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概念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当代文学概念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十多年前,《文艺争鸣》杂志曾组织开展过一次主题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的讨论,就是讨论“当代文学”作为一种学科概念的危机。如果说比较文学界常常讨论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是对跨国、跨文化的“比较”是否可能的一种不自信的学科自我意识危机,那么,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则是一种人为性的,是一种学术社会学博弈的现实结果,是一种表现为现实的学科体制现象,甚至是一种在“当代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在兴起建立之初似乎说得过去,但已有权威学者严重质疑,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语言命名包袱越来越重、越来越尴尬的社会语言学现象。

什么是当代文学?我的理解很简单,即当代文学是今人的文学,是活着的文学生活、文学参与者创造的不断发展前行的文学。在具体理解上,我们要把当代文学作为一种生命时间现象,体现着生命伦理和生命历史的意味,即如果一个作家还活着,那么他就在当代文学的视野之内,如果他故去了,他就不应在“当代文学”之内了,他成为了“历史”了。我曾在文章《什么是当代文学》中说过,作为一种时间性文学概念,“当代文学永远处于从过去的文学向将来的文学生长的过程当中,它是变动不居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为它设定一个固定不变的起点。当代文学应以研究尚健在的和尚从事创作的作家及其作品为主,或者说当代文学就是批评家的天地。研究过去文学的人,我们称其为文学史家或者学者,而研究当代文坛当代作家当代作品的人,他们直接就是文学批评家。批评家从不满足于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和学者,他们要成为历史本身,要与文学的历史融为一体,他们本身就是当代文学的一部分”。我觉得,当代文学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时间和进化中的动态概念。一方面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理解“当代”的性质和“当代文学”的性质,不应将其固定化地用一个“起点”来将其学院化、学科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其变动不居的类似生命生活的发展、成长特质,而忽视它,不将它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来看待,仿佛一个“历史时间性”意义上的学科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起讫点,那就会不符合实际而形成一种语言和观念的教条和僵化。正如韦勒克和沃伦在其《文学原理》一书中为那种只有“少数坚毅的学者扞卫并研究”的当代文学辩护说:

反对研究现存作家的人只有一个理由,即研究者无法预示现有作家毕生的着作,因为他的创作生涯尚未结束,而且他以后的着作可能为他早期的着作提出解释;可是这一不利因素,只限于尚在发展前进的作家;但是我们能够认识现在作家的环境、时代,有机会与他们结识并讨论,或者至少可以与他们通讯,这些优越性大大压倒那一点不利因素。如果过去许多二流的,甚至十流的作家值得我们研究,那么与我们同时代的一流或二流的作家自然也值得研究。

这段话为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存在做了非常有力的辩护。但这个辩护却无法成为将当代文学视为我们理解中的“学科”的辩护词。因为我们的“学科”对“当代文学”的理解与韦勒克和沃伦对“当代文学”的理解根本不一样。在韦勒克和沃伦那里,当代文学研究或许有天生的局限,却没有我们的“学科”的研究“危机”。

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说危机也许过于严重,它不过是比照“比较文学危机”的一个说法)在于我们给它设定了一个固定的,仿佛不变的起点(1949年)。而这个起点的固化与“当代”这个富有生命动态的词汇发生了名实不符的矛盾。屈指算来,我们困在这种“学科”意义上的“当代”,都近六十年了,那些已可以说是“陈年往事”的越来越远的作家作品,那早已故去不在世的作家作品,还是“当代”吗?现代性是个好东西。但现代性也有画地为牢的技术性樊篱及其狭窄,也有“断裂性”的仿佛永远要确定一个告别过去的“起点”的嗜好。“当代文学”的“学科”尴尬在这里不能不说是由现代性的观念局限所造成的。

当然,对当代文学的这种学科化的理解,其更重要的形成原因也许还是现实的、物质性的“学科体制”层面的因素所使然。我们应该将“学科”视为一个现代性的更靠近物质层面的制度化、体制化的东西,它建立在现代大学教育的学术分工和教育制度之上。技术性的明晰化和稳固化是它带给学者和教师的便利,是将历史和现实事物、将学术对象加以逻辑化知识化的需求结果。是一种非常必要的学术秩序化动机和诉求。作为学术研究人员,我们都不可避免地生存在“学科”之上。尽管我们有时用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似乎表面掩盖了“当代文学”的学科化,但实际运作中,“当代文学”完全是一个“学科”化的客观而实在的学术存在形态,从学会、教育、专业等区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界限是极为明确的。当然,我们应该理解现在这种将当代文学学科化的初衷,而且自有“当代文学”“学科”以来,它大大推动了当代文学的研究,培养了持续成长的学术力量,取得不断超越的学术成果。但所有这些积极的努力和成果,都不能解决将“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有着固定起点的“学科”,与将“当代文学”视为一种不断发展变化、意指当下文学及其现时生活的“领域”,这两种理解之间的矛盾。就现实状况,从小处说,这只是一个学科的命名问题;从大处说,则是中国文学“学科”如何整合的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有关“当代文学”的说法,也许就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学术现实操作的难题。但是,既然为“学术”,为由学术而形成的“学科”,就总要科学和名正言顺吧,这是学术和学科起码的伦理要求。我知道,这并不是我们坐在这里,或写写文章就能解决的。说“解放”,谈何容易!

怎么“解放”?这不是我能够说的。

我只想指出,现在是应该说要将真正的“当代文学”从学科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解放”是一种更明确的表达和诉求。无论如何,是一个“学科”也好,是一个学术“领域”也好,“当代文学”不能这样地成为一种异化语言概念而存在下去,“当代文学”需要恢复其仅指当下的鲜活的文学的本来含义。当代文学的“历史性”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它的“历史性”应建立在“当代”作为一种人的生命生活的现世时间基础之上。

《文艺争鸣》杂志2007年推出了“当代文学版”,我在前面写了一个题为《当代的意义》的发刊词,并无意挑战“当代文学”概念的现有秩序,但实在有将“当代文学版”办成体现当代性、当代精神的切近文学现实、参与当代文学发展的刊物。但一年下来,十二期,反思一下,这方面做得并不很好。还是太学院,太“文学史化”了。对如此丰富的前卫的“当代”,刊物体现得非常不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不能不说是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学院化,以文学史为重的风气有关。我们有些无能为力。这也促使我们下决心今年要推出“新世纪新生代文学写作评论大展”,努力体现真实的当代性,增强现场感,或叫与时俱进。

应该谈一谈有关“当代文学”使用的语言问题。我们实在应该对语言的使用持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和态度。这么多年来,对于“当代文学”研究的学院化、学科化、固定起点化,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没有认真对待过像唐弢、施蜇存、王瑶这些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前辈和权威的反对、告诫。唐弢先生甚至说出了“现在出版了许多《当代文学史》,实在是对概念的一种嘲弄”这样的重话。可是我们依然故我。可见世俗中的学术潮流,学科化的现代物质诉求,其势力是多么强大。老一辈学术权威“威”而无“权”,这是对“文学史”学术史进行“文化研究”的绝好案例,是一个社会语言学视角的绝妙案例。这些学术老人之所以能如此逆学术时尚而动,发表了使我们不去正视其实越来越无法不正视的警醒之言,就在于他们的心中怀有对语言对学术概念的可贵的敬畏之心。从社会语言学的认知角度,我们相信一切语言都是约定俗成的,如果我们约定“当代文学”是指称我们任意或一定要指称的对象,那么谁也无可奈何。这固然有理,词典上有多少这样的南辕北辙的“约定”俗“成”的词汇,时势造语言,语言造时势。更有甚者,时下当代文学界的部分学者又似乎有意将“当代文学”仅仅限定在他们用意识形态历史变迁框定的“十七年”文学加上“”文学这样一种更为狭窄的时间概念内含上,用一种置身于我们身后的意识形态化理解的特殊的“当代文学”概念来表明它与所谓“现代文学”的对立,以及与当下的“新时期文学”对立,由此“当下”的“新时期文学”也并不充分具有“当代文学”的合法性。语言被“文化研究”所颠覆、扭曲、颠倒,造成语言奇观,如果此时你说“当代文学”是当下形态的,他们反而会嘲笑你是在“望文生义”了。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往往表现为语言的诚实。无论你怎样试图“约定俗成”,不幸的是“当代”这个词都并不可以任意随便“约定”,你遇到了一个很麻烦的不肯训服的词汇。它似乎在顽强地表明,一些语言或概念一旦生成,就带有某种神性,你必须真诚地面对它,你必须对它有所敬畏,有所规束,有所遵依,毕竟“当代”一词要比“当代文学”来得更早、更具有意义权威,你用具体“学科”来固化“当代”,甚至集群性地不顾一切地强行占有它,施暴于它,仍然无济于事。在我们写下“当代”二字的时候,你不怕它会像一条泥鳅一样从指缝间溜之大吉吗?你会变得可笑,变得尴尬,变得慌恐,变得不自信。

篇2

现代职业教育理念主要包括职业教育现代化、职业教育社会化、职业教育产业化、职业教育终身化等四个方面。这些理念运用到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能够很好地解决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升实际教学效果。

一、职业教育现代化理念在现当代文学课程中的应用

（一）现代化的含义

一般来讲，现代化可以分为广义上的现代化以及狭义上的现代化。所谓广义现代化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由生产力的变革引发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推动全球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的过程；与此相反，狭义现代化指的是现代化的科技以及工艺引发了人类社会的变革，并由此推及到了经济、文化以及思想方面。

（二）教育现代化的概念以及特点

教育现代化从本质上来讲指的是将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作为主要推动力量，并将现代教育的方方面面采用社会的最新成就来进行武装，从而确保现代教育能够适应并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通常来说，教育现代化分为三个层面：（1）教育内容以及手段的现代化；（2）教育体制以及管理模式的现代化；（3）教育理念以及方式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三个层面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它们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三）现当代文学的教育现代化

现当代文学的教育现代化指的是从基础上转变人类的受教育理念，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现代教育体制，将现当代文学的教育内容逐步的进行灌输和推广，从而从整体上提升民众的现当代文学素养。现当代文学教育现代化可以确保其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始终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确保受教育者学到的文化都是具备实际应用价值的。

二、职业教育社会化理念

（一）社会化

所谓社会化，指的是社通过各种方式，使自然人逐渐学习社会知识、技能与规范，从而形成自觉遵守与维护社会秩序、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成为社会人的过程。

（二）教育社会化理论

教育社会化的基本内容就是系统地对个体进行有关生产与生活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传授，授以行为规范，确立人生目标，培养人的社会角色。教育社会化就是要构建学习型社会。

（三）现当代文学教育社会化

教育社会化有其特定的含义。它主要包括：（1）确保社会中的个体有均等的受教育机会；（2）对社会人群进行现当代文学教育，从整体上提升我国国民的文学素养；（3）确保现当代文学所教学的内容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可以在某一方面提升受教育者的素质，为其工作、就业和生活提供一定的便利。

三、职业教育产业化理念

（一）产业与教育产业的概念界定

所谓产业指的是为一个国家创造GDP的行业。通常情况下，人们将教育产业的属性划分为私人产品属性以及准公共产品属性。和传统教育相比，现代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私人产品属性更加明显，其发展成为一个产业也是大势所趋。（二）职业教育产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职业教育逐渐成为了教育产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职业教育产业化包括教育规律与经济规律相同统一、教育的宏观统一性和微观多样性相结合、合理分担教育成本与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相结合三个基本原则。

（三）现当代文学的教育产业化

总结起来,现当代文学教育产业化有三种思路：（1）实现多主体办学，为现当代文学的传播拓宽渠道；（2）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灵活的现当代文学教育运行机制，确保现当代文学教育机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3）实行产业化经营，为现当代文学产业化、连锁化、国际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职业教育终身化理念

（一）终身教育概念的界定

所谓终身教育指的是人类个体一生中所接受的各种教育的总和。现在人们通常把终身教育的特征总结成：（1）面向全体社会民众；（2）将所有的具备教育职能的机构组合起来；（3）具有持续性和连贯性。

（二）职业教育终身化

职业教育终身化是指每一个社会成员一生中都要接受职业教育。它包括四个原则：即职业教育“终身”原则、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结合原则、正规教育组织和非正规教育组织相结合原则、人人受教育与人人办教育相结合原则。

（三）现当代文学的教育终身化

教育终身化是近几年全球都非常推崇的一种教育理念，该理念与我国的“活到老，学到老”这一概念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现当代文学的教育终身化可以极大地提升民众的文学综合素养。综上所述，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应用到现当代文学课程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向着专业化、科学化以及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同时，现当代文学的教育现代化、社会化、产业化以及终身化发展，能够有效地提升我国国民的综合文学素养，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许艳丽，王岚.基于MOOC的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5（26）．

篇3

一

在解释当代文学的历史流变时，文学史家通常认为，一种文流的兴起是此前各种文学流派和思潮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流之间，始终存有一种或隐或显的连续性线索。基于这一认识，他们确信任何一种文流皆有其谱系学意义上的源头，“从文学到文学”的阐释框架庶足以解答某种文学现象的历史由来。这显然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历史观。本质主义者相信任何事物都具有惟一性的永恒本质，现象本身只不过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本质的途径，而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惟一本质，则是本质主义者的天然使命。有鉴于此，作为本质主义者的文学史家，在对文学现象的观察中便具有了一种整体性的文学史观，他们对于文学本质（文学规律）的提炼，即表现为对文学史中连续性概念的寻求，其结果便是对纷繁芜杂的文学史现象进行了某种规律性的整合。但问题在于，这种以先验的本质主义思维整合文学现象的做法，却不幸印证了反本质主义者的某种真知灼见，即“小说根据虚构的事实描写真实，历史搜集事实组合虚构”。与小说家对真实的寻求不同，文学史家并不缺乏对各类史料的知识考古，但在总结和提炼规律的过程中，作为本质主义者的文学史家便会暴露出虚构文学谱系的叙述意图。关于这一点，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有具体说明，他认为“历史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即：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体系、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历史（文学史）写作成为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对文献的“组织”与“分配”。这其中自然有着历史学家（文学史家）作为一个本质主义者所特有的思想迷思，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代文学史写作已在事实上构筑起了一个以文学谱系学为表征的文学史神话。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文学史中的那些连续性概念，“不连续性的概念”反而“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显要位置。”恰如某些论者所言，倘若沉迷于以时间为线索的现代性整体叙述中，诸如八十年代文学之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会被简单处理：“在这样的叙述中，汪曾祺的小说常常必须‘单列’；高晓声‘陈奂生系列’之外的小说就不被重视；如果只把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的小说归属到‘寻根文学’，他们的非‘寻根’创作也常常被忽略。”类似的不连续性显然会破坏文学史家精心构建的文学谱系。实际上，为了使事件的连续性显现出来，文学史家会主动回避、抑制和消除那些不连续性概念。汪曾祺等小说家在文学史中的暧昧身份，只不过是文学史家对于史料进行“组织”和“分配”的结果。而对文学史家来说，再没有什么比反本质主义者的挑战更加令人痛心的事了：因为反本质主义者对历史边缘性话语（如不连续性概念）的重视，必将摧毁他们构筑起来的文学谱系。而文学谱系学这一“历史形式”，又偏偏在文学史家眼中是“历史”本身的代名词——在本质主义的迷思中，文学史家也许并不关心“史实”这一历史内核，反倒对文学谱系学这一“形式”念念不忘。倘若这一历史形式被抹杀，那么也就意味着一个由文学史家组合而成的知识共同体面临解体，毕竟反本质主义的文学史观，势必会釜底抽薪般地揭示出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某种“虚构”本质。那么，这一知识共同体究竟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它对当代文学史事实进行组合虚构的叙述意图又具有怎样的理论考量？

二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新启蒙运动的逐步兴盛，在当代文学研究界也出现了一个以历史批判为主旨的“启蒙共同体”，其成员关于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大多都倾向于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主观的启蒙诉求，八十年代的文学史家在描述当代文学的基本知识时，往往以启蒙主义的激进风格展开论述，隐含其间的知识分子主体性意识，以及学术之外的思想追求，无疑会在涤荡文化专制主义的过程中，模糊、歪曲甚至是篡改了当代文学的知识建构。对他们而言，求善的启蒙诉求似乎远大于求真的知识学原则。为改变这一学风，一些研究者适时提出了“纯文学”的概念。

“纯文学”的提出，与学界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有着直接关联。如何将文学从知识的谱系中单列出来，如何在文学史内部寻求当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已经成为了一批学院派文学史家的共同目标。在他们看来，当代文学已经深陷各类知识的包围，只有在与其它知识的不断区分中，只有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分析和建构文学自身的知识谱系，“纯文学”才有可能被表述出来。确切地说，这种理论期待其实已经隐含了八十年代文学史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某种现代性焦虑。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之后，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界迫切需要一种科学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希望通过本质主义的科学概括，提炼出当代文学的历史规律。倘若真能寻求到这一规律，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就不再是一个从属于政治或历史的文化附属品，它会因为这种内在的规律性特征而独立于其它知识，并且在一种自足的文学谱系中获得当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品格。由是观之，不论是“纯文学”概念的提出，还是对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现代性焦虑，均能证明文学史家已经具备了某种相似的文学史观，由此形成的知识共同体，自会在“组织”与“分配”文学史材料的同时，发挥其构筑文学谱系学的叙事意图。

从时间上来看，当代文学界这一知识共同体的形成大致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个知识共同体的哲学基础是本质主义，方法论兼具社会学和文学谱系学，同时也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等同于文学的学科合法性问题。在这一知识共同体中，作为当代文学史写作中最具影响力的几位文学史家，洪子诚、於可训和陈思和诸位先生将其文学史观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书中予以了详尽表述。尽管这些论著对文学史材料的理解、对作家作品的阐释均代表了当前文学史写作的最高成就，但毋庸讳言的是，其文学史观却受到了本质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他们描画的文学谱系中，中国当代文学成为了一条绵延不断的历史河流，即便是某些断裂的文学现象，也能在他们的整体性叙述中寻求到历史源头。文学史家的写作，与其说是为了再现奔腾不息的文学主流，倒不如说是对文学河床的重建。那些边缘性的文学支流，以及诸多不连续性的文学潜流，也只能在他们预设的文学河床中各寻其道。

以八十年代的小说史为例，在这一知识共同体对各类创作现象进行“组合”与“分配”的整体性叙述中，八十年代小说的文学谱系已具有了一种独立于其它知识的现代性品格。伤痕、反思、寻根直至先锋小说的文学谱系，不仅串联起了当代小说的历史主流，而且也在现代性的时间叙事中自成一脉。在这一文学谱系中，伤痕小说的兴起，是新时期初中国作家“”记忆的整体呈现，也是“五四”新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而反思小说的缘起，则是伤痕小说家愤怒情绪的理性升华；至于寻根小说，无疑得益于此前反思小说对文化问题的持续叩询。相较之下，在解释先锋小说这一明显断裂的文流时，文学史家对其历史源头的追溯便显得十分谨慎，但不论是现实主义文学多元论，还是文学现代性的实验论，都不能掩盖这一知识共同体的整体性文学史观。他们确信，正是因为此前小说潮流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拨，才在文学内部催生了一种非政治化、反理想主义和反英雄主义的现代性文化，而这种现代性文化既促成了先锋小说的出现，也预设了先锋小说的美学风格。就此而言，先锋小说的形成恰是自伤痕小说以来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的结果，这一文流与文学史家“预期的‘世界化文学’的想象是一致的。”基于这一认识，文学史家在讨论先锋小说的现代主义因素时，便格外看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因为只有彰显这一异域文学的影响力，才能充分提炼出八十年代小说致力于追求文学现代性的历史规律，也唯有这一规律，才能构筑起从“伤痕”到“先锋”这一八十年代的文学谱系。

篇4

关于现有的当代文学史文本，不少当代文学研究者对它的单调、重复和单薄颇有担忧。陈福民认为，在传统的一些文学史写作中，往往更多地用力于表面的叙述和生发，而扎根于文学史最基础的细节即史料的真实，却显得较少。刘锡诚分析认为，当代文学创作量大，而很多学者不可能读那么多作品，有时不得不借助第二手资料，从别人的评论中认识当代文学，从而缺乏一种整体的观照，也缺乏比较，导致了文学史写作与实际情况有很大的距离。有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就是讲作家作品，阅读者却不大明白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出现这样一个作家，产生这样一部作品，或者说为什么这个作品会在众多作品中被重视，被写入文学史。这样是不能够全景地反映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的，也不能说尽我们的文学成就。白烨认为，好的批评、好的研究常常在于把一个问题的复杂性揭示出来，而我们现在的研究往往习惯于用一些简单的概念或判断使事情的复杂性被遮盖。目前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缺乏“在场感”，把很多现实的问题用一个概念命名后加以抽象化，比如所谓“底层叙事”等，变成了纯粹的理论探讨。现在一些文学史只能称作作品题材分类的创作史，概而言之，是“不及人”的。“不及人”的文学史和“不在场”的当代文学评论，是我们面临的两大问题。李建军认为，文学是一个人格的投射，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作品，人格的影响因素也很多，最重要的就是时代的状况。文学史研究和写作应该是人文互动的，现在我们谈论一个作品往往没有顾及到作家尤其是没有顾及到作家背后影响作家创作的诸多因素，所以我们的研究缺乏完整性。

文学史写作应透过作品看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