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乡土文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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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读乡土佳作，激发学习兴趣

溧水县位居百里秦淮之源头。溧水自唐代以来雅称为中山。因此，清代形成的溧水八景也被称之为“中山八景”。它们是：琛岭神灯、芝山石燕、观峰耸翠、金井涌泉、龙潭烟雨、洞壁琴音、东庐叠遄、臼湖渔歌等。溧水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资源，可谓人文荟萃。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大诗人李白到溧水一带漫游。此时的李白，因得罪李林甫和外戚杨国忠等权贵，被唐玄宗“赐金还山”，人生正经历着大失意。然而，丹阳湖的美丽风光浸润了他这颗失意的诗心。他提笔即景，一首关于丹阳湖的美丽诗篇便成之于胸中，出之于笔端，传之于后世。这首诗大气而不失细腻，豪放而又清丽缠绵，的确是一首难得的佳作。

湖与元气连，风波浩难止。

天外贾客归，云间片帆起。

龟游莲叶上，鸟入芦花里。

棹轻舟，歌声逐流水。

家乡的石臼湖竟然与大诗人李白有关，学生惊喜之余，反复吟咏，学生张龙强抑制不住激动，写下了这样一段赏析文字：一个天朗气清，艳阳高照的日子，李白乘扁舟一叶，载酒行吟于湖上。当西天布满了落日的余晖，美丽的丹阳湖水天相接，朦胧间，他仿佛置身于人间天上为一体的奇妙境界。商旅的归帆、渔妇的歌声，让他看到了也感到了劳动的美好和收获的愉快。他想起了自己曾有的抱负，宦海的沉浮，一切是那么虚无缥缈，相比之下，眼前如诗如画的美景是那么真实可爱。

我们溧水的无想寺早在南朝时就颇有名气，在吟咏无想山的诗篇中，最为有名的则是北宋大词人周邦彦的《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也正是因为周邦彦的这首词，无想山和无想寺的名声才更为大噪。

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人静鸟鸢自乐，小桥外，新绿溅溅。凭栏久，黄芦苦竹，疑泛九江船。

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

这首词上阙非常形象地写出了无想山初夏景色的优美，对实境的描绘刻画入微，山下的卑湿，引起对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怀念，身世相同，深有感慨，从而引发了下阙的思想感情，抒发了漂泊的悲哀。自称为“江南倦客”，曲折地传出了作者流宦他乡的苦楚，他自比暂寄修椽的燕子，又想借酒忘愁而苦于不能，但终于只能以醉眠求得内心短暂的安宁。这首词的特点是蕴藉含蓄，词人的内心活动也都隐约不露，特别是“憔悴江南倦客”是作者自况的真实写照。学生读到此词，如获至宝，工整摘抄之后，吟咏成诵，课后饭余，时而来上几句，表现出极大的学习兴趣。当学习的内容一旦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联系，那学习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溧水山水风光无限，学生徜徉其间，探寻名人古迹，吟咏文人墨客们留下的诗文，兴致极高。学生归来以游记的形式写成随笔，颇有文采，流露出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一方面大大丰富了学生的文化底蕴；一方面帮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溧水的历史，进而让学生更热爱溧水，振兴溧水。

二、收集民俗传说，传承传统文明

寒暑假期间，笔者要求学生利用假期闲暇时间，多方收集家乡传统习俗和民间传说。开学后交上来的收集材料非常丰富，涉及范围广，且多篇有人文思考的深度。比如某学生的《蒸团子》，详细介绍了团子的制作过程，又将过年的热闹气氛渲染得恰到好处，结尾有浓郁的人文气息，表达出他对家乡的一份挚爱之情。另有同学：“嗅一嗅，今年的年味似乎特别香：混杂着煮咸货香，油炸豆腐果香，团子香，还有花香，雨后春泥香，众香齐集，聚出了浓浓的年味”，等等众多对传统的描述和热爱将铭刻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新桥河小白龙救母，不忍离去，频频回望，有了新桥河九九十八湾的传说。赵氏寡妇捐赠出全部家产，建成蒲塘桥；狮子山上贪婪和尚……每一个传说背后，都表达出家乡人对美善的褒扬和对丑恶的贬抑。学生们在课堂上互相交流讨论，挖掘传说背后质朴的传统美德和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和追求。最底层的也是最质朴的，学生们深深地为此而感动，很多的学生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民间传说不屑一顾了，反而去收集更多的民间传说和民俗风情。

三、记录乡村生活，感受纯朴乡情

亲情是人生永恒的话题，而农村学子的亲情因生活的艰难而更显纯朴和珍贵。结合写作教学，让学生记录真切的亲情，记录美好的乡村生活，很多生活细节令人难忘，引起共鸣：在村口张望儿子放假归来母亲的背影，突然回家发现饭桌上只有一碗老腌菜……每读到这些，无不勾出记忆，令人热泪盈眶。

纯朴的乡情也令人神往：春天碧绿茶园里的欢声笑语，秋收时节村人的相互帮助，农闲时一日三餐总爱端着饭碗聚在巷口；邻居的热情，村人的善良，乡村的生活总以美好的形式出现在学生的作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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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只要能好好地把握住农村作文教学的特有优势——乡土性，在指导思路上能始终贯穿一个“农”字，农村作文教学同样能闯出一番新天地。

一 创设情境，引发兴趣，激发学生写作的内在动力

农村虽没有城市的繁华，但它充满了淳朴的美，应该让学生走进农村广阔的天地中，让学生感受农村生活之美，教师要做好兴趣的引领和写作冲动的开发。学生作文中冬天的描写多是写雪景，萧索的大地，但现在农村冬天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蔬菜大棚就是农村冬天的又一大特色。冬天，我带领学生参观我们村南边的蔬菜大棚。学生一走进大棚，眼前一亮，棚里绿意盎然，他们大喊：“春天来了。”在大棚里他们看什么都新鲜，不断地向菜农和老师提问题：是怎么种的？如何管理？收入怎样？他们问了个遍。学生们兴奋不已，提笔写冬天就各具特色了。有的写的是《冬天里的“春天”》一看题目就有新意，孩子是这样写的：

我们弯着腰钻进一个黄瓜大棚，里面既湿润又暖和，感觉就象春天一样。只见绿色的黄瓜藤蔓缠绕在竹竿上，藤上结满了黄瓜，嫩绿的黄瓜带着晶莹的露珠，顶端还开着黄色的喇叭形的花，真是美丽极了。原来菜市场里的反季节蔬菜就是这样种出来的啊。

有的同学仔细描写了冬天的黄瓜是如何种植和管理的，大赞现代的科学技术。这次练笔很成功，学生们的选材角度新颖，内容真实。

二 摄取反映农村特点的事物，调动学生的写作积极性

农村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要让孩子们平日养成认真观察的习惯，摄取反映农村特点的景和物，人和事，指导学生现场观察，调动学生观察思考和练笔的积极性。在教学三年级上册第三单元作文《我爱秋天》时，我带领学生观察学校里老师的菜园，有的看到了茄子会说那分明像一个个香蕉，只是颜色不同而已，有的会说那冬瓜像一个个胖娃娃。观察之后，我先让他们分组讨论交流：看到了什么？形状像什么？看后有什么感受？然后开始写作。这样通过观察、讨论、交流，有的孩子就把秋天丰收的菜园描写得栩栩如生。

今天，我们和语文老师一起来到老师的那片菜地儿，啊！那画一样的菜园在我眼前呈现。一片丰收的景象给这片菜园装点得美不胜收。你看，大大的冬瓜挺着那肥胖的大肚子，像个可爱的大肚娃娃。冬瓜北边是一畦西红柿，每一颗上面都挂满了又大又圆的西红柿，红的像一盏盏小灯笼。这时，紫盈盈的茄子不时地探出头来，他穿着一身紫色的衣服，到处张望，好像在问：“我美么？”看着茄子可爱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我走着走着，又看见了青绿青绿的辣椒，它瘦瘦的身材，像个苗条的淑女，非常可爱……

到了冬天，大雪纷飞，大地银装素裹，带着同学们堆雪人、打雪仗，使得他们精神焕发，热情高涨，心中有说不完的话。然后写《难忘的下雪天》都写出了自己在玩中的感受。乡村的美景变幻无穷，经常带着学生去亲自体会生活，挖掘写作素材，这样使农村学生写作时下笔如有神。

三 走进生活，用心观察领悟

作文教学要激发学生的情感，启迪学生的悟性。在感悟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社会生活中的平凡小事，都可引发我们的思考。生活中每天发生的事情非常多，孩子们往往求大，忽略了身边值得关注的小事，所以，也造成了无话可说，无事可写的情况。对农村学生来说，农村的风景优美，乡土气息浓厚。美丽的大自然又孕育了千姿百态的动植物。这既是作文教学的直观教具，又为作文教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素材。教师利用这种优势，引导学生仔细观察，使他们“见景生情”。把这种情景教育引进小学作文教学中，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三八妇女节时，我让学生每人回家为妈妈做一件令她感动的事，并把他写成文章。学生纷纷表示：没问题，这个简单。第二天看到他们写的作文我也很感动。其中一个孩子写的《我为妈妈捶背》，他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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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化本质上是一个界域概念。它的区域性使得人们具有强烈的“家”的意识，爱祖国总是从爱自己的家乡开始，由爱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家乡升华到爱自己的祖国。家国文化对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学生对于所属乡土文化的认同，就是其对乡土的认同。乡土文化中的德育是学生在了解和认识自己生长或长期居住的地方的基础上，进一步去激发他们的乡土情感并产生乡土关怀，进而产生“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思想，这是北宋时期的思想家张载提出来的。意谓世人，皆为我的同胞；万物，俱是我的同辈。当前，中国的学校道德教育处在不断变革的社会大背景中，乡土文化因为具有无可比拟的民族和大众的特性，在农村学校德育实践中占据了极大的优势。

同时，从学生的学习难易上来看，乡土文化就在他们身边，真实而生动，可感知，可体验，可以增强学习兴趣，让道德教育看到实效。

二、乡土文化在农村小学德育中的合理运用

当前，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并没有全面发挥引导乡土文化并利用好乡土文化的作用，乡土文化的前途令人??忧，如何在农村小学德育中合理运用乡土文化的问题也异常迫切。这些问题不仅能为我国按照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的原则建构民族国家发展模式提供基础和养分，而且能为我国立足于本土文化的民族自主性和现代性提供多重资源。

1.作为道德教育的主体，学校应该在学科教学中涵盖乡土德育指导并挖掘乡土文化中的德育资源

各地区教育部门以及学校，应出台教材编制规范、制订课程设置标准和考核要求，组织人力编写教材、补充师资以保证课程的实施，以必修课的形式在中小学开设乡土课程，并将其纳入升学考试范畴，从而引起人们对乡土文化的重视。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挖掘地方文化资源，渗透乡土德育知识传授和情感指导。

2.把握乡土文化中的价值判断和取舍标准

乡土文化内涵丰富，作为农村小学德育中的乡土文化教育，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应该从两个方面来体现。既要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有较强的教育指导意义，同时也能被学生理解和接受。首先，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的乡土文化必须是能引导中小学生积极向上的，能提高中小学生精神逐步走向高尚，能激励人为了未来努力奋斗的乡土文化。第二，它必须适合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能为学生所理解并接受，这种文化也必须是人人都能享受到的，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在精神上更为崇高，有更强的凝聚力。我们的小学德育必须坚持这两方面的价值判断，让乡土文化发挥出其最大的功效。当然，如今的农村小学在进行乡土文化德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在多元文化社会里，这是无法避免的，这就要求学校在德育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学生关注其他地域的文化，注意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和区分，让学生在比较中更加加深对自身乡土文化的了解，并尊重他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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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想上的偏见。

目前，部分教育管理者和教师对乡土教育的认识存在一种偏差。受应式教育的影响，部分教师认为：与其花费时间搞乡土教育，不如让学生多做几道试题或背诵几篇作文来提高学生的成绩。因此，一些热忱于搞乡土教学的老师常常被视为“疯子”，甚至受到其他人的冷嘲热讽，他们探索乡土教材的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

2.缺乏统一组织和开发

要进行有效的乡土教学，学校教师必须有权威的教材，这就要求学校的领导、教师、乡土专家、教育行政部门进行调研，科学开发乡土教材。既需要大家建言献策、科学规划、精心组织、合理编排，也需要教育主管部门统一协调、统一开发。然而，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管理者思想上认识不够，以致乡土教学大多成为一种无序状态。

3.教师乡土专业知识的不足。

虽然教师的专业素质比较过硬，但在挖掘乡土教材时，常常显得束手无策，力不从心，在探索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人文景观时就成为他们的拦路虎，使得他们不能把乡土教材更好地融入到教学中。

二.应对措施

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大对乡土教育的宣传力度，切实做好督促工作，让教育工作者真正把乡土教育融入到教学中：

（一）、充分发挥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主动性

美国教育家杜威认为：传统课程的弊端就是与学生的个人生活与经验相分离，若要建立学生在认知上的情趣，必须消除他们在实践生活与课程之间的脱节现象。当前农村学生学了语文之后，虽然有强烈的表达愿望，但是对于陌生的知识时不知如何应用。乡土教材的有效利用，对于农村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联系生活经验和知识背景，赋予学习材料一定的意义，有利于学生通过语言实践进行效的学习，体验成功，获得愉悦，使之乐学、爱学、富学、美学。乡土教育是传承民族、继承文化的重要途径，更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方法之一。通过乡土文化的学习，让学生了解家乡的历史地理、民族风情等等，有利于他们爱家、爱乡、爱国热情。

（二）、充分发挥教育主管部门的主体作用

首先，要联合地方院校、科研机构深层次挖掘具有地方特色的课程资源，保证乡土教材的质量为教师提供可靠的后勤保障。比如我们可以把务川自治县的人文、历史、地理、景观、矿产等进行搜集整理，科学合理、规范汇编成册。在教学中，我们就能大胆应用、游刃有余、毫无顾忌。其次，要加强对教师课程理论的指导和专业知识的培训，让教师掌握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常识等基本理论。

（三）、充分发挥教师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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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小学校图书室与农村文化建设现状

1.学校图书室建设现状

（1）图书室藏书数量不足，且其中不乏是大量陈旧过时、无人问津的图书，而新近出版的书籍以及文学、科普类等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书较少。

（2）图书室藏书数量不足又不能满足中小学生的阅读兴趣。在学校图书馆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凡是经老师推荐后的书，很快会被全部借光。

（3）随着信息技术的逐步深入，家庭电脑配置，网络的普及，使城市学生的阅读途径、阅读方式、阅读场合都发生了改变，无论小学生还是初高中生，在网络上足不出户就能获取他们想看的图书，浏览空间比原来有了更大的余地，电子图书得到广泛应用，而这些信息技术对于边疆民族地区中小学校的学生来说就是可望而不可及了。

2.农村文化建设现状

（1）国家虽然在边疆民族地区乡镇投入建设了这么多的文化设施，但其发挥作用不理想。各乡镇综合文化站从2011年正式向公众全部免费开放，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实施乡镇综合文化站免费开放工程，既是提高基层群众文明素质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城乡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具体措施，更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由于对文化投入的不足，加之措施不到位，经费没有保证，站址狭小，多部门合用，人员没专职或者是专职难专搞文化工作，管理人员身兼数职，没补助少福利，缺乏责任心和积极性，难于开展工作，使文化站图书室往往是“一块牌子、一枚章子、一间房子”，真正开展活动的寥寥无几，成为应时、应人、应景之作，使配备图书大量流失或是积满灰尘。种种原因使得图书室慢慢失去提供文化信息的功能。

（2）由于农村阅读人群的主体──青壮年，多数外出务工，留村多为老人、儿童，村民的阅读欲望、兴趣不强，没有读书氛围。图书室布点不合理，管理跟不上，多数图书室是建在行政村所在地，由村干部管理。

（3）村干部没有时间和精力管理图书室，另一方面是村民很少愿意跑几里路去村部找村干部借书。

二、学校图书室与乡镇文化共建设想

1.以县级公共图书馆为业务中心，促进边疆民族地区乡镇中小学校图书室与乡镇文化共建共享。乡镇中小学图书馆扎根农村，贴近农民，方便农民，有利于农民就近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是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基本阵地，是“乡风文明”的重要体现。为充分发挥乡镇农村文化的职能作用，提高乡镇农村文化设施的利用效率，拓展乡镇中、小学校办学阵地，实现农村文化活动与农村青少年教育活动互融互通、资源共享，实施乡镇综合文化站与乡村学校联合共建图书室，推进文化公益事业蓬勃发展。整合农村文化建设资源，把乡镇文化站、图书室建设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集中整合到乡镇中小学图书馆，发挥资源效用的最大化。充分拓展和发挥乡镇学校图书室的功能，除为本校师生服务外，还可以为广大农民服务，为建设农村和谐文化，提高农民素质服务。

2.利用电脑实现网络化管理。利用综合文化站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室设备齐全的优势，充分利用文化共享工程丰富的信息资源，借助庞大的有线电视、广电宽带网络以及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各种惠农政策、种植技术和致富信息资源。乡镇文化站可以主动开展“共享工程”进校园活动，到当地的农村学校，进行“共享工程”相关的宣传、介绍、培训活动，让师生了解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其次是用电脑把乡镇中小学图书室和乡镇文化建设项目联网，建立统一的机读目录资料库、联机编目及互借系统，这样可以使乡镇中小学校图书室和乡镇的文化设施的图书室相互利用，既解决了室与室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又可为读者提供更全面的服务。

3.加强宣传活动，培养阅读氛围，搞活书屋。利用乡镇赶集日，在集市上搞新书推荐，并向广大农民群众介绍要想看到这些图书可以到本乡镇的哪些书屋借阅及书屋在乡镇的具体地址；可以在学校开展宣传，让学校学生和老师了解书屋藏书，方便就近借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高雅而又自在的休闲空间。学生家长可以委托学生借书，还可以让学生和家长一起阅读，既提升了农家书屋网络资源覆盖面，同时也增大了农村中小学生的阅读量。

三、结语

乡镇中小学校图书室与乡镇文化共建共享，能充分发挥图书室的作用，能把图书送到广大农村村民和孩子手中。农村的希望在农村的孩子身上，读一本好书，可能改变一个农家孩子的一生的命运，也就改变了一户农家的命运。图书室在培养造就高素质的新农民，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方面，有着不可S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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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江苏乡土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散发着独特的光芒。而根据地域的不同江苏乡土文学也展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譬如苏中地区的乡土文学多以关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为主；苏北地区的乡土文学则多以描写自然风光、天人合一的内容为主。而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江苏乡土文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与此同时，其也对城市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本文将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当代江苏乡土文学与城市化的双向文化互动。

一、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简要概述

（一）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表现在外部则直接体现为城市形象，其中包含三大领域分别为以城市建筑、道路等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物质文明、以各种制度和法律法规为代表的政治文明以及以知识文化、宗教艺术等为代表的精神文明。城市形象作为城市文化的外在表现和重要特征，其涉及范围广泛，包括经济、政治、市民素质、生态环境等等。而城市文化则指的是人类生活在都市社会组织当中的生存情况、行为方式、精神特征加之城市风貌形成的集合体。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城市文化具有复杂性、集聚性以及开放兼容性的主要特征。鉴于其与人类的都市生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也有部分学者也愿意将城市文化称之为“都市文化”。

（二）乡土文化

在中华民族上千年的繁衍发展历程当中逐渐积淀形成了一种宝贵的智慧结晶，就是乡土文化。与其他文化不同的是，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能够始终保持先进性和拥有核心凝聚力的根本原因。在乡土文化当中包含物质性的古建遗存、古树名木等，同时也包含众多非物质性的民俗风情、传统技艺等等，然而无论是否为物质性，其在乡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当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江苏省正是在乡土文化的影响之下诞生了一大批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乡土文学，用以展现江苏农村的乡土人情、民俗风貌，致力于将乡土精神的文化内涵代代传承下去。

二、城市化对当代江苏乡土文学的文化影响

（一）乡村习俗逐渐淡化

城市化其实指的就是国家以及地区的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产业结构等均实现大力发展进步与相应调整，将传统以农业为主的乡村型社会转变成以工业、服务业等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而在此过程中，乡村经济得到有效发展，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边界也越来越模糊，在乡村变得越来越现代化的同时，其固有的传统民俗风情等也逐渐被淡化，这一现象也集中体现在当代江苏乡土文学当中[1]。比如说在江苏部分地区有专门的乡村“职业伴娘”，负责为各家各户的婚礼提供伴娘服务，这也是江苏的一大乡村婚俗。在庞宇亮的《出嫁时你哭不哭？》当中有着详细描述，比如说新娘在走出家门前其嫁鞋必须穿在爹爹的大鞋子里，并且一定要穿到门口，这样嫁鞋上将不会带走娘家的一块土，避免新娘出嫁之后过于思念娘家。另外还有迎娶的“轿子船”，在船头需要放一个火盆喻义“兴旺”，而在船尾需要放上一只鸭子取谐音“押子”喻义生活“稳稳当当”，而新郎官则需要手捧的头像站在船头，取吉祥和辟邪的彩头，轿子船上的人只要遇到桥就需要放鞭炮用来敬神。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乡村的传统结婚习俗已经逐渐被淡化，许多传统婚俗已经逐渐消逝。

（二）反映社会历史变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彻底拉开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挡板”，村民可以自由进出城市，感受现代都市的繁华与文明。而在此过程中许多进入到城市的农村人开始嫌弃农村，这也开始对农村人的生活产生一定影响。比方说在高晓生的《拣珍珠》当中寡妇李大婶经过半辈子的努力含辛茹苦的带大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并且盖了新房子搬进了新居，就在李大婶觉得好日子要来临了，想要为儿子娶媳妇的过程中发生了大麻烦。由于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很多姑娘更加向往城里的生活，认为李大婶家房子太小、儿子只会种地没有手艺、进不了工厂是个“呆人家”，家里没有靠山没有出头的机会等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与李大婶的儿子定亲。这令李大婶非常气愤，觉得自己的儿子是一个老实巴交、勤快节俭的庄稼人，长相、力气也不差于其他人，只因为种田而白白遭受别人嫌弃[2]。高晓声在《拣珍珠》当中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发展的“尴尬境地”，越来越多的年轻农民想要离开家乡，而留守在农村的朴实憨厚的农民反而成为别人嫌弃和嘲笑的对象，通过作者在文中对乡村的书写，向人们展现了历史的变迁，进而引发人们对农村与城市发展的深入思考。

（三）农民离乡题材增多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江苏地区的自然经济逐渐受到城市文明的冲击而慢慢开始瓦解，直到改革开放战略实施之后，近代商业文化迅速攻占各大乡村，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村民选择离开家乡前往大都市当中寻求自己的梦想和生存之路，因此在城市化的影响之下，江苏乡土文学当中有关于农民离乡进城赚钱的题材越来越多。比如说高晓声的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描写的就是中年农民陈奂生常年饱受贫穷的困扰，在村里有着“漏斗户主”的称号，但是在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动之下，党和政府放宽了对农村的政策限制，陈奂生的日子一天天富裕起来并开始进城从事卖油绳的小买卖，希望能够用赚来的钱买顶能够保暖的帽子。结果陈奂生的油绳虽然卖完了，但是其还未能去买帽子就已经着凉，并且栽倒在车站候车室里，随后被路过的县委吴书记发现并好意安排其住进招待所当中。第二天生平第一次住招待所的陈奂生战战兢兢生怕弄坏了房间里的东西，当结账时陈奂生得知睡一晚竟然要五块钱时立刻大吃一惊，随后又觉得愤然最后在房间里“大搞破坏”，当回到村里以后由于其坐过县委书记的车和睡过五元一晚的招待所，陈奂生在村里的地位大大提升[3]。在这部短片小说当中，虽然陈奂生进城的时间比较短暂，但是高晓声利用白描的手法和细腻的笔触，将农民常年生活困苦需要精打细算过日子与城市物价高、人们生活精致之间的矛盾活灵活现的勾勒出来，展现了城市化发展中农村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差异。

（四）自然环境遭到破坏

在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当中，人们大肆破坏生态环境，暴力掠夺各项资源以便发展经济，原本美丽淳朴的乡村风貌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赵本夫的《黑蚂蚁蓝眼睛》当中正是由于大力开展城市化建设，使得黄河决堤对女寨主柴姑等扎根在乡村土地上的人原本的生活造成巨大冲击，冲垮了乡村原有的秩序与文明，柴姑后期成为了整天咀嚼蚂蚁的蚁王，与乡村有着浓厚情感的天生决定与黄河大堤相伴到老，而黑马也来到了荒原决定爬到树上安居。随后在赵本夫的另外一部作品《天地月亮地》当中也描写的是在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后人们开始重建家园的故事，用自由的笔法描写出村民淳朴善良的天性与城市文明之间的残酷斗争。

三、当代江苏乡土文学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一）开始关注社会问题

在当代江苏乡土文学当中，赵本夫一直致力于使用现实主义笔法描绘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发展问题。在其《即将消失的村庄》当中，描写到溪口村已经十多年没有建过一座新房，但是却倒了几十座几十年上百年的老屋，并且还会有不断倒塌趋势。甚至在未来的某一天，整个溪口村会彻底消失。书中写到溪口村历史上有过多次如瘟疫、饥饿、匪祸等各种各样的灾难。但灾难过后，人们不管逃离多远，最后还会扶老携幼重新回到溪口村重建家园[4]。这在城市化进程深入发展下，许多村民外出打工发了财，虽然村民的日子富裕了可村子却空了，农村中只剩下一些老弱残疾，随着老屋不断倒塌老人相继离世，身为村长的老乔每天的工作就是料理后事。从《即将消失的村庄》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城市化发展当中，老弱病残“留守”问题等日益严重，村庄逐渐颓败，作者一方面在反映时代变迁，另一方面也逐渐引导世人开始关注“农村留守”等社会问题，而这也成为当前现代化发展当中必须解决的一大社会现实问题。

（二）倡导回归自然人性

受到城市化的影响，现代城市社会当中的拜金主义、金钱主义等也逐渐侵染到原本民风淳朴的乡村当中，譬如说《拣珍珠》当中大儿子对象的悔婚正是觉得大儿子只会种田，一辈子不会有出息，于是最终找了城里的一个工人结婚。但越来越多的作者此时借助当代江苏乡土文学，开始提倡人们回归自然本性，坚持道德底线。比如说在赵本夫《即将消失的村庄》当中，作者提倡的坚持本性、安分守己的观念非常鲜明地体现在主人翁老乔身上。身为溪口村村长的老乔，中年时丧妻，但即使是在面对满村的留守妇女，老乔任然能够守住道德底线不受诱惑。村众有一个因为结婚多年无法生育而被迫离婚的女人刘玉芬，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能够生出孩子，于是想方设法地勾引老乔，但老乔依旧“坐怀不乱”不为所动。在赵本夫另外一本《无土时代》当中，留守在乡村中的村长方全林，与老乔一样也是面对满村的留守妇女，但始终坚持安分守己的本性，没有做出任何有悖道德伦常的事情。在赵本夫笔下的村长都有着善良正直、约束力、自律性比较强的形象，廉耻观念非常重，这也是赵本夫想要透过作品向世人传达的做人理念[5]。

（三）保护还原农村生态

在《无土时代》当中，赵本夫描写了一出钢筋林立、到处闪烁着霓虹灯的现代都市向原始、纯真的乡土转变的过程，在小说当中许多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将抹去身上全部的土气、丢掉“农村人”的标签作为其一生奋斗的目标，而越来越多生活在钢筋水泥之后的城里人却开始向往大自然，小说描写了在现代都市当中，几个文化人和民工追逐自然，试图在城市中种满麦穗、豌豆等农作物以改变现代城市所处的“无土时代”，向人们展示出即使身处城市生活却依旧向往大自然的浪漫诉求，同时也表达出作者对乡村文化、对古朴农村的深深眷恋之情，彰显其浓郁的乡土情结[6]。在《名人张山》当中赵本夫同样使用现实主义笔法，描写张山是一个村里公认不太靠谱的人物形象，其小时候喜欢调皮捣蛋，经常对老且搞许多恶作剧，譬如在其睡觉的被窝里放蛇等等，但是在张山长大之后离开家乡把山货带到城市销售并且赚了许多钱，后来在张山的带领下村民陆陆续续发家致富，对张山也越来越看重。而在后来张山带着教授和博士进山想要开发的过程当中意外发现山洞中古老的生殖图腾，在张山的脑海中立刻涌现出借助生殖图腾开发旅游项目的计划，而老且则对其表示出担忧。虽然在作品的最后老且还是没有能够阻止张山的计划，但是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发展城市化建设的同时对生态环境合理开发的思考，而这也是未来城市化建设中需要重点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城市化的影响之下，当代江苏乡土文学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其关于农民离乡的题材也越来越多，虽然农村经济得到切实发展，但是在与城市化融合之后原本许多农村习俗被逐渐淡化、农村样貌发生巨大改变，农村原有生态环境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反过来，当代江苏乡土文学也越来越关注社会问题、对保护和还原生态环境等给予更多关注，同时也在大力提倡回归人类的自然本性，这些也对日后的城市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此可见，城市化与当代江苏乡土文学之间有着强烈的双向文化互动。

【参考文献】

[1]程光炜，丁帆，李锐.乡土文学创作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与乡土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纪要[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1）：49-67.

[2]李明觯杨明宇.消费时代的审美惰性――论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城乡对立化叙事[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33-38.

[3]刘依，黄美蓉，丹.评《城市化进程与乡村叙事的文化互动》[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2）：275-278.

篇7

毋庸置疑，随着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迅猛发展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进程，城市化将越来越发达，大片的土地被高楼大厦的水泥森林所吞噬，商品时代和消费时代淹没了农耕文明的生活形态和意识形态。怎样看待百年来中国文学史每一个节点和关键作品呢？这是中国乡土文学中需要重新认识和发展的问题。感谢《创作与评论》编辑部让我主持这样一个栏目，有机会重新审视一些过去与当下值得深思的问题。

例如“有关乡土题材的‘非虚构’作为一种互文性的存在，以‘补白’和‘镜子’的形式让我们看到新世纪乡土文学的诸种病象。”但是也留下了许多值得深刻反思的学术空间。

篇8

兴起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京派，是现代文学史中最为重要的流派之一。通常认为所谓“京派”，是指三十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这一文学派系的命名跟三十年代初发生于上海与北平两个城市作家的文学论争直接相关。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北方自由主义作家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左翼文学、时髦的现代派文学及流行的商业化文学都相当反感，而力图与其拉开距离，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其实京派与海派的矛盾和对立，原因是复杂的，除了两派文人的文学观的差异，也有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甚至从某个角度可以说，京派与海派的论争，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十年代的文学格局，是乡土和都市两种文化背景的对峙在文学中的体现。京派不满于左翼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又反感于海派文学的商业性和媚俗性，因此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古老中国最广大的土地――乡村，希望藉此逃离政治和商业对文学的污染，找到文学的独立价值。在京派的创作中确实以乡土题材的作品居多，可以说理解了京派的乡土文学，也就理解了京派的文学理想和文学观。

一、京派的乡土文学观

京派作家虽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的审美趣味崇尚的却是乡土情怀，乡下人往往是他们颇为得意的自称。沈从文就曾经说：“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1］这些话其实流露出了京派作家共有的一种自然人生观，或者说是乡土人生观，他们认为，人的自然本性纯朴而善良，只有亲近自然、贴近乡野的人性才是和谐完美的，而人的恶与丑陋是过于喧嚣杂乱的现代社会及虚矫的现代文明造成的。

京派通过对乡土的赞美、民间的讴歌和都市的讽刺，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双重文化冲突中，试图在现代小说的表现形式和实现途径方面找到一种新的可能，通过恢复传统文化、恢复传统精神来恢复民族的精神气质，找回曾经失去的民族自信。京派作家虽然表现出对文学政治色彩的超然与反感，对庸俗商业化文学的厌恶，但未曾忘却新文学与现实人生的联系。他们的文学功利观包含着以新文学介入民族前途的建设和人生观再造的文学使命感，“不是以政治的、阶级的斗争形式和内容来实现，而是以道德的美学的途径来表现”，“他们以文学方式传达出的理想社会图景，其用意在于以这些‘优美’的‘人生形式’，补救现代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精神病相”［2］。这种“五四”催生的中国乡土文学和乡土文学理论，究其实质，是现代西方文化渗入后的产物，是民族意识觉醒在文艺方面的一种表现。

那么，京派的乡土文学观有哪些特点呢？首先，多写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的题材。京派文人试图避开时代大潮面前的政治选择，而转向以文化观照和表现最普通的中国人生。他们笔下书写的，有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有废名的京西城郊和故乡，还有萧乾的北京皇城根和芦焚的河南果园城。

其次，主张表现平凡的人性之美。沈从文盛赞周作人“把文字从藻饰虚空上转到实质语言上来，那么非常切近人类的感情”。他也极欣赏废名“用淡淡文字”表现出来的“平凡的人性之美”［3］。京派作家对原始、质朴的乡风民俗和平凡的人生方式取认同态度，热衷与发掘人情、人性的美好，并让这些美好与保守的文化和传统秩序融为一体，在返璞归真的文学世界里来实现文化的复苏和救世。

最后，追求质朴、清淡、简洁而又回味无穷的风格。也许是喜爱乡土，必然会带上质朴的风格，这种风格也适合表现乡土世界的朴素单纯之美。朱光潜认为：“艺术之为艺术，并不在所用的材料如何，而在取生糙的自然情感与因象的炉火里熔炼一番，再雕琢成为一种超自然的意象世界。”［4］同时他们的文学观又受到中国传统画论和诗论的影响，追求一种言尽意无尽的意境的营造，从废名到沈从文莫不如此，废名的诗有种玄学的意味，又掺杂着理趣和禅趣；芦焚的小说具有悲哀的抒情气质，读他的作品，往往会不自觉地被自然界的荒凉和人生的辛酸所感动，弥漫字里行间的有一股萧笛般的悲凉之气，掩卷难忘。

二、京派的乡土文学创作实绩：以废名和沈从文为例

京派最留意乡土素材，仿佛给人们带来一股田野里乡土的、传统的气息。沈从文主张作品应表现“牧歌动人的原始的单纯”，他称赞废名的作品“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来的”［5］。

废名的乡土小说基本以故乡黄梅的乡土风情为叙事背景，叙述的大都是凡夫俗子的寻常小事，绿树、红花、水色这些自然界中最生机盎然的底色，构成了他的乡村底色。在废名的乡土文学叙事中，家乡似乎是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所在，大自然展现出最柔美的一面：成片的桃林、槐柳，静谧的菱荡，还有石塔、村庙、小桥、流水，繁茂的芭茅一丛丛地长着，月亮静静地挂在空中，太阳懒懒地照着，一切都是那样的和谐而富有情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和谐相处，过着恬淡而自适的生活，女子多情柔美，男子纯朴热诚，老人慈祥善良，在一幅幅天人和谐的图画中流露出作者对乡村和大自然的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感和亲近感。

废名能“以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动静的美”［6］，“以简朴的翠竹制成一支牧笛，横吹出我国中部农村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7］。他常把人物置于一种空灵、美丽的自然境况里来呈现，充满桃花源般的纯美，在《桥》、《竹林的故事》、《菱荡》等小说中，便深深打上了这种桃花源式的印痕。

沈从文在描绘世外桃源之路上似乎比废名走得更远。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无论是自然景致、生活模式，还是风土习俗、情感样式，都是原始、未开化的。正是在这种近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生活着一群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天然人，如翠翠、萧萧、天保、老船工等，没有高深的知识学问，也没有现代的物质享受，却活得洒脱精彩，让人神往。他们赛龙舟、唱社戏、打渔撑船摆渡，雄强热情而无拘无束，乐观单纯而自然健康。他们的生存环境虽然艰苦鄙陋，但他们身上洋溢出的蓬勃的生命力和人性的至情至真，照耀了惨淡的现实生活，放射出希望的光亮。沈从文在这里寄托了关于生命存在的深切思考，以及对于自然状态下人的生命力的推崇。

“世界上最为庄严、最为广阔的事业莫过于建起顶天立地的人格的大厦”［8］，对于表现平凡的人性之美，一直都是京派作家所醉心的主题。废名在他的笔下力图表现一种诗话的乡土，这里没有宗法制农村的暴力与蒙昧，代之以灵性化的自然、自然化的人生所衬托出来的平凡的人性之美。《灯》和《会明》中的老司务长和老伙夫都是那种一般的见解认为的落伍过时的人物，但他们的身上却有美的让作者着迷的特质。废名借叙述者之口说：“这人应当永远活到世界上。”作品中的这些人物虽然平凡，却都有着健康朴素的人性之美，他们都有一颗善良的心，永远不会被污染的灵魂，守候着他们所信奉的价值。

在小说所呈现出的美学风格上，废名和沈从文也是各有千秋。从总体看来，两人在文风的清淡质朴上是一致的。虽然废名的文笔往后期发展“日趋精细甚至繁琐，但他的整个风格还是凝练冲淡的”［9］。废名在追求这种质朴、简洁、清淡的文风的同时，也在努力探索文章的余香和回味，即意境的营造。他钻研中国传统的诗论和画论，努力用唐人写绝句的方法来写他的一些小说，他酷爱唐人绝句，尤其是李商隐的诗，“在冲淡的文笔中加入了李商隐式的典雅、清丽和意象的暗示性”［10］。废名曾经称赞自己的小说《菱荡》：“真有唐人绝句的特点，虽然它是‘五四’以后的小说。”［11］

沈从文的小说在淡味上可能不如废名，但是其文字风格也是异常简洁凝练的，甚至在写到痛苦和不幸的时候文字都是轻松冲淡的，如《丈夫》中丈夫的屈辱和觉醒，这个过程连稍微激烈点的心理活动描写都没有，就那么轻轻一笔带过。沈从文的小说在意境营造上也是非常成功的，《边城》这个故事完全是沈从文在用一种梦幻般的回忆的口吻讲述出来的，清澈如水晶的少女情怀，团结和睦讲义气的湘西乡亲，还有那美不胜收的自然景色，否如同世外桃源般的美丽与悠远。

总的看来，京派文人的乡土文学创作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乡土文学中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一环。其丰富的文学理论及颇有实绩的文学创造不仅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杰出产物，对于新文学，特别是乡土文学的发展面貌乃至走向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乡土大地既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物质家园，又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京派的乡土小说透过回归传统的外在形态，试图重新发展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他们“试图用作品去燃烧这个民族更年轻一辈的情感，增加他在忧虑中的抵抗力，增加一点活力”［12］，而他们自己也在创造的艺术世界里得到心灵的寄托和精神的解放。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习作选集代序［M］.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

［2］李俊国.三十年代“京派”文学思想辨析［M］.中国社会科学，1988，（1）.

［3］［5］［6］沈从文.抽象的抒情［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朱光潜.朱光潜全集（卷四）［M］.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7］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8］爱默生.自然沉思录［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篇9

新世纪乡土文学的时代命题是城市化，其主题是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明的全面溃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失衡等，其情绪是向传统靠拢的文化乡愁。其病症是作家无力应对现实，书写现实，或直接从现实撤离遁回乡土，刻意在回忆式的书写中寻找一种田园意识和家园意识。其出路是直面现实，重构乡土经验。鉴于此，我们不妨从梁鸿等人的“非虚构”创作中获取一点经验。

一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是“非虚构”文学不可多得的作品，在中国文坛的影响甚大③。前者是梁庄及梁庄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苦难史”，后者是“梁庄人”的“漂泊史”和“心灵史”。前者的文学场域恰恰生成了乡土文学“旧传统、新内容”的情境，而后者则是全新的时代命题（尽管有些作家将之写成“新传统，旧内容”的糟糕状况），两者合起来便是新世纪乡土文学所有的主题：“农民进城”、“乡土生态”和“乡土历史”。

《中国在梁庄》所涉及的内容有“坚守土地的农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进城农民工”，这些内容在其他作家那里得到了极大体现。我们在刘亮程的《凿空》、孙惠芬的《上塘村》、林白的《妇女闲聊录》等中均可以看到乡村无论是从外在形体还是内在肌理的溃败。即便是在历史的维度中，探讨乡村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也在我们的乡土文学中有所体现。莫言的《生死疲劳》、贾平凹的《秦腔》、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欲》、《青烟或白雾》，分别对应了“土地”、“道德”、“权力”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蜕变）等，这些在历史的关联中展示乡村及农民的命运的作品已在文坛颇有影响。

然而，颇为讽刺的是，《中国在梁庄》却赢在了“真实”二字上。这种真实就在于揭示了乡村的复杂性，既杜绝了“怀恋式”、“挽歌式”的乡愁，也拒绝在历史的视野中发掘“一根筋”式的人物来展示农民的命运和永久的人性潜流。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不矫揉，不造作”、“不虚美，不隐恶”的真实。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他们身上并非一味呈现出“城市化”的负面因素，也并非执拗地恪守传统，而是在一种忧思中接受现实。五奶奶、春梅、巧玉，甚至村支书韩治景和县委书记，都足以颠覆我们脑海的农民形象和基层领导形象。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农民都是一个言说的主体，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诉说着当下村庄的命运，告诉我们城市化不能以牺牲乡村与农民为代价，就像那位颇带书生气的县委书记所言，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绝不能盲目遵守教条般的政策，乡村文化固然有它的惰性，但也必须认识到乡村文化的容纳力，不能一味抛弃。

此外，较之于直面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叙事，《中国在梁庄》多了一点“世相”之上的思索。譬如对“村落结构的变化”的思索，和诸多的学者一样，梁鸿也意识到“村庄”文化功能的丧失及乡村文化的溃败，但她理性地指出新的村庄也是新一代农民的故乡；对于学校停办沦为猪场，梁鸿考虑的是“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传承”的代际断裂；对于昆生这样的成年闰土的悲惨命运，梁鸿发现的是乡村道德体系和生存体系的“排异性”，以及我们个体与文化系统的价值对应关系；在对农村的“新道德”的思考中，针对梁庄的基督教、迷信等的复兴，以及市场经济意识引发的新型孝道观念，梁鸿思考的是中国文化的本质性匮乏——人性的丧失……这些无不是《梁庄在中国》较胜一筹的地方。

对于《梁庄在中国》（《人民文学》，2012年第12期），我个人以为其意义比《中国在梁庄》更大，原因就在于，它在清理社会成规背后的“集体无意识”的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有别于文学史视野中的农民工形象。在《呼愁与哀痛》的创作谈中，梁鸿如是说：

“如何能够真正呈现出‘农民工’的生活，如何能够呈现出这一生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这一国度的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并非因为没有人描述过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被谈论过多。大量的新闻、图片和电视不断强化，要么是呼天抢地的悲剧、灰尘满面的麻木，要么是挣到钱的幸福、满意和感恩，还有那在中国历史中不断闪现的‘下跪’风景，仿佛这便是他们存在形象的全部。‘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包含着诸多社会问题，歧视、不平等、对立等复杂含义的词语，它包含着一种社会成规和认知惯性，会阻碍我们去理解这一词语背后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命存在。”④

不言而喻，“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突出问题已成为新世纪乡土文学的重要内容。然而，这一题材的文学始终不尽人意，只是按照既定的命运逻辑戏剧化地营造情节，以各种“悲剧事件”带出人物，而真正忽视了他们的主体意识。这种平面化的理解看似是用批判现实主义的笔触传达了作家人道主义的情怀，实则遮蔽了复杂的生命本相。而在梁鸿的笔下，农民工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则被披露无遗。这种复杂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就农民形象谱系而言，既有搬运工、镀金工人和误入传销的农民、又有办保安公司和经营校油泵等家族式小企业人员，还有“大学生农民工”及办公司的大企业家等；就农民工的代际差异而言，我们既可以看到他们老一代农民工进城仅为赚钱的“过客心理”，也可以看到新一代农民工强烈的主体诉求；就农民工个体生命而言，我们既可以看到他们卑微的生存，又可以看到他们为求取尊严的那种血性以及无法排遣的灵魂钝痛；就农民工的认知而言，我们既可以看到“仇恨城市”的情绪，也可以看到对农民自身劣根性的清醒认知。

“梁庄系列”之所以“真实”，是因为它建立在一系列的“行动”之上。为了写《中国在梁庄》，梁鸿回到故乡，踏踏实实在家乡呆了五个月之久；为了写《梁庄在中国》，梁鸿辗转于各大城市，用行动深入生活。而这恰是写作的前提和基础。

二

社会现象、生活事件只是小说的素材，它只给了小说家一个出发点。小说家得从这儿出发，走一条自己的、不同于事件的实际进程的道路，发掘现实中模糊的、潜在的甚至相反的东西⑤。“下生活”、“蹲点”、“挂职体验生活”等对当代作家并不陌生，然而，拥有了“真实的生活”不一定能写出“真实的作品”，柳青扎根黄埔村14年写出的《创业史》不也被证明是一部失真的作品（当然，里面的细节真实是不能否认的）吗？因此，写出“真实”的作品还必须保持独立的立场和思考意识。

梁鸿在《中国在梁庄》的前言《从梁庄出发》中有一段灵魂的自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作为一个已经跻身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梁鸿的心里有两个村庄：纸上的村庄和真实的梁庄。在前者这里，乡村是“底层”、“边缘”和“病症”的代名词，是“民族的累赘”和“改革的负担”，这些定性的话语是否就符合现实呢？作为“梁庄的女儿”，她的经历告诉她，答案并非如此。因此，她回到梁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透视“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变革、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之间的关系。一个村庄如何衰败、更新、离散、重组？这些变化中间有哪些与现在、未来相联系？哪些是一经毁灭就永远不会再有，但对我们民族来说又非常重要的东西？”⑥“梁庄”作为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独立“客体”，在梁鸿这里获得了自身的“主体性”，不再是知识分子建构的，用以质疑城市化的幻象。

梁鸿回避知识分子话语和官方话语，其目的是在避免进入一种预设的话语系统，也即“一元思维”的城市化路径。她说，“农村与城市在当代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被大量简化，简化为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的冲突，简化为一个线性的、替代的发展，简化为一个民族的新生和一个国度的兴起的必然性。”⑦作为一个研究乡土文学的批评家，梁鸿当然明白当代文学一直存在着“反现代的现代性”的传统，也当然明白当代乡土文学的叙事动力就是国家政策，整个文本似乎也陷入了历史的怪圈中，永远在“贫穷”和“富裕”之间循环往复。如今，城市化已是大势所趋，只是盲目的“代价论”比“清醒的反城市化”更为可悲，它必然丧失知识分子的公众立场，也必然会因为这种立场的缺席而使得此前的“生活体验”付诸东流。因此，梁鸿试着融入“梁庄”那些被讲述者的生活，放弃此前的种种“预设”，让“他们说”，“让梁庄说”。从村庄的内部，从农民工的内心发掘问题的所在，这比空洞的“替底层发声”要真实得多。在书中，我们处处可见梁鸿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启蒙”的“失效”，蓬勃的“民间”始终“自由自在”，“抱团与冷漠”、“宽容与狭隘”、“物质与精神”、“斗争与妥协”等混杂在一起。当然，这还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梁鸿借助“梁庄”的境遇去质疑中国城市化的路径，期望能实现城乡统筹，在全球化的统一模式里，实现中国特色。

作为一个批评家，梁鸿既做了作家的工作也做了社会学家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她在做这项工作时的独立意识。公正地说，新世纪乡土文学不乏批判意识，更不缺乏对“城市化”的批判，这些批判也主要集中于乡村颓败、生态破坏及乡村文化解体等，而且作家也很少去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建构自己的文学。然而，在新世纪乡土文学作家创作的无意识层面，又可以从自身写作的重复及虽能挖掘“题材”的价值资源却对社会本质认识不清的角度来讲，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作家独立意识的匮乏。

三

近年来，几乎所有的“乡土文学研讨会”其主题均绕不开“城市化”这个大背景，再结合时不时出现的“乡土文学消亡论”的杂音，使得乡土作家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孟繁华的《乡村文明的崩溃与“50后”的终结》一文指出在中国社会从乡村转向城市的结构性变化中，乡村文明的溃败和以乡村生活为创作对象的“50后”作家的终结是必然的。其原因就在于“新发展起来的村庄与城市同质化”，落后村庄又严重“空心化”，乡村文明已彻底溃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50后”由于创作观念的老化而不再是“文学变革的推动力量”，但他们的“文学观念和隐形霸权统治了整个文坛”，压抑了新的文学经验的产生。因此，“当他们的创作不再与当下现实和精神状况建立关系时，终结他们构建的隐形意识形态就是完全有理由和必要的。”⑧孟繁华的观点迅速得到了诸多专家学者的回应，白烨在《也谈乡土文学与“50后”》肯定了孟的观点，认为“50后”建构的乡村文学经验，而这种经验恰恰也束缚了“50后”的创作。虽然“50后”的困境属于整个时代，但从“50后”的问题（最为凸显）出发，是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警觉”。

然而，“终结”之后，又该如何“重构”，能否实现理论的“建构”意义？不是重建文学格局、文坛格局这些大而空的话所能解决的，因为这是所有乡土作家的难题。从梁鸿的非虚构乡土创作来看，我们可以借鉴两点：“下生活”和保持“独立意识”。

对于“下生活”，评论家分析得最为透彻。何平认为“‘行动者的写作’可以理解为‘我’和世界关系的重建和再造。”，这是“整个中国知识界面对变动不居的‘新世界’所必须正视的问题。”⑨而“深入乡村，用脚丈量中国，用眼晴观察现实，用心灵感受大地，这是对的‘江村’，晏阳初的‘定县’，梁漱溟的‘邹平’的‘田野调查’的承续，是一个正确的写作方向”⑩。在文学重建与现实的关系上，乡土作家可以走出书斋，走向广阔的生活，从而汲取新的写作资源。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以贾平凹的《高兴》和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为例。贾平凹深入西安的大街小巷及城乡结合部，与拾垃圾群体“胡谝”、同吃、交朋友，写出了《高兴》这部思考农民工作为城乡“边缘人”的尴尬生存境遇的作品。他在后记中说：“在这个年代的写作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11}换句话说，在“大时代”，笨拙式的写作也可以有所作为。同样的，对于林白的《妇女闲聊录》，我们关注的也是“真实性”。“口述实录”，但记录者很少出现，仅以笔录所必不可少的行文格式予以暗示，再者就是以文本括号内对木珍的话进行补充和阐释的方式“露面”。因此，通篇小说就是保姆木真用方言讲述的自己的成长记忆、王榨的生活及风俗、进城打工的经历等。林白从“个人化”的呓语中解放出来，开始与世界对话。这份真诚是《妇女闲聊录》赢得好评的根本原因。因此，面对复杂的社会转型，乡土文学作家必须直面生活，唯有如此，才能突破自我，写出与时代共鸣的文学。

至于“独立意识”，中国作家面临的情况可能比梁鸿的思考更为复杂。除了主流意识形态外、市场消费文化，还有乡土中国所建构的一系列传统经验等。中国作家普遍有一种“被遗忘”的恐惧，为了抵制这种“恐惧感”，写作的速度越来越快，跟踪热点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因此，从表面上看，中国作家一直在“与时俱进”，就长篇小说领域而言，贾平凹的《秦腔》、《高兴》、《带灯》，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张炜的《你在高原》、李佩甫的《生命册》等无不是围绕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及农民命运而展开的。在这里，城乡的界限被打破了，没有单纯的城市生活，也没有单纯的乡村生活。但是，作家的价值判断仍然是农村的，因此，看似“与时俱进”，实则“原地不动”。也就是说，在具体而微的细节上接了“地气”，但在整体气韵上仍可以追溯到乡土文学的三个既有传统那里，尤其是沈从文的传统。

谈及新世纪乡土文学向主流意识形态的靠拢有点勉为其难，因为，我们整体的判断是受市场消费文化影响，受主流意识形态无意识影响。但是，梁鸿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实是相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改革模式的西方化思维，这和知识分子的二元对立思维是偶合的（或者说，梁鸿笔下的知识分子和官方话语对乡土中国的认识是一致的。这里忽略梁鸿在《“乡土中国”：起源、生成与形态》中追根溯源式的推理所存在的有意或无意的错误论断）。我在前文已经提及，梁鸿的思考其实融合了批评家（理论如何接地气）、作家（乡土中国的溃败）、社会学家（城乡融合）的相关理念，自觉抵制整个中国的“自我他者化”，拒绝乡村以“第三世界”的境遇进入现代化的轨道。这可能质疑了乡土文学的所有传统，寻求另一种写作的路径：城乡融合。而对中国作家而言，这意味坚决的“自我”和绝对的“独立”。

当然，我们并不把梁鸿的写作视为乡土文学创作的标杆，也不尽然同意其价值判断，但在新世纪乡土文学遭遇瓶颈的当下，用“非虚构”的相关理念引导创作也不失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注释：

①需要指出的是，《梁庄在中国·西安篇》也在本文的讨论之列，只因它是《梁庄在中国》中西安“梁庄人”打工生活的具化，因此，为方便起见，将其省略。

②李敬泽：《关于非虚构答陈竞》，《杉乡文学》2011年第6期。

③《中国在梁庄》获2010年“人民文学奖”，“新京报2010年度文学类好书”，“《亚洲周刊》 2010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等，《梁庄在中国》获“2012年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排行榜”。

④⑦梁鸿：《呼愁与哀痛》，《青春》2013年第1期。

⑤[法]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著，崔道怡等译：《小说家及其笔下的人物》，《“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 下册），中国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⑥梁鸿：《从梁庄出发》，《中国在梁庄》（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⑧孟繁华：《乡村文明的溃败与“50后”的终结》，《文学报》2012年7月5日。

篇10

在中国的乡土小说中，关仁山乡土小说采用寓情于景的手法来表达小说的意境，给原本平淡的内容增加了一缕色彩，使飘荡着浓重的乡土气息的小说氛围顿时活跃了起来。在关仁山所创作的乡土小说中，充分地反映了乡村的现实，并以浓重的笔墨将中国的乡村的历史发展，通过乡民们的心路历程表现出来。以现代人的审美角度来审视乡土小说，有失偏颇是避免不了的，但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乡土小说进行重构，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其历史形态。

一、关仁山乡土小说的文学价值

（一）乡土文学是意识形态的表现

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一个农业大国。无论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还是从现代文明的角度来理解，乡土文学的出现，虽然有其特殊的历史涵义，但却是不可丢弃的一种文化积淀。乡土文学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乡土小说这个概念的凸出，也昭示着一种文化倾向。现代人对于“乡土文学”概念的理解也许比较茫然。看起来这种文学体例似乎已经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消失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被现代的文明气息所淹没。但是，既然是历史，就会留下痕迹，并对后代产生影响。关仁山作为著名的乡土小说家，其在创作中，将意识形态更倾向于改革文学。无论是从故事的陈述上，还是从语言表达风格上，都渗透了时代的气息。比如，关仁山所创作的《大雪无乡》中，就将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渗透其中，从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观察底层的生存状态。为了避免出现理解上的冲突，甚至于在关仁山的乡土小说中，将时代隐去，而仅仅将农村的画面展示出来，纯净的乡土，淳朴的农民，带有传统色彩的民俗以及各种各样的男人和女人，构成了一个温馨的图景。意识形态容纳与农民的各种活动当中，通过主人公的鲜明表现力，对于作品定位。因为乡土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文明象征。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文明形态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文学艺术用自己独有的表现手法，将这段历史记录了下来，并得以保留。用文明的方法，将这段历史的痕迹隐藏在文学作品中，供后人去欣赏和体会。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当中，意识形态的形成，是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它不会因为现代都市化文明而有所改变。而要将乡土文化剔除，显然不是很现实的事情，即便是思想观念有所更新，也仅仅是适应现代都市文明的一种表象，并不会因为受到文明的冲击，而失去固有的意识形态。

（二）乡土小说的特殊文化语境

语言，是传达信息的最直接的方式。在乡土小说中，由于其特殊的创作历史背景，使其在语言的表达上也呈现出了独有的文学艺术价值。从小说的描写中我们不难发现，那种处于特殊时代的矛盾状态在字里行间中处处流露。人们对自然的向往，从优美的景物描写中就可以体会得到。以关仁山所创作的长篇小说《麦河》为例，其中以故事陈述的方式，将农村的图景展示出来，其中所出现的“三农”问题，成为小说中的一个关键点。小说的语言具有时代性的特点，其中不乏围绕着土地流转而展开的矛盾斗争。农民的性格不同，对于当时出台的政策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就会出现各种故事，其实这些都是建立语言环境的关键点。乡土小说是在特殊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形成的。那种田园的抒写，其内涵就是传统思想的保留，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人类的思想也会发生着转变，对于乡土小说的理解，当然也已经背离了其传统意义，从意识形态上出现了偏移。传统的艺术特征依然保留在乡土小说当中，这是它的文学价值体现，而从现代人思维模式来理解乡土小说，就需要重新审视和洞见。这就使乡土小说，成为了传统与现代相“碰撞”的焦点，乡土小说中所蕴含的与传统艺术相背离的某种特征也因此凸显出来。

二、关仁山乡土小说的理性价值

关仁山的乡土小说在文坛上是令人瞩目的，并在文学界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尤其是关仁山创作的长篇小说《麦河》中，以其宏达的叙事，鲜活的人物形象以及生动的生活画面，将中国农村的图景表达了出来，其中所表达的更多的社会的理性价值。

关于乡土小说的理性价值在早期的乡土小说也有所体现，但是其主流意识是通过对时代的批判而逐渐展开的。乡土文化充斥其中，并以此为创作背景，展现出批判性主题，同时理性地进行价值判断。时代会影响一个人的创作心理。关仁山的乡土小说在进行乡土小说人物塑造的时候，那种人与自然的若即若离，那种人与当时社会的矛盾冲突，都隐藏在小说的故事情节当中。比如在关仁山的小说《麦河》中，就将“土地流转”的问题写入小说当中，作为一次资本介入的经营，对于农民来讲，却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历史在进步的同时，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在小说中，将乡土文化与人性的美丑都融合到一体，通过复杂的内心世界表达出来。乡土是一种回归，这需要从道德的层面去理解，而处在不同的年代，理性的批判总是要与当时的生存环境相对应。在自然与社会互动之下，人性从乡土小说中充分地展示出来。

三、关仁山乡土小说的地域文化价值

在乡土小说中，地域文化的表现力是非常丰富的，其中不仅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人文环境。当人们在某一环境中生存的时候，其对于环境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力，给自然环境增添了人的气息。在关仁山的乡土小说中，那种浓厚的乡土文虎，从字里行间中呈现出来，就犹如一幅风情画卷，将地域之美，通过民间文化而展示了出来。比如在关仁山创作的小说《落魂天》中，就将“捞尸”这一行业的性质以及工作的状态表达了出来。从民俗的角度来看，在北方的渤海湾地区确实有“捞尸”的风俗，而在小说中，将这一风俗体现出来，是对于极具地方代表性的特色的一种展示。渤海湾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这里的独特的风景吸引了八方游客，而恰恰是这一点，带动了本地的“捞尸”行业的兴起。在关仁山的乡土小说中，用自然景物来体现民俗习惯的描写已经成为其小说创作的一大特点。在《风潮如诉》中，关于大海的描写是非常震撼人心的，也许正是汹涌的波涛锻炼了主人公的性格，使福林更为强悍无比，将男人顶天立地的气概表达得淋漓尽致。人物的性格以及精神境界通过自然界的崇高表达出来，那种刚毅、那种勇猛，谱写了雪莲湾的英雄形象。

乡土小说本质上属于民俗社会性。阅读乡土小说，从中不难看出其内容中充满了地域的风俗习惯，以及村落群体的文化特色。在中国，民俗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周作人，作为乡土文学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对于民俗学也很有研究。然而在当时，民俗学的研究者多数都是对文学有兴趣的人。他们对于中国民俗的关注，只局限于文学创作的需要，或者仅仅是从兴趣出发。可见，民俗学与文学创作存在着不解之缘。当文学创作在民俗文化的指导下完成的时候，那么，在乡土文学创作就形成了。在许多乡土小说中，民俗不仅仅是作为叙事的背景而表现出来，而是采用了以民俗为主体的叙事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乡土小说充分地将民俗价值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似乎风俗与宗教总是形影不离。在关仁山的乡土小说《雪莲湾》中，就将雪莲湾独特的文化氛围渲染出来。风俗习惯怪异，其中饱含着原始宗教的痕迹。这里的习俗并没有因为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而是继续稳定地延续着，并成为地方特色。在“雪莲湾系列”中，《天高地厚》所展示的是一幅农村在几十年的经历中风雨沧桑画。其中主要描写的是中国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名为“蝙蝠村”的故事。居住在村里的人对于蝙蝠理论有一种特有的痴迷，并因此而出现了各种传说，不乏诡秘的色彩。蝙蝠村具有丰富的历史传承，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也步入了转型的行列，而蝙蝠村的风俗也因此而受到了打击。在关云山的众多作品中，各种独特的民间风俗都被描绘出来，也正是因为关仁山对于地域民俗的准确把握，而使其创作更具有文学况味。

民俗是乡土小说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其往往是以叙事的方式将风土人情表达出来的。在小说叙事中，情节贯穿整个故事脉络的始终。对于小说叙事主题的叙述，则是将真实的我与想象中的我相结合。故事中叙事的主题在两者游离，展现出一种朦胧的美感。在现代的小说作品当中，将散文的写法应用其中，使小说在叙事的过程中，又呈现出飘逸之感。直观的描写，转变为间接的表达，在景物描写、情感宣泄中，将主题的瞬间感触融入其中。作者的情感与写作目的，也就充分地被发挥了出来。读者再阅读小说的时候，不再具有距离感，而是充分体会到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对于关仁山的小说，一些专家所给予的评价是，平淡的故事情节，读起来却不会感到乏味。相反，内容的趣味性，令人感到兴味盎然。加之其中风土人情的描写，将人性美与自然美相融合，塑造了一种另类的审美境界。

总结

综上所述，乡土小说来源于生活，其所散发出来的文学魅力，也与生活息息相关。其将中国文学的优秀秉性传承了下来，但是与传统文学的风格又大相径庭。那种开放的心态，那种理性的批判，会令人有一种朦胧之感，而又觉得清爽自然。乡土小说的文学艺术价值，是将人与自然进行完美结合，使乡土成为了精神向往。

【参考文献】

[1]范亮亮，南志刚.乡土小说在新世纪的“物化"表现及价值重构[J]. 孝感学院学报，2011，31（02）.

[2]席建彬.论现代乡土小说田园抒写的历史形态与审美特征[J].齐鲁学刊，2009（01）.

[3]李静.20世纪中国女性作家乡土小说的文化意义和叙事价值[J].学术研究，2013（01）.

篇11

理想悬壶济世的青年,却在东吴大学读医学预科时意识到:人最痛苦的不是疾病,是来自社会造成的贫穷。为此,两年之后他转入燕京大学学习社会学,要治病救人,就得先治理社会。“就是这种关心中国社会的民族情绪和企图减轻中国人民痛苦的愿望,促使学习社会学。而他研究中国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企图填平由于他受西方教育所产生的他同广大中国人民之间的鸿沟”。大卫・阿古什的论断在《乡土中国・乡土本色》开篇中得到印证,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国家大部分人口是农民。他认为,他的重点是中国,是如何更好地了解他自己的社会,以便改进它。想要使中国得到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就必须把研究与调查深入到中国乡土。

于是,穷毕生的努力,一边学习西方社会科学,一边走出图书馆进入社会,从而去发现真理。他的实证始于中国乡土,他研究的根系也深植中国的乡土。单单广西,他就五上大瑶山,尤其初次的“蒙难大瑶山”,痛失新婚妻子王同惠。在江苏,回到老家开弦弓村。在云南,“魁阁”的条件十分简陋,禄村、易村的日子更是艰苦……正是这些困难而充实、实证而严密的田野考察让真正深入中国乡土,深入乡土中深厚坚固的乡村伦理。尤其,他独具一格的治学方法使他的著述不同于其他社会学书籍那般深奥冷僻,他善于从累积的丰富材料里提炼出理论性的精华,清晰而形象的概念、结构,《乡土中国》就是通过生动幽默、通俗浅明的论述,引领着“学生们”一面探讨一面深入。一个个课题像细线串成的珠子,剔透灵动地滑落,激起共鸣与顿悟。如今的学术研究常常脱离现实天马行空,也许就是缺乏这样向社会生活问学与治学的精神吧?

是的,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对于国人的概念不仅仅是记录着一串串脚步的印泥,也不只是远洋国外,家中老人在行李中包裹的一乡土。封建农业国家的思想影响至今,在国人身上根深蒂固。以至于中国人的乡土性是流淌在血脉中的神圣感,这是中国的根系,也是中国文学的根系。为此,中国乡土文学之树蔚然成荫,生生不息。

“乡土文学”之名源于鲁迅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二十世纪早期,鲁迅等一批客居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以笔回望故乡。鲁迅认为他们的写作“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鲁迅的《故乡》、《祝福》、《阿Q正传》,茅盾的《春蚕》,沈从文的《边城》等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笔触,把旧时代中国乡土尖锐的弊端与质朴的醇美展现在读者眼前,他们的精神之树根植于乡土,发芽,茂盛,中国的乡土文学便成长起来了。之后,赵树理、孙犁分别代表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以浓郁的乡土性真正使文学大众化;而当代的路遥、汪曾祺、韩少功、贾平凹们又以各自的笔力对时代趋势与乡土性进行了深邃的重审和新的阐析,他们都以广阔的乡土作各自的文化场景,书写父老乡亲的生存困难,寻觅使农民真正幸福的方法。这些“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家,最终发现: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乡土性中寻找答案。

由此可知,文学与社会学其实都是“人学”。

不同于作家的形象化,学者是这样论述乡土社会特性的:乡村里的人口附着在土地上,一代一代地传承,从而形成人与人彼此熟悉的安稳且自私的礼俗社会,乡村生活富于地方性,这种人和人在空间排列的静止就是生活孤立和隔膜。而中国几千年来,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育而成的乡土社会,其基本结构特性也正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我们的祖父辈,甚至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中国社会里。即使祖国正以飞速的脚步发展,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全民奔小康,可持续发展……但是中国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人口依然是农民,大多数乡村依然闭塞落后。我曾多次到乡村,小学毕业前,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广西儿童发展状况考察夏令营”,看到今天乡村许多拔地而起的砖楼,也看到聚赌暴力和土地的荒凉,看到不少我的同龄人艰苦的学习生活,有的甚至成为留守少儿。其实,早就对乡村社会的孩子们有过解读:“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服从旧秩序的心愿。”在成人忙着挣钱的时代,他们无奈,只有服从成人世界。从过去无钱失学,到今天留守土地甚至被拐卖,他们服从父母,服从所有的成人,服从土地。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唤至今仍回响我们耳边。

针对城与乡的这种社会变革,早在1948年就敏锐指出:“中国都市的发达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的,都市的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正如今天社会转型期,城市的现代化与乡村的荒原化,越来越多城市的霓彩喧闹,越来越多乡村的泥土叹息。乡土中国在历史巨变中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沉落,历史总在轮回。当农民们放下了祖祖辈辈紧握着的锄犁,告别了家中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儿女,离开了血脉曾经深深依赖的土地,一批接着一批,走进梦寐中的城市,即使干的是最苦最脏最累的活。“土气”成为城里人的骂词,“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这是中国的无奈,乡土的尴尬。六十年前的论断颇具现实意义。

也为此,我才明白了,为什么“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向我们解析说:是因为中国基层社会受到很深的乡土传统的影响;明白了“闰土”会与“我”生分,是因为生活孤立、荒漠和隔膜;明白了老通宝虔诚地用蒜头占卜,整个村落因为“收蚕”紧张又兴奋的心情,是因为依赖地方性经济得以生存的本能;明白了“三仙姑”、“二诸葛”装神弄鬼,是利用了中国乡村民间信仰中的实用和功利;明白了孙犁为何重笔农村妇女,是因为乡土社会男女有别,家族以同性关系为主轴,她们常常被忽视;明白了《平凡的世界》里,主人公对土地既矛盾又割舍不了的复杂情感,韩少功《山南水北》里浓浓的乡土情结,因为乡土社会的核心在于人与土地的关系……乡土文学真的是“为人生”的文学。

篇12

孕育华夏文明的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在黄海和东海之滨冲积出连绵千里的平原、丘陵、河网、湖泊和大陆架，这使位于长三角地带、东南沿海地区的江苏湿润多雨，水网稠密，地域文化呈多样风貌。多元文化对江苏区域人文精神产生了综合性的影响。江苏地区不仅有平原文化和山文化，亦有水文化，三者交融共同孕育了江苏人文精神。江苏地域文化虽然多样，但最根本的还是水文化。水本无形，却随物赋形，包容万物，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老子也曾说：“上善若水。”水，不仅体现着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命状态，更具水滴石穿、刀斩不断的韧性精神，这种文化特点对江苏文学的影响在于，古往今来生长于这方土地的文人骚客大多以诗意的审美理想作为毕生的创作追求，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地文化孕育一方文学，“这种诗意文化氛围从古至今缭绕不绝，在它潜移默化的熏染下，江苏作家的内心深处都或多或少潜藏着一脉文化乡愁”。另一方面，传统儒家文化对江南的渗化较之中原为浅，儒家文化中传统的意识形态，如道德本位、官本位、长者本位等思想，对江苏作家的影响亦不大，因此江苏文学，尤其是描写故土人情的江苏乡土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有意或无意对政治的疏离，或是即使碰触也从不针锋相对的态度，成为一种饶有意味的文化现象，这一点在江苏当代乡土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汪曾祺曾说：“我的家乡是个水乡，我是在水面上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他的乡土小说创作几乎全部围绕着故乡高邮的民俗风情、景物风貌展开，淡化小说情节，笔下的人物具有浓浓的生活趣味和朴实的民间色彩。汪曾祺不止一次提到：“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从此之外，别无其他。”《受戒》中作者将故事背景安排在一幅精心描绘的水乡风景画里，没有情节的起承转合，只描述一个叫明子的小沙弥帮小女孩英子干农活，小英子摆渡送明子去受戒的寻常生活，然而那种似在河水中流淌着的若有若无的干净纯粹的情愫却感动了无数读者，这个犯了清规戒律的小和尚虽然触犯了禁忌，但也正因此获得了人们的喜爱。《大淖记事》中女人们没有“规矩”，男人一般随心随性地生活，都显示了作家对自然自在生命状态的肯定和期待，充满了诗性文化和自由精神。这是汪曾祺的创作原则使然，他认为好的文学应让人感受到爱。那么，什么是爱？他说：“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不是本事，不是能力，不是技术，不是商品，不是演出，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业余的，爱着。”

高晓声作为当代江苏乡土小说的代表人物，在农民形象的塑造上也颇具特色。他从来没有旗帜鲜明地发出口号，而是在细微处用笔，细节处显现，颇有静水流深的意味。纵观他的一系列以家乡苏南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都有一个鲜明的共性：以普通农民的生计小事反映农民坎坷命运和时代的大主题。从《李顺大造屋》到《漏斗户主》《拣珍珠》，写的都是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小事，而这看似针头线脑儿的问题放在历史长河中却有着时代和历史的高度，他的“陈焕生系列”通过对新时期农民陈焕生形象的塑造，成功揭示了思想意识深处的奴性绝非仅靠社会改良或经济上的翻身就能铲除。作品以对人性阴暗面的深彻洞察为新文学提供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新时代阿Q”形象。这种不即不离的姿态，既不是那么决绝地不闻不问，也不那么激情洋溢地投入，这是其背后深厚的地域文化传统使然。

而这种特色在晚近的江苏作家范小青、赵本夫、叶兆言、苏童、荆歌以及毕飞宇等当代江苏作家身上都有不同程度、形式各异的体现。

以范小青为例，这位来自吴地苏州的女作家有着与汪曾祺相似的乡土情结，她说：“我就是被浸染和淹没在漫长无边的文化和历史中，所以，在许多年的写作中，我笔下的人物和事情，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这种特定的色彩。”范小青的创作不仅浸润着吴地水文化的独特韵味，更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当下书写着吴文化的精神。从《城市表情》到《女同志》，再到《城乡简史》《赤脚医生万泉和》，她笔下的人物既有干部、进城的农民工，也有坚守土地的农民，“城里人”和“乡下人”在小说中相遇，展开一段段故事。《赤脚医生万泉和》更是以小见大，以万泉和这个小小的乡村赤脚医生的命运写出了“一个中国乡村医学简史，更是一个中国江南乡土社会史与文化史”。在范小青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冷静态度，她始终与叙事客体保持着一定的情感距离，即使是重大历史事件她也轻描淡写，有意淡化。这种疏离，正是她追求的一种创作姿态和叙事技巧，也是她在水文化浸染下的一种自然选择。一方面P心政治，但更关心小人物的命运；一方面淡化政治，但却紧紧跟随时代脚步。表面上看似矛盾，但这正是范小青介入现实所采取的独特的叙事姿态。正如范小青本人所说的那样：“我是努力把生活化开来，一点一点地写出来，无论是不是史，无论是什么史，小说应该将这些史放在小说的背后，所以我尽量少写政治的背景，少写‘’，也没多写改革，知青和下放干部也都是次要的，都是很快就过去的，只有农民，只有万泉和和万人寿，永远在那里。史在他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