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的艺术文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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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少数民族文化是培养艺术人才的有效资源

少数民族文化，是当前文化学所关注的重要内容。在实际中，其不但是对文化学者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在艺术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是所有院校所重视的教学资源和文化背景。

文化背景，是指在艺术院校的艺术人才培养过程中，少数民族艺术文化是其构建少数民族艺术认知系统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深入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社会、风俗民情、语言行为，才能成为自有的知识，才可以深刻体会少数民族艺术，并时刻保持创作的热情，才可以自觉的对其加以传承行为。

教学资源，主要是指讲过学者的整理、耙梳，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能够进行典型代表的总结，将具有一定规律性的东西引入课堂，使其成为现代教育教学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学校培养艺术人才的重要知识内容。

二、特色教材是少数民族文化变为人才培养资源的主要途径

在当前的社会中，少数民族文化是很多社会活动的主要资源。比如，宗教研究、文化研究、文化产业的研究、法学研究、社会文明研究、经济研究、生态研究等等。而作为艺术院校，特别是地方的艺术院校在教育资源研究方面的应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将少数民族文化进行艺术教育资源的有效转化。

（一）进行积极的跟踪，即确保采风的经常化

在艺术院校中采风是长期以来坚持的一个优良传统，不论是从生活艺术创作源泉方面，还是从民间学习的意义上来说，采风都是必要和需要的。但是问题在于，采风不是在社会生活基层中进行生活素材的简单感受以及吸收，而是经过整理以后进行一定的艺术创作；同时更应该从人民群众的生活中进行人们的愿望、情感、表达方式的切实体验。这些内容是文艺创作在生活中进行灵感汲取的最重要内容。

（二）认真进行培植，确保研究的项目化

艺术院校在进行学术研究时，除了对各种对接渠道项目进行研究以外，针对自己学校实际情况，如办学设想、专业设置、学科布局等，设计出整体推进学科发展和专业建设的研究项目，作出发展和建设的理性分析、科学导引，这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是十分重要。把学校的研究项目和学生的个人爱好以及零星行为进行有效结合，将其引领到项目中去、引领到相关项目群体中去，还具有另外的意义，即通过项目研究进行精神的凝聚、队伍的锻炼、力量的整合、品牌的打造。

（三）积极加以支持，实现成果的课程化

成果课程化的研究，在本质上属于对教学过程和教学研究中的办学行为加以焊接，是十分有效和有力的，其对于办学综合实力的提高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成果的课程化，需要有教材编写来进行有力的支撑。怎样才能把少数民族的艺术资源编写到现代教育行为中，使其成为教学传播的主要内容，是对教学团体和教师进行考验的关键所在。在教学的实践中，应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提高的教师能力和水平，使其从一知半解的“知道者”成为真正的专家。

三、出版社应在艺术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自觉意识和积极作为

篇2

舞蹈可以说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因而每一种舞蹈在背后都具有文化建构，具有该文化的特点。云南花腰彝舞蹈也是如此，作为一种起源于彝族人民日常生活的舞蹈，其具有很强的地域文化特色。因此，对花腰彝舞蹈进行研究必须将其放在文化背景中。也只有这样，花腰彝舞蹈的艺术特色才能原原本本地展现出来。

1 具有美感的动作姿态

花腰彝舞蹈由于节奏明快，所以很有动感，在动作上既表现出朴实的生活场景，又极具艺术性。特别是花腰彝舞蹈的脚步动作，纷杂变化的同时还会以篝火、群舞等表现形式展现其丰富的姿态，极富美学价值。结合具体动作分析，花腰彝舞蹈动作中，最突出的就是“顿足踏地”以及“腹前击掌”。这两个动作是根据原始部落人们的动作加以演化而成，包含着原始的美感。“顿足踏地”就是用脚与地面接触以发出声音，并通过有韵律地接触创造节奏；“腹前击掌”则是人利用自己的身体发声，完全没有打击乐器的参与，原本地展现了原始的美感。在进行这种节奏的同时，伴随着呼喊使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原始气息。

除此之外，“围篝火”也是极富有特色的元素，一方面，“火”具有象征意义。在原始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低下，因而对火有很深的依赖。“围篝火”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在表达对火的崇拜。而花腰彝舞蹈对这一元素的应用，实际上是对原始力量的一种崇拜，有一种肃穆的美感。“舞龙”则取材于花腰彝传统的祭祀仪式。由于在花腰彝的概念中，舞龙也有雌雄之别，因此在祭祀的时候需要两条龙一起舞动，生动却又不失严肃。这种舞龙的动作也是花腰彝祭祀仪式的美感展现，其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人们对于龙的崇拜和认同，是在当时低下生产力的客观条件中脆弱、渴望庇护的一种体现，因而具有庄严的仪式美。

2 蕴含着乐感与痛感文化的母题

在花腰彝中，忧伤和欢快都表现得十分极端，这从文化根源上不难解释。花腰彝的文化具有痛感文化和乐感文化共同的母题，一方面是由于这些文化产生于花腰彝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另一方面是由于深受本民族文化影响的花腰彝族人在后期创作中提炼出来的。首先是“大地母题”，在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中，都有对这一主题的表现，这是因为对于大多数少数民族而言，大地十分重要，也十分熟悉。因此，在花腰彝舞蹈中就有对大地的深情，诸如“屈膝弓腰”这个动作，就展现了对大地的尊敬。这里的尊敬应当一分为二来看，一方面这是花腰彝人民对于大地的一种崇敬，向大地寻求庇护，表达感谢；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敬畏，由于生活生产过度依赖土地，对地震等自然灾害原理不明，导致了畏惧大地的心理。

花腰彝舞蹈中，还有对于生死主题的展现，对于这个母题，花腰彝同样有两种态度。在花腰彝的祭祀舞蹈中，大部分都会涉及舞龙，这表现的是对死者的敬畏。由此还引发了对于生命的思索，一方面，人们惧怕死亡，向死神表达着自己的畏惧与服从；另一方面，人们必须经历死亡，死亡也是人最终的归宿，自然而又具有皈依感。花腰彝舞蹈将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生死感悟有机地融合在了舞蹈中，并通过看似激烈变幻莫测的舞蹈动作展现出这种纠结，有一种矛盾的美感。

此外，生殖崇拜也是花腰彝舞蹈表达的母题之一。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对于生殖的崇拜会逐渐减弱，这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获得了有更多生存的机会，所以死亡率大大降低，而死亡率降低又意味着不需要扩大出生率来维持种族的繁衍。在一些相对闭塞的地区，其生产力水平仍然没有很大的提高，思想水平也与现代社会脱节，所以在花腰彝的舞蹈中还是存在着生殖崇拜的痕迹。在舞蹈服饰上，花腰彝舞蹈的服饰以大红色为基础色调，男性通常会上身，展现出活力。

3 花腰彝舞蹈的感官价值

舞蹈艺术本来就能调动观众的视觉与听觉，并通过视听的结合充分调动起观众的感官。花腰彝舞蹈在视觉方面，尤其是动作、色彩给人很深刻的印象。大部分花腰彝舞蹈的动作幅度都不算太大，但是有很强的节奏感。观众在欣赏花腰彝舞蹈时，会感受到自己的视野被净化了。因为动作的细小，所以会仔细关注那些细微的动作，不会被其他因素影响，有效地提升了视觉的灵敏度，从而摒除杂念，专注于舞蹈动作，更好地感受到舞蹈的美感。在听觉层面上，花腰彝舞蹈重视延长声音以及曲调的应用。花腰彝舞蹈要求舞蹈是四二拍，而歌曲却是四三拍，因此舞蹈的呈现常常是舞步声与歌唱声错乱，但是却又不紊乱。并由此展现出与视觉截然不同的体验，让人感到仿佛是视觉与听觉割裂了开来，因为眼前的景象的确与耳边的声响没有在一个节拍上。但是，这一切却又有一种纷乱的美感，让人忍不住沉醉其中。此外，具有花腰彝民族风情的唱词与音乐，同样丰富了人们的感官。

4 结束语

云南花腰彝舞蹈独具艺术特色，首先体现在其美学内涵上，通过原始美、庄严美、仪式美的内涵展现，让人们沉醉于美学的境界中。其次，体现在母题上，由于花腰彝舞蹈设计的内容与其文化背景密不可分，所以其母题中关于土地，关于生死的内容独具民族特色。最后，花腰彝舞蹈的艺术文化特色还体现在其展现的感官价值上。通过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影响，花腰彝舞蹈让人们深切地体会到了民族舞蹈之美，并被花腰彝文化艺术深深折服。

参考文献：

[1] 彭艳云.花腰彝“舞龙”文化传承的现状及思考[J].文山学院学报，2010（02）.

[2] 魏美仙，蒋少华.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艺术的生存与传承――基于云南彝族、傣族两个村落的田野考察[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9（04）.

篇3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6-0072-05

辽西，从人文地理学上的角度考察，是指“燕山山地以北，西拉木伦河以南，医巫闾山以西和七老图山以东的区域”[1]。从现有的行政区划考察，辽西地区是指辽河平原以西与河北省、接壤的辽宁省西部地区，共包括锦州、朝阳、阜新、盘锦、葫芦岛五市。因本文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区域文化特质，因此，这里的“辽西”采用的是人文地理学区域概念。

辽西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地域特色凸显，内涵丰富厚重等特征。这里有标志着物种发轫的“古生物化石群”①、具有人类非凡意义的鸽子洞古人类遗址、标志着万年文明起步的查海文化遗址、有中华文明曙光之称的红山文化遗址。同时，较之辽海文化的其他区域，这里有着更为鲜明的民族特色，有着数量大、品类多、高价值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辽西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是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是对区域文化、社会发展、人文精神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遗存，且有着鲜明的特征和独特价值。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历史深远而厚重

在4000年至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西辽河、大辽河流域居住的原始人群是汉族的先民，他们创造的红山文化奠定了辽西地区汉文化的底色。在随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辽西成为少数民族异常活跃的舞台，他们在这里生存、争夺、迁徙，在创造本族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地改造着文化板块的结构和元素，使辽西成为民族融合特征明显、少数民族特质不断凸显的文化区域。

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山戎、东胡是辽西最为活跃的少数民族。山戎包括多个大小不同的部落实体，史称“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史记》卷100，“匈奴列传”）。公元前7世纪，山戎被齐击败溃散，后返回原地，因这一部分山戎居住在匈奴东，被称为东胡，“山戎、东胡实为一族，时代不同，名称遂异”[2]。东汉、魏晋时期，乌桓、鲜卑两族自内蒙古草原东北部南下进入辽西地区。乌桓原为东胡的一部分，史载：“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后汉书》卷120，“乌桓传”）它曾长期臣服于强大的匈奴，居住在大兴安岭南端。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三战击溃匈奴后，乌桓摆脱了沉重的奴役和控制，南迁至辽西的老哈河流域。公元1世纪，随着乌桓的入塞，鲜卑的一支――东部鲜卑也大批南迁至辽西地区。西晋末年，鲜卑族进入空前活跃和繁盛时期，慕容鲜卑以辽西为基地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北燕政权，三燕政权以龙城（今朝阳地区）为都城或留都经营辽西地区，前后共计80年，创造了厚重的“三燕文化”。契丹隶属于宇文鲜卑部，公元4世纪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公元5世纪进入辽西腹地，为避高句丽和活动在漠北的柔然人之扰，部分契丹人入居白狼水（今大凌河）以东地区。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壮大，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在龙化州（今内蒙古赤峰地区）正式建立契丹政权。后以辽西为中心，以东北为基地，几度征伐，契丹统治者占领了北部中国，并创造了影响深远的契丹文化。女真族的先人，曾世代居住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和长白山麓一带，女真部落，长期为辽所控制。公元1114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举兵反辽，并于1117年至1120年间，攻占了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及其腹地，将辽西纳入了其统治区域。至1215年蒙古军队占领辽西，女真人统治辽西近100年，进一步改变了该区域地域文化的诸多要素。蒙古族原居额尔古纳河下游的大兴安岭山林地带。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落后，四处征伐。1214年，木华黎率蒙古军队南下，于次年基本控制了辽西地区。由于上述政治及地缘因素，辽西成为蒙古族的重要生活区域，蒙古族人长期与汉、满、朝鲜、锡伯等民族杂居，不但发展和丰富着自身的文化，也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为辽西地区留下了诸多高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

二、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具有丰富性和融合性特征

辽西地域文化有着“走廊”和“熔炉”两个鲜明的特性，它既是联接东北与中原地区的主要交通廊道，也是民族迁徙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诸多民族在此流转和共存，并且在文化交流中不断的得到融合。辽西走廊既是交通孔道，也是民族文化廊道，它不但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3]，也是堪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相比的重要历史――民族走廊。起源于辽西的民族主要有古商族、孤竹、山戎、东胡、徒河、俞人、库莫奚、契丹等，在辽西迁徙流转或长期生存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乌桓、鲜卑、吐谷浑、高句丽、粟末H、女真、蒙古、锡伯族等。且诸多民族长期同时并存，深度融合。隋唐时期，汉、高句丽、契丹、库莫奚、粟末H等民族在辽西混居。辽金元时期，在辽西杂居的民族有汉、契丹、库莫奚、女真、高句丽、蒙古等民族。辽西多民族文化的聚合，主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第一个层面是少数民族之间的聚合。在历史上，这些民族最原始的碰撞状态是血腥的攻略和残酷的战争，只有他们被置于同一政权统治下时，才进入暂时的相对稳定期。这时，他们采取通好、通商、通婚等方式进行交流。暴力也好，温和也罢，无论何种方式，充盈其中的总是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第二个层面是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聚合。在远古时期，辽西就有了汉文化的积淀，成为汉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始了少数民族和汉文化的交融。自夏、商起，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驱动下，辽西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碰撞中不断走向融合。在上述环境下产生并留存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数量多，品类丰富，具有承接历史和民族融合的文化内蕴。

辽西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堪称丰富，主要有以下七类，一是古人类活动遗迹，包括山戎、东胡、徒河等游牧民族的徒河城、紫蒙城，乌桓、鲜卑民族的龙城、徒河新城、新昌黎、棘城等城址，契丹、女真、蒙古民族的宜州、懿州、显州、广宁府、乾州、辽上京、辽中京遗址等城址，朝阳西三家辽代村落、喀左南公营子王爷府、赤峰的喀喇沁蒙古亲王府等遗址。二是陵墓等建筑遗产，包括北票喇嘛洞鲜卑贵族墓、北票北燕宰相冯素弗夫妇墓、葫芦岛大卧铺辽金画像石墓、凌源石羊石虎辽代古墓遗址、建平辽墓、医巫闾山辽代皇陵墓群、阜新辽名将古墓群、辽代萧氏古墓群、喀喇沁蒙古右翼王陵、赤峰辽祖州、祖陵遗址等。三是寺庙，包括义县奉国寺、阜新瑞应寺、普安寺、阜蒙县佑安寺、德惠寺、彰武圣经寺、北票惠宁寺、凌源万祥寺、赤峰召庙、福慧寺、寺、龙泉寺等。四是摩崖造像，主要包括阜新海棠山摩崖造像、彰武千佛山摩崖造像等。五是古塔，主要包括朝阳北塔、南塔、锦州广济寺塔、广胜寺塔、阜新闾州辽塔、东塔山塔、凌峰塔、葫芦岛前卫斜塔、大塔、塔子沟塔、赤峰中京大明塔等。六是出土实物，主要有朝阳出土的慕容鲜卑族的金步摇、梯形棺、鸭型玻璃注、七宝塔、龙凤罐、阜新出土的绿釉鸡冠壶、滑石狮、鎏金铜牌饰、白釉黑彩童子灯、钧釉碗、青花玉壶春瓶、各代的墓志铭等。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阜新东蒙短调民歌、蒙古勒津乌力格尔、蒙古勒津婚礼、蒙古勒津安代、蒙古勒津好来宝、蒙古勒津刺绣、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瑞应寺庙会、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吉祥寺扎布、兴城满族秧歌、赤峰阿日奔苏木婚礼、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蒙古族服饰图案、敖汉传说故事等。

由于多民族频繁流徙承继，民族间不断融合，辽西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呈现出强烈的融合性特征。朝阳的北塔，在政权更替与历史传承中实现了佛教与各民族及各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北塔的修建，经历了三燕、北魏、隋、唐、辽五个历史时期。北塔所在的位置，是慕容鲜卑修建的和龙宫，北魏在和龙宫基础上创建了土木结构阁楼式塔――思燕佛图；隋代在思燕佛图的基础上修建了方形空洞式十五级密檐砖塔；唐代对此塔进行了装饰和修缮；辽代对北塔进行了两次重修，使其成为一座有着宽大台座、须弥座和塔身雕饰复杂的十三级叠涩密檐式密宗佛塔。今日的北塔，仅从结构上，就能领略到多重文化叠加的神韵，沿廊道可清晰地目睹雕有龙、虎、朱雀等图案的三燕时期的宫殿柱础石，北魏时期“思燕佛图”的夯土台基，隋塔遗迹，唐塔砖砌塔基和辽塔砖砌塔基，五朝遗迹并存一塔，堪称奇迹。朝阳周边隋唐时期的鲁善都墓等出土的“深目高鼻的胡商俑、满载行李的骆驼、昂首嘶鸣的战马、浓眉大眼面施粉彩的H俑”[4]，体现了契丹、库莫奚、H、汉族文化及异域文化的相互渗透及融合。位于赤峰宁城县的辽中京遗址，是辽鼎盛时期的标志。城市的整体规划、街道布局、建筑风格，在吸收汉族城市营建模式的同时，充分考虑了契丹族的传统居住习俗和草原生活特点，被誉为“契丹族创造性的吸收汉文化的典范之作”[5]。号称藏传佛教国庙之一的瑞应寺，具有蒙、汉、藏、满等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色。阜新、朝阳、赤峰地区的辽代契丹族古墓众多，古墓中出土的画像石是以中国图案画为特点的石雕艺术品。这些画像石采用的是汉族人的雕刻方法，画像石具备了中国画的特点，以线条作为主要表现手法，是装饰画和线雕、浮雕相结合的产物。画像石的题材是反映契丹人的生活状态、思想意识、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内容，整体构图既表达了契丹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融进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髓，深刻体现出汉文化对契丹人的影响和浸润。海棠山摩崖造像，是辽传佛教文化的重要标志和象征。它是由活佛请来和当地的蒙古族能工巧匠，巧妙构思，精心雕刻而成的，是“藏传佛教美术与清代阜新地域蒙古民间艺术深刻融合的代表，充分显示出蒙古族工匠精湛高超的雕刻技艺及其强烈的民族审美取向”[6]。

三、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可辨识性特征

辽西诸多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尽管是在文化传承、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中形成的，却丝毫无法遮蔽各民族文化遗产的独特文化内涵和精神气质，它们有着强烈的可辨识性特征。

这些文化遗产，都渗透着各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和精神气质，包括价值取向、情感表达、审美情趣等。

三燕鲜卑遗存相对于三燕文化，契丹遗存相对于辽文化，蒙古勒津及藏传佛教遗存相对于辽西蒙古族文化，都是重要的辨识体和核心价值承载体。创造了三燕文化的慕容鲜卑是一个有着开拓、创造精神和艺术特质的民族。他们在公元3-4世纪首创了双马镫，后来通过高句丽人，慕容鲜卑的马具系统应用到整个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使骑射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越，对骑兵的发展和战争的作用十分巨大。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的两件木芯包鎏金铜皮的马镫以及铁马甲等马具[7]，北票房身北沟八号墓、朝阳袁台子壁画墓、朝阳十二台乡砖厂一号墓等出土的包括衔镳、鞍、镫等主要构件的马具[8]，就是这一创造的明证。冯素弗墓出土的梯形棺，前大后小，前宽后窄，前高后低。梯形棺为慕容鲜卑人最先使用，并逐渐影响中原，到唐代，在全国流行。朝阳多处鲜卑墓出土的金步摇冠饰，“在双塔区他拉皋镇的木营子鲜卑墓、朝阳县柳城乡袁台子三号墓、王坟山一号墓、西营子乡田草沟一号墓、北票市章营子乡房身二号墓、八家子乡喇嘛洞三燕墓、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中都出土金步摇冠饰”[9]。形制各异，设计精巧，结构繁复，纹饰美轮美奂。此外还有冠饰、金牌饰、金扣、金钗、银钗、金戒指、指环、手镯等饰品。三燕的马具同样制作精良，在工艺和装饰上流行铜鎏金、镂孔技术，鎏金包片正面多錾刻各种纹饰，如龟背纹、三肢纹、蟠龙纹、兴龙纹、舞龙纹、单凤纹、对凤纹、鹿首凤纹、羊首凤纹、人首凤纹等。这些华贵的饰品和马具体现了慕容鲜卑人的审美追求和艺术特质。鲜卑民族是草原文化的承继者，他们的艺术承接了匈奴人的造型风格，融入了自身的宗教观和艺术观，极力推崇外部自然力，崇拜神兽。同时，纹饰中龙纹的大量出现，也表明慕容鲜卑的审美观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

开放、流动、进取、兼容并蓄，是辽文化的基本特征，崇山自由、奔放，是契丹人的民族性格，粗犷豪放、稚拙朴素，是辽代的重要美学特征。上述种种，在辽西的契丹族文化遗存中都有着强烈的体现。鸡冠壶是契丹的特色器物，也是中国陶瓷史上的瑰丽奇葩，鸡冠壶的形制和纹样多次发生变化，由扁身单孔式，到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环梁式，壶身的纹饰、色彩等多次发生变化，鸡冠壶的产生和演变，是辽代陶瓷精美化的一部分，折射出契丹族因时而动，吸收时代精神与异质文化，充实本民族文化，发展新文化的进取、开放情怀。契丹人钟情于绿草、清水、蓝天、白云，喜爱各种来自大自然的纹饰，在以藏于阜新市博物馆的三彩摩羯壶为代表的三彩器上，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流，多应用了水波、葵花、、牡丹、蝴蝶等来自大自然的纹饰，充分体现了契丹人崇尚自然和自由、奔放的民族性格。契丹人有着独特的审美情趣，如鸡冠壶压印的线条粗犷、跳脱，体现着游牧民族的艺术风格。赤峰、朝阳、阜新等地墓葬遗存的壁画，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鲜明的民族特点。早期的辽墓壁画，如赤峰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中的《放牧图》和《契丹住地生活小景》以及喀喇沁旗娄子店辽墓中的《游牧生活图》等[10]多以契丹游牧生活为题材，用笔简约，线条明快，色彩简单，格调清新，这是契丹文化青春期的主基调。中、晚期的辽墓壁画，如赤峰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中的《宴饮图》等[11]，多以契丹贵族的宴饮、出行、归来为题材，在人物和动物造型上更趋写实和准确，构图略显繁复，色彩较之早期更显鲜艳和绚丽，这既有处于繁盛期及衰退期的契丹文化心态的反映，也有汉文化影响的印记。尽管早期和中、晚期题材、风格有异，但在辽墓壁画中，契丹民族豪放、质朴的美学追求却贯穿始终。

勇猛善战、刚毅劲健、崇尚自然、适度内敛，是蒙古族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蒙古族的性格特质。他们的审美观充满着杂糅性，即糅合着阳光崇高和宁静和谐的审美因子，阳光崇高是蒙古族传统的审美观和价值观，经过藏传佛教的改造，蒙古族的精神世界开始趋向宁静和谐。以蒙古勒津文化和藏传佛教遗址为核心的辽西地区蒙古族文化遗存群，是蒙古族文化精神的集中投射点。辽西的蒙古族，源自多个部落，尤以聚居阜新的蒙古勒津部发展最为强劲，他们在狩猎、游牧和农耕生活中，创造了东蒙短调民歌、胡仁乌力格尔、安代、好来宝、民间器乐曲等非物质文化。东蒙短调民歌利用四胡、马头琴、扬琴、管、竹笛、笙、九音锣等乐器伴奏，节拍鲜明，曲调流畅，旋律风格多样，或微风拂柳，或万马奔腾，或深沉委婉，或情趣横生。歌中常出现虎豹、骏马、雄鹰、羊羔、苍松翠柏等体现蒙古族精神的元素。安代是把歌、舞、踏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音乐、装饰、造型均体现出热情奔放、朴实刚劲、节奏明快的特点。蒙古勒津民间器乐曲，既有蒙古族固有的高阔、辽远、粗犷、豪放的风格，也有着清邈、肃穆、庄重的宗教韵味。作为蒙古族聚居区，阜新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内联东北各地，外通蒙古族其他聚居区，而被选为藏传佛教东传的基地。一时间，阜新庙宇林立，建于1699年的瑞应寺是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寺庙，民间有“喇嘛寺（即瑞应寺）有名喇嘛三千六，无名喇嘛赛牛毛”之说，“瑞应寺成为当时东蒙地区宗教、医学、文学、艺术的中心”[12]。瑞应寺所包含的文化体系博大精深，不仅包括习俗、礼仪、典章制度、建筑艺术、造型艺术、唐卡佛画等外部文化表现，还有语言文字、历史、哲学、医学、逻辑、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等。如其中的“查玛舞”、“经箱乐”、“哲理论辩”等传承至今，成为融合了藏传佛教文化、蒙古族传统文化、汉民族文化的宝贵文化遗产。这个文化体系的最高价值理念是教育喇嘛实现人生慈悲利众精神，倡导破除自私欲望，为众生效劳、谋福，才能成就佛果。这种理念所寄寓的宗教情怀联通的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可以说，瑞应寺所承载的文化与理念，就是那个时代蒙古族民众的灵魂主宰和精神归宿，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特色浓郁的辽西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今人及来者，均有着重要的价值，通过挖掘这些文化遗存，以及人们与文化遗存之间的主客体建构，会产生重要的历史文化认知、艺术濡染、精神提升及助推经济发展等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能强化人们对辽西历史文化的认知

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断地强化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认为“文化遗产在让人们了解自己是谁，来自何方以及生活的意义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3]。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遗迹、遗物和文化承载体，它必然会被打上时代的印记，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人们，先人是在什么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以什么样的方式面对生存的困境，应对自然与社会的挑战，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中创造着历史，发展着自身，改变着世界。这些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丰富信息，与各阶段的历史文献相互印证，不断强化人们对辽西历史文化的认知。

二是丰富时代的艺术世界，提升人们的精神世界

辽西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包含着种类繁多、价值丰厚的艺术作品，主要有建筑、石窟、壁画、陶瓷艺术、摩崖造像、装饰、音乐、舞蹈等。通过对上述艺术品的发掘、保护、展示和艺术性阐释，会不断地丰富着时代的艺术世界。除了具有审美、愉悦、欣赏和史料价值外，历史文化遗产还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历史文化遗产体现了各个国家和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心理结构、意识形态、生活习俗等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象征”[14]。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所承载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人们的精神世界有着重要价值。

三是参与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建构，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历史文化遗产是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重要资源，文化遗产保护服务和景区游览服务是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是与文化产业关联度较高的行业。因此，充分保护、整合和开发辽西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在发挥它的游览、观光功能的基础上，通过挖掘它的文化价值，联通图书出版、影视制作、文艺表演、旅游商品制销等产业，能够有效地参与地方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建构。同时，上述产业的繁盛，还会带动餐饮、交通、旅店业、娱乐等相关行业的繁荣，有力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崔向东.论辽西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2]佟冬.中国东北史（一）[M].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161.

[3].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3.

[4]林声，彭定安.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辽宁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3：102.

[5]潘照东.赤峰在内蒙古草原文化中的区域特色与地位[J].实践，2009，7.

[6]王秋义.辽宁地域文化通览・阜新卷[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207.

[7]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J].文物，1973，3.

[8]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A].徐基.关于鲜卑慕容部遗迹的初步考察[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袁台子壁画墓[J].文物，1984，6；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发掘简报[J].文物，1979，11.

[9]牛驰.辽宁地域文化通览・朝阳传[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207.

[10]项春松.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石棺画墓[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3期；项春松.辽宁昭乌达盟地区发现的辽墓绘画资料[J].文物，1979，6.

[11]项春松.辽宁昭乌达盟地区发现的辽墓绘画资料》[J].文物，1979，6.

篇4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9-0125-02

一、引言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丰富多彩的艺术文化、民俗传统形成了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表演艺术、传统手工具制作以及民俗活动等文化形式，不仅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更是我们传承和保护的艺术文化瑰宝。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一些传统的艺术文化在逐渐流失，因此，充分发挥艺术教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明确艺术教育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保护中，艺术教育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方式，它不仅能使学生从根本上树立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意识，还能实现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底蕴。在一些高校的艺术教育中，采用邀请民间艺人的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课堂，通过真人讲解传授，将传统艺术形式更加直观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这大大凸显了文化的艺术价值和潜在发展价值，促使学生形成深刻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大学生是我国的重要人才储备，是文化知识传播的中流砥柱，对民众的影响力较为深远，因此，在艺术教育中开展关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有助于提升整个民族的素质。

近年来，受到西方艺术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在学生中间崇洋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课程设置方面也过分强调西方艺术流派和理念，而忽视了我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以音乐教学为例，大部分学生对西方的贝多芬、舒伯特等音乐大师了解较为深入，然而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经典音乐之作却知之甚少。这很大程度上与我国的艺术教育模式有关，云南地区不同民族的演奏乐器、演奏方法等都是传承千年的经典，在艺术教育中要有所体现。

三、在艺术教育中牢固树立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意识

1.要有危机意识。云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虽然丰富多样，历史悠久，但受到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一方面，有很大一部分文化遗产已经遭受了较为严重的损害，甚至濒临消失；另一方面，一些文化遗产不具可再生性。因此，要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意识在学生之中牢固树立，对外来文化和现代文明采取科学吸收的态度，从而传承好、保护好民族文化遗产。

2.形成产业意识。目前，对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大多以自发形式存在，规模较小、影响力不足，改变这一现状较好的方式之一就是将民族文化遗产作为品牌来经营，形成民族文化产业意识，将传统的民族文化与现代的宣传手段相结合。同时结合市场信息和社会需求，对具有经济开发价值的民族文化进行品牌化经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度和知名度。

3.强化可持续发展意识。随着文化旅游等服务性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逐渐作为产品进行开发和经营。依托于民族传统文化兴起的服务型产业只有本着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才能达到保护和继承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现阶段，许多企业在对文化遗产进行开发时过度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文化破坏现象，因此，在对文化遗产进行开发时要树立适度开发、重点保护的意识，不能单纯地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

4.树立创新意识。对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仅要保护好传统的民族文化免受现代文明的冲击而流失，更要在保护的同时，树立创新意识，对传统的文化遗产进行创新，将现代文明精神和传播手段应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例如，网络技术的应用相比传统的媒体设备优势更加明显，近年来，在民族文化传播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再如，云南的纳西古乐是比较典型的民族音乐，近年来，与古乐器结合所演奏出的悠久古曲就成为传唱的佳话。

四、如何将艺术教育应用到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

1.建立完善的艺术教育体系。相比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系统更加完善，在课程设置、教学理念以及培养目标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在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中也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上世纪50年代开始，部分大学就已经开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课程，其中以民间文学课程和民俗学最具代表性，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思想意识的转变，但归根结底，由于受到灌输性教育理念的影响，学生并没有从根本上对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深刻的认识，只是简单民间艺术形式作为传统文化，这种思想是十分片面的。因此，新的教育理念要从根本上打破这种格局，倡导从本质上认清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同时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不能盲目崇拜和完全吸收。

2.在教学中注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貌。目前在对学生进行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时，通常注重艺术概念、时代特征的阐释，对具体的艺术表现效果展现的并不深入。如此一来，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只是局限在理论层次，因此，在进行艺术教育时，要充分把握学生的独立性、自主性，将直观的传统艺术形式引入课堂，让学生在真实的学习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特别是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多样，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其艺术内涵和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具体表现在民族乐器、风俗习惯、寓意内涵等方面。只有通过直观的教学形式才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民族文化内涵的真谛。

3.增设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要将我国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项专业在高等院校中普及开设，将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艺术形式、民间技能、科学技术等课程纳入教学范围。此外，在课程结构设置上也要多样化，在重点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还应该将课程广泛涉猎到汉族文化以及国外优秀传统文化中，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只有在不断的融合吸收中，才能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结束语：

在对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中，艺术教育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实际教学中，要将树立保护意识与加大传承力度相结合，将传统艺术文化与现代艺术理念相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艺术教育所肩负的不仅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责任，还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与保护者。

参考文献：

[1]黄彩文.云南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邦丙村布朗族的传统纺织技艺为研究个案[J].西北民族研究，2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