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战略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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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存在的问题

(一)小额信贷的产品单一,贷款期限较短,贷款数额严格限制

现行的农村小额信贷的发放,主要集中在种植业和养殖业,贷款投向结构单一,导致只能基本满足贫困农户正常生产,贷款风险集中度较高。同时农村小额信贷期限普遍较短,最长的也不超过3年。期限结构的不合理已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不仅增加了农户小额信贷的逾期数量,而且导致了农户信用等级和信贷需求满足率的下降,提高了呆坏账的发生率。小额信贷的贷款上限也有严格限制,农村地区的非农项目不超过10000元,城镇项目不超过20000元。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已成为农村经济改革的主旋律,农业经济由单一经营向多种经营转变,承包果园、建蔬菜大棚、现代化养殖厂等的投资都在5万元以上,此类贷款限额的设置只能适应扶贫性需求,难以支持农户在高效农业、畜牧养殖、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等方面的大额资金需求。

(二)利率缺乏弹性,使小额信贷缺少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条件

长期以来,对扶贫小额信贷的利率,我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政策有严格的规定,尤其对政府和银行专项扶贫的贴息低利率更不允许作任何的变通。利率控制使目前大部分小额信贷机构收取的利率不能补偿操作费用,不得不依靠外部补贴,因而不可能达到可持续发展。

(三)农村信用环境较差,没有科学的信用评估体系

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缺乏安全保障,主要是因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信用环境相对较差,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严重。农村信用社是依据农户的信用等级确定信贷额度,因此农户信用等级的真实度直接关系到农信社信贷资金的安全。然而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信用等级评定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某些信贷人员仅凭个人的主观印象评定农户信用等级,致使所评定的信用户的贷款存在潜在的信贷风险。同时,由于事先农户一般都没有建立家庭收支状况和经济活动情况档案,信用社对农户经营活动、收入状况、家庭资产、信用记录等底细不清,评级授信仅依据当地村干部一张证明,极易受人情、关系和其他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户小额贷款信用评定失真。

(四)法律缺失,制约了小额信贷金融活动的可持续性发展

我国目前除了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外,其他从事小额信贷项目的组织尚未完全获得正式的合法身份。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地位,我国小额信贷组织几乎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临时观念,对其内部的制度化管理重视不够,这显然不利于小额信贷扶贫到户和扶贫攻坚的顺利、健康发展。

二、我国发展农村小额信贷的对策

(一)扩大贷款种类和额度,放宽贷款期限

现行的贷款种类、额度和期限都不能顺应农业发展的趋势,必须要扩大。目前小额信贷的对象仅限于生产性贷款,可以按照消费信贷模式,拓宽小额信贷的种类和领域。比如可以向农户建房、子女上学以及农户消费等其它方面逐步倾斜。同时应根据地区发展情况以及农户自身需求及经济状况适当提高小额信贷的额度,以顺应农业发展的趋势,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在扩大小额信贷种类和额度的同时,也要对小额信贷实行灵活的贷款期限。根据农户的不同贷款需求,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力求在贷款期限方面进一步贴近生产经营的实际。

(二)确定合理的小额信贷利率,有效实施利率市场化

科学合理的利率是农村金融机构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既然是信贷,就要遵循商业利率原则,即要让参与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能赢利,这是金融机构愿意扩大并能持续提供小额信贷的根本保证。国际成功经验也表明,小额信贷可持续性发展必须保持能够抵偿成本费用的利率水平,只有较高利率才能使小额信贷机构有生存、发展的空间。小额信贷虽然单笔金额小,但用于生产后获得的回报率较高,因此,利率水平略高于商业银行利率并不会把他们吓退,维持小额信贷的高利率是可能且可行的。

具体做法是坚持以市场为基础,减少政府干预,建立农村小额信贷利率定价的分级授权制度,使城乡信用社综合贷款风险、成本等因素进行差别定价,在浮动区间内自主确定贷款利率,从利率政策上给予倾斜,这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贷款难、利息负担重的现象,而且使小额信贷专职机构拥有自己合理制定利率水平的主动权,使其逐步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完善信用评级制度

良好的信用环境是开办好小额信贷的关键。各地政府和信用社要通过广泛深入地宣传,提高农民对推广小额信贷工作的认识,让农户认识到小额信贷不是政策性扶贫资金,应严格按照贷款有关规定,树立严守信用的意识,让其意识到还款的必要性、强制性和法律性。同时建立对农户的违约惩戒机制,运用各种手段,联合打击恶意逃废债务现象,鼓励诚实守信,努力塑造“相互信任、双赢双活”的社、农关系,为农村小额信贷推广工作创造坚实的诚信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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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1-0118-11

A Review of Ethnic-college Tourism in China

LU Hong

( Business and Tourism Management School of Yunnan University，Kunming，Yunnan650091，China )

Abstract: Ethnic-collegetourism is named as aboriginal-tribe tourism in Taiwan.This paper summarizes,contrasts and comments on ethnic-collegetourism in Chinese mainland and aboriginal-tribe tourism in Taiwan fromtwo aspects-development and research,and puts forward the author’s own viewpoint about the basic trend of ethnic-college tourism’s development and study in China.

Key words: China； ethnic-college tourism； aboriginal-tribe tourism

我国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利用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选择民族村寨旅游作为当地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形式。同时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主题公园式民族文化村寨，如深圳的中华民俗文化村、昆明的云南民族村、台湾南投的九族文化村等，为民族村寨旅游增添了另一种形式。近年来，我国的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迅速，并且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热点。

民族村寨旅游是我国大陆的一种称呼，而在宝岛台湾省则称之为原住民部落观光。因此本文包括祖国大陆的民族村寨旅游和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的发展概述和研究评述，以期读者对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和研究进展有一个总体认识，并希望两岸学术界加强交流，促进民族村寨旅游和原住民部落观光的共同发展。

一、概念分析

（一）民族村寨旅游相关概念

大陆学者在研究民族村寨旅游的相关问题时，出现过“乡村民俗旅游”、“乡村民族旅游”、“民族文化村寨旅游”、“民族村寨旅游”等提法，它们含义相似，略有不同。在各种提法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民族村寨旅游，这说明已被众多学者接受。本文标题使用“民族村寨旅游”这一概念，把台湾的“原住民部落观光”也包含其中。

国外文献中关于民族村寨旅游方面的研究，或在民族旅游、乡村旅游或文化旅游的背景下展开，或对原住民旅游或部落旅游进行专门研究。近几年国内大陆学术界对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对民族村寨旅游的定义并不多见，其中罗永常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罗永常(2003) 认为民族村寨旅游是指以少数民族乡村社区为旅游目的地，以目的地人文事象和自然风光为旅游吸引物，以体验异质文化，追求淳朴洁净，满足“求新、求异、求乐、求知”心理动机的旅游活动。从该定义及进一步分析可知，民族村寨旅游的活动场所在少数民族乡村社区，主要目标市场应定位为异族游客，民族文化性和乡村性是民族村寨旅游的两大本质属性，并且前者应是其首要属性。民族村寨旅游不等于在民族村寨的旅游，而必须以体验民族文化为主要目的。从类型上看，严格意义的民族村寨旅游属于乡村旅游和民族旅游的交叉型旅游方式。

（二）原住民部落观光相关概念

在台湾的土著民族过去被称为“番”，1994年起都将他们称之为“原住民”。台湾原住民，在学术分类上属于“南岛民族”，是指外来政权进入台湾以前，最早抵达台湾定居的族群。具有原住民族被征服的殖民意味，但他们都愿意被称为原住民。台湾原住民包括部落原住民和都会区原住民。这里的都会区是指原住民行政区外所有汉人居住的区域。原住民部落是指原住民的传统生活领域。

“原住民部落观光”也常称为“原住民观光”，在国外，有许多学者对“aboriginal ／indigenous tourism”（原住民观光）给出了定义，台湾的不少学者也定义了“原住民观光”，并将其在研究类型上归属于“异族观光”（ethnic tourism，大陆称“民族旅游”）。以下是台湾学者对“原住民观光”所下的几种定义。

谢世忠（1994）认为原住民观光系指游憩据点的居民及工艺品（包括衣服、建筑、戏院、音乐、舞蹈及一些造形艺术）是异于现代潮流之文化情调，特别是以吸引游客为主要策略。该定义强调了原住民观光的文化差异性。

张玲玲（2004）将原住民观光界定为：“原住民部落自主运用其周边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作为观光游憩资源，观光客透过部落文化巡礼、参观文物、歌舞展演、生活体验、导览解说等经营行销方式，观察并了解原住民文化特质”。该定义内涵较为全面，包括观光主体和经营主体、营销方式、观光空间和内容等要素。

另外，东海大学景观研究所（1998）、蓝淑琪（2004）分别从突出自主经营的角度和资源与观光内容的角度解释了原住民观光的含义。

台湾学者从不同侧重点解释了原住民观光的含义，但都将原住民文化视为原住民观光的重要属性。

以上有关民族村寨旅游和原住民观光的定义多指狭义的原生型，而本文综述时把广义的民族村寨旅游和原住民部落观光亦包括在内，即还包括异地主题公园型，主要意欲较全面反映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情况。虽然有的学者将少数民族和原住民不加区别，但本文认为民族村寨旅游和原住民部落观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原住民部落观光是民族村寨旅游在特定地区的称谓，民族村寨旅游的外延更广。

二、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综述

（一）大陆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综述

1．发展历程

大陆民族村寨旅游是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旅游形式，总体来看，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大致又可分为以下三个发展时期：

1980年代：起步阶段。随着现代意义的乡村旅游的出现和不断发展，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尝试民族村寨旅游的开发。20世纪80年代初，贵州省旅游局首先选择了安顺的布依族石头寨、黔东南的上朗德、青曼、西江苗寨、麻塘革家寨等8个村寨对游客开放。我国民族村寨旅游随之在贵州、云南、广西、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陆续开展。这一阶段的发展规模不大，层次也较低。

1990年代初期至后期：稳步发展阶段。1991年，贵州省率先在全国提出了“旅游扶贫”的理念，而民族村寨旅游又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的突破口。很多民族省区纷纷跟进，民族村寨旅游进入了稳步发展阶段。1991年深圳创建了有“露天民俗博物馆”之称的中华民俗文化村，随后在全国掀起了建设主题公园式民族村寨的热潮。

1990年代后期至今：快速发展和转型阶段。1998年，中国与挪威联合在贵州省创建的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是中国也是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开始探索生态旅游的发展模式。由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项目组提出的建立若干民族文化生态村以有效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构想，经过多年实践在云南取得了明显成效。许多省区纷纷仿效，开始探索民族文化村的生态旅游发展。

2．发展现状

目前在我国大陆,民族旅游村寨的开发有民族农家乐、民族文化生态村、生态博物馆、异地集锦仿制型村寨等形式。地域分布上，贵州的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最早，发展体系较为完善，云南、四川、广西、湖南、黑龙江、新疆等省区也发展迅速。

从相关政策支持方面讲，国家关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自由等法律、法规和发展政策，是民族地区开展旅游业的法律和政策保障。近年来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行的周末双休日和“五一”、“十一”黄金周，以及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推动和刺激了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同时，如何使民族村寨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地发展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在旅游政策方面，2006年8月，国家旅游局出台了“关于促进农村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2007年3月16日，国家旅游局、农业部联合了“关于大力推进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的通知”，2007年3月23日国家旅游局与农业部签署了“关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合作协议”，双方决定在“十一五”期间共同组织实施乡村旅游“百千万”工程。这些有关乡村旅游的发展政策是当前开展民族村寨旅游的指导性纲领。在地方政策上，2002年2月，贵州省旅游局出台了“贵州省旅游村寨定点管理暂行办法”，成为直接指导贵州民族村寨旅游的政策性文件。

（二）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发展综述

1．发展历程

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950～1960年代，原住民观光萌芽和发展。1950年代，台湾接受美援，驻台美军的假日旅游促成了台湾国际观光事业的萌芽，乌来因温泉成为台湾早期的旅游地；原住民开始将保留地使用权转让给平地人，观光资源沦入平地资本家手中。

1970年代，原住民观光的快速发展和负面冲击加剧。1970年代台湾外交受到挫折和大陆开放观光，国际观光事业面临困顿阶段而国内休闲需求相对剧增，开发者、经营者和旅游者对山地展开侵蚀。原住民被卷入劳动力市场，山地部落人口外流，社会结构出现断层，加速了弱势文化的瓦解。

1980年代，国家公园与原住民文化村相继成立并引发抗争。1983年，“国家公园法”及其施行细则公布实施。各国家公园的陆续建立却没有保障到原住民的权益，反而侵夺到他们的生存空间，造成原住民的反感和多次抗议。1986年10月台湾第一个以原住民为主题的游乐区――九族文化村在南投成立开放，开始了游客对原住民观光的另一番旅游形式。但这种抽离了环境生活的文化展示却引发了大家的争议。

1990年代至今，原住民部落观光转型。1990年，颁布实施“新山村建设计画－山地聚落环境改善之村落”。达娜依谷、布农文教基金会园区、司马库斯、阿里山乡茶山村等原住民部落开始尝试发展生态旅游，强调部落自主、排斥财团介入、要求经济利益留在当地。2002年为国际生态旅游年，生态旅游观念逐渐被国人认识。2004年，行政院永续发展委员会发表生态旅游白皮书。2006年原住民部落永续发展计画说明。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逐步迈向永续发展的道路。

2．发展现状

台湾原住民包括高山族和平埔族（已高度汉化）两大类12族群，目前有45万人，占台湾总人口的2%左右。原住民分布地区包括五十五个乡镇、四百四十六村里，范围遍及高山地区、东海岸地区及兰屿等地。

随着国民旅游的盛行,原住民部落地区因拥有游客最喜欢的组合―优美的自然景色、丰富的生态与独特的文化，特别是原住民的祭典、仪式、歌舞与竞技等民族文化形式，极具观光价值，遂成为游客最佳去处之一。加之1993年的国际原住民年，2000年的国际原住民观光年以及2001年起全面实施周休二日，带动了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的迅猛发展。

根据余文德(2003)之调查，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产业有以下类别：（1）饮食方面：农特产品、原住民风味餐饮、其他。（2）住宿方面：民宿、度假山庄、观光饭店、露营。（3）育乐方面：文物展示馆、生态展示馆、休闲农场、游乐区、主题乐园。（4）传统工艺方面：传统手工艺品。（5）自然资源方面：温泉、瀑布、花季、神木群、矿产。（6）产业/文化活动方面：产业活动、原住民文化活动、生态旅游。

2002年,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拟定了“国内旅游发展方案”，其中原住民委员会规划了六大重点项目，成为台湾推动原住民地区观光事业的指导纲领。

三、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综述

我国两岸学者对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从学科取向看，主要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旅游资源与开发学、消费者行为学、旅游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生态学与景观生态学等；从研究内容看，主要包括基础性理论、产业发展、旅游供给、旅游需求、社区参与、旅游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从研究案例的地域分布看，大陆集中于贵州、云南、四川、广西等少数民族众多且旅游业发展迅速的省区，台湾集中在中、东部的高山部落；从研究方法看，有文献分析法、调查法、统计分析法、对比分析法与综合分析法等。本文的资料来源主要包括专著、论文集、期刊、报告与硕博论文，资料选择原则是文献的代表性和观点的差异性，能反映两岸学术研究水平和研究者的不同观点。下面主要以研究内容为线索，对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进行简要回顾与评述。

（一）基础性理论研究

前面已经对概念作了简要的分析，基础性理论研究还包括民族村寨旅游的特征、资源性质、类型等方面的研究。

罗永常(2005)指出民族村寨旅游有典型的乡村性、鲜明的民间性和地方性、强烈的文化交融性、广泛的参与性、突出的层次性、鲜明的环保性六大基本特征。这对以后研究民族村寨旅游特征和本质属性有一定的启迪。

金颖若(2002)认为民族文化村寨是民族文化旅游最好的物质载体,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它是全面、系统、集中、原生态的民俗展示,是活生生的正在运行、发展着的民俗。其研究在性质上对民族村寨的旅游资源进行初步探讨,具有一定的新意。

在产品或市场类型方面，台湾学者的研究较为深入。

钟洁（2006）将民族村寨旅游分为原生村寨型和主题公园型两类。

罗永常（2004）根据开发历史和开发现状的不同,将民族村寨分为盛名热点型、重点文物型、新兴热点型和待开发型四种。

台湾学者中，谢世忠（1994）将原住民观光分为四种类型：都市情境的山胞观光、生活区的山胞观光、社区动员的山胞观光、集中展现的山胞观光。

吴宗琼,吴敏惠(2000)将台湾原住民观光发展进程分为几个重点型态:纯表演型、传统祭典型、主题乐园型以及社区发展型。

另外，东海景观所(1998)、侯锦雄、李素馨(1999)也分别对原住民观光的发展型态和市场类型进行了分类。

从总体看，我国学者对民族村寨旅游的基础理论研究还不全面、完善和深入，有待今后拓展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二）产业发展研究

主要体现在旅游可持续发展及其有关的各方面。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如徐永志(2006)认为民俗风情是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蒋丽芹(2005) ，王雯雯(2006)分别提出了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体系和对策。台湾学者吴宗琼（2003）认为透过生态资源（Ecological）、经济利益（Economical）、游客体验（Experiencing）的3E平衡发展使原住民部落达到永续经营的最大整体效益。

在发展模式及策略方面，黄亮，陆林，丁雨莲(2006)阐述了西双版纳傣族园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及相应发展战略。台湾学者中，钟任荣(2005) ，郭训德等(2005)利用SWOT矩阵分析法，分别提出了台湾和花莲县丰滨乡丰富部落发展原住民观光产业的策略。林光浩(2007)以屏东县春日乡部落为例,了解受访者(居民与游客)对于部落发展生态旅游的认知与态度，两者作为研究生态旅游发展潜力主轴，并提出策略拟作为生态旅游的发展蓝图与建议。上述台湾学者的分析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另外，两岸学者还在村寨保护和发展的具体对策等方面展开了研究。在其他相关研究中，如张河清，方世敏（2003）提出实施区域协作，使湘西民族旅游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卢世菊（2006）探讨了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问题。刘晓辉（2006）探讨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贵州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些可对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带来有益的启迪。

（三）旅游供给研究

1．旅游资源开发研究方面

罗永常（2006）针对贵州实际，提出了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目标和原则。对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开发模式上，大陆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例如丁健，彭华（2002）从空间角度将民族旅游的开发模式分为原地开发模式（包括原生自然式、原地浓缩式）和异地开发模式两种。这实际也符合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开发实情。张华明，滕健(2006)提出一种以保护(Conservancy)开发为前提、公司(Company)起主导作用、有鲜明特色主题(Topic)、村民(Villager)普遍受益的多赢发展模式,即CCTV模式。杨兴洪（2005）通过天龙、郎德与中洞三种开发模式的分析,对贵州乡村民族旅游实现科学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生态旅游开发上，聂泽龙等(1999)以云南曼么哈尼族村寨为例,分析了秀丽的热带风光和多样的民族文化对于生态旅游开发的价值。邓永进，郭山（2001），陶犁(2002)，江晓云(2004)，蒋丽芹(2005)分别以不同的案例，对少数民族村寨如何开发生态旅游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另外，我国学者还在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变迁、培育民族文化旅游品牌、民族节日符号运用、旅游景观系统构建与开发、旅游策划和规划等方面展开了研究。

2．民族村寨旅游各产品类型的研究方面

杨家娣、叶文（2003），杨兆文、徐乃瑞（2004）均以云南民族村为例，前者进行了问题和对策分析，后者探讨了民族文化村产业化发展道路。这是侧重于异地主题公园式民族村寨方面的研究。

马晓京（2002）提出建立“民族生态旅游村”是民族旅游保护性开发的新思路。黄萍，王元珑（2005）认为建立“文化生态村”是实现四川民族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模式。沙爱霞（2004）提出了宁夏纳家户民族生态旅游村开发的原则和措施。这是对属原生型民族村寨类型之一的民族文化生态村旅游开发展开的研究。

周真刚（2002）、杜倩萍（2001）、周真刚和唐兴萍（2004）、黄萍和游建西（2004）、刘沛林等(2005)、刘旭玲，杨兆萍，谢婷（2005）等人论述了生态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建设、保护、在少数民族社区景观保护的作用以及生态博物馆理念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的应用等方面的内容。这是对原生型民族村寨的另一种类型―生态博物馆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我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成为研究热点。

3．家庭旅馆研究方面

大陆学者对民族家庭旅馆的研究较注重经营管理对策，如鄢杰（2003）提出西部民族地区民居接待产业化“两会（村委会和行业协会）+农户”、“公司+农户”、“政府+公司+移民工程”三种主要的经营管理模式。陈国兰（2006）对沪沽湖落水村家庭旅馆进行了个案分析，提出“政府十行业协会+接待户”的多层次管理模式。

在台湾，家庭旅馆被称为民宿。从论文研究方向来看，有从民宿建筑法令或民宿功能方面探讨，有从游客需求与评价着手，经营管理方面的研究，多注重区域性、原则性的论述。

另外，在对旅游线路、旅游商品开发的研究方面，大陆学界多在民族旅游的框架下进行。一方面很多都适用于民族村寨旅游，另一方面也可从中获得很多启示，尤其是对民族村寨旅游线路设计方面。今后可针对民族村寨旅游并结合案例进行相关研究。

（四）旅游需求研究

旅游需求研究主要是针对游客的研究，包括旅游动机、认知、态度、需求、消费行为及满意度等方面。大陆学者如吴忠军，唐晓云（2004）以广西龙胜为例对民族旅游地国内游客行为进行研究，重点分析了龙胜国内游客的人口统计学特征、需求与消费行为、游客的时空分布，探讨了游客行为研究在市场导向型旅游规划产品设计中的应用。为民族村寨旅游游客行为分析提供了方法借鉴。钟洁（2006）以云南民族村和西双版纳傣族园为例，对民族村寨旅游的游客体验度进行了对比研究。

台湾学者中，如蓝淑琪(2004)以新竹县尖石乡司马库斯为例，分析了部落生态旅游游客的环境识觉与行为。掌庆琳,洪雅芳,吴淑铃(2006)探讨了原住民地区民宿游客於原住民节庆活动期间的参与动机与选择民宿的动机。游钦忠(2006)探讨了太鲁阁国家公园原住民特色产品的产品属性与游客购买意愿之间的关系。吴佳霖等(2003)进行了游客对原住民族文化园区满意度的研究。

（五）社区参与研究

社区参与是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话题，大陆学者如黄华（2004）总结了社区参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类型、阶段、层次以及参与方式，分析了社区参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制约因子和现存问题，提出了社区参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原则、发展机制和利益保障措施。

台湾较注重对社区参与的研究，如蔡志坚（1996）提出建构玉山国家公园与当地原住民共同合作经营之模式。纪骏杰(2001)提出资源共同管理的理念。黄跃雯(2001)指出原住民部落要发展生态旅游，首需获得部落居民的支持、参与，提升服务品质。

（六）旅游影响及影响认知研究

大陆学者对旅游影响的研究多从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分析，对民族村寨旅游的影响分析偏重社会文化影响。

如良警宇（2005）从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上探讨了旅游开发对民族村寨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唐雪琼，车震宇（2004）从村寨面貌、经济状况、消费观念、思想意识、人际关系、女性地位等方面分析了旅游开发给村寨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付保红，徐旌（2002）对曼春满村寨民族旅游中村民社会角色变化进行了调查研究。

钟洁，陈飙，杨桂华（2005）对我国民族村寨旅游效应研究进行了评述和展望。

李志飞（2006）以柴埠溪国家森林公园为例，研究了少数民族山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针对民族村寨居民对当地旅游业影响认知的研究在大陆还不太多。

台湾有关观光发展影响的研究，目前普遍认为观光开发对当地影响之研究应涵盖经济影响、社会文化影响及实质环境影响三个层面，且正负影响兼具。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关于当地原住民或游客对于部落发展观光可能带来的正负面冲击的认知和态度的研究也甚多。如黄宗成等(2001)、陈锦鸿(2006)、 吴宗琼(2002)分别研究了原住民对观光、民宿业、观光庆典活动冲击的认知与态度。在居民对观光冲击影响认知因素的研究方面，根据欧圣荣与颜宏旭(1994)、黄宗成等(2001)、欧圣荣与陈明川(2003)等人的研究归纳有年龄、教育程度、职业、个人月收入、住家离观光据点距离、居住时间长短、与游客接触程度、参与游憩活动机会等因素。

（七）其它视角下的研究

两岸学者还从其他视角进行了研究，有助于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这里举几个例子，如：

徐新建（2000）以较独到的见解论述了我国“民族旅游”与”旅游民族”的形成与影响。对民族村寨旅游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张明（2005）以落水村为例，从人类学角度，探讨了旅游目的地文化真实性问题。

张义平（2001）构建了旅游环境承载力测度模型，并对云南民族村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了测度、分析和研究。这对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有着理论和现实意义。

梁炳琨(台湾，2004)从新区域地理学研究取向，以地方文化与观光地景生产为研究对象，探究近年台湾原住民族地区在全球文化经济环境中，如何以地方文化，透过文化经济运作的策略，进行观光地景的生产，回应市场经济与国家政策，并且在观光发展中，如何进行地方建构。

王亚欣（2006）从借鉴的视角，以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营造为借鉴，对大陆民族社区旅游开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目前深入研究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的文章在大陆不多见。

四、总结和展望

（一）大陆和台湾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和研究对比

从所在区域看，大陆的少数民族和台湾的原住民大多分布在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山区；从旅游影响看，发展民族村寨旅游对两岸村寨社区都存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正负面影响；从发展阶段看，都大致经历了萌芽时期、探索发展时期和转型发展时期，发展过程类似；从发展类型看，大陆和台湾都存在原生型与异地仿制型民族村寨；在产业发展方面，大陆和台湾都很关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以上是海峡两岸民族村寨旅游在发展方面的主要相似之处。在研究方面，两岸学者都很重视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旅游发展策略的制定与旅游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文献分析法、综合与对比分析等常规方法外，两岸学者也逐渐重视调查法和案例分析法的应用，并引入统计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

大陆和台湾民族村寨旅游在发展和研究方面又存在以下不同：

1．现代意义的民族村寨旅游是台湾发展早于大陆，台湾当局有专门关于原住民观光的政策，大陆的国家旅游局还未出台有关民族村寨旅游或民族旅游的政策，目前大陆的民族村寨旅游是在乡村旅游政策的指导下发展的。另一方面，台湾学者对原住民部落观光的研究也较早，在很多方面研究也较深入。

2．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的发展较早，一方面积累了多方面经验，另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很多问题。大陆的民族村寨旅游在发展中也出现了发展的非持续性现象，但可发挥后发优势，使发展方向及时转型。例如在1998年，贵州省创建了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开创了内地民族村寨旅游的生态发展之路。

3．在研究内容上，内地学者较注重开发和经营管理模式的研究，台湾学者较注重社区参与和旅游影响认知的研究。特别地，内地学者对民族村寨旅游影响的客观分析较多，但专门进行民族村寨旅游目的地居民或游客对旅游影响的主观认知研究还不太多。

4．在研究方法上，内地学者采用定量分析的不多，即使采用，方法也较单一。台湾学者在这方面做得较好，无论是旅游需求分析、旅游影响认知分析，还是发展策略的制定，均喜引入不同的定量分析方法。不过这一差异在逐步改观。

（二）启示

这里的启示应是双向的，大陆和台湾应相互借鉴，从对方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如大陆生态博物馆的发展理念，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的社区营造理念，均可为对方借鉴。在政策制定方面，大陆国家旅游局可出台民族旅游或民族村寨旅游的相关政策，以指导其健康发展。另外，海峡两岸学术界可在民族村寨旅游方面召开研讨会，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促进大陆民族村寨旅游和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的共同发展。

（三）问题和展望

1．应建立清晰的概念体系和当前阶段相对规范的产品分类体系，来规范民族村寨旅游的相关研究，并注意利用多学科视角下的研究成果。

2．加强游客对民族村寨旅游的需求研究,把游客的需求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走一条切合市场的科学发展之路。

3．旅行社可从区域旅游的视角，根据各种民族文化主题，进行民族村寨旅游的专项线路设计，也可将有特色的民族旅游村寨纳入到各种旅游线路之中。

4．在研究层面，应注意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结合，增强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或可借鉴性；在管理层面，应选拔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强调多方参与决策，重视专家的建议，实现科学管理。因为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主管领导一般文化素质有待提高，因此要特别注意旅游管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注意专家研究成果和管理的有效结合。

5．无论是民族文化生态村还是民族生态博物馆，是否真正走上了生态发展的道路？民族村寨旅游还有没有其它的发展形式？如何在旅游发展中面对开发和民族文化保护问题?如何处理村寨保护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系？如何促使民族村寨旅游和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旅游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层面和程度到底怎样？另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民族村寨旅游中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那么游客、当地村民和当地政府等方面对社区参与的态度如何？社区参与理念是如何运作的？社区居民从社区旅游中得到了哪些好处？上述问题实际上都是动态发展的问题，也许我们现在能够做出回答，但也许我们将来能给出更满意的答案，又也许将来我们提出的问题会更多。一切都在发展，相信我国海峡两岸民族村寨旅游业的前景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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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民族地区的滞后，实际是教育的滞后。其产业结构调整受其生产力水平及发展速度影响，主要体现在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上。调整目的是要改变地区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雷同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现状，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建立地区的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这一任务完成的关键在于科技的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教育，尤其是成人教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积极灵活性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方面，是民族地区其他高校难以媲美的。它在教育的层次结构、形式结构、科类结构诸方面与产业结构调整更相适应，在培养适应产业结构要求的各类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方面，也更能促进民族地区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然而，由于西部山区、民族地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教师，尤其是成人高校的教师流失严重，极大地制约了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文化教育的落后，反过来又严重制约地区经济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这个问题如不及时加以解决，势必继续拉大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影响社会的和谐，制约小康建设进程。

因而，建构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评价体系，其评定标准和培养途径应结合产业结构以发展农业产学研为主。为此，我们可从以下方面探索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队伍的建设。

一、以发展农业产学研为主，创新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认定标准

结合当地农业发展状况，以是否依据所学服务当地产业，尤其是否为当地产业发展起到了良性作用为标杆。根据调查报告可看出，三农问题一直制约当地经济提升的瓶颈。产业组织分散，布局很不合理，而信息咨询、计算机应用、科技服务等新兴第三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交通通讯、科研教育不发达，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向高层次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其标准可认为：

(一)要做一名成人高校好老师，首先要热爱民族地区成人教育事业

“名师出高徒”，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素质的高低决定学生素质的高低，只有造就一支适应当地民族产业升级改造的教师队伍，才能造就高质量的学生。要有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师德。古人云：“学高为人师，身正为人范。”

(二)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必须具备四大专业能力

首先，要有了解民族地区学生的能力。成教学员有比普高学生特异之处，在学习的年龄、时间、地点等方面迥异。在学习的内容、方式上更有灵活性。

其次，处理民族产业教材的能力。教材只是“点”，产业才是“面”，如何将当地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教材“衔接”，从此可折射出教师的“底蕴”。

再次，课堂教学能力。是否真能诠释学员心中之疑，带来学员产业升级价值观，在此可得以彰显。

最后，服务当地经济的能力。为此，要深入农村，了解农村；深入学员，了解学员。在深入中排解当前农村发展的困境，推进产业调整升级；在了解中消释学员产业调整之惑，提高学员农业转型的能力。

(三)创新民族教师认定标准

为了更好地引导民族教师的有序发展，在我国尚无标准的情况下，学校可以自行制定民族教师的认定条件和培养管理条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民族地区教师宜承担当地产业技术开发科研工作情况；（2）教师参与民族产业项目实践活动情况及认定；（3）教师带教学生从事民族产业科技活动或实践活动的情况。

二、以发展农业产学研为主，创新成人高校教师体制机制

我国民族地区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过大，农业生产基础薄弱，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这是制约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重大因素。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经营规模小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农业社会效益高与农民收入低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这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牧区生产力，解放农村牧区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将带来结构创新的问题。要解决此问题，课题调查组认为可这样实施：

(一)创新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培养机制

推进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培养体制与课程体系改革，形成普教、职教、成教相衔接的培养体系。加强成教与当地农业产业结构对口部门之间的联系，实行教师与农村产业教学实践“衔接”制度，从源头上提升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队伍素质。

(二)创新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选拔机制

完善教师公开招聘办法，建立符合民族地区教育教学规律与民族产业尤其是农业改造升级相联系的公开招聘新教师制度，改进考试的科目、内容和方法。完善成人教师资格制度，严格成人教师准入制度，探索建立民族地区成人教师资格再认证制度，逐步推行民族地区成人校（院）长公开招聘选拔制度。

(三)创新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配置机制

创新编制管理办法，制定民族地区成人教育教师编制标准，建立健全成人高校教师编制定期调整机制，严格落实成人教育与普高教育一致政策，解决教师结构性缺编问题。合理确定教师、管理人员和工勤技能人员比例结构。对到农村地区和两翼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成人教师，在职务职称晋升和工资待遇等方面予以倾斜。建立完善民族地区成人教师转岗、退出制度。

(四)创新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评价机制

积极探索多元化、分类别、分层次的评价方法，构建以农村产学研岗位职责要求为基础，符合成人教育教学和教师成长规律、导向明确、标准科学、体系完善的学校和教师绩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职称评审办法，完善各类人员职务职级体系，加大学校绩效考核权重，扩大民族地区成人高校评价自主权。

(五)创新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激励机制

分类指导民族地区教师发展，鼓励教师个性化发展，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完善农村科研成果知识权利归属和利益分享机制，鼓励成人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潜心研究。对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实行倾斜政策，鼓励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探索高层次人才协议工资制和农村项目工资制等。

(六)加强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考核评估

提高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在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年度考核的评估权重和分值。建立和完善教师队伍建设的信息化支持系统，推进教师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特别是在双语教学方面加强考评，这是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根本前提。要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少数民族双语师资队伍，使之适应当前民族地区正大力开展的农业产业升级改造。为此，要建立“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队伍双语教学”实施情况的监测、评估、考核机制。

三、注重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培养途径——有效技能研究与实践

(一)改进认知，注重实践

根据国务院关于西部发展战略之计，充分发挥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有效利用成人高校辐射作用，促进教师服务产业，服务当地，在有效转型中更新教师的知识观、价值观，促使教师在劳动付出价值体验中形成有效技能。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反复实践，让教师对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认知民族产业结构调整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二)注重互补性的研究与实践

在创新成人高校体制机制的外因与教师本身的内在需求下，让教师主动追求自身的成长，即注重产业结构改造与谋求自身幸福指数相伴。尤其宜强化自身对于民族地区文化习俗、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前瞻性、互补性的研究与实践。诚然，此研究必将引起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育课程整合向纵深层次发展，也必将促使教师的良性成长。从而，提高教师有效技能，打造民族地区成教学科教学特色，更好地服务当地的民族产业发展。

(三)以民族产业科技项目为载体锻炼教师

学校应积极鼓励引导教师在搞好教学的同时，从事一定的科研项目，锻炼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和创新意识。此外，还应鼓励教师参与民族产业科研项目的鉴定、论证以及科研项目规划、申报等工作。如此，既促进民族科技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又能使教师了解民族科技的发展状况，有利于教学内容的补充和提高。

(四)适应契约合作为民族教师提供实践平台

契约合作模式是指学校与当地民族产业部门以协议的形式界定的合作方式，在协议中明确规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使教师了解生产实际，直接参与民族产业调整实践，参加产业转型调研、分析、处理，参加企业技术咨询和培训、科研等工作。产业调整是民族教师服务产业的最好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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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S-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0)-06-0001-4

目前全球正经历一场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人类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温室效应。农业生产在全球温室气体循环中占有重要地位,农业既是碳汇也是温室气体的排放源。一方面,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二大重要来源,另一方面,由于温室效应而引起的气候变化又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因此,发展低碳农业具有重要的特殊意义。

1 低碳经济与低碳农业

1.1 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这一名词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它以能效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为核心,以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为标志,促进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最终使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相互和谐,可持续发展。

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呼吁全世界向低碳型经济模式转化。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表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将有望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和指导方向。2007年12月,“巴厘岛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减排25%、40%,为全球进一步迈向低碳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2008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定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点。

1.2 低碳农业

低碳农业是一种比广义的生态农业概念更广泛的概念,不仅要像生态农业那样提倡少用化肥农药、进行高效的农业生产,而且在农业能源消耗越来越多,种植、运输、加工等过程中,电力、石油和煤气等能源的使用都在增加的情况下,还要更注重整体农业能耗和排放的降低。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无论是节地、节水、节肥、节种,还是节电、节油、节柴(节煤)、节粮,只要是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增强土壤的固碳能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都属于低碳农业最有效、最现实的形式。

1.3 北京市发展低碳农业的意义

北京市发展低碳农业是在应对未来农业的巨大挑战、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的举措,其宗旨是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实现农业的高值化,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产业化规模、竞争力和比较优势效益。发展低碳农业不但可以增加碳汇:还可以节约能源,并推广新能源;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提高废弃物和化肥农药的利用率,减少农民的经济投入,获取更大收益。低碳农业是资源节约型农业――尽可能节约各种资源消耗,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低碳农业是综合效益型农业――以最少的物质投入,获取全社会最大的产出收益;低碳农业是生态安全型农业――采取各种措施,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中可能对社会带来的破坏降到最低。简而言之,发展低碳农业经济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迫切要求。

2 北京市发展低碳农业的途径

气候变化引起的水资源短缺和燃料价格的波动都将直接影响到粮食的生产状况和耕作的稳定性。在农业用地中会释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超过全世界人为排放温室气体总量的30%以上,相当于150亿吨CO2。发展低碳农业该采取哪些模式,下面从循环经济的角度来阐述低碳农业上的发展思路。

2.1 减量化原则――发展节约型农业

九节即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种、节电、节油、节柴(节煤)、节粮,一减就是减少从事“一产”的农民。抓好“九节一减”,不但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经营成本,而且可以在源头上减轻农民的负担,而更为有效的是可以促进农民增收,治理农业生产中所产生的面源污染,达到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目的;还可以增强土壤的固碳能力,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通过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化解农业生产中所面对的风险,发展低碳农业、循环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影响。

2.2 再循环原则――大力发展循环农业

在新形式下,依靠水土为中心的传统农业种植模式将接近或达到土地承载能力的临界状态,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寻求新的种植模式。微生物的利用被称为白色农业。它把传统农业的动植物资源利用拓展到微生物资源利用领域,创建以微生物产业为中心的新型工业化农业。目前农村微生物运用最广泛的是沼气,而且效果显著。沼气的残留物――沼液可以代替农药、沼渣可以代替化肥,是发展有机农产品的重要条件。将农业生产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化害为利、变废为宝,进行循环、深度利用。充分利用太阳能和其他新兴能源代替传统化石燃料。

2.3 再利用原则――发展农产品的加工业

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农产品的经济附加值,创造更好的效益。将各种农产品加工后所生成的副产品和有机废弃物循环利用,进行系列开发和深度加工,有些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甚至会超过主产品的效益。既做到了节约能源资源,又减少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有效的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

2.4 可控性原则

可控性原则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保护生态环境;开发安全优质农产品;优化配置农村产业结构。其中有机农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不施用任何化学合成物质,绿色农产品禁止施用高毒高残留的化肥和农药,减少化学合成物的使用,施用有机肥。大力发展有机农业,如果可以全面覆盖的话,这一领域几乎能够达到碳中和状态。在生产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强化固碳,还可以带来生物多样性进展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

2.5 生物质能源利用原则

重点示范推广生物质燃气中降低焦油污染技术、低温沼气发酵技术、生物质燃料高效利用技术以及沼渣、沼液资源化利用等技术,重点开展利用太阳能光热转换系统、生物质燃料加温等资源替代型技术(产品)试验示范,推广沼渣、沼液定量施肥技术,提高农村生物质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开展生物质集中气化供气技术、户用炉具多元燃料、生物质成型燃料与能耗成本控制技术、生物质燃气标准化技术、生物质固体成型成套设备与配套炉具开发与应用等。

3 北京市发展低碳农业潜力分析

现代农业提供大量产品,同时也成为面污染源和排放源。高碳排放石油农业不可持续。京郊农业耗能高于全国,单位面积化肥用量为世界平均(109.8kg/hm2)5.5倍,意味着排放强度比全国成倍高出。尽管每公顷产值高出38%,但是农业能源效率仍低于全国平均。作为首都,必须做出低碳经济建设的榜样,向世界显示中国减排的决心和行动的落实。

表1 北京市农业每公顷能耗和产值与全国平均比较

地区 耕地

(万) 农机动力(kw) 农用电(kwh) 化肥

(kg) 猪牛羊肉(kg) 农业地区产值(元/公顷)

全国 12173.5 6.285 4525.5 419.6 433.5 23079.0

北京 23.22 12.95 17715.0 602.9 1486.5 31936.5

3.1 地理条件

北京市地处华北平原西北边缘,地形多样,各种地貌类型较为齐全,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春、秋短促,年平均气温10-12℃。雨热同期,无霜期较长,光照充足,有利于农业的综合发展。山区占全市总面积的62%,平原约占38%。耕地面积23.2万公顷,全市境内多年平均降水量为600mm,由境内降水而形成的多年平均地表径流量为23 亿m3。有效灌溉面积17.2万公顷,农业用水12亿m3。全市人口1695万多,其中农业人口约占15%。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全市农业以都市农业为主,生产蔬菜、瓜果、花卉等。

3.2 水和生态资源

北京市拥有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两大淡水湖泊,是重要湿地,其巨大的生态功能对维护首都生态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北京市总面积16400km2,流经市域的河流有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拒马河和枸河。全市年平均降水量为626mm,年内多暴雨集中,汛期6-9月份降雨量占年降水量70-80%以上。北京因水而建都。北京的地表水和地下水主要靠降雨补给。北京水资源的特点:(1)北京属干旱少雨气候,水资源严重不足;(2)年际及季节变化大,年降水量1406-290mm之间,年内降水多集中在6-8月,形成地表径流,不易补充、涵养地下水;(3)北京有蓟运河、潮白河、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五大水系。共有大小河流100余条,全长2700多千米。有大小湖泊、水库120余座。2008年节水19559t,节水措施245项。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将是北京市利用生态资源取得经济收益的重要途径。

3.3 林业自然资源

北京山地原始植被类型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因长期受人为影响原始植被类型已不多见,长期大量的人为活动使次生植被在该地区占主导地位,林业在发展低碳经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独特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得到国际公认。森林在发展低碳经济、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作用主要是要增强森林的碳汇功能,减少和控制森林成为温室气体的排放源。北京市林地面积641368.3公顷,森里覆盖率36.5%,全市林木绿化率52.1%。良好的森林覆盖率为农业温室气体减排提供了良好的生态基础。

图1 森林面积结构

3.4 农业生产条件较好

伴随着农业科技的大力推广和农业产业化经营速度加快,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传统农业迅速向现代农业转变,生态农业、绿色农业、无公害农业、农业产业化等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现代农业成为目前农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建成了多个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综合示范区。拥有多个使用沼气作为能源的示范乡镇,多数村庄广泛应用沼气作为生产生活的主要能源,为发展低碳农业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3.5 秸秆利用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

秸秆是一种很好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可用于生物质能源开发,每2t秸秆的热值就相当于1t标准煤,而且其平均含硫量只有3.8‰,而煤的平均含硫量约达1%。在生物质的再生利用过程中,排放的CO2与生物质再生时吸收的CO2达到碳平衡,具有CO2零排放的作用,市场前景非常广阔。除秸秆用作燃料、秸秆还田,秸秆饲用之外,秸秆还用来碳化、秸秆发电等。秸秆发电是秸秆优化利用的最主要形式之一。随着《可再生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等的出台,秸秆发电备受关注,目前秸秆发电呈快速增长趋势。

3.6 农业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北京市开展了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示范研究,初步建立了农业环境监(检)测体系,使农业生态环境大大改善;退耕还林,实施坡改梯工程,水土流失情况明显缓解,截止2008年,全市近40万公顷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初步治理。水土流失恶化的趋势初步得到遏制。

3.7 农业节能减排新技术广泛应用与农业生产

由于近年来对循环农业的广泛关注,农业的节能减排技术已经广泛存在于全市广阔农村的生产生活中。农业部举办了“节能减排农村行”,该活动在北京顺利进行,该项目的成功开展为应对世界能源短缺,节约资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善农村环境,实现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节发展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免耕技术的推广可以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且使产量得以提高,增加农民收入,保护了土壤和水资源。此外,育种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畜禽健康养殖技术、绿肥饲用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等一系列节能减排技术的实施,使温室气体的排放得到一定的减弱,保农业生产生态环境,实现了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4 推进北京市低碳农业发展的建议

4.1 大力宣传,编制全市整体规划

低碳农业是一个新兴的农业种植模式和技术体系,对于广大的农民而言,需要改变过去传统的农业思想。因此,需要通过各种媒体,并定期举办培训、讲座等形式,转变公众和社会观念,提高广大农民群众对低碳农业的认识和理解。编制农业总体规划,减少社会生产和生活活中的碳生产率。要做到以下几点:将低碳农业的经营模式纳入北京市农业发展的总体规划,进行全面安排部署;将低碳农业的研发技术纳入北京市的年度科技攻关计划;制定农村新能源发展利用纲要,使农业生产的碳排放量由高向低转变;制定专项规划,提出低碳农业的发展目标、重点和相关措施等,并研究低碳农业的统计方法和考核指标;在北京近郊、远郊平原和山区等不同类型地区分别建立若干低碳都市型农业示范区。

4.2 发挥碳汇潜力,加强碳汇研究

通过土地利用方式的调整和森林覆盖面积的扩大,将大气温室气体储存于生物碳库中是积极有效的减排方式。有研究表明,每增加1%的森林覆盖率,可以使大气中吸收固定0.6-7.1亿吨碳。提高北京市森林覆盖率,确保全市森林覆盖率每年在前一年的基础上都能有所提高,增强北京市森林生态系统整体的碳汇功能,发挥森林的减排潜力。同时,加强农业方面的碳汇研究,系统收集整理有关畜禽牲畜数量、稻田耕作面积、化肥农药使用量、秸秆利用率、耕地面积变化情况等相关资料和数据,为深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4.3 推广低碳农业技术,建立农业示范区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大力推广应用垄作免耕技术、沼气工程、绿肥饲用技术、秸秆综合利用技术、节水灌溉技术、农业机械节能减排技术等各种节能减排技术,从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并在此基础上,选择与乡村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相符合的低碳农业经营模式,建立低碳农业示范园区,示范企业、农户,充分发挥的传、帮、带作用,为节能减排技术的推广提供样板和相关技术支持体系。

4.4 改善农业的能源利用结构,整合能源服务体系

目前对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的所产生的问题及其所暗含的潜力重视不足,进展缓慢。主要表现在:种植业能源浪费问题突出,养殖业污染需要治理的空间范围广,农村生活垃圾和废弃物的治理刚刚起步。因此,必须积极转变思维,构建合理的农村能源服务体系,大力开发农村生物质能源,发展新思维。充分利用农村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和生物质能源,提高可再生能源和生物质能在广大农村能源利用中的比例。北京市建设中的秸秆综合利用、沼气等发展已具一定规模。突破沼气越冬保温与储气难关,加强大型沼气站管理,实现大部人畜粪便和秸秆沼气转化利用。

4.5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优化配置资源

依照相关统计数据,全市农村化肥、农药利用率不足35%,低于很多发达国家的利用效率(很多达到50%以上)。由于多数农户盲目追求高产出,偏施、过量施用化肥现象普遍发生,导致化肥利用逐年下降。化肥是高耗能产品,每生产1t氮肥平均要消耗1.4t煤炭。如果能把化肥利用率提高10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减少了1/4的化肥使用量。因此,要发展低碳型农业技术,就必须合理施用化肥和农药。广泛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合理使用农药,推广低容量喷雾技术,建立病虫害防治专业组织,运用多种技术,减少农药使用量。提倡和鼓励使用缓释化肥,改进施肥技术,提高化肥利用率和减少氧化亚氮的排放。

4.6 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研究,加强国际交流

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是《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三个灵活履约机制之一。我国将能够提供给世界清洁发展机制所需的一半项目,这也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积极开展CDM项目研究,扩大开发运用CDM项目的内容和范围,同时,加强技术合作与转让,推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资金和技术。要积极参与国际上低碳能源技术的交流,通过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新机制,学习先进的低碳技术,使我国农业领域的低碳技术和相关设备、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7 制定和实施农业减排增汇的生态补偿政策

发展低碳农业,提高农业的节能水平,必须依托相关的政策保障措施。很多发达国家已制定了详尽的法律法规,如德国就有对施用有机肥的农户进行补贴的政策。目前低碳农业的发展急需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与奖励办法,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等。改善农业的生态补偿机制,鼓励农业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鼓励发展循环农业和生物质经济等。依托北京市科技资源,提升观光农业品位,发展创意农业,提高农产品安全、营养和加工水平,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以大幅度降低单位产值排放强度。

5 结语

伴随着我国农业向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建立生态高值农业和生物产业体系不仅能推动农业向生态环保、高效多元化发展,而且能促进农业产业链的不断延伸。与此同时,还可以促进农业产业科学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升级,不断满足我国对农产品的总量需求和质量需求,全面实现农产品优质化、营养化、功能化,以及农业生态系统的持续良性循环 。这种全新的农业模式促进了“低碳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一种全新的的绿色农业经济。我国未来农业现代化如果建立在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之上,将是农业发展模式的重大创新,必将引领全世界农业发展水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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