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2 09: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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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则导向监管
(一)规则导向监管
规则导向监管是指银行监管机构在监管商业银行运行时,颁布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规定银行 在市场准入、业务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必须满足的标准,以及开展业务时必须符合的程序 ,从而确保银行能够稳健运营的一种监管制度安排。其特点是要求金融系统建立起全面、标 准化的法规体系,运用这一体系规范银行的种种经营行为。[1]这种监管取向多适 用于成立时间不长、公司治理不完善、业务经营不够规范的商业银行。
(二)美国的规则导向监管体制
美国是以法制化著称的国家,尊重法律、处处依靠法律是美国民族的特点之一,因而其管理 制度常被学者称为“规范管理”的典范。这一风格也延续到银行监管体系中。 美国的金融监管在金融行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颁布了众多法规和条例,建立了一套以法律框 架为基础、多重机构共同履责、量化管理为手段的较为完整的金融监管体系。 在银行监管主体方面有联邦储备体系、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 联邦住宅贷款管理总局、美国储蓄管理局、全国信用社管理总局以及州政府。其中,履行主 要 监管职责的是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体系、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州政府。四个机构依据法规 开展工作,分工明确,履行相应的职能。具体监管职能划分见表1。
在明确的分工下,美国还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不仅有银行大法,还有一系列的专项法 律,并且不断出台银行条例和专项制度,使得各个监管机构的工作能够有法可依,银行业能 够按照法律的规定经营管理。对银行经营和监管的主要法规见表2。
另外美国监管机构对被监管银行实行内部检查评级制度。[2]主要监管五个方面: (1)资本金 是否充足;(2)资产质量如何,贷款和投资活动是否规范;(3)银行内部管理水平及风 险控制能力;(4)银行获利能力;(5)流动性和贷款期限搭配情况。在每一个方面,检 查人员都对银行进行由1―5级的打分,最后综合五个方面的级别打出综合评分,一级稳健 ,二级较好,三级需要关注,四级要特别认真对待,五级最差接近关闭。评级活动1年至1 年半进行一次,评级结果不对外公布但要通知银行董事长,同时要求银行对存在问题的方面 予以改正。
(三)规则导向监管的优点和缺点
1.规则导向监管的优点:(1)全面和细致的规则为监管工作提供了检查的依据,监管规则 越详细、越具体,越是便 于监管者执行这些规则。监管者只需检查银行是否遵循这些规则,就可以发现银行存在的问 题。 (2)全面和细致的规则为银行经营提供了标准。银行在从事业务的过程中只要不违反监管 法规就可以放手去做。 (3)有利于银行业的稳定运营。全面和细致的监管法规能有效地规范商业银行的经营,杜 绝银行间的恶性竞争,也有利于监管者在银行经营过程的早期发现存在的问题。
2.规则导向监管的缺点:[3](1)规则导向监管过于强调法律,对市场敏感性不够。它没有考虑不同银行出现的特殊情 况,缺乏弹性,过于僵化。不同的银行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想出更好的办法来控制 风险,而这在缺乏弹性的监管制度下是难以存在的。另外,过于僵化的监管规则也限制了银 行的创新动力。(2)过于细致的监管法规会造成规则的泛滥。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则会越 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连监管者也难以完全掌握。(3)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这种监 管取向只重视监管的表面过程,而忽视了监管的实 质结果,即监管者会陷于银行是否遵守了规则,而不管是否达到了控制风险的目的。而银行 经营管理者可能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满足监管形式上的要求,而疏于内部财务健全、经营管理 和控制风险。另外,银行认为监管当局有规定的就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风险,没有规定的就不 必特别关注而疏于管理。 (4)过细的监管规则容易使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关系紧张,使银行对监管者产生对抗 和恐惧的心理,不利于监管工作的互动和良性开展。 (5)过度的管制虽然看起来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短期稳定和短期“安全”,但牺牲了效率和市 场活力,遏制了市场创新和市场机制的成长。
二、原则导向监管
(一)原则导向监管
原则导向监管是指监管机构在规范和监督银行经营的过程中,较少地颁布成文的法规和标准 ,也很少运用量化的指标和标准化的方法进行监督,对银行的现场检查也比较少,监管工作 主要是通过“道义劝说”和“君子协定”等方式开展。这种监管取向的特点是监管机构颁布 的法规少,规定的标准少,弹性和灵活性比较大,监管工作因行而异,对不同的问题有不同 的处理方式和标准。[4]特别应说明的是尽管这种监管方式法律法规较少,硬性标 准较少,灵活性较大,但并不意味 着不存在这样的标准。事实上任何一种监管取向都不可能缺少特定的法律法规和硬性的标准 ,只是多与少、强与弱的差别。 这种监管取向多适用于公司治理完善、业务水平较高、经营稳定的商业银行。
(二)英国的原则导向监管体制
英国金融监管机构认为僵硬单一的监管要求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对不同的银行应有不同的 处理方式和标准。在《1987年银行法》中确立了总的 原则,以便英格兰银行能够根据商业银行所处的不同环境来考虑、解释和行使其权力。英 国金融监管更强调银行的“自我管理”,通过“道义劝说”对银行业务经营活动进行监督, 由此英国银行监管风格被贴上“非正式管理”的标签,并与美国规则导向监管的法律体系相 区别。[5]英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是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对商业银行、投资银 行、证券、期货、保 险等九个金融行业进行监管。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涉及监管的法律少之又少,权力划分明显 要宽泛许多。在英国金融服务局的监督规章中,指 导性意见比较多、管理性条款比较少;原则性陈述多、具体指标性要求少。监管过程中, 除违规行为,监管人员对银行隐含的风险只提出明确的整改目标,监管指导性意见多是原则 性的。在经营业务规定方面则更加体现出英国监管的宽松和灵活。表3用一些监管方面的规 定,对英国宽松的监管体制予以说明。
从表3可以看出,英国在银行经营方面的制定规则十分宽松和模糊,没有数量化的标准。如 :在市场准入方面,机构的董事、经理在其位置上应当是适合和合适的;一个银行的业务经 营至少有两个知识经验丰富,有管理决策的人进行有效管理;银行要以谨慎的方式进行有效 管理; 银行应以完整和专业技巧来适应其业务的性质和规模。“适合和合适”的标准是什么,什么 才是“知识经验丰富,有管理决策”,什么是“谨慎的方式”,什么又是“完整和专业的技 巧”,法规里没有提到。就连流动性缺口、风险准备金、资本充足率、银行的业务范围,英 国的法律中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而是由监管当局和银行协商确定。
(三)原则导向监管的优缺点
1.原则导向监管的优点: (1)这种监管方式允许监管者考虑到不同银行的特殊情况,灵活运用法律中的监管尺度, 制定特定的监管标准,有利于维持银行的稳健运行。 (2)即使是设计再严密的监管体系,颁布再多的法律法规都不免存在漏洞,而对这种监管 制度灵活的运用能够填补法规的漏洞。 (3)这种监管体系减少了对银行经营时条条框框的限制,赋予了银行更多自主经营的权力 ,有利于银行发挥主动性和创新的积极性。
2.原则导向监管的缺点:[7](1)监管中缺乏成文的法律往往会造成监管不够严格,法规的弹性也会造成银行在经营管 理中存在一些漏洞,增大了银行的风险。 (2)缺乏众多的标准作为依据来判断银行是否发生风险,要求监管者有着极其敏感的洞察 力,对监管者的素质有很高的要求。 (3)“道义劝说”的约束力往往会受到质疑,往往不能迅速而彻底地解决问题,在问题严 重时有可能延误解决的时机。 (4)非量化的管理往往使监督官员缺乏统一的标准化的参考数据,结论往往互有参差。(5 )这种监管方式强调自律管理的成分很大,要求银行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素质和自我约 束能力,和监管部门紧密配合。
三、规则导向监管和原则导向监管的结合
(一)规则导向监管结合原则导向监管的必要性
1.监管成效最大化的要求。严格的监管会导致过多的标准和约束束 缚银行的发展,降低银行和市场的效率;而过于宽松的标准则会导致监管流于形式,使银行 缺 乏危机感,导致业务发展缺乏监管而引发风险。过宽或过严的监管方式都不利于银行的稳健 经营。 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美国现在正在改善其监管风格,赋予银行更多的经营自。而反 观英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我们会发现在原有原则导向监管的基础上,英国监管当局 也开始了向规则导向方向的迈进。2003年7月起英国金融服务局推出了ARROF (Advanced Ri sk-Responsive Operating Framework)风险监管框架,体现出了规则监管的取向。它设置 了统一的评价标准和风险IT评估程序,通过对被监管机构内部存在的风险进行持续确认和评 估,进而科学地确定风险的影响程度(见表4)和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然后通过计算公式:P riority=Impact×Probability确定关注程度 (见表5)。又如它根据关注程度的大小确定差 别化的监管措施,提供及时的指导和帮助,对被监管机构 实行过程控制,防止风险的恶化和最终损失的产生。再如它在监管过程引入了七个阶段的标 准化监管流程,即准备评估阶段、可能性风险评估阶段、制定风险控制方案阶段、内部确 认和调整阶段、发送信函与沟通阶段、跟踪评估阶段、新的评估循环阶段,形成分工明确的 监管体系。[8]
2.多层次银行体系的要求。 我国的商业银行体系主要包括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城市商业银行 、农村商业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这些不同层次的商业银行成立时间、业务水平、 资产规模、管理成熟度、发展趋向等都有所不同,用同样的监管方式和方法是不现实的。对 于一些成立时间较长、资产规模较大、公司治理良好、业务经营规范、创新能力较强的商业 银行,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考虑采用原则导向监管,充分发 挥监管的激励机制,赋予这些银行更多的灵活性和自由,提高银行的效率和市场化程度。而 对于那些成立时间较晚、规模较小、公司治理水平一般、业务经营不够规范的商业银行仍应 该注重采用规则导向监管,规范公司治理和业务经营,及时发现和抑制银行可能引发风险的 活动。在这些银行做大做强之后,再考虑是否改用原则导向监管。
3.降低监管成本的要求。 对银行的监管是要花费成本的,主要包括:一是费用类成本。是指监管当局在对金融机构与 市场进行监管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直接的费用。二是损失类成本。是指监管当局对银行和市场 的监管,会影响银行的效率,抑制金融创新,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4.客观金融环境和银行良性发展的要求。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环境不断好转,涉及商业银行运营的法律体系也日臻完善,而商业银行本 身市场化程度和风险控制能力日益提高,已经具备了规则导向监管结合原则导向监管的客观 条件。一些发展较快的银行已经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过多的规则和标准对发展与创新的束缚, 一些年代久远的法律规定也已经不符合当前金融市场的变化,如:《储蓄管理条例》(1992 年颁布)、《金融机构管理规定》(1994年颁布)、《贷款通则》(1996颁布)等法规都是 多年前制定的,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赋予银行在经营方面的更多的灵活性和自由多成为 许多银行共同的呼声。
5.发挥银行经营的正向激励机制的要求。 规则导向监管结合原则导向监管的方式有利于发挥监管的激励机制。如监管者在对商业 银行监管的过程中,对于内控良好,或上次现场检查评级很高的银行可以减少对检查的范围 和频率,在市场准入方面也可以放宽条件,而对于一家内控薄弱、评级较低的银行 就需要加大检查的力度,扩大检查的范围和频率。这样在设计制度时就巧妙地把监管规则和 激励机制结合起来了,使得银行在经营中自觉地向监管者所要求的方向去努力。
(二)英美监管方式对我国监管方式的启示
在我国的监管工作中,把监管思路逐步转向以原则为基础的监管,更多地 采用非现场检查的方式,用非现场检查指导现场检查,应该是监管人员改进监管工作的方向 。
1.充分认识改革监管方式的重要性。 纵观英美两国金融监管制度变革的历史,无一不是在原有监管制度的基础上吸收对方监管制 度的优点,实现监管制度向两者结合的方向发展,也许这正说明了在当代纷繁、复杂、多变 的金融市场中,没有哪一种监管制度能够独立承担起完善监管的重任。在以后的监管工作中 紧密地结合两种监管方式将是今后长期监管工作的重点。
2.完善监管法规建设,放松法规约束。 今后的法律规章应该更多地关注于提高银行运行的效率和竞争力,给予银行充分、自由发展 的空间,因此在出台法规方面应该多一些指导性要求,少一些约束性细则;多一些原则性导 向,少一些非审慎限制。
3.实施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为原则导向监管打基础。我们在看到英国原则导向监管工作 所取得的成效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英国实行的是严格的“ 授权”制度。而美国相对宽松的准入制度决定了它不可能施行以原则导向为主的监管制度。 因此要想实现我国监管取向的转变,提高监管的效率,必须实施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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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between Rule-based Banking Regulation and Principle-based Banking R egulation
Xu JieAbstract:The financial disaster happened in 2007 arose people ’s oppugn on the
supervisory ways of the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departments of USA,Europe a 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This essay discusses about the mainly supervisory
内控评价体系在设计时就牢牢抓住业务高风险点控制、非现场监管控制、内控风险自我评估三个要点,并适时根据“要点”监控所收集的信息进行分析判断,有针对性地开展内部控制专项审计。业务高风险点控制侧重于对会计、营业室、国库、发行、科技、保卫、外管、信贷等高风险部门的内控评价;非现场监管控制侧重于对辖内县支行内部管理动态指标与静态指标变化情况的内控评价;内控风险自我评估侧重于对全行性各类监督检查结果所反映的屡查屡犯和机制管理缺陷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内控评价体系就是通过对一定时段内业务高风险点控制、非现场监管控制、内控风险自我评估所反馈的信息进行筛选、判断与甄别,并根据风险控制有效性的原则,有针对性地选择判断与甄别结果为风险控制相对较弱的单位、部门作为内控被审计对象,对其内控管理的情况进行现场审计,并提出相应的控制建议与对策。
1.业务高风险点控制。
以“业务高风险点管理办法”为依据,以分级分类风险控制为核心,以高风险业务为对象的控制机制,其最高领导机构为内控领导小组(行长室),日常办事机构为内控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内审部门),管控对象为八个业务高风险部门,各业务高风险部门配备一名内控检查员。业务高风险点控制采取日常检查评价与年度考评相结合方式实施控管及评价。一是日常检查实行三级纵向监督和分级分类区别性监督方式:三级监督由内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现场检查、分管行领导及部门负责人定期检查、部门内控检查员自我检查构成,自上而下,三位一体,全方位开展监督管理工作;分级分类是将各风险点根据风险高低分为一、二级风险点。抚州市中支每年进行风险识别确定,并编制风险控制图册。2014度中支机关确定高风险业务36项,高风险点55个,其中一级高风险点27个,二级高风险点28个。同时,将各风险部门根据业务性质分为核算类和非核算类部门,并根据分级分类情况进行针对性、区别性检查评价。二是年度考评由内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实行,每年对各业务高风险部门实行百分制评价方式,并将结果报内控领导小组审核。以上控制与评价的各项要素信息借助中支大监督会议和审计例会两个交流平台实现有效传导,作为抚州市中支内控审计立项的重要参考依据,有效提升审计项目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2.非现场监管控制。
主要通过设定监测指标进行分析评估,监测指标的设置和运用是整个机制的核心,实行静态数据和动态数据相结合的监督评价管理办法。其中:静态数据监测指标4类18项,内容包括行政管理、国库业务存量信息、外汇业务存量信息和计算机业务存量信息,表现为需关注但反映的信息数据基本固定不变或变化次数不多的特点,对其实行年初核查上报备案,适时根据变化情况予以上报反映的操作办法;动态监测数据共6类29项,内容包括财务费用管理、国库管理流量信息、外汇管理流量信息、货币信贷流量信息、计算机业务流量信息和安全保卫,主要指反映的信息数据每月频繁变动,需时常关注和掌握的监测指标,要求通过各类报表、登记簿等反映的相对应数据进行印证核实后实行实时上报,以确保监测数据和反映信息的真实、准确和有效。机制运行的具体步骤为信息收集、信息分类、信息分析、风险评价、形成报告和落实整改。信息收集主要由县支行内审人员完成;信息分析主要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每个月的月末数据分别与上个月、去年同期进行对比;风险评价主要依据信息分析得出的风险点,采用权重的方式,评估出个体的整体风险状况,最终形成文字材料提交中支内审部门,内审部门负责形成综合评价报告,报告行长。
3.内控风险自我评估。
近年来,抚州市中支内审部门在武汉分行的指导下,积极探索内控自我评估的新方法、新途径,在开展“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活动基础上,要求机关各部门上报上一年内外部监督检查与被监督检查的数据信息,由内审部门进行汇总、分类、提炼,整理出上一年中支机关接受或开展的各类监督检查情况,重点描述发现主要问题和对应整改措施,并经相关部门核对签字确认无误后,将这些基础数据作为风险评估的依据。在此基础上,探索建立内控风险评估的数学模型,设立问题评估和控制评估为子模型的分层评估方法,借助矩阵评级法,将发现问题的性质和数量、整改情况、监督情况等均纳入评估因素,明确评估标准,划分评估等级,实施风险评估。同时,将收集整理好的基础数据信息导入数学评估模型,按评估发现问题的严重程度和整改控制措施的有效性,评出内控风险等级,提出审计关注建议。通过“自评”,既强化了员工的内控风险意识,促进了业务高风险特色控管工作水平的提升,又为武汉分行在辖内开展内控审计提供了有价值的审计建议,达到了“风险引导审计,审计关注风险”目的。
二、深化内控评价体系建设的思考
1.内控评价数据采集的全面性有待提升。
抚州市中支内控评价数据的采集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特色内控管理的监督信息;二是内外部各类监督检查信息;三是内审监督审计信息。虽然这三方面的信息涵盖了一个单位,或一个部门高风险领域规范化信息的基本情况,是内控评价信息来源的基础。但由于设计者在风险评价信息采集的内容上,只考虑了重要性原则,未充分考虑全面性的要求,因此,内控评价数据采集的全面性有待提升。如对一些非高风险领域的评价,或与人财物关联度不高的部门和业务往往重视不够,分析评价的信息数据采集不多。同时,内控评价除了对制度性、规范性的风险信息需要进行收集、整理外,道德风险、法律风险也是内控评价不可或缺的重要组织部分,这有待于我们在今后内控评价实践中加以充实和完善,使之评价更为全面、结论更为客观公正。
2.内控评价的运行模型科学性有待检验。
抚州市中支开展的内控评价方法孕育于“风险管理”的理念,总结归纳了抚州市中支数十年来内控管理的经验做法,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得到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理解与支持。但是由于运行模型的设计是建立在抚州市中支内控文化的基础上,内审部门人员的理论知识和数学论证能力相对较弱,建立起来的问题数量、问题性质、监督检查、整改措施四维度的分析判断运行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否严谨科学,需要通过大量的审计实践样本进行检验,并在检验中不断修正、改良。
关键词 中职德育;职业生涯教育;意义;具体内容;预期目标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5)14-0115-02
一、中职生职业生涯教育的目的
区别于普通教育的升学导向性,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的。随着广州市中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等职业教育的总体目标越来越明确,就是能培养出符合用人单位要求,具有过硬专业技能和良好职业素养的从业者,并为从业者将来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由于生源问题,有些中职生自身存在着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态度不端正、不积极、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等现象,部分学生无心学习,对本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一知半解,到了该就业的时候,便不知所措,过分地依赖社会和父母,自立能力差;部分学生对未来职业的认识是朦胧的、浅薄的,对自己的职业兴趣、职业能力缺乏了解。因此,一旦到了真正选择职业的时候,就显得茫然无措。因此,对中职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生涯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职业生涯教育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帮助中职生选择职业、准备就业、获得职业、适应职业。通过有针对性的职业生涯教育,能够有效引导中职生正确认识自身的个性特质、现有与潜在的资源优势,帮助中职生重新对自己的价值进行定位,引导中职生评估个人目标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帮助中职生增强发展的目的性与计划性,明确奋斗的方向,增强中职生的竞争力。
二、中职生职业生涯教育的原则
根据中职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依据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要求,中职生职业生涯教育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1.“生本”原则。中职生选择专业的盲目性和对职业认识的模糊性,导致其学习目标不明确和缺乏相应的职业规划。为此,应该坚持以生为本的原则,遵循中职学生职业定位与兴趣特长相结合的规律,帮助学生选择适合做、喜欢做的职业。
2.“职业化”原则。区别于普通教育的升学导向性,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性决定了专业技能的培养和职业素养的教育是中职教育的左右手。因此,在中职生职业生涯教育中,应该围绕职业素养的培养,以多种形式渗透,提升学生的职业意识。
3.“行业化”原则。职业生涯教育不能脱离行业,中职学生毕业后是直接面向企业的,所以在中职生职业生涯教育过程中必须全程跟企业紧密联系:专业教师不定期(定期)到企业进行工作交流,传授的专业知识必须紧跟企业的发展前沿,职业素养的教育也必须参照企业和行业发展的需求,拉近学生和企业之间的距离。
4.“系统化”原则。职业生涯教育是一个系统化的统一整体,学生是学校工作的中心,为了更好地达成工作效果,必须实现各个部门间的系统的有机整合。主要体现为学生管理和教学工作的系统化;专业课程和思想教育的系统化;家校联系和沟通的系统化;校企合作的系统化。
5.“可持续发展”原则。从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在校期间就要为其将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夯实其职业素养,让其受益终身。为此,不仅要注重专业课程的教育,同时要加强公共科目的学习,提升学生软实力和学习能力,为职业的可持续发展做智力支撑和准备。
三、利用德育课强化中职生职业生涯教育的意义
德育课,是有效实现强化中职生职业生涯教育目的的一个重要平台。利用德育课强化学生的职业生涯教育,贴近学生的生活、学习实际,能够满足学生对于职业生涯和就业的深入了解,能实现对学生的正确引导,触及学生的心灵,易与学生产生共鸣,使得学生能够根据“职业人”的相关标准,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自觉改善自己的行为,满足用人单位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实现对学生的针对性指导。另一方面,从德育教师的成长角度来说,要实现德育课堂的有效性,就需要德育教师密切结合教学对象实际,在德育课堂教学中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利用德育课强化学生的职业生涯教育,也可以有力促进德育教师对于德育课课型、德育课活动课开展的有效策略进行深入的实践探究。
四、利用德育课强化中职生职业生涯教育的具体内容及预期目标
遵循中职生的“感性认识、积累内化、实践提升”的认知规律,在职业生涯教育内容上贯穿“职业认识和职业生涯规划、职业素养训练积累、职业实践与职业成长”这一主线。在周期上根据学生年龄特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职业认识”阶段,即在第一学年对学生进行“自我认知”和“职业认识”的教育;第二阶段——“职业素养积累”阶段,即在第二学年对学生进行专业技能以及职业素养的教育;第三阶段——“职场实践探索”阶段,即在第三学年进行顶岗实习,在实践中完善和修正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目标。紧密联系该主线,根据三阶段的不同教育内容,利用德育课强化中职生职业生涯教育,为中职生的成才与就业护航。
通过德育课强化中职生职业生涯教育的预期目标是:有效利用中职德育课程开展职业生涯教育,探索出贴近中职生实际的教学策略,使得学生能够了解、认识自己所学的专业,知道本专业所对口的工作岗位,以及行业的用人要求;能客观分析自身的从业条件,找出与行业标准要求之间的差距;设定恰当的职业目标,做好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设计;掌握一定的求职技能与技巧,顺利就业;明确“学校人”与“职场人”的差异,并能适应角色的转化;进入职场之后,能够根据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变化,对自身的职业生涯进行一定的调整。具体来说,在各阶段,学生需要实现不同的目标。在校学习期间,学生能自觉提升自身的职业意识、职业道德并能养成良好的职业行为习惯;顶岗实习阶段,学生在与本专业对口的岗位上能获得实习单位的认可;通过一年的实习和职业实践,学生能根据社会需求修正自己的职业规划,最终实现顺利就业,从而为职业发展奠定一个好的起点。进入职场之后,能够顺利实现角色转换,并能够做好职业生涯的评估与调整。
为了有针对性地在德育课堂进行职业生涯教育,践行上述教育内容,达到预期目标,我校德育组教师已初步进行了分阶段的探索。在第一阶段,完成了对学生及企业的走访工作,了解企业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诉求。在此基础上对《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职业道德与法律》等课程的教材进行了梳理;在第二阶段,通过在《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等课程中开展活动课,在教学中不断进行利用德育课强化中职生职业生涯教育的实践探究,集结了一批优秀的教学案例,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作品及优秀实习生案例,初步探索出了部分利用德育课强化中职生职业生涯教育的有效策略;第三阶段,德育组的全体教师,在教学中应用总结的策略,提取经验,辐射推广。通过有阶段的推进,我校利用德育课强化中职生职业生涯教育的实践已经初具成效。
中职教育的主要特点就是对学生进行“职业化”教育,引导学生形成较好的职业素养,为成为高素质的劳动者做准备。在此大前提下,探索在中职德育课堂中强化中职生的职业生涯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能使中职生职业生涯教育真正落到实处,更具实效性与创新性。因此,需要德育教师在德育课课堂实践中继续努力探索。
参考文献:
所谓德育哲学的切近基础,就是指现代大德育的时空拓展,需求哲学层面的反思、批判、总结和概括,因而德育哲学应运而生。
现代大德育的基础性问题,是德育的社会化,是德育社会化的内在趋势和必然走向。这集中表现在:一方面,德育概念的涵量更为丰富和广阔。另一方面,德育运动更加走向本真和深邃。
人类社会的德育现象,是伴随教育现象而共同发生的,它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人类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不断进步和教育的普及发展,规定了德育不可遏制的社会化趋势,决定了现代德育概念更具丰富和广阔的涵量。就内容而言,德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意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包括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等等),民主法制教育,情感情操教育,意志品质教育,审美意识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就形式而论,倡导大、中、小学德育工作整体化、序列化、规范化,学校的各个学科专业教学与研究都要发挥德育功能和价值观教育作用,学校要教书育人、管理盲人和服务育人,加强加深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德育功能,尤其是在社会环境、社区建设中的德育功能,要高度重视并充分运用大众传播媒体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德育作用,等等,都是德育不断获得更为丰富和广阔涵量的基本体现。
随着德育涵量的不断发展和逐步走向社会化,德育必然更加走向本真和深邃,这主要表现为四个“回归”。其一,德育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主体逐步向社会主体回归。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德育的社会化,德育亦将成为民众的自我教育、自我德性修养的基本形式,从而实现由国家主体向社会主体的回归。这当然需要一个过程,但这种德育本真化的走势正在逐步变为现实。比如,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加强、社区建设的兴起与功能强化等,都突出表现了这一点。其二,德育的本质存在由“精英”目标取向为主,逐步向民族的大众的“生活世界”回归。党的十五大报告曾讲了这样一段话: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因为它将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存在方式,它意味着文化建设将由“精英”目标取向为主逐步向民族的大众的“生活世界”回归。随着德育社会化的推进,德育的本质存在方式也是如此。其三,德育的目的任务由工具理性主导逐步向建设人本身回归。德育要为政治服务,要为国家服务,要为社会服务,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德育的本质规定之一。问题在于,德育的本真目的任务是建设人本身。德育的社会化、本真化,要求以建设人本身为出发点,这势必推进“主导”者的逐步回归,但这与德育的工具理性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因为以建设人本身为主导,将从更为根本、更为长远的层面上发挥出德育的社会意义和功能,将把德育为国家民族服务的工具理性置放于更为坚实的基础上。其四,德育的运作方式由单向运动为主逐步向双向、多向乃至“无穷向”回归。因为德育社会化本身无论内容、形式,还是载体运作过程,都具有更大的普适性、普遍性和社会性。特别是在当今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条件下,人们德性修养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仅有过去那种一对一的德育单向运作方式,显然已不能适应当今时展的需求。
总之,德育的社会化、本真化和深邃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势。这种“走势”显然已经超出传统德育学研究的范围。毫无疑问,德育“领域的发展”,确需德育哲学这一新兴边缘学科的探索和确证。
二、德育哲学的边界、对象和任务
德育哲学思想的实际存在是渊远流长的,但德育哲学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出,却首见于1996年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课题指南;而作为一个门新兴学科建构,目前仍然处于探索、研究和创作的过程中。
从哲学的视野看,任何事物包括理论学科要获得相对独立的生存权,其基本条件是具有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规定性。因此,探索德育哲学的学科建设,首要的问题是给定它的边界。
第一,学科界定。一般说来,学科界定总是与研究对象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必须准确把握其特定视角、特殊层面和内涵应然性的特殊价值指向。黑格尔说,“一个定义和它的必然证明只存在于它的发展里。这就是说,定义只是从发展过程里产生出来的结果”④据此,德育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德育观及其行为实践所蕴涵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一般方法论问题。具体地说,一方面,作为理论形态,德育观是关于德育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德育哲学研究首先要立足于这一层面上,但却不是局限于德育观本身,而是探索研究德育观的前提性问题,即追问反思德育(包括其理论和行为实践)运动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一般方法论依据、条件及其应然性形式。另一方面,哲学有两个主要视角:一是真理性认知,即追索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二是价值性把握,即求索事物运动发展的评价性确证。哲学思维的这种方法论原则,运用于德育观及其行为实践研究,德育哲学的对象便获得了真理观与价值观及其相统一的意义。所以总结起来说,笔者以为,德育哲学是否可以这样界定:德育哲学是关于德育观及其行为实践的哲学前提性问题的理论学说。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德育理论与哲学思维的有机契合,开展对于德育观及其实践运动的哲学研究,揭示人的德性修养的前提性根据和条件,揭示德育观形成、运演、发展的历史正当性和价值合理性,揭示德育运动规律的前提性根据和条件及其实现形式,等等。
第二,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主要是与德育学、哲学、教育哲学的关系。在笔者看来,“德育”概念在通常语义上有三种指向:一是德育实践活动;二是德育学科;三是德性培育状态的直接现实。但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作为理论它原本是教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所以能够从中剥离出来而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研究领域,实际是标示了它在整个教育事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价值。“哲学”通常有三重意义:一是所谓“元哲学”,即哲学的基本原理;二是部门哲学(包括各种应用哲学);三是指某个领域、某类事物的最高理念或信条。德育哲学作为德育学与哲学的结合体,本质上是以哲学思维解读和创新德育理论与实践,开发其哲学价值和效能。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德育哲学虽然与德育学、哲学等双重“母体”的联系是极为密切的,但三者之间的“边界”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它毕竟要有个学科归类的话,毋宁说它是教育哲学的一个层次,即相对独立出来的一个特殊领域。当然,两者的边界也是非常清楚的。转贴于
第三,设定德育哲学的边界,还应从辩证思维中得到深入一步的说明。从这方面看,德育哲学主要不是去建立新的具体的德育范式,而是着重考察已有范式的依据、条件性、特性、表达方式以及范式更迭转换的可能性空间;它不是要描述德育过程本身,而是要规范人们在德育活动中的选择、定位和行为理性;它不是要作出德育学层面的结论和成果,而是要探讨、评价德育学结论和成果中超出德育学层次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它主要不是去揭示德育运行的特殊规律,而是要探求反思人们揭示规律的思路、能力和方式;它主要不是去规范和给出德育研究的具体方法,而是要评价这些方法的合理性和可能性,等等。总之,德育哲学植根于德育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又超越于这些问题而探索其前提性的哲学底蕴,这实际也就是德育哲学学科的基本特点。
三、德育哲学的价值现实
德育哲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其发生的根源,说到底,在于当今时代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德育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亟需哲学的介入和哲学方法论的统摄。反过来说,即:对于德育理论与实践从哲学视角作出多方位的分析和研究,从而对于德育的前提条件、基本理念、结构体系、实践范式以及重要的德育现象做出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意义的深层次确证,这就是德育哲学的价值现实。从实践操作的意义上看,德育哲学的价值实现,是整个德育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那么,德育哲学具有哪些价值呢?
第一,解读性价值。从泛意上讲,任何精神文化现象都是一种社会性解读。解读与解释意义相近,它们都是直接面对思想和实践的现实的,但解读更接近于操作实践层面。就德育哲学的解读性价值而论,其独特之处主要在于,一是注入了理想性追求。德育哲学的解读性价值主要不在于对德育现象的映像式、模本式的解释和说明,而是以一定的世界观、历史观为基础,以一定理想性追求为参照,反思、解悟和权衡其得失成败,从而发掘和拓展出新的“历史可能性”。二是注入了穷根究底式的思维原则。哲学的根本特点是不断追索事物、现象的深层次本质,以期不断获得极度而适度的认识成果,因为被解读的“文本”本身就是多层次的。哲学思维表明:“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⑤所以德育哲学的解读性价值,并不满足于德育理论的一般解说,更不是停留在德育现象的表层理解,而是不断追问德育现象背后的“更深刻的本质”。
第二,批判性价值。哲学思维的又一显著特征是它的批判性。在哲学视野中,“批判”是人类特有的活动方式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它的核心思想是否定现状和追求未来,其真谛是“扬弃”和创新。“批判”具有物质实践和精神文化两种基本形态。德育哲学的批判性价值主要是精神文化方面的,它价值归宿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是德育的一种前提性批判。所谓“前提”,从逻辑上讲,是指推理过程的确定依据。逻辑结论若要正确,首要条件是逻辑前提必须正确。从行为实践上看,“前提”是事物发生发展的先决条件。德育前提性批判的重要价值,就是以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变动为背景材料,以哲学思维和德育本真走势为凭籍,不断重新审视德育既成既有的出发点、根据、真理性标准、价值性尺度,不断重新鉴别、选择、取舍和筛定其前提性认知和价值取向,以推动德育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当然,这种前提性批判又是辩证性质的。因为在唯物辩证法看来,批判就是一种否定。但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即事物内部生发的新质要素克服了旧的质的规定性;同时,恰恰又是由于新事物吸收、联合了旧事物的合理成分,才能真正克服旧事物,实现发展。所以辩证性质的批判,就是一个“扬弃”的过程。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科恩“主张以认同、继承传统为特征的‘收敛式思维’与以批判、超越传统为特征的‘发散式思维’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这一影响深远的见解对于我们全面理解教育的功能提供了重要的启示。”⑥因此,德育哲学的批判性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前提性批判,而且还在于它是一种辩证性质的批判,由此便孕育了德育的前提性创新。德育的前提性创新,必然带来德育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变革,促进人的德性修养的更新。这便真正实现了德育的前提性批判的价值。
第三,导向性价值。德育哲学的导向性价值是指向未来的。它的特点是前瞻性、超前性和预示性,这与价值本身的内涵是直接同一的。价值概念回答的问题主要不是“现在怎样”,而是“应当如何”。德育乃至整个教育在绝对的意义上都是为或远或近的将来“准备着”,亦即面对未来“应当如何”。这样,“导向性问题”就显得极为重要。导向即导引方向,实质是事物发展中内部诸要素的历史性趋势性的必然联系。德育的导向性价值主要有三个层面的指向:一是德育实践活动,其导向价值的观照和实现在于作用于人的认知和心理层面。二是德育学科理论的教学活动,其导向价值的体现和作用在于德育对象的理性和理论层面。三是德育哲学层面,它的直接对象主要是德育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其导向价值在于通过德育的前提性问题研究,革新德育理论,创新德育活动,导引德育不断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当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德育改革就有一系列前提性问题亟待研究。比如,既要坚持德育的一元化导向,又要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多样化社会生活,发展人的个性品质,两者统一的现实倾向性、历史合理性及未来走势的人性根据、实现条件、理想模式是怎样的,它对德育体系革新具有何种价值?又如,德育的功能作用与人的精神世界自主自组织之间应当建构怎样的合理性尺度?因为有个性需要就意味着有选择,而有选择就意味着至少对部分德育预期效应的否定,所以如何培养和造就人的德育需求理性自觉,便成为德育创新的立足点和前提性问题了,等等。总之,德育哲学的导向性价值,生发于较深层次,关乎于德育宏观走向,意义深远而重大。
第四,方法论价值。抽象地讲,上述解读性价值、批判性价值、导向性价值都具有方法论意义。因为方法的实质是理论自身实现过程的“反哺”形式,换言之,拿了理论去运用、去解决实际问题,理论就转化为方法了。所以理论与方法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就更为接近实践的方面看,方法论应当是理论在认识上的深化层次。德育哲学的方法论不同于德育的具体方法论,而是一种宏大而深邃的方法论,具有重要价值。扼要地讲,其一,它对德育一般方法论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其二,它是德育工作者实际工作的最切近的理论基础。其三,它为人们的德性修养提供深刻的哲理性视野。其四,它是德育理论创新的重要指导原则,等等。
注: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②转引自《科学学基础》,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③《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