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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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郭江，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矿区生态补偿。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编号：12&ZD072）。

摘要从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和政府财政支出两个角度探讨能源资源开采过程中生态环境的补偿费偏少的问题。煤炭企业每开采1 t煤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约为11.12-12.9元，最多只能补偿因煤炭资源开采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损失的1/3，资源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远远低于煤炭资源开采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的水平要求。能源资源富集区地方财政的生态环境支出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难以为当地生态环境的恢复治理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治理经费所占比重偏小，限制了生态环境治理经费的支出；另一方面，现行财税体制的不完善导致地方财政增收能力存在一定的局限，导致地方财政支出资金来源不足,造成地方财政不能满足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的要求。最后，从明确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补偿的原则、改革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补偿税费体系、增强地方财政的增收能力三个方面提出完善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补偿费来源渠道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治理；补偿费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7-0042-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7.007

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的开采，往往都是以牺牲当地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外部不经济现象。为了有效地矫正能源资源开采过程中的外部不经济现象，通常采取生态补偿的手段使这种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大生态保护和建设力度，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生态环境补偿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任务。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实践多属于“抑损”型的生态补偿，是获益的经济系统对受损的生态环境系统的补偿［1］。恢复治理因资源开采破坏的生态环境，需要大量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作为保障。当前我国能源资源富集区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主要来自来两个途径：一是资源开采企业上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二是政府财政拨款。但是补偿费远不能满足资源开采带来的巨大生态环境破坏［2］。生态环境补偿费的不足，直接导致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效果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为了进一步研究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本文以榆林市作为研究对象。榆林市位于陕西省的最北部，拥有世界七大煤田之一的神府煤田，有我国陆上探明的最大整装气田，被誉为“中国的科威特”。随着能源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当地的生态环境遭受了巨大的破坏。截止到2010年，榆林市煤炭采空区达499.41 km2，每年新增70-80 km2；已塌陷118.14 km2，每年新增30-40 km2。至2007年，榆林市因煤矿采空区塌陷造成2 805户、9 585人受灾，损毁房屋4 500多间、耕地2.4万多亩、林草地65 800多亩；湖泊由煤田开发前的869个减少到79个。目前，榆林市的矿区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未达到治理的要求，其中生态补偿费不足是影响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关键因素之一。基于此，本文结合榆林市的实际情况，从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和政府财政两个角度探讨能源资源开采中的生态环境补偿费偏少的问题及对策。

1能源资源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分析1.1能源资源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

我国能源资源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主要有两类，一是生态环境治理费，二是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征收生态环境治理费属于事后行为，能源资源开采企业缴纳生态环境治理费后，政府将代替企业承担起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征收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属于事前行为，该行为一方面能够激励企业认真履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责任，以获得保证金的全额返还；另一方面，约束企业规避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责任的行为，使其为忽视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付出代价。虽然，生态环境治理费体现了“谁破坏、谁付费”的原则，使得能源资源开采企业为自己的生态环境破坏行为买单，但是，能源资源开采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往往治理难度大、周期长，甚至有些破坏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企业上缴的生态环境治理费可能不能满足整个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过程中的费用开支。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作为生态补偿费的有效补充，能有效地激励和约束企业参与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行为。生态环境治理费和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能够从事前、事后两个阶段，有效地保证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任务的完成。

根据各级政府部门的规定，榆林市煤炭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主要涉及以下名目：水土流失补偿费、煤炭矿井废水处理费、煤矸石排污费、地表塌陷补偿费、煤炭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等。具体标准见表1。

综上，榆林市每开采1 t煤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为11.12-12.9元。

李国平等：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7期1.2能源资源开采中的生态环境破坏的损失水平

李国平等［3］根据煤炭开采给当矿区大气、水、土壤、植被等造成污染破坏的统计资料，以2003年为计算口径，估计出陕北地区平均每开采1 t煤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约为34.63元。茅于轼、盛洪和杨富强［4］以2005年为计算口径，估计全国开采1 t煤炭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损失约为69.47元。吴文洁和高黎红［5］从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损失两个方面对榆林能源资源开采的环境代价进行估算，得出，2008年榆林地区平均每开采1 t煤炭会带来约 78元的生态环境破坏损失。

本文以2009年为计算口径，分别对李国平等、茅于轼等、吴文洁等的计算结果进行了折算，得出他们三人的估算值分别为：41.40元/t、78.52元/t、77.45元/t。需要指出的是，煤炭开采过程中的生态环境破坏状况的估计的复杂性、计量数据收集的难度和计量方法的差异，是引致以上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偏差的原因。

1.3能源资源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与生态环境破坏损失价值的比较从当前榆林市煤炭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标准来看，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远远小于生态环境破坏的损失价值。如果以李国平等估算的生态环境破坏

表1榆林市煤炭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

Tab.1Compensation paid by coal mining

enterprise in Yulin City

项目

Item征收标准

Collection

standards依据

Basis生态环境

治理费水土

流失

补偿费5元/t2009年实施的《陕西省煤炭石油天然气资源开采水土流失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规定，得知陕北地区征收水土流失补偿费的标准：原煤5元/t、石油30元/t、天然气0.008元/m3。矿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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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类研究生协同创新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国民生产总值跃居全球第二。与此同时，我国资源的土地、环境和劳动力的使用率成本不断上升，传统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已经逐渐弱化，因此，经济发展方式需加速向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的轨道转型，创新越来越成为国家发展的当务之急。创新发展的根本在于人才。作为国民教育顶端的研究生教育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主要来源，是人才第一资源和科技第一生产力的重要生产力的重要结合点，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全面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是我国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水平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2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创新是人们长期从事实践活动总结出来的成果，是科学认知的突破，是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过程中不断认知、了解、积累和突破的结果。目前我国研究生突出表现为课本知识丰富，但创新精神和创新素质不足。而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主要以导师个人为主体，没有形成协同培养研究生的创新环境。这种培养方式对于创新能力偏弱的地方高校，由于导师个体的培养能力、培养方式及培养条件的限制，没有形成协同培养研究生的创新环境，导致高校创新能力建设水平较低。2011年，我国在高等教育系统协同创新推进“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即：2011协同创新计划）。通过有效汇聚创新资源和要素，突破创新主体间的束缚，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进而实现深度合作，达到协同创新。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这胆大主体任务之间如何互相协调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是协同创新的重中之重。

在创新要素聚集过程中，重点学科、创新平台、创新团队都是凝聚创新人才的主体，而行业产业又是环境类创新人才的需求主体。环境类学科作为具有重要产业依托的学科，需要通过与产业协同，构建“学科―平台―团队―产业”相协同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提高环境类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通过“学科―平台―团队―产业”协同，开展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科研更好地实现环境类研究生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

3 环境类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主要特点

3.1 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需要深度聚集学科、平台、团队等创新要素

以重庆工商大学环境类硕士生培养为例，现有的环境类5个硕士点分散于多个创新平台和创新团队进行培养，通过聚集创新要素，可以实现高校创新能力提升与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的协同互促。

3.2 环境行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对研究生培养提出了新的创新能力要求

环境相关行业和产业已经得到进一步发展，要求环境类研究生具有与时代相符合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这也为环境类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3.3 学科―平台―团队―产业协同的机制有助于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目前，重庆工商大学已经建设了“环境与能源化工协同创新中心”，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协同创新中心的三大任务之一。这需要从协同创新体的建设入手，建立研究生培养的重点学科、创新平台、创新团队与行业产业之间的协同机制。

4 学科―平台―团队―产业协同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对策建议

4.1 学科素养培育

依托环境与能源化工协同创新中心所在的环境科学与工程重庆市一级重点学科，由学科点对本学科内的5个环境类硕士点的学科素养培育进行整合，制定5个环境类硕士点的大类学科基础培养方案，协同培养环境类研究生宽口径的环境学科素养、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让研究生对自己的方向有更准确的定位，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具备从事本行业研究的基本职业素养，善于发现问题、探讨问题、解决问题。

4.2 平台交叉实验

整合环境与能源化工协同创新中心的两个省部级创新平台，以协同创新体统一消除不同创新平台之间的界限，统一分配5个环境类硕士点的研究生在不同的平台进行分组实验，组织创新平台的环境类研究生进行交叉实验培养，有计划的在科研平台进行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目前，科学问题再不是单一的专业知识，往往涉及到多个学科的综合知识，因此，传统的仅仅依靠单一的学科知识解决科学研究的问题已经不太现实，这就需要培养研究生多学科交叉融合知识的能力，锻炼研究生多角度、多方面思考问题的方法。

4.3 团队融合创新

多学科导师组成的科研团队的培养模式必然会产生多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能够将多学科的背景、专业知识、思维方式及科研能力相结合，以发挥其最大优势，这种培养模式能够更好的适应当前形势下研究生培养的需求。

融合环境与能源化工协同创新中心的4个省部级创新团队，结合创新团队融合承担的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重点科研项目的实施，鼓励5个环境类硕士点的围绕跨团队的重大科研任务开展创新研究，进一步拓展研究生的重大科研创新能力。

4.4 行业协同对接

根据协同创新体中重庆化医集团、重庆远达环保等行业产业的高层次创新人才需求，凝练创新方向以实现与环境类行业产业的需求对接互动。有计划地组织环境类研究生在行业产业的企业工程中心、企业重点实验室和企业技术中心开展创新研究活动，培养符合行业产业需求的创新能力，实现创新成果向行业产业的转化。

5 结束语

多学科、多平台的协同创新方法培养研究生是一个系统而且复杂的过程，高等院校是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高等院校要积极发挥自己的优势，为国家培养新环境下需要的综合性研究生。

【参考文献】

[1]王玉龙，曾庆军，薛文涛，等.跨学科研究生协同创新机制研究[J].中国电力教育：中，2012（9）：16-17.

[2]高永毅，唐果，李鑫.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问题研究的研究方法[J].中国电力教育：中，2013（3）：8-10.

[3]季晶.推进高校协同创新提升科研服务能力[J].科教导刊（上旬刊），2011，12：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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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R256.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08（a）-0107-03

功能性便秘（function constipation，FC）是指缺乏器质性病变，没有结构异常或代谢障碍，又排除肠易激综合征的慢性便秘。病程较长，长期使用药物，疗效甚微，精神负担加重，便秘已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且多伴有异常的心理状态，主要表现为抑郁和焦虑[1]。本研究旨在探讨中西医结合经验性疗法对FC患者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的影响，从而改善FC患者心理状态，提高其生活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厦门市中医院（以下简称“我院”）肛肠科2009年11月～2011年8月门诊FC患者，共入组40例，男15例，女25例；年龄18～75岁，平均（50.13±2.18）岁；病程1～30年，平均（10.88±1.20）年。所有纳入患者均符合国际功能性胃肠疾病罗马Ⅲ标准[2]及中医证型符合《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3]，经相应生化检查、影像学检查、结肠镜排除结直肠器质性疾病，排除代谢性疾病，排除神经系统疾病和药源便秘。本研究试验前已获我院医学伦理员会批准，并向所有受试者提供有关临床试验的详细情况，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可纳入临床试验观察 。

1.2 治疗方法

所有纳入患者依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进行辨证分型[3]。以我院经验方为主，根据兼证加减治疗，同时辅以聚乙二醇4000、太宁栓治疗。组方：玄参15 g、麦冬15 g、火麻仁15 g、枳实15 g、炒白术20 g、槟榔15 g。煎服法：中药由我院药剂科统一代煎，每日1剂，早晚2次顿服。聚乙二醇4000：每次1袋冲服，每日1次。太宁栓：睡前纳肛。治疗期间停用其他治疗便秘或影响胃肠动力的药物，1周为1个疗程，治疗4个疗程。

1.3 健康宣教

向患者及家属解释FC的相关知识，主要包括病因、临床表现、发病机制、治疗方法和注意事项等；说明焦虑、抑郁、紧张等负面情绪对躯体的不良影响，鼓励患者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疾病；结合患者情况，指导正确的饮食结构、排便习惯、运动方式和情绪调节等，增强自我管理应对能力；倾听患者讲述内心感受，真诚地表达理解及支持，在取得信任与合作的基础上，反复强调FC的可治性，增强患者信心；向家属说明家庭理解支持的重要性，让家属积极参与制订饮食和锻炼计划，监督并及时反馈患者的身心情况，督促患者积极治疗。

1.4 观察指标及疗效评价标准

①Zung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定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的主观感受，采用4级症状评分法，20个项目得分总和乘以1.25，取整数部分即得标准总分[5]。②便秘患者生存质量量表（the patient assessment of constipation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PAC-QOL）[6]：PAC-QOL量表包括28个条目4个维度，即躯体不适，心理社会不适，担心和焦虑、满意度。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低。③根据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肛肠外科学组于2005年制定的《便秘症状和疗效评估》[4]制订症状量化指标。观察并记录主要症状缓解情况，以症状积分表示。计算治疗前、疗程结束后随访3个月的症状积分。见表1。

1.5 调查方法

调查治疗前及随访3个月时患者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统一调查方法，文化程度低者由被调查者口述调查者协助填写。共发放调查量表40份，回收38份，有效回收率为95%。疗程结束时及随访期间发现无效病例应停止随访，予相应的治疗方案治疗，并作为无效病例纳入统计。

1.6 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处理，采用配对t检验，便秘症状总积分、生活质量评分及焦虑、抑郁之间的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中西医结合经验性治疗方案对FC患者便秘症状的影响

随访3个月FC患者便秘主要症状总积分[（5.72±0.73）分]与治疗前[（12.15±0.45）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7.1，P = 0.00）。

2.2 中西医结合经验性治疗方案对FC患者精神心理状态的影响

随访3个月FC患者SAS、SDS评分都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2.3 中西医结合经验性治疗方案对FC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随访3个月FC患者PAC-QOL各维度评分及总分都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2.4 FC患者便秘主要症状总积分与生活质量、焦虑、抑郁情绪的关系

FC患者便秘主要症状总积分与PAC-QOL总分及SAS、SAD评分均成正相关（P < 0.01），其相关系数见表4。

2.5 FC患者生活质量与焦虑、抑郁情绪的关系

FC患者PAC-QOL评分量表4个维度及总分与SDS、SAS评分均呈正相关（P < 0.01），其相关系数见表5。

2.6 安全性结果

2例次不良事件为下腹痛，1例次为腹泻，均为轻度，未采取措施。下腹痛、腹泻判断为与试验药物可能有关，经剂量减少后逐渐缓解。

3 讨论

FC病程较长，日久则正虚邪恋，缠绵不愈，正气不足是导致便秘的根本原因，大便要顺畅，首先要有阴血的濡润，还要有阳气的推动。故FC或是阴血不足，肠道失润，亦或是阳气亏虚，推动无力，再或两者兼有。基于上述理论，笔者提出“以补通秘”的治疗法则，通过润肠行气通便而达到标本兼治。方中玄参、麦冬增液行舟，与其他药物配伍，泻而不峻，润而不腻；火麻仁质润多脂，润肠通便，滋养补虚；枳实苦辛微寒，归脾、胃、大肠经，苦降下行，行气导滞，理气通腑；白术关键在于运脾之力，脾气健运则胃行其津液，津液得行，则肠枯便燥之势得缓，大便必然通畅；白术与枳实配伍，起到消补兼施、益气行津、濡润肠道的作用；槟榔破气消积，配伍枳实，行气降气通腑，诸药共奏润肠行气通便之职，具有通而不泻之特点。本研究充分考虑FC大多数为混合型，病因复杂不明确，联合聚乙二醇4000能够迅速改善便秘症状，逐步建立接近自然、正常的排便规律；太宁栓能有效缓解出口梗阻性便秘，重建排便反射，有效缓解盆底肌群不协调收缩，三者联合应用，能增强中药润肠行气通便的功效，对保持远期疗效具有显著作用[7]。

现代“生物-社会-心理-环境”医学模式认为FC是一种心身疾病，除影响患者躯体生理机能之外，还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同时患者存在显著的焦虑、抑郁等异常的精神心理状态，躯体生理健康和精神心理健康均明显受损[8-10]。本研究将FC患者便秘主要症状总积分、PAC-QOL自评积分及SDS、SAS评分两两行相关性分析发现，症状总积分与PAC-QOL自评积分及SDS、SAS评分均成正相关；FC患者PAC-QOL评分量表4个维度及总分与SDS、SAS评分亦呈正相关。表明FC患者临床症状严重度、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三者之间有密切相关。FC患者有强烈的躯体症状，干扰正常的生活规律，逐渐导致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常常有生活质量的明显下降；伴有心理障碍的FC患者，便秘作为一种躯体化症状随着抑郁、焦虑等精神心理障碍的发展而持续存在，便秘反之又导致或加重心理障碍的发生。因此，在改善便秘患者临床症状的同时应重视FC患者伴发的焦虑、抑郁情绪，帮助患者运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应付各种负性生活事件，促使患者合理利用积极的社会支持，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从而有效减轻心理压力，全面提高生活质量。

随着健康观念的转变，对FC的治疗，不仅要求改善临床症状，改善心理障碍，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已成为另一个公认的疗效评价指标。生活质量评价是一种对患者躯体感觉及功能、心理状态、社会职能及疾病本身和治疗所致的症状和体征诸方面所做的综合性评价。研究方案在改善患者临床症状的同时，辅于健康宣教进行心理疏导，加强社会支持，便秘症状与心理障碍均得到缓解，呈现良性循环的局面，改善患者心理和生理两方面的异常，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研究结果显示随访3个月SAS、SDS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明显降低，精神心理状态有显著改善；生活质量各维度及总分较治疗前亦有明显改善。中西医结合经验性治疗方案在改善患者便秘症状的同时，可进一步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提高患者生活质量，表明中西医结合经验性治疗对FC有良好的整体治疗效果，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研究结果亦表明便秘患者心理状态评分、生活质量评分能反映出临床方案疗效状况，可作为临床疗效的参考指标。

[参考文献]

[1] 林琳，朱芬芬，林征，等.生物反馈对功能性便秘患者症状和心理状态的影响[J].胃肠病学，2008，13（2）：104-107.

[2] Longstreth GF，Thompson WG，Chey WD，et al. Functional bowel disorders [J]. Gastroenterology，2006，130：1480-1491.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276-279.

[4]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肛肠外科学组.便秘症状及疗效评估[J].中华胃肠外科杂志，2005，8（4）：355.

[5] 王长虹，丛中.常用心理测验量表（附录）.临床心理治疗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575-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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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耿学斯，肖秋平，陈煊鍇.中西医结合经验性治疗功能性便秘38例临床研究[J].福建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26（6）：17-20.

[8] 郑振麟，陆金根，郭修田，等.益气开秘方治疗功能性便秘46例[J].世界中医药，2011，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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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3-0045-05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其配套法规的颁布实施，土地利用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以下简称“环评”）成为当前规划环评的研究热点之一。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开展环评，分析、预测和评估规划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为决策者提供必要的环境信息，是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科学性、促进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重要途径，也是满足法律要求、构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要手段。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综合性较强，其核心内容为确定或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用地布局。生态方面的影响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考虑的重点，主要表现为土地利用宏观结构调整与布局以及土地开发整理复垦等活动对区域生态系统的影响。然而，由于当前规划环评的理论方法体系仍不完善以及中宏观尺度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基础研究不足，使很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工作的实际效果不尽理想。以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LUCC）研究为代表的土地利用变化的环境效应研究，多是从微观、小流域或长时间尺度等角度考虑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对气候、土壤、水文及不同尺度生态系统的影响[1]，较难应用于中宏观、较短时间尺度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规划环评中常用的一些定性方法（如核查表法）虽然在环境影响识别时可操作性较强，但在预测、评估复杂宏观的生态环境影响方面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单纯定性的结果不能很好地反映环境影响的程度，往往使评价结论缺乏应有的说服力。

作为生态学前沿课题之一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可以定量反映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本文在应用生态系统服务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

的应用进行了探讨，旨在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定量地考虑生态环境影响提供一种思路。

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估算的研究概况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以理解为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2]，国内外学者对其功能的分类至今还未形成共识，如Daily[2]、Costanza等[3]、欧阳志云[4]等均有不同看法，近年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如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划分[4]，对某种生态系统类型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5]，对不同类型或尺度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6～7]等。

如何解决现实的生态问题是当前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热点，特别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为规划、决策和管理提供定量依据方面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如彭建等[8]利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资料和TM影像，研究了2000年深圳市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城市生态管理提出了有益建议；于书霞等[9]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评价指标，对吉林省生态省建设中土地利用政策的环境影响进行了定量的分析，并针对政策实施引起的负面环境影响提出了改善的建议。可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作为生态学的前沿课题之一，其研究着眼点正从单纯的自然科学领域向着为满足社会对生态学的需求过渡。因此，规划环评的方法体系对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吸纳，开辟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的新领域，更重要的是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工具。

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的应用

1969年确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案》明确规定，该法案旨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努力预防和消除对环境和生物圈的危害。要求政府部门用系统的、人文和自然等多学科综合的方法来分析决策可能对环境的影响，使决策在考虑经济和技术因素的同时，对当前尚不能量化的环境价值给与恰当的评估(nepa.gov/nepa/regs/nepa/nepaeqia.htm)。几十年来，环境影响评价正是遵循这些核心思想发展起来的。从这点上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有必要成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理论和方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要对规划实施前后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效益进行估计，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核算是正确评价土地生态效益的重要基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以确定或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用地布局为核心的宏观战略措施，其实施将引起区域内各种土地利用类型数量和空间位置的变化，进而影响土地生态系统所提供服务的能力。长期以来，由于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难以度量和货币化，人们往往更看重单纯或狭义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土地的生态服务功能、代际公平等外在于市场的价值[10]，如何更好地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宗旨，全面、客观地考察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价值损益，为决策提供更加充分、科学的依据，是当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的一个重要任务。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能综合评估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其评估结果将以对策和建议的形式反馈给规划决策者，从而促进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更好地发挥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综合协调作用。

同时规划环评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专门技术，综合性与可操作性是其选择评价工具的重要原则。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以其指标的综合性、定量化，以及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空间特点相适应性，可作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的一项定量化指标，这种定量的评价结果对于形象地反映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具有积极意义。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主要包含以下工作内容：首先，根据规划所确定的土地利用目标，对规划实施前后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其次，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指标，核算并比较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变化量。第三，根据实际需要及已获得的数据，可以核算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量变化，也可重点核算某一类用地类型（如农用地、水域等）变化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变化。综合评价。根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的计算结果分析规划目标的环境合理性，比较各规划方案的环境可行性，并针对显著的负面影响提出补偿或减缓措施。

3 案例研究

选取上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一个城市层面的规划――《武汉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7～2010年）》(digitalwuhan.省略 /articleshow.asp?NewsId=1923)（以下简称“《规划》”）中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目标为评价对象，探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的应用。

3.1 研究方法

3.1.1 土地利用数据获取方法

依照《规划》将评价区域划分为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水面、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等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和变化数据均源于《规划》。

3.1.2 动态度

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K)反映了研究区一定时间范围内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变化情况。

式中：Ua、Ub分别为研究初期及研究末期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T为研究时段，当T的时段设定为年时，K值就是该研究区某种土地利用类型年变化率。

3.1.3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核算方法

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进行核算时，供选择的方法有市场价值法、替代市场法、防护费用法、恢复费用法、补偿价值法、生产功能法、造林成本及碳税法等[11]。Costanza等[3]和谢高地等[12]的方法模型近年来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应用。Costanza等[3]将生态系统的功能归为17类，综合应用多种评估技术方法对每种生物群落单位面积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估算，然后乘以该生物群落在地球上的总面积，相加后得到地球上所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和。这一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研究空间。谢高地等[12]参考了Costanza等[3]的理论，并针对其不足（如对耕地价值估计过低、对湿地估计偏高等），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建立了中国不同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12]（见表1），将表1中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各项功能服务价值加和得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见表2）。本文亦参考上述两项研究成果，按照公式（2）和表2中的参数，对《规划》实施前后研究区土地利用结构数量变化引发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变化量进行计算。

其中：ESV是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元）；Pi为单位面积上土地利用类型i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元/hm2）；Ai为研究区内土地利用类型i的面积（hm2）。

3.2 结果与分析

3.2.1 土地利用结构数量变化分析

各种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率和动态度见表3。对比1996年现状与2010年规划目标值可见，土地利用变化的总体趋势是：园地、林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将增加；耕地、水面和未利用地面积均有所减少；牧草地的面积没有变化。其中，建设用地面积增加最多，达到12 417.9 hm2，其次是林地，增加11 495.9 hm2；园地增加幅度最大，达到20．04%；未利用地减少面积最多，达到22 507.3 hm2，幅度为34.77%。土地利用动态度的总体情况是：园地面积增加的速度最快，其次是林地；未利用地面积减少的速度最快，其次是耕地。从土地利用构成来看，耕地和水面仍是2010年研究区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

3.2.2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变化

按照公式（2）和表2、3计算出研究区不同土地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见表4）。1996年土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109.93亿元；2010年将达到112.06亿元，相当于1996年研究区国民生产总值782.13亿元的14.33%。规划目标年较规划基准年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增加了2.13亿元，增加幅度为1.94%。生态价值的总增加量2.34亿元中，林地的增加价值最多，占94.78%；生态价值的总减少量0.21亿元中，耕地减少的生态价值损失量占主导地位，为95.27%。但由于林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价值高，林地面积增加幅度较大，弥补了耕地和水面减少造成的总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下降。由于缺乏对盐碱地和建筑用地等相关研究信息，以及未利用地中各类用地结构的变化数据，该估算结果是对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保守估计。

3.2.3 生态环境影响的综合评价

总体上看，《规划》中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目标对于保护区域土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林地的增加对于提高整个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具有显著的作用。不过，耕地和水面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社会用地的增长是重要原因，《规划》中应加强科学技术手段在区域土地管理开发中的作用，完善对城镇建设、交通等用地的科学管理和监督措施，以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集约利用及土地生态系统的保护。

4 结 论

通过案例分析可以发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的应用具有很多优势，主要包括：把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转化为简单易懂的货币形式，表3 研究区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和动态度

Tab.3 Change in area of different landuse types and their dynamic degrees of research area

土地利用类型1996年2010年面积(hm2)比重(%)面积( hm2)比重(%)

为决策者提供了直观的生态信息，是将生态价值纳入土地利用规划决策的重要途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可作为一项量化指标，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目标及规划方案的生态效益进行综合评估。核算比较简单（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节省规划环评的时间和资源。

当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的应用还需要在研究和实践中加以完善和深入，特别是核算过程中有关参数的确定，需要不断吸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基础研究成果，例如对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等服务功能价值系数的进一步认识；综合生物量、空间位置及时间变化等多重因素来确定的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等。目前在没有更精准和统一的核算参数的情况下，我们使用该方法的重点应放在对于规划基准年和规划目标年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变化量的核算上，并将此作为评估土地利用目标的环境合理性以及比较和选择环境友好性规划方案的重要参考。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如下几方面值得关注：加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参数的研究，特别是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空间层次、土地生态系统分类及其特点相结合，建立不同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参数的基础数据库，为规划环评工作提供便利。还可以尝试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与“3S”技术相结合，对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变化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预测和判断，而不仅仅局限于对土地利用结构数量变化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分析。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应用于国家、省、市等不同空间层面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如冉圣宏等学者已经针对基于生态服务价值的全国土地利用变化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了有关的探索[13]。总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引进，实现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方法体系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推进了以生态学为基础的土地利用规划的科学决策，对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的发展、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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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Evaluation i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n Landuse Master Planning

TANG Tao ZHU Tan XU He WANG Zhe GUO Liang YANG Fan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篇5

中图分类号： D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4-0052-06

一、引言

回顾漫长的人类历史，生态环境问题在工业革命以前，对人类生存和文明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为在此之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形成，主要源于环境自身的变化，如洪水、干旱、地震、海啸、台风等，所以又称为原生性生态环境问题或内源性生态环境问题；但在工业革命这一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之后，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因为这一时期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森林锐减、酸雨扩大、陆地沙化、水资源污染等问题的出现，其始作俑者为人类自己，所以又称为次生性生态环境问题或外源性生态环境问题。若忽视这一问题，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将是人类文明的断送。时至今日，世界各国均已认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并试图通过市场调控、或政府强制、或企业自觉等各种治理模式的尝试，能有效地遏制住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并使其好转。然而，在进行众多的尝试之后，无论是实践工作者还是理论研究者，均发现上述任何一种生态治理模式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都会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基于此，相当比例的学者提出生态环境的多元治理模式，以期通过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治理过程的协商化、治理结果的实效化。笔者将在梳理上述几种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各自内涵和特点的基础上，对彼此之间的优缺点进行比较分析。

二、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

（一）概念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应当通过产权界定，使公共物品私有化，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从产权、交易成本的角度研究了外部性问题，并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只要交易成本为零，或者交易成本很小且收入的大小不影响交易双方的决策时，无论产权初始界定如何，私人之间通过协商、谈判可自行解决外部性问题而无需政府干预。由此可见，在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市场调控的目的在于通过产权的界定来减少共有物，从而尽可能减少“公地悲剧”发生的广度和深度。而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即指将生态环境这一公共物品私有化，并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不同的生态环境资源进行稀缺程度的界定，以此促使人们进行技术革新，合理开发并有效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全过程。尽管这一模式在理论上可以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但在现实中，由于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使得“搭便车”现象比比皆是。[1]

（二）特征

1. 生态环境的私有性。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每个人的本性都是自私自利的，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动机，而对公共的事物则关心较少，甚至没有。哈丁的“公地的悲剧”、普遍使用的“囚犯困境”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无一不说明在特定情况下，公共事物总是得不到应有的关怀，进而出现悲剧性的结果。所以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认为，如果将生态环境这一公共物品私有化，使其有了明确的产权界定，就会明确损害责任，实现外部性的内在化，即让生态环境副产品的社会成本转化为私人成本，而不是由社会、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分摊，从而有效抑制生态环境问题。这一特征，也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得以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

2. 生态治理的市场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总是存在着矛盾的两方面。即一方面，生态环境资源总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其需求却是无止境的。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其最佳状态就是缓和双方矛盾，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亦称帕累托状态。即指社会用最低成本生产人们需要的产品，在既定的投入和既定的技术条件下，使资源利用能达到最大满足水平的状态——没有使其他人境况变坏而使自己境况变好的状态。实践证明，以自然的资源配置方式和计划资源配置方式在理论上和事实上是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状态的，而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则是可行的。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主要是运用管理合同、BOT（即建设—运营—移交）模式、合资、TOT模式等不同市场调控形式，通过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实现建设与运营的产业化、市场化，从而弥补生态环境治理的资金缺口，并提高效率。

3. 资源配置的有限性。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有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这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不仅包括市场的完全竞争性、完善的产权制度，还包括完全信息、体现价值的市场价格体系等。事实上，有些条件往往是很难完全具备的。如一些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市场是不存在的，没有价格，并不能通过市场行为来进行交易；一些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产权是不能明确界定的，像臭氧层、公海、大气等；一些生态环境和资源尽管产权可以界定，但需要更多的交易成本来维护其产权。此外，还有一些生态环境和资源价格的影响因素极为复杂，有无形与有形之分，要想合理体现其价值是非常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调控模式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力是极为有限的。

（三）与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1. 优势。一是弥补生态环境治理的资金缺口。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建设大量的环境基础设施予以配套，但如果单纯依靠政府，是难以提供足够的建设资金，对此就易造成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污染处理不及时等问题。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可以调动大量的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治理，弥补政府的生态环境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缺口。二是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效率和服务。在生态环境共有的情况下，一些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企业容易形成垄断，在进行管理和技术创新方面缺乏足够的动力，企业员工也缺乏提高生产效率的积极性，从而造成生态环境治理的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不高的局面，而市场化的结果则是效率的提升与服务质量的优化。三是促进人们节约使用最稀缺的生态环境资源。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引入了价格机制，并以此作为衡量其稀缺程度的尺度，人们必须通过购买才能使用。这就会督促人们在利用生态环境资源时，尽量避免浪费现象的发生，并引导人们努力探寻可替代的资源，从而节约使用最稀缺的生态环境资源。

2. 不足。一是市场的不完备性难以克服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负外部性问题。由于市场的不完备性，使得一些市场主体在运作环节面对各种成本与收益的选择时，往往对生态环境这一因素会有所忽略。加之环境投资者在改善环境的过程中，环境改善的全部收益并非其投资者所有，而是全社会共享，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二是“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经济人”一般都秉承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来行事，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会围绕着如何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来进行思维和实践。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矛盾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以损害社会利益为代价，不仅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反而会造成更大层面的环境染污。三是高昂交易成本的存在影响市场调控模式的效用。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在实际运行中，由于生态环境污染的对象是多数的，如果按照上述生态环境私有性的程度，需召集所有利益相关人就相关事宜进行协商（赔偿或获得补偿）。而这种活动往往是要花钱的，这一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就产生了交易成本，这笔费用的存在自然对该种模式的效用会产生影响。

三、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强制模式

（一）概念

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无疑给政府干预生态环境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一干预主义的指引下，政府被赋予了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性和合法性，其治理功能和干预权力在人们对政府的迷信和崇拜中，被人一再鼓吹，并无限放大，进而产生了一种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强制模式。所谓政府强制模式是指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被视为唯一的管制主体，通过依赖其行政性、经济性、法制性等手段，规范社会各界在开发、利用生态环境资源中的行为，并强制其承担相应生态责任的总称。这种生态治理模式在初始阶段，对于解决“看不见的手”——市场所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该治理模式强调发挥政府生态职能部门的主体作用，通过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直接操控各种生态环境政策和制度，治理过程完全依赖现行政府的行政体制，从而使得整个生态环境治理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2]

（二）特征

1. 政府权力的无限性。为提高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的效能，政府长期扮演着环境公共物品提供者、政社合作和政企合作的倡导者、区域合作的推行者等角色。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政府被视为利益博弈的协调者和仲裁者，是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最权威、最无私的代言人，能够代表公众的意愿和利益来行使生态环境治理权，理性地配置一切权力、资源和社会福利。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治理中存在外部性，尤其是负的外部性，这恰是市场交易无法自主实现的，而政府却能有效地解决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消费中的“搭便车”行为和供给不足等问题。对此，迈克尔·泰勒用一句话予以概括，“如果没有国家，人们就不能卓有成效地相互协作，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不能为自己提供某些特定的公共物品。”[3]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政府成为垄断生态环境治理的唯一主体，其他社会行为主体根本无法也无缘染指这一公共事务，因为它们不具有合法性，处于事实上的被“排斥”、“边缘化”状态。同时，为了不断维护和增强公共利益，人们还认为政府应尽量扩大自身介入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范围和程度。

2. 政府干预的直接性。根据斯蒂格利茨的理解，政府干预是政府以管理者的身份，通过税收、强制、处罚等一系列措施，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干预，以实现生态平衡、环境优化等政府预定的目标。政府干预的主要功能在于纠正市场失灵，解决生态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一般来说，政府的干预手段可分为两类，即直接性干预和间接性干预。政府直接性干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最常用、最典型的行政管制方法是政策，它通过制定各类法律法规或排放标准来控制污染，其中不免伴随着暴力和强制；而政府间接性干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该方法具有市场激励导向，旨在鼓励实施环保措施或减少污染的战略，而不是迫使污染者遵守某个条例。将两种方法相比较，不难发现，由于政府是社会上唯一拥有合法暴力权的主体，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直接性干预的行政管制方法获得了更多的重视。事实也证明，在世界大多数国家，该方式在环境政策中处于主导地位。同时，政府直接性干预的实践是依托中央集权式的管理体制，大部分环境政策制度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体制进行实施。因为中央政府是社会生态环境利益的总代表，是以强制性手段来行使国家生态环境治理权。而地方政府则是接受并执行中央政府的指令，对上级政府负责。

3. 政府管理的行政性。尽管政府可以运用行政性、经济性和法制性等各种治理手段，但在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强制模式中，政府一般采用以自身能够直接操控的手段为主，即大量使用行政性治理方式。因为在政府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中，其贡献值占据了绝大部分比例。政府承担了从宏观政策的制定、微观环境质量监控、环境产品或服务提供等所有生态环境管理和治理活动。可以说，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无论是制定还是执行，都深深打上了政府的烙印。其他诸如社会组织和公众即使参与了，但由于自身行为能力有限，也只能在政府的行政性命令之下进行，使其具有较强的“政府依赖性”特征。经济性和法制性等治理方式在这一模式中，只能视其为政府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辅手段。从实践来看，若要确保上述两种治理手段能正常运用，首先必须以政府大量投入为前提条件，而这往往又需要耗费较多的财政资源，无形中也给政府施加了极大的财政压力。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经济性手段和法制性手段也可看作是行政性手段的一部分，是一种以收费、罚款等经济价值来进行生态环境治理的行政性管理手段。

（三）与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1. 优势。一是组织和协调配置各种治理资源的权威性。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几乎与政府的各个组成部门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换句话说，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全局性、系统性、协调性和综合性极强的工作，只有政府才有足够的权威和能力来组织、协调配置各种治理资源。二是应急处理各类突发生态环境问题的高效性。如前文所述，次生性生态环境问题一般具有偶发性、突然性、紧急性的特征，其有效解决依托行政机构的快速反应和高压态势，需通过制定和执行强制性的生态环境政策扭转并消除其负面影响。政府强制模式的这一优势可以说是其他任何模式所无法比拟的。三是限制和引导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保护环境。经济人出于对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的孜孜追求，并不会主动采取措施防治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使得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因此，需要政府出面，强制采取各种措施，对污染和损害生态的其他活动加以限制。

2. 不足。一是信息不对称问题。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模式由于受政绩考核、晋升机制、税收体制等因素影响，下级政府一般不愿将生态环境治理的真实情况向上级政府反馈，从而规避了因生态环境治理不力等问题受上级政府查处的可能性，导致上级政府不能全面掌握下级政府的执行情况。二是生态环境治理成本高昂问题。由于政府强制模式是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的绝对崇拜，使得政府统包统揽了涉及生态环境治理的所有问题，其所需的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均由政府“买单”。加之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其直接后果是政府的生态环境治理成本不断攀升。各级政府捉襟见肘的财力使得该模式难以长久维系。三是制约其他生态环境治理主体能力的发挥。政府在治理生态环境问题时的强势，使得社会资源很难介入。既限制了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社会力量参与能力的发挥，也制约了这些非政府的社会治理主体的发展壮大。此外，政府在浪费大量可利用社会资源的同时，还不可避免地走了许多弯路，从而降低了政府治理的效率。

四、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

（一）概念

尽管工业革命后产生的工矿类企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其为企业主或股东谋求经济利益的本质也为社会集聚了大量财富与资源。随着“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深入发展，人们不断认识到，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社会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必须解决整个社会在经济发展中生态环境资源过度消耗的问题，不断减少环境污染，使社会各活动主体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特别是企业还应充分认识到，要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活动，致力于成为对全社会负责任的企业，并以此取得消费者与全社会的认同感，从而保证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此背景下，企业积极地、自觉地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也就显得顺其自然。对于这一企业自觉性的行为，笔者估且称之为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即指企业为履行保护生态环境和合理使用资源的社会责任，在发展经济社会的各项活动中，自觉地考虑其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尽量降低其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全部活动的总称。这一模式的运行，完全依赖于企业的自觉性，并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而是需要企业通过额外的努力来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如严格自控污染的排放量，定向增加治污资金投入等。

（二）特征

1. 治理承诺的自愿性。经济增长的粗放型是人们通过高强度的作业将地球上储存的不可再生性资源开采出来，再经过生产加工和消费环节又将大量污染物和废弃物向自然界排放出去。在这里，社会各活动主体把大自然当成了天然的资源库和垃圾场，享受着无限的权利，却漠视全社会和全人类的责任。特别是企业，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尽管自身就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最重要污染源，但在当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声明将自觉遵守UNGC、GRI、AA1000、SA8000等规范和标准；同时，也着手制定本企业的行为规范，用来规范自身和供应商行为，并且定期反映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年度报告。”[4]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浪潮的推动下，企业逐步认识到承担生态责任的重要性，并将其付诸于实践。诚然，这种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是值得肯定的。与此同时，我们不禁要思考，由于承担生态环境治理责任将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影响企业的短期收益，这一模式的成功实施，仅凭企业的自觉性是远远不够，还需大量外力对其施压，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仅靠政府的强制性权力所致，而是作为消费者的公众及社会组织对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视与配合。

2. 治理形式的多样性。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由于源于企业自身的认识，所以尽管是同一地域或同一行业，企业自觉的治理方式也不尽相同。因为对整个社会而言，没有同样的负面效应和同样的环境标准要求存在。这就使得社会的成员将按照各自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或公共机构作用发挥的不同来确定其治理的形式。具体而言，主要有如下几类：一是单边承诺，指企业自身制定生态环境治理的目标计划和所需遵循的条款，旨在加强与利益相关者（如企业、公众等）间的沟通。但为增加其计划的可信度和承诺的效力，往往会委托独立的第三方（非政府组织）进行监督或解决争议事宜。二是私下协议，指社会上的污染主体主动与污染受害者（工人、当地居民，邻近企业等）之间签订协议，以此约定污染主体应实施的环境管理计划或需安装的污染控制设备。三是谈判性协议，指企业与其所在的国家或地区内相关公共权威机构签订协议，主要涉及污染削减的目标、达成目标的时间表等，并约定在其辖区内的企业为达到约定的环境治理目标，而采取自觉性行动期间，公共权威机构不引入新的环境管制标准。四是开放性协议，指企业赞同环境管理机构提出的、与环境绩效、生产技术或环境管理标准相应的监督标准和环境条款，并主动接受其对自身执行计划情况的评价。同时，公共机构也向企业提供研发补助、技术援助和声誉（如允许使用特定的环境标识）等形式的经济激励。[2]

3. 治理结果的双赢性。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社会中的最大污染源——企业，若削减污染会增加其生产成本，导致企业产品价格的提高，人们会因此而减少产品需求，或因企业不愿提高产品价格而减少企业的利润。那么，企业为何还要自觉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甚至采取高于政府管制水平的生态环境管理措施？其动力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认识到企业自身所应担负的生态责任。更为重要的是，企业的这一行为可以满足消费者对环保商品的需求。因为企业通过消减污染，提升了产品的环境品质，再以广告等手段向消费者传递环保产品与非环保产品（绿色产品和非绿色产品）的区别，逐步引导人们愿意为环境友好产品支付额外的费用。最后，企业通过产品环境品质的高低获得出售环保产品与一般产品的价格差，从而实现企业收益的增加。即使有些消费者不会购买价格高昂的环保产品，若在同等价格下，还是会考虑选择环保产品，这也是提高生产企业市场份额的有效手段。

（三）与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1. 优势。一是减少了污染的源头。在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中，企业成为治理污染的主体，对于控制污染的问题由“要我做”向“我要做”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因环境管理机构与排污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道德风险”，减少了环境监测机构的执法成本，促进了社会参与防治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等相关工作的落实。二是降低了治污成本。与政府管制相比，企业自觉性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使企业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允许企业在综合考虑各方因素的基础上，自主选择符合其特定状况的、更有效的削减污染的措施，从而达到环境目标，降低污染控制成本。三是填补了法律空白。当人们对生态环境提出更高要求时，由于在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领域存在制定周期长、论证费用大、调整不及时等客观原因，往往会出现管制或立法滞后的现象，导致很多“政策盲点”和“法律空域”的存在。企业的自觉行为，特别是当在企业层面，采取高于现有环境法律法规要求的环境标准时，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填补了因环境立法滞后所导致的负面影响。

2. 不足。一是缺乏对非自觉性企业的约束力。如前文所述，由于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的突出特征是“自愿”，缺乏法律效力，所以不能动用任何手段强制其他企业参与。同时，由于政府存在制定环保政策、产业发展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的滞后性，影响了社会各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导致一些企业宁愿“搭便车”，也不愿参与这种自我约束的行为。二是缺乏对自觉性企业的评估。尽管一些企业采取了自觉性的行动，并与利益相关者签订了许多协议，但这只是君子协定，没有规定监测主体和定期报告制度等相关条款。加之缺乏相应的惩罚机制，使未达标协议方并不会认真考虑毁约后的实际影响。这不仅降低了企业自愿性承诺的可信度，还加大了对企业履约情况评估的难度。三是容易导致重复建设。企业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自觉参与，一般是个体行为，而非整体推进，这就容易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即各个参与治理的企业从各自的投入成本、自身的排污量等角度出发，建设适合需要的环境治理基础设施，而并不过多考虑邻近企业的需求。从这一意义上说，企业在增加运营成本的同时，也增加了重复建设的可能性（如污水处理设施等），而这又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五、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

（一）概念

无论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还是政府强制模式，或是企业自觉模式，就其三者的本质而言，都为一种单一主体的治理思路。因此，如上文所述，均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而多元共治模式则是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既然政府、市场、社会都可作为治理生态环境的主体，而且各自有不同的手段与机制，那么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可以将政府的权威性、高效性，市场回应性、限制性，以及企业的自愿性、多样性等各自优势充分利用，从而提供一种“多元共治”的生态环境治理新范式。因为面对生态环境的恶化，各个主体将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续的共同收益。”[5]“多元共治”这一概念的提出，其理论基础来源于治理理论（the governance theory）。它强调的是主体的多元性，强调多个主体间面对公共事务问题时，应通过明确分工、增进合作、加强协商的过程予以解决。所以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定义为：政府、市场、公众及社会其他主体通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采取分工合作协商等方式将生态环境问题予以解决的全过程。当然，多元共治模式作为补充政府强制模式、市场调控模式和企业自愿模式的不足而提出的一种生态环境治理方式也不是万能的，也存在着治理失效的可能性，如一些学者提出的在“多元共治”模式下会导致“无中心”倾向的问题。应当指出，作为一种补充而确立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绝不能将政府排除出去，它依然是这个复杂系统中最核心的主体。

（二）特征

1. 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多元共治，其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即在生产公共物品、处理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政府已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而是存在多个供给主体，如社会组织、公众等，这些公共和私人机构只要权力合法，均有可能成为某个领域的权力中心。因为这样既可以保持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又可以通过多种主体的参与，对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性质相似、特征相近的前提下，形成一种竞争或准竞争的关系，从而破除传统观念中由单一主体垄断的局面。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正是希望通过各个主体间的竞争，迫使其进行自我约束，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并增强回应性。因为除了运用政府的行政手段、市场的调控手段对生态环境破坏者予以严惩或排斥外，其他自发性成立的绿色环保组织也会通过系列活动对污染物的过度排放者形成一定压力。这些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是多元共治模式的生动体现，使生态环境治理不再步入私有化和国有化的两个极端。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多元共治模式并不是排斥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在承认政府强制对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的同时，希望政府将部分权力让渡给市场或其他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共同解决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

2. 治理方式的合作性。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的实践，得益于政府在生态环境中管理权力的简化。此处的“简化”一词并非否定政府的作用，相反是要强化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即政府在宏观调控和微观操作层面保持的公正性。同时，各主体通过建立合作、协商的伙伴关系，确立生态环境意识的认同感和共同的生态环境目标。其实质是指建立在生态环境的公共利益、市场原则和价值意识认同的基础上的合作，依赖的是合作网络的权威。这里的合作性有着自己的特征：即一是合作是过程导向的社会性行动，是有着明确方向的连续性过程；二是合作是一种共同的行动，其各主体均是独立而有个性的；三是合作者考虑的是合作行动的总体收益，而非个人期望通过合作过程能创造的收益；四是合作的行为是自主性的体现，即整个合作过程是自主性的实现；五是合作需满足道德的审查和判断，一般不涉足于求助法律；六是合作是一种社会生活，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标志。[6]

3. 治理结构的网络性。原来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政府往往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与上发号施令，整个治理结构是一种金字塔形，呈现出权力的高度集中、上下级之间关系的极度不平等性。而治理理论则主张政府应该主动走下“神坛”，以开放治理的体系，从而打破公私机构间的界限，将责任与权力赋予其他治理主体，并且逐渐形成一种平等协商、合作互利的伙伴关系。网络性结构的多元共治模式正是将政府组织、私营企业、公众自治组织、利益团体、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围绕着生态环境问题，通过对话、协商、讨价还价、谈判、妥协等集体性选择和行为，达成抑制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治理目标。并建立共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纵向、横向或二者相结合的网络状结构，形成资源共享、彼此依赖、互惠合作的机制与组织结构。此外，在多元共治模式的网络结构中，不同与上述三种模式的科层结构，最关键是在于各主体间拥有共同的逻辑性结构，而并非正式的上下级权威关系；从总体上看，是一种彼此平等、相互依赖的结构，不存在命令等级和科层链条的部分，也没有科层制的形式。[7]

（三）与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1. 优势。一是集众所长，能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各类治理主体的优势，多元共治既承认政府强权、市场调控、企业自觉的作用，却绝不单独依赖谁，而是主张通过综合性手段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换句话说，治理污染生态环境的主因，单靠“堵”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通过其他综合性手段来进行“疏”。二是提高效率，在明确了维护生态环境这一公共利益是各类治理主体的义务之后，下一步就是治理成本的大家分担。而这一结果不仅可以下降之前单一主体模式的治理成本，精简治理机构，避免新的浪费，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提高治理效率，使生态环境治理收到更好更优的实质性效果。三是解决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难题，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往往因为区域划分的问题被人为分割，在单一主体模式的治理下，往往会将难以界定的区域环境问题的治理成本转嫁给他方。而多元共治模式不仅可以建立区域政府间的协调机制和竞合意识，还可引入第三方对其达成意向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并通过一定压力使其调整、纠偏。

2. 不足。一是出现治理权利交叠的现象，由于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呈网络状，在此间所构成的“权利体系”是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的，因此极有可能造成部分治理权利交叠现象的产生。权利交叠现象并非权利的越界，只是在同一个范围内，权利主体在正常行使权利时，出现与他人的权利界限发生交叠，这种现象极易造成权利冲突。二是存在目标差异的冲突，治理主体的多元也预示着目标的多元。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市场、公众、社会组织等不同的治理主体，可能存在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不同的治理目标。因为利益是各主体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根本动因，而又由于利益归属的不同，自然就会有不同治理目标之间的冲突。三是导致治理问责的困境，由于多元共治强调各主体间关系的相互依赖性，使得政社之间、公私之间的责任边界变得模糊，其结果是难以明确责任主体，最终导致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责任反而出现主体缺位的问题。加之生态环境问题本身就复杂多变，而法律规则的滞后性与不完善性，对问责的对象、内容、依据、程序、时间、标准、范围等也都难以作出明晰的规定。[8]

六、小结

通过对上述几种治理模式各自内涵、特征及优缺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多元共治模式无疑是对前三种单一主体治理模式的突破。在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中，既希望政府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更希望市场调控的积极作用，以及公众、社会组织、企业等社会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也得以充分发挥，从而形成合力，促使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谨慎估计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的意义，需研究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支撑体系是否建设完善。因为多元共治这一模式得以实践，当前最主要的推动力来自民众对政府、或市场、或社会等单一主体治理模式弊端认识的提高，来自市场调控手段的不断完善、民众参与力量和热情度的增强，来自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力量的协同与合作。按格里·斯托克对治理概念的总结，治理出现时，权力主体应当是多元的，而多元的权力主体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关系。但就目前情形看，生态环境治理的其他主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非相互依赖，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对政府的依附和服从。无论是市场还是社会，其能掌握与政府进行平等交换的资源并不多，很难实现与政府间的“谈判”或“协商”，只能以“请求”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求得政府的“恩赐”。既然如此，那这就有必要从辩证学思考，将政府部分治理权力让渡给市场或社会，在生态环境治理中，三者实力相当、机会平等。现有市场调控手段的不断完善与社会力量的逐渐觉醒，既是民间可自由活动空间扩大与可自由支配资源增加的结果，也是政府这一权力核心主动进行制度变革的结果；而公众、社会组织能够进一步获得合法性的“待遇”，更是有赖于政府的作为或“无为”。因此，在生态环境治理中，要通过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将各种体制内和体制外、原有的和新生的治理主体进行重塑，政府还应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减少对其他治理主体的制约，并培训和引导其发展壮大，以更多的协商渠道，实现生态环境的“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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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忠东.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报告（2006）[R].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138.

[5]刘峰，孔新峰.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启迪与警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政治学思考[J].行政管理改革，2010，（1）：68-72.

篇6

1、定义

 

整体性治理就是以公民需求为治理导向，以信息技术为治理手段，以协调、整合、责任为治理机制，对治理层级、功能、公私部门关系及信息系统等碎片化问题进行有机协调与整合，不断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为公民提供无缝隙且非分离的整体型服务的政府治理图式。波利特在其发表的《联合性政府》一文中认为整体性治理是一种通过横向和纵向协调的思想与行动来实现预期利益的政府治理范式。简言之，整体性治理理论是以政府内部各层级机构、部门的整体性运行为出发点，强调预防、公民需求和结果导向，充分重视信息技术在治理当中的重大作用，通过在政策、规章、服务和监督四个方面的层级整合、功能整合、公私部门整合，达到整体性的治理效果，为公民提供一站式无缝隙的单一窗口服务的新兴治理理论。

 

2、问题指向

 

碎片化与棘手性是整体性治理理论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希克斯认为，以往根据功能将政府划分成了各个部门，部门之间呈现高度分化的状态，以至于难以有效地解决越来越复杂的民生问题，整体性治理则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他认为，整体性治理所指的碎片化是“专家之间因为缺乏协调所导致的结果”“;碎片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有无数种问题的来源，必须在完善设计的整体性治理当中才能准确的知道它的由来”.韩保中则认为“碎片化是指不同功能及专业的机关间，缺乏沟通、合作与团结，导致各自为政的局面，无法有效处理共同的跨界议题，造成政府机关个别或整体政策目标执行时的失败”.棘手性是整体性治理的一个挑战方向。希克斯指出“人民有许多联合性的难题(Joined-up problems)……，这些难题并不是按照专业、功能或机构的边界发生的”,“解决跨部门边界(Boundries)的复杂难题，需要新的途径”,“棘手性是指许多民生问题跨越了数个部门的边界，导致很难以单独的某个部门独自解决的情形”.按照他的理解，棘手性的问题是跨越部门边界的、是具有联合性质的不能以单一部门的力量解决的，因而整体性治理需要以此来作为努力的方向，找到解决这些棘手性问题的对策。

 

3、核心概念

 

(1)目标与手段相互增强。希克斯认为单纯的跨界合作并不能构成整体性治理，要分辨一个政府的管理形态是否为整体性政府需要从目标和手段两个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程度来判断。他以组织机构的政策目标和手段是否相互增益将政府的治理形态分为渐进式政府、领主式政府、整体性政府、碎片化政府和协同型政府五种，而整体性政府要求的则是达到目标与手段相互增强的效果。

 

(2)协调整合。希克斯将整体性治理中的整合分为两个维度进行了阐释，一个是政府的组织构架与形态，一个是政府运作。在政府的组织构架与形态上的整合包含治理层级的整合、治理功能的整合以及公私部门的整合三个方面，治理层级的整合是指国际与国家层级的整合、中央与地方层级的整合等阶梯式的整合;治理功能的整合是指将具有不同功能的各部门进行整合;公私部门整合是指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非营利性组织进行整合。在政府运作层面则包含了政策、规章、服务和监督四个方面的整合，政策整合主要包括政策制定、政策内容、政策评估以及政策过程的整合;规章整合是指有关个人的规章制度与公共部门的规章制度、私人部门的规章制度中的内容的整合;服务整合是指将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以及产生的影响进行整合;监督整合则是对政策整合、规章整合、服务整合三方面的科学评估。

 

(3)信任与责任。希克斯认为在政府组织之间建立信任是整体性治理所需要的关键性整合，没有信任的相互合作和协调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即使成为现实也是不会长久的。因此，建立信任的相互关系对于构建整体性治理战略非常关键。同时，希克斯认为责任感是整体性治理当中最重要的，这里的责任感包括了诚实、效率以及有效性(或项目责任)三个方面的内容。诚实主要是指在涉及公款使用的时候应当遵守规矩;效率主要涉及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政策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有效性(或项目责任)指的是行政人员应对其行政行为负责。

 

(4)信息技术。信息技术是整体性治理理论的重要治理工具，也是整体性治理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其快速发展为整体性治理的实现奠定了基础。邓利维认为，数字时代的治理核心在于强调服务的重新整合，整体的、协同的决策方式以及电子行政运作广泛的数字化。因此，整体性治理理论把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作为治理的手段，整合不同的网络支撑技术、网络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简化基础性的网络程度和步骤，从整体性目的出发，力求建立一个统一、标准的信息平台，简化政府治理的程序，实现轻松快捷、资源共享的在线治理模式。

 

二、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现状

 

1、整体性治理视角下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1)存在政府部门之间合作不足的现象。政府部门之间合作不足主要是由于各部门、各层级之间的条块分割所导致的。部门间条块分割导致的合作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职能上的重叠，导致资源浪费;二是行政行为上的互相推诿，导致治理效率低下。行政职能上的重叠主要表现在各部门分别对自己所辖范围内的行政事务负责，这样就容易出现因为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不足导致政出多门的情况;同时，不同的部门彼此之间可能目标冲突、数据不一致、标准不一，多重管理和执法最终导致人力、财力资源的双重浪费。行政行为上的相互推诿在那些职能重叠、边界模糊的行政问题上屡见不鲜，“遇到好管的事，都争着管;遇到有财政资金分配支持的事，都抢着要”,遇到难管的事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终导致行政效率低、信任度缺失。

 

(2)存在公众及其他治理主体参与不足的现象。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公民、企业、环境 NGO 等，但是由于各种体制内和体制外因素的影响，公民、企业、环境 NGO 等民间治理主体在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参与程度不高、作用不明显。我国获得环境标志认证的企业数量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企业基数来说偏少，参与渠道受限、专业人员不足、活动经费有限等才是我国环保 NGO 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作用受限的主要因素，公民的“搭便车”思想也限制了其作为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

 

(3)存在信息闭塞的现象。我国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信息不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导致的信息闭塞;二是电子政府服务系统建立不够完善导致的信息闭塞。“环境中污染物成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检测设备的技术要求愈来愈高，而多数环保部门现有的监理仪器装备严重匮乏、陈旧落后、档次低、品种少。基层环保部门情况更糟，以至于不能及时出数据;有些需要监测的项目，无能力监测，只好放弃”.网络技术的运用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上面也显得非常欠缺，2013 年环境统计年报数据显示，我国环保系统机构总数达 14257个，其中国家级机构 45 个，省级 400 个，地市级 2252 个，县级环保机构 8866 个，乡镇环保机构 2694 个，但是这些机构多数都没有自己独立的网站，有独立网站的也很少更新。

 

2、整体性治理视角下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1)制度建设滞后。在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制度建设的落后可以简单概括为法律法规制定的滞后性和模糊性以及组织管理模式的不合理两个方面。首先，我国在环境治理上的研究起步较晚，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和完善，法律数量和所涉及的范围相较于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所面临问题的难度和宽度还是有所不足，导致一些环保问题无法可依、模棱两可。其次，我国现行环保法律法规对于跨地域性的生态问题规定多个治理主体，但是没有细化主体之间的职责和义务，导致在执法的过程中无所适从，自由裁量。同时，我国目前实行的政府直控式的管理模式使环保部门工作的开展受限，成为制约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发展的重要因素。

 

(2)社会环保意识不高。从整体性治理视角而言，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与义务，企业、公众、非营利组织更是践行环保政策、环保行为的直接主体。但是目前的状况是全民无法做到共同参与、共同治理，无论是民众、企业还是非营利组织环保意识不足，参与度不够。公众虽然重视环保，但是落到实处的行动还是非常有限;企业追求利益，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环保 NGO 很多挂靠在行政机构之下，行政色彩浓厚，在资金、人员等方面缺乏独立性，大多数心有余而力不足。

 

(3)政府的自利性特征。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学派将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纳入了“经济人”的假设，认为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具有自利性的取向，他们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当公共利益与他们自身的利益相冲突时，他们更多选择的是自身利益。我国目前官员考核选拔的重要衡量标准是 GDP,即使还有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考核指标，但 GDP 在其中还是占据着主要位置，这就容易导致地方政府、官员为了促进本辖区的经济增长，不惜以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降低环境准入的标准，把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引进来，对他们的污染破坏行为睁只眼闭只眼，甚至干扰环境部门执法。

 

(4)技术支撑不足。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执行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支持才能高效运行的系统，掌握信息、处理信息对这个系统的正常运转有着很大的作用。首先，环境信息的获取需要更为先进的监测装备和更多的专业知识，但是我国目前在监测装备上的先进程度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距离，由于购买装备的费用过高，很多政府部门都不愿自己掏腰包去完善监测系统。其次，有很多的政府网站缺乏有关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通报，即使是专门的环保部门网站数据也没有及时更新，网络技术的运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三、我国城市生态环境的整体性治理策略

 

1、构建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组织与形态的整合策略

 

(1)加强治理功能的整合。整体性治理所强调的治理功能的整合主要是指“机关内功能之整合，如行政院之各部委，或功能性机关间的整合，如健保与社福功能之整合”.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功能的整合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入手：首先，强化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目标，大力宣传“生态城市”的理念，严格执行绿色 GDP 制度，将城市生态环境的治理转变为每一个部门、每一位公务人员的切身责任。其次，构建区域环境综合管理体系，目前在我国实行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大部门治理方式(即大部制)还不具备成熟的条件，因此构建我国“区域环境综合管理体系”,将区域内各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协调整合起来，就有可能成为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突破口。最后，建立协调议事机构，由于涉及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部门有很多且同属于一个级别，因此设立一个较高级别的协调议事机构对于推动全国城市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加强治理层级的整合。行政层级的整合意味着减少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治理层级，创建扁平化的行政组织结构模式，扁平化的组织机构有利于增强信息共享、加强各部门各层级的横向联系、缩短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的距离，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加强治理层级的整合可以通过“省部合作”、“市区共治”、“市县共治”、“友好城市”来实现。“部省合作”是近年来不断见诸报道的跨越层级鸿沟、实现互不隶属的政府部门之间直接衔接向等级间协商转变的很好体现。因此，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方面我们也可以借鉴这种模式，实现治理层级的整合。发展“市县共治”“、市区共治”有利于减小市级行政部门的压力，调动县一级和社区等相关部门治理环境问题的积极性，市级政府运用政策引导、财政补贴、先进奖励、大力宣传等工具，运用经济杠杆与分级统筹、合作参与的形式，推动县级和社区积极参与城市生态环境的治理和建设。“友好城市”是促进国际间城市交流的重要方式，目前其主要涉及文化、经贸、教育等方面，若将其扩展到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将是拓宽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合作渠道的重要途径，也是打破国际与国内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层级的重要方式。

 

(3)加强与私营部门及非营利组织的合作。由于城市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和公共部门作为治理主体存在的各种缺陷，公私合作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就显得尤为重要。公私合作不仅要求在公私之间建立良好的信任机制和顺畅的参与机制，还要求在私人参与治理城市生态环境时政府相关部门提供法律和政策以及资金的支持，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的公私合作可以从实行合同能源管理、采用美国 E.S 萨瓦斯提出的 BOT 与 TOT 模式、大力推广清洁发展机制(CDM)等与私营产业合作的整合策略出发，大力培育环保 NGO,拓宽其参与治理城市生态环境的渠道，走出一条“政产学研联盟”一体化的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道路。

 

2、构建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运作层面的整合策略

 

(1)加强政策的整合。政策的整合是希克斯关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关键活动之一，为了实现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政策上的整合目标，我们要保持有关环保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贯性，以高效的管理和执行，提供给国民更好服务质量的治理，从而达到预防和治疗的效果。在我国的具体实践当中，我们要在环境管理政策、环境经济政策、环境技术政策和环境保护产业政策四个方面下工夫，以生态城市建设为中心，把握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经济发展好与快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等。

 

(2)加强服务的整合。整体性治理理论中服务的整合，指的是对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内容、供给方式以及其产生影响的整合，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提供和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相结合的积极作用，鼓励市场主体参与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中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市场活跃、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的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公共服务和产品提供模式，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3)加强监督的整合。首先，构建完善的绩效考核机制。在政府方面，以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科技进步、资源消耗和利用以及生态环境治理作为考核指标，建立起一个“政绩指标”和“绿色指标”相统一的绩效考核体系;在市场方面，提高行业进入门槛，加大环境污染的惩罚力度，以企业污染物排放量和是否破坏城市生态环境作为考核标准，决定是否强行关闭该企业;在公民个人方面，可以建立环保奖惩机制，促使公民在日常行为中自觉遵守环保政策。其次，完善环境监督体制。加大环境信息公开的力度，通过立法构建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方式，构建多元主体的环境治理监督体制。

 

(4)加强规章的整合。规章可以分为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国务院组成部门以部长令形式的是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政府以政令形式的是地方政府规章。要将以上类似的规章制度形成一股治理城市生态环境的合力，就必须要对其进行整合，构建一个整体性的规章制度框架。首先，在国家层面上理清各部委的相关职责，以免出现规章重复、多头执法的现象。其次，在地方层面必须严格按照中央的要求制定本地方相应的规章制度，与中央层面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以公共利益为目标，规避地方政府自利性的特质。再次，建立和健全监督机制，进一步强化现有的区域环境保护督查机构，增强其协调处理跨行政区域污染防治的职能。

 

3、构建一体化的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信息系统

 

(1)改造和整合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信息资源系统。制定《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信息集中报送管理办法》，在政府网站上设立当地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专栏，按照分类、及时、双向、集中的原则采集和反馈有关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的政策、制度、节能、排污等实时情报。

 

(2)建立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信息公开、共建和共享机制。制定相关法律制度，及时公开相关企业的能耗与排污情况、污染布局以及环境评价的相关信息，促进信息共享，形成环境治理的数据信息网络。

 

(3)通过信息流与服务再造，力争向“一站式”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信息系统靠拢，实现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一体化。采取网上办公服务的方式，将事前审批、环境评估、税费缴纳等涉及不同部门的对接活动联合起来，转变传统串联审批的方式为并联审批，实行一次性告知服务，实现“一站式”的服务目标。为了实现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一体化，可以在环境治理数据信息网络的基础上，收集和传递由各省市提供的各种生态环境治理信息，实现与各级城市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及环保科研部门的局域网相连，通过网络将国家级、省部级和地市级的环境治理信息系统相连，促进不同区域间的信息交流，实现数据资源共享，及时了解全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具体情况，为科学决策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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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97（2014）12-0130-01

如今，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实质上也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但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略了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尽管农村经济建设和基础建设取得了繁荣发展，但是随之而来的生态问题也影响了我国现代化的建设进程。生态破坏日趋严重，不仅影响到人民的身心健康，而实质上也严重影响了我国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如果对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够重视，不仅与我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背离，同时也会制约我国城镇化建设。而为了更好推动城镇化建设进程，就必须借鉴世界各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理论，同时要结合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具体情况，从实际出发，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提出更有效的发展途径，同时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探索一条有效解决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的道路。

1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问题概述

生态环境实质是一个有机系统，伴随人类的介入，物质与能量实现输入、输出平衡。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人类的过分集中，使得大量资源集聚，而资源的集聚带来的是生态系统平衡的被打破，在现阶段城镇化进程中，大量环境问题凸显，在某些地方甚至影响了城镇化发展进程。而环境问题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具体如下。

1.1 土地资源的污染和浪费问题

城镇化建设实质上是立体化、多元化过程，在这一建设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土地资源的利用问题，在现实建设中，我国许多城镇在土地利用方面上存在许多问题，土地浪费现象严重。由于土地资源利用结构不合理，不能够从土地实际应用出发，土地资源利用过程中，污染严重。在城镇化建设中，往往误解城镇化的实质和内涵，单一将城镇化理解为建筑设施建设，这使得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城镇化建设水平和当地经济发展阶段明显脱节，造成大量公共资源浪费。同时，许多城镇在建设过程中，成本过高，原有城镇土地没有被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同时不切实际的规划方案、不合理的用地结构、凌乱的建设布局导致土地利用效率低，从而大量空闲土地荒废。

1.2 新城镇规划布局不合理、水源、空气污染严重

新城镇建设往往使大量农村人口聚集到新的城镇当中，人口的大量聚集对水、土地等消耗需求巨大，同时人口大量集中会产生大量废弃物，而废弃物过分集中使得自然排污系统无法消耗，从而不能有效分解。进而造成了生态恶化、环境污染。人口急速集中在新城镇之中，就需要我们对新城镇进行合理规划，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完善排污系统。同时大量人口集中在有限的新城镇之中，使得汽车等交通工具使用不断增加，大量废弃被排放。

2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

2.1 环境管理力度不足、体系建设不到位

我国目前在环境管理方面，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一个环境问题关系到多个部门，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而在具体环境管理方面，政府投入力度往往不足。伴随城镇化发展的还有工业化，政府部门由于受到不合理政绩观的影响，往往以GDP来衡量自身发展，而忽视对环境治理的投入和财政支出。而对企业来说，因为环境污染所遭受的惩罚和代价较低，相对于自身所得来说，破坏环境所得收入往往高于处罚金额，环境部门的不作为往往给环境污染企业带来一定发展漏洞，环境保护工作进展困难。

2.2 法律、法规不健全，执法力度不足

法制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向和指导，然而事实上，我国环境法法规建设远远不到位，不能够对经济社会环境起到保护作用。法律法规的不足，就为违法环境活动助长了气焰，同时也无法做到有法可依。而有些违法行为尽管有所涉及，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各部门缺乏有机协调性，使得执法力度不足，不能对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同时我国的立法范围主要集中在重要的环保领域，存在界定不明晰的问题，在惩治具体违法企业时，执法难度大。同时，我国目前具备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多为较早时期制定的，缺乏行之有效的指导和管理约束。

2.3 政府及公民环境保护意识的不足

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我国公民及政府部门环境保护意识往往不强，政府部门不重视环境保护建设，而公民对环保知识的熟知度更是有限。政府在实际过程中，只顾经济发展，对违反环境保护的企业大多纵容，是的整个环境治理困难加剧。

3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治理解决方法研究

3.1 完善和发挥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

政府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导者，要重视普及环保教育，提高公民的生态环境意识。较为低下的环境保护意识势必会影响到公民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只有大力推动公民生态环境意识的培养，将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坚持实施生态环境治理。

3.2 加强环境保护执行能力建设、提升城镇生态管理水平

由于资金投入不足，环保队伍建设不足严重无法解决生态环境治理，因此要加大环境治理资金投入，建设能有效解决环境污染的环境监管单位。同时要不断学习，用最新知识武装实践，提升环境监管部门城镇生态管理水平。

3.3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不合理问题的重要解决方法，要改变传统的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的经济发展，走新型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从根本上改变生态环境质量。同时结合最新科学文化水平，创造和发展环保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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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一）矿产资源开采诱发多种次生地质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一些资源型城市中，由于地下采空，地面及边坡开挖影响了自然山体、斜坡稳定，导致矿山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时有发生。目前，我国因采矿活动诱发的地质灾害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亿元。此外，大多数煤炭开采城市都面临严重的地面塌陷问题。据调查，我国每采万吨煤引起地面下沉面积达0.2公顷，目前，仅东北三省原国有重点煤矿采煤沉陷区的总面积就达990平方公里，受影响居民超过90万人。

（二）资源开采对地表破坏严重，固体废弃物堆积大量占用土地

全国每年85%的工业废弃物来自矿山开采。据不完全统计，我国金属尾矿、煤矸石堆积已超过50亿吨和40亿吨，并且以每年4-5亿吨的速度剧增。全国因采矿、尾矿、废石堆积，直接破坏和占用土地近200万公顷，破坏森林面积累积超过106万公顷，破坏草地面积26.3万公顷，而且工矿废弃地复垦率不到12%，而先进国家的复垦率达50%。

（三）许多资源型城市地下水均衡系统受到破坏，水和空气污染严重

采矿破坏地下水均衡，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出现大面积地下漏斗。如山西省平均每挖1吨煤损耗2.5吨水，由此造成的地下水资源破坏面积达2万平方公里，全省水资源由建国初期的130多亿吨减少到现在的97亿吨。因采矿产生的废水、废液排放总量占全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10%以上。矿山附近地表水体，常常作为废水、废渣的排放场所，遭受污染。在废气排放方面，仅煤炭采矿行业废气排放量就占全国工业废气排放量的5.7%，其中，有害物排放量每年超过73万吨，主要为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等，使资源型城市大气环境遭受不同程度污染。

（四）森林砍伐和矿产资源开采导致城市与乡村生态失衡

由于长期过量采伐林木(如伊春的红松林被砍伐98%)，我国东北的大、小兴安岭等地森林生态功能弱化，蓄水固土抗风沙能力明显下降。近些年，黑龙江省伊春市干旱和山洪等自然灾害频发，对周边区域和整个东北、华北等地的天然屏障作用也明显降低。大庆市由于开采石油造成森林覆盖率大幅下降，草原退化、盐碱化和沙化的面积已占当地土地总面积的84%，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春秋两季风沙肆虐。

（五）矿产资源开采和森林砍伐破坏了自然地貌景观的美观和完整性

采矿造成大量的坑矿、沉陷区和排土场等，特别是露天采矿破坏地貌景观非常严重。在一些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饮用水源地保护区以及铁路、公路等交通干线两侧，可看到采矿留下的痕迹，不但破坏了自然环境，还影响到一些自然景观。

二、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主要原因

我国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除了资源开采行业的客观特征之外，还存在诸多其他原因。

（一）资源型城市长期缺乏正确的发展观作指导

在资源型城市发展中，传统的发展观忽视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状况突出，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繁荣。对资源开采与城市发展缺乏统筹考虑和规划安排。不少资源型城市的建设未经科学论证，矿区和城区混合在一起，从建矿开始就埋下地质灾害隐患。传统的矿业发展重经济建设项目，轻矿山环境保护项目。在项目决策中重经济评价，轻环境影响评价，特别是近年来，一些民营中小型矿山企业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加剧破坏了资源型城市原本就很脆弱的生态环境。

（二）资源开发补偿和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相关管理工作薄弱。从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政策看，国家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还不完善

在管理体制上。相关政策措施常常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惩处措施而流于形式，矿产资源开发由多个部门管理。涉及多个执法部门，职责交叉，互相扯皮，影响了资源型城市环境保护工作。

(三)现有的政策体系缺乏促进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体制保障

由于税收和财政等方面的政策尚未形成有效激励约束机制，使得大部分矿产企业重开发利用，轻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重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轻环境效益和发展质量。从资源品的定价政策上看，目前的现状是价格扭曲，成本不完整，未能涵盖矿业权有偿取得、环境治理、安全投入和衰退期转产等方面。许多矿山的开采严重破坏环境、污染大气和水源，并把这部分成本推给政府，留给社会。

(四)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长期欠账，责任主体缺位

目前，资源型城市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有一部分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造成资源型城市存在大量的生态环境治理欠账问题，而且越积越多。现有的资源税费制度仍然存在类似问题，资源开采上缴的税费地方分成较少，中央财政支出中用于解决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历史遗留问题的份额明显不足，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缺乏补偿资源型城市历史欠账的稳定保证，造成资源型城市长期缺乏合理补偿，地方财政对遗留问题也难以解决。

(五)缺乏资源型城市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方面的技术和人才

资源型城市环境整治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技术问题。目前，我国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的开采遗迹没有及时治理的问题，不仅是因为存在资金缺口，还由于对灾害程度认识的不足和治理技术的欠缺。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特别是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而我国在这方面的技术储备和人才支持目前仍严重不足。

三、改善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状况的政策措施建议

(一)建立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补偿和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借鉴国外已有经验，建立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是促进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为此，应在资源开采的不同阶段，遵循市场规律，采取市场、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引导和规范各类市场主体合理开发资源，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使责任主体真正承担资源开采、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的责任。此外，要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增设森林培育资金，延长“天保工程”的实施年限和范围，削减采伐量。对于森工城市因调减木材产量、保护生态带来的经济损失，通过一定渠道给予合理补偿。通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逐步恢复森林的生态涵养功能。

(二)健全资源型城市和矿区生态环境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的《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煤炭法》等法律法规中，提出了资源开采环境治理方面的规定和要求，但力度远远不够，不利于实际操作，应进一步完善。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资源开发补偿和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专业立法工作。

(三)完善资源品价格形成机制，确立资源型企业在未来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责任主体地位

科学合理地确定资源成本费用核算框架，把资源开采、环境治理、生态修复等列入资源型企业成本开支范围。通过建立资源开发补偿保证金制度等途径。使企业承担资源开发补偿和自我援助的主要责任。有关部门应依据新矿山设计年限或已服役矿山的剩余寿命，确定按资源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分年预提资源开发补偿保证金，并列入成本。按照“企业所有、专款专用、专户储存、政府监管”的原则，确保企业完成有关的环境治理任务。

(四)明确政府在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职责并保证落实到位

一是对于原国有资源型企业形成的历史问题以及资源已经或接近枯竭的城市，国家应给予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做好治理的统筹规划，解决这些城市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历史欠账。二是通过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对今后企业治理不足或具备公共产品特性部分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三是结合资源开采地区的环境特点，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资源型城市环境保护政策和技术标准体系，这一体系应覆盖矿区发展的全过程。四是按照矿产资源规划，做好新建矿区的统筹规划和合理布局，严格界定生产和生活区，禁止在已勘察确定的资源开采区建设生活区，或在生活区进行开采。五是做好相应的监管工作，完善管理体制。地方政府要对企业治理资金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做好资源开采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建立环境监理制度，有效预防和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五)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技术研究和人才培养

矿山环境治理需要进行大量的科学技术研究，如借助现代技术手段，预测地下采空区和特大型坑矿可能出现的重大地质灾害。改进矿山开采遗迹的治理技术；研究矿山开采造成的生态退化机理与修复技术、与地上景观相关的物种选择、配置和种植等方面的技术等。因此，要加强相关领域的基础性、应用性研究和人才培养，组织多学科专家联合会诊，逐步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经济高效、符合国情的治理方案。通过论证，尽可能将采矿造成的矿坑等开采遗迹，改造为水库、湖泊、森林、草地和花园等景观，美化矿区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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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为目前迫在眉睫的PM2.5治理划出了红线，提出京津冀地区近期的空气质量底线：到2017年，京津冀地区PM2.5年均浓度应控制在73微克/立方米左右;到2020年，京津冀地区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64微克/立方米左右。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大气治理”这两大热点关键词的双重推动之下，《规划》后，迅速引发舆论关注，并且经历了多次传播高峰。

从2015年12月30日《规划》后至2016年1月11日监测期结束，相关新闻出现了三次明显的报道高峰。

截至2016年的1月中旬，随着地方两会的陆续召开，大气污染治理成了不少地方政府“十三五”的重要目标，也令《规划》相关的关注度再次回升。

经过上述多个节点传播，截至1月11日，涉及该《规划》的传统媒体报道量已达到3637篇，且从其整体传播趋势来看，由于相关内容与多个热点话题密切相关，未来仍具备较高的传播潜力。

众多评论表示，《规划》的意义十分值得肯定。但目前大气污染治理的难点主要在于问责机制尚不成熟，制定目标后的下一步需要具体责任落实，建立考核机制和问责机制，形成有效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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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格划定中央与地方的环境保护职能,强化国家承担宏观生态环境保护的职责。有利于增强国家进行宏观配置环境资源的财力。

(2)通过调整财政政策,调节财力分配结构,统筹安排生态建设投资。有利于推进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3)改革财政制度,通过财政补贴、优惠政策等措施,扶持生态环境建设企业的经营活动,鼓励企业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有利于刺激生态企业增加生态环境投入。

(4)国家通过课以罚款、征收资源补偿费和环境税等增税方法。有利于防止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

1.2构建新型生态财政体制。构建新型生态财政体制

(1)构建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制度。在政府财政支出预算科目中,建立生态环境建设财政支出预算科目。将生态环境建设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并逐步增加。政府投入主要方式,一是用于重点工程建设;二是用于银行贴息间接支持重点项目。

(2)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第一,确定转移支付的基数,构建配套政策与操作措施,保证生态财政支出不断增加。第二,扩大专项补助范围。通过国家预算,加大对生态环境建设的专项补助范围和数额。第三,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利用财政手段,通过财政资金给予生态企业投资补贴,激发企业投资积极性。第四,建立担保制度。通过政府担保,财政贴息的办法,发行生态企业债券,筹集生态环境建设资金。

(3)构建财政政策支持体系。第一,运用财政政策支持生态环境建设,探索生态财政体制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机制。第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充分认识构建生态财政体制的重要性,突出生态财政体制长期效益,制定科学的财政支持规划和实施方案,完善生态财政体系,增加生态财政支出。第三,构建以地方财政为主体,中央财政为支持的财政支持体系,加大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力度。

(4)构建多元化投融资主体。第一,要以财政支持为基础,构建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生态环境投融资体制。第二,要支持地方培育自我开发能力,通过实施贷款担保、财政贴息等政策,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向生态环境工程项目流动。

2构建适应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和要求的税收制度

2.1生态税收的涵义和特征

(1)生态税收是指国家为实现特定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筹集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并调节纳税人相应行为而开征的有关税收的总称。

(2)生态税收的特征:第一,目的性。生态税收收入是国家为实现特定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筹集的财政收入,首要目标是环境保护。第二,调节性。生态税收通过调节企业或个人有利于或不利于生态环境行为而发挥其作用。第三,关联性。生态税收与经济活动性质和规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2.2建立新型生态税收体制

(1)完善税收支持措施。采取切实可行的税收支持措施,确保生态环境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第一,设立生态建设工程项目。在重点地区设立生态环境工程保税区,增加生态工程项目的诱惑力,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参与项目建设。第二,放宽征税条件。对污染少、资源能源消耗低、生态友好型企业,放宽增值税、所得税的征收条件,使企业得到税收实惠。第三,实行税收返还制度。对生态企业实施免征或全额返还资源税,将免税或返还部分作为国家投资,继续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对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在税收上实行返还制度。

(2)调整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第一,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零税率政策的适用范围,准确界定零税率调节税的使用项目类型。第二,界定生态产业和生态工业园区的范围,在规定期限内对参与生态工程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第三,对生态环境建设需要的进口产品,减免进口关税。第四,对低碳家电、新能源汽车等,减征消费税。第五,对经营生态环境公用设施的企业,在征收营业税、增值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方面给予优惠。第六,允许清洁能源企业、污染治理企业、环境公用事业以及环保示范项目,加速投资折旧。

(3)调整税收结构。第一,增设资源消费税税目,根据污染品质确定消费税额。第二,对燃油等产品征收消费税附加,利用税收差异鼓励使用优质低碳产品。第三,提高对危害人们健康的消费品税率。不断优化税收结构。第四,通过制定相关法规,对生态环境建设实施税收优惠和差别利率,调动生态环境项目投资主体的积极性。

3构建适应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和要求的金融体制

3.1构建市场化投融资机制

(1)遵循市场化原则。强化市场观念,引入市场机制,遵循市场规律,改革生态环境治理投融资体制,以适应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的需要和要求。

(2)完善市场化商业运作机制,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按照市场化模式,改革生态投融资机制。

(3)发挥商业性金融在生态投融资体系中的作用。调整和改善生态环境投融资结构。

3.2深化生态金融体制改革

(1)强化政策性金融体制。完善商业性金融发展的环境,构建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相互补充的金融框架。确立政策性金融的主导地位,采取多种措施发展政策性金融,加强政策性金融商业化运作。加大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第一,明确国家开发银行在生态投融资中的地位,加大开发银行的投资力度;第二,在政策性银行设立专项优惠贷款,增加生态环境治理项目配套资金;第三,制定资本市场倾斜政策,通过股票上市、债券发行额度的倾斜政策,支持生态环境项目及其产业的发展。第四,改革投入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增加政策性银行资金来源,提高政策性贷款的效率和效果。

(2)健全商业性金融体系。第一、建立合理补尝制度。补偿商业金融机构因对生态环境治理放贷造成的利益损失,调动商业性银行对生态环境发展投融资的积极性。第二,建立生态项目基金。组建生态项目工程建设基金,按照市场化投资运作方式,筹措、管理和运用社会资金投向这些项目。第三,发挥资本市场作用。通过发行中长期债券等形式,筹集大型生态项目建设所需的资金。第四,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第五,国家以优惠利率政策等鼓励商业性银行向生态项目投资。

(3)制定灵活的金融政策。第一,加大政策性金融的倾斜力度,引导、扶持商业性金融介入。第二,发挥资本市场对生态建设资金筹措的作用,适当放宽信贷条件,加强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第三,发挥市场配置资金的作用,发挥商业性金融在生态工程中的主导作用。

(4)培育生态资本市场。第一,支持生态企业进行体制改革。将竞争优势明显、经济效益良好的企业推向市场,通过社会融资实现企业资本筹集和扩张,增强企业生态投资能力。第二,发行生态债券。利用债券市场发行生态债券,主要用于生态环境治理。培育市场体系、扩大市场规模、发展投资银行、推动股权流动、改善投资结构、加强股票监管、健全市场运作机制。第三,重视生态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和建设。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优化环保企业资本结构,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变革产权制度。

4构建适应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和要求的生态补偿机制

4.1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是导致我国生态环境状况有所恶化的重要原因。因此,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必须不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4.2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举措

(1)提高对生态补偿重要性的认识。要加强对生态补偿机制建设重要性的教育,充分认识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选择适合的补偿模式。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标准,依据生态环境保护标准确定补偿模式。第一,通过横向转移支付的方式进行补偿;第二,由政府投入,并采用水土保持补偿机制;第三,采用循环利用的模式。

(3)规范生态补偿机制。首先,构建由生态控制区、生态恢复区、生态防护区组成的生态保护区机制。其次,完善现行政策措施,总结经验教训,实现生态补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再次,生态补偿机制,按照由点到面的原则,分步推进,逐步实施。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4)整体推进,分步实施,统筹规划、科学保护。不断完善现有政策措施,总结经验,由点到面,努力实现生态补偿的制度化、规范化。

5构建适应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和要求的市政债券制度

5.1生态市政债券是指以城市政府为发行债券主体、通过资本市场公开发行的生态环境治理债券主要用于城市公共实施建设,污水、垃圾处理、城市绿化、改善空气质量等。

5.2创新市政债券体制发行市政债券是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它关系到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的重新划分,也涉及到法律制度修订和经济政策调整,需要创新市政债券体制,建立完善的市政债券管理体系及监督机制。

(1)完善市政债券发行的配套政策。第一,实行市政债券投资收益的减免税政策,以吸引机构与个人投资者投资。第二,向商业银行开放市政债券市场,允许商业银行投资市政债券。第三,通过市场交易,提高市政债券的流动性,降低投资风险。第四,建立有效的市政债券的发行与担保机制。第五,运用合理的担保结构,落实担保及风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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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贾 超（1982—），男，九江学院旅游学院讲师，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企业管理；史术光（1981—），男，九江学院旅游学院讲师，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江西九江 332005）

本文系2012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反馈基模分析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的系统研究”（GL1234）阶段性成果。

2008年初，江西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战略构想，是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是为了保护好一湖清水美景，也是为了争取国家政策项目支持、加快经济社会更好发展的一大关键点。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由此成为国家战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处于京九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接地带，是中央关于加快发展沿干线铁路经济计划带的构想之一。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不仅可以带来优化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双赢，而且符合统筹城乡发展、造福子孙后代的科学发展要求，同时关乎鄱阳湖地区以及江西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将有利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我国东南腹地生态环境的改善。

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现状

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季节性淡水湖。江西全省流域面积97%的江河水注入鄱阳湖，其中赣、抚、信、饶、修五大河流多年平均入湖水量有1285. 7亿立方米。鄱阳湖作为世界重要的生态湿地，草美花香水秀，水产物种丰富，珍稀鸟类众多，有150多种鸟类在鄱阳湖国家级候鸟保护区栖息越冬，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保护区。受季风气候影响，鄱阳湖是一个季节性变化很大的吞吐型湖泊，其年均降雨量为1636 mm、多年平均水位为12. 86m。每年春夏之交，湖水猛涨，湖泊面积有3841平方公里；冬季，湖水则剧降，湖面骤然缩小，这是鄱阳湖面积仅140平方公里，固有“洪水一片，枯水一线”的说法。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枯水期长，严重影响了鄱阳湖地区生态环境。2007年，湖水水位突破了历史最低点，持续干旱，湖区上千万人饮水困难，湿地面积缩水，越冬候鸟及其他生物的数量因为随之减少，候鸟越冬栖息环境恶化。

鄱阳湖区46个县处于江西的中北部。该区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区，气候温暖湿润，光照充足，四季分明。区内地形东、南、西三面高，北部低，成为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向北开口的巨大盆地；地貌以平原、低丘岗地为主。该区是我省主要商品粮、棉、油料及淡水产品生产基地，亦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和淡水养殖基地。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极端天气事件愈渐频繁。2007年受降雨长时间偏少影响，鄱阳湖水域面积从最高4000 km2一度减少到不足50 km2，碧波千里的湿地却面临巨大的干旱危机，而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却严重影响了鄱阳湖水生环境，水质污染严重，造成湖泊环境承载力越来越小。鄱阳湖区还属于长江中下游血吸虫病疫区，血吸虫病一直困扰着湖区群众，影响了沿湖地区经济发展；都昌、永修和星子等县的环境破坏使得大风、沙尘灾害时有发生，鄱阳湖生态调和能力下降，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有增无减。这一切都助长了鄱阳湖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问题分析

（一）污染防治任务艰巨，污染减排压力持增

随着江西省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流域内水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环境监测数据表明，部分河段水环境污染过度，尤其是城市河段，鄱阳湖部分点位已经轻度富营养化。危害空气质量污染因素有增无减，一是能源消费结构仍以煤炭为主而相对较高的污染物排放强度没有减弱，全省酸雨现象仍然严重。二是日益增多的机动车辆必然使机动车尾气污染开始成为污染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固体废物污染控制也需要加强。

随着金融危机影响后经济发展快速恢复，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全面开展，全省化学二氧化硫和需氧量都出现了较大的新增量，减排工作面临较大的压力；由于相对粗放的发展模式、环境保护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一些城市污水处理厂不能日常运行还有配套管网建设的滞后，生活化学需氧量削减量远远小于新增量；三是企业为降低经营成本，想方设法漏排、偷排，甚至不使用治污设施，将环境成本转嫁为社会成本，逃避治污责任，这无疑使得减排工作更加难以进行。四是随着污染减排工作的力度加大，可供我们利用、施展的重大工程减排措施空间越来越小，总量控制体系的改善与发展，减排考核指标也会随之更加严格、更加全面和完善。

（二）森林防护欠缺，湿地植被破坏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滥砍滥伐和不合理开发利用森林资源，以及毁林开荒、开矿、修路，一度造成环鄱阳湖区森林资源再生能力下降，森林植被和地表都遭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破坏。我省虽进行了林权制度的改革，加快绿化造林的进程，森林植被面积、森林资源有所回升，但森林的质量较低，主要表现在：（1）森林覆盖率低，仅仅是全省的2/5；（2）森林种植比例不合理？熏防护林种植面积远远小于经济林面积；（3）针阔混交林和阔叶林面积小，针叶林面积大；（4）森林总体单位面积蓄积量低森林种植不够均匀密布。由于林地资源减少、森林资源质量的持低，森林保持水土、涵养水源、防风固沙、调节气候的功效被大大消减，生态环境平衡也被破坏。

（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完善

鄱阳湖区生态环境治理必须要有法律法规的保证，但由于鄱阳湖区体制欠缺、管理行为不协调、经费条件制约等原因，立法滞后、执法方面不严格，鄱阳湖区生态环境治理的法律法规建设仍然难以满足现实工作的需要，如2004年3月实施的《江西省鄱阳湖湿地保护条例》，作为我国湿地保护过程中意向重要按法律成果，虽然加强了对鄱阳湖湿地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的规范化管理，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条例》只对鄱阳湖湿地区域排污总量实行严格控制，却没有具体规定其上游地区排污控制量。《条例》没有明确湿地保护区管理机构对区内土地、水、渔业等资源的管理权力。《条例》没有明确对征占用湿地的行政许可事项，出现了湿地征地“无人能管”的现象。相关部门对有关法规的执行力度不够，如在鄱阳湖区虽然实行季节性轮休鱼禁港制度，加强了渔政管理，但由于湖泊面积辽阔，管理难度大，滥捕滥猎现仍然存在，使得渔业资源的保护难以全面开展。

（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作用有限

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已成为世界趋势。20世纪80年代，江西省政府对公众参与鄱阳湖区生态环境治理开始了规范与鼓励。经过近30年努力与实践，鄱阳湖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公众度有了较大的提升。但是，总体来说，目前鄱阳湖区生态环境治理主要是依靠政府力量获得的成效。公众参与在其中的贡献却十分有限。与发达省份相比，江西省民间环保组织总体规模小、团队数量少、发挥作用小。从参与方式上看，公众参与鄱阳湖区生态环境治理的方式与渠道都较为有限，主要通过少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环保专家的提案、建议和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基本上都是间接、被动的参与方式，而不是直接、自觉、广泛的参与行为。从参与内容上看，目前公众参与鄱阳湖区生态环境治理主要为末端参与和微观参与，主要在参与宣传教育方面较为活跃，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还有待提高？熏，例如事后举报、受害者投诉；而在预案参与和宏观参与方面则相对落后，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其价值取向、政府开发艰涩项目的决策与实施过程等方面的作用可谓微不足道，开发建设项目的决策与实施过程等影响力十分有限。从参与保障来看，目前鄱阳湖区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并没有真正形成制度，大多是由政府支持、组织和发动的，一些法律法规体系虽然对公众参与的权利作出了有关规定，但大多过于条例化，也没有明确对公众参与的保障等等，使得公众参与的制度建设基本上还是纸上谈兵。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对策

（一）加强污染防治和主要污染源物总量减排

加强主要污染源物总量减排，加大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投入，完善污水处理网点。通过污水处理厂的建设、推进完成2015年所有市县和重点镇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85%的目标，加强对企业节能减排、污水处理后再排放的监督与管理，从源头杜绝污水进入鄱阳湖的可能；抓好重点治理工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通过优化发展降低污水排放总量。实行重点行业环境准入管理，提高产业准入门槛，鄱阳湖地区工业企业必须按照国家要求做到持证排污和达标排放；提高污水处理科技水平，奖励企业污水处理科研发明，利用经济手段、科技手段、政策手段切实提高鄱阳湖地区污水处理率。

（二）加快林业建设，提高森林覆盖率和质量

根据建设生态江西的总要求，以绿色GDP理念为指导，控制经济活动对于环境的改变在适当范围，使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生活富裕、环境生态文明。一是推进长江防护林的建设，贯彻落实退耕还林和防沙治沙等国家政策；二加强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河源头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工程建设，做好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工作；三是加强森林防火、森林病虫害防治和森林管护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熏为实现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63%的目标，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措施：一、实施平原林业工程，加快绿色地带、城镇绿化、农田防护林建设等，发展鄱阳湖地区平原林业，推进村旁、宅旁、路旁、水旁植树造林工程建设；二、加快建设绿色通道工程，注重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交通沿线两侧的防护林建设，为此，要将其绿化经费直接纳入政府工程预算，同时还要加大绿化工程的财政投入；三、着力建设乡村绿色工程，激励当地农民保护家乡青山绿水的主观能动性，抓好乡村的绿化美化抓建设四季常绿、经济与生态环境共同持续发展的新农村；四、建设好城镇美化工程，进一步推动城镇美化，加快城镇基础设施的完善，注重城镇工业园区地的再绿化，扩大城镇绿化面积，采取工程措施、生物措施、科学技术措施以改善城市绿化问题。

（三）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增强公众环保意识

鄱阳湖区的生态环境既是珍贵的经济资源，又是重要的环境资源。涉及多个管理部门，同时多部法律法规体系交叉涵盖。在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又不能忽视环境的保护与生态的平衡。因此，需要特别注意鄱阳湖区生态环境问题的处理，要站在鄱阳湖流域的整体角高度上，制定出一个科学、全面、系统、法定的总体规划以更好地促进鄱阳湖区生态环境的开发与保护。此外，由于鄱阳湖区面积较大，涉及的城市、县级行政范围较广，在管理过程中难以明确区分责任范围，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按照《江西省鄱阳湖湖湿地保护条例》，加强对湖区进行合理开发与保护，对一切违反《条例》的行为都要严惩不贷。鄱阳湖区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要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并落实生态环境的普查评价，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及时公布生态环境开发和利用的相关信息？熏积极指导监督生态环境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并禁止破坏生态环境项目。

从根本上说，社会公众对鄱阳湖区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程度和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支持程度是鄱阳湖区生态环境治理成功的关键。提高公民的生态素质与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奠定鄱阳湖生态保护的社会心理基础。而要强化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一是政府付要发挥组织、指导作用。政府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力军，首先要让生态环境治理意识武装政府工作人员，从上到下地推广生态环境理念，从最根本推动社会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二是要利用宣传教育方式，一方面，把生态环境治理知识加入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内容，让人们从小树立起环境保护理念。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宣传与培训方式，普及湖区居民的环境教育，让人们意识到，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才有可能真正地提高生活水平与质量。

[参考文献]

[1]唐兵.鄱阳湖区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问题与保障[J].安徽农业科学，2011，（6）.

[2]杨励君，刘铭富，刘良源.加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的建议[J].江西农业学报，2009，（1）.

篇12

土地资源的利用问题一直是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许多地区对城镇化发展的实质与内涵的理解存在着误解和偏差。单纯的以建筑设施的数量作为衡量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志，大肆的进行土地开采和建筑建设，没有对土地资源的利用进行合理规划，造成严重的土地资源浪费。同时一些地区当局没有制定提出切实可行的城镇化建设方案，使得土地建设的布局，土地的利用结构相当的不合理，大量土地的利用率低下。

（二）水资源、空气资源的污染问题

城镇化发展使得大量的人口集聚。过度集中的人口对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的要求巨大，大量人口的生产生活垃圾远超过了自然对其的消耗分解能力，而无法得到正常的分解。无法分解的垃圾对生态系统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威胁，而如今排污系统和排污技术的落后使得工业生产的废水废气、人们生产生活造成的废水，大量交通工具产生的废气等问题使得水资源、空气资源的污染进一步加剧。

二、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法规不健全，欠缺执法力度

目前，我国还需在环境保护和生态维护方面加强法律建设的力度。只有健全完善的环境法律、法规，才能为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提供正确的引导，否则环境法律的漏洞就会给破坏生态的任何行为以可乘之机，必须健全环境的法律、法规。在此前提下，才能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国家在对环保问题时，不仅要针对重点的环保区域，还考虑到一些相对较小的、现在还没有引起人们太多注意的区域，要避免立法界限不明确的问题。

（二）环境管理的力度不足，环境保护体系不完善

国家应该建立一个明确的关于城镇化环境保护和生态维护的体系，避免以往一个环境问题牵扯多个部门，各个部门要么互相推诿，要么互相掣肘，以致于管理效率低下，政府要加大环境管理的投入力度，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能再单纯的以GDP来衡量本地区城镇化的发展程度，而不加大在环境治理的投入。依法加强对破坏环境的企业和部门的处罚力度。

（三）政府及个人的环境保护意识不足

与西方的国家相比，无论我们的国家还是我国的公民，都欠缺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因为西方的发达国家经历了传统的工业化城镇化的传统模式，亲身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巨大破坏。我国公民目前对生态环境的知识的掌握程度有限，所导致其自身的环境保护意识不足。政府环境保护意识不足则表现在对于城镇化的生态环境管理时，一般还偏重于经济的发展，对于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企业都还或多或少的存在着纵容，这就在整体上加剧了环境治理的难度。

三、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问题治理的对策

（一）充分发挥政府在治理生态环境问题中的主导作用

政府在治理城镇化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时，要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教育的普及，加大宣传生态环境保护对于城镇化发展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以提高公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如果公民的环保意识普遍较高，则对于城镇化的整体发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有较低的环境保护意识的公民占据社会主流，则会直接制约城镇化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要加强环境的法律法规立法工作，完善环境法律法规体系，以法律为根据，引导有关部门和企业治理生态环境问题。此外，政府还要树立正确的城镇化评价体系，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起来作为城镇化的评价措施。

（二）加强生态环保治理的执行能力，提高生态环保的管理水平

要贯彻和加强环境保护的执行能力，1）要保证环保资金的投入，为环境保护设备的购进，环保队伍的建设提供有力保障；2）要设立专门的城镇化发展的环境监管机构，能在解决城镇化环保问题中起到引导，保障，监督的作用，要制定关于环境保护的措施，引导企业和个人在城镇化发展中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和保护程度，保障城镇化发展中的环境治理工作正常进行，解决环境治理中出现的问题，对城镇化发展的各环节进行监督，对生态环境污染大的企业做出相应的处罚措施。此外，环境监管机构要通过学习以提高其在城镇化中生态环境治理中的管理水平。

（三）走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在对待城镇化发展的问题上，我们要创新思想，摒弃传统观念的束缚，决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转变观念，事先采取措施避免或尽量减少城镇化对生态的破坏和对环境的污染。因此要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所谓新型城镇化道路，就奔着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高效的利用自然资源为城镇化发展服务，从总体上改善生态环境的质量，减少环境的污染；同时城镇化发展要以科学为依托，提高科技水平，大力创造和发展环境保护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