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自然观的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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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生态公益林经营管理现状

1.1 经营管理类型单一

受传统经营理念的影响，生态公益林经营还带有传统的保护意识，而生态补偿资金的经营方式还是依赖于从国家进行有限获取，没有走上“适度经营利用”的规划模式，生态公益林经营管理仍旧停留于“绝对限伐、低补偿收益”的局面。这使得很多林农对于区划界定并不积极和满意，使生态公益林的建设、经营和管理受到直接影响。

1.2 公众参与度不够

生态公益林首先应该是社会公益事业，其次才是林业事业。作为一项公益事业，生态公益林经营管理应该是全社会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工作，然而目前我国生态公益林的经营管理并没有积极调动全社会因素，宣传不到位、责任不明确，生态补偿制度不完善，使得公众的认识度和参与度普遍偏低。

1.3 林分质量差，龄组结构不合理

受农业综合开发和地区林业经济影响，生态公益林中很多林间空地都已经种满了短期经济作物，过于追求短期经济利益造成很多生态公益林区域完整性被破坏的局面，使得公益林的生态效益无法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另一方面，生态公益林还存在着林分结构低龄化的问题，成过熟林所占比重偏低，处于幼、中龄期的林木居多，龄组面积比例呈“锥子型”，可以用来采伐的资源少、使用效益低，给生态公益林经营管理带来了困难。

2 近自然理论经营管理特点

近自然经营理念最早来源于德国，它将择伐和抚育作为森林经营的主要手段，秉承“接受自然、尊重自然、理解自然”的经营思想，力主促进森林“自我生长”。近自然经营理念提倡应该充分利用自然的力量和自然规律，以此减轻存在于森林经营过程中资金的无谓消耗和经营盲目性的现象，降低成本、节约能源，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持生态系统平衡，通过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森林走上可持续性经营目标。近自然理论经营管理其特点是：①主张对森林进行择伐，确保林地能够完全被林冠不间断的全覆盖，保证林地土壤不外露；②应将所有对森林实施的人为干扰降低到最小；③尊重大自然对森林的自动更新能力，适时结合人工更新手段；④在保证森林正常、有序生产功能的基础上，可以进行适量的木材收获。

3 近自然经营理念对生态公益林经营管理的作用

近自然理念的意义及特点，对我国生态公益林经营管理产生了包括经营技术、经营对策等多方面的指导作用。

首先，在经营技术方面，培育最接近自然状态的森林是近自然经营技术的最终目标。经营目标要先对生境和立地进行充分调查和合理区划，再根据具体的林分特征进行确立，然后制订详细而全面的经营计划和施工设计。关注森林整体近自然培育程度是近自然经营与我国生态公益林经营管理的最大不同，这给我国生态公益林经营管理技术、经营管理目标的确立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其次，在经营对策方面，近自然林经营将经营和调整森林的层次结构和特定物种、加快森林自然更新交替的过程作为经营管理之关键。近自然经营中提出的封调、封禁、封改和封造经营技术模式，为我国公益生态林技术体系建设提供了可靠依据。

4 近自然经营理念下我国生态公益林经营管理发展策略

首先，大胆尝试生态公益林经营利用模式。充分利用生态公益林的植物和景观资源，在保证生态公益林功能完整的基础上，大胆尝试与生态公益林功能有着密切联系的多种利用方式，可以充分利用生态公益林内和林下丰富的资源开发非质木产业；拓展生态公益林的功能利用渠道，尝试将生态公益林的功能由木材生产向服务产业转变，实现生态公益林多功能利用。

其次，加大生态公益林经营管护力度。要加大对生态公益林的日常巡山管护、植物病虫害防治、公益林护林防火等经营管护力度。充分发挥生态公益林公告牌的警示作用，要将公告牌放置于能够提醒公众注意的显要位置；对生态公益林进行故意破坏和恶意砍伐的违法行为要坚持打击，严厉惩治；要尊重自然力量，以自然更新、封山育林为主，适时进行人工更新和抚育间伐的管护措施，以此提高生态公益林中的生物多样性和林分质量。

最后，提高功能质量，增强防护效益。要将生态公益林的建设、经营与管理作为一项长期进行的公益事业来进行，各级政府要发挥其经营管理的主体作用，通过相关政策的优惠性来吸引社会各界的各种力量（人力、物力、财力）对生态公益林经营进行投资，形成“齐抓共管，共同经营”的良好局面。要对生态公益林培育和经营管理中的总是进行重点解决，保证生态系统的稳定与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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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8月15日

人类自产生以来，其命运就始终与自然的存在和发展休戚相关。人类对自然的不同认识和态度决定了人类发展理念和实践价值取向的差异，进而带来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和发展结果。生态学说是“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坚持人与自然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克服了陈旧自然观的种种局限，确立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为者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及人的自由解放理论奠定了基础，成为“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本质统一”的理论基石。

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必须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之上。“两型社会”指的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指整个社会经济建立在节约资源的基础上，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核心是节约资源；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两型社会”建设与生态学说的自然观一脉相承，是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一、一脉相承的始点：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既是自然观的核心内容，又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了自然观和发展观的不同价值取向。“两型社会”建设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根本出发点，与生态学说的自然观实现了始点上的一脉相承。生态学说的自然观强调，自然界是渗入人的因素、与人类活动密切联系的“人化自然”。在生态学说看来，人与自然是价值统一的。一方面人的生存和活动离不开自然。“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可见，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环境条件，与人类一起构成了内在关联的生态系统。“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在生态学说的视野中，自然界是作为人类客体并与人类主体相对、被人类本质力量中介了的自然界即人化的自然界，而“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可见，马克思眼中的“现实的自然界”，是与人类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与人类价值统一的自然界。

从根本上说，“两型社会”建设是人类在反思传统发展观带来困境的基础上，力求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境界中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理想境界正如马克思所言，“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二、一脉相承的关系：人-自然-社会的整体和谐

生态学说的自然观强调，人、自然、社会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健全合理的社会发展应该是在人与自然价值统一基础上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两型社会”建设正是人-自然-社会的整体价值和谐视阈，实现了与生态学说的自然观在价值关系维度的一脉相承。

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处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中，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总是要以历史地变化着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为中介，“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也就是一部特殊的自然发展史。”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应该简单地被归结为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是人-自然-社会的整体关系。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没有人的自由全面解放。可见，生态学说的自然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质，即人-自然-社会的整体价值和谐。

“两型社会”建设立足于生态学说的自然观，坚持全面的、整体的发展价值理念，超越了传统发展观的局限，蕴含着对人类社会整体、全面、协调发展的追求，凸显了人-自然-社会整体和谐发展的生态价值目标。在“两型社会”建设的视阈中，“我们不但要关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同时要更加注重发展的质的提升；不但要关注社会财富的创造和涌流，同时要更加注重社会利益的分配；不但要关注‘突出重围’、‘闯出一条路’，同时要更加注重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协调；不但要关注经济实力的增长，同时要更加注重社会各方面的均衡发展；不但要关注群众的基本需求的满足，同时要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等等。”

“两型社会”建设本质上是一种“大发展观”，它不仅强调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统一、顺应自然和创造自然的统一、利用自然和超越自然的统一，而且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必须正确认识、把握、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社会、人与社会等各种关系，以人-自然-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为根本宗旨，努力促进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社会等各个系统的协调共进，最终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

三、一脉相承的中介：生态文明实践

生态学说的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的价值统一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人-自然-社会的整体价值和谐，必须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这一中介才能得以实现。“两型社会”建设凸显生态文明实践对于消除人与自然的价值冲突、缓解发展困境、促进人类整体和谐进步的关键意义，在价值中介即实践的观点上与马克思的自然观实现了一脉相承。

生态学说的自然观以实践的观点超越了唯心主义自然观和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局限。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自然界被当作绝对观念或抽象精神借以实现自己目的的一个外在环节。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自然观虽然克服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是却陷入了“人与自然直接统一于自然界”的直观唯物主义误区。生态学说的自然观以实践为出发点，重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既肯定自然界的客观性和对人类社会的优先性，又重视它的属人特性和历史性，强调人与自然在社会中的协调和统一，强调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对于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意义。

纵观人类发展史，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人类从依赖自然——超越自然——回归自然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一方面带来社会物质文明的巨大发展，但另一方面却造成人与自然的价值对立和分离。面对这一发展悖论，生态学家主张向“荒野自然”的回归以缓解人类发展困境，经济学家则试图通过“零增长”扼制全球生态危机的蔓延……文明的忧患迫使人类不得不反思自身的行为、探索人类生存发展的和谐之道。

“两型社会”建设引导下的生态文明实践的根本旨趣在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必须把社会经济增长、人类物质欲望对自然的改造利用限制在生态系统可接受、可承载的范围内。生态文明实践主张需要和限制的平衡，兼济代内和代际的公平，充分考虑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人类自身的关系，以及人-自然-社会三者的协调与和谐，努力实现经济效益最佳、生态效益最好、社会效益最优的三大效益的有机统一。

四、一脉相承的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类在丰富、复杂的历史进程中逐步超越自然和历史的必然性，不断向自由和解放迈进。这是生态学说自然观的终极归宿，也是“两型社会”建设的最高目标。“两型社会”建设凸显人类实践行为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应然价值要求，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而在终极价值目标上与生态学说的自然观一脉相承。

生态学说自然观的核心内容是，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把人从动物界提升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

“两型社会”建设遵循生态学说自然观的根本要旨，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和社会整体发展的价值诉求，将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指向人，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其他一切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又是一切发展的最终目的。所以，“两型社会”建设克服了传统发展观忽视人的全面发展的片面性，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进程中，以人-自然-社会的整体价值和谐促进人的自由全面解放。

“两型社会”建设坚持以人为本，其根本目标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指在人类实践的历史变革中人的本质力量的真正实现。人的生态和谐性生存必然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实现。首先，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全面”的方法论意义显得尤为突出。其次，在社会发展中，“协调”是一个分析矛盾、解决问题的动态过程，是落实“两型社会”建设的实践形式。最后，“可持续”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方式和必由之路。

综上所述，马克思生态学说的自然观立足于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把人与自然看作是在实践基础上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动态整体，人与自然的联系是在具体的社会机体的发展和更替中实现的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历史进程。作为一种全新的文明发展理念，“两型社会”建设以人与自然的价值统一为逻辑起点，强调人-自然-社会的整体价值和谐，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体现了价值理性上的终极关怀。因此，“两型社会”建设是在新的历史实践背景下对马克思生态学说自然观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体现了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只有全面落实“两型社会”建设，才能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也才能有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类自由和全面解放的最终实现。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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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自然观 生态文明 唯物史观

将自然观与生态文明相对照,我们很容易发现生态文明思想与自然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承继关系,生态文明是自然观中的应有之义。自然观不仅为建构生态文明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思想原则,同时它的一些理论也反映了生态文明的重要观点。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对生态问题及其解决途径的探析,也为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提供了实践上的指导。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相互联系的理论点来探讨自然观的生态文明思想蕴涵。

一、从辩证法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思想蕴涵

近代形而上学机械论的自然观和价值论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恶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这种自然观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孤立起来,将动态的人类演化与静态的自然界相分离,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不到“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这个辩证统一关系,这无疑是引导人们毫无顾忌地迫害自然,破坏生态环境。自然观提出了全新的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的思维方式,有力地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机械的自然观。自然观表明,人们应该以辩证的思维方式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去分析和处理生态问题,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共处的关系。“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产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也就是说自然界不仅提供了生活资料,而且为人类从事物质生产提供了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场所。其次,马克思不仅仅单纯阐述了人依赖于自然,更重要的是人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同时也深刻地指出了人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说明人根源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又依赖于自然界。

自然观从辩证法的角度为人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哲学依据,为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二、从认识论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思想蕴涵

实践的观点是贯穿哲学认识论部分的核心,也是贯穿自然观的核心。劳动实践是人类所特有的活动,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反映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形态和取向。本质地看,实践观具有深刻的生态文明内涵。马克思肯定劳动实践具有社会属性,同时又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即将劳动实践纳入自然系统及其演化的过程中,来把握其规律。马克思将劳动实践看作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同时将劳动实践视为“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劳动实践是自然系统进化的产物,人连同其劳动实践都是属于大自然系统的,没有劳动实践就没有大自然系统中物质变换。马克思认为,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因此必须要对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实践活动过程加以规范。马克思提到:“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实践观应有的价值规范包括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的统一,它蕴涵着深刻的自然生态文明思想,内含人性与物性、权力与义务、自我与万物相统一的文明理念。劳动实践“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也就是说,劳动实践不仅是人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资源的方式,而且是人与整个自然系统实现生态平衡和稳定的机制。通过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实现自然系统的良性循环、资源再生、持续进化,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由此可见,马克思所定义的劳动实践并不是人对自然的征服支配,而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方式。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详细阐述了人对于自然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进一步实践的方法论过程,明确了自然界对人的价值,以及人在认识及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自然观在认识论上强调要尊重自然规律。一方面,人是具有能动创造性的自然存在物,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另一方面人“同动植物一样,也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不能创造或消灭自然规律,而只能自觉遵循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将自然看作是一个的孤立现象,而非一个活的有机系统;将自然界只看作是人们认识和改造的对象而非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导致自然生态被严重破坏。

三、从唯物史观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思想蕴涵

哲学认为,人与动物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其社会性,人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无可厚非是一种社会性的历史活动。人是社会的人,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通过社会性的实践活动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相互制约。这也是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早在19世纪,马克思便就生态环境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进行了深刻剖析,“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同时,恩格斯认为,要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就必须学会预见人类行为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并根据这种预见来调节自身的行为。他指出:“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研究,我们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也就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人对自然的认识、理解以及态度发生重要变革的结果便是文明的转型。当今,全球化进程把全人类的生态问题凸现的更加明显,我们理应承担起作为社会中的人的基本责任,自觉调整自身的生活目标和生存方式,坚持和谐和公正(代内公正和代际公正)的原则,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促进人―自然―社会这一生态系统的协调运行和可持续发展。我们提倡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必须扬弃旧有的自然观,扬弃工业文明的自然观。生态文明的自然观是有机论的,与工业文明的机械论自然观不同,它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理解为一个系统,认为自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是有机的、内在的和动态发展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5,7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0.

[3]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观.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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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生态哲学从环境伦理学研究开始。环境伦理学概念首次出现在1980年《现代生态学中的方法论问题》译文中。2 译者余谋昌作为中国环境伦理学的首创者之一，于1991年6月出版《生态哲学》一书，提出了生态哲学的理念，填补了我国生态哲学研究的空白。生态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转向，让人类重新思考如何看待自然、如何行动。中国的生态哲学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正在走向成熟。它从生态伦理学的发展阶段展开，历经自然观入手的自然哲学研究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批判、在人类思维的历史进程中的生态思想研究，直至今天生态哲学正在走向全面发展。

一、生态伦理发展阶段

西方发起的环境保护运动和“”结束后，一些学者很快从“”中走出来，此时，中国的生态哲学研究也开始从环境伦理学涉及。在研究过程中它把握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及思想，阐释了生态伦理内涵，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研究基础，产生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而形成了中国环境伦理学重要的认识内容。

中国的生态哲学与自然辩证法有着深刻的渊源，或者说中国的生态哲学就是从自然辩证法中发展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观就是它的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奠基人于光远于1958年《人在变革自然界中的能动作用》（《自然辩证法通讯》3期），这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辩证法通讯》还在1964年第1期发表了惠伯纳・魏汉藩的文章《什么是自然哲学？人们为什么要研究它？》，1981年第3期发表了唐以剑的论文《人类生态学――环境科学研究的核心》。于光远在1991年7月发表的《自然》（《自然辩证法研究》）一文对自然做了深入的研究。这既是自然辩证法对自然的研究，也属于哲学上的自然观的研究，更是生态哲学的基础，是关于自然的哲学。今天几乎绝大多数研究生态哲学的学者都出身于自然辩证法。生态哲学的研究成果有相当多的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即原来的《科学技术辩证法》）这三大杂志。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属于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生态哲学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中国的生态哲学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1980年，余谋昌把环境伦理概念介绍到国内， 1986年发表了《关于人地关系的讨论》，认为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生产水平很低，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弱，对自然只是一味的崇拜。第一次技术革命以后，机器技术体系装备的生产力高速发展，人类凭借着这种力量控制一个又一个自然力，在征服自然的凯歌中开辟人类的新天地。1人类产生了自己是主人的思想，形成了控制自然、战胜自然的观念。1988年2月其发表的《生态学中的主体与客体》一文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生态哲学中的主客体来研究，这是当代重要的全球性问题。2一方面人作用于环境，另一方面环境也作用与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辩证的关系。此时的学者们已经将目光集中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中，这是评判问题的依据所在。正如余谋昌在《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一文中所说，生态哲学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本问题，它区别于人与自然二元分离和对立的传统哲学，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3

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进入伦理学研究领域，生态哲学就从环境伦理学发展起来。源于20世纪末西方的环境保护运动使得环境伦理学很快成为一种世界潮流，这影响着中国的生态哲学，其发展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学习和跟踪。中国生态哲学开始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伦理道德的层面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生态伦理学问题。1991年叶平发表了《人与自然：西方生态伦理研究评述》一文，文中提到西方的生态伦理学创立经过了孕育、创立和发展三个阶段。41992年余谋昌撰文阐述了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他认为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知识领域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共同体扩大到“人―自然”共同体。5

在中国的生态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在环境伦理上的激烈争论。孙道进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的理性崇拜本身恰恰是非理性的1，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经济目的，人类掠夺自然从而产生环境问题，这促使环境伦理学重新思考自然的价值、自然权利等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真正本质。杨克俭在《生态环境危机与人类角色转换》一文中指出，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危及人类生命安全的全球性问题，要想消除危机，必须改变把人看成是自然之主人的观念，重新认识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人与自然共同体的和谐共存、共同发展。2随后余谋昌于1994年发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引发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提出人类应该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这是现实对我们提出的迫切需求。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贬低自然，虽然获得了局部上的成功，但是危害了自然整体，也危及人类的根本利益，使得我们陷入困境。3因此，人类所面临的抉择是从旧意识向新意识过渡的过程。人不应该是世界的统治者，而应该是看护者。

对于这样的批判和反驳，人类中心主义也在不断扩展自己的理论内涵并为其寻求辩解。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发表后的第二年，《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了《天人和谐之道――兼评“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和《走进人类中心主义 ――兼向余谋昌先生请教》两篇文章。文中提出人的利益与自然的利益相统一，自然的利益体现为人的利益时才有意义。要解决目前的环境危机问题，人类必须尽快超越目前的发展阶段，使人类文明持续不断地提高。4与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相反，潘玉君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非但不应该走出，而且应当走进和重建。困扰人类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使人类体现或实现了价值。51996年张理海《人类中心主义：一种哲学观念还是一种传统文化精神？》并明确提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应该能够缓解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可以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除了走进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别无选择。6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基于价值观的不同所导致的争论，使得自然价值问题成为环境伦理学的一个焦点。自然价值不仅关系到人如何看自然，更涉及自然的权利，与人的行动相关。自然价值、自然权利是生态哲学在环境伦理上不或可缺的内容。

首先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自然是否存在内在价值。环境伦理揭示，自然不仅能满足人类的需要，自然对人有价值，更能满足每一生命个体的需要，这是自然的生态价值。1995年叶平的《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观》一文首次将自然的价值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他认为自然界的价值具有多样性，除了有工具价值以外还包含着内在价值、固有价值和生态系统的价值。人类应该针对自然事物本身去评价其价值，而不仅仅是从它的用途、功用来评价，自然事物有不依赖于人类评价和存在的价值。11996年佘正荣发表了论文《自然的自身价值及其对人类价值的承载》，他认为自然不仅有内在价值还具有创造性和维持性，不断建造和优化自己生存及发展的条件，并维持着稳定的生态系统。2自然的内在价值不是人类赋予的，是其本身具有的，内在于自然之中，是自然千百万年发生、发展、进化的产物，人类的价值也只是自然所产生的千百万种价值之一，服从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自然是内在价值、工具价值、系统价值的统一。3

其次，自然的内在价值是不依赖于人的评价而存在的，在亿万年前没有人类的自然界就已经存在其自身的价值。《自然的价值与自然的本质》一文提出，将自然的价值成立条件归于人的评价是有偏见的。在千百万年的自然史中都有价值的产生，这并非什么人类心智中的、主观的过程。4但是《论自然的价值及其主体》一文却认为，所谓“价值”，实质上是指自然事物能满足人类的所需，即对人是有用的。这里的自然价值是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5这与自然主义不同的是明确否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认为自然主义对于自然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解释是矛盾的。而《自然价值的伦理精神》一文认为，自然不仅具有外在价值还具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不必以人类作参考，是自然所固有的。自然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都共处于地球生态系统之中，体现了它们的统一性。6自然拥有内在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没有评价者就没有价值的问题也迎刃而解。就如同一幅美丽画卷，即使没有欣赏他的人，也不影响它的客观存在。就是说，没有评价者当然也能有价值。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不否认人的内在价值，在生态系统共同体内，人与自然既有相互依存的工具价值，又具有各自独立的内在价值。7

然后，就是对于自然权利的研究，研究者在肯定自然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权利。1999年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其核心观点认为自然是有权利的，并且作为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有必要尊重自然的权利，并且对它赋予道德关怀。大自然也必须拥有其自身的天赋权利。12001年《自然权利论――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发表，文章阐明自然的权利是将权利扩展到人以外的存在物，不仅包括动物、所有的有生命体还包括无生命的自然在内的整个自然界。人所具有的内在价值赋予人权利，同理，自然庞大内在价值也赋予自然相应的权利。2郑慧子在1999年发表的《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一文中认为，人首先是存在于地球表面系统内的，人是生活在由自然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两者构成的区域当中，人类应该承担起责任和义务去维护共同体的秩序与和谐。3因此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是个不争的事实。

二、从自然观入手的自然哲学研究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批判

2000年之前，中国的生态哲学主要从人工自然的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自然观，2000年之后转向从技术异化的批判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关系贯穿于生态哲学研究始终，人通过技术与自然建立联系，技术的不断发展引起学者对人工自然的哲学研究。1993年发表的《由自然哲学到人工自然哲学》认为，自然哲学的研究需要从自然扩展到人，人的活动所产生的产品及其过程、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人的活动及其产品对人类的反作用等等都应该扩展为研究内容，也就是说人工自然必须走入研究视野，自然哲学要走向人工自然。4林德宏在1993年《自然观研究的新阶段》，提出系统地开展人工自然观的研究是自然观研究的新阶段。人工自然是人类行动产生的，人的行动沟通人类和社会并以人工自然呈现。对于人工自然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自然与社会的本质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现生产模式的转轨。51999年陈洪良《人工自然观与现代社会发展》指出，人类社会在自然之中发展，自然的发展是其前提，人工自然观首先必须体现生态文明，这是人类的精神对自然的生态把握，把人类意识融入宏大的自然生态系统中。6

从自然哲学维度入手研究生态哲学，是从生态自然观研究开始的。生态自然观更是中国生态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肖玲在1997年发表的《从人工自然观到生态自然观》一文中指出，自然观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考量，也是人类自身成熟状态的重要标志。自然发展过程与自然观演变进程（天然自然观――人工自然观――生态自然观）相吻合，生态自然观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7自然观就是如何看待自然。《现代自然观与可持续发展》一文提出，自然界本身无所谓善恶，人不能等待自然“善待”自己，也不应该自认为是大自然的统治者。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为了生存人类需要利用自然。人类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利用、控制、改造自然。不应该因为科学技术的局限性对发展科学技术没有信心，也不应该弱化甚至放弃科学技术，只靠伦理信念规范人的行为，利用自然、改变自然依靠科学技术，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也需要科学技术。1

科学技术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针对科学技术所产生的问题，分析人类利用技术对自然产生的影响，是从技术哲学维度入手研究生态哲学中的自然观问题。2001年发表的论文《自然中的技术异化》是从批判的角度分析技术对自然产生的危害。这篇论文是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研究的继续。自然中的技术异化将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相互抽离，可是，自然界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由于技术进步的控制和干预，其整体平衡受到干扰，阻断了天然自然的自然进程。技术的进步在不断地削弱自己和人类的存在基础。技术越发展越显现出技术异化现象。2《从哲学视角审视人工自然》一文指出，技术的进步促进人工自然的产生和发展，对人类的进步有积极意义。然而，人工自然作为人劳动的产物，从天然自然中分离出来，在与天然自然的对立中成为导致异化的因素。3

对技术异化的克服就是要把技术放置于生态之中，并以生态的形式展现出来，那么技术就可以是天使。论文《生态技术――技术可以是天使》（2005年）认为，生态纪的技术就意味着那些增强“生命之家”的创新。技术是天使，使人类的故事演绎出辉煌。技术也带来危机，它产生了环境污染、生态灾难、物种灭绝，以至于我们现在的新生代正在走向终结。然而，终结也是新生的契机，新生代的终结意味着生态纪元的开始。4也就是说先进技术必须与生态的技术相一致，这也是技术的天使本性决定的，技术可以是天使。

把技术放到生态之中克服技术异化，是建立在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的现实行动，随着生态哲学的发展，中国学者把世界观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世界观决定价值观，决定我们的行为。郁乐和孙道进在《试论自然观与自然的价值问题》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们认为回答自然价值问题的理论根据是自然观。关于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道德争论的背后隐藏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自然观。无论是何种对自然权利的理解都取决于他们偏向于何种自然观。要么将人融化于自然，要么从自然的利益出发批判人的所作所为。5薛勇民和路强在《自然价值论与生态整体主义》一文中提出了只有将自然价值论放置在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中，自然价值论的确立才能成立，才能以丰富多彩的自然价值批判只有人类才有价值的错误观念，自然价值论本身蕴于生态整体思想之中。1可见，中国学者们不再纠结于人与自然的抽象对立，而是将视野扩大到更全面更广泛的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下去理解自然的价值问题。

三、人类历史思维进程中的生态思想研究

2010年以后，中国学者开始研究西方哲学历史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再加上对中国传统哲学生态思想所做的挖掘，中国的生态哲学在哲学的历史思维中研究生态思想的历程，从思维的层面丰富了生态哲学的研究。在人类的思维历史中，生态思想的发展是持续的，期间有过反复、曲折。生态哲学有价值观维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有本体论维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态自然观；在哲学思维历史进程中研究生态思想，就是思维层面的生态哲学研究，这相当于认识论维度的生态哲学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一直都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内容。《自然辩证法通讯》在1989年第4期发表了李志超的《抱朴子的自然观》一文，1993年第6期发表了周昌忠的论文《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理论的环境哲学意义》，1997年第4期发表了胡化凯的论文《感应论──中国古代朴素的自然观》。这些研究都阐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观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1998年第5期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了徐刚的《莱布尼茨与朱熹自然哲学》，把东西方思想家的观点做了比较研究。

生态思想在西方哲学思维的历史进程中有着曲折的道路。2010年发表的论文《哲学历程中的生态思想轨迹――从古希腊到科学革命》，这是生态哲学研究深入人类思维领域，在哲学的历史进程中研究生态思想。论文聚焦于每一时代哲学所关注的主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题，这体现为哲学的外在转向。文章指出，哲学史是人类思维的代表，自古希腊以来就有了人和自然的生态性思想，但是对思维的抽象强调切断人和自然的有机联系，将哲学引向了中世纪的宗教。哲学背离自然、背离人，以神的唯一创造性代替自然的内在创造力，以上帝扼杀人性，割断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科学革命之后，伴随着牛顿力学而强大起来的科学，以机械自然观解构了自然生态，终结了生态思想。文艺复兴对人的理性与思维的张扬片面强调意识、思维、理性，彻底终结了哲学中生态思想发展之路。2

被机械自然观终结的生态思想如何回归人类思维历程，中国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011年《哲学历程中的生态思想轨迹――从笛卡儿到怀特海》一文就是对生态思想重回人类思维的历史过程的探索。文章指出，笛卡儿提出的心物两分的二元论把生态性只给了人，人类思维从此空前提升，忽视了自然和世界；休谟和洛克对二元论的质疑和反思，使生态思想得以呈现，但又因社会与文化局限性而不能彰显；到了康德的心灵体验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也看不到对自然的生态阐述，自然只有精神上的客观存在，生态性的思想只属于那个客观的精神，一个完全没有物质基础的存在。 12012年罗久发表了论文《自然中的精神――谢林早期思想中的‘自然’观念探析》，他指出，为了克服康德留下的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谢林发展了一种有机自然的理论，认为自然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因果规律的客观对象，其本质上并不是完全外在于自我意识的纯粹客观对象的总和，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2

哲学所关注的主题体现为哲学的外在展现，哲学的发展还有其内在的逻辑，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入手研究生态哲学是纯粹的思维向度的研究。2012年发表的《从达尔文到怀特海的本体论逻辑进程》一文，详尽阐释了生态思想如何从达尔文开始一直到怀特海，更彻底的生态哲学思想如何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创造进化论、突创进化论，最终到怀特海的有机体哲学这一发生、发展并形成的过程。32012年发表的论文《关系性―过程性原则的逻辑必然性》则阐述了在人类哲学思维的历史中，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发展中揭示生态哲学的出现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探讨哲学内在逻辑的演变历程也是生态哲学的研究任务。古希腊哲学是哲学的逻辑起点，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同时肯定了“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的本体论原则以及“认识必然可能”认识论原则。从这两个可以推出“关系是普遍存在的”关系原则和“世界是过程的”过程原则。本体论原则、认识论原则、理性原则可以推出关系性、过程性、有机性逻辑必然性。生态哲学提倡关系、过程，强调整体和有机。这是从哲学的内在逻辑来解析哲学的发展历程，分析思维整体中的生态哲学思想，更是生态哲学得以完善的标志。4

四、生态共同体：生态哲学对走向生态纪元的追求

从中国学者对生态哲学在不同时代不同看法可以体会出生态哲学本身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6期发表了《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进展》一文，从论文的题目可以看出，当时的生态哲学就被看作是环境伦理学。作者李寿德肯定了中国学者在环境伦理学领域所做出的成就。而佘正荣2006年认为，在生态伦理学这门重大新兴学科的开创过程中，存在着多元竞争的理论是非常合理的5，这肯定了生态哲学发展的多元性。2007年张岂之《关于环境哲学的几点思考》，他指出，环境哲学的目的是要探讨伴随环境危机而产生的哲学问题，它们主要涉及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各类问题。环境哲学必定需要研究环境伦理问题。当前最紧迫的是要解决人们该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6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生态哲学面对的问题就是哲学本身面对的问题，哲学的主题要转向关注“如何做”。2012年刘福森发表的论文《生态哲学研究必须超越的几个基本哲学观念》指出，任何哲学都只属于自己时代的“特殊哲学”，生态哲学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是按照生态文明的价值与逻辑所构思起来的新时代的哲学。12015年发表了论文《生态哲学之解读》，作者直接阐明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是今天的时代哲学。如何行动成为哲学关注的主题。生态哲学就是哲学转向行动，是行动的哲学。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的发展，那么生态哲学的构成就要有生态本体论、生态认识论以及生态伦理学。2

由于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生态哲学揭示其深层根源并批判现代性所存在的问题也是中国学者所研究的内容。2008年发表的论文《生态学批评中的理想人格――“生态人”之分析》指出，生态学的批评使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破产，以具有关系性思维和博爱情怀的“生态人”批判独断的理性人。3卢风在《整体主义环境哲学对现代性的挑战》一文中，以生态哲学的关系及整体理论分析批判了现代性哲学所存在的问题。他的研究解构了现代性的物理主义，消解了主客体的绝对二分，挑战独断的理性主义。他提出，唯当彻底摈弃了独断理性主义的完全可知论和知识统一论时，我们才会敬畏自然、保护地球。4解决当前严重的环境危机要求的不只是改革个人和社会的行为，更要挑战现代性哲学所存在的问题，研究人类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如何做，研究公平、正义伦理，研究生态文化，研究关爱生命、保护环境，研究生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