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文化笔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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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结合具体情境和操作活动，引导学生通过“点动成线”“线动成面”“面动成体”的过程，整体把握“点、线、面、体”之间的联系。重视操作与思考、想象相结合，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引导学生经历圆柱和圆锥体积计算方法的探索过程，体会类比等数学思想方法。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巩固所学知识，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

（二）正比例和反比例

提供具体情境，使学生体会生活中存在大量互相依赖的量。提供丰富的情境，引导学生经历从具体情境中抽象出征反比例的过程。注重引导学生利用“正、反比例”的意义解决实际问题，关注知识之间的联系。在画图或解决问题等的活动中体验比例尺的应用。

（三）一至六年级总复习

重视沟通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注重学习方法的渗透，注重整理和应用相结合，注重对解决问题策略的整理。

二、全册教学目标

1.使学生认识圆柱、圆锥的特征，会计算圆柱表面积和圆柱、圆锥的体积。

2.使学生理解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会解比例，会看比例尺，理解正比例和反比例的意义，能够判断两种量是否成正比例或反比例，会用比例知识解答比较容易的应用题。

3.使学生通过系统的复习，巩固和加深理解小学阶段所学的数学知识，更好地培养比较合理的、灵活的计算能力，发展思维能力和空间观念，并提高综合运用所学数学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能力。

三、单元教学目标

圆柱和圆锥：

1、使学生认识圆柱和圆锥，掌握它们的特征；认识圆柱的底面、侧面和高；认识圆锥的底面和高。

2、使学生理解求圆柱的侧面积、表面积的计算方法，并会计算。

3、使学生理解求圆柱、圆锥体积的计算公式，会运用公式计算体积容积，解答有关的简单实际问题.

4、结合圆柱、圆锥的教学，引导学生进行观察、操作、猜测、估计.

5、培养学生初步的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和简单的判断、推理的能力。

6、培养学生观察和认识周围事物中的形体特征的兴趣和意识，使学生感觉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初步学会运用所学数学知识和方法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比例：

1、使学生理解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会解比例。

2、使学生理解正、反比例的意义，能够正确判断成正、反比例的量，会用比例知识解答比较容易的应用题。

3、使学生能够应用比例的知识，求出平面图的比例尺以及根据比例尺求图上距离和实际距离。

4、通过比例教学，使学生进一步受到辨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启蒙教育。

总复习：

1、使学生比较系统地牢固地掌握有关整数和小数、分数和百分数、简易方程、比和比例等基础知识，具有进行整数、小数、分数四则运算的能力，会使用学过的简便算法，合理、灵活地进行计算，会解简易方程，养成检查和验算的习惯。

2、使学生巩固已获得的一些计量单位的大小表象，牢固地掌握所学单位间的进率，能够正确进行名数的简单变换，能够进行简单的估算或应用。

3、使学生牢固地掌握所学的几何形体的特征，进一步发展空间观念，能够正确计算一些几何形体的周长、面积和体积，巩固所学的简单的画图、测量等技能。

4、使学生掌握所学的统计知识，能够看懂和绘制简单的统计图表，能够计算求平均数问题，并能够利用统计图表中的数据和求得的平均数进行简单的分析、比较。

5、使学生牢固地掌握所学的一些常见的数量关系和应用题的解答方法，能够比较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解答应用题和生活中的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四、本册教材的重点、难点

1、认识圆柱和圆锥，理解特征；学会计算圆柱的侧面积、表面积；了解体积的推导过程。

2、理解正比例和反比例的概念，会运用比例知识接应用题。能运用不同的知识解答应用题，加强整数、分数运算和比例之间的联系。

3、系统的整理和复习，使学生对所学的数学知识得到巩固和加深，计算能力和解答应用题的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更好达到小学数学教学的预定目标。

五、班级情况简析及措施

全班共40人。大部分学生能从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出发，获取知识。抽象思维水平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知识掌握牢固，具备了一定的学习数学的能力。绝大多数学生养成了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学习习惯。在课堂上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过程，实行分工合作，各尽其责。能充动口、动手、动脑，主动收集、交流、加工和处理学习信息。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听取和尊重别人的意见，独立思考，掌握学法，大胆实践，并能自评、自检和自改。个别学生基础知识差。对数学不感兴趣，学习被动，上课不认真听讲，作业不能按时完成，学习有困难，特别对应用题数量关系的分析存在问题。还有个别学生比较聪明，但学习不勤奋，成绩不突出。

六、教学措施

1、进一步培养合理、灵活地进行计算的能力；

2、提高学生的分析、比较和综合能力；

3、培养抽象、概括的能力和判断、推理能力，以及迁移类推的能力；

4、培养思维的灵活性和敏捷性。

5、培养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6、进一步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7、加强口算练习，学会解答比较简单的整数、分数、小数四则混合运算，逐步提高学生四则计算的能力。

篇2

三是紧密结合北京奥运活动和抗震救灾活动。艺术节期间开展的迎奥运画展、摄影展和征文比赛等迎奥运系列活动，增强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意识，使得“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这一口号深入人心，真正做到了全校发动，全员参与，在全校广大学生中树立了迎接奥运、人人有责，文明礼仪，为奥运加油的主人翁意识，增强了青年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地震灾情发生后，我校各级团学组织高度重视、深入发动、精心组织，在全校广大青年学生中开展了支援灾区捐款、缴纳“特殊团费”、主题团日活动，积极开展为灾区送物资、送资金、送健康等活动。这些活动在增强灾区人民的信心的同时，也成为我校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团员意识教育、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举措。

四是组织严密有序，应变能力强。本届艺术节是在全院师生工作、学习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组织开展的，并且期间还发生了牵动全国人民的心的汶川地震，各项工作千头万绪，但是，各个单项负责单位和各院系不讲任何条件，对每项活动都精心安排、严密组织、细致准备，在有条不紊并保质保量地开展既定活动计划的同时还针对突发性灾难积极开展抗震救灾系列活动。在困难面前，我校广大青年学生沉着冷静，高度重视艺术节的各项工作，服从指挥，积极参与，表现出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念、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各二级学院团委和各学生社团也紧紧围绕艺术节主题，并结合客观实际，精心组织了同学们特别关注的特色活动，如土木工程学院开展的“土木印象”大型图片展，艺术学院的才艺大赛，工程技术学院开展的大学生就业创业演讲比赛，医学院开展的技能操作大赛，计算机学院的“心系灾区、抗震救灾”征文比赛，电气信息工程学院的电工电子技能大赛，外国语学院举办的英语话剧比赛，经济与管理学院举办的“经管杯”创业大赛，青年志愿者协会的百米画卷为奥运喝彩，摄影协会的“迎奥运、树新风”摄影大赛等这些活动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丰富了本届科技文化艺术节的舞台。

同志们、同学们，我校在*年的迎评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都是我们全校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评估期间，我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得到了专家的一致好评。为使校园文化更好的直接反映我校的文化品味，始终把打造校园文化品牌、提升校园文化品味、创建和谐校园作为不懈努力的目标。在此,我提几点希望:

希望各级团学组织认真总结本次科技文化艺术节的成功经验，发扬学校的改革创新精神，坚持推陈出新，把开展大学生校园文化活动与贯彻中央16号文件精神、落实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要求，国家社会大事紧密结合起来，团结、吸引和凝聚广大青年学生参与到校园文化活动中来，努力办好一年一度的大学生校园科技文化艺术节，精心打造齐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品牌，为我校“建设高水平本科院校”的目标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希望广大团员青年勤于学习，注重实践，为自己的梦想而加倍努力，为我们的祖国高声喝彩，自觉培养自己高雅的气质，在丰富而有意义的校园科技文化活动中提高文化素养、艺术品位，提高自己思想道德素质和综合素质，将自己锻炼成为国家需要的优秀人才。

篇3

族群关系：元朝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社会，萧启庆（清华大学台湾新竹）的《元代多族士人网络中的师生关系》以师生关系为主干，论述了蒙古、色目族群中士人群体的形成及其与汉族士人在文化上频繁的互动关系。饭山知保（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用地域史的研究方法，结合大量石刻资料，探讨了金末元初蒙古统治在华北确立过程中汉地精英层的变化以及他们和蒙古的关系，指出这一阶段不同地区历史变迁的不同面貌（《蒙元统治与汉地地方精英层的变动——以山西忻州定襄县的事例为中心》）。洪丽珠（清华大学台湾新竹）以《至顺镇江志》为主要资料，通过统计的方法分析了镇江路及其所辖州县的长官、佐贰官的族群组成，论述了元朝在江南地区进行统治的特点（蒙元镇江路官员的族群分析刍议——地方基层统治文化的讨论）。张沛之（天津师范大学）的《元代汪古马氏的汉化问题》通过社会交往、诗文作品、礼俗、信仰等方面分析了汪古马氏的汉化倾向。

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刁培俊（南开大学）在《试论元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兼与宋代的比较研究》中从元朝乡、都等乡村行政管理体系、乡村家族与宗族、乡村中的游离分子等几个方面讨论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的过渡阶层，指出这些社会群体对于社会控制的重要意义。许守泯（成功大学台湾？）从士人网络的角度对元代浦江郑氏的经营发展做了详细的研究（《江南第一家：元代浦江郑氏的发展及其士人网络》）。吴小红（江西师范大学）注意到江西抚州地方势力在进入元代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指出当地政府中有大量官员出自平民，这可以从元代官制、抚州的地方性来进行解释（《元代布衣阶层的兴起——以抚州路为中心的探讨》）。

社会经济：孟繁清（河北师范大学）的《元代的契本》将文献记载与黑城出土的元代契本残件相结合，论述了元代的商业税收制度及其社会影响。赵华富（安徽大学）集中讨论了明抄本《婺源茶院朱氏家谱》中的元代契尾，对它的标题、年代、文字做了说明（《〈元代契尾翻印件的发现〉三点说明》）。王秀丽（华南师范大学）的《元代文人笔下的江南贾客》一文利用大量元人诗文集、笔记的资料对元代江南地区商人的活动及其日见增长的社会地位做了论述，颇有新意。

社会生活：吴海涛（安徽阜阳师范学院）注意到自然灾害对社会生活造成的重要影响，指出元代黄河水患造成皖北地区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秘密宗教的流行（《元代河患与皖北社会》）。周萍萍（南京晓庄学院）利用来华外国人的记载，讨论了元代的酒文化（《蒙元时期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饮料——酒》）。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王风雷研究了元朝政府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元代野生动物保护法再探》）。

婚姻与妇女问题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王晓清（武汉电视台）的《元代赘婿婚制述论》讨论了元代比较常见的赘婿婚制，对出舍女婿、养老女婿等类别进行了研究。马彩霞（河北师范大学）论述了元代和尚娶妻的现象，从教义、物质生活等方面分析了原因（《试论元代和尚娶妻现象普遍的原因》）。谭晓玲（首都博物馆）的《元代列女人数之分析》指出《元史列女传》中列女数量的提升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修史者的观念、元代的社会变乱和妇女的从众心理等等。

二 元代文化史研究

通贯的文化问题：陈高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元代出版史略论》中指出元代的书籍出版比较自由，没有严格的管制。蒙古国时期的编修所、经籍所不是元代出版事业的开端。该文对《元史艺文志》、《元史艺文志辑本》的优缺点做了评论。白翠琴、杜倩萍（中国社会科学院）从蒙古习俗与汉地传统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元朝的皇家建筑，讨论了藏传佛教、中亚和西亚文化对元朝居住文化的影响（《论蒙古统治者居住理念的演变及元朝建筑特点》）。杨硌堂（南开大学）提出对于元代文人绘画中体现的“士气”不应仅从“书法入画”的技术范畴来理解，而要从画家心理层面的精神追求来把握（《元代文人画士气精神论略》）。

儒学与士人的研究：王建军（华南师范大学）的《教育与政治：元朝国子监创办之争》分析了至元前期设置国子监的经过，指出汉族官僚集团坚持设置国子监是为了坚守汉法文治的政治方向。沈仁国（江苏教育学院）用丰富的史料对元延祐年间的进士做了考证，并对钱大昕《元进士考》的性质做了新的说明（《元延祐进士再探》）。元代儒士是儒学的积极传播者，周鑫（南开大学）以抚州儒士为主，分析了仁孝思想得以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原因（《出处进退必有道——宋元之际抚州儒士研究》）。士人中的“隐士”引起了学界较多关注，本次会议有两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许佳君（河海大学）《元朝前期北方的汉族隐士》、申万里（武汉大学）《元代江南隐士考述》分别研究了元代北方、南方的隐士问题。申万里从隐士特征、谋生手段、心态、社会活动、社会地位等方面对江南隐士做了深入研究。高荣盛（南京大学）则注意到元代士人积极入世的方面，他通过对元代“游士”北上自荐，求取功名的分析，揭示了元代文化史另一个复杂侧面（《元代“游士”论》）。张斐怡（清华大学台湾新竹）从《录鬼薄》、《青楼集》入手，论述了元杂剧的创作群体和消费群体，分析了元代士人的生活状态和创作活动（《创作与消费——元代杂剧文化中的士人生活》）。

部分会议论文研究了元代儒学的重要人物。刘晓（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遗民张本事迹考》考证了金末儒士张本的生平和寄予遗民思想的作品。张帆（北京大学）从刘因《退斋记》入手，考证了刘因对许衡的抨击确为事实，指出两人思想上的深刻矛盾可以从人生经历、性格、思想和政治背景等方面找到原因（《〈退斋记〉与许衡、刘因的出处进退——元代儒士境遇心态之一斑》）。王梅堂（国家图书馆）通过对赵孟頫与西域籍大臣的文化交往探索了当时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交流（《元人赵孟頫与朝中西域籍大臣》）。

元代宗教：宗教史的研究是本次会议的热点之一。在佛教方面，陈育宁、汤晓芳（？）研究了蒙古统一战争前后西夏的藏传佛教（《13世纪蒙古统一战争与藏传佛教》）。乙坂智子（日本横滨市立大学）的《西藏佛教与元代汉族社会》也对元代藏传佛教进行了研究，重点分析了杨琏真加掘毁宋朝帝陵的事件及其对汉人的影响。马明达（暨南大学）从诗文、佛道关系等方面研究了元初少林寺长老性英（《金末元初的少林寺长老性英粹中》）。王頲（暨南大学）的《清凉着奇——五台山与元代的佛教崇奉》以五台山为中心，论述了五台山在元代宗教活动和生活生活中的影响。

在伊斯兰教方面，姚大力（复旦大学）对元代泉州清净寺碑碑了比勘和复原（《元代泉州清净寺碑的文本复原》）。杨晓春（南京大学）指出河北定州清真寺的所谓元碑《重建礼拜寺记》实际上是明人所作，时间下限是正德十六年（《河北定州清真寺所谓元碑〈重建礼拜寺记〉为明人所作再考》）。马娟（南开大学）用三通元代清真寺石刻资料对当时的伊斯兰教信仰、经典翻译、文化认同做了分析（《试析元代汉人对伊斯兰教的“解读”——以清真寺碑刻资料为例》）。刘迎胜（南京大学）从元代回回人的称谓、分类、语言文字、谋生手段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元代回回人的文化面貌和社会适应能力（《有关元代回回人语言问题》）。

在道教方面，樱井智美（日本明治大学）用石刻资料研究了上都的早期建设和北方道教中正一教的地位问题（《〈创建开平府祭告济渎记〉考释》）。在基督教方面，佟洵（北京联合大学）研究了元代景教的传播与消亡（《也里可温在蒙元帝国的再次传入以及消亡原因初探》）。

元代科技技术：刘秋果（河北邢台郭守敬纪念馆）通过对元代历法的研究，肯定了王徇对元代科学的贡献（《浅谈王徇对元代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韩志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元人邹铉的著作为主，论述了汉族养生保健科学的发展（《邹铉及〈寿亲养老新书〉》）。陈广恩（暨南大学）以泾渠为主，研究了元代的水利建设和相关社会问题（《〈长安志图〉与元代泾渠水利建设》）。尚刚（清华大学）的《蒙元织锦》分别研究了汉地蜀锦和自西域传来的撒答剌欺的织造及匠作机构。杨玲（南开大学）运用大量实物资料研究了元代一种特殊的服装“辫线袄”（《元代的辫线袄》）。

三 元世祖忽必烈研究

陈学霖（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对《元史》中的忽必烈形象进行了分析，并与历史文献中的唐太宗、金世宗进行了对比（《忽必烈汗的“皇帝”塑形及评价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舒振邦和河北师范大学的陈志英分别研究了忽必烈中统至元初期的统治政策（《元世祖忽必烈与中统至元之初治》、《元世祖朝转运司沿革及其职能衰落原因考》）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卢明辉和北京联合大学朱耀廷分别从个案分析和宏观视角研究了忽必烈时期的文化取向（《浅谈元世祖忽必烈与帝师八思巴》、《征服与被征服——从忽必烈“治天下”的制度措施看军事政府与经济文化征服的关系》）。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李迪、河北邢台郭守敬纪念馆的胡考尚、谢剑荣研究了忽必烈时期的科学技术状况（《论忽必烈的科技政策》、《从郭守敬的伟大看忽必烈的英明》）。杨德华、石坚军（云南师范大学）以云南行省为例，分析了忽必烈对边远民族地区的政策（《忽必烈与云南行省》）。

郭万平（南京大学）介绍了日本学术界关于忽必烈时期元朝入侵日本的研究情况（《日本的“蒙古袭来”研究》）。中岛乐章、四日市康博（日本早稻田大学）利用日本海出土的元军战船遗物分析进攻日本的元军构成及装备情况（《元朝新附军与海外经略》）。向正树（日本大阪大学）的《忽必烈时代的朝贡与元朝的南海信息》研究了忽必烈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

四 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一直是元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在政治制度方面，洪金富（中央研究院台北）对元朝皇帝的蒙古语称号究竟是死后的庙号还是生前的尊号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元朝皇帝的蒙古语称号问题》）。舩田善之（日本东京大学）利用石刻资料，研究了元代圣旨的翻译和传递过程（《灵岩寺执照碑碑阳所刻公牍之价值》）。李治安（南开大学）的《元代的官吏贪赃》从蒙汉二元的官僚体制和蒙古旧俗等方面研究了元代官吏的贪赃现象、惩贪政策和有关政策失败的社会原因。屈文军（暨南大学）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元朝君臣关系的特点及其对中国整体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论元代君臣关系的主奴化》）。王敬松（广播电视出版社）研究了元朝频繁出现的大赦和有关原因（《浅谈元代的赦》）。党宝海（北京大学）的《论元朝的站户制度及其性质》通过对站户制度各层面的分析，指出其制度根源是蒙元时期汗权的强大与主奴关系的泛化。特木勒（南京大学）利用明朝和高丽文献，研究了高丽与北元、明朝错综复杂的关系（《高丽在北元明朝之间》）。

在重要的政治人物和家族的研究方面，张金铣（安徽大学）考证了泰定帝的生年与排行（《元泰定帝生年及其他》）。王献军（海南师范学院）的《元文宗图帖睦尔出居南海考》考订了元文宗出居南海的时间、年龄、原因、侍从人员、历史影响等。王晓欣（南开大学）考证了海都之父合失的“太子”身份问题，并对海都政治影响力的来源提出了新的说明（《合失身份问题再考》）。内蒙古大学的瞿大风研究了元代山西蒙古诸王的封地、待遇和社会影响（《有元一带山西地区的蒙古诸王》）。内蒙古师范大学贺咏梅对以木华黎家族为代表的札剌亦儿部的政治地位进行了探讨，分析了不同入世途径对蒙古人的影响（《札剌亦儿部勋臣世胄的仕进情况及其与蒙元政治的关系》）。赵文坦（山东大学）的《大蒙古国时期的顺天张氏》研究了张柔家族在当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事务中发挥的影响。张国旺（南开大学）利用新出墓志对真定史氏的姻亲家族崔氏进行了研究（《元代真定崔氏家族及其与史氏相关的两个问题》）。

篇4

分类号B844.2

1 前言

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因素一直是教育与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影响因素有很多，依据Bronfen-brenner提出的“生态系统论”的观点。可以从学生、教师和学校等层面来探讨。其中，在学生层面和教师层面上国内外研究者已做了大量研究。得到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直以来。研究者较多关注学生层面因素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学生的家庭背景、学习策略、学生班级集体效能、考试焦虑、以及学生对数学的态度、学习的动机和兴趣等对其数学学业成绩都有重要影响。

近年来，教师层面的因素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如有研究表明，作为教师素质的基本要素的年龄、性别、学历、教龄等资格变量并不能完全决定学生的学业成绩，但有研究者认为教师是否有教师资格证对学生成绩没有影响，教师的学历类型和经历对学生成绩有明显的影响。另有研究者认为教师的学科知识(knowledgeof subject matter)和关于学科的知识(knowl-edge about subiect matter)以及学科教学知识均对学生学业成绩有重要影响。

在教师层面的因素中，关于教师职业发展活动的影响也是研究热点之一。如早期研究表明教师的职业发展经历可以帮助他们理解学生如何更好地学习数学，教师的职业发展经历能够使他们有效地处理班上不同学生的需要，从而提高学生学业成绩。近期有人更深入研究教师职业发展训练对一些具体方面的影响，如有研究表明受过职业发展训练的教师所教学生在问题解决活动中的表现要显著好于未受过职业发展训练的教师所教的学生。而且两组学生在问题解决行为上也存在显著差异。受过职业发展训练的教师所教学生显示出更强的数学自信心，更倾向于认为数学是对现实世界的强有力的思考方式。最近Vescio等在对教师参加职业学习的影响研究的回顾后认为教师参加职业学习活动有助于提高教师职业知识和提高学生成绩。

但是，教师职业发展因素中职业发展活动内容以及在校与其他教师的交流方式有多种。其影响如何尚不清楚。因此，本研究采用严格的国际比较教育研究TIMSS2003中美国、瑞典、日本和香港这四个国家(地区)的数据，采用混合模型进行分析，来深入探讨教师资格因素和职业发展因素与学生数学成绩的关系。

2　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

采用TIMSS2003的数据，原因如下：(1)TIMSS2003的学生问卷和教师问卷有自身明确的构想。含有本次研究所需要的学生变量和教师变量；(2)TIMSS2003测试的学生成绩是通过数学内容(数、代数、测量、几何和数据)和认知能力(知道事实和过程、使用概念、解决常规问题和推理)所获得，这对本研究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3)由于其研究设计严谨、测试过程严格，因此其搜集到的数据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本研究所用数据均来自TIMSS2003官方网站(htw://timss.bc.edu/timss2003i/PDF/t03_spssl.zip，htw://timss.bc.edu/timss2003i/PDF/t03_spss_2.zip)。

2.2被试选择

选择了美国、瑞典、日本和香港八年级学生及其教师作为国际比较的对象，原因是：在国际比较研究中，美国作为最大的多文化的移民国家，其数据受到独有的重视：瑞典和日本分别是欧洲国家和东亚国家的代表，且其学生平均成绩在欧洲和东亚处于中等水平：香港的教学传统与中国大陆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国大陆没有参与TIMSS2003的研究，因此希望从香港的数据中得到一些对中国有益的启示。

2.3研究方法

选择了上述四个国家(地区)八年级的学生背景档案、教师背景档案和学生一教师链接档案。因变量是学生的数学成绩。自变量有两层，第一层是4个学生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对数学的自信和对数学的态度；第二层是教师变量，包括5个教师资格因素和8个教师职业发展因素。教师资格因素包括教师的性别、教龄、受教育水平、数学专业和教师资格。教师职业发展因素包括教师职业发展活动内容和在校与其他教师交流方式，其中内容有4类：基本数学内容(包括数学内容和数学课程)、教学方法(包括数学教育/指导和数学评估)、将信息技术整合进数学中和改进学生的判断思维或问题解决技能；方式有4种：与在校其他教师讨论一个特殊的概念、集体备课、听其他教师讲课和其他教师听自己的课。通过分别控制学生一教师链接档案中的学生ID和教师ID，链接学生背景档案和教师背景档案，并使学生ID唯一。班级ID与教师ID一一对应。

本研究有关变量的描述及编码方式见表1。

3　研究结果

本研究所选择的四个国家(地区)的学生和教师人数统计情况见表2。

3.1学生变量和教师变量的描述统计情况学生变量和教师变量的描述统计情况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学生数学成绩以香港最高，日本次之，且与美国和瑞典学生成绩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但均处于国际平均成绩(467)之上，这与TIMSS2003的官方报告显示的结果是一致的。学生年龄的均值亦与TIMSS2003官方报告一致。瑞典和美国学生对数学的自信较高，美国学生对数学的正面评价较高。

在教师变量上四个国家(地区)之间还存在一些差异。如香港教师的教龄最短，美国教师的受教育水平最高，日本教师基本上都拥有教师资格证。在参加教师职业发展活动内容方面。瑞典教师参加的最少，美国教师参加的最多，而与在校教师交流方式上，瑞典教师讨论如何讲授一个特殊概念和集体备课较多，香港教师和日本教师集体备课较少，四个国家(地区)教师互相听课均较少。

3.2零模型结果

为了更好地分析学生变量和教师变量对学生数学成绩的影响，根据混合模型原理，将学生变量设置为第一层变量，教师变量设置为第二层变量。首先建立零模型，分析在不加入任何预测变量的情况下教师间变异对总变异的贡献率。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到四个国家(地区)的教师间变异占总变异的比例分别是58％、14％、46％和56％，教师间变异均达显著水平。

3.3完整模型结果

将学生变量，教师资格因素和职业发展因素加入到模型中建立完整模型，各个变量对学生数学成绩的影响结果见表5。

结合表5可以看出，加入了第一层学生变量后香港、日本、瑞典和美国的教师内变异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下降比例分别是19％、24％、25％和15％。香港、瑞典和美国学生在年龄方面均表现为年龄越大其数学成绩越差(r1=-2.75***，r2=-7.89**。r3=-11.91***)。四个国家(地区)学生在数学自信方面均表现为对数学越自信其数学成绩越好(r1=23.57***，r2=44.13***，r3=38.51***，r4=26.38***)。在香港和日本。对数学正面评价越高的学生其数学成绩越好(r1=7.04***，r2=13.57***)。在日本和瑞典。女生成绩要好于男生成绩(r1=-8.85***，r2=-7.66***)。

加入了第二层教师变量后香港、瑞典和美国的教师间变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比例分别是13％、30％和21％，但日本的教师间变异没有降低，反而有所增加(约3％)。总的来说，教师的性别、教龄、受教育水平、专业和教师资格等教师资格因素对学生数学成绩的预测力较弱。在这些因素中，香港教师的受教育水平影响显著(r=18.32*)，表现为教师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学生的数学成绩越好。在瑞典和美国教师中。是否数学专业影响非常显著(r1=19.57**，r2=16.23**)，均表现为数学专业的教师所教学生的数学成绩要好于非数学专业。瑞典男教师所教学生的数学成绩要好于女教师(r=14.59*)。

在教师职业发展活动内容中，瑞典教师参加教学方法方面的职业发展活动显著提高其学生数学成绩(r=11.44*)。在交流方式中，美国教师听其他教师授课显著降低了其学生数学成绩(r=-20.40*)，在香港其他教师听课的频率越高，学生的数学成绩越好(r=23.62*)。基本数学内容、将信息技术整合进数学中和改进学生判断思维/问题解决技能三方面的职业发展活动以及与在校其他教师讨论如何讲授一个特殊的概念和集体备课两种交流方式对香港、日本、瑞典和美国学生数学成绩均无显著影响。总的来说，由教师职业发展活动内容和在校教师交流方式组成的教师职业发展因素对学生数学成绩的预测力较弱。

4　讨论

4.1学生变量的影响

学生对数学的自信心越高，其数学成绩越好，这与前人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但是学生对数学的态度只在香港和日本产生了显著影响，而从表3可以看出，香港学生对数学的正面评价并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美国，但是美国学生对数学的高评价并没有带来其数学成绩的提高。根据TIMSS的研究，美国八年级的数学教学内容只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七年级水平，在这种低要求下，学生学习数学比较轻松，因此对数学的正面评价会比较高，但也不会提高其数学成绩。香港学生与中国大陆学生相似，只有对数学没有学习困难、学有余力、对数学有兴趣、不厌恶数学的学生才能学好数学。

4.2教师资格和职业发展因素的影响

教师的性别、教龄、受教育水平、专业和教师资格等教师资格变量对学生数学成绩的预测力较弱，这与Xin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㈣。教师的受教育水平仅在香港对学生成绩有显著影响，这可能与香港教师岗前的教学实践经历有关。香港教师的岗前教学实践经历和良好的学习成绩是其取得不同水平学历证书的前提。数学专业的教师在瑞典和美国均对其学生成绩产生显著影响。这可能与美国和瑞典重视教师的“专业化”有关。总体来说教师资格变量对这几个国家(地区)学生的数学成绩的预测力是比较弱的。

在教师参加职业发展活动内容中，教学方法方面对瑞典学生的数学成绩的影响达到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瑞典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一直采用的是程序教学法，很少有师生间的交流，因此尽管瑞典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但其学生的数学成绩也不是很好。瑞典教育界已经开始认识到教师的指导作用和学生的交流作用的重要性，因此在瑞典，教师参加教学方法方面(包括数学教育/指导和数学评估)的职业发展活动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数学成绩。在交流方式中，常有其他教师听其课的香港教师显著提高其学生数学成绩，这可能是因为在香港，教师上课太多，基本上没有集体备课、教研活动、继续教育和教师合作，因此其他各项教师职业发展活动内容和方式均未能显著提高其学生数学成绩，但若常有其他教师听其课，则该教师势必需要更全面更深入地去备课和讲课。因此学生掌握知识更全面更深入，有利于提高其数学成绩。但在美国，听其他教师授课较多的教师所教学生数学成绩较差，且达到了显著水平，这部分教师占所有样本教师的3.6％，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一部分教师的平均教龄仅为2.32年，而在其它三个国家(地区)中都没有发现这样的现象，那么。是否是由于这部分教师尚处于入职适应期，自身学科知识和教育学知识等不能较好地应用于实践。导致所教学生成绩较差，所以需要经常去听其他教师授课呢?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