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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者寒之”,外感发热以清热为治疗原则,根据病邪性质、病变脏腑、影响气血津液的不同,又有清热解毒、清热利湿、通腑泻下、清泻脏腑、?养阴益气等治法,以达清除邪热、调和脏腑之目标。清热解毒选用具有解毒作用的清热药物来治疗外感发热,此法为治疗外感发热的主法,可应用于外感发热的各个阶段,是顿挫热毒,防止传变的关键,也是退热保阴的重要措施。此法常与清脏腑、除湿、凉血等法配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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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水千山
回答采纳率:33.3% 2008-11-09 20:24
ξ冰の断痕的感言:
我想问楼下是不是有病啊,有病就去医院,没法医就去死算了,你敢说重来没抄过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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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校本课程,就是以开发学校为历史课程的编制主体,让学校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自主开发供学生学习或选修的高中历史课程,它是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有益补充。对于高中历史校本课程开发,笔者想谈谈以下几点看法。
一、从地方实际出发,开发高中历史校本课程资源
一般讲,基本教育资源通常只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而难以反映各个学校的特殊要求和适应各地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需求的实际变化。为充分发挥综合实践活动的教育功能,学校还应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发学校适用的历史校本课程资源。
综合实践活动历史校本课程资源的开发,是由学校组织的对适合当地需要的活动方案进行计划、设计、创编、实施和评价的过程,是学校师生自行建设独具特色的学校课程的自主行动。它尊重学校师生的首创精神和学校环境的独特性。历史校本课程资源开发不但为学校实现自己的办学宗旨和教育理念提供了教育资源支持,而且对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综合实践活动历史校本课程的资源开发,可以是教师个人或教师群体对历史课程资源创造性地研发,也可以是对已有资源的选择和改造,既可以通过长期计划加以实施,也可以是对单独的具体项目的研制,其形式和内容都是丰富多彩的。综合实践活动历史校本课程资源开发,基于学校和教师自主的行动,要搞好这一开发工作,首先对这一课程的基本理念要有准确的把握,并对学校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以及学校的办学环境、办学历史和教育理念等有清醒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社会、学生和知识三方面的历史课程资源确定开发主题。对一个学校来说,综合实践活动历史校本课程资源的开发最有用武之地的领域是地方和社区环境。例如,我校结合当地历史资源丰富的特点,进行历史校本开发,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取得了很好的育人成效,受到学生的欢迎。这些都可以称得上是历史校本课程资源开发的好的案例。因此,认真研究当地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不断地收集和积累相关的材料,并能够经常保持对问题的敏感,就有可能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可供开发的高中历史课程资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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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中历史校本课程开发是不断丰富的过程
我们的国家是个地域广阔的人口大国,对完全统一的国家课程,我们在使用学习时,就不得不忽略其差异性而去寻求共同性。国家课程的存在,在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时候和全国集中统一的体制下是适宜的,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多元化的今天,国家课程存在的局限性就显露无遗。正是在如此大背景下,校本课程的开展被提上教育改革的日程,得到大了家的认可。
高中历史校本课程开发过程,是新的课程开发实践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国外校本课程开发的经验证明,高中历史校本课程开发包括促进变革的逻辑起点是实践者的问题而不是革新者的观念,真正持久的课程变革必须依靠实践者积极参与变革过程。
历史教师作为一个实践者,也是课程开发的核心参与者。没有历史教师的参与和开发,高中历史校本课程开发就难以取得根本性的成功。正是由于大家理论上的不断丰富和一线高中历史教师的具体实践,高中历史校本课程开发的内容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并且渐次推进。作为高中历史校本课程本身,其开发的理论与实践也变得更加完善了,更加能够取得实质性的作用。所以,历史校本课程开发具有不同于国家本位课程开发、地方本位课程开发的独特理念,这些可以概括为获得中央、地方、学校等各个层面的支持;国家只是把课改的权利下放给学校和科任教师,而不是完全放弃这方面的权利,更不是完全断绝与学校、教师的联系。部分教师或全体教师要参与课程规划、课程设计、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估;改变教师的传统角色,从原来的国家课程实施者转变为学校课程的规划者、设计者、实施者和评价者。在高中历史校本课程开发的过程中,可以筛选、改编已有的课程,或者开发全新的学校课程。
三、高中历史校本课程开发的目的在于重视学校师生的独特性
高中历史校本课程开发的作用就在于能够不断满足学校师生的独特性和学校办学特色以及办学环境的独特性。在高中历史校本课程开发实施过程中,广大的历史教师不断参与课程决策,并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主导作用。这样,就可以更好地考虑到学生的实际需要,充分考虑到开发学校的人文环境和当地实际的历史教育环境,从而也就能够更好地突出学校的特色、当地的特色,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目的性。
高中历史校本课程开发标志着课程开发主体从上到下进行了下移,证明学校可以也应该结合当地和学校的实际情况,成为课程开发中的一员。这种形式的校本课程开发,有助于在整个高中学校形成更加成熟的研究性的氛围,可以更有效地拓宽校内外交流的渠道,从而可以更好地发挥教师的作用,结合高中历史的教学,取得更好的教学和育人效果。
高中历史校本课程开发在历史课程的设置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此,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认真把握,实施积极的开发策略,促进高中历史校本课程的开发。
参考文献:
施工企业中工程项目是对经济效益进行获取的基础,是施工企业发展中的关键所在。但是,在项目责任成本管理中还经常的会出现问题,对企业的发展带来影响,因此,分析出现的问题,将正确的解决对策制定出来是非常必要的。
一、分析存在的问题
(一)薄弱的项目成本责任意识
在传统管理思想的制约下,当前,很多施工企业在管理项目时,没有相对完善的成本核算体系,重工期、轻管理;重产值、轻成本的情况依然存在;只顾抓当下的效益,把太多精力花在招揽工程和创造产值中,在工作中并没有将全方位、全过程、全员参与、全要素的责任成本融入进去,没有很好的重视责任成本的管理,照成亏本中标、资金周转不灵、债务繁重等后果。尽管有些企业实施了责任成本,但缺乏配套的管理机制和健全的制度;往往考核不存在,流于形式、造成很难控制项目成本管理。
(二)不够明确的主体,不对等的责任
很多施工企业在项目实施成本管理时,不够明确责任成本管理主体,导致上下责任不对称。在实际执行的时候,更多的对责任成本管理工作集中在项目经理部,公司的管理流于形式;或者反其之,项目经理部认为成本管理就是公司核算部门管理和把控的事情,不积极参与责任成本的管理,形成不对等的责任,这样使责任成本管理流失,失去正真意义的责任成本管理。
(三)没有细致的编制责任预算,预算成本和项目实际成本存在偏差
在陈旧成本管理模式的影响下,当前很多企业,在对责任预算进行编制中,缺乏有效的市场调查,对生产要素和项目外部环境的分析比较欠缺,分析要素也不到位,在劳动力消耗、机械的利用情况、动力消耗和材料消耗的统计方面数据不够精准,核算不全面,甚至僵化地套用定额编制预算,导致严重不符合实际的编制,责任预算和项目实际成本严重脱节,因而利润得不到有效保障,
(四)流于形式的责任成本核算
有的企业缺少关键成本管理的环节,没有成本预测与计划,管理太随意;有的企业,甚至成本管理顺序倒置,企业无法根据成本计划,进行成本控制,使得企业成本管理最终走向形式化。尽管有些企业项目部规定了先算后做,但是现实中边干边算或干了再算的情况还时有发生。尽管预结算人员被配备到了项目中,但是没有落实责任。合同、材料、经营预算和财务等部门工作分离,只存在预算无核算,分析、比较一些项目经济指标时,具体的措施和节超建议上匮乏,对项目的盈亏,尽管可以通过数据反映出来,对于盈亏的原因上也是模糊不清。
二、分析解决的对策
(一)对企业成本管理文化的建设上予以强化,提升全员责任成本管理意识
企业要利用建设和宣传文化,对员工的效益意识、节约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和成本意识要树立起来并给予强化,使员工从思想上能够真正的理解和认识成本的节约是密切联系自己报酬的,进而在成本控制的各项工作和各个环节中能够主动参与进来。
(二)有效建立项目责任成本管理体制
责任成本管理的控制是由公司将同本单位的管理办法和规定制定出来,对项目责任成本管理工作进行有效的指导、控制、监督和检查,项目部是管理层,对本项目责任成本管理当的组织实施上进行负责,对公司编制的责任成本预算有效的予以落实,对责任成本控制要有效的予以实施。此外,项目部按照分解和细化的责任成本,以班组和施工队为基础的核算单位,对工序单价承包和承包上予以推行,对合同进行签订,对责、权、利上予以明确。
(三)科学地、精准地编制预算
在工程施工前,责任预算,依据工程所在地的价格水平和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对有关费用标准和定额进行应用对责任单位完成的有关工作量进行计算,通常的时候,有大量的工作会存在于对责任预算的编制工作中,因此,要在具体的工作中要细致全面的进行考虑。一经确定了责任预算之后,除非不合理的因素在其中非常的明显,通常要控制其变动的情况。
(四)对项目成本核算从制度上、实施上予以重视,强化。核算人员的业务水平有待进步,提高。杜绝制度的薄弱操作,对成本管理真正起到约束和控制作用
在项目责任成本管理中,责任成本核算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实施考核、对各个责任中心责任预算情况进行考核、对责任中心业绩进行评价的重要依据。项目责任中心在对责任进行履行中,要依据发生成本的区域,归集责任成本,并且在实施责任成本核算的时候,要对会计核算手段和财务管理的方法上充分的进行使用。对责任成本管理的要求上项目责任成本核算一定要给予满足,为责任成本的计算、分析、考核和控制一定要准确、及时的将详细的财务信息和会计资料提供出来,对费用和成本的责任归属上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在支出责任成本的时候,不能用人为的方式调整各个责任中心,保证要准确无误的计算各个责任中心的盈亏情况。完善的核算制度,企业在成本管理,监督上将有章可循。
三、结束语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施工工程进入了一个全新发展的阶段,但是,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并且,很多施工企业对项目责任成本管理方法上进行了使用,但是,在工作中经常会出现问题,因此施工企业能否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加强责任成本非常重要,责任成本管理工作推行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利润的高低,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只有正确认识施工责任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中出现的问题,将正确的解决对策制定出来,进而推动企业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一、对当时日本经济的思考。
广场协议前,日本经济高速发展,GDP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而美国经济却面临着逐年增加的贸易逆差和急剧扩大的财政赤字。为了缓解这种状况,美国开始对其它主要经济体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升值本币,日本首当其冲。
在日元升值后,日本经济出现了短暂的衰退,但在1986年底就恢复了增长,日本政府却认为日本经济将面临大衰退,在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间,连续5次降低利率,把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低到2.
5%,为当时主要国家最低。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进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低利率一直保持到1990年。但此时,提高利率等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却直接挑破了经济泡沫。因此造成日本经济泡沫的重要原因是政府决策错误。
二、中日经济对比。
今天中国的经济会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外依赖大,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但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仍有许多不同之处。第一是经济体制不同。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有相互持股制、终身雇佣制等,这些制度已完全不适应当时日本经济发展。而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已逐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革。这些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为防范经济危机奠定了基础。第二是国内需求潜力不同。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已进人了后工业化阶段,地区、城乡差距非常小,国内需求已趋于饱和。而目前,我国除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外,中西部、东部发展潜力巨大,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当时日本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不易控制资本流入。
目前中国的汇率制度依然是在资本项目存在管制下的汇率制度。如果人民币汇率短期内出现极端波动,央行干预的可能性会非常大,以保证人民币汇率的整体稳定。中国目前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人民币在短期内不能出现大幅度升值,中国可以发挥资本管制的作用,遏制投资因人民币升值预期而大量流入。
三、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首先分析人民币升值的好处。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引进资本密集型产品,加快技术进步,有利于调整产业和经济结构,实现经济从外向型到内外平衡型的战略转型。
其次,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主要现象就是物价上涨,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部分原因是由于国际原材料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进口企业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企业的进口成本,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产品的价格,减小外贸顺差,从而减少基础货币投放,缓解通胀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抬高了外资在中国大陆的购房成本,降低购房需求,有利于房价调控。另外,人民币升值提高了企业在国外市场投资能力,有利于其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提高中国经济的知名度与竞争力;加快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
人民币升值的挑战有首先,与日本相同,二者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外依赖度大。2010年3月,中国的对外依存度一度达到60%,而日本在2000年以前最大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才为25.13%(1985年),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出口行业势必会受到打击。通过粗略估计,人民币每升值1个百分点,作为中国出口主力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净利润率就将直接下降1个百分点,而这些行业当前的平均利润率仅仅为3%—5%。如果按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低估了41%,那么中国的出口行业将无法生存。其次,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缩水,同时可能引发美国国债下跌和热钱大量进入,推高人民币计价资产价格,造成经济过热。另外,人民币升值还将增强对人民币再升值的预期,进而激发短期流动资本的投机冲动,。目前,多种投机机构已进驻香港,寻找中国内地的投机机会。这种“热钱”大进大出势必影响中国乃至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
四、建议。
根据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一个强势经济体必然引发一个强势货币,即带来汇率升值。事实上,近几年,我国经济实力迅速提高,人民币升值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瓶颈。中国应早做准备,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近性原则,在合适的时机进行适度的升值。目前,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是来自美国。因此,要排除外来因素的干扰,防止本币过度升值而引爆泡沫经济,同时要采取各种措施早做预防,消化升值的压力。 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根据“蒙代尔”理论,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因此,政府必须在三者之间进行选择。在政策选择方面,要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在广场协议后马克升值,德国央行坚决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国内产出和物价都比较稳定,而日本试图利用货币政策稳定汇率,最终汇率没有稳定,却引起了国内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日德两国的经验表明,只要维护好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汇率浮动并不足以破坏国内经济。 继续加强金融管制,实行账户开放需要逐步进行,建立起相配套的监管框架及风险约束机制。其中,要特别注意对短期资本流入的监管,以免造成经济的大幅波动。目前,中国的汇率制度依然是在资本项目存在管制下的汇率制度,这点决定了中国可以遏制因人民币升值预期而大量涌入的短期资本。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技术创新,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德国在马克升值后,大力促进竞争力强的产品出口,尽量减少成本因素的影响。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看,加大自主研发投入,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逐步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 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区域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石是最优货币区理论,在此区域内,支付手段或是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汇率的稳定,减小成员国面临的外汇风险。中国应积极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努力发挥在该区域中的影响作用,提升人民币的地位,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
[1]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认真研究日本泡沫经济发生的经济教训防范国民经济出现过度波动。脑库快参:2007(5)。
[2]王健,黄健。以国际视野调整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5)。
[3]朱博。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利弊分析[J]。今日财富:2008(6)。
[4]崔莉,梁青。日本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及其对我们的启示[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9,26(9)。
中医学作为东方科学的一部分,其思维方式具有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的双重特点,同时代表东方主要思维方式的非逻辑思维的顿悟、心悟和直觉被大多数中医学者认为在中医思维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前的中医药院校大学生是在以西方逻辑思维为主的知识体系下培养出来走入大学校园的,这造成了学生对具有逻辑与非逻辑双重思维模式的中医药理论的学习在认知上产生了障碍。当前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并没有完全认识到思维问题是中医教育的关键问题。只有从培养学生逻辑和非逻辑思维两个方面着手,使学生充分认识中医学自身的思维特点,才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医药人才。
1 当前中医院校大学生思维方式存在的问题
中国已经历经百年西方文化洗礼,当代大学生更是在数学、物理、化学等西方科学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对于医学的认识大多来源于以西医为主的医院,对中国的古代传统思维在社会生活方面有一定的认识,但对于古代科学技术的理论认知和建构方面,则较难理解传统的思维模式。学生进入中医药院校以后一开始学习的就是中医基础理论中的“元气”“阴阳”“五行”“命门”“三焦”等基本概念,这些基本概念在目前的解剖学并没有严格的对应物。学生在对这些基本概念的学习中仍像在中学时对于概念的认知一样,注重对其物质实体性的把握,用逻辑论证去分析,把高层次还原为低层次。但这种形式逻辑的认知方法在这里遇到了困难,因为概念是思维抽象的结果,而中医学的概念不是实质定义,而是思维到最高层次的哲学概念,即“形而上者谓之道”的思辨最高阶段,不能用形式逻辑的属加种差的方法去界定其内涵和外延。由于学生对中医基本概念的认知困惑,进而对由中医的基本概念建构起来的中医理论系统也不能完全的理解,甚至持否定的态度,有的甚至会排斥对中医的学习。中医学强调唯象联系,突出宏观整体,重视和谐平衡,与学生以前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认知习惯格格不入,不易理解难以接受,另外,中医和西医所认知的客观对象都是人体,其中有一些相同语词构成的概念,在其内涵上是不一致的,如“心”“肝”“脾”“肺”“肾”等,西医对这些概念是实体和解剖意义上的解释,中医是系统和功能的认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易造成混淆,尤其是刚入门的学生,对以后的学习造成不良的影响,甚至对专业失去信心。
2 中医思维中的逻辑与非逻辑解析
造成中医院校大学生在中医学习中存在的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医理论的思维形式与学习者的习惯的思维形式不一致。而当前的中医教育模式并没有从中医自身特点出发,而是模仿西医教育模式,这样造成一些中医药院校学生和中医研究者对于中医学产生困惑,并极大的影响着他们对中医药的学习和信任度。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12)07-1620-02
收稿日期:2012-02-02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资助项目(JXJG-08-9-23)
作者简介:王萍(1981-),男,江西萍乡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医对复杂性疾病防治的基础与临床。
通讯作者:杨海燕(1979-),女,江西抚州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医诊断学的教学与科研。 培养创新型人才日益成为各医学院校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强调对医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人才的创新能力是其知识、能力与素质的集中体现。然而,医学生在其本科甚至研究生阶段所学习到的有关科研方法和技术的内容,大多分散在不同的学科课程中,且既零散又不全面,难以满足需要。从对一些医学毕业生的追踪调查发现,缺乏医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和能力是其所共有的主要缺陷,以致于毕业后选择继续深造时(如研究生教育)才发现不知如何选择研究方向,以致于毕业后从事临床等工作时竟不知如何从事科研甚或完全没有科研意识。如此现状,无不是医学教育的遗憾。目前,针对本科阶段的实验教学大多还停留在复制一个实验过程,尽管也进行了一些科研实践教学的创新尝试,又大多陷入纯粹的掌握技术操作的层面。
笔者研究团队认为本科阶段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创新能力相比较于掌握某一具体技术而言更为关键,因为这对于学生今后从事科研活动有着终身受益的影响。尤其是中医学,整个理论体系可以说就是由无数个科学命题构成的。如何让本科生在学习掌握中医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能认识到中医理论体系中的这些科学命题,并在以后的工作中能持续保持一种发掘这些科学内涵的念头,无疑对中医学的发展和创新有积极意义。笔者研究团队主要通过典型科研案例的剖析,让学生于实际科研案例中融汇中医学和现代医学的基本知识并激发其科研创新思维能力。
研究实施两年以来,通过以选修课的形式组织实施获得了一定的经验,初步研究结果表明,以科研课题案例分析形式的教学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科研创新思维能力,弥补现有教学构架的不足。现在就有关实施过程和结果报道如下。
1 课程教学实施前针对学生有关中医科研素质的现状调查
首先对中医药专业学生当前的基本科研素质进行了一次调查,基本科研素质是创新素质的前提,若缺乏最基本的科研素质,就不用谈及科研创新了。
1.1 对中医科研所包含文献研究、(基础)实验研究、临床研究等领域的理解 本次调查收回的有效问卷中130人次认为实验研究属于中医科研范畴,112人次认为临床研究也属于中医科研范畴,但只有39人次认为文献研究也属于中医科研的内容。
1.2 对临床医师是否进行科研的认同度调查 93%的调查对象同意临床医师也从事科研的观点,只有7%的人认为临床医师只是诊治疾病。进一步的调查显示,有效问卷中143人次认为科研意识能有助于医师的水平提升,71人次认为医师要成为医家就必需具备科研意识与能力,只有少数人认为临床医师可以不用考虑科研的事情。
1.3 对教学实验课中的一般实验是否属于科研的认识情况调查 此调查中,表示不认同的仅仅只有25%的人,大部分75%的人认为教学实验课的一般实验应该属于科研。
1.4 对有关“五行汤”材料的认识调查 本调查项目的目的在于分析学生对事物的认识思维方式。3次调查的总体结果与单次调查的结果趋势相同,即认同“五行汤”材料叙述的占大部分(91人),另外的42人对材料的叙述表示了质疑。
在表示认同的学生当中,小部分仅表明态度,大部分认同的学生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感叹简单中竟能孕育神奇,并运用中医五行理论解释了五行汤的合理性;还有一部分认同者,根据五行汤的这一现象进一步思考,提出了一些延伸的想法,比如可以推广到其他的食品药品方面。
在表示质疑的学生当中,大部分对五行汤的疗效以及背后中医五行理论提出了质疑,其他的质疑观点表示五行汤不符合中医的配伍规律和因人制宜的思想、可能夸大效果、组成不够完善需优化组成或有不良作用等。
2 课程后调查与论文情况
2.1 课程教学实践后有关中医科研素质的调查 本调查项主要反映学生在课程学习前后中医科研(实验)基本素质有无改变。从收回的有效调查问卷可知,几乎所有学生均表示对中医科研的理解与学习前比较有改变。
“有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获得了一些具体的科研知识;对中医科研所包含的内容有一定的理解。如:中医科研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可以有具体的东西;中医科研并不是高深莫测,也可以离生活很近;理清了中医科研的范畴,即中医科研并不是单纯的验证,不仅仅是临床疗效研究,不仅仅是实验研究,不仅仅是药物研究,也不仅仅是文献研究、钻故纸堆。
按照国家教育部、卫生部及地方卫生教育部门制定的中等专业卫生学校教学大纲的要求,在不同西医专业开设一定学时数的中医学教学课程,其目的是使医学生对中华民族医学有所了解,但教学效果与初衷相差甚远,收益甚微,很不尽人意,教学双方受困。对此,笔者的看法是:
1 教法陈旧
中医教学的方法多少年来都是口耳相传或师承的教学模式,教师在课堂上照本宣科,口若悬河,振振有辞,学生听后不知所云,课后自学亦百思不得其解,加之实践性教学环节十分薄弱,导致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再加上西医医学生在中小学学习中接受的是现代科学的教学模式,上中专后我们以传统的方式给学生灌输中医学理论和知识,两套理论体系产生冲突,易使教学双方陷入困境,使学生对中医教学产生走过场、形同虚设及不科学的感觉。
2 教学内容难有共识
中医的指导思想是整体观念,理论核心是脏腑、气血、津液、经络等,临床诊疗特点为辨证论治,但因其理论体系中的诸多概念具有不确定性或模糊性,如比较典型的命门、三焦、经络等,而概念又是构成理论的基石,中医理论因受时代的限制,缺少像现代医学的人体学组织、形态、结构作为认识的基础,所以使理论体系的论证和可知性大打折扣,甚至某些理论在不同程度上给人们造成了中医是“玄学”的认识。而在教学的过程中对某些学生提出的不确定性问题,教师亦很难给学生一个圆满的答复,从而导致了中医不能自圆其说的境地,难以顺利地驾驭教学的全过程,使学生在学习时对中医理论产生了疑惑。
3 临诊技能教学方面缺少可信的标准
教材内容滞后,教、学员无所适从。编写医学教材难,编写中医学教材更难,一方面是由于中医代表性病种急剧减少,政府对中医研究投资不足,研究人员对这些疾病的研究兴趣减弱,使中医在发病机制、治疗方法和预防措施等问题的研究进展与其他疾病相比显得落后;另一方面新出现的传染病不断增加,但中医对此缺乏成熟理论的指导。如何在一本负责任的教科书中既简明扼要又面面俱到,既介绍定性定论的学术问题又要兼顾当前发展动态?这的确是一件高难度的工作。教师在备课时,不得不在教材之外大量参阅一些新出版的专著和学术资料,并尽量吸收一些重要的已有定论的内容。但是,学生对此意见很大,他们虽然不反对接受新的东西,但他们需要有与教员授课内容基本一致的教材。现代医学在诊断技能等方面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现代医学生的学习亦习惯于“理论――实验实习――自学”的方法,从理论和实验实践的结合中获取知识和技能,而在教学中有可供检验、验证,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标准,使学生在学习中心中明了,学有所进。而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则不然,尤其是中医临诊技能及中医精髓辨证论治,舌象、脉象就更难教,学生亦很难学,如“证”的含义概念宽、因素多,难以把握,与医学生已经了解掌握的现代医学的疾病概念有较大差异,中医认为主证主要根据望、闻、问、切四诊而确定,但其中的舌象、脉象缺乏西医的标准化检测检查仪器,尤其脉诊是“心中易了,指下难明”,只靠教者的言传和学者的意会悟性,每个人的感觉和理解、认识不同,都可能造成诊断结果带有个人的主观性或不全面性。再如辨证论治是医者通过四诊合参而进行,其结果易变性大,对相同时间的相同患者,在不同医者的辨证论治中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而没有一个可供测量的标准,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成为我们中医理论教学的障碍和阻力。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因此,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中医У恼苎Ь烤故鞘裁葱问降?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保性命者,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其表明,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对应和中者,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以藏象论之,脾胃也,以五行论之,中土也。以三焦论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体健康之象也,而离偏于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辨证者,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于中者也;和者,由治而达者;中者,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皆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时空对应之机也,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吴谦:《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
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那么,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培养在中,发用在上。”(郑寿全:《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牙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气充足,则署邪不能相犯;署气入侵,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肾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肾者也,气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全身水道,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则万化安,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胃受司受纳,脾司运化,一纳一运,化生精气,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以章虚谷为要,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为后天万物之母,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为太极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因此,医易相通者,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因此,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宏观而言,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但是,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笔者认为,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购捅咎迓劢姓苎急绲摹>芪鞣降男问交恼苎嘉炀土宋鞣轿幕?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中药学》是中医专业一门重要课程,它既是基础,又架通临床,对《中药学》基本内容掌握的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学生能否学好方剂以及临床各科,甚至今后进入临床遣方用药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药学是一门古老学科,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势,它的理论和内容是从几千年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内容丰富,理论性强,其表达多是古典名词,较为抽象,学生不易理解接受,这给上好这门课带来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当今社会的学生,受西医理论体系的影响更多,对中医中药理论更不易理解接受,故如何上好这门课程,如何让我国传统医药的精髓传承下去,是中医药老师不得不深思的问题。以下是本人在中药教学中的认识和体会。
1 消除偏见,培养学生热爱传统医药的民族感情
中医药虽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但其发展仍是缓慢的,尤其是西方医药传入我国后,中医药的优势明显弱于西医,人们对中医药的认识也日渐减少,甚至部分人认为中医药可有可无,更有甚者,宣扬应废弃中医药。现实生活中,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更偏重西医,这些现象必然影响学生对本门课的认识,故在中药教学时,要用充分的数据,生动的事例消除学生的偏见,充分展示中医药这一民族魂宝。如在中药第一堂课《中药的起源与发展》,可通过历代著名医家,用中药治病获得神奇疗效的故事,让学生明白几千年以来,在西方医学未传入我国以前,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中医中药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到了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中药仍然有着重要价值。如青蒿素已成为首选的抗疟药物,不仅对中华民族,乃至对世界人民的医疗健康都发挥了作用。通过这些生动的事例,消除了学生认识上的误区,激起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学生对民族医药的热爱之情由然而生。
2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体会到学以致用
中药学理论的学习比较枯燥。在教学中如何将古老而枯燥的理论赋予生动的内涵,激起学生的兴趣是上好本课的关键。在备课时应多准备相关材料,增加课程的趣味性,互动性,如与中药名有关的故事、谚语等,往往一两个故事就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令学生记忆深刻,兴趣盎然。故要上好本课,就要在备课中多下功夫,精心设计好教学内容。如在“中药的采收”这一课中,应用一些民间谚语“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六月当柴烧”,学生读起来琅琅上口,又能充分理解这一课的内容。在讲授柴胡时,除讲解它的性能功用外,通过这一药名来历的民间故事的讲解可大大增强课堂的趣味性。联系生活,让学生知道身边很多植物如蒲公英、鱼腥草等还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让学生体会到学以致用。
3 注重学习方法和思维方法的培养
在教学中除了向学生传授知识外,还应教会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中药课程,理论较多,前后内容关联性不强,需要记忆的内容较多,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学习方法,学生一味死记硬背,结果往往是学了后面忘了前面,事倍功半。在教学中,一定要引导学生去发现本学科的规律,中药药性与临床的内在联系,同时要注意思维方式的培养。如在讲解解表药时,通过其药性特点:辛味、发散、作用趋势升浮、多入肺经等特点,分析出这类药的基本药性,再进一步揭示其药性与功效及与表证之间的关系,总结出解表药的基本功效-----解除表邪,解表药的基本用途-----治疗表证,再根据解表药的药性 分类 主治,让学生明白中药的性能功效用途并非杂乱无章,中药的药性与功效、临床应用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让学生在学习中学会去发现规律、并应用规律。
4 融会中西,与现代科学知识相结合
当今时代,人们受现代科学技术的影响较多,对中医药理论不易理解接受,讲课时尽量结合现代科研成果,激发学生兴趣,加深对中药的理解和记忆。既要突出中医特色,又要与西医西药相比较,阐明中药的优势、特点。如在讲解中药附子时,除讲授附子的传统理论外,结合其现代研究来阐明它的毒理作用,传统理论中其有毒,内服需炮制后入药,现代研究结果表明附子含多种生物碱,其毒性成分为双酯型乌头碱,易溶于水和乙醇,经炮制后水解为毒性较小的单酯型生物碱---苯甲酰乌头胺,如继续水解则变为毒性更小的胺醇类碱---乌头胺,其毒性为苯甲酰乌头胺的1/2000,学生就更易理解为什么在传统应用中要用炮制品,附子经炮制后为什么毒性可大大降低,为什么在应用时须煎煮30分钟以上,使学生成分理解传统的中医中药的理论、用法也是科学有效的。
5 加强直观教学
在教学中应充分利用中药标本、多媒体课件、野外见习等,让学生能将所学的中药与实物联系起来,以加深对中药性能功用的认识理解,让学生进一步认识我国丰富的中药资源。还可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见习,将课堂上学习的理论知识结合到实践中去,充分利用本地的中药资源,增加教学的直观性,实际上很多植物,学生尤其是基层农村的学生是认识的,如能将它与药物联系起来,学生会发现原来家乡那么多的植物还有其重要的药用价值,学生会更深一步理解和认识中药。
6 适当开设实验课,加强学生的实践技能
中医专业开设的中药相关课程很少,例如中药炮制,其知识仅在中药学中的一个章节中介绍,而炮制是中医临床用药的特点之一,是保证和提高疗效,降低毒副作用的手段和措施,也是中医中药的一大特色,学生对中药炮制的知识、方法掌握较少,这对于学生今后进入临床尤其是基层农村是不利的,故在教学中可适当开设中药炮制实验,让学生亲自操作,熟练掌握常用中药的炮制方法,将常用中药的炮制操作作为中药考核的一个内容,以加强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
总之,中药的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师只要用心,精心设计好教学内容,可采用对比、联想、推理等多种方法,增加教学的趣味性,同时紧密联系与中药相关的现代科学的新成就,注重学习方法和思维方法的培养,方能使学生从深层次理解中药、掌握中药,获得满意的教学效果,为学生今后进入临床正确应用中药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君明,贾玉梅,崔瑛,冯志毅.基于PBL的中药学案例教学模式[J].中国医药导报,2012(06) .
[2]王玉凤.《中药学》的学习与记忆方法[J].北京中医药,2008(10) .
中图分类号:R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5)10(c)-0186-02
Abstract:To learn about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mprove it in HeChuan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We used methods,like randomsampling,questionnaire,collectingstatisticsby investigating.The citizens have a certain understanding of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daily life but not sufficient on the concept,they may have the confidence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while it is too poor.The paradoxical realization for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till exists with the highly interest though limited access to acquire the knowledge related,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Medicine is influenced by the regional factors, especially teenagers know little about the common sense of Chinese medicine.We can see from the conclusion that Chinese medicine has a huge space for development and it can not be taken apart from the government's strong support and social recognition.
Key Words:He chuan;People;Chinese medicine;Recognition
中医学是从实践中产生的, 是中华民族长期同疾病作斗争过程中积累和沉淀下来的成功经验,并在历代医家的研究和临床应用中使之升华。我国是中医文化的发源地,几千年来,中医学在中华民族的祛疾治病、养生保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炎黄子孙的智慧结晶。而中医学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面临着新的挑战,它的传承与发扬问题关系到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健康事业的发展。一千多年以来,中医基础理论、中医临床学、中药学等中医学科都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不断成长,有着及其鲜活与旺盛的生命力。该调查旨在了解合川区市民对中医药认知情况,希望可以为提高市民中医药认知度、促进中医药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1 地方
合川区各个医院,包括合川中医院、合川人民医院、合川保健医院、合川城关镇医院,主要地点为合川中医院。
1.2 对象
各随机抽取5所医院的市民100名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调查问卷500份,回收450份,有效425份,回收率90%,有效率85%。
1.3 调查内容
自行设置合川区市民对中医药认知度的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调查合川区市民对中医药基本认识和兴趣、对中医药的态度及对中医药发展现状的建议。
1.4 调查方式
以5个医院的患者为单位,各随机抽取若干的100名市民,如实向被调查者说明调查目的、意义和填写注意事项,问卷当天收回。
1.5 分析工具
用Excel录入所有数据,采用SPSS20.0 statistics 进行统计分析。
2 调查结果
2.1 对中医基本知识的了解情况
92.31%的市民认为中医是一种治病方法,7.69%的市民认为中医辅助西医治疗,全部都认为中医可以起到治疗疾病的作用。
2.2 对中医药优缺点的认识
在对中医药优点的看法上(此题为多选),市民认为中医药的优点在于“副作用小”的比例最高,达到88.46%,其次是认为中医药“能根除”人数比例占73.08%,认为“价格比西药低”的人数比例占50.00%,认为“疗效好”的人数比例占34.62%。而在对中医药缺点的看法上(此题为多选),84.62%的被访者以“味道不好”为中医药的缺点之一,其次有73.08%的被访者认为其“煎服不方便”,另外有73.08%的被访者认为中医药“服用时间长”,65.38%的被访者认为中医药“不能治疗急诊”。
2.3 中西医对比下对中医的重视度
当自己或亲人生病时,73.08%的人选择中西医结合,15.38%的人选择西医,11.54%的人选择中医。对于中医和西医的发展前景,被访者中过半人(57.2%)认为未来中西医发展趋势是中西医结合。综上所述,大家最为看好的是“中西医结合占主导”这种医疗方式。
2.4 获取中医药知识的途径(此题为多选)
65.54%源自课本报纸,61.54%的人源自医生介绍,61.54%源自亲友介绍,42.31%源自电视广播,34.62%源自其他途径。
3 分析
(1)合川区市民对中医药的日常应用有一定了解,但对中医药理念认识不足。由于我国小学、中学、高中的基础教育主要是以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为基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比例不足,特别是中医文化在基础教育中更为鲜见。市民对中医缺乏了解,同时在青少年卫生保健知识教育方面多侧重现代医学,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青少年与祖国传统医学文化的隔膜。
(2)合川区市民对中医药的信任度不够,但对中医药未来的发展有信心。调查中发现,被访者中选择生病时先看西医人数是先看中医的1.33倍,说明合川区市民对西医的信任度高过中医。然而在对中西医未来的发展前景的看法上,57.2%的被访者认为“中西医结合占主导”,说明大家对中医未来的发展有美好的憧憬与充足的信心。造成这种思维的可能原因有:①目前社会医疗环境大都以西医为主,客观上造成了中医的弱势状况。②近几年中医药行业的发展态势良好,政府开始加强关注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问题,有助于提升人们对中医药发展前景的期望。
(3)合川区市民对中医药的兴趣较高, 但他们获取中医药知识的最主要途径依然是课本报纸、家人或朋友。造成这种现象可能因为:①中医在养生调理方面有较大的优势,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②市民接触到中医药知识的方式较少,多为医生、家人或朋友。③中医古籍晦涩难懂,文言文功底浅显者不易明白其中道理,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4 讨论与建议
(1)对市民认为的中医药缺点进行改进,不仅要在中医药治疗急性病的应用和推广上加大力度,还应改进中药口味和整顿中医药市场,更多地投入到对中成药的开发中,更好地发挥中药简便廉验的优点,加大中药市场的管理力度,加强药品价格的监察力度,保证中医药健康发展,以此来提升人们选择中医药的心理趋向。
(2)增加中医药知识的基础教育和加大中医药知识的宣传,政府应对充分认识当代教育不可忽视古代文化的重要性,提高普通市民的语言文字功底,尤其是文言文水平。在教科书的编写上引入正确的中医观念,在语文课本中适当添加一些中医故事,如“神农尝百草、钱乙一味黄土救太子、扁鹊见齐桓公洞察入微的中医望诊”等,它具有故事性与文学性,使学生在课堂上通过趣味的方式来了解我国灿烂的传统中医文化,提高学习传统中国文化的兴趣。也可通过接受度较好的电视广播进行与中医药有关的电视节目(如:拍摄纪录片、电视剧、综艺节目“养生堂”)等形式的宣传。同时,随着网络的普及,通过互联网宣传中医药也是一个很有前景的方式之一,比如开设相关的官方微博,宣传一些中医药知识,向大众普及简单易懂的中医基础知识。
(3)医生在患者就医时应多向患者宣传中医,向患者普及一些中医知识,诸如:养生、保健之类的;多组织义诊活动,面向所有市民,利用外用宣传橱窗等载体深入社区及周边地区,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医。政府应倡导出版社严格审核,发行最接近原文意义的医古文翻译本(即白话文版本),使其不失其义。同时引入正确的中医观念,揭开中医的神秘面纱,使中医药文化平民化、大众化,纠正大家对中医的偏见、更快更好地将中医药推向合川区市民。
5 结语
从该次调查来看,中医药的发展前景是很可观的。但其需要政府加大对中医的投入和重视,大力倡导,建立强有力的政策和方针,让中医得到足够的经济支持,增设中医研究机构。同时也需要对市民加大宣传力度,将中医药文化投入到青少年的教育中,使中医药的发展后继有人。
参考文献
[1] 陈少仕,邱晓堂,谢小曼,等.海南省社会公民对中医的认知和需求现状调查[J].新中医,2010,42(8):147-148.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 ──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 “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成人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 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 《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 “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转贴于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 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 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阴中有阴, 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
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 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 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 “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 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 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转贴于
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
1,“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
《周易》的一个基本承诺是关于人作为主体对客观事物的推定方式,即主体的形而中性决定了和中为是。和中为是来源于《周易》的本体论承诺。《易传》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推定《周易》本体论承诺的依据。一阴一阳者,太极所生之两仪也,故,两仪之所统者,乾、坤者也。关于乾,《周易·乾·彖》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关于坤,《周易·坤·彖》说:“至哉坤元,万物资始,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和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乾坤作为“万物资始”,太极之生也。所以,“太极”作为本体,是形而中对形上之道的的推定方式。
在《周易》的研究中,把本体论的哲学承诺以太极生八卦的方式进行推定和以“太极图”方式的推定,进而以“八卦图”与“太极图”的复合方式的推定,是以“象数”表达《周易》哲学原理的推定方式。“象数”的推定方式有其直观的意义,其中表达出《周易》关于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这是中国哲学独具特色的方式之一,这一方式也是西方哲学力图达到的一种境界,而中国哲学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达到了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但是,对中国哲学的这种推定方式,却不能以西方哲学的原理去加以理解,因为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逻辑形式是与中国哲学不同的,西方哲学的推定是形式化的制式,而中国哲学是方式化的制式。西方哲学史表明,自亚里士多德以后,以形式化的制式推定本体,产生了西方哲学中的不可克服的本体论困难。
把“太极图”和“八卦图“结合到一起,一般认为这种方式是在朱熹之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即使有太极图,也没有人将其与八卦结合在一起。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开创了这一推定的方式。把两者的结合,即把“太极图”放到“八卦图”的中心,使“八卦图”的推定统一于“太极图”的逻辑推定,这从哲学的承诺和推定而言,“太极图”是中国哲学中的独具特色的方式。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传》),故在中国哲学没有产生象西方哲学的那种被系统化了的形式和由形式而逻辑的方法。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固然缺少主体形式化制式的推定,因为对这一部分的认识是与主体的形下性关联且发生直接的形式作用因而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西方哲学的成就所表明的那样。可是,哲学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当西方哲学的形式化制式以产生自然科学为主要的成就因此而在继续形式化的努力中却困难重重以此表示出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终结时,以《周易》为代表的方式性的中国哲学制式就必然成为当代哲学进路的新的发展方向。
所以,由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制式的非统一性,各自的哲学制式只服从自身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用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并“运用自如”的西方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形式作为研究《周易》的方法,将产生二律悖反的结果。由承诺和推定的制式所决定,一种思想形式的推定制式,只承诺思想制式推定的思想统一性。所以,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承诺与推定的制式是各自不同自在独立的系统。如前所述,对于西方哲学的制式和中国哲学制式进行的研究表明,以承诺推定法对制式的推定将发现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各自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由于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没有注意这一问题,使中国的哲学研究产生了严重的误区。
2,“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
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形而中的自在性,推定了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由此承诺了哲学的主体论形式。由形而中者谓之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推定出主体的存在形式,即形而中者谓之人。“卦”的推定表明了这样的承诺: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卦而中者谓之人。显然,这是指对卦象而言:卦之六爻,初、二为地,三、四为人,五、上为天,可见,主体之人为天地之间的中和者也。如果说易有三才之道,即有地道、人道和天道,并且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道的承诺和推定,及其由“卦”来推定主体承诺的方式,那么,主体的存在就只能是形而中者谓之人。
所以,卦而中者谓之用,用而中者谓之真,真而中者谓之得道。由于卦象的中间两爻即三、四爻代表人,使形而中者谓之人的这一哲学推定极其重要,他承诺了主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在具体的事物中,人完全可以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因为任何事物的组成和对此所作的判断都是主体推定的结果,而人要想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充分的把握它,应采取的方法是切中事物的中和性,否则,难以掌握对事物的主动权。由于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又由于“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天和地同为有形之物,人对有形之物的认识和把握是不会超过天和地的。但是,卦而中者谓之用,主体推定的形而中者谓之卦承诺了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可以通过卦而推定道。主体要想达到这一高度,就必须使自身在形而中的方式中不能作为独立的主体,人既不是器也不是道,而是道器之中和者也,以此作为主体的形式推定,即实现主体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的统一,就是所谓用而中者谓之真──真的认识只是中的主体形式,由此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可见,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哲学范畴的体用之论,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卦而中者谓之用,是推定“卦”承诺的主体方式。以八经卦相重而成的六十四卦,每一卦都由上卦和下卦组成,易之三才之道,把天、人、地和于卦中,人成为卦的主体论承诺和推定的方式。可见,对于“卦”而言,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即由“形”的承诺推定形而中者谓之卦,对于卦所承诺的主体性而言,有“形”承诺的主体的存在方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由“卦”的三才之道的承诺,推定卦而中者谓之人。“卦”是“形”的三才之道的“形而中”,人是“卦”的三才之道中和者,由此可知,“卦”和“形”的形而中的统一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是形而中论哲学体系的核心思想。
形而中者谓之卦,卦而中者谓之用,是主体对事物的对应和中的方式。任何事物,只要主体选择了用的方式,从而为主体服务,就必然有一用的限度──中的制式,如果不顾事物对主体的形而中性,超越中的规律即对应和中的限度,将适得其反。所以,当我们在现实中看到对某一哲学观及方法论崇拜并推到绝对时,不但不是正确的方法,而且,还将由于违背对应和中的规律而带来错误的结果。
所以,由形而中论可以推定西方哲学中的所谓的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哲学误区。尤其当我们以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承诺去推定《周易》的哲学思想时,将失去《周易》的本来面目(实践说明,用这一方法对待问题的研究,给我们的理性带来的困难和在实践中造成的危害实在触目惊心)。以形而中论推定所谓的唯心唯物之争,因为器为物,人为中,心为形而中之心,物为形而中之物,所以,无论唯心和唯物都是形而中的方式,如果能这样推定唯心和唯物,并使其回到形而中,就实现了“天下殊途而同归”(《易传》)的承诺。所以,以中和为方法,可谓主体行之达道也。西方哲学的唯心论和唯物论之争的误区之一是在唯物而器的功利上达到空前的发展,以至于离道越来越远,最终由于物质社会的功利性需要,使之对物质的过度掠夺达到危及人类的生存。
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都是在本体──时间和空间的承诺下推定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具体见笔者《“卦”的形式及其本体论内涵──兼论《易经》研究的方法》载于段长山主编《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一版第599页)
1.1继承是中医药学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目前中医药学的一些先进的理念、科学的认知方法、行之有效的技术手段越来越被现代科学界和社会所认识和接受。越来越多的其他相关学科的人员对中医药产生了兴趣并有意参与到中医药的研究中来,这为中医药的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难得的机遇。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对中医药只是略知皮毛或仅停留在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之上,就简单联系仓促创新的情况,出现了一些利用现代技术方法为科研而科研的现象。这些都非常不利于中医药的创新发展,所以迫切需要加强对中医药学原来的知识体系、学术本质、理论精髓、特色优势的阐释和传承,从而引导人们创新的方向,使中医药的创新真正有利于中医药的发展。
1.2中医药学的传承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中医学的传承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具体表现为:在医疗方面,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传统行之有效的诊疗技术〔包括针灸)未能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充分的运用;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未能有效地继承;中药饮片的质量及使用量大幅度下降;一些传统的中药加工炮制方法失传等等。在教育方面,中医注重临床实践、跟师学艺、熟读经典的成才规律未被有效传承等等。在科研方面,临床的系统观察与分析、经典文献的整理与应用等传承方法未被很好运用和发展。
1.3中医学的传承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代表
实际上,中医药的传承问题只是中国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医学在传承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机制和规律。例如,中医学在传承方面注重德业相辅、智能相因、理术兼顾、注重临床的教学过程。在传承的内容上,注重德育和人文教育,并将其置于广阔、幽深的文化体系中去思考。151中医学作为技术还只是“黑箱”—知其然,而不必知其所以然;作为艺术与人的修养、境界相关,而不仅仅是 客观性知识;作为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产物,注重的是临床效果,而非经济效益,与现时代的技术经济观念有很大距离。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忽视了传统文化资源的重要性,特别是长期没有尊重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医药的文化精神及其行业规模都有萎缩的趋势。
2中医学传承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2.1中医学传承的基本内容
中医学传承“传什么”其内容是随着社会发展与中医学术发展的需求而变化、演进的,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与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比,中医学传承的实质内容不仅是理论知识、实践技术、道德修为,更重要的是把握其认知方式。因此,对认知方式的把握,是中医学传承“传什么”问题中最具特殊性的内容。
2.2中医学传承的基本形式
中医学传承“怎么传”需要与时俱进。中医学传承问题,是涉及中国文化与科技发展的重要问题,仅仅依靠目前高等中医教育的“工具化”培养模式,使学生成为一个好的“医匠”己经很难了,做出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更难。在现代文化背景下,仅仅“以经解经”的模式也是不够的,中国传统医学大更新的局面是无法回避的现实。现代中医必须克服对西医的简单模仿、对传统中医的异化和肢解,准确把握中医研宄的切入点。在努力提高临床疗效的同时,对其理论体系作重新解析。更应该将其放在产生的自然背景下,利用现代多学科的知识,找到中医药的“活头源水”来丰富和发展中医药的临床技术。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利用中医药这一原创的思想技术体系,来启迪和促进我国的“原始技术创新”建立中国的自主创新体系。
3中医学现代传承的战略目标
中医学现代传承的战略目标是:“保护为先、弘扬文化、维护健康、创新发展。”
保护为先:就是要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层面上加强对中医学的保护,避免市场化对中医生存领域的冲击,避免所谓“科学主义”对中医理论的曲解和支解,从理论、知识、技术到实物,按照其不同的属性要求,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创新方式和途径,给予最大限度的保有和留存。
弘扬文化:就是要从弘扬民族精神的高度挖掘中医学所蕴含的中华文化传统,以中医“大医精诚”的医德医风为基础,营造有利于中医学传承发展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及文化氛围,抵制西方文化的不良影响,使中医学的传播和传统文化的弘扬相互促进、
维护健康:就是要认真挖掘中医学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理念、知识、方法和技术,充分体现中医药作为应用科学的价值,发挥其临床服务的优势特色,在实践应用中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并更好地服务人类健康。
创新发展:就是要将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融入中医学的传统知识与技术,通过自主创新,促进中医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完善,为以后的传承发展提供新的源泉。
4中医学现代传承战略的建议
4.1从国家层面加强对中医学的全面、完整保护
(1)确立中医学传承的战略地位。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重视中医学传承的重要意义,把中医学的现代传承作为我国弘扬民族文化、建设医疗卫生体系、发展新兴产业,乃至构建和谐社会、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
(2)加强对中医学传承实物的保护。中医药传承物包括中医药古籍、文物、图谱、现代出版物、数据库等,所承载的知识一般可视为文献化的知识。文献化既是存续形式,也是传承方式和手段。有创造能力的传承人通常要从传承物中获取知识,并需要传授、体会、感悟;传承物多由古今传承人形成,后出的传承物则承载了前代传承物和传承人的知识。一方面要对己有的传承物加以保护,一方面要鼓励产生新的补充的传承物。
(3)加强对中医学传承人的保护。掌握、持有或能够传承中医药知识的特定个人、集体或群体是中医药得以保存和发展的基础力量。他们或分布在医疗、教育、研宄、企业等行业内,或分散在民间。他们既可能是知识的承载者、创造者、应用者,也可能仅为持有者,也可能几种角色兼备。离开他们,中医药知识就会有部分因失传而灭绝。建议依据不同情况,尽快采取措施,固化或转移或传播其承载的内容。
(4)创建一批中医学传统内容的保护机构。国家出资建立和维护一批中医学现代传承的特殊机构,重视对与中医药相关的传统知识与技术的传承和保护,在学术研宄上保持宽容、客观的态度,收集那些看上去并不符合现代市场需求,或目前无法用现代科技解释的稀有的、濒临灭绝的中医传统项目或掌握传统项目的人,使其得以延续。
4.2政府要主动承担回归传统文化、唤起民众信心的责任
(1)各级政府要把中医学的现代传承纳入当地的发展规划。中医学是承载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级政府必须以发展中医学为己任,增加投入,制定规划,明确责任,大力扶持。
(2)加大整个社会对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宣教力度。中医学传承必须基于良好的传统文化氛围,而中医学又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众凝聚力以及民族认同感的重要体现形式,因此中医学的现代传承也是民族文化传播和弘扬的重要载体。建议引导全社会重新认识多元民族文化的重要价值,开展专项行动,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加大针对社会不同群体传统文化的教育,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特别建议在中小学的课本中加入介绍中医药的内容,从儿童开始,诱发和引导青少年对中医药的兴趣,培养民众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
(3)加强对中医学科学性、先进性的客观宣传。中、西医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其哲学思想不同,理论迥异,认识和研宄生命和疾病方法也大不相同。中医学尽管在微观准确性方面显得不足,在许多情况下难以像现代医学那样进行定量处理,然而,二者相比,中医药更具有先进性和发展优势,代表着人类医疗保健的发展方向。应加强对中医科学性、先进性和临床疗效以及传统医德的宣传弘扬,加强社会主流媒介对中医的正面宣传,使广大群众客观看待中医、充分相信中医、积极使用中医,不断增强民族自信心。
4.3加大对中医药学知识与技术体系的梳理和研究
(1)系统梳理中医学传统知识、理论框架和技术体系。要认识和尊重中医知识与技术体系的完整性,开展中医药理论和经典文献的系统整理和诠释。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应用与保护必须维护其完整性,如果只是片面的、割裂的传承或保护其中的某些所谓“有用”的知识,实际上是对传承的阻碍,其最终结果将导致理论体系破坏。要尊重中医学知识应用的个体性与普适性规律,重视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要加强中医药基础理论的研宄,系统整理中医学传统知识和理论框架,梳理中医临床诊疗技术体系,丰富发展生命科学认知体系。充分利用现代多学科的知识与技术多学科结合,深入认识和挖掘中医药理论的科学内涵。
(2)加强对中医临床诊疗技术的整理、规范和推广。大力加强中医临床特色诊疗技术的筛选研宄,规范评价其安全性、有效性和推广成熟度。在整理评价的基础上,加大对中医临床诊疗技术的推广力度。要进一步完善中医诊疗技术遴选、评价及推广的模式,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需求,建立多模
(3)加强对民族医药体系的复原和挖掘。各民族的医药正如中医药各有其源流,各具特点规律,各有临床优势。对于不同民族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要尊重其理论和实践价值,采取适合的方式方法,恢复其原貌,加以传承,不断丰富发展、推广应用。
(4)重视收集整理流传在国外及民间的中医药内容。中医药的发展历史导致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散在民间或国外,建议及时对散落在民间和流失在国外的中医药内容,如特殊理论、秘方和技术等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和回收。同时,制定相关政策,吸引鼓励国外的中医药人员将有关学术内容再次回传国内。
4.4完善和创新中医学现代传承的有效方式
(1)尊重传统传承方式。传统传承方式以师承、家传为主,其形式是阶段性的一师一徒或一师多徒,传承脉络清晰,其长处是分源别流,能够反映学术思想上的承续性。理论知识需要理解和体悟,经验、技巧、技能等用语言不易充分表达者,只有通过师承式传承才能达到较好效果。师承传授具有综合性,便于形成学术流派,在差异中相互促进发展。应充分尊重传统,要给予各种传承方式的结果,包括人和成果在临床应用和科研教学等方面的合理出路。
(2)改革主流院校教育。高等中医药院校和其它大学所属中医药院系,要按照中医学现代传承的原则和思路,根据办学目标和模式,研究确立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并相应地进行课程体系内容、授课方式、教学方法、考试方式、教材等的调整创新。积极调整招生面向,改革招生体制、内容、方法和标准,优化生源质量,加强人文科学和临床实践课程在课程体系的比重,努力提高中医药专门人才的素质和水平,提升目前主流传承方式的效果。
(3)探索创新传承方式。结合现代环境影响和不同需求,鼓励开展中医学现代传承方式模式的探索研宄。如建立以“师徒制”与现代教育结合的职业技术型现代传承制度,选聘传承人,提供传承条件,制定传承制度,作为现代院校教育和传统师承教育的创新,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制度措施。
(4)建立传统中医学应用示范机构。制定倾斜政策,创建或设立特区,鼓励传承和应用纯粹的传统中医临床思维、方式和技术。一是在中医临床研宄基地的建设中,强化以保持和发扬特色优势为原则,以科研为导向,最大范围地应用中医学传统手段和方法。二是在更多的中医院建设传统医疗科室和中心,要求必须应用传统方法和技术,并在相关制度方 区,让确有中医传统诊疗思维的人员按照自己独有的方式开展临床诊疗活动。
(5)开展针对中医特有技术方法的研究型传承。设立科研专项,对目前中医一些独特的濒临灭绝的诊疗技术进行普查,并组织相应的传承与保护性研宄。对国内现存的传统学术流派及传人进行保护性研宄,探索新的试验性、示范性保护的传承模式,并与现有的文化遗产保护、名老中医传承项目等协调。
(6)深入开展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临证经验传承研究。名老中医代表了当代中医学最高水平,是现代中医学传承的典范。建议国家和地方分层次有计划地组织对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临证经验的总结继承。对名老中医在临床实践中对中医基础理论、临床诊断、临床治疗等方面积累的独到学术见解、观点进行研宄和提炼。挖掘众多名老中医共性的诊疗思想和经验,揭示名老中医临床诊疗思维的特点和规律,可有效地对中医基础理论、临床诊断方法学、临床治疗学有丰富和创新作用的临床辨证论治方法的规律进行研宄和提炼。总结中医学重大基础理论传承的方法和规律,探索符合中医临床实践需求的现代中医辨证方法体系。
(7)加大对中医学古籍文献整理的支持力度。建议国家设立专项,增加经费和人员投入,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全面开展对各类中医古籍、现代文献以及民族医药文献的现状调查、整理保护和数字化研究,提高中医药文献的利用水平。
4.5加强对中医学现代传承的评价研究
(1)研究建立符合中医学自身特点的疗效评价体系。中医的传承需要不断去伪存真缺乏客观的疗效评价标准是中医理论和临床技艺传承的瓶颈问题。建立一种符合中医疗效特点,适合临床需求的临床疗效评价方法和体系,是中医临床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2)探索建立符合中医学特点的研究方法。中医有着与中国其他传统科学一脉相承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当今科技和社会条件下,如何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创建适合于中医学现展的能够被科学界广泛认可的研宄方法,最终形成既符合中医学自身发展需求,又能够为当下现代医学理解认可的方法体系,也是中医学的现代传承发展的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
(3)研究建立对中医人才的评价标准和体系。根据中医学见仁见智和不同类别需求各异的特点,重点依据对中医学传承的深度和广度,充分考虑对中医学传承的指标和因素,研宄建立针对不同类中的培育和发展。
(4)建立结合中医学现代传承的成果评判标准。改革现行的中医药科研成果评价标准,调整方向和指标体系,充分考虑各类医疗科研教学成果中的中医学内涵和对中医学传承的贡献度,专设中医学现代传承成果评价和奖励体系,鼓励学术传承,促进中医药的发展。
4.6营造有利于传承发展的良好的法制和政策环境
(1)加紧制定有利于中医学传承发展的法律法规。法律支持的立法重点领域主要应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订中医药传承促进法,以法律形式规定中医药的地位,发展中医药的方法、途径、保障方式、推进步骤等。二是制订、完善中医药管理规范,使中医药研宄、生产和经营走上规范化的轨道。三是加强中医药监督管理立法,重点是加强对中医医疗机构、中医医疗服务、中药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四是加快传统医药立法的步伐,制定《传统医药法》。
(2)改革完善适合国情适合中医学传承发展的医疗卫生制度。我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必须是普遍服务的,真正以全体中国人民作为服务对象;必须是公平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必须是价格合理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够支付得起基本医疗服务费用;必须是方便有效的,真正让大多数人能够享受方便与快捷、效率与效果兼具的基本医疗服务。而这样的新型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必须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并重。要建立这样的新型体系,必须重建中医药重要战略地位,改革现行体制中不利于中医药发挥作用的环节和制度,充分发挥中医药的重大作用。
(3)大力实施符合中医学传承发展需求的标准战略。随着标准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纷纷从技术战略发展到标准战略,从技术立国到知识产权立国。我国标准政策还存在重大缺陷,阻碍了我国标准化和产业的发展。中医学要在现代传承中保持特色为我所用,就要根据传承的需求制定相应的标准体系,包括符合中医自身特点的技术标准、人员标准、机构标准等,以促进对中医学的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4)加强建立促进中医药传承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宣传、培训工作,提高中医药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快制定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提升中医药行业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工作水平,积极参与国际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国际规则的制定,积极开展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策略研究,使中医药传承成果得到充分的保护。
5结语
中医学的现代传承从一定意义上直接决定着中医学的发展方向,决定着中医学的现代应用,也决定着其承载传统文化的生死存亡。我国必须把中医学的现代传承战略作为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首要战略选择,并为之建立专属的法律体制和社会文化环境,方能使中医学及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作者:杨龙会、陈梦生、王思成、陈丽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钟相根/北京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