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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简况及文献诞生的背景
鲍尔于1965年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的MBA学位,197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鲍尔现为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的会计教授。鲍尔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财务报告和披露、盈余和股票价格、跨国会计和财务、市场有效性和市场经济机构等方面。他曾于1986年-2000年担任《会计与经济学杂志》的编辑,从2000年至今担任《会计研究杂志》的编辑。
布朗也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获得MBA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布朗现为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会计、银行和财务学院的会计和财务教授。布朗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会计管制、公司治理、披露政策和实务、证券市场对信息的反映和市场的微观结构等方面。除了学术研究以外,布朗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曾担任公司市场咨询委员会成员、《澳大利亚会计评论》管理委员会委员、《算盘》和《会计和商业研究》等期刊的编委会成员。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会计研究主要采用的是特定的会计分析模式,鲍尔和布朗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虽然经过严格推理,但都是一些没有证据或没有经过证实的主张或断言。这种分析模式忽视了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一面。由于缺乏经验验证,用会计分析模式来定义的收益数据引起了会计学家的广泛争论。另外,在20世纪60年代,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设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出现引起了会计学者的重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鲍尔和布朗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到会计研究领域。
《评价》一文发表于芝加哥大学主办的《会计研究杂志》1968年的秋季号。该杂志创刊于1963年,主要刊载使用分析研究、经验研究、实验研究和实地研究等原创性会计领域论文。《会计研究杂志》因其较早刊登经验研究论文、重视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和具有有影响的编辑团队而著称。
二、《评价》的基本结构
《评价》一文包括引言、经验检验、数据、研究结果和结论五个部分。该文献的逻辑结构见图1。论文的引言部分主要描述当时对会计收益数据有用性的争论,作者认为争论的原因在于没有经验数据的支撑,认为可以从会计收益数据前后的股价走势来判断会计收益数据的有用性。论文的第二部分“经验检验”和第三部分“数据”主要包括所使用的模型(理论依据)、变量、样本和数据的选择标准、数据来源(保证数据的权威性)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论文第四部分“研究结果”包括假设、对假设的检验结果、检验结果的显著性、对结果的解释和研究设计本身的局限性。论文的最后部分“结论”对全文进行了总结,认为会计收益数据是有用的信息,但是由于有其他竞争性的信息来源,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受到了影响,最后作者还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对研究方法进行改进的思路。该文献的基本结构由于其具有科学性、明晰性和实用性,已为运用经验研究方法研究会计问题的会计研究者广为采用,目前已成为经验研究论文结构的主要范式。
三、《评价》的主要内容
(一)选题的热点性在该文献的引言部分,作者从“会计收益是否有用”这一争论焦点出发对在此之前的会计理论进行了批判。作者认为,当时的会计理论之所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框架,主要在于当时的会计研究方法存在缺陷:缺乏可穷尽性(不能包含所有相关的有证据支持的假设)、解释能力差和不能判断相关的竞争性假设。为了适应当时经济环境变化的需要,出现了许多新的会计实务,如合并、租赁、并购、研发费用、物价波动、税收等。由于这些会计实务缺乏统一的会计理论指导,因而在这些新的会计实务中出现了不一致的现象,这必然降低了“净收益”的可比性,从而降低了其有用性。有会计学家认为,净收益数据仅是一系列程序运用到一系列事件后得到的结果,是不同质部分的累计,因此,净收益数据本质上不能被定义。作者认为,在没有进行经验检验的基础上根据会计分析模式得出由于会计收益缺乏实质内涵的结论是不妥的。随后鲍尔和布朗综合了相关因素,确定用净收益数字的内容以及时间两项内容来共同验证会计收益数据的有用性。
(二)变量设计的巧妙性确定了研究的主题,作者在众多会计收益数据中选择最有代表性和在计量模型上最能表述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考虑到股东对净收益数据和每股盈余较为关注,作者选择了这两个变量作为会计收益数据。在确定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时,借鉴了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文章首先引入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是指在资本市场上总会有一些投资者愿意付出一定的时间和金钱来收集和分析有关信息以作出更优的投资决策,这些投资者比其他投资者有信息优势,在资本市场上的操作会让这些信息迅速反映在资本资产的价格中。当有大量的这种投资者时,资本市场会常迅速地调整资本资产的价格,使这些投资者不能获取更多的非正常报酬。需要注意的是,资本市场有效并不意味着资本资产的价格包含了所有信息,因为资本资产价格的调整过程受相当多因素的影响,是复杂的。不过,资本市场有效意味着资本资产的价格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即价格是随机波动,证券价格变化的唯
一原因是出现了相关的、非预期事项,而非预期事项是随机发生的。因而,这时可以认为资本市场总体是有效且无偏的。
根据上述理论,作者提出可观测的股票价格波动与信息--之间的联系,可以证明会计收益所反映信息是有用的,因而将会计收益同股票价格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对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关键是要区分对于特定公司证券价格有影响的特定信息和对所有公司证券价格有影响的系统信息。作者构建了市场预期收益的两个选择模型来考察市场对会计收益数据是如何反应的。
鲍尔和布朗把影响公司盈余的因素分离为系统因素和特定因素。系统因素影响所有的公司,这样某公司上一年的盈余和其他公司上一年的盈余,可以通过这种特定方式进行联系。如果这种联系是稳定的,可以将这种稳定的联系用固定的函数形式表现出来,此时可以根据其他公司的收益得到某一公司当年收益的条件期望。这样,未预期盈余变动可以通过计算实际收益的变动与条件期望变动的差异得到估计,他们将这个差值定义为当前收益所传递的信息含量。同时作者假定:由企业财务及其他政策改变所导致的盈余变化,在第一次估计前已经被收益的平均变化所反应,即宏观经济和政策改变同时影响企业收益,可以将其进行联合估计。
对未预期盈余的估计,作者首先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求出每个样本公司每年的盈余变化和其他所有公司盈余平均变化(市场盈余变化)的线型回归系数和截距项。再将市场盈余平均变化作为自变量代人上述过程得到的回归模型,计算出盈余变化的预期值。最后未预期盈余变化值(预测残差)即为盈余变化的实际值减去盈余变化的预期值。从未预期盈余变化的估计中可以发现作者是剔除了市场效应的,即不考虑系统因素仅考虑特定因素。
同样,影响公司股价或股票报酬的因素也有系统因素和特定因素。作者首先运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分离系统因素和非系统因素,使用与计算未预期盈余变动相同的方法计算出预期证券报酬率和实际报酬率的偏离程度。再计算出所有样本公司的股票收益率的残差(异常报酬率)。由于市场是有效的,公司股票价格会对新信息迅速进行有效的调整,那么就可以用残差表明新信息对公司股票报酬率的影响。为了对统计有效性进行检验,鲍尔和布朗采用了一个替代模型――幼稚模型。在该模型中预期盈余的替代变量是上年的实际盈余,则未预期盈余变动就是当年盈余与上年盈余的差额(盈余变动)。幼稚模型没有剔除市场效果,仅检验了每股盈余指标。
(三)方法的创新性列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的研究,作者采用的是事项法,事项为盈余公告。采用的事项窗是第t年和第t+1年的前半年,采用的估计窗截止到第t-1年,由于当时无法取得日数据,因而选择的事项日是第t年的盈余公告月。文章用于计算有关的系数以避免估计误差所选用的估计窗是1946年~1956年的11个财务年度。选择的事项窗是1957年~1966年的9个财务年度。事项法的应用选择事项目非常关键,考虑到《华尔街日报》登载年度盈利预测、初步报告和完整年度报告等三种类型的年度报告,另外由于初步报告中的净利润和每股盈余与随后的正式报告中的数据相同,而且初步报告中的这两个数据比预测盈利报告中的数据更准确,因此作者选择的事项日为公司将初步报告登载于《华尔街日报》的日期。
(四)样本的可比性和数据的可靠性 作者在选择样本时考虑了以下因素:1946年~1966年盈利数据在Compustat数据库中可以获取;财务年度结束于12月31日;可以在CRSP数据库获得至少100个月的股票价格数据;《华尔街日报》年报公告日可以获得。作者之所以按照上述标准选择样本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结论的普遍性。样本选择之后,接着就是数据的选择,根据研究模型的设计,该文献使用了收益报告的内容、报告的日期、报告期附近的证券价格变动等数据。
收益数据来源于标准普尔Compustat数据库的1946年~1966年的数据。通过计算单个公司收益率变化和市场指数收益率变化之间相关系数,作者发现处于中位数的公司的收益率变化的25%可以被市场指数的变化所解释,而且最高的解释程度为52%。年度报告公告日来源于《华尔街日报》。作者发现财务年度结束日与年报报告日之间的间隔从1957年~1965年呈现一种稳定下降的趋势,这说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越来越及时。股票价格比来源于芝加哥大学证券价格研究中心(CRSP)的数据库。该数据库中的数据采用纽约证券交易所1946年1月~1966年6月的月度收盘价,并进行了股利和资本的调整。
(五)结论的显著性 为了更好地检验异常报酬率与未预期会计盈余变动中所包含信息的关系,该文区分了会计盈余变动中的预期与未预期盈余变动。另外,该文将盈余预测误差为负值(即实际收益变动小于条件期望变动)定义为坏消息,反之则为好消息。该文提出的假设命题为:如果会计收益数据与股票价格之间有关系,会计收益数据信息的将导致该公司的股票报酬率变动。即如果盈余预测误差为负值,股票报酬率残差也为负值;反之亦然。在经验检验中,作者将年度报告宣布日所在月份定义为0,用APIM表示第M月的异常业绩指数,APIM衡量的是一美元(等额投资于n种证券)在年报公告日前一年(第-12月月末)投资于一个投资组合到第M月为止的平均累计非正常报酬率。在计算APIM的过程中,先根据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分成两组(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正(好消息)的公司分为一组,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负(坏消息)的公司分为一组)分别进行计算,然后再把所有样本合在一起进行计算。作者认为,如果会计收益数据与股票报酬相关,就可有以下的推断假设: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正,则APIM大于l;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负,则APIM小于1;对于合并样本,APIM趋近于1。
该文的这些假设全部得到了验证,并且统计检验结果都很显著。在分样本检验中,检验结论表明年报中的会计收益数据是好消息时,在公布收益数据的前11个月和后1个月的平均非正常报酬率显著为正,反之亦然。在整个样本检验中,检验结果也指明总体也呈现出这种趋势。另外,作者还用现金流(用营业收入估计)和非重复性项目前的净收入来替代年报中的会计收益数据进行了检验,发现最后的效果没有用年报中的会计收益数据显著。通过检验的结果,作者还观察到市场已在年度报告前预测到包含在会计收益数据中的大部分信息。事实上,预测之所以如此的精确,以至于在会计收益数据公布月的异常报酬指数没有太大的变动,主要是因为市场不仅早在年度报告前的12月就开始预测未预期收益,而且全年市场都在不断地预测。
该文作者认为年度收益报告虽然能提供新信息,但不能及时传递信息,因为其大部分内容(大约85%至90%)能够从更及时的信息来源(包括中期报告和非会计信息,年度会计报告仅仅是投资者所能得到的诸多信息资源中的一种)中获取。作者还发现
APIM存在向年度报告公布月后持续漂移的趋向,其中收入预测误差信号和股票回报残差之间的关系可能在年度报告公布月后持续了2个月。经过分析,认为可能是交易成本的存在而造成的,剔除交易成本的影响,市场对数据的反应应当是趋向于无偏。
(六)研究的严谨性 考虑到在回归估计中违背了最小二乘法的假定条件,作者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估计行业效应可能仅仅影响某个公司收益率变化的10%,而且行业效应对回归系数的影响不显著。作者认为回归分析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这些不会影响最后的统计结果。另外,虽然作者选择的样本没有包含那些已经失败的公司、财务年度没有结束于12月31日的公司、在股票价格研究中心CRSP的资料库中没有记录的公司和华尔街日报描述的年轻公司,这可能会降低结果的一般性,但作者认为文献检验所选择的261家公司还是有相当的代表性,而且用相同的方法对其他样本进行研究得到了非常一致的结论。
(七)研究的方向性 虽然该文献的研究方法具有相当严密的逻辑性以及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在文献的最后作者还是指出了研究中的一些局限性,如没有考虑月末发生交易时股票价格同时变化、数据中存在误差、股价的离散性、“预计误差”模型的无效性、收益预期误差的系统偏差等。除了作者指出的局限性外,还指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市场如何预测净收益的变化、中报或股利宣告的作用、中报与年报的成本以及未预期收益变化程度(不仅仅是符号)和相关股票价格调整程度的定量关系等。
四、《评价》对西方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主要贡献
(一)对早期会计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变革会计原则委员会(APB)之所以在1959年取代会计程序委员会(CAP),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CAP内部对收益和留存收益的列报等领域的处理引起了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不仅暴露了CAP在缩小公认会计方法范围的作用上的差距,而且还揭示了在资产计价和收入确定的恰当方法上的本质差异。这种分歧、差异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在早期的财务会计研究中,会计研究人员仅仅对从现有实务中提取理论原则感兴趣,而经济学家则对从“真实收益”中得出计量方法感兴趣。这些分歧促使会计学家认识到必须要有~个前后一致的统一的会计理论框架。
鲍尔和布朗并没有沿着上述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而是在分析了当时理论研究的不足后,从争论的焦点――会计收益数据的有用性出发,运用经验研究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评价》一文仅是使用了收益和每股盈余等少数术语,其余内容与当时的会计理论研究并没有联系,这也导致这篇经典文献在当时曾一度被认为是没有研究会计问题的论文,因而曾被美国会计学会会刊《会计评论》退稿。该文公开发表后,因其对会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独特性逐渐被会计研究人员所接受,因而后来第一个获得美国会计学会颁发的对会计研究有开创性和重要影响奖,由此可见,该文对早期会计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变革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
(二)对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评价》一文首次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证明了证券价格会对公告的盈余有反应。随后人们开始对证券市场反应的其他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自此决策有用性的信息观一直在财务会计理论和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方法,直到近来才开始让位于计量观。该文采用的事项研究方法是采用事项法进行会计研究的先锋,这一研究方法后来被用来研究大量的会计和财务问题,如股利公告、盈利公告、兼并收购、投资支出、增发新股等事件都是这一领域研究的问题。继该文之后,大量的学者不仅用更短的估计窗和事件窗、用累计非正常报酬、用非美国数据进行类似的研究,而且还使用类似的方法对其他领域进行研究。
《评价》一文开创了会计与资本市场结合研究的先河,在随后的30年中有大量的相关文献发表在顶级的会计和财务期刊上。受其影响的会计与资本市场研究主要体现在盈余反应系数(简称ERC)、分析师的预测工具、基础分析与定价研究和资本市场有效性检验、会计选择和会计管制等领域。
五、《评价》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一)丰富和发展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成果从1997年开始,我国的会计学者开始将该文献的研究方法引入到我国的资本市场研究中。张水泉和韩德宗(1997)运用事项法研究了上海股票市场上市公司派息、送股及配股事件对其股价的影响,发现市场对派息的反应最强。陈晓、陈小悦和倪凡(1998)也采用事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首次股利信号传递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陈晓(1999)还借鉴该方法专门研究了我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运用事项法研究我国资本市场的会计问题的文献相当多,限于篇幅此处并不一一列举。《评价》一文对我国会计与资本市场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引导和借鉴作用,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会计理论。
巴普洛夫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得到的成就而前进的。”[1]由此可见,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与其研究方法是紧密相连的。在目前的会计学科中,自从实证研究方法得以承认并应用于会计学科中之后,它与规范研究方法之间的争议就从未停止过。事实上,这两种会计理论研究方法都是进行会计分析的方法,是当前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既相互联系又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分析方法。[2]基于此,本文从概念的界定出发,比较两种研究方法的各自优缺点,同时指出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从而为今后如何进行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选择提出些许建议。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 会计理论
笼统的说,会计理论可以概括为:从会计工作实践中总结出的关于会计一般规律。[3]知名学者陈美华这样以为,会计理论也称会计理论系统,是对会计信息系统的目标、边界及运行机制的概括总结,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4]我国会计学奠基人阎达五教授在《会计理论与方法研究》一书中指出:会计理论是能够揭示会计活动的本质及其规律性,能够预测并且指导会计发展的知识体系。[5]
由上述相关介绍可知,理论界并未对会计理论的定义进行标准化,与此同时,各个学者对会计理论的定义并不统一,但是我们可以从以上定义中总结出关于会计理论的下列特点:第一,会计理论来源于实践,即会计理论对会计实务进行概括、归纳综合得出来的;第二,会计理论是用于指导会计实务的一般规律,即这种会计的规律性普遍存在于会计实务当中,并且应用于会计实务;第三,会计理论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要素包括会计目标、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基本原则等等。
(二) 会计规范研究方法
会计规范研究方法主要借助于演绎法来推导出会计概念、会计程序和会计方法等,进而对会计实务进行指导。会计研究人员更注重政策改进和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分析和解释现行的或可接受的实务。[6]
这种研究方法基本的思路就是从个别到一般,它是通过对事物的观察,结合一定的主观思想,通过价值判断,概括得出一般性的原理,然后经过分类、汇总,最终揭示其规律性。会计规范性研究并不注重“是什么”的问题,而仅仅是关注“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它的宗旨就是会计理论远远高于会计的实务,并且强调其应被用来指导会计实务,而非解释会计实践中的问题,并且还不会受到会计实务的约束。
(三)会计实证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方法是借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经过一定的观察、实验、分析,对已经事先确定的假设进行假设检验,从而求得近似正确性结论的一种方法。会计实证研究方法的基本步骤包括:提出命题、设定假设检验、建立模型、采集数据、分析检验、解释结论等。
由上述的介绍可以总结出,会计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注重实际。它通过分析、解释现实的会计实务数据等,来寻找其发生的原因或是对已设定的假设进行检验,而不是凭空想象而已;第二,不采用价值判断的方法,而是采用客观中立的方法来对其所依赖的会计理论进行有效性的检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主观的干扰,进而得出客观中立的结论。
二、 对会计规范研究方法与会计实证研究方法的分析
在会计学科的有关理论研究中,会计规范研究方法与会计实证研究方法既相互联系又对立统一,两者共同存在于会计分析方法体系当中,而不是完全独立、彼此分割的。下面就二者的联系与区别进行简要探讨分析:
(一) 会计规范研究方法与会计实证研究方法的比较
1、会计规范研究方法的优缺点
(1) 会计规范研究方法的优点
对会计规范研究方法的研究比较早,理论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理论建树也是相当的丰富。并且,在会计理论研究中显现了其长来已久的优点,主要有:
首先,会计规范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相对来说是普遍的。会计规范研究方法可以应用于会计基本概念的研究,也可以用于会计基本原则的研究,还可以进行应用理论的研究。
其次,会计规范研究方法能够保障有关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理论的建设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其推理的结论是独特的,从而可以保持会计程序和会计方法的科学性,避免理论上的漏洞。
最后,会计规范研究方法可以指导会计实务操作。由规范性研究方法得出的理论具有普遍适用性,从而为我国国家制定统一的法律规范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实现了对具体实务操作的统一,进而提高了对我国会计界的管理效率。
(2) 会计规范研究方法的缺点
会计规范研究方法在有其自身优点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缺陷,主要有:
第一,在利用规范会计研究方法研究会计理论时,在制定规则方面,并没有明确规定一个目标,从而降低了会计规范研究方法的准确性。
第二,会计规范研究方法所采用的某些会计和审计实践规范,不是建立在可识别的经验观察或方法的基础上的。即会计规范研究方法只是代表一些人的个人想法,缺乏可识别经验以及有关的数据的支持。
第三,研究方法缺乏准确性。会计规范研究方法侧重的是定性的分析,无论是利用归纳法还是演绎法进行理论研究时,都是对事物的定性分析而忽略了对其进行定量分析。
第四,不关注会计主体的本身行为做法因素,忽略了会计信息是可以引发一系列的经济结果的,只是将不同会计环境中不同利益个体机械堆砌为一个整体,从而得出堆砌在一起适用于各种个体的论断。
2、 会计实证研究方法的优缺点
(1) 会计实证研究方法的优点
首先,会计实证研究方法重点关注“是什么”而不仅仅关注“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所看重的是事实实际,而不仅仅是主观上的抽象,是采用客观中立的方法对问题进行研究而不是价值判断的方法。
其次,会计实证研究方法使用大量的客观数据作为研究的基础,增强了客观的说服力。这种方法采用与时俱进的定量分析技术,获得精准度更高的实证分析结论。
最后,实证会计研究方法与会计实务相结合,对实践工作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就是说,实证会计研究方法是通过系统的收集数据来获得现象和做法的证据。
(2) 会计实证研究方法的不足
实证会计研究方法虽然具有规范会计研究方法所没有的优越性,但它自己本身的特质决定了它本身也有一定缺点,最主要表现在下面:
第一,会计研究人员的教育背景、社会人际关系以及生活观和价值观难免会夹杂在实证研究的过程当中,这多多少少会对实证研究的客观性、可靠性造成一定的影响,使得其所使用的理论模型和所研究的课题的选择带有主观性。
第二,实证会计研究方法有时候会过多的强调数据的模型化。这种模型化的盲目性,是“为实证而实证”,经常会选择性的忽略掉一些次要的因果关系,从而简化模型,导致一定的系统偏差,使得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降低。
第三,实证会计研究方法在研究上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也就是说,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建立在以往的大量的数据当中。这使得得到的数据是过去的数据,得到结论是与过去相关的结论,这种结论未必能够对未来的预测产生很好的解释作用。
第四,实证会计研究方法总是试图用有限的数据得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从而实现对现实的解释作用。这种思想指导下得出的结论难免会带有一定的概率性或者偶然性,从而降低了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精确程度。
(二) 会计规范研究方法与会计实证研究方法的联系
新的会计理论知识的获取,是会计规范研究和会计实证研究完美融合的产物。它们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地方:
1、 会计规范研究方法与会计实证研究方法是互补的关系
会计理论研究中的这两种方法虽然存在着重大不同,但是二者并非完全相互排斥的有你无我的关系,而是相互关联,彼此补充的关系。实证研究方法虽然建立在大量的客观的数据基础之上,但是其进行假设检验、模型选择、数据选择、结论分析与预测等都离不开规范性研究方法的价值判断。同样地,如果只有规范研究而没有实证研究相辅助,则缺乏客观的事实支持。
2、 会计规范研究方法与会计实证研究方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无论缺少哪种研究方法,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论都是不完善的,要用辩证统一的观点认识这两种不同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只有将两者统一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才能使得会计学科的相关研究更上一层楼。可以说是它们从不同的层次和不一样的角度对客观存在的事物的运行规律进行反应。
三、 目前会计研究方法中的主要运用
在现实中,有多种多样的问题出现。正如哲学上的方法论所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对于不同的会计理论问题需要根据研究的目的考虑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
(一)会计规范体系的建立需要侧重采用规范会计研究方法
会计规范体系包括法制方面、道德方面和会计准则规范方面等多种具体的规范形式。会计准则体系的制订过程,需要以抽象地基本原理作为基础,进行有关的概括、汇总及归纳研究。通过会计规范研究方法人们对企业会计准则的性质、内容、制定程序和层次结构及基本功能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需要会计规范性研究方法
就目前而言,我国内部控制的规章制度尚不完善,仍有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对这些制度的制订,理论界主张以相关的法律规范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利用会计规范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从而保证内部控制制度的逻辑一致性。
(三)资本市场的研究需要侧重采用实证会计研究方法
大量数据的涌现,使得资本市场上出现了难以依靠规范法单独解决的问题。而会计实证研究方法的出现无疑为这种难题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资本市场的发展为会计实证研究方法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尤其是对股价和会计盈余的资本市场上相关信息关系的研究,会计实证研究方法已经成了众多学者探求解释资本市场如何以及为什么对会计报告作出反应的无可厚非的选择。
综上所述,在现今会计理论发展过程当中,会计规范研究方法与会计实证研究方法是互相依存、彼此渗透的关系。会计规范研究方法是基础,而会计实证研究方法是结合一定的规范性研究进行的,需要有会计规范性研究方法的支持。总之,规范性的研究对于会计实证方法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只有通过细致的理论分析,才能对问题有所识别和认识,进而明白其中的作用机理,从而明白变量之间的关系,为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如果缺乏相关的理论的分析,盲目的进行建模分析,只会得到一些无意义的统计数据 而没有实质性的实际意义,甚至会对理论研究产生误导。所以,在今后的研究当中,一定要结合两者的优点,共同应用于实际的问题的解决过程当中。
参考文献:
[1] 袁 迎. 论会计研究方法――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J]. 财务会计,2012-01(下):21―22.
[2] 许腾晖. 对会计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争议的科学哲学思考[D].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3:I.
[3] 章道云. 论会计理论研究[J]. 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11-03,22(1):55.
Abstract: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KMV model and statistical method, applied with much fiscal data to forecast the parameter of KMV model, the paper simulates the distance to default and the EDF for non-listed companies and calculate the probability of default.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sampl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 of T distribution and "fat tail", the distance to default has a more precise ability to distinguish the credit risk, the EDF which based on fiscal data can reveals the degree of credit risk precisely, the model based on bond market data and fiscal data have the same precision for the default risk estimation.
Key Words:credit risk,KMV model,distance to default,probability of default,EDF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8-0022-04
一、引言
自1989年Kealhofer、McQuown和Vasicek开发了KMV模型以来,全球学者就此开展了广泛的研究。Jeffrey R.Bohn(1999)发现企业信用质量中等和较低时,信用分布更多地与平均的EDF(预期违约频率)相符。Stefan Blochwitz等(2000)将KMV公司开发的非上市公司模型和德国使用的财务比率方法进行比较,结果表明KMV模型准确性较高。Crosbie等(2003)对KMV模型作了进一步的完善。Dwyer等(2004)对非上市公司的KMV模型进行了优化和完善。国内,张玲等(2004)对我国的ST和非ST上市公司信用风险进行了研究,表明参数调整后的KMV模型能够提前4年识别上市公司整体信用风险变化趋势。戴志锋等(2005)基于KMV公司的非上市公司模型,根据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所形成的参数,对某商业银行非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进行了研究。陈东平等(2007)用上市公司在某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不良率替代其违约率,拟合得到其与违约距离的函数。
国际上对KMV模型的研究已很深入,而国内主要针对上市公司及其数据开展了KMV模型的实证研究。同时,由于世界各国的违约模型无法通用,因此需要单独研究适用于中国(尤其是针对非上市公司)的违约模型。此外,目前学者们主要通过对特性相近的非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进行匹配,再运用上市公司的市场数据来实现KMV模型的参数估计,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样本数量有限,且资本市场成熟度不够,所以该方法的有效性、可行性存在一定制约。
鉴于此,本文尝试直接运用非上市公司多年的财务数据来估计企业真实价值及波动性,进而估算模型的参数,以确保模型具有较好的有效性和稳定性。该方法不仅探索了新的模型参数估计技术,而且拓展了模型的数据来源及使用空间。
二、模型原理
基于KMV模型原理,本文模型的函数公式如下:
其中, 为无风险利率(漂移率),为公司资产收益的波动率,是标准维纳过程,为公司最初价值。
本文采用统计方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不同参数有多个估计公式备选。
(一)资产价值、 和 的估计
基于公司会计报表,采用三种方法估计:年初的账面资产价值;最近几年资产平均值 ;年末账面资产价值 。漂移率,用非上市公司最近几年账面资产收益率的均值来估计。资产收益波动性 ,用账面收益率的方差来估计。这些参数的估算方法与KMV模型的估计方法有显著差异。
(二)违约点DP的估计
采用三种方法估计DP。
一是KMV方法,如果,则
是公司长期负债。二是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总和。三是两倍的短期负债和1/5的长期负债。
(三)违约距离的估计
采用两种方法来估计违约距离。
定义公式:
理论公式:
违约距离是公司资产价值在风险期限内由当前水平降至违约点的相对距离,反映了公司到期偿还债务可能性的大小,其值越大,到期发生违约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则反。
(四)经验的预期违约频率 EDF(Expected Default Frequency)
由于实际的违约率存在“肥尾”现象(非正态分布),因此必须通过构建违约距离与违约率之间的函数关系,拟合得到经验的违约率数值。本文采用统计公式构建违约距离DD与经验EDF值之间的映射关系。
三、实证研究
本文筛选提取了某商业银行2000―2005年19万多个公司的信用等级、会计报表数据,综合利用SPSS、MATLAB等软件,运用统计方法对历史数据进行了KMV模型参数估计,测算得到经验EDF值,并对模型进行有效性检验。
(一)违约点DP的统计特性
借鉴国外的研究结果,本文对19万样本及违约公司的负债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详见图1至图3(限于篇幅,以2004年的数据为例)。
实证表明:违约样本的负债具有三角分布的特性,不存在国外“当预期资产接近短期负债和1/2的长期负债时,公司违约的可能性比较大”的实证结论。
(二)模型参数估计方法的确定
依据以上参数的多个估计方法及方法的组合,共可形成18个备选模型及测算结果。实证表明,各种方法得到模型结果(违约距离DD和经验EDF)虽然存在少许差异,但统计特性非常一致,且模型违约率与真实统计违约率具有高度秩相关,进而说明模型拟合结果具有显著的风险标识度。为与国外KMV模型进行比较,本文最后确定的模型,其参数估计方法为:预期资产价值选用,违约点选用KMV方法,违约距离选用理论公式。由此,本文可对模型生成的经验EDF进行实证比较研究。
(三)违约距离DD的分布特性
目前,对于违约样本的分布,理论上假设为正态分布,实证上由于缺乏数据,尚没有公开的函数表达。鉴于实证上 ,因此获得DD的概率分布,也近似得到了EDF的概率分布,因此图4表明了违约样本的概率密度分布状况。
其中: 是样本量。
表1表明,概率分布函数的拟合精度非常高,呈显著的T分布,且多年的统计规律非常稳定。函数参数的数值有效性较高且变动不大,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不同年份企业的违约距离(违约率)存在一定的波动性。
(四)经验EDF的估计
由于DD的非正态性会导致理论模型违约率与实际违约率差异非常大,因此只能通过拟合DD与统计违约率之间的函数关系来估计经验EDF,以得到模型结果。
采用生长曲线进行函数拟合:
实证表明,DD和经验EDF之间的统计规律非常稳定,相关度很高;且参数的少许变动说明不同年份的违约率存在波动性。由此,根据DD和经验EDF函数关系,通过对多年的函数参数进行回归拟合和趋势外推,可得到单个公司的模型违约率,进而可估计整个样本的违约概率及分布。
(五)模型违约率的统计特性
根据经验EDF的函数模型,计算得到单客户的模型违约率,其统计分布特性见图6,发现违约率显著遵循T分布,且“尖峰”和“肥尾”的特性非常显著。
(六)模型的检验
应用累计准确度CAP(Cumulative Accuracy Profiles)、准确比率AR(Accuracy Ratios)可对经验模型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累计准确度,通过绘制模型的判别力曲线(power curve),得出在不同样本百分比情况下违约样本的判别准确率,亦即:,其中:A为经验模型曲线与随机模型曲线围成的面积,B为理想模型曲线与经验模型曲线围成的面积(理想模型曲线为图7的左边界和上边界形成的折线)。
判别力函数为:
准确比率为:
实证计算2004年经验模型的AR=0.6219,亦即模型的完全判别准确率为(1+0.6219)/2=81.10%,此精度与国外的KMV公司商业化模型的精度接近。
四、结论
本文运用统计方法,利用公司财务数据对KMV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由此得到的模型违约概率,其实证拟合度较高,数值的适用性较好(原始数据未作大量筛选,模型的鲁棒性较好),且多年的实证计算结果表明模型方法比较稳定。公司账面价值的变化可以成为收益波动率的一个有效标度;会计数据可有效地直接用于期权模型进行参数估计,进而表明基于会计报表数据的违约风险模型与基于资本市场数据的模型在实证上具有近似的有效性。对于中国的非上市公司,该模型采用的违约点、违约距离可有效地标识和计量信用风险,且参数的统计估算方法避免了由于资本市场数据缺失或失真所带来的模型研究及运用困难,进而该模型可运用于中国商业银行日常风险管理。但是,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某商业银行的数据产生的模型结果,因此其使用的外推性面临相应的局限,同时对于违约率的波动性尚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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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股票价格千变万化,涨跌无常,究其原因,是因为股价受多种因素响。在这些因素中广大投资者能够直接或频繁使用的是公司对外公布的会计信息,因此对会计信息的影响作用和影响程度进行分析和验证对投资者是十分必要的。会计提供的会计信息是股票市场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影响股票价格的直接因素,也是广大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和来源。
二、文献综述
这一领域的研究始于Ball,Brown(1968),Beaver(1968)他们用实证方法证明了会计盈余与股票价格存在相关联系。Ohlson(1995)对计价模型观的创立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将股票与账面价值、异常盈余、其他非会计信息联系起来,他所建立的评估模型可由当期的财务报表及其他信息来衡量企业的价值。Collins,Maydew and Weiss(1997)引用剩余收益模型作为他们理论的基础,建立了会计盈余,净资产账面价值和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模型。Penman(2001)认为只有符合质量的会计信息才能够预测企业未来的价值,在此后的许多学者致力于研究在复杂环境下会计信息的有用性。Cheng and Yang(2003)检验了在极端样本下,会计信息和股价的之间的相关性。
在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始于吴世农、黄志功(1997)以实证方法分析上市公司盈利信息报告与股价变动的关系,探讨投资者行为,进而研究上海股市的效率问题。赵宇龙(1999)通过对深沪股市中上市公司会计盈余(及其披露)的市场反应的实证研究,分析了会计盈余信息在我国证券市场是否具有决策有用性。吴联生(2000)认为会计信息是投资者所需要信息中具有专业特点、不易为广大投资者所理解的一种信息。李寿喜(2004)在《会计报表信息与股价相关性之中美差异比较》这篇文章中考察我国股市自1993—2002年共10年的历史中,会计信息在股息定价所起的作用,投资者如何利会计信息修正自己的预期,同时与美国成熟市场比较,分析我国股市在转轨经济时期所具有的特征。
三、模型的建立
(一)变量的选择
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会计信息具体分为反映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反映上市公司偿债能力的会计信息,反映上市公司营运能力的会计信息和反映上市公司发展能力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现金流量的五大类会计信息,同时通过对这些细分后的会计信息与股价反应的研究,会得出一些有用的会计信息指标,进而运用这些会计信息指标建立与股价的模型,为投资者在股票投资过程中充分利用会计信息进行股价的预测分析提供借鉴。
进行实证研究所选取的会计指标应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公司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所以本文在以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了反映盈利能力的: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反映企业发展能力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反映企业运营能力的:总资产周转率;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反映企业现金流量的:每股现金流。以往的文章在指标的选取上不是很全面,本文选取的指标较全面概括了企业披露的五类信息。
(二)样本的选取和数据的来源
本文选择研究的对象是年报披露的会计信息与股价反应,本文的数据选择上证50中19支股票(剔出了50支股票中的金融类企业,因为金融类企业的财务指标与其他企业有差异,并且剔除了从2008年1月,2008年4月30日分配股利的公司,因为分配股利使得股价不具可比性所以最后只剩下19支股票)披露的2007年度财务报告的数据。选择的股价为07年结束后至4月30日每股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均价(因为股价对财务信息的反应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此本文选取了加权平均股价),该价格用Y表示,为了能和财务指标建立联系,需要对该价格取对数。设X0=每股收益,X1=净资产收益率,X2=总资产报酬率,X3=营业收入增长率,X4=净利润增长率,X5=总资产增长率,X6=总资产周转率,X7=流动比率,X8=资产负债率,X9=每股现金流。(数据来源和迅网)
(三)建立模型
用EVIEWS软件,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模型的估计
(四)模型的检验
取显著性水平为0.5,T检验X3,X7,X8,X9的T值不能通过,剔除这些变量,剔除变量后剔除后T检验全部通过
R-squared=0.744995 Adjusted R-squared=0.617493
模型的拟合优度不是特别理想,但是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F检验通过,DW检验通过,怀特检验通过。
四、模型的经济意义和结论
模型为Lny=0.3148X0+0.2793X1+0.3912X2+0.0711X4+0.0158X5+0.0044X6
从模型上看X0,X1,X2对Y的影响比较大,其中X0=每股收益,X1=净资产收益率,X2=总资产报酬率,都是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因此可以看出,一个企业的盈利能力是影响企业股价的主要因素。模型中的X4,X5对于Y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如X0 ,X1,X2那样明显,X4=净利润增长率,X5=总资产增长率,都是反映企业发展能力的指标,因此可以看出,企业发展能力对公司股价也有一定的影响,最后的X6为总资产周转率是反应企业经营效率的指标,对Y的影响作用很小。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指标和反映企业现金流量的指标从建立模型的过程中被剔除掉了,因为和Y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本文建立了年报披露的会计信息与股价反应的回归模型,对模型的分析反映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和反映上市公司发展能力的会计信息是影响股价的基本会计信息,具有对股价较大的影响作用。反映企业的经营效率的指标也对股价有轻微的影响。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投资实践中,反映公司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的这两类会计信息是投资者基本考虑的信息,同时要增加对企业经营效率指标的关注程度”。
五、展望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4)04-0036-04
大学生专业承诺是指大学生认同所学专业并愿意付出相应努力的积极态度和行为,由情感承诺、继续承诺、规范承诺和理想承诺四个部分构成。情感承诺反映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感情、愿望;继续承诺反映大学生出于自身素质、能力以及毕业后的工资待遇等经济因素而愿意留在该专业学习;规范承诺指大学生认同所学专业的规范和要求,留在所学专业是出于义务和责任的考虑;理想承诺反映大学生认为所学专业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1]。学生的学习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离不开对大学生学习心理的研究,大学生专业承诺是反映大学生积极学习的一个重要综合指标[2],直接影响着大学生对专业的学习态度,是大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重要的心理基础[3],直接影响学生对学习的投入[4]、学习生涯管理[5]、学习效果、专业满意度[6]。法务会计作为法学专业的特色方向①,旨在培养能够综合运用会计、审计、法律知识,解决法务会计实际问题,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本研究旨在研究法务会计本科生的专业承诺状况,探寻该专业学生的专业学习态度,为法务会计教学与教育工作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
对象: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南京审计学院法学院346名法学(法务会计)在校本科生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320份,其中男生68人,女生252人,大一66人,大二107人,大三72人,大四75人。为了比较法务会计学生与法学学生专业承诺水平,选择169名法学本科生用相同问卷进行调查,其中男41人,女128人,大一53人,大二50人,大三30人,大四36人。
工具:采用连榕等编制的大学生专业承诺调查量表[7],该量表分为四个维度,即情感承诺、理想承诺、规范承诺和继续承诺,共由27个题项构成,每个题项采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5点记分,得分越高说明专业承诺水平越高。量表的Cronbach a系数为0.927。本研究中Craonbach a系数为0.927。在本量表的基础上,笔者加入了一些人口学变量以及一些有可能影响专业承诺的题项。
数据收集与处理:采用不记名方式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并当场收回。数据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法务会计本科生专业承诺的整体状况一般
由表1可以看出,法务会计本科生专业承诺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中间值3),整体水平不是很高,规范承诺水平最高,继续承诺水平最低,其中情感承诺、理想承诺、规范承诺高于中间水平。
表1法学(法务会计)本科生专业承诺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结果与其他研究结果达成一致[8]。规范承诺得分最高,说明法务会计本科生认同本专业规范和要求,认识到自己学习该专业的使命;情感承诺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说明学生对本专业的认同感较高,能形成积极的专业动机,更加愿意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来;理想承诺水平处于中间值,说明学生对该专业能否发挥自己的潜能与特长,能否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持不确定态度;继续承诺得分最低,说明该专业学生对以后是否愿意留在该专业学习和工作持不太确定的态度。法务会计本科专业承诺的上述状况,分析其可能原因有以下两点。
其一,学生对法务会计专业方向了解有限。21世纪初,国内部分高校才逐步开始探索法务会计人才培养,被学生接受和认可需要一个过程。很多学生认识到该专业方向发展潜力,愿意努力学好该专业方向,但对该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及就业方向了解不深,因而影响学生对该专业方向的认同度和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积极性,表现在专业承诺总体水平虽然处于中等偏上,但整体上并不是很高。
其二,尚未成为独立专业,影响学生对该专业方向的正确判断。目前国内高校的法务会计教育,是在法学或会计学下设的一个方向,虽然其人才培养方案与传统的法学或会计学有很大差别,但并不是独立的专业。这让学生感到困惑,影响其对未来职业发展前景的判断,对该专业能不能真正被社会所认可表示出担忧,对以后从事具体何种性质的工作以及考取哪个门类的研究生不太确定,因而其继续承诺水平得分最低。
(二)不同性别、生源地、文理科学生专业承诺的水平差异不大
以不同性别、高中时的文理科、不同生源地为分组变量,分别就专业承诺各维度及总体状况进行差异比较(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2。男女生、文理科学生、不同生源地的学生在专业承诺总分和各维度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p>0.05)。
其原因如下所述。其一,性别角色对该专业认知影响不明显。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女生的情感承诺和规范承诺水平比男生高,而男生的理想承诺和继续承诺比女生高,但总体上男女生的专业承诺差异不显著,这与吴兰花[9]、谭雪晴[10]、舒刚[11]等人的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由法务会计的复合性所决定,男女对其认识上很少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对其了解多是通过外界渠道而得知,因而其专业承诺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其二,生源地对学生的专业承诺影响不显著。来自县镇的学生专业承诺水平最高,城市学生专业承诺水平最低,这可能是来自县镇的学生对法务会计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他们由县镇一级地方来到城市,对自己的将来充满希望,比城市学生更加遵循学科规范,更愿意去接受它。 其三,文理科学生各有所长。法务会计的课程设置上,既有文科层面的又有理科层面的,文理科学生可发挥各自所长,因此其专业承诺水平差异不显著。
表2不同人口学变量在专业承诺及各维度上的状况
(三)不同年级学生的专业承诺水平参差不齐
对各年级的专业承诺水平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可看出专业承诺的四个维度及总体水平均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p
表3不同年级的学生在专业承诺各维度上的差异比较
多重比较中数字1、2、3、4分别代表大一、大二、大三、大四;*p
法务会计本科生的专业承诺总体水平呈现从大一至大三逐渐下降,这与连榕[12]、罗亚莉[13]、谭雪晴[14]等人关于大学生专业承诺水平的研究结果一致,但不同的是大四的专业承诺水平最高,大一次之。其原因可能是:其一,大一学生对新的大学生活充满学习热情,大三学生有迷茫。大学生刚考入大学,是人生的新开始,对将来的大学学习充满希望和信心,且学校在入学后进行了相应的专业思想教育,他们的学习相对比较主动,积极性较高。而大三的学生一方面课业任务重,慢慢地对学习产生了厌倦感,对教学常有不满意的情绪,时有逃课等现象。另外面临 “分流”的困惑,一部分学生选择侧重于法学方面的课程,如准备司法考试;一部分学生选择侧重于会计学方面的课程,如报考会计从业类的考试。这样的课程选择是体现专业个性化发展的有益尝试,但是,若学生对专业了解不深刻,却容易在面临选择时产生对专业认识的茫然和无所适从,因而直接影响其对专业的正确判断,甚至对以后是否能从事法务会计相关工作表示出了担忧,进而影响了其对专业学习的热情愿望。
其二,大四学生对本专业更热爱。一方面,大四阶段,经过系统的专业学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阶段,学生对专业更了解,对专业定位也更准确,在就业上比传统法学就业形势更好,逐渐认识到法务会计的魅力所在,因而更自信,认为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另一方面也提示大一、大二、大三进行专业思想教育尤为重要。根据本调查结果显示,大一最不了解所学专业,大四的了解程度最好,其次是大三和大二,这进一步印证了学生对法务会计的认知程度,是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才逐渐清楚该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以及课程设置情况,进而巩固了自己的专业思想。
(四)法务会计方向与法学专业本科生专业承诺的差异比较
对法学和法务会计学生的专业承诺进行T检验,结果见表4。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情感情承诺、规范承诺和总承诺水平上,法务会计学生的得分比法学学生的得分低,差异达到显著水平(p
表4法务会计与法学专业学生在专业承诺各维度上的差异比较
法务会计本科生的专业承诺水平显著低于传统法学专业学生的专业承诺水平,原因分析如下。
其一,法务会计学生专业学习任务重。由法务会计人才需要决定,在其人才培养方案中,要求修完相应的法学类、会计类、审计类、数学类等课程,这样势必比传统法学类学生要修的学分多,其课业负担重,学习压力大,可能会削弱学习动机,进而影响学生对专业的认同感,影响其专业承诺水平。
其二,法务会计学科属性的困惑。 法务会计作为新兴的专业方向,一方面有研究分析其发展的可行性[15],另一方面,法务会计人才培养在我国发展又有其发展的局限性[16],如在学科设置上法务会计究竟从属于法学还是管理学,给学生感觉既学法学也学会计学,但两者学得都不够精通,因而影响其对未来专业发展及职业去向的判断,进而影响其专业承诺水平。
其三,选择的迷茫。经访谈及开放问卷调查发现,许多学生到大三其实已经面临专业上的“分流”,见上文所述。而传统法学专业的学生并不需要面临这些问题,专业发展体系已比较成熟,他们有很清晰的专业认知,且文科类的课程相对来说较轻松,因而专业承诺水平比法务会计学生高。
(五)法务会计本科生专业承诺的影响因素
在本研究中,设置了学生对所学专业的了解程度、对人才培养方案的了解程度、对所学专业就业前景的预期、对所学专业与自己兴趣的符合程度以及专业课程的教学氛围等题项,以便考察这些因素与专业承诺的关系。通过相关分析发现以上五个项目与专业承诺总水平的相关系数在0.543―0.715之间,均达到显著水平。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因素对专业承诺的影响关系,以专业承诺总分为因变量,以上面所述项目为预测变量,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以上五个项目是专业承诺的有效预测变量,对专业承诺均有显著预测能力,共可有效解释专业承诺66.2%的变异量。从每个变量预测力的高低来看,对专业承诺最具预测力的为“与自己兴趣的符合程度”,其解释变异量为51.2%,其次为专业课程的教学氛围、对所学专业的了解程度、对所学专业就业前景的预期、对所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目标的了解程度,预测力分别为8.7%、3.7%、2.2%、0.4%。从标准化的回归系数β值来看,五个变量对专业承诺的影响均为正向的。
所学专业与自己的专业兴趣越符合,专业课的教学氛围越好;对所学专业及人才培养方案越了解,就业前景预期越好,其专业承诺水平就越高,学生对所学专业就更热爱,更愿意付出相应努力。其中专业与自己兴趣符合程度对专业承诺的影响较大,若符合自己的兴趣,学生就更愿意为之积极主动付出努力。同期的调查中发现,仅有20.1%的学生认为选择该专业是因为符合自己的兴趣。专业兴趣不是静止不变的,可以在后期的不断学习中培养。调查中发现大四学生认为该专业与自己专业兴趣符合程度比大一要高,因此,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提高学生的专业承诺水平特别重要。本文调查结果显示,对法务会计越了解,对其人才培养方案越了解,其学习往往也越主动,也越认同所学专业,进而更愿意为之付出努力。
课堂教学氛围也影响学生的专业承诺水平,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学习兴趣还不是很明朗的学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此时若教师注重课内课外专业学习引导,会使学生对专业学习充满好奇,逐渐认同所学专业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专业内学生的学习氛围,也影响学生的专业认同和喜爱程度,大学生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学习中,对于专业的看法和认同程度会受到周围同学的影响,甚至会逐渐一致[17]。专业的就业前景是学生最关心的问题,直接影响他们的学习情绪。毫无疑问,只有对专业将来的就业前景感到有希望,才会让学生产生专业学习的自信和动力。
三、提高法务会计本科生专业承诺的建议
(一)做好专业认知教育
根据上文研究结果显示,学生对专业的了解程度对其专业承诺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因而应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学生对法务会计专业方向的了解。做好招生宣传,利用招生契机做好学生入学前的专业认知教育,尽量使学生在选择该专业时真正了解该专业,进而调整自己的兴趣,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入学后在不同的年级阶段进行主题鲜明的专业教育,如大一阶段,进行专业认知教育,了解专业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大二阶段,进行相应的选课指导,区分核心课程和拓展类的课程,以方便自己根据课程性质进行系统学习;大三阶段要做好职业生涯指导及考证指导,针对学生专业选择分流上的困惑给予指导;大四阶段要做好毕业论文指导和相关就业指导,使学生真正理解该专业方向的核心竞争力。通过阶段性的专业认知教育和指导,不断培养、调整和巩固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同时,法务会计作为新生事物,被社会认可需要一个过程,所以高校要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群体或企事业单位宣传法务会计人才培养的特点及专业发展的必要性,加大人们对法务会计的了解力度,进而使该专业学生树立专业自信。
(二)优化课程设置,营造良好教学氛围
专业的教学氛围直接影响专业承诺水平,提高教学氛围,首先要优化课程设置,突出法务会计核心和特色课程,适当减少低效率的课程重复和叠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进而提高专业承诺水平。其次,加强实践教学。在本研究相关的开放问卷调查中,有近60%的学生表达出希望学校能加强法务会计实践教学,须加强课内课外实践教学,安排足够的时间让学生进行实践,提高学生综合运用法务会计知识的能力,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努力营造良好学风,树立优良学习榜样,教学相长,形成良好的专业学习氛围,以优良学风带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专业承诺水平。
注释:
①法务会计目前在国内尚不是独立的国民教育专业,国内高校一般在法学或会计学专业下开设法务会计方向,专业名称为法学(法务会计)或会计学(法务会计),但其人才培养目标基本一致,都是培养具备法学、会计学、审计学等知识的法务会计人才。本研究中,为方便起见,将法学(法务会计)方向简称为“法务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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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6-0-02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及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一大批市场前景良好、成长性强、发展速度快的企业也逐步走入中国股票市场,上市公司数量急剧升高,这些成长性良好的公司为了进行IPO或者维护自己在股票市场的一席之地是否会进行更多的盈余管理?
2006年,我国会计制度变更引起了股票市场的轩然大波。国家为了规范我国市场环境,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而更改了原有的会计准则。已有研究表明,减值前亏损的公司会以转回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来避免亏损,减值前盈利的公司会以转回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来避免盈余下降(赵春光,2006)。他们认为06年2月15日颁布的《资产减值》准则,规定已确认的资产减值不得转回理应在相当程度上从会计的确认,计量,披露和职业判断中缩小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选择空间,限制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可能。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现行会计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减小盈余空间的同时也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所需要从业人员职业判断的另一些方面给上市公司留下了盈余管理的余地,甚至扩大了上市公司管理当局的操作空间(宋昌英,2010)。那么,新会计准则到底对公司盈余管理有怎样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的验证。
所以,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1.2006年会计准则的变更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2.将盈余管理区分为正向盈余管理和负向盈余管理。第一点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回顾
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资产减值》准则,规定已确认的资产减值不得转回,沈烈等(2007)研究表明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既是制约与反制约关系,也有利用与反利用的关系;赵春光(2006)在研究中表明,在相当程度上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从会计的确认,计量,披露和职业判断中缩小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选择空间,限制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可能。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现行会计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减小盈余空间的同时也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所需要从业人员职业判断的另一些方面给上市公司留下了盈余管理的余地,甚至扩大了上市公司管理当局的操作空间(宋昌英,2010)。整体上的研究结论表明,会计政策变更以后,从会计的确认,计量,披露和职业判断中缩小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选择空间,限制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可能,同时对无形资产进行的确认和摊销方法的改变、有条件地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和固定资产折旧方式的沿用以及对会计人员的职业素质要求的提高均为盈余管理提供了新的空间,至于其制约与反制约的关系(沈烈和张西萍,2007)到底如何,还少有研究。
三、研究设计
琼斯提出非操纵性应计利润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营业收入和固定资产水平。营业收入的变动导致企业的应计利润变动,固定资产会产生折旧从而带来应计利润的减少,本文的基本模型如下:
(1)
其中,它是企业第年的总应计利润;是企业第年的非经常性项目前利润;是企业第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是企业第年的非可控应计利润;是企业第年的总体资产;是企业第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与第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之差;是企业第年的固定资产原值。
运用模型(2) ,可以得到每个公司每年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
(2)
其中, 分别为模型(1)中 的估计值。这样,运用模型(3) 即可得到公司盈余管理的替代指标操控性应计利润:
(3)
通过模型(4)和(5)来检验假设:
(4)
(5)
其中, 分别为公司正向和负向操控性应计利润,它们分别是公司正向和负向盈余管理水平的替代指标。表示公司规模,等于公司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表示公司财务杠杆,年末负债总额除以年末资产总额;表示公司盈利能力,当年税后净利润除以年末资产总额;表示公司投资机会,年末公司市场价值除以账面价值;公司滞后一期的应计利润;表示公司是否为进行了会计准则的变更的哑变量,如果公司会计未变更,则=0,如果公司会计变更,则=1。
四、实证结果
将整理好的数据运用STATA进行四次线性回归,首先不引入变量得到对应的,再在模型中引入变量得到另一组,回归结果整理如下表1:
表1 回归结果
注:***1%水平上显著;**5%水平上显著;*10%水平上显著
上表展示了新旧会计政策下公司正向操控性应计利润()和负向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回归结果对比。从正向操控性应计利润()回归结果来看,通过不考虑会计制度变化和考虑会计制度变化的对比,发现会计政策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新会计政策下企业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显著高于旧会计政策下企业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这与假设一致。这与企业在新会计政策下利用关联交易、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合并会计报表范围的变动、长期投资核算方法的变更、非经常性损益、收入费用的确认、资产重组等方面进行利润调增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从负向操控性应计利润()回归结果来看,我们发现会计政策变量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表明新旧会计政策下企业的负向盈余管理水平没有显著的差异,与假设相符。新旧会计政策对于企业的负向盈余管理控制并没有像对正向盈余管理控制那样严格。
五、研究结论
实证结果显示,新会计政策下,企业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要高于旧会计政策下企业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但新旧会计政策下企业的负向盈余管理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这与宋昌英(2010)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结论基本相同,但本文还从正负向盈余管理的角度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新会计政策下,企业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要高于旧会计政策下企业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这与企业在新会计政策下利用关联交易、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合并会计报表范围的变动、长期投资核算方法的变更、非经常性损益、收入费用的确认、资产重组等方面进行利润调增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新旧会计政策下企业的负向盈余管理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说明新旧会计政策对于企业的负向盈余管理控制并没有像对正向盈余管理控制那样严格。
参考文献:
[1]薄仙慧,吴联生.国有控股与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益:盈余管理视角[J].经济研究,2009:81-91.
[2]沈烈,张西萍.新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J].万方资讯,2009:51-58.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企业对管理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读懂会计报表、根据会计信息进行决策是对管理人员的基本要求,因此,我国将会计学列为市场营销、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非会计管理专业的一门必修课,MBA教育更是将其列为一门主干课程。但在对非会计专业实施会计教学过程中,一直存在一系列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致使会计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差强人意,本文借助于问卷调查,探讨了非会计专业会计学课程的教学改革问题。
一、会计学课程教学问卷调查
1.调查的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为华中农业大学经管―土管学院非会计专业学生,调查专业涉及农业经济管理、土地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信息管理、经济学等专业。调查方式为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调查学生对会计学课程的了解程度及兴趣;第二部分调查学生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的满意程度。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 回收458份, 回收率 91.6%。
华中农业大学非会计专业的会计学教学主要由四位老师承担,统一备课、统一考试、考教分离、流水阅卷。教学内容主要是基础会计及财务会计,侧重点是会计核算,46学时的理论课程结束后还有一周的会计模拟实验,教师均采用多媒体教学,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辅以案例教学及少量的互动教学。
2.调查结果统计
(1)学生对会计学课程的了解程度及兴趣。调查结果表明,绝大部分学生在学习会计学之前对该课程不太了解,但并没有妨碍他们对会计学课程重要性的感性认识,大部分学生对会计学课程还是有兴趣的, 然而他们并不了解会计学与本学科的关系,因而教师在授课前应该向学生介绍会计学与经管类其他学科的关系,强化学生对学习会计学重要性的认识。
(2)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满意程度。调查结果表明,目前的会计学教材存在较大缺陷,已无法满足教学需要。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满意程度普遍不高,主要原因是内容太专业,另外,部分学生感觉教学内容与将来工作关系不大,提不起学习的兴趣。对非会计专业在教材选用和教学内容的编排上应有别于会计学专业, 如何站在管理的角度去引导学生学习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及知识,使会计核算、会计监督与企业管理相融合,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3)教学方式及手段的满意程度。调查结果表明,部分学生对目前的授课方式是不满意的,希望教师多结合案例教学,在课堂上多与学生互动,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引导学生思考。使用多媒体的教学效果相对而言比较好,但是大部分同学认为没必要开设会计模拟实验课,原因是会计模拟实验课使用的软件是针对会计专业的学生设计的,实验内容以会计核算为主,对非会计专业的学生而言太难。
二、问题分析
1.教学目的不明确,教学内容不合理
目的是行动的领航灯,只有明确了教学目的和培养目标,才能有的放矢,目前教师对非会计专业会计学课程的教学目的认识模糊,对会计知识与非会计专业的内在联系认识不够,加之对教学对象所学专业譬如市场营销、信息管理、土地管理等的内容缺乏必要了解,难以把握会计在各非会计专业的应用,在教学中无法将会计与特定的专业联系起来,只能就会计论会计,导致学生认为学习会计与专业毫不相关,纯属浪费时间,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打折扣,更谈不上学习兴趣。
由于没有明确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安排不合理,只是会计专业课的简单拼凑,主要包括会计的基本概念、会计核算方法、会计循环及会计报表的编制,重点是如何进行会计核算,非会计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不是做账,而是如何看账,因此对这类教学内容不感兴趣,另外在学生对企业运行情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讲授会计一系列的抽象概念及核算方法,学生很难接受,反映入门难,复杂的帐户对应关系容易引起其抵触情绪。
2.教学模式陈旧,教学方法失当
在教学过程中,仍然没有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教师没有充分考虑学生从未接触过会计、学习时间短等实际情况,一味“填鸭式”灌输会计理论知识,枯燥乏味,而且实际案例较少,使学生感到会计高深莫测,从而产生畏难情绪。虽然安排了会计模拟实验来加强会计学课程的实践环节,以增进对会计学的感性认识,但是由于实验软件是针对会计专业学生设计的,主要训练学生的会计核算能力,对非会计专业学生而言太难,容易挫伤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三、非会计专业会计学教学改革对策
1.准确定位教学目标
非会计专业本科生的职业目标主要是各类单位的管理部门,由于这些岗位的工作都离不开会计信息的支持,因而他们必须懂得会计信息产生的过程和会计信息的基本经济含义,但不需要他们记账、算账。因此,非会计专业会计课程的教学目标应该是使学生了解会计信息的产生过程,在理解基本理论和操作方法的基础上,掌握会计信息分析的基本方法与技能,了解会计核算方法,能解读有关财务报表,理解报表直接传递和间接隐含的信息等。培养学生掌握会计特有的思维方式,注重会计信息的获取、会计知识和方法在管理中的应用,学会如何把会计作为一种经营工具,运用会计信息做出生产、营销、投资、融资或其他商业决策,从而改善和推进企业的管理工作。以适应将来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需要。
2.调整教学内容
非会计专业会计学的教学目标是将学习者培养成为合格的会计信息使用者,而不是会计信息的生产者,因此教学内容不应该特别强调会计核算方法,应在兼顾会计基础理论的基础上,侧重掌握会计与经济活动的联系以及会计信息的分析技能。具体而言,基础会计部分只需介绍会计的基本概念、复式记账、会计循环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不介绍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等内容。涉及财务会计的内容应该改变按会计六要素来介绍会计确认和计量的教学方法,可按照会计要素涉及的经济业务流程来介绍会计核算和会计管理的方法,使学生从某种程度上了解企业的会计实务流程,这样更易于理解。企业的经济业务主要包括资金筹集、生产准备、产品生产、产品销售和财务成果及分配等。在主要经济业务流程中应结合上市公司的案例介绍会计核算与会计控制的基本要求、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对会计信息的影响,并将内部控制的概念和内容贯穿始终,使学生了解经济管理活动中哪些是应控制的关键点,如何运用内部会计控制来保证业务活动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及防止、发现、纠正错误与舞弊,以提高经营效果,尽量淡化一些抽象的、技术性强的会计核算。在报表部分可增加审计报告的阅读和利用,不要过于侧重会计报表的编制方法,而要详细介绍会计报表各项目的含义以及如何利用附表和附注,以及分析会计报表的方法与技巧,让学生能够看懂财务报表,能够从会计报表中获取他们需要的信息。
3.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
在全球经济政治一体化大潮的推动下,为了更好的为国际资本和贸易市场服务,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在准则的制定和更新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欧盟于2005年起要求其境内的上市公司采用IFRS这一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使得IASB拥有了一个重要的支持群体。同时,欧盟的这一决定也如催化剂一般促使其他国家加快采用IFRS的步伐。IFRS的成功的转轨并没有回答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究竟怎样。这一问题有待后期的实证检验来为我们提供相关的经验证据。本文从IFRS与股权投资者和IFRS与跨国资本流通两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
一、IFRS与股权投资者
Armstrong et al. (2010a) 通过分析2002年到2005年之间欧盟16次宣布可能采用IFRS的事件来检验股票价格在短窗口期的反应。研究发现在宣布可能采取IFRS的前后三天,市场累计异常收益显著为正,由此证明投资者认为采用IFRS为利好消息。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在采用IFRS之前信息质量较低和信息不对称性较高的公司而言,这种正面的反应更加明显。最后,研究还发现如公司属于成文法系辖区,则累计异常收益显著为负,表现出投资者对于较弱法治执行力的质疑。 Joos et al. (2013) 研究了2007年到2012年间美国资本市场对SEC宣布的十三件与采用IFRS相关的事件产生的反应。研究发现对于那些可以从采用IFRS中获益多的公司而言,投资者的正面反应更加显著,而对于诉讼风险较高的公司反应不显著。 Prather-Kinsey et al. (2014) 与Joos et al. (2013) 选取了同样的研究背景,但是重点关注持有美国存托凭证 (ADR) 的公司。研究发现投资者对于这些持有ADR的公司有显著的正面反应。
二、IFRS与跨国资本流通
Covrig et al. (2007) 研究了全球25, 000家持有非美国公司股票的共同基金持股情况,发现采用IAS之后,海外共同基金的持股比例显著增加。Khurana et al. (2011)对2003年到2007年间33个强制采用IFRS的国家进行研究,发现当这些国家采用IFRS之后,显著降低了美国投资者的本国偏见,而对于未采用IFRS的国家,美国投资者的投资偏好无显著变化。Shima et al. (2011) 进行了与Khurana et al. (2011)相似的研究,但采取的样本期间为2003年到2006年。研究发现美国投资者的本国偏好仅仅在那些执法力度较强的国家显著降低。Bruggemann et al. (2012) 通过研究在欧盟2005年强制采用IFRS后,法兰克福股票市场股东的市场反应。研究发现散户的交易数量显著增加,表明采用IFRS对个体投资者而言是利好消息。Florou et al. (2012)通过对2003年到2006年间机构股东的全球投资分布进行研究,发现与没有强制采用IFRS的国家相比较,机构投资者在强制采用IFRS国家的数量和持股比例均显著增加。Yu et al. (2014) 研究了在采用IFRS的过渡期间海外共同基金持股比例的变化。研究发现与未采用IFRS的国家相比较,采用IFRS国家的海外共同基金投资金额显著增加。
综上所述,尽管目前有关采用IFRS的各种实证研究并没能明确的告诉我们采用IFRS后资本市场预期的种种利好是否真正得到了实现。但十年间实证研究丰硕的成果至少揭示并强调了IFRS的采用其影响是不仅是多维度的,而且极为错综复杂。希望日后此类研究的不断深化成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发现和了解采用IFRS带来的各种影响及其内在的规律和机理。
参考文献:
[1]Louis Lowenstein, Financial Transparency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You Manage What You Measure, 96 Columbia Law Review (April 1996).
一、研究动机
根据结构主义的观点,审计市场的集中度低,事务所的数量多规模小,可能存在过度竞争的行为,“低价揽业”是这种过度竞争行为的体现。从目前的研究看,夏冬林、林震昃(2003)认为,无论从市场集中度看,还是从收费水平、利润率看,我国的审计市场都还是一个过度竞争的市场。王振林(2002)利用证监会调查问卷所得到的内部数据,对中国审计收费研究表明,在事务所变更当年,审计收费显著低于平均水平,说明事务所从事了“低价揽业”行为。据业内人士介绍,会计师事务所的确存在低价揽业行为。而刘斌等(2003)研究了2001年A股市场的审计收费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客户在更换审计师当年并没有出现“低价揽业”现象。李眺(2004)进行的价格竞争的实证研究,结论是我国审计市场不存在低价揽业的状况。可见目前我国审计市场是否存在低价揽业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仍然值得继续关注和进行研究。笔者以2003和2004两年深市A股市场的财务数据为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低价揽业”行为进行实证分析。
二、研究假设与变量设定
由于事务所转换客户需要一个学习成本,客户变换事务所需要一个转换成本,这样事务所和客户之间存在一种双边锁定关系。由于审计师预期能在未来的审计业务中获得“审计准租金”,因而在首次审计服务中会计师事务所预期能获得审计准租金的激励,出现“低价揽业”的现象。因此,提出研究假设,H0:在中国证券审计市场,会计师事务所存在“低价揽业”的激励,从而在发生审计更换时的审计收费明显低于正常的审计收费水平。笔者采用Simon和Francis(1988)的研究设计方法,将客户的审计费用作为因变量,客户的审计师更换作为检验“低价揽业”现象的解释变量,在控制了一系列影响审计收费的变量后,如果审计师在首期业务审计收费与其他未更换的审计师收费有明显的不同,并且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审计收费与审计师的更换呈负相关关系,审计师在首期业务审计收费中该变量在统计上应该是显著的。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
笔者通过跨区域的审计费多元回归模型来研究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在首次业务中从事了“低价揽业”行为。该模型使用了一系列变量来控制这些跨区域数据的不同所导致的审计费差异,如客户的规模、审计的复杂程度以及审计师需承担的审计风险(Simunic,1980)。在国外,这些变量的解释程度很高(R2高达70%以上),因此,该模型在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经受住了检验(Chen eta1,1993;Francis and Simon,1987;Craswell and Francis,1999)。
审计费的回归模型:Ly=by+b0+b1Lx1+b2x2+b3x3+b4x4+b5x5+b6x6+b7u1+b8u2+b9u3+b10u4+b11u5+ε
因变量:y=年报审计费;Ly=年报审计费的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x1=客户总资产;Lx1=客户总资产的自然对数;x2=纳入合并报表的子公司个数的平方根;x3=速动比率,即(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x4=(应收帐款+存货+其他应收款)/总资产X5=资产负债率,即(流动负债+长期负债)/总资产;x6=客户的净资产收益率;u1=虚拟变量,当审计意见为非标准审计意见时,取值为1,标准审计意见为0;u2=虚拟变量,当客户所在地区为北京、上海、广东时,取值为1,否则取0;u3=虚拟变量,当客户进行了中期审计时,取值为1,否则为0;u4=虚拟变量,当事务所为国际“四大”的成员所时,或除国际成员所以外的国内“所”时,取值为1,其余事务所取值为0(国内“所”的排名按客户业务收入计算的市场占有率排名前八名);u5=虚拟变量,当客户更换事务所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解释变量:控制变量x1代表了客户规模,客户的规模越大,审计费用越高,因此,预期符号为正;x2、x4代表了审计复杂程度,复杂程度越高,审计费用越高,因此我们预期其符号为正;x3x5x6代表了客户的财务状况,是审计的风险程度的衡量指标,其中x3x6越大,表明审计师所需承担的风险越小,因此预期符号为负;而x5越大,审计师需承担的风险越大,预期符号为正。
虚拟变量u1被引入以控制审计意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文献表明,对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客户,其审计收费更高。因为出具非标准意见将使审计师投人更多的时间来核实有关的问题,因此预期其符号为正。王振林(2002)的研究表明,中国市场的审计收费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上海、北京和广东这三地较其他地区更发达,因而审计费用更高。因而我们引入虚拟变量u2以控制这种地区差异引起的审计收费变化。虚拟变量u3被引入用来区别客户的中期审计情况。如果客户进行了中期审计,则在年审中审计师的工作量将会相应减少,从而使年报审计收费降低,因此,我们控制了由该因素所导致的审计费变动,预期符号为负。虚拟变量u4被引入以区别审计师类型,国外的研究文献表明,国际“四大所”被公认为是具有高声誉和高质量的事务所,因而收取了高于其他事务所的审计费溢价(Palmxose,1988,Beatty,1989;Teoh-and Wong,1993,Francisand Krishnan,1999)。很多对于中国审计市场的研究将事务
所按照市场占有率分为“所”和“非所”(Defondetal.,2000;Chan et a1.,2002)。因此,引入虚拟变量u4来代表国际四大所和国内前所。
解释变量u5被用来检验事务所在首期审计收费中是否从事了“低价揽业”行为。如果解释变量的系数为负数并且该变量在统计上显著,则说明审计市场存在“低价揽业”行为。本文的样本数据来源于巨潮咨讯网所提供的2003、2004年深市的A股市场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剔除了未披露审计费的公司、金融证券类以及管制类行业后,得到316家2003年深市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和317家2004年深市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笔者采用Eviews3.1统计软件对这两年的样本数据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四、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2003年样本数据中,共发生34起审计师更换,占总样本的10.78%,而2004年发生29起审计师更换,占总样本的9.13%。在选取的样本中审计师的更换比例差别不是很大。并且可能由于行业监管的加强,2004年比2003年审计师的更换呈轻微降低。从(表1)中可看出,就选取的样本来讲,2003年更换审计师的客户,其平均审计收费(y)为397502.2元(约39.75万元),大大低于未更换审计师的客户6273846元(约62.74万元),而2004年更换审计师的客户平均收费为506560元(约50.66万元),同样大大低于未更换审计师的客户的平均收费1346992(约134.70万元)。从描述性数据看,在2003年与2004年,更换审计组的客户总资产x1、纳入合并报表的子公司数的平方根x2、(应收帐款+存货+其他应收款)/总资产x4、资产负债率x5均低于未更换样本组,而其他财务指标与未更换审计师的客户财务指标相比,并没有共同的特征规律。
五、回归结果分析
我们使用上述的Logistic模型进一步进行分析解释变量与审计收费的相关性及显著性:2003年和2004年解释变量u5其系数分别为-0.090722和-0.147012,审计师的首次审计收费在2003、2004年呈下降趋势(表2、3),并且具有完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2003年p=0.0249,2004年p=0.0127)。另外,变量符号与预期的方向一致。因此,我们接受前面的假设H0:在2003年和2004年的A股证券审计市场,至少在选取的样本中,我们发现审计师在初次审计业务中从事了低价揽业的价格竞争行为。西方学者对低价揽业(lowballing)形成有不同的解释。Dangelo(1981)将其归因于初始审计启动成本和审计师变更交易成本。现任审计师不用再耗费审计启动成本,相对于候选审计师具有比较优势从而可稳定地获取准租金收入。同时审计客户更换审计师又面临着交易成本,这使得审计客户对现有审计师具有一定程度的依赖。可见,准租金得益于初始审计启动成本和审计师变更交易成本的相对节约,而低价揽业审计师为获取未来准租金收入的一种必要的先期投入;Chart(2001)指出审计师不是审计价格的设定者,因而需要对竞争者的行为做出反应,并证明了审计价格直接与同一竞争空间中次优审计师的审计成本相关。认为低价揽业现象依存于竞争性审计师的出现,市场中的竞争者越多,低价揽业现象就越明显。Charle,Martin(1997)则将低价揽业归因于信息不对称。认为审计成本信息在现任审计师和候选审计师之间存在不对称性,现任审计师拥有成本信息优势因而审计报价更接近实际,候选审计师为获得审计合约其报价必然低于现任审计师从而导致低价揽业产生。
对于我国审计市场存在的低价揽业行为,截止2003年底,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共4627家,其中,合伙所828家,有限责任所3799家,分所152家。注册会计师61255人,其中,合伙所6844人,有限责任所51572人,分所2839人。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的会计师事务所共72家(2004会计年鉴)。我国现有国有企业31.4万户,外商投资企业20多万户,有限责任公司5千多户,集体企业逾百万户。推行企业会计报表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后,平均每家事务所每年审计各类企业300多家。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审计市场供大于求,竞争激烈,明显处于买方市场。另一方面,我国前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都小于30%见(表4),市场相对分散;而前“”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1983年就达到84%见(表5)。按产业组织理论,市场结构影响市场行为,并对市场绩效产生影响。这与国外审计市场主要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垄断的局面以及相对完善的市场环境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另外,我国由投资者诉讼机制的缺位所造成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于审计风险的漠视,也是导致低价揽业行为的原因之一。
一、会计自由裁量权与企业业绩的理论分析
1、会计自由裁量权
会计自由裁量权指的是会计人员在国家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范围内,根据管理层的意图,对企业选用什么样的会计政策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力。虽然形式上看它是会计人员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力,实质上它是一种归属于管理层所有的对公司的剩余控制权。
2、会计自由裁量权的三类动机
对管理层行使会计自由裁量权的动机可以将之概括分为三类:第一,契约动机。为了解决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企业就需要一组明示的或是默认的契约来规范利益主体的行为。管理层行使会计自由裁量权就是为了对企业的一系列契约的安排施加影响,从而缓和来自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降低契约的监督成本。第二,资产价格动机。资产价格动机主要是由于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第三,外部利益相关者动机。外部利益相关者通常包括税务部门、政府部门、供应商、竞争者和合作者等。在这一大类中,通常比较常见的假设是政治成本假设,即企业管理层选择一些会计自由裁量行为是为了使纳税额降低或是得到递延,避免潜在的管制等带来的政治成本。
3、会计自由裁量权与企业业绩的关系
一方面,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理性的管理者和会计人员勾结在一起,滥用权力来操纵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这就使得会计信息系统输出的信息被扭曲,影响内部和外部信息使用者的决策,从而影响企业的绩效和股东价值。另一方面,理性的管理者的利己动机不是无限的,他们要实现自身的利益是以企业的存在和良性发展为前提的,所以管理层的自由裁量行为也可能会提高企业绩效,从而为自己谋求更多利益提供机会。
二、实证研究
本文认为管理层更多的关注的是企业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去实现个人利益,他们行使会计自由裁量权会给企业业绩带来正面的影响。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会计自由裁量权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1、变量设计
(1)因变量——企业业绩(ZYLR)。反映企业业绩的指标可以分为以市场价值和以会计账面价值为基础两类评价指标。总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都是反映了资产的利用效率,但是由于分母是净利润,存在着较大的盈余操纵空间。而主营业务利润考察的是企业的主营业务获利情况,排除了企业利用营业外收支和其他业务操纵利润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操纵的空间,与前两者相比具有更大的不可操纵性。因而为了剔除管理层操纵的影响,本文选用能比较真实反映企业状况的主营业务利润来替代以衡量企业业绩,以利于研究自由裁量权与企业业绩的关系。
(2)自变量——会计自由裁量权(|DA|)。使用企业收益标准差与现金流标准差之比来衡量会计自由裁量权。企业现金流反映的是现金的流入流出,是管理层利用自身权力也比较难以操控的,能较真实反映企业本身的面貌。相对于现金流而言,企业对外呈报的收益是管理层可以使用自身权力来进行操控的,含有较大的会计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带来的作用。如果收益的波动相对于现金流的波动显著增大,意味着管理层出于特定目的使用了会计自由裁量权对收益进行了操纵,使得收益的波动大于现金流的波动。收益标准差与现金流标准差之比越大,则意味着管理层有更大的会计自由裁量权。
(3)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风险(RISK)。一些研究表明企业规模代表着获取资源和利用投资机会的能力,规模越大可能出现规模经济,对企业业绩的提高有利。李常青、赖建清(2001)研究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规模和绩效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本文使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控制规模对企业业绩的影响。风险同样会影响到企业的业绩,企业承担的风险越高,业绩受到的影响越大。本文使用资产负债率控制风险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2、模型构建
由于采用直接的线性回归的拟合优度较差,回归方程不显著。由于样本中因变量主营业务利润为负的情况占样本容量的比例都少于样本容量的5%,因此本文认为可以忽略少量的样本对研究结果的影响,选取因变量的对数形式来进行回归。ln(ZYLR)=?茁0+?茁1×|DA|+?茁2×ln(SIZE)+?茁3×RISK+?滋。
3、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09年至2011年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其中剔除了可能对研究有影响的金融保险行业的数据,以及ST股和PT股,总共选择了65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模型的研究使用Eviews5.0。
三、结果分析
1、会计自由裁量权结果
根据年度的年报和季报的财务数据,算出收益的标准差和现金流的标准差,二者的比例即为会计自由裁量权的大小。
由表1可知,管理层拥有的会计自由裁量权在三年里有所增加,这与新经济业务的兴起和新会计准则的施行带来的选择空间的扩大是相一致的。鉴于自由裁量权的不断增加,就更加有必要研究它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
2、会计自由裁量权与企业业绩回归
纵观国内外会计稳健性的研究,会计稳健性影响会计实务至少500年,由此可见会计稳健性在实务中的重要作用及深远影响。然而广泛研究会计稳健性是在20世纪90年代各国会计准则中使用了公允价值计价后才兴起。国外最早提议对稳健性进行系统的研究的是Watts(1993)。但由于稳健性的计量方法没有进展,在后续几年中一直没有出现系统地检验稳健性的文献。直到Watts在1997关于会计稳健性度量文章的发表后,这种状况才有了极大的改观。企业竞争很大程度上源于公司治理机制的竞争,因此对确定公司治理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正日益成为理论界和政府相关监管部门关注的焦点问题。然而由于制度缺陷以及社会和文化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公司外部治理无法成为公司治理的常务性的控制因素,而内部治理作为一种防患于未然的事前机制,能够直接有效地实施及时性的战略调整,并改进公司管理效率。而股权结构在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中处于重要地位。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会计稳健性计量方法
Basu(1997)提出盈余-股票报酬计量法(AT),这种方法认为市场回报是经济收益,而会计盈余是对经济收益的确认,并且由于可验证性的要求都会导致市场价格先于会计信息,则会计稳健性就意味着会计盈余对“坏消息”的反应比对“好消息”反应更为及时充分。因此,Basu采用反回归方程构建了盈余-股票报酬计量法[1]。
盈余-股票报酬计量法目前成为被引用最多的稳健性计量方法之一,然而也不断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Ball和Shivakumar(2005)指出AT模型无法从应计中的随机误差(例如错误的存货量)和某些盈余管理(例如过度计提准备)中将盈余中的暂时性收益或损失分离出来,且Basu模型只能识别暂时性部分是否存在,却不能识别它们的确认是否及时。Givoly,Hayn和Natarajan(2007)认为AT的稳健性计量存在有严重的计量错误问题,一些与稳健性无关的不企业信息环境特征(例如披露政策、回报计量期间所发生的经济事件等等)会影响稳健性计量,若对这些特征进行控制,就难以可靠地计量会计稳健性[2]。国内研究者使用最为广泛的还是AT模型,但杨华军(2007)认为在我国股权分置的制度环境下,股票价格难以充分反映企业好消息和坏消息,利用Basu的模型得出的结果可能存在局限[3],因此使用Basu的模型要慎重。
Ball和Shivakumar(2005)提出的应计-现金流关系计量法(ACF)方法。应计项目的随机性会导致两种不同时间序列特征的现金流,即时间序列上负相关的现金流和正相关的现金流。这是因为某一年度的现金流出并不意味着企业价值的降低,未来会带来更多的现金流量,负相关的现金流会使得现金流中包含更多的噪音,对于这种现金流,会计应计的作用是减少经营活动现金流中的噪音[4]。Ball和Shivakumar(2005)采用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作为“好消息”和“坏消息”的替代变量,提出了应计-现金流关系模型。
张兆国,刘永丽,李庚秦(2012)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会计稳健性计量方法进行了比较选择,对其相关性和可靠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研究表明,从可靠性看,AT和ACF这两种计量方法的可靠性较高,具有比较优势。这些研究结论的启示意义在于:在会计稳健性的实证研究中,需要选择AT、ACF等可靠性较高的计量方法[5]。
根据国内外学者对计量方法的评述,ACF计量方法突破了AT计量方法不能在非上市公司应用的局限,拓宽了会计稳健性的研究范围,因此在本文中打算选用ACF计量方法。
(二)提出假设
1.股权集中度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分析
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如会计准则、管理层的动机、经济制度、政治等。然而,影响会计信息质量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和治理效率的提高成为提升会计信息质量有效而又现实可行的途径。本文从公司治理角度,从股权结构两个角度研究对会计稳健性的不同影响。
股权集中度是指全部股东因持股比例的不同,所表现出的股权集中还是分散的数量化指标,是股权结构的量化体现。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用来反映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股权集中度会提高了大股东收集信息和对人进行监督的激励,大股东考虑自己的利益,有足够的投票权改变经营者行为,并可通过会计契约约束经营者行为。由于稳健的会计信息要求将经济损失在会计盈余中及时反映,所以随着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控制力的增强,必然会降低会计稳健性。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1: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越低。
2.股权制衡度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分析
在企业中,除了控股股东外,还有一些持股比例较多的其他股东,由于他们投资较多,与企业有较大的利益关系。当企业存在与第一大股东相抗衡的其他股东时,第一大股东的行动就要受到制衡,其他控股股东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会主动监督第一大股东的行为,也会互相监督,并积极参与公司决策,从而公司所批露的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就会增强。
因此在存在控股股东的情况下,不能参与企业经营活动的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时(即股权制衡度越高时),他们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要求企业提供稳健的会计信息,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2:股权制衡度越高,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越高。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12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所有A板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鉴于金融类上市公司与其他上市公司存在较大的差异,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在IPO当年的会计盈余与其他年度存在较大差异,剔除当年IPO公司;由于有的上市公司在研究期间内,中间有年度或月度数据缺失现象,我们也同样剔除这些数据残缺的公司,以保证研究区间所有公司数据齐全连续。最终,本文共获得1851个观测值。样本公司的财务数据,实际控制人信息、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来自国泰安开发的CSMAR数据库。
(二)变量和模型
关于会计稳健性的测量方法,使用较多的有盈余/股票回报计量模型(Basu,1997)和盈余/应计计量模型(Ball和Shivakumar,2005)。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在2007以后年度剧烈波动,导致上市公司的股票回报率波动较大,如上证综指从2007年的最高点6124点跌至2008年的最低点1664点,后又反弹至2009年的最高点3478点,绝大多数公司的股价都剧烈波动,因此使用盈余/股票回报计量模型可能会带来偏差。为了避免股票价格波动的影响,本文采用盈余/应计计量模型,即:
其中表示t期的应计项目除以年初的总资产,t期的应计项目等于t期的营业利润减去t期的经营现金净流量。表示t期的经营现金净流量除以期初的总资产。为虚拟变量,当小于0时,取1,反之取0。由于应计项目与经营现金流呈负向关系,a预计为负;若会计信息具有稳健性,则收益的确认更可能基于实现原则,损失比收益能更及时确认,而及时确认损失会减少应计项目与经营现金流之间的负向关系,则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
模型1用于检验股权集中度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模型2用于检验股权制衡度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对于模型1而言,若显著小于0,则表示企业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其会计稳健性越低;对于模型2而言,若显著小于0,则表示企业的股权制衡程度越低,其会计稳健性越低。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如下:因变量:表示t期的应计项目除以年初的总资产,t期的应计项目等于t期的营业利润减去t期的经营现金净流量。自变量:表示t期的经营现金净流量除以期初的总资产;为虚拟变量,当小于O时,取1,反之取0;表示t期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控制变量:衡量公司规模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等于公司当年年末的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Givoly et al.(2007)发现,会计稳健性与公司规模呈反向关系,即公司规模越大,会计稳健性越低。衡量公司是否亏损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若公司当年亏损,取1,否则取0。
从表1可以看出:Acc的均值-0.02427小于中位数-0.01654,说明Acc的分布是左偏的,符合会计稳健性的特点。而Acc和CFO的最大值最小值相差不大,这是由于在选取上市公司数据时候,对极端值已经进行剔除,以减少极端值对回归分析结果的影响。DCFO的均值为0.1550,说明样本中近15.55%的公司经营现金流为负;控股股东持股比例TOP l在在0.3616左右,说明我国绝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处于控制地位;Loss的均值为0.1605,说明样本中近16.05%的公司是亏损的。
三、实证结果
股权结构和会计稳健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通过R检验,拟合优度大于0.5,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做回归分析有现实意义。
由Spss统计软件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产生了负面影响(TOP1*CFO*DCFO的回归系数为负),且sig显著性水平小于0.05,说明企业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其会计稳健性越低;H10*CFO*DCFO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H10系数越高,代表股权制衡度越低。而股权制衡度越低,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越低。
四、结论
本文采用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借鉴盈余—应计计量模型(Ball和Shivakumar,2005)的模型,将衡量股权结构性质的变量引入模型中,并加入控制变量来考察股权性质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越低,与假设1一致;股权制衡度越高,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越高,证明了假设2。
参考文献:
[1]Basu,1997.The conservatism principle and the asymmetric timeliness of earning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4(1):3-37.
[2]Givoly,D.,Hayn,C.and Natarajan,A.2007.Measuring reporting conservatism The Accounting Review,82:65-106.
【中图分类号】 F230;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3-0067-04
一、引言
为了避免由于委托环境下管理者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我国开始逐步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并明确规定公司所聘请的独立董事中应当有一名会计专业人士(以下简称为会计独董)。证监会强制要求公司聘请的独立董事中有一名会计独董的原因是:独立董事对公司进行监督主要通过阅读和了解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而会计信息是上市公司所披露信息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会计信息的理解和质量的评价需要具有专门知识的会计专家进行鉴定。所以,为了保障会计信息的质量,需要会计专家以独立董事的身份进行相关的决策,对公司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督。因此本文以会计信息质量为切入点对会计独董的监督效果进行检验。
国内外对会计独董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很多研究。Agrawal L and Anup R研究发现,由于会计独董拥有相关的专业知识,从而可以帮助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反而提高了公司的财务风险,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 1 ]。但HH Pei的研究却表明会计独董可以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从而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 2 ]。Cohen的研究也表明会计独董能够促进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 3 ]。国内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曹洋、林树的研究表明,政府背景的会计独董并没有抑制盈余管理的程度,反而使盈余管理的程度有所提高,从而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 4 ]。龚光明、王京京研究表明高级会计师和具有良好声誉的会计独董在抑制盈余管理方面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5 ]。冉光圭运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会计独董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6 ]。
以往的研究由于国内外差异,时间不同,样本的选取不同,并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但研究方向和方法为本文的研究拓宽了思路。这些研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衡量多用单一指标代替,且对会计独董的研究多仅关注了会计独董的比例。所以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深入分析会计独董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真实性、透明性和可靠性三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并在分析会计独董所占比例与会计信息质量相关性的基础上,从公司治理层面和个人特质层面进一步分析何种特质的会计独董能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哪些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从会计独董占比方面提出假设
独立董事履行其监督职能主要通过阅读和理解公司披露的各种财务信息,而对财务信息的挖掘需要具有专门知识的会计专家,只有当独立董事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专业素养时,才能对公司重大经济事项作出准确的判断,提出相应的意见,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所以本文认为,会计独董比例的提高有助于会计信息质量的真实性、透明性、可靠性的提高。所以提出以下假设:
H1a:会计独董比例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呈正相关关系。
H1b:会计独董比例与会计信息的透明性呈正相关关系。
H1c:会计独董比例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呈正相关关系。
(二)从公司治理层面提出假设
报酬机制作为一种激励措施,不仅为会计独董提供了履行其监督职责的补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监督效力。当会计独董获得足够的物质激励时,才有动机履行其职责,提高其决策水平和决策效率,对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决策提出质疑,更大限度地发挥其监督作用,促进会计信息质量真实性、透明性和可靠性的提高。所以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会计独董薪酬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正相关。
H2b:会计独董薪酬与会计信息的透明性正相关。
H2c:会计独董薪酬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正相关。
如果会计独董在同一个公司担任独立董事时间较长时,就很有可能与公司的管理层勾结,当会计独董对公司的事项作出判断的时候,就很容易被管理层的思想所左右,降低其独立性,与最初聘请会计独董对公司事项进行独立判断的初衷相背离。所以本文认为,会计独董的任期增加时会降低会计信息质量的真实性、透明性、可靠性。所以提出以下假设:
H3a:会计独董的任期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负相关。
H3b:会计独董的任期与会计信息的透明性负相关。
H3c:会计独董的任期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负相关。
(三)从个人特质层面提出假设
年龄较大的会计独董具有更丰富的会计知识和相关经验,而且年龄大的会计独董往往是会计领域知名专家拥有较高的声誉,处理事情会更深思熟虑,很少会出于某一方的利益考虑而作出具有倾向性的评价。所以本文认为会计独董年龄的增加有助于会计信息质量的真实性、透明性、可靠性的提高。所以提出以下假设:
H4a:会计独董年龄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正相关。
H4b:会计独董年龄与会计信息的透明性正相关。
H4c:会计独董年龄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正相关。
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当会计独董同时在多家公司任职时,分配给每个公司的时间和精力就会降低[ 7 ]。特别是会计独董要花更多的时间对公司的重大经济事项作出判断,当身兼数家公司独立董事职位时,也容易把各公司的信息相混淆,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监督效力,影响其判断的公正性。所以本文认为,当会计独董兼职的公司数目增加时会降低会计信息质量的真实性、透明性、可靠性。所以提出以下假设:
H5a:会计独董兼职的公司数目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负相关。
H5b:会计独董兼职的公司数目与会计信息的透明性负相关。
H5c:计独董兼职的公司数目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负相关。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深交易所2015年主板上市公司。剔除金融保险行业,ST、PT、*ST公司,信息披露不完整的公司和会计独董年内换届和任期不满一年的公司,得到264家上市公司的观测值。为了使不同公司间具有可比性,对会计独董在公司治理层面和个人特质层面的研究选取只有一名会计独董的公司,得到218家上市公司的观测值。
会计独董的信息通过巨潮资讯网下载公司年报并手工整理获得。其他财务信息通过国泰安数据库下载并进行整理和计算获得。信息披露的考评结果在深交所网站上进行查询并整理。本文使用STATA、Excel和SPSS19.0进行数据处理及分析。
(二)变量选择
研究会计独董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会计信息质量从真实性、可靠性和透明性三个方面进行评价。本文选取盈余管理程度、盈余激进程度、信息披露考评等级作为被解释变量。(1)盈余管理程度(DA)。运用修正的琼斯模型计算出操控性应计利润绝对值DA来衡量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并代表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8 ]。当DA值越高时,表示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越低。(2)盈余激进程度(EA)。通过总应计利润与上年末总资产之比来计算盈余激进程度,并用其绝对值EA代表会计信息质量的透明性,EA值越高说明会计信息透明度越低[ 9 ]。(3)信息披露考评等级(RANK)。采取深交所公布的信息披露考评等级代表会计信息可靠性[ 10 ]。深交所披露的考评等级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为A、B、C、D,将四个等级进行赋值,0代表考评结果为C、D,1代表考评结果为A、B。当赋值为1时说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较高。解释变量为会计独董比例(AP)、会计独董薪酬(PAY)、会计独董任期(RQ)、会计独董年龄(AGE)、会计独董兼职数(JZ)。控制变量为股权集中度(FIR)、资产负债率(DBET)、公司规模(LNSIZE)、总资产净利率(ROA)、董事会规模(LNS)。
(三)模型建立
根据会计独董占比的假设,本文建立以下模型:
模型1:
DA=?琢0 + ?琢1AP + ?琢2PAY + ?琢3RQ + ?琢4FIR + ?琢5DBET +
?琢6LNSIZE+?琢7ROA+?琢8LNS+?着1 (1)
模型2:
EA=?茁0 + ?茁1AP + ?茁2PAY + ?茁3RQ + ?茁4FIR + ?茁5DBET +
?茁6LNSIZE+?茁7ROA+?茁8LNS+?着2 (2)
模型3:
RANK=?酌0 + ?酌1AP + ?酌2PAY + ?酌3RQ + ?酌4FIR + ?酌5DBET+
?酌6LNSIZE+?酌7ROA+?酌8LNS+?着3 (3)
根据公司治理层面和个人特质层面的假设,本文建立以下模型:
模型4:
DA=λ0 + λ1AGE + λ2JZ + λ3DB + λ4PAY+λ5RQ+
λ6FIR+λ7DBET+λ8LNSIZE+λ9ROA+λ10LNS+?孜1(4)
模型5:
EA=?滋0+?滋1AGE+?滋2JZ + ?滋3DB + ?滋4PAY + ?滋5RQ+λ6FIR
+?滋7DBET+?滋8LNSIZE+?滋9ROA+?滋10LNS+?孜2 (5)
模型6:
RANK=?浊0+?浊1AGE+?浊2JZ+?浊3DB+?浊4PAY+?浊5RQ+?浊6FIR
+?浊7DBET+?浊8LNSIZE+?浊9ROA+?浊10LNS+?孜3 (6)
其中模型3、模型6为Logistics回归,其他模型均为多元线性回归。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为了避免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从而影响模型的效果,本文对6个模型各变量之间进行了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自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简单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0.8,不存在共线性,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一)会计独董占比相关假设的回归分析
1.对模型的检验
表1中,模型1调整R2值为0.042,模型2调整R2值为0.040。F检验模型1 Sig.值为0.009,模型2 Sig.值为0.011,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1 DW值为2.062,模型2 DW值为1.9399,均在2附近,不存在自相关关系。以上检验说明模型1、模型2都是有效的。
表2中,模型3的Cox&Snell R方值为0.105,Nagelkerke R方值为0.222。Hosmer和Lemeshow检验其Sig.值为0.688,在显著水平为0.05时,Sig.值大于0.05,说明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度是良好的。
2.对回归系数的检验
从表3中可以看出,模型1中会计独董占比与盈余管理程度的相关系数为-0.131,Sig.值为0.002,通过显著性检验,证明了假设H1a:会计独董比例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呈正相关关系。模型2中会计独董占比与盈余激进程度的相关系数为-0.131,Sig.值为0.000,通过显著性检验,证明了假设H1b:会计独董比例与会计信息的透明性呈正相关关系。模型3中会计独董占比与信息披露等级的相关系数为3.484,Sig.值为0.018,通过显著性检验,证明了假设H1c:会计独董比例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呈正相关关系。
(二)公司治理层面和个人特质层面相关假设的回归分析
1.对模型的检验
表4中,模型4调整R2值为0.046,模型5调整R2值为0.085。F检验,模型4 Sig.值为0.026,模型5 Sig.值为0.001,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4 DW值为2.017,模型5 DW值为1.965,均在2附近,不存在自相关关系。以上检验说明模型4、模型5是有效的。
表5中,模型6的Cox&SnellR方值为0.254,NagelkerkeR方值为0.554。Hosmer和Lemeshow检验其Sig.值为0.799,在显著水平为0.05时,Sig.值大于0.05,说明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度是良好的。
2.对回归系数的检验
从表6可以看出,模型4中会计独董兼职数目与盈余管理程度的相关系数为0.029,Sig.值为0.000,通过显著性检验,证明了假设H5a:会计独董兼职的公司数目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呈负相关关系。会计独董的薪酬、任期和年龄均与盈余管理程度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模型5中会计独董薪酬与盈余激进程度的相关系数为-0.004,Sig.值为0.030,通过显著性检验,证明了假设H2b:会计独董薪酬与会计信息的透明性呈正相关关系。会计独董的兼职数目与盈余激进程度的相关系数为0.021,Sig.值为0.001,通过显著性检验,证明了假设H5b:会计独董兼职的公司数目与会计信息的透明性呈负相关关系。另外,会计独董的任期、年龄与盈余激进程度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模型6中,会计独董薪酬与信息披露等级的相关系数为0.710,Sig.值为0.000,通过显著性检验,证明了假设H2c:会计独董薪酬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呈正相关关系。会计独董的兼职数目与信息披露等级的相关系数为-1.324,Sig.值为0.000,通过显著性检验,证明了假设H5c:会计独董兼职的公司数目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呈负相关关系。另外,会计独董的任期与兼职数目均与会计信息披露等级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五、研究结论
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能得到以下结论:(1)会计独董占比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真实性、透明性和可靠性都存在正相关关系。随着会计独董在独立董事中所占比例的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性、透明性和可靠性也会提高,这表明通过这些年的努力和制度的完善,会计背景的独立董事已经起到了监督作用。(2)在公司治理层面,会计独董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透明性都存在正相关关系。说明薪酬激励作为一种激励手段对会计独董的监督效果起到了良好的激励作用,能够有效地提高会计独董履职的积极性,从而可以促进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和透明性的提高。但由于本文计信息的真实性由盈余管理程度代替,如果企业想进行盈余管理必定需要会计独董的配合,而想要得到会计独董的配合就需要提高薪酬来“收买”。但薪酬的提高又会对会计独董起到激励作用,促进其履行监督职能。这就导致不同的会计独董会作出不同的选择,或是被“收买”或是认真履行职责。所以会计独董的薪酬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之间并无明显的相关关系。此外,会计独董任期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分析可能的原因如下:较长的任职时间可能会使会计独董失去原有的独立性;较短的任职时间也可能使会计独董在短时间内很难判断会计信息的真实性;适中的任职时间也有可能因为会计独董自身所具备不同的特征而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会计独董的任职时间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真实性、可靠性、透明性的影响是不确定的。(3)在个人特质方面,会计独董兼职数目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真实性、可靠性、透明性都存在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兼职数目的增多,确实会分散会计独董的精力,降低对公司的监督效力,从而导致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下降。但会计独董年龄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真实性、可靠性、透明性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分析出现这种现象可能的原因如下:一般认为会计独董的年龄越大代表其经验越丰富,相比年轻的会计独董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年龄增大的同时,由于身体状况和学习能力都会下降,在经济环境不断变化和科技日益进步的今天,年龄较大的会计独董相对于年轻的会计独董很难具有超前意识。所以会计独董的年龄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真实性、可靠性以及透明性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所以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提出以下建议:(1)公司应适当加大会计独董的比例,发挥会计独董的优势,促进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2)在公司治理层面,上市公司应当控制好会计独董薪酬的范围,有效发挥薪酬的激励作用,提高会计独董的监督作用。(3)在个人特质层面,公司在聘请会计独董时,应考虑其兼职的数目,考虑兼职数目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避免聘请兼职数量过多的会计独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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