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情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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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XXX

（20xx年9月27日）各位老领导，同志们，朋友们：

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意义非同寻常。在此，我受蔡县长的委托，谨代表县人民政府向在座各位并通过你们向全县人民以及各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

今年上半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认真按照市委“五句话”的发展思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遵循理性执政、率先发展的基本要求，突出“工业兴县、牧业富民、招商引资、经营城市”四大工作重点，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转变作风，扎实工作，三个文明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呈现出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

一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1—8月，全县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3.1亿元，同比增长14。工业经济增效强劲，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3.6亿元，同比增长45.1；实现销售收入3.5亿元，同比增长45.7，实现工业增加值1.1万元，同比增长57.6，实现利润645万元，同比增长66.5，实现税金623万元，同比增长68.4，产销率达98.6，同比增长0.6个百分点。农村经济形势喜人，1—8月实现农业总产值10.1亿元，同比增长29.5，粮食喜获丰收，全年预计总产量达到36.2万吨，同比增长10.1，输出劳务17.6万个，实现劳务收入5.3亿元。商贸流通繁荣活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6亿元，同比增长18.3。投资拉动效益显现，1—8月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2亿元，同比增长124.5；更新改造投资完成2391万元，同比增长34.3。财税金融稳步增长。县级一般预算收入完成5303万元，占年度预算收入的63.7，同口径同比增长9.6，一般预算支出完成12829万元，占年度预算支出的66.4，同比增长14。在全市半年经济考评中，我县一举夺得4个奖牌，财政收入跃居全市第二，工业、农业、城市建设和管理占全市第三。

二是经济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继续坚持调整工作重心，大力推进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三产比由年初的39：26.5：34.5调整为38：27.2：34.8，二三产业比重分别提高.07和0.3个百分点。产业比重稳步趋优，实现了“三同步”：一是粮食生产与农业结构调整同步推进。认真落实中央1号文件精神和各项助农增收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实施粮食“三百”示范工程，全县粮食播面同比扩大12.8万亩，总产量增加4.6万吨；大春生产坚持扩播面、增复种、上科技，预计增产4.4万吨，仅粮食生产全年农民可增收280元。坚持“科学规划、龙头带动、完善机制、典型示范”的发展思路，牧业、蚕业、竹业等特色产业快速发展，奶牛新增存栏820头，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提高到53；春夏两季产正干茧46万公斤，发种、单产和收购量均居全市第一；发展雷竹、麻竹和龙竹2.7万亩。二是工业增速与效益同步提高。大力实施“工业兴县”战略，在培植资源、壮大龙头上做足文章，帮助天薪加快完善蚕茧收购、加工、缫丝一体化进程，产品远销东南亚；光大、李子园、万兴等企业不仅满负荷生产，而且效益大幅提高。引进客商嫁接改造仁和、双凤鞭炮厂，双仁火工产业带初具雏形。全县24户规模内企业无一不赚钱，无一产品积压，上半年入库税金达692万元，同比增长75，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迎来了全市工业暨民营经济工作会议在我县的胜利召开。三是消费档次和服务水平同步提升。完善了建材二期市场、安汉大道、东门小区等商圈建设，仁通药业等连锁经营遍布城乡，烟草、盐业公司等物流配送快捷便民，凤凰山大酒店、东江大酒店完成全新高档次装修并投入使用，服务质量上档升级。

三是改革开放取得新进展。为振兴XX工业，我们创造性地实施“三零”举措，敢于零价转让土地、零价租赁厂房、零价转让资产，培育出了四川上风、盛兴电器、新红旗烟花等耀眼的工业新星；为更好地发挥城建城管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我们敢于突破四大“”：放开设计市场，引进杭州、上海等地的设计单位，提升了整体设计水平；放开建筑市场，建立竞争机制，打破县内业主垄断建设的局面，增加了建筑竞争实力；放开城管市场，将城市保洁工作之门面向农民工敞开；放开城市公共设施经营权，通过市场运作吸纳民间资金，较好地发挥城市公共资源的综合效益；为进一步加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提高政府执政能力，我们正着手制定出台城建规划、国土审批、财政资金审批、项目建设等七个方面的管理办法，完善制度，规范管理。我们始终坚持不遗余力地优化招商环境，采取各种方式宣传XX、推销XX， 对外增设了北京、浙江等地办事处，打造招商引资平台。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邀请了一批专家、学者来XX视察和讲学；巩固发展了一大批招商引资关系，成功洽谈了一批招商引资项目。对内不断提升服务接待能力，展示开明开放的XX新形象。成功举办了市工业暨民营经济工作会、市人大工作会、市龙竹发展现场会、市司法工作会等大型会议，极大地改变了上级对XX的看法，为立项争资奠定了基础。特别是8月14日，我们有幸迎来了总书记视察XX，总书记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殷切的希望，极大地激发了全县人民建设全面小康新XX的巨大热情，书写了XX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与此同时，高坪、营山、阆中、蓬安等地的党政代表团来XX考察，达到了交流感情、增进友谊、共促发展的目的。旅外乡友和各界朋友有感于XX的巨大变化和县委、政府巴心巴肝抓招商的诚意，纷纷为XX献计出力，北京、新疆等地的大批乡友纷纷表示将回乡创业，支持家乡建设。韩国未来商社投资上亿元开发辣椒制品项目、新疆珠峰集团投资8000万元开发中纤板材项目有望跟踪落实，将有力地拉动县域经济的发展。1—8月共到位资金亿元，其中工业项目到位资金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四是城乡社会呈现新面貌。加快推进旱山村人畜饮水和中改、水保待基础调入建设，新建人畜饮水工程处，解决了万人和万头牲畜饮水困难问题，新实施退耕还林面积万亩，天保工程亩，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紧紧围绕打造生态卫星城和构建10平方公里框架城市目标，以晋城镇省级重点小集镇为载体，扭住莲花湖景区、南西输水工程、城网改造等重点工程建设不放松，步步紧逼，环环紧扣，打造了人文和谐、山水相依的南充生态后花园。重点工程快速推进。采取县级领导分线联系，每两周一次形象进度督查、挂牌通报等办法，促进莲花湖大坝主体工程、西山垭立交桥、金龙山变电站、XX中学整体搬迁、青少年活动中心、文庙、文博等50个重点建设工程的顺利进行。南台小区二期改造工程全面结束；占地430亩的莲花湖已完成大坝修筑、蓄水和部分景点基础建设。城市配套功能进一步完善。采取招投标和业主负责制等办法加快南西输水、城区电网改造等城市配套工程建设进度，加快“两河”治理，推进城北新区、南台小区、天宝小区等高档公寓和住宅小区建设，城市服务功能和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城市品位明显提升。按照“打造单体美、提升总体美”的要求，全面放开设计市场，严把建筑工程规划设计关，打造建筑精品，使一幢建筑成为一道风景。抓住春季植树的有利时机，对城区58个山头落实给58个单位按总体规划和要求进行绿化，实现了一山一景。实施单位内部和小区同步绿化与建设，城市绿化率达到了30。按“以十分的精力创卫，以百倍的心血巩固创卫成果”的要求，严格按省级卫生县城标准，落实创卫长效管理机制，继续搞好净化、亮化、美化，巩固创卫成果，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和档次。教育、卫生、计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社会治安形势得到根本好转。

五是人民生活有了新的变化。我们始终坚持把增加群众收入、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1—8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元，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500元，增加300元；各项存款月末余额达18.7亿元，同比增长13.9，各项贷款月末余额达9.9亿元，同比增长9.1，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领域拓宽、消费档次提高；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以内，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排，社会保障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篇2

一、全球经济的逐本溯源

全球经济，伴随着全球化的出现而出现，具有方向与进程的双重属性。所谓全球经济的方向属性，意即立足于作为一种客观历史的发展规律、指引全球化方向的经济局面的角度。所谓全球经济的进程属性，意即现阶段的亟待进一步发展的全球经济现状。全球经济不是一个终极概念，它是有生命且有着生命力的概念，还存在着提升的空间，还有着尚待解决的问题及种种的不确定性。

（一）前全球经济时期的经济发展及全球经济的萌芽

追溯历史，人们曾长期处于一种闭塞的生存模式之中，经济形式单调，集群意识淡漠。直到原始社会后期，个别地区才出现了部落内部或族群之间偶然为之的商品交换。公元前3000年，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开始了生产原料的进口。公元前5世纪，东西方贸易通道逐步开通。16世纪初期，新航路开辟，地理大发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全球经济正待萌芽。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使社会经济最终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机器大工业的建立又反哺于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商品经济日益成熟，初显环球同此凉热。而这一时期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与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只可视其为全球经济的萌芽。

（二）全球经济的形成及其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步发展

全球经济存乎于全球进程，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工业、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世界市场加速扩大，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大大超过历代水平。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现已发展成为以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发展为先导，涵盖了生产、贸易、金融和投资各个领域，囊括了全球经济以及与全球经济相联系的各个方面及全部过程。经济全球化历经了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要素跨国化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其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全球经济的对应形态，连贯起来，亦演绎出全球经济的形成过程。

第一，贸易自由化与商品全球化发展阶段。1948年1月1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正式生效，为战后消除国际贸易障碍、解决国际贸易争端从而推动国际贸易的自由化，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货物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增速显著，全球贸易依存度不断提升，贸易自由化程度加深，世界市场兴起并日渐成熟。

第二，金融国际化与资本全球化发展阶段。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是全球经济资本全球化过程的动力来源。随着产业革命的兴起，世界性的金融机构搭建起庞大细密的网络，大量的金融业务跨越国界进行，跨国贷款、跨国证券发行和跨国并购体系均已形成。2与此同时，各国银行资本的集中度也迅速提高，银行业与工业中的垄断资本相互渗透、结合，形成金融资本。全球经济的要素――全球资本，逐步形成并稳步发展。

第三，经济要素跨国化与生产全球化发展阶段。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产业革命，缩小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各国科技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大规模跨国界转移，跨国界联合研发广泛存在，各国的技术标准越来越趋向一致，跨国公司、寡头巨鳄通过垄断技术标准的使用，控制了行业的发展，获取了大量的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也促动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它不仅对生产超越国界提出了内在要求，也为全球化生产准备了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跨国公司获得了大发展。原有垂直型为主的国际分工，逐渐向水平型乃至混合型国际分工转变，组成了一个有机的全球生产体系。

对于全球经济的形成过程，并无时间上严格的界限，仅仅是经济在全球维度发展经由商品市场扩大、资本跨界、生产要素融合等先后出现的一个大致的时序，各个阶段逐次出现并继续发展而并无替代。换言之，当今全球经济似已超越了三个阶段，却将三个阶段渐次出现的特征一直延续下来，当然，还包括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各类问题的全球性蔓延，而这种蔓延却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使得某些早期出现的问题变得尤为突出，例如第二阶段所涉及的资本、金融因素的全球化及其相关问题，在世纪之交接连不断的金融风暴席卷之下已然成为当代全球经济的焦点。

二、全球经济的概念界定

全球经济，学界迄今尚无确切定义，由于诸如国际经济、世界经济等类似概念的存在，而使得在其概念界定方面一直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

（一）国际经济与世界经济

就立足点而言，国际经济与世界经济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本身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同。国际经济，是指开放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和全球利益均衡化，在世界范围内对稀缺资源进行最优分配，以及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国家之间商品贸易、金融投资及其他生产要素流动等各种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的总和。换言之，国际经济意即经济活动超出一国界限，扩展至双边抑或多边，但视野所及是局部性的。而世界经济，是指在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形成的处于复杂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中的各国经济的总和，其视野所及则是全局性的。

就出发点而言，国际经济与世界经济这两个概念又显示出了共同性。无论是强调经济发展国际化延展理念的国际经济，还是强调各国经济活动总和的世界经济，都是从民族经济体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出发。换言之，相对而言，无论是带有整体意义的世界经济还是带有部分意义的国际经济，在研究视野上皆存在着局限，而这种局限的克服需要更高的研究视野和境界，引入全球经济概念，从某种意义上看，成为一种必然。

（二）区别于国际经济的全球经济

国际经济与全球经济无论就内涵抑或外延均有着一定的相似度，但区别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国际经济（Inter-national Economy），也称国家间经济，相对于民族国家经济（National Economy）而言，由于其研究的领域、标的范畴指向性强，特征明确，因此其概念也相对明晰。与民族国家经济形态相类似的，国际经济的主要活动包括生产、分配、贸易、投资、服务等多种形式，需要应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等相关的各种问题。但与民族国家经济不同在于，国际经济活动的范围由国家层面提升到了国际层面，对于相关经济问题的应对是对于民族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引申和扩展，经济运行的范围更广阔，由于每个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着经济体系的差异，因此国际经济交流更为复杂。

国际经济虽以国家间的经济形态而得名，但民族国家仍居主导，其与民族国家经济形态下所维护的主体利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而这一点，恰恰展现了全球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区别。换言之，全球经济时代，即便可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民族国家仍然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但立场和出发点已然与国际经济产生了分歧。借用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性人”假设，如果说民族国家经济和国际经济好比是一个理性个体，那么，他们从事任何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己”，即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而全球经济的目的具有明显的“利他”色彩，虽也是在追求净收益最大化，但出发点却不再囿于个体，而上升到了整体利益的高度。

言及经济，无外乎治理。无论是国际经济还是全球经济，概莫如是，但就治理的难度及效度而言，则大相径庭。“脱离社会背景的全球市场是难以调控的，即使在调控者有效合作和他们利益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全球经济需要构建能够应对全球市场复杂状况的既有效又统一的超国家公共政策模型，但理想状态下，民族国家的第一主体地位如若被颠覆，进而这种构建的可能性极小，那么以此模型展开治理就更无从谈起了。相比之下，民族国家仍为主体且其国内政策权威不容颠覆的国际经济面临治理问题时便从容许多。

国际经济带有一种“国际化”的倾向，而全球经济则带有一种“星球化”的倾向。国际经济，强调交易的增长和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扩大。在更大规模（跨越国界）的范围内的商品、贸易、投资、服务、经济观念等的流动。且流动的数量、范围和频率上，一个地区更多地影响到另一地区，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而全球经济的“星球化”倾向则是在地球这个整体的层面上展露经济关系。

国际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国际公司（International Firm），而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国际公司，是一个相对松散的企业集团，各子公司或部门保留着较高的独立性，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动机就是为本国的民族国家经济谋利并以本国国内的经济政策为基本约束。与之不同，跨国公司，是指由分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而不论这些立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这种企业的业务是通过一个或多个活动中心，根据一定的决策体制经营的，可以具有一贯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企业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别的因素相联系，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施加重要影响，尤其可以与其他实体分享知识、资源以及分担责任。 它是真正的无固定地点的资本，没有具体的民族国家身份，实行超国家的管理。贸易方面，纯粹地“逐利”（哪里成本最低回报最高便落户于哪里）；金融方面，通过发达的现代通讯方式，完全由世界市场的力量来支配，不必听命于国家的货币政策；生产方面，在全球范围内采购原料，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要素流通顺畅；运作方面，通过高透明度的全球经营为全球市场服务，致力于建立和谐的全球市场秩序。简言之，跨国公司不再像国际公司那样，受到具体民族国家政策的干扰，甚至不再受限。国际公司与跨国公司的区别也印证了以之为主要参与者的国际经济与全球经济在参与者权限方面的分歧。

（三）区别于世界经济的全球经济

在经济全球化相关的各类著述中，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均系高频词汇，但却普遍存在着通用、混用的情况，很多学者甚至完全无视二者区别，这样的做法不免偏颇。虽然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在立场、主体、问题及趋势方面具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差异仍不容忽视。

《经济大辞典》给世界经济所下的定义是：“在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形成的处于复杂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中的各国经济的总和。” 对此，可作下解释：第一，世界经济是由各国市场经济基础上构成的复合型的全球市场经济运行体系。第二，世界经济是在国家干预下的人们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过程，是由各国在生产过程的外部联系所构成的“二次再生产过程”。第三，世界经济是由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与国家集团组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共同运作的有机整体。下面要做的，就是通过将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进行比较分析，使全球经济的概念在前述比较所得结论基础之上更加清晰、完整。首先，可以从世界经济的三层次内涵入手，逐点对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作以比较。第一，与世界经济相类似，全球经济亦为一种复合型全球市场经济运行体系，而这种“复合”的意义却与世界经济并不完全一致。如果说“世界经济是一般社会经济的类别之一”， 那么全球经济则应该是一般社会经济的最高类别。全球化发展至今，全球经济的涵盖力和调控力的应运而生、应运而长有目共睹。经济学界对世界经济理论的突破与质疑似可从侧面予以印证，从仅仅立足于本国利益而展开对外贸易的“H-O定理”，到质疑 “里昂惕夫之谜”而主张将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自然资源、贸易壁垒干扰及消费偏向等“局外”因素纳入到贸易体系当中，再到“离岸外移理论”提出欲明辨经济全局需要微、中、宏观多维思考的观念。世界经济的宏观视野日渐突出，但较之全球经济仍相去甚远，分析视角的局限导致世界范围经济全局关乎效率、公平的问题仍难于解决。第二，与世界经济不同，全球经济不再是民族国家经济外部联系的“二次再生产”，而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再生产体系。全球经济所关注的，是多维经济领域内全人类的整体利益，而不再是单纯地将局部经济的个体效能予以简单叠加。第三，虽然在当下以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之内，全球经济的行为主体仍然不能够将民族国家排除在外，但是，与世界经济比较起来，全球经济活动将以可以统揽全局的跨国公司、全球性经济组织为主体，而这种独立主体的立场更为中立，境界更高。

从时间上来看，世界经济形成于19世纪60-70年代，当此之时，全球经济仅仅是萌芽，全球经济理念于20世纪80-90年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生的，相对于世界经济而言推迟了一个多世纪。在经济领域，这百余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全球经济呱呱坠地之时世界经济已年过期颐呢？首先，二者的产生均借力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但19世纪60-70年代与20世纪80-90年代的生产力水平当然是相去甚远的。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水平可以作为衡量生产力水平的标识。世界经济的最终形成是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之下，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商品交换的范围日益扩大，统一的世界市场出现，交换开始了国际化的历程，经济生活中的资本、货币等领域也逐步开始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全球经济的形成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之下，生产力又有了一次更大的飞跃，这次飞跃所带来的是全球化，在规模、深度、广度、影响力上都远远超过前两次科技革命。在其推动之下，生产力水平远胜从前，全球贸易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覆盖全球的贸易及要素流通网络，高起点平台的搭建为全球经济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通过同国际经济、世界经济的比较分析不难发现，在全球经济萌芽及至形成的漫长历程中，全球经济的内涵在不断地充盈完善。所谓全球经济，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追求人类共同利益最大化、满足人类社会整体性需求、优化配置世界市场要素资源，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性经济主体按照一定的经济规律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在全球范围内所展开的生产、贸易、金融等经济活动及其过程中所产生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及全部经济关系的总和。

三、全球经济的特征

全球经济并非各个民族国家国内经济的外部延展，亦非国际经济或世界经济的简单加合，而是一种经济范式的重构，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崭新的独立经济体系，包含着微观、中观、宏观经济领域的全部范畴，具备其独有的特质，也对整个世界的前行发挥着基础性的多重效能。

（一）规范的市场性

全球经济既是一个经济范畴，亦为一个历史范畴。它以市场经济模式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遵循市场经济规制，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其一，贸易自由化。在全球经济中，“无形指挥棒”指挥之下的全球贸易主体在自愿的基础上，共同达成各种协议，发生各种经济联系。其二，机制市场化。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内，商品价格、利率等重要的经济参数更多地依赖于世界市场的供求自由调节，而不是政府的硬性介入甚或是支配。经济联系越发紧密，经济参数相互作用越来越强。其三，管理法制化。市场运行由经济规律指导，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仍需要法律予以保障。法律具有公平性、公正性、公开性的特质，在全球经济领域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诚然，规范的市场性作为商品经济的特征无谓新生，但其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特征却是不容忽略的，另则，更高层次的规范性和市场性也是以往经济形态所不具备的。

（二）多维的复合性

全球经济，是民族国家经济、国家间经济、跨国家经济及超国家经济等多元复合的有机体系。不仅如此，全球经济已然具备微观、中观、宏观各个不同层次的多维经济视野，亦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全球局势下多元主体的干预。这种干预，不仅体现在各种类型的国际经济组织、跨国集团以其各自的方式影响着全球经济的运行，还体现在目前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主导性地位的民族国家对于全球经济所起到的作用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其中，新兴国家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尤为突出。

（三）高度的整体性

全球经济之所以可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存在，主要在于其高度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首先体现于商品。全球经济是较世界经济视野更宽泛、层次更复杂、境界更高旷的商品经济，表现在全球经济所涉及的全部经济范畴、经济活动和经济规律都积淀于商品经济。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基本程序都渗透着商品经济的特性。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无非是从商品贸易范围不断扩大，到资本全球流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蝴蝶效应”，再到生产要素全球高度融合，而这也正是全球经济特征逐步凸显的过程。

综上所述，全球经济，内涵丰富，是一个兼具经济学和政治学意义的概念；具备微观、中观、宏观的多维视野；既是一种经济范畴，又是饱含生命力的经济全球化的实时载体。不仅如此，它还是一种表征，表征着未来全球经济的态势和走向，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崭新的维度。

参考文献：

[1]刘淼主编.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M].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篇3

对此，汇丰控股首席经济学家简世勋的评论是，如果不是有海外市场的支持，眼下的美国经济很可能正在痛苦挣扎。换句话说，相比于过去“美国打喷嚏，世界就感冒”的时代，如今美国经济头疼脑热的时候，海外市场可能仍动力十足，并施惠于美国经济。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也承认，拖累美国内需的房市衰退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影响十分有限，而许多经济体正在产生足够的内需来支持世界其他地区的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的报告称：美国经济放缓对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增长几乎没有产生“可以辨别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美国经济以外的主要经济体几乎没有呈现出任何走弱迹象。欧元区13国目前的失业率水平创下新低，商业信心则达到6年高点；日本经济在去年年底出现一定波动后，眼下正继续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长时间的经济扩张，企业信心创出两年高点，家庭支出也处于上升通道。与此同时，2006年新兴市场国家的消费者支出和资本支出增幅均为发达国家的两倍，在全球遥遥领先；而包括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在内的海湾各国则正在把高油价带来的数十亿美元用于全球范围内的投资。

篇4

潘达维表示：“2015年又进入美元走强的新的一年。此前，美元已经实现9%的升值，未来有更大的升值空间。”

有数据显示，随着美国经济持续复苏，而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速放缓甚至陷入停滞状态，2014年以来，美元对卢布、墨西哥元、日元、欧元等多种货币大幅升值。

鉴于美国各项经济指标都显示美国经济正在强劲复苏，为控制通货膨胀，使得经济处于良好发展状态，美联储多次暗示可能会提前加息。2014年12月，美联储公布了退出策略的新蓝图，概述了从宽松政策向更为正常的货币政策调整过程中计划采取的举措。在美联储的计划中，预计将在开始升息后结束或逐步结束对到期回笼资金进行再投资，具体操作将视当时的经济状况而定。

简世勋说：“目前，美国经济处于相当强劲的复苏时期，这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说是好消息。但与此同时，其他经济体表现则不佳。”简世勋认为这一情况在2015年将延续，他进一步分析道：“过去几年，特别是2008～2009年已经有一些数据表明全球化的进程出现了一些停滞乃至逆转，这表现在跨境资金流动的减少、企业的业务风险避险情绪越来越强烈等方面，受劳动力成本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加上亚洲经济前景不及3～4年前，投资水平下降，出现转向其他地区转移的迹象。”

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将近50%，给全球各国经济带来了不小影响。在美国，油价的下跌给中低收入消费者家庭带来利好，使他们的能源支出比例降低，消费者信心得到明显改善。但油价下跌也使得该国繁荣发展中的能源行业面临考验，导致能源企业裁员并削减成本。俄罗斯则随着中俄关系升温加大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与欧佩克争夺中国市场。有外媒认为油价下跌对中国经济和外交关系有促进作用，但也有分析称，中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除食品之外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在很大程度上和油价联动，油价暴跌很有可能引起通货紧缩。

“油价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兴经济体的显著减速。”简世勋分析，“油价为什么下降？有人认为是供应方的问题，并且是边际的原油生产不会控制在沙特手中所以造成油价减少;还有人认为全球经济疲软使得油价下跌;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原油价格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实际上是由下跌之前相当长时间内全球经济的通缩趋势带来的，比如说在2013年以及2014年油价开始下跌前几个月当中一直存在通缩的趋势。”

对于油价下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简世勋持保留态度，他说：“大部分人认为原油价格的下跌对于全球经济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某种形式的减税。但油价下跌恰恰反映了来自于新兴市场需求的减少和欧元区需求的疲软，因此油价下降所得会与出口上的损失相抵消。”他以德国为例：油价下跌使德国的消费者的油费支出减少了，但与此同时，德国的出口形势却变得不容乐观。

警惕美元极度走强

对于美元走强的趋势，潘达维认为，受到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及通胀率保持正数等因素的支撑，美元汇率在2015年有望进一步上涨。他分析：“美元走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温和升值9%～10%，这是正向的、积极的美元走强，不会带来太大问题，是有益的;但在另一种情形下，如果美元极度走强，将带来负面的、破坏性的影响，推动全球经济走向失衡，届时所有国家都必须重新审视现行政策。”

潘达维列举了可能导致美元极度走强的三种情况：“一是日元急剧贬值;二是像希腊这样的欧盟国家离开欧元区;三是新兴市场国家出问题。而美元极度走强的结果是将导致这三种情况进一步恶化。”

业内有分析师进一步列举了美元极度走强对全球经济可能带来的五方面影响：欧洲实施量化宽松政策（QE）预期减弱、中国实施刺激措施速度加快、引发全球并购热潮、出现1～2次革命以及减弱对比特币等替代货币的兴趣。

篇5

事实上，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模式――世界各地充斥持续性的易赤字和盈余，最终却难以持续，难以为继――这源于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消费太少，储蓄过多。由于全球经济是一个封闭的交易系统，所有国家经济体的易赤字和盈余之和为零。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储蓄过多，导致该国易顺差，那意味着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美国将产生易逆差。

然而，仅仅因为顺差和逆差相关，就认定中国要对美国的易逆差负责是可笑的。此外，中国的高储蓄可能是动态的福利。例如，中国民营企业只有先进行自我积累，才能产生投资基金，与此同时，对于已经很富裕的美国人来说，高储蓄只发生在各种社会福利都减少的情况下。最后，全球经济失衡不应该被视为双边（中美）的问题，而是全球多边问题。

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对美国的易赤字和中国的易盈余推出相关法案，以期调节失衡的全球经济。这些政策措施包括对中国的进口物品收取惩罚性关税，不承认中国的自由市场地位等等。一些观察家认为，没有这些外部压力，中国的国内产业结构将很难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基础设施建设拉动GDP的增长模式，以及内需不足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现在急需提高中国的国内总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但是中国迅速增加的消费仍达不到预期，特别是在投资和出口都下降的情况下。这对于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转型都是一个难题。

我的建议是：让中国尽快致富！首先，如果我们看中国那些人均收入超过8800美元的地方（比如北京和上海），消费速度已经快于工资收入和投资增幅。当然，总体来说，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只有2200美元，不到美国的6%。这表明随着中国收入的增长，其整体的储蓄率自然会下降。国际社会合理的做法应该是鼓励经济增长，而不是采取惩罚性政策延缓其经济增长。其次，如John Ross告诉我们的那样，投资也会产生需求。第三，继续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对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行业的投资，可以帮助西方较为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寻找到更好的机会，以此融入全球经济。

篇6

世界经济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达到空前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获得了世界经济和贸易自由化的巨大红利，获得了迅速扩张的世界市场，实现了长时期的高就业、低通胀，享受着高度富足的生活。发展中国家也有了发展的机会，由于全球经济高速发展对能源和原材料需求激增，使能源和原材料生产国也大受裨益。

全球化来势凶猛使全球经济版图逐渐改观，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所谓的“新兴经济”的崛起。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向高盈利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迅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解除了发达国家的环境恶化之忧。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膨胀，积累了巨额财富，但同时为追逐低成本高利润也不可避免地将某些蓝领就业机会转移到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切都是市场力量所驱动，本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理由。但工业化发达国家有些政客对全球化可以说是爱恨交加。爱的是那巨大的红利，恨的是增加了新的竞争对手。他们的心态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富足了还想更富足，让他们分担一份结构调整的义务，使发展中国家也有发展的机会，那就一百个不愿意。这就是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基本原因。从战略上考虑，他们担心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现行世界经济秩序受到冲击，从而失去主导权。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世界经济多极化是不可阻挡的。七国集团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何谓全球治理说到底就是七国集团共谋对策防止全球化影响工业发达国家富足而悠闲的生活方式。

篇7

正当全球经济增速再次下修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本月公布“就在今年，中国经济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其意义何在？是全球经济“新常态”的注解？还是“新平庸”的终结？

经济增长能持续吗？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全球经济龙头交接之际，在全球经济面临复苏低迷的“新平庸”困局之时，聚焦增长的可持续性，不只有助于正确评判中国经济增长对于世界经济之意义所在，也可以更理性地考察全球经济的复苏命门。

铸就中国式经济增长的全球信心，引导“调动内需和结构调整”全球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资源优势的积累，同时需要应内外经济金融形势调整结构改善资源配置效率。而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内需不足往往阻碍结构调整和生产效率改善，进而削弱经济增长。然而，中国与欧美之间在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内需补充上的发展思路并不相同。首先，就资源优势的积累而言，原罪不在“储蓄过剩”。此轮危机后，伯南克和奥巴马试图回归凯恩斯主义，用“储蓄过剩”阐释“投资过剩”，将矛头指向中国和德国。然而从经常账户余额来看，2005年之前中国在此项目上的规模很小，而且随着危机的扩张和消退而先增后减，呈现出明显的危机导致型走势而非引致危机型。就美国而言，危机后通过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希望刺激投资，抑制储蓄。然而即使是新凯恩斯主义的“理性预期”也无法遏止微观不良投资行为的产生及其经济后果。这些都显而易见地表明，问题不在于储蓄过度，而在于当前经济金融体系过度痴迷于投机，导致资源错配和结构失衡。其次，从资源配置不当和结构失衡来看，以邻为壑的结构改革无法收获预期的增长效果。危机后美国在支付了财政悬崖式的高成本之后，逐步推动了金融监管政策调整和金融业为首的企业经营归核化改革，以及重铸制造业的产业和贸易政策调整，经济增速筑底回升。而欧洲的结构改革却迟迟不见切实行动，成为此次IMF报告公布后拉加德对全球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担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危机时提出开放方案的西方发达国家，此次却在“贸易失衡”引发经济失衡的论断中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这进一步阻碍了结构调整。同时，经济增长乏力，直接导致内需乏力，而宽松货币政策只是通过本币贬值引进外需补贴内需，但在东西方结构差异无法短期弥补的情况下，虽输出了通胀，输入的外需却无法弥补内需的不足。中期看来，发达经济体长期需求疲软，甚至有可能出现需求萎缩导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风险。反观中国，中国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坚持的核心思路，尤其1994年以来密集不断推出的税收、国企、利率和汇率等改革，虽远未完成，但已经在推动中国增长方式、结构改革和对外开放上不断深入。在外界经济环境大衰退，内部结构调整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速虽在2010年后出现了小幅下调，但仍然在不断增长的基数基础上，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第三，购买力评价的全球经济地位变化需要考虑结构调整要素。以一价定律为基础的PPP，相对于汇率基础的GDP国际比较，虽然更能排除非贸易品的影响，但是并不能平滑结构调整和外部冲击对PPP序列的折断。单纯就某类经济资源存量论经济增长，无法觅得结构改革的踪迹，也无法准确预期经济增长的轨迹。或许中国经济总量登顶，可以将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目光引导到扎实推进结构调整上来。

改革潜力奠定增长潜力。中国无论从资源优势积累还是配置机制和主体等方面来看，都与最优效率边界有相当距离。今年以来中国逐步开展的以自贸区和自贸协定为平台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战略，都在继续推动中国结构改革的深入，可以预期结构改革和扩大开放将进一步拉升中国的生产效率，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改善。无论从经济大国向强国的转变路径有多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都有利于美欧经济的持续复苏和全球经济的回升。经济增长的光辉照进结构改革的黑暗，然而要彻底去除这个黑暗角落，不经历长时间的结构改革是无法实现的。如果说幸运，我们说经济增长为结构改革创造了条件，只是这条路上只有中国和美国不够，并行而不携手也不行。（作者为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分析师）

篇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日前的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11.2%，受到国内经济建设和商业发展的推动，今年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占到4/1左右，中国也将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IMF的这一判断，把中国推到了全球经济增长的焦点。这与此前中国总量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2006年初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家等等综合在一起，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毋庸置疑，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总量指标地位的不断攀升，的确振奋人心。但是对我们来说，要紧的并不是津津乐道于此，而是要问一下：我们从“中国经济对全球增长贡献最大”中得到了什么？

篇9

全球经济失衡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不安。广义地讲，全球经济失衡可以指全球经济任何方面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南北贫富的差距、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不平衡等。不过在大多数场合，人们在谈论全球经济失衡的时候，是指美国巨大且不断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相关联的美国极低的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极高的储蓄率。然而由于全球经济作为整体是一个封闭经济，在核算意义上它总是平衡的：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储蓄不足，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储蓄过剩。正如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样一种现象：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经常项目衡量的是一国与他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金往来情况。当一国出口收入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本国进口和其他经常性支出的时候，经常项目逆差出现，并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

模。其中中国尤其受关注，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政策当局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全球性失衡状况增加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险。处于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积极成员，经济运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具备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走势。因此，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就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1958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为非贸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全球角度看，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心，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形成对美顺差的“失衡”局面。同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过程，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为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结果，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4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一是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存在巨额逆差；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三是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形成一定的顺差；四是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由此可见，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

全球经济失衡，中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储蓄过剩，物价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处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结构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会很顺畅地在整个体系中传导。现在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再不着手解决问题，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发展较快、世人关注的国家，毫无疑问有责任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对策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中国必须下决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动调整内外不平衡，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以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必须加快调整内外需求比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抵御全球经济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冲击的最有效途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贸易顺差过大，前者易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后者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风险。因此，当前调整内外需求比例的重点应该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切实解决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和教育、医疗乱收费等制约现期消费问题，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促进外贸平衡发展，防止国防收支失衡进一步扩大。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对外资引导，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适当提高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标准，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档次低、土地资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成本，推动出口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防止美元贬值造成储备资源缩水。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的内外不平衡，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人民币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也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选择，反而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实际需要出发，在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要密切跟踪分析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特别是美元汇率走势可能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及早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同时通过扩大进口和鼓励其他对外投资来适当降低外汇储备规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贬值造成国民财富流失。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失衡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国，只有有关各方加强合作采取共同行动，特别是美国承担主要调整责任，才有可能扭转全球经济失衡继续扩大的趋势。为此，中国应加强同其他有关各国的磋商协调，督促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和提高国内储蓄率，更多地承担调整责任，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杨,余维彬.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J].新金融,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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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失衡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不安。广义地讲，全球经济失衡可以指全球经济任何方面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南北贫富的差距、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不平衡等。不过在大多数场合，人们在谈论全球经济失衡的时候，是指美国巨大且不断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相关联的美国极低的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极高的储蓄率。然而由于全球经济作为整体是一个封闭经济，在核算意义上它总是平衡的：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储蓄不足，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储蓄过剩。正如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样一种现象：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经常项目衡量的是一国与他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金往来情况。当一国出口收入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本国进口和其他经常性支出的时候，经常项目逆差出现，并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

模。其中中国尤其受关注，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政策当局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全球性失衡状况增加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险。处于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积极成员，经济运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具备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走势。因此，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就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1958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为非贸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全球角度看，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心，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形成对美顺差的“失衡”局面。同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过程，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为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结果，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4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一是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存在巨额逆差；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三是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形成一定的顺差；四是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由此可见，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

全球经济失衡，中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储蓄过剩，物价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处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结构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会很顺畅地在整个体系中传导。现在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再不着手解决问题，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发展较快、世人关注的国家，毫无疑问有责任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对策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中国必须下决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动调整内外不平衡，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以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必须加快调整内外需求比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抵御全球经济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冲击的最有效途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贸易顺差过大，前者易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后者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风险。因此，当前调整内外需求比例的重点应该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切实解决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和教育、医疗乱收费等制约现期消费问题，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促进外贸平衡发展，防止国防收支失衡进一步扩大。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对外资引导，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适当提高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标准，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档次低、土地资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成本，推动出口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

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防止美元贬值造成储备资源缩水。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的内外不平衡，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人民币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也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选择，反而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实际需要出发，在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要密切跟踪分析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特别是美元汇率走势可能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及早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同时通过扩大进口和鼓励其他对外投资来适当降低外汇储备规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贬值造成国民财富流失。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失衡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国，只有有关各方加强合作采取共同行动，特别是美国承担主要调整责任，才有可能扭转全球经济失衡继续扩大的趋势。为此，中国应加强同其他有关各国的磋商协调，督促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和提高国内储蓄率，更多地承担调整责任，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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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项目衡量的是一国与他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金往来情况。当一国出口收入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本国进口和其他经常性支出的时候，经常项目逆差出现，并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

模。其中中国尤其受关注，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政策当局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全球性失衡状况增加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险。处于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积极成员，经济运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具备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走势。因此，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就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1958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为非贸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全球角度看，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心，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形成对美顺差的“失衡”局面。同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过程，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为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结果，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4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一是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存在巨额逆差；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三是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形成一定的顺差；四是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由此可见，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全球经济失衡，中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储蓄过剩，物价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处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结构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会很顺畅地在整个体系中传导。现在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再不着手解决问题，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发展较快、世人关注的国家，毫无疑问有责任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对策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中国必须下决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动调整内外不平衡，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以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必须加快调整内外需求比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抵御全球经济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冲击的最有效途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贸易顺差过大，前者易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后者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风险。因此，当前调整内外需求比例的重点应该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切实解决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和教育、医疗乱收费等制约现期消费问题，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促进外贸平衡发展，防止国防收支失衡进一步扩大。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对外资引导，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适当提高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标准，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档次低、土地资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成本，推动出口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防止美元贬值造成储备资源缩水。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的内外不平衡，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人民币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也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选择，反而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实际需要出发，在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要密切跟踪分析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特别是美元汇率走势可能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及早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同时通过扩大进口和鼓励其他对外投资来适当降低外汇储备规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贬值造成国民财富流失。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失衡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国，只有有关各方加强合作采取共同行动，特别是美国承担主要调整责任，才有可能扭转全球经济失衡继续扩大的趋势。为此，中国应加强同其他有关各国的磋商协调，督促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和提高国内储蓄率，更多地承担调整责任，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篇12

全球经济失衡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不安。广义地讲，全球经济失衡可以指全球经济任何方面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南北贫富的差距、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不平衡等。不过在大多数场合，人们在谈论全球经济失衡的时候，是指美国巨大且不断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相关联的美国极低的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极高的储蓄率。然而由于全球经济作为整体是一个封闭经济，在核算意义上它总是平衡的：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储蓄不足，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储蓄过剩。正如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样一种现象：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经常项目衡量的是一国与他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金往来情况。当一国出口收入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本国进口和其他经常性支出的时候，经常项目逆差出现，并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

模。其中中国尤其受关注，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政策当局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全球性失衡状况增加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险。处于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积极成员，经济运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具备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走势。因此，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就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1958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为非贸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全球角度看，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心，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形成对美顺差的“失衡”局面。同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过程，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为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结果，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4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一是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存在巨额逆差；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三是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形成一定的顺差；四是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由此可见，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

全球经济失衡，中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储蓄过剩，物价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处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结构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会很顺畅地在整个体系中传导。现在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再不着手解决问题，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发展较快、世人关注的国家，毫无疑问有责任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对策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中国必须下决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动调整内外不平衡，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以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必须加快调整内外需求比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抵御全球经济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冲击的最有效途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贸易顺差过大，前者易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后者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风险。因此，当前调整内外需求比例的重点应该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切实解决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和教育、医疗乱收费等制约现期消费问题，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促进外贸平衡发展，防止国防收支失衡进一步扩大。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对外资引导，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适当提高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标准，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档次低、土地

资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成本，推动出口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防止美元贬值造成储备资源缩水。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的内外不平衡，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人民币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也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选择，反而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实际需要出发，在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要密切跟踪分析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特别是美元汇率走势可能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及早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同时通过扩大进口和鼓励其他对外投资来适当降低外汇储备规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贬值造成国民财富流失。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失衡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国，只有有关各方加强合作采取共同行动，特别是美国承担主要调整责任，才有可能扭转全球经济失衡继续扩大的趋势。为此，中国应加强同其他有关各国的磋商协调，督促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和提高国内储蓄率，更多地承担调整责任，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