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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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的发展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文化的兴盛，近年来的统计数据已经表明世界文化经济和文化贸易都在蓬勃发展，国际文化贸易在国际贸易交往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升，同时又带动了整个国家国际贸易水平的提高，因此国际文化贸易正在获得各国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1]。

国际文化贸易的复杂性导致了其概念在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里我们选取其中一个阐述，即国际文化贸易是指国际间文化产品与服务的输入和输出贸易方式的统称，是国际服务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从前面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国际文化贸易由国际文化产品贸易和国际文化服务贸易两部分组成，其中的文化产品可以是图书、杂志、影视、戏曲、艺术设计、手工艺品等，主要特征是具有实物消费品的基本属性，而文化服务则是实现和满足人们文化需要的过程，通常贸易主体不是实物或不具备一般商品属性[3]。

近些年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移动应用等技术的涌现，数字技术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更加亲民的一面，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通过数字技术紧密地衔接到一起。国际文化贸易中无论是以货物为主的文化产品，还是以虚拟经济为主的文化服务，也应该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带来的种种便利，下面就详细介绍一下数字技术在与国际文化贸易整合过程中的具体表现。

二、文化产品的数字化表现形式

文化贸易不仅承载着带动经济增长的重任，同时也肩负着繁荣本国文化和历史的重任，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地位的重要途径，其中文化产品是文化贸易开展的核心，文化服务是文化贸易开展的推动力量。

作者单位：10002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国际文化贸易中的文化产品通常是以实物形式存在的，而在数字时代文化产品则具备了更多的虚拟化特征，传统的文化产品转变成为使用计算机、数字播放器等泛用型设备作为载体，文化产品的核心内容以数字形式来存储、展现和传播的形式。文化产品的生产者除了传统的文化企业外，也涌现出了大量基于个人或工作室的作品，随着而来的是数字化的贸易平台的大量出现[4]。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间的贸易界定变得模糊，总体而言文化产品涉及文化贸易的核心内容，文化服务则是在文化产品的基础上拓展而来的服务贸易。根据文化产品内涵与数字技术间的关系，可以将文化产品的数字表现形式分为如下几类。

1.完全数字化的文化产品

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仅带来运算速度和存储能力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在虚拟时空中拓展了人类的思维。在计算机平台中，就已经出现了大量具备传统实物类文化产品特征的数字化虚拟文化产品，这类文化产品具备更新节奏快、传播范围广、对实体环境依赖度低等特点。

完全数字化的文化产品指的是文化产品从最初的设计开发，到后期的推广营销都依靠数字技术实现，无需传统的实物类文化产品即可完成整个文化产品贸易全部过程的现象。比较典型的完全数字化文化产品例如有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网络小说等，这类文化产品的贸易过程只需要拥有计算机或移动显示设备，并通过互联网交换数字信息即可。

2.从传统文化产品转变为数字化的文化产品

在有人类贸易活动以来，其实也一直伴随着文化贸易，进入到数字媒体时代后，部分传统文化产业可以吸收和采纳数字技术的优势，并将传统文化产品慢慢转变为数字化的产品。这类文化产品的核心内容并未改变，但是由于数字技术的出现，一方面使得文化产品的展现形式有了提升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文化产品贸易的交易过程。最为典型的从传统文化产业转变为数字文化产业的例子就是电影电视、音乐曲艺、平面影像等，传统的胶片电影和有线电视业如今正在快速的转变为数字电影和数字电视，并出现了网络视频这样的新形态，音乐产业则经历了从胶片和磁带到数字音乐的转变。

3.利用数字媒体作为辅助展现或传播的文化产品

尽管数字技术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但是文化产品本身取悦于人的核心特性并未发生改变，并非所有的文化产品都可以被数字技术所改变或替代，对于这类文化产品而言，数字媒体的出现只是增加了辅的展现和传播形式。利用数字媒体作为辅助展现或传播的文化产品，具有的典型特征是这类文化产品比较依赖传统的手工技艺，比较注重实物的工艺价值，例如文化产品中的民间手工艺品等。

数字技术本身无论如何发展，都无法替代实际的工艺品实物所带给人们的感受，因此数字媒体更多地是作为这类文化产品的辅助展现形式，将产品的内容以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形式存储并显示在电脑设备中，近些年也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展现形式，如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3D打印等技术与文化产品相结合，实现了更加真实和有交互感的展现形式，使得普通个人了解和制作手工艺品成为可能。例如基于虚拟现实技术开发的手工艺品制作游戏，基于增强现实技术开发的京剧换装体验，基于3D打印技术实现的数字化工艺品个性化模型打印等。

实际上，大部分传统的手工艺品都面临着市场容量萎缩、大众认知度低的问题，网络化的数字媒体正好是推广这类文化产品最为有效、成本最为低廉的一种形式，这里说的网络化的数字媒体既包括早期出现的彩信、网站等形式，也有近些年比较流行的移动应用这样的形式。网络数字媒体的应用，对文化产品的传播以及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数字资源与文化服务贸易的整合

与文化产品贸易注重利用实物来承载文化内涵的形式不同，文化服务贸易是更加注重满足人们文化需求的活动，包括各类演出、展览、视听传播等[5]。数字技术拥有的如交互性、虚拟化、泛媒体化等典型特征，与以非实物化交易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服务贸易更加吻合，也更加能够提升文化服务贸易的层次和水平。区别于传统的文化服务贸易，数字资源在与文化服务贸易整合过程中，表现出如下几个特征。

1. 文化服务贸易形式统一化

文化服务贸易一直以来缺乏统一的划分标准，其基本特征是文化贸易交易对象的非货物化，因此我们通常将文化演出、视听影像、图书档案、博物馆服务、体育娱乐、专利版权等交易内容都划归文化服务贸易的范畴。传统的文化服务贸易过程中，这些交易内容可以会以多种形式出现，在数字媒体时代，数字技术可以成为文化服务贸易交易过程的主要载体，以此来实现贸易形式的统一化。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在线付费购买演出票，并将电子票根下载在手机中作为入场凭证；可以在统一的交易平台中购买数字音乐或电影，而不再需要除了数字终端设备以外的其他媒体；也可以在线预览图书的部分章节，并在付费后直接下载电子书到终端阅读设备；版权及专利交易也可以通过统一的数字平成，并通过数字验证和数字签名技术保证交易的有效性。

2. 更加高效、安全的服务贸易交易平台

数字资源平台在贸易活动中曾经最令人们担心的就是交易平台运行的效率和信息安全，互联网和移动应用的普及使得服务贸易信息的获取更加便捷，信息沟通的障碍得以打破，更多的人可以通过数字平台得到他所需要的文化服务内容。作为网络数字媒体的另一大主要特征，信息的双向交互也使得人们在获取文化服务的同时，可以更为直接地将自己的感受、建议、想法等分享给其他观众或文化服务的提供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大大促进了文化服务内容的改进和提升。例如，以前电视台想要获取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信息，主要依靠随机抽样拨打电话访问的形式进行，而在数字电视环境下，不仅电视节目的终端收视率可以精确的获取到，甚至对于每台电视机的收视习惯数据都可以采集到。再比如在数字音乐交易平台中，用户在试听音乐的部分章节后就可以马上选择是否在线购买整张数字专辑，同时还可以在平台中看到其他用户的购买心得并发表自己的感受，这在传统的贸易形式下是难以实现的。

在网络数字环境下，交易的安全性曾经是数字交易推广过程中的主要阻碍。随着信息安全技术的发展，如近些年普及率非常高的数字证书、DRM签名、非对称加密等技术的出现，使得无论是交易过程中的资金安全，还是防止数字内容不被随意复制等，都得以实现，数字交易过程已经能够与传统交易形式一样令人信赖。

3. 更加多样的文化服务贸易量化指标

文化服务贸易在国际文化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文化贸易由于有独特的文化内涵，使得仅仅考虑国际贸易额并不能很全面地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贸易的实际水平，对于不以货物贸易为主的文化服务贸易活动，这样的衡量标准就显得更加偏颇。对于文化服务贸易水平的衡量指标，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动态考虑的体系，既要通过多种指标的建立来衡量当前贸易水平与其他国家间的比较，同时也要考虑不同时间周期内贸易指标的变化情况，来综合考量文化服务贸易的实际发展水平。

数字资源与文化贸易平台整合的同时，所有的文化服务交易信息都将以数字形式存储和表现，规范化的贸易数字信息在大数据处理的时代背景下，可以从更多侧面反映文化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以视听产业为例，传统的衡量贸易水平的指标包括：票房收入、上座率等。而在基于网络付费点播的视听贸易平台中，不仅可以随时看到点播收入和点播次数，还可以收集例如：点播时段、重复播放次数、评价好坏、评论情况、IP来源等数据，同时这些数据的采集也是基于时间线和用户等级的，因此还可以将这些量化指标拓展到更加立体的评价指标体系中。

四、结束语

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网络数字媒体技术早已融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也包括了文化产业这一领域。作为国际文化贸易核心组成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数字时代下也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文化产品的展现形式，文化服务的贸易方式都已与数字时代无法分离，而更好地与数字技术整合也是国际文化贸易发展的必经途径。

数字技术与文化内涵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国际文化贸易的核心永远是文化本身，数字技术是文化内涵更好的展现和传播途径。在数字资源与文化贸易整合的过程中，也要时刻注意数字技术的选取与实现形式，让数字技术成为促进文化贸易发展的推动力，而不是成为文化本身的替代品。

参考文献

[1]李怀亮， 闫玉刚. 当代国际文化贸易综论（上） [J]. 河北学刊， 2005，25（6）： 113＼|119.

[2]李小牧， 李嘉珊. 国际文化贸易： 关于概念的综述和辨析[J]. 国际贸易， 2007，（2）： 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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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5-0009-02

一、引言

传统的H-O理论认为，在贸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每个国家会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并进口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应出口密集使用非熟练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同时进口密集使用熟练劳动力生产的产品，那么随着各国之间贸易的不断深入，由S-S定理可知，非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也将逐渐缩小。然而，很多现实数据却显示，在实行自由贸易之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Feenstra and Hanson，1996）。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日益扩大的工资差距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男性工人占据着较大份额的熟练劳动力，而女性劳动力则较多从属于非熟练劳动力，因此，差距较大的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反映出了中国目前正遭遇的巨大难题――不断扩大的性别工资差距。

二、文献述评

目前，国外学者高度关注对外贸易对国内收入差距、工资差距的影响，并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同时这一课题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和组织机构高度关注的焦点。就中国国情而言，研究对外贸易对中国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是一件十分紧急而重要的工作。首先，从实际情况来看，女性劳动力的数量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占据半边天，是不可忽视的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然而劳动力市场上固有的就业歧视将不利于女性参与劳动，也有碍于女性的就业技能提升和教育投入；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将发展不善、利用不足，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国家经济的长期增长（Johanna Rockne，2010）。其次，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公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已形成了隐形的社会问题；而性别方面的收入差距则又是收入差距问题的重要方面，同时工资收入又是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性别工资差距是全面认识和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不可或缺的一环。再次，从理论方面来看，外国文献中，以不同国家为样本的研究毕竟为数较少，且其结论也不一致（Nursel，2010）；从国内文献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更是极其缺乏，国内外以中国为样本进行性别工资差异实证研究的文献更是凤毛麟角。因此，从现实需要上来看，对外贸易与性别工资差距问题研究也是题中之义。

贸易自由化普遍被认为是促进不同性别工资水平差距缩小的驱动因素。新自由化经济学的支持者认为市场自由化是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的最好机制，因为从实际情况来讲，贸易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将为女性获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工作、更高收入的机会提供最重要的物质基础（Christa Wichterich，2009）。在这一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歧视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对男性工人具有偏好，在一个非竞争市场环境下，企业能够获得超额利润，进而为男性支付较高的工资，然而在竞争市场中，行业间竞争加剧，企业难以获得超额利润，如果还继续实施就业歧视，将对整个企业经营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产生负利润或破产（Berker，1971）。巴格瓦第（Jagdish Bhagwati，2004） 将就业歧视理论引入国际贸易，认为贸易开放将迫使国内企业不得不放弃对女性工人的偏见，因为就业歧视，对男性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将增加生产成本，这使得企业与外来公司开展竞争时处于不利的地位。具体来说，贸易开放带来企业间竞争加剧，将降低企业的超额利润，企业便不足以有超额利润来实施性别间工资歧视，从而由市场的因素促使企业对劳动力构成和工资结构进行调整，以节约自身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这将导致企业雇佣大量相对廉价的女性工人（Artecona，Cunningham，2002），随着雇佣量的上升，最终导致男女性别工资差距缩小。

另外，生产要素禀赋定理指出，国际贸易将导致本国富裕要素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进而增加对富裕要素的需求，根据斯托尔怕帕-萨缪尔森定理，富裕要素的价格将会随之提高。从实际情况来看，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情况是，较低技术型或者非熟练型劳动力为相对富裕的生产要素，与男性相比，女性具有较低的技能（衡量指标可以是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也就是说女性是非熟练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男性是熟练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推论出国际贸易的发展将缩小发展中国家男性工人与女性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Diane Elson et al，2007）。

然而，从已有的少数研究来看，研究结论却并未完全与理论预期相一致。

（一）开放贸易导致性别工资差距扩大

不少学者认为，开放贸易导致了学习效应和技能型技术进步的有偏性，进而随着男性与女性相对技能差距的拉大会拉大性别工资差距。具体来讲，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逐步加深，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能够接触和学习到相对更多的技术知识，从而掌握更多技术与知识的劳动力更加类似于熟练劳动力，其生产力水平上升相对较多，因为学习效应具有有偏性，这会使技术进步更偏向于技能密集型，从而导致对掌握知识技术的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在此情况下若女性劳动力的平均技能低于男性，性别工资差距必然将扩大（Zohir，1998；Paul-Majumder and Begun，2000；Nicita and Razza，2003）。近年来，很多学者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贸易开放会拉大性别工资差距这一结论。Berik et al.（2004）基于1980-1999年间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制造业数据进行研究，进而发现：国际贸易的竞争机制（特别是进口）加大了对女性劳动力就业工资水平的歧视，贸易自由度的提高扩大了性别工资差距。Black 和Brainerd （2004） 针对美国的研究发现，在美国国内市场上，集中度较高的产业更多地实施歧视，但是，随着贸易带来更多的市场竞争，集中度较高行业比竞争性行业的性别工资差距下降也更快，贸易开放导致低技术工人的工资相对下降，加剧了性别工资不平等，但同时也会通过降低企业的歧视能力从而对提高女性劳动者工资水平有利。Gunseli Berik et al.（2006） 针对韩国和中国台湾在1980-1999 年期间数据的研究发现，韩国的总贸易开放度下降，制造业领域的性别工资差距也逐渐缩小，伴随着中国台湾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性别工资差距日益扩大；在垄断性产业部门，韩国出口下降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缩小，中国台湾进口份额的增加导致了性别工资差距拉大。Menon and Rodgers（2007）运用NSSO（National Sample Survey Organization）1983-2004年的家庭调查数据，对印度制造业的性别工资差距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印度制造业的性别工资差距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而拉大了。Fatma （2007） 针对埃及的研究发现，在埃及，贸易开放导致的竞争加剧带来更严重的性别工资歧视，且贸易部门比非贸易部门要影响更大。

（二）开放贸易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缩小

很多学者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结合H-O理论，探讨了贸易开放对女性就业和性别间工资差距的影响（Wood，1991，1994；Standing，1999；Fontana，2003；Oostendorp，2004；Fofana，2005）。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发达国家在生产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要素自由流动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专门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发达国家与之相反。因而，开放市场上的竞争使得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趋于上升。该理论同时认为，产品的相对价格和所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要素的相对价格在此表现为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因此，上述情况将导致发展中国家非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增加，而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趋于下降。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还包括，因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社会教育体系不健全，使得大部分女性劳动力的职业技术水平要普遍低于男性劳动力，因此，随着贸易的不断开放，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去，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女性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进而得以提高，男女性别间工资差距趋于缩小。同时自由贸易所倡导的贸易壁垒的消除和关税的消减，导致具有差异化比较优势的外国企业和产品大量进入本国市场，加剧了本国的市场竞争，导致企业所能够获得的超额利润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厂商会自发的减少性别歧视行为，在降低自身生产成本的同时缩小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工资差距。Becker（1971）指出，假如条件（例如，年龄、受教育年限和政治面貌等）相同的男女具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那么企业雇主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就会具有较高代价，此时，出于企业利润最大化考虑，性别歧视就不具有可持续性。总之，上述“竞争抑制歧视”理论均认为贸易开放对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有着重要作用。还有部分学者在Becker的竞争抑制歧视理论基础之上开展了研究，从性别歧视角度研究性别工资差距问题（Hazarika and Otero，2004；Black and Brainerd，2004）。Artecona and Cunningham （2002） 基于墨西哥的研究发现，伴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墨西哥制造业部门的性别工资差距反而扩大了，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主要是因为男性具有较高的工作技能，进而形成了男性劳动力的工资溢出，而实际上开放引入的外来竞争导致国内竞争加剧，使得由于歧视造成的工资差距下降。Ebru Kongar（2006）的研究建立在美国制造业的基础上，由此指出伴随着美国进口的增加，女性的就业率在低工资生产领域较低，在其他领域女性的平均工资上升，进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Pham 和Le （2008） 对越南的研究指出，在1993～2004 年期间，贸易因素是影响工资歧视的相关因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促进个人工资增加的有效动力，特别是对女性的影响较大，并强调在正式劳动部门和非正式劳动部门里，贸易开放都缩小了男女性别间工资差距。

此外，也有较多学者针对中国的性别工资差距问题展开了研究，并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建议。例如，Meng（1998）特别的针对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的性别工资差距问题展开了研究，研究指出中国市场组乡镇企业中由歧视引起的性别工资差距比例（52. 5% ） 要远远地小于非市场组（99. 9% ）。作者认为，两个方面原因引起了这种现象：一是传统封建思想在中国农村的影响比较大；二是农村地区乡镇企业更具有垄断权力，女性劳动者难有选择余地，无论企业给付的工资多低都会接受。Liu et al（2000） 的研究发现，从私人企业到集体企业再到国有企业，总的性别工资差距不断缩小，且歧视所能解释的部分越来越大。这从侧面反映出，企业市场化程度越高，工资越能反映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对女性劳动者的歧视也越来越小。Gustaffon & Li（2000） 的研究发现，1988 年性别工资总差距中的52. 49%是由歧视引起的，1995 年该比例上升为63. 20%。除上述三篇研究以外，Meng & Miller（1995）、Maurer-Fazio & Hughes（2002）、Rozelle et al.（2002）、张丹丹（2004）、王美艳（2005） 都对中国性别工资差距问题进行过研究，此处不再赘述。从该领域最新的研究趋势来看，研究重点已经从平均工资的研究转向男女在整个工资分布上的差别的研究。例如，Rica et al（2004） 研究西班牙的性别工资差距时发现，虽然无论是在高教育人群还是低教育人群，从平均工资来看，男性工资均高于女性工资，但在工资分布方面，工资差距的表现则完全相反：在高教育人群，工资分布末端的性别工资差距小于顶端；在低教育人群，则是工资分布顶端的工资差距小于末端。Albrecht et al（2003） 研究瑞典的性别工资差距时发现，在工资分布末端，性别工资差距较小，在工资分布顶端，性别工资差距较大。该研究还发现，瑞典与美国相比，虽然在平均工资方面，美国的性别工资差距大于瑞典，但在工资分布顶端，美国却远小于瑞典。

由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在已有相关研究中，学者们针对不同国家的研究结论不完全相同，即便是针对同一国家的研究结论也不一致，而且比较缺乏结合中国国情的案例研究；其次，在已有的关于中国性别工资差距及其原因的研究中，还是缺乏从对外贸易的视角来分析中国性别工资差距这一类的实证研究，因此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关于中国的性别工资差距分析还是一个盲点（Christa Wichterich，2009）。目前，刘斌和李磊（2012）、何茵（2007） 等学者对这一课题展开了一定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的数据比较陈旧，而且只分析了贸易总量的影响，没有具体展开分析贸易价格和贸易方式对中国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另外，李春玲和李实（2008），李利英、董晓媛（2008）、吴愈晓、吴晓刚（2009）、陈光金（2010）、葛玉好、曾湘泉（2011）、邓峰、丁小浩（2012） 等学者从其他不同视角对中国性别工资差距问题进行了研究，但都没有涉及进出口贸易问题。

三、结语

由上可知，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国际贸易会对性别间工资差距产生重要影响。实现性别间工资待遇趋于公平合理，不仅对于提高企事业单位的运作效率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对推进男女社会地位的平等及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因此，结合中国国情，对贸易开放与性别工资差距这一课题进行考察对于社会和谐进步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非常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也在明显加快，国际贸易取得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在贸易开放的进程中，由其带来竞争机制和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不同社会群体包括不同性别之间的收入分配。

篇3

近些年来是我国金融市场进入扩张发展的阶段，上市公司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不断利用自身的商业信用在金融市场上进行融资。同时，这些上市公司会通过利用其它企业给予的预付账款、应收账款等短期商业信用获得商业信用的输出，以最终得到超过其在金融市场上融资成本的利润。而这一现象在近几年有逐渐发展的趋势。这使得我国很多企业的应收账款长期挂账，难以及时收回，给企业的经营发展和财务运营都带来了巨大风险，难以长期稳定发展。因此，有必要在贸易融资的视角，对于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的情况，及其对公司经营状况带来的影响等内容进行研究，以促进我国金融业进入良性发展阶段。

一、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的现状

（一）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的风险难以把控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其经营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即保障企业正常稳定的发展同时，还需要完成股东价值最大化、市场占有率提高等企业战略目标。在这种基础上，很多上市公司纷纷通过商业信用的输出来销售企业商品或服务，这为企业提高销售量有重要帮助。但是当前，我国很多上市公司在进行商业信用输出时，难以有效把握公司的风险，这为企业持续经营带来了巨大难度。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时主要面临的风险是财务风险、经营风险和汇兑损失风险。财务风险主要来源于由于企业应收账款金额过高，企业的资产负债水平高居不下，而这也会使得企业融资成本上升，企业难以以较低的利率借到资金，当企业出现坏账时，企业的现金流难以保障企业正常运营。经营风险主要来源于由于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需要持续不断、大额的现金流保障企业不断扩大再生产，但是由于应收账款难以及时收回或者收回期限较长，企业的现金流容易出现破裂，最终给企业持续经营带来困难，企业不得不面对破产清算等恶劣情况。而汇兑损失风险主要是上市公司在对外贸易方面给予了商业信用而产生的，当国际市场上汇率变动幅度过大时，容易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损失。例如，某上市公司主要从事电能传输器械设备。该公司为了提高公司的销售量，给予了下游企业很高的商业信用，这无疑使得企业应收账款迅速扩张，坏账总额激增，给企业持续发展带来了隐患。

（二）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造成企业负担较重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进行商业信用的输出必然意味着企业可以更好地销售商品和劳务，购买方可以通过短期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方式保障自身的现金流，其本质上相当于一种短期借款。而该笔短期借款相当于是上市公司给予交易方的无息借款，但是上市公司需要承担该笔资金使用的利息支出。因此，对于拥有大量应收账款的上市公司而言，企业所需承担的利息费用将会给企业日常经营带来较大的负担，使得企业承担了企业本不需要承担的成本费用。而上市公司生产的商品或者劳务作为供应链关系中的一部分，其企业负担较重，意味着整条产业链的存续可能都是通过商业信用在维持，使得供应链中的任何一环都存在着大额应收账款，给供应链的稳定性带来了巨大挑战。例如，某上市公司为了提高企业的利润水平采取了商业信用输出方式，但是由于给予的商业信用额度较高，导致企业负担变重，现金流维系产生了一定困难。

（三）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的灵活度较低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业信用也在商业领域获得了广泛的运用，虽然商业信用存在短期借款的性质，但是由于其必须出现在存在正常、合理交易关系中，因此其又不同于一般的短期借款，这造成虽然某些企业可能通过商业信用获取了一定的资金使用期，但是却无法倚靠这一方法获得长期的、有目标的资金使用权。因此，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其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的灵活度也偏低，企业如果想要获得大额的、长期的资金，也依然只能通过债权融资或者股权融资的方式进行，无法通过商业信用输出的方式进行。

二、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管理与控制的内容

（一）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管理与控制时需要严控风险

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业信用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众多上市企业通过商业信用融通资金、给企业的经营带来福利。同时上市公司通过商业信用输出的方式扩张了企业销售额，增强了企业生产能力。但是，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管理时需要严控风险。风险把控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对于财务风险，上市公司需要设立全面的财务风险评估指标，对于企业财务状况进行即时性监控，当某些指标超过合理区间范围需要及时探寻原因，对于超过额度的应收账款应停止继续赊账。这样可以有效减小财务风险。对于经营风险，上市公司需要设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当内部控制体系较为完善时，企业出现现金流危机等情况时可以出台提前应对方案。同时，企业还需要做好资金的提前规划，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因为大面积坏账出现给企业带来的经营风险。对于汇兑风险，上市公司需要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形势有一个预判，但是对于大多数汇兑风险可能难以预防，企业只能通过金融手段来降低企业的汇兑风险。

（二）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管理与控制时需要把握负担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其发展需要依托很多方面内容，除了企业的商品或服务的销售状况，还需要依托于企业融资费用等成本。而商业信用实质上便属于融资成本的一部分，因此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管理与控制时需要把握成本额度，在保障企业销售量的情况下，减轻企业负担，最终促进上市公司长期有效发展。想要把握负担，首先不能直接将商业信用作为危害企业降低成本的元凶，这是因为商业信用输出虽然可能带来企业财务上的负担，但也会促进企业商品或服务的销售，最终提高企业的总体利润。其次，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与控制时需要控制商业信用的额度和平均利率，使得商业信用保持在不危及企业正常发展的范围内。当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要求上市公司给予超过企业规定额度的商业信用需要慎重考虑，防止因企业销售部门只考虑销售量而未考虑企业财务状况带来的巨大利率损失。除此之外，企业需要定期对商业信用输出额度进行调整，以保证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等处于合理范围之内。

（三）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管理与控制时需要提高灵活性

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管理与控制时，如果不提高对于商业信用政策的灵活运用率，只能导致企业无故受损，最终给企业的发展带来较大损失。而提高灵活性作为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管理与控制的重要内容，其实质上有多层次的含义。首先，商业信用输出只可能出现在存在交易关系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因此其灵活并不意味着商业信用输出可以运用在没有交易关系的企业之间，而是指商业信用输出方式可以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其次，商业信用输出在输出方式上应该具有更高的灵活性，给予商业信用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对于上市公司销售不同种类的产品所给予的商业信用应该不同，这样可以促使企业既可以及时收回资金同时也可以减少企业负担的资金利率。除此之外，上市公司不能对于商业信用产生过多的依赖，虽然对于商业信用可以续短为长，但是仍然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对于长期性资金需要还是需要通过债权或股权融资的方式取得。

三、结束语

当前，我国商业信用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上市公司通过商业信用输出的方式提高商品售卖扩张，提高了企业的销售水平。但是随着商业信用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企业的应收账款也成为需要重点考量的问题，对于商业信用输出的研究将有效促进企业不断发展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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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ki.zgsc.2016.29.197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外贸易已成为促进一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对外贸易一直处于快速增长中，尤其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对外贸易的发展更是显著。但与此同时，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愈加严重。

1 我国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内政治环境的稳定、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生产配套能力的增强，我国的对外贸易水平持续攀升。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来看，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进出口额总体处于上升趋势，尤其是2001年入世以后，增幅更加明显。但由于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的进出口总额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而2009年之后又出现持续上升的态势。到2014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已达到264241.77亿元，相比2000年的39273.2亿元增幅达到572.83%。由此可见，近15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成绩举世瞩目。对外贸易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技术进步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诸多福利，但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十分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2000―2014年我国废水排放量与二氧化硫排放量的统计情况来看，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自2000年开始逐渐上升，到2006年达到最高水平2588.8万吨，虽然2006年之后出现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较小，二氧化硫总体排放量一直处于居高不下水平。而废水排放量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14年的废水排放总量为7161751万吨，与2000年的4152000万吨相比增加了72.49%，增幅超过一半。

从我国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的现状来看，贸易的发展是建立在高能耗、高污染的基础之上的。由于贸易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剧，近年来众多的国内学者对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2 国内对外贸易的环境影响的研究现状

对于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的开创性研究始于Grossman和Krueger（1991），他们分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环境的影响时，将对外贸易对环境的作用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贸易对环境的总效应则取决于三者的合力，进而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形状和斜率。此后，国内的许多学者以此为基础，对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2.1 环保主义者与自由贸易主义者的争论

自由贸易主义者认为环境退化的本质原因在于市场或政府失灵，或两者皆有之，并非由于贸易活动本身。如果短期内贸易活动的扩张对环境带来的是消极影响，那么可能是由于市场的扭曲。而自由贸易有助于实现资源在全球的有效配置，提高各国的福利水平，可以通过技术外溢促进清洁产品、服务和技术在全球的交换，所以贸易自由化在提高一国经济水平及人民生活质量的同时，可以改善整体环境质量。环保主义者则认为，贸易能够改善环境问题是建立在诸多假设前提的基础之上的，是基于完全自由竞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商品的合理定价等假设条件下的，这些假设与实际情况显然有很大出入。对于环保主义者来说，一些国家或地区可能因急于吸引外资或发展经济，从而降低本国的环境规制，使该国的环境污染加剧，以致引发“向（环境标准）底线赛跑”的现象，而这些国家或地区也会因此成为“污染避难所”。

贸易的扩大会带来环境污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贸易与环境保护不可共同发展。在发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有效处理好环境污染问题，充分发挥好政府、市场以及民众的作用，那么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将得到协同发展。

2.2 EKC曲线、“污染避难所”假说的验证及环境三效应研究

EKC曲线是指一国的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认为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形的曲线关系。而“污染避难所”假说主要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急于发展其经济，降低其环境管制，以至于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增加，即通过牺牲环境获得经济增长。早期，国内众多学者对这两个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

周茂荣等（2008）通过建立ACT模型，采用Panel数据对我国1992―2004年贸易自由化的环境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对我国环境的总体效应为负，即贸易会加剧我国环境污染，人均GDP与污染之间存在倒U形的曲线关系，验证了EKC曲线的存在。吴献金和邓杰（2011）运用1995―200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验证了碳排放量的EKC曲线的存在，随着我国产出水平不断提高，能源的消耗与碳排放将会增加。而对外贸易的结构效应是消极的，即发达国家污染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产业将向我国转移，从而使我国环境污染加剧，从而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成立。彭水军等（2013）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分析了对外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对烟尘、二氧化硫及废水排放的影响。结果发现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有助于降低烟尘排放，而对二氧化硫及废水的排放存在负向影响；并且对于二氧化硫和烟尘指标，存在贸易开发带来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其他对于废水指标，却发现与“污染避难所”相悖的证据。

国内学者对于贸易的环境效应主要集中于对贸易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及技术效应的研究。赵玉焕（2003）通过对现有研究的理论及实证模型进行分析，发现贸易自由化将损害在污染工业部门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的环境而改善另一些国家的环境。同时，模型的拟合结果表明，理论上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收益增加除了支付环境成本外还有剩余，即环境规制的加大，可以找到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途径。吴献金和邓杰（2011）运用1995―200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代表规模技术效应的人均收入与碳排放之间呈正相关，代表结构效应的资本劳动与碳排放呈负相关，即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将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但贸易的结构效应却为负。张相文和黄娟（2012）通过构建农业贸易自由化环境效应的联立方程模型，并利用中国1990―2010年农业贸易数据对该模型进行GMM估计，分析了农业贸易对农药和化肥使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贸易带来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会造成农药和化肥使用量的增加，而技术效应会有效减少农药和化肥使用量，但总体效应为正，说明我国农业贸易自由化总体有利于降低农业环境污染。

3 结 论

从国内贸易与环境问题研究的总体来看，早期对于自由贸易者与环保主义者的争论进行了相关实证检验，但不同的指标及行业分析结果有所不同。运用单方程模型对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研究，无法综合考虑各因素之间的互动影响，后期在模型上进行了修正，并逐渐对各行业进行具体分析，结果更符合实际。但理论研究过多停留在初期，还需进一步深入，同时跨学科的研究也相对缺乏。

无论是贸易自由化还是环境保护，都与人类的发展密不可分，贸易与环保的本质都是为了人类能优质、可持续的发展，所以贸易的环境效应应是人类不断探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吴献金，邓杰.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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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很多人对这个数字并不感到惊奇。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的出口额巨大是必然的。然而数字的骤然增加还是让经济学家们觉得迷惑：

出口型国家进口贸易规模也非常大，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它的自然资源贫乏，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其他亚洲公司将零部件发往沿海地区的工厂进行组装。就贸易顺差占GDP比例而言，中国贸易顺差自1999到2004年其实是在不断减少的。

2004年开始到底发生了什么？彼时贸易顺差仅为520亿美元。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变通常说明国内经济发生了巨大变革要么国民储蓄存款激增，要么国内投资下降。然而我们研究发现，以上状况一个也没发生。

因此我们好好研究了一下贸易数字。只要瞥一眼就会觉得奇怪：

中国进口额远甚于其他国家出口到中国的贸易额，而出口额远少于它的近邻国家从其进口的数额。

对此的一个非常直接的解释是，不仅仅是中国，比较任何一个国家的出口和它从贸易伙伴国的进口，你都会发现一个由于贸易统计方法本身而产生的不平衡：

出口额的计算通常以离岸价格为基准――这意味着商品的价格为其在海关装运时的价格，而进口额数据还包括其他费用，如保险费用和运费等。贸易专家估计，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差额通常在出口额的15％左右。

即使这样，还是不足以解释中国和其贸易伙伴的巨大数字差异。因此我们开始关注中国贸易的独特之处：大陆货物出口时路经香港。中国并没有完全计算途经香港出口到美国的货物，因此其出口额倾向于过低。而美国追踪香港出口的贸易发现，很多贸易其实缘自大陆，仅仅是在出口途中路经香港。因此美国不仅将这个数字算进了中国出口额中，而且还算进了在香港增加，但很有可能价值670亿美元的贸易并未真实发生的价格。溢价大概为大陆货物总价值的20％至50％左右。因此美国计算的中国出口额被夸大了。2005年美国称对华贸易赤字为2020亿美元，而中国称这个数字实则为1140亿美元。真实的数字应该介于两者之间。

然而这还是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去年贸易顺差骤增的事实。于是我们继续围绕数字进行研究，并相信我们发现了外汇流入的证据。我们无意于在此做算术，然而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中国的贸易公司玩弄进出口发票，通过调整价格，使得更多的海外资金流入中国，以期寄望在人民币升值中获益。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因为中国的资本账户仍是半开放的，难以让境外美元自由入境兑换为人民币。但你通过贸易的形式，兑换就容易进行。既然你不能在银行自由兑换美元，而你又认为人民币会升值，你可能会找一个出口商帮忙。出口商给政府看数字夸大的票据，这样就能换得更多的美元。事实上，这种“假报贷值”的票据游戏在1990年代就开始了，但那时是一种将资本从中国抽逃的方式。现在，我们认为它则用来将海外资金移入中国。

企业还可能从事“转移定价”。当他们和自己的离岸关联公司交易时，他们就能按自己的意愿定价。通常企业会确保将利润登记在低税区。但他们现在也很可能将资金转入中国来赌人民币升值的机会。如果这些企业改变“转移定价”的做法，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出口额会上升而实际的贸易量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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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衡量数字全球化的经济影响，我们利用全球97个国家的商品、服务、金融、人员和数据的流入和流出数据，构建了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发现，十多年来上述流动共拉动了全球约10%的GDP增长，仅2014年总价值便高达7.8万亿美元。其中数据流直接创造的价值为2.2万亿美元（占总值的近1/3），高于外商直接投资；此外，数据流还通过间接促进其他类型的跨境交流，为全球经济创造了2.8万亿美元。因此，综合考虑其直接和间接作用，数据流对GDP的贡献已超过全球商品贸易。在短短的15年间，跨境数据流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增长至此，实在令人惊叹。这十年来，宽带使用量暴增45倍，支撑起生机勃勃的商业活动，预计在未来五年还将增长9倍。

数据流不仅创造价值，还改变了传统商业。全球一半的服务贸易已经数字化，该比重还在不断增长。12%的全球商品贸易也是通过国际电子商务实现的。此外，Airbnb、TripAdvisor等网站还为人们提供便于出行的信息，说明数字化可促进人员流动。

另一方面，商品贸易的增长却渐趋平缓。主要原因为需求疲软和商品价格大幅下跌，此外金融危机也有影响，自危机后制成品和中间产品的贸易都陷入停滞。同时，众多公司正在重新评估长供应链带来的管理风险和复杂性，更加注重产品投入市场的速度和其他业务成本，对劳动力成本的关注相应减少，因此会在消费量大的国家增加生产。未来，3D打印技术将进一步颠覆国际贸易。

开放平台、虚拟商品和“数字化包装”

大企业纷纷搭建平台管理供应商、联系客户、方便内部交流和信息共享。一些为内部专用，但规模最大、最出名的仍是开放平台：电子商务、社交网络和数字化媒体平台不断扩展，联系着亿万名全球用户。

这些开放平台蕴含着可观的客户基础，使企业直接与客户互动，同时打造透明高效的全球市场：消费者只需轻点鼠标，便可获取产品、服务、价格和全球各地供应商的详细信息。减少了中间环节和中介，大幅提高了市场效率。

此外，得益于数字化平台，主营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无需实体网点，也能进军新的全球市场。数以百万中小型企业得到新的出口渠道。例如，eBay调查了18个国家后发现，88%～100%不等的中小企业依靠 eBay平台出口，而在传统企业中该比例不足25%。

电子书、应用程序、网络游戏及音乐下载等虚拟产品和流媒体、软件及云计算等虚拟服务的贸易也逐年扩大。3D打印技术的成本降低将带来贸易新领域――也许日后，企业只需发送电子文件，商品便可在当地打印生产。实际上，现在不少企业已经在边远地区3D打印零部件和替换件。

许多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包装”产品和服务，从而提升价值。以物流公司为例，可以利用传感器、数据和软件追踪运输过程。某项研究发现，射频识别技术（RFID）可节省高达七成的库存成本，大幅改善效率。在德国的案例研究（样本包括宝马和惠普）显示，该技术减少了11%～14%的运输损失。

开启数字化探讨

20世纪全球化的商业模型在数字时代或已不再适用。企业领导者在权衡得失利弊时，可从以下五个问题入手，开启数字化讨论。

1.我们是否清楚竞争现状？

数字化平台打破了规模和地域的限制，让更多企业可以迅速推出产品、扩展新市场，竞争因此日益激烈。亚马逊现有200万第三方商户，而阿里巴巴平台更是吸引了1000万商家。美国大型跨国企业占总出口的比重已由1977年的84%降至2013年的50%，体现了该国最为明显的趋势――“微型跨国公司”蓬勃发展。全球各地的新兴数字化公司参与到竞争中，带来了价格压力，使得产品周期缩短了。

2.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竞争资本和能力？

建立数字化平台、线上客户关系和数据中心不再是互联网巨头的专利。例如，通用汽车正在改革其核心制造能力，希望借此引领物联网技术。各行业的企业都应当重新审视手中的资产（包括客户关系和市场数据），探寻获利新途径。为此，企业需要先进的数字化能力，才能占据主要的竞争优势。至于尖端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可以利用线上人才平台，从更广阔的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寻找千里之外的人才。

3.能否简化产品战略？

过去，企业针对不同地区市场提供定制产品、服务或区别定价时，常面临种种困难，而数字化大大便捷了这一流程，另外也简化了全球产品的种类。多家汽车制造商纷纷朝这个方向努力；苹果iPhone和iPad系列不论在哪里买，设计和品牌全球统一；Airbnb、Facebook和Uber也是一樱在开辟新市场时未做过多因地制宜的调整，而是复制原有的数字化平台模式。媒体和消费者技术产业能够全球同步发行产品，主要得益于社交平台和其他数字化平台让人们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即刻了解其他国家的更新内容。因此，这种同步发行机制可能使产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流行。一言以蔽之，审慎权衡产品定制化愈发成为高层领导考虑的重中之重。

4.企业组织和供应链是否有待改善？

借助远程协作和即时通信工具，企业可集中某些散布在全球的职能部门，跨越国界打造虚拟的全球团队，甚至完全抛弃只有一个全球总部的传统模式。例如，联合利华通过技术解决方案，精简了40条全球服务线，让身处世界各地的团队成员可以在视频会议上讨论交流。

同时，数字化技术正在重塑产业链。近期一份UPS调查显示，约1/3的高科技公司将生产或组装厂址迁至更靠近终端用户市场的地区。随着3D打印技术的普及，更多企业将重新考虑制造选址，最终或将重塑全球制造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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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器是商业贸易结算领域中的一种计量器具。过去人们称计量为“度量衡”。在我国最早出现于夏朝;春秋战国时期已掌握了杠杆原理，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计量标准不一，较为混乱，直到秦统一天下后，才统一了度量衡标准;宋朝时期出现了准确度达到40mg的戥秤，标志着当时的衡器已具有相当可观技术水准。随着社会发展，各种先进的数字指示秤不断出现，对贸易结算准确度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因此，对数字指示秤示值误差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非常必要。

1 概述

（1）适用范围：适用于数字指示秤示值误差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2）引用文件：JJG 539-1997《数字指示秤》;JJF-1059.1-2012《测量不确定评定与表示》。（3）测量对象：级数字指示秤，规格DS-788型，最大秤量15kg，检定分度值e=d=5g。（4）测量环境条件：温度（-10～40）℃。（5）测量标准：M1等级标准砝码。（6）测量过程：采用直接加标准砝码来测量数字指示秤的示值误差，可得标准砝码与数字指示秤实际值之差，即为数字指示秤的示值误差。（7）评定结果的使用：在符合上述条件下的测量结果，一般可直接使用本不确定度的评定结果。

2 数学模型

E=P-m （1）

式中：E――数字指示秤示值误差（kg）;

P――一定砝码质量作用下数字指示秤的示值（kg）;

m――所加砝码的标准质量值（kg）。

方差的灵敏系数

由（1）式得方差

得： （2）

3 输入量的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3.1 测量不确定度来源

（1）输入量P的标准不确定度（P）主要由以下因素决定：1）测量重复性误差引起的测量不确定度;2）砝码在秤盘上的偏载引起的测量不确定度;3）电源电压波动引起的测量不确定度。（2）输入量m 的标准不确定度（m）主要是由M1等级砝码的质量误差引起。

3.2 输入量（P）的评定

（1）测量重复性误差引起的标准不确定度（P）的评定：在重复性条件下，用质量为15kg的M1等级砝码对被检秤进行10次的重复测量，得到以下测量结果（如表1所示）：

所以0.00024kg

（2）偏载引起的标准不确定度（P）的评定：在进行偏载试验时，用最大秤量13的砝码，放在14秤台面积中，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一般不超过1e，半宽=0.0025kg，而在秤量示值检定时，放置砝码的位子偏离较小，此时的偏载误差远小于偏载试验时的偏载误差。假设此时的误差为偏载实验时的13，并服从均匀分布，所以

=0.00048kg

（3）电源电压波动引起的标准不确定度（P）的评定：电源电压在规定条件下的变化，可能引起的示值变化为±15e，即±0.001kg，且服从均匀分布，则0.00058kg

（4）输入量（P）的合成：输入量I的以上分项互不相关，则

=0.00079kg

3.3 的评定

查JJG 99-2006 《砝码》检定规程，得质量为15kg的M1等级砝码的质量允差为±0.00075kg，则标准不确定度为

kg

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评定（表2）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计算=0.00090kg

5 扩展标准不确定度

将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有效自由度估算为100，置信概率取95%，则包含因子k=2，因此，在测量数字指示秤15k示值误差时的最终扩展不确定度为：U=1.8g。

6 结语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对质量和计量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更多精度高、稳定性好、操作简便的数字指示秤将不断涌现。为保障数字指示秤的示值误差在可控范围内，在日常检定工作中，必须对示值误差的不确定度加以评定，以确保数字指示秤能满足在贸易结算中发挥公平交易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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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Internet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经济也日益繁荣起来。互联网经济（也通称数字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其向无形化的转换，非物质化内容的数字商品的创造与操作成为经济价值的一项主要来源。数字商品的产生和发展影响涉及各种不同领域的许多活动，它深刻地改变了经济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改变了开展交易的方式，然而，以数字商品为代表的无形经济并不限于互联网。广播电视的日益普及，可以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将会使媒体一体化的程度进一步提高，数字商品也会随之越来越普及。

二、数字商品概述

通过电子途径交易的数字商品是指在Internet上或通过其它在线方式交易的数据、信息与知识。包括各种在线报刊、杂志、音乐、教育、可检索数据库、咨询及专门知识与意见。数字商品不受特质障碍限制，也不限于诸如“耐用”、“笨重”、“独特”、“稀缺”等传统经济特征。相反地，无形商品可同时“既经久耐用又易于破损，既笨重又可无限分割，既独特又普遍，既稀缺又充裕”。纯粹无形商品的贸易与传统电子商务截然不同，因为传统电子商务主要限于有形商品或有形商品与无形商品的混合物质的交易，或者是为此种交易进行准备，交易数字商品需要新的交易模式和程序。传统的观点认为，信息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减少不确定性。然而，在互联网经济中，信息及其内容则既是生产资本同时又是商品。

三、数字商品的属性

概括地讲，数字商品具有五个基本属性：

1．无形性。数字商品是一种无形商品。尽管现实中的许多产品都包含有形因素，又包含无形因素（即包含专有技术或品牌认同等无形因素）。

但数字商品作为一种虚拟商品，不包含任何有形成分。

2．非损耗性。同一数字商品可由同一消费者或者不同消费者反复使用。某一个人的消费并不会减少别人的消费量。

3．擅变性。数字商品易于修改，从会导致巨大的产品变异与定做数量。

4．可再生性。快速低廉的再生能力会引起规模经济与版权保护问题。

5．时效性。数字商品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也就是时间从属性，（如股市信息，气象信息等），而不具有时间独立性（如字典信息），也不具有任何居间性质，如驾驶员的行车地图、旅馆信息与电话号码。时效性的标准对按照一贯贸易模式交易的同类包装的数字商品的鉴别非常重要。

由于上述特性的缘故，数字商品的排他性难于长久保持，分享是同时的或相继的，并能影响到产权的配置。尽管实物商品的销售商要失去其所有权，数字商品的销售商则能继续持有。

四、数字商品的定价问题

传统的定价与交易机制只适用于数字商品经济价值的获取。产品的价格一般包括三个因素：生产成本、协作成本和利润。协作成本包括全部信息的交易成本。信息处理对于协调那些执行主要工序过程的机器与人力的工作十分必要。现在日益明朗化的是，随着变量――生产成本趋向于零，以及由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应用而极大缩小的交易成本与当前贸易模式中日益减少的利润，在决定数字商品的价格时，必须引进新的概念。生产成本不能作为定价指南，因为投入和产出之间没有多大联系。规模消费不需要规模生产。规模经济是由消费决定的，而不是生产决定的。数字商品的生产制作中的规模经济是有限的，但是其经销中的规模经济却相当显著。

传统上，内容的定价一直以给付媒介为基础――主要以方便程度来衡量，而不是以实际质量为基础，例如，书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印刷质量与页数，但是好书与坏书的价格却常相差无几。数字商品的电子交易意味着非联系性，即内容的定价可以脱离媒介，允许在内容估价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偏差。这种非联系性也会引起一些问题，如管理变得更加复杂。

消费者的支付愿望通常受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或者不消费影响。与此相应，考虑到复制/分享与相关外在化的容易程度，对评估数字商品的价值不是一种适当的方法。另外，对消费者来说，在不了解内容的情况下，要确定购买某一种数字商品是否值得是很困难的。

再者，当数字商品的价值属高度时间密集型时，数字商品的定价问题常常引发估价的内在不稳定性这个根本问题。

数字商品定价方案的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复杂。互联网为销售、共享与放弃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而且，既可以按照“数字商品的实际利用”向消费者收取费用，也可以按照固定方式收费。

五、数字商品的电子商务模式

数字商品的电子商务模式主要有四种：网上订阅模式、付费浏览模式、广告支持模式和网上赠与模式。

1．网上订阅模式（Subscription-based Sales）。网上订阅模式指的是企业通过网页向消费者提供网上直接订阅、直接信息浏览的电子商务模式。网上订阅模式主要被商业在线机构用来销售报刊杂志、有线电视节目等，主要包括：

在线服务（Online Services）指在线经营通过每月向消费者收取固定费用，提供各种形式的在线信息服务。

在线出版（Online Publications）在线出版指的是出版商通过互联网络，向消费者提供除传统出版物之外的电子刊物。

在线娱乐（Online Entertainment）在线娱乐是软体产品和服务在线销售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领域。

2．付费浏览模式（the Pay-pet-View Model）。付费浏览模式指的是企业通过网页安排向消费者提供计次收费网上信息浏览和信息下载的电子商务模式。

3．广告支持模式(Advertising-supported Model) 。广告支持模式是指在线服务商免费向消费者或用户提供信息在线服务，而营业活动全部用广告收入支持。这是目前最成功的电子商务模式之一。

4．网上赠与模式。网上赠与模式是一种非传统的商业运作模式，它指的是企业借助于国际互联网全球广泛性的优势，向互联网上的用户赠送软件产品，扩大知名度和市场份额。

六、结论

在电子商务领域内存在许多根本不同的商品，有实物型的产品，也有数字型的产品，它们有着各自的特点并通过不同的贸易模式交易本文对数字商品的定义、特性、定价及交易模式做了初步探讨，以便使数字商品成为贸易领域的后起之秀而引起人们的重视。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会带来新的贸易机会。随着网上信息、内容和知识数量的迅猛增长，如果没有效挖掘利用这些未开发的资源，则是一种巨大的经济浪费。

参考文献：

［1］王忠诚.电子商务概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2］Stuart Barnes, Brian Hunt.赵科杰，陈龙译.电子商务与虚拟商业［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3］万菁菁．好看、好听、更好买――虚拟产品体验实现研究［J］．电子商务2008，（1）：36-39.

篇9

 

 

一、        “十四五”期间发展目标继续贯彻落实省、市、区相关部署和任务，继续以创优“四最”营商环境为目标，以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为动力，以创优营商环境提升行动为抓手，积极主动融入一体化发展进程，为实施“营商环境联建、重点领域联管、监管执法联动，市场信息互通、标准体系互认、市场发展互融，逐步实现统一市场规则、统一信用治理、统一市场监管”的“三联三互三统一”工程，贡献市场监管力量。

二、         “十四五”期间重点任务

1.合力打造一体化的市场准入环境。落实市场准入政策共享和“放管服”改革协同，为地区市场主体准入提供便利化服务。统一市场准入规则。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制定统一的管理规范，实现业务流程、条件要求、解释口径、办理时间“四个统一”。加快实现证照管理一体化，推行“证照分离”“多证合一”改革事项相同、改革措施相同。协力推进“一网通办”建设。共同落实数字政府建设，构建跨区域政务服务网，强化公共数据交换共享，完善网上身份认证、电子签名、电子文书归档等功能，统一电子营业执照运用场景。按照市级的统一部署设立地区“一网通办”综合服务窗口，加强政务信息和数据的互联互通，提供区域性一体化受理、收件、查询、发证等服务，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

2.合力打造一体化的市场监管环境。深入推进市场主体监管制度创新,营造规则统一、公开透明的监管环境,全面提高市场监管效能。落实一体化信用监管体系。推动“双随机公开”、抽查检查等信息在区域内充分共享应用,落实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标准、企业信用修复规则、实现信用监管标准互认结果互用。对重点监管领域和对象实施精准监管,对守信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实施“容缺受理”等便利措施,对失信企业实施重点监督和联合惩戒。落实知识产权一体化保护工作。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创造、运用和管理知识产权,鼓励以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机制为纽带,促进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化。加强地区行政执法,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案件移送制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配合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落实“满意消费行动,共建区域内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推动经营主体自律,配合打造统一的消费投诉公示平合。推进消费领域社会监督。协同监管网络交易。充分发挥全省网络市场监管服务系统平台作用，注重整合辖区电子商务经营者基础信息、经营信息、监管信息等信用数据，开展研究分析，实施分类监管。落实地区网络、合同案件查办协作机制，协同破解新形势下的网络监管难题。

3.合力打造一体化的质量供给环境。配合推进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一体化建设。在信息、业务、资源各方面配合推进一体化建设，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工作协同联动、效率共同提升。配合建设和华东地区社会公用计量标准，促进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整体水平提升。培养计量技术人员，互派计量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交流互动。推动特种设备监管一体化。推进特种设备单位、人员、设备信息互查互享，检验检测结果互认和运用。

4.合力打造一体化的食品药品安全环境。全面建成责任体系更加健全，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全程监管更加科学，“党政同责”、“四个最严”、“四有两责”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履行，社会满意度全面提升的食品药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形成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共治格局。有效遏制制假售假、无证经营等行为，杜绝和控制重特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控制和减少较大及一般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继续巩固省食品药品安全城市成果，积极配合争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继续深化食品安全“四项治理”行动，全面推进小作坊登记和小餐饮、小摊贩备案管理。保持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的高压态势，公开违法违规、虚假欺诈产品和企业信息。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为基础，推动实现顺向可追、逆向可溯、风险可控的地区食品领域全产业链追溯体系。不断推动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三、        “十四五”期间保障措施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发展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工委书记、局长担任组长，分管副局长担任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共同做好“十四五”规划工作和“十四五”期间各项重点工作。“十四五”规划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心得体会2800字范文稿当前，以信息技术和数据作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并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经过近年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数字经济大国。“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准确研判“十四五”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地缘新特征新变化新趋势，对于维护延长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增强提升国际塑造力影响力引导力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把握数字经济战略机遇，加快推进“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增强社会前进动力，更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抢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数字经济强国建设发展对于我国而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加快发展数字科技，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坚强基石。尽管我国是数字科技应用大国，却不是数字科技研发强国，很多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因此，须加强数字科技关键技术攻关和布局，以数字科技大突破带动数字经济大发展。

一是采取清单制梳理我国数字科技的短板软肋，短期内寻找可靠的替代源和备份源，使“卡脖子”技术不因外国的封锁而断供。

与此同时，发起专项研发计划，集中力量攻克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工业软件等短板，补齐数字科技研发链。

二是面向数字科技前沿领域，设立国家或世界实验室，牵头发起全球大科学计划或工程，更多更好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主动嵌入全球数字科技创新链条和生态系统，吸引和积聚全球创新人才。

三是支持数字科技试点应用，积极利用智慧城市、智能工业、智慧医疗等发展契机，推进数字新科技先行应用，为数字科技应用提供试验平台和应用场景，在应用中不断完善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加快推进数字基建，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有力支撑。我国在发展数字基建方面处于起步阶段，相对而言比较滞后。由此，应科学决策、统筹布局，把数据中心、场景中心、区域中心、应用中心有效结合。

一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要有战略导向和规划牵引，前瞻布局数字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推动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社会投资的积极性主动性，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紧密结合，共同构建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二是正确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做好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规划布局、互联互通等，引导数字基础设施的有效投资和有序建设。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充分考虑本地发展情况和财力承受情况，尤其要根据实际需求开展数字基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注意避免一哄而上，形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

三是正确处理好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以需求为牵引，把应用场景建设置于数字基建的重要位置，鼓励大型龙头企业和平台企业依托自身需求参与数字基建，并开放为社会使用，实现数字基建供给和需求精准匹配。合理跨区域布局数字基建，将数字基建同金融、物流、交易市场等渠道打通，形成产业链应用生态。

加快发展数字贸易，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强大引擎。随着5g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以b2b为主导的产业互联网推动的企业间数字贸易将成为拉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强大引擎。须顺势而为，充分发挥我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先行优势，依托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双轮驱动数字贸易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效益与质量。

一是继续做大做强消费互联网驱动的数字贸易，利用数字技术“在线化、无接触、可传输”特性，进一步提升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水平，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数字娱乐、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兴业态，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提供更多高端便捷的消费选择。加大主要电商平台的全球化战略布局，通过收购或自建本土化网站，建设更多海外仓、展贸中心和营销服务中心等，带动更多中国产品与服务进入海外市场，形成国内国外双循环，拓展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空间。

二是培育壮大产业互联网驱动的数字贸易。制订实施产业互联网国家战略，构建多层联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推动更多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支持打造“研发+生产+供应链”的数字化产业生态，共享产能、技术、数据、人才、市场、渠道、设施等，促进产业互联网带动的新型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使其尽快成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稳步推进数字货币，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有力抓手。当前，各国高度重视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实践，竞相加快央行数字货币布局。对于我国而言，以微信、支付宝为代表的零售支付体系发达，同时，较早启动了央行数字货币的理论研究，加快了央行数字货币试点落地步伐。展望未来，须顺应全球数字货币发展趋势，及早谋划、动态应对、争取主动。

一是加快战略布局，协同推进人民币数字化与国际化工作，实现国际国内同步部署，强化央行数字货币与数字贸易、数字经济的联动发展，助力人民币更好承担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的计价、支付、结算职能并发挥世界储备货币角色。

二是积极开展试点示范，在试点探索的基础上，优先选择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先进地区整体落地，及时总结央行数字货币发行、运营与管理经验，有序推动央行数字货币多场景推广应用进程。与此同时，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央行数字货币与其他零售移动支付方式联动互促、协同发展的模式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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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字时代 数字时代 数字化转型 收费模式

一、 研究背景

（一） 数字时代的含义

所谓数字化，就是把模拟信息转换成计算机能读取的由0和1组成的信息。在数字格式中，音频、视频和文本信息能混合在一起并融为一体。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葛洛庞帝曾在《数字化生存》中说：要了解“数字化生存”的价值和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思考“比特”和“原子”的差异。信息时代是原子和比存的时代。

（二）数字时代的国际文化贸易概况

数字时代下的国际文化贸易有着显著特点：文化生产和贸易主体的泛化；文化产品表现形式多样化与品牌聚合功能同时加强；渠道和物流成本降低，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逐步增强；各形式的贸易壁垒功能逐步减弱。随着这些特点，国际文化贸易在数字时代也发生了新变化，首先贸易方式发生改变，出现了EDI（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货币，支付方式也出现在线和非在线付费相结合；其次，产生多种国际贸易效应，如贸易扩大效应、替代效应和条件效应；再次，营销模式改变，出现了网络互动式、整合式、定制式营销。

二、 传统报业的数字化转型及盈利模式转变――以《纽约时报》为例

（一） 概述

从当前发展趋势看，任何一家传统媒体要提高社会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就必须确立新的发展理念，利用数字技术建设更多更好的互动平台来吸附受众感兴趣的各类信息，而不仅仅是做传统意义上的“平面新闻”。1对于报纸而言，其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形式是创建网络电子版，并不断拓展多种服务终端，力求为受众提供多种形式的新闻服务。

(二） 理论基础

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可以运用其中。其国际竞争优势模型，包括四种本国的决定因素和两种外部力量。四种本国的决定因素包括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产业，公司的战略、组织以及竞争。两种外部力量是随机事件和政府。

对于内部因素，传统报业数字化转型的各种要素已基本具备，受众对于数字报纸也有需求，相关数字技术产业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传统报业也已经受到了新媒体的挑战。对于外部力量，国家和政府也在采取措施应对数字时代对传统媒体的影响。

（三）《纽约时报》在数字时代的发展轨迹

1、数字化转型过程

《纽约时报》自1996年1月，就成立了自己的网站，为读者提供在线阅读。

1999年，时报网络版从编辑部分立，建立了独立的管理层和采编队伍，并在创办当年就已开始盈利。

2002年9月，其网站日独立IP访问量超过日报平日发行量。

2005年2月，通过一系列的收购行为试图将网站打造成为名符其实的消费者综合信息服务的网络平台。

2008年，《纽约时报》公司把发展网络业务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

2010年，《纽约时报》网站每个月平均有1990万美国访问者。

2、收费模式的探索

《纽约时报》网站最初采取对国内用户免费、对国外用户收费的策略。2但这一举措并未成功，一年半后网站就宣布内容全部免费。

2005年，网站启动了Times Select的订阅收费服务。这项服务为集团每年带来1000万美元的收益，但同样遭遇到了流量减少和遭受知识界批评的压力，后又重新免费开放。

2007年8月8日，改为全面免费。

2011年3月28日，《纽约时报》网站开始收费，但此次收费标准和不收费范围要复杂很多。

通过对《纽约时报》数字化转型过程及其盈利模式的探索，对比我国目前报纸数字化转型过程，可以看出我国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网络版照搬纸质版、盈利模式不清晰、电子终端能否为受众所接受具有不确定性、缺乏“走出去”的途径。

三、中国报业的数字化国际贸易发展建议

在“三网融合”背景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发展，报业在经历数字化转型后，“走出国门、打开国际市场”成为不二的选择。本文拟以波特“钻石模型”理论作为基础，从国家和报业自身方面，对中国报业的数字化国际贸易提出建议。

（一）国家

1、 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有力的技术支持

国家应该为传统报媒的数字化转型和国际贸易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技术部门应不断发展数字技术，以便给传统报媒的升级换代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如开发多种新型新闻信息阅读器、对Android、iphone等移动终端进行本土化改造等。

2、 充分利用我国的劳动力资源

不仅是报媒，所有媒介行业都应该充分利用我国众多劳动力资源进行数字技术的培训，争取使媒介的数字化转型成本降到最低，这样，我国才有可能以低成本的新闻产品和服务打开国门，进行国际贸易的扩张，增强在国际传媒市场上的竞争力。

3、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

我们可以借鉴《纽约时报》的做法，实行免费和收费相结合的方法：努力制作出高质量、通过其他渠道无法获得的新闻作品，这些优质新闻产品可以实行付费阅读，并且根据阅读权限和数量的不同设定不同的收费标准；对于一般新闻产品，可采取免费方法，最大限度地吸引受众，通过增加点击量来盈利。对于国内和国外受众，也要根据国情和受众习惯的不同，设置不同的收费标准。

（二） 报媒自身

1、明确形势、准确定位、转变观念

当下，各种形式的媒体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用户的要求越来越高。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完善、文化产品“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快，报纸数字版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走出国门、获得盈利的步伐越来越近，形势愈加逼人。

在此形势下，我国的报纸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力争实现理性定位。目前，我国大多数传统媒体网站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新闻网站。这种定位对报业数字化业务构成了巨大的限制，难以分享网络市场的更多份额。因此，我国报纸要把自己定位于一个提供新闻服务的数字化多媒体，了解数字时代受众的实际需求，从其行为习惯出发，连通每个受众的接口，渗透到他们的数字生活中。

3、重视品牌扩散，扩大影响力

一些传统纸媒在数字化转型后，由于没有注重品牌的进一步扩散，结果流失了原有受众，也很难吸引新的受众，从而降低其品牌价值。因此，报纸数字化转型之后，一方面要展开贴切到位的宣传工作，一方面要提升内容和服务质量，利用社会化媒体提升知晓度，扩大知名度，增加美誉度。

4、发行多语版，开拓国际市场

我国一些报纸在数字化转型之后，仍然是以中文版为主，这阻碍了数字版走向国际拓展影响力、增加盈利的步伐。因此，我国报媒应该不断吸纳外语人才，在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上，发行多语种版，真正使自己走出国门，扩大影响力，获得更多的海外收入。

数字时代已经到来，作为历史最悠久的媒介形式之一，报纸媒体如何转型并在国内国际市场进行盈利，这是媒体人关心的问题；同时，报媒在数字化时代的生存规则也可以为其他媒介形式所借鉴，从而使我国的媒体在数字化时代能够有大的作为，生产出更多具有社会和经济价值的媒介产品，逐步走向国际市场，增加我国的国际文化贸易份额，扩大我国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王斌，刘林青. 数字化时代传统报业的新媒体观[J].中国地市报人，2011年08期.

[2] 申玲玲. 数字《纽约时报》对我国媒体网站的启示[J].东南传播，2011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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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贸易基本要求来稿要求题材新颖、内容真实、论点明确、层次清楚、数据可靠、文句通顺。文章一般不超过5000字。投稿请寄1份打印稿，同时推荐大家通过电子邮件形式投稿。

（二）国际贸易文题文题要准确简明地反映文章内容，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作者姓名排在文题下。

（三）国际贸易作者与单位文稿作者署名人数一般不超过5人，作者单位不超过3个。第一作者须附简介，包括工作单位、地址、邮编、年龄、性别、民族、学历、职称、职务；其它作者附作者单位、地址和邮编。

（四）国际贸易摘要和关键词所有论文均要求有中文摘要和关键词，摘要用第三人称撰写，分目的、方法、结果及结论四部分，完整准确概括文章的实质性内容，以150字左右为宜，关键词一般3～6个。

（五）标题层次一级标题用“一、二、……”来标识，二级标题用“（一）、（二）、……”来标识，三级标题用“1.2.”来标识，四级标题用“（1）、（2）”来标识。一般不宜超过4层。标题行和每段正文首行均空二格。各级标题末尾均不加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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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是通信双方按约定的法则进行信息特殊变换的一种重要保密手段。依照这些法则，变明文为密文，称为加密变换；变密文为明文，称为脱密变换。密码在早期仅对文字或数码进行加、脱密变换，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对语音、图像、数据等都可实施加、脱密变换。进行明密变换的法则，称为密码的体制。指示这种变换的参数，称为密钥。它们是密码编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密码体制的基本类型可以分为四种：错乱———按照规定的图形和线路，改变明文字母或数码等的位置成为密文；代替———用一个或多个代替表将明文字母或数码等代替为密文；密本———用预先编定的字母或数字密码组，代替一定的词组单词等变明文为密文；加乱———用有限元素组成的一串序列作为乱数，按规定的算法，同明文序列相结合变成密文。以上四种密码体制，既可单独使用，也可混合使用，以编制出各种复杂度很高的实用密码。具体的数据加密流程如图1所示：首先，发送方Tom准备好要加密的数据信息，然后利用加密密钥通过一定的加密算法，将明文数据转换成密文，而在信道上传输的就是密文数据，当接收方Alice接收到Tom发送过来的密文后，再用自己的密钥(可能与加密密钥相同，也可能不同，这取决于加密体制)通过解密算法变换出明文信息，此明文信息即为Tom所要发送的信息，至此，一次信息传递结束，如图1所示。在密码体制中，一般分两种类型，分别是对称密码体制和非对称密码体制，这是根据密钥的形式来划分的，其中非对称密码体制又叫公钥密码体制。

1.1对称加密技术

在对称加密方法中，对信息的加密和解密都使用相同的密钥[1]。也就是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使用对称加密方法将简化加密的处理，每个贸易方都不必彼此研究和交换专用的加密算法，而是采用相同的加密算法并只交换共享的专用密钥。如果进行通信的贸易方能够确保专用密钥在密钥交换阶段未曾泄露，那么机密性和报文完整性就可以通过对称加密方法加密机密信息和通过随报文一起发送报文摘要或报文散列值来实现。对称加密技术存在着在通信的贸易方之间确保密钥安全交换的问题。此外，当某一贸易方有n个贸易关系，那么他就要维护n个专用密钥(即每把密钥对应一贸易方)。对称加密方式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无法鉴别贸易发起方或贸易最终方。因为贸易双方共享同一把专用密钥，贸易双方的任何信息都是通过这把密钥加密后传送给对方的。

1.2非对称加密技术非对称加密体制又被称为公钥加密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密钥被分解为一对(即一把公开密钥或加密密钥和一把专用密钥或解密密钥)。这对密钥中的任何一把都可作为公开密钥(加密密钥)通过非保密方式向他人公开，而另一把则作为专用密钥(解密密钥)加以保存。公开密钥用于对机密性的加密，专用密钥则用于对加密信息的解密。专用密钥只能由生成密钥对的贸易方掌握，公开密钥可广泛，但它只对应于生成该密钥的贸易方。贸易方利用该方案实现机密信息交换的基本过程是：贸易方甲生成一对密钥并将其中的一把作为公开密钥向其他贸易方公开；得到该公开密钥的贸易方乙使用该密钥对机密信息进行加密后再发送给贸易方甲；贸易方甲再用自己保存的另一把专用密钥对加密后的信息进行解密。贸易方甲只能用其专用密钥解密由其公开密钥加密后的任何信息。

2、数字签名技术

数字签名是公开密钥加密技术的另一类应用。它的主要方式是：报文的发送方从报文文本中生成一个128位的散列值(或报文摘要)。发送方用自己的专用密钥对这个散列值进行加密来形成发送方的数字签名。然后，这个数字签名将作为报文的附件和报文一起发送给报文的接收方。报文的接收方首先从接收到的原始报文中计算出128位的散列值(或报文摘要)，接着再用发送方的公开密钥来对报文附加的数字签名进行解密。如果两个散列值相同，那么接收方就能确认该数字签名是发送方的。实现过程可形象的表示成如图2所示[2,3]：数字签名的产生和验证过程：

1.Alice产生文件的单向散列值。

2.Alice用她的私人密钥对散列加密，以此表示对文件的签名。

3.Alice将文件和散列签名送给Bob。

4.Bob用Alice发送的文件产生文件的单向散列值，同时用Alice的公钥对签名的散列解密。如果签名的散列值与自己产生的散列值匹配，签名是有效的。数字签名具有以下特性：

1.完整性。因为它提供了一项用以确认电子文件完整性的技术和方法，可认定文件为未经更改的原件。

2.可验证性。可以确认电子文件之来源。由于发件人以私钥产生的电子签章惟有发件人的私钥对应的公钥方能解密，故可确认文件之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