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地方金融监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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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方政府办金融控股公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如广东省政府主办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集团公司，是“政府+企业”特殊的“窗口债信”，业务曾涉及金融、证券、贸易、酒店旅游、投资顾问以及交通、能源、通信、原材料、化工、纺织、电子、医疗、高科技等几十个领域。

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现了地方政府整合金融资源，主导组建金融控股公司的热潮，地方政府成立或主导的管理地方国有资产的投资经营公司向金融控股公司转型占据了很大比例，大型实业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向两种以上金融行业投资和控股形成的产融结合型集团，也具有一定代表性。

各地政府根据手中掌握的金融资源，组建金融控股公司的方式多种多样，以银行为平台组建金融控股公司是其中最普遍的选择，其中，以上海国际集团最具代表性。

从目前上海现有金融机构的布局来看，上海国际集团代表国资持股多个金融机构，是上海整合地方金融资源的主要平台。上海国际集团以浦发银行为平台，整合旗下的信托、证券等公司，具备了银行类的金融控股公司的雏形。上海国际集团控股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证券、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并持股国泰君安、东方人寿、长江养老等多个金融机构，旗下控股及持股金融机构多达20家，涉及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典当等金融行业。上海金融机构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是如何有效整合地方金融国资，改善治理结构，发挥协同效应和实现规模效应。

广东的金融控股集团――粤财控股，主要以信托公司为平台进行资源整合，即以国有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旗下的广东粤财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为核心，打造省级金融控股集团。作为广东省政府唯一的金融企业，粤财控股成立于2001年5月，注册资本15.68亿元，组建初衷是为了重组广东国信破产案中幸存的粤财信托。经过一系列资产重组，目前粤财控股已成为拥有粤财信托、粤财投资、香港飞龙国际投资等10家全资、控股公司的企业集团。其远期经营目标定位为以金融产业为核心，以信托理财、股权投资、实业经营、资产管理为主营业务的地方性金融控股集团。

不仅京津沪穗等大城市在积极发展金融控股集团，一些地级市也在积极行动，例如江苏无锡依托无锡国联对旗下的金融资源进行了整合。由于受当前官员考核机制的影响，地方政府具有控制金融资源的迫切需要与冲动。金融是经济的引擎，但在目前从紧的货币政策下，要把GDP搞上去，就需要掌握大量金融资源。有别于中央政府的是，地方政府不能发债融资。由于金融的准入管制，金融市场主体少，竞争不足，中国金融业处于寡头垄断状态，有效供给不足。同时，各大金融机构采取的是垂直领导模式，地方政府只得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地方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属于典型的集权式的经营管理组织，便于地方政府整合和强化地方金融资源。因此，组建地方金融控股公司，为融资提供便利，成为地方政府现实的选择。

地方政府选择何种类型的金融企业作为建设金融控股的平台，主要受手中掌握的金融类企业所制约。对地方政府而言，最现实的考虑就是，将手中实力最强大的金融类企业重组为金融控股的平台，然后再伺机获得金融牌照，进一步扩张业务。凭借其独特的国资背景，地方金融控股公司在和当地金融机构竞争政府项目时，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目前，中国大陆金融控股公司的优势尚不明显，距离一体化与协同效应还有相当差距。多数地方性金融控股公司的成立初衷是为整合地区金融资源，增强地方金融企业实力。由于国有金融资产一股独大，不合理的股权结构导致金融控股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加之地方政府的深度干预行为，使得地方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问题和风险。要规范和促进地方金融控股公司的良性发展，提升其竞争力，还需要做好相关监管和风险防范等一系列工作。

1.完善相关立法，规范金融控股公司发展。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产生与发展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持，只能在法律空隙间产生和发展，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尽管1995年的《商业银行法》、199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2000年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2004年的《商业银行法（修正）》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都坚持了分业经营的基调与理念，但是并没有禁止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拥有共同的大股东，新的《公司法》和《证券法》也没有不利于金融综合经营的限制性条款，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和经营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所以，建议尽早出台《金融控股公司法》，对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和即将组建的金融控股集团及其活动进行规范。在《金融控股公司法》出台之前，可以考虑先行修改与金融控股公司设立相冲突的经济、金融法律条款，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含义、地位，并规范其市场准入、业务范围、关联交易、审慎监管等方面，使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能在法律保障下健康进行。

2.设置混业防火墙，实施审慎监管。关于地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建议对一行三会职能进行进一步分工，由人民银行作为主监管人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则按照功能分别负责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或者组建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下设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加强金融监管与协调机制的构建。

2006年以来，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起草、或签署的《关于保险机构投资商业银行股权的通知》、《关于加强银保深层次合作和跨业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和《商业银行投资保险公司股权试点管理办法》表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已经事实上存在，且初见成效，进一步理顺关系，细化分工十分必要。

为有效推进我国金融混业经营，应继续强调集团混业、金融分业，避免资本重复计算、关联交易，有效解决外部干预和内部控制问题。对其中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风险隔离和监管协调等，作出详细规范和界定。金融机构应在同一实体控制下的银行、证券、保险等子公司之间设置“防火墙”，有效隔离风险，并对其资本充足率进行监测，实行统一的风险监控。

3.整合地方金融国资，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尽管地方金融金融机构规模偏小，且非银行金融机构占据了很大比重，但是由于金融准入管制，地方金融机构金融牌照资源紧缺，具有了壳资源的性质，同时这些金融机构多为地方国资参股或控股。因此，由地方政府出面整合地方金融机构，打造地方金融控股平台，成为当前国内金融领域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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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实行金融监管的过程中，为金融市场提供公平的行业规则，并确保这些规则贯彻落实，是政府监管金融的基本方式。具体有三种。一是行业规则的制定。金融行业规则的制定涉及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严格的公司法、合同法的制定以及打击金融市场中的不正当竞争和欺诈的法律规则的制定等。二是行业规则的实施和秩序维护。政府在金融行业要实施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并且保证实施这些规则的执法部门可以各司其职，赋予这些部门足够的执行能力，以提升监管的合法性、公正性。

三是健全社会监督体系。我国金融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表明，区域金融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区域内的信用环境建设。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引导全社会建立信用意识，改善金融环境；另一方面要通过发动相关部门、媒体和有关各方对金融机构的情况进行共同监督，减少金融机构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

地方政府在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加强对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确定管理内容、管理手段以及管理方法，并切实贯彻实施。目前地方政府在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

1.地方政府管理权限有限，管理职能弱化，主要表现为“责”与“权”不协调。一方面，我国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机构的风险负总责。另一方面，依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对各地金融机构的管理、改革和发展的主导权均掌握在以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一行三会）为主的金融监管部门手中，地方政府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配合与辅助其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

2.地方政府在实施金融监管的过程中，偏重于监管与查处，而对促进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重视不够。近几年，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能得到强化，在规范金融秩序，遏制、降低金融风险方面成效显著。然而，监管部门严格要求地方金融机构只能做法律和政策明确规定允许做的，没有明令禁止的一律不允许试点和尝试，这不利于地方金融机构开展创新性金融活动，影响其发展。

3.县区级金融监管部分缺位。在一些地区，目前“一行三会”中仅有人民银行设有支行级机构，并且职能仅局限于贯彻央行货币政策、对地区的银行类金融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等机构尚无分支机构，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保险、证券等机构基本处于监管缺失的状态。

4.金融监管手段落后，导致整体金融监管效率较低。一是监管手段单一。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过程中，监管手段主要以检查、罚款等行政性措施为主，面对金融风险时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二是尚未形成一套规范科学的定性标准和定量指标体系，监管方法跟不上业务发展的需要。三是对电子货币和网络银行的监管，技术比较落后。四是金融监管信息系统不完善。

提升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的策略

1.加强管理制度建设，建立规范、有效的地方金融机构管理体制。一是建立地方金融机构管理、监督体系，明确地方金融机构的上级管理机构，并监督其合法经营，防止出现违法经营及其他危害地方金融安全的行为。二是进一步改进管理方法，运用有效的经济、法律手段管理地方金融机构。例如，政府有股权的地方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派出董事和监事的办法，加以管理和监督，实行严格的经营责任制。在改革产权制度、完善经营者离任审计制度、年度财务审计制度和重大事项审计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地方金融机构监督机制。三是建立健全地方金融机构的进入、退出机制。清理整顿不合格的地方金融机构，在改革现有机构的同时，进一步采取切实措施，让符合条件的地方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以促进市场的发展壮大。

2.加快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不断加强和改进监督与管理。一是要督促金融机构健全内部控制制度。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机制是有效进行金融监管的基础。外部监管必须辅之以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才能起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实质作用。完善的内控制度主要体现在：对业务人员有明确的授权范围，财会信息的记录准确及时，能有效保护资产、控制债务，管理人员能恰当地评估业务风险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树立内部审计的权威性，赋予稽核部门相对独立的地位。二是要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加强金融业行业公会或协会自律性组织建设。行业公会或协会是处于金融机构的微观实体与国家行政监管机构的宏观体系之间的中间监管环节，地位非常重要。充分发挥金融业行业公会的监管作用，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控能力，促使金融业整体走向良性竞争。这一举措是提高我国金融监管有效性的重要的组织制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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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监管体制面临的挑战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建设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3年以前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实施金融监管；第二阶段是从1993年以后，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和中国银监会陆续成立，由此中国正式确立了分业监管、“一行三会”分工的金融监管体制。

在中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着重加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发挥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作用，负责提供支付结算等相应的金融服务。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负责银行业、证券业（期货、基金）和保险业的监管。这种金融监管组织架构表明，除中央银行负责宏观调控外，其他几个监管机构都集中于相应行业的微观监管层面。

就中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而言，这种监管体制从其实际运行以来所取得的成效看，在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它不仅完善了监管框架，加强了监管专业化，提高了监管效率，而且还有利于中央银行更加有效地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

但近几年随着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迅猛发展，我国金融业开放步伐加快，金融业综合经营不断发展，金融监管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分业监管体制已出现明显的不适应，问题也逐渐显露。

首先，综合经营挑战中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

随着中国金融体制的不断深化，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开始显露，已经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综合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如光大集团、中信集团、平安集团等，一些大型央企和民营企业也纷纷建立自身的金融平台，成为产融型的金融控股公司。

同时，以市场、产品、服务等方式的银证合作、银保合作和证保合作都在广泛开展，形成了多家监管机构同时监管一家金融机构的现实，往往会产生监管重复或监管缺位、监管成本过高或监管资源浪费等问题。

其次，外资金融机构的涌入挑战中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

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金融集团开始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它们中的大部分是兼营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金融业务的金融控股公司。国际金融创新业务的飞速发展，新型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出现，既增大了金融业风险，又会使传统的金融监管制度、监管手段失效。

对于在传统金融监管方面尚缺乏经验的中国来说，对用现代金融技术武装起来的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管将会受到严峻的挑战。

此外，民间金融的日益活跃挑战中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

近年来以浙江等地区为代表的民间借贷日益兴起和活跃，在发挥正规金融难以做到的“拾遗补缺”和缓解我国一些地区当前经济金融运行中存在的“两多两难”（民间资金多，中小企业多；投资难，融资难）等突出问题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监管缺位，极易诱发非法吸储、非法放贷、非法集资等行为，严重干扰正常的金融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投机炒作行为，弱化了国家宏观调控效果。

当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首先，缺乏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在分业监管体制下，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四家监管机构自成系统，条块分割，各司其职，它们之间的协调合作至关重要。随着金融业务的不断创新，业务交叉不断增多，不可避免地出现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的现象，涉及审批权力的，体现权力设置的重复；涉及责任追究的，反映出监控真空和问题处置的真空，造成监管成本的提高和监管效率的降低。

其次，监管的方式和手段较为单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想的金融监管手段应是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统一。而中国主要采用的是行政手段，行政干预较多，造成在具体操作中随意性大，约束力不强。目前基层监管部门的监管方式主要是外部监管，即现场监管和事后监管。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缺乏超前预警效能。

第三，国有金融资产管理部门与“一行三会”的监管边界不清。财政部、汇金公司作为现有国有金融资产管理部门承担着金融业国有股权管理的职责，通过公司治理角度对金融机构的发展规划、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防范各类风险、股权分红、薪酬模式进行管理，这些职能一定程度上与“一行三会”的职能相重叠。

除了中央国有金融资产管理部门，地方国有金融资产管理部门也存在类似问题，上海国际、天津泰达等金融控股公司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国有金融资产管理职责，对地方金融机构有很强的控制力。

最后，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存在利益冲突。中国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分离并成立银监会的理由之一便是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和实施银行监管时的双重角色冲突。但是，成立银监会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冲突得到彻底的消除，而是将这种冲突外部化了。银监会成立后，中央银行虽然享有充分的货币政策信息，但不再享有完备的银行监管信息，而这些微观的银行监管方面的信息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传导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信息。

地方金融办职能定位不清

近年来，为弥补地方金融产业发展滞后而造成的经济“短板”，地方政府纷纷成立了政府辖下的金融管理和服务部门（金融办或金融服务局），用以协助中央加强对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服务，并推进地方金融业加快发展。各地方金融办成立以来，的确在促进区域金融健康发展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然而，随着金融办的不断发展以及职能的逐步扩大，其先天不足也逐渐显现。由于各地金融办是地方政府自发创立产生的，成立的目的及发展过程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名称不统一。自金融办成立至今，金融办的名字就“五花八门”，以省级金融办为例，除北京明确称谓金融工作局以外，主要从功能角度考虑，各地的称谓主要有：“金融工作办公室”、“金融服务办公室”、“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金融稳定办公室”、“金融管理办公室”等，名称无法统一，功能自然也各不相同。

二是职能不明确。地方金融办的设立，最初定位是代表地方政府，协调与金融监管机构和各类金融机构的关系。随后，地方金融办的职能逐渐扩充，开始具备一些金融监管职能，特别是近几年来，地方金融办逐渐被赋予在培育金融产业、服务中小企业、支持小额贷款、监管准金融机构等方面的职能。

然而，这些职能大都是地方政府为满足自身需求的直接结果。各地金融办由于地方经济禀赋不同，其职能定位也千差万别。

三是发展不均衡。在我国新一轮的区域发展规划中，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建立已成为共识。目前可以看到的区域发展格局中，环渤海的北京、天津，长三角的上海，珠三角的广州、深圳，西部的成都、重庆等，在这些城市中地方政府金融办作用发挥得最为充分，基本成为了地方政府实施金融产业建设的核心权力部门。

由于各地方政府金融办的定位和发展有差别，客观上也造成了各地的金融发展更难平衡，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同时也不便于金融办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横向合作或建立相应的联动机制。

四是地位不对等。目前全国各级政府金融办身份地位多有不同，以省级政府金融办为例，在级别上，有的是正司局级，如北京、上海、重庆、内蒙古等，有的是副司局级，如黑龙江、天津、江西、四川等；在机构设置上，有的是地方政府直属机构，如北京、上海、广东等，有的挂靠在政府办公厅，如江西、吉林、陕西、黑龙江等，有的则内设在发改委，有的仍停留在联席会议制度上。

五是权责不明晰。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对金融诉求的不断增多，金融办的职能，尤其是监管职能也在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利益博弈中，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与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出现了一些交叉，客观上在一些工作中造成了多头监管现象。个别金融办从地方政府利益出发，常常凌驾于“一行三会”的分支机构之上，在实际工作中干涉金融监管事务，致使许多工作权责不清，有的还出现了金融办与当地“一行三局”金融监管相悖的情况，对监管工作造成了负面影响。

金融监管模式再造

借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结合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应尽快建立一个统一清晰的金融监管框架，完善金融立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一行三会”及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职能定位，合理划清中央和地方的金融监管边界。这样使得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职能更加明晰，使得中央监管机构与地方金融办权责分明、各司其职，以促进我国经济金融的持续、健康、较快发展。

笔者认为，可行的监管模式创新可遵循以下几点：

首先，建立以人民银行为核心的统一、分层监管模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表明，金融监管当局协调不力是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产生及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许多发达国家的监管改革方案都要求加强监管协调，设立实体化、制度化的监管协调机构，或加强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有些甚至将监管机构合并回中央银行等。

目前，中国的金融分业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缺乏正式制度保障，监管联席会议制度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应赋予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监管权力，并与其他监管机构密切合作以解决监管过程中存在的“盲区”，从而明确以人民银行为主体的监管协调机制。

其次，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维护金融稳定。

完善中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需要明确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监管机构的分工。鉴于中央银行的职能，应从制度上进一步明确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的主导地位，赋予中央银行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权。同时，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早期预警体系、金融稳定指标体系，在宏观审慎分析基础上进行压力测试。

要研究如何在制度上建立逆周期的因素。采取措施缓解金融机构的顺周期性，并通过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改革计提拨备和公允价值会计方法等，建立恰当的逆周期机制。通过降低信贷活动、资产价格以及整个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防止金融失衡的扩大和系统性风险的不断增加，维护金融稳定。

此外，应理顺监管体系，不留监管真空。在当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下，应明确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权，抓紧制定跨行业跨市场的交叉性金融业务的标准和规范，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度。

再次，建立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这包含两点，即：建立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共享的数据库和建立信息共享责任约束制度。

前者针对非现场监管和金融统计彼此独立而不能相互利用的情况，对现有的金融统计数据库结构和统计网络进行改造，尽快建立统一的、独立的、可自动生成统计指标和金融监管指标的金融信息系统。

后者主要是以法规形式明确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的信息共享原则、标准、内容以及应负的法律责任等，以保障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信息的共享质量，增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合力。

最后，应从国家层面为地方政府金融管理进行责权定位。

客观上讲，金融办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正是由于地方金融发展的特性需求，才促成了金融办的产生和发展。从实际情况看，金融办发展至今，已经具有了“一行三会”监管框架内所不具备的一些功能，并且在实际工作中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因此，当务之急，应当尽快地为地方政府的金融管理责权定位，将金融办纳入到我国的金融监管框架中，引导其逐步成为“一行三会”在地方监管的重要补充，并在当地的金融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是配合中央管好区域金融的职能。目前，“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已经基本成熟，对于金融产业发展，中央有统一的规划和意见来指导。

从理论上讲，由于我国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十分明显，完全按照“一刀切”来实行集中统一监管，监管的信息传递链条过长，中央鞭长莫及，效果很难理想；从实践上看，在现行体制下，基层的金融监管工作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密切配合，也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因此，应明确各地金融办配合“一行三会”分支机构实施宏观调控和协助金融监管的职能，重点发挥金融办政府职能部门的组织、协调以及与地方政府信息沟通和反馈的作用。同时，要严格划清金融办和“一行三会”分支机构的监管边界，有效防止金融办权力越位。

二是差异化管理地方金融及准金融领域的职能。由于目前各地金融发展的差异性比较明显，可以考虑建立统分结合的分层次管理体制，根据各个地方文化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信用状况，制定具有差异化的监管策略。

在监管内容上，地方政府金融办可通过金融办代表当地政府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参与地方国有金融资产的监督和管理。根据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强化金融办对准金融领域的监管，对辖区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地方各类风险投资机构实施市场准入管理，并承担相应的监管责任。

三是编制地方金融业发展规划并推动实施的职能。金融办应依据地区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需要，联合金融监管部门，组织金融机构联合编制本地区的金融业发展规划。

四是推进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职能。由于目前各地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仍然滞后，也迫切需要地方政府特别是金融办为本地区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比如：及时向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反馈金融发展情况、提出决策建议；积极协调工商、税务、公安、司法、海关等执法部门，为金融机构的展业提供司法和行政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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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名、扩编、增责是地方政府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式与实现路径

首先，由于在我国并不存在一个综合性、统一性的中央的金融监管部门，故各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名称并不统一，如“金融工作办公室”、“金融服务办公室”、“金融监管办公室”以及“金融监管服务中心”等名称。更名是各地方政府金融办推进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式之一。例如，广东省金融服务办公室更名为“广东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北京市金融办更名为“北京市金融局”，从而，金融监管权也随之得到适当扩大，服务地方经济金融的功能也得到一定健全。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重视金融协调、服务和培训的职能，密切联系地方金融实际，注重强化金融产业规划、金融政策实施、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和新兴金融机构监管等职能。其次，在编工作人员数量与人才结构是衡量一个组织机构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志。从全国来看，上海市金融办是较大的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机构编制一百多人，可它们感到人手还是不够。另外，江苏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在编制数量和职能完善程度上存在较大差距。一般地，提供传统公共服务是地方政府的主要功能，而从事专业化金融监管则是对地方政府的重大挑战。传统地方政府既缺少从事专业化金融监管的现代金融人才，也缺乏从事专业化金融监管的实践经验。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快速变化，地方政府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必须有效利用金融这个有效的经济手段，为此，充实各级政府金融办的编制与人才力量迫在眉睫。第三，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监管体制内具有重要地位。它是规划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大管家、地方金融生态建设的组织者、金融产业布局的掌控人、地方金融监控的防火墙。地方政府金融办重要职责与功能的有效发挥，必定以一定的权责为保障。否则，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实际上，各省、市、自治区政府金融办正是通过一定程度的增责扩权来发挥其重要功能的。例如，温州市于2011年成立温州市金融监管服务中心，与金融办合署办公，其职能已经由服务、协调两项拓展至十一项，其中包括：负责股权投资公司、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寄售行和其他各类投资公司监督和管理；负责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商行等地方政府管理的各类新兴金融行业的专项检查；配合相关金融监管和其他管理部门开展对地方金融机构的专项管理；聘请第三方组织对地方政府管理的各类新兴金融机构和相关民间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现场检查；统计、分析地方金融组织的相关数据信息，等等。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职能进一步向监管领域延伸，使得金融办无疑已逐步成为地方政府实施金融产业建设的核心权力部门。

三、地方政府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过程是扩权增责与强化协调、服务功能的有机统一

近年来，地方政府金融办扩权潮起。2009年上海市印发《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这个被外界称为“三定方案”的规定，新增了监管地方金融国资企业、地方各类新型金融企业等职责，从而赋予了上海市金融办更多实权。同年，北京市金融工作局于3月30日挂牌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省（市）级金融工作局。它改变了过去金融办不在政府序列的情况，其职能也进一步强化。以此为鉴，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市、自治区也提出类似的地方政府金融办实体化改革思路，分别将金融办调整为政府直属机构。地方政府金融办实体化改革的扩权思维并不应放弃成立金融办的初衷——议事协调机构，其主要职能是协调、服务当地的金融工作。鉴于经济与金融深度融合发展的形势，地方政府金融办作为地方政府管理当地金融工作的职能部门，在合理、适当扩大权责的过程中，其协调与服务职能更应该得到强化。当然，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协调服务功能的目的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加强对局部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通过金融改革创新，采取得当措施，尝试建立“一办一行三局”即地方政府金融办、人民银行、证监分局、保监分局、银监分局相互协调、沟通和协作的地方金融监管格局，尤其是要理顺中央金融监管部门派驻地方机构与当地政府金融办信息收集、交流与共享机制，以克服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为构建新型地方金融监管打下坚实的信息合作基础，更好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