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问题的本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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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产品供给过程中的环保问题早已经媒体的不断曝光，给公众以极为恶劣的形象。这造成一种负面影响：公众对于现代工业的反感增强。全球范围内都有一股力量固执认为现代工业体系与环境是天然矛盾的，不可调和。但这种想法的反面似乎更不能让大家接受。如果所有人现在一律茹毛饮血，恢复一万年前的人类生存状态，大家会更舒服一些吗?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我国工业体系的环保后果，更多是由于其不够现代导致的。一家大火电站的排污量低于相同功率输出总量的一堆小火电站，电价也更低。上规模的生产不仅能够降低物价，还能由于集中处理、便于监督而增加产品环保性。对于华北地区的空气质量，无数小钢厂有明显的责任。

篇2

1.坚持以人为本是高校管理的客观需求。学校的管理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学校管理者对学校进行管理必须使用一定的管理手段。是学校做到培养人才的目标，保证学校的正常运作。学校管理设计到方方面面，包扩教学工作，教学计划，学校后勤等。其中，学校后勤管理是学校正常运作的基础。

2.坚持以人为本是适应时代。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就是指知识经济时代就是以知识运营为经济增长方式、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形态的时代。这就要求学校对于人才的培养要注重创造力，平等和民主。而人是知识的载体。知识经济时代对于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中心工作就是培养人才，这就需要学校采用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

3.坚持以人为本有利于克服传统管理的弊端。以前传统的管理制度和模式存在着对于人性的忽视，存在着很多的弊端。和现在对于人才的要求培养不符合。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改变学校的种种弊端。

二、高校管理现状

1.高校管理缺少民主。在现在的高校管理中，管理过程中的行政化问题比较严重，缺少民主性，不能针对出现的情况及时的做出反应。在高校管理中，不能征求教师和学生的想法，在制定规章制度的时候，往往是脱离实际，不能详细的照顾到每一个方面。教师对于学生管理工作的权利落实不到位。学校领导对于以人为本的理念不能彻底够了解。对于民主不能彻底的执行。在制度制定的时候，不完全的考虑教师和学生的需求。不考虑学生的发展。

2.高校制度不够完善。高校要想做到效果良好的管理，就必须有一套完善的制度。但是在现在的高校中，虽然有着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但是难免还是存在着缺点。比如说：对于学生的管理中，出现任何情况还是一言堂，不让学生进行辨别。在管理队伍的建设中，还有一些考核制度和将成制度不完善。

三、以人为本管理制度的有效策略

1.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要在高校的管理中做到以人为本，就必须对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进行了解。以人为本注重的是民主性和平等性。高校管理人员必须在平时的工作中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入了解学校的各种任务。在任务的执行中贯彻以人为本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了解以人为本的实质，才能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用民族和平等的观念来管理学校，才能保障教师和学生的权益。同时为了落实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教师和学生必须做到提供自己真实的建议和意见。发表自己的真实想法，以便于建立完全平等的校园。

2.注重对于学生的人文关怀。在高校的管理过程中，管理对象最多的就是学生，因此，以人为本理念的落实就必须从学生身上作为出发点。对学生进行的人文关怀管理。第一，在对学生展开管理工作的时候，必须重视学生的地位，必须关注学生的实际需要。比如：关注学生的心理情况，及时的发现学生中存在的心理问题和矛盾，之后再进行解决，教会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用正确的态度对待学习和生活。第二，管理人员要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尤其是新生出道学校之后对于校园生活的适应，我们要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到校园中来，不断的提高学生的适应能力和综合的学习能力。第三，在管理过程中，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尊重学生的尊严和自由，建立一个良好的关机网络，是学生了解管理工作的不易，可以主动的配合学校的管理工作。第四，在平时要大力提倡人文关怀的管理观念，创造一个美好，平等，健康的校园环境。

3.创新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高校的管理制度不是每个学校都是一样，需要体现自己学校的不同，尽心创新。管理制度是否符合人性是坚持以人为本管理的关键。要做到使学生和教会四自觉主动地遵守学校的制度，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采纳学生和教师的意见。学校制度的制定，需要根据教师和学生的意见。要强调学生和教师积极参加学校制度的制定，可以设立意见征集箱，在最大范围内收集学生们对于管理制度的建议，将学生的建议在修订制度中体现出来。也可以通过学校召开职工大会来进行讨论。提前选出教师的代表，让教师对管理制度的修订有一定的权利，代表提出更符合自己需求的制度和方针。第二，让教师和学生对于管理制度做出评价。管理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及时的进行创新，这就需要在每学期末对学校的管理制度进行恰当的评价。学校在每学期末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教师和学生对于学校管理制度的评价，学校根据教师和学生的评价，及时的修订管理制度。第三，高校管理制度的修订一定要遵循以人为本原则，通过不断的创新来保障管理制度时刻坚持以人为本。

篇3

三是必须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石油传统和铁人精神，始终保持员工队伍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旺盛士气。石油传统和铁人精神始终是激励我们奋发有为、不断创新发展的动力之源。只有继承和发扬石油工业光荣传统，高举中国石油旗帜，坚持用铁人精神带队伍、闯市场、谋发展，才能时刻保持高昂斗志，不断增强发展意识，树立良好形象，赢得良好信誉，形成强大动力。

四是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从严治企，科学管理，始终着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改革出活力，管理出效益。我们持续进行结构调整，深化企业内部改革，规范经营行为，强化企业管理，企业整体实力得到明显提升。实践证明，只有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从严治企，科学管理，才能实现管理增效目标。

五是必须坚定不移地促进共同发展，始终保持企业和谐稳定的良好发展环境。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就不可能健康发展。油田勘探开发是指挥部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没有油田公司的增储上产，就没有指挥部的稳定发展。实现共同发展，是全体吐哈人的共同心愿，是构建和谐矿区的必然要求。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共同发展，才能实现吐哈油田整体繁荣稳定。

六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始终关心和依靠广大员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只有充分依靠员工办企业，积极实施“凝聚人心”战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努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员工群众，才能真正实现企业长期稳定发展。

指挥部“十五”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是部分员工的思想观念还不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整体素质亟待提高；

二是人力资源开发不能满足加快发展的需求，队伍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

三是企业管理粗放，与精细化要求有较大差距；

五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突出；

六是社区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距离创建和谐社区的目标尚有差距。

指挥部“十一五”发展面临的形势

未来五年，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也是指挥部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公司的关键时期，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既有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1.宏观环境非常有利。国际能源需求不断增长和原油高价位运行，促进了世界石油工业的加快发展。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能源需求也进一步增长。国家鼓励石油企业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两种资源，拓展两个市场。集团公司高度重视未上市企业的发展，把工程技术服务纳入主营业务范畴，在投资、合作开发、矿区建设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为我们加快发展创造了宽松环境。版权所有

2.内部环境和谐稳定。《共同发展纲要》的签订和实施，为吐哈油田整体协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吐哈一盘棋”、“吐哈一家人”的大局意识和整体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同心协力、同舟共济的氛围日渐浓厚，共同发展的思想基础已经形成。“十一五”油田公司要实现“保38争40”目标，加快三塘湖勘探开发和吐玉克稠油动用，也为指挥部巩固内部市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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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必须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石油传统和铁人精神，始终保持员工队伍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旺盛士气。石油传统和铁人精神始终是激励我们奋发有为、不断创新发展的动力之源。只有继承和发扬石油工业光荣传统，高举中国石油旗帜，坚持用铁人精神带队伍、闯市场、谋发展，才能时刻保持高昂斗志，不断增强发展意识，树立良好形象，赢得良好信誉，形成强大动力。

四是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从严治企，科学管理，始终着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改革出活力，管理出效益。我们持续进行结构调整，深化企业内部改革，规范经营行为，强化企业管理，企业整体实力得到明显提升。实践证明，只有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从严治企，科学管理，才能实现管理增效目标。

五是必须坚定不移地促进共同发展，始终保持企业和谐稳定的良好发展环境。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就不可能健康发展。油田勘探开发是指挥部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没有油田公司的增储上产，就没有指挥部的稳定发展。实现共同发展，是全体吐哈人的共同心愿，是构建和谐矿区的必然要求。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共同发展，才能实现吐哈油田整体繁荣稳定。

六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始终关心和依靠广大员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只有充分依靠员工办企业，积极实施“凝聚人心”战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努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员工群众，才能真正实现企业长期稳定发展。

指挥部“十五”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是部分员工的思想观念还不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整体素质亟待提高；

二是人力资源开发不能满足加快发展的需求，队伍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

三是企业管理粗放，与精细化要求有较大差距；

五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突出；

六是社区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距离创建和谐社区的目标尚有差距。

指挥部“十一五”发展面临的形势

未来五年，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也是指挥部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公司的关键时期，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既有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1.宏观环境非常有利。国际能源需求不断增长和原油高价位运行，促进了世界石油工业的加快发展。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能源需求也进一步增长。国家鼓励石油企业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两种资源，拓展两个市场。集团公司高度重视未上市企业的发展，把工程技术服务纳入主营业务范畴，在投资、合作开发、矿区建设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为我们加快发展创造了宽松环境。版权所有

2.内部环境和谐稳定。《共同发展纲要》的签订和实施，为吐哈油田整体协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吐哈一盘棋”、“吐哈一家人”的大局意识和整体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同心协力、同舟共济的氛围日渐浓厚，共同发展的思想基础已经形成。“十一五”油田公司要实现“保38争40”目标，加快三塘湖勘探开发和吐玉克稠油动用，也为指挥部巩固内部市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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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高美娟（1975- ），女，江苏海门人，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与英语教学；郑荣伟（1971- ），男，江苏金坛人，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江苏 南京 21117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高职院校贫困大学生资助制度的责任伦理研究”（项目编号：2012SJB710006）和2012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实践育人导向的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2SJB880091）的部分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27-0051-02

制度与伦理是社会问题治理的基本路径，要从根本上解决高职院校大学生贫困问题，需要从制度与伦理的双重维度探讨高职院校大学生贫困的应对路径。

一、系统成因：高职院校贫困大学生何以贫困？

贫困不仅是经济现象，也是社会现象与伦理现象。高职院校大学生贫困问题是困扰高等教育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的重要社会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贫困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影响了高等教育的持续、稳定以及整个社会系统的安定、和谐。“贫困”是社会系统运转出现的系统性“病症”。高职院校贫困大学生之所以贫困存在多维原因，最基本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体制方面的原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贫富差距的分化，很多家庭处于经济上的弱势地位。例如，不少贫困生的父母是下岗工人，也有不少的贫困生来自农民家庭。

第二，家庭方面的原因。高职院校贫困生乃至整个大学生群体的经济收入依赖于家庭，家庭状况成为贫困最为直接的原因。从调查来看，家庭致困的情况主要有三种：缺少经济来源、家庭突发变故以及单亲或孤儿家庭。

第三，社会方面的原因。社会排斥理论认为，贫困作为一项社会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排斥的结果，社会通过规则的设定、文化情境、习惯以及交往方式的限制将一部分排除在“游戏规则”之外，让一部分人无法获得应有的经济利益。

第四，个人方面的原因。当前，学生资助制度存在着金融银行企业办理不积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鉴定弄虚作假、奖学金请客吃饭、受助人不愿意参与公益服务、拖欠贷款、受助不感恩、出资人提出资助回报要求等问题。

由于高职院校大学生贫困是多因所致，对其救助也需要通过多途径合力完成。笔者以为，制度设计与伦理关怀是现代社会问题治理的重要路径。制度是硬性的规范化的路径，强调对于普遍群体的原则性的规定，它通过外在的强制力约束保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伦理主要是强调人的内在内心约束，以善恶评价的方式，帮助人们成为好人以及过上好的生活。在现代社会，制度与伦理是两种不同且能够相互配合的治理手段。高职院校贫困生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问题，造成这一社会问题的原因主要有经济体制、家庭原因、社会原因以及个人原因，其基本的治理主体包括了政府、社会（包括了高校）以及个人等，其治理的基本路径主要包含了制度与伦理两个维度。

二、制度设计：高职院校大学生贫困救助的制度之维

制度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是体现现代社会理性化的重要标志。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哈米尔顿认为：“制度意味着一些普遍的永久的思想行为方式。”①可见，“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②通过对个体偏好和行为的分析，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制度就是用来指一个已建立的社会公认的规范体系或关于社会生活某些方面的行为模式，是所有信仰和所有由集合体建立起来的行为方式。

（一）建构资助政策的多元化与立体化

即系统地建构我国高职院校大学生资助制度的策略与政策，对之进行合理规划与顶层设计。高职院校贫困大学生资助制度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学问题，除了受制于经济基础外，它在宏观上与社会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极其紧密，而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则与社会及资助主体的价值观念、道德选择等因素密切相关。目前，全国上下建立了“奖、贷、补、助、减”等多种资助政策。从全世界来看，对于学生资助政策总的趋势是：从无偿资助向有偿资助转变，从以助学金、奖学金为主向以学生贷款为主转变。就我国而言，我国大学生的数量多、结构复杂，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致贫因素存在很大差异，这就意味着需要建立多层次、立体式的救助制度。

（二）建立公正的高职贫困大学生救助制度与机制

经济救助仅仅是高职院校贫困大学生脱贫的经济责任，根本上是实现社会公正。只有当整个社会体系形成公平公正的机制与社会氛围，高职院校大学生才能从根本上解除贫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品性， 法律和制度， 无论它多么有效率和有条理， 如果是不公正的， 则必须改革或废除。”③公正的大学生贫困生救助制度能够妥善地处理好各方的利益关系，平衡各方社会主体的价值趋向，在经济上保障贫困大学生的经济利益，提供合理的经济救助，同时能够实现大学生的心理满足感与认同感。

（三）建立高职院校贫困生发展型救助制度

所谓发展型制度主要建立以考虑学生的长远发展，契合自身专业特征的基础上的制度规范。立足高职院校贫困大学生的发展是制度“以人为本”原则的体现。高职院校贫困大学生在年龄、技能以及心态上都存在广阔的可塑的空间。建立发展型贫困救助机制的目的，一是要充分开发贫困生自身的职业能力与发展潜能，着眼于贫困大学生的长远发展，而不是简单地即时性地经济脱贫；二是在最终发展导向上要以促进贫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在经济、心态、能力等全方位实现能力与技能上的突破。建立高职院校贫困生发展型救助制度就是要将这些内蕴的价值容易其中，“社会的制度形式影响着社会成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个人，以及他们所是的那种个人。”④一时的经济救助不能代替长远的能力建设，一次的经济补给也无法形成规模化的救助效应。全面发展是大学生永恒的价值追求，在全面发展中壮大自身才能够从根本上实现高职院校贫困大学生“脱贫”的目标。

三、伦理关怀：高职院校大学生贫困救助的伦理救赎

制度呈现的总是硬邦邦、冷冰冰的抽象的规则体系，还需要辅之以情感、德性、心理上的关心与关怀，才能够“内外结合”地解决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贫困问题。制度设计与伦理关怀是相互协作、相互支持的。“原则无品德是空的，品质无原则是盲目的”，“好的德性没有法律是脆弱的；但只有正义也不能指导人生，好的法律必须要有好的品性来提供支撑”。制度与德性是相互配合的，共同服务高职贫困生的脱贫。也就说，对于高职院校贫困生救助在制度建设之外，还需要对其进行伦理关怀。

（一）平等地尊重与关怀

高职院校贫困生救助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是各方主体的伦理责任、伦理义务，以培育伦理情感。伦理关怀“就是从伦理的角度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 对人的尊严和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 对人类的解放和自由的追求。”⑤康德的伦理学曾将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表达出对人的尊重，让人真正成为人。对人的关怀根源于内心中把他人视为同类人，视他人为“己”。可以说，伦理关怀真正地将他人作为“真正的生命”予以尊重。贫困生尽管存在经济上的贫困，但它们在人格上依旧是独立的、自主的，不能因经济地位而影响他们的尊严。对于高职院校贫困大学生的伦理关怀应该体现在日常生活中，重在对于大学生“富足”心性的培养，让他们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学校的眷顾、社会的爱心以及国家的关爱。

（二）团结互助，共同“脱贫”

社会是个互助的合作体系，每个人都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人。阿伦特说过，“一切人类活动都受到如下事实的制约，即人必须共同生活在一起。”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⑥，团结互助是现代社会重要的美德。“我们不仅从自己得到发展的倾向的完善本性得益，而且从相互的活动中得到快乐。仿佛是，我们自己的未能培养的部分是由他人来发展的。”⑦贫困大学生相互之间既有贫困成因上的差异性，更多的是在心态以及“脱贫”意愿上的一致性与共合性。高职院校贫困大学生在“脱贫”的路上可以相互鼓励、相互合作，做到信息上的交换与共享，心态上的相互抚慰，经济上的互相支持，以顽强的意志与团结的状态一起摆脱“贫困”。

（三）增进社会宽容，摒弃社会排斥

社会不应当通过各种规则设定、文化习俗、社会心态等各种形式对高职院校贫困大学生进行资源与规则上的限制。团结和谐的社会氛围能够为贫困大学生的救助提供良性的社会氛围与社会条件。宽容是一个社会的重要美德，它意味着对于社会群体的广泛接纳与尊重，而不去考虑对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高低。宽容的社会氛围并不是一朝一夕地实现的，而是需要社会成员拥有宽和的心态，平等地对待高职院校的贫困生群体，接纳贫困并解决贫困。同时，社会大众也需要认识到高校贫困生贫困问题背后的形成机制以及诊治的社会系统性，杜绝以“排斥”的社会心态去共治贫困。

四、结语：制度与伦理的“双轮”驱动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以及改革的不断深化，加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断推进，高职院校贫困大学生的贫困问题将日渐困扰着高等教育系统乃至整个社会。在现代条件下，制度与伦理是高职院校贫困大学生摆脱贫困的基本路径，从外在与内在、行为与内心、硬性与软性、理性与情感等维度为高职院校贫困大学生“脱贫”提供“双轮”驱动。

[注释]

①张旭昆.制度的定义与分类[J].浙江社会科学，2002（6）：3.

②（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38.

③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3.

④（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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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抑制钻井成本增长减少经营风险，保证油气勘探开发投资效益，已成为钻井公司急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K油田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其在钻井成本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措施。

1.研究石油企业钻井成本控制的目的及意义

钻井成本控制是以钻井公司成本作为控制手段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降低钻井成本，进而提高钻井公司整体效益。它是钻井成本管理的重要环节。钻井公司依据单井消耗定额即预先建立一定时期内的钻井成本管理目标，由成本控制主体在其职权范围内在生产耗费发生前及发生过程中对影响成本的各种因素及条件采取一系列预防及调节措施，保证实现成本管理目标[1]。

石油钻井生产规模大、投资多、风险大，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及财力。成本核算及管理工作有其自身特点，表现为单位成本高，成本项目多，钻井成本管理难度很大等。 国内现行钻井成本控制管理方法存在种种弊端，需要寻找更为科学合理的方法对其进行有效控制。

2.K油田钻井成本控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该企业自勘探开发建设以来为发展国家石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及振兴地方经济均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在实行完全成本法进行会计核算的基础上结合钻井行业特点，应用责任会计理论、弹性预算理论及内部会计控制理论总结出适应石油钻井行业特点的“四个单井” 钻井成本管理模式[2]，即单井设计、预算、决算及考核模式，按照年度预算控制成本、费用、投资总额及月度预算控制各项支出的原则以实现成本控制目标。但近几年来K油田钻井成本上升显著， 鉴于此，本文对其进行实地调研，深入分析其在钻井成本控制及具体实施方面存在的问题。

2.1 钻前井身结构设计优化不足

井身结构优化是指在深入认识钻井地质规律，钻井设备日益改进及钻完井工艺技术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改进及完善以往井身结构设计模式。目的在于使钻井作业更加安全、优质、经济、环保，进而取得预期钻探目的及更多的经济、社会效益。油气井井身结构优化包括套管层数、各层套管直径、下入深度及相应各井段井眼直径及套管外水泥返高等。

K油田多数井区产能较低，主要开发区块集中在莫北、石西、石南、陆梁、滴水泉、玛河、彩南、北三台、夏子街、风城、乌尔禾、百口泉、小拐、红山嘴、八区、九区等区块，已探明并开发油气田25个。该油田钻井投资成本日趋增加，如何有效降低钻井投资已成为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井身结构大部分采用浅表套二开制，其应结合自身井区井深相对较浅，机械钻速较快，地层相对稳定，钻遇地层中不存在异常高压层及高压浅气层等特点，优化井身结构设计，满足钻井、地质及采油等方面的要求，实现经济、有效地进行开发，进而缩短钻井施工工期及降低岩屑排量。

2.2 钻中仅运用作业成本法进行成本核算

作业成本法是以作业为基础，以成本动因理论为核心思想的成本计算及控制方法。其以产品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为基本原理，为深化、细化成本管理及改进成本预算方法提供了新思路。钻井成本核算主要包括直接材料费、直接人工费、机械使用费、安全费、科技费、其他费用等六大部分。其占据石油勘探开发成本的30%左右，故成本核算方法必须真实反映钻井成本信息。

作业成本法并非成本控制系统[3]，仅是成本计算系统，故其在钻井过程中仅运用作业成本法进行成本核算势必存在缺陷，如钻井施工能力固定的情况下，因钻井速度快慢导致不同时间相等施工单井负担不同成本。同时作业成本法未能单独考虑直接成本核算及控制方法。因此，其应吸收原有标准成本法中合理成分以充实、完善作业成本法。

2.3 钻后未能及时分析钻井成本增长因素

两千年以来，全球石油天然气钻井工作量与成本呈逐年上升趋势，钻井成本在油气勘探开发总投资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因其高低直接影响勘探开发投资效益。国内石油钻井成本因受物价指数及工艺变化等因素影响亦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在当前形势下分析钻井成本增长因素以研究钻井成本控制措施，对保证企业油气勘探开发投资效益及企业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为了给企业投资决策成本控制提供可靠依据，应收集不同年份钻井成本相关资料， 根据钻井成本变化趋势分析钻井成本项目变化幅度及对钻井成本影响的敏感性以研究变化原因，并参照相关标准分析其合理性及针对性地提出存在的问题和控制措施。

3.改进K油田钻井成本控制的有效措施

在明确K油田钻井成本控制目的及原则的前提下，对其钻井成本控制现状进行深入研究，认识到其现行钻井成本控制存在的问题。以此为基础，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情况，借鉴其它成功企业成本控制经验，进而提出改进K油田钻井成本控制的有效措施。

3.1 优化井身结构

井身结构优化[4]是指在深入认识钻井地质规律，钻井设备日益改进及钻完井工艺技术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改进及完善以往井身结构设计模式。其包括套管层数、各层套管直径、下入深度及相应各井段井眼直径及套管外水泥返高等。

根据K油田实际地质及工程情况，结合环保因素，考虑油水井后期生产、维护等一系列工作提供必要保障条件，制定符合该油田实际特点的井身结构及井

口装置优化方案，从钻头优选、钻井液体系优化、提高钻井液各方面性能以满足安全钻井，尽可能降低钻井总投资，保障井身结构化顺利实施。

具体井身结构优化方案包括井口防喷装置优化、简化，表层套管优化，技术套管优化，油层套管优化。井口防喷装置优化简化原则为保证钻井施工安全前提下，合理对各产能建设区块井口防喷装置进行简化。表层套管优化应满足安装井口防喷器及导流装置需要，封固上部浅水层满足环保要求，封固上部流砂层以保证后续钻井施工安全，部分超浅层井考虑造斜点选择上的需要，水源保护区按照水源保护要求设计表套下深。技术套管优化即通过优选钻井液体系、提高钻井液防塌效果，待各方面完善后逐步取消原有技术套管。由于该油田套变现象较为普遍，油层套管钢级及壁厚均从延缓及防止套变方面进行考虑的，故油层套管优化应从缩小外径方面进行考虑。

3.2 采用作业成本法与标准成本法相结合的成本核算方法

作业成本法并非成本控制系统，仅是成本计算系统，故其在钻井过程中仅运用作业成本法进行成本核算势必存在缺陷，故应吸收原有标准成本法中合理成分以充实、完善作业成本法。

直接材料及人工可采用标准成本法进行计算及控制。即分别制订直接人工标准工时、标准工资率及直接材料标准消耗量、标准单价，根据完成单井数量，即可计算出单井直接材料及人工成本。制造费用可按作业为中心形成资源到作业、作业到产品的两阶段成本分配。资源通常包括原材料、辅助材料、燃料、动力费用、工资及附加费、折旧、修理费、运输费等。由此看来，企业应用作业成本法并不排斥传统标准成本法，相反作业成本法要想发挥最大功能，必须引入标准成本法思想，使作业标准化。通过设定各种标准，不但可在钻前、钻中、钻后计算出某区域的钻井标准成本，还可在钻后分析各个作业的资源利用率及提供服务率，进而有效控制成本，正确评价作业中心及相关部门业绩。

3.3 分析影响钻井成本的主要因素，提出相应控制措施

为确定影响钻井成本的主要因素，企业先根据统计资料比较成本项目变化情况，按不同井别确定影响成本变化的主要因素，后采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差额计算法、比率法等计算各因素影响程度，综合成本中各项因素影响程度根据不同井别计算结果结合工作量比重加权进行确定。

据统计，造成钻井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包括价格、工艺、政策、管理等。价格因素主要指人工工资增加及钻井主材价格上涨。工艺因素主要指水平井技术广泛应用，天然气井工作量增加及低压低渗油气藏开发压裂等增产措施工作量增加。政策因素主要指与国家、地方或中国石油的包括工具、设备摊销标准变化、征地价格变化、安全环保要求提高等对钻井工程造价产生影响的相关政策。管理因素主要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加强造价控制等。不难发现，影响钻井成本各因素中， 刚性因素为价格及政策影响，其难以调整，可控性低。工艺及管理因素可控性相对较高，可通过优化实现成本控制进而提高投资效益。具体控制措施包括加强设计优化，建立钻前效益论证与钻后评价对比考核长效机制，建立全过程造价管理机制，加强造价环节成本控制，实现技术经济一体化管理[5]，加大市场开放程度，规范计价规则与标准，适度控制特殊工艺井数量，优选部署区块等。

4.结束语

以上分析了K油田在钻前、钻中及钻后成本控制具体实施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控制措施。企业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任何成本费用均与人的某种作业活动有关，参与或有权干预此活动的人可对其进行控制。故人为的主观动因具有较大潜力。企业应树立全员参与成本控制与管理的意识，营造“成本重担众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的氛围，使成本控制观念真正深入人心。同时健全全过程钻井成本造价管理机制，提高钻井工艺水平，为合理确定及有效控制钻井成本发挥积极指导作用。成本分析与控制对提高企业投资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企业必须进一步提高钻井成本控制战略地位，以提升其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Gary Cokins.Integrating Target Costing and ABC. Journal of cost management July/August,2002,13-22.

[2]R.Cooper and R.Slagmulder.Target Costing For New-Product Development:Product-level Target Costing.Journal of cost management July/August 2002,36-43.

[3]潘国明.试论企业的成本控制[J].上海企业,2003(1):32-37.

[4]甘升平.优化钻井技术在苏里格气田的应用[J].天然气工业，2007，27(12):71-73.

[5]周广厚,李文魁,王云.酸性气田气井采用组合油管柱的优越性[J].天然气工业,200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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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温室;监控系统;低成本

我国是一个农业型国家，当前在广大的农村，温室农业举目皆是。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逐步由传统的粗放型管理方式转向操作的现代集约化模式，农业科技示范园为示范窗口的现代集约型农业和高新技术应用也正在崛起。开发和研究温室环境智能监控系统是十分必要的。温室智能监控系统能够实现对温室中湿度、二氧化碳等因子的自动监测及控制。加强控制理论与实际生产相结合，引入智能化的方法及知识工程方法，实现人机智能系统控制也将是未来温室控制的发展方向。本文以MSP430F499超低功耗单片机为核心，实现了人机智能对温室系统的控制。低成本温室环境智能监控系统与国内外同类产品相比在成本上有相当的优势。其中设计了智能温湿度传感器的硬件、软件与算法，通用智能终端的硬件与软件;验证了RS-485通信、通用智能终端和智能温湿度传感器设计的正确性;使用MSP430F499单片机，充分利用了该单片机的超低功耗特性和丰富的片上系统，大大简化了硬件电路的设计，降低了功耗，减少了费用，使得低成本设计的实现成为了可能;本系统应用非常广泛，不但可以应用在温室环境智能监控系统中，而且还能满足其它的环境监控系统的要求。

1 温室环境及其控制概述

作物生长收到温度的影响，并且温度是对其影响最重要的环境因素之一，如果作物的生长环境温度适宜，那么作物可以达到最快的生长速度。温度控制主要包括两方面：冬季升温和夏季降温。温室温度的特点是：以外地区温室温度较高和较低的海拔高度和纬度，在时间的昼夜温度和四个季节的变化，太阳辐射的周期性变化;不均匀性的影响下，冷却系统和加热系统的设备布置，室外的天气和温室的不均匀空间分布的因素;由于温室及其周边环境中传导的时刻，对流和辐射换热的方式，再加上它在任何时间将由室内和室外的诸多干扰因素的影响，热源和热辐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不同生长阶段的各种作物的发展对温度的要求也不相同的;温室温度的变化是缓慢和延迟的。

2 本系统湿度控制方案

在试验温度控制系统中，采用湿度传感器来检测温度和湿度，检测结果和相应设定值进行比较，然后再决定是否启动控湿装置。由于温度控制和湿度控制具有一定的耦合性，所以温室的控制中尝试使用的一些对该环境因素影响较大而对其他的环境因素影响最小的调控方案。例如，在夏季强烈的光照和湿度的情况下，由于张开遮阳网对湿度的影响比较小，故而只需要张开内或外遮阳网遮阳。

在冬天夜间和阴雨季节，当光照的强度低于光的补偿点时候，需要进行人工补光。常用的温室补光装置主要有：金属卤化物灯、高压水银灯、白炽灯荧光灯、卤灯等光源。对温室中作物的光照时间和光照度进行控制和调节非常有必要。在冬天的夜晚和雨季时，当光照的强度低于光的补偿点时候，为促进作物的生长需要进行人工补光。可以通过设定的值来控制光照。

3 低成本温室智能环境监控系统组成模式

3.1 组成模式一

该模式使用上位PC机和通用智能终端做下位机组成监控系统，其系统组成框图如图1。

3.2 组成模式二

该模式组成的监控系统主要包括两部分，分为为上位计算机和智能温湿度传感器，这两部分组成的监控系统的组成框图如图2所示。

3.3 组成模式三

该模式采用通用上位PC机与智能终端、温湿度智能传感器做下位机组成的监控系统，其系统组成框图如图3。

4 通用智能终端

通用智能终端的控制器为单片机MSP430，具有8路开关量输入、8路模拟量输入及路开关量输出。其原理框图如图4-1所示。

该系统的温度控制系统是被温度传感器检测，根据室外气象条件和室内温度，与设定值比较，决定降、升温的方法和激活控制装置。冬季提高温度控制是根据温度差的大小，决定暖风机的启动时间，温度差异大，激活时间就会较长。夏天控制冷却是运用递阶控制，当开始第一阶段的控制措施仍达不到规定的要求时，才会启动高一级的控制措施。冷却控制由高到低依次为：湿帘风机系统降温;遮阳网开放;强制通风冷却（当晴天遮阳网强制通风前开）;天窗，侧窗打开，自然通风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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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43-01

对于现今农村中所存在的组织可以分为体制外和体制内两种分类，比较有影响力的组织有基层的党支部以及相关的村委会。在最近几年内，对于农民的组织化思想已经大幅度提高，而且还出现了较多的体制外组织。而对于体制内的组织来说，体制以外的组织在实际发育程度上还比较低。乡村精英因为有较强的社会性资本，并在相应的组织和创新中多脱颖而出，在农村社会资本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有关乡村精英在合作经济制度下的崛起

如今，在农村的土地使用制度中对于土地的安排过分分散，其决定了在实际经营中土地使用必然是分散、小规模的，这将导致了在农业生产上严重出现了低水平的特征。在农业的生产中相关的低水平由相关制度所决定的稳态，尽管在一定的时期内农村的生产水平会提高，但是在最后会总是因为大市场和无法克服的小规模之间的矛盾回到比较均衡的状态。所以，对于农村收入的相关水平总是在生存线左右浮动，而且对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扩大。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农民是很难去克服生产组织的形式所带来的弊端。在此背景下农村合作组织就在不断兴起，对于合作化的运动来说它是由相关政府所引导的，所以在制度的需求上存在着不足。农村合作性经济的崛起，表现了诱导型的创新特征，已经不是由供给者主动性的安排。

二、正式的制度供给已经完全的替代了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

对于农村社会经济的组织数量较多，但是相应的离散度也比较高，依据实际的观察，农村的合作组织的发起和绩效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整个制度供给不足的实际情况下，对于农村经济组织的运转主要依靠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对于社会资本这个理论来说，其起源于对社会网络的研究，其具有社会组织的性质。

对于相应制度的供给不足，乡村精英主要提供了其自身所应有的社会性资本，而这种社会资本在整个社会合作经济中确有不可替代性的作用。第一，对于乡村精英这一社会资本来说其可以充分动员有关社会制度资源。比如，在实际组织的融资中，因为相应的组织严重缺乏法律地位的界定，对于融资问题一直是发展的瓶颈，但是乡村精英可以借助较良好的社会信任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去筹措资金。第二，对于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来说其实可以弥补在契约上可能出现的不完备状况。因为实际制度供给的不足，就会导致信用制度的不完善和信息的不对称性，将使契约双方很难在行为上进行约束。在这个方面就会大大的提高了在相关契约上的纠纷，从而也增加了在信用市场上的费用。在另一个方面，也会使契约双方不能通过有关契约的最优设计，从而形成了相应的约束机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乡村精英具有较好的社会信任度和社会关系，这促使了因为制度不足所带来的契约不完备，可以以个人的信用为基础提供在契约上可能出现的不完善。

三、相关制度演化对相关经济组织的具体走向

在社会资本的分享特征下来分析农村精英的利他动机，就可以充分说明相关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内在原因。当有关制度在双方都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均衡的时候，有关制度才可以有效的运行，但，均衡也是相对的。因为双方的受益和成本在不断变化，所以有关制度就会面临相应的演化和调整。有关合作组织的运行对于乡村精英在社会上的资本有着较强的刚性需求，但是作为一个较理性的经济人来说，相关的精英人士就要使自己的受益趋于最大化。

对于农村有关合作经济的组织进行异化主要有两种情况：首先，有关农村的合作性经济正向资本性企业进行转变。资本企业的本质和相应的合作经济组织在实际的本质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其体现在弱盈利性和非盈利性的有关特征。一旦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之后，乡村精英就会将合作企业转化为以个体的私有权和相关资本核心，来获得较多的受益。日前已经有大部分的组织有合作经济的组织名义。其次，就是有关的行政组织逐渐向合作经济的组织上发展。相处精英如果想要获得较多的社会资本，就要进人体制内，来充分实现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重合，促使经济的相关组织失去独立的性质。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为了保证有关农村合作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以农民为主的宗旨，相关政府要积极解决相关制度不足的重要问题。对于合作组织所要运行的制度性资源，其中主要属性为公众性产品，主要包括在达成相关合作之后要遵循相关制度的运行环境和组织条件，主要表现为相关的财产安全和融资规范以及相关的法律支持等一些基础设施和无形的产品。而对于这些公众性产品一般都是政府提供的，对于农民的组织资源是比较有限的，对于政府的相关组织制度来说是可以使制度创新，使实际的成本上趋于最小化。所以，提供充分的制度性资源有着较强的优势。本文对农村的合作经济与乡村精英、社会资本做了简要的分析和探讨，希望可以给有关人士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林丽琼.破解合作社信贷融资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安排――基于成村镇养猪协会会员联保贷款的案例分析[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6）.

[2]黄岩，陈泽华.信任、规范与网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会资本测量――以江西S县隆信渔业合作社为例[J].江汉论坛，2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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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基本问题

会议第一个阶段对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研讨。知识产权作为特定的主体对其创造成果依法所享有的一种专有权。专有性、地域性和时间性是其基本特点，其中专有性实为法定垄断性。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为“天才之火添加利益之油”。然而，一项好制度弹奏出的动听乐曲总会伴随着不当利用者间或敲打的不和谐音。当今社会，知识产权在市场竞争中常常成为市场主体获取竞争优势和打击竞争对手的重要工具。因此，出于维护社会公正的目的，必须对其使用加以限制。总体来说，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为知识产权提供补充或者兜底的保护，而反垄断法则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规制。

华东政法大学徐士英教授认为，我国的反垄断法已明确规定了对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禁止，学者现在更需要多研究一下具体制度。国外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多是从当事人抗辩的角度来使用。而我国目前的基本定位是公权力的直接认定。公权力与私权利使用之间的关系值得研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黄勇教授认为，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这两个制度都是为了促进创新。前者是通过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来保护创新，后者是从鼓励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人手。而当知识产权这种法律赋予的独占权行使妨碍到公平竞争时。则需要进行平衡。

郑州大学吕明瑜教授从三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即：新经济条件下反垄断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微观规则的确定及确定后的运行。她认为，新经济中反垄断与知识产权的关系愈加密切。两者具有功能上互补性以及方法上的冲突性。可以从三个阶段来解读两者关系。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是生产力较为落后、创新速度缓慢的时期，人们对两者关系的关注有限；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愈加关注知识产权及其滥用，并开始对滥用行为进行严厉规制；80年代至今，两者关系虽仍被高度关注，普遍的规制却在放松。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和反垄断法实施的中国整体立场，吕教授认为由于我国目前有能力实施技术垄断的主要是跨国公司，而竞争机制在我国需要进一步培育，因此我国更应该倾向对竞争机制保护。这将有利于我国知识创新领域的安全，有效地对跨国公司知识产权垄断行为进行规制。

武汉大学宁立志教授认为，知识产权滥用可从三个法律层面进行控制。首先是知识产权法的强制许可、权利无效等内设控制制度：其次来自民法基本原则的外部控制手段，如诚实信用、公共利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等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最后才是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而该层面属于国家公权的介入。万不得已时才应该使用。知识产权与反垄断的关系还体现在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关系上。知识产权保护主要体现产业政策。反垄断法的实施主要体现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关系应该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市场发展状况因事、因时而变。

湖南大学许光耀教授认为。虽然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采取的具体方式不同，但两者都对保护创新有利。从创新的角度看，最终谁最有利于创新就倾向于保护谁。另外。不应因经营者拥有知识产权而推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北京交通大学张瑞萍教授认为，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保护在前还是竞争制度在前关系到执法度的把握。因此正在起草的指南中应当有所明确。华中科技大学郑友德教授提出应思考保护创新是否是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保护的终极目标?创新是制度、理念、产品还是技术的创新?他认为，这两部法有共同之处，更有明显不同的分工，两者最终的目的是保护知识，保护市场动态的竞争机制。

江西财经大学蒋岩波教授举例说明了新技术的出现促进了拥有技术企业对市场的垄断，我国一些名牌企业因为技术落后而处在被淘汰的边缘。这表明了一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知识产权反垄断的问题非常复杂，涉及技术开发市场和具体产品市场的竞争问题。执法者要从两个市场进行考虑，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

国家工商总局竞争执法局宋明同志认为竞争执法、知识产权保护是有一个终极目标的。执法机关的执法是有倾向的。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张占江博士生认为我们需要思考反垄断法怎样才能达到效果最佳，竞争法与其他法律政策的协调问题，执法机构在实际中面临的困难问题。

与会者普遍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并不天然冲突。甚至有许多共同点，尤其体现在两者对创新的保护上。但是。反垄断主要是公权力的行使。政府在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规制时需谨慎。在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孰先孰后的问题上，则具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相对而言我国竞争机制更加不完善，因此提议应优先反垄断执法：有学者则从知识产权对国家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角度出发，倾向于对知识产权进行侧重保护。

二、典型知识产权行使行为的反垄断法问题

会议的第二个阶段，与会代表从不同的视角对“典型知识产权行使行为的反垄断法问题”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王晓晔教授认为，行使专利权被认定为垄断行为的案例中，很多涉及技术标准。专利一旦成为标准，专利权人得在公平、合理条件下向所有潜在市场进入者开放技术；权利人无正当理由拒绝许可或不以公平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专利有可能被强制许可。王晓晔教授认为，参与标准制定的专利权人存在风险，即在不许可或不以公平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专利有可能被实施强制许可。知识产权不是依据竞争法实施强制许可的障碍；解决冲突的方法就是衡量限制对竞争的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是国家权衡知识产权长远利益和短期限制竞争的结果。知识产权限制竞争能否得到反垄断法豁免。取决于限制竞争能否激励创新。在知识产权成为行业标准的情况下，拒绝许可对竞争的影响是长期的、重大的，应当适用反垄断法，但是依据反垄断法实施知识产权强制许可是例外的情况。

南京理工大学吴玉岭副教授作了《交叉许可和专利池的反垄断问

题》的专题报告。他通过对MPEG-2专利池与VISX专利池的介绍和分析，介绍了对交叉许可与专利池的竞争评估架构及对交叉许可与专利池的反垄断政策选择。他认为，交叉许可与专利池大多能发挥一些有益的社会经济功能，少数交叉许可与专利池妨碍竞争，可表现为利用交叉许可与专利池瓜分市场、集体定价、协调定价、限制产量等。对交叉许可与专利池进行竞争评估架构的必要前提是专利权人居市场支配地位。其次要审查专利是否合法有效、能否执行，并且要选择适合评估原则，平衡正负竞争效果。如明显为经营者合谋排除竞争的，应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其他适用合理原则。这中间涉及到其他政策方面的考量，如兼顾产业政策、环境政策等其他相关政策以及社会公益等。在对交叉许可与专利池的反垄断政策进行选择的时候，吴玉岭副教授认为，交叉许可与专利池为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尤其是当互补性知识产权构成产品生产所必需的实质性新技术时。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李剑副教授作了《知识产权何以构成反垄断法上的滥用――评德先诉索尼案》的主题报告。他认为：德先诉索尼案在实体上并不能笼统地认为索尼公司实施了非法的搭售。因为索尼公司在数码相机的设备市场上并不具备市场支配地位，同时在产品的销售中不具备搭售的“单一产品”构成要件，因此在销售设备时不成立数码产品和电池的非法搭售。但是，由于设备市场和售后市场的关联性，设备市场的竞争在售后市场是专有市场时无法影响厂商对于售后产品的定价，从而构成对索尼产品的售后市场的垄断地位，并在售后市场上构成搭售。同时，在数码相机市场快速发展，设备产品未来销售的贴现价值偏小的激励下，厂商有足够的动力对售后产品制定高价格，扭曲竞争。因此，在这一意义上，索尼公司的行为构成反垄断法意义上的非法搭售。

关于搭售，吴玉岭副教授认为搭售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许光耀教授认为如果在产品主市场上不具备垄断地位，那么配件市场的问题不大。极少数情况下，消费者事先不知情或是事后突然涨价，配件本身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市场，这对消费者的选择权造成损害。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生仲春认为在新经济时代搭售几乎随处可在。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便捷的路径到达方式均可视为搭售的一种。搭售本身也可能是一种创新，需要对其适用合理原则进行分析。

宁立志教授向大会提交了《专利搭售许可的反垄断法分析》的论文。他认为。搭售许可在具有很多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具有负面效应。需判断加入专利联营的专利之间是互补性的关系、障碍性关系还是替代性的关系。搭售不仅是法律的问题，还要从技术层面上进行识别和判断。搭售许可往往不是对终端消费者，而是对实施技术的生产企业，因而在相关指南中的“消费者”用词可用“相对方”替代。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李俊明博士提出了超额利润如何举证的问题。湖南大学郑鹏程教授认为要考虑反垄断法与环境政策的关系。

武汉大学副教授孙晋作了《专利权单边拒绝交易行为的反垄断法分析――美国法例视角》的报告。他将专利权拒绝交易行为分为两种类型：“有条件的”或“选择性的”拒绝行为和“完全”拒绝行为来进行分析。他认为，完全拒绝行为，如果专利权人具有市场力量，排除或者实质削弱了竞争对手的竞争能力，并在相关市场产生了反竞争效果，或者直接或间接限制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则应该被给予更多的反垄断关注，除非专利权人有正当理由证明他的拒绝行为是正当的：对于选择性的或有条件的拒绝行为，则应当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分析。

三、我国制定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指南的相关问题

面对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复杂关系和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中的众多热点难点问题，仅有我国《反垄断法》第55条的原则性规定显然有些力不从心，难以正确指引相关的执法行为和企业行为。借鉴国外立法和实践经验，立足我国实际情况，及时制定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的指南成为明确在知识产权领域进行反垄断执法的原则和方法。提高执法透明度的基本路径。

会议的第三个阶段重点开展了对我国制定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指南的相关问题的讨论。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赵国彬同志首先介绍了《关于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的指南》起草的背景、目前开展的工作、基本考虑与指南的大致内容，也回答了与会专家学者的一些疑问。他谈到，考虑到目前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以及部门规章效力的局限性，制定具有指导性的指南比部门规章应更加合适。由于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的时间不长，国内尚缺乏相关案例，因此制定过程中主要还是借鉴一些国外的执法经验，但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下一步还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征求意见。工商总局希望专家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见，也会充分尊重其他主管部门如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意见。

随后，专家畅所欲言，在对指南给予了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黄勇教授提出，指南经过四稿修改很不容易，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及实施问题颇多。如今加上反垄断法的实施，问题更加复杂化。指南与英美国家的成功经验接轨，同时具有中国特色。指南在篇章结构安排上基本配合了反垄断法的体例。要注意的是如何做好三部门执法的协调以及与新专利法第48条的协调。反垄断执法应具总体性，三个执法机构需要进一步配合和磨合。现在有些学者提出指南目前只有28条较简单，如果时间更加充裕，可以加入一些可操作性的东西，当然目前尚没有案例也是一个矛盾。

宁立志教授认为。不能忽略知识产权本质上是一种私权，法律对其保护的手段主要是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因此指南开章名义可对此有所体现。另外，可适当加重从商标法角度的规制。目前指南条文重心是对技术、专利滥用的规制。事实上，商标权的行使在我国也有很多值得反垄断法关注的问题，如长期困扰我国的贴牌生产。国内的企业和劳动者在贴牌生产时付出了几乎100％的劳动，但利润还不到10％，90％多的超高利润都被商标持有者拿去了，从反垄断法的角度考虑，后者是否涉嫌利用商标权的有利地位，而实施了超高定价、垄断利润的行为?另外，商标使用限制也是比较普遍的做法，需要进行反垄断分析。

吴玉岭副教授认为，国家工商总局要注意制定指南的过程，实现部门之间的协调。反垄断法的执行很难，涉及知识产权时就更加复杂，执行起来难度更大。

郑鹏程教授认为指南要解决好本土化和国际化的问题。我国还是一个技术依赖型国家，指南要有中国特色，因此反垄断应该采取较严厉的态度，目前指南体现了这个指导思想，与我国的现实状况相适应。另一个需要解决的是可操作性与灵活性的关系。指南要有操作性又不能过细。可以考虑在指南中加入一些相关的假想案例帮助理解。另外，指南要解决现实与理想的冲突，现在执法机关权限中，对外贸易大部分由商务部来管理。今后需要协调。

南京大学方小敏副教授认为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执法是公力执行还是私力执行，指南中没有涉及。但是一旦操作起来一定涉及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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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发生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少数民族地区大量农民工被迫返乡和大中专毕业生低就业率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使民族经济走出困境，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寻找危机后民族经济腾飞新起点是少数民族职业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统计资料显示，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现有农村劳动力88663人，其中富余劳动力达31043人，其中18―35岁的男性富余劳动力14708人，女性富余劳动力16335人，因此，以水族地区为调查点具有代表性。此项研究课题组对三都水族自治县和荔波尧古两个水族地区职业教育进行跟踪调查，力求通过水族为基点对少数民族职业教育的地方化特质和发展状态做出一种判断，寻找或揭示既能够有效调试于全球化的现代世界，又不丧失自己民族文化独特性的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形势，以期促进金融危机后少数民族就业率和地区经济的新一轮增长。

二、以学校为中心促进少数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培养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

民族文化认同感是指文化主体在共同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对某种文化意识在心理上达成的共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相对其他民族共同体而言，我为之我的民族情感。

三都职业教育培训中心是县内唯一的一家融中等职业技术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教学与科学试验、技术推广、生产示范和信息服务于一体的办学单位。课胚组在三都职教中心重点设立调查点。在调研中不少学员反映技能培训班没有充分考虑他们的实际需求，培训项目时间短、技术含量低、实用性不强。比如：有的培训班让学员花一周时间学习城市生活礼仪；所谓“电脑培训班”就是花10多天时间让学员学打字。培训基地建设滞后，学校陈设简陋，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设施紧缺，影响培训质量。还有的培训与市场脱节，与需要劳动力的企业脱节，或是培训的内容不是企业所需的。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面对企业大量裁员的形势，我们认为培训形式应该多样化，而基于民族文化本体上的职业教育是当前培养实用性人才以突出技能特色扩大就业空间所亟须的。水族历来是一个擅长农耕、养殖和民间技艺的民族，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尾绣，有适应古老竞技运动所沉淀的马匹养殖技术，有酿酒、制药等传统民族技艺等，在民族文化特色基础上利用政府对返乡农民工专项创业资金补贴、小额贷款低门槛高额度，财政贴息、税费减免等相关政策的扶持和帮助，鼓励返乡农民工在创业园区自主创业，职业教育培训机构为企业针对性培养农村服务业、农产品加工业、地方特色产业、养殖业、餐饮业等相关技术人才，这一方面可以让学员在技术上很快上手，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大民族地区对富余人员的自我消化额度，缓解未来新一轮就业压力。

(二)学校教育要将民族文化和教育竞争相融合

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受过较高教育程度的人，会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含量，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上会具有较高的劳动率水平，因而具有更高的职业地位和工资水平。人力资源理论后的“信号理论”和“筛选理论”，虽然认为接受过更高教育的人并不一定有较高的劳动率水平，但他们认为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会具有更强大的“信号”，这种信号会使他们被优先雇用，并被分配到较高的职业地位。因此。在民族地区，提高返乡农民工和新生劳动力的学历水平已成为社会的大势所趋。而职业教育的低门槛和高产出正是响应这一趋势最好的途径。

调研数据显示，三都县农村富余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主要以初中为主，截止2008年12月县教育局统计数据表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30317人，中专(高中)文化程度1628人，大专以上学历59人。民族地区受教育程度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这使得民族地区劳动力在外务工就业竞争力不足。同时，在金融危机影响下，返乡农民工年龄结构中青年返乡农民工占很大比例。在有效调查样本中，25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占返乡农民工的48，57％。因此，面对少数民族失业人口学历层次低、青年比例大的现状，对民族地区劳动力开展学历教育是应对下一轮就业压力的必要措施。为此，教育部门应该在自愿基础上以中职学校为主面向返乡农民工开展学历教育。广泛利用各种培训资源，开展以县级职教中心为主要基地的返乡农民工培训工作，充分发挥农村化技术学校、普通中学及其他培训机构的作用，充分利用远程教育网，提高培训效率。为提高积极性可采用免费培训与合格津贴相结合的措施，激励返乡农民工参加。鼓励返乡农民工免费就近参加培训班，学习各种自己所需要的技能。经过职业技能鉴定考核，取得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并享受劳动保障部门的培训津贴。

对于新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劳动力，更应该加大学历教育的培养力度，在政策和资金上进行扶持鼓励民族青少年进行高学历教育。

(三)接受职业教育机会的指标要结合民族地区资源稀缺状况在职业院校进行再分配

首先，加大力度扶持地区性职业教育院校。我国职业教育的成本分摊制度规定，教育经费由学校、社会和个人解决。但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政府无力承担高昂的办学成本和学生流失的资金风险而导致地区职业院校无法建立或者发展受制。据2009年9月入学统计数据表明，贵州全省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约为15.3万人，完成招生数占总计划数的75％，但普定、关岭、贵定、三都、六盘水钟山区5个县、区的中职学校招生数不到100人。地方经济的差异无疑是职业学校学生入学率的重要原因。

其次，在学校教师队伍方面，西部地区，特别是贫困的民族地区，政府除给予教师基本工资外，只有很少的奖金和福利。又由于政府财力有限，他们没有机会进行学习和晋升，很多人连住房和成家的问题都得不到解决，民族地区不仅很难从外面引进优秀教师，就连本民族的优秀人才也存在外流现象。三都县职教中心目前有文化基础课专任教师16人，专业理论课专任教师5人，没有实习、实训指导教师。其中14人是大专学历，5人是中专、中师学历，只有2人是本科学历。这支师资队伍不仅数量不足，质量不高，而且文化基础课、专业理论课、实习实训指导课三类教师的结构比例十分不合理，严重制约职业教育发展。

再次，西部民族地区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的指标分配过于死板和原则化，是导致西部少数民族

地区教育落后的一大体制因素。贵州省当地政府对教育资源的投入呈现“自上而下”的倒金字塔投资模式，省会城市、地州市的教育资源需求可以得到极大的满足，教育质量也比较高，这些城市在享有优先配置的教育资源的同时还享受着国家给予的西部民族地区的所有优惠政策，这加剧了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不公平。

三、以家庭为中心促进少数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

三都县在组织劳务输出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战略上取得了显著成绩，截止2008年底已实现了l万余名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流动就业，但是由于自然、历史等诸多原因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大部分乡镇边远村农户仍十分贫穷，目前尚有2万余名边远农村富余劳动力资源亟待开展培训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家庭经济主要依靠农耕和养殖，也有部分成年人外出打工。截至2008年初，尧古村水族男性193人外出打工，女性87人。因此，开展富余劳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妇女是重点。

(一)发展女性职业教育，提高成年女性就业率

水族家庭，一般是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小家庭，家庭成员分工和职责较为明显，一般是男耕女织，栽插和收割是男女共同负担。调研发现，水族妇女所承担的家务量远远超过男性，女性不但承担着耕作的任务，同时还必须承担家庭中与吃、穿、住、行等相关的所有家务劳动，她们的工作贯穿于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的所有时间，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闲暇时间。而男性除了承担家庭重大的或者重体力的工作之外，可以充分享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因此，女性走出家庭接受教育的机会相对男性少。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妇女拥有接受教育的愿望和否定妇女的学习能力。

三都县志记载，三都早在1982年就有农村夜校156所，学员2257人，其中丁寨夜校女子班拥有25名水族妇女人学。这说明，少数民族妇女有着强烈的接受教育的愿望。同时，另一组统计数据表明，2005年青壮年女性识字率达到97.8％，妇女平均受教育年限6.32年。妇女在接受教育的时候其学习能力不亚于男性。随着近几年经济的发展和先进思想的注入，水族妇女在相对程度上享有了就业权、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等。2005年，三都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占45％。女性就业呈现多元化模式。三都县近几年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中，制定了竹业、早熟菜、花椒、优质米、养殖、林业等十大产业项目发展规划，妇女在十大项目规划中发挥了“半边天”作用。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县妇联积极协同农科部门，从2000年开始，全面实施“巾帼科技致富工程”初见成效。在全县农村举办项目和“绿色证书”产业科技项目班共421期，有10多万妇女获得培训，使每户能够掌握3门以上的农业适用技术；对取得“绿色证书”的农村妇女，优先安排扶贫开发项目和小额信贷、实用技术培训、承包开发权、择优聘用等优惠政策；建立科技示范基地，为农村妇女学科学、用科学提供良好机遇和场所；为改善生态环境和发展农村经济，全县加大科技扶贫力度，继续实施“巾帼扶贫行动”，开展科技“三下乡”。通过实施“巾帼科技致富工程”，提高了水族妇女的整体素质和社会地位，让成百上千的水族妇女走出绣楼，走出大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成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领头雁”。

(二)改善教育的代际延续，加强未成年女子教育

除了成年女性的教育之外，未成年女子教育也是不可忽视的。少数民族社会大多存在着重男轻女思想。越是边远贫穷的地方不愿送女孩子上学读书的思想意识越是根深蒂固。未成年女子教育存在极大的困难，影响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三都是国家级贫困县，水族农村女童失、辍学率占40％－45％，严重阻碍着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

要发展女性职业教育，教育权益在女性身上的代际延续是不容小视的。这种延续既是民族传统性别文化和父权制社会制度作用下的结果。也是女性在性别桎梏之下对女性角色定位的认同和顺应。女性传承着文化，而文化又在塑造着女性。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女性的教育问题处于深度边缘化状态。女性教育困境的改变，不仅需要考虑教育政策的扶持、教育法制的保障以及教育观念的宣传等，也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何立足于当地的民族文化环境，通过实施教育、文化、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综合发展战略来重新构建村寨女性角色的新形象和新地位，从而找到解决女性摆脱教育困境的治本之策。

四、以社区为中心促进少数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依托学校建立农村社区学习中心

农村社区学习中心是以一定的社区机构为依托，以终生教育思想为基础，提高社区成员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的，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非正规的教育机构。董倒村种植蓝靛和织布项目中，其项目内容和水族的传统耕作文化和工艺技能密切相关。一开始有12户报名参加种植蓝靛，13户报名参加织布项目。项目组首先利用夜校的形式对项目参与人员进行培训，通过PRA方法与社区群众讨论男女之间各自付出的劳动和各自为家庭、社会作出的贡献，并请织布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负责教授织布技术，经过磋商、交流和上机操作，让学习者反复试机，直至学会单独操作为止，并随时对织出的布进行评比，强化专业技能。经过培训，学习者从只会织几种花样到会织几十种花样。

(二)依托政府设立社区学习中心

乡政府(村委会)对社区民族职业教育具有组织和协调作用，可以运用行政手段为社区职业教育的开展提供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董倒村种植蓝靛和织布项目中，项目组在项目后期为了达到整个项目的延续性依托乡政府采取参与式管理的方法。蓝靛种植和织布项目均采取自愿报名、公开、平等、张榜公布的程序进入，由村民民主推选3名负责人负责项目的监督、管理、运作等一切事务，并制定出细致的管理计划实施管理，成立社区学习交流中心。参与人员所需物资都由负责人带队统一购买、统一分发。在种植和织布的过程中，由负责人统一协调，并定期召集大家共同交流，分享经验和成功。每逢赶场，蓝靛种植小组和织布小组在村委会的带领下，将蓝靛和织出的布带到洞塘、荔波、翁昂等地销售，蓝靛每亩年收3000－4000元，织布每床纯利25―30元，大大激励了学习者的学习热情。据尧古村支书说，2009年在尧古村已有230多亩蓝靛，村民的经济水平得到较大改善。

以社区为中心促进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关键在于利用社区的各种资源，发挥社区政府的作用，通过政府的组织带动，加强社区、学校、家庭的合作，使民族职业教育在社区内得到很好的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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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B

一、问题的提出

在旧生代农民工落叶归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背景下，在代际更替中成为农民工群体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导力量。相比父辈，生长在城市、远离农村和农业、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处于迥异时代背景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取向、社会心态、个人诉求、行为逻辑、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体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因此对农村和土地的眷恋有所消减，而对进入城市社会有着较强的期盼和憧憬。

然而根源于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体制使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经济上、甚至在身份上融入城市，但是却面临着就业歧视、社会网络狭窄、人力资本匮乏、心理认同度低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存在经济上融入，社会和心理上嵌入的非实质性融入现象，传统的由户籍制度导致的二元结构正在城市内部演变成为新的二元结构，即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处于城市与农村的双重边缘，是一群没有认同或认同内卷化了的、悬空的一代，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真正市民、与城市融入的梦想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诸多尴尬与无奈。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的城镇化已经取代物的城镇化成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注入人文关怀、需要融入人性理念，让新型城镇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彰显人性的光辉。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不解决，不仅会使新型城镇化进程和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受到影响，而且也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不仅要跨越城乡二元制的藩篱即取得城市户籍，还要能够形成城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拥有一定的融入城市所必需的心理资本，获得本地市民的情感接纳和社会资本，并且拥有在城市安居兴业所必需的人力资本。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出“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居住证制度、健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机制，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无论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还是十三五规划纲要，都从政策、制度或机制上给予外来人口更多的、更公平的享受市民待遇的机会。因此，在这一趋势下如何使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彰显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人文关怀和人性理念，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鉴于新型城镇化所提倡的人性关怀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独特性，基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机制保障，研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成因并寻找解决半城市化问题的合理路径，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持续改进我国城镇化质量、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意义重大。因此，本研究在对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利用SPSS22.0统计分析软件，以对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成因进行的问卷调查得到的抽样数据为基础，选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为自变量，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为因变量，通过单因素卡方检验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验证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状态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三种资本协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模型，并以城市融入模型为基础，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社会复合治理解决思路与对策。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基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模式以及户籍制度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影响，在城镇化、半城市化、城市融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中外分化格局。

第一，西方学者在早期人口迁移理论的基础上，以流动人口和移民为研究对象，关注城镇化以及流动人口和移民的城市融入状况。

西方早期的人口迁移理论，利用归纳方法对人口迁移状况进行解释，力图发现人口迁移内在的规律和特征。其中建立在一定假设基础上的推拉理论、预期收入理论、劳动力转移理论等都从工业化、城市化视角研究农业转移人口问题，成为现代人口迁移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西方学者深入探讨了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后果，提出了由城镇化所导致的“城乡发展失衡”、“过度城市化”等今天依然困扰世界城市发展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的人口迁移与城镇化问题研究逐渐从宏观视角转向对于转移人口个体及家庭迁移动因或迁移行为等微观层面的研究。

西方学者的半城市化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对于半城市化现象的论述，后来演变成为从特征、过程的角度定义半城市化，并对半城市化问题发展机制、发展现状以及产生的后果进行深入探讨。由于不存在城乡二元体制，西方学者对于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解决机制研究主要聚焦于心理层面，如社会熔炉理论、社会同化理论提出的流动人口通过接受当地主流文化、建立社会网络并实现心理认同的同化过程。

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在与中国迥然不同的国情和制度背景之下展开，但为中国错综复杂的城镇化问题提供了深入研究的良好平台，为中国农村人口市民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第二，国内学者以普通意义上的农民工群体流动为研究起点，进而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独特性以及其在农业转移人口中的主体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及半城市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20世纪80年代开始，来自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诸多学者，基于各自学科视角对农民工群体的流动问题展开研究。研究内容从早期关注的流向、规模、人口学特征等人口流动的静态特征，逐步演变为流动过程、工作和生活状态、行为方式、社会融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征，以及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经济社会影响等。

以王春光（2001）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问题为标志，学界开启对农民工代际特征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热烈讨论。在王春光城市融入与半城市化研究的基础上，学界在三个方面就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及城市融入问题进行广泛探讨。第一，对农民工半城市化状态进行验证和分析。通过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社会认同、群体特征、权益保障、心理状态、就业状况、城市融入等方面，指出虽然在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基本市民化，但非正规就业和发展能力的弱化、居住边缘化和生活“孤岛化”以及社会认同的“内卷化”都使其处于城乡两栖的半城市化状态，影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第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现象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居于主流的观点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制度决定论”。还有学者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匮乏也是导致其半城市化的原因。第三，农民工的半城市化状态已经呈现出结构化、长期甚至是永久化的特征，因此学界展开了对农民工半城市化的演进趋势及成本测算的相关研究。

经过修正的西方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的相关理论等被广泛运用于我国城镇化研究。然而，由于我国与西方城镇化在宏观场景、推动力量、历史历程、政策安排与现实后果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因而在借鉴和运用西方相关理论时，应该结合我国实践并结合时代特征。与此同时，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国的城镇化研究水平也日益提高。在研究技术上，早期以规范研究为主，发展到目前占主流的各类实证研究，学者们大量使用的实证方法如Logit模型、OLS回归分析、Profit模型等分析方法，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怎样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从半城市化到完全市民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又如何避免半城市化所导致的城市贫民窟现象？以上问题的解决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意义重大。然而，纵观国内外对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相关研究，居于主流地位的“制度决定论”已经无法很好解决当前新型城镇化提出的“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的户籍制度改革趋势下新生代农民工仍旧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以及无法融入城市等问题，因此，亟需从新生代农民工软实力――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视角打破以往研究中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各种因素各自为政的桎梏，通过三种资本的协同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问题提出解决思路。

三、基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协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实证研究

通过对国外劳动力迁移、城市化进程和半城市化现象进行简单的梳理和分析，以及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和城市融入问题进行回顾，本研究归纳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表现特征、成因及演变趋势，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及面临的问题。经过文献梳理和归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为：人口学因素、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制度因素。

以1980年后出生、16周岁以上农村户籍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大型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132份，问卷Cronbach'salpha系数=0.8647，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实证分两部分。首先，在问卷调查获得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利用SPSS22.0统计软件，采用单因素卡方检验对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论框架，即各个影响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关系进行单因素验证。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因素的显著性值都小于5%，可以认为这些因素单独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相关。其次，运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倾向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对于单因素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显著相关的因素，可以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在其它因素影响下每一因素对于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以及各因素的相对影响程度。由于因变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有市民化倾向=1，没有市民化倾向=0）为虚拟变量，且为只有两种结果的定性变量，故可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在模型设计中，可以假设P为有市民化倾向的概率，而1-P为没有市民化倾向的概率，对P进行logit转换，记为logitP，以logitP为因变量建立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Log itP = a+b1x1+b2x2+…+bnxn （1）

由（1）可以导出：P= （2）

（2）式为logistic回归模型。在式中，a为常数项或称为回归截距，bi为第i个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系数，xm为作为第i个影响因素的自变量。

本研究在选入变量α=0.05的水平上，运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被调查的1132个样本的截面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在对数据进行处理的过程中，采用自变量组分步强制纳入法，分别就人口学因素、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制度因素五组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影响作用进行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虽然制度因素的影响更加显著，但国家一系列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政策措施出台后，制度因素的影响将产生变化;人口学因素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不确定。

四、基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协同的社会复合治理的解决思路与对策

张红芳，吴威（2009）认为，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具有协同关系，三者的协同是开发个人潜能、形成组织竞争优势的关键。林竹（2011）认为，通过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协同可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张洪霞（2013）也认为，通过三者的协同可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本研究认为在国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机制保障的情况下，通过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三者的协同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解决其半城市化问题。

所谓社会复合治理主要指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作为单一主体排斥其他主体参与，向多种社会主体协同以促进治理绩效优化和提升社会整体治理能力转变过程中的一种新型治理形态。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复合治理的治理主体强调多元参与主体的“复合型”协同参与，更加注重社会组织参与主体在治理机制中的平等地位;治理过程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双向互动”，即通过政府部门的主动作为和其他各主体的全面参与，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建立良好的互动伙伴关系;治理结构强调多元参与主体间的横向互动，与传统科层组织形成网格状治理结构，各个参与主体成为连接多渠道治理路径的结点，其网络触角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社会需求反应更为及时灵敏。因而，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解决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应该引入复合治理的理念，引导第三方组织和企业与政府进行“复合型”协同型参与，构建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三维结构下的多元主体复合治理模式，有利于打破单一主体的政府治理模式，提高问题的解决效率。所谓社会复合主体是指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创新行动过程中，多个不同社会主体共同参与、主动关联所构成的多层架构、网状联结、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新型主体网络。据此加以引申和延展，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解决的复合主体则是指以政府为主导，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复合主体，旨在打破不同主体间的“部门分体制”，塑造一种互相嵌入、功能互补的互通互联协同治理模式。其核心思想体现在：一是注重“政府―企业―社会”三维合作的组织模式，也注重不同主体的主动性和专业性，促进各主体的优势复合发挥。二是复合治理主体构建了主体间相互融通，共同分享，优势互补的互动平台，打破了治理全过程不同环节、领域的部门割裂、主体分立。三是实现主体间互联互通的内部化，对于有效整合多主体间的社会资源，加强融通协同，提高治理效率具有实然性。因此，如何在实践中构建政府与企业主体、政府与第三方组织及企业主体与第三方组织之间“双向互动”的良关系，形成优势互补和犄角支撑的耦合型治理格局，是深化和创新半城市化问题解决路径的一种新探索。在这一社会复合治理结构的支撑下，运用政策、法律、社会、经济等多种手段，通过全方位培训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从而增强对城市居民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增加其心理资本，增加其职业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以业缘为基础的社会资本;通过各主体努力增加其与城市居民的沟通、交流渠道以增加其社会资本，从而使其拥有心理归属感，并拥有更多信息渠道从而增加其人力资本;通过网络组织进行的包括心理援助和心理咨询在内的心理培训，加强对其挫折心理的疏导，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促进其主动融入城市以提高社会资本，激发其自身强烈的成就动机以提高人力资本。

[参 考 文 献]

[1]张兆曙.城市议题与社会复合主体的联合治理――对杭州3种城市治理实践的组织分析[J].管理世界，2010（2）

[2]曹堂哲.公共行政执行协同机制――概念、模型和理论视角[J].中国行政管理，2010（1）

[3]何继新，陈真真.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复合型”协同机制研究――基于“价值链”理论视角[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4]汪锦军.构建公共服务的协同机制：一个界定性框架[J].中国行政管理，2012（1）

[5]张洪霞.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内生机制创新研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的协同作用[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7）

[6]陈藻.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研究――基于成都市的调查分析[D].西南财经大学，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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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多年在三本高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以下是我对做好三本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些看法。

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要地位的确立

目前三本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学校管理人员要从思想上提高认识，从促进三本院校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培养创新人才的高度出发，重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然而，仅仅从思想上认识到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对于提高三本院校学生的整体素质是不够的，还要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归纳到三本院校的全面建设和发展规划中，真正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地位落到实处，从而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及整体素质。

二、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三本院校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就要做到以人为本，做好三本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学校管理者要注意到三本院校学生的特殊性。本人去年对2010级新生做了一项关于学生思想政治情况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这样的特点：政治上进步积极，要求入党，兴趣爱好广泛，有很强的社交能力，对新事物接受比较容易。但同时，新生也存在一些不好的状况。例如：学生吃苦精神较弱，有很强的个人主义，团结协作不好，对学校没有很好的认同度，心理素质较差；没有很好的自主学习能力。

针对三本院校学生具体的思想政治状况，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学校管理者和思想政治教师要多做调查研究，从而掌握学生的思想状况，这样对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有很强的针对性，从而能提高三本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另外，思想政治教师要结合三本院校学生的具体特点，分析研究更多、更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

三、探索三本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途径

1.高校校园的文化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

校园文化是学校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所形成的人文环境、校园精神和生存环境，提高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对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及综合素质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通过大力宣传“爱”的文化，将“爱校，爱家，爱国”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还可以通过爱的文化开展相关的演讲比赛、文艺演出、书画展览、各类征文竞赛等活动。以此增强他们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责任意识。

2.通过网络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如何利用网络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学校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一方面要利用网络思想教育宣传学校取得的成果和学校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可以为学生提供招生就业等各类信息，服务学生。

3.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辅导员队伍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与辅导员队伍的建设密切相关，三本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如果不好，就会直接影响到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因此，三本院校要适当加大资金的投入，引进一批素质较高的辅导员队伍。

总之，要做好三本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提高思想认识水平、教育工作要具有针对性、教育途径要多样化、重视教育队伍的建设。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真正植入学生的心田,并化为他们的自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