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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2、具有反封建色彩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应运而生。
3、伴随城市经济发展,市民文学蓬勃兴起,小说成为文学主流。
二、口语表达过于简单
高职院校英语表达实际上与社会中的英语表达是一致的,在社会中表达英语的群体主要是高校毕业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与在校学生在英语的使用中存在共鸣,多数在校生在心里都存在“英语难”的思想,在一些简单的表达中存在一定的心灵缺憾,他们或许会认为自己学习的英语无处表达,这也可以看出能够在口语表达中使用的应用,往往其传播效果却是最好的,这就直接说明了英语教学中的困境,即听说能力不强,换句话说,如果可以使英语口语交际能力提升一个水平,那么高职英语教学中学生的听说能力就能上升一个台阶。通常情况下,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本国文化对语言进行驾驭,事实上这正说明了我国的文化语境是封闭的,因此一定要促进语境的开放性,对外界的语言和文化进行接受,真正融入到外国的语言环境中,这样学生的英语水平才能真正实现与世界接轨的目标[3]。四、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学生“羞于表达”我国文化是非常内敛的,例如我们在接受别人赞扬的时候往往会回答:“你更漂亮”、“你更有能力”这类谦虚的语言,但是英语的文化呢,他们在接受别人赞美时,一定会说:“thankyou”,相比较来说,我国文化要内敛很多,这种文化已经根植于中国人的内心,成为接受赞美的一种标准性回答。但是,在英语文化中,却更喜欢直接的表达,要求实事求是,这一点获取和它们的自由民主运动或者思想启蒙运动直接相关,由此可见,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的观念已经根植于他们的内心。因此,在接受西方表达方式的过程中,首先,我们对他们的表达习惯并不习惯,同时在学习的过程中也看不到存在于英语语言文化中的美,正是这种“羞于表达”的思想造成了实际能力与知识之间不匹配的这种状态,实际上这种文化差异对高职学生的英语学习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影响。在高职英语教学中,我们应该坚持对传统文化观念的渗透,同时将英语语言文化的精髓融入到英语教学中,这对我国文化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并且还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融入世界社会中,更好的对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进行吸收,最终促进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4]。
1、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整个唐代经济、文化的昌盛、发展相关。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兴盛的时期,尤其是中唐以前,国家富强,天下安宁,形成各种文化发展的条件。
2、唐朝流行喝饼茶,其外形和制法均和现代不同。除饼茶外当时,也有少量蒸而不杵不拍的散茶或蒸、杵而不拍的末茶,偶尔也有人饮用即采、即炒、即煮的茶,即现代绿茶制作工艺中的蒸杀青、炒杀青工序及制紧压茶的雏形。
3、安史之乱后,虽然社会出现动乱,经济也出现衰退,但文化事业并未因此而停止发展。唐朝疆域阔大,又注重对外交往,当时的长安不仅是国内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
4、具体说来,茶文化所以在唐代形成,还有几个特殊条件及社会原因。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佛教的大发展。
(来源:文章屋网 )
第二,“开放语文”也是一种情境文化。开放不能局限在小小的教室、学校里,师生都生活在一定的情境中,耳闻目睹,无不受到环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开放语文”是一种大语文现象。学校的每一面墙壁、每一扇窗户、每一级楼梯都会“说话”,都会传达出丰富的信息,影响着过往的师生,甚至那些飘浮、弥漫在空间里的尘烟也蕴藏着教育的信息。师生的穿着仪表、举止言谈等,无不浸润着孩子的肌肤和心灵,感染着每一个孩子,所以特定的环境产生特定的力量。
作者:杨应云 单位:衡阳市广播电视大学
电大远程虚拟校园开展的围绕学生学习过程的学习支持服务和围绕学生学习情感的非学习支持服务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了学生的专业素质和远距离学习能力。在电大远程虚拟校园,教师不是对学生进行支配或者控制的角色,而是转变为为学生提供帮助和服务的角色。个性化特征明显的行为文化建设。行为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动态层面,主要通过组织多种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使学生有机会参与到集体活动和校园生活,增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增强对学校的归属感。电大的校园文化主要表现为学生个性化特征更加明显,同时教师的作用也发生了改变。对于学生而言,学习方式和交往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们能够灵活地运用语言、图形、动画等技术手段来理解和记忆学习内容,借助文字教材、音像教材、计算机网页和多媒体等载体学习,也可通过双向电视、电子邮件、BBS公告栏等多种途径与老师进行交流,这使得他们的个性化特征明显地表现出来。对于老师而言,老师的指导作用显得更加突出。虚拟网络时代的远程学习者在大量的信息面前常常会感到不知所措或容易被错误的信息引入歧途,因此就更加需要老师的指导。教师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不再是直接传授知识,而是转向运用各种新的技术手段,为学生提供各种信息资源,营造适宜的环境,引导、帮助、监督他们在其中进行卓有成效地学习,鼓励他们不断地自主探索。
电大就像是没有围墙的大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教育系统的开放性,教和学的行为在时空上的分离性,教育传播的媒体性,教育对象的来源多样,教学资源共享等,这些特点就决定了电大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既有传统校园文化的共性,又有其鲜明的特征。电大校园文化建设的开放性。首先,电大教育理念是开放的。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习的指导者,学生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根据自己的需要,有目的的、主动的进行有效的学习交互,在虚拟情景中,自由、平等的表达自己的思想,进行多种方式的沟通,建构自己所需要的新的知识,潜移默化地接受校园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其次,电大教育的对象是开放的。学习者可能来自社会各行各业,没有民族、国籍、年龄的限制,任何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第三,电大教育的内容是开放的。教学设计是根据学生个体自主学习的需要进行的。社会上任何新的知识根据需要都可列为教学内容,而且教学资源可以共享。第四,电大远程开放教育的方法是开放的。任何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手段、技术,根据需要都可灵活地采用,其教育方法是开放的、个性化的、多元的。电大校园文化以网上的多媒体信息为主要表现形式,它凭借生动、可交互的界面吸引学生的注意,激发他们参与校园活动的热情。电大教育的环境是开放的。在开放、灵活的分布式的学习环境中,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间、在有教学点或接收点的地方,以自己需要的方式接收自己所需要层次的教育。学习者只要具备了一般的网络操作技能,就能够享受网络时空的自由、资源共享、交互学习、解答疑难问题、提升个人文化素养等多项服务。这使得学习者不再受年龄、地域等诸多条件的束缚,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文化类型和发展方向,真正做到教育的开放性。电大教育对象的特殊性。电大教育主要是面向成人的继续教育和学历等教育,其培养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电大校园文化的特殊性。首先,电大的学生来自于社会的各阶层,他们成分比较复杂,有着不同的学习基础、学习动机,年龄差异大、社会阅历深浅不一,文化层次比较复杂。其次,电大的学生以在职成人为主,来自社会各行各业,这些成人学习者集工作角色、家庭成员角色、学习者角色等多重角色于一身,工学矛盾比较突出,对于远程教育可能存在不适应的现象,压力比较大。第三,电大学生大多是成人,他们一般具有相对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们思维能力较强,学习自主性较强,决定了电大的校园文化要更加注重学生的个性化特点。第四,电大学生可根据个人的时间来安排学习时间和进度,学生与老师处于“准永久性分离”的状态,校园文化对其的影响力不及普通高校的学生,更应该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积极性。电大校园文化建设的虚拟性。电大校园由实体校园和虚拟校园共同形成。教学场地、基础设施等实体校园为虚拟校园提供基础,而多媒体技术组建的电大虚拟校园又为实体校园开辟了无限空间。电大虚拟校园师生的“准永久性分离”状态意味着其校园文化是一种虚拟文化,其校园文化建设有着不同的特点。首先,电大没有传统学校的物质形态,学生分布在不同的地域,教室的概念是网络环境中同时处于学习状态的学生群体,与物理位置无关,导致传统意义上“校园”概念逐渐转变甚至淡化。因此,电大教育的主观意识,成为影响电大校园文化建设的一大要素。其次,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安排学习时间,教学不再受地点和时间的限制,接受教育的时限也不再有学制的限制,衍生为终生教育。在虚拟校园中,学生的思想和本性得到彻底的解放,给予个体充分的自由和创造空间。
电大的教学方式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教师的作用体现在对学生学习的引导和帮助上,虚拟校园中的教学内容,是从形式到内容的全新构造,以各门课件及多种形式的教学辅助资料为主体,表现出数字化、多媒体、多层次、多链接的特点,是多媒体与超文本的结合,是多种技术的融合。电大校园文化建设的服务性。电大校园文化的服务性主要是从校园文化的管理功能的角度来认识的。电大拥有国内规模最大的以计算机网络技术平台为基础的现代化远程教育技术支持服务系统;电大是学习者自我充实的补给站,较好地满足了学生的多元学习需求,实现对学生的个别化服务是电大在现代远程教育环境下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最终目标之一。电大将优质教育资源输送到教育弱势群体中,而且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安排课程、时间、地点、学习进度等。电大的校园文化建设在这样一个办学方向和办学精神的大背景下来操作实施,彰显了电大校园文化“服务至上”的特性。电大教育中的教师不再是学生发展的“主宰”、传授知识的“权威”,在电大这种服务文化的熏陶、引导下,促使远程教育者成为学员前进道路上的引路人、学习研究的合作者、发展进程中的服务员、共同成长的伙伴。电大校园文化是电大建设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电大健康、和谐发展的动力,是凝聚电大发展的精神动力。电大在发展建设中已经形成了有远程特色的校园文化,有着自己发展的优势,在以后的发展中要继续积淀校园文化底蕴,努力提高师生员工的素质,促进电大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高职;英语语言文化;特点分析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有些社会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从另一个方面看,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文化氛围影响着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一般一种语言文化的形成受到如下几个方面的影响,语言的传承、语言接受者固有的文化基因和使用语言的周围环境。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体系就十分重视英语学科的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一部分的高职教育也设置大量课时来教授英语课程,基本上使得英语成为学生的“第二”语言,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高职院校形成了一定的英语语言文化。一种语言文化必然影响该语言的学习和教育,在高职英语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分析高职英语语言文化特点是很有意义的课题,只有了解当前高职语言文化的特点,才能分析利弊,总结得失,查找原因,提出对策。
一、高职英语语言文化的现状
(一)高职英语教育的现状
1.学生英语基础较差。
高职学生英语基础相对较差已是不争的事实,学生对高中阶段的日常交际用语、基本语法知识以及词汇量掌握得不是很好,对英语学习普遍缺乏兴趣,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动力不足。根据调查分析,一部分同学根本没有英语学习的明确目的,尤其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习英语的兴趣随着自身英语学习的不断深入逐渐减弱;一部分学生课后学习英语的时间很短并且不能持之以恒。而自主进行听力训练和翻译练习的学生更是少之又少。而由于学生英语基础较差,经常会出现老师卖力讲课、学生不配合,以致于教师和学生很难形成互动,经常会出现教师提出的问题没人回答,教师自问自答的尴尬局面。
2.教学模式简单。
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公共基础英语教学还是沿袭传统的“讲授型”教学模式,重应试教学轻素质教育,忽视了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训练及职业需求,忽视了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因而导致学生渐渐觉得基础英语课程是可有可无的,缺乏学习主动性,对英语学习也渐渐失去兴趣。上课时,也多半都是教师在讲台上单纯地讲授教学内容,学生麻木地记笔记,甚至有的同学在课桌上睡觉,最终出现教师卖力讲课,学生对教师所讲授的内容不感兴趣、不认真听讲的情况。所以课堂氛围也就显得枯燥乏味,教师的讲授并不能产生积极的教学效果。
3.考核形式以应试为主。
大多数的高职学生都认为,学习英语只是为了应付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和英语四、六级考试,在试题上下的功夫比较多,这样就导致一些学生即使在英语笔试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他的交流能力和应用能力还是很差。根据英语学科的学科特点,高职英语教育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交流能力和应用能力,如果学生学习英语只是单纯的为了应付考试,那么英语作为一种交流工具也就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目前针对高职基础英语教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形式过于单一,期末考试主要以笔试进行,平时考核也仅仅看重学生的出勤状况及作业完成情况,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如此势必导致学生不重视听说能力的训练,忽略了英语技能的掌握,仅仅为考试而学习,忽视了英语作为交流工具的作用,忽略了英语对其今后职业发展的意义。
(二)高职英语语言的使用的现状
可以说,高职学生运用英语沟通的能力很差,而在这个基础上就很容易产生很多冷幽默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式英语在校园间的调侃式的兴起,由于我们的文化还是中国文化,所以即使我们学习英语的语法,但是在严重缺少练习环境的情况下,我们说的仍旧是中国式的英语。目前在高校最典型的一种表达方式是“longtimenosee”,实际上这是我们打招呼时候说的“好久不见了”,但却被用英语表达出来了,实际上这种语法在英语中是不正确的,但是这种用法却也被承认了下来,中国式的英语也被收录进了英语的语法表达中。还有一种有点尴尬的情况就是,英语中的极简短的词汇的盛行,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hello、thankyou、thanks、goodbye、ye、wc等这些比较简单的词语在校园中的应用还是非常广的,而这也许还会让我们看到了英语语言文化在中国的改造过程,中国人更乐于说汉语,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是其最熟悉的语言,自己说错的可能性不大,相反如果说英语没有相应的水平支撑的话就很容易造成尴尬。在大学生的聊天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国化的变式,hello被说成了哈喽、嗨喽,thankyou被说成了3Q,bye被说成了88。
二、高职英语语言文化的特点
(一)高职英语受应试教育影响巨大,高职英语语言不具备沟通能力
历史原因和选拔人才的机制两方面原因造成我国教育体系基本是应试教育。改革开放以后,当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亟需一大批人才,所以这种应试教育便在中国开花结果,影响了中国三十余年,这么多年来,在教育兴国的政策方针下,我国的高校向社会上输送了大批的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亟需的人才,但是也正是这种应试教育也对我们的一些学科产生了影响,拿英语学科来说,学生听说能力普遍不好。应试教育下的英语语言的学习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英语学习只是一种考试工具下的产物,根本没有考虑语言本身的功效。
(二)教学形式单一,高职英语语言成为哑巴和聋子语言
现在的高校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很多仍是以课本为主,靠着课本,靠着老师的输出来教学生学习,很多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感到很枯燥,就产生了厌学的心理,并且也会觉得即使学习了也会忘记,这在很大一方面降低了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降低了教学的效果,在这样的教学形式下,学习只是为了完成一种任务,尤其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教师教授的内容也大都是为考试准备的,为了笔试做准备。这样的教学形式和学习氛围中,高职英语语言的沟通功能基本不存在,高职英语语言成为笔杆子下的一种语言,听不懂,说不出。
(三)缺乏使用语言的氛围
高职英语语言的简单化说明学生掌握该语言的能力不够,高职语言语言的中国化却说明我们的文化语境还是相对封闭和固执的。就对英语被中国化的过程可以看出文化对语言的影响的作用之大,同时看出高职英语语言学习方面的困境。传统的中国文化氛围使得学生在学习英语语言方面存在天然困惑。一些表达方式,表达习惯都和中国传统的汉语表达方式不同,而我们习惯用我们自己的思维来完成英语的学习,用自己汉语言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英语语言。我们中国文化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内敛的,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在接受别人赞美,比如说被人夸奖“你真漂亮”,我们一定会回答“哪里哪里、你才漂亮”。只有说这类这样的具有谦虚一类的词语才是中国传统表达方式,或者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氛围。而英语语言的文化氛围就开放很多,英国人喜欢直接的表达,不晦涩,实事求是,我们并不习惯那样的表达习惯,也许就看不见英语语言文化的特殊的美。高职英语语言缺乏使用氛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根本没有机会使用这门语言。日常的交际过程,甚至课堂的学习过程,我们都较少的使用英语语言。英语语言还仅仅存在学习过程,没有相对应的使用圈子和场合。高职院校学生素质的原因、以及就业压力的影响,使得学生将大量时间放到学习专业课程上,学校一般也不组织英语交流的活动或者空间。学生自身更不太可能主动的使用英语进行交流。
(四)高职英语语言缺乏国际性
语言只有经过固化、整理才能成为书籍语言,或者说书籍语言正式的语言形式,不客气的说是过时的语言方式。高职英语语言学习是通过书本学习,这样的英语语言根本不具备国际性。就拿我们常说的厕所一词来说,我们不会知道西方英语国家一般不使用这个词了,但是我们还在一直用着,在高校的学习中,基本上我们学习英语的方式还是双语学习,英语老师在课堂上主要还是通过边英语边汉语的教学模式,学生的听说能力的不足,大大降低了英语语言信息量的采集以及吸收。高职学生的专业课程学习压力较大,高职学生的学习时间较短,没有时间去接触当前的英语语言。这种种原因就导致了我们学习都是中国的英语,没有和国际的新的英语语言文化接轨。这样,我国的高职英语语言不具备国际化,不能和其母语国家实现接轨。
三、结束语
英语语言作为一种语言具备固有的特点。只是在高职院校学习过程中,不免掺杂了我们高职院校的特征,使得我国高职英语语言文化呈现出自身特有的特点。本文从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学方式、使用氛围和缺乏国际化几个方面阐述高职英语语言文化的特点。旨在将现在情况阐释清楚,以便分析原因,提出解决办法,提高高职英语语言学习的质量。
参考文献:
[1]廖红艺.浅谈中西语言文化差异对高职英语教学的影响[J].中国科技投资,2013,(02):204.
1、唐代文化基本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文化体系庞大完整,发展程度高;二是唐代文化极具开放性;三是唐文化有着明显得向民众靠近、重现实世界、不僵守古制的特征。
2、唐文化以汉族文化为主体,汉族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至唐初已近成熟的阶段。成熟阶段的文化有保持自己特性的信心和吸收消化他类文化内容的能力,因而有容纳异己的胸怀。
3、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佛教、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异域宗教才能一步一步进入中国。传入中国的影响极大的天竺佛教文化最终也确被中国本文化融合而中国化。
4、汉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训诫,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以“和为贵”,有相当大的包容性,这也是唐文化具有开放性的一个内在原因。佛教文化也是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文化之具有开放性也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
(来源:文章屋网 )
广告是一种特殊的大众传播活动.它的本质在于商品利销性。作为经济和传播领域的一种现象,社会对于广告有更多的理性审视或现实要求.譬如它可能或将要带来的或正面或负面的作用。某种意义上,广告体现的是对现代工业文化的反思。本文将以电视广告为例,分析广告的文化特点。
一、电视广告蕴含、生长着大众文化和价值观念
电视广告在传播商品信息和服务信息的同时还传播了生活模式和消费文化。影响着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大众的文化心理。
普通的老百姓在消费行为中,既不主张过于超前消费、过于标新立异,但也不要落后,希望达到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统一。物品的使用也是精打细算.既要达到目的,也须崇尚节俭这种思想在广告中的表现,是既强调潮流、时尚、功能,同时也宣扬商品的耐用、实惠等等。如雕牌洗衣粉.在上世纪90年代末瞄准城市中档洗衣粉市场的空缺,一则“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广告.正迎合了城市普通居民的消费心理。广告回避了当时众多洗衣粉广告的功能性宣传.反复用“我要雕牌”来引起消费者的注意.暗示雕牌的实用价值和实惠价格.一时间该广告家喻户晓。再如大宝SOD蜜,观众最熟悉的都是那句“大宝明天见.大宝天天见”的广告词,大宝产品定位中低档消费市场。以分量足、实惠。最优的性价比为竞争优势。又如一些中低档的品牌.红豆衬衫、李宁运动服、双星鞋等。这些产品质量的印象并不如高档品牌,但给消费者“实惠”、“物有所值”的心理感受,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消费印象。
中国电视广告历经了几十年的流变。从大多数作品中可以看到。电视广告制造的是消费,生长的是,诉诸的是感性.甚至制造了一个消费乌托邦。质朴的或华丽的、简浩的或精致的音像符号以及整个结构所体现的.除了商业性本身。还有它制造的某种社会性的消费观和文化氛围。这些变化同其它社会现象一样.体现了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行为取向所构成的文化心态。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到.电视广告已经成为大众文化发展的又一个生长点。
工业文明向信息社会即后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社会重心由生产转化为消费.“服务”成为这个社会最主要的工作。体现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生活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文化就形成了所谓的“大众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取向.不仅是一个时代价值观念、精神追求的反映,同时也成为一种社会导向。
在这个过程中.电视广告担当的是被商品化了的角色。它尽力表演着世俗社会。从最初的告白式的广告,到广告与艺术的结合.到品牌理念的提升,都昭示着这样一种概念,即艺术品质与消费文明达成谅解.市场、艺术与消费者握手言欢。
二、电视广告构筑的“文化空间”
较之20世纪的保守风格。21世纪电视广告显得轻装上阵。恣睢无忌,天马行空。这种充满活力的表现证明了广告是商品意识、艺术魅力和大众文化三者结合的最佳表征。在这样的表征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越来越“现代化”的世界。
在电视广告作品中不难发现.它的文化表象是极其引人注目的。它往往制造的是煽情的、夸张的感官刺激.显示浮华、喧闹或平庸,以此制造生活的幻像,狂轰滥炸式的创作使即便有批判能力的消费者也难免不受影响。它将理想化了的、虚荣的、充满希望的人生浓缩在一幅幅画面中,甚至创造了乌托邦的极致。
1 电视广告体现的最直接概念是“时尚”。
广告表现为大众文化形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打动着受众。支配着其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倡导时尚,换句话说,作为大众文化的广告,主要体现为时尚文化,追求商品时尚化,导引大众购买以获得更大的商业利润;以大众传媒方式传播,迅速制造时尚。与时尚结合在一起的广告有一种人格化倾向,对广大消费者具有人格的影响力。都市、时装、信用卡。各种引领时代潮流的“物质”占领着人们的视野。即使是在一些追求质朴的作品中,也往往隐含着对“都市”的心理眺望。人们被暗示对一切社会新潮表示臣服和膜拜;观众、读者在一个叉一个潮流的裹挟下目不暇接;当“时尚”与“个性”嫁接或兑换的时候.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公共化”了。
2 电视广告创意提供了一种“社会范式”。
譬如,在大多数广告中。人们能看到“英雄形象”的感召。在这一点上.平面媒体与电视媒体共同构成了某种社会情景.出现在画面上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性别环境似乎都构成了一种共同的社会期待――男性话语中心和与之相关的女的微妙歧视。在大多数作品中,男性往往扮演了事业成功者、家庭的成功者甚至性格的成功者,女性则通常扮演了“贤妻良母”或“现代花瓶”的角色。(事实上,在这一点上,它同现代电影艺术实践和理论的集合点――“好莱坞”模式的社会功能是一致的。它创造了概念,概念又深化为规范。规范最终成为某种“社会真理”。)这种独特的社会期待之所以成为一种可能.就是在于它成功地对受众产生了暗示、感染及模仿,这使它甚至与“神话”的结构方式是共通的。
这种形象示范的方式,意味着广告体现了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要求:消费社会的个性领导者与传统和解者的角色统一。
3 电视广告的另一个突出表象,是对大众趣味的媚俗化迎合。
这突出体现于性诉求广告中。目前,出现在电视上的性诉求广告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用性的元素来表现非性的题材,增强冲击力;二是用隐晦雅致的手法表现与“性”或相关敏感的题材,削减刺激,避免受众的不快。这些性诉求广告.反映了广告处于发展阶段的一种局限性.也是广告发展进程中的痛苦洗礼。广告表现媚俗化的现象,将会随着受众成熟和健康意趣的强化逐渐减弱。
大众文化创造的消费观和文化氛围。必然在引领社会的同时也与既有的价值观和文化心理产生冲突,这使得电视广告作品中到处可见含混不清的内容。电视广告因而总是面临着社会大众接受还是拒绝的判决。在此过程中。对传统美学价值的质疑和批判.新的价值标准的找寻.以及重新的回归自然。充分展示着电视广告因其本质的特殊性而形成对大众文化的特殊感应.并最终塑造了一个时尚文化范式。
三、对“健康”道路的选择
对于电视广告而言.受众是具有特殊性的。人们在欣赏电视艺术作品的时候,强调的是审美愉悦和审美情感。而在欣赏电视广告作品时.人们期望得到满足的另一个需求是产品或品牌信息。这也正是电视广告追求的目标。事实上,消费者的需求构成了电视广告创意的目标。
在商品和购买力尚不充分的早期市场,消费者需求体现的主要特征是“理性消费”。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产品的实态依托,成为他们的主要价值判断标准;当物质生产逐渐丰富起来时.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力和选择性都大大提高.他们开始寻求满足更多需求的产品的“独特性”。随着社会进步,价值观回归到对人性的关注,消费者又越来越重视心灵的充实,他们期望从产品身上获得更多的心灵满足。
目前.在对消费者心理的把握上,值得期望的生存可能和成长空间应该是.真诚地关怀人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经验.倡导并弘扬积极价值观的“健康广告”。这样的广告将不再是对西方广告模式的东施效颦,也不是对王冠和花冠的翘首以待。而是对人类生存的空间和所经历的人生的一种挚爱,它们将连通人们对现实的体验,不是用利益而是用真诚守望人生,与观众对话。
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中国传统的社会心理规范依然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消费者的意识核心依然是较为传统的。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结构.导致东方审美心理依然是崇尚和谐。崇尚“天人合一”,崇尚“大同”。受众的思维方式依然是集体化的。较西方“知在个体”的个性化、反叛化的创作作品而言.中国消费者显然依旧重视社会的规范和共性,以及由此体现的“和谐”态度。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0-293-01
一、文化的定义
文化是现阶段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工作生活中极其常见,比如到某某公司有“企业文化”;餐饮行业有“饮食文化”,农村有“乡土文化”等等还有服饰文化、网络文化、茶文化、酒文化、高雅文化、广场文化、山寨文化……似乎什么都可冠以文化之名。千百年来,哲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等一直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文化其实是人类知识与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积累成果,一般认为“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即为文化。
二、数学文化的定义
数学现代生活还有科技等方面都有应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随着数学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它仿佛离人们越来越远了。专业的知识艰涩、高深很难被大众共享,这直接导致了新的成果无人理解,所以我们强调文化,因为脱离文化基础的数学只能离人们越来越远。就像美丽的图画并非只是线条和色彩,动人的乐曲并非只是音符和节拍,数学也不是只有数字、符号和运算。所以广义地讲,数学文化就是以数学科学为核心,以数学的思想、精神、方法、内容等所辐射的相关文化领域具有特定功能的系统,是数学及与数学有关的各种文化对象。
三、数学文化的政治性
古代的数学从孕育、产生到兴盛直至衰微,一直深受古代政治文化的支配和影响。数学作为政治皇权与统治的工具在古代就被确定下来了。《周髀算经》中就明确地指出了数与政治制度的关联:“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生也”。再比如九这个数字,作为最大的一位数,在政治领域它象征着最高统治。几何被引入民间传说,像“伏羲氏手执规,女娲手执矩”的刻像,可见规与矩这两种画图工具已被祖先视为规范人类秩序、刻画天地方圆的方式。
中国古代,占星术、天文与历算是三位一体的。数学著作有时也是天文学和占星著作。例如《周髀算经》中的“勾股定理”,旨在度天地之高厚、推日月之运行,以说明古代宇宙论的模式――盖天说。《易传・系辞下》有“天垂象,见吉凶”的说法。汉代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把通古今之变和究天人之际与占星术结合起来,得出“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的结论。达到了把人与自然紧密联系起来的观念上。并且这种初级的天文学模型被赋予数学的证据,并与政治统治建立了十分固定的关系。在古代天象的变异意味着人事的更迭,占星术因此成为历代统治者最为关心的事情。例如朱元璋为防止政权颠覆,规定不准任何人学习天文星象之学,除了有世袭权力的人。把天象等自然现象赋予政治意义能够阐释政治统治的合理性,显示出掌朝者的权力就是天意。这样数学在天文占星研究中就成为政治统治所宣扬的一种愚民思想的根源。李约瑟指出:“中国的天文学家们和至尊的天子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是政府官员之一,是依照礼仪供养在宫廷之内的。” 可以说,在古代数学文化的政治性在天文历算与人间世事的合二为一的过程中被强化了
三、数学文化的艺术性
数学文化中的美与艺术是相同的。协调模型与实物的比例尺。比例给人以和谐感的莫过于黄金分割法。像摄影主体的最佳位置应该是在背景的黄金分割点处,作为心灵之窗的眼睛,位于人的面部的黄金分割点处;他们的美丽都来自于数学黄金分割原理。小说《西游记》里边用如来佛的“神通手掌” 来形容平面的“无限伸展”,用“如意金箍棒”来形容直线的“无限延伸”。古诗中的“白发三千尺”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借助数字达到了高度的艺术夸张效果。用“孤帆远影碧空尽”来描述极限。数学走进人们的生活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因为数学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美,是数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们将自己的劳动成果按他们的美学观以自己最满意的形式总结出来并呈献给人类。
数学文化与音乐也有着剥离不开的联系。早在公元前 6 世纪,毕达哥拉斯就发现了数学与音乐间的比率关系。即一根拉紧的弦,取原长的 1/2 可弹出八度音调,取 2/3 可弹出五度音调,取 3/4可弹出四度音调,也就是说音调的和谐由弦长与标准弦长的比决定。通过试验,他创造了毕达哥拉斯八弦里拉理论,而后,他又发现弦的长度和振动数比例构成逆数形态,经过计算创造出了毕达哥拉斯音阶理论,也是现在西方音乐的雏形。
四、数学文化的哲学性
数学是哲学问题的一个重要来源,它为哲学的思考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环境,所以自从有哲学以来,数学就一直影响着哲学。古希腊许多大哲学家,大多数还是数学家。因为在他们眼里,数学与哲学是同宗同源的。例如柏拉图学院的门口贴着这样的一幅字:“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从这句话中华就可以看出哲学家对数学的看重。
而在中国古代,有公孙龙“白马非马”的著名诡论,其实这种思想可以用数学中集合的概来阐述他们的关系。“马”是一个集合,“白马”是“马 ”的一个子集, “白马非马”中的“非”字,如果表示“不等于”,这句话是对的,因为白马集合确实不等于马的集合。如果表示“不包含于”,就错了。还有正负数,可以表示增加减少、正负盈亏,水位高低等等,是表示相对的概念。以“0”为界,一东一西,一黑一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数学宝库中的“0”是分界线,是正负数的交叉点。在直线上,标志着两个方向,两条道路,两种前途。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从“0”开始的,“万丈高楼平地起”。
数学文化是人类文化与文明的高度反思。数学文化的价值不只在于科学,还在于人文。要提升当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需要我们研究数学文化。思考数学的本质,清醒地认识数学文化。
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但是由于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方方面面的差异,而文化差异正是影响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主要障碍,人们对于这些差异的了解甚少或仅有一些成见,因此文化冲突在所难免。中美两国作为东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了解中美文化差异体现在哪些主要方面及差异背后的原因,是促进中美间跨文化交际顺利、有效进行的助推器。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而美国是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国家,其主导文化为欧洲文化。由于地理位置、历史背景、发展过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美两国文化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一、美国文化的特点
文化开放、文化包容、文化进取是美国文化的三大特征,也是美国文化的优势。美国文化的开放性,有利于美国现代化的推进;美国文化的包容性,有利于美国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利于美国文化的丰富多彩;美国文化的进取性,有利于美国人民战胜困难不断追求美好的生活。总之,美国文化的优势是美国发展的动力。
(一)美国文化开放的基本形式。
1.通过人员流动而实现的文化交流。
2.报刊、印刷品和音像制品是进行文化交流的最普遍形式。
3.学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实现文化开放的基本方式。
4.计算机网络、卫星通信系统、电话的广泛运用,正成为文化开放的最有发展前途的形式。
(二)美国文化包容体现在三个方面。
1.各种政治思想可以在美国存在。
2.美国容纳了各国文化之精华,且各种文化互相渗透、彼此交融。在美国,常见的有欧洲文化、亚洲文化、拉美文化、非洲文化、印第安文化等。
3.美国文化具有宽容兼纳的一面,美国的宗教和难民政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三)美国文化进取性的特征。
1.美国人敢于探险,体现为对地理考察、对企业的风险投资。
2.美国人对权利和优越的追求,体现为美国人对公民权利及美国梦的追求。
二、美国文化模式
美国文化是建立在“个人自由”和“人人平等”的基础上的,平等的概念贯穿美国的各种社会关系。美国人的平等观念以人性为基础,强调每个人生来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We are all human,after all.”在美国,“平等”是指机会平等,即所有人在生活中有同样的机会,无论其肤色、性别、国籍来源和如何,而不是在处境方面人人一样。在《独立宣言》中,杰斐逊提出要维护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权利。
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模式的主要内容,这里的个人主义不是利己主义,美国人的个体观念根植于英国哲学家洛克为代表的哲学传统。个人主义在西方人那里是一个美丽的字眼。“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强调个人独立性、创造性,强调个人自由发展,不受或少受社会、政治和宗教势力的限制。
个人主义使美国人习惯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奋斗,独立地求生存、求发展,而不依赖他人。跨文化交流学者拉里・A・萨姆瓦说:“在西方文化中,个人是至高无上的,个人主义是首要的和肯定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美国可能是主导一切的。”
中国人看重的是群体意识,注重整体价值。个人应为社会做贡献,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直以来,中国人都强调集体主义,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当两者产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该做出必要的牺牲以保全集体利益。
三、中国人对美国的误解
(一)中国人认为美国种族歧视严重,是一个充满歧视的国家。
确实,美国曾经有过黑奴及种族歧视的历史,这是美国历史上的耻辱。但是,这也是美国人的荣耀所在,因为美国人通过自己百年奋斗不但解决了黑奴问题,而且基本上解决了种族歧视,以及其他各种歧视的问题。
在美国,歧视是十分敏感的话题,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在美国求职招聘,不能过问性别、不能过问年龄、不能过问籍贯、不能过问家庭情况(包括是否已婚,是否有孩子),更不可把肤色、种族、民族条件作为招聘的条件。否则,就有歧视嫌疑,除非你能够说明这份工作非某类人做不可,否则就要被告上法庭,以涉嫌歧视罪被。
(二)美国的教育收费很高,穷人的孩子读不起。
谈起美国的教育,许多中国人的误解也很深。其实,美国教育是很公平的,教育机会均等这一条做得非常到位。在美国,严格执行K-12义务教育制度,即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美国均执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学生不用交学费,也不收其他费用。无论什么孩子,只要在美国,都可以就近入学。大学虽然收费,但是,并不会因此导致有才能而无经济能力辍学的现象发生。因为美国有四万多个基金会,还有许多大型公司企业,他们会提前在这些大学里物色那些有才能而家庭贫穷的学生给予资助。所以,在美国凡是被录取的学生,都是有办法读完书的。
(三)美国人不重视家庭。
美国人的家庭成员之间消费常常使用AA制,孩子一到成年就与父母无关,父母老了孩子也无赡养义务,这对事事讲究孝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无法接受的。因此,给中国人造成美国人的家庭冷酷无情的误解。
其实美国人是很重视家庭的,美国人的家庭观念非常强,他们下班后和周末的时间都是属于家庭的,所有节日都是一家人安静地聚在一起。
在中国,因为赚钱和工作两地分居的人家不少,即使家在一地也可能为了工作夜以继日,把物质的东西看得超过一切,错过妻子生孩子、耽误给孩子看病、不能给老人送终等。
白岩松在他的《你想象的美国其实是中国》一文中,一语道破了一个很多国人不愿面对的现实:“提到美国,也许人们马上会想到,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生活节奏快,都市霓虹灯闪烁,酒吧餐馆歌舞升平。人们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人情冷漠,家庭观念不强,性方面非常开放,各种消费欲望极强,钱才是上帝。到了美国你会发现,以上描述基本符合如今中国的状况,与美国关系不算太大。”
综上所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总是要求参与交际的双方相互间对自己的视野加以调节和改变。了解和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视角的多样性是跨文化交际的基本条件。因此,从多角度比较分析中美文化差异可以因对他方文化有深入了解而做到既不“全盘西化”又不固守己方文化而完全拒绝他方文化,使人们在交往中正确应对、处理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冲突,从而促进不同文化(特别是中美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与和谐改变。
参考文献:
[1]李其荣.美国文化解读:美国文化的多样性.济南出版社,2005.
一、辽海文化与辽河文化
2004年10月,辽宁省历史学会等单位在大连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对于“辽海”一词的概念,学者们大多赞同以其作为“辽河流域黄渤海以北广大地区”的代表性的区域文化符号。④此即辽海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上,顾奎相、陈涴、董守义、王绵厚在辽海文化的地理范围上的观点接近,都认为应包括东北全部。⑤2005年,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陈涴老师从地理、历史、文化三方面对“辽海”作为文化符号的合理性进行了考察,认为用地理、历史、文化三要素来阐释“辽海”文化符号,认为其作为东北地域文化符号是有道理的。⑥但是,其目的在于,用“辽海”作为东北地域文化符号,而不仅仅是辽宁地域文化符号。2006年,她又对“辽海”文化符号的地理范围进行了缩略化处理,认为应以“辽海”冠名辽宁地域文化,其依据有三:第一,“辽海”能涵盖辽宁地域历代界域范围。第二,“辽海”从古至今都是社会公认的辽宁地域称谓。第三,“辽海”能彰显辽宁文化源远流长之深厚底蕴。2008年,陈涴对辽海文化的广义和狭义地理范围做了界定。对辽海文化广义的地理范围的界定,她认为“应涵盖渤海、黄海以北之整个东北区域”①。对辽海文化狭义的地理范围的界定,她认为“今山海关以东,至渤海、黄海间的空间范围”。2009年,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田广林老师对早期的辽海地区做了阐述,认为“主要是指东汉时期公孙瓒据以起家的多民族错居杂处的辽西郡和置于辽东郡西部的辽东属国一带,地当今滦河中下游的河北东北部至辽宁中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一带”②。2010年,王禹浪、王文轶对辽海文化的范围四至做了界定,认为“其东到日本海,南到黄、渤二海,西临大凌河,北达吉林市至农安县一线”③。“辽河文化”是辽宁地域文化的主干文化。其理由,主要有四:“辽代”、“辽宁”均因辽河得名。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辽河流域古文明是辽河文化最重要的历史与地理的支撑点。“辽河文化”是全省辖域内的主流大系。从历史上看,海洋文化直接关联着海洋经济的发展,甚至同样存在发源于福建等东南沿海的妈祖文化的传承轨迹。但是就历史地理常识而言,古代所谓的“辽海”是泛指辽河以东地区或渤海的辽东湾。同时,在近代,“辽海”曾经是东三省的旧称,已成惯例。因而,若人为地重新将之硬性地缩小范围,界定为辽宁地域文化的标志,似乎未免欠妥。辽宁实施建设“海上辽宁”战略和建设“五点一线”对外开放战略。在此大势面前,确认或选择辽宁地域文化的标志性称谓,则需与时俱进有所创新,既关注“河”文化,也要观照到“海”文化,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抛开基于历史问题的学术争论,面对这个现实,把辽宁地域文化的主体标志确认或选择为“辽海文化”这种表述,似乎也有其特定的理据,也说得通如果能够“约定俗成”,获得广泛的认同,也未尝不可。④综合以上各种论述,我们可以得知历史上的“辽海”一词包含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渤海辽东湾。另一是指辽河以东沿海地区,即“辽东”。金毓黻先生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考证,在《静晤室日记》中得出结论,说明整个东北,即山海关以东地区均可称为“辽东”,即“辽海”。历史上的“辽海”不仅疆域广大,且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从传说到历史,从实物到文字记载,线索清晰,内涵丰富。称辽宁文化为“辽海文化”,既有丰富的内涵,又有大“辽海”的外延。这是一种历史事实,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⑤
二、辽海文化的特点
对辽海文化的特点,学术界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但多是就其中某一方面概括性论述,缺乏分阶段、历时性的动态分析。其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大方面:(一)辽海文化的早发性。董守义、马天东认为“辽河流域的文化具有明显的早发性”⑥。陈汉洲和王天平等在其论述中也有所阐述。(二)辽海文化的创新性。董守义、马天东认为,“辽河流域的文化具有卓越的独创性”。王天平认为,辽河文化具有“卓越的独创性”⑦。顾奎相把辽海文化的特点表述为“率先起步的原创性”⑧。(三)辽海文化的与时俱进的特点。董守义、马天东认为“辽河流域的文化具有不断的赶超性”。王天平认为辽海文化具有“一贯的创新性”。刘芙君认为辽河流域文化具有“与时俱进”⑨的特点。(四)辽海文化的多元性。白长青把辽宁地域文化的多元性特点表述为“复合型的民族文化特色”⑩张志强的观点是“多元一体”和“不同民族形式和风格的混合交融”輯訛輥,叶立群的观点是“多民族文化的聚合”、“不同经济类型中的文化碰撞和交融”輰訛輥。张亚冰的观点是“多民族的融合、外来因子的浸入,从而形成了东北地域文化多元碰撞与交融的特征。”輱訛輥黄松筠的观点是“多民族文化聚合的构成方式、多元文化类型共处的并存方式、民族文化融合中的开放性与兼容性”輲訛輥孙玉景的观点是“融合与杂糅1.四大族系文化的融合2.三大地域文化的融合”輳訛輥。(五)辽海文化的再生性。叶立群的观点是“多种社会文化类型的重叠更替”輴訛輥董守义认为是“非持续发展”,“反复地从头再来”輵訛輥,表现为再生性。董守义、马天东认为,“辽河流域的文化具有频繁的更替性”輶訛輥。
作者:刘春福 单位:营口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