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研究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数字贸易研究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一、引言

经济的发展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文化的兴盛，近年来的统计数据已经表明世界文化经济和文化贸易都在蓬勃发展，国际文化贸易在国际贸易交往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升，同时又带动了整个国家国际贸易水平的提高，因此国际文化贸易正在获得各国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1]。

国际文化贸易的复杂性导致了其概念在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里我们选取其中一个阐述，即国际文化贸易是指国际间文化产品与服务的输入和输出贸易方式的统称，是国际服务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从前面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国际文化贸易由国际文化产品贸易和国际文化服务贸易两部分组成，其中的文化产品可以是图书、杂志、影视、戏曲、艺术设计、手工艺品等，主要特征是具有实物消费品的基本属性，而文化服务则是实现和满足人们文化需要的过程，通常贸易主体不是实物或不具备一般商品属性[3]。

近些年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移动应用等技术的涌现，数字技术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更加亲民的一面，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通过数字技术紧密地衔接到一起。国际文化贸易中无论是以货物为主的文化产品，还是以虚拟经济为主的文化服务，也应该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带来的种种便利，下面就详细介绍一下数字技术在与国际文化贸易整合过程中的具体表现。

二、文化产品的数字化表现形式

文化贸易不仅承载着带动经济增长的重任，同时也肩负着繁荣本国文化和历史的重任，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地位的重要途径，其中文化产品是文化贸易开展的核心，文化服务是文化贸易开展的推动力量。

作者单位：10002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国际文化贸易中的文化产品通常是以实物形式存在的，而在数字时代文化产品则具备了更多的虚拟化特征，传统的文化产品转变成为使用计算机、数字播放器等泛用型设备作为载体，文化产品的核心内容以数字形式来存储、展现和传播的形式。文化产品的生产者除了传统的文化企业外，也涌现出了大量基于个人或工作室的作品，随着而来的是数字化的贸易平台的大量出现[4]。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间的贸易界定变得模糊，总体而言文化产品涉及文化贸易的核心内容，文化服务则是在文化产品的基础上拓展而来的服务贸易。根据文化产品内涵与数字技术间的关系，可以将文化产品的数字表现形式分为如下几类。

1.完全数字化的文化产品

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仅带来运算速度和存储能力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在虚拟时空中拓展了人类的思维。在计算机平台中，就已经出现了大量具备传统实物类文化产品特征的数字化虚拟文化产品，这类文化产品具备更新节奏快、传播范围广、对实体环境依赖度低等特点。

完全数字化的文化产品指的是文化产品从最初的设计开发，到后期的推广营销都依靠数字技术实现，无需传统的实物类文化产品即可完成整个文化产品贸易全部过程的现象。比较典型的完全数字化文化产品例如有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网络小说等，这类文化产品的贸易过程只需要拥有计算机或移动显示设备，并通过互联网交换数字信息即可。

2.从传统文化产品转变为数字化的文化产品

在有人类贸易活动以来，其实也一直伴随着文化贸易，进入到数字媒体时代后，部分传统文化产业可以吸收和采纳数字技术的优势，并将传统文化产品慢慢转变为数字化的产品。这类文化产品的核心内容并未改变，但是由于数字技术的出现，一方面使得文化产品的展现形式有了提升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文化产品贸易的交易过程。最为典型的从传统文化产业转变为数字文化产业的例子就是电影电视、音乐曲艺、平面影像等，传统的胶片电影和有线电视业如今正在快速的转变为数字电影和数字电视，并出现了网络视频这样的新形态，音乐产业则经历了从胶片和磁带到数字音乐的转变。

3.利用数字媒体作为辅助展现或传播的文化产品

尽管数字技术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但是文化产品本身取悦于人的核心特性并未发生改变，并非所有的文化产品都可以被数字技术所改变或替代，对于这类文化产品而言，数字媒体的出现只是增加了辅的展现和传播形式。利用数字媒体作为辅助展现或传播的文化产品，具有的典型特征是这类文化产品比较依赖传统的手工技艺，比较注重实物的工艺价值，例如文化产品中的民间手工艺品等。

数字技术本身无论如何发展，都无法替代实际的工艺品实物所带给人们的感受，因此数字媒体更多地是作为这类文化产品的辅助展现形式，将产品的内容以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形式存储并显示在电脑设备中，近些年也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展现形式，如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3D打印等技术与文化产品相结合，实现了更加真实和有交互感的展现形式，使得普通个人了解和制作手工艺品成为可能。例如基于虚拟现实技术开发的手工艺品制作游戏，基于增强现实技术开发的京剧换装体验，基于3D打印技术实现的数字化工艺品个性化模型打印等。

实际上，大部分传统的手工艺品都面临着市场容量萎缩、大众认知度低的问题，网络化的数字媒体正好是推广这类文化产品最为有效、成本最为低廉的一种形式，这里说的网络化的数字媒体既包括早期出现的彩信、网站等形式，也有近些年比较流行的移动应用这样的形式。网络数字媒体的应用，对文化产品的传播以及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数字资源与文化服务贸易的整合

与文化产品贸易注重利用实物来承载文化内涵的形式不同，文化服务贸易是更加注重满足人们文化需求的活动，包括各类演出、展览、视听传播等[5]。数字技术拥有的如交互性、虚拟化、泛媒体化等典型特征，与以非实物化交易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服务贸易更加吻合，也更加能够提升文化服务贸易的层次和水平。区别于传统的文化服务贸易，数字资源在与文化服务贸易整合过程中，表现出如下几个特征。

1. 文化服务贸易形式统一化

文化服务贸易一直以来缺乏统一的划分标准，其基本特征是文化贸易交易对象的非货物化，因此我们通常将文化演出、视听影像、图书档案、博物馆服务、体育娱乐、专利版权等交易内容都划归文化服务贸易的范畴。传统的文化服务贸易过程中，这些交易内容可以会以多种形式出现，在数字媒体时代，数字技术可以成为文化服务贸易交易过程的主要载体，以此来实现贸易形式的统一化。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在线付费购买演出票，并将电子票根下载在手机中作为入场凭证；可以在统一的交易平台中购买数字音乐或电影，而不再需要除了数字终端设备以外的其他媒体；也可以在线预览图书的部分章节，并在付费后直接下载电子书到终端阅读设备；版权及专利交易也可以通过统一的数字平成，并通过数字验证和数字签名技术保证交易的有效性。

2. 更加高效、安全的服务贸易交易平台

数字资源平台在贸易活动中曾经最令人们担心的就是交易平台运行的效率和信息安全，互联网和移动应用的普及使得服务贸易信息的获取更加便捷，信息沟通的障碍得以打破，更多的人可以通过数字平台得到他所需要的文化服务内容。作为网络数字媒体的另一大主要特征，信息的双向交互也使得人们在获取文化服务的同时，可以更为直接地将自己的感受、建议、想法等分享给其他观众或文化服务的提供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大大促进了文化服务内容的改进和提升。例如，以前电视台想要获取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信息，主要依靠随机抽样拨打电话访问的形式进行，而在数字电视环境下，不仅电视节目的终端收视率可以精确的获取到，甚至对于每台电视机的收视习惯数据都可以采集到。再比如在数字音乐交易平台中，用户在试听音乐的部分章节后就可以马上选择是否在线购买整张数字专辑，同时还可以在平台中看到其他用户的购买心得并发表自己的感受，这在传统的贸易形式下是难以实现的。

在网络数字环境下，交易的安全性曾经是数字交易推广过程中的主要阻碍。随着信息安全技术的发展，如近些年普及率非常高的数字证书、DRM签名、非对称加密等技术的出现，使得无论是交易过程中的资金安全，还是防止数字内容不被随意复制等，都得以实现，数字交易过程已经能够与传统交易形式一样令人信赖。

3. 更加多样的文化服务贸易量化指标

文化服务贸易在国际文化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文化贸易由于有独特的文化内涵，使得仅仅考虑国际贸易额并不能很全面地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贸易的实际水平，对于不以货物贸易为主的文化服务贸易活动，这样的衡量标准就显得更加偏颇。对于文化服务贸易水平的衡量指标，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动态考虑的体系，既要通过多种指标的建立来衡量当前贸易水平与其他国家间的比较，同时也要考虑不同时间周期内贸易指标的变化情况，来综合考量文化服务贸易的实际发展水平。

数字资源与文化贸易平台整合的同时，所有的文化服务交易信息都将以数字形式存储和表现，规范化的贸易数字信息在大数据处理的时代背景下，可以从更多侧面反映文化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以视听产业为例，传统的衡量贸易水平的指标包括：票房收入、上座率等。而在基于网络付费点播的视听贸易平台中，不仅可以随时看到点播收入和点播次数，还可以收集例如：点播时段、重复播放次数、评价好坏、评论情况、IP来源等数据，同时这些数据的采集也是基于时间线和用户等级的，因此还可以将这些量化指标拓展到更加立体的评价指标体系中。

四、结束语

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网络数字媒体技术早已融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也包括了文化产业这一领域。作为国际文化贸易核心组成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数字时代下也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文化产品的展现形式，文化服务的贸易方式都已与数字时代无法分离，而更好地与数字技术整合也是国际文化贸易发展的必经途径。

数字技术与文化内涵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国际文化贸易的核心永远是文化本身，数字技术是文化内涵更好的展现和传播途径。在数字资源与文化贸易整合的过程中，也要时刻注意数字技术的选取与实现形式，让数字技术成为促进文化贸易发展的推动力，而不是成为文化本身的替代品。

参考文献

[1]李怀亮， 闫玉刚. 当代国际文化贸易综论（上） [J]. 河北学刊， 2005，25（6）： 113＼|119.

[2]李小牧， 李嘉珊. 国际文化贸易： 关于概念的综述和辨析[J]. 国际贸易， 2007，（2）： 41＼|44.

篇2

中图分类号：F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5-0009-02

一、引言

传统的H-O理论认为，在贸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每个国家会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并进口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应出口密集使用非熟练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同时进口密集使用熟练劳动力生产的产品，那么随着各国之间贸易的不断深入，由S-S定理可知，非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也将逐渐缩小。然而，很多现实数据却显示，在实行自由贸易之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Feenstra and Hanson，1996）。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日益扩大的工资差距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男性工人占据着较大份额的熟练劳动力，而女性劳动力则较多从属于非熟练劳动力，因此，差距较大的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反映出了中国目前正遭遇的巨大难题――不断扩大的性别工资差距。

二、文献述评

目前，国外学者高度关注对外贸易对国内收入差距、工资差距的影响，并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同时这一课题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和组织机构高度关注的焦点。就中国国情而言，研究对外贸易对中国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是一件十分紧急而重要的工作。首先，从实际情况来看，女性劳动力的数量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占据半边天，是不可忽视的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然而劳动力市场上固有的就业歧视将不利于女性参与劳动，也有碍于女性的就业技能提升和教育投入；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将发展不善、利用不足，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国家经济的长期增长（Johanna Rockne，2010）。其次，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公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已形成了隐形的社会问题；而性别方面的收入差距则又是收入差距问题的重要方面，同时工资收入又是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性别工资差距是全面认识和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不可或缺的一环。再次，从理论方面来看，外国文献中，以不同国家为样本的研究毕竟为数较少，且其结论也不一致（Nursel，2010）；从国内文献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更是极其缺乏，国内外以中国为样本进行性别工资差异实证研究的文献更是凤毛麟角。因此，从现实需要上来看，对外贸易与性别工资差距问题研究也是题中之义。

贸易自由化普遍被认为是促进不同性别工资水平差距缩小的驱动因素。新自由化经济学的支持者认为市场自由化是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的最好机制，因为从实际情况来讲，贸易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将为女性获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工作、更高收入的机会提供最重要的物质基础（Christa Wichterich，2009）。在这一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歧视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对男性工人具有偏好，在一个非竞争市场环境下，企业能够获得超额利润，进而为男性支付较高的工资，然而在竞争市场中，行业间竞争加剧，企业难以获得超额利润，如果还继续实施就业歧视，将对整个企业经营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产生负利润或破产（Berker，1971）。巴格瓦第（Jagdish Bhagwati，2004） 将就业歧视理论引入国际贸易，认为贸易开放将迫使国内企业不得不放弃对女性工人的偏见，因为就业歧视，对男性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将增加生产成本，这使得企业与外来公司开展竞争时处于不利的地位。具体来说，贸易开放带来企业间竞争加剧，将降低企业的超额利润，企业便不足以有超额利润来实施性别间工资歧视，从而由市场的因素促使企业对劳动力构成和工资结构进行调整，以节约自身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这将导致企业雇佣大量相对廉价的女性工人（Artecona，Cunningham，2002），随着雇佣量的上升，最终导致男女性别工资差距缩小。

另外，生产要素禀赋定理指出，国际贸易将导致本国富裕要素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进而增加对富裕要素的需求，根据斯托尔怕帕-萨缪尔森定理，富裕要素的价格将会随之提高。从实际情况来看，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情况是，较低技术型或者非熟练型劳动力为相对富裕的生产要素，与男性相比，女性具有较低的技能（衡量指标可以是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也就是说女性是非熟练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男性是熟练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推论出国际贸易的发展将缩小发展中国家男性工人与女性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Diane Elson et al，2007）。

然而，从已有的少数研究来看，研究结论却并未完全与理论预期相一致。

（一）开放贸易导致性别工资差距扩大

不少学者认为，开放贸易导致了学习效应和技能型技术进步的有偏性，进而随着男性与女性相对技能差距的拉大会拉大性别工资差距。具体来讲，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逐步加深，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能够接触和学习到相对更多的技术知识，从而掌握更多技术与知识的劳动力更加类似于熟练劳动力，其生产力水平上升相对较多，因为学习效应具有有偏性，这会使技术进步更偏向于技能密集型，从而导致对掌握知识技术的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在此情况下若女性劳动力的平均技能低于男性，性别工资差距必然将扩大（Zohir，1998；Paul-Majumder and Begun，2000；Nicita and Razza，2003）。近年来，很多学者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贸易开放会拉大性别工资差距这一结论。Berik et al.（2004）基于1980-1999年间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制造业数据进行研究，进而发现：国际贸易的竞争机制（特别是进口）加大了对女性劳动力就业工资水平的歧视，贸易自由度的提高扩大了性别工资差距。Black 和Brainerd （2004） 针对美国的研究发现，在美国国内市场上，集中度较高的产业更多地实施歧视，但是，随着贸易带来更多的市场竞争，集中度较高行业比竞争性行业的性别工资差距下降也更快，贸易开放导致低技术工人的工资相对下降，加剧了性别工资不平等，但同时也会通过降低企业的歧视能力从而对提高女性劳动者工资水平有利。Gunseli Berik et al.（2006） 针对韩国和中国台湾在1980-1999 年期间数据的研究发现，韩国的总贸易开放度下降，制造业领域的性别工资差距也逐渐缩小，伴随着中国台湾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性别工资差距日益扩大；在垄断性产业部门，韩国出口下降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缩小，中国台湾进口份额的增加导致了性别工资差距拉大。Menon and Rodgers（2007）运用NSSO（National Sample Survey Organization）1983-2004年的家庭调查数据，对印度制造业的性别工资差距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印度制造业的性别工资差距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而拉大了。Fatma （2007） 针对埃及的研究发现，在埃及，贸易开放导致的竞争加剧带来更严重的性别工资歧视，且贸易部门比非贸易部门要影响更大。

（二）开放贸易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缩小

很多学者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结合H-O理论，探讨了贸易开放对女性就业和性别间工资差距的影响（Wood，1991，1994；Standing，1999；Fontana，2003；Oostendorp，2004；Fofana，2005）。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发达国家在生产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要素自由流动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专门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发达国家与之相反。因而，开放市场上的竞争使得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趋于上升。该理论同时认为，产品的相对价格和所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要素的相对价格在此表现为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因此，上述情况将导致发展中国家非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增加，而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趋于下降。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还包括，因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社会教育体系不健全，使得大部分女性劳动力的职业技术水平要普遍低于男性劳动力，因此，随着贸易的不断开放，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去，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女性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进而得以提高，男女性别间工资差距趋于缩小。同时自由贸易所倡导的贸易壁垒的消除和关税的消减，导致具有差异化比较优势的外国企业和产品大量进入本国市场，加剧了本国的市场竞争，导致企业所能够获得的超额利润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厂商会自发的减少性别歧视行为，在降低自身生产成本的同时缩小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工资差距。Becker（1971）指出，假如条件（例如，年龄、受教育年限和政治面貌等）相同的男女具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那么企业雇主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就会具有较高代价，此时，出于企业利润最大化考虑，性别歧视就不具有可持续性。总之，上述“竞争抑制歧视”理论均认为贸易开放对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有着重要作用。还有部分学者在Becker的竞争抑制歧视理论基础之上开展了研究，从性别歧视角度研究性别工资差距问题（Hazarika and Otero，2004；Black and Brainerd，2004）。Artecona and Cunningham （2002） 基于墨西哥的研究发现，伴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墨西哥制造业部门的性别工资差距反而扩大了，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主要是因为男性具有较高的工作技能，进而形成了男性劳动力的工资溢出，而实际上开放引入的外来竞争导致国内竞争加剧，使得由于歧视造成的工资差距下降。Ebru Kongar（2006）的研究建立在美国制造业的基础上，由此指出伴随着美国进口的增加，女性的就业率在低工资生产领域较低，在其他领域女性的平均工资上升，进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Pham 和Le （2008） 对越南的研究指出，在1993～2004 年期间，贸易因素是影响工资歧视的相关因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促进个人工资增加的有效动力，特别是对女性的影响较大，并强调在正式劳动部门和非正式劳动部门里，贸易开放都缩小了男女性别间工资差距。

此外，也有较多学者针对中国的性别工资差距问题展开了研究，并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建议。例如，Meng（1998）特别的针对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的性别工资差距问题展开了研究，研究指出中国市场组乡镇企业中由歧视引起的性别工资差距比例（52. 5% ） 要远远地小于非市场组（99. 9% ）。作者认为，两个方面原因引起了这种现象：一是传统封建思想在中国农村的影响比较大；二是农村地区乡镇企业更具有垄断权力，女性劳动者难有选择余地，无论企业给付的工资多低都会接受。Liu et al（2000） 的研究发现，从私人企业到集体企业再到国有企业，总的性别工资差距不断缩小，且歧视所能解释的部分越来越大。这从侧面反映出，企业市场化程度越高，工资越能反映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对女性劳动者的歧视也越来越小。Gustaffon & Li（2000） 的研究发现，1988 年性别工资总差距中的52. 49%是由歧视引起的，1995 年该比例上升为63. 20%。除上述三篇研究以外，Meng & Miller（1995）、Maurer-Fazio & Hughes（2002）、Rozelle et al.（2002）、张丹丹（2004）、王美艳（2005） 都对中国性别工资差距问题进行过研究，此处不再赘述。从该领域最新的研究趋势来看，研究重点已经从平均工资的研究转向男女在整个工资分布上的差别的研究。例如，Rica et al（2004） 研究西班牙的性别工资差距时发现，虽然无论是在高教育人群还是低教育人群，从平均工资来看，男性工资均高于女性工资，但在工资分布方面，工资差距的表现则完全相反：在高教育人群，工资分布末端的性别工资差距小于顶端；在低教育人群，则是工资分布顶端的工资差距小于末端。Albrecht et al（2003） 研究瑞典的性别工资差距时发现，在工资分布末端，性别工资差距较小，在工资分布顶端，性别工资差距较大。该研究还发现，瑞典与美国相比，虽然在平均工资方面，美国的性别工资差距大于瑞典，但在工资分布顶端，美国却远小于瑞典。

由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在已有相关研究中，学者们针对不同国家的研究结论不完全相同，即便是针对同一国家的研究结论也不一致，而且比较缺乏结合中国国情的案例研究；其次，在已有的关于中国性别工资差距及其原因的研究中，还是缺乏从对外贸易的视角来分析中国性别工资差距这一类的实证研究，因此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关于中国的性别工资差距分析还是一个盲点（Christa Wichterich，2009）。目前，刘斌和李磊（2012）、何茵（2007） 等学者对这一课题展开了一定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的数据比较陈旧，而且只分析了贸易总量的影响，没有具体展开分析贸易价格和贸易方式对中国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另外，李春玲和李实（2008），李利英、董晓媛（2008）、吴愈晓、吴晓刚（2009）、陈光金（2010）、葛玉好、曾湘泉（2011）、邓峰、丁小浩（2012） 等学者从其他不同视角对中国性别工资差距问题进行了研究，但都没有涉及进出口贸易问题。

三、结语

由上可知，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国际贸易会对性别间工资差距产生重要影响。实现性别间工资待遇趋于公平合理，不仅对于提高企事业单位的运作效率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对推进男女社会地位的平等及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因此，结合中国国情，对贸易开放与性别工资差距这一课题进行考察对于社会和谐进步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非常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也在明显加快，国际贸易取得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在贸易开放的进程中，由其带来竞争机制和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不同社会群体包括不同性别之间的收入分配。

篇3

近些年来是我国金融市场进入扩张发展的阶段，上市公司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不断利用自身的商业信用在金融市场上进行融资。同时，这些上市公司会通过利用其它企业给予的预付账款、应收账款等短期商业信用获得商业信用的输出，以最终得到超过其在金融市场上融资成本的利润。而这一现象在近几年有逐渐发展的趋势。这使得我国很多企业的应收账款长期挂账，难以及时收回，给企业的经营发展和财务运营都带来了巨大风险，难以长期稳定发展。因此，有必要在贸易融资的视角，对于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的情况，及其对公司经营状况带来的影响等内容进行研究，以促进我国金融业进入良性发展阶段。

一、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的现状

（一）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的风险难以把控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其经营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即保障企业正常稳定的发展同时，还需要完成股东价值最大化、市场占有率提高等企业战略目标。在这种基础上，很多上市公司纷纷通过商业信用的输出来销售企业商品或服务，这为企业提高销售量有重要帮助。但是当前，我国很多上市公司在进行商业信用输出时，难以有效把握公司的风险，这为企业持续经营带来了巨大难度。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时主要面临的风险是财务风险、经营风险和汇兑损失风险。财务风险主要来源于由于企业应收账款金额过高，企业的资产负债水平高居不下，而这也会使得企业融资成本上升，企业难以以较低的利率借到资金，当企业出现坏账时，企业的现金流难以保障企业正常运营。经营风险主要来源于由于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需要持续不断、大额的现金流保障企业不断扩大再生产，但是由于应收账款难以及时收回或者收回期限较长，企业的现金流容易出现破裂，最终给企业持续经营带来困难，企业不得不面对破产清算等恶劣情况。而汇兑损失风险主要是上市公司在对外贸易方面给予了商业信用而产生的，当国际市场上汇率变动幅度过大时，容易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损失。例如，某上市公司主要从事电能传输器械设备。该公司为了提高公司的销售量，给予了下游企业很高的商业信用，这无疑使得企业应收账款迅速扩张，坏账总额激增，给企业持续发展带来了隐患。

（二）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造成企业负担较重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进行商业信用的输出必然意味着企业可以更好地销售商品和劳务，购买方可以通过短期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方式保障自身的现金流，其本质上相当于一种短期借款。而该笔短期借款相当于是上市公司给予交易方的无息借款，但是上市公司需要承担该笔资金使用的利息支出。因此，对于拥有大量应收账款的上市公司而言，企业所需承担的利息费用将会给企业日常经营带来较大的负担，使得企业承担了企业本不需要承担的成本费用。而上市公司生产的商品或者劳务作为供应链关系中的一部分，其企业负担较重，意味着整条产业链的存续可能都是通过商业信用在维持，使得供应链中的任何一环都存在着大额应收账款，给供应链的稳定性带来了巨大挑战。例如，某上市公司为了提高企业的利润水平采取了商业信用输出方式，但是由于给予的商业信用额度较高，导致企业负担变重，现金流维系产生了一定困难。

（三）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的灵活度较低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业信用也在商业领域获得了广泛的运用，虽然商业信用存在短期借款的性质，但是由于其必须出现在存在正常、合理交易关系中，因此其又不同于一般的短期借款，这造成虽然某些企业可能通过商业信用获取了一定的资金使用期，但是却无法倚靠这一方法获得长期的、有目标的资金使用权。因此，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其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的灵活度也偏低，企业如果想要获得大额的、长期的资金，也依然只能通过债权融资或者股权融资的方式进行，无法通过商业信用输出的方式进行。

二、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管理与控制的内容

（一）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管理与控制时需要严控风险

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业信用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众多上市企业通过商业信用融通资金、给企业的经营带来福利。同时上市公司通过商业信用输出的方式扩张了企业销售额，增强了企业生产能力。但是，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管理时需要严控风险。风险把控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对于财务风险，上市公司需要设立全面的财务风险评估指标，对于企业财务状况进行即时性监控，当某些指标超过合理区间范围需要及时探寻原因，对于超过额度的应收账款应停止继续赊账。这样可以有效减小财务风险。对于经营风险，上市公司需要设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当内部控制体系较为完善时，企业出现现金流危机等情况时可以出台提前应对方案。同时，企业还需要做好资金的提前规划，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因为大面积坏账出现给企业带来的经营风险。对于汇兑风险，上市公司需要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形势有一个预判，但是对于大多数汇兑风险可能难以预防，企业只能通过金融手段来降低企业的汇兑风险。

（二）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管理与控制时需要把握负担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其发展需要依托很多方面内容，除了企业的商品或服务的销售状况，还需要依托于企业融资费用等成本。而商业信用实质上便属于融资成本的一部分，因此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管理与控制时需要把握成本额度，在保障企业销售量的情况下，减轻企业负担，最终促进上市公司长期有效发展。想要把握负担，首先不能直接将商业信用作为危害企业降低成本的元凶，这是因为商业信用输出虽然可能带来企业财务上的负担，但也会促进企业商品或服务的销售，最终提高企业的总体利润。其次，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与控制时需要控制商业信用的额度和平均利率，使得商业信用保持在不危及企业正常发展的范围内。当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要求上市公司给予超过企业规定额度的商业信用需要慎重考虑，防止因企业销售部门只考虑销售量而未考虑企业财务状况带来的巨大利率损失。除此之外，企业需要定期对商业信用输出额度进行调整，以保证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等处于合理范围之内。

（三）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管理与控制时需要提高灵活性

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管理与控制时，如果不提高对于商业信用政策的灵活运用率，只能导致企业无故受损，最终给企业的发展带来较大损失。而提高灵活性作为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管理与控制的重要内容，其实质上有多层次的含义。首先，商业信用输出只可能出现在存在交易关系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因此其灵活并不意味着商业信用输出可以运用在没有交易关系的企业之间，而是指商业信用输出方式可以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其次，商业信用输出在输出方式上应该具有更高的灵活性，给予商业信用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对于上市公司销售不同种类的产品所给予的商业信用应该不同，这样可以促使企业既可以及时收回资金同时也可以减少企业负担的资金利率。除此之外，上市公司不能对于商业信用产生过多的依赖，虽然对于商业信用可以续短为长，但是仍然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对于长期性资金需要还是需要通过债权或股权融资的方式取得。

三、结束语

当前，我国商业信用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上市公司通过商业信用输出的方式提高商品售卖扩张，提高了企业的销售水平。但是随着商业信用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企业的应收账款也成为需要重点考量的问题，对于商业信用输出的研究将有效促进企业不断发展和前进。

篇4

[DOI]10.13939/ki.zgsc.2016.29.197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外贸易已成为促进一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对外贸易一直处于快速增长中，尤其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对外贸易的发展更是显著。但与此同时，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愈加严重。

1 我国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内政治环境的稳定、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生产配套能力的增强，我国的对外贸易水平持续攀升。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来看，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进出口额总体处于上升趋势，尤其是2001年入世以后，增幅更加明显。但由于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的进出口总额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而2009年之后又出现持续上升的态势。到2014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已达到264241.77亿元，相比2000年的39273.2亿元增幅达到572.83%。由此可见，近15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成绩举世瞩目。对外贸易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技术进步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诸多福利，但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十分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2000―2014年我国废水排放量与二氧化硫排放量的统计情况来看，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自2000年开始逐渐上升，到2006年达到最高水平2588.8万吨，虽然2006年之后出现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较小，二氧化硫总体排放量一直处于居高不下水平。而废水排放量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14年的废水排放总量为7161751万吨，与2000年的4152000万吨相比增加了72.49%，增幅超过一半。

从我国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的现状来看，贸易的发展是建立在高能耗、高污染的基础之上的。由于贸易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剧，近年来众多的国内学者对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2 国内对外贸易的环境影响的研究现状

对于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的开创性研究始于Grossman和Krueger（1991），他们分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环境的影响时，将对外贸易对环境的作用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贸易对环境的总效应则取决于三者的合力，进而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形状和斜率。此后，国内的许多学者以此为基础，对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2.1 环保主义者与自由贸易主义者的争论

自由贸易主义者认为环境退化的本质原因在于市场或政府失灵，或两者皆有之，并非由于贸易活动本身。如果短期内贸易活动的扩张对环境带来的是消极影响，那么可能是由于市场的扭曲。而自由贸易有助于实现资源在全球的有效配置，提高各国的福利水平，可以通过技术外溢促进清洁产品、服务和技术在全球的交换，所以贸易自由化在提高一国经济水平及人民生活质量的同时，可以改善整体环境质量。环保主义者则认为，贸易能够改善环境问题是建立在诸多假设前提的基础之上的，是基于完全自由竞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商品的合理定价等假设条件下的，这些假设与实际情况显然有很大出入。对于环保主义者来说，一些国家或地区可能因急于吸引外资或发展经济，从而降低本国的环境规制，使该国的环境污染加剧，以致引发“向（环境标准）底线赛跑”的现象，而这些国家或地区也会因此成为“污染避难所”。

贸易的扩大会带来环境污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贸易与环境保护不可共同发展。在发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有效处理好环境污染问题，充分发挥好政府、市场以及民众的作用，那么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将得到协同发展。

2.2 EKC曲线、“污染避难所”假说的验证及环境三效应研究

EKC曲线是指一国的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认为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形的曲线关系。而“污染避难所”假说主要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急于发展其经济，降低其环境管制，以至于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增加，即通过牺牲环境获得经济增长。早期，国内众多学者对这两个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

周茂荣等（2008）通过建立ACT模型，采用Panel数据对我国1992―2004年贸易自由化的环境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对我国环境的总体效应为负，即贸易会加剧我国环境污染，人均GDP与污染之间存在倒U形的曲线关系，验证了EKC曲线的存在。吴献金和邓杰（2011）运用1995―200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验证了碳排放量的EKC曲线的存在，随着我国产出水平不断提高，能源的消耗与碳排放将会增加。而对外贸易的结构效应是消极的，即发达国家污染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产业将向我国转移，从而使我国环境污染加剧，从而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成立。彭水军等（2013）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分析了对外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对烟尘、二氧化硫及废水排放的影响。结果发现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有助于降低烟尘排放，而对二氧化硫及废水的排放存在负向影响；并且对于二氧化硫和烟尘指标，存在贸易开发带来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其他对于废水指标，却发现与“污染避难所”相悖的证据。

国内学者对于贸易的环境效应主要集中于对贸易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及技术效应的研究。赵玉焕（2003）通过对现有研究的理论及实证模型进行分析，发现贸易自由化将损害在污染工业部门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的环境而改善另一些国家的环境。同时，模型的拟合结果表明，理论上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收益增加除了支付环境成本外还有剩余，即环境规制的加大，可以找到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途径。吴献金和邓杰（2011）运用1995―200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代表规模技术效应的人均收入与碳排放之间呈正相关，代表结构效应的资本劳动与碳排放呈负相关，即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将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但贸易的结构效应却为负。张相文和黄娟（2012）通过构建农业贸易自由化环境效应的联立方程模型，并利用中国1990―2010年农业贸易数据对该模型进行GMM估计，分析了农业贸易对农药和化肥使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贸易带来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会造成农药和化肥使用量的增加，而技术效应会有效减少农药和化肥使用量，但总体效应为正，说明我国农业贸易自由化总体有利于降低农业环境污染。

3 结 论

从国内贸易与环境问题研究的总体来看，早期对于自由贸易者与环保主义者的争论进行了相关实证检验，但不同的指标及行业分析结果有所不同。运用单方程模型对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研究，无法综合考虑各因素之间的互动影响，后期在模型上进行了修正，并逐渐对各行业进行具体分析，结果更符合实际。但理论研究过多停留在初期，还需进一步深入，同时跨学科的研究也相对缺乏。

无论是贸易自由化还是环境保护，都与人类的发展密不可分，贸易与环保的本质都是为了人类能优质、可持续的发展，所以贸易的环境效应应是人类不断探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吴献金，邓杰.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4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