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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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十多年前,《文艺争鸣》杂志曾组织开展过一次主题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的讨论,就是讨论“当代文学”作为一种学科概念的危机。如果说比较文学界常常讨论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是对跨国、跨文化的“比较”是否可能的一种不自信的学科自我意识危机,那么,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则是一种人为性的,是一种学术社会学博弈的现实结果,是一种表现为现实的学科体制现象,甚至是一种在“当代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在兴起建立之初似乎说得过去,但已有权威学者严重质疑,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语言命名包袱越来越重、越来越尴尬的社会语言学现象。

什么是当代文学?我的理解很简单,即当代文学是今人的文学,是活着的文学生活、文学参与者创造的不断发展前行的文学。在具体理解上,我们要把当代文学作为一种生命时间现象,体现着生命伦理和生命历史的意味,即如果一个作家还活着,那么他就在当代文学的视野之内,如果他故去了,他就不应在“当代文学”之内了,他成为了“历史”了。我曾在文章《什么是当代文学》中说过,作为一种时间性文学概念,“当代文学永远处于从过去的文学向将来的文学生长的过程当中,它是变动不居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为它设定一个固定不变的起点。当代文学应以研究尚健在的和尚从事创作的作家及其作品为主,或者说当代文学就是批评家的天地。研究过去文学的人,我们称其为文学史家或者学者,而研究当代文坛当代作家当代作品的人,他们直接就是文学批评家。批评家从不满足于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和学者,他们要成为历史本身,要与文学的历史融为一体,他们本身就是当代文学的一部分”。我觉得,当代文学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时间和进化中的动态概念。一方面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理解“当代”的性质和“当代文学”的性质,不应将其固定化地用一个“起点”来将其学院化、学科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其变动不居的类似生命生活的发展、成长特质,而忽视它,不将它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来看待,仿佛一个“历史时间性”意义上的学科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起讫点,那就会不符合实际而形成一种语言和观念的教条和僵化。正如韦勒克和沃伦在其《文学原理》一书中为那种只有“少数坚毅的学者扞卫并研究”的当代文学辩护说:

反对研究现存作家的人只有一个理由,即研究者无法预示现有作家毕生的着作,因为他的创作生涯尚未结束,而且他以后的着作可能为他早期的着作提出解释;可是这一不利因素,只限于尚在发展前进的作家;但是我们能够认识现在作家的环境、时代,有机会与他们结识并讨论,或者至少可以与他们通讯,这些优越性大大压倒那一点不利因素。如果过去许多二流的,甚至十流的作家值得我们研究,那么与我们同时代的一流或二流的作家自然也值得研究。

这段话为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存在做了非常有力的辩护。但这个辩护却无法成为将当代文学视为我们理解中的“学科”的辩护词。因为我们的“学科”对“当代文学”的理解与韦勒克和沃伦对“当代文学”的理解根本不一样。在韦勒克和沃伦那里,当代文学研究或许有天生的局限,却没有我们的“学科”的研究“危机”。

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说危机也许过于严重,它不过是比照“比较文学危机”的一个说法)在于我们给它设定了一个固定的,仿佛不变的起点(1949年)。而这个起点的固化与“当代”这个富有生命动态的词汇发生了名实不符的矛盾。屈指算来,我们困在这种“学科”意义上的“当代”,都近六十年了,那些已可以说是“陈年往事”的越来越远的作家作品,那早已故去不在世的作家作品,还是“当代”吗?现代性是个好东西。但现代性也有画地为牢的技术性樊篱及其狭窄,也有“断裂性”的仿佛永远要确定一个告别过去的“起点”的嗜好。“当代文学”的“学科”尴尬在这里不能不说是由现代性的观念局限所造成的。

当然,对当代文学的这种学科化的理解,其更重要的形成原因也许还是现实的、物质性的“学科体制”层面的因素所使然。我们应该将“学科”视为一个现代性的更靠近物质层面的制度化、体制化的东西,它建立在现代大学教育的学术分工和教育制度之上。技术性的明晰化和稳固化是它带给学者和教师的便利,是将历史和现实事物、将学术对象加以逻辑化知识化的需求结果。是一种非常必要的学术秩序化动机和诉求。作为学术研究人员,我们都不可避免地生存在“学科”之上。尽管我们有时用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似乎表面掩盖了“当代文学”的学科化,但实际运作中,“当代文学”完全是一个“学科”化的客观而实在的学术存在形态,从学会、教育、专业等区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界限是极为明确的。当然,我们应该理解现在这种将当代文学学科化的初衷,而且自有“当代文学”“学科”以来,它大大推动了当代文学的研究,培养了持续成长的学术力量,取得不断超越的学术成果。但所有这些积极的努力和成果,都不能解决将“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有着固定起点的“学科”,与将“当代文学”视为一种不断发展变化、意指当下文学及其现时生活的“领域”,这两种理解之间的矛盾。就现实状况,从小处说,这只是一个学科的命名问题;从大处说,则是中国文学“学科”如何整合的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有关“当代文学”的说法,也许就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学术现实操作的难题。但是,既然为“学术”,为由学术而形成的“学科”,就总要科学和名正言顺吧,这是学术和学科起码的伦理要求。我知道,这并不是我们坐在这里,或写写文章就能解决的。说“解放”,谈何容易!

怎么“解放”?这不是我能够说的。

我只想指出,现在是应该说要将真正的“当代文学”从学科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解放”是一种更明确的表达和诉求。无论如何,是一个“学科”也好,是一个学术“领域”也好,“当代文学”不能这样地成为一种异化语言概念而存在下去,“当代文学”需要恢复其仅指当下的鲜活的文学的本来含义。当代文学的“历史性”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它的“历史性”应建立在“当代”作为一种人的生命生活的现世时间基础之上。

《文艺争鸣》杂志2007年推出了“当代文学版”,我在前面写了一个题为《当代的意义》的发刊词,并无意挑战“当代文学”概念的现有秩序,但实在有将“当代文学版”办成体现当代性、当代精神的切近文学现实、参与当代文学发展的刊物。但一年下来,十二期,反思一下,这方面做得并不很好。还是太学院,太“文学史化”了。对如此丰富的前卫的“当代”,刊物体现得非常不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不能不说是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学院化,以文学史为重的风气有关。我们有些无能为力。这也促使我们下决心今年要推出“新世纪新生代文学写作评论大展”,努力体现真实的当代性,增强现场感,或叫与时俱进。

应该谈一谈有关“当代文学”使用的语言问题。我们实在应该对语言的使用持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和态度。这么多年来,对于“当代文学”研究的学院化、学科化、固定起点化,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没有认真对待过像唐弢、施蜇存、王瑶这些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前辈和权威的反对、告诫。唐弢先生甚至说出了“现在出版了许多《当代文学史》,实在是对概念的一种嘲弄”这样的重话。可是我们依然故我。可见世俗中的学术潮流,学科化的现代物质诉求,其势力是多么强大。老一辈学术权威“威”而无“权”,这是对“文学史”学术史进行“文化研究”的绝好案例,是一个社会语言学视角的绝妙案例。这些学术老人之所以能如此逆学术时尚而动,发表了使我们不去正视其实越来越无法不正视的警醒之言,就在于他们的心中怀有对语言对学术概念的可贵的敬畏之心。从社会语言学的认知角度,我们相信一切语言都是约定俗成的,如果我们约定“当代文学”是指称我们任意或一定要指称的对象,那么谁也无可奈何。这固然有理,词典上有多少这样的南辕北辙的“约定”俗“成”的词汇,时势造语言,语言造时势。更有甚者,时下当代文学界的部分学者又似乎有意将“当代文学”仅仅限定在他们用意识形态历史变迁框定的“十七年”文学加上“”文学这样一种更为狭窄的时间概念内含上,用一种置身于我们身后的意识形态化理解的特殊的“当代文学”概念来表明它与所谓“现代文学”的对立,以及与当下的“新时期文学”对立,由此“当下”的“新时期文学”也并不充分具有“当代文学”的合法性。语言被“文化研究”所颠覆、扭曲、颠倒,造成语言奇观,如果此时你说“当代文学”是当下形态的,他们反而会嘲笑你是在“望文生义”了。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往往表现为语言的诚实。无论你怎样试图“约定俗成”,不幸的是“当代”这个词都并不可以任意随便“约定”,你遇到了一个很麻烦的不肯训服的词汇。它似乎在顽强地表明,一些语言或概念一旦生成,就带有某种神性,你必须真诚地面对它,你必须对它有所敬畏,有所规束,有所遵依,毕竟“当代”一词要比“当代文学”来得更早、更具有意义权威,你用具体“学科”来固化“当代”,甚至集群性地不顾一切地强行占有它,施暴于它,仍然无济于事。在我们写下“当代”二字的时候,你不怕它会像一条泥鳅一样从指缝间溜之大吉吗?你会变得可笑,变得尴尬,变得慌恐,变得不自信。

篇2

现代职业教育理念主要包括职业教育现代化、职业教育社会化、职业教育产业化、职业教育终身化等四个方面。这些理念运用到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能够很好地解决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升实际教学效果。

一、职业教育现代化理念在现当代文学课程中的应用

（一）现代化的含义

一般来讲，现代化可以分为广义上的现代化以及狭义上的现代化。所谓广义现代化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由生产力的变革引发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推动全球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的过程；与此相反，狭义现代化指的是现代化的科技以及工艺引发了人类社会的变革，并由此推及到了经济、文化以及思想方面。

（二）教育现代化的概念以及特点

教育现代化从本质上来讲指的是将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作为主要推动力量，并将现代教育的方方面面采用社会的最新成就来进行武装，从而确保现代教育能够适应并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通常来说，教育现代化分为三个层面：（1）教育内容以及手段的现代化；（2）教育体制以及管理模式的现代化；（3）教育理念以及方式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三个层面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它们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三）现当代文学的教育现代化

现当代文学的教育现代化指的是从基础上转变人类的受教育理念，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现代教育体制，将现当代文学的教育内容逐步的进行灌输和推广，从而从整体上提升民众的现当代文学素养。现当代文学教育现代化可以确保其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始终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确保受教育者学到的文化都是具备实际应用价值的。

二、职业教育社会化理念

（一）社会化

所谓社会化，指的是社通过各种方式，使自然人逐渐学习社会知识、技能与规范，从而形成自觉遵守与维护社会秩序、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成为社会人的过程。

（二）教育社会化理论

教育社会化的基本内容就是系统地对个体进行有关生产与生活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传授，授以行为规范，确立人生目标，培养人的社会角色。教育社会化就是要构建学习型社会。

（三）现当代文学教育社会化

教育社会化有其特定的含义。它主要包括：（1）确保社会中的个体有均等的受教育机会；（2）对社会人群进行现当代文学教育，从整体上提升我国国民的文学素养；（3）确保现当代文学所教学的内容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可以在某一方面提升受教育者的素质，为其工作、就业和生活提供一定的便利。

三、职业教育产业化理念

（一）产业与教育产业的概念界定

所谓产业指的是为一个国家创造GDP的行业。通常情况下，人们将教育产业的属性划分为私人产品属性以及准公共产品属性。和传统教育相比，现代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私人产品属性更加明显，其发展成为一个产业也是大势所趋。（二）职业教育产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职业教育逐渐成为了教育产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职业教育产业化包括教育规律与经济规律相同统一、教育的宏观统一性和微观多样性相结合、合理分担教育成本与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相结合三个基本原则。

（三）现当代文学的教育产业化

总结起来,现当代文学教育产业化有三种思路：（1）实现多主体办学，为现当代文学的传播拓宽渠道；（2）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灵活的现当代文学教育运行机制，确保现当代文学教育机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3）实行产业化经营，为现当代文学产业化、连锁化、国际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职业教育终身化理念

（一）终身教育概念的界定

所谓终身教育指的是人类个体一生中所接受的各种教育的总和。现在人们通常把终身教育的特征总结成：（1）面向全体社会民众；（2）将所有的具备教育职能的机构组合起来；（3）具有持续性和连贯性。

（二）职业教育终身化

职业教育终身化是指每一个社会成员一生中都要接受职业教育。它包括四个原则：即职业教育“终身”原则、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结合原则、正规教育组织和非正规教育组织相结合原则、人人受教育与人人办教育相结合原则。

（三）现当代文学的教育终身化

教育终身化是近几年全球都非常推崇的一种教育理念，该理念与我国的“活到老，学到老”这一概念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现当代文学的教育终身化可以极大地提升民众的文学综合素养。综上所述，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应用到现当代文学课程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向着专业化、科学化以及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同时，现当代文学的教育现代化、社会化、产业化以及终身化发展，能够有效地提升我国国民的综合文学素养，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许艳丽，王岚.基于MOOC的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5（26）．

篇3

一

在解释当代文学的历史流变时，文学史家通常认为，一种文流的兴起是此前各种文学流派和思潮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流之间，始终存有一种或隐或显的连续性线索。基于这一认识，他们确信任何一种文流皆有其谱系学意义上的源头，“从文学到文学”的阐释框架庶足以解答某种文学现象的历史由来。这显然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历史观。本质主义者相信任何事物都具有惟一性的永恒本质，现象本身只不过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本质的途径，而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惟一本质，则是本质主义者的天然使命。有鉴于此，作为本质主义者的文学史家，在对文学现象的观察中便具有了一种整体性的文学史观，他们对于文学本质（文学规律）的提炼，即表现为对文学史中连续性概念的寻求，其结果便是对纷繁芜杂的文学史现象进行了某种规律性的整合。但问题在于，这种以先验的本质主义思维整合文学现象的做法，却不幸印证了反本质主义者的某种真知灼见，即“小说根据虚构的事实描写真实，历史搜集事实组合虚构”。与小说家对真实的寻求不同，文学史家并不缺乏对各类史料的知识考古，但在总结和提炼规律的过程中，作为本质主义者的文学史家便会暴露出虚构文学谱系的叙述意图。关于这一点，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有具体说明，他认为“历史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即：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体系、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历史（文学史）写作成为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对文献的“组织”与“分配”。这其中自然有着历史学家（文学史家）作为一个本质主义者所特有的思想迷思，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代文学史写作已在事实上构筑起了一个以文学谱系学为表征的文学史神话。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文学史中的那些连续性概念，“不连续性的概念”反而“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显要位置。”恰如某些论者所言，倘若沉迷于以时间为线索的现代性整体叙述中，诸如八十年代文学之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会被简单处理：“在这样的叙述中，汪曾祺的小说常常必须‘单列’；高晓声‘陈奂生系列’之外的小说就不被重视；如果只把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的小说归属到‘寻根文学’，他们的非‘寻根’创作也常常被忽略。”类似的不连续性显然会破坏文学史家精心构建的文学谱系。实际上，为了使事件的连续性显现出来，文学史家会主动回避、抑制和消除那些不连续性概念。汪曾祺等小说家在文学史中的暧昧身份，只不过是文学史家对于史料进行“组织”和“分配”的结果。而对文学史家来说，再没有什么比反本质主义者的挑战更加令人痛心的事了：因为反本质主义者对历史边缘性话语（如不连续性概念）的重视，必将摧毁他们构筑起来的文学谱系。而文学谱系学这一“历史形式”，又偏偏在文学史家眼中是“历史”本身的代名词——在本质主义的迷思中，文学史家也许并不关心“史实”这一历史内核，反倒对文学谱系学这一“形式”念念不忘。倘若这一历史形式被抹杀，那么也就意味着一个由文学史家组合而成的知识共同体面临解体，毕竟反本质主义的文学史观，势必会釜底抽薪般地揭示出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某种“虚构”本质。那么，这一知识共同体究竟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它对当代文学史事实进行组合虚构的叙述意图又具有怎样的理论考量？

二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新启蒙运动的逐步兴盛，在当代文学研究界也出现了一个以历史批判为主旨的“启蒙共同体”，其成员关于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大多都倾向于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主观的启蒙诉求，八十年代的文学史家在描述当代文学的基本知识时，往往以启蒙主义的激进风格展开论述，隐含其间的知识分子主体性意识，以及学术之外的思想追求，无疑会在涤荡文化专制主义的过程中，模糊、歪曲甚至是篡改了当代文学的知识建构。对他们而言，求善的启蒙诉求似乎远大于求真的知识学原则。为改变这一学风，一些研究者适时提出了“纯文学”的概念。

“纯文学”的提出，与学界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有着直接关联。如何将文学从知识的谱系中单列出来，如何在文学史内部寻求当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已经成为了一批学院派文学史家的共同目标。在他们看来，当代文学已经深陷各类知识的包围，只有在与其它知识的不断区分中，只有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分析和建构文学自身的知识谱系，“纯文学”才有可能被表述出来。确切地说，这种理论期待其实已经隐含了八十年代文学史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某种现代性焦虑。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之后，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界迫切需要一种科学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希望通过本质主义的科学概括，提炼出当代文学的历史规律。倘若真能寻求到这一规律，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就不再是一个从属于政治或历史的文化附属品，它会因为这种内在的规律性特征而独立于其它知识，并且在一种自足的文学谱系中获得当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品格。由是观之，不论是“纯文学”概念的提出，还是对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现代性焦虑，均能证明文学史家已经具备了某种相似的文学史观，由此形成的知识共同体，自会在“组织”与“分配”文学史材料的同时，发挥其构筑文学谱系学的叙事意图。

从时间上来看，当代文学界这一知识共同体的形成大致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个知识共同体的哲学基础是本质主义，方法论兼具社会学和文学谱系学，同时也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等同于文学的学科合法性问题。在这一知识共同体中，作为当代文学史写作中最具影响力的几位文学史家，洪子诚、於可训和陈思和诸位先生将其文学史观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书中予以了详尽表述。尽管这些论著对文学史材料的理解、对作家作品的阐释均代表了当前文学史写作的最高成就，但毋庸讳言的是，其文学史观却受到了本质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他们描画的文学谱系中，中国当代文学成为了一条绵延不断的历史河流，即便是某些断裂的文学现象，也能在他们的整体性叙述中寻求到历史源头。文学史家的写作，与其说是为了再现奔腾不息的文学主流，倒不如说是对文学河床的重建。那些边缘性的文学支流，以及诸多不连续性的文学潜流，也只能在他们预设的文学河床中各寻其道。

以八十年代的小说史为例，在这一知识共同体对各类创作现象进行“组合”与“分配”的整体性叙述中，八十年代小说的文学谱系已具有了一种独立于其它知识的现代性品格。伤痕、反思、寻根直至先锋小说的文学谱系，不仅串联起了当代小说的历史主流，而且也在现代性的时间叙事中自成一脉。在这一文学谱系中，伤痕小说的兴起，是新时期初中国作家“”记忆的整体呈现，也是“五四”新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而反思小说的缘起，则是伤痕小说家愤怒情绪的理性升华；至于寻根小说，无疑得益于此前反思小说对文化问题的持续叩询。相较之下，在解释先锋小说这一明显断裂的文流时，文学史家对其历史源头的追溯便显得十分谨慎，但不论是现实主义文学多元论，还是文学现代性的实验论，都不能掩盖这一知识共同体的整体性文学史观。他们确信，正是因为此前小说潮流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拨，才在文学内部催生了一种非政治化、反理想主义和反英雄主义的现代性文化，而这种现代性文化既促成了先锋小说的出现，也预设了先锋小说的美学风格。就此而言，先锋小说的形成恰是自伤痕小说以来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的结果，这一文流与文学史家“预期的‘世界化文学’的想象是一致的。”基于这一认识，文学史家在讨论先锋小说的现代主义因素时，便格外看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因为只有彰显这一异域文学的影响力，才能充分提炼出八十年代小说致力于追求文学现代性的历史规律，也唯有这一规律，才能构筑起从“伤痕”到“先锋”这一八十年代的文学谱系。

篇4

关于现有的当代文学史文本，不少当代文学研究者对它的单调、重复和单薄颇有担忧。陈福民认为，在传统的一些文学史写作中，往往更多地用力于表面的叙述和生发，而扎根于文学史最基础的细节即史料的真实，却显得较少。刘锡诚分析认为，当代文学创作量大，而很多学者不可能读那么多作品，有时不得不借助第二手资料，从别人的评论中认识当代文学，从而缺乏一种整体的观照，也缺乏比较，导致了文学史写作与实际情况有很大的距离。有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就是讲作家作品，阅读者却不大明白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出现这样一个作家，产生这样一部作品，或者说为什么这个作品会在众多作品中被重视，被写入文学史。这样是不能够全景地反映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的，也不能说尽我们的文学成就。白烨认为，好的批评、好的研究常常在于把一个问题的复杂性揭示出来，而我们现在的研究往往习惯于用一些简单的概念或判断使事情的复杂性被遮盖。目前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缺乏“在场感”，把很多现实的问题用一个概念命名后加以抽象化，比如所谓“底层叙事”等，变成了纯粹的理论探讨。现在一些文学史只能称作作品题材分类的创作史，概而言之，是“不及人”的。“不及人”的文学史和“不在场”的当代文学评论，是我们面临的两大问题。李建军认为，文学是一个人格的投射，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作品，人格的影响因素也很多，最重要的就是时代的状况。文学史研究和写作应该是人文互动的，现在我们谈论一个作品往往没有顾及到作家尤其是没有顾及到作家背后影响作家创作的诸多因素，所以我们的研究缺乏完整性。

文学史写作应透过作品看本质

篇5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初期，人们对于古代传统文学的态度并非那么热衷，而是表现出怀疑甚至是批判的态度。所以，那时的国学不仅不热，而是受到一种“冷”待。国学被盲目的否定，国学并未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启蒙阶段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于是，发展初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千辛万苦中不断地挣扎。也许冥冥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看到了未来，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学发展对其的依托，才会迎来一个个发展的转折。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至今

随着文学多元化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并且，人们对于传统文学的审视态度，更加的理性、客观。传统文学中的精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更加强调文明发展进程中传统文化精髓在其中的重要推动力。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道德观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其次，和谐社会、“中国梦“，其本质都是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具体体现，足见传统文化在当今文学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横空出世，受到追捧充分说明了这些。于丹主讲的《论语》，一时成为社会关注及热议的焦点，就是因为传统中国文化已深入中国现当代文学之中，其精髓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淋漓尽致，所以才有国人高呼“国学热”。对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至今，国人对待国学的态度更多的是包容与肯定，与时俱进的国学形态，让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更加多元化。

二、“国学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引导作用

“国学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明的，但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引导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低迷状态，在此时期，“国学热”的出现不仅彰显出国学的价值，更是对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良性刺激。在现当代文学中，作品粗俗、娱乐性强，这些元素的融入，说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缺乏国学的有效融入。所以，“国学热”强化了传统文化中优良文化元素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流入，并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与体现。其次，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其在现当代文学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国学只有更好地具备现当代价值，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国学现当代文学价值的体现，在于国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是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诉求与肯定。于是乎，“国学热”是促使国学与时俱进的重要表现，是使其更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逐步的融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之中。再次，不可回避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也出现了危机，并随着危机的日益凸显，我们的危机意识在不断地强化。通过国学来支撑并寻找新的发展之路，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国学热”在被迫切需要的情形之下呼之而出，释放中国民族文化的本质、拯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低迷。国学热让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传统文化，促使我们通过对国学新的运用，从而成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具有重要影响的力量。

三、基于“国学热”视域下强化对传统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传统文化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发展史，是指引一个国家和文化朝着深远方向发展的不竭动力。国学热的出现，为强化对传统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在笔者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重点的调整，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如何强化与古代文学及近代文学关系的研究，让文学在发展中一脉相承，这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要义。此外，在强化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应借鉴国学的研究方法，进一步丰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内容。改革是我国发展的主旋律，当代中国文化在改革浪潮之中如何实现全面建设，关键在于夯实传统中国文化的根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超越性发展。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具有开放性，加之西方文化的影响，这就强调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在其中的引导作用，让当代中国文学仍是民族文化发展前进的载体，仍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另一方面，中国现当代文化仍处于发展中的文化，我们在大力推动传统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要以此为契机，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途径，真正实现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国学的现代化。此外，我们大力借鉴国学的研究方法，不仅仅是出于丰富研究内容的目的，而更多的是转变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研究中存在的不良之风，如学术研究中出现的浮夸与低迷，都应在国学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得到涤荡，夯实发展前进的道路。

篇6

一、生态文学的概念及内容

1.生态文学的概念。

生态文学之所以不同于普通的文学，关键在于生态二字，生态不仅仅指的是在文学作品中描写生态，而是指文学作品中包含生态思想和观念。通过对生态文学历史发展的研究不难发现，生态文学的关键是文学作品中包含的生态系统观，联系观，整体观。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出寻求生态系统的平衡的意愿，这些就是生态文学最基本的特质。除此之外，生态文学也是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学。主要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点是人类生活，落脚点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生态文学的内容。

生态文学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括人类对自然界的看法，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自然整体以及自然万物与人类的关系，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破坏，毁灭，以及自然界对人类活动的报复，人类重新审视善待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发展。这些都是生态文学所要展现的内容。此外，生态文学还格外主要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人类对自然所负有的责任，呼吁人们行动起来保护自然生态。热情地赞美为生态整体利益而做出的自我牺牲。生态文学把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作为文本的主要伦理取向。

二、生态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作用

生态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对当代中国文学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总的来说，生态文学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一是在文学中感悟自然与生态整体观的缺失，二是在创作中展现危机与文化批判的不足，三是通过反思根源来寻找当代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

1.感悟自然与生态。

在文学中感悟自然与生态整体观能够促进当代中国文学与自然相融合，中国的生态文学作家大多具有诗人气质，在他们生态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恰到好处的融入了大自然的气息。当代中国文学正需要这一融合，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同时也伴随着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文学作品中自然生态的体现。一般的文学作品很少涉及到自然生态，这就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学对自然感悟的缺失，而生态文学正好加以弥补，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重视，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文学的进步。

2.有助于当代中国批判文学的发展。

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经波折，发展至今。批判文学的发展可谓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更新。现代中国文学的批判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社会现象，更多的是对大自然的思考。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发生、发展和繁荣的巨大动力。通过生态文学的描述表达使人们认识到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这一点上，生态文学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判精神起到了丰富补充的作用。

3.引导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

当代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密不可分，并且处于不断推陈出新的状态。生态文学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代表之一，起着引导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作用。生态文学和艺术创造也存在一定的联系，这就增加了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气息。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或话语方式，生态文学不同于一般文学，它可以而且应该表达新的生态观念，揭示现实生活存在的严酷的生态事实，以此来获取自身的生存发展权利，凸显自我的文体属性和审美特质，这也是作家现实使命感和文化责任感的一大体现。这些都推动着当代中国文学朝着一个更加真实的方向发展。

三、对生态文学今后发展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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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文学发展不能缺少少数民族文学

当我们进入到当代文学史，可以发现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工作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认识经历了少数民族文学被弱化直到少数民族被弱化的过程，在中国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已经从弱化的文学发展到具有独特文学特性的轨道中来。从大中国文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发现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存在严重的不足，其叙述和构建上都存在着多民族文学和文化领域缺失这样的问题，很少有文学史对少数民族文学做出比较详尽的论述。中国文学历来都是把朝代或时代作为分界来书写中国文学史，在中国文人的文学和文学史观念上，都把文学国家化、民族正统观念表现的淋漓尽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情怀的一种表现，但对于国家实现和平统一以及建立强大的现代多民族国家却缺少依托，需要把少数民族文化和文学纳入到大中国文学史的构建中来。正是由于把少数民族文学和我们认为的正统文学加以区分，才把少数民族文学排挤在中国文学的大门之外，多民族文学发展领域就被人为地加以干预，造成了多民族文学的缺少，把少数民族文学边缘化，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极不和谐的声音。中国文学呈现给我们的精彩画面，缺少不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参与和影响，少数民族的许多优秀作品改变了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错误认识，少数民族无数精美的诗篇为中国文学增添了荣誉。少数民族的优秀作家创作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更是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多民族文学的概念难以确定，但多民族文学在现实社会中是确实存在的，我们暂且不把民族身份、民族语言、民族文学形态等作为文学的评判尺度，单就文学本身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局可以把少数民族文学列入到中国文学之林。多民族文学是存在的，是各个民族文学精华的荟萃，是组成中国文学的多个有机体，具本身鲜明的特点和独有的民族特性，也正是如此，中国文学才拥有了博大的胸怀，包容了多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才使得中国文学史独具魅力，赢得了全世界的称赞和喝彩。

2.发挥各民族文学特色，促进当代中国文学大繁荣大发展

多年来，人们对中国多民族文学的讨论和研究日趋成熟，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辅相成和交融互动，不再孤立地研究某一个民族，而是把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汇集到一起加以研究，从中发现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文化渗透和相互影响。在多数人看来，中国多民族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差别不大，并且很多文学作家在描述中国文学史时把他们叙述的那么接近，但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史是和过去所提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无论是汉族文学家还是少数民族文学家，都要站到新的高度来完成自我观念的改变，把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构建放在全新的视角，不能把各民族的文学特长和之间的相互关联视而不见，重新体现和定位各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地位。只有不断发挥出各个民族的文学优势和特色之处，中国的当代文学才能更好地实现大繁荣、大发展。

二、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及其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关系

1.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当代文学是具有时代特征以及现代文学意识的文学形态，这种文学形态已经逐步认识到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一体与多元的辩证关系，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各民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依存，是中国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有着共同利益的民族共同体，各民族之间已经形成了荣辱与共、唇亡齿寒的连带关系，是一个社会的整体。

2.确立多民族文学史观，促进当代当代文学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其严肃的民族性，这也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品格。虽然当代文学工作者非常重视编译外国文学作品，但是当代文学并没有因此忽视本民族的文学和审美需求，当代文学在追求现代性和先锋性的同时，应当把民族文学的构建和艺术传承发扬光大。为此，应答确立多民族文学史观，不断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一些好的做法，进而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实现更好地发展。

3.加强各民族文学工作者沟通交流，共同传播优秀文化

中国当代文学已经逐步屏弃民族之间的差别，把真正好的文学作品都吸收到中国文学的宝库中来，这其中包含有很多知名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作品更是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文学工作者没有民族之分，更没有因为民族的不同而相互抵触。对于各民族的文学工作者，应当积极地进行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广泛传播开来，实现各民族间友好互助，文化共享，共同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递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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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2-0183-02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与深化，文化全球化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外来文化接触，西方外来文化对于本土文化，特别是本土的文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在这个影响过程中，我国的传统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破坏与吞噬，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坚持自己的文学民族性特征，那么终将被全球化文学所同化。在这个关键发展阶段，我们如何才能处理好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当代文学的民族性特点之间的关系，发展我国当代文学，将作为文学界新的课题。

一、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当代文学民族性所受的影响

1.西方文学不断渗透，传统文学民族性不断弱化

实际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文化全球化也越来越明显，西方各种文化领域的影响也在逐u渗透到我们身边的各个角落，从影视作品到文学作品，不一而足。由于当代作家处于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而我国的近现代过程又是处于战争当中，所以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诞生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被西化这个概念自然也就难以避免了。由于西方很多作品都是强调现代意识，强调社会和人生的发展，人性的思考程度，都比以前传统作品要深沉许多，这些优秀的当代作品即使是在现在来看，也是有着足够的分量的。有一部分当代作家为了弘扬民族性特征，也尝试将西方的优秀作品与思想内涵与我们国家传统的民族性特征加以融合，以达到弘扬传统文化的目的，又能够表达人性与社会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如《玫瑰门》、《浮躁》、《尘埃落定》等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当代文学界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可以称为我国的当代文学与经济全球化过程相融合的里程碑。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即使是这些优秀的作品，也还是没有跳出西方文学逻辑思维惯性，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民族性的一些内容。这是因为，在这个时期我们的作品还处于一个迷失的过程，就好像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追根溯源还是因为民族的特征没有足够的优势和特点，不足以在西方文学的冲击下保留自己原本的特征。

2.当代文学是从西方文学演变来的，一脉相承的局面难以改变

由于历史原因和我国近现展的特殊过程，我国当代的文学从最初定义的时候就是参照西方的文学标准进行的，所以当代文学从诞生起就注定会“被西化”。这样的结果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不去追究也无法改变，但是在发展所谓的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如果仅仅因为这几十年我们向西方学习了一些优秀的内涵，就舍弃老祖宗留给我们五千年的文化底蕴的话，那么我们的民族性到底在哪里呢？我国当代文学现在所处的迷茫状态，其实就是源于西方文学的同化性特征，由于西方文学更具有知性和理性，在剖析人性的层面上比传统文学更胜一筹，传统文学虽然具有一定的民族性特征，但是在实际写作中往往不如西方文学更加深刻，也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这也是西方文学在全球化过程中对各种地区的文学造成巨大冲击和影响的根本原因。其实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的碰撞与交融在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就得以体现，他曾经在文学作品中抨击中国封建社会上千年来的迂腐与愚昧，但是又同样敬重着历史上那些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文人墨客等等。这种复杂的心情也正是我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当代文学所面临的心情。其实，要想保留我们当代文学的民族性，一方面需要在吸收西方文学内涵的同时要时刻保持警惕，防止文化侵蚀；另一方面还是要着重加强自身民族性建设，弘扬民族精神的实质，增添民族精神文化内涵，只有自己的民族性足够强大，才能不被全球化进程所淹没。

二、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体现当代文学民族性

1.当代文学要加强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

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来讲是市场全球化，而物质交换在进行到一定程度时，精神交流就必不可少，这是经济全球化导致文化全球化的实质。而文化全球化会导致文学全球化、语境全球化，如果我们的民族文化不够鲜明，不够具有特色，不能够与时俱进，那么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会被优秀的文化所吞噬，这就是常说的文化入侵。所以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已经到来，在做好文化警惕工作的同时也要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特别是当代文学的民族性水平的提高。

2.当代文学的研究要接纳经济全球化

其实，如果要打败一个比自己强的敌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先了解他、学习他。文学方面也是这样。我们下一步的文学研究工作必须要接纳全球化这个无法抵挡的历史过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接纳西方文化，并且要抱着学习的态度进行积极的接纳。要坚信自己的民族文化足够强大，毕竟我们拥有五千年的辉煌历史与灿烂文化，还有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结构，所以民族性内涵是不容置疑的。

3.当代文学必须正视经济全球化

当代文学必须要学会正视经济全球化，虽然经济全球化进程会对我们的文学传统产生一定的冲击，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同样也会带来更多更先进的文学内涵和文化传统，所以说经济全球化进程是有利有弊的。只要我们化消极影响为积极影响，积极加强当代文学的民族性建设，经济全球化就不但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甚至还能够借助全球化进程将自己的民族当代文学发扬光大，对全球的文化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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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外文名：WeMedia）又称“公民媒体”或“个人媒体”，是指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传播者，以现代化、电子化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的单个人传递规范化及非规范化信息的新媒体的总称。自媒体平台包括：博客、微博、微信、百度官方贴吧、论坛/BBS等网络社区。自媒体的产生，它不仅革新了人类信息交流的方式，尤其促进了人们获取信息途径多样化的探索。面对这场媒介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高校教师应在遵循原有教学教学规律的基础上，探寻这场媒介革命带来的教学改革。

一、自媒体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意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由于其学科的现代性品格使其成为教育课程改革中领军学科。从目前我国现当代教学的总体情况看，其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比较滞后，不能适应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化和商品化理念不断地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追逐经济利益成为人们的终极目的，文学逐渐边缘化。当今世界又处于交融的时代，大学生对于流行文化的喜爱远远超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受。因此，随着我国高等课程教育改革的全面实施，探索现当代文学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是一项紧迫而具有重要意义的任务，充分利用时代特征并结合大学生心理特征进行教学成为当今教师探索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式之一。

自媒体是以网络为主要特征的传播方式进行，大学生是网络时代的最活跃的主体，青年人精力旺盛、思想活跃、富于想象、对新生事物充满好奇心与求知欲，他们善于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获取信资源，关注社会热点，显示出热情的参与性，并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对此，高校教师完全可以抓住青年学生的这种网络心理特点，把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结合起来，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独特的人文精神与大学生的心理需求结合起来，培养大学生运用自媒体，完善自我，增强自我创新的能力，以此提升他们向真向善向美的审美素养。自媒体为代表的新新媒介的崛起，对人类思维方式的改变与信息传播渠道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革新了人类信息交流的模式，从被动地单一接受转向主动地多维搜索，而且也促进了人们对获取信息途径多样化的探索，促使信息传播渠道走向立体化多维化。面对这场媒介革命带来的挑战与机遇，高校教师如何在遵循传统教学规律的基础上，探寻自媒体时代的文学教学改革，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作为高校教师，我们应合理利用新新媒介的优势功能，结合新时代大学生的心理特征，积极打造中国现当代文学辅助课堂，以此弥补教室里课堂教学的缺憾，创建网络教学平台延展师生交流互动的时空，这对于促进大学生独立创新精神的形成，拓展大学生自主实践能力都具有现实意义。

二、自媒体视阈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策略

对于当今大学生，接触最多的自媒体等新新媒介主要以微信、微博、贴吧等为主，这些媒介方式为提高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生动性、丰富性提供了便利的工具，根据文学课程的文字性、文学性的特点，这些媒介完全可以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相结合，打造与教学课堂相辅相成的课外课堂，进而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提高教学效果。

首先，借助微信、微博、播客等新新媒介构建网络平台，发挥自媒体传播方式的优越性，有效提升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效果。借助其主体内容微小、形式多样化及受众的圈群化、对象化等特点，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师应注重开展有利于自媒体传播的教学应用探索，如开发微课资源，推出一批具有丰富教学内容和典型示范意义的微课课例，建立微课优质资源库，让授课内容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具体到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开设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专业微博，发动学生订阅课程微信公众号，鼓励学生制作与之相关的微视频、微电影等上传至播客，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发掘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教学课堂中的重点难点内容以及课后作业、课外答疑等，教师都可以用图文并茂的文字出来，鼓励学生参与，激发学生的探求欲。从而发挥自媒体人际传播的优势功能，促使课堂教学模式从大众传播向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相结合转化，激发大学生自我探究意识，与教师平等对话，以此形成良好的师生互动双赢态势。生置身校园还是身处家中，他们都可以随时和老师、同学甚至志同道合的学友共同探讨现当代文学专业知识，形式自由灵活，与教室课堂的被动接受不同，学生可根据实际情况，既可分组讨论也可一对一式研讨。学生所讨论的话题，不拘泥于教室课堂的教学内容，他们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自主进行学术延伸，学生既可就教室课堂上教学内容的难点、重点开诚布公提出问题，也可就自己的学术关注点出发，发表有关课程内容的独创见解，还可围绕某部文学经典的解读形成阅读小组，进行热烈的学术讨论。这种方式比起课堂教学，完全不会受时间的拘束，也不用太多顾忌公众场合说话的尴尬与约束，学生完全可以自由发挥，率性发表自己的观点。同时，教师还可因势利导，开展各种形式的利用自媒体制作的微电影、微小说创作比赛，内容积极健康、弘扬主旋律且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相结合，让学生在具体形象生动的环境中巩固、拓展知识并受到教育。

其次，利用自媒体优势，充分凸显中国现当代文学独特的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它是个宏大的概念，关注的是人类的生存和命运。他的精神内容主要包括对权力和自由的渴望，对人生意义的探索以及对人格、个性的高扬。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如果只对人进行专业知识的教育，不可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最大的可能就是一一台有用的机器。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文学是核心内容，它可以拯救日渐衰落的人文精神。所以，现当代文学不仅要传输知识，还应该注意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其重视人的主体性，尊重人的尊严，显示独特的人文价值，呈现出诱人的精神魅力。因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习，有助于拓展大学生的精神视域，提高文化品格，丰富内心情感世界，从而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提升其审美素养。大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心智尚未成熟，对外在新鲜事物有强烈的探求欲，并常常呈现跟随依赖的心理状态，置身于网络世界的他们，因缺乏理性的判断能力，往往无形中就被动地缩小了自我的思想领域，丧失了独立的批评态度。因而，合理利用微信、微博、播客等自媒体的优势功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人文教育功能有机结合，既能有效延展提升大学生审美素养的时空，也可以培养大学生自主创新的能力。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要顺势而为、主动行动，充分借助自媒体中各种形式的制作技术和传播手段，借鉴其娱乐性、开放性的特点，做到将主流文化和价值“寓教于乐”，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所追寻的人生价值与终极意义，通过自媒体传播方式及时疏导大学生，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媒介公众参与意识。总之，自媒体的兴起，悄然变革着大学校园教育教学的主体、环境、内容和方式，为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提供了新的理念和视角。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师要与时俱进，树立“自媒体意识”，培养“自媒体素养”，加强“自媒体行动”，充分利用自媒体优势，更新教育教学模式，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的创新和发展。（作者单位：长沙医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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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朱自清《背影》、张晓风《敬畏生命》、周立明《动物游戏之谜》、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钱钟书《谈中国诗》等篇目都体现出这一题材和主题取向。另外，经过本文粗略的考察，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随着年级的晋升，现代文所占比重稍有下降减少，而文言文所占比重则稍有上升。在现代文中，所选作品更倾向于经典作品。以高中语文第三、四、五册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像鲁迅《拿来主义》、《雷雨》、巴金《小狗包弟》等作品都体现出某种潜在的意识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学语文教材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择和分布体现出一种新的文学教育思路。通过对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现代文的文体类别、题材分布及数量的变化的考察，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学语文教育一些潜在的导向、思想和意识驱动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中学语文教材进行初步的定性分析。这些质性（qualities）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学教育导向的改变。当今中学语文教育逐渐转向以人文教育和人格教育为主导的方向，正逐渐淡化以往中学语文鲜明而浓厚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色彩。知识教育、情感教育、审美教育和生活教育成为中学语文的主要内容。这一点从现代文学篇目的选择可以看出来。尽管其中还是选择了为数不少的关于中国现代革命史以及政治内容的作品，如《人民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等作品，但这些作品主要并不是用来表现政治和意识形态内容的，而是更多地用来体现特殊文体的基本特征。

（2）中学语文教材在选择篇目的时候更注重其内容的知识性、趣味性和文学性。（3）对现代文的选择更趋多元化，已不仅仅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而是根据中学教育的阶段性特点进行选择。从以上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两个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现今中学语文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随着社会环境、教育环境和知识的进展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从现当代文学这一范围来看，可以看到本学科学术研究对中学文学教育的投射和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缓慢的，而且是不明显的。

2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关系、现状和问题

应该说，中学语文教材出现的这些新变化，从根本上说，是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思想与方法更新的启发。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进展。其中，最主要的就体现在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人文启蒙思想的影响。现代文学研究也就逐渐走上了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道路。所谓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体现在人文启蒙、审美现代性上。这一点和80年代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语境相关。在中学语文教育界，也逐渐受到学术研究的深刻影响，语文教材的修订也体现出这一点。尤其是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择，更体现出8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深远影响。以往那些具有鲜明政治教化和思想教育的文本开始淡出中学语文教材，取而代之的是能够体现和包容人文素养、审美、知识和情趣的作品。但在这一趋势中，我们对现代文学作品的分析与阐释遵循的仍是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反映论。

其基本教学思路是：首先是介绍作品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然后是作家生平介绍，再是作品的意义分析。这就形成了“时代———作家思想———作品意义”的思维逻辑和阐释模式。这种模式能有效地解释作品和世界的关系（作品———作家———世界———读者），但又会遮蔽作品内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一点在传统的中学文学教育中占据着长期而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形成相对稳定范式的条件下，中学文学教育也受到潜在的影响。应该说，这种影响关系更深层地源于80年代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历史语境。中学文学教育实践在这一宏大背景和深远的历史环境下，也因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教学模式。那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又如何对中学文学教育进一步产生影响呢？中学文学教育实践又如何将新的信息反馈于文学研究呢？这是本文要继续追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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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技术对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促进作用

（一）丰富教学手段

作为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当代文学自身具有非常强的文学属性，文学作品中具有非常强的形象性以及想象性。教师在进行现当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认识到现当代文学的实际特点，并且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需要给予对该特点的重视以及体现。传统的现当代文学的课堂教学大多是采取口述讲解的方式，同时利用板书来穿针引线，这样的教学方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文学方面的现象性，但是却存在着形象性不足的特点，整个课堂教学缺乏生动性、形象性。将信息技术引入到现当代教学过程中，信息技术能够实现声音、动画、图像以及文字等多种因素的整合，实现信息平台的拓展，拓展课堂教学的信息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信息技术能够使得整个教学更加的具体、更加的形象，使得课堂教学表现形式更加的丰富，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之内实现感觉上的刺激，实现思维上的充分调动，最终让学生形成一种更加深刻、更加强烈的印象，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例如，在进行余华作品《活着》的教学过程中，为了能够让学生更好的了解文本，该作品思想性非常强，并且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含义，信息技术教学优势非常的明显。由于其实际的文本篇幅非常的强，如果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总体的把握，其需要借助信息技术来进行影视素材的引入，对整个教学进行编排，体现出其精神实质，让学生对其思想具有更深层次的了解，让学生对其思想以及社会等具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二）注重教学方式上的丰富性

从高校现当代教学来看，介绍学生了解现当代文学常识的同时，还需要引导学生提高对艺术审美以及思想意蕴方面的领悟能力，提高学生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实际鉴赏能力，让学生树立对于文学、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概念。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课堂教学的目的性决定了现当代文学的教学需要重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实现互动性、研究性的学习方式。现当代文学的传统性教学限制在了单一性的教学方式之中，“教师讲、学生听”的单一式教学限制了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发展，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缺乏积极性，教学中过度了放大了学生的主导作用，使得整个课堂呈现出一种灌输性的教学方式。信息技术与现当代文学教学相结合，促使课堂教学在技术和方法上呈现出一种多样性、丰富性。通过信息平台的建立，能够提高学生参与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还能够引导学生不断进行思考，提高其鉴赏能力以及文学素养，最终形成一种新型的研究式学习和教学模式。

（三）考核环节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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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秀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如何重新评估中国当代文学,一直是近期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有不少学者甚至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针锋相对的论战。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多一种判断,就意味着多一种观察的角度,多一种思考的方式,也多一种价值评判的参照。学术就是为了求真,说好说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在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都在以“求真”的意愿和智慧,寻找并确认对当代文学进行“重新评估”的体系和标准。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当代文学需要重新评估,中国现代文学也同样需要重新评估。都说历史常读常新,文学史亦不例外。这是因为,任何一本“客观的本体的文学史”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所接触的文学史,都是由学者们根据自己的史观和史法建构而成,也都不可避免地融入了编撰者的主体意识和审美观念,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文化观念的不断更新,后来的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也会发生变化,文学史的重新评估也就成为必然。再退一步说,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对文学史进行现时代的重新阐释和评价,既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亦是当代学者的责任。

至于如何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行重新评估,显然不是一件易事。其中,最大的难度,就在于必须找到一个可靠的、大多数人认可的价值参照系。因为,“历史地看问题”和“看历史的问题”是两个并不相同的思考范畴。我们既不能视既定的历史为圭臬,将历史的影响奉为评估的准则,也不能完全站在今天的眼光,对文学史中的诸种实践持虚无主义的姿态。这也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选择一个非常有效的坐标系统,来考察中国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状态,以便对其进行较为科学的定位。这使我想起了吴秀明先生的新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在该书中,作者回顾并梳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围绕着现当代文学演进的历史脉络,并结合自己编撰文学史的心得和思考,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生态场域”进行了多方位的分析和论述,为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估文学史提供了一系列极为丰富的参照体系。

的确,我们已经有了各种不同的现当代文学史,尽管很多人认为,这些文学史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并没有显示出多少深刻的独特性,但它们无疑也展示了学者们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各种梳理和评价。同时,我们也已经有了各种专门研究文学史的理论著作,对文学史撰写中的“史观”和“史法”进行了理性的探讨。虽然有不少理论设想很难付出实践,但它表明了当代学者在这一领域中的理性自觉。然而,在文学发生的生态机制方面,我们却缺少对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具体生态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尤其缺少对现当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种内外因素的立体分析,致使我们在重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总是难以获得一个全面而科学的参照体系。虽然我不敢说,这是导致一些学者对现当代文学的评估总会出现各种问题的核心因素,但至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参照体系不科学或不明确,生态场域不全面或不清晰,意味着人们在重新评估具体的文学实践时,无法形成一种科学的评价体系,因为文学史的建构,并不仅仅是一种时间顺序的选择和安排,它同时还是一种空间结构形态的呈现,牵动着整个文化领域的生态系统。它既不是用“大视野”或“新视野”(诸如“全球化”或“现代性”)就可以解决的,当然也不是仅仅局限于文学自律性的内部,就事论事就可以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一书中,吴秀明先生就指出,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到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想象中国的方法》等,这些海外学者的重要著述,都试图在“现代性”这一宏大的文化视野中,重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虽然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评价体系,但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1〕19

这也表明,对文学发展的空间结构形态(即“生态场域”)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复杂的,需要系统化的科学甄别和梳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一书的出现,恰恰体现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敏锐把握。它非常明确地强调,文学史并不只是对文学思潮、文学事件与作家作品的罗列与评述,而是要紧扣文学发展的历史主脉,将思考的视域延伸到与文学紧密相联的各种文化层面中,多方位、立体化地追索中国现当代文学演进过程中的不同侧面,揭示文学发展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为此,作者将20世纪以来的新文学发展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存在,并将其空间结构形态视为一个有效的文化生态场域,以生态链中彼此制约、相互共生的科学眼光,多角度地解析了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动态过程,强调了不同的“文化生态场域”对于文学发展的重要作用。这种对生态场域的系统研究,无疑会为我们在重新评估文学史时,提供一个更为健全的思考方式,也提供某种更为全面的文化与价值的双重参照体系。

对文学发展的生态场域的研究,表面上看,只是一种文学的外部研究,或者说是一种外在原因的研究,其作用似乎非常有限,就像韦勒克所说的那样,“研究起因显然决不可能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对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等问题”。〔2〕73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在各种着重起因的不同研究方法中,以全部的背景来解释艺术作品的方法,似乎还好一些,因为把文学只当做单一的某种原因的产物,几乎是不可想象”。〔2〕74这也意味着,科学衡量各种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充分把握它们对文学实践和审美观念的影响,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方式,具有发生学意义上的溯源性价值。因此,拓展文学史的生态场域研究,就其实质而言,并非是一种文学的外在研究,而是内外兼具的综合性研究。它立足于文学自身的基本规律,又广涉历史传统、文化记忆、现实伦理、美学观念等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集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文学于一体的综合系统。而这,也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一书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在本书中,作者的核心观点是,“文学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生态链中的产物”,而并非仅仅是作家个体的审美创造,因为任何一个作家,既是一个个体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历史的存在,他(她)都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各种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时,我们首先必须科学地把握其庞杂的生态场域,包括文学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教育之间的内在关联。只有理性地甄别出这些生态场域中各种因素在生态链上所承担的角色,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才能发现具体的作家和作品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也才能对其审美价值作出科学的评判。

这种情形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尤为突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一直游离于文学自律性的正常轨道,在整个文化生态场域中,跃动于各种生态链的环节之中,与其他生态因素之间的关联极为密切。吴秀明先生就指出,无论是政治思想的制衡、经济市场的嬗变,还是文化中介系统的干预、人性与自然性的互动共容等等,它们都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以不同的方式,在当代文学实践中形成了一种隐秘而繁杂的生态链。只有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角度,全面把握这种生态场域中各种因素的关系和作用,才能找到具体创作生成的关键因素,也才能对一些文学史现象进行科学的评估。

从这种角度出发,吴秀明先生认为,历经了6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其空间结构形态就“具有明显的超文本或曰潜文学特征”,即,它从一开始就没有恪守自律性的艺术轨道,而是在空间结构上不断向其他生态链中不自觉地渗透和延伸。“一方面文学极力向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领域扩张,将本属于自己的大片空间留给它们,使自己在扩大影响作用的同时,身不由己地被纳入一体化的机制之中,可以驰骋的思想艺术天地日见箍紧;另一方面,作为具有悠久传统和极具个性及艺术想象力的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它既无法对文学以外的社会、政治、经济、道德的‘纯洁性’作出承诺,也很难心甘情愿地在狭小的思想艺术天地中进行自我放逐,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给这一空间化的结构带来了任凭何种力量都不可能抹平的裂缝。”〔1〕146―147这种彼此交融、相互交替的生态场域,使我们在重新评估当代文学发展史的过程中,必须深入思考和慎重辨析,而不能仅仅将其他因素视为一种单纯的外因。

既然文学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生态环境作用的结果,那么,文学史研究不仅要将这种环境作用视为一个重要的参照体系,还要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自觉地意识到文学研究本身的生态场域。与文学创作的生态场域不同,文学研究的生态场域既涉及审美价值评判的有效性,又涉及学术研究自身的严密性和科学性,是我们审度一种文学史或文学研究是否合理的重要参照体系。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那些重新评估各种文学创作的学术观点时,不一定要过度强调对这些观点的认同或否定,而要从一种人文学术的生态场域中,找到其评估的价值参照体系是否合理。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里,吴秀明先生围绕着“文学史论与学科建设”,从文学史论的角度,着重分析了一些有关文学研究的生态场域。作者直面当下的一些学术前沿问题,重点梳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些空间结构思维和方式,并细究了它们各自的优点与不足。譬如,海外汉学家的现代性视域,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全球化,东亚现当代文学格局中的中国文学特性,中国高校教育体系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构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必要的文献史料学与社会意识形态内部的制约,主流文化的领导权与作家的主体性之间的龟,以及“二个中心时代”、“三分天下”、经典解读、中国特色的中介系统、“非人类中心主义”等等观念对中国文学史的建构所产生的意义和局限。无论是纵向的回顾,还是横向的梳理,应该说,这些文学研究的生态场域,对我们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史的重新建构,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这种有关文学研究生态场域的探讨中,吴秀明先生集自身数十年的高校教学经验和体会,并结合自己长期编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心得,从中文学科的发展和建设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了饶有意味的分析。作者指出,在中国高校的学科建设中,中国现当代文学被明确地列为相对独立的二级学科,由此直接催生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这无疑是非常好的。但是,由于在具体的教学要求中,高校的教学训练并不注重文学创作,也不鼓励培养作家,甚至将必要的“审美创造”式的文学写作训练,变成了一种工具化的应用文写作课程,这不仅导致了大学中文教育与当代文学实践的彼此隔离,更为严重的是,由此而扼杀了学生们对语言艺术的原创性、想象性和审美创造性的体验,“久而久之,造成思维和审美的麻痹僵硬,降低并削弱了中文系在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力”。〔1〕61

这种评析无疑很有道理。因为人们常常看到的事实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硕士、博士们,当他们面对一些最新发表的原创性文学作品时,当他们面对一些正在行进中的文学现象或文学思潮时,总是缺乏敏锐的艺术感知力,缺乏健全的学术视野,因而总是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评价。他们常常将自己的学术视域,自觉地限定在那些已有一定研究成果的目标之中,却很难有突破性的创见。这显然是我们高等教育在学科建设中所出现的偏差。其结果是,当这些学术人才在将来的文学研究或文学史编撰过程中,也很难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发现。

除了高等教育体制的局限之外,吴秀明还分析了文献史料的问题。无疑,这也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态链。因为重要的文献资料,是解析各种文学史问题的基本佐证。但是,由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许多国家重要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受国内档案管理制度的限制,要么无法查阅,要么不能公开引用;还有一些因为史料建设本身的滞后,导致大量遗失,尤其是像“”文学发展的史料,已很难搜罗。“总之,挖掘史料,尊重史料,尊重事实,防止作者话语霸权对文学史的侵害,并将史料的实证研究与文化研究、审美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应成为我们对当代文学史实施‘再审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也应成为我们今天进行文学‘再重写’的一个基本原则。”〔1〕71

从文学创作的生态场域到文学研究的生态场域,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态范畴,其中也不乏一些相互交叉的生态链,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中,吴秀明先生并没有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因为作者的目标并不是要对这两个生态场域进行比较研究,而是要突出生态场域自身的重要性,论析生态场域的系统研究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围绕着生态场域的问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的“下编”里,吴秀明先生还立足于当下的文化语境,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文学生态”与“生态文学”。应该说,这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范畴。前者是作者延续上编的相关思路,进一步厘析我们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生态,包括文学研究的生态场域;后者是以生态学的眼光,来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某种新的文学形态,即在“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支撑下所涌现出来的一种创作现象。

在考察当前的文学生态场域中,作者重点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文学生态的变化,包括学术界热议的“两个中心时代”和“三分天下”的格局。所谓的“两个中心时代”,即由以前的“政治中心时代”转向“经济中心时代”,这种转化当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其整体的生存环境有意无意地被‘物化’了,并由此及彼造成了主体自我的不应有的失落和失语。也就是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又遭遇了类似以前的命运和尴尬处境,陷入另一种不自由。”〔1〕197而所谓的“三分天下”,即是指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的三分天下。这种文学格局的形成,是文学生态向经济中心转移的结果,也折射了其生态场域中不同的生态链所承担的功能正在产生变化。

重要的不是这种生态场域的变化,而是这种变化对文学产生的直接影响,尤其是受“物欲”制约后的消极影响。尽管作者对这一问题并没有深究,但我觉得,其中所涉的两个关键问题,已经实实在在的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难题:一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观念;一是文化消费与经典的重构。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观念,迄今已引起文艺学领域的高度关注,成为不断被研究的热点,包括由此引起的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激烈争论。在本质主义者看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文学已经形成了高度自律化的理论谱系,拥有了较为固定和完备的评判标准。即使是不同的文学类别中,亦有各自的本质与规律可寻,譬如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都有其特定的固态本质。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文学的本质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认为,文艺学之所以具有科学性质,就是取决于它对文学本质的探寻和确认。也正是因为这些具有恒久意味的本质的存在,才使我们的教科书有了相对系统和稳定的理论标识与价值旨归。

但建构主义者并不认同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并不存在一种先验的、非历史的、永恒不变的、具有实体意味的文学本质,如果有,这种文学的本质就是建构性的、历时性的、开放性的。因此,“取代本质主义的最好方法是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解释。典型的建构主义观点可以用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话总结如下:‘女人不是生为女人的,女人是变成女人的’。”“在文学理论领域反本质主义、倡导建构主义,也是出于维护文学的多样性、差异性的考虑。”(陶东风语)从其开放性的思维来看,建构主义者显然更愿意将文学理论放在一个动态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从“女人是变成女人的”这一过程来探讨文学的性质,从而极力回避自然科学中的“定律性”判断。

有关文化消费主义与经典重构的问题,也同样引起了一系列讨论。尽管不少人都认同,在文化消费主义的生态环境中,文学的快餐化和娱乐化功能正在不断加强,经典性正在日趋衰落。但是,围绕着经典作品和文学作品的经典化问题,有些学者就不能认同历时性的生成法则,而更倾向于用自身的评判眼光确立当代文学的经典目标。这种对经典作品的速求心理,同样也是文学生态变化之后,文学研究领域中出现的一种审美上的焦虑,其中所隐含的文化心理耐人寻味。

我无意于在此详述这些争论,而只想通过这些争论中的一些观点,来表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文学生态场域的变化,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理论谱系和审美观念,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史研究的空间结构形态和思维。我们之所以要求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重新评估,甚至在评估的过程中出现各种巨大的反差,也正是因为文学生态场域的变化给人们提供了更为自由、更为灵活的思考空间。而这,也表明了吴秀明先生将文学的生态场域作为一个系统性的目标进行研究,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