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交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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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辽金元夏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在这一阶段，北方地区的文化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都城的转移，其文化中心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同时，北方地区的民族构成也变得更加复杂，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众多少数民族开始杂居并通婚，由于汉族文化处于先进地位，很多少数民族受其影响而日益汉化，其语言、风俗及生产生活方式也逐渐与汉族趋同。

书面文化发展迅速、保留民族文化特质，是辽金元夏时代的文化特点

书面文化发展迅速，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少数民族都创立了自己的民族语言。由于资料的散佚，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学作品很少流传下来。但从流传至今的文献资料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寻到一些印记。如元代耶律楚材的《湛然居士集》中收录了一首《醉义歌》，原诗用契丹文写成，共有120句，是仅存的辽代长篇诗歌。《醉义歌》原作现已不存，但从汉译文中也可以看出，原诗中多用典故，艺术成就颇高，可见契丹的语言和文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此诗亦为少数民族与汉文化交流的生动例证。女真的本土文化也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当时的文化作品数量也不少，但因缺乏翻译和有效保存，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些文字片段。在元世宗时期的历史记载中，就有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一首赞美祖先的颂歌。蒙古族人民在创建书面文字之前，有大量的口头文化作品。在创建了统一的文字和语言之后，书面文化在反映蒙古人民的时代和生活上被运用得越来越多，著名的历史文学长卷《蒙古秘史》便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保留民族文化特质。在辽金元夏民族文化特质的形成过程中，有三种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一是自然与文化环境，二是民族的迁徙与融合，三是不同民族的价值选择，其中以自然与文化环境最为关键。生态环境（包括自然与文化环境）对文化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在民族文化形成的初期，一个民族对文化内涵的选择很难超越自然环境的范围，这种在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环境对族群的原始文化特质起着决定性作用，并反过来积淀成为一种文化基因。尽管辽金元夏各族群经历了近千年的民族迁徙，与西南各族群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方式长期混居，自然环境与经济方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根源于辽金元夏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特质依然是其稳定的核心与基础。

辽金元夏时代，多民族的交汇、融合使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

辽金元夏文化起步虽晚，但进步较快。辽金元夏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多民族的交汇、融合使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各民族在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在积极借鉴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元素，从而促使游牧民族文化从落后走向成熟。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民族虽然发展相对滞后，但在与各种文化的交融中却得到了快速发展，使得颇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由此而兴，并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度。

为巩固统治，辽金元夏四朝统治者皆十分重视中原文化，他们对儒家思想尤为看重。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学习和运用，四朝逐渐形成了与中原文化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辽政权的成立基于契丹族游牧文化的基础之上，而辽政权的发展离不开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金（女真族）建国之前一直为辽政权所统治，在建国后又占领了辽和北宋，与南宋王朝形成南北对峙之势。在这一过程中，金政权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由此形成了金文化。文化的多样性使得辽金夏元文化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展现出独具特色的面貌。

文化建立在联想之上而以人类的智慧为基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以人类对自然的无知为基础。“万物有灵观”不仅成为辽金元夏统治集团的哲学基础，而且也成为民族走向文明的哲学基础。辽金元夏各领域的文化是同汉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二者虽有文化传统的差异，但在理论与实践上却存在着共同的哲学基础。在民族历史上处于相对隔绝状态的辽金元夏统治者传承了游牧民族文化中最原始、最本真的文化因子，并将其作为一种“文化遗留”保存在族群始祖创生神话与传统文化中。

民族文化交流与风俗融合造就了不同的都城形态

文化具有地域性，其繁荣发展需要在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赋予自身创新发展的活力，中国南北方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民族文化的地域差异。中国南方，温暖湿润，水草丰美，多为鱼米之乡。而北方尤其是长城以北及西北地区，气候相对干旱，植被较为稀疏，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地广人稀的地理面貌也造就了四朝主体民族粗犷大气、率真勇敢的民族性格和质朴豪迈的民族文化。

四朝文化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了佛教文化，并在与中原汉族交往的过程中逐渐接受并认同了儒家文化。辽金元夏民族文化传统属于游牧文化，在未南下、未与汉族进行广泛交往并逐步从事农耕之前，其都城文化同样受到游牧文化影响，他们的居所多以终饰主，且具有流动性。在南下并与汉民族进行交流、交往的过程中，他们的生产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农耕文化的影响，其都城建制也改变了过去的流动风格，开始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任何时代，都城既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辽金元夏时代的文化演替，也莫不围绕都城而展开。辽代实行“五京制”，其都城设施与建筑风格具有浓厚的游牧文化特色，带有逐水草而居的特点，与汉民族都城高大、巍峨和庄严的风格截然不同。然而，在与北宋达成“和议”的一百多年间，辽代的都城文化开始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出现了相对固定的都城治所，即上京。同时，辽的都城仍然保留着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将都城固定于上京的同时，还保留了另外的“四京”作为陪都。后来建立金朝、西夏和元朝的女真人、党项人和蒙古人，同样在都城文化的发展中体现出与辽代相似的特点，即对农耕地域占据范围越大，对农业生产方式的接受就越深，其都城文化也更为固定，同时也开始注重都城的庄严气势和神圣权威。此外，在建筑纹饰、都城格局、建筑风格等方面，他们大多还保留着民族传统的文化元素，呈现出明显的民族文化交融趋势。

文化交流与风俗融合造就了不同的建筑形态。一方面，辽金元夏在自身特有的文化基础上对其他文化的精髓加以吸收借鉴，形成独特的风格。如硬山式建筑，用彩色琉璃埠头进行装饰，其奢华程度远超越其他宫殿；国家的重要寺庙则将高浮雕二龙戏珠的雕塑与绘画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装饰风格。丰富多彩的建筑标志着辽金元夏的建筑文化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这也说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艺术融合有力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四朝都城文化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瑰宝，对中国后世的都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四朝主体民族中的文化基因也延续了下来，成为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作者为安顺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②吴琼、周亚成：《游牧文化中的生态环境观浅析》，《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③[元]脱脱等：《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篇2

⑥ 金天逸：《论电影与文学媒介的特性及其分野》，《电影新作》,1991年第5期。

⑦⑧⑨ 尹鸿：《全球化、好莱坞与民族电影》，《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 金天逸.论电影与文学媒介的特性及其分野［J］.电影新作,1991(05).

［2］ 王岳川.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输出［J］.艺术学院学报,2002(03).

［3］ 尹鸿.全球化、好莱坞与民族电影［J］.文艺研究,2000(06).

篇3

王治本（1835―1908）浙江慈溪黄山村（今宁波江北区慈城黄山村）人。家谱记载“：黄山庸德三子。讳仁成，改名治本，字维能，号园，晚号改园。郡增贡生，候选库大使调充出使日本翻译生。知诗能文，伉爽不羁，往来日本三十余年，国人多与酬谢唱，或以兼金购其诗文。所著有《栖栖行馆诗稿》、《食砚斋文稿》等书凡四种。配陆氏，副室：日本风间氏、横井氏。公与陆氏合葬潭肚河之原。副室二氏俱出姓。子四：义巢、义明、义海、义江（义海、义江日本妾风间氏所出）。”

王治本是清朝末期东渡日本文人的一个重要代表，在留日30年期间留下了许多作品和足迹，成为现在人们研究王治本的一个重要依据。王治本到达日本不久晚清政府就和日本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由于与副使张斯桂是同乡所以同使馆的官员有一定的往来，当时东渡日本谋生和交流的文人也较多，王治本和这些人都有一定的交往，双方都留下了一些文学作品及日记来记叙这些事情。王治本本人的作品由于受到的影响现存世的只有《舟江杂诗》一卷、《食砚斋文稿》二卷、《栖栖行馆诗稿》八卷、《新泻新繁昌记》《笺注欧苏手简》四卷。其中《舟江杂诗》被王宝平教授收录在《中日诗文交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4年10月），《栖栖行馆诗稿》原始诗稿有两卷藏于宁波天一阁，而《新泻新繁昌记》《笺注欧苏手简》四卷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这些文章当中现今面世的只有《舟江杂诗》，并且没有任何的相关研究，而其他的文章的研究更是没有展开。

同时和王治本同时代到达日本的文人对于王治本也有一些记载，1880年畅游日本的李筱圃在他的游记《日本纪游》当中有这样的记载；“王惕斋来，言伊有族兄王园，现馆废藩源辉声家，专论诗文”，对于王治本有了第一的认识和介绍，在其日记当中对于王治本还有其他的记载。王韬在自己的《扶桑日记》当中也有多处记载王治本，但王文中将王治本记为漆园。现有的王治本和文人的交流都集中在王治本和日本文人和贵族的交流而忽略了王治本和同时期去日本的中国文人之间交流的研究。王治本和本国文人之间的交流也应成为研究的一个重点，这样可大大的丰富对于王治本思想的研究。

实藤惠秀是最早对王治本进行研究的日本学者，在其研究大河内辉声的时候汇编了一本大河内辉声和驻日公使馆官员和文人的笔谈资料之时整理出了《园笔话》。并且整理和写有《明治日中文人的交游》，（《文学》34卷2号）、《王治本在金泽的笔谈》《近代日中交涉史话》，对于王治本在日本时期和日本的文人贵族之间的交往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并且实藤惠秀还指出王治本在日期间进行了几次漫游，在日本各地都得到了当地文人的接待，并且留下了大量的诗歌和序跋。实藤惠秀先生在1965年3月在《朝日新闻》发表文章介绍王治本漫游日本的情况并希望进一步收集王治本在日本各地活动的资料，在之后收集到一些关于王治本的资料和遗墨照片。利用这些资料实藤惠秀先生整理出王治本在日本活动的年表和几次旅行的大体路线如下。

但是在国内学者王晓秋认为实藤惠秀的研究当中遗漏了王治本在北海道的活动，在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当中指出王治本曾经于1883年和1884年两度到过北海道的函馆。《函馆新闻》1883年（明治十六年，癸未）7月15日报道：“在东京以诗文书画闻名的清客王园、王侯、王琴仙三氏昨日从新泻地方乘船来函。三氏在东京与文墨诸大家共游，诗书画均妙，是清客中屈指可数之人。本地文雅之士求其挥毫者一定很多。”

国内学者刘雨珍利用《大河内文书》和其他的一些笔谈资料汇编成了《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里面收录了大量王治本和大河内辉声、宫岛诚一郎、芝山一笑、增田贡等的笔谈资料。这些珍贵的资料为王治本和日本友人之间的交流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目前对于这些笔谈资料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笔谈资料的意义，以及黄遵宪和日本友人的笔谈资料研究，王治本的研究还未展开。本文将大量的利用这些资料来研究王治本在日本时期的生活和思想。

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第一版）中的第七章民间往来第三节“漫步览胜蓬莱岛”当中对王治本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当中也有提及王治本，但是内容基本上和作者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相同。王晓秋教授的研究主要还是以介绍为主，深入的研究还未展开。

郑海麟教授在《清季名流学士遗墨》（《近代中国》第1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当中辑录了王治本致冈鹿门的四通信函，两首赠诗以及《赠言》题词。但在这本书里只是简单的收录王治本的一些遗墨，对于这些诗词和信函没有进行任何的研究，也没有对冈鹿门是为何人做任何的介绍。

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王宝平则对王治本也进行了一些研究，而由于作者是做日语方面研究开始的，所以作者在自己的《甲午战前中国驻日翻译官考》当中对身为首届驻日公使馆的“学习翻译生”进行了介绍，其中对于王治本在日本时期的活动也做了一些介绍。作者提出王治本对于日本较为熟悉而被公使馆聘为使馆随员，向使馆的官员介绍了许多日本贵族和文人，并且为日本人题写了大量的序跋和评语。并且校订出版了一些介绍日本的汉文书籍。在王宝平的研究当中认为王治本是于1907年客死于日本，但是据王氏后人的回忆王治本是1908年死于家乡慈城黄山村。在对于王治本著作叙述中只提及了《舟江杂诗》而未提到将王氏族谱中提及的《食砚斋文稿》和《栖栖行馆诗稿》。

王宝平教授在《清季东渡文人王治本序跋辑存》（《文献》季刊，2009年10月第4期）当中收录了大量王治本为日本人所做的序跋。作者收录的上起光绪三年（1877年），下迄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横跨进30年，内容涉及语言、文学、历史、书法等领域，全文以序跋时间排序。限于篇幅，王治本为《附评维新大家文抄》（松本万年，明治十年，1877）和《众教论略》（加藤熙，明治十年至十一年）所撰之序省略。

宁波江北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王玉祥先生在《晚清王治本与中日文化交流》（《宁波通讯》2010年第10期）当中也对王治本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并且明确罗列出王治本现存世的作品以及这些作品所存的地方。在王玉祥的文中提到了王治本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并且简单介绍了两次日本友人来访王治本家乡黄山村的事情。但是和王晓秋教授的研究有很大的重合性，没有太多的突破，作者在文章的结束之时也希望王治本的研究能有更多新的发现。

篇4

新式学堂也在传教士的影响下在逐渐兴起。最开始是传教士将南洋地区的学校迁往香港，其后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创办的教会学校，并逐渐扩展到内地。根据汤清先生在《中国基督教百年史》的统计，1839年―1860年期间，传教士在五个通商口岸创办早期教会学校38所，这些教会学校秉承中西教学的传统，宣传基督教的同时向学生教授中西文化。在期间，清政府也开始着手创办新式学堂，清政府先后创办了同文馆，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其中传教士傅兰雅创办的格致书院是一个特例，格致书院由外国人倡议，但不是教会学校也不是外侨学校，不少中国士绅参与其中，但它不完全由中国人管理，不完全听命于中国政府，它的管理权在董事会，董事会由中外人士组成，它是特殊时期上海华洋杂居情况下出现的特殊教育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