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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指农业土地经营者以所承包农地的经营权为抵押来获取信用向金融机构融资的一种资金融通形式,为破解农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背景下农户融资难、难在无抵押的困境提供了一种新型农地金融形式。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试点工作证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有效推动了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但由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还属于试点阶段,部分地区存在法律禁止、农地评估体系不健全、评估机构缺乏和农村社保未跟进的问题(胡晓农,2009;陈晓夫和李孟军,2010),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借贷博弈行为,导致农地经营权抵押借贷市场不完全成功,造成部分金融机构遭受不良贷款损失。因此,本文通过运用博弈理论,建立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探讨分析影响两者借贷博弈行为的因素,以此探索规范农地经营权抵押借贷行为、完善农地经营权抵押借贷市场、推进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发展的建议。
二、博弈模型说明
(一)博弈模型的前提假设
博弈的参与人为农户和金融机构,两者都是理性经济人,也是风险规避者。将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划分为两类,即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和传统贷款(传统抵押或担保贷款和小额贷款)。博弈双方在博弈过程中所拥有的信息集具有不对称、不完全的特性。农户对自身和农地的状况有着深入的了解,对融资经营项目有着充分的认识。金融机构获取信息的渠道则相对单一,只能通过评估机构了解农地的信息,根据农户提供的信用状况和经营项目现状甄别农户的信息。因而,在此借贷博弈过程中,农户处于信息优势地位,金融机构处于劣势,无法轻易地、准确地、完全地获取农户的信息。金融机构的博弈过程成为一个不断修正和调整的动态过程:金融机构根据农户行动获得新的农户信息来修正调整之前对农户的判断和认识再做出行动。即博弈参与双方的行动有先后顺序,是一个动态博弈过程。当然,农户也十分清楚这点,会有意识地采取措施掩饰自己的信用情况、经营项目风险、还款意愿、农地情况等不良私人信息。基于以上假设,本文为农户和金融机构的借贷博弈行为建立了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
(二)博弈模型的具体假设
对博弈模型的具体假设、相关记号、博弈时序和收益函数的说明如下:
1.N={F,P}为博弈参与人集合,其中F代表金融机构,P代表农户;
2.G={θ0,θ1}为农户的类型空间,θ0表示低风险农户,θ1表示高风险农户,即在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中高风险农户信用差、虚报农地信息、还款意愿低、经营项目风险高等,金融机构不知道农户的类型G,但是知道农户类型G的概率分布p{G=θ0}=α,p{G=θ1}=1-α;
3.M={Ω0,Ω1}为农户的行动集合,也是农户的信号空间,Ω0表示农户申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Ω1表示农户申请传统贷款;
4.D={Φ0,Φ1}为金融机构的行动集合,Φ0表示金融机构贷款,Φ1表示金融机构不贷款;
5.在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中,农地的评估价值为V,用β1和β2分别表示在金融机构预期农户为低风险类型和高风险类型下给予农户的抵押率,且β1>β2,即金融机构根据农地评估价值V和抵押率β确定贷款本金,利率为r,农户融资经营项目的收益为i,金融机构进行贷款风险管理的成本为C,用A代表高风险农户为成功申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所需耗费的额外成本;
6.在传统贷款中,用L1和L2分别表示金融机构预期农户为低风险类型和高风险类型下给予农户的贷款本金,且L1>L2,利率、农户融资经营项目的收益以及金融机构贷款风险管理的成本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中相同;
7.根据博弈时序,第一阶段,农户根据G的取值选择信号m(G)=Ω∈M,第二阶段,金融机构根据观察到的信号Ωk(k=0,1)形成关于类型G的推断π,即πk=p{G=θ0│m=Ωk},1-πk=p{G=θ1│m=Ωk},k=0,1;
8.对于给定的θk、Ωk、Φk(k=0,1),博弈参与人的收益函数和博弈树如图1所示。
三、博弈模型分析
(一)金融机构推断依存的子博弈精炼贝叶斯策略
由于农户和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属于动态博弈,可以采取逆向归纳法的思路,在博弈的第二阶段,金融机构观察到信号Ω0或Ω1,形成推断π0或π1,选择行动d(Ωk)=Φ∈D时,期望收益函数应最大化。
当农户选择申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Ω=Ω0时,金融机构选择贷款或不贷款的期望收益分别是π0(Vβ1·r-C)+(1-π0)(Vβ2·r-C)和0。金融机构选择贷款的条件是贷款的收益大于不贷款的收益:π0(Vβ1·r-C)+(1-π0)(Vβ2·r-C)>0,即π0·Vr(β1-β2)>-(Vβ2·r-C)。由于抵押率β1大于β2,金融机构的贷款收益Vβ·r大于贷款风险管理的成本C,所以上式必然成立,也就是说不论农户的类型,只要申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金融机构就会贷款。
当农户选择传统贷款,Ω=Ω1时,金融机构选择贷款的条件为:π1(L1·r-C)+(1-π1)(L2·r-C)>0,即π1·(L1-L2)r>-(L2·r-C)。同理,上式也成立,即不论农户的类型,金融机构均会贷款。
(二)农户推断依存的子博弈精炼贝叶斯策略
根据博弈第二阶段金融机构选择贷款策略,在博弈的第一阶段,不同类型的农户也会选择最大化期望收益的策略。低风险农户选择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或传统贷款的期望收益分别为Vβ1(i-r)和L1(i-r)。若Vβ1小于L1,将导致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额度过小,农户融资难的困境得不到解决。因此,Vβ1会大于L1,低风险农户选择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另一方面,高风险农户两种策略的期望收益分别为Vβ2(i-r)-A和L2(i-r)。相同的,若Vβ2(i-r)-A>L2(i-r),即A
(三)博弈模型的精炼贝叶斯均衡结果
根据上述两个步骤的分析,若A
四、农户与金融机构借贷博弈行为的影响因素
就目前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试点情况来看,A所代表的高风险农户为成功申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所需耗费的额外成本基本不存在或极小,农户与金融机构借贷博弈的策略组合是混同均衡,农户的申请行为无法传递农户的风险信息,导致部分金融机构遭受不良贷款损失。而要实现农户与金融机构借贷博弈模型的混同均衡向分离均衡转变,关键在于区分高风险农户两种贷款申请策略的期望收益,让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收益小于传统贷款的收益,即Vβ2(i-r)-A
假设贷款到期,E={φ0,φ1}为农户的行动空间,φ0表示农户期偿还贷款,φ1表示农户到期不偿还贷款;O={γ0,γ1}为金融机构的行动空间,γ0表示金融机构选择变现抵押物,γ1表示金融机构选择不变现。农地评估价值的高估部分为h,农地实际价值为V-h,农地价值波动率为f,贷款到期时农地价值为(V-h)(1-f)。以抵押贷款为例,传统贷款到期抵押物的价值为U。农户到期不偿还贷款时,金融机构选择变现抵押物耗费的成本为W,农户自身遭受的信用损失为S。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户与金融机构借贷博弈行为的因素,博弈参与人的博弈树为图2所示。
(一)农地评估机构缺乏,评估价值不准确
由于专业农地评估机构和相关规范的缺乏,农地价值评估中主观判断成分较大,农地实际价值难以合理确定,以致金融机构可能不信任评估机构,进而影响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1.评估机构道德风险
现实中,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评估机构道德风险问题导致高风险农户所需耗费的额外成本A基本为零,其对农户与金融机构借贷博弈行为的影响甚微,博弈模型中也就不存在A。而评估机构按照农地评估价值的一定比例收取评估费用,使得评估机构高估农地价值以获取高额收益的动机较强。高风险农户预测到这一点后,为获得较传统贷款更高的贷款额度会支持评估机构高估农地价值,人为激励了评估机构的高估行为。高估农地价值不仅加大了贷款风险,还可能使金融机构遭受不良贷款损失。
2.农地价值被高估
贷款到期农户不偿还贷款时,金融机构采取变现抵押物的条件是变现抵押物的收益大于成本。确定抵押农地经营权的变现价格需要依据农地实际经营收益状况核定,此价格更接近农地实际价值,也更容易暴露贷前高估农地价值的行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高估农地价值使金融机构变现农地经营权仅能收回相当于农地实际价值的贷款本金,即:V-h
而评估业务的专业性促使金融机构外包该业务以减小成本,农地评估由农业局下属部门独自承担使得金融机构难以监管,加之评估机构的道德风险,难以及时根治农地价值被高估的问题。
一旦金融机构遭受损失,信息积累使其在下一次博弈中减少对评估机构的信任、下调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抵押率β,减少贷款本金。当β足够小时,可能导致农户通过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获取的收益小于传统贷款的收益,即:Vβ(i-r)
3.农地价值波动
农业属于弱势产业,受自然灾害、市场变化等风险因素的影响,可能严重损坏农地或地上附着物,造成农地价值下跌。若金融机构在贷前核定贷款本金时信任评估机构,预期农地价值波动率f小,而确定了贷款本金。当风险事件发生后,农地价值下跌,变为(V-h)(1-f)。此时,农户既无意愿也无实力偿还贷款,金融机构选择变现抵押物的前提是:
(v-h)(1-f)-c-w>-vβ-c(v-h)(1-f)>vβ(1+r)
即金融机构变现抵押物的收益大于不变现的收益,如上述第一个式子,此前提显然成立;变现抵押物的收益应该足以抵偿贷款本息,如第二个式子。
实际上,即使贷前考虑了农地价值可能被高估,假设V-h=V,第二个式子变为:V(1-f)>Vβ(1+r),即β(1+r)+f1,金融机构变现抵押物的收益不足以全部抵偿贷款本息,形成贷款损失。此后,信息积累促使金融机构在下一次博弈中下调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抵押率β以降低贷款本金。但金融机构并不能下调所有农户的抵押率,否则将导致贷款本金过低,陷入上述农户融资难的循环,不利于破解农户融资困境也不利于自身发展。
另一方面,农户拥有信息优势,会积极掩饰自身的风险因素,如激励评估机构人为掩饰农地的风险因素,并通过良好的信用状况传递自身诚信的形象。致使金融机构无法合理判断农户的风险类型,耗费更多的成本搜集更多关于农户和农地的信息,或者只择优选取农户贷款,部分满足农户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无法有效破解农户融资难困境。
(二)农地流转体系不健全,变现抵押农地难
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基础是农地规模经营,涉及农地价值评估和抵押农地变现两个方面,农地价值评估的不准确易导致金融机构遭受不良贷款损失,农地流转体系的不健全易造成无法变现农地经营权,给遭受不良贷款的金融机构雪上加霜。
我国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慢,流转中介少,流转信息不畅,农地流转无法按照市场经济法则运作。加上当前缺乏明确的管理部门,农地经营权的登记不规范,农地私下流转、“口头”流转的行为较多,未及时办理相关登记和变更手续,造成农地经营权的法律效用不强,变现力差。当贷款到期农户不偿还贷款,金融机构获取的农地经营权变现率不为100%,即前述金融机构通过变现农地经营权能收回的贷款本金,在农地实际价值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变现率ρ,为:(V-h)(1-f)·ρ。而且当金融机构欲变现农地经营权时,往往因农户的生产、生活问题而受到地方行政的干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也促使金融机构不能变现农地经营权,或为变现需耗费更多成本,即W增大。导致金融机构为继续追讨未归还贷款而采用法律手段,耗费更多的诉讼费用和执行成本,而执行成本包括现时的货币费用和未来的时间成本。维权追偿涉及县乡基层,耗费时间长,审判结果执行难,因此最终实现债权的可能性低、成本高,W进一步增大。
另外,现行农村金融机构在运作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时,由于缺乏相关经验,没有结合业务特点,一定程度上照搬大型银行的经营方式和贷款管理方法,促使其经营成本高、效率低,为进行贷款风险管理耗费大量成本C。加之变现率ρ小于100%,当其足够小时,以至变现农地经营权得不偿失:(V-h)(1-f)·ρ-C-WVβ(i-r)。最终影响金融机构开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积极性,甚至拒绝贷款,即不贷款的收益大于贷款的收益:0>-Vβ-C。从而陷入农户融资难的循环,制约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发展。
(三)农村信用体系不完善,农户失信损失小
由于目前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尚未开展,农户的信用状况信息无法及时被金融机构获悉,农户拥有绝对的信息优势,直接导致农户到期不偿还贷款后所承担的信用损失S几乎不存在,后续在与金融机构借贷博弈中的成本不变。农户会掩饰自身的风险因素,传递良好信用状况信息,以获取高额贷款本金。
因此,农户预测到金融机构变现抵押物的收益并不显著大于不变现的收益,选择到期不偿还贷款时无需考虑自身的信用损失,即S为零:Vβ(1+i)-0(S)>Vβ(i-r),即Vβ(1+i)>Vβ(i-r)。造成金融机构为获取真实的农户信用信息,加强农户贷款申请的审查程度,向农户发放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意愿下降,农户贷款难度加大,农户仍陷于融资困境,甚至导致农村信贷规模萎缩。
五、结论及影响因素解决对策
综上所述,由于农地评估机构的缺乏使得现行农地评估价值不准确,不健全的农地流转体系造成难以变现农地经营权,以及农村信用体系不完善导致的农户失信损失过低,致使金融机构在与农户的借贷博弈中处于劣势。出于自身风险和收益的考虑,金融机构开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意愿不强,无法有效破解农户融资难的困境,失去大力发展和扩大试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意义。
为规范农地经营权抵押借贷行为、完善农地经营权抵押借贷市场、推进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发展,首先应加快加强农地价值评估体系的建设,大力发展专门服务于农地评估的专业机构,制定和完善相关评估标准、评估程序和评估方法,充分考虑风险因素,合理确定农地评估价值,引入竞争机制,建立严格的评估责任追究制度,规范评估行为;其次,建立健全农地流转体系,加快建立县乡农地流转交易信息平台,推动流转中介机构市场化发展,健全基层法律仲裁调解机构,提升土地流转纠纷解决效率;最后,大力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加大农户违约的信用损失,改善农户与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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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的,不吸收公众存款,主要从事小额贷款业务的信贷机构。它的产生与发展,引导和鼓励了一部分民间资本从地下活动走向阳光操作,参与和支持了地方经济的运行与建设,并为我国的金融市场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迈出了构建多层次金融体系的新路子,同时为缓解一部分中小企业、微型企业、个体经营者、农户以及自然人客户的融资难问题,助推经济增长,促进劳动就业,普惠中小企业,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作用。然而小额贷款公司由于其自身性质的特殊性、业务范围局限性和客观环境的非兼容性,加之银行业与之合作尚有一定的条件约束,使其在成长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需要加以重视和解决。(文中的有关数据以江苏省的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情况为例)
1.近几年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行成效
1.1引导民间资本规范经营,业务运作规模不断扩大
自2005年我国的第一家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在山西省兴办以来,经过了近7年时间的发展,全国的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总数量持续上升,业务的覆盖面不断扩大,社会的影响力逐步增强。仅以江苏省为例,该省2008年7月份成立了第一家农村小额贷款公司,截止2012年2月份,该省的小额贷款公司已经发展到420家,其中农村小额贷款公司390多家,科技小额贷款公司20多家,覆盖了全省近300个乡镇和部分城市郊区的涉农街道,3年多累计发放贷款2600多亿元,贷款余额已近1000亿元,业务总量已占到了全国小额贷款公司经营总规模的四分之一。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不仅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大胆地普及推广和尝试,而且有效地引导了一部分民间资本通过规范经营走向阳光操作,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民间资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有效地缓解了一部分中小微型企业和农户的融资难问题。目前,该省有56家民营企业排居在全国的民营企业500强之中,其中有27家企业作为发起人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个体、分散的民间资本通过这种有效方式的集聚,较好地发挥了服务社会、众人共享的催化作用。
1.2贷款发放的灵活分散,发挥了信贷盲区的补充作用
从小额贷款公司已经发放的贷款情况看,其主要对象是面向“三农”和中小型、微型企业,以及广大的个体生产经营者,而这正是各家银行都说给予支持但又力度不大,或是一时难以落实到位的信贷盲区的贷款客户。由此看出,小额贷款公司的产生,有效地弥补了这一金融服务的真空层面。目前该省已先后支持了10万多农户和相当数量的中小型、微型企业,充分体现了小额贷款公司“贴近小客户,服务千万家”的正规金融信贷业务补充和助推地方经济有效运行的职能作用,其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业务定位的差异化、客户服务的便利化、贷款利率的市场化特点,正在顺应着众多的中小微型企业、个体经营者以及广大农户的业务需要,较好地发挥了“小额、分散、快捷”的业务特色优势,走出了一条小额贷款公司“江苏模式”的新路子。
1.3遍及城乡的机构布局,形成了普及民众的服务体系
根据该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的发展规划,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机构设置,要分布到全省的每一个乡镇,要惠及到广大中小型、微型企业和城乡居民。其业务触角要延伸到金融机构没有覆盖的广大乡村和边远社区,就是要把有效的资金服务到急需帮助的中小企业和农户、居民手中。为此,该省金融办提出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要到经济欠发达、不发达地区设置小额贷款公司,江南地区经营效益好、运行规范的小额贷款公司要到苏北欠发达地区去增设分支机构,发挥好资金的跨区域“输血、造血”功能,成为当地农村金融体系中一支很有生命力和深受中小、微型企业和广大农户欢迎的信贷补充力量。
1.4简明快捷的业务处理,有效释放了助推经济的能量
相比于银行而言,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流程较为简洁明了。在业务流程的设计上,每笔贷款的处理也划分了前台调查和后台审查,但在具体操作上却采用后台前移的方法,前、后台信贷人员一起到客户单位去进行贷前调查。如遇特殊客户和特殊业务时,公司的决策岗人员也会一起到客户单位去进行现场调查,现场议定贷款的可行性,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以最短的时间给客户一个贷与不贷的明确答复,极大的方便了广大客户的业务需求,创出了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特色,深受广大贷款客户的欢迎,较好地发挥了小额贷款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虽然我国《担保法》、《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或禁止,或避而不谈,但随着新农村的建设导致农民融资需求与日俱增以及国家批准成都、重庆两个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使得实践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现象层出不穷。在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具体完备的规范性文件指引的情况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推动的新一轮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浪潮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系列风险。
一、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之风险
(一) 信贷市场风险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是一种突破现有法律法规约束的制度,在没有一套统一完备的规范对其加以规制的情境下,地方政府往往各自为政,增加该领域的信贷市场风险。此外,由于农作物产出收益的不稳定导致抵押人无法偿还到期债务的可能性就很大。加之土地承包经营权存在变现风险,使得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二) 民生风险
现阶段农村土地依然承载着较强的社会保障功能,失去土地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失去生活保障。对于经济条件不甚好的农民来说,他们虽有利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融资的需求,但基于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其不敢抵押贷款,而这又反过来限制了农业的多样化发展及其自身经济条件的改善。更多的情况是这部分农户虽然进行了抵押贷款但由于到期不能偿还债务,此时银行实现其抵押权就导致社会保障风险,即民生风险。
二、 风险防范机制之构建
在还没有出台全国性法律法规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所产生的问题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只能在现有法律与制度框架下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风险防范机制。
(一)信贷市场风险防范机制
信贷市场风险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较为活跃地区的主要风险,为避免形成全国性危机,笔者主张应当坚守分步走的方式,即首先允许城乡统筹试验区在区内进行试点,其次逐步扩大到全部的城乡统筹试验区,再次扩大到经济发达的省份和地区,最后覆盖全国。同时,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市场的相关参与方有必要联立起来,共同促进该市场的平稳发展。
1.金融机构的自我防范
信贷市场风险的受害方首当其冲是金融机构,因此其自身要建立以风险管理为中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体制。
(1)事前审查。首先,以申请人取得地承包经营权为抵押贷款之必要条件,防止权属不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为抵押标的。其次,对于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较高的农户来说,土地的保障功能日渐弱化。金融机构在审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申请时要注意申请人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尽量选择大户。
(2)事中监控。即建立有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跟踪机制。金融机构要尤其关注逾期贷款的催收、贷款合同的展期、债权保全的诉讼时效,及时发现和控制新增风险。并监督贷款去向,确保债务人所取得的贷款用于农业生产开发。
2. 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导致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往往不能获得抵押物详细信息,以致经常出现信贷风险。因此,培育一个健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迫在眉睫。
(1)广泛建立土地交易所。土地交易所可以提供交易场所和充分信息,这一方面能够促成抵押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也为抵押权的实现提供了场所和方式。抵押权人不仅可以通过与抵押人协议折价优先受偿,还可以公开拍卖以其价款受偿。
(2)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与抵押登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既是完善土地交易市场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家庭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首要步骤,既对权利人起着确权和公示的作用,又为政府管理提供依据。有效的确权经验可以借鉴成都市温江市的做法,即先对村里的土地进行测量,由地方国土资源局等相关部门参与,然后将测量的结果公示,以此为依据,再由当地国土局发放各种权证,确保农民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我国《物权法》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行登记对抗主义,笔者认为登记生效主义能够增强物权的公示性,便于利益相关者查看土地权利变动及抵押登记的顺序情况,为是否进行抵押以及抵押合同的内容提供帮助,有利于防止抵押纠纷,从而一定程度上防止信贷风险的产生。
(3) 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评估体系。我国土地市场发展起步比较晚,目前各地尚无专门的土地经营权价值评估机构,缺乏一个相对科学的评估价值作参照。而价值评估是衡量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换价值的必要环节,其对于防范银行信贷风险和最大程度发挥土地融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而价值评估应由独立的第三方进行,在考虑各种自然因素的情况下根据市场供求变化釆取基准地价系数修正和收益还原法来进行确定。在抵押期间,由于土地价值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在承包经营权抵押实现时或者再抵押时,应该对其价值进行重新评估。
3.抵押担保模式多元化
为了能够把农地融资过程中的风险降到最低程度,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农村土地抵押成功的经验,创建多元化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担保。
(1)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共同联保。实践中金融机构在往往青睐于农业生产大户,这对于规模较小又具有融资意愿的农户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在申请贷款时,农户之间可以组成利益共同体,互为对方担保,承担连带责任。
(2)农户与农业企业之间的共同担保。这种担保方式的前提是农业企业能够将自身承包的农地交付给农户进行生产,同时为农户提供销售渠道,确保生产的农产品不滞销。这样就提高了农户承担责任的经济实力,而且由农业企业承担相应连带责任也降低了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
(3)农户与农业担保基金的共同担保。这种模式将承包经营权和担保基金组织的基金作为担保物,承担责任时,贷款农户和该基金组织承担比例责任。
4.发展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是以保险公司市场化经营为依托,政府通过保费补贴等政策扶持,对种植业、养殖业因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的直接物化成本保险。其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农户与金融机构损失。
首先,由点到面推广农业 保险。政府农业主管部门、保险监管部门以及行业协会可通过开办农业风险管理学习班和农业保险知识讲座等方式加强宣传,提高农民对农业灾害风险的认识,提升其投保意识,为农业保险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其次,扩大农业保险财政支出。我国自实行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以来,农业保险取得了长足发展。当前应加大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力度,明确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有针对性地向利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的农户推荐符合其经营项目的保险产品,同时对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经营项目提供或增加保费补贴支持。
(二) 民生风险防范机制——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
对于相当部分农民来说,鉴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供给的严重不足,他们虽然具有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的强烈需求,其出于生存的后顾之忧依然没有很高的意愿去“冒险”,而对于真正敢于“冒险”的农户来说,当金融机构实现其抵押权时,又确实会陷入生存困境。因此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仅能够消除农民对土地的生存依赖,提高其抵押积极性,又能够解决其生存的后顾之忧。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为保证农村贫困人口维系正常生活所需制定的一种保障措施。它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由于其在保障目标上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障功能基本一致,因而可以成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功能的替代制度。诚然,我国自建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来,已形成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初步框架。但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必须予以完善。
1.合理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变动规则
目前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仅体现在食物保障方面,导致了农村低保标准偏低。地方政府应结合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选择科学合理、反映本地区财政状况的测量方法,按照公共基础服务均等化原则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制定科学合理的救助金额。
2.多渠道筹集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地方各级政府要分情况确定由哪级政府财政予以补助。即对极贫困地区的低保资金由中央财政直接转移支付,欠发达地区的低保资金由省级财政补助支付,发达地区的农村低保资金由地方财政负担。此外,大力发展社会捐赠、福彩收益再分配等多种筹资渠道,确保低保资金能够足额到位。
3. 扩大低保覆盖范围
各级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来界定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户范围,事实上,收入水平低于本地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民都应被纳入。如此才能确保广大生活贫困农民获得国家资金救助,保障其生存权。
4. 加强对低保资金使用的社会管理和流向监控机制
当前,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因没有规范的程序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为地方政府的腐败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必须建立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管理监督机制。首先,完善省、市、县农村低保工作机构,使其各司其职;其次,减少审查与资金发放中间环节,严格规范操作程序,保证“应保尽保,不能保的坚决不保”。最后,落实政务公开,通过农村低保信息网络建设、加强宣传教育等途径设立群众监督机制确保农村低保政策落到实处。
当然,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有亟待完善的方面,但基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替代传统土地保证功能的可能性,笔者在此仅对该方面重点探讨。
三、 结语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的决定精神,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必然会掀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新一轮浪潮。面对更大规模的挑战,我国相关法律法规顺应形势,作出修改与完善也指日可待。但是在这一天还没有到来的时期内,在现有法律及制度框架内防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所致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信贷市场的健全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可以共同遏制相关风险的发生,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市场的平稳发展。
注释:
①本文所称土地承包经营权仅指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参考文献:
[1] 惠献波.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潜在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省四个试点县的实证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13(2).
[2] 唐薇,吴越.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制度瓶颈与制度创新.河北法学.2012.2.
[3] 董谦.农业政策性信贷风险的变化与对策.金融理论与实践.2004.4.
地方投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金融创新的产物,是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的(Remy, 2001)。自2008年以来,为应对并缓解国内面临的全球性经济下行压力,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和手段,其中地方投融资平台作为一种债务性融资工具,在弥补地方资金缺口、推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万剑,2013)。
时至今日,这类巨额债务对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困扰。据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地方政府行政债务余额约为30万亿元,日趋严重的地方政府债务累积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经济稳定发展的隐患。另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顺势承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类贷款,虽然扩充了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规模,学界却不能以此为依据来判定商业银行是否处于高效率状态。基于“经济理性”假设,商业银行在拓展中间业务等新的市场空间的过程中变得“懒惰”,在无形中降低了商业银行业务创新能力以及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商业银行综合竞争力的提升(王建旭,2015)。
通过动态地研究商业银行承接地方投融资平台类贷款的经营效率,国外学者认为商业银行中的政府债务融资会“挤出”私人部门贷款,增加银行的“懒惰”效应。Li(2005)通过32个国家政府公共贷款数据的实证检验,认为存在公共资本挤出私人投资的可能性。Bartels(2009)使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观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32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贷款数据,认为政府贷款会挤出私人贷款。
较国外实证研究而言,国内关于政府公共贷款对金融市场发展,尤其是商业商业银行效率的文献相对不足。张志艳(2012)等学者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视角出发,通过静态和动态两种维度观测国内商业银行经营效率,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商业银行寻求利润不能只以赚取利息差为主,应提倡金融改革与创新。唐雪松(2012)对中日两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进行比较性研究,认为中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低于日本商业银行,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商业银行来自于中间业务和金融市场创新能力的非利息收入与净利差水平较高。
然而,国内学者多以案例分析的定性视角研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市场风险,没有将政府公共贷款与银行效率的关系纳入实证研究范畴,缺乏衡量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对商业银行效率影响的经验证据。因此,本文基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的扩张对商业银行运行效率的研究视角,构建了观测我国商业银行在新时代背景下,纳入地方政府投融资贷款业务后经营效率的测度模型。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地方政府融资与我国商业银行
在我国,由于金融体制的因素,决定了商业银行贷款是公司融资所需的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而大多数金融资源受政府所控制,其表现形式为国有性质的商业银行站到金融业界的半数以上(万剑,2013)。基于这一国情,政府政策和资源更为倾向于国资背景的企业、事业单位,而民营企业则较难融资。Brandt(2003)认为,国有银行对非国有企业但款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信贷歧视,国有银行更倾向于贷款给具有政府信用担保的国有企业。陆正飞(2009)将这种现象同宏观经济背景进行匹配,发现信贷歧视在信贷政策收紧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我国的国企尤其是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企业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现代企业必须进行公司化管理,参与市场竞争并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另一方面,一定程度地服从于政府的治理意愿,与国外市场环境相比较多地参与了非市场行为,埋下了非理性经济行为的隐患(李娟娟,2011)。因此,我国商业银行作为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的人,“?H政府”的意识和行为,使得商业银行投放大量银行信贷资金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业务当中,商业银行受到的政府机构直接或间接行政干预导致了大规模的平台类贷款。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较其他中间业务更容易成为国内商业银行青睐。
(二)地方政府贷款与中间业务“挤占”
基于国外的长期经验证据视角,商业银行承接地方投融资平台类贷款的经营效率受到商业银行业务结构分布的影响。Bartels(2009)等国外学者认为,商业银行中的政府债务融资会“挤出”私人部门贷款,增加银行的“懒惰”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调整期,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够健全,商业银行的业绩评价与绩效考核政策仍处在以量定效的初级层面,对于贷款质量的后续评价和追踪评估缺乏相应的联动机制(唐雪松,2010)。地方投融资平台作为地方政府投融资的人,商业银行在“亲政府”的意识下较多地涉入平台资源分配竞争,弱化了中间业务的市场空间,不利于商业银行综合竞争力的提升。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H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影响,承接有此类业务的商业银行更容易发生过度投放贷款。
综合以上两点假设,下面本文将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与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两步实证研究,探求此类贷款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影响。
二、商业银行效率的测度
(一)数据包络分析模型的构建
数据包络分析,即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它属于线性规划方法的其中之一,基于相对效率的概念,将拥有多个相同投入指标和多个产出指标的同类型单位或单元进行分析,评价单位或单元的相对有效性,得出一个投入与产出效率的综合性结论。
假设市场有N家商业银行,每家银行包含p项投入以及q项产出。其经济效率的首先取决于每家银行的最低实际产出成本,通过下列线性规划计算得出。
MinMCi=mi xi ( i = 1,2,…,n)
s. t. xi ≥αX
yi ≤αY
上式中,mi 代表由第 i 家商业银行各种投入的经济价值所组成的 p维向量; xi 、yi 分别表示第 i 家商业银行每种投入量及产出量所形成的向量; X、Y分别表示n 家银行的投入及产出构成的矩阵。
假设第 i 家银行的产出 yi需要的实际生产成本为 Ci ,则:
E=MinMCi /Ci
式中,E 为经济效率,是最小成本占实际生产成本的比重。若 E = 1 ,则银行的实际生产成本正好等于最小成本,此时银行可以最低的成本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即银行的经营是有效率的;若 E
(二)模型中指标与样本数据的选取
本文希望经过数据包络分析来测度商业银行效率值,然后在多元回归模型中将上步结果作为被解释变量。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的特点,笔者在DEA方法模型中,共选取了5个指标,其中投入指标为存款总额、营业费用和固定资产净值,产出指标为银行贷款总额、税前利润总额。
本文的样本为18家A股上市的境内商业银行,包括5家国有银行和13家股份制银行。样本选取的银行属于经营范围涉足全国,其规模、利润水平和影响力等方面在市场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市场代表性。样本数据取自上市公司的年报,此期间为2006―2015 年。样本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部分通过报告和其他信息的计算得出。
(三)样本银行的效率值测度
限于篇幅,在此不对样本银行经营的效率值测度详细描述,数据分析结果(见下页表1)。
分析下页表1可以得出,样本的效率值存在明显波动,观察效率平均值,大致上是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
以上是通过数据包络分析计算出18家A股上市的境内商业银行在2006―2015这十个年份中的效率值,也是本文的通过两步法进行实证探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是否以及怎样影响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第一步。本文的下一步是通过建立一个多元线性回归的模型,将上一步算出的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值看作解释变量,经过多元线性回归拟合以及格兰杰因果性检验的定量测度来检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效应。
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一)回归分析模型中解释变量的选取
考虑到商业银行的经营特性和模型的准确性,本文除选取了地方政府融资类平台类贷款规模这个指标外,还选择了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其他四个因素作为多元回归模型的解释变量。五个解释变量的具体定义分别是:
1.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规模。规模指标的大小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银行贷款总额占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比重,记为 GL(Government Loan)。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的相关数据未得到正式统计和公布,所以本文选取商业银行各年年报中公共基础设施管理类行业的贷款额来近似代替。
2.银行资产规模。总资产可以体现各商业银行的规模大小,因而本文比较某一样本的总资产占全部样本总资产之和的比例来定义各商业银行的规模大小,记为 S(Size)。
3.股权结构。本文中的样本全部为A股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和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了探究不同所有权结构的经营效率差别,在此把股权结构设为1个虚拟变量,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数值设为0,剩余13家股份制银行设为1,记为ES(Equity Structure)。
4.净利差。指平均生息资产收益率与平均计息负债成本率之差,反映?Y金交易过程中的价格行为,体现了商业银行的自身效率。本文将净利差作为反映收取利息的获利能力的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记为 NIM(Net Interest Margin)。
5.非利息收入水平。若商业银行过多依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赚取利差,其中间业务及其他非利息业务的服务水平和能力将会不断下降,因此本文计算各家样本商业银行营业收入减去利息净收入后所得到的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来衡量非利息收入水平,记作NI(No-interest Income)。
(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根据上述,现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EVit= β0t+ β1tGLit+ β2tSit+ β3tESit+β4tNIMit+ β5tNIit+ μit
(j = 1,2…5; i = 1,2…13; t=2007,2008,…,2014)
公式中的EVit表示各个商业银行不同年份的效率值(Efficiency Value),β0t代表常数项,βjt代表各影响因素的系数值,μi 代表随机误差项。
本文使用逐年回归对五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相较于面板回归的优势在于各影响因素在十年中的每一个年份的系数都可得出,从而观察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在不同年份和规模下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和变化,特别是测度政府平台类融资系数值的变化。因此,使用逐年回归的分析方法比采用面板回归更具能达到研究的目的。
(三)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所得的结果
经过SPSS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如下页表2所示)。
从下页表2中可以看出,2006―2015年的R2 都大于80%,表明回归模型可以较好地拟合商业银行效率的变动,因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适合的。从得到的结果可观察出,本文所选的5个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变化的解释因素基本都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虽然,NI和部分年份中的个别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考虑到解释变量间可能存在多重的共线性,可在模型中删除。另外,在结果中值得一提的是,在全部十个年份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GL)的值都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且系数均为负数,这表明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起负面作用,同时表明实证结果呼应前文所做的定性研究。
(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上页表2的实证结果,2006―2015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规模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之间关系均为负相关,说明如果我国商业银行扩大政府公共类贷款的规模会对起经营效率产生负面作用。另外,还需补充说明以下其他解释变量。
首先,??证结果说明股权结构与经营效率呈负相关,即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略逊于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这也与其他一些学者所研究成果是一致,国有银行若要增强竞争力还须深化改革,加强金融创新。
表3揭示了2006―2015年地方政府平台类融资规模对国有商业银行和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表中数值分别为回归模型中GL的系数值。可得到结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负面影响比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更大。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国有商业银行有能力且实际也获得了更多的融资平台类贷款,从而减少了其他类型利息收入业务和非利息收入的业务,使得运行效率较低。
其次,净利差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大规模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就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的获利仍依赖着传统型业务的净利差水平,而非提供表外服务等非利息收入业务获利,结果导致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下降。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会逐步放开银行存款利率的管制,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若按目前状况,我国商业银行会在面对外资银行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
最后,通过进一步研究实证结果,显示主要变量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规模(GL)的系数值的绝对值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
根据对结果中GL系数的分析发现,2006―2009年该系数值呈下降趋势,2009年降至最低,之后开始逐渐回升。这样的结果说明此类贷款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产生的不利影响的程度先增强,之后减缓。究其原因,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政府发起了4万亿元市场刺激计划导致 2009 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规模迅速增长。此时,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受到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增大。但经过2010年政府的限制和整顿后,快速抑制了此类贷款的野蛮增长,因而系数值的绝对值开始下降,对银行经营效率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开始变小。系数值的变化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关系。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主要研究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与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之间的关系。立足于研究结论,笔者认为,监管和治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对于促进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避免大范围的系统性以及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有重要意义。面对未来利率市场化的大趋势,为促进我国商业银行的长足发展,本文结合上述研究、前人研究以及学者的讨论,分别从监管者和银行自身两个主体,提出以下三个观点:
[摘 要] 通过使用2002~2007年商业银行贷款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有经济比重与银行贷款增长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在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存在差异,相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安排中的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更为显著。这表明,中国近年来“所有制信贷歧视”现象仍然存在,这不仅制约了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影响了整个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在于加快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
[关键词] 国有经济比重;贷款增长;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 F830.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2)02―0045―05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and Credit Growth
LI Guowen1,WANG Lihua2,ZENG Guanglu3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2.Department for Strategic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Beijing 100000,China;
3.Department of Law and Public Affairs, Changsha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3,China)
Abstract: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for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from the period of 2002~2007,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e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economy on credit funds allocation. We find that lending growth of commercial banks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economy, implying credit discrimination on private economy. And this positive impa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This shows that there still is the “ownership discrimination” in recent years in China, which not only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private enterprises, also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market economy.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should accelerate financial system reform and develop actively small and mediumsiz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Key words: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economy; credit growth;panel data
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学者们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是:中国经济过去30年来取得的增长奇迹在很大程度上与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分不开的。[1]在民营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逐步提高的同时,民营经济却一直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瓶颈。[2]鉴于银行信贷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商业银行在信贷安排时是否考虑国有经济比重,换句话说,国有经济比重是否会影响银行信贷资金配置,逐渐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现有的文献通常将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与“所有制信贷歧视”联系在一起,但是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3-8]进一步的,考虑到不同商业银行
根据银监会的监管分类,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主要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其中国有商业银行主要是指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其他三类商业银行中,股份制商业银行所占份额最大。除非特别说明,本文中所使用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概念遵循银监会的划分标准。类型,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显然,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发现和解决金融体制中的结构性矛盾,对于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们使用2003~2007年商业银行贷款的省际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基于地区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国有经济比重与银行贷款增长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在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存在差异,相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中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更为显著。
湖 南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2年第2期李国文,王丽华等:国有经济比重对银行贷款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二 研究设计
(一)研究变量设定
本文主要考察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因此我们使用贷款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其定义为第t年贷款增量与第t-1年末贷款余额的比值。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根据产权性质将商业银行进一步划分为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对应的贷款增长率根据产权性质进行相应计算;我们还根据贷款期限进一步划分为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相应的贷款增长率亦包括短期贷款增长率和长期贷款增长率。
我们用国有经济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来衡量国有经济比重这一解释变量。从理论上讲,衡量国有经济比重最全面的指标应当是国有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但是目前没有这一统计数据。比较常见的一个指标是国有经济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中的比重来衡量国有经济比重,但是这个指标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统计年鉴》中“产品销售收入”指标在2005年之后没有报告,与之相近的指标变成“主营业务收入”;第二,也是更为关键的是,这一指标只反映了工业中的国有经济的发展情况,难以体现国有经济全貌。基于上述考虑,我们使用了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这一指标,以期能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国有经济比重。[9]
在参考现有文献的基础上,[10][11]本文还引入了其他可能影响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的控制变量:
(1)经济增长率,商业银行贷款增长可能会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我们用GDP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增长率,以反映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贷款的影响;
(2)资金基础,商业银行的资金基础(funding base)也是影响贷款增长的重要因素,我们用存款增长率来衡量资金基础;
(3)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也可能会影响商业银行贷款,我们用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来控制这种影响;
(4)财政状况,商业银行贷款增长也可能受到所在地区财政收支状况的影响,为此我们用财政收支比率来控制这一影响,该指标根据(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计算得出;
(5)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开放程度也可能影响商业银行贷款增长,我们用各地区外商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
(6)市场竞争,商业银行贷款增长还会受到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我们用除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以外的其他商业银行贷款占全部商业银行贷款的比例来反映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程度;
(7)银行业改革,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包括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公开市场上市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因此本文的控制变量中还包括了银行业改革的影响。(即2005年和此后取值为1,其余的取值为0)。
(二)计量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分析,并结合我国具体实践,我们构建如下形式的固定效应面板模型:
其中,LGi,t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用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率来表示。SOEi,t即国有经济比重,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Xi,t是一组可能影响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率的控制变量,
SymboleA@ i,t是残差项。我们重点关注SOEi,t的估计系数
SymbolbA@ ,如果
SymbolbA@ 显著为正,表明国有经济比重对贷款增长有正向影响,意味着商业银行贷款安排中所有制因素的影响显著存在。
方程(1)式给出的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是一个静态模型,但是商业银行贷款很可能存在着延续性,上年贷款会对当年贷款产生影响,这意味着,在计量分析中考虑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的动态变化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参考了蔡卫星和曾诚等研究结果之后,[11]我们在方程(1)的基础上引入了滞后一期的贷款增长率,考虑如下形式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三 样本及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了中国大陆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2~2007年银行业和宏观经济金融发展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统计》等相关的统计资料进行整理计算。在样本选择上,由于自治区的统计资料不全,因此本文的主要样本中只包含了30个省级行政区,其中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数据还缺失了青海、宁夏的数据,因此在以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数据为基础的分析中只包含了28个省级行政区。在本文所涉及的变量中,贷款增长率、资金基础、银行业市场竞争变量主要根据《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统计》的基础数据整理计算得出,国有经济比重、经济增长率、产业结构、财政收支状况、对外开放程度等变量主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基础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表1描述了各变量的定义性描述及统计特征。可以看出,在样本区间内商业银行在各地区贷款投放总体增长较快,贷款年均增长15%左右,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率约为12%,低于商业银行贷款整体增长率;存款呈现类似趋势,存款年均增长17%左右,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款增长率同样低于商业银行存款整体增长率。在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方面,国有经济比重均值约为37%,标准差约为10%。其他变量的地区差异也较为显著。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我们首先给出静态模型的估计结果,然后给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并依据这些结果考察国有经济比重对商业银行信贷增长的影响。
(一)静态方程估计结果
表2给出了静态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第一项回归是基于商业银行整体贷款的估计结果,第二项回归是基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的估计结果,第三项回归是基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的估计结果。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首先通过第一项回归从整体上考察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然后通过比较第二、三项回归结果来反映这种影响在不同性质的商业银行(在我们的分析中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首先,从表2中第一项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国有经济比重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如果国有经济比重与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可以解释成因果关系,那么该系数就意味着国有经济比重的上升带来了贷款增长率的提高,这说明在本文所抽取的样本期国有经济比重确实对信贷资金配置产生了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置中所有制性质的影响不能忽略,这就为“所有制信贷歧视”现象提供了经验证据。
其次,表2中第二项回归结果显示,就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而言,国有经济比重变量的估计系数同样为正,并且也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2中第三项回归结果显示,与前两项回归结果相比,股份制商业银行回归结果出现一定的变化,国有经济比重变量的估计系数虽然依然为正,但是并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这说明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的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相对不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将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正向影响理解为“所有制信贷歧视”,那么这一结果表明,相比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信贷安排中的“所有制歧视”程度较弱。上述发现从一个侧面为林毅夫和李永军[12]以及李志[13]的观点提供了经验证据,他们认为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相对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被广泛视为中小型金融机构)可以解决中国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困难。
此外,我们还发现,经济增长率以及资金基础与贷款增长率显著相关,这与现有文献是一致的。具体来说,经济增长率越快,相应的贷款增长率越高;贷款基础越大,相应的贷款增长率也越高。[14][15]
(二)动态方程回归结果
表3给出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由于引入因变量的时间滞后项,模型(2)式产生了内生性问题。Roodman[16]指出,对于时间跨度相对于截面数较小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而言,采用Arellano and Bond[17]和Blundell and Bond[18]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tem GMM)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一般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检验GMM估计量是否有效可行:第一个是通过Hansen过度识别约束检验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其原假设是所使用的工具变量与误差项是不相关的;第二个是通过Arellano-Bond的自相关检验对差分方程的随机误差项的二阶序列相关进行检验,其原假设是随机误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第三个是Roodman(2006)提出的拇指规则(rule of thumb),即工具变量数不超过截面数;第四个是如果滞后变量的系数大小在相应的OLS估计值和FE估计值之间,则GMM估计是可靠有效的。
这是因为混合OLS估计通常会导致向上偏误的滞后项系数,而固定效应估计则会产生一个严重向下的滞后项系数(Bond et al.,2002)。根据上述原则,我们认为表3中的估计结果是可靠的:回归的汉森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显示,我们不能拒绝GMM估计中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序列相关检验也表明,统计上不能拒绝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性的原假设;工具变量数没有超过截面数;滞后一期因变量的回归系数也较为合理,以表3中第一项为例,包含所有协变量的固定效应估计和OLS估计中滞后项的回归系数区间为(0.186,0.402),该区间包含了GMM估计的系数0.238,表明GMM估计是可靠的。
表3的估计结果显示,从整体上看,国有经济比重与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在考虑动态影响之后,在本文的样本期国有经济比重影响了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置,这意味着商业银行“所有制信贷歧视”现象依然存在。从不同性质商业银行来看,以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的动态模型中,国有经济比重变量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着“所有制信贷歧视”。就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言,国有经济比重变量的估计系数不仅为正,并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这一结论与静态模型估计结果有所不同。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尽管国有经济比重变量的估计系数差别不大,但是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的国有经济比重变量的显著性却明显弱于国有商业银行,这意味着国有商业银行中的国有经济比重对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可能仍比股份制商业银行更为明显。
五 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2003~2007年商业银行贷款的省际面板数据,我们系统分析了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经济比重与银行贷款增长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银行信贷资金配置中所有制因素的影响显著存在;而且,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在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存在差异,相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安排中的国有经济比重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更为显著。我们认为,上述发现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安排仍然存在着明显的“所有制信贷歧视”现象。
这一研究结论具有直接的政策含义。首先,考虑到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所有制信贷歧视”却忽略了民营经济这一重要地位,形成了对民营经济的严重制约,并进一步影响到整个经济发展。因此,进一步加快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通过有效的政策引导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尽快解决民营经济面临的“所有制信贷歧视”就成为当务之急。其次,在可选择的政策方向上,本文的研究也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相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安排中的“所有制歧视”要更为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积极发展各类中小型金融机构对于缓解“所有制信贷歧视”无疑是一条可行而有效的路径。有关部门下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中小型金融机构,不断健全中小型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切实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在具体的对策措施上,重点应该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力发展各类中小型金融机构,不断健全中小型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切实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我国民营企业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中小型金融机构在制度、规模上与其相对等,与民营企业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当前,相对于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经验,积极发展社区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中小型金融机构,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
二是积极引导中小型金融机构明确市场定位。各类中小型金融机构应充分认识自身的优势和劣势,牢牢把握“立足地方、服务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理念,认真借鉴国外中小型金融机构差异化经营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自身的地缘优势,挖掘企业信用信息,大力开展金融创新,针对中小企业和社区居民的不同特点,开发设计不同的金融服务种类,有效满足民营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
三是为中小型金融机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目前,中小型金融机构仍是“弱势群体”,由于品牌认知度和市场地位较低,致使人才、客户流失严重;一些部门和单位仍对其存在偏见和歧视性存款规定;在服务中小企业过程中,由于发放贷款成本高、投入多、风险大,加上尚未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等原因,中小银行的发展仍面临许多困难和阻力。因此,有关部门要通过利益机制引导中小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要在资金来源、结算体系、机构设置等方面,积极支持现有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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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模型选取的变量包括家长年龄、家长学历(年)、家庭人口(总人数)、在学人数、在外总人数、承包土地面积、去年毛收入、借款用途衣食、借款用途建房或装修、子女教育、治病。运用probit模型分别对农户获取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两种贷款途径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
1 对于获取正规金融途径贷款的影响因素分析:
(1)随着年龄的增长,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难度逐渐增大。年龄的增长意味着未来收入的减少,从而偿还能力会逐步下降,贷款的风险也会逐步增加。
(2)随着在外打工总人数的增加,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难度也会逐渐增大。由于农村一般家庭大部分的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在外打工人数的增加会使得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数目减少,从而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收入;同时一般来说在外打工收入的稳定性要低于在家务农,所以随着在外打工人数的增加,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概率减少。
(3)随着承包土地面积的增加,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可能性逐渐增大。承包土地面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农户家庭的经济实力,承包土地面积较多,说明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更强,从而获取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难度较小。
(4)随着总收入的增加,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可能性增加。收入是衡量一个农户家庭能否最终偿还贷款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收入越高,偿还贷款的能力越强,风险越小,越容易能够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2 对于获取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影响因素分析:
(1)随着年龄的增长,从非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难度逐渐增大。年龄的增长意味着未来收入的减少,从而偿还能力会逐步下降,贷款的风险也会逐步增加。这与对正规金融的分析类似。
(2)随着家庭总人数的增加,从非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难度逐渐降低。家庭人口较多一般具有更强的偿还能力,这种信息较易被非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因此更容易获得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
(3)随着在学人数的增加,从非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难度增加。由于在学人员不能为家庭增加收入,同时意味着一定数量的支出,因此在学人数与获取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
(4)借款用于衣食,建房或装修,子女教育和医疗等方面会比较容易获得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说明非正规金融机构由于信息方面的优势,认为用于这四个方面用途的借款相对风险较低,因此借款用于这四个方面用途的农户获取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难度较小。
随着全球各地通信网络的迅速,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作为新兴技术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这个技术领域里,超宽带技术具有较大的发展前景,从而在我国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目前,超宽带技术在应用中变得越来越成熟,相信在未来的信息网络中将会发挥的重要性的作用。下面结合笔者的工作经验,探讨了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的应用及发展前景。
一、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概述
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是指能够在超宽带的带宽上进行信号的传输。超宽带一词最初使用于美国的国防部,那时是为了利用超宽带技术来实现对某一频率范围内信号的定义。与普通通信方式相比,超宽带技术采用的是一种极短的脉冲信号,每个脉冲信号的持续时间通常只有几十皮秒到几纳秒,在最大数据的传输速率上可以实现每秒几百兆比特。
二、超宽带无线通信的优势
2.1 使用的宽带大、传输速率高
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和其他无线系统相比,具有制造成本低的优势,同时在生产制造过程中所用技术简单,发送功率要比现有的无线系统要低很多。在无线通信系统发展中,其空间容量也更大。在频域上,超宽带无线通讯技术在跨越上具有很广的范围,能够保证在嘈杂复杂的环境中不被检测到,具有很强的安全性。
同时,无线通讯技术具有相当高的穿透力,广泛的应用于检测、定位等领域。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所提供的高速率的无线通讯数据传输速率可以同时满足许多大容量的多媒体流的传输。
2.2 具有高强度的保密性
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采用的信息接收系统是采用的跳时扩频。只有超宽带无线通信系统的接收机知道发送端的脉冲序列,才能在数据信号发射和接收的过程中保证高度的安全性。同时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具有低功率的发射优势,在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的信息时代,很难在嘈杂的环境中被检测到。
2.3 通电情况下耗能低
超宽带无线通信系统在通电情况下,具有耗电量低的优势,超宽带无线通信系统通过连续的发射载波,只需要通过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的脉冲电波就可以成功的达到目标要求,耗电量极低。同时,由于在发射信号的过程中,发射消耗功率很小,会形成很低的噪声干扰,与其他通讯技术之间是可以共融的。
在各行各业的领域发展中。如在军事系统方面的检测、雷达探析、地面穿透雷达等等方面。特比是在雷达探测信号方面,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利用本身的优势,通过无载波脉冲的方式,在穿透能力比其他无线通信技术具有高速率的快速穿透能力,在探测成像系统中广泛的应用。在医疗方面的成像系统、通讯信息系统等等方面,大量地运用超宽带通讯技术。
在家庭无线网中,通过安装宽带网,实现各种多媒体技术之间的数据共享连接,从而在个人局域网中能够进行高速的接收信号。在信号信息检测方面,通过数字成像系统,达到远程控制检查家庭周围的情况,实时检测环境的变化情况,增强居家环境的安全性。
三、超宽带无线通信的局限性分析
综上分析,虽然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具有许多的优势,但在发展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对其他无线系统的干扰,由于超宽带无线通讯技术采用的是非常宽的宽带,造成了超宽带无线通讯技术对于窄宽带系统的干扰,例如对于全球定位系统的干扰。同时,超宽带无线通讯技术也容易受到传统的窄宽带通讯机的干扰。如果超宽带无线通讯的接收门限值低于传统发射机发射的窄宽带信号,在很大程度上就不能满足超宽带的天线以及匹配滤波器的精度要求。除此之外,超宽带无线通讯技术由于接收脉冲的持续时间短,需要控制好内部和外部的噪声,这给信号高速的传输就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四、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的实际应用
4.1 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在家庭和办公环境中的应用
目前,超宽带技术在家庭及办公室等场中应用较多。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人们对家庭和办公环境设备的快捷使用。超宽带技术实现了用无线的方式代替过去各个电子设备间的有线连接,通过大容量的数据转换和传递实现了家庭环境和k公环境的优化。
由于超宽带技术的设备载体具有小巧方便的优点,这样就能够利用计算机的某一个设备来达到整个计算机网络的有效利用。
4.2 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具有极强的隐秘性特点,在军事上领域中能够通过这一技术的应用实现新型雷达系统和无人驾驶飞机的技术革新。目前军事领域中隐身战术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及应用,而超宽带技术能够使得隐身战斗机暴露目标,所以加大军事领域内对超宽带的合理运用是不容忽视的一项重要内容。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具有非常高的精确性,这一特性可以运用于军事领域的定位功能上,通过运用同步脉冲来实现对高速运动物体的有效锁定,具有非常强的实际运用功能。
4.3 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在智能交通信息中的应用
超宽带无线信息技术具有定位准、搜索快的特性,在智能交通中可以利用这一技术制造防障碍物的雷达系统,把这种雷达装载在智能汽车中就能实现智能驾驶。装有这种雷达装置的汽车在驾驶时能够主动提醒司机绕开障碍物,在停车的时候也能给司机提供一些主动的帮助,能够实现司机不停车而进行自动收费的目的。
司机在驾驶这样的智能汽车时能实现汽车的随时定位测量以及各种道路信息的获取,还能够随时获得有效的行驶路线建议。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还可以运用到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构建中,运用超宽带技术的交管系统能够通过超宽带来达到各种通信功能的有效实现。
4.4 有线电视网络中的应用
有线电视网做为一种高效廉价的综合网络,具有频带宽、容量大、及成本低的多种优势,它的发展为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高清晰度电视拥有最佳的视频和音频效果,是数字电视的最高标准。与采用模拟信号传输的传统电视系统存在很大差异。
高清晰度电视对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的应用,使得节目的采集制作以及传输都能实现数字化管理。超宽带技术在数字电视中的运用,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实现电视的高清晰画面,达到高保真的立体声伴音效果,还能实现电视信号的有效存储。
五、结语
综上所述,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相对于其它无线通信技术来说,具有很多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且发展前景较好。近年来,随着超宽带技术不断发展与完善,大部分运营商都开始推出超宽带技术产品,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超宽带技术将会在高速信息网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参 考 文 献
[1]赵丽丽.浅谈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J].数字技术与应用,2011(3):30~31.
(一)监管严、安全性强
安全性、稳健性通常是评价金融服务优劣的关键标准。我国商业银行专门成立风险部门为控制贷款坏账,并不惜成本地为打造贷款服务安全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切实履行稳健的经营理念,力求将贷款坏账的风险率无限地接近“零”。而P2P网贷平台在我国起步较晚,其秉承着重追求创新和业绩的经营理念野蛮地崛起,对贷款坏账安全方面的投入尚少且积极性较差,同时,我国针对这一新兴领域暂未有完善的监管制度,P2P网贷公司打法律“擦边球”的现象时有发生。相比之下,出于经营理念的差异,我国商业银行在严谨的监管之下更能确保贷款资金的安全。
(二)资源丰富
我国商业银行经历了将近40年的发展,积累了庞大的客户资源、资金资源,对其能否顺利开展业务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也是金融机构开展贷款业务的基础。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新推出的新型信用贷款产品“逸贷”2014年上半年累放额达到1213亿元,工商银行面向小微企业的互联网融资产品“网贷通”余额约3000亿元,较年初增加近400亿,已累计向6.5万户小微企业发放贷款1.4万亿元,是目前国内互联网金融领域单体金额最大的融资服务产品。上述这些丰富的资源均是商业银行在互联网环境中的竞争优势。
二、商业银行在P2P网络贷款环境中的劣势
(一)操作不便
出于安全性的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在贷款业务中对贷款人的信用有很高的要求,不仅要求贷款人提供相关身份证明,还要求提供资产证明、抵押物相关材料等,在经过严格的风险把控之后才可以申请到贷款,这些安全防护措施无疑是使操作流程变得繁琐。而P2P网贷平台推出的贷款服务操作便捷十分受用户青睐。
(二)成本偏高
商业银行和P2P网贷公司最终追求的都是利润,相对来说,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较高。为了维护商业银行的声誉,商业银行不惜一切地投入资金提高业务安全性;为了普及其影响力,商业银行无形中也加大了的部门(网点)成本、人力资源成本、产品成本等,而P2P网贷公司借助网络平台,普遍实现线上服务,大大地减少了经营成本。
三、商业银行在P2P网络贷款环境中的机遇
第一,P2P网络贷款平台的野蛮生长态势或将成为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重要力量。有利于加强其自身创新能力,拓展业务渠道。商业银行贷款市场占有率在未来下降将成为趋势,导致商业银行的利润增长速度放缓。警钟已经敲响,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与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逼迫我国商业银行改革前进
第二,P2P网络贷款平台的发展为商业银行贷款业务日后产品创新升级提供了经验借鉴。互联网强大的网络技术以及富有特色的贷款产品和方便快捷的操作平台都为日后商业银行贷款服务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四、商业银行在P2P网络贷款环境中的挑战
(一)P2P网贷对商业银行的信用中介职能的冲击
相对于银行资产业务主要来源的贷款,互联网P2P网贷业务门槛低手续简便,贷款点对点与银行传统银行贷款模式不同属于直接融资,对于一些小、微企业以及需要快速融资的企业提供快捷有效的贷款,并且随着互联网贷款业务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大公司也必将投入互联网贷款业务当中。截止至2014年12月30日,全国P2P互联网网贷平台高达2358家,总成交额3283.64亿元,相较2013年成交额增长267.90%,实现8连增,日均参与人数为7.63万人,相比较2013年上升200.39%,首现8连涨,参与人数不断创历史新高。
表1 2010~2014年商业贷款总额与网贷P2P总额对比数据表
另一方面,互联网贷款发展影响银行的利差收入。近几年随着互联网贷款平台的不断增多,以及门槛低程序简便等优势,使得越来越多的个人以及小微企业愿意选择通过互联网这种途径进行融资,对银行贷款业务形成有效的冲击。
(二)互联网理财产品销售方式对商业银行传统销售方式的冲击
与互联网理财产品线上销售渠道相比,银行理财产品只能通过网点柜台销售渠道就略显单一,而且也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覆盖区域较小,另外银行理财业务起点高,推出的理财业务适合大宗客户而不适合普通大众群体。互联网理财产品交易成本低交易、程序简便、门槛较低适合大众群体购买,大众群体虽然单个资金薄弱但是数量众多,所以互联网理财产品获得了较高的收益。而正是由于互联网理财产品的种种优势威胁到商业银行销售渠道的地位。
随着近几年WLAN热点的快速建设,WLAN网络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目前WLAN网络的建设重点已经从以校园、公共楼宇等公共覆盖区为主的普通放装型覆盖、分布型覆盖方式逐步转向为室外热点、居民小区覆盖,最终将达到无线城市的规划目标。同时运营商对于移动用户“碎片时间”的利用也逐渐重视,不少地区提出了公交站牌、公交车等场景无线上网的建设需求;但目前利用单一的移动通信网或Wi-Fi的无线覆盖,都不能很好地解决公交车等移动载体的无线上网问题。
1 常规的公交无线宽带上网方式及问题
公交无线宽带上网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可以利用2G/3G无线网络上网;
二是利用无线城市建设中的Wi-Fi网络上网;
三是利用即将建设的LTE网络上网。
利用2G/3G无线网络上网,一方面因为移动信号要穿越车体导致损耗加大,信号覆盖质量差;另一方面由于2G/3G传输带宽有限,而采用宏基站的覆盖方式,多个终端共享无线带宽资源,导致用户上网速率慢,用户体验很差。
利用Wi-Fi网络上网,虽然能提供几十兆的上网速率,但存在公交沿线的Wi-Fi信号覆盖质量变化大、上网速率不稳定的问题;同时上网过程中要经过多个AP的覆盖区域,存在着频繁漫游切换的问题,其效果也难以令人满意。
利用LTE网络上网,可以提供相对高的速率,但同样存在信号覆盖质量的问题;另外现有的大部分上网终端并不支持LTE,无法使用LTE网络,存在着兼容性的问题。
如果采用LTE-Fi来对公交车内进行Wi-Fi覆盖,以上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2 LTE-Fi产品及主要功能
LTE-Fi是LTE与Wi-Fi融合的产品,相比于传统WLAN,LTE-Fi集成WLAN AP与LTE CPE,利用无线网络回传,实现低成本WLAN覆盖。相比于MiFi,LTE-Fi属于运营级设备,由运营商部署,支持根据Wi-Fi用户进行认证和计费。
LTE-Fi主要包括两部分功能:WLAN AP和LTE CPE,LTE CPE实现LTE信号的引入和回传链路,WLAN AP提供Wi-Fi覆盖,提供终端用户的接入和网络访问。该类产品主要利用移动信道快速提供Wi-Fi覆盖,从而满足有线网络资源缺乏而移动网络信号良好区域的无线上网需求。
3 站台及车内Wi-Fi覆盖方案
3.1 公交站台Wi-Fi覆盖
对于公交站台的覆盖,建议采用室外AP的覆盖方式,AP置于附近建筑物顶端或外墙,也可挂于使用公交站台附近的公交站牌等处,天线可以选用全向天线或面向公交车道的120定向天线。AP与网络的传输连接优先选用有线提供宽带,在有线宽带提供困难的地方,可考虑利用LTE回传,用LTE-Fi覆盖。
3.2 车内Wi-Fi覆盖
正如前面所说,利用室外AP的覆盖方式,存在着信号质量差和漫游的问题。因此车内Wi-Fi覆盖,可在公交车上安装天线,利用LTE-Fi中的CPE部分接收车外的LTE信号,而LTE-Fi中的WLAN AP覆盖公交车内,LTE-Fi设备布置在车内合适的地方。
LTE-Fi覆盖优点如下:
(1)采用LTE移动信号回传,相比原来WLAN固定接入回传的方式,大大增加了WLAN应用的灵活性,扩展了WLAN的应用场景;
(2)公用移动系统具有完善的移动性管理,通过移动回传信道的漫游与切换可很好地解决WLAN AP覆盖的漫游和切换问题;
(3)利用LTE-Fi实现Wi-Fi覆盖,一方面可以提高车体内信号的覆盖质量,另一方面可以解决LTE建设初期原2G/3G终端和LTE的兼容问题。
3.3 应用效果
中国移动在杭州等城市公交线开通TD-LTE网络,把TD-LTE网络转换为免费的Wi-Fi信号。体验期间,用户(包括三大运营商的)只要使用支持Wi-Fi信号的智能终端设备,就可以通过车内和站台安装的LTE-Fi设备(LTE转Wi-Fi的终端设备),全程免费上网,不限流量。为了保证公交车上每个LTE-Fi用户的良好体验,中国移动设定每个用户上网最高速率为4Mb/s,每辆公交车上多个用户共享由两台LTE-Fi设备提供的平均网速为30Mb/s的4G网络。测试车上的第三方软件显示,公交车上路测的最高网速达到近80Mb/s,基本稳定在30Mb/s以上。体验期间,许多人反映公交车上LTE-Fi网络稳定,网速很快,上网、看视频体验极佳。网络下载速率最高达到500kb/s,相当于4Mb/s速度,比手机GPRS网络要快许多。
武汉虹信通信以自主开发的多款LTE-Fi产品,先后在宁波、青岛等地进行了LTE-Fi的接入测试及相关应用测试,测试效果良好。
4 LTE-Fi在无线宽带建设中的应用价值
4.1 满足多种特殊场景的WLAN覆盖需求
LTE-Fi主要应用于移动场景,以及固定场景中有线传输接入困难的场景。LTE-Fi可以弥补有线传输的局限性,其灵活布网的模式,可以适应不同无线或移动场景需求。
(1)移动场景:公交车等移动场景,解决传输接入困难的问题。
公交车、地铁、火车等移动场景Wi-Fi覆盖具有战略意义,后续还存在广告等深度合作的机会。LTE-Fi可以解决移动场景WLAN接入难题,为乘客提供本线路信息和广告的WLAN查询,实现移动视频监控应用,有效弥补有线传输的不足。
(2)固定场景:有线接入困难的固定场景,解决WLAN快速覆盖的难题。
对于有线传输难以接入的场景,比如景点、核心城区的公交站台等,有线传输无法接入或成本高、周期长,LTE-Fi可实现WLAN快速覆盖。
(3)小流量场景:公交站台、街边店等热点的流量不高,AP热点有线传输投资占比高,传输成本高,建设周期长。利用LTE-Fi即插即用(快速、低成本覆盖)的特点来建设,可大大提高WLAN覆盖率,对运营商品牌提升具有战略意义。
(4)应急数据通信场景:LTE-Fi具有即插即用的特点,可以作为WLAN热点探针使用,避免热装冷用;可以“临时”部署,进行故障紧急处理和快速开通的应急数据通信;也可应用于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场所。
4.2 将成为LTE初期建设的重要模式
随着3G网络的建设完善,网络终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手机为例,绝大部分手机都是支持3G制式的有Wi-Fi接入功能的智能手机。但由于在LTE网络建设初期的两到三年里,支持LTE终端设备的主要是LTE数据卡,将极大地限制4G网络的推广,降低LTE网络的利用率,这势必会成为LTE发展的重大障碍。
LTE-Fi属于系统融合类产品,利用移动通信系统3G/LTE提供回程传输信道,WLAN实现覆盖。LTE-Fi的应用不仅符合运营商网络融合建设的建设思路,而且由于支持WLAN网络已成为笔记本电脑、智能终端、智能手机的标配。在LTE建设初期,用LTE提供回程传输、WLAN实现覆盖的LTE-Fi可以很好地解决TD-LTE终端少、2G/3G手机终端不兼容LTE的问题。LTE-Fi可以实现3G手机也能用4G网络,这将会是运营商的一种重要建设模式,也会成为运营商LTE市场推广的卖点。
4.3 在行业信息化领域具有扩展应用价值
行业信息化已经成为电信运营商的重点业务领域,运营商市场正力求向企业信息服务、家庭信息服务、行业信息服务等领域拓展。
LTE-Fi不仅可以应用到公交行业领域,还能应用于智慧城市、数字城管应急系统、平安城市等信息化建设,也可应用到多个行业领域的无线宽带建设中。LTE-Fi在提供覆盖的同时,还可以拓展广告等增值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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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7-0118-06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资金投入对于新常态下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缩小城乡贫富差距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长期以来,农村金融供给总量不足、供求错位与结构不合理、服务效率低下,农民融资面临较大供给约束,资金的匮乏已成为严重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桎梏。然而农户缺乏金融机构认可的抵押物而难以获得抵押担保资金,农户“贷款难”和银行“难贷款”的矛盾日益加剧,严重制约新常态下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明确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2014年11月、2015年8月,国务院相继出台《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等多项文件,明确指出,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并允许“稳步推进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试点,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加大对“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
随着以承包地经营权抵押为特征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不断推进和深化,国内学者围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曹|等[1]、兰庆高等[2]、林乐芬和沈一妮[3]分别对宁夏同心、陕西高陵、辽宁法库、江海等地金融机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试验效果进行分析测算,认为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开展能够激活土地的资产功能,而农地作为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赋予其融资功能,将农地经营权作为有效抵押担保品进行融资,可以缓解供给双方信息不对称与信贷风险,破解农户抵押难、担保难、贷款难的难题,为解决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不足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曲福田和陈海秋[4]、叶剑平等[5]也指出通过建立健全的土地产权流转机制以及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发放,能够促使土地产权有序流转,产生规模化经营。在农户的资金借贷需求及影响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因素方面,明道江[6]、田代臣和王骄阳[7]的研究表明,农户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对资金有很大的需求,尽管农户的收入水平差异很大,但农户的资金需求均无法得到满足。惠献波[8]通过实地调查,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较好地契合了农民正规信贷需求,农户普遍具有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于丽红等[9]利用辽宁省的数据实证分析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土地面积、家庭年收入、贷款利率和对政策的认知、家庭人口数是影响农户农地抵押贷款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马鹏举和罗剑朝[10]则运用宁夏同心农户的调研数据,分析发现户主性别、家庭人口数、土地经营面积、人均收入、社会关系等是影响农户参与农村产权抵押贷款需求的主要因素。
通过梳理文献可见,学界普遍认同农地经营权抵押融资试验作为我国当前农村土地制度、产权制度、担保制度的一种突破和尝试,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农户“贷款难、难贷款”的问题,而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经营和家庭消费中也普遍面临资金借贷需求,并实证证实了影响农户资金需求的决定因素。其中,土地规模和农户收入水平是多位学者共同关注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已有的文献均针对土地规模、收入水平的单向作用研究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意愿的影响,而并未将土地规模与收入水平结合来研究两者在影响农户贷款需求时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因此,本文试图从农户层面考察土地规模、收入水平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并分析二者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交互作用是如何影响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从而深入探讨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验情况,以期完善和进一步推广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提高农村金融支农效率。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假设
大量的文献认为,经营更大规模的土地、拥有更高的收入往往更容易获取金融机构贷款,而经营更大规模的土地也更容易获得高额收入,高收入农户也往往相对更能进行规模化经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土地规模、收入水平是同时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产生作用的。当土地规模、收入水平均处于高水平时,二者具有促进作用,能提高农户贷款需求;当农户收入水平与经营的土地规模不对等时,二者可能存在交互作用,从而影响农户的贷款需求。
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作为充分利用农户持有的农地经营权作为抵押品的支农贷款业务,农地规模的大小对农户的贷款需求具有重要影响。肖轶等[11]指出,随着农地规模的扩大,规模化生产带来各项生产资料和设备的投入也随之增加,农户的融资需求也随着土地面积的增加呈现递增趋势。黄惠春[12]也认为在缺少抵押物的情况下,农户更愿意通过农地抵押获得资金,农户参与农地抵押的意愿也就越为强烈。同时,关于收入影响r户借贷行为方面,诸多学者普遍认为农户家庭收入是影响农户借贷需求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对于借贷的需求明显不同。刘松林和杜辉[13]则特别强调,高收入农户往往较低收入农户表现出更强的农业投资积极性,借贷需求也更强烈。因此,当土地规模、收入水平均表现为高水平时,农户对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越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当土地规模、收入水平均表现为高水平时,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更加强烈。
农户拥有的土地是农户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资产,对于大部分小规模经营农户而言,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远大于其融资功能。惠献波[8]证实了小规模农户依靠自有积累就能够解决资金缺口,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较小。金媛和林乐芬[14]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小规模经营以非农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小农户没有农业投资方面的资金需求。曹|等[15]通过测度不同土地经营规模农户的贷款意愿得出,土地规模较小时,高收入农户比低收入农户贷款意愿强。周小斌等[16]对影响中国农户借贷需求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农户经营规模对农户借贷需求具有正向影响,而农户自有资金支付能力对农户借贷需求有负向影响。因此,当土地规模表现为低水平时,我们预测只有低收入农户可能将农地经营权进行抵押贷款,且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对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越弱。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当土地规模表现为较小规模时,农户收入水平越高,其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越弱。
对于大多数低收入农户而言,其自有资金规模较小,用以维持家庭消费及大规模生产经营面临的资金缺口较大,其以农地经营权作为抵押物获取贷款的意愿往往更为强烈。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当农户收入水平较低时,经营的土地规模越大,其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越强。
2.研究样本和数据获取
本文数据来源于笔者所在团队2014―2015年对宁夏同心县、平罗县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区农户的入户调查,选取的样本均是西部地区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区。调查在当地人民银行、农商行及村委的共同协助下采用四阶段分层抽样方法(省―县(区)―镇―村)进行实地入户调研。样本数据基本代表了西北地区不同经济条件、不同农业类型农户的总体分布特征,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调查累计共获得有效问卷1 272份,问卷内容涉及农户基本信息、贷款经历与评价、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政策落实情况、未来融资需要与打算、意见和建议五个模块。
调研的数据中,农户年龄集中在30―59岁范围内,占样本总数的83.20%;户主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上占比66.30%。总体来说,农户家庭的经营类型主要以兼业经营为主,占比74.20%;土地经营规模较小,20亩以下占比71.10%;农户收入以低收入为主,8万元以下年收入农户占比51.00%。样本农户基本特征情况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本文的一个研究目的是分析土地规模、农户收入及其交互作用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因此本文拟采用包含一个交互项的Logit模型式(1)进行测度,式(2)是估计土地规模、农户收入及其交互作用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效应。
本文拟采用包含交互项的Logit回归对影响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因素进行测度。模型(1)包含主效应变量与控制变量,估计土地规模、农户收入与控制变量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模型(2)包含主效应变量、交互项变量与控制变量,估计土地规模、农户收入及其交互项变量与控制变量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模型(3)包含土地规模、交互项变量与控制变量,估计土地规模、交互项变量与控制变量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模型(4)包含收入水平、交互项变量与控制变量,估计收入水平、交互项变量与控制变量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具体公式如下:
p(y1=1)=Φ(α+β1x1+β2x2+βiother+u)(1)
p(y1=1)=Φ(α+β1x1+β2x2+β3x1x2+βiother+u)(2)
p(y1=1)=Φ(α+β1x1+β3x1x2+βiother+u)(3)
p(y1=1)=Φ(α+β2x2+β3x1x2+βiother+u)(4)
其中,当农户具有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时,y1当农户具有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时,y1取1,否则取0;x1表示土地规模;x2表示农户收入水平;x1x2表示土地规模及收入水平的交互项;other表示其他变量;β1和β2分别表示土地规模、收入水平影响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系数;β3表示土地规模及收入水平的交互作用交互项变量影响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系数;βi表示其他变量的影响系数;u为标准误差项。
从理论上来说,除土地规模、收入水平外,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一般受户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农户对贷款的认知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分析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判断农户家庭土地规模、收入水平及其交互作用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各变量说明及统计性描述如表2所示。
四、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农户家庭土地规模、收入水平及其交互项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在分析过程中,具体运用Stata12.0统计软件对实地调研的农户数据进行Logit回归。模型(1)为控制变量及主效应变量,不含土地规模与收入水平的交互项;模型(2)为控制变量、主效应变量及交互项变量;模型(3)为控制变量、土地规模及交互项变量;模型(4)为控制变量、收入水平及交互项变量。通过对模型(1)―模型(4)进行对数似然比检验,显著性水平均为0.00,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
从模型(1)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不含土地规模与收入水平的交互项变量时,土地规模、收入水平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具有极为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可以说在不考虑土地规模及收入水平的交互效应时,随着农户土地规模的扩大和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随之增强,证明了本文的H1。
从模型(2)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考虑土地规模和收入水平的交互项变量时,农户土地规模、收入水平依然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均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两者的交互项变量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农户土地规模和收入水平的主效应影响下,农户土地规模和收入水平的交叉项并不能显著影响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即农户土地规模与收入水平同时上升,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并不具有显著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从模型(2)交互项的结果来看,尽管其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系数为负,我们有理由猜测土地规模和收入水平的交互项对模型结果存在一定影响。
从模型(3)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农户土地规模的主效应变量及土地规模与收入水平的交互项变量均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产生正向显著性影响,并均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当农户收入较低时,农户家庭土地规模的扩大能增强农户参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积极性,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随之提高,证明了本文的H3。可见,大规模土地经营农户对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较为强烈,尤其是对于规模化经营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是缓解农户资金困难的有力方式。
从模型(4)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农户土地规模和收入水平的交互项变量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具有极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户收入水平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表明,当农户家庭土地规模处于较小规模时,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的贷款积极性并不会增强,其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也并不会提高,证明了本文的H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较多小规模农户而言,其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较小,这项业务较难吸引该部分农户的参与。
此外,我们还发现了影响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其他主要因素。从上述四个模型结果来看,户主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经营类型、村干部、银行职员、贷款经历、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了解度是影响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重要因素,且均通过了1%或5%的显著性检验。其中,户主性别、文化程度,村干部、银行职员、贷款经历、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了解度均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男性户主、户主文化程度越高、有贷款经历的家庭以及有成员担任村干部或银行职员、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越了解的家庭,对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也越强烈。而户主年龄、经营类型均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见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随之降低;农户非农经营较纯农业经营收入较高,对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较低。
五、结论与启示
1.结论
本文运用包含交互项的Logit模型测算了土地规模、收入水平及其交互项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土地规模、收入水平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具有极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农户收入水平较低时,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随土地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当农户家庭土地规模处于较小规模时,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并不会提高。第二,户主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经营类型、村干部、银行职员、贷款经历和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了解度是影响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重要因素。
2.启示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启示:第一,未来各地政府及金融机构仍需不断加大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宣传力度,扩大农户对贷款业务的知晓度,深化客户管理模式,引导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有效需求。第二,针对不同农户需求的差异性特点,依据不同贷款对象和用途划分贷款额度和还款期限,扩大业务惠及面。适当结合当地农户有效融资需求划分差异性贷款额度,充分发挥抵押贷款对较高收入农民的有效性;对大规模经营农户依据其经营能力、还款能力适当实施农业生产专项抵押贷款,适当放宽还款时限,满足农户多样化的借贷需求。第三,加大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补贴力度,从而降低贷款农民的还贷风险。一方面逐步消除中低收入农户的抵押贷款顾虑;另一方面降低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让更多的中低收入农户参与到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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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6-0149-02
根据201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外公布的数据,中国中小企业总数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缴税额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左右,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同时,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由于环保约束加强、人民币持续升值、人工成本上升、贸易壁垒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亦面临着产业升级、再造竞争优势的压力。
一、个人经营性贷款业务与小企业贷款业务的共性特点
1.小企业、微小企业客户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企业生命周期短;同时,由于小企业、微小企业规模小,亦具有对市场信息反应灵敏、“船小好调头”的优势。
2.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企业经营管理的科学性和约束性较差。大部分中小企业为家族式或合作式企业,企业的相关决策行为依靠个人意志,企业决策随意性较强;同时,在市场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中小企业主是中国经济中最具“企业家精神”的群体,其创新精神、吃苦耐劳的品质决定着企业的成长。
3.融资频率高,操作成本高。相对于大企业的“批发”业务,小企业点多、面广、量大,小企业融资需求呈现“数量多、频率高、频率快,周期短”的特点。中小企业的征信成本高,致使中小企业、微小企业融资较难,这也意味着商业银行在与中小企业、微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群体发生信贷业务关系中可以获得较高的贷款收益。
4.核心竞争力不强,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弱。大部分中小企业较大型企业而言,在科技水平、创新能力、营销网络、品牌价值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依托大型企业生存的现象较为普遍。同时,正是由于众多的中小企业、微小企业依托大企业生存,在众多的细分市场领域中小企业、微小企业、个体工商户获得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二、个人经营性贷款业务与小企业贷款业务的比较
(一)贷款发放对象
小企业贷款的发放对象主要为中小企业,其贷款主体为公司,还款主体也为公司,体现的是公司与银行间的借贷关系。个人经营性贷款的贷款发放对象主要为个体私营业主,其贷款主体为个人,还款主体也为个人,体现的是个人与银行间的借贷关系。虽然经营性贷款与小企业贷款的客户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定的交叉,但经营性贷款与小企业贷款在客户群体、产品设计上更多体现的是分工、协作的关系。
(二)贷款担保方面
个人经营性贷款的担保强调个人有效资产抵押;对区域内比较成熟、规范的专业市场及产业集群中的优质客户,可适度采用个人联保、抵押加保证、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质押等多种担保方式。小企业担保方式多样,小企业贷款的担保方案基本上是按高风险等级的客户配置低风险信贷业务品种、采用较强的担保措施;信用等级高的客户担保措施可以有所放宽。从总体上看,采用抵质押方案的个人经营性贷款风险缓释措施较强;基于真实交易背景、真实信贷需求的担保类经营性贷款有助于解决小企业、微小企业客户“担保难”的问题。
(三)贷款期限方面
个人经营性贷款的期限主要依据贷款期限的担保方式和支用方式来确定。抵押类非循环支用的,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以普通商品用房、高档公寓抵押的,最高额抵押的债权确定期间最长不超过十年;以别墅、商铺抵押的,最高额抵押的债权确定期间最长不超过六年;以办公用房、标准工业厂房抵押的,最高额抵押的债权确定期间最长不超过二年。小企业贷款按照贷款种类的不同确定,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最长可达最长十年,中短期贷款一般在二年以内,供应链融资一般在一年以内。
三、发展策略建议
(一)客户层面
1.中小企业客户分布广,建议个人经营性贷款客户选择层面主要立足于在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区域优势明显、受经济波动和通胀影响较小、经营周期相对稳定、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在客户基本面的选择上应突出企业的竞争优势。针对区域内具有比较竞争力优势的“商业圈”、“产业链”及“供应链”中小企业客户进行批量的、系统性开发和授信,有利于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及提升营销效率。
2.建议从存量客户中挖掘经营性贷款客户。从存量客户中挖掘客户具有成本低、针对性强等特点。目前商业银行拥有同业中最大的个人住房贷款客户群体,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客户可以避免商业银行客户资源流失到他行,也有助于提高客户产品覆盖度。
(二)产品层面
1.个人经营性贷款与对公客户贷款具有许多共同点,在营销业务时要加大公私业务联动。对于一时无法具备对公贷款条件的小企业客户和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客户群体,在对公业务方面可以积极争取开立对公结算账户,在对私业务方面可以大力推荐个人经营性贷款。商业银行对公客户中存在许多无贷款的客户,可以从中寻找优质客户营销个人经营性贷款。通过联动营销,有利于推动商业银行存款、结算、贷款等业务的全面发展。个人经营性贷款也可成为了小企业的孵化器,待小企业主成长到一定规模后源源不断地向公司信贷业务输送成熟企业客户,形成良好的资源互补。
2.加强品牌管理,依托建行整体品牌价值实力雄厚的优势,推广个人经营性贷款业务品牌,提高其社会知名度与美誉度。
(三)风险防控层面
1.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异常复杂、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应加强对经济金融形势、宏观经济调控与政策、总行管理政策、竞争对手动向与策略等的研究与解读,重点关注通胀背景下中小企业面临的成本上升压力、人民币升值趋势、制造业企业招工难、产业及环保政策等因素对小企业经营的影响,明晰业务发展策略,在复杂的经营环境中坚持商业银行的风险选择。
2.加强个人经营性贷款与小企业贷款风险控制层面统筹管理机制。一方面,加强个人经营性贷款行业风险管理,严格限制个人经营性贷款投向国家政策、监管部门严控的行业及列入“淘汰落后产能名录”的行业企业,谨慎进入“两高一剩”行业、“敏感性行业”等,加强经营实体企业银行信用记录的分析,严防个人经营性贷款与小企业贷款之间政策套利风险。另一方面,加强对授信业务的分析。借款人及其关联人所经营实体已有对公贷款或已有消费经营类贷款,经营实体企业对外担保金额较大的,在还款能力评价、授信额度确定上要统筹考虑个人经营性贷款经营实体对公授信、对外担保情况,审慎、合理分析评价客户。
3.加强条线的管理和专业化经营中心的建设,专业、专营、专注发展中小企业、微小企业客户。个人经营性贷款经营中要加强专业化建设,保证人员到位,确保在岗位设置上严格按照总行职能要求,细化岗位分工,落实岗位责任,按“专业化个贷中心”的建设要求运作经营,不断提升商业银行服务中小企业、微小企业专业化服务水平。
4.个人经营性贷款授信应从企业基本面、借款人基本面二维分析,强化非财务报表分析来剖析风险。首先,强化调查对借款人第一还款来源的可靠性审查,重点调查企业和借款人的“三表三品”(“三表”指电表、水表和与工资表,“三品”指人品、产品和抵押品),核实客户的生产销售订单、机器设备、产品销售、税费、水电费、支付工资、抵押物、经营者人品等情况,分析判断企业的生产规模,实际生产经营情况,进而分析资金需求的合理性以及现金流还贷能力。其次,信贷方案的设计上,应从最大化加大借款人违约成本的角度入手,强化担保措施,尽可能将借款人及其配偶、关联人的有效资产抵押于商业银行;还款方式的选择上,风险较高、担保措施较弱的客户选择分期还款为主从而逐渐缩小商业银行的风险敞口。再次,在贷款审批环节,应从经济规律、财务逻辑、行业惯例并结合中小企业主个人家庭资产分布、银行交易流水、个人征信特征做认真分析和甄别,审慎决策。
5.在贷中放款支用环节,应审查贷款资金支用的各关键要素是否与贷款合同约定用途一致,对于支付方式、支用金额、贷款用途、贷款期限、交易方账户等因素与合同约定存在差异的,应进一步调查核实,确认交易行为及交易方的真实性,谨防客户因异常资金需求而套取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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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私营、民营经济的日趋活跃,个人投资经营理念的强化,个人向银行寻求融资的行为日渐频繁,形成了当前较为迫切的市场需求,商业银行发展个人投资经营贷款带来了极为有利的市场机遇。对此,中行上饶市分行组成了个人投资经营贷款业务发展课题调研小组,重点对辖内行个人投资经营贷款业务发展的整体状况、个人投资经营贷款业务当地市场需求及同业开展业务情况、个人投资经营贷款业务发展和风险控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开展了深入的调研。
一、上饶市辖内个人投资经营贷款市场分析
1.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猛
近年来,上饶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市场发育较为成熟,社会信用环境较好,个体、私营经济的市场占比不断提升,2005年,上饶市非公有制工业增加值32.7亿元,占全市工业总量的74.78%;非国有投资89.4亿元,占全市固定投资比重的59.79%。根据2005年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全市法人单位共5770个,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法人单位),全市国有企业577个,占全市法人单位的10%;集体企业652个,占全市法人单位的11.3%;非公有制企业4541个,占全市法人单位的78.7%。
2.上饶市消费趋势,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十五”期间,上饶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呈加速增长态势, 2004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23亿元,“十五”期间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人均消费品零售额为2639元,进入全省第四位。因此,上饶市在全省11个设区市中消费市场发展强劲,其增幅、消费水平正不断提升。
3.货币信贷资金的投放同比增多,企业融资环境仍然偏紧
据调查,上饶市企业融资环境仍然偏紧,特别是中小企业仍然存在普遍感到融资困难。目前,金融机构中尚有大量存款未有效地配置到实体经济部分,金融资产的配置效率偏低。突出表现是存差(存款大于贷款的差额)持续增大,存贷差的扩大既反映了存款增长明显比贷款增长快,同时也反映了金融机构贷款的谨慎。由于银行信贷供应趋紧,信贷条件提高,资金向优势项目、优势企业集中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一般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度将不可避免地提高。而作为中小企业和支农主力军的股份制银行和农信社,前者受到宏观政策(如差别准备金率)风险性监管,后者面临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进一步强化,直接影响其信贷扩张能力,适应中小企业特点的金融机构和服务体系发展还远远不够,加上上饶中行较小的市场份额也为该行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二、上饶市个人投资经营贷款业务发总体发展情况
1.上饶中行个人投资经营贷款业务发展情况
截止到2006年6月底,上饶中行个人投资经营贷款余额393万元,占全辖零售贷款余额的0.48%,不良余额为0。
(注:其他包含教育助学贷款、其他消费贷款、个人质押贷款、法人零售贷款、零售委托贷款余额)
截止6月底,上饶中行零售贷款余额、零售贷款新增额均列全省二级分行第一,个人投资经营贷款余额列全省第八。
2.个人投资经营贷款知名度高,适合树立银行品牌形象
近年来,市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个人投资创业的热度也不断升温。然而,创业启动、经营周转和扩大生产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这往往是个人投资者创业或经营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个人投资经营贷款处于公司贷款和零售贷款的中间地带,往往被各家商业银行的公司信贷“抓大放小”战略所忽视。近几年来,随着上饶的个体及私营企业发展迅猛,社会信用环境也正在不断改善。上饶中行推出个人投资经营贷款以来,客户口碑好,市场效应明显,使一些投资者走上创业及展业之路。个别支行已经依靠零售贷款业务(特别是个人购房贷款),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在当地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如果能合理有效地利用个人投资经营贷款业务帮助先富起来的个体及私营企业家们进行创业、投资,必将使中国银行的品牌形象得到大力提升。
3.产品收益高和综合效益较好
个人投资经营贷款在提升银行品牌的同时,也给银行带来了可观的产品收益和银行综合效益。个人投资经营贷款该种贷款品种在零售贷款业务的收益是最高的,目前,一些国有银行对该产品的限定的贷款利率为至少在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10%,而各行可按实际情况对该产品进行自我把握,上不封顶;有的银行分支机构在个人投资经营贷款利率上浮了30%~40%,与执行基准利率上下浮10%(最高可下浮15%)的住房按揭贷款相比,个人投资经营贷款的利润相对较高。在带来较高收益的同时,它还能培养一大批忠诚客户,带来更多的综合效益。上饶中行开办该业务品种以来,虽然贷款余额不大)在整个零售贷款余额占比中不超过1%),但客户整体较优良,该贷款品种未出现不良贷款。
另据调查,个人投资经营贷款业务平均能带来30%~40%的存款,以及结算和工资等中间业务,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拉动公司业务,也能成为后续公司业务发展的后备军。
三、个人投资经营贷款业务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1.法律因素
目前我国在个人贷款的立法方面存在空白,也没有出台个人破产法,这对规范和发展个人投资经营贷款产生不利的影响。再如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化.出现了几种企业转制模式.比较典型的为一些优质大中型企业的管理层收购,原企业管理者纷纷申请个人投资经营贷款用于股权投资,由于《贷款通则》不允许进行股权投资贷款而无法操作。逃废债务的企业改制和劣质企业改制,银行也不应支持。另外,部分民营企业主将公司账户的流动资金划往个人账户进行还贷,这又会牵涉到“公款私存”的法律问题。
2.市场变化快,部分规定不适应业务发展
商业银行总行文件乃至一般指导性文件,各分支行均当作指令性规定。当市场发生变化时,分支行往往不能灵活变通,而一旦采用变通形式,各级内控检查又认定属违规行为。如在客户准入、贷款用途、还款方式个投产品政策与其他相比,均存在较大的差距,导致银行只能忍痛将部分优质客户拒之门外。
3.人员数量和素质尚不能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
由于零售贷款人员紧张和前期业务发展的重点在住房和汽车按揭贷款业务上,相比之下,从事个人投资经营贷款业务的人员缺少,一线业务人员的工作量成倍增加,人员数量的矛盾非常突出。此外,从业务人员素质也有较大差距,目前有的基层银行从事该项业务的人员对消费信贷业务操作模式比较熟悉,但缺乏办理公司贷款业务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该项业务的健康发展。
4.激励机制不到位
目前拓展业务的激励机制仍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存在约束有余、激励不足的现象。虽然各基层银行对零售贷款的业务发展的考核虽然在逐步完善,但对具体的业务人员的考核和激励机制还尚未完全到位。个人投资经营贷款产品从材料的组织到上报所花费的时间和程序,都相当于上报一笔项目材料,而且贷款金额一般都高于住房和汽车贷款申请的贷款金额,相对于信贷员来说所承担的风险也相对大很多,而相应的奖励机制不到位,责、权、利不匹配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对贷款人员工作积极性,以及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产生一定的影响。
5.审批效率
由于有的基层银行个人投资经营贷款审批权在省级分行,二级分行在该产品的设计和报批手续上存在手续复杂和审批时间长的情况,从客户提起申请到上报省行需要的时间较长,失去了一块唾手可得的个贷市场。
6.上级行的政策倾斜
今年以来(特别是广州会议召开之后),江西的一些银行纷纷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个人投资经营贷款专题调研,并专门召开风险管理委员会研究个贷业务的发展问题,出台了关于规范和促进个人投资经营贷款业务发展的意见,将江西省个人投资经营贷款的总体授信政策定位为“明确定位、稳健发展、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由于上饶有的银行此项产品发展较慢,尚未列入省行的试点城市之内,无法及时享受因政策调整带来的审批便利,给发展个人投资经营贷款带了一些政策性的障碍。
四、关于发展个人投资经营贷款业务的建议
1.抓住机遇,制定清晰的业务发展战略
就零售贷款总体而言,当前住房、汽车等消费贷款的发展空间仍然十分广阔,当属第一战场。个人投资经营贷款和小企业贷款较住房和汽车等消费贷款而言,风险相对较高,则属第二战场。由于历史原因,银行现行的贷款条件和公司贷款准入标准很难满足这类企业的要求,而个人投资经营贷款的推出恰好为其提供了一条解决融资需求的有效途径。同时还能依托个人投资经营贷款产品来实现零售贷款业务的转型,缓解个人住房贷款产品发展空间受宏观环境影响对商业银行个人业务产生的冲击。
2.建立灵活适宜的分类指导制度
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特点也各不相同,商业银行应集中有限资源,实行“明确定位、稳健发展、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原则,重点选择一部分有市场的区域优先发展,在人员、费用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同时还支持和鼓励分支行就个人投资经营贷款业务品种首先实施与绩效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促进个投业务的快速健康发展。
3.完善适应个人投资经营贷款特点的风险管理模式
应积极探索和不断完善科学有效的零售贷款风险管理模式,风险管理部应加强研究当地经济发展、市场环境,注重研究个人投资经营贷款的系统性风险、政策性风险、道德性风险,及时做出风险提示,指导开展个人投资经营贷款业务。同时,还应主动协助零售业务部门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机制,实现风险关口前移;应坚持差别化管理的原则,根据不同地区个人投资经营贷款业务发展状况,采取不同风险控制手段。
4.充实信贷人员、加强业务培训
个人投资经营贷款的业务操作人员大部分都是兼职的,专职人员极少,而且业务人员的知识结构也不合理。当务之急是加强对个人投资经营贷款业务人员的培训,使他们尽快具备企业财务、公司信贷、市场营销,以及法律等专业知识,以适应所从事工作的需要。
5.以客户为中心,实行特色化经营、差异化服务
可按照“培育特色机构,发展特色业务”的工作思路,指定一批特色支行、特色客服部,办理特色的零贷产品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另一方面,以客户为中心,根据借款人与商业银行的合作关系及给商业行带来的综合效益进行差异化服务,如对“存贷比”较高的客户、有良好履约纪录的优质客户、中高端客户群执行优惠利率等措施,不仅留住了优质客户,同时也吸引其它优质客户办理业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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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 乾:浅谈金融业个人贷款业务,河北金融,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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