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交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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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辽金元夏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在这一阶段，北方地区的文化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都城的转移，其文化中心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同时，北方地区的民族构成也变得更加复杂，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众多少数民族开始杂居并通婚，由于汉族文化处于先进地位，很多少数民族受其影响而日益汉化，其语言、风俗及生产生活方式也逐渐与汉族趋同。

书面文化发展迅速、保留民族文化特质，是辽金元夏时代的文化特点

书面文化发展迅速，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少数民族都创立了自己的民族语言。由于资料的散佚，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学作品很少流传下来。但从流传至今的文献资料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寻到一些印记。如元代耶律楚材的《湛然居士集》中收录了一首《醉义歌》，原诗用契丹文写成，共有120句，是仅存的辽代长篇诗歌。《醉义歌》原作现已不存，但从汉译文中也可以看出，原诗中多用典故，艺术成就颇高，可见契丹的语言和文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此诗亦为少数民族与汉文化交流的生动例证。女真的本土文化也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当时的文化作品数量也不少，但因缺乏翻译和有效保存，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些文字片段。在元世宗时期的历史记载中，就有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一首赞美祖先的颂歌。蒙古族人民在创建书面文字之前，有大量的口头文化作品。在创建了统一的文字和语言之后，书面文化在反映蒙古人民的时代和生活上被运用得越来越多，著名的历史文学长卷《蒙古秘史》便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保留民族文化特质。在辽金元夏民族文化特质的形成过程中，有三种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一是自然与文化环境，二是民族的迁徙与融合，三是不同民族的价值选择，其中以自然与文化环境最为关键。生态环境（包括自然与文化环境）对文化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在民族文化形成的初期，一个民族对文化内涵的选择很难超越自然环境的范围，这种在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环境对族群的原始文化特质起着决定性作用，并反过来积淀成为一种文化基因。尽管辽金元夏各族群经历了近千年的民族迁徙，与西南各族群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方式长期混居，自然环境与经济方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根源于辽金元夏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特质依然是其稳定的核心与基础。

辽金元夏时代，多民族的交汇、融合使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

辽金元夏文化起步虽晚，但进步较快。辽金元夏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多民族的交汇、融合使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各民族在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在积极借鉴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元素，从而促使游牧民族文化从落后走向成熟。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民族虽然发展相对滞后，但在与各种文化的交融中却得到了快速发展，使得颇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由此而兴，并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度。

为巩固统治，辽金元夏四朝统治者皆十分重视中原文化，他们对儒家思想尤为看重。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学习和运用，四朝逐渐形成了与中原文化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辽政权的成立基于契丹族游牧文化的基础之上，而辽政权的发展离不开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金（女真族）建国之前一直为辽政权所统治，在建国后又占领了辽和北宋，与南宋王朝形成南北对峙之势。在这一过程中，金政权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由此形成了金文化。文化的多样性使得辽金夏元文化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展现出独具特色的面貌。

文化建立在联想之上而以人类的智慧为基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以人类对自然的无知为基础。“万物有灵观”不仅成为辽金元夏统治集团的哲学基础，而且也成为民族走向文明的哲学基础。辽金元夏各领域的文化是同汉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二者虽有文化传统的差异，但在理论与实践上却存在着共同的哲学基础。在民族历史上处于相对隔绝状态的辽金元夏统治者传承了游牧民族文化中最原始、最本真的文化因子，并将其作为一种“文化遗留”保存在族群始祖创生神话与传统文化中。

民族文化交流与风俗融合造就了不同的都城形态

文化具有地域性，其繁荣发展需要在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赋予自身创新发展的活力，中国南北方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民族文化的地域差异。中国南方，温暖湿润，水草丰美，多为鱼米之乡。而北方尤其是长城以北及西北地区，气候相对干旱，植被较为稀疏，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地广人稀的地理面貌也造就了四朝主体民族粗犷大气、率真勇敢的民族性格和质朴豪迈的民族文化。

四朝文化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了佛教文化，并在与中原汉族交往的过程中逐渐接受并认同了儒家文化。辽金元夏民族文化传统属于游牧文化，在未南下、未与汉族进行广泛交往并逐步从事农耕之前，其都城文化同样受到游牧文化影响，他们的居所多以终饰主，且具有流动性。在南下并与汉民族进行交流、交往的过程中，他们的生产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农耕文化的影响，其都城建制也改变了过去的流动风格，开始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任何时代，都城既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辽金元夏时代的文化演替，也莫不围绕都城而展开。辽代实行“五京制”，其都城设施与建筑风格具有浓厚的游牧文化特色，带有逐水草而居的特点，与汉民族都城高大、巍峨和庄严的风格截然不同。然而，在与北宋达成“和议”的一百多年间，辽代的都城文化开始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出现了相对固定的都城治所，即上京。同时，辽的都城仍然保留着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将都城固定于上京的同时，还保留了另外的“四京”作为陪都。后来建立金朝、西夏和元朝的女真人、党项人和蒙古人，同样在都城文化的发展中体现出与辽代相似的特点，即对农耕地域占据范围越大，对农业生产方式的接受就越深，其都城文化也更为固定，同时也开始注重都城的庄严气势和神圣权威。此外，在建筑纹饰、都城格局、建筑风格等方面，他们大多还保留着民族传统的文化元素，呈现出明显的民族文化交融趋势。

文化交流与风俗融合造就了不同的建筑形态。一方面，辽金元夏在自身特有的文化基础上对其他文化的精髓加以吸收借鉴，形成独特的风格。如硬山式建筑，用彩色琉璃埠头进行装饰，其奢华程度远超越其他宫殿；国家的重要寺庙则将高浮雕二龙戏珠的雕塑与绘画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装饰风格。丰富多彩的建筑标志着辽金元夏的建筑文化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这也说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艺术融合有力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四朝都城文化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瑰宝，对中国后世的都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四朝主体民族中的文化基因也延续了下来，成为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作者为安顺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②吴琼、周亚成：《游牧文化中的生态环境观浅析》，《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③[元]脱脱等：《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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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金天逸：《论电影与文学媒介的特性及其分野》，《电影新作》,1991年第5期。

⑦⑧⑨ 尹鸿：《全球化、好莱坞与民族电影》，《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 金天逸.论电影与文学媒介的特性及其分野［J］.电影新作,1991(05).

［2］ 王岳川.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输出［J］.艺术学院学报,2002(03).

［3］ 尹鸿.全球化、好莱坞与民族电影［J］.文艺研究,2000(06).

篇3

王治本（1835―1908）浙江慈溪黄山村（今宁波江北区慈城黄山村）人。家谱记载“：黄山庸德三子。讳仁成，改名治本，字维能，号园，晚号改园。郡增贡生，候选库大使调充出使日本翻译生。知诗能文，伉爽不羁，往来日本三十余年，国人多与酬谢唱，或以兼金购其诗文。所著有《栖栖行馆诗稿》、《食砚斋文稿》等书凡四种。配陆氏，副室：日本风间氏、横井氏。公与陆氏合葬潭肚河之原。副室二氏俱出姓。子四：义巢、义明、义海、义江（义海、义江日本妾风间氏所出）。”

王治本是清朝末期东渡日本文人的一个重要代表，在留日30年期间留下了许多作品和足迹，成为现在人们研究王治本的一个重要依据。王治本到达日本不久晚清政府就和日本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由于与副使张斯桂是同乡所以同使馆的官员有一定的往来，当时东渡日本谋生和交流的文人也较多，王治本和这些人都有一定的交往，双方都留下了一些文学作品及日记来记叙这些事情。王治本本人的作品由于受到的影响现存世的只有《舟江杂诗》一卷、《食砚斋文稿》二卷、《栖栖行馆诗稿》八卷、《新泻新繁昌记》《笺注欧苏手简》四卷。其中《舟江杂诗》被王宝平教授收录在《中日诗文交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4年10月），《栖栖行馆诗稿》原始诗稿有两卷藏于宁波天一阁，而《新泻新繁昌记》《笺注欧苏手简》四卷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这些文章当中现今面世的只有《舟江杂诗》，并且没有任何的相关研究，而其他的文章的研究更是没有展开。

同时和王治本同时代到达日本的文人对于王治本也有一些记载，1880年畅游日本的李筱圃在他的游记《日本纪游》当中有这样的记载；“王惕斋来，言伊有族兄王园，现馆废藩源辉声家，专论诗文”，对于王治本有了第一的认识和介绍，在其日记当中对于王治本还有其他的记载。王韬在自己的《扶桑日记》当中也有多处记载王治本，但王文中将王治本记为漆园。现有的王治本和文人的交流都集中在王治本和日本文人和贵族的交流而忽略了王治本和同时期去日本的中国文人之间交流的研究。王治本和本国文人之间的交流也应成为研究的一个重点，这样可大大的丰富对于王治本思想的研究。

实藤惠秀是最早对王治本进行研究的日本学者，在其研究大河内辉声的时候汇编了一本大河内辉声和驻日公使馆官员和文人的笔谈资料之时整理出了《园笔话》。并且整理和写有《明治日中文人的交游》，（《文学》34卷2号）、《王治本在金泽的笔谈》《近代日中交涉史话》，对于王治本在日本时期和日本的文人贵族之间的交往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并且实藤惠秀还指出王治本在日期间进行了几次漫游，在日本各地都得到了当地文人的接待，并且留下了大量的诗歌和序跋。实藤惠秀先生在1965年3月在《朝日新闻》发表文章介绍王治本漫游日本的情况并希望进一步收集王治本在日本各地活动的资料，在之后收集到一些关于王治本的资料和遗墨照片。利用这些资料实藤惠秀先生整理出王治本在日本活动的年表和几次旅行的大体路线如下。

但是在国内学者王晓秋认为实藤惠秀的研究当中遗漏了王治本在北海道的活动，在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当中指出王治本曾经于1883年和1884年两度到过北海道的函馆。《函馆新闻》1883年（明治十六年，癸未）7月15日报道：“在东京以诗文书画闻名的清客王园、王侯、王琴仙三氏昨日从新泻地方乘船来函。三氏在东京与文墨诸大家共游，诗书画均妙，是清客中屈指可数之人。本地文雅之士求其挥毫者一定很多。”

国内学者刘雨珍利用《大河内文书》和其他的一些笔谈资料汇编成了《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里面收录了大量王治本和大河内辉声、宫岛诚一郎、芝山一笑、增田贡等的笔谈资料。这些珍贵的资料为王治本和日本友人之间的交流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目前对于这些笔谈资料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笔谈资料的意义，以及黄遵宪和日本友人的笔谈资料研究，王治本的研究还未展开。本文将大量的利用这些资料来研究王治本在日本时期的生活和思想。

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第一版）中的第七章民间往来第三节“漫步览胜蓬莱岛”当中对王治本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当中也有提及王治本，但是内容基本上和作者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相同。王晓秋教授的研究主要还是以介绍为主，深入的研究还未展开。

郑海麟教授在《清季名流学士遗墨》（《近代中国》第1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当中辑录了王治本致冈鹿门的四通信函，两首赠诗以及《赠言》题词。但在这本书里只是简单的收录王治本的一些遗墨，对于这些诗词和信函没有进行任何的研究，也没有对冈鹿门是为何人做任何的介绍。

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王宝平则对王治本也进行了一些研究，而由于作者是做日语方面研究开始的，所以作者在自己的《甲午战前中国驻日翻译官考》当中对身为首届驻日公使馆的“学习翻译生”进行了介绍，其中对于王治本在日本时期的活动也做了一些介绍。作者提出王治本对于日本较为熟悉而被公使馆聘为使馆随员，向使馆的官员介绍了许多日本贵族和文人，并且为日本人题写了大量的序跋和评语。并且校订出版了一些介绍日本的汉文书籍。在王宝平的研究当中认为王治本是于1907年客死于日本，但是据王氏后人的回忆王治本是1908年死于家乡慈城黄山村。在对于王治本著作叙述中只提及了《舟江杂诗》而未提到将王氏族谱中提及的《食砚斋文稿》和《栖栖行馆诗稿》。

王宝平教授在《清季东渡文人王治本序跋辑存》（《文献》季刊，2009年10月第4期）当中收录了大量王治本为日本人所做的序跋。作者收录的上起光绪三年（1877年），下迄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横跨进30年，内容涉及语言、文学、历史、书法等领域，全文以序跋时间排序。限于篇幅，王治本为《附评维新大家文抄》（松本万年，明治十年，1877）和《众教论略》（加藤熙，明治十年至十一年）所撰之序省略。

宁波江北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王玉祥先生在《晚清王治本与中日文化交流》（《宁波通讯》2010年第10期）当中也对王治本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并且明确罗列出王治本现存世的作品以及这些作品所存的地方。在王玉祥的文中提到了王治本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并且简单介绍了两次日本友人来访王治本家乡黄山村的事情。但是和王晓秋教授的研究有很大的重合性，没有太多的突破，作者在文章的结束之时也希望王治本的研究能有更多新的发现。

篇4

新式学堂也在传教士的影响下在逐渐兴起。最开始是传教士将南洋地区的学校迁往香港，其后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创办的教会学校，并逐渐扩展到内地。根据汤清先生在《中国基督教百年史》的统计，1839年―1860年期间，传教士在五个通商口岸创办早期教会学校38所，这些教会学校秉承中西教学的传统，宣传基督教的同时向学生教授中西文化。在期间，清政府也开始着手创办新式学堂，清政府先后创办了同文馆，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其中传教士傅兰雅创办的格致书院是一个特例，格致书院由外国人倡议，但不是教会学校也不是外侨学校，不少中国士绅参与其中，但它不完全由中国人管理，不完全听命于中国政府，它的管理权在董事会，董事会由中外人士组成，它是特殊时期上海华洋杂居情况下出现的特殊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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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Talking about the Exchanges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Culture

GUO Huiji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Long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the Japanese peninsula of its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in its own soil in the prolifer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always maintained a broad and sustained communication and blend. This exchange and blending continued for long years, from government to civil society, from culture to civilization, constitutes a new element of their culture.

Key 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exchange; integration

日本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远在很早的时期就有了与中国的交流。郭沫若在中日恢复邦交时曾作过《沁园春》，词的上阕短短的几十字道尽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及其一直延续的进程：

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堪回想，两千年友谊，岂等寻常。

中日文化的交流包括了从上古一直至今的漫长岁月，几乎是从有文字记载就开始了交流，但是，总的来说，在古代，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中日文化交流较多的是中国文化输向日本，日本经历了从全盘吸收到消化改造的阶段，逐渐慢慢的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近代伴随着中国的半殖民化，中日交流多倾向于中国向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学习近代西方的先进技术，而交流更是扩大到整个民间。下面的几个史实证实了中日文化交流：

1 源于上古的中国移民进程――徐福东渡

徐福是秦代著名方士，琅琊人。据历史记载，他曾经两次受秦始皇派遣入海求仙。在最后一次，他带数千童男女及五谷、百工等经朝鲜半岛到达日本。其所到之处，都播撒下中华文明的种子，促进了当地的文明进程。他最终成功东渡日本，比郑和下西洋早1600多年。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始皇二十八年”条载：“齐人徐市(f，即徐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史记》同卷“秦始皇三十七年”条又载：“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 这是中国古文献记载徐福东渡故事的起始。而最早肯定徐福到达日本的记载见于五代后周时的古籍《义楚六帖》。该书《城廓・日本》一章中曰：“日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出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至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据历史记载，徐福东渡不仅仅把百家著作传递到了日本，还通过这一行动使中华文化在日本得到延续。宋代的大文豪欧阳修做了一首诗歌《日本刀歌》，全诗如下：

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

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与铜。

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

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童老。

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

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

诗中不但肯定了徐福东渡日本对中日文化交流所造成的积极影响，而且还第一次把其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时间联系起来，认为正是徐福在秦始皇焚书之前赍书东渡，才使日本保存了中国失佚的《尚书》百篇。并且，日本学者铃木贞一通过潜心研究据说是中国先秦典籍的《宫下文书》，甚至统计出徐福当年携带到日本的书籍共有儒家经书1850卷、其他典籍1800卷，认为这大致囊括了当时中国所有的重要典籍。

2 盛唐风气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的历史典籍中记载，从公元七世纪初到九世纪末的两个半世纪里，由于唐朝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唐朝成为了当时的世界中心，威名远扬，远到欧洲近到亚洲周边各国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日本出现了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先后向唐朝派出了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涉及面之广、内容之丰富、持续时间之长远，实属空前，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

遣唐使在中日交流史上贡献巨大。首先，他们引进了唐朝完备的典章律令，推动了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并且据《大日本史》123卷记载，公元818年嵯峨天皇根据遣唐使的建议下诏改定礼仪，并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其次，他们汲取盛唐文化，提高了日本的文化艺术水平。遣唐使每次携带回大量的佛经汉籍，诗词歌赋，并且在日本上下形成了学习汉唐诗歌的风气。在八世纪中期，日本编纂了第一部书面文学集《怀风藻》收入了日本汉诗人的120首作品。其中有241处引用中国诗歌作的典故与诗句，有40余处模拟中国诗的句式。

此外伴随着各种典籍和律法的引进，日本人的生活习俗中，如衣食住行、体育、音乐、艺术等各个方面，均体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例如，在穿衣方面，日本的民族服装和服，就是在中国唐代服装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就连同和服配套的木屐和草履，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秋千、围棋、茶道都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音乐、雅乐及能乐与唐代音乐也有密切关系。

说到唐代中日的文化交流，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阿倍仲麻吕。他的中国名字又称晁衡，字仲满。他在717年随第九次遣唐使入唐，成为早期的日本留学生。经过近十年的苦读，他不仅入了中国户籍，还参加了唐朝的科举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中进士出仕唐朝。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和阿倍仲麻吕交情深厚，听说他要回国的消息后还写了《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并序》的名诗。在诗歌中追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中日的友好往来及与其的依依惜别之情。

3 结语

文化的交流不是单方的。日本在大量学习中国文化之后，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对其民族文化进行了创新和改造，在语言、文学、风俗、文化上形成了与中国相似但有有别于中国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后来也传入了中国。

由于篇幅限制，中日文化交流其它的大量史实没有办法一一列举。但从文化方面来谈，其重要特性之一就是向外的延伸性，当然，从文化发展的历史而言，两种文化一旦形成“交融”的关系，那么这种“交融”或者“交流”总是双向存在的。但是由于在特定历史时期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的“势”的不同，因而便造成交流过程中“量”的不一。其实早在中国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时，日本的文化业也传到了中国。日本特有的文学形式“和歌”，大约在8世纪就开始传入中国。从16世纪后期开始，中国文坛对日本语言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到了明代，出现了一批研究日本的著作“寄语”。到明代万历年间，编纂《日本考》（或称《日本风土记》）艺术，其中收入日本和歌51首，另外还收入了日本人写的汉文和汉诗。《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还根据“寄语”中的词汇，用假名创作了《日本灯词》一幕五首曲牌。但是从文化发展的整体来说，古代中国文化由于其强大的“势”融入到了现在日本的文化本体之中，而日本文化却未能向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等那样，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构建成中国文化的新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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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成熟与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中国进一步融入了世界这个大家庭。再加上网络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交通和通讯的无比便利，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期。自然而然，中西方的文化之间不可避免的有了各种接触，这中间有冲突碰撞也有交流融合。事实上，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了文化，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就有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它最早可追溯到中国汉代的张骞通西域，自那以后，两千多年来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便再无中断，即使是战争期间，民间的文化交流也是如火如荼。

一、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定义

对于文化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意见认为，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是经典且具有权威的。泰勒被公认为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他认为“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显然，这个定义将文化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称，包括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从此，泰勒的文化定义成为文化定义现象的起源，尽管后人对这个定义褒贬不一，同时亦不断地提出新的观点，但目前最常用的文化定义就是这个。

具体来说，我们的中国文化一般指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是中国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干民族，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他少数民族也对中国文化做出过不可抹杀的贡献，所以中国文化就是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并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统领的主流文化。

同样，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一样都是气象万千，源远流长。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是欧洲文明；在现代时期，西方文明是欧美文明或北大西洋文明”。所以，我们认为所谓的西方文化就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浸染了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兴盛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经启蒙运动而最终确立，并且近几百年来大盛于西欧北美的文化系统。具体地域上，就是指在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文化系统中占有统治地位、被普遍认同并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各种亚文化不包含在内。

二、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冲突

近现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应该从开始。清代后期，中国古老的国门被迫打开，自此之后，西方文化元素就争先恐后地，源源不断地进入到中国。西方文化来到中国后，迅速与中国本土的文化融合，如“洋泾浜”这样的例子到处都是，它们对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当然，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各项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也正在不断走向世界。

近些年，从各种媒体上，我们也看到世界各地华人组织庆祝节日活动，越来越受到当地人民的关注、欢迎。所以当代社会下，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冲突，逐渐显得多元化。不仅有西方对中国的，我国的传统文化也逐渐影响到西方一些国家。事实上，当代中西文化交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自上而下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地域都参与和感受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无论是在物质文化层面，还是在制度抑或精神文化层面都是如此。

最典型的就是西方的娱乐文化深深的影响到中国人的传统娱乐观念。比如说作为西方文化元素代表的美国好莱坞电影，它如潮水般涌入中国，日益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好莱坞电影不仅打开了中国庞大的娱乐市场，这只是表面现象，本质上是这种娱乐文化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同，而且使当代中国人更倾向于这种文化娱乐方式。还有就是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如餐饮文化、着装文化等都已然在中国落地生根。现在西装已经成为中国普遍的服装，当然在全世界这都是基本惯例；快餐上两大巨头肯德基和麦当劳毫无疑问，早已出现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人们逐渐接受西方的这些生活习惯，比如说住建欧式别墅，去西餐厅吃各种西餐，去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喝咖啡、讲英语成为很多人理想的有品位的生活的象征；尤为甚者，在西方的节日面前，中国的传统节日不堪一击，现在我们过的是圣诞节、情人节甚至愚人节，而我国本土的端午节，中秋节等节俗，逐渐被人忘记。另一方面，在价值观念方面，西方人重利，这种观念无疑改变了中国人关于利和求利、钱和赚钱的传统看法。个人用正当手段去追求利益、追求合法的利润，不再被看作不道德、丑恶的事情，而逐渐变得正当合理，相对应的金钱也不再被人们看作是万恶之源。在当代社会，大多数中国人都取得了这样的共识：金钱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全面发展的重要且必要因素。

交流都是相互的，西方文化在影响到中国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在积极走向世界。近些年来兴起的汉语热，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现象。毫无疑问，汉语的对外输出是国人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做得较为成功的一个案例。放眼世界，一股汉语热早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汉语志愿者走出国门，一座又一座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建立，无数的外国人开始学汉语。据报道孔子学院如今已经遍布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更令人自豪的是其中海外学院和教学点总数已达 140 多所。还有一个特殊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武术。它是中国的国粹，融合了中华精神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最开始的时候，武术为国外所认知与了解，是通过那时候的中国武侠电影的风靡而走向世界的。现如今，在国外到处都可以见到中国武术，在西方人看来，中华武术是神秘而又极其具有魅力的，也有很多外国人迷上了武术，或者在当地学艺或者直接来到中国学习。此外，还有中餐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餐馆，很多西方国家的客人逐渐能够接受中餐，学会了使用筷子，夸赞并喜欢上了中国美食。

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从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其实是输给了西方国家。西方的文化已经逐渐开始深入中国并影响到大多数国人，而中国的文化，在对世界的影响力方面微乎其微，中国在文化上的话语权还是非常有限的。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西文化交流，一方面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另一方面困难与希望同在。在当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我们应当如何在引进西方优秀文化的同时，抵挡住腐朽没落文化的侵袭；应当如何借助高科技传媒技术将中华民族文化进一步传播到全世界，从而扩大我国的民族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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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3）01-0079-05

0 引言

《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一书四册，以建筑功能分类为公共建筑与居住建筑各两册，涵盖了天津本土存在50年以上并能够反映时代特色与地域特征的各类建筑。“2005年的《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实施后，依法确定了5批746幢、114万平方米的历史风貌建筑” [1]。《天津历史风貌建筑》系列丛书是对其中的158处历史风貌建筑的历史人文背景和建筑特色进行了详细解读[2]，从书中可以读出天津市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的点点滴滴，现存的保护建筑就是对保护工作成果的最好证明。从书中列举的建筑来看，天津的历史风貌建筑大多还是近代西洋建筑风格为主，论文选取书中租界建筑为研究对象，透过其保存现状及历史资料的记载，探寻天津独具特色的近代租界建筑所体现出的地域文化及地域色彩。

一、中西文化碰撞下的天津租界

建筑的风格形成

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两种文化之间接触时会产生相互交流渗透的现象，无法在维持其原有的文化形态，彼此之间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历史上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几乎是在各自封闭的环境条件下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形成两种迥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并一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实际上就是由文化冲突过渡到文化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中西双方的文化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有“东学西传”和“西学东渐”两种模式，发生在近代天津以“被迫接受”带来的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明显属于后者。就近代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讲，本土文化在接触到异域文化的最初形式是暴力而非和平的，近代的文化交流是在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和中国反侵略的动荡政治背景下进行的交流过程，清王朝被西方列强以武力逼迫开始的通商开埠，西方文化的传入是以经济侵略为后盾，带来了文化交流的平台：开埠通商、设立租界、公派留学、接纳传教和建立近代报业等形式，实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

建筑是文化的重要构成，李允先生在《华夏意匠》中提到：“某一时代整个社会倾全力去建造的有代表性的一些重大建筑物，必然反映出当时最高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水平” [3]（17）。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建筑风格，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产生了独具一格的近代租界建筑，外来文化赋予了建筑丰富的形式特点和设计理念，成就了中国土地上衍生出的中西文化交融思想下创造出的近代租界建筑，突破了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建筑一统天下的局面，促进了中国建筑文化发展。

中国传统建筑随着封闭的长时间发展，到封建社会末期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完整的传统建筑体系，建筑形式、建筑技术和建筑类型与西方建筑文化截然不同，成为两种相对独立的建筑体系。从中国进入近代时期开始，这种单纯的文化环境最终被打破。随着通商开埠和各国租界地的设立，大量西方文化涌入天津，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也包括近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大量涌现的西方建筑。租界地的建设，使得天津近代城市建设的各个领域受到租界文化的影响，这也是天津接触西方文化的直接途径，也比内地其他城市更早更多的认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各个租界里出现了一些西式建筑，其建筑风格和形式与天津旧城区传统建筑大相径庭，也打破了天津原有的中国北方传统建筑风格的格局。近代天津城市中出现的西洋建筑，是当时西方建筑设计中流行的各种建筑形式，各国租界在营建过程中实施建造的建筑，能够体现出租界所属国家的建筑文化特点、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等，在与天津地方文化、气候特点、材料运用、施工工艺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近代天津城市独有的建筑风貌。

（一）租界中的西式建筑特色群落

从到20世纪初，天津先后建立了九国租界，各租界都是自行管理的“国中之国”，彼此之间不考虑协调配合，各自营建，以本国的利益为基点进行建设，有独立的管理机构，这样的建设虽然对天津城市的发展有所推进，但各租界各成系统，没有统一的管理和规划，城市建筑物杂乱无章。例如英租界在一些地区内“严格规定必须是外国式建筑，营造计划必须先送工部局批准，对房屋的取暖、采光、卫生、安全及与街道环境的协调绿化也有详细的明文规

定” [4]（361-362）。意租界地区规定凡临街建筑物形式不准雷同等等建设要求，各租界基本以本国风格建筑为基准，为适应天津的气候和风土，多少做出一些改变，再加上建筑工人均为中国人，可以理解为租界地建筑是使用中国本土的建材和工匠，来建造西式房屋。

租界地建设期间，各租界内都陆续营建了先进体面的大型建筑，银行、洋行和商场等建筑林立，风格各异；英、意、法租界都规划有高级别墅住宅和新式里弄住宅，借鉴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多种布局方式，且中高级民宅中卫生取暖设施一应俱全，建筑周围还有花园绿地；租界内街道密度大，四通八达，道路铺设柏油或混凝土路面，主要街道设有路灯、通夜长明，一派西方近代城市景象。

（二）介于中西风格之间的天津城市建筑形象

租界区在不断建设扩张，而天津老城区却在1900年后元气大伤逐渐衰落，加上1902年接管天津后开辟的河北新区，与老城区和租界区三者共同构成一段时间的城市平衡发展格局。开埠后的天津城市形象，已不再是原先的“令人惊叹的南北物资交流枢纽” [5]（18）、“京师的储运中心，也是整个河北地区的仓储中心” [6]（124）。因历史原因由诸多移民组成的传统天津城市，其本身的城市文化就呈现多元性，导致天津人民的文化具有包容性强且本土文化底蕴不深的特点，在因租界开发建设接触到西方文化影响后，本土文化自然趋向对西方文化的好奇、触碰、交融和互相渗透，从而形成了近代天津城市建筑介于中西风格之间的形象特征。例如少数几座近代新增老城厢建筑――天津家之一“益德王”王奎章家宅在主体中国传统式建筑中，局部装饰采用了中西合璧式的廊柱（图1），以及大门上方的椭圆拱券石材雕花（图2）。作为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英租界的庆王府，其建筑外观采用西洋风格，与中国传统琉璃栏杆交相辉映，建筑内部的房间安排按周边式设计，采用明三暗五对称式排列，这其实是一种四合院模式的变体；为适应当时的西化生活，室内设有宽敞的共享大厅；门窗玻璃采用的是以比利时工艺雕琢的中式传统花鸟纹样（图3）；庭院花园的布局、太湖石和凉亭（图4）这些也都是中国传统园林设计手法。

二、租界区建筑外立面材质中体现的地域文化与城市色彩

天津城市从明朝天津建卫至开埠之前，一直以传统建筑的模式平稳发展，材料的选择也是遵循了中国北方的传统建材，以砖、石材、木为主要的材料进行建筑活动。“天津卫城初建为由土筑，因而不能持久。大约到了弘治初年以颓圮不堪，弘治六至七年，委都指挥使陈达用砖包砌，并在四门之上构筑城楼” [7]（53），如今的鼓楼建筑依循了旧建筑的形式为青砖砌墙，灰瓦顶，门窗等建筑构件则为木材质刷红褐色漆；一般的民居为四合院形式的平房建筑，以朴素简洁的清水砖为墙面或灰砖砌墙，屋顶为灰陶瓦，门、窗、柱等构件则为木材质涂褐色或黑色漆（图5），是典型的北方民间色彩，集合这些材质，共同塑造了天津旧城整体呈一片朴素的灰色调。清末民初建成的通庆里（现天津文化街内），建筑装饰融入了西洋建筑符号，因为靠近老城区，建筑依然保持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青砖外墙，灰瓦坡屋顶，这点也可看作是环境色彩辐射作用的体现。

相比天津旧城区的单一灰色调，租界区内的历史保护建筑的色彩要丰富许多，这与西方建筑思想带来的各种建筑材料及其运用方式密切相关。租界建筑是由各租界自行营建，风格各异，规模较大的租界区内还形成了商业区、金融区和居住区等西方城市规划的雏形，例如英租界内的五大道地区成为高档住宅区，区内建筑红砖使用普及，形成了和谐统一建筑色彩（图6）；英法租界区内的中街（现解放北路）开设了各类银行、洋行等，形成了金融一条街[8]，街道两旁高大的银行建筑选材考究，多以花岗岩、大理石等天然石材装饰墙面或柱子，精美奢华，天然石材的自然色彩与混凝土的灰色也成了该区的主要色彩。另外，清水红砖墙搭配灰色石材或浅色水泥墙面的搭配也是租界建筑的用色主流，如原天津工商学院、南开学校范孙楼、原天津公学等不胜枚举。在对近代历史保护建筑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从立面材质的色彩可以看出与周边当代建筑明艳的涂料墙面或光滑的饰面砖相比色调淡雅清新，即便是清水红砖的色彩也是柔和的暗砖红色；混水墙或水刷石等立面材质粗糙，建筑色彩为浅灰色系的材质原色，整体感觉朴素大方，散发着历史的沉淀感和时光印记，同时也体现了天津的地域文化与城市色彩。

三、西洋风格建筑中的天津传统文化元素

天津传统建筑中，很多大户豪门喜爱将砖雕、木雕和石雕作为装饰运用到住宅中，以显示身家富有。富商豪门在打造住宅时也是不吝钱财的，怎样舒适华丽怎样营建，从庭院到大门，从厅堂到内房，雕刻艺术可以运用在各式建筑构件上，如照壁、屋脊、柱础、挑檐梁柱等等，在图案方面还广源吸收南北方各地的艺术特色，建筑的装饰纹样十分丰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津的砖雕石刻艺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天津近代租界建筑以极其丰富的样式风格和建筑空间展现西方建筑文化，在查阅文献和现状调研过程中，作者发现很多租界建筑，会将天津传统文化表现之一的砖雕石刻技艺作为建筑的装饰细节部分融入其中，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丰富了建筑的立面造型，也表现出具有天津地域特色的建筑情趣。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也并非有意为之，而是由于在建造近代租界建筑过程中，所雇用的建筑工人是当地的工匠，这些工匠并没有接受过西方建筑教育，建材运用的也是本土材料，因此在建筑的装饰细节上，工匠们透过自己的想象，创造出许多带有天津地方文化元素的西洋建筑装饰，习惯性的将天津传统建筑特色中精美的砖雕和石刻艺术运用其中，“无论是紫竹林教堂上的石刻还是哥德式的望海楼的砖雕花纹，都表现了中国佛教的莲花、珠宝和传统的万字图案主题。精美的雕工手艺是天津旧城遗韵中天津手工艺术在洋教堂上的发挥” [9]（153）。这些砖雕石刻装饰使得西洋建筑上或多或少的刻上了天津的地方文化印记，这种天津地方建筑文化特征与外来建筑文化的交相辉映正是近代天津建筑的独特风格所在。

四、结 语

《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一书展现了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工作的卓越成果，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天津租界建筑的历史背景和建筑特色进行解读，选取的案例也是能够反映出天津城市文化特色的代表建筑。随着时间的流逝，近代时期的建筑距今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之久，近代租界建筑的风格也打破了天津传统城市风貌，其文化影响作用甚至延续至今并成为了天津的城市特色，如今当代新建筑中可见遍街的欧风线脚、坡顶窗套，无不是对西式风格建筑元素的现代演绎。现存的一些被列为“历史风貌建筑”被保存下来进行修复，也依然不能避免现代化的沾染，有的历史保护建筑采取原有材质的基础上覆盖现代材料使之看起来“焕然一新”，磨灭了近代建筑表皮在历史长河中产生的沧桑感。论文希望透过对中西方文化碰撞下产生的天津近代租界建筑研究，探寻其中所蕴涵的天津地域文化特色，及透过建筑材料的选择运用所体现出的地域色彩，找出其中值得现今建筑从业人员追溯和继承的建筑文化内涵，了解近代天津的“历史情感”，希望为未来天津建筑活动中地域性特征的形式体现做出文化探究和理论研究总结。

〔参考文献〕

[1] 吴延龙主编.天津历史风貌建筑 公共建筑卷一 [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

[2] 冬雷.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在制度与管理层面的经验探析[J] .建筑与环境，2010（04）：114-116.

[3] 李允.华夏意匠[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

[4]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5] 戴学艳.中外文化碰撞中的天津形象――以近代租界为中心[D] .福建师范大学，2010.

[6] [美]丁匙良，沈弘译.花甲记忆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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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主持的中国博士后基金（2013M532013）；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14JK1787）；陕西省重点扶持学科基金（Szxky1211）；咸阳师范学院科研基金（12XSYK057）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波及世界。而在古代中国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内，日本由于毗邻中国，受中国茶文化影响尤为深远。茶虽是一片树叶，却承载着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

中国茶叶向日本的传入

唐代以前，日本既无原生茶树，更无饮茶习惯，茶叶传入和茶道文化的形成均源自中国，而在此过程中，遣唐使尤其是其中的僧人发挥了关键影响。唐代是中国茶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具体表现在：首先，这一时期饮茶成为一种精致的文化现象且风靡于整个社会。其次，出现了“茶圣”陆羽及其名著《茶经》。再次，茶艺的表现形式、文化内涵和操作步骤均在这一阶段形成，如宫廷茶艺、文人茶艺、民间茶艺、宗教茶艺（尤其是佛教）、女性茶艺等。第四，茶文化在唐朝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广泛体现，中国的茶文学（体裁主要是诗歌）由此开始形成，如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再如齐己的《咏茶十二韵》：“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甘传天下口，贵占火前名。”杜牧的《题茶山》：“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等，在中国文学史上不胜枚举。

茶文化在唐代的流行必然影响到遣唐使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也使得遣唐使将茶文化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将茶叶与其他唐代先进文化一道引入日本。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提及日本佛教天台宗始祖最澄（767-822），最澄于公元804年入唐求法，归国时不仅带回了天台宗典籍，还将茶树引入日本，从此开启了日本的茶道文化。而在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第二个人物则是日本临济宗始祖荣西（1141-1215），荣西于1168年前往中国求法，并再次将茶种带回日本，开启了镰仓时代日本的饮茶之风，荣西之功一是在于他将中国茶叶的加工方法介绍到日本；二是在于他使日本人认识了中国茶文化中的“茶德”，并将其在日本推广，使日本对茶叶功用的认识从物质层面上升至文化层面；三是荣西写就了日本文化史上第一部有关茶叶的专著《吃茶养生记》，荣西在书中指出：“茶也，末代养生之仙药，人伦延灵之妙术。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土同贵重之，我朝日本，昔嗜爱之。”

此后随着日本茶树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大，日本人的饮茶习惯逐步形成，茶文化不断从皇室贵族和寺院向民间传播，从而使具有日本特色的茶道和茶会文化开始形成，到安土桃山时代，千利休（せん の りきゅう，1522-1591）将中国茶文化与日本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文化。

中国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首先，“禅”与“茶”文化的结合。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和流行与佛教有着莫大关系，佛教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历史上，茶与佛教形成了彼此相依的关系，一方面佛教使茶文化得到了广泛传播，另一方面，茶促进了佛教徒的修行。唐代佛教禅宗盛行，禅宗倡导以坐禅的方式修行，并以饮茶的方式提神来促进禅修，这使得在有唐一代，寺院僧侣饮茶之风大兴，并由此形成了寺院茶艺和禅茶文化，最终实现了佛教与茶文化的有机融合，使得“禅”“茶”形成一体、融为一味。

中国茶文化中的这种“禅”与“茶”的关系深刻影响到日本对宗教与茶文化关系的认知，并引发了它们对这一现象的学习和模仿。这在日本茶道的“鼻祖”和集大成者千利休的茶道思想中有着鲜明体现，针对此前村田珠光（1423-1502）和武野绍鸥（1502-1555）的茶道思想只注重外在形式的不足，他提出饮茶应以佛法修行为根本，过于强调外在形式和器具，会失去茶道的本意。为此，千利休努力提升茶道的精神境界，他将禅宗精神、寺院清规、僧侣修行方式与日本茶道文化相融合，形成了“草庵茶”，并将起自村田珠光、经武野绍鸥发展的“鞑琛蔽幕发扬光大，使之普及民间成为日本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茶文化深深影响着日本茶道的精神追求，日本茶道文化推崇的“鞑枥志场本辰绾头钚械摹昂途辞寮拧毙盘酰同中国茶文化所追求的“和、静、怡、真”有着相通之处，共同体现了对茶文化的精神境界和社会功能追求。

其次，喜饮绿茶及煮茶的传统。有唐一代，花茶以及红茶等发酵茶尚未出现，制茶以蒸青为主，因而成茶均为绿茶，唐人饮绿茶的这种习惯对日本茶文化有着巨大影响。唐代制茶，以饼茶为主，而在制作饼茶的过程中，蒸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可去除茶叶的青涩之味，同时保留茶叶的色、形和营养，这种制茶工艺后来流传至日本，一直到今天都是日本制茶的重要程序，对抹茶而言更是必不可少。日本不仅从中国继承了饮用绿茶的习惯，还坚守着在中国已经遗失的煮茶传统，中国茶文化以明代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期，此前以煮茶为主，而在明代以后，中国人饮茶方式演进为泡茶，至此，中日两国的茶文化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但日本一直坚持使用从中国学习来的煮茶方式。因为这种煮茶方式，在日本还兴起了“铁壶”文化，铁壶源自中国，后流传至日本并逐渐发展为两大流派，即以观赏为主的关西铁壶和以实用为主的南部铁壶。近代以来，煮茶所需的铁壶已成为日本茶道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强调礼仪、程序的日本茶道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使用铁壶煮茶之风渐次形成了向中国的回流，这成为一千多年来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再次，饮茶是一种修身养性、提升人生境界的生活方式。唐宋两代，中国处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饮茶不仅是一种生理需要更是一种促进自我境界升华的生活方式。中国茶文化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对日本茶道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使其在日本演变成一种生命美学。近代日本文化大师冈仓天心（1863-1913）在名著《茶之书》中指出：“茶道是一种对‘残缺’的崇拜，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试探。”①在推动日本茶道文化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的过渡过程中，高僧空海（774-835）起到了关键作用，空海于804年入唐。在806年回到日本，同其他入唐日僧相似，他同样对茶非常爱好，并且对中国朝廷寺院内茶文化发达的情景非常羡慕，非常想在日本国内也营造相同的文化氛围，并使茶叶上升到更高、更伟大的地位。②

在使日本茶道实现哲学化、美学化、道德化的过程中，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北向道陈、千利休、山上宗二、南坊宗启等人均功不可没，而以千利休影响最大。千利休对茶文化物质层面进行了极度压缩，与茶文化相关的一切外在形式在其看来意义都微不足道。村田珠光的茶室为四张半榻榻米大小，而千利休的“草庵茶室”则仅有一张半榻榻米。千利休之所以为饮茶设计出这种不能再小的空间，意在提醒世人物质需求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能够摆脱世俗的牵绊，超越外在事物的束缚，从而实现无我状态，达到“和敬清寂”的至高境界。

中日茶文化交流的思考

自隋唐至今，中日之间茶文化的交流已持续千年，这种交流是同时期中日两国整体交往的一部分，但借此也可一窥东亚历史的演变和不同民族、国家文化发展的分野。

首先，中国茶文化是包括日本茶道文化在内的东亚其他国家茶文化的母体。中国是世界最早培植茶树和饮用茶的国家，从隋唐开始，中国茶文化随着文化交流向整个东亚地区传播，内容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物质层面包括茶种、饮茶器具、饮茶方式等，精神层面包括茶文化、茶德、茶礼仪等，可以说中国茶文化为其他国家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全面性借鉴。中日茶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两国文化整体关系的一个缩影，正如日本近代研究中国学的著名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所认为的那样，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同为古老的文化，但日本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对于两者的关系，内藤湖南曾有一个很著名的比喻，他认为，日本文化如同磨成的豆浆，依靠中国文化的卤水才凝集而成豆腐。在内藤湖南看来，日本文化是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头，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延长。③

其次，中日交流是中国茶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交流是一个文化扩展自身影响、增进其生命力的有效渠道，具体到中日交流对中国茶文化的影响上，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茶文化的传统在日本得到坚持。著名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认为，日本的巨大魅力之一是它大量移植并保留了中国唐代文化，包括它的建筑风格甚至著名的“日本茶道”，包括那相当苦涩的烂泥状绿茶、漂亮的碗和所遵循的精细仪式，都完完全全是那个时代从唐朝的中国学来的。④另一方面，茶与日本民族文化的结合使中国茶文化在域外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以中国茶文化为基础日本发展出极为讲究规程、场所、礼仪的“茶道”文化，并将其深深嵌入本民族文化的内核，使之成为日本民族精神、理想和日常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尤其在二战后，茶文化影响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大与日本茶道的传播有着重要关联，这可谓是中国茶文化在新的时空环境中的再生。

包括茶文化在内的中日交流史上，大部分时间是日本在学习中国，日本借助对中国的学习，加快了自身的发展步伐，体现了文化交流对历史发展的巨大影响。现在中国也处在一个加快发展的历史时期，探讨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更深的认识，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另一方面，日本茶道文化的发展轨迹又可以带给我们很大启发，将学习外来先进事物与本民族传统相结合，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创新之路，从而推动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发展。

注释：

①[日]冈仓天心：《茶之书》，谷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第15页。

②[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侬佳、刘涛、姜海蒂译，东方出版社，2011，第12页。

③[日]内藤湖南：《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刘克申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IV-V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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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3.06.043

跨文化研究跨越社会、政治、心理学、文学等诸领域。文学领域的跨文化研究成为新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跨文化交流由最初的“西学中心论”拓展到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多元文化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了解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现状，采用有效途径英译并输出中国典籍作品成为增强中国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1.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研究对促进跨文化交流的意义

“典籍”，据《辞海》和《孟子・告子下》以及《尚书》等书目的阐释具有两个涵义：一是古代重要文献和书籍，二是法典、制度。以《论语》这一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为代表的中国典籍作品已引起了致力于弘扬中国文化的国内外语工作者和国外知名汉学家的广泛关注。世界各国孔子学院正在致力于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而遵循什么原则、输出什么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典籍作品的翻译有着密切关系。因为译者主体性的差别会导致译本的多样性，而译本的多样性对文化输出目标群体意识的影响必然不同。典籍“翻译绝不仅仅是译者译得好与不好的个人的小事，它是关乎到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交流与发展的大事”（许钧）。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中国翻译词典》序言中指出：翻译是“中华文明永葆青春的万应灵药”。把中华民族富有传统特色的文化精髓译成英语，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并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径。中国要取得长远发展，要在世界文化之林取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因此典籍英译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典籍英译，建国以来已出版多套相关丛书，如由新闻出版署直接领导的《大中华文库》等。

2.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典籍作品的英译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学界，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1）译本研究（包括单个译本研究和多个译本的对比分析，文体分析等）；（2）译校出版感言研究；（3）典籍作品中关键词翻译的研究；（4）典籍作品跨文化研究。就研究视角而言，国内研究许多属于语言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翻译中对等的实现。随着近年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人们的研究视角突破了语言层面，一些研究者也开始从外部因素来审视典籍作品英译阐释的多元性。然而，总体来讲，国内关于典籍作品的英译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多从某一具体角度，如语言层面或文化层面来审视译本，存在研究角度趋同，研究视野偏窄的现象。

国外对以《论语》为代表的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的历史较长，主要集中在汉学界，以译本序言中的评述、书评和学术论文的形式出现，研究者多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从语言、哲学、历史、文化等多个角度对译本进行研究。因此，国外研究大都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分析也较为深入。例如，Ames，Roger T . & Henry Rosemont， Jr. （1998）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Cheang， Alice W. （2000）. The master's voice： On reading，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等。《论语》的重要性使其在中西交流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自中西文化交流开始以来，《论语》便成为了西方世界最为关注的中国经典之一。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论语》英译本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的Confucian Analects。此后，翻译过《论语》的中西学者先后有Wliam Jennings（1895）、辜鸿铭（1898）、Arthur Waley（1938）、Ezra Pound（1951）、李天辰（1991）、Simon Leys（1997）、Edwa Slingerland（2003）等人。节译过《论语》的有林语堂（1938）、Lionel Giles（1943）、Thomas Cleary（1992）、丁往道（1999）、马德五（2004）、Brain Bruya（2005）等。

3.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研究途径

翻译活动本身是译者在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基础之上，结合自身在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的修养以及受到当时社会历史因素等大环境影响之下，对原文的主观上的解读和再创造，从中体现出一种艺术人格自觉和文化、审美的创造力。因此，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译者的主体性差异也因此强烈地影响着译作所体现的风格特征，译者主体性的差异是导致译本多样性的重要原因。利用阐释学和目的论，探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不同译者的不同英译本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差别，探讨译者主体性在导致译本多样性方面所起到的主导及影响作用，是目前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的主要途径。

译者的主体性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从中体现出一种艺术人格自觉和文化、审美的创造力。

伽达默尔提出的阐释学（Hermeneutics）和由德国功能派翻译学家，凯瑟林娜・雷斯（Katharina Reiss）、汉斯・威密尔（Hans.Vermeer）提出的目的论可以用来研究译者的主体性。

阐释学作为文本分析的方法，其意是解释、阐释，同时也是一种理解的艺术形式和揭示隐含意义的过程。翻译时，因翻译的前提是译者积极地、准确地去理解原文，即首先进行语内翻译（由古代汉语向汉代汉语的转换）然后才能进行语际翻译（由古代汉语向现代英语的转换），因此，译者作为阐释者或第一读者去解读原文，经过译者的再创造，把原文中的意义和信息传达给读者，并让读者接受。理论上，阐释学肯定译者对原文的积极解读。作为认知主体，译者不是意义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意义的主动创造者。译者在对原文阐释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自己的审美价值观、信仰、人生经验、文化特征和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译文也会反映出译者的思想观念和个人特点。

翻译目的论是德国功能派翻译学家，凯瑟林娜・雷斯（Katharina Reiss）和汉斯・威密尔（Hans.Vermeer）等从翻译行为的目的性出发提出的一种翻译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原则是“目的准则”，即任何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手段”。

在阐释学和目的论的框架下，选择不同译本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对译本在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分析，发现译者的主体性特征。微观层面从词、句、篇章特点着手，考察其在语篇连贯、叙事方式等方面的特征并考察反映不同译者个人修养、翻译观念、翻译策略的语言要素，如主题词、高频词、特色词、独特词，译者所添加的副文本（如注释、序、跋等），以及译文中的核心文化词、习语、特殊句式、修辞格等的处理模式等。宏观层面主要从原语文化语境和译入语文化语境出发，探讨历史背景、社会规范、文学观念以及读者期待等因素在译者文体中的反映。目的不在于评价孰优孰劣，而着重观察不同译本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差异，并领略不同译本的优秀之处。

例如，为了探讨不同典籍英译本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特征，可以选择《论语》作为研究对象。其既是中国典籍作品的巅峰水平的代表，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又是典籍英译作品中的经典代表。自1809年至今，《论语》的英文翻译已经走过了近200年的历程，产生了近百个英语译本（包括全译本和节译本），《论语》贯穿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全部历史进程，成为了最受西方关注的中国作品之一。第二，在众多的《论语》英译本中，笔者选择了理雅各与辜鸿铭的两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原因在于：理雅各是近代英国第一位著名汉学家，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他翻译的《论语》至今虽逾百年，但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他结束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献业余水平的研究，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辜鸿铭是中国近代名噪一时的国学家和翻译家，以其轶事之怪异、著译之独特、思想之极端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保守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倡导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对欧洲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他的译著《论语》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极具影响力。因此，关于二者的译者主体性分析不仅有助于中国典籍英译的研究走向深入，同时能极大地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最终达到中西合璧。

为了在阐释学和目的论的框架下，发现译者主体性，可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对理雅各与辜鸿铭的《论语》两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包括（1）在微观层面，理雅各与辜鸿铭在词、句、篇章等方面的选择和处理的特征并考察理雅各和辜鸿铭在译本中体现的个人修养、翻译观念、翻译策略的语言要素；（2） 在宏观层面，研究促使产生两英译本差异性的译者所处历史背景、社会规范、文学观念以及读者期待；（3）《论语》两英译本，在译者不同主体性的影响下，分别塑造了什么样的孔子形象和什么样的《论语》形象，这些形象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和理解有什么意义，结合对比研究方法可以全面客观地阐述研究结果。

综上所述，在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对促进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具有重大意义，目前的典籍作品英译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解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发展进一步揭示了译者翻译活动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的过程中可以采用在阐释学和目的论框架下进行译者主体性微观和宏观的研究，使得典籍作品的英译和输出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1] Cheang， Alice W. 2000. The master's voice： On reading，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J]. The Review of Politics 62 （3） ： 563 581.

[2] Clark， Kelly James. 2006. Three kinds of Confucian scholarship [J] .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3]刘重德.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 青岛： 青岛出版社： 327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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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我国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认为，文化外交可以定义为围绕国家对外关系的工作格局与部署，为达到特定目的，以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或手段，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对象开展的国家或国际间公关活动。还有李智认为，文化外交就是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

因此，我认为文化外交是国家通过政府或民间渠道，为达到某种特定目的或实现某种战略意图，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一种外交活动，是一个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外交作为民族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一、文化外交可以谋求民族理解、促进国际合作

不同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自很早就存在了，先于国家正式交往关系确立之前，而且文化交流的平和性，使其可以超越某些国际关系中的敏感的，而成为改善国际关系、构建国际合作的有效途径。特别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乒乓外交被国际誉为“超级文化外交”，对解冻中美冷战关系起到了超乎寻常的作用，是国家关系史上的杰出例子。文化外交还是促成国际合作的纽带。文化交流可以是同源文化间的交流，也可以是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作为历史积淀的同源文化对作为文化载体的民族和国家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和向心力，并以其共同文化特质的历史认同功能和亲和功能成为加强国际合作，以至于构建国际联盟的纽带。全球背景下，跨文化传播的扩大，不断推动着不同文化体系的融通与认同，对异质文化的认同、交流、尊重则促成了文化作为整合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文化外交还是调和国际矛盾的良方。2003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欧会议的文化与文明会议上发表的主席声明指出：文化与文明的对话与合作是增进不同民族国家间相互了解、理解和包容，避免误解和冲突的有效手段之一。这种异质文化认同的不断扩大与矛盾的弱化对于消除国家间矛盾、深化国际合作、促进世界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文化外交可以促进经贸的发展

文化外交还可以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图书、电影、音乐、艺术品、软件等文化产品的出口，体现了文化关系与贸易关系的密切联系。同时，文化关系的发展还可以促进其他产业的合作。英国一向注重通过文化外交来促进和加强自己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关系。英国文化委员会总干事约翰・本格在纽卡斯尔大学演讲时，就文化关系对贸易关系的影响举了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他说：“几年前，印度的矿业工程师在英国东北部的贝茨和维尔茅斯煤矿学习开矿技术。后来不久印度引进了英国Long Wall公司的矿山设备，接着英国又接受了46名来自印度的人员，对他们进行一系列的培训，而且还签订了一个进一步购买矿山设备、多达1亿英镑的合同。”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经济上的合作越来越依赖于文化上的合作。“无论贸易和投资如何牢固地把日本与东亚国家联系在一起，它与这些国家的文化差异，尤其是与中华经济精英的差异，仍然妨碍了它创立一个日本领导的、类似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欧洲联盟的区域经济集团；同时，日本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差异加剧了它c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关系上的误解和对抗。假如，经济一体化依赖于文化的共性――情况看来正式如此――那么，作为一个文化上孤独的国家，日本未来在经济上可能也是孤独的”。

三、文化外交有助于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世界和平

文化外交有助于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世界和平。由于缺乏对外来文化的了解，人们往往会对外来文化产生意见。在现代社会，它一般表现为两种极端：一是族群中心主义或民族优越感， 它会导致盲目排外情绪和文化霸权主义；二是民族自卑感，形成万事不如人的自卑心理。中国近代历史上出现的“全盘西化”主张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崇洋”现象，就是这种心理的表现。想要克服和摆脱对外来文化的意见，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对外来文化的了解，不能简单化的看来自外来的文化。全面深入的文化交流是不同文化之间加强了解和相互认识的捷径，真实的了解和认识对方国的文化，还有助于对本国文化的认识。相互了解是文化外交的基本目标。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2005年11月11日.

[2] 李智.试论文化外交[J].外交学院学报，2003，（1）.

[3] 孙红霞，李爱华：《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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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

2013年9月,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期间,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是借用古丝绸之路为历史符号象征,以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为主要平台,以综合交通运输网为纽带,以沿线各城市群为支点,以全球跨国贸易自由投资为动力,以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为基础,以金融货币自由流通为保障,以实现各国互利共赢为目标的带状经济合作区。“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受到国内外的高度重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沿线国家普遍对此表示欢迎和支持,并表达了参与意愿。[1]这条古老通路的复兴因其呈现出广阔的国家合作前景而受到广泛关注。国际社会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全面推动参于国间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增强政治互信,有利于化解地区冲突,消灭宗教极端势力滋生温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一带一路”战略,符合沿线各国的发展战略规划,为参与国家的优势互补、合作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是建立在已有合作机制基础上的“大区域”范式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理念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核心内容是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想通;核心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合力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寄托着多层次的区域合作愿景。2013年10月24日,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展重要讲话指出:“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路线,扩大贸易,投资合作空间,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

二、“一带一路”战略促进国际经贸合作

“一带一路”是目前全球跨度最大的经济带,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始于中国,贯通亚洲及非洲和欧洲的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联欧洲经济圈,经济总量达20多万亿美元。指出,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可以通过创新合作的模式,以点带面,以线到片,最后形成区域大合作,“一带一路”具有开放包容的胸怀,不限国别,不搞封闭机制,欢迎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加入进来,成为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进入21世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取得了较为迅速的经济增长。但沿线国家经济结构单一。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互学互鉴、互和共赢精神薪火相传,是促进沿线国家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一带一路”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时代主题,积极主动地与沿线各国建立经贸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经济融合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2]“一带一路”具有广泛的亲和力和感召力,有着较为深厚的民心基础。沿线国家之间在产业结构上具有较强互补性,贸易合作的潜力和空间巨大。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为沿线国家分享经验,共同发展提供了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大多是新兴经济体,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开展互惠共赢的合作前景广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类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商品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变迁,而在新的世纪“一带一路”战略则是全球变迁创新的理念。“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了一个非常新的概念,即人类可以不通过战争,可以通过互联互通把全世界变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把彼此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投资格局正在进行深刻调整,尤其是新经济体国家都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需要进一步激发合作的潜力”。[3]“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有利于中亚等全球化落伍地区更快地融入国际经济贸易体系,获得更多发展红利,能够为经济后进国家提供较高性价比的经贸投资方案,有效帮助沿线国家突破对经济起飞的制约。沿“一带一路”将建成一批纵横交错的战略大通道,由此将大大加快国内各主要经济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系和整合。

三、“一带一路”战略促进各国文化交流

盲目排外、故步自封、不思进取、民粹主义等思想是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的主要羁绊,“一带一路”就是要以开放的视野,以谦虚的精神,以包容合作的态度,不断学习和吸取他国的先进文化,从而发展自己。“一带一路”战略可以加强公共外交和国际传播能力,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一带一路沿途具有众多民族,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也发源于此,四大文明古国皆诞生在此区域。欧亚大陆可能是人类文明最多元的集中地域,丝绸之路的伟大意义在于促使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吸引相互包容。”[4]“一带一路”战略通过传承和弘扬古老的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人才交流、媒体合作青少年交往和旅游合作等促进沿线国家的文化发展。上百种语言,数千个民族,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是在不同文明、文化之间取得共识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一带一路是一条经贸合作之路,同时也是一条各种文明交流融合之路。文化思想交流是进步的驱动力,只有促进文化交流,才能实现更深层次的开放。人文交流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系统,它涵盖了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交流,各种文明之间的包容对话以及人们不同思维模式之间的沟通。各国交往发展,说到底还是要靠人民的心通意合。”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了沿线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减少了由于语言、习俗、宗教和制度差异造成的沿线国家民众间的心理隔阂,包括民族恩怨、利益冲突、文化和宗教壁垒。“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传承着古丝绸之路的友好合作精神,通过“一带一路”既促进了沿线所有参与国加强文化的交流,也为其它需要开展合作的领域奠定了深厚的民意基础,更加有利于发掘沿线各国各具民族特色的人文资源,在交流合作中互学互鉴,共同进步。”[5]通过丝绸之路,我国古代将优秀的东方文化和许多科技创造传播到西方,对于促进西方的近代文明进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近代西方较先进的物理学、数学和医学等科技知识,也是经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与经贸的交流合作,有利于转变东方与西方各自为中心的主观思维,让现代西方了解到拥有丝绸和四大发明的东方文明古国不仅拥有灿烂的古代文明,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也拥有较发达的经贸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时,也让亚洲东方国家看到西方现达的经济贸易和先进的科技文化,有利于吸取西方先进的文化价值理念,并且在经贸文化交流合作中,促进双方共同发展进步,提升各民族的经贸实力和文化软实力。[6]“一带一路”沿线共有几十个国家,数十亿人口,这些国家勤劳智慧的人们在历史上创造出了形态、风格各异的灿烂文明,是全人类文明宝库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充分发掘沿线各国深厚的人文底蕴,继承和弘扬古老的丝绸之路的友好交往精神,积极发挥文化交流与经贸合作的作用,使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都可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共同发展。

四、结语

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是亚欧大陆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今天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动,以全新的形式把东方与西方各国的互利合作不断推向新的历史高度。“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古老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沿线国家的经济利益和人民的感情结合起来,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一带一路”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沿线各国大多是处于经济发展上升期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各异,互补性很强,有广阔的合作潜力。“一带一路”会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百折不挠,一定能够收获共赢的成果。“一带一路”战略是一项长期合作之旅,携手共进终将迎接丝绸之路新的辉煌。一带一路战略内涵的本质,不是单纯的只寻求其中某一个国家的经贸和文化利益,而是将沿线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融为一体,实现所有成员的利益增值,体现了“命运共同体外交”的东方智慧。“一带一路”战略是沿线各国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需要沿线各国共同努力,逐步建成高效的陆海空立体交通网,促进经济贸易便利化,使经贸联系更加密切,平等互信更加深入,形成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经贸合作带。同时,要促进沿线各国人文交流更加广泛深入,使各种文明散发出新的光辉,使各国人民相知相交,友谊流长。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一带一路”传承和弘扬了古老的丝绸之路“友好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思维,以文明交流合作的新模式取代文明对抗冲突的旧模式,把世界的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互补性,使文明之花成为增进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进步的纽带,维护世界和平的剂。“一带一路”将推动沿线国家开展形成多样,内涵丰富的文化交流合作,推动各种文明交流交融。

参考文献:

[1].厉以宁.读懂“一带一路”[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2].梁海明.“一带一路”经济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一带一路”读本[M],时速出版社,2015年版

[4].赵磊.一带一路[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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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理论是一个世界范畴的研究概念，不是简单的英语对中文翻译，它是一个世界范畴中文化交流、社会经济分工的重要工具。当前，全球化浪潮席卷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参与全球化的分工与协作，都需要进行文化等的交流。这种交流的加深让翻译成为必要的工具，也推动了翻译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古罗马文学翻译、翻译的人文主义思潮、改变观念的反叛者、翻译诗学、霍姆斯译学的基本构思、雅各布逊与等值翻译、卡特福德的等值转换理论、奈达：翻译科学的构筑、纽马克：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穆南倡导的翻译的语言学转向，这些翻译界的学派和理论是世界翻译理论发展的见证，这些理论无疑充实了翻译界。

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起步很早，中国最早的翻译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这个原则被认为是最初的直译说。晋、前秦时道安即在《革卑婆沙序》中提出了比支谦更为明确的主张，即

“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在道家所处的时代，佛经的翻译成为翻译理论建构的主要依托，当时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最有名的是提出“三不易”“五失本”之说。其意思是，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因此必须慎之又慎。随后，随着唐朝、宋朝、明朝等朝代经济社会文化的大发展，与国外的文化交流越来越

多，势必会推动翻译理论的发展。

中国近代翻译理论的诞生主要是在五四前后，这个时期伴随文学革命运动，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国外新思想、新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五四前后最有名的多产翻译家林纾，林纾译外国文学著作达一百七十余种，如：《黑奴吁天录》后译为《汤姆大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

《王子复仇记》（Hamlet）等，这些作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繁荣，也让国人开眼看世界，了解更多外国的事情，这为发展以及民主革命奠定了基础。林纾强调在翻译时译者应该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认为译者是第一读者，要

让自己的主观体验作为翻译的重要前提，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相交流，这种交流是真实的感受。周桂笙是更早于林纾的重要翻译理论家，他的译作所采用的并不是古文，而是一种平易的报章体的文字，这种文字读起来并不晦涩，普通民众都可以阅读。

廖七一教授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中指出，传统翻译理论时期的中国对于几本没有对外国翻译理论著作的译介，国外翻译理论要比中国的发展体系完善，这套理论对于促进文化交流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翻译作为人类带有普遍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其

中必然有许多共性或规律，各民族必然积累了可以相互启发和借鉴的经验，无视或鄙视国外译论并不符合吸收人类一切有用文化成果的精神。如：解构主义及解构主义者就是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解构一切规则和理论，当然这一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比如，接受习惯、创作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具有地域地理显著特征的民族性，解构主义的诞生对学术界整个学术伦理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同时，也影响到翻译界，到底何种翻译才是好的，翻译的本质是否推动了世界交流，这些看似合理的理论基础都在接受挑战。解构主义对翻译理论是颠覆性的创新，传统的翻译理论强调的是翻译本体的唯一性。功能翻译理论强调的是一种特殊的交际形式，这种交际形式涉及三种文本：原语文本、译者的图式文本和译语文本，这三个文本相互影响和制约。

对于原语文本，最重要的是抓住作者的修辞功能正确理解原语的修辞功能，是产生理想图式文本的关键。而正确把握原文的认知图式又是正确理解原文修辞功能的基础。理想的图式文本来自原文的认知图式，来自于对原文作者修辞意图的准确把握。在这个图式文本的基础上，产生怎样的译语文本，除了修辞功能等之外，还应该考虑翻译的目的和读者对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