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的基础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茶文化的基础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茶业贸易进程不断加快，成果喜人。2012年，全国范围内收获了175万吨的茶产量，占据世界首位。不过，隐藏在骄人成绩背后的是频频发生的行业瓶颈问题，造成产业优化和行业发展的诸多障碍。

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茶叶出口的现状

2012年，我国海关对茶叶出口项目作出了数据统计，结果表明，上半年出口格局脱离了价量齐增的良好趋势，15.3万吨的茶叶出口量，与2011年同期相比降低了4.89%，每吨的平均售价为3197美元，共获取了4.90亿美元的销售总额，与2011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增幅分别在13.41%和7.87%。出口市场方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日本、俄罗斯、美国和摩洛哥是历年来的茶叶主销市场，但在2012年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削弱状态，摩洛哥作为我国茶叶的第一出口市场，出口比例竟然下降了20.74%之多，形成主要的出口低迷障碍；2010年，俄罗斯是我国茶叶的第三出口市场，2011年，出口比例下降了15.89%，2012年，继续降低17.80%，出口市场规模降为第六。出口类型方面也呈现出普遍下降的态势，仅有普洱茶停止下跌，恢复增长，其余茶类仍是令人不安的走低状态。全球经济的不良影响制约了我国茶业的进一步发展，前景堪忧。

当面我国茶业的出口贸易必须面对以下几项挑战：其一，经济形势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呈现失衡态势，货币压力剧增，欧元与美元不断贬值，拉低了市场创新发展的动力，直接阻碍我国茶叶的出口贸易销售；其二，部分国家频频加大贸易壁垒的强度，再加上国际农残针对茶叶方面屡次提高标准，对我国的茶叶出口贸易形成严重制约，尤其是主要市场国家的农残检测程序，若与国际标准相一致，就会加大我国茶叶的出口难度；其三，人民币不断升值，造成茶叶成本的大幅度提升，而市场需求对产品质量越来越严苛，以致于我国茶叶出口贸易占据的国际市场份额逐渐降低，往日强盛的价格优势不复存在，利润也将随之剧减，国内的茶农必将受到生产积极性方面的挫败，茶业企业也会对出口贸易形成怀疑心理；其四，科研机构参与较少，茶业企业没有树立起创新意识，并不重视研发新品种的重要性，技术的缺失也注定其不能迎合新时代的市场偏好，产品做不到适销对路，不符合国际消费需求和饮茶习惯。对此，我国茶业发展应采取一系列措施，刺激消费，推动出口。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所增益，然而理应得到强化的茶业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却受制于各方面的不良因素，根据现状进行估计，2013年我国茶叶出口贸易情况还将再创新低，比2012年更加不乐观，为了保证出口总值的增长，务必要使相关企业以市场需求为主，实行生产上的创新，结合国际货币价值走向，做出相应的策略调整，使经营风险得以大幅度降低。

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茶叶出口的问题

1.茶叶质量较差附加值较低

首先，茶叶出口在商品结构方面呈现出单一趋势，不仅品种得不到更新，质量更是逐年下降。传统的茶叶生产模式较为分散化，不具备精良齐全的加工设备，也没有适合产品精进的一流技术，缺少贴近国际标准的检验水平，大肆削减成本导致包装粗陋，这些都是我国茶叶出口竞争力的主要原因。企业规模不大，实力不强，面对风险的抵抗力较弱，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往往靠采购原材料、产品加工等环节的成本缩减来投机取巧，有时甚至根本不对低价原材料的来历加以调查，也不做农药残留测试，这为茶叶成品的质量埋下了严重隐患。其次，较低的科技含量拉低了产品附加值。我国历史悠久的茶文化无法形成品牌，散装外销形式也只是为国外品牌提供发展基础。例如，英国自身并不是产茶国，但立顿品牌享誉国际。我国生产出来的茶叶产品较为初级，创新意识差、科技水品低，消费群体也没有太高的购买力，大部分企业只在低层次价格竞争中得一席之地。

2.安全卫生标准同国际有差距

我国茶类繁多，茶叶标准不一而足，行业标准多达140个，光是技术标准、方法标准和产品标准就让人混乱不堪，更不用提几百个地方标准。标准体系混乱重复的现象非常严重，而且过于老旧，标龄长又不更新，对我国茶叶出口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生产厂家在茶叶制造过程中并未重视卫生条件，不符合出口标准，尤其是原材料的农药残留量往往大于国际平均标准，在国际市场中留下不良印象。就现阶段而言，我国很大一部分茶树农药没有经过品种登记，即使是已登记的农药品种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特别是甲氰菊酯、扑虱灵和氰戊菊酯最容易超标。MRL标准制定工作起步晚，发展慢，在数量上远远不及发达国家标准，欧盟、美国和国际食品委员会分别有28689项、7400项、2522项MRL标准，但中国仅有386项，连零头也不及。

3.出口对象集中引发贸易壁垒

我国的出口贸易活动所针对的目标国家有着很强的集中性。就拿福建省来说，它作为一个茶产量非常高的省份，会将其中的很多茶产品主要出口到欧盟以及日本这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国家，显示出极强的集中性。而集中性过高，就会引起很大的问题，比方对相关出口国产生很高的依赖程度，贸易活动中的摩擦也逐渐攀升等等。还是以福建为例，其所产的乌龙茶是我国总产量的85.7%，而其出口量达到了福建总出口的八成，然而，这些茶叶的主要销售地都是日本。由于日本在进口方面设置了很高的技术壁垒，导致福建茶叶出口量锐减。这种壁垒主要针对农药残留以及微生物控成分设限。因为产茶活动多呈个体运营模式，导致相关农药技术无法充分普及，残留量也不能统一管控。此外，国内并未将茶叶方面的安全用药知识手段充分灌输给茶农，因为资金方面存在缺陷、保护组织不完善，再加上生产体制的落后性，导致很多茶园依然采取错误的农药技术进行生产。比方：农药混搭现象严重，随意性高，药不对症，治理延迟，量度和程序不规范等等，这些都导致有些茶叶被检测出了较高的农药残留。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茶叶出口的对策研究

1.提高竞争力创造国际品牌

首先，研发全新的茶叶品种，对茶叶的生产运营进行规范。它要求尽量缩减新品上市的周期，深入发掘茶叶潜能，根据市场需要打造对应的产品文化，扩大产品类型，提升产品档次；此外，还要着重打出本土的“名牌”产品，采取多元化手段扩大其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在激烈的国际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就需要选择品质高、前景好的本土名牌产品，通过规范、标准的流水线进行生产，并采用一致性的营销模式，以规模效应提升自身的竞争水平。在这一过程中，要全面监控茶叶生产的各个环节，制定相应的标准化规程。以确保其品质及安全程度的一致性，达到均衡的国际市场供需状态。同时，随着茶品标准的上升，其自身品质也会不断变好，在国际领域里也更具优势。其次，打造出国际知名的茶叶品牌。现在，消费者在开展消费活动时，更为注重产品的品牌。市场中，知名品牌往往比普通品牌的价位要高出二到四成。这也意味着当前的市场竞争是品牌的竞争。然而，我国很多地方的茶叶虽然名号响亮，但却没产生颇具影响力的品牌。不少顶尖原茶采用的是普通的生产方式，并被草草包装，批发销售。对此，政府必须大力扶植优秀的茶叶企业，支持其在国际市场中打出品牌，并严惩假冒伪劣行为，为提供和谐、有利的社会氛围。而相关企业也要着力提升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改进技术，增强品质，提高创新能力与文化内涵，在世界市场中做大做强。

2.增强企业安全卫生体系建设

首先，立足于根源，对生产过程强化管理。着手于根源，切实把好产品的质量关。现阶段，我国从事茶叶生产的时候，主要的模式就是农户分散种植，其整个生产过程严重缺乏规范性，因此很难切实提高茶叶质量，存在着各种问题。所以，企业一定要迅速地找到合理的种植方式，注重基地化，逐步形成一定的规模，发展成龙头企业。其次，对种植茶叶的方式加以迅速地改进，在生产茶叶的时候，注重其无公害性。对科技投入加以重视，完善茶园管理，切实治理茶叶种植的具体环境，生产期间，务必要坚持国际上推行的统一标准，尽可能地采用无机肥，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推行生物防治，对无公害生产加以广泛地推广。再次，要对毒害物质加强检测，不断地深化研究。发达国家，诸如日本，还有欧美地区规定了不少的农残限量指标，同时对此进行了严格地实施。现阶段，我国的不少农药尚且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科学的检测方法，难以获取部分农药标准品。所以，当前应对工作的重点在于对有毒害物质加以严格的检测。最后，大力推行国际认证。坚持国家还有相关行业协会的引导，企业要致力于生产标准的提升，向国际标准靠拢，注重茶叶产品的无公害性，包装也要绿色化，积极获取相关的国际认证。

3.增强政府对茶叶出口支持力度

首先，当前，我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成员国，因此可以对相应的权利加以充分地行使，积极利用成员优势，依据《TBT协议》，还有《SPS协议》所规定的透明度的基本原则，通过“WTO/TBT-SPS通报机制”，对组织成员的相应技术标准，以及评定程序加以及时地评议，同时要注重其建议的提出。此外，通过仲裁机制，如果国外没有按照WTO所规定的相关条款执行，那么就可以针对技术壁垒进行申诉，尤其是在没有进行风险评估的情况下，就通过了MRLS技术标准的情况，要对其进行严格的申诉。此种做法有助于有效地应对国外所采取的相关技术壁垒手段，有助于维护我国利益。其次，我国需要从国际上所实施的茶叶贸易规程出发，确立起相应的“预测警告系统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措施：第一点，对于信息的收集还有管理，政府一定要构建起专门的渠道，同时要进行相应的研究，加以消化，从而确保能够对国外茶叶行业所出现的动态加以及时地，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通过相应的对策，打破壁垒的限制。第二点，政府要迅速地构建相应的数据库，成立信心中心，对于驻外经商机构，还有经贸研究机构所存在的优势加以充分地发挥，对国外茶叶行业的动态加以及时地把握，了解我国茶叶所遭遇的绿色贸易壁垒，以此为依据，向对应的部门加以及时地反馈。第三点，针对受绿色壁垒限制，无法出口的现象，政府还要同企业加以积极地配合，对其原因加以明确，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第四点，如果外贸易中发生了实例问题，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有关部门，特被是茶叶出口企业由于各种原因发出预警通知的情况。

四、结论

我国茶叶出口贸易应该从相关的政府部门和茶叶出口企业两方面下手，政府对茶叶出口提高支持力度，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企业则快速提高竞争力创造国际品牌，增强企业安全卫生体系建设，大力促进中国茶叶出口。

参考文献：

篇2

《老友记》英文名为Friends，又译为《六人行》，讲述的是六个朋友莫妮卡（Monica）、瑞秋（Rachel）、菲比（Phoebe）、钱德（Chandler）、罗斯（Ross）和乔伊（Joey）一起生活在曼哈顿一栋公寓时，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六个朋友性格各异，其中莫妮卡好胜、控制欲强且有洁癖，瑞秋大大咧咧却可爱，菲比行为古怪却很善良，钱德幽默风趣却被人怀疑同性恋，罗斯憨厚专情还有点迂腐，乔伊天真开朗善良。尽管如此，这六个美国普通青年却演绎了一系列故事，充分体现了美国特有的幽默、思维方式和观念态度等，让其他国家的人们在开心快乐的同时还能对美国的文化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这大概就是《老友记》从1994年9月起，连续播出10年共236集之后，至今依然备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文化差异中的“文化”指的是一种语言、习俗、世界观、关系体系及社会机制等，是一部分人习以为常，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却截然不同的综合体。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其东方文化源远流长。美国历史相对较短（仅两百多年），由于曾是英法殖民地，其文化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在其两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因素，美国文化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本文将围绕热播剧《老友记》来比较分析其中所折射出的友谊观、爱情婚姻观和家庭亲情观三个方面的中美文化差异。

一、友谊观

中美文化对朋友的理解不同。对于美国人来说，朋友可以是点头之交也可以是亲密的伙伴，是自己愿意与之相处的人。在《老友记》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六个朋友在公寓里举办聚会，邀请不同的人来参加，彼此间无论是交谈还是互动，都非常随意轻松。聚会之后，可能有的人都不再见面与联系。这在中国人看来，就显得朋友之间关系极不稳定。如果没有变故，中国的朋友关系维系终身，历史上不乏此类故事。牢固稳定的朋友关系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不经常见面，这种情谊也会长久维系。

美国人对待朋友会给予足够的支持与宽容。《老友记》中六个朋友各有缺点，他们却彼此宽容，相互支持。当瑞秋逃婚出来（没有工作、收入、特长），没有被邀请参加婚礼的莫妮卡收留了她；菲比唱歌难听，尤其是她的“臭臭猫”，但是大家还是安静听她弹唱并为之鼓掌；尽管莫妮卡有洁癖并且控制欲强，大家还是尽量容忍、迁就她；乔伊作为临时演员，没有固定收入，室友钱德经常一个人承担房租，而且乔伊经常去莫妮卡冰箱里偷吃，莫妮卡却没有大发雷霆；感恩节瑞秋没有钱却想和家人去滑雪时，大家帮她凑钱，等等。《老友记》中感人的一幕幕充分体现出美国人对待朋友的真诚与宽容，对错误的容忍。但是，在中国文化中，虽然朋友间也会真诚相待，相互帮助，但是某些错误会导致友情的破裂，就算彼此原谅对方了，依然会存在裂痕，难以和好如初。

美国文化尤其崇尚自由平等，朋友间尊重彼此的空间、隐私和决定。当瑞秋决定生下孩子，当未婚妈妈时，大家为她高兴，并在生活上照顾她和孩子。当菲比决定为自己的弟妹代孕时，大家在惊讶之后依然支持她，帮她实现目标。乔伊经常带不同的女人回家过夜，他从来不会遭遇干涉和反对。在整个剧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没有束缚的友谊和对隐私的尊重。在崇尚自由平等的同时，《老友记》也体现出美国的直率。六个朋友互有缺点，在生活中也会产生摩擦，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会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不会过多顾忌面子问题。只要他们认为是对的，就会据理力争并想办法解决问题。这在美国人看来是对朋友的信任与尊重，这样做才会消除彼此间的猜忌与隔阂。而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比较顾忌面子。有不同的想法和意见时，他们往往是采取旁敲侧击、拐弯抹角的方式表达，这样可以维护对方的面子，也不会破坏友谊。

二、爱情婚姻观

美国文化中的爱情是相当浪漫的、自由的，一见钟情经常有，也不忌讳恋爱中的性关系。一个人如果没有恋爱对象，是缺乏自身魅力、不被认可的表现。美国家长也鼓励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尝试恋爱，甚至会举办聚会来给孩子创造机会。《老友记》中莫妮卡在中学时代由于过胖，一直没有男朋友，对此她耿耿于怀，在家里举办的聚会上也尽量表现自己。中国父母则不然，他们禁止孩子在中学时代谈恋爱，甚至跟异朋友，怕因此影响学习成绩。一旦发现有恋爱的迹象，家长们会立即想办法制止，更别说性了。

源于自由、平等的观念，美国人老少恋、同性恋等也是相当宽容的。在美国，就算家人朋友不认可这种恋爱关系，他们也很少阻止或反对，因为这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是他的私生活。在《老友记》的第一季，罗斯离婚了，原因就是他妻子结婚数年后才发现自己是同性恋，于是离婚搬去与一起住。尽管后来发现自己怀上了罗斯的孩子，她依然生下孩子，与一起抚养。这样的婚姻状况没有遭到非议，反而，在美国几个地区还是受法律保护的。《老友记》中还上演了两次老少恋。一次是莫妮卡和父母的朋友理查德（Richard）的恋情。从剧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是真心相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是，他们在婚后是否生孩子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虽然理查德做出让步，但莫妮卡不愿勉强对方而分手。另外一场老少恋是菲比的弟弟恋上了年长他20岁的妇女，两人如胶似漆。虽然妻子无法怀孕，他依然爱她，为此，菲比还为他们代孕生下三胞胎。以上这些，都是源于美国人高度重视个人隐私和感情，他们根据自己的真实情感来选择自己的爱人，并不受世俗和外人的影响。即使对方再优秀，如果感情没到可以结婚的程度，他们也会放弃。而在中国，恋爱结婚都穿插着许多世俗的因素，例如物质条件、外表、学历及父母态度，等等，这都是源于中国自古以来带有封建礼教特色的婚姻习俗。在中国，包括当代，婚姻可以没有爱情作为基础。异性恋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同性恋了。

美国的恋爱和性不可分离，有恋爱基本上都有性关系的存在，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开放的，中国的传统礼教不认可也不允许婚前。但是，有性不等于就要结婚，美国人对婚姻非常慎重。《老友记》中乔伊换女朋友就像换衣服一样，经常带回家过夜，这让罗斯和钱德羡慕不已，但是，乔伊一直都没有碰到合适的结婚对象。罗斯多年暗恋瑞秋，两人分分合合，感情纠葛贯穿整个剧情，最后才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虽然中间因为瑞秋怀上了罗斯的孩子，但她依然没有马上嫁给罗斯，因为她认为她对罗斯的感情还不至于结婚。由此看来，尽管美国人的恋爱自由开放，但他们不会因为性而结婚，爱情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只有爱情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选择结婚。在中国，还有不少人奉父母之命成婚或者奉子成婚，婚姻并不是因为感情发展到了这一步，所以当中不乏离婚者。

三、家庭亲情观

很多人认为美国人家庭意识淡薄，不像中国人这么注重家庭和亲情，这是中美文化最大的差异。其实不然。在《老友记》中，人们不难发现美国人不是没有家庭观念，而是它以不同的形式在表现。例如，莫妮卡会直接对挑剔的母亲表示不满；钱德的第一个是他母亲给买的，作为一个言情小说作家，她还教瑞秋如何写作，她甚至亲吻罗斯，完全不像一个长辈，而是像个朋友；六个人的婚姻都是在找到真爱后自由决定，不管是结婚还是离婚，父母不加干涉……这种强调平等自由的美国文化渗透在整个剧集中，我们看不到那种上下辈之间的界限与隔阂。在美国家庭中，父母和孩子都是平等的，孩子有自己的尊严与人格，而且根据法律，父母不能打孩子。孩子有权力决定自己的事情，父母不会过多干涉。另外，孩子不仅可以直呼父母名字，他们可以坦诚地谈论恋爱、朋友甚至是性，完全是朋友关系。

在中国，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是家长与家属的关系。自古以来，中国家长有着至高无上的决定权，孩子必须无条件服从，否则就是不孝，家长此时可以执行所谓的“家法”。如今，依然有孩子由父母来决定他们所学专业和日后从事行业。对于婚姻，孩子必须通过父母同意后才能举办婚礼，否则他们就得不到该有的祝福与支持。在人与人交际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长幼有序”，否则就违背了传统的道德准则。

虽然在中国家庭中有着明显的辈分区别，但是其中也洋溢着浓浓的亲情。无论家庭内外，中国文化中讲究“尊老爱幼”，亲情是中国人最看重的情感。即使在现代家庭中，很多年轻人依然和父母一起住，相互帮助、照应。就算不住一起，两边也会经常联系与来往，因为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和责任，这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法律的规定。传统节日中国的客运高峰就可以充分反映出这一点，不管多远，都要赶回家团聚。在中国，“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是值得夸耀和羡慕的事情。由此看来，亲情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出于文化的原因，亲情在美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我们在《老友记》中看到，罗斯祖母的葬礼上，大家都表现得轻松，除了祈祷，没有过度悲伤，罗斯的父亲甚至还跑过来偷看球赛，他母亲还在挑剔莫妮卡的打扮细节。这一切都是源于美国家庭一直采取的独立自由的教育方式。美国家长鼓励孩子独立，无论是生活上、学习上还是经济上，家长不会过多干涉，这就造就了美国孩子独立的性格。一旦成年，具有独立的经济能力了，孩子们便会搬出来独住，自力更生。父母也不会要求和孩子一起住，更别说要他们照顾、养老，他们自身所具备的独立意识造就了这一切，也让生老病死变得容易接受。《老友记》中六位好友不管工作是否顺利，都具有一个特点——经济独立，即使是富家小姐瑞秋，在逃婚后，剪掉各种银行卡，从服务员做起，不再依赖父亲的财力支持。这让人不禁想起了中国的“啃老族”——由于父母的过分关注和溺爱，让他们失去了独立自主的能力。

四、结语

美国历史虽然只有两百多年，但其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不容小觑。历时10年的《老友记》在全世界备受欢迎，它充分反映了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观念和行为准则，并向人们展示了美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他们的友谊观、爱情婚姻观和家庭亲情观。在全球化的今天，通过对比其中所体现的中美文化差异，我们能更好地了解美国文化的特征，最大限度地吸收其中的精华，扬长避短，进一步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促进跨文化交际。

[参考文献]

[1] 胡文仲.英美文化辞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2] 戴凡，Stephen L J Smith.文化碰撞[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3] 徐行.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篇3

1.家庭因素

现在的农村现状是老人、儿童居多，也就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留守儿童”。正因为这个原因导致部分老人对于孩子的过度溺爱。他们舍不得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们为学习付出辛苦，认为“差不多”就行了，这种观念导致了孩子们不良学习习惯的养成。落下的知识越来越多，孩子整天忙得不可开交。长此以往，厌学情绪产生，成为差生。还有一种情况是父母在身边，但整天忙于生计，最忙时达到了在孩子没醒时就出去，回来时孩子又入睡了的程度。教过一个男孩，父母在家时，得家长叫他起床，可一旦家长凌晨一、两点钟去市场时，他就会起床，干什么？等家长一走，他不是去玩电脑就是看电视。家长平时会给孩子留下零花钱。至于孩子在家和学校做些什么，也仅能凭借孩子的一面之词和与老师那少的可怜的通话次数。不是他们不负责任，而是家长心有余而力不足。

其实有的家长刚开始对孩子的学习是很上心的。可是，随着年级的增长，看到孩子的学不见起色，又苦于没有办法，最后放弃。以致于小小的年纪就被打上了差生的烙印。

2.学校因素

应试教育影响了部分老师，他们有些急功近利，对学生的辅导失去了耐心和爱心。孩子们在心惊胆颤中又怎会去记忆，怎么会去思考呢？在一次次的考试中，他们失去了信心，看不到希望，从而形成了自卑心理，给自己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3.个人因素

学生对语文学习不感兴趣，因为语文学习的特点之一就是得书写，还得不断巩固。不像数学学科，只要掌握了方法，能灵活运用就行，分数会提得很快。另外语文学习中的积累也是部分学生头疼的原因。他们不肯付出辛苦，久而久之，欠下的语文知识多了，没法子消化，成为差生。另外学生还存在着个体差异，五个手指头伸出来还有长短呢，何况是学生。他们也有个体差异，也有优差之分，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二、差生转化策略

1.加强教师的自身素质的培养，以自身的魅力去吸引学生，让学生对所教学科感兴趣

规范、美观的书写，清晰、流利、有条理、幽默的话语，都能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爱上语文学习。关爱每一位学生，对差生更应投入大的精力，让他们感受到周围爱的氛围，这一点，老师得起带头作用。

2.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差生会产生自卑心理，要想前进，得先卸下他的“包袱”。记得教过一名瘦瘦的、矮个子的男孩儿，语文基础知识薄弱，连基本的字词都掌握不了，更不要提连句成篇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细心观察，再加上与家长的沟通，了解到这个孩子从小体质就弱，又因为生了一场大病，影响了他的智力。这样的孩子不是更需要关爱吗？根据了解的情况，经常和他进行心灵的沟通。并且利用课余时间给他补习落下的知识，告诉他学习语文的技巧其实就是记忆、记忆、再记忆。让他明白只有不断巩固，他才会有收获。上课时，简单的问题有意识地留给他回答，每次读课文，总会给他一次机会。就这样，不知从何时起他由磕磕巴巴小声读课文变得流利、顺畅、声音洪亮了。回答问题时不时还会出现个“小亮点”。

3.与家长勤沟通

篇4

【中图分类号】G63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8-0136-01

引言：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想法，会有不同的行动。随着世界零距离的到来，英语作为一种国际化的沟通工具，其重要性越发凸显。那么，为什么正儿八经的标准的英语有时会令外国友人“大吃一惊”呢？其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忽视了跨文化的差异，完全不考虑对方是怎么想的，而是把我们东方人的想法强加到西方人的头上去，其结果呢当然是牛头不对马嘴，令对方百思不得其解了。

语言，讲究的是使用的环境。不同的环境，同一个词所表达的意思可能会不一样，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一词多义”。中文如此，英文亦如此。很多中英文的表达存在共通的地方，也有很多表达存在跨文化差异的地方，共通的地方学生好理解，跨文化差异的地方我们老师要充分重视，并通过中西文化的比对让学生理解加以记忆，再通过课堂操练加以巩固。

那么，什么是“跨文化差异”呢？简单地说，就是不同的文化给人们在行动，思维，观念，理解上造成的差异。

一、跨文化差异给学生造成的困惑

（一）词汇上的困惑

中国人讲究人脉关系，西方人对此不讲究，因此， 无论里外亲疏，舅舅姑父姨夫叔叔伯伯统称为uncle； 与母亲同辈的女性统称为aunt； 甚至男女不分，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统称为grandparents；表兄弟表姐妹堂兄弟堂姐妹统称为cousin。以颜色为例，在汉语中，红色代表吉祥，给小孩压岁钱即给红包；而在英语中，具有类似象征意义的却是绿色，红色则会让人联想到“流血”等潜在的危险。 而You look blue.的意思是You look sad .“红茶”的英文是black tea 而不是red tea英文中的black coffee 在汉语里则是“浓咖啡”，而汉语中的“浓茶”在英语里却是“strong tea” . freeze一词在口语中有“保持不动”之意。曾经有一留学生因走错路而误入一私人住宅，房主人持枪说到“Freeze”但他不知这是口语中“不许动”的意思，结果继续前行而丢了性命。英美刊物里对“亚洲四小龙”的翻译是“Four tigers of Asia”， 而不是 “Four dragons of Asia”。“龙” 在中国乃神圣吉祥和权威之象征，是中国人的图腾，中国人又称“龙的传人”；而在西方人眼中它是种可怕之怪物，乃灾难之兆。“old”一词，在汉语里表示对人的尊称，而西方人则认为是老朽无用之意。所以，他们不喜欢别人说自己老了，尤其是女士她们更喜欢别人恭维自己年轻。由此可见，不同的文化，词汇的含义也不尽相同。

（二）口语上的困惑

初中教材中有不少Making telephone calls的对话。学习电话用语时，学生常常会纳闷：问对方“你是……吗？”不是说“Are you …？” 而是说“Is that…speaking？” 问对方“你是谁？”并不是“Who are you？” 而应说“Who’s that？”回答“是我。”应该说”It’s me .”如果你第一次听到外国朋友对你说：“You are a lucky dog（你真幸运）。”你没准还会误会了呢。你想关心对方的月薪，问：“How much money can you earn a month？” 其实是侵犯了他人的隐私，还有如询问对方年龄、婚姻、去哪儿、去干什么等都会令对方反感。这些都是由于跨文化差异所致。再有打招呼、问候、各种礼仪等因跨文化差异而形成不同的语言表达。如初次见面用How do you do？不熟的用Nice to meet you .熟悉的用Nice to see you .由此可见，不同的文化，人的观念也不一样。

（三）阅读理解上的困惑

“在某人的帮助下”不是“Under one’s help”而是“With one’s help” “雨下得好大。”为何是“It rains heavily.”而不是 “It rains big.”；为何日期前有in， on 之分。为何有人称和数的变化等。

不同文化之间必有差异。为此，我们平时就要重视跨文化差异的教学，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那么，什么叫“跨文化意识”呢？通俗点讲，跨文化意识就是对异族文化不同点的认识。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有助于学生进行顺利的交际，也就避免了交际过程中的种种误会。

二、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英语课程标准》中提到：“……使语言学习的过程成为学生形成积极的情感态度、主动思维和大胆实践、提高跨文化意识和形成自主学习能力的过程。”可见，课标提醒我们：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其意义非凡。那么，如何对学生进行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呢？以功能话题为例。初中英语教材的编排是以中心功能话题为主线的。一般来说，一个中心话题即一个单元。教师备课时应吃透教材，对每个中心话题的中英文化差异要做充分的比较与准备。授课时能让学生突破这些障碍以实现跨文化交际。比如“Why not go shopping with me？”如果单纯按语法规则回答成：“Because I am busy.”，则错得离谱了。貌似特殊疑问句，其实是表达请求和建议。在学功能话题时，教师应作中英文化的比对并指明异同点，要求学生加以理解记忆并通过课堂实践加以操练巩固。通俗点讲，可以让学生对两种文化进行多方位的对比，比如，找出打招呼，问候，礼仪，节日，习俗，忌讳等方面的不同点，以及相同意思的不同表达，通过比对学习不断操练从而加强学生的跨文化意识。那么，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途径呢？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可贯穿于词汇、口语和阅读理解等教学中进行。

结束语

初中英语教学应该跳出只注重听说读写而忽视跨文化意识培养的误区，除了注重语言教学外，也要重视差异意识之培养，并不断解决跨文化差异给学生造成的困惑，培养学生跨文化的意识，以利于他们进行交际。在教学中，教师要做充分的准备，通过中英文化的对比找出跨文化差异，帮助他们突破障碍，并让学生在课堂实践中加以锤炼。如此方可在交际中运用得体。

参考文献：

篇5

英汉互译不仅仅是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信息交流，更是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For truly successful translating, biculturalism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bilingualism, since words only have meanings in terms of the cultures in which they function.” [1]) 因此英汉互译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否则，就不可能实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

而英汉两个民族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生产条件和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文学艺术传统等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色，产生了英、汉民族间的文化差异。由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深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各种语言不可避免地带有各自民族文化的特征，而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又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文化间的比较，因而译者必须具有较强的文化差异意识。换言之，译者必须意识到翻译这一信息交流既是跨语言(inter-language)的又是跨文化(inter-culture)的交流，不仅仅是语言差异，文化差异也可能成为交流的障碍。因此笔者就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阐述英汉互译中的文化差异成因及处理策略。

一、英汉互译中的文化差异成因

（一）不同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导致的文化差异

由于所处地域、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生活环境的不同，英、汉民族对自然生活环境有不同的主观感受，因而会采用不同的言语形式来表达同一种现象或事物。反映在语言上，就形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差异。例如，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南，春天刮东风，气候温暖宜人，因此在汉语里“东风”具有“温暖、希望”的美好含义；而冬天刮西风，气候寒冷干燥，因此在汉语里“西风”有“寒冷、凄凉”的寓意。与此相反的是，英国位于欧亚大陆的西北，四面环海，春天刮的是寒冷干燥的东风，气候类似于中国的冬天；夏天刮的是温暖湿润的西风，气候类似于中国的春天。因此“西风”（west wind）在英语中象征着希望和力量，而“东风”（east wind）则象征着凄凉和倒退。了解了这种中英文化差异，英国人就不难理解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里“西风”表达的惆怅、忧思的意境以及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里“东风”的美好、希望的意象；中国人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是对春的讴歌，以及莎士比亚为什么在十四行诗里写道：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因为在英国西风带来的是春的消息，夏天是温馨宜人的季节，都代表“希望、美好、温和、可爱”，远不同于中国人眼中的夏天，“火热、火辣、不适”。

（二）不同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方式导致的文化差异

生产生活是语言和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不同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方式自然反映在语言当中并形成特定的文化意义。例如，中国传统上以农业为主，因而有大量的比喻与习语与农业有关。如，牛耕是中国人传统的土地耕种方式，于是汉语中就有很多如“多如牛毛”、“汗牛充栋”、“九牛一毛”、“体壮如牛”、“勤勤恳恳的老黄牛”、“牛人”、“牛市”等与牛有关的习语与比喻。而英国的航海业历史上一度领先世界，因而英语中有很多与海洋和航海有关的比喻和习语。如：as close / dumb as an oyster （相当于汉语中的“守口如瓶”）, spend money like water，（相当于汉语中的“挥金如土”），rest on one''s oars（相当于汉语中的“暂时歇一歇”），cast / lay / have an anchor to windward （相当于汉语中的“未雨绸缪”）等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相当于汉语中的“奋力图存”），all at sea（相当于汉语中的“不知所措”）等等。

篇6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optimum formulation and preparation process of Yuxiawenya dispersible tablets. Methods The formula of Yuxiawenya dispersible tablets were optimized by orthogonal design in terms of dispersible uniformity test. Results The tablets were prepared by moist granulation method with 1% polyvidone k30 (PVPK30) ethanol solutionsas as moistening agent， microcrystalling cellulose (MCC) as diluents， and sodium croscarboxymethyl starch (CCMS-Na) as disintegrant. The disintegration time of dispersible formulation was < 60 s. Conclusion The formula of the dispersible tablets is reasonable， with faster disintegration and more complete dissolution.

Key words：dispersible tablets;Yuxiawenya formula;preparation process;orthogonal design

玉夏稳压协定方源自本院名老中医临床多年治疗高血压病的经验方，由玉米须、夏枯草、莱菔子等组成，具有清肝泻火、化痰利湿之功效，用于治疗痰湿类证高血压病，症见眩晕、头重头昏、胸闷气短、体胖倦怠等。该方在本院高血压中心经过20多年应用，疗效确切，未见不良反应，但因中药传统汤剂不符合现代社会人们的习惯，患者依从性差，不利于中药的推广使用。而分散片具有分散度高、溶出速度快、吸收快、生物利用度高、稳定性好、便于携带、服用方便、不良反应少等优点，本院制剂室拟将该方开发成分散片。笔者采用单因素筛选和正交设计法，以分散均匀性为指标对处方组成及制备工艺进行了筛选，并得到了一个较合理的成型工艺。

1 仪器与材料

1.1 仪器

TDP单冲压片机(上海第一制药机械厂)，LB-881B六管崩解仪(上海分析仪器厂无锡分厂)，TG-328B电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1.2 试剂

交联聚乙烯吡咯烷酮(PVPP)、羧甲基淀粉钠(CMS-Na)、交联羧甲基淀粉钠(CCMS-Na)均为上海厚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产品;低取代羟丙基纤维素(LHPC)、聚乙烯吡咯烷酮K30(PVPK30)、乳糖、硫酸钙、硬脂酸镁、微粉硅胶、滑石粉均为淮南山河药用辅料有限公司产品。

1.3 玉夏稳压分散片粉末的制备

称取处方量药材，煎煮2次，第1次加8倍量的水，煎煮2 h，

第2次加6倍量的水，煎煮1 h，合并2次水煎液，静置24 h，取上清液，滤过，滤液减压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20～1.25 (60 ℃)，真空干燥，粉碎，过80目筛。

2 方法与结果

2.1 片剂的制备

称取处方量的药物及辅料混合均匀，过80目筛，加入1%PVPK30的乙醇溶液为粘合剂制软材，24目筛制粒，60 ℃干燥2 h，30目筛整粒，加入处方量的辅料，混合均匀，60 ℃干燥1 h，压片为0.3 g/片。

2.2 处方及工艺优化

2.2.1 填充剂的选择 选择几种常用的填充剂微晶纤维素(MCC)、乳糖、硫酸钙进行考察[1]。按处方量称取药材，CMS-Na外加作崩解剂，微粉硅胶作剂，各填充剂用量相同，按“2.1”项下方法压片，取6粒，测定分散均匀性，取其平均值作为结果。处方组成及测定结果见表1。表1 填充剂的选择

结果表明，不同填充剂对分散片的分散均匀性有显著影响，以MCC为填充剂的分散片的崩解性能优于其他，故选用MCC作为填充剂。

2.2.2 崩解剂的选择 选择PVPP、LHPC、CCMS-Na、CMS-Na 4种崩解剂进行考察[2]。按处方量，MCC作填充剂，微粉硅胶作剂，各崩解剂用量相同，均采用外加法，按“2.1”项下方法压片，取6粒，测定分散均匀性，取其平均值作为结果。见表2。表2 崩解剂的选择

结果表明，分散均匀性优劣的次序为：CCMS-Na>PVPP>CMS-Na>LHPC;以CCMS-Na制备的片剂外观也很好，最终选择CCMS-Na作为崩解剂。

2.2.3 崩解剂加入方法的选择 按处方量，以MCC作填充剂，以微粉硅胶作剂，以CCMS-Na作崩解剂，分别采用内加、外加、内外加(1∶1)的方法，按“2.1”项下方法压片，取6粒，测定分散均匀性，取其平均值作为结果。见表3。　表3 崩解剂加入方法的选择

结果表明，分散均匀性优劣的次序为内外加法>外加法>内加法，且内外加法片剂表面光滑，光洁度好，所以选择崩解剂内外加法。

2.2.4 剂的选择 常用的剂有微粉硅胶、硬脂酸镁、滑石粉。按处方量，以MCC作填充剂，以CCMS-Na 作崩解剂，采用内外加入法(1∶1)，剂均采用2%的量，按“2.1”项下方法压片，取6粒，测定分散均匀性，取其平均值作为结果。见表4。表4 剂的选择

1′26″54全部崩解并通过2号筛

结果表明，分散均匀性优劣次序为微粉硅胶>滑石粉>硬脂酸镁，所以选择微粉硅胶作为剂。

2.2.5 粘合剂的选择 选择3种粘合剂：1%PVPK30乙醇溶液、5%PVPK30乙醇溶液、5%PVPK30水溶液考察不同的粘合剂对分散片分散均匀性的影响，按“2.1”项下方法压片，取6粒，测定分散均匀性，取其平均值作为结果。见表5。表5 粘合剂的选择

结果表明，1%的PVPK30水溶液制颗粒时粘度过大，不便于过筛;5%的PVPK30乙醇溶液制得的片剂崩解时间过长;1%的PVPK30乙醇溶液制得的片剂崩解时间最短，故选用1%的PVPK30乙醇溶液作粘合剂。

2.3 辅料配比的优化

采用正交设计方法优化MCC、CCMS-Na外加和CCMS-Na内加在片剂中的最佳配比，以片剂的分散均匀性为考察指标，且硬度3～4 kg/cm2为符合要求。本试验对分散均匀性进行了考察：取样品6片，置(20±1)℃的100 mL水中，振摇，记录全部崩解并通过2号筛需要的时间。因素水平见表6，正交试验结果见表7，方差分析见表8。表6 因素水平表表8 方差分析表注：F1-0.05(2，2)=19.00，F1-0.01(2，2)=99.00

由试验结果可知，1号方和2号方片剂的硬度较大，3号～9号方的硬度均在3～4 kg/cm2范围内;由极差分析和方差分析结果可知，影响分散均匀性的因素依次为A>B>C，优化条件为A3B3C3，因素A对分散均匀性有明显影响(P

2.4 最佳工艺验证试验

按优选的处方工艺制备3批分散片，每批6粒，考察分散片的外观、硬度、分散均匀性，取其平均作为结果。结果外观光洁，分散均匀性附合要求，硬度较好，表明处方合理、工艺稳定。见表9。表9 3批样品的验证试验

3 讨论

分散片中原料及辅料的粒度对分散均匀性有较大的影响，能加速药物的溶出并使分散片遇水崩解后形成均匀的分散体，所以此方原辅料均要过80目筛。

对于分散片的分散均匀性，崩解剂的选择和用量很关键，通常分散片中崩解剂的加入量要大于普通片，但有上限，超过该上限则崩解剂的量越多反而会使崩解时间延长;且崩解剂的加入方法是内外加法比单用内加法或外加法的效果要好。

中药提取物成分复杂，润湿后粘性较大，所以合适的粘合剂对分散片的影响大，粘性较大或含水量大的粘合剂均不适合，一般以一定浓度的乙醇或以含一定量PVP的乙醇溶液较普遍。

篇7

1.1 历史文化差异

历史文化是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而成。不同的历史渊源使各民族间形成了相互不同的性格气质和生活方式。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孕育了丰富的具有浓厚民族色彩和鲜明文化个性的成语和历史典故。如“三个臭皮匠,抵上一个诸葛亮”, 诸葛亮在中国家喻户晓，他是智慧的象征。但西方人未必知道他。若直译为“Three cobbles equal Zhuge Liang.”译文读者就会很迷惑,因此,应采取直译和增译相结合的方式,译为“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Chuge Liang the mastermind. ” 或者采用意译的方式译为,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与英语中的“Two hands are better than one.”相对应。

西方也蕴藏着大量的历史文化典故。如Achilles’ heel、Penelope’s web、a Pandora’s box等。

1.2 宗教文化差异

儒教、道教、佛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在中国民众中有深远的影响。英美人多信仰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上的一切都是按上帝的旨意安排的，翻译时应注意。如，《红楼梦》中刘姥姥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Hawkes译为“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于上帝。） 这就把刘姥姥的宗教错认为是基督教了。杨宪益的翻译“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则更为贴切，更符合刘姥姥的信仰。

1.3 习俗差异

风俗文化是指贯穿于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由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的文化。中国人见面寒暄多问“你到哪儿去？”“你干什么去？”。这在英美文化中则属于隐私。他们会想，我去哪里与你无关，别来干涉我的事情。美国人打招呼时，经常说“Hello”，“Hi”，见面时喜欢谈天气、运动等比较中性不容易引起冲突的话题, 如“Lovely weather, isn’tit ”。外国人告别时通常说“bye-bye”或“See you later”，“See you around.”。而中国人却通常说:“慢走”、“走好”。在翻译时应该注意转换成译文的寒暄用语。

在饮食习俗上，中国人热情待人喜欢帮客人布菜，劝客人多吃、多喝，英美人则习惯“Help yourself”。

在家庭关系上，中国人注重的是父子、兄弟的关系。男方的兄弟是亲人，兄弟也叫手足，姐妹则是亲戚，而女方的兄弟姐妹都是亲戚。从称呼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对父系的亲和对母系的疏。叔伯的孩子称为堂兄弟、堂姐妹，而姑姑、舅舅的孩子为表兄弟、表姐妹，姨则更远一层，姨的孩子称为姨兄弟、姨姐妹。而英美人家庭的主要关系是夫妻关系，父母亲的兄弟姐妹不分远近，都是亲戚，统一用uncle、aunt称呼。 　社会是发展的，习俗也随之变化。由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中国家庭结构在简化，随之称呼也在简化，如姑父、姨父现在也被称为叔叔，不再有亲疏远近之分了。

1.4 思维观念的差异

首先，中国人以人为本，以“我”为中心，中国古代的帝王自称“孤”、“寡人”、“朕”。反映在语言上则表现为，中国人喜好采用主动语序，而英语中注重客观事实、人所处的客观环境、所做的事及外在的逻辑关系，常用被动语态。如：

他与此事有关。He is involved in this matter.

Grea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environment protection.应该重视环保。

其次，在审美情趣上，中国人爱欢聚一堂，喜欢询问别人的情况，西方人则注重隐私、讨厌嘈杂。中国人喜欢迁往大城市，西方人向往宁静的乡村。中西作家在对美的描述上也有不同。中国人欣赏含蓄内敛的儒雅美，西方人则欣赏强壮野性的外在形体美。

签于以上历史、习俗、思维和宗教多方面的差异，导致英汉表达法的不同，因此，在翻译时不仅仅要注重语言符号的转换，更要转换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这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参考文献：

［1］朱耀先.浅谈中西文化差异与翻译.［J］.

篇8

中图分类号：F272-05；C93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5-09

作者简介：张宁（1978-），女，山东单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理论与实践；李海（1970-），本文通讯作者，男，内蒙古杭锦后旗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组织文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跨国并购中的文化和人力资源整合研究”，项目编号：10BGL020；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2CJY049。 无论国内并购或跨国并购，文化差异都是并购双方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它往往是并购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但处理不当则会成为并购失败的重要原因。并购中对文化差异的分析主要包括两个层次，即组织文化差异和国家文化差异，也有少数研究聚焦于其它文化层次，如职业、职能、行业文化差异。然而，研究者对国内并购和跨国并购中文化与绩效关系的实证检验常常得出混合的、甚至是相反的结果（Cartwright，2006）。本文系统梳理了现有的文献，就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即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有什么影响，这种影响的过程如何，在哪些情境下这些影响会有所不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和一个研究框架。

一、国内并购中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在国内并购的研究中，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往往只涉及一个层次，即组织文化差异，只有少数研究会涉及到其它文化层次，如职能文化的差异（Krishnan et al.，1997）。大多数研究认为，并购双方企业的文化差异对并购结果有负面影响：组织文化差异导致了并购中的冲突（Marks，1982）；文化差异与对对方极端的、负面的评价相关，与并购方成员和目标企业高管团队之间的焦虑和民族优越感相关（Sales & Mirvis，1984）；降低了被并购方员工的承诺与合作（Buono，Bowditch & Lewis，1985）；导致员工抵制进而影响并购协同实现（Larsson & Finkelstein，1999）；与财务绩效负相关（Chatterjee et al.，1992）；降低经理人员承诺及整合过程的效率（Weber，1996）；与目标企业高管团队的离职率正相关（Lubatkin et al.，1999）；限制了信息系统整合所带来的协同作用，负面影响了并购绩效（Weber & Pliskin 1996）；与员工抵制正相关，而员工抵制与并购后协同实现负相关（Larsson & Finkelstein，1999）。然而，Krishnan等（1997）对1986-1988年间完成的147个美国国内并购的研究发现，并购双方高管在职能背景上的差异与并购后的财务绩效正相关，与被并购方高管团队的离职率负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职能文化的差异与并购绩效正相关。而Zollo（2003）的研究则表明，管理风格的不相似与累计超额回报正相关，而管理风格是组织文化的表现之一，即组织文化差异也有可能带来正面影响。

综上所述，关于国内并购的研究中，文化差异主要关注的层面是组织文化差异，多数研究的结论是并购双方的组织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负相关，但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文化差异和并购绩效的操作不同。

总第437期

张 宁：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回顾与研究框架的提出

····

商 业 研 究

2013/09 二、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在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与微妙，因为实施跨国并购的企业要面临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的“双重文化适应”（Barkema et al.，1996）。相应地，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关系的相关研究也往往涉及到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两个层次的文化差异（Olie1990，1994；David & Singh，1994；Weber、Shenkar & Raveh，1996；Very et al.，1996；Very et al.，1997；Krug & Hegarty，1997；Larsson & Risberg，1998），但也有一些研究只关注国家文化差异（Kogut & Singh，1988；Calri et al.，1994；Morosini et al.，1998 ； Lubatkin et al.，1998）。国家文化的差异常被称为“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文化距离”假设认为与跨文化接触相关的困难、成本和风险随着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文化差异的增加而增加（Hofstede，1980；Kogut & Singh，1988）。然而，在跨国并购中，国家文化差异有时呈现为一个并购双方致力于克服的障碍，有时却是吸引并购企业的一个潜在的并购成功因素。

（一）国家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国家文化差异对跨国并购绩效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在国家文化对并购影响的早期研究中，Olie（1990）认为，国家文化的差异可以导致组织成员的民族主义偏见。Kogut和Singh（1988）认为，由于整合一个已经存在的外国公司的管理体制的困难，国家文化差异对并购模式尤为重要，国家文化差异与一个企业选择并购方式进入国外市场的可能性负相关。中国的经验证据支持了国家文化差异与跨国并购绩效负相关的观点。阎大颖（2009）通过对2000-2007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的跨国并购进行研究，发现国家文化差异越小，并购后的绩效越好。孙俊（2007）分析了电信、家电、机械、能源四个领域中的22个大企业集团的跨国并购，结果显示，国家文化差异对绩效有负向影响。但一些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国家文化差异不一定对并购造成负面影响。例如，Morosini、Shane和Singh（1998）分析了52家意大利和英国企业在1987-1992年间的跨国并购，结果表明国家文化距离越大并购绩效越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公司竞争优势的一个来源，这是由于接触到了不同的惯例，而这些惯例是嵌入在目标公司所在国家的文化中的。Calori等（1994）研究了英国、法国与美国公司之间的75个跨国并购中，国家文化的三个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男性化/女性化）对并购后整合方式（正式的/非正式）选择的影响，结论是公司的控制形式影响了公司的并购绩效，非正式的交流和合作、并购公司经理人员非正式的个人努力都与被并购方态度方面的绩效提高正相关。

（二）国家文化差异和组织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最早同时关注到并购中的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的学者是Olie（1990，1994），其研究发现组织文化差异和国家文化差异对跨国并购影响被整合程度所中介。David 和Singh（1994）又把职业文化加入到文化差异的范畴内，认为并购中文化风险来自两个公司间国家、组织和职业文化差异。现有的实证研究大多通过对特定国家的国内和跨国并购进行对比，来分析国家文化与组织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由于选择作为并购绩效的结果变量不同，且研究涉及到国家文化差异和组织文化差异之间的相互影响，或比较这两种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呈现出的结论比较复杂。

在一项文化适应压力对并购后财务绩效影响的研究中，Very等（1996）以社会运动理论（social movements theory）和程序公平理论为基础，指出文化差异未必意味着文化适应压力（acculturative stress），它也可能带来文化适应吸引力（acculturative attraction），而国家文化差异对文化适应压力的影响，要依赖于所涉及到的国家和具体的文化维度；文化适应压力与并购绩效负相关；一些文化问题在国内并购中比跨国并购中更严重，进行跨国并购时不仅要考虑国家文化差异还要考虑组织文化差异。这一有关文化差异的观点在Very等（1997）的研究中被进一步明确。该研究指出国内并购和跨国并购之间没有绩效上的差异，有时国内并购比跨国并购更难，国家文化差异可以对并购绩效有正向影响。

另一些研究关注文化差异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Larsson 和Risberg（1998）的研究发现，组织文化差异大的跨国并购实现了最高水平的文化适应，并取得了最高水平的协同效应，其员工抵制程度低于组织文化差异大的国内并购。这可能是由于相比文化差异不受重视的国内并购，跨国并购有更强的文化意识（cultural awareness）所导致，也可能是由于跨国并购有更高的结合潜能和实现这些潜能的整合程度。Weber，Shenkar和 Raveh（1996）对1985-1987年间52家被并购方为美国公司的国内和跨国并购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国内并购中，组织文化差异在并购后整合阶段产生了负面影响，它导致更低的高管承诺和双方的合作；在跨国并购中，国家文化差异比组织文化差异更好地预测了压力和对并购的负面态度，而组织文化差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一个关于国家文化差异与组织文化差异对被并购方高管离职率的影响的研究中，Krug 和 Hegarty（1997）对1986-1988年270家被国内和国外公司并购的美国公司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被国外公司并购的美国公司离职率高于被国内公司并购的美国公司，这是由于跨国的组织和个人差异大于国内公司之间的差异。

综上所述，在跨国并购的研究中，总的来说研究结论不相一致：关注国家文化差异的研究结论的不一致可能与并购所涉及的具体国家不同有关，而同时关注国家文化差异和组织文化差异的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可能原因主要在于文化差异和并购绩效的操作不同，以及对二者关系的中介过程和情境因素的关注不同。

三、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机制或过程

深入讨论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过程的研究并不多见，大多研究只关注文化差异是否对并购绩效有影响以及有怎样的影响，而倾向于把影响的过程或机制视作“黑箱”。然而，如果只关注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的关系，似乎意味着一桩并购成功与否在其进行并购时已然注定。现实中，并购不是一个一次性的现象，而是一个不断展开和变化的过程，并购之后的公司管理行为、整合过程决定了并购的潜在价值的实现程度（Cyert & March，1963；Jemison & Sitkin，1986a，1986b）。一些研究者引入了一个文化过程即文化适应来解释绩效 （Nahavandi & Malekzadeh，1988； Larsson，1993； Very et al.，1996），认为成功的整合可以依赖于文化整合如何被管理而不是依赖于最初的文化相似性（Schweiger，2002）。并购后的整合过程包括“任务整合”与“人员整合”两个子过程，这两个子过程的互动促进了并购价值的实现，偏重哪个过程都可能给并购绩效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Birkinshaw等，2000）。此外，并购方选择不同的整合策略，会导致并购双方不同程度的接触，进而导致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即整合策略中介了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的关系（Teerikangas & Very，2006）。

由上述可知，并购绩效并不完全由并购双方的文化差异来决定，并购之后的组织整合过程也会影响并购绩效，如果忽略不同组织在这些动态性因素方面的差异，就会导致研究结果的不一致。目前，大多研究没有深入探讨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的影响过程，少数关注这一影响过程的研究，往往也只聚焦于人员整合过程，忽视了对任务整合过程的研究，更少关注上述两个过程的互动。

四、影响文化差异-并购绩效关系的情境因素

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可能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影响：相关度和整合水平（Datta，1991；Larsson & Lubatkin，2001），权力和规模的差异（Larsson & Finkelstein，1999；Schoenberg，1996），被并购方保留的自主性（Haspeslagh & Jemison，1991；Hambrick & Cannella，1993；Very et al.，1997），接管的方式（Hambrick & Cannella，1993；Stahl et al.，2003），并购方先前的并购经历（Finkelstein & Haleblian，2002；Singh & Zollo，2004），行业类型（Weber，1996），并购发生的时间（Walsh，1989；Krug & Hegarty，1997；Weber，1996；Very et al.，1997；lubatkin et al.，1999），多元文化宽容度（Cartwright & Cooper，1993）。这些是相对静态和结构性的变量，它们既可能调节文化差异与整合过程的关系，也可能直接作用于整合过程或并购绩效，在研究中应对这些变量进行控制。相对于这些静态和结构性变量，那些更具有动态性和过程特征的情境变量则只被少数学者所关注。David和Singh（1993）指出在并购过程中，组织可以学习、管理甚至操纵文化差异。在一项纵向现场实验研究中，Schweiger 和 Goulet（2005）比较了并购后的整合中，组织对文化差异的管理和干预，即深层文化学习干预（Deep-level cultural learning interventions）、浅层文化学习干预（surface-lever culture learning）和不实施文化学习干预对有益于并购绩效的员工感知和态度方面的影响，发现深层文化学习干预导致了比浅层和不实施文化学习干预更积极的结果。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中关注的情境因素大多是静态的、结构性的，只有少数研究关注了更具动态性和过程特征的情景变量，即组织学习、管理文化差异的主动行为，关注这些变量对于组织的并购实践可能更具有指导意义。

五、研究展望

由上述可知，无论在国内并购还是跨国并购中，关于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的研究，都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简洁明了的研究结论，其中的一些研究呈现出的结果尤为混乱。为了尽可能厘清、明晰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关注多个层次的文化差异及不同层次文化差异之间的互动。文化包括很多层次：国家、组织、地域、行业、职能和职业文化。跨国并购中双方会面临多个层次的文化差异，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数只聚焦于一个层次（国家文化差异或组织文化差异），少数研究聚焦于两个层次（国家文化差异和组织文化差异），个别研究关注到其它层次的文化差异（如在职业、职能或行业文化上的差异）。关注不同层次文化差异的研究无法简单地进行比较。此外，并购面临的不同层次的文化以动态的方式相关、相互连通，这导致了研究的混乱：一方面，同时关注多个层次文化的研究中，对于哪些方面分别属于哪些文化领域有些混乱；另一方面，很难去掉不同层次文化之间的连接而分别研究它们（Teerikangas & Very，2006），相应地很难把它们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截然分开；此外，不同层次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动态性，也增加了衡量它们的难度。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关注多个层次的文化差异，例如涉及到跨国并购的研究，至少应关注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两个层次的文化差异；此外，不能孤立地研究不同层次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要关注不同层次文化差异的互动。当然，这样做在具体的研究设计和操作上是有一定难度的。

2.关注文化差异的测量问题。首先，在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的影响的研究中，国家/组织文化差异常作化为不同的衡量方式。其中，国家文化差异或者以Hofstede的国家文化分数来衡量（Morosini et al.，1998；Barkema et al.，1996；Datta & Puia，1995；Markides & Oyon，1998；Krug & Nigh，1998；Weber et al.，1996；Kogut & Singh，1988），或者仅用跨国并购对比国内并购表明存在国家文化差异，并不关注差异的具体大小（Lubatkin et al.，1998；Krug & Hegarty，1997、2001；Larsson & Lubatkin，2001）；而组织文化差异的测量通常使用自我汇报的方式，如管理风格相似性（Chatterjee et al.，1992；Datta et al.，1991；Larsson & Finkelstein，1999；Weber et al.，1996；Weber，1996；Lubatkin et al.，1999；Zollo，2002），文化适应压力或文化相容性（Very et al.，1996、1997），高管团队的互补性（Krishnan et al.，1997）。文化差异衡量方法的复杂性使不同研究之间很难进行比较。其次，测量方式的信度与效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组织文化差异的测量多采用自我报告的感知到的文化差异，其理由是：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是由其感知而不是“实际”或“客观”的环境决定的（Rentch，1990）；即使间隔10年调查态度和行为的数据，其准确性也不会降低（Gutek，1978；Pettigrew，1979）。一些研究也发现这种方法具有高的信度和效度（Chatterjee et al.，1992；Weber，1995）。然而，回顾性数据的使用会影响研究的内部效度，导致二次感知偏差（percept-percept bias） （Stahl & Voigt，2004）。此外，有研究者认为，组织文化差异的测量只抓住了调查那一刻对文化的“感知”，忽视了这种“感知”会随着并购整合的进展发生变化（Teerikangas & Very，2006）。理想的情况是，应该在并购发生前调查组织文化差异，与并购后的数据作比较。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谈判最终都会导致并购，而且在研究过程中，还会有一些企业退出，获取这样的大样本数据非常困难、且花费很高，所以，现有研究多采用横截面研究，这限制了因果关系的推论。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国家文化差异的测量大多采用了Hofstede（1980）的国家文化分数，虽然Hofstede的国家文化分数是一种较客观的外部数据，但它的数据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收集的，尽管Hofstede（2010）认为国家文化可被视为“既定事实”，“像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或气候一样稳固”，但基于几十年前的数据预测现有的结果变量，其有效性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由此，未来研究对文化的测量除采取主观方法测量组织文化差异外，应采用客观的外部数据测量国家文化差异，并采取更新的国家文化分数以适应目前的研究。

3.综合多种指标衡量并购绩效。现有研究对并购绩效的衡量方法多种多样，有高管离职率（Krishnan et al.，1997；Krug & Hegarty，1997； Krug & Nigh，1998；Lubatkin et al.，1999；Krug & Hegarty，2001；Schoenberg，2003）、文化适应程度（Larsson & Lubatkin，2001）、员工抵制（Larsson & Finkelstein，1999）、整合过程效率、高管承诺、合作、压力（Weber et al.，1996；Weber，1996）、财务绩效（Chatterjee et al.，1992；Datta et al.，1991；Krishnan et al.，1997；Larsson & Finkelstein，1999；Lubatkin et al.，1998；Morosini et al.，1998；Schoenberg，2003； Very et al.，1996、1997；Weber，1996）等。并购绩效的衡量方法可划分为股票市场绩效，财务绩效以及社会文化整合绩效（socio-cultural integration outcomes）（Stahl & Voigt，2004）。这三类衡量方法各有特点：股票市场绩效反映了投资方对并购影响的短期和长期效果的评估，往往用“超常收益”（abnormal returns）来衡量；财务绩效衡量了相对长期的并购绩效，往往以“资产回报率的提高”或“销售增长”等财务指标来衡量；社会文化整合绩效衡量了并购所引起的员工和经理人员社会文化水平上的冲突和压力的程度，往往以“员工抵制”、“文化适应压力”、“自愿离职率”、“高管承诺”等来衡量，这类衡量方法不同于前两类指标，属于非财务方法。财务类指标和非财务类指标抓住了并购过程的不同方面，并且其衡量的时间、所依据信息的来源的客观性和可靠性也常常大不相同，选择不同的衡量方法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Stahl 和 Voigt（2004）的研究表明，文化差异与社会文化整合绩效负相关，与并购后财务绩效不相关，与并购方股东的非正常回报正相关。由于现有的研究往往只采用一类指标来测量并购绩效，单一的绩效指标难以全面衡量并购绩效，限制了对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机制的更清晰的认识，未来的研究应综合多种指标衡量并购绩效。

4.对于新兴市场跨国并购的文化整合应采取动态的、过程的研究视角，以揭示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机理。现有研究大多将并购后的整合视作一次性的策略选择，而忽视了整合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整合策略是有可能发生改变的。这一研究倾向与现有研究中并购双方的特征有关。现有研究中，并购方主要为发达国家企业，目标企业或者同为发达国家企业，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企业，较少存在针对并购企业的心理优势。并购方可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整合策略，并且自始至终一以贯之。但当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成为并购方，而发达国家的企业成为目标方时，后者往往存在针对前者的心理优势，抗拒来自被认为劣势一方的文化整合。此时，不论并购方的终极整合策略和目标是什么，在开始阶段的策略可能最好以安抚或妥协为主， 保留目标企业的原有文化，择机再以自己的文化去影响、渗透对方。已有研究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如 Kale，Singh 和 Raman（2009）在比较新兴市场企业与传统跨国并购的差异时指出， 前者整合速度是“渐进式”的。在实践中，中国企业联想的做法值得借鉴。联想的整合是分步进行、循序渐进的，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目标，在获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绩后，才进行下一步的整合。例如其业务整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过联想国际、联想中国并行阶段，而文化整合也经历了联想和IBM两种文化并行以及引入戴尔后的三种文化并行的冲突与融合期，直到形成一种全新的国际化文化。由于新兴市场跨国并购的文化整合要面对所谓的“劣势文化”整合“优势文化”的问题，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这一问题，相应地，在未来的研究中应采用动态的、过程的视角，揭示新兴市场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机理，这需要更清楚地认识并购的过程和组织维度，方法上则要求更多地采用纵向研究和扎根理论。

六、研究框架的提出

综上所述，未来的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研究应该（1）考虑多个层次的文化差异及文化差异的互动；（2）在结果变量的测量上，综合使用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来衡量并购绩效，以更全面地衡量并购绩效；（3）揭示文化差异究竟如何影响并购绩效，以及其他因素怎样影响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的关系。由于产生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的并购实践，深入探讨这一过程，对于面临“劣势文化”整合“优势文化”问题的新兴市场跨国并购尤为重要。

本文认为：（1）尽管文化差异会给并购绩效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其大小并不能直接决定并购绩效的好坏，整合成功与否才是并购绩效好坏的关键。整合过程包括任务整合和人员整合两个子过程。现有文化差异方面的文献往往仅关注人员整合过程，而忽视任务整合过程。本文认为，任务整合是整合过程中“硬”的、相对“有形”的过程，人员整合是“软”的、相对“无形”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文化差异通过这两个过程影响了并购绩效，忽视哪一个过程，都无法全面地认识这一影响机制。（2）组织对文化差异的学习、管理和干预的程度，会影响到任务整合和人员整合能否顺利进展，能否达到预期整合程度，在文化差异-整合过程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然而目前很多研究忽视了这一因素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这一因素，探究企业主动行为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可能对企业的并购实践更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3）文献中所涉及到的其它影响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的因素，如相关度和整合水平、权力和规模的差异、被并购方保留的自主性、接管的方式、并购方先前的并购经历、多元文化宽容度、行业类型、并购发生的时间等，可能是通过整合过程影响并购绩效，也可能对并购绩效有直接的影响，这些因素在未来的研究中应纳入控制变量的考虑范围，再根据研究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个综合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以期对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向和选题有所借鉴。

图1 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关系的研究框架

参考文献：

[1] Birkinshaw J，Bresman H，Hakanson L. Managing the post-acquisition integration process：How the human iintegration and task integration processes interact to foster value creation[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0，37（3）：395-425.

[2] Calori R，Lubatkin M，Very P. Control mechanisms in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J].Organization Studies，1994，15（3）：361-379.

[3] Chatterjee S，Lubatkin M H，Schweiger D M，et al.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shareholder value in related mergers：Linking equity and human capital[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2，13（5）：319-334.

[4] Datta D K. Organizational fit and acquisition performance：effects of post‐acquisition integration[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1，12（4）：281-297.

[5] 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M]. London：Sage Publication.1980

[6] Kogut B，Singh H.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8，19（3）：411-432.

[7] Krug J A，Hegarty W H. Postacquisition turnover among US top management teams：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foreign vs. domestic acquisitions of US target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7，18（8）：667-675.

[8] Larsson R，Risberg A. Cultural Awareness and National versus Corporate Barriers to Acculturation[A].Gertsen M C，Sderberg A-M and Torp J E. （eds），Cultural Dimensions of Internation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C].Berlin：De Gruyter，1998：39-56.

[9] Lubatkin M，Schweiger D，Weber Y. Top Management Turnover M Related M&A’s：An Additional Test of the Theory of Relative Standing[J].Journal of Management，1999，25（1）：55-73.

[10] Morosini P，Shane S，Singh H. National cultural distance and cross-border acquisition performanc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8：137-158.

[11] Nahavandi A，Malekzadeh A R. Acculturation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8，13（1）：79-90.

[12] Olie R. Culture and integretion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mergers and acquitions[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1990，8（2）：206-215.

[13] Teerikangas S，Very P. The culture-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in M&A：From yes/no to how[J].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6，17（S1）：S31-S48.

[14] Stahl G K，Voigt A. Meta-analyses of the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Best paper Proceedings，New Orleans，2004：I1-I5.

[15] Very P，Lubatkin M，Calori R. A cross-national assessment of acculturative stress in recent European mergers[J].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1996，26（1）：59-86.

[16] Very P，Lubatkin M，Calori R，et al. Relative standing and the performance of recently acquired European firm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7，18（8）：593-614.

[17] Weber Y，Shenkar O，Raveh A. National and corporate cultural fit in mergers/acquisitions：An exploratory study[J].Management science，1996，42（8）：1215-1227.

篇9

一、小学英语教学当下形势分析

说英语是现代人基本的生存技能之一，学校历来重视对学生的英语教学，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许多家长对于孩子的英语教育也越来越重视。随之而来，就面临了一些问题，学校里学的太简单，家长花费重金为学生请私人家教，增加了学生负担，花费巨大不说，补习的成果也难见成效；学校里学生们的英语水平层次不齐，对英语知识的接受程度不一样，学校内英语教师数量有不足以对英语基础差的学生进行针对性的帮扶。其实，究其本源还是在于学生从小所处的文化氛围，以及学生对英语知识的接受程度上。缩小中西文化之间的落差，让学生们能够接受英语以及西方文化，甚至喜欢上英语，才是我们一线的英语老师需要做的事情。

二、英语教学中如何缩小中西文化差异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风俗习惯，造就了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习惯。而随着全球化的大潮，全球各地的人汇集于此就形成了各种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不是不能调和，却也为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交流中制造了种种不便，更为刚步入学堂的小学生在学习英语方面形成了很大的障碍。举个例在来说，我们汉语的方块字，虽是象形文字，但为了方便使用和與信息时代接轨，也发明了相应的汉语拼音，它的作用如同英语的音标一样，让人们看见它就知道这个汉字要怎么发音、怎么写，它的功能与英语的音标如出一辙。更让小学生们头疼的是，它的构成也是二十六个英语字母，并且他们的写法一样，唯一的不同就是它们的读音、用法、拼写规律不同。这可难倒了不少小学生，在小学生们刚刚开始启蒙的时候常常出现将英语字母与汉语拼音混淆的情况，而他们自己却不自知。这是由于学生年龄较小，接受能力有限，注意力和专注程度都不够，以至于会将老师教过的汉语拼音和英语单词弄混，再加上如果没有人积极引导改正错误，就会导致错误在学生的脑海中深化，最后中文和英文都学不好。有些地区，有些学校，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往往会选择等学生上到小学三年级再为他们开设英语课程，这种方式看起来成功避免了学生将汉语拼音与英语混淆的尴尬局面，实则耽误了三年学生英语启蒙的最佳时期。依本人拙见，小学生学习英语还是要从小抓起，最主要的是要给学生们创造一个适合英语学习的语境，让小学生们能够感受到英语的魅力，让他们能够自愿的学习英语。那么我们在低年级阶段就应该主要给小学生们进行英语语境和英语语感训练，可以在一到三年级的英语课中为小学生们开设以英语儿歌、英语故事带读、英语经典剧目赏析为内容的英语课程，这些课程目的不在于教授多少英语知识而在于让小学生们在英语环境的交流中感受到英语的魅力。但是，想要在小学三年级以下进行成功的英语教学，不光要学生们具有较好的英语学习基础，还需要我们的英语老师有较强的英语思维和比较开放的教学理念，能够让学生们放心的在玩耍和视听中学习，更让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熟悉了一些常用的英语表达。通过英语儿歌或英语视频学习到的表达法，往往是最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们通过观看视频、收听音频、练习儿歌将接受到的有益的东西储存在自己的大脑中。同时，在儿童大脑发育最活跃的这一阶段，学生们眼、耳、口并用，能够使学生们的大脑皮层更活跃学到更多的东西，让孩子变的更加的聪明。

当学生到了高年级，便可以很简单的将英语与汉语拼音区分开来，那么我们就要教给学生一些更加具有理论深度和应用性更强的知识了。例如，当我们教同学们进行自我介绍的时候，因为西方人的习惯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介绍自己的姓名一般名在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firstname”而姓在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secondname”，但以中国人的习惯则是姓在前名在后。很多孩子不能够理解这样的文化差异，但是这样约定俗成的规矩则是没有什么理由可言的，我们只能让孩子们熟悉它、习惯他。那么，我们可以从改变学生们的习惯开始，我们可以让每个学生为自己取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名字和姓氏，在上英语课的时候大家都必须用这个名字来进行交流，包括老师上课提问、自己的作业本上写的姓名都应该是这个名字。久而久之，学生们就会慢慢接受这种表达和思维方式，相同的情况还有英文日期、地址的写法和一些西方人的行为习惯，老师们都可以用这种行为塑造法让学生们学会去运用这些知识。

三、结语

以上就是本人关于中西文化差异与小学英语教学之间的思考，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方法，如有不妥，还请广大教育工作者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何琳.小学英语教学的研究与思考[J].校园英语，2014（15）. 

篇10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51-0005-02

外国人来中国留学，攻读学位、学习语言、进行文化交流等，是我国长期以来发展高等教育、传播中国文化、拓展外交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教育部的2015年全国来华留学生数据，统计显示，共有来自202个国家和地区的397635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11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学习。但由于中外文化的巨大差异，很多留学生在进入中国高校学习时，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困扰，给其学习和生活带来不少困难。如何确保高校留学生管理质量，提升高校留学生管理水平，成为摆在各高校留学生管理者面前的难题。

一、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

霍夫斯坦特对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所谓“文化”，是在同一个环境中的人民所具有的共同的心理程序。简单地说，文化差异就是地区不同，各地区的人们因为所特有的文化价值异同而产生的差异。世界文化多种多样，每一种文化都与植根于其历史、地理、气候、宗教、语言、价值观等而糅合而成的独特文化。

由于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所接受的文化与中国文化存在很多差异，这种文化差异使外国留学生在观点、认知、思维方式等方面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造成部分留学生在中国生活学习适应不良，情绪不稳定，甚至在日常的沟通交流中产生文化冲突与矛盾，造成人际关系紧张、沟通失效，使高校留学生管理工作难以达到预期成效。

二、文化差异在高校留学生管理中所导致的冲突

1.语言文化的冲突。留学生到中国高校学习，首先遇到的是语言沟通交流问题。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进入一个陌生之地快速了解当地文化融入当地生活的最佳途径。但由于大多数留学生在进入中国时，对汉语知之甚少或者压根就不了解，再加上留学生管理人员的英语表达能力通常也不好，这就直接导致留学生进入中国高校时无法有效地进行语言交流，矛盾和冲突随之产生。而且，留学生进入中国高校进行汉语培训，作为汉语初学者，由于存在文化差异，他们在使用汉语交际学习时，往往会产生理解的偏差和误解，造成与管理者的交流沟通失败。

由于语言不通，加之文化背景不同，留学生进入高校学习时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例如，恐外症，主要表现为当进入新的环境后，由于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甚至肤色不同，开始不知所措导致的恐惧感。[1]这种恐惧感主要表现为，因为两种文化的差异导致的表达方式、思维方式的差异。比如，中国主流讲究含蓄的表达方式，而很多留学生所在国家的表达方式是直接式的，这两种不同表达方式的碰撞就容易在留学生和管理者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这是因为每个人对事物的评价和认识，都建立于自身的文化基础之上，留学生管理工作中亦是如此，这就导致语言文化冲突成为高校留学生管理的一大问题。

2.价值观的冲突。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产生相对应的价值观，它是某一文化群体判断各种事物的标准。例如，中国传统文化推崇集体的作用，忽视个人；西方与之相反，推崇个人的作用，将个人置于集体之上。由此可见，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之大。留学生来自世界各地，进入中国高校学习后，习惯于按照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来看待和评价周围的人和事，这就必然产生价值冲突和矛盾。比如，在学习中，中国学生循规蹈矩，因为传统的价值观要求他们“中庸”，而受西方自由主义教育的留学生多以自我为中心，推崇自由和独立，[2]致使一部分留学生自由散漫，无视学校规章制度，不遵守课堂纪律等。还有些留学生甚至公然挑衅学校管理人员的管理，与管理者发生冲突。

3.宗教风俗习惯的冲突。和风俗习惯的差异是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造成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部分。体现着不同文化的特质，大部分留学生会信仰宗教，对此，管理人员在进行留学生管理工作中应该尊重他们的，了解不同宗教的禁忌，以避免敌视情绪的产生。[3]

4.制度理解偏差的冲突。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的发展及我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习、生活，因此，在留学生管理方面，可以说每一个招收留学生的高等学校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制定了一整套相对完备的法规制度。但在具体的留学生管理工作中，制度并没有能够完全有效地发挥作用。一方面，因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差异，留学生对学校的规章制度理解不到位，甚至发生误解，造成具体管理工作中因沟通理解偏差而发生冲突。另一方面，留学生管理制度宣传不到位，尽管很多高校在留学生入学初期提供了各种语言版本的规章制度，但没有尽到解释答疑的义务，对一些容易产生理解偏差的地方没有做出说明，这就造成具体管理工作的不顺利。此外，一些管理人员存在一些心态，将留学生当外宾，对其管理非常松散，对一些违反规范制度的留学生不处理或者从轻处理，导致制度规范形同虚设，没有权威性。

三、正视文化差异，有效推进高校留学生管理策略

1.强化汉语培训，I造多元文化环境。针对留学生中普遍存在的语言交流障碍问题，除了传统的进行课堂语言培训强化外，还应采取灵活多变的形式，使留学生能够从生活的各个方面感受学习汉语的乐趣，感受汉语及中国文化的魅力。比如，鼓励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结交语言伙伴，到中国家庭中体验生活，以加强对汉语学习的兴趣；学校定期组织汉语角、汉语比赛等提升留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留学生教育工作是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拓展外交事业的一个重要渠道，因此，学校管理部门应该有针对性地在留学生中间开展中国文化展示活动，介绍中国传统习俗、传统文化、传统技艺及中国的烹饪美食等，使留学生亲身体验中国文化的精髓和魅力。此外，可以组织各种活动，邀请留学生介绍自己的家乡、本土文化等，以双向交流的方式，推进各种文化的融合、碰撞和理解。

2.尊重不同文化，包容差。文化差异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留学生管理者要清楚客观地认识到这种存在，以平等、包容的心态来认识和看待各种文化。作为管理者，应该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能够迅速有效地掌握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思维方式，尊重各种文化差异的存在。在进行留学生管理工作中，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或民族的留学生，应该包容他们行为、思维、、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对其信仰和隐私予以保护和尊重，尽量避免对其文化禁忌的冒犯和侵犯，努力营造一个轻松、融洽的留学生管理氛围。

3.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严格管理，加强沟通。建立健全科学严谨的规章制度，是开展留学生管理工作的关键。任何管理都离不开制度的制定、执行和遵守，对我国高校留学生的管理亦是如此。因此，一方面，建立体现高校教育特色又符合实际情况的留学生管理制度，并在留学生报道初期，通过发放管理手册、开展座谈会、邀请相关管理人员、入境警官等为留学生全方位地讲解学校规章制度及我国的相关法律，特别是着重强调关系留学生学习、生活、住宿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使留学生一开始就能够树立起规则意识，尽快适应学校生活。

4.增强服务意识，体现人文关怀。管理人员是留学生管理工作的具体实施者，对有效进行留学生管理起着关键的作用，而管理本身应该更多地体现在服务上面。而管理的提升有待于服务意识的提升，管理者应树立起平等心态，对留学生的管理以尊重为主，而不是过度的宠或包容以致放任自流。当然，面对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沟通不畅，管理者应该增强耐心，多了解留学生的心态和思维方式，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使沟通顺畅。而且，也应主动了解留学生的思想动态，关注一些思想或者心态存在问题的学生，充分尊重他们的尊严、价值和自由，了解他们在生活、学习上的各种需要，塑造和谐、友爱的人文环境。

参考文献：

[1]郭玉晶.浅谈如何加快留学生在中国的跨文化适应[J].华章，2010，（18）.

[2]高明.论.“文化冲突”与高校留学生管理之关系[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3）.

[3]孙倩.浅论文化差异下的外国留学生管理[J].文教资料，2012，（12）.

Based on Cultural Differen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niversity Students Management Work

MA Yi

篇11

茶文化，是深刻扎根于我国本土的、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我国传统文化之一，茶文化教学在高校中的开展对于高校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提升可以起到突出的推动作用。当前，很多高校在意识到茶文化的重要价值后，掀起了高校“茶文化”热潮，先后开设了茶文化教学的相关课程。可以说，在大学课程体系中将茶文化教学与素质教育结合起来，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尝试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理论层面挖掘和弘扬茶文化的精髓，推动茶文化课程的发展建设，进而提升大学生传统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高校茶文化课程在提高学生文化素养方面的积极作用

大学生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大学生既处于学生时期，又处于学生向社会工作者的过渡时期，在这样的时间段内，大学生群体具有思维活跃、参与感强、求知欲强、对客观事物有一定判断能力但又容易判断失准等特点。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大学生群体的社会阅历不深，尤其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存在欠缺，因此，提升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就成为了培养当代大学生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我国茶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集中体现了很多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以茶文化为切入点对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进行塑造，不失为一个非常良好的尝试。具体来说，高校茶文化课程的开设，可以在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方面至少可起到这么几方面的作用：一是完善大学生自身知识结构。大学生虽然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储备，但在知识结构方面仍然较为单一，基本以书本知识、理论知识为主，对于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所知甚少，而茶文化课程的开设，可以对大学生的知识结构进行一定的完善，在传统文化方面为大学生注入更多的营养，间接完善大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为大学生走入社会做好准备。二是提高大学生在人文方面的思维能力。人文学科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学科，涉及到多个社会领域和科学领域，以茶文化为切入点带领学生深入浅出地理解当代社会的人文内涵，掌握基本的人文价值观念，透过我国茶文化实现传统文化和潮流文化的融会贯通，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的人文科学素养和思维能力，非常有助于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三是增加大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我国传统文化可谓博大精深，茶文化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我国茶文化在当代被漠视甚至丢弃，很大一部分原因不是传统文化失去了魅力和价值，而是传统文化没有被很好地发扬和传承，以茶文化课程的开设为切入点，向学生传授我国传统茶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其中蕴含的人文智慧、道德情操，可以使学生真正体验到茶文化的魅力所在，进而对我国传统茶文化产生热爱之情，并有效增加大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

2高校茶文化课程开设现状与存在的突出问题

基于茶文化的诸多积极意义，高校在茶文化课程的开设方面投入的精力较多，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客观来看，我国高校茶文化教学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对茶文化深刻内涵的传授方式存在缺陷，导致大学生对茶文化内涵的理解不够深刻、不够全面，甚至无法准确领会茶文化中的基本内涵，这对茶文化的传承、传播不利，也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不利。二是茶文化课程的教学内容过于陈旧、老套，缺乏具有现代气息的内容载体，在依托历史、偏重茶史的教学方法下，学生对茶文化课程的学习兴趣不高，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茶文化在学生心中的实用性和魅力，这对茶文化在当代的继续发展不利。三是茶文化课程教学过于重视理论教学，而缺乏学生实践环节，在有理论、无实践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对茶文化的理解成了“纸上谈兵”，在连泡茶、饮茶、品茶都没有接触过，连茶具、茶服、茶室都没有见识过的情况下，学生对茶文化的理解就很难深入，偏重理论的教学方式也很难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热情。四是茶文化课程教学的目标不够明确和细化，虽然一直在强调通过茶文化课程教学提升学生的基础文化素养，但这样的目标仅仅是泛泛而谈，并未进行进一步的细化规定，这也间接导致不少茶文化课程教师缺乏授课动力，甚至在授课中存在应付了事的情况。

3高校茶文化课程提升学生文化素养的途径分析

从理论角度进行分析，茶文化课程的开设，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文化素养，有助于帮助大学生形成基于良好文化素养的更加完善的思维方式和判断能力。基于当前高校茶文化课程客观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有必要对高校茶文化课程提升学生文化素养的途径进行客观分析，以帮助高校通过茶文化教学将茶文化的魅力和茶文化对学生的积极影响效果充分发挥出来。

3.1理论教学和充分的实践教学相结合

众所周知，茶文化虽然体系庞大、内涵丰富，但却是从基本的饮茶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在高校茶文化课程教学中，为向学生充分传授茶文化的内涵，就必须首先让学生亲身体验饮茶活动的魅力，这即是茶文化课程的实践环节，也是茶文化课程教学中基础性的内容。实现茶文化课程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良好结合，应当做到以下几点：一是通过基础性的茶文化理论讲授，带领学生初窥茶文化的内涵和魅力，基础性的茶文化理论讲授应当涉及茶文化的来源与定义、茶之道、茶之善、茶之美等，使学生对茶文化产生求知欲和喜爱感，在奠定了这样的茶文化教学基础和教学基调后，茶文化的深入教学将会更加容易开展，学生对茶文化也更容易由浅入深地深入理解；二是开展茶文化实践活动，包括饮茶和品茶，参观茶艺博物馆，感悟茶艺馆，品味茶艺精神等，在实践教学中，通过充分调动学生的实践能力，带领学生亲身体验茶艺文化的魅力，感悟茶艺精神内涵，体会茶文化内在精髓，逐步形成对茶文化的深刻理解，并最终通过茶文化的学习实现个人文化素养的提升和知识结构的完善。

3.2茶文化教学的层次性和阶段性划分

茶文化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如果向学生全盘传授茶文化内容，相对难以做到，而且耗时耗力，因此需要根据授课对象的不同和培养目标的不同，对茶文化的教学划分层次性和阶段性。从茶文化教学的层次性来说，对于非茶叶专业的学生，应当重视茶文化基础应用知识的讲授，将茶文化的通俗内容和精髓表现教授给学生，使学生对传统茶文化形成初步的、正确的理解，对于深入的茶文化内容，应当有选择性地决定是否以授课的形式进行教授；而对于茶叶专科的学生，茶文化教学则应当适当深入，不仅要帮助学生充分掌握基础性的茶文化内容，也要帮助学生拓宽对茶文化的理解，以茶文化为工具实现学生人文思考能力的提升，以茶文化授课为切入点塑造学生的人文价值观，帮助学生形成基础扎实的、以茶文化为支撑的文化理论体系和文化理论能力。从茶文化教学的阶段性来说，茶文化教学应当由浅入深、层层推进，以阶段性、衔接性的教学方式，带领学生一层一层地品味、掌握茶文化的内涵，形成基础牢固的茶文化知识理解和理论能力。

3.3对于茶文化中“真、善、美”的教学主线的把握

我国传统茶文化中，“真、善、美”是茶文化的主线，在高校茶文化课程中，“真、善、美”也是教学的主线。茶文化中“真、善、美”三者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真”所体现的是茶叶之真，指的是茶叶来自自然、清新脱俗的本性、本质，“善”所体现的是茶文化内在的和谐、包容的精神，是我国民族性的象征，“美”所体现的是茶文化中追求美好、热爱美好的精神，对人的精神形成良好的启发。在茶文化教学中，把握“真、善、美”的主线，要做到以茶叶发展史实为依据，传达茶文化的精神实质，上升茶文化的内涵和本真，展示茶文化在调节社会生活、人与人的关系乃至国家、民族关系中的积极作用，探索茶文化中蕴含的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美好未来的向往。为帮助学生理解茶文化中蕴含的“真、善、美”，必须通过良好的、富有情感的教学，让茶文化真正以民族精神代表的姿态走进学生的心中，让学生在学习茶文化的过程中，真正领略到我国土生土长的、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茶文化中蕴含的深刻意义和文化魅力，感受茶文化在当代的魅力所在，并以此为契机完善自身的价值观、文化观。

3.4对于茶文化课程授课者能力的较高要求

基于茶文化所蕴含的深刻内涵以及传授茶文化内涵的较高难度，在高校茶文化课程的开设过程中，必须为其配备教学能力突出并且对茶文化乃至我国传统文化理解深刻的教师。具体来说，高校茶文化课程对于授课教师能力的要求包括：一是必须深刻理解茶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对于茶文化的渊源、定义、发展以及茶文化中蕴含的道德品质、人文精神、时代精神等要有深入的理解，并能以此形成茶文化的完善理论体系；二是茶文化授课教师必须本身是爱茶、敬茶的，这是茶文化课程老师应当具备的文化价值取向，在爱茶、敬茶的基础上，教师才会产生传播茶文化的热情，对于茶文化的教授才会更加一针见血、有理有据；三是茶文化授课教师应当能够做到将茶文化和其他学科的文化知识融会贯通，这将帮助学生在已经掌握的知识的基础上，更加顺畅地理解茶文化内涵、掌握茶文化精髓，提升授课的效率，优化授课的方式；四是茶文化授课教师本身必须具备足够的授课能力和表达、沟通能力，在有限的课时内，要通过良好的、高效的授课，将茶文化内涵有效传授给学生，帮助学生形成对茶文化内涵的深入理解。

4结语

实践已经充分证明，高校茶文化课程的开设，的的确确可以在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方面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为进一步提升茶文化课程的开设效果，以此实现大学生自身文化底蕴和文化素养的继续提升，必须深入挖掘茶文化的优秀品质内涵，深入探索茶文化课程的开设方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茶文化教学在提升大学生文化素养方面的积极作用，推动大学生的全面成长、成才，助力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秒高.平等参与式教学在高校《茶文化》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探讨[J].广东茶业,2010(1):15-16.

[2]朱海燕,萧力争,刘仲华等.高校茶文化教学现状及茶文化素质教育模式探研[J].教育教学论坛,2012(23):154-156.

篇12

日本语言文学是日本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具体的语言内容，还是体系化的价值理念，实际上都是当前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因此，了解日本语言文学，基础在于内涵诠释，更重要的在于融入和反映了日本茶文化作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茶文化体系影响下，其不仅丰富了日本语言文学的素材，更重要的是诠释和表达了具体的理念内涵。

1日本茶文化的具体理念内涵分析

日本茶文化源于我国，属于我国茶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影响地区。我国茶文化融入日本之后，经过细致和优化，其逐渐与日本哲学理念和宗教文化等一系列内容相结合，从而实现了日本茶道艺术的创新与完善，可以说，日本茶道艺术又回传我国，从而实现了日本茶道的回传。通过对日本茶文化艺术进行分析，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其中所具备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内涵，因此深层次认知日本茶文化里的内涵，极其必要。当然，想要对日本茶文化理念内涵进行全面认知，不仅需要其对日本茶文化的物质元素进行了解，同时也需要选择合适的认知载体。结合理念融入和元素分析，从而实现日本茶文化的全面了解。在日本文化体系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将茶道艺术作为修身养性，提升自身价值思维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在日本文化体系中，其将茶文化理念内涵进行了丰富创新，实现了文化元素理念和精神内涵的丰富与完善，无论是生活化，还是艺术化元素，都极其丰富。实际上，想要对日本茶文化进行全面认知，必须认识到日本茶文化是从我国传入的，而且传输早期，其更多作为一种贵族生活元素，因此该文化体系中，融入了修身养性，价值理解等一系列完善的内涵要素，所以这就为日本茶文化体系的价值理念内涵奠定了基调，所以日本茶文化是从贵族文化推向社会大众的，但是其根本上仍然具有文化理念的内涵融入。日本茶文化的影响，实际上是多方位的，尤其是整个日本语言文学体系中有很多与茶及茶文化相关的要素，我国茶文化及茶元素等内容传入日本，并实现体系化创新发展的过程，实际上经历了多个阶段，从传入到发展形成，直至反传入我国，可以说，这不仅反映了日本茶文化体系的创新发展，同时也是日本茶文化体系的融合与体系化。日本茶文化对日本文化体系的影响是多方位的，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具体文化要素，都有茶文化的具体痕迹，因此，了解日本茶文化，就能对日本文化体系形成全面影响。而日本语言文学作为日本茶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价值诠释，日本茶道艺术是其茶文化体系核心，而茶礼艺术则是日本茶文化体系的价值核心。

2日本茶文化对日本语言文学的具体影响

日本文学作品体系是日本文化的重要诠释和表达，通过对这一系列文学作品的具体内涵和创作理念进行分析，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对文化元素的借鉴和应用，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影响地文化，无论是具体的文化理念，还是文学作品创作都深受影响，因此探究日本茶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及价值内涵，能够帮助我们全面认知茶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同时也能帮助我们了解茶文化影响下的文学作品创作。客观的讲，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文化体系之间有着重要关联，文学作品的基础是文化体系，而文化体系也直接影响文学作品的具体创作。当然，任何不同题材的文学作品在具体创作时，都必须结合融入自身文化理念。对于日本文学作品体系来说，我们能够从中寻找到多种与茶和茶文化相关的题材与作品，而在日本茶文化的具体理念影响下，很多日本文学作品从理念的应用和素材的选择上，都具有茶文化元素的价值融入。日本茶文化对日本文学作品的具体影响，不仅在具体创作上，其实际上更是将传统文化体系上所具有的精神理念和内涵，进行全面，有效融入。因此，通过对日本茶文化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影响进行深层次分析，可以看到，从本质上分析，茶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综合元素和内容，并且在生活应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茶文化体系内涵，因此，认知和了解该文化体系的具体内涵，不仅仅有着丰富重要的作用价值，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理念的实质性融合。无论是具体的茶文化要素，还是传统茶文化内涵，都能够对我们了解传统茶文化的发展和应用，有着重要帮助和价值作用，文学作品既是文化理念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对整个社会生活发展的有效理解和准确认知，因此，通过对日本文学作品的具体创作内涵进行分析和了解，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社会发展的具体趋势和方向有重要帮助。

3日本语言文学与日本茶文化的关系内涵

在日本文化体系中，可以寻找到很多与茶及相关的文学作品。当然也能从中看到茶、饮茶和茶文化的语言描述，而这不仅反映了茶文化在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的成熟度以及日本茶文化对日本语言文学的影响和价值应用。因此，结合日本语言文学体系发展应用过程的具体状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茶文化理念影响到整个语言文学体系的价值内涵，更重要的是，也为日本文化理念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有效基础。语言文学作为整个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其中所具有的价值理念，还是其具体的形成背景，实际上都是对当前整个日本茶文化传承发展过程的重要内容。以日本茶文化为基础的日本语言文学是日本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无论是文化理念内涵，还是具体的文学体系，其实际上都是互相影响，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文化体系。可以说，日本文化受我国传统文化体系影响较深。自唐代开始，随着多元文化传承交往不断推进，如今茶道艺术在日本本土形成了成熟发展，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日本文化体系发展日益成熟的今天，虽然有着广泛市场认知度，但是无论是具体的茶文化理念，还是日本茶文化体系内的各项关联要素之间，均存在一定问题和不足，因此探究日本茶文化体系中各项关联要素，尤其认知日本茶文化对日本语言文学的具体影响，极其必要，在该背景下，充分结合具体文化传播现状，制定有针对性的发展对策就极其必要。通过深层次认知日本茶文化与日本语言文学的具体融合思路，能帮助我们完善了解日本茶文化的具体内涵，同时也能帮助我们全面了解与茶及茶文化相关的日本语言文学的具体形式及理念内涵。事实上，日本茶文化对日本语言文学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影响，其不仅提供了创作素材，同时其在交往过程中，也大大丰富了文学理念内涵，从而实质性推动了日本语言文学的成熟发展。

4当前日本茶文化的具体传承思路分析

随着当前我们对茶文化的价值认知日益成熟，如今，探究日本茶文化体系中所具备的文化内涵及价值理念，就极其必要。通过对日本语言文学体系的具体风格和特点进行了解，能够帮助探究日本茶文化对整个语言文学体系的具体影响，尤其是在许多经典的日本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关于茶文化的理念融入和诠释，比如，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有很多描述茶的诗句，我们能够从中品味到茶文化的理念内涵，所以，日本语言文学是茶文化传承的重要要素。日本语言文学不仅是一种语言要素，更重要的是一种融入了丰富文化内涵和价值理念的体系化元素，通过对日本语言文学的具体状况进行分析，我们能够感受到其中所具备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了解日本茶文化，需要有良好的载体和基础，日本语言文学作品无疑就是其中最好的切入点。通过对日本茶文化的具体创作思路进行分析，我们能够看到其对整个文化体系的价值影响。随着当前多元文化和现代文化传承发展日益成熟，如今想要实现对日本茶文化的有效了解和传承，就必须通过细化文化内涵，创新文化理念，优化文化思路，从而实现理想的日本茶文化传承与发展。结合日本茶文化的具体理念和内涵，我们能够感受到其中所融入的价值要素，而这正是实现其价值创新的基础和关键。日本茶文化体系中所具备的茶道艺术理念，是当前日本茶文化传承融合的精髓。认知文化需要有合适的载体和要素，实现对日本茶文化的理念，其关键和重点在与探究到适合两者系统化融入的基础。而随着当前时代文化及机制理念日益成熟，日本茶文化在应用过程中，形成了内涵到形式上的影响。想要实现日本茶文化传承的理想效果，就必须结合不同语言文学体系的价值理念，通过创新传承机制，从而提升整个文化体系的实质性影响力。

5结语

虽然日本茶文化与我国茶文化之间有着体系化的关联，但是日本茶文化对日本语言文学的具体形成、社会习惯和价值理念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人将具体的茶文化元素与价值理念内涵进行融入，从而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化理念内涵。探究日本茶文化对日本语言文学的价值影响，能够为我们系统化了解日本茶文化提供实质性帮助，同时也大大丰富了日本语言文学作品理念的创作素材。探究日本茶文化与日本语言文学之间的关系内涵，能够创新与完善日本茶文化理念的传承机制，同时也能实现日本茶文化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1]董春燕.浅谈“鱼文化”对日本语言及文学的影响[J].比较教育研究,2013(7):118-121.

[2]李行健.日本近代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8):171-172.

[3]李军杰.基督教文化对诞生期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J].科教导刊(中旬刊)2014(16):353-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