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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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郭江，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矿区生态补偿。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编号：12&ZD072）。

摘要从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和政府财政支出两个角度探讨能源资源开采过程中生态环境的补偿费偏少的问题。煤炭企业每开采1 t煤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约为11.12-12.9元，最多只能补偿因煤炭资源开采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损失的1/3，资源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远远低于煤炭资源开采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的水平要求。能源资源富集区地方财政的生态环境支出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难以为当地生态环境的恢复治理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治理经费所占比重偏小，限制了生态环境治理经费的支出；另一方面，现行财税体制的不完善导致地方财政增收能力存在一定的局限，导致地方财政支出资金来源不足,造成地方财政不能满足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的要求。最后，从明确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补偿的原则、改革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补偿税费体系、增强地方财政的增收能力三个方面提出完善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补偿费来源渠道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治理；补偿费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7-0042-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7.007

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的开采，往往都是以牺牲当地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外部不经济现象。为了有效地矫正能源资源开采过程中的外部不经济现象，通常采取生态补偿的手段使这种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大生态保护和建设力度，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生态环境补偿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任务。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实践多属于“抑损”型的生态补偿，是获益的经济系统对受损的生态环境系统的补偿［1］。恢复治理因资源开采破坏的生态环境，需要大量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作为保障。当前我国能源资源富集区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主要来自来两个途径：一是资源开采企业上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二是政府财政拨款。但是补偿费远不能满足资源开采带来的巨大生态环境破坏［2］。生态环境补偿费的不足，直接导致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效果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为了进一步研究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本文以榆林市作为研究对象。榆林市位于陕西省的最北部，拥有世界七大煤田之一的神府煤田，有我国陆上探明的最大整装气田，被誉为“中国的科威特”。随着能源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当地的生态环境遭受了巨大的破坏。截止到2010年，榆林市煤炭采空区达499.41 km2，每年新增70-80 km2；已塌陷118.14 km2，每年新增30-40 km2。至2007年，榆林市因煤矿采空区塌陷造成2 805户、9 585人受灾，损毁房屋4 500多间、耕地2.4万多亩、林草地65 800多亩；湖泊由煤田开发前的869个减少到79个。目前，榆林市的矿区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未达到治理的要求，其中生态补偿费不足是影响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关键因素之一。基于此，本文结合榆林市的实际情况，从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和政府财政两个角度探讨能源资源开采中的生态环境补偿费偏少的问题及对策。

1能源资源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分析1.1能源资源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

我国能源资源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主要有两类，一是生态环境治理费，二是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征收生态环境治理费属于事后行为，能源资源开采企业缴纳生态环境治理费后，政府将代替企业承担起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征收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属于事前行为，该行为一方面能够激励企业认真履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责任，以获得保证金的全额返还；另一方面，约束企业规避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责任的行为，使其为忽视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付出代价。虽然，生态环境治理费体现了“谁破坏、谁付费”的原则，使得能源资源开采企业为自己的生态环境破坏行为买单，但是，能源资源开采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往往治理难度大、周期长，甚至有些破坏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企业上缴的生态环境治理费可能不能满足整个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过程中的费用开支。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作为生态补偿费的有效补充，能有效地激励和约束企业参与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行为。生态环境治理费和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能够从事前、事后两个阶段，有效地保证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任务的完成。

根据各级政府部门的规定，榆林市煤炭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主要涉及以下名目：水土流失补偿费、煤炭矿井废水处理费、煤矸石排污费、地表塌陷补偿费、煤炭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等。具体标准见表1。

综上，榆林市每开采1 t煤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为11.12-12.9元。

李国平等：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7期1.2能源资源开采中的生态环境破坏的损失水平

李国平等［3］根据煤炭开采给当矿区大气、水、土壤、植被等造成污染破坏的统计资料，以2003年为计算口径，估计出陕北地区平均每开采1 t煤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约为34.63元。茅于轼、盛洪和杨富强［4］以2005年为计算口径，估计全国开采1 t煤炭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损失约为69.47元。吴文洁和高黎红［5］从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损失两个方面对榆林能源资源开采的环境代价进行估算，得出，2008年榆林地区平均每开采1 t煤炭会带来约 78元的生态环境破坏损失。

本文以2009年为计算口径，分别对李国平等、茅于轼等、吴文洁等的计算结果进行了折算，得出他们三人的估算值分别为：41.40元/t、78.52元/t、77.45元/t。需要指出的是，煤炭开采过程中的生态环境破坏状况的估计的复杂性、计量数据收集的难度和计量方法的差异，是引致以上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偏差的原因。

1.3能源资源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与生态环境破坏损失价值的比较从当前榆林市煤炭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标准来看，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远远小于生态环境破坏的损失价值。如果以李国平等估算的生态环境破坏

表1榆林市煤炭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

Tab.1Compensation paid by coal mining

enterprise in Yulin City

项目

Item征收标准

Collection

standards依据

Basis生态环境

治理费水土

流失

补偿费5元/t2009年实施的《陕西省煤炭石油天然气资源开采水土流失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规定，得知陕北地区征收水土流失补偿费的标准：原煤5元/t、石油30元/t、天然气0.008元/m3。矿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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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类研究生协同创新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国民生产总值跃居全球第二。与此同时，我国资源的土地、环境和劳动力的使用率成本不断上升，传统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已经逐渐弱化，因此，经济发展方式需加速向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的轨道转型，创新越来越成为国家发展的当务之急。创新发展的根本在于人才。作为国民教育顶端的研究生教育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主要来源，是人才第一资源和科技第一生产力的重要生产力的重要结合点，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全面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是我国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水平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2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创新是人们长期从事实践活动总结出来的成果，是科学认知的突破，是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过程中不断认知、了解、积累和突破的结果。目前我国研究生突出表现为课本知识丰富，但创新精神和创新素质不足。而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主要以导师个人为主体，没有形成协同培养研究生的创新环境。这种培养方式对于创新能力偏弱的地方高校，由于导师个体的培养能力、培养方式及培养条件的限制，没有形成协同培养研究生的创新环境，导致高校创新能力建设水平较低。2011年，我国在高等教育系统协同创新推进“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即：2011协同创新计划）。通过有效汇聚创新资源和要素，突破创新主体间的束缚，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进而实现深度合作，达到协同创新。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这胆大主体任务之间如何互相协调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是协同创新的重中之重。

在创新要素聚集过程中，重点学科、创新平台、创新团队都是凝聚创新人才的主体，而行业产业又是环境类创新人才的需求主体。环境类学科作为具有重要产业依托的学科，需要通过与产业协同，构建“学科―平台―团队―产业”相协同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提高环境类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通过“学科―平台―团队―产业”协同，开展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科研更好地实现环境类研究生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

3 环境类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主要特点

3.1 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需要深度聚集学科、平台、团队等创新要素

以重庆工商大学环境类硕士生培养为例，现有的环境类5个硕士点分散于多个创新平台和创新团队进行培养，通过聚集创新要素，可以实现高校创新能力提升与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的协同互促。

3.2 环境行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对研究生培养提出了新的创新能力要求

环境相关行业和产业已经得到进一步发展，要求环境类研究生具有与时代相符合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这也为环境类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3.3 学科―平台―团队―产业协同的机制有助于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目前，重庆工商大学已经建设了“环境与能源化工协同创新中心”，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协同创新中心的三大任务之一。这需要从协同创新体的建设入手，建立研究生培养的重点学科、创新平台、创新团队与行业产业之间的协同机制。

4 学科―平台―团队―产业协同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对策建议

4.1 学科素养培育

依托环境与能源化工协同创新中心所在的环境科学与工程重庆市一级重点学科，由学科点对本学科内的5个环境类硕士点的学科素养培育进行整合，制定5个环境类硕士点的大类学科基础培养方案，协同培养环境类研究生宽口径的环境学科素养、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让研究生对自己的方向有更准确的定位，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具备从事本行业研究的基本职业素养，善于发现问题、探讨问题、解决问题。

4.2 平台交叉实验

整合环境与能源化工协同创新中心的两个省部级创新平台，以协同创新体统一消除不同创新平台之间的界限，统一分配5个环境类硕士点的研究生在不同的平台进行分组实验，组织创新平台的环境类研究生进行交叉实验培养，有计划的在科研平台进行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目前，科学问题再不是单一的专业知识，往往涉及到多个学科的综合知识，因此，传统的仅仅依靠单一的学科知识解决科学研究的问题已经不太现实，这就需要培养研究生多学科交叉融合知识的能力，锻炼研究生多角度、多方面思考问题的方法。

4.3 团队融合创新

多学科导师组成的科研团队的培养模式必然会产生多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能够将多学科的背景、专业知识、思维方式及科研能力相结合，以发挥其最大优势，这种培养模式能够更好的适应当前形势下研究生培养的需求。

融合环境与能源化工协同创新中心的4个省部级创新团队，结合创新团队融合承担的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重点科研项目的实施，鼓励5个环境类硕士点的围绕跨团队的重大科研任务开展创新研究，进一步拓展研究生的重大科研创新能力。

4.4 行业协同对接

根据协同创新体中重庆化医集团、重庆远达环保等行业产业的高层次创新人才需求，凝练创新方向以实现与环境类行业产业的需求对接互动。有计划地组织环境类研究生在行业产业的企业工程中心、企业重点实验室和企业技术中心开展创新研究活动，培养符合行业产业需求的创新能力，实现创新成果向行业产业的转化。

5 结束语

多学科、多平台的协同创新方法培养研究生是一个系统而且复杂的过程，高等院校是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高等院校要积极发挥自己的优势，为国家培养新环境下需要的综合性研究生。

【参考文献】

[1]王玉龙，曾庆军，薛文涛，等.跨学科研究生协同创新机制研究[J].中国电力教育：中，2012（9）：16-17.

[2]高永毅，唐果，李鑫.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问题研究的研究方法[J].中国电力教育：中，2013（3）：8-10.

[3]季晶.推进高校协同创新提升科研服务能力[J].科教导刊（上旬刊），2011，12：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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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R256.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08（a）-0107-03

功能性便秘（function constipation，FC）是指缺乏器质性病变，没有结构异常或代谢障碍，又排除肠易激综合征的慢性便秘。病程较长，长期使用药物，疗效甚微，精神负担加重，便秘已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且多伴有异常的心理状态，主要表现为抑郁和焦虑[1]。本研究旨在探讨中西医结合经验性疗法对FC患者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的影响，从而改善FC患者心理状态，提高其生活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厦门市中医院（以下简称“我院”）肛肠科2009年11月～2011年8月门诊FC患者，共入组40例，男15例，女25例；年龄18～75岁，平均（50.13±2.18）岁；病程1～30年，平均（10.88±1.20）年。所有纳入患者均符合国际功能性胃肠疾病罗马Ⅲ标准[2]及中医证型符合《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3]，经相应生化检查、影像学检查、结肠镜排除结直肠器质性疾病，排除代谢性疾病，排除神经系统疾病和药源便秘。本研究试验前已获我院医学伦理员会批准，并向所有受试者提供有关临床试验的详细情况，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可纳入临床试验观察 。

1.2 治疗方法

所有纳入患者依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进行辨证分型[3]。以我院经验方为主，根据兼证加减治疗，同时辅以聚乙二醇4000、太宁栓治疗。组方：玄参15 g、麦冬15 g、火麻仁15 g、枳实15 g、炒白术20 g、槟榔15 g。煎服法：中药由我院药剂科统一代煎，每日1剂，早晚2次顿服。聚乙二醇4000：每次1袋冲服，每日1次。太宁栓：睡前纳肛。治疗期间停用其他治疗便秘或影响胃肠动力的药物，1周为1个疗程，治疗4个疗程。

1.3 健康宣教

向患者及家属解释FC的相关知识，主要包括病因、临床表现、发病机制、治疗方法和注意事项等；说明焦虑、抑郁、紧张等负面情绪对躯体的不良影响，鼓励患者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疾病；结合患者情况，指导正确的饮食结构、排便习惯、运动方式和情绪调节等，增强自我管理应对能力；倾听患者讲述内心感受，真诚地表达理解及支持，在取得信任与合作的基础上，反复强调FC的可治性，增强患者信心；向家属说明家庭理解支持的重要性，让家属积极参与制订饮食和锻炼计划，监督并及时反馈患者的身心情况，督促患者积极治疗。

1.4 观察指标及疗效评价标准

①Zung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定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的主观感受，采用4级症状评分法，20个项目得分总和乘以1.25，取整数部分即得标准总分[5]。②便秘患者生存质量量表（the patient assessment of constipation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PAC-QOL）[6]：PAC-QOL量表包括28个条目4个维度，即躯体不适，心理社会不适，担心和焦虑、满意度。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低。③根据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肛肠外科学组于2005年制定的《便秘症状和疗效评估》[4]制订症状量化指标。观察并记录主要症状缓解情况，以症状积分表示。计算治疗前、疗程结束后随访3个月的症状积分。见表1。

1.5 调查方法

调查治疗前及随访3个月时患者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统一调查方法，文化程度低者由被调查者口述调查者协助填写。共发放调查量表40份，回收38份，有效回收率为95%。疗程结束时及随访期间发现无效病例应停止随访，予相应的治疗方案治疗，并作为无效病例纳入统计。

1.6 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处理，采用配对t检验，便秘症状总积分、生活质量评分及焦虑、抑郁之间的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中西医结合经验性治疗方案对FC患者便秘症状的影响

随访3个月FC患者便秘主要症状总积分[（5.72±0.73）分]与治疗前[（12.15±0.45）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7.1，P = 0.00）。

2.2 中西医结合经验性治疗方案对FC患者精神心理状态的影响

随访3个月FC患者SAS、SDS评分都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2.3 中西医结合经验性治疗方案对FC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随访3个月FC患者PAC-QOL各维度评分及总分都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2.4 FC患者便秘主要症状总积分与生活质量、焦虑、抑郁情绪的关系

FC患者便秘主要症状总积分与PAC-QOL总分及SAS、SAD评分均成正相关（P < 0.01），其相关系数见表4。

2.5 FC患者生活质量与焦虑、抑郁情绪的关系

FC患者PAC-QOL评分量表4个维度及总分与SDS、SAS评分均呈正相关（P < 0.01），其相关系数见表5。

2.6 安全性结果

2例次不良事件为下腹痛，1例次为腹泻，均为轻度，未采取措施。下腹痛、腹泻判断为与试验药物可能有关，经剂量减少后逐渐缓解。

3 讨论

FC病程较长，日久则正虚邪恋，缠绵不愈，正气不足是导致便秘的根本原因，大便要顺畅，首先要有阴血的濡润，还要有阳气的推动。故FC或是阴血不足，肠道失润，亦或是阳气亏虚，推动无力，再或两者兼有。基于上述理论，笔者提出“以补通秘”的治疗法则，通过润肠行气通便而达到标本兼治。方中玄参、麦冬增液行舟，与其他药物配伍，泻而不峻，润而不腻；火麻仁质润多脂，润肠通便，滋养补虚；枳实苦辛微寒，归脾、胃、大肠经，苦降下行，行气导滞，理气通腑；白术关键在于运脾之力，脾气健运则胃行其津液，津液得行，则肠枯便燥之势得缓，大便必然通畅；白术与枳实配伍，起到消补兼施、益气行津、濡润肠道的作用；槟榔破气消积，配伍枳实，行气降气通腑，诸药共奏润肠行气通便之职，具有通而不泻之特点。本研究充分考虑FC大多数为混合型，病因复杂不明确，联合聚乙二醇4000能够迅速改善便秘症状，逐步建立接近自然、正常的排便规律；太宁栓能有效缓解出口梗阻性便秘，重建排便反射，有效缓解盆底肌群不协调收缩，三者联合应用，能增强中药润肠行气通便的功效，对保持远期疗效具有显著作用[7]。

现代“生物-社会-心理-环境”医学模式认为FC是一种心身疾病，除影响患者躯体生理机能之外，还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同时患者存在显著的焦虑、抑郁等异常的精神心理状态，躯体生理健康和精神心理健康均明显受损[8-10]。本研究将FC患者便秘主要症状总积分、PAC-QOL自评积分及SDS、SAS评分两两行相关性分析发现，症状总积分与PAC-QOL自评积分及SDS、SAS评分均成正相关；FC患者PAC-QOL评分量表4个维度及总分与SDS、SAS评分亦呈正相关。表明FC患者临床症状严重度、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三者之间有密切相关。FC患者有强烈的躯体症状，干扰正常的生活规律，逐渐导致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常常有生活质量的明显下降；伴有心理障碍的FC患者，便秘作为一种躯体化症状随着抑郁、焦虑等精神心理障碍的发展而持续存在，便秘反之又导致或加重心理障碍的发生。因此，在改善便秘患者临床症状的同时应重视FC患者伴发的焦虑、抑郁情绪，帮助患者运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应付各种负性生活事件，促使患者合理利用积极的社会支持，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从而有效减轻心理压力，全面提高生活质量。

随着健康观念的转变，对FC的治疗，不仅要求改善临床症状，改善心理障碍，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已成为另一个公认的疗效评价指标。生活质量评价是一种对患者躯体感觉及功能、心理状态、社会职能及疾病本身和治疗所致的症状和体征诸方面所做的综合性评价。研究方案在改善患者临床症状的同时，辅于健康宣教进行心理疏导，加强社会支持，便秘症状与心理障碍均得到缓解，呈现良性循环的局面，改善患者心理和生理两方面的异常，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研究结果显示随访3个月SAS、SDS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明显降低，精神心理状态有显著改善；生活质量各维度及总分较治疗前亦有明显改善。中西医结合经验性治疗方案在改善患者便秘症状的同时，可进一步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提高患者生活质量，表明中西医结合经验性治疗对FC有良好的整体治疗效果，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研究结果亦表明便秘患者心理状态评分、生活质量评分能反映出临床方案疗效状况，可作为临床疗效的参考指标。

[参考文献]

[1] 林琳，朱芬芬，林征，等.生物反馈对功能性便秘患者症状和心理状态的影响[J].胃肠病学，2008，13（2）：104-107.

[2] Longstreth GF，Thompson WG，Chey WD，et al. Functional bowel disorders [J]. Gastroenterology，2006，130：1480-1491.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276-279.

[4]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肛肠外科学组.便秘症状及疗效评估[J].中华胃肠外科杂志，2005，8（4）：355.

[5] 王长虹，丛中.常用心理测验量表（附录）.临床心理治疗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575-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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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耿学斯，肖秋平，陈煊鍇.中西医结合经验性治疗功能性便秘38例临床研究[J].福建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26（6）：17-20.

[8] 郑振麟，陆金根，郭修田，等.益气开秘方治疗功能性便秘46例[J].世界中医药，2011，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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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3-0045-05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其配套法规的颁布实施，土地利用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以下简称“环评”）成为当前规划环评的研究热点之一。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开展环评，分析、预测和评估规划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为决策者提供必要的环境信息，是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科学性、促进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重要途径，也是满足法律要求、构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要手段。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综合性较强，其核心内容为确定或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用地布局。生态方面的影响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考虑的重点，主要表现为土地利用宏观结构调整与布局以及土地开发整理复垦等活动对区域生态系统的影响。然而，由于当前规划环评的理论方法体系仍不完善以及中宏观尺度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基础研究不足，使很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工作的实际效果不尽理想。以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LUCC）研究为代表的土地利用变化的环境效应研究，多是从微观、小流域或长时间尺度等角度考虑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对气候、土壤、水文及不同尺度生态系统的影响[1]，较难应用于中宏观、较短时间尺度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规划环评中常用的一些定性方法（如核查表法）虽然在环境影响识别时可操作性较强，但在预测、评估复杂宏观的生态环境影响方面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单纯定性的结果不能很好地反映环境影响的程度，往往使评价结论缺乏应有的说服力。

作为生态学前沿课题之一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可以定量反映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本文在应用生态系统服务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

的应用进行了探讨，旨在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定量地考虑生态环境影响提供一种思路。

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估算的研究概况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以理解为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2]，国内外学者对其功能的分类至今还未形成共识，如Daily[2]、Costanza等[3]、欧阳志云[4]等均有不同看法，近年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如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划分[4]，对某种生态系统类型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5]，对不同类型或尺度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6～7]等。

如何解决现实的生态问题是当前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热点，特别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为规划、决策和管理提供定量依据方面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如彭建等[8]利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资料和TM影像，研究了2000年深圳市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城市生态管理提出了有益建议；于书霞等[9]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评价指标，对吉林省生态省建设中土地利用政策的环境影响进行了定量的分析，并针对政策实施引起的负面环境影响提出了改善的建议。可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作为生态学的前沿课题之一，其研究着眼点正从单纯的自然科学领域向着为满足社会对生态学的需求过渡。因此，规划环评的方法体系对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吸纳，开辟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的新领域，更重要的是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工具。

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的应用

1969年确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案》明确规定，该法案旨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努力预防和消除对环境和生物圈的危害。要求政府部门用系统的、人文和自然等多学科综合的方法来分析决策可能对环境的影响，使决策在考虑经济和技术因素的同时，对当前尚不能量化的环境价值给与恰当的评估(nepa.gov/nepa/regs/nepa/nepaeqia.htm)。几十年来，环境影响评价正是遵循这些核心思想发展起来的。从这点上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有必要成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理论和方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要对规划实施前后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效益进行估计，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核算是正确评价土地生态效益的重要基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以确定或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用地布局为核心的宏观战略措施，其实施将引起区域内各种土地利用类型数量和空间位置的变化，进而影响土地生态系统所提供服务的能力。长期以来，由于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难以度量和货币化，人们往往更看重单纯或狭义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土地的生态服务功能、代际公平等外在于市场的价值[10]，如何更好地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宗旨，全面、客观地考察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价值损益，为决策提供更加充分、科学的依据，是当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的一个重要任务。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能综合评估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其评估结果将以对策和建议的形式反馈给规划决策者，从而促进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更好地发挥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综合协调作用。

同时规划环评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专门技术，综合性与可操作性是其选择评价工具的重要原则。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以其指标的综合性、定量化，以及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空间特点相适应性，可作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的一项定量化指标，这种定量的评价结果对于形象地反映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具有积极意义。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主要包含以下工作内容：首先，根据规划所确定的土地利用目标，对规划实施前后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其次，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指标，核算并比较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变化量。第三，根据实际需要及已获得的数据，可以核算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量变化，也可重点核算某一类用地类型（如农用地、水域等）变化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变化。综合评价。根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的计算结果分析规划目标的环境合理性，比较各规划方案的环境可行性，并针对显著的负面影响提出补偿或减缓措施。

3 案例研究

选取上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一个城市层面的规划――《武汉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7～2010年）》(digitalwuhan.省略 /articleshow.asp?NewsId=1923)（以下简称“《规划》”）中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目标为评价对象，探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的应用。

3.1 研究方法

3.1.1 土地利用数据获取方法

依照《规划》将评价区域划分为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水面、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等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和变化数据均源于《规划》。

3.1.2 动态度

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K)反映了研究区一定时间范围内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变化情况。

式中：Ua、Ub分别为研究初期及研究末期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T为研究时段，当T的时段设定为年时，K值就是该研究区某种土地利用类型年变化率。

3.1.3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核算方法

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进行核算时，供选择的方法有市场价值法、替代市场法、防护费用法、恢复费用法、补偿价值法、生产功能法、造林成本及碳税法等[11]。Costanza等[3]和谢高地等[12]的方法模型近年来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应用。Costanza等[3]将生态系统的功能归为17类，综合应用多种评估技术方法对每种生物群落单位面积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估算，然后乘以该生物群落在地球上的总面积，相加后得到地球上所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和。这一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研究空间。谢高地等[12]参考了Costanza等[3]的理论，并针对其不足（如对耕地价值估计过低、对湿地估计偏高等），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建立了中国不同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12]（见表1），将表1中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各项功能服务价值加和得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见表2）。本文亦参考上述两项研究成果，按照公式（2）和表2中的参数，对《规划》实施前后研究区土地利用结构数量变化引发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变化量进行计算。

其中：ESV是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元）；Pi为单位面积上土地利用类型i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元/hm2）；Ai为研究区内土地利用类型i的面积（hm2）。

3.2 结果与分析

3.2.1 土地利用结构数量变化分析

各种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率和动态度见表3。对比1996年现状与2010年规划目标值可见，土地利用变化的总体趋势是：园地、林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将增加；耕地、水面和未利用地面积均有所减少；牧草地的面积没有变化。其中，建设用地面积增加最多，达到12 417.9 hm2，其次是林地，增加11 495.9 hm2；园地增加幅度最大，达到20．04%；未利用地减少面积最多，达到22 507.3 hm2，幅度为34.77%。土地利用动态度的总体情况是：园地面积增加的速度最快，其次是林地；未利用地面积减少的速度最快，其次是耕地。从土地利用构成来看，耕地和水面仍是2010年研究区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

3.2.2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变化

按照公式（2）和表2、3计算出研究区不同土地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见表4）。1996年土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109.93亿元；2010年将达到112.06亿元，相当于1996年研究区国民生产总值782.13亿元的14.33%。规划目标年较规划基准年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增加了2.13亿元，增加幅度为1.94%。生态价值的总增加量2.34亿元中，林地的增加价值最多，占94.78%；生态价值的总减少量0.21亿元中，耕地减少的生态价值损失量占主导地位，为95.27%。但由于林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价值高，林地面积增加幅度较大，弥补了耕地和水面减少造成的总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下降。由于缺乏对盐碱地和建筑用地等相关研究信息，以及未利用地中各类用地结构的变化数据，该估算结果是对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保守估计。

3.2.3 生态环境影响的综合评价

总体上看，《规划》中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目标对于保护区域土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林地的增加对于提高整个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具有显著的作用。不过，耕地和水面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社会用地的增长是重要原因，《规划》中应加强科学技术手段在区域土地管理开发中的作用，完善对城镇建设、交通等用地的科学管理和监督措施，以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集约利用及土地生态系统的保护。

4 结 论

通过案例分析可以发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的应用具有很多优势，主要包括：把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转化为简单易懂的货币形式，表3 研究区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和动态度

Tab.3 Change in area of different landuse types and their dynamic degrees of research area

土地利用类型1996年2010年面积(hm2)比重(%)面积( hm2)比重(%)

为决策者提供了直观的生态信息，是将生态价值纳入土地利用规划决策的重要途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可作为一项量化指标，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目标及规划方案的生态效益进行综合评估。核算比较简单（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节省规划环评的时间和资源。

当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的应用还需要在研究和实践中加以完善和深入，特别是核算过程中有关参数的确定，需要不断吸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基础研究成果，例如对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等服务功能价值系数的进一步认识；综合生物量、空间位置及时间变化等多重因素来确定的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等。目前在没有更精准和统一的核算参数的情况下，我们使用该方法的重点应放在对于规划基准年和规划目标年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变化量的核算上，并将此作为评估土地利用目标的环境合理性以及比较和选择环境友好性规划方案的重要参考。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如下几方面值得关注：加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参数的研究，特别是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空间层次、土地生态系统分类及其特点相结合，建立不同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参数的基础数据库，为规划环评工作提供便利。还可以尝试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与“3S”技术相结合，对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变化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预测和判断，而不仅仅局限于对土地利用结构数量变化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分析。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应用于国家、省、市等不同空间层面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如冉圣宏等学者已经针对基于生态服务价值的全国土地利用变化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了有关的探索[13]。总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引进，实现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方法体系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推进了以生态学为基础的土地利用规划的科学决策，对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的发展、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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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Evaluation i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n Landuse Master Planning

TANG Tao ZHU Tan XU He WANG Zhe GUO Liang YANG Fan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