招展、布展、展后评估等方面加强领导、认真组织、细致执行，并为参展商提供良好的服务，努力提高参展实效。积极转型升级立市场。入世10年，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贸易大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浙江外贸出口也位居全国第三，但开发和创新能力不足，存在国际贸易摩擦日益加剧、国际竞争手段比较单一、外贸结构发展层次较低、外贸主体竞争实力不足、外贸产品议价能力较弱等问题。要推进浙江由外贸大省向外贸强省转变，就要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我们要把出口基地和出口品牌建设作为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重要工作抓手和工作突破口。

篇2

雷州港,古时又称海康港,位于雷州半岛中部雷州湾南渡河港口一带,即今雷州市内。宋代雷州港是随着雷州半岛开发重点由南向北逐渐转移而兴起和繁荣的。学术界仅对历史上雷州半岛主要港口的兴衰和出土文物有所研究，却少有研究宋代雷州港的对外贸易的。本文将对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进行分析和阐述，以期发掘其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作用和贡献。

一、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繁荣的原因

雷州半岛三面临海,有不少地方都具有非常良好的形成港口的自然条件。唐宋时期，雷州半岛开发的重点在半岛中部海康一带。雷州港在宋代对外贸易如此繁荣与港口所在地当时的经济开发程度、其在对外交通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国家政治、军事和对外贸易政策有关。（一）优越的地理位置雷州港，古时又称海康港，位于雷州半岛中部雷州湾南渡河港头一带，即今雷州市。雷州湾外有东海岛、硇洲岛等海岛为天然屏障，避风条件好；港内水域相通，港池开阔，航道水深，且有南渡河、通明河、武乐水三条内河通往港口，海运与内河航运相连，形成港口的条件甚至还要优于徐闻港。（二）政策影响雷州港是随着中原王朝对海南岛及周围地区统治的逐步巩固和雷州半岛的不断开发而逐步发展起来的。隋唐时期，中原王朝对于海南岛及周边地区的统治较秦汉时期明显加强,特别是海南岛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密切，已成为中原王朝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隋在海南岛设置珠崖、儋耳、临振三郡，唐代海南岛属岭南道，设置崖州、儋州、振州和万安州。入宋以后，海南岛属广南西路，宋设置琼州、昌化军、万安军和崖军（南宋改称吉阳军）；元属湖广行省,元王朝于其上置乾宁宣抚司、南宁军、万安军和吉阳军；明清皆属广东省，置琼州府。对海南岛及周围地区统治的巩固，使得徐闻地区突出的军事和政治地位随之消失。（三）人口增加与此同时，随着北方移民的不断迁入，雷州半岛的人口也逐渐增加,雷州半岛开发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增强。宋元明三朝雷州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围海造田和水利建设活动。区域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既是雷州港在海上交通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种表现，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港口贸易的发展。（四）历史悠久的航海文化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港，早在汉代就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唐宋时期，雷州半岛中部的雷州港兴起，成为雷州半岛水陆交通枢纽。

二、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路线

海上丝绸之路鼎盛于唐宋时期，此时广州早已取代徐闻为始发主港口。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船舶从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北部七洲洋南下，往来于印度支那半岛、南洋、东印度洋、波斯湾沿岸诸国和地区。雷州半岛东海岸，仍是这条海上通道的必经之地。唐贞观八年（634年），改东合州为雷州，雷州半岛主港口向北迁移到雷州治所海康县（今雷州市）南渡河口南浦津，靠近雷州城，水道北向20里到郡城皆可停船。“自闽、广、高、琼到此泊舟”，然后出雷州湾，通南洋。自唐代至元代750年间，雷州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前沿地段雷州半岛的第二个出口主港，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1](P15)宋元时期雷州窑的规模和产量都相当大，而且雷州港“自闽、广、高、琼至此泊舟”，应有一部分福建窑和广州窑陶瓷转运至此，相对于雷州当时人口来说，实在是供过于求;而其代表性产品青釉褐色彩绘瓷，连雷州半岛也发现不多。因而可以认为，宋元雷州陶瓷产品，主要是通过雷州港从海上丝绸之路外销的。在雷州半岛周围海域、海南岛保亭、琼山海域和西沙群岛，及越南、泰国、印度、埃及的一些地方，都有雷州窑生产的青釉褐彩瓷器出土、出水或传世。唐、宋、元时期，雷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前沿地段雷州半岛的第二个主港口。由上述两段材料可看出，宋代雷州港的对外贸易路线非常的广泛，不仅包括福建、广州、高州、海南等中国沿海各地，而且还与印度支那半岛、南洋、印度、埃及、东印度洋、波斯湾沿岸诸国和地区有着广泛的交流。宋元时期雷州地区瓷业的大发展，极大地提高了雷州港作为对外贸易地位。雷州窑（或称海康窑）与潮州窑、广州西村窑并称宋代广东三大窑系，出口量很大，通过“南海陶瓷之路”，主要销往东南亚及西亚地区，产品很受欢迎。唐宋时期频繁的航海贸易，也促进了雷州港造船工业的发展。据嘉庆《海康县志》记载，海康县城附近的南亭溪西侧的僵波轩，为唐宋时期督造船舶之所。[2](P21)两宋时期，更加重视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雷州港（海康港）市舶事务归广州市舶司下的广南西路管辖。据《海康县志》载“:南浦津埠，县南二十里，自闽广高琼至此泊舟，仍通郡城”。南浦津在雷州城南二十里，接近南渡河口，从福建、广州、高州、海南来的商船，一般先到此停靠，然后溯江而上达雷州城。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这一时期雷州港的主要进出口货物是米、谷、牛、酒、黄牛等。除此，随着汉人南迁，粤西沿海港埠如梅录港、水东港、赤坎港等也开始形成和发展。素习航海经商的闽人，纷纷乘船来雷州经商和定居，使雷州经广州至闽南的航线更加发展。诗人秦观也有诗云“:裔土桑柘希，蚕月不纺绩。吴绡与鲁缟，取具舡船客。一朝南风发，家室相怵迫。半贾鬻我藏，倍称还君息”。这表明“吴绡鲁缟”皆由从事海上贸易的商船贩运到雷州，而且商人还将货物赊卖给当地人，到下次来时收取货价和利息。这也说明这种贸易的稳定性和经常性。海康城附近南亭溪西侧的偃波轩，据载为唐宋时造船之所。[3](P42)唐宋时期，湛江古代主港移到海康县，称雷州港。港口位于南渡河口的南浦津，上溯而到雷州城，有腹地依托，水域可深入内地，是良好的避风港，“三十里皆可泊舟”，海道交通便利，可通闽、浙、广、潮，或下琼崖而下南洋……唐宋雷州港紧靠雷州郡城，数百年间，它对雷州半岛的社会经济促进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推动了雷州城的建设和发展。据《雷祖志》记载，刺史陈文玉于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开始建郡城，至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竣工，清嘉庆《雷州府志》和《海康县志》记载，郡城建成之后，又经历了修葺和扩展，衙署驿铺大备，桥梁津渡皆通，“或上游发檄，或邻域行关，或商旅不时往返，均于此作过所”，城西南有第一桥，“舟楫运货，从桥下乘潮而过”。南渡河口为港口所在“，山程水驿从无阻绝之区，攘往熙来，并鼓康衢之腹猗欤盛哉！”其次是推动手工陶瓷制作业的发展。自唐代开始，雷州南渡两岸和遂溪东、西海岸，开始建造窑场窑群，烧制陶瓷器。至宋、元，陶瓷生产继续兴盛，窑场众多，现仍可见古窑场数百座：产品大备，并且烧制出独具特色的品种———彩瓷器。大量的陶瓷产品，除本地内销者外，还凭借港口、海道之便，部分远销边远岛屿和出口外销。目前，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都发现有当时雷州半岛窑厂烧制的瓷器。

三、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物品种类

宋代雷州港随着徐闻港的衰落，成为广东地区主要的贸易港口之一，宋代海外贸易十分繁荣，最先设市舶司的广、杭、名三洲市舶司是宋代海上贸易最重要的中转站，宋代广东地区较繁茂在整个国家财政贡献上很大，而作为广东地区重要港口之一的雷州港无疑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宋朝实行了较宽松的经济政策与民休息，国家社会比较安定，人口增加在农村也出现了许多手工业与商业的集镇。在这个时期，雷州港的对外贸易物品种类繁多，式样精美。当时出口商品主要是粮食、海产品和陶瓷等，还有药物、铜钱和其他物品。（一）陶瓷宋代农村虽仍是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陶瓷制品与烧制工艺的不断提高，这使陶瓷产品在农村市场十分广阔，尤其是海外市场的开拓，陶瓷是大宗的外销产品，这也进一步刺激了陶瓷业的发展。雷州港出口陶瓷有两个方面的保证，1.雷州地区宋窑数量众多，在货品数量上保证了出口量。2.宋代雷州窑陶瓷质量高，陶瓷种类繁多做工精致，使陶瓷出口在质量上得到充分保证。据考证宋代时期东海岸宋窑区有湛江北洋岭宋窑（5座）、海滨宾馆宋窑（3座）；遂溪县黄略镇石门岭宋元窑、飞蛾宋岭窑、北山宋窑；吴川市塘尾镇东隅旧村宋窑、长崎镇番桃岭宋窑、下庙岭宋窑等8处15座，这首先保证了陶瓷的供应量，使大宗陶瓷出口成为可能。两宋时期在陶瓷的烧制技术上，雷州制陶技术改进，制造出青黄釉冰裂碗、钵、豆等陶瓷产品，使陶瓷种类增多。雷州宋瓷除主要供本地使用外，也开始输往外国。雷州人民还在两宋时创办了本地较早的化铁炉，遗址在今海康县，他们用生铁制出精巧的茶碾、汤瓯、汤郾等民用食具[4](P15)。宋时期雷州窑大部分是陶瓷兼烧的窑口，以青釉为主要釉色，褐釉次之，各窑可视情况而定，这两种釉色比例不同烧制出的陶瓷效果不同。雷州窑还在技术上做了改进，在褐釉的配制利用不同的配方，可以烧制出褐、墨绿、黑褐等不同的色彩，这就丰富了陶瓷的色彩。宋时期雷州窑的烧制还保留了唐代风格，产品外观有大部分素面无纹，加入印花，彩绘在样式上也是层出不穷，这使陶瓷种类繁多外观精致。宋时期雷州窑种类繁多，计有碗、盘、碟、盏、杯、罐、钵、壶、瓶、枕、砚、网坠、炉、魂罐，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对器皿的各种需求。在政府对外贸易政策上，宋代，尤其是南宋，朝廷既要满足对香料等奢侈品的大量需求，又要节制金银铜钱货币外流，在对外贸易中实施过“止以绢、帛、绵绮、瓷漆之属博易的政策，这也在政策上鼓励了陶瓷的业的发展，使陶瓷成为大宗出口。以上宋代雷州陶瓷的优势有力的推动雷州陶瓷出口，也推动了松代雷州港的海外贸易。在两宋时期雷州地区手工业生产也有明显进步。雷州半岛地区地处热带地区，有适宜种植甘蔗的自然条件，随着农产品加工技术的不断提高，经济利益的推动使甘蔗种植扩大。两宋时期雷州半岛内榨糖业规模扩大，榨糖技术不断改进。雷州人民用牛拉石辘，榨蔗取汁，并改变过去用瓦锅瓦罐蒸煮的方法，改用铁锅蒸煮、分蜜、制造土糖块，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提高了土糖质量，产量增长很快。除供应本地外，还曾远销罗马和波斯[4](P14)。甘蔗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增加了雷州港的对外贸易种类。两宋时期，朝廷更加重视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雷州港（海康港）市舶事务归广州市舶司下的广南西路管辖。据《海康县志》载“:南浦津埠，县南二十里，自闽广高琼至此泊舟，仍通郡城”。南浦津在雷州城南二十里，接近南渡河口，从福建、广州、高州、海南来的商船，一般先到此停靠然后溯江而上达雷州城。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这一时期雷州港的主要进出口货物是米、谷、牛、酒、黄牛等。（二）铜钱宋代铜钱的外流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回赐、二是博买、三是走私。”[5](P44)“宋朝规定凡禁榷货物，全部由政府收买，谓之‘和买’，‘博买’或‘合买’，也称‘官市’。”[6](P56)其中铜钱外流最主要的途径是走私。虽然自宋初朝廷对于铜钱外流制定了相当严厉的法律。开宝六年（973年）三月癸未下令禁铜钱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太祖时）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五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据《资治通鉴长编》卷九载：开宝元年九月壬午，诏曰：“旧禁铜钱无出化外，及闻沿边纵驰，不复检察。自今五贯以下者，抵罪有差；五贯以上，其罪死。”同书卷一九引太平兴国三年二月诏令中言及定罪的下限，即铜钱百文。简而言之，出境时携带百文以上的铜钱将会被定罪；若带五贯以上的铜钱出境，就要被处以死刑，但是并不能杜绝铜钱外流的现象。而且官员也参与到铜钱走私这一活动之中。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记载：宋宁宗嘉定五年，雷州知府郑公明、赵伯柬曾使用铜钱博易番货而遭放罢。乾道二年（1166年）五月二十五日敕“：广南、福建、两浙路，通海去处，当职官任满，批书委无透漏见钱出外界，方许注授差遣。”[7](P6509)在官期任满后，必须经过在任时是否有走私铜钱到外国的调查方可离职。这样就限制了官员走私铜钱活动并积极地参与打击铜钱走私活动。“广南、福建、两浙、山东恣其所往，所在官司公为隐庇，诸系禁物，私行买卖，莫不载钱而去。”[8]雷州港位于广南西路“，据广州千里”，相去不便，管理较为松散。在市舶司管理薄弱的地区，常常有蕃商“深入遐瞰”，交易铜钱。而雷州港扼南大陆海，远眺东南亚，是走私贸易钱币的最好平台。官员因此利用这一便利进行协助铜钱走私，导致大量钱币外流。（三）药物《诸蕃志》记载，“番商兴贩，以脑、麝香、檀香、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铅、锡、酒、糖等博易”。马来半岛上的三佛齐“扼诸番舟车往来之咽喉”，故“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该地向“宋输出了龙涎、荜澄茄、腽肭脐、没药、芦荟等几十种药物。”[9](P42)当然，对外贸易是一个双向互动模式。有卖出就有买入。三佛齐也担当了东西货物中转站的角色。中国的黄连、良姜等中药输入该地。除此之外，“大食”也是宋朝重要的对外贸易伙伴之一。“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有国千余，所知名者特数国耳”。宋代大食来使有三十余次，每使至，必携带大量药物。（四）其它物品雷州港“三十里皆可泊舟”，可通闽、浙、广、潮或下琼崖而出南洋。《宋史•食货志》载，雷州港集散雷州半岛的谷、米、牛、酒、黄鱼等货物。坡被贬客居雷州时，发现雷州、高、化等地“牛多且贱”，宋代雷州地区所出产的牛只，除了满足本地需要外，还销往邻近地区。江西赣州、吉州农民每到农闲季节，“即相约入南贩牛，谓之‘作冬’”。[10](P875)据《湛江文史资料•第十四辑》记载：“南宋年间，雷州的瓷器和土糖等向罗马和波斯输出。”[11](P137)雷州铸铁在南宋初年也十分有名，周去非在《岭南代答》卷六中提及：“雷州铁工甚巧，制茶碾、汤瓯、汤匮之属，皆用铸就。”随着茶叶大量流入西方，雷州茶具也相应地传入西方。除此之外，两广地区也是盛产稻米的地方，“稻米再熟，富者寡求，贫者富足。”[12]因而，两广地区的稻米除了供给福建外，也有一定的出口，“常岁商贾转贩，舶交海中”。蔗糖也是当时出口的农产品，闽广两路都有蔗糖出口，占城、三佛齐、单马令、真腊、佛罗安等国都从中国进口蔗糖。[13]

四、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繁荣的影响

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繁荣对当地经济文化具有重大影响。雷州港依托海上丝绸之路，选择和建设主港口，从而带动了港埠、都市以及当地社会的发展，而且呈现出鲜明的海洋性开放型特色，并为当代湛江港的选址、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一）对农业文化的影响

1.海洋捕捞雷州半岛海域盛产龙虾、鲍鱼、鱿鱼、墨鱼、膏蟹和海蜚等名贵海产，有时还有珍贵的白纪鳌，捕捞所获多作商品出售。2.海洋采珠据万历《雷州府志•地理志二•珠海》记载“:对乐珠池,在遂溪县西南一百五十里第八都乐民千户所城西海内。汉唐无考。自刘张置媚川都，宋开宝以还，遂置场司，或采或罢。”3.海水制盐北宋时期，雷州半岛已有沿海盐场自给本州，南宋初，雷州已发展两个盐场，在技术上先后产生了“煎煮熟盐”、“滩晒生盐”等制盐方法，[14]而且民间还长期流行“晒沙生盐”的原始生产，虽然历代封建王朝厉行食盐专卖政策，但制盐业从宋代起就已成为雷州半岛经济的重要部门。

（二）对商业文化的影响

宋元时期雷州地区瓷业的大发展，极大地提高了雷州港作为对外贸易地位。雷州窑(或称海康窑)与潮州窑、广州西村窑并称宋代广东三大窑系，出口量很大，通过“南海陶瓷之路”[2](P21)，主要销往东南亚及西亚地区，产品很受欢迎。唐宋时期频繁的航海贸易，也促进了雷州港造船工业的发展。据嘉庆《海康县志》记载，海康县城附近的南亭溪西侧的僵波轩，为唐宋时期督造船舶之所。

（三）对城市建设和陶瓷业的影响

首先是推动了雷州城的建设和发展。郡城的兴建是适应雷州行政建署的需要，也是适应港口发展的需要，港口的发展也推动了郡城的兴旺。其次是主港北移，郡城建成，人口繁衍，商贸需要，推动了雷州水利工程和农业的发展。雷州滨海，台风时作，咸潮涨溢，禾田屡被浸没，产量低下，有时颗粒无收。为改变这种情况，雷州自南宋绍兴年间开始大规模修筑捍潮防咸海堤，并制定一整套管理堤渠和用水灌溉制度，历届州府县官以此为施政造福当地的头等大事。再次是推动了陶瓷业的发展。雷州窑瓷器，始于唐代，盛于宋元，明清趋于衰落。宋元时期雷州窑烧制的瓷器，已发展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博易物品。

五、结语

综上所述，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繁荣，对外贸易路线众多，瓷器、药物、铜钱等物品远销国外，促进了对外贸易交流。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繁荣也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作者:申友良 单位: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

参考文献：

［1］阮应棋.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雷州半岛主港概述［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2）：15.

［2］刘佐泉.雷州文化的历史及特征与“海上丝绸之路”［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0（2）：21.

［3］王为东.宋代雷州半岛经济发展浅探［J］.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2（5）：42.

［4］江市志总编室.湛江两千年［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14.

［5］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4.

［6］关履权.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C］.宋史研究论文集［A］.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56.

［7］永乐大典（卷14620）［G］.中华书局，1986：6509.

［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G］.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9］王棣.宋朝的海外药物交流［J］.晋阳学刊，1992（6）：42.

［10］陈立新.湛江海上丝绸之路史［J］.南方人民出版社，2009.

篇3

本文作者：成祖松工作单位：安徽工业大学

安徽外贸发展现状1978年，安徽对外贸易总额不足1000万美元，2011年则达到313.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25%，外贸占GDP比重已由1978年的0.1%上升至2011年的2.1%。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安徽对外贸易高速发展（表1），主要产品出口结构和出口种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表2和表3）。工业制成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按《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TIC）的划分标准，2010年安徽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11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4.6%；初级产品6.3亿美元，负增长7.4%。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59%上升到2010的93.7%；同期初级产品所占比重则由41%下降为6.3%，反映出近年来安徽工业发展加快，工业制成品出口竞争能力不断增强。从具有较高技术资金密集度的机电产品出口看，增长势头也日益强劲，1995年机电产品出口已成为安徽省最大类的出口商品，近年来在全省外贸出口中所占比重一直在40%左右。2011年安徽机电产品出口74.3亿美元，同比增长53.5%。另外，安徽省高新科技产品虽然在国际上竞争力还比较弱，但近年来出口也呈现出可喜的增长势头。2011年，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9.34亿美元，同比增长45.68%，占比17.18%，高于我省出口平均增长率8.08个百分点。安徽外贸比较优势的三大困境第一，区位优势竞争加剧。安徽地处中部，并非国家改革开放先行区，对于安徽外贸而言，区位优势并不凸显。但是随着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南京都市圈的发展以及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获批，国际国内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逐渐明显，安徽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逐渐显现，特别是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所带给安徽外贸发展的巨大机遇。这些因素在安徽外贸发展中的作用逐渐增强。然而随着区域经济板块的快速形成，国家对于区域规划的实施力度逐渐加大，来自中西部其他省份的竞争压力不断加剧。仅以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来说，除了国家设立的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之外，国家发改委还先后批复设立了广西桂东、重庆沿江、湘南、湖北荆州、宁夏银川（生态纺织）、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等六个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此外，还有江西三南和内蒙古赤峰正在积极规划，努力打造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第二，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作为人口大省，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一直是安徽对外贸易所依赖的优越条件。然而近年来，安徽劳动力价格却逐年上升。2011年安徽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40640元，比2010年增加6299元，居中部第一，与全国42452元的平均水平已相差无几。而同期安徽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达到了23810元，比2010年增加5317元，名义增长28.8%，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21.9%。私营单位工资涨幅最大。这主要是因为安徽也出现了“招工难”现象。许多私营企业为了积极应对日益加剧的竞争，都采取了提高工资、改善福利待遇的措施，从而出现了用工成本呈现出持续、较大幅度的上升趋势。第三，自然资源消耗严重。安徽自然资源丰富，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居全国第十位，华东第一；资源配合指数居全国之首，其中煤、铁、铜等37种矿产保有储量居全国前十位，两淮地区是华东最大的煤炭基地，马鞍山是全国十大钢铁基地之一，铜陵和安庆已形成有色金属和石油化学工业基地。安徽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外贸发展的基础条件。一直以来，安徽出口大量的高耗能、高度依赖于原材料加工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商品，高速的粗放型出口增长带来了能源和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的破坏，这显然不是安徽对外贸易发展的期望。

虽然安徽外贸发展迅猛，但目前安徽外贸总额仅占全国的0.8%左右。与其他省份相比，安徽外贸总额占GDP的比重、人均水平均明显偏低，对外贸易发展的差距还很大，这与安徽经济发展需要也是不相适应的。新时期，必须要紧紧抓住国际国内产业转移带来的巨大机遇，立足安徽实际，不断拓宽思路，努力寻找安徽对外贸易比较优势动态转化的路径，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实现安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带来的诸多优惠政策给安徽省对外贸易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同时，我国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对资源、能源依赖性较强的上游产业的转移主动性明显增强，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转移的势头强劲且规模较大。东部加工贸易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已经渐成气候，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加强。承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加工贸易产业转移是安徽外贸发展的契机。此外，在继续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开始向我国中西部地区转移电子信息产业等部分资本、技术双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安徽要积极主动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技术含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优化外贸产品结构，提高外贸产业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承接产业转移有可能会导致安徽外贸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不利于安徽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所以，在承接产业转移中，要高度重视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着力推进扩大内需与发展外贸的良性互动，促进安徽外贸可持续发展。[3]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已经成为世界产业结构升级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内容。服务贸易的发展可以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国家软实力，降低国家外贸依存度，改善贸易与经济发展方式，提升贸易国际竞争力，缩小与发达国家在高端产业上的差距。可以说，未来的国际市场竞争将由以货物贸易为核心的竞争转向以服务贸易为核心的竞争。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00年至今，全球范围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长速度高于货物贸易的速度。安徽应结合自身的优势，抓住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采取积极措施，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把发展服务外包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把产业链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不断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前进。所以，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外贸比较优势实现动态转化的重要路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比较优势动态转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的积累；第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可能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引进，也可能是一种需要大量资金的自主研究和开发活动。自主创新的本质在于知识的创造、流动、更新和转化。自主，一方面是指民族企业或民族资本应该成为创新的主体，另一方面是指自主设定创新目标，自主控制创新过程，自主拥有创新成果。纵向来看，近年来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从总体来看主导力不强，数量不多；横向比较，则与发达地区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自主创新能力明显不足。根据《安徽省科技统计公报2011》显示，2010年安徽研发（R&D）经费投入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1.5%，投入小，持续创新能力不强。同时，安徽省产学研互动性不强，多数企业研发投入低，主要从事组装加工，低附加值产品比重高，精深加工少。所以，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安徽省经济发展和外贸比较优势动态转化的根本选择。加强外贸生态建设外贸体系并非独立地进行进口和出动的系统，它的运行更广泛地还涉及其赖以活动之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基本环境要素，还涉及这种环境的构成及其变化，以及它们导致的主体行为异化对整个外贸系统造成的影响。所以，笔者将生态学的概念引入外贸领域，提出外贸生态的概念。参照生态学对生态系统的分析，把外贸生态系统界说为由外贸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外贸生态环境构成，两者之间彼此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动态平衡系统。外贸主体，指的是外贸产品和外贸服务的生产者。外贸生态环境，则指的是由居民、企业、政府和国外等部门构成的外贸产品和外贸服务的消费群体，以及外贸主体在其中生成、运行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法治、文化、习俗等体制、制度和传统环境。加强外贸生态建设是转变安徽外贸发展方式和实现对外贸易比较优势动态转化的基础。

篇4

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研究一直是很多学者的研究方向，他们两者的关系从分歧到开始融合，又到一体化，这一切都是全球经济不断发展，国际分工一步步加深的作用。但从本质上来说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是企业国际经营的两种主要方式。而在当今，对外直接投资以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所以本文主要研究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

一、理论基础

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投资理论出发，两者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一方面是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投资理论研究的前提假设截然不同；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各国的生产要素是同质的，不能自由流动的，而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则假定要素流动，对外投资的原因在于各国资本要素的利率差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主要的联系反映在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

罗伯特・蒙代尔认为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沿着特定的轨迹实施对外直接投资，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就会缩小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大对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形成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依据他的逻辑，由于资本要素的国际流动与商品和劳务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即限制资本流动可以促进贸易，增加贸易障碍则可刺激资本流动。资本流动越自由，替代贸易的作用就越大。

关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创造效应的研究主要是小岛清和马库森和斯文森。小岛清在《对外贸易论》中指出：“直接投资不但是资本的流动，还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知识等的总体移动。”在贸易障碍产生投资的情况下，资本主要是流入进口替代部门。然而，如果资本的流动不是由关税引起的，而且主要是流入出口部门，那么投资和贸易之间就将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在这种条件下，资本流动将导致进一步的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从而扩大贸易规模。马库森和斯文森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二者是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将表现为一种相互促进，即存在互补关系；如果二者之间是非合作的，则贸易和投资表现为替代关系。

二、中国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

我国的对外贸易是从1978年确立了改革开放开始的，并一直持续着高速的增长，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经济贸易的环境更是有了很大的改善，产生了积极的效应。2009年，中国对外贸易高达22072.7亿美元，在世界贸易大国中中国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这样的迅速增长和贸易数额庞大是我国对外贸易的第一个特点。第二是近年来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制成品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推动了我国经济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贸易比较优势也越来越明显。第三，我国进出口贸易方式向多样化发展、我国的出口市场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我国现在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出口，更是加大了向高科技产品和创新产品的出口。第四，虽然外资企业仍然是外贸出口的主力军，但随着民营经济逐渐发展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力量，他们在对外贸易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第五，出口加工区正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同时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加快，出口贸易区域布局。同时，我国的对外贸易也有很多弊端，贸易不平衡压力日益增大、出口增长方式亟待转变、贸易摩擦不断增加重要资源性商品进口安全问题凸现。但从总体来看，中国的贸易正在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方向前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体现是“走出去”战略。主要特点有：一是“走出去”的规模不断扩大，到2010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2个国家和地区的2786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75.6亿美元。二是投资地区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香港、泰国、俄罗斯、秘鲁、新西兰、南非。三是投资领域不断拓宽。由初期从事进出口贸易、航运和餐饮等少数领域，支部扩展到加工制造、石油化工、电子通讯、科教文卫体、交通运输、设计咨询、监理、计算机服务、资源利用、农业合作、研究开发以及医药等众多领域。四是投资方式已经扩大到投资办厂、跨国并购、股权置换、境外上市、设立境外研发中心、创办境外工业园区等。第五，国有大型企业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民营企业逐步成为“走出去”的主力军。第六，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市场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但从整体上来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相对忽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偏重资源开发业和初级制造业的投资，忽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偏重对国内连锁效应弱的产业投资，而忽视对国内连锁效应强的产业投资，结果导致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的断档与分割，致使对外投资风险加大，总体经济效益低下。因此，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是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在中国的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一直受到各界学者的研究，很多的学者通过对中国自身的情况的分析，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的贸易发展。主要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可以消化吸收传统技术和转移过剩生产能力，促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中去，可以带动我国的技术设备、劳务和商品的出口。此外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带动设备和中间产品的出口，(1)中方以设备作价进行投资，从而有利的带动了我国设备的出口。(2)通过设备更新和配套要求带动出口；(3)通过向海外企业供应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带动出口。

三、实证分析

本文即使要验证中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互补和创造的关系。通过在《中国统计年鉴》(2010)和商务部网站上的数据搜集，整理出了从1991年到2010年各年的中国进出口总额、对外投资、出口额的表格，如表1。这里所列的进出口总额与出口额为货物贸易，对外直接投资额为非金融投资。

在表中IETRADE表示中国进出口总额，CFDI表示为中国对外投资额流量，EX表示中国出口额。为了验证在中国，中国的对外投资促进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我们采用了计量方法。首先是计算中国进出口总额与对外贸易的线性关系，我们得到：

从中可知R2＝0.82，其相关系数很高。而且CDFI的系数为42.3，则证明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相关关系，进出口贸易总额是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而增加的。

然后又把IETRADE作为因变量，CFDI作为自变量，可以的出新的计量公式：

CFDI＝－41.18836223＋0.01929631656*IETRADE.R2＝0.816187。可知其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总额之间的仍然为正相关关系，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变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但是INTRADE前的系数为0.0193，说明进出口的小幅增额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起明显的作用。从上述两个检验中，我们很容易得知中国的对外贸易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相互关系的，而且属于创造效应，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互补。

最后，我们通过上述两个检验的结果，通过计算CFDI与EX的对数相关关系，来确定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出口的促进作用到底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