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规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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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知识经济时代，等价交换这一工业社会的基本规范将会消失，“一物一价”的原则难以成立。如卖一万元的商品，在同一时间内，在不同的地点可能只以5千元出售；某企业以一百万元的价格购买某种技术，而另一家企业却要以一千万元的价格购买；某式样设计事务所对两种产品式样所花费的成本尽管相同，但一种式样以10万元价格出售，另一种式样则按2万元价格出售。就是说，知识经济时代产品的附加值（技术与文化知识含量）同生产费用没有直接联系，产品的价格主要是根据买主和卖主的“主观判断”、“主观认识”或“主观价值”、“价值判断”决定的。这类主观价值包括：对其它同类产品价格的了解，时尚影响，社会传统观念，个人偏好，广告或社会宣传工具的评价，以及评论家的评论、专家的意见，其他用户的反馈意见，个人的性格，从众心理等因素。舒适、美观、愉悦、体面、高级等主观印象，也会在商品使用价值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某种商品的价格，使其高出生产成本和价值几十倍、成百上千倍，甚至同成本没有必然联系，无法用数量进行计算。努力把带有寄生性的客观价值转化为独立的主观价值，把技术、文化与知识含量更多地装入物质产品的“容器”中，实现经济和财富的非线性增长，将是知识经济时代生产、交换的特有规律。

2、知识产品的边际效益规律。

知识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知识、技术产品价值的体现（利润）及其实现的程度必然依赖于市场。新的知识、技术产品产生之时，“物以稀为贵”，可获取高额利润。从总体上看，知识、技术使用的次数越多，体现的价值就越高。但是，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单位产品的效用会减少，而产品产量达到一定数量后，新增加的产品的物质效用便会递减。单位的使用次数获得的利润也会不断减少，直至在市场上不能获得任何利润。

与此同时，新的知识、技术产品不断创新、迅速开发出来。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快，技术开发周期越来越短。

具体知识作为资源创造利润的作用将越来越容易被更高、更新的知识和技术取代。如果一家企业因发明了一项很重要的新技术而发了财，但只要其他企业发明更先进的新技术，那么这项技术很快就成为没有价值的东西。

3、收益递增规律。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及其过渡时期，知识是除资本、劳动力以外的独立生产要素，也是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知识资源具有可重复使用、可发展、可传播、可共享的特性。企业在支付巨大的技术开发成本并取得成功后，可以在几乎不用额外投资的情况下重复利用，因此必然导致单位成本下降，收益递增。企业之间还可以通过技术转让、合营等方式共享知识，达到知识的最优化利用，保持企业的持续增长与活力。新知识和技术在物质财富价值构成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厂商在市场激励下采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又必然加大投资刺激知识积累，而知识积累又反过来刺激投资，形成收益递增的良性循环。

4、经济时间加速效应规律。

到21世纪，高速、互动、传递信息、共享知识的新一代网络构成了知识经济的基础设施。2010年前后将有10亿人使用互联网。全球范围内知识与信息的即时交流，创造出经济发展的超级速度。世界将区分出发展迅速型与发展缓慢型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其中，发展迅速型经济由包括市场、银行、生产中心和实验室在内的日益扩大的全球网络组成，各个网点之间随时保持通信联系，不停地交流大量的、不断增加的数据、情报和知识。同时，它又是加速运转充满活力的“发财机器”，成为经济发展的源泉。其节省下来的每个单位时间都比它前一个单位时间具有更高的价值，形成一种良性反馈环，并又反过来增强经济的加速效应。时间的价值愈是增加，传统的生产要素（如原料和劳动力）的价值就愈是减少。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与这种发展迅速型经济发生“耦合”，就难免在未来被抛弃。

5、知识差距决定贫国与富国的差距。

知识经济将加剧知识分配和贸易中的不平等，迫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以高昂的代价求购发达国家的知识成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本质上是知识的差距。

随着知识经济率先在发达国家产生，全球经济体系将进行一次新的国际分工。在这次分工中，知识经济国家将进一步摆脱物质生产的拖累，而成为向全球提供知识、技术、智能和思想的“头脑国家”，而有一部分不能迅速进入这一时代的国家，将成为利用这些知识、技术、智能和思想进行物质生产的“躯干国家”。而且曾经抑制发展中国家摆脱对发达国家依赖的“技术壁垒”，在知识经济时代也将被加强。总之，一个国家无知识的层面愈宽，其经济发展就愈落后；与此相反，一个民族的知识越丰富，其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就越高。

6、无边界经济。

知识在全球范围内即时的传播与利用，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竞争，知识化产品全球性的生产与行销，等于使得当今全球经济活动的流动性加强，各国经济更加开放，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形成。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与经济已成为一体，很难区分什么是知识领域，什么是经济领域，两者不可分开。知识经济使工业企业和服务业之间，特别是制造与服务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科学、技术、生产三位一体，构成一体化立体式经济结构。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进一步缩短，科技与经济前所未有地融合为一体，科技研究完全面向生产，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达到最佳点。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生产者必须与消费者经常沟通，消费者必须参与生产过程，实现产销一体化。数字化网络的发达，促使顾客与生产者之间的中介功能淡化，以至消失。最高决策层能够同最基层的执行单位直接联系，管理层次将减少，中间组织的作用极大地减弱，并将逐渐消失。劳动智力化，要求劳动者具有丰富的知识信息及合理的知识结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界限将趋于消除。通过高新技术和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将融入知识经济、知识产业，三次产业的界限将被打破，社会劳动结构将发生根本改变。

7、经济轻型化、软性化。

知识经济是主要领先无形资产投入的经济。知识、智力等无形资产的投入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像传统工业那样要求投入大量资金、设备、原材料等有形资产。譬如，用光纤取代铜线，用数字产品取代模拟产品，使产品的附加值成倍提高，形成以知识投入带来优化的“轻型经济”或“减少原材料的经济”。在美国，其国内生产总值如果用吨位来衡量，几乎同100年前差不多，但它的实际价值却增长了20倍。如果以不变价格计算，20世纪末美国出口同样价值的产品其平均重量只及1970年的一半。

产业结构软化现象遍及所有产业部门。由于生物工程技术、遗传工程技术、海洋工程技术、电子计算机甚至包括宇航技术的发展，使农牧业朝着工厂化、离土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大大减少了对自然界和体力劳动的依赖。据美国有关机构预测，到2000年，全世界农产品年增长量中将有5／6来自生物工程技术和其它技术措施，只有1／6来自耕地的增加。由于生产过程自动化程度迅速提高，第二产业从产品开发设计、加工制造到质量检验的整个生产过程日趋软化。大量的无人车间、无人工厂，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许多生产和经营环节从生产中分离出来，转为独立的生产部门。第三产业从以手工为主的劳动投入主导型产业，转向知识、技术含量高的产业：自动化机器体系在商业、银行业和保险业中大量应用，计算机、自动取款机代替手工操作；电子货币、网络贸易大行其道；各类信息咨询、信息处理等专业知识和技术行业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成为知识经济最有代表性的产业。经济发展从以劳动、资源和设备投入为主的阶段进入到以知识和技术为主的阶段。

篇2

0 引言

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旅游业改革发展，是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对于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推动中西部发展和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和生态环境改善意义重大。近年来，旅游经济差异的研究日渐增多，在空间上涵盖了从全国到各省、市、区等不同尺度范围的研究（汪德根，陈田，2011；陆林，余凤龙，2005）；研究方法上，多数研究者主要依据区域发展相关理论，运用泰尔指数变异系数以及标准差等方法来分析地带间旅游经济差异（何瑛，唐湘玲，2011；程进，陆林，2010；孙盼盼，戴学锋，2014）；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空间自相关理论在旅游经济差异的研究应用中也日趋成熟（姜海宁，等，2009；宋慧林，马运来，2010；余凤龙，等，2013）；另外一些研究者还尝试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研究景区交通可达性旅游者空间分异等微观问题（张燕，等，2010；潘竟虎，从忆波，2012）。总的来看，研究成果多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和高等级旅游景区，旅游经济及空间分异指标的选择及赋值主观性较大，分异因子的提取和分异规律的概括大都是实证性的，缺少不同层次旅游经济行为差异的比较研究（陈晓，等，2009；李如友，黄常州，2014；王洪桥，等，2014）；空间自相关分析关注全国层面的宏观现象（李红波，等，2013；方叶林，等，2012），少有省区内部特别是更小尺度上的规律研究（龚箭，等，2014）。随着大城市旅游进入新常态，县（市）旅游正在以超常态的步伐赶超，县（市）旅游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新空间和新动力。本文以新疆各县（市）旅游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结合新疆旅游经济普查数据，用地理信息技术手段分析新疆旅游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综合应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及SPSS17.0相关性分析方法研究空间差异的影响因子，以期探索新疆旅游经济发展空间分异的客观规律及形成机制，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旅游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是一系列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技术的集合，以空间关联测度为核心，通过对事物或现象空间分布格局的描述与可视化，发现空间集聚和空间异常，揭示研究对象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机制（蒲英霞，等，2005）。ESDA有效弥补了传统区域差异分析在“空间依赖性”解决方案中的不足，从全局和局部自相关角度有效解决了与地理位置相关的数据或行为的空间属性或空间关联，为分析空间异质性关联性及其分异规律提供了有效途径。

（1）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用于分析区域总体的空间关联和空间差异程度，常用全局Moran指数（Global Moran，s I）表达（徐建华，2006）：（1）

Wij为空间权重矩阵，空间相邻为1，不相邻为O，E（G*i）和Var，（G*i）分别为G*i的数学期望和变异数。如果Z（G*i）为正且显著，表明位置i周围的值相对较高（高于均值），属于高值空值集聚（热点区）；反之，如果Z（G*i）为负且显著，则表明位置；周围的值相对较低（低于均值），属于低值空间集聚（冷点区）。

（4）相关性分析

本文选用偏相关分析方法对变量进行控制，通过相关性分析得到影响新疆旅游经济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并以此探讨其形成机制。

1.2 研究数据来源

首先以新疆85个县（市）（见表1）为研究单元，并选择旅游总收入作为统计分析样本数据其次，基于新疆旅游资源独特但旅游经济落后这一现实，充分考虑新疆MODS（山地-绿洲-荒漠系统）的空间结构对旅游经济的基础性影响，选择影响空间分异的三大关键因素――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及交通设施，关注指标体系的空间关联和指标赋值的功能匹配，在影响因素及机制分析中选取与新疆旅游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旅游资源，交通网络和旅游基础设施等四大类13个具体指标（汪德根，等，2011；方叶林，等，2013；张广海，等，2013）（见表2）。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及新特的交通区位，选取以下指标进行分析。原始数据来自各县（市）2013年统计公报和各地州统计年鉴，其它数据来源于2013年新疆旅游资源普查数据，图层数据来自于国家地理信息网1；4000000图集，通过GIS软件录入属性数据得到。

2 实证结果及分析

将已录入属性数据的shp图层导入Geoda软件中，基于最临近距离规则创建空间权重wij，得出全局Moran's I指数为0.3220，Moran's I的正态统计量Z值大于0.05置信水平的临界值（1.96），通过显著性检验（见表3）。

由以上得分可知，Z值>1.96，可以拒绝零假设，表明新疆旅游经济空间分异呈显著的正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即各县（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不是随机分布，而是具有较明显的空间依赖性。

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 I主要通过比较临近空间位置观察值的相似程度来测量全局空间自相关属性和程度。因其充分考虑了样本量，观察值及空间权重而能很好地反映某种属性在整个区域宏观分异特征；而局部空间自相关是在全局自相关时进一步探讨属性是否存在空间异质性，并确定其异常值位置，寻找二者在空间分布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一般采用Moran散点图和局部空间关联指标（LISA）分别表征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关系。基于各县（市）旅游总收入数据，利用GeoDa095i软件得到新疆85个县（市）旅游经济总收入的Moran散点图（见图1），结果分析如下

2.1 整体上表现为空间集聚性强，两极分化明显的特征

新疆旅游经济发展表现为水平较高或较低的地区周围也聚集或跟随着经济水平较高或较低的地区，旅游经济空间分异具有典型的正空间自相关性，且空间差异较大如图1所示，分布在第一象限的空间样本占21.7%，落在二三象限的样本占73.5%，表明新疆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和极化特征，但整体水平普遍较低且空间依赖性较强。

2.2 局部上符合距离衰减和空间近邻效应

由于Moran散点图没有给出显著性水平的指标，因此有必要计算LISA来进一步探究空间分析的结果，LISA是用来衡量观测单元属性和其周边单元的相近或相异程度的指标。利用GeoDa095i软件计算得到每个单元的局部Moran's I值及与之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将显著性水平高的县（市）提取出来，可以直观得到新疆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值集聚的县（市）（见表4）。

新疆旅游经济局部集聚形成了稳定的高低值区双向极化空间格局，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以高值区核心城市为中心沿交通网络向周边地区递减处于HH区或者LL区的县（市）旅游经济发展空间分异较小，其局部Moran指数为正且显著，占新疆县（市）总数的30.6%，而这两个片区相比较，旅游经济差异很大，这两个地区的差异水平几乎代表了南北疆旅游经济发展的差异，集聚状态形成双向极化。

HH区域内县（市）自身和周边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均较高，主要位于“乌-昌”经济圈范围内，该类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周边地区，并且此类地区之间旅游经济的关联性强，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有利于相邻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市）之间开展多方面合作，从而实现要素流动旅游客流量共享；而昌吉回族州县（市）处于LH区，由于逐渐远离经济核心区，旅游经济发展缓慢，旅游产业链功能不全导致一直处于落后区；处于LL区的县（市）基本分布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田大部分地区以及喀什地区部分县（市），这些县（市）大多自然环境恶劣，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但有着良好的人文旅游资源；由于南北疆距离较远造成这些偏远区域旅游经济发展长期滞后，旅游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

2.3 冷热点分布集中而稳定，但冷点及相关区域占比较高

如图2，新疆旅游经济热点区为Z（G*i）为正且显著的县（市），这些县（市）基本处于北疆中心区域，以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为核心，阿勒泰地区吐鲁番地区等为延伸，但热点区仅占新疆总面积的26.5%，冷点及相关区域所占比重较大；旅游经济冷点区集中在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以及和田地区。南疆地区交界闭塞，少数民族集中，通达性差，是新疆旅游经济冷点区的核心。

2.4 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分析

根据新疆旅游经济空间分异较大，两极分化较强，旅游经济空间发展失衡的特点，选取社会经济、旅游资源、交通网络和旅游基础设施等四大类：旅游人次、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旅行社个数等131个具体指标，用SPSS17.0主成分分析及相关分析方法，深入研究影响旅游经济空间分异规律的形成机制。其中旅游资源优势度指标原始数据来自韩春鲜（2009）的研究成果，鉴于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关系密切，同时新疆旅游资源类型随时间变化较小，旅游资源优势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一个地区的旅游资源概况，故作此分析本文其余数据来自《新疆统计年鉴》及经济普查数据，计算结果如表5，可分析得：

（1）交通可达性及旅游基础设施数量对新疆旅游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由于相关度越接近于1，二者的关联性越强，本文界定相关度大于0.5的指标为一级指标，小于0.5的指标为次级指标，由分析结果知，旅行社个数星级宾馆个数以及住宿和餐饮从业人员数与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关度较高，旅客周转量与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关度也接近于1呈高度相关，远高于人均CDP等次级相关指标，可见旅游基础设施尤其旅游交通与旅行社数量对新疆旅游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对此，我们应用标准差椭圆来对旅游交通旅游景点（含旅行社星级宾馆）这两类主要因素与旅游经济格局的形成做具体分析（见表6）。利用Arcgis10.1中椭圆分析功能可统计出全疆旅游景点的中心位于和静县（85.217809，43.328755），长半轴为6.84km，短半轴为2.72km，旅游景点椭圆面积约占全疆面积的34.7%，相对全疆空间分异系数较大，说明旅游景点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分异；其次旅游景点分布成“东北-西南”的分布格局，方位角是68°，与旅游总收入分异趋势相似，因此是影响旅游总收入出现极化现象的主要原因。铁路线路呈“西南-东北”方向分布；与公路相比，铁路椭圆面积较小，分布集聚且主要集中在旅游热点区，可以看出，铁路对旅游经济影响效应要高于公路。

（2）旅游资源优势度对旅游实现更加重要

A级旅游景区的数量少，对旅游经济造成影响不显著，游客更加注重旅游资源的优势度，在注重休闲与体验的旅游时代，旅游资源的丰富度与品味度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新疆旅游资源丰富，品位度高，与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互补性强，有极强的吸引力，但总体上还基本处于“一流资源，二流交通三流开发”的状态，有许多具有开发潜力的资源还未得到合理开发，需要加强新疆A级精品景区建设，将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3）交通区位对新疆旅游经济空间分异起着基础性作用

由图3可以发现，新疆省道和国道空间分异系数较大。南疆地区交通闭塞，铁路及公路数量少等级低，交通网络连通性差。覆盖度低。良好的交通区位使得新疆旅游经济热点区集聚于北疆，形成了以乌鲁木齐市为中心，昌吉回族自治州和吐鲁番地区阿勒泰地区为延伸区的旅游热点区域，呈以热点区核心城市为中心沿交通网络向周边地区递减的格局，交通区位是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篇3

在我们所掌握的文献中，Maareky等人研究了制造业劳动份额演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跨国数据的回归发现，制造业劳动份额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确定的U型关系，即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制造业劳动份额将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过程Maareky P.， “Labor share， Informal sector and Development，” Mpra Paper， 2012.Maarek P.， Orgiazzi E.， “Development and the labor share，” Thema Working Papers， 2016.。李稻葵等人讨论了总劳动份额随经济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李稻葵等：《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第70-82页。龚刚、杨光：《论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载《管理世界》2010年第5期，第45-55页。。运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经济发展与总劳动份额之间存在稳定的U型关系，转折点大约在人均GDP6000 美元（2000 年购买力平价，以下同）。上述文献尽管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但在理论与实证方面仍存在问题。一方面，这些研究通常假定了农村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并且转移劳动力的工资远低于其边际贡献，其理论基础是古典二元经济理论，存着严重缺陷Harris J. R. & Todaro M. P.， “Migration， Unemployment &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0，No.1，1970， pp.126-42.Jorgenson D.，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u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19，NO.3， 1967， pp.288-312.。另一 方面，这些研究尽管发现了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U型关系，但U型演进路径特别是拐点位置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并没有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力图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深化对经济发展与初次分配关系的认识。在理论上，本文将摒弃转移劳动力工资低于其边际贡献的假定，基于增长与结构转型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构建一个两个产业三个部门结构转型模型，将农业技术进步、自雇者等因素纳入，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份额演进的一般规律和内在机理。在实证方面，我们建立了一个包含52个经济体1970―2010年间的跨国面板数据，在对自雇者收入进行合理调整的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数据很好验证了理论分析的主要结论。基于中国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劳动份额正处于U型曲线由下降转为上升的过渡阶段，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率将有助于拐点的尽早到来。

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是，第二节是理论分析；第三节是跨国数据的实证检验和中国数据的比较分析；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 理论分析

经济发展通常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产业结构变迁过程。长期以来，围绕结构变迁的动因及路径，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古典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农业存在着大量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工业可以以由习惯和制度所决定的生存工资获得无弹性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因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将推动产业结构迅速变迁Lewis W.，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Vol.22，No.2， 1954， pp.139-191.。新古典二元经济理论并不同意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观点，认为农业产出的变化将引起人口数量的相应变化，推动二元结构持续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农业剩余的出现。在最近的文献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结构变迁是诸如异质性偏好等需求端因素与部门间生产率差异等供给端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农业技术进步是工业化的重要前提，而工业与服务业生产率水平高低决定着工业化程度Ngai R. & Pissariadies C.， “Structural change in a multi-sector model of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7，NO.1， 2007， pp.429-443.Foellmi R. & Zweimüller J.， “Structural change， Engel's consumption cycles and Kaldor's facts of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55，NO.7， 2008， pp.1317-1328.。

在本节中，我们将基于增长与结构转型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一个简单的两个产业三个部门经济模型来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初次分配格局的变迁路径。借鉴Hansen & PrescottHansen G. & Prescott E.， “From Malthus to Solo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2，No.4， 2002， pp.1205-1217.和Gollin et. alGollin D. et. al.， “The Role of Agriculture in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2，No.2， 2002， pp.160-164.研究的主要思路，我们的模型包含了两个产业：生产农产品的农业和生产工业品的工业。但与他们不同的是，我们的模型除生产农产品的农业部门、生产工业品的企业外，还包括了自雇者，它与企业一样供给工业品。将自雇者引入结构转型分析框架的原因有两个：第一，研究发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劳动力除进入正式部门就业外，大量不取得雇员工资而为自己工作的劳动者，即所谓的自雇者Yamada G.，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self-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ory and evid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44，No.2， 1996， pp.289-314.关于自雇者与雇员较为详细的界定参见联合国统计署：《国民收入核算体系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根据Gindling & Newhouse的估计，大多数低收入经济体的非农自雇者数量多于雇员Gindling T. & Newhouse D.， “Self-Employ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orld Development， Vol.56，No.3， 2014， pp.313-331.。M一步研究则发现，自雇者比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下降Pietrobelli C. et. al.，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determinants of self-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16，No.6， 2004， pp.803-820.。第二，发展中国家总劳动报酬中，自雇者收入占据较大比重，特别是人均收入较低的经济体，自雇者收入往往会超过雇员报酬占GDP比重Gollin，D.，“Getting Income Shares Righ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0，No.2，2001，pp.458-474.。

假定三个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Ya，t=A（1+γT）tLa，t，if t

A（1+γM）tLa，t，if t≥tn（1）

Yms，t=A（1+γT）tLms，t， if w-c

A（1+γM）tLms，t，if w-c≥F2（2）

Ymf，t=A（1+θM）tKt，if wt=

A（1+θM）tLαmf，tK1-αt，if wt≠（3）

式中，Ya，t、Yms，t、Ymf，t分别是农业、自雇者和企业的产出；La，t、Lms，t、Lmf，t分别是农业、自雇者和企业所使用的劳动；Kt为企业的资本存量；A为全要素生产率系数。我们假定，农业与自雇者只使用劳动进行生产，其生产技术有两种：现代技术和传统技术，其外生技术进步速度分别为γM和γT为便于分析，模型假定农业与自雇者技术进步速度相同，放松这一假定并不影响理论分析的主要结论。，满足γM>γT且传统技术进步速度相当缓慢，在短期为零。企业除使用劳动外还使用资本，外生技术进步速度为θM，满足θM>γT。

我们假定，农业在某个时刻tn之前一直使用传统技术进行生产，自雇者在企业出现之前也一直采用传统技术生产。由于自雇者采纳现代技术需要启动资金，而在经济发展早期，自雇者通常无法从金融市场获得融资，所以我们假定只有其收入w减去消费c后的剩余高于F2时，自雇者才有可能使用现代技术Blanchflower D. et. al.， “Latent entrepreneurship across nation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45，No.4-6， 2001， pp.680-691.后面我们将放松这一假定进行讨论。。由于规模经济以及生产外部性等原因，工业需要大量投资推进Murphy K. et. 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Big Pu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7，No.5， 1989， pp.1003-26.Azariadis C. & Drazen A.， “Threshold externalit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05，No.2， 1990， pp.501-26.，所以我们还假定，企业的出现需要付出一个固定成本F1。对于企业来说，如果随着资本积累其劳动的边际产出即工资w保持不变，其生产函数为AK生产函数；反之，为通常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

与Hansen & Prescott和Gollin et. al一样，我们假定无限寿命经济代表性当事人具有式（4）所示的Stone-Geary效用函数，at为农产品；mt为工业品。代表性当事人每一时期提供一个单位劳动并消费上述两种商品。为分析方便，我们假定经济没有人口增长，所以总劳动力可以标准化为1。

U（mt，at）=log（Mt）+if at≥

atif at

式（4）所示Stone-Geary效用函数在增长与结构转型模型中被广泛运用，其理论基础是“恩格尔法则”，即食品消费支出会随收入的提高而不断下降。由式（4），在任意时刻，由于代表性当事人生存需要，在基本农产品需求被满足之前，工业品消费为零。而当基本农产品消费被满足后，只有工业品消费才能增加其总效用。这一效用函数从需求端出发很好地解释了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变迁的动因；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农业剩余对于结构转型的重要性。

根据效用函数的性质，在农业没有出现剩余之前，使用传统生产技术的农业吸纳了全部劳动力。当Ya，t ≥且经济剩余小于F1时，农业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成为使用传统技术生产工业品的自雇者。我们将这一阶段定义为结构转型的第一阶段由于农业传统技术的技术进步十分缓慢，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农业与工业（自雇者）的劳动力配置以及社会均衡工资率水平wt分别用式（5）、式（6）和式（7）表示。由于这一阶段的生产并没有使用资本，所以劳动份额固定为1。

La，t=A（1+γT）t，if Ya，t>（5）

Lms，t=1-La，t（6）

wt=A（1+γT）t（7）

当农业与自雇者经济剩余缓慢增加并能承担固定成本F1时，企业开始出现传统技术的技术进步尽管相当缓慢，但长期来看，仍会有经济剩余和人均收入缓慢增长。。在企业出现之后，我们假定在某个时刻之前，农业仍采用传统技术进行生产。我们将这一阶段定义为结构转型的第二阶段各国的发展实践表明，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工业才能反哺农业并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在这一阶段，企I的出现会产生大量劳动力需求。由于企业使用资本和现代技术，所以它比自雇者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当企业生产的工业品能够完全替代自雇者所生产的工业品时，自雇者将破产，企业将获得来自自雇者的全部劳动力供给各国的经济史表明，工业化初期可以观察到大量手工业生产者破产。。由于这一阶段农业仍使用传统技术进行生产，其生产率在短期可以视为不变，所以企业只能以固定工资wt==A获得雇佣劳动。理解这一点很简单。如果企业提供的工资高于，将诱使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农产品供给因此而下降；而由于基本农产品需求的存在，农产品供给下降势必会导致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这反过来又诱使城市劳动力向农村回流，所以在农业引入现代生产技术之前，社会均衡工资率将保持不变。

给定工资率水平不变，企业的生产函数为式（4）所定义的AK型生产函数，任意t时刻经济的总劳动份额LSt由下式决定：

LSt=A+Lms，tA（1+θT）t+A（1+θM）tKt（8）

与结构转型的第一阶段相比，由于工资率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所以式（8）分子表示的第二阶段总劳动报酬等于第一阶段。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又远高于自雇者，所以分母中企业的产出将随着资本积累而不断扩大。因此，劳动份额在这一阶段将随经济发展而持续下降。当自雇者全部转变为雇员时，企业总产出中劳动份额的变化仍需要进一步检验。 深入展规划中总劳动份额将下降至极值：

LSt=A+A（1+θM）tKt（9）

由式（8），在结构转型的第二阶段，尽管劳动份额下降是总体趋势，但其下降幅度和下降速度会受到一系列因素影响。第一，自雇者与企业生产的工业品替代程度。替代程度越高，自雇者数量越少，劳动份额的低点越低。第二，生产技术。A越高，劳动份额低点越高。第三，企业技术进步速度。θM越大，企业资本积累速度越快，劳动份额的下降会越快。第四，财富的初始分布。根据Banerjee & Newman的研究，财富的初始分布对个体在雇员与自雇者之间的职业选择有着重要影响Banerjee A.& Newman A.，“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Discussion Papers，1990.。由于自雇者比企I具有更高的劳动份额，所以如果有更多自雇者能够承担使用现代技术的固定成本，劳动份额的下降速度将会变慢，劳动份额的低点也会提高。

当农业引入现代技术后，结构转型将进入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均衡工资率因农业引入了现代技术而不断提高：

wt=A（1+γM）t（10）

由于工资不再固定不变，企业生产函数由AK型转变为Cobb-Douglas型。不考虑自雇者影响，此时经济的总劳动份额为：

LSt=A（1+γM）t+A（1+θM）tLαmf，tK1-αt（11）

相比式（9），由于式（11）分子所表示的总劳动报酬不断上升，而Cobb-Douglas生产函数具有生产要素边际产出递减的性质，所以第三阶段的劳动份额随资本积累将由第二阶段的下降转为上升。在这一阶段，农业技术进步将驱使劳动力不断地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劳动力数量会逐步减少并接近于零。与此同时，工业的扩张也使得农业占总产出的比重不断下降并接近于零，所以整个经济生产函数最终可以用单部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刻画。由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要素分配份额不变，所以总劳动份额最终会收敛到α并恒定卡尔多曾经归纳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六个程式化事实，要素相对分配份额保持不变是其中之一。参见： Kaldor N.，“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Theory of Capital，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61.。与第二阶段一样，自雇者与企业生产的工业品替代程度、传统技术的生产率和及企业的技术进步速度等，均会对劳动份额的上升速度以及收敛值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的模型揭示了劳动份额随经济发展所呈现的U型变化规律，但与已有研究相比，我们的模型有三个本质区别：第一，工资率固定不变并不依赖于工资低于其边际贡献这一假定。第二，第二阶段劳动力转移以自雇者而不是农村劳动力向企业转移为主。第三，拐点的出现并不依赖于剩余劳动力是否消失，而是取决于农业生产率是否持续提升。理论上讲，解释劳动份额U型变化的关键，在于解释总劳动报酬慢于总产出增长所导致的劳动份额下降，以及总劳动报酬快于总产出增长所导致的劳动份额上升机理。已有研究用工业部门工资长期低于劳动边际产出来解释劳动份额下降原因，而在解释劳动份额上升时，又假定了工业部门劳动边际产出是下降的，这显然不符合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的相关事实。因为劳动边际产出远低于工资并不符合企业利润最大化要求，同时数据显示，发展中经济体人均资本存量随人均收入增长而不断提高是一种共同趋势，所以除非全要素生产率出现倒退，劳动边际产出下降与人均资本上升并不能并存。而我们在解释劳动份额U型变化机理时，将工资率固定不变归因于农业生产率长期停滞而导致的社会均衡工资率水平被“钉死”，同时将自雇者因素引入，说明总劳动报酬不变情况下总产出的扩张机理，这与经验研究所发现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自雇者比重的变化模式是一致的。在解释劳动份额由下降转为上升机理时，并不要求企业劳动边际产出下降，更符合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的事实。

三、 实证分析

由于众所周知的劳动份额度量问题，使用跨国数据检验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难度很大。在已有研究中，李稻葵等人用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代替自雇者收入对初始劳动份额进行调整，方法过于简单。对于低收入经济体，由于非农自雇者数量高于雇员数量，这种调整方法会导致劳动份额被严重低估。Maarek等人用制造业劳动份额而不是总劳动份额检验经济发展与劳动份额之间的关系，尽管减轻了度量问题对实证分析结果的影响，但其结论能否扩展到整个经济，仍需要进一步讨论。在本节中，我们将运用新的数据实证分析劳动份额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我们还将对中国劳动份额未来变化趋势进行简单的分析和判断，以期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一）计量模型

根据上节的理论分析，经济发展中劳动份额U型动态演进的拐点取决于农业引入现代技术的时间；同时，自雇者收入比重及其演进也会对总劳动份额水平和变化拐点构成影响。限于数据原因，农业引入现代技术的时间难以直接刻画，因而我们用第一产业比重来间接衡量。按照上节的理论分析，农业引入新技术的时间越早，劳动份额拐点的出现就越早。因此，当控制第一产业份额后，我们预期拐点出现的时期将会被推迟。因此，我们设定了以下的计量方程：

LSi，t=α0+α1pppi，t+α2ppp2i，t+α3asi，t+α4ssi，t+βi，t+εi，t（12）

式（12）中，LSi，t为经济体i在t时刻的劳动份额；pppi，t为人均GDP；ppp2i，t为人均GDP平方；asi，t为第一产业份额；ssi，t为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i，t为一组控制变量；α0为常数项；εi，t为残差。

（二）数据

Gollin提供了三种调整初始劳动份额的方法，其中第一种调整方法用雇员收入占GDP比重加上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来调整劳动份额Gollin，D.，“Getting Income Shares Righ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0，No.2，2001，pp.458-474.。这种调整方法在劳动报酬的界定上与我国国家统计局对劳动者报酬的界定最为接近。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以及与中国数据的可比性，我们采用了Gollin方法1来调整初始劳动份额。

根据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SNA），自雇者收入在SNA1968账户体系中被统计在私人与非法人企业的营业盈余账户，在SNA1993和SNA2008账户体系中则被统计在混合收入账户，联合国相关年份的《民核算统计：主表与详表》提供了部分国家私人与非法人企业营业盈余和混合收入数据。从这一数据来源中，我们根据Gollin方法1对初始劳动份额进行了调整，在此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包括52个国家和地区1970―2010年期间总劳动份额面板数据集。在我们的数据集中，所选取的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至少在8年，既包括了发达国家，也包括了发展中国家，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超过了一半。除劳动份额外，其他数据来源分别是：第一产业份额根据联合国数据库计算；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为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减去第一产业份额；人均GDP数据取自PWT8.1，为2005年不变购买力平价数据；回归中所使用的控制变量为投资率、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也取自PWT8.1。

表1给出了数据集不同发展阶段雇员报酬占GDP比重和劳动份额的均值。其中，劳动份额1根据李稻葵等人提供的方法计算，劳动份额2根据Gollin方法1计算。可以看出，经过调整后的劳动份额1和劳动份额2均随经济发展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动态变化特征。特别是劳动份额2，其U型特征较劳动份额1更为明显。相比劳动份额2，按照李稻葵等人方法计算的劳动份额1明显低估了总劳动份额，并且低于6000国际元和高于16000国际元阶段的低估更为严重正如我们理论分析所表明的，经济发展第三阶段会存在一定数量使用现代技术的自雇者，所以李R葵等人的调整方法也会低估高收入经济体总劳动份额。。

表1数据集不同发展阶段劳动份额均值

人均GDP雇员报酬/GDP劳动份额1劳动份额20―60000.3050.5010.5966001―160000.3960.4680.520>160000.5070.5330.602资料来源：作者计算，其中劳动份额1根据李稻葵等人的方法计算，劳动份额2根据Gollin方法1计算

（三）估计结果

考虑到各个经济体社会经济技术环境的固有差异，我们使用了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由于劳动份额数据集中部分国家有年份缺失，所以参照李稻葵等人对样本数进行了加权处理。表2报告了跨国数据的回归结果，其中人均GDP的单位为千元。回归结果表明，劳动份额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显著的U型关系，在控制了第一产业份额、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以及投资率、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后，U型关系仍然稳健。

回归①是人均GDP及其平方项对劳动份额的回归结果。我们看到，系数估计结果均在1%水平下显著，人均GDP的系数为负，其平方项为正，显示出人均GDP与劳动份额之间存在U型关系。根据系数估计结果推算，其拐点大约在6728国际元左右。按照2000年不变价换算，回归①所估计出的拐点大约为5850国际元，与李稻葵等人所估计的6000美元的拐点位置非常接近。回归②报告了控制第一产业份额的回归结果。我们看到，系数估计结果均在1%水平下显著，但拐点位置较回归①发生了变化。根据估计的系数值推算，控制第一产业份额的劳动份额变化拐点大约在8142国际元左右，比回归①高了1400多国际元。回归③加入了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系数估计值同样在1%水平下显著，根据回归结果所推算的劳动份额拐点大约在6343国际元，比回归①低了近400国际元。回归④同时控制第一产业份额和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所估计出的劳动份额拐点大约在7952国际元左右，比回归①高了1200多国际元。与李稻葵等人的发现一样，我们发现投资率对劳动份额的影响为负，而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并没有显著影响，见回归⑤。上述结果表明，劳动份额随经济发展存在着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动态变化规律，但农业发展状况和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会对拐点位置产生影响，并且前者比后者的影响要大得多。回归结果符合理论分析的主要结论。

从理论上讲，并不能排除人均GDP及其平方项是内生变量的可能性。比如，根据剑桥经济学派的主要思想，劳动收入者与资本收入者的消费倾向是不同的，一个较高的资本分配份额将推动投资增长，进而使收入分配越来越向资本倾斜。鉴于已有研究并没有考虑劳动份额与人均GDP之间的双向因果联系，我们使用了System GMM方法对模型④进行重新检验，结果报告在回归⑥中。过度识别检验和二阶序列相关检验表明，System GMM估计结果有效。我们发现，相比回归④，回归⑥的变化并不大，估计值仍然在1%水平下显著。因此，实证检验结果是稳健的。

（四）中国数据的比较分析

2007年，我国人均GDP接近6700国际元，2009年则超过了8000国际元。根据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我国劳动份额应该在2008年前后出现拐点，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法GDP数据计算，我国劳动份额在2010年之后并未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是中国劳动份额变化不符合U型规律，还是存在着推迟拐点出现的因素？下面，我们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论，通过与跨国数据的比较分析，从第一产业份额和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两个指标及其变化来判断我国劳动份额的变化趋势。

我们的理论分析表明，结构转型第二阶段的劳动力转移以自雇者向企业转移为主，而拐点的真正出现取决于农业生产率是否持续提升。结构转型的上述特点，意味着在劳动份额拐点出现前，非农自雇者收入比重会因自雇者大量转变为雇员而迅速下降；拐点出现后，由于社会均衡工资率持续提升，非农自雇者收入比重的下降速度将会减缓，而由于更多自雇者采用了现代技术，其收入比重甚至可能上升。与之相对应，在劳动份额拐点出现前后，第一产业份额的变化也将呈现由快速下降转变为缓慢下降的特点。

表3给出了数据介于人均GDP4000国际元到9000国际元之间不同阶段第一产业份额的均值。由表3可以看到，在劳动份额拐点出现后，第一产业份额出现了快速下降，由6000―7000国际元区间的12.9%迅速下降到7000―8000国际元区间的8.9%，下降幅度达4个百分点。而在拐点出现前的更早阶段和拐c出现后的更晚阶段，第一产业份额下降幅度却小得多。

表4给出了2006―2009年我国第一产业份额和人均GDP数据。我们看到，2006年我国人均GDP为6155国际元，第一产业份额为11.1%；2009年人均GDP增加到8569元，但第一产业份额仍然高达10.3%，4年间仅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远远低表3人均收入水平类似阶段跨国样本第一产业份额均值的下降幅度。这说明，这一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远远低于相同发展阶段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就最近几年我国第一产业份额的变化来看，尽管人均GDP继续快速增长，但2005年我国第一产业份额仍然高达9%，所以从这一指标来看，劳动份额拐点出现的条件尚不完全具备。

由于我国并没有进行混合收入统计，需要独立估计出非农自雇者即个体工商户收入占GDP比重。图1给出了李琦所估计1995―2007年期间我国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李琦：《中国劳动份额再估计》，载《统计研究》，2012年第10期。。我们看到，从1999年开始，我国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持续快速下降，符合劳动份额拐点出现前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的变化特征。

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我们无法估计2007年之后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这里通过城镇个体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比重的演变来间接评估这一指标的变化。图2给出了1999―2013年城镇个体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比重的变化情况。由图2，我国个体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比重从1999年开始下降，2004年起开始回升，2008年后加速回升。到2013年，我国个体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的比重达到16.1%，较2007年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尽管我们不能肯定当前个体工商户（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出现明显回升，但可以肯定的是，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下降速度在减缓。所以从这个指标来看，劳动份额拐点出现的第二个条件已基本具备。

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份额的演变规律，力图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此前，很少有研究关注初级分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对已有研究做出了新的拓展，揭示了经济发展与劳动份额之间U型关系的内在机理，指出了农业生产率持续提升是劳动份额实现由下降转为上升的基本前提。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发展中国家初次分配结构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对于我国优化收入分配、推进共享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近年来劳动份额及其变化来看，当前我国正处于拐点出现前后的过渡阶段，但数据表明，农业发展的滞后阻碍了劳动份额拐点的真正出现。由于我国土地所有制性质，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难以实现，导致了农业生产率的提升较为缓慢。因此，要推动劳动份额变化拐点的尽快到来，必须给予农业以足够的重视。我们注意到，“十三五”规划提出了“推动实现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这比“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更进一步。如果这样的目标能够达成，劳动份额的拐点将会很快出现，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就会有更为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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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是世界城市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方面。当前,国际金融中心已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最高层次,是世界城市实现国际控制力的重要载体,任何城市要建设成为世界城市,都离不开金融业。国际金融中心在政治、经济方面创造的巨大的价值使很多国家都在为把本国的城市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而不断努力。上世纪70年代,除原有的、自然发展起来的国际金融中心(如伦敦、纽约、巴黎、苏黎世和法兰克福)开始迅速扩张外,一批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如东京、香港、新加坡和开曼群岛)在政府推动下建立起来。到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基本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国际金融中心格局。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市场迅速崛起并纷纷筹划建立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

金融业在首都城市建设世界城市目标中处于关键地位。目前,全球性金融中心城市中有三分之二是首都城市,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中有一半是首都城市,而在国内金融中心城市中更有五分之四为首都城市,首都城市在发展中呈现出“国际金融中心化”的规律。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在首都城市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蓝图中处于关键地位。

通过发展金融功能新区促进金融业合理布局。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需要有若干个相对完整的金融功能区配套发展,并由单核心模式转变为多核心模式。其中,国际金融功能核心区一般聚集本国的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总部、大型企业总部和金融市场交易机构;国际金融副中心区一般聚集新增的传统金融机构、新兴的创新金融机构和为金融机构服务的中介机构。例如,新兴的中小型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通常较弱,在外部冲击下很容易因经营成本等“硬约束”而搬离金融功能核心区,选择次优的副中心区经营。

发展金融功能新区有助于形成“共赢”新格局。例如,伦敦的金丝雀码头副中心区与金融城核心区在金融服务功能上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新的城市功能分布体系。按照规划,到2016年,将有超过20万个新职位落户在这两个地区,在其中的金融城老区域,办公面积将增加2500万平方英尺,从业人员增至40万。金融功能副中心区的迅速发展提高了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承载力,缓解了金融业快速发展对金融功能核心区造成的压力,推动了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新一轮快速发展。

优良的金融发展环境集聚更多的金融伴生产业。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功能建设比形态建设更为重要,伦敦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著名的金融中心城市,关键在于其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和政策等能够充分满足金融服务的需要。国际金融中心城市都拥有优良的金融相关产业的发展环境,即除金融企业外,还都有相关的共生产业和伴生产业集聚,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事务所和投资公司等。例如,伦敦既是国际金融业的聚集地,还是英国众多商务服务机构的总部所在地;巴黎拉德芳斯金融区内不仅有金融“巨鳄”,还有1800多家中小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和高新技术创新企业,包括信用合作社、邮政储金组织、小型风险投资基金、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专用软件开发公司和数据集成服务公司等。

北京已具备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基本条件

世界城市的本质体现在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上,具体来说,是对国际资本和国际市场的控制、影响。北京要建设成为世界城市,必须大力发展金融业,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一方面,通过巨量的金融资本或资产运作,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发挥资本集聚和辐射功能,通过资金融通、资本运营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作为首都,北京是全国经济金融决策的中心,总部经济发达,拥有众多的金融机构总部和外资金融机构,聚集了大量的金融专业人才特别是国际性人才,全国有近40%的金融资金清算集中在北京。2009年,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720.9亿元,同比增长13.5%,居北京各行业之首;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为14.5%,居全国首位;金融业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7%,在服务业中占比达19.1%,北京金融业的发展与整体经济发展相适应,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奠定了基础。

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发展对北京的启示

国际上公认的世界城市,如伦敦、纽约等,无不具有强大的金融业作为支撑,北京要建设成为世界城市,大力发展金融业是必由之路。北京早已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城市,在未来建设世界城市的进程中,关键是要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

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谋划和推进北京金融业发展。世界城市的首要特征是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北京要建设成世界城市,必然要从大国首都的定位来思考和谋划长远发展,而金融业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至关重要。

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北京在金融业发展中要牢固树立国际化意识和争创一流的理念,从更宽视角、更高层次谋划和推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设,进一步提高北京金融业的国际影响力、吸引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北京金融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互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北京金融业的创新能力和贡献能力。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首都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上的“先天”优势。从首都城市在发展中存在的“国际金融中心化”规律来看,北京由于其特有的国际交往中心的地位,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的条件比其他城市更为优越。作为首都,北京能够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城市综合竞争力成为全国乃至东亚地区的经济中心,凭借其拥有的畅通便利的交通网络和发达的通讯系统,及时汇集、传递丰富的经济和金融信息资讯,为国际经济交往提供重要的经济与金融信息。因此,把北京建设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已成为首都城市建设世界城市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重点推进多元化金融功能区的建设和发展。从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需要有若干个相对完整的金融功能区配套发展的规律来看,北京要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必须加强对金融功能区金融产业发展的规划研究、统筹和综合协调,突出各功能区的特点及优势,错位发展,进一步拓展北京金融业发展新空间,丰富金融产业内涵。从长远来看,金融功能区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建设和发展过程,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对金融功能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按照北京市2008年提出的“一主一副三新四后台”的金融业建设发展布局,北京将重点推进9个功能定位互不相同的金融功能区的“差异化”发展。

努力打造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北京要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要在“硬环境”和“软环境”方面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以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和其共生产业、伴生产业共同集聚于此。在“硬环境”方面,要合理布局发展空间,完善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提供健全的产业配套环境、良好的生活服务环境和良好的生态人居环境等;在“软环境”方面,要大力推动形成开放的市场竞争、高效的政府服务、透明的产业政策、高度的人才集聚、便捷的信息应用以及和谐的社会人文等环境或条件。如在产业政策方面,可通过金融创新等政策的制订促进北京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可采取如下措施:鼓励金融工具创新,如加强信用卡、电话银行、网络银行和自助银行等相关金融业工具的创新;鼓励金融业务创新,如创新实践代收代付、保险和政策性银行业务;鼓励金融制度创新,如试行金融混业经营、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和发展小额贷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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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旅游规划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上都缺少对旅游规划科学理论系统全面的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理论为旅游规划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一、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的原因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提高，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裕。但是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也使人们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人们需要找到一种能够减轻压力的方法以缓解这种重压下精神的高度集中。而且从2007年12月，国务院将国家法定节假日改变以来，增加了传统节假日的放假安排，方便了人们旅游的出行。国家也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旅游业在这些原因下快速发展。在第三产业比例增高的现代，旅游业是其最为重要的一个。因为旅游业的发展不只是关乎旅游业的发展，也关乎着就业、环境保护、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等各种相关的产业。因此发展旅游业成为了我国大力发展经济、发展可持续经济、实行科学发展观必须倡导的一点。同时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不断增长、劳动力需求增加、高素质的劳动人才比例需求增加，旅游业成为了拉动内需，解决国内剩余劳动力的一大行业。在如此多的原因下，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也势在必行了。

二、生态旅游的出现

旅游业在不断发展，因此关于旅游业该如何发展也成为了该行业的重要话题，之前由于经济掠夺式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是伴随着生态的破坏而进行的。然而，在繁荣发展的背后，一些问题和矛盾却越来越显现。一方面，就我国现阶段的国情，获取经济利益仍然是各地开展旅游业最首要的目标；另一方面，对旅游资源低水平、掠夺式的开发也使得我国许多重要珍贵的资源沦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再然后，旅游产品也使得旅游地的生命周期性在逐渐的缩短。 这些等待解决的问题使得可持续发展旅游的理论和实践显得特别重要。因此，出现了公众所认可的可持续旅游最佳的实现途径——生态旅游。而 生态旅游风景区的这种旅游形式，特别是森林旅游风景区的生态旅游形式以及其理论还是比较少见的，因此研究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其意义就显得极为重要。生态旅游的兴起顺应了人们对于旅游的需求，同时也为“无污染”带来了重要的启示，它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旅游发展的潮流。尤其是最近几年，生态旅游的开发带动了世界旅游业发展的水平，为了能够更好地发展中国的旅游业，与世界接轨，大众的环保观念在不断的增强，全新的生态保护观念在旅游开发研究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生态旅游的开发成为中国旅游开发研究的焦点。生态旅游有着独特的自然条件，正在吸引无数生态旅游者的进入。尤其是鞍山的玉佛山风景名胜区，拥有发展生态旅游的良好资源，具有较好的开发适应性。其中以山川、温泉、玉文化三大类型的资源更是具有更好的资源综合开发的条件。

三、鞍山玉佛山发展问题及总体规划

鞍山玉佛山风景区位于鞍山市千山区的东部，坐落于市区中，为辽宁省省级风景名胜区。由东北较大的综合性公园：“二一九”公园、有世界最大玉佛的“玉佛苑”和素有“十里青山半入城”的东山风景区三位一体所构成。玉佛山风景区已经成为提高城市生态环境和提升鞍山城市品牌形象的重要风景名胜区。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玉佛山风景区生态环境发展出现了不平衡，时间分布也不均衡，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也显现出来。因此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了玉佛山风景名胜区首要解决的任务，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发展，更好的提升鞍山的城市形象，为我国的生态旅游做出贡献。

因此玉佛山制定了相关的生态旅游规划，首先是区域功能区的整体规划，这主要包括：1、聊北塔旅游区以及铁架山科考探险区 2、万水河漂流风景区 3、服务区和体育休闲区 4、农业生态观光区 5、景区的入口 6、景区的主要道路 7、景区的停车场。玉佛山风景区的规划布局与形态，既反映了风景区各组成要素的分区、地域等形态规律，也影响着风景区的有序性发展以及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景区内应该重视科学管理，制定玉佛山生态安全检测体制，对生态状况进行监测，及时掌握玉佛山环境状况。这不只是关乎着玉佛山风景名胜区的开发与规划，也关乎着城市整体形象的塑造，这是一个城市外在形象的重要点。

玉佛山风景区的空间布局，也要考虑风景区旅游的特点，以及考虑到文化和宗教的问题，众所周知玉佛山是一座道教、佛教相结合的一座宗教名山，这种特点在中国山川中也是少见的，大力发展这种特色旅游是成功开发玉佛山风景名胜区的重要因素。

四、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旅游规划

在十中，科学发展观被正式列入党的指导思想，因此合理利用旅游规划这一系统有效的方法，在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可持续发展就上升到了全民必须要重视的地位，必须要以人为本为核心，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这正是旅游业发展应该做到的一点，那就是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的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合理规划的原则，将旅游业不只是发展成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一项事业，更要以深化体制改革，更好更快的发展经济为目标，加大力度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地位。使我国逐步改变以第一和第二产业为主要的局面。尤其是在“九五”期间旅游业在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显示着其特有的活力，这时更是需要进行合理有效的规划。利用保护性开发模式来解决自然保护区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旅游规划必然要站在高瞻远瞩的角度统筹全局，为旅游的最终目标的实现提供指导性的方针。做好生态旅游规划，是贯彻保护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思想，这不仅是使旅游资源的开发取得成功的保证，也是为了预防资源和环境遭到破坏。因此，在制定旅游区的总体规划时，必须对旅游区的自然资源和和人文资源以及涉及到环境质量的各种资源进行系统的调查，以提前为开展旅游活动所带来的环境危害能够提前预料并消除，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污染源，加强对环境质量的监管。

五、旅游地资源建设应以其环境承载力为基础

另外，旅游地的资源建设应该与当地的环境承载力相适应。大型的旅游项目必须制定相应的旅游规划做好评估，然后在进行开发建设，不能超过它的环境承载力，使其能够有自我修复的时间。 因此要充分考虑到各种因素，包括旅游地最大人数的估算；票价的制定；基础设施的完善；旺季和淡季人员的安排；旅游吸引物的合理利用；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等能够吸引旅游者到来的吸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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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4―0063―11

收稿日期：2013-02-10

作者简介：丁一文（1982-），女，山东日照人，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公共经济学博士。

首都圈是以承担复合型功能的首都城市为核心，通过首都资源与周边区域资源的高效配置，形成的紧密联系、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一体化区域，是都市圈的一种特殊形态。关于“首都经济圈”的研究属于都市圈的研究范畴。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将“首都经济圈”纳入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并将打造“首都经济圈”作为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实际上，对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及“首都经济圈”的发展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徐国弟、杨洁认为，促进以京津大城市为中心的“首都经济圈”的发展，有助于形成具有强大经济集聚和辐射能力的经济共同体。（徐国弟、杨洁：《“九五”时期到2010年推进首都经济圈的主要构想》，《中国软科学》，1996年第5期）谭成文、杨开忠提出了首都圈的内涵、特性及影响因素，指出可达性、辐射和接受能力对首都圈划分具有决定性作用。（谭成文、杨开忠：《中国首都圈的概念与划分》，《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0年第4期）魏后凯、刘长全指出：“首都经济圈”的目标是建设世界规模级的大都市带，并提出了“首都经济圈”的新型产业分工格局。（魏后凯、刘长全：《首都经济圈的功能定位与新型产业分工》，《经济管理》，2004年第4期）张召堂分析了首都圈的空间范围，提出了双核分散网络型架构的空间发展模式。（张召堂：《中国首都圈发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赵弘探讨了“首都经济圈”范围界定的原则、具体范围、圈层划分，以及各个城市的职能分工，提出要充分发挥国家层面的规划引导作用，明确“首都经济圈”的核心功能，创新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赵弘：《区域一体化视角下的“首都经济圈”战略研究》，《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9期）

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国家以综合性首都为龙头，通过跨行政区域资源整合和功能协作形成“首都经济圈”，不仅有效地缓解了首都由于功能过度集聚而带来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实现了首都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提升和区域可持续发展，而且充分发挥了首都资源的效能，辐射并带动了周边区域共同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协同效应和经济势能，成为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区域。目前，打造我国“首都经济圈”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对于推动“首都经济圈”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乃至北方地区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深入分析东京都市圈、巴黎都市圈、首尔都市圈等比较成熟的首都圈规划建设和发展历程，总结其发展特点、经验与规律的同时，提出了对我国“首都经济圈”建设和发展的规划与建议。

一、东京都市圈演变历程及发展特点

（一）东京都市圈规划建设和发展历程

日本政府重视都市圈的规划建设，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相继制定了《首都圈整备规划》、《京畿圈整备规划》和《中部圈开发整备规划》。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以东京、名古屋、大阪三大都市圈为中心的东海道大都市带得以形成，其中东京都市圈地位尤其重要，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极核（参见图1）。狭义的东京都市圈包括东京都、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等1都3县，总面积约13400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面积的3.5%；人口约3400万人，占日本总人口的27%；GDP占到日本的1/3；城市化水平达到80%以上。广义的东京都市圈除东京都、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等1都3县外，还包括群马、枥木、茨城和山梨4县，区域面积约33483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面积的9.8%。

二战结束后，为使在战争中受到极大破坏的东京快速恢复和发展，日本于1950年成立了由建设大臣、众议院议员、参议院议员、东京都知事、东京都议会议员及学术界代表共9人组成的首都建设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制定并推进东京重要设施建设项目，以及向中央政府、地方团体、相关企业提出建议。1950―1956年，首都建设委员会主要完成了《首都建设规划》和《首都圈构想草案》，提出建设绿隔和卫星城等规划设想。这些规划设想超越了东京都行政区域，必须在更大的范围来实施和实现。1956年，《首都圈整备法》公布，首都建设委员会更名为首都圈整备委员会，并作为首相府的下属机构，其权限也逐步扩大。

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大量人口、产业迅速向东京集中，从而引发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房价飞涨等一系列“大城市病”问题。为抑制东京的过度膨胀，日本首都圈整备委员会于1958年编制了第一个首都圈建设规划，此后又先后制定了4个基本规划（参见表1）。五次规划的实施，推动了副都心、卫星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东京“一极集中”的空间结构，最终形成了“都心-副都心-郊区卫星城-邻县中心”多核心功能分散的网络化区域空间结构（参见图2），有效地解决了东京的大都市病问题，实现了城市群的高效运行。

（二）东京首都圈的发展特点

1.从国家层面编制首都圈规划，引导区域发展。东京都市圈注重从国家层面加强规划引导，是政府主导推动区域规划建设并取得成功的典范。为推进东京都市圈建设和发展，日本大约每10年修订一次“首都圈规划”，每次均根据国际背景变化、国内战略要求和东京承担的历史使命，做出适应性调整和完善。截至目前，日本已制定（包括修订）和实施了五次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对首都圈经济发展和空间布局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2.构建密集的城市轨道交通网络体系，促进区域内要素的流动。东京都市圈在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视综合交通体系的建设，在历次综合规划中均制定了相应的区域交通规划。日本的交通规划一直强调“公共交通”优先，着力推进轨道交通的规划建设。目前，东京都市圈已形成了由新干线、轻轨和地铁构成的总长约2865公里的区域轨道交通网络，保障了都市圈内人们出行的高效便捷，加速了区域资源要素的流动。在东京都市圈每天上班上学的人中，选择轨道交通的乘客占到了86%，在高峰时段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1%，居全世界首位。同时，完善的轨道交通也成为引导东京都市圈优化空间结构的重要手段。东京环市中心的轻轨线把都心和7大副都心连接起来，并以副都心为起点，呈放射状向近郊和邻近中小城市延伸，如新干线从东京站延伸到都市圈其他城市及更大区域（参见图3和表2），在有效疏解东京密集的人口压力和完善城市功能，加快东京高端资源要素向周边地区扩散，促进东京都市圈空间结构的优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建设各具特色的副都心，促进都心功能疏解。东京被认为是“纽约+华盛顿+硅谷+底特律”型的多功能国际大都市，在城市空间结构上呈现出突出的多点支撑的特点。为了缓解中心城区过度拥挤引发的地价、交通、环境等问题，东京分阶段、有步骤地实施副中心战略，1958年启动建设新宿、池袋、涩谷三个副都心；24年之后的1982年，规划建设了大崎、上野-浅草、锦丝町-龟户三个新的副都心；1987年又规划建设了临海副都心，从而形成了多中心格局，大大提升了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在“都心功能分散”思想的指导下，东京都心专门发展了作为世界大城市必须具备的国际金融功能和国内政治中心功能，并向各个副都心疏散城市功能。7大副都心主要发展以商务办公、商业、娱乐、信息业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服务功能，每个副中心都成为所在地区的公共活动中心（参见图4）。“多中心”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东京集中国际控制功能、扩散次级功能、控制城市规模过度扩张、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

4.通过职能和产业转移，带动东京周边地区发展。日本1962年通过《第一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强调通过构筑城市群解决“大城市病”问题，并明确提出要推动东京的劳动力与制造业工厂逐渐向地方分散和转移。在政府有计划、分步骤推动下，东京的工业企业纷纷向都市区腹地、小城镇地区和海外基地迁移，企业总部及管理、研发等职能部门则留在东京，逐步呈现出生产基地向周边区域分散，总部和研发机构向东京聚集的态势。仅1975―1984年10年间，东京就向都市圈内小城市和城镇迁移了349家生产制造业工厂，其中转移到玉县、千叶县和茨城县的工厂较多，分别占工厂迁移总数的39.5%、22.3%和13.2%（参见图5）。东京周边各县根据自身的发展基础和特点，积极承接东京的职能和产业转移。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东京都市圈形成了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区域职能分工体系，都市圈整体集聚优势得以发挥。比如，多摩地区主要承接大学、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科技产业，其核心城市八王子市成为大学城；立川市的商务、商业职能比较强大；青梅市的研发职能得到加强；神奈川县成为工业聚集地和国际港湾，其中横滨市（横滨港）国际交流职能得到加强；川崎市主要承担生产制造和研发职能；厚本市主要承担研发、高技术产业和教育职能（参见图6）。

二、巴黎都市圈演变历程及发展特点

（一）巴黎都市圈规划建设和发展历程

巴黎都市圈位于法国北部，由巴黎市和埃松、上塞纳、塞纳-马思、塞纳-圣德尼、瓦尔德马恩、瓦尔德瓦兹、伊夫林等组成，土地面积约12072平方公里，占法国国土面积的2.2%。该区域聚集了法国20%以上的人口、30%的国内生产总值和25%以上的外贸，是法国乃至欧洲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中心。

19世纪末，巴黎的城市发展进入快速扩张阶段，工业企业在近郊自发聚集，独立式住宅在工业用地成蔓延之势，由此引发了交通拥堵、公共设施严重不足等城市问题。1932年，法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提出打破行政区域壁垒，根据区域开发需要规划巴黎地区，并在1934年对以巴黎圣母院为中心，半径约35公里之内的地区进行整体规划布局；1956年编制《巴黎地区国土开发计划》，提出在城市建成区边缘规划建设拉德芳斯、凡尔赛等5座新城；1960年通过《巴黎地区整治规划管理纲要》，提出沿城市主要发展轴建设卫星城市。《巴黎地区整治规划管理纲要》经过多次修编，形成《巴黎大区总体规划》，并于1994年获得法国议会批准，成为巴黎大区发展中必须遵守的法律文件（参见表3）。巴黎都市圈大致经历了城市开发、郊区开发到城乡协调开发三个阶段，并在规划的指导下逐步实现由单中心空间结构向多中心、一体化的区域空间格局发展转变（参见图7）。

（二）巴黎都市圈发展特点

1.通过立法和工业外迁，加强旧城保护。巴黎都市圈在历次区域规划中，都将保护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放在区域规划的第一位，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强制性保护（参见表4）。20世纪60年代以来，巴黎为加强旧城保护，开始对城市产业布局进行大规模调整，以期将影响旧城保护的工业分散出去，具体措施包括：一是严格限制巴黎中心城区工业的进一步集中；二是推动中心城区原有工业企业外迁；三是通过税收政策有意识地淘汰落后工业企业；四是促进新兴服务业向中心城区聚集。巴黎“工业分散”战略的实施，不仅对保护旧城历史风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有力地促进了远郊区和新城的工业发展，形成了从巴黎西郊到西部的现代化制造业带。

2.各级政府达成共识，合力推动巴黎都市圈规划的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末巴黎乃至巴黎地区的复兴与繁荣，得益于国家、地区和城市三个层面对城市发展达成共识及相互之间的积极配合。地区政府通过区域规划城市发展的总体目标，地方政府则以此为依据编制详细的土地利用规划，总体规划与地方规划紧密衔接，确保城市发展目标的一致性、持久性和可实施性。在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国家、地区和城市始终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协商，以合同方式解决涉及整体利益的建设问题。

3.建设副中心和新城，引导巴黎中心城区人口的疏散和功能的疏解。1965年，《巴黎大区国土开发与城市规划指导纲要（1965―2000）》出台，以此为转折点，巴黎都市圈区域发展从“以限制为主”向“以发展为主”转变。为了减轻巴黎中心城区的办公、商业活动和交通压力，在巴黎近郊具有较好基础的区域设立了9个商贸、服务、交通副中心，以转移部分城市功能，促进中心城区人口向外转移。此外，在巴黎市东西两侧，离市中心20―30公里范围内，与塞纳河平行的两条发展轴上，建立5座新城，引导巴黎市区工业、人口向郊区迁移。例如，马恩拉瓦莱新城位于巴黎以东约10公里，塞纳-马恩、塞纳-圣但尼和瓦勒德马恩三省交界处，它通过积极承接巴黎中心城区的产业转移，大力培育特色产业，形成了以旅游业、金融业、农副产品加工业、音像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并逐步完善了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高了人口吸引力和承载力，成为均衡发展的新城典范。通过建设副中心和新城，巴黎市区的人口和产业得到有效疏散，从1960年代起，巴黎市区人口呈现下降趋势（参见图8）。

4.交通基础设施先行，带动区域一体化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起，巴黎的规划者们就认识到，主要交通线路的布局决定城市化地区的发展形态，并将这种认识自觉地融入地区规划之中，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城市发展，通过构筑区域交通网络来调控区域空间布局。在此后数十年里，交通设施建设始终是巴黎都市圈建设的重点。巴黎都市圈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从高速铁路、城市地铁、高速公路，直至步行道路和各种交通转换枢纽一应俱全。极大地提高了人员、物资流动的便利性，促进了巴黎周边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和区域整体化发展，使巴黎都市圈在欧洲乃至世界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如拉德芳斯，它是巴黎早期规划的城市副中心之一，在规划初始就考虑通过先行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带动区域发展。拉德芳斯区设计了世界上独特的人、车分流的交通系统，地面上的商业和住宅建筑以一个巨大的广场相连，而地下则是道路、停车场和地铁站构成的交通网络，形成了高架交通、地面交通和地下交通三位一体的交通系统。同时，拉德芳斯也是欧洲最大的公交换乘中心，巴黎轨道交通区域快速线（RER）、高速地铁、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等都在此交汇。便捷、完善的交通设施成为连接拉德芳斯与巴黎市区的重要纽带，并推动拉德芳斯成为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商务中心区（参见图9）。

三、首尔都市圈演变历程及发展特点

（一）首尔都市圈规划建设和发展历程

首尔都市圈包括首尔特别市、仁川广域市和京畿道的全部行政区，总面积约11726平方公里，占韩国国土面积的11.8%；人口约2384万人，占韩国总人口的49.1%；2009年实现GDP487.6万亿韩元，占韩国GDP总量的近一半；2009年，首尔都市圈城市化率为95.8%，其中心城市首尔的城市化率已达到100%。首尔不仅是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是世界第七大都市。（参见表5）

自1960年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首尔市人口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城市开发速度过快造成了房地产价格飞涨、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首尔城市运行效率和竞争能力。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韩国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规划和政策措施，先后进行了三次综合规划，推动了首尔都市圈建设（参见表6）。

（二）首尔都市圈发展特点

1.制定和实施系统化、综合性的首都圈宏观规划。首尔都市圈的规划建设相对较晚，但它在建设初期就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知名都市圈的经验，制定系统化、综合性的规划。1972―2000年，韩国在四次国土综合开发规划中，从国家层面明确了首尔都市圈的发展目标、战略规划及实施举措。除国家层面的规划外，韩国政府还编制了《首都圈整备计划》，形成了明确的规划体系：在区域整备的“基本规划”中，包括土地利用与人口布局规划、产业、教育发展规划与财政规划；在区域整备“实施规划”中，提出了实施战略和措施，同时还制定了工业布局规划等部门规划来指导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和区域层面发展规划，为首尔都市圈的形成和区域分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

2.制定功能分散的政策，引导首尔城市职能外移。韩国政府认为，生产部门和政府机关是造成首尔市人口积聚的主要因素，因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分散首尔的工业和政府机关。1964年的《控制快速城市增长的国务决策》，提出“不鼓励首尔新工业开发”和“二级政府机构在地方城市重新分布”。1972年的《首尔土地利用控制》，又提出“减少首尔居住和工业用地的区划”和“在首尔外重新安排政府机构”。1977年《工业分散法》规定，凡不符合首尔城市土地利用规划要求的工厂必须搬迁。政府还对从首尔迁出的公司实行减免税政策，通过税收杠杆刺激工业布局的调整，加速工业企业外迁。工业外迁后腾出的空间向金融、文化、艺术、科研、创意、旅游、会展等服务业倾斜，使首尔的专业性和生产功能不断加强。同时，污染性工业的外迁极大地改善了城市的形象与环境，为服务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通过新城建设、新村运动，促进都市圈人口和产业布局的合理化。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韩国政府一直在推行新城政策，以分散首尔过度集中的城市功能。60年代初，开发建设了昌元、骊川、丘尾等新城；70年代新城建设政策以重化工业的疏散为重点；进入80年代以后，为解决住宅不足和土地、房屋价格上涨等问题，在绿带之外规划建设盆唐、一山、坪村、山本、中洞等5个新城，合计规划承载人口120万，产业发展以服务业为主。韩国的新村运动对于调控首尔都市圈的人口布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实施了“新村促进运动”，主要是通过政府投资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和公用设备，提高农产品价格，在农村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以减少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4.实施建设、组织和运营一体化的综合广域交通问题解决方案。随着首尔都市圈空间结构从单中心逐渐向多中心转变，以首尔为中心的区域交通网络也在不断扩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首尔市协调地铁、公交、出租车及私家车等不同的交通形式，着手建设大容量的交通运输系统，不仅为本市提供交通服务，而且同时也为首尔都市圈内其他城市提供交通服务。20世纪90年代后期，首尔市重点开展并持续推进针对公交系统的整合性改革，将管理机构、创新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及公交的组织和运营融为一体，促进了首尔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并极大地改善了首尔与都市圈内其他城市的交通联络。

四、国外首都圈发展规律及其对我国

“首都经济圈”建设的启示

（一）都市圈建设大都经历了由单核心到多核心协调发展的空间结构演变历程

东京都市圈、巴黎都市圈和首尔都市圈均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而形成的，其发展历程各具特色，但在其建设过程中，都经历了这样几个发展阶段：核心城市的建立（强核）――单核心都市圈的形成（渗透）――多核心都市圈的整合（布网、连接）――大都市圈的协调发展（融合），逐渐形成多核心的空间结构，呈现出从中心到的一致性。所有这些成为大多都市圈发展的一般规律（参见图10）。在都市圈发展的早期，往往通过分散中心城市的产业和部分功能推动人口向外转移，同时带动周边区域发展，促进周边各城市合理分工、功能协调，以最终实现都市圈的一体化发展。我国“首都经济圈”的建设应自觉遵循都市圈空间结构和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从国家战略层面超前谋划其功能定位、空间布局、总体目标、建设时序等，分阶段推进建设，以更好地促进区域统筹协调发展。

（二）具有法律性质的区域规划文件是都市圈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国外成功都市圈的发展，均以法律形式颁布了诸多法令、法案，并成为指导都市圈各个时期建设发展的行动纲领。例如，日本东京都市圈规划是在《国土综合开发法》和《首都圈整备法》的基础上制定的；韩国首尔都市圈规划是在《首都圈管理法》的基础上制定的；巴黎都市圈的区域规划是通过议会以立法形式颁布的（参见表7）。在法律基础上制定和实施都市圈规划，不仅确保了其权威性和严肃性，而且增强了其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强制性。目前，我国开展的都市圈战略规划，均为政府积极运作的结果，尚缺乏法律的支撑，未来可探索从国家层面制定“首都经济圈”规划，并将规划提升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动纲领，以更有效地指导和引领“首都经济圈”的健康发展。

（三）合理的区域分工体系是衡量都市圈发育成熟程度的核心指标

巴黎都市圈、东京都市圈、首尔都市圈等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明显的区域职能分工体系，即各核心城市根据自身发展基础和条件，承担各自不同的职能，在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发挥整体集聚优势，形成区域整体竞争力。例如，东京都市圈内部进一步分成几个自立性区域，在它下面又细分为业务核心城市和次核心城市，并合理配置政府机关、教育、工业、服务业、居住等职能，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区域职能分工与合作体系（参见表8）。目前我国“首都经济圈”尚未形成合理的区域职能分工，区域经济发展以北京为强核心，首都与周边区域发展落差较大，未来迫切需要疏解首都部分职能，建立规模等级合理、职能结构明确的区域分工体系，以增强“首都经济圈”的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能力。

（四）培育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高端产业是提升都市圈综合实力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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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拜伦海岬保护区概述

拜伦海岬保护区位于澳大利亚东北海岸，面积为95.5平方公里。这个地区有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以海洋性亚热带雨林气候为主，为动物提供了舒适的环境，并有宜人的风光。沿着海湾和太平洋海岸，环绕着美丽的沙滩，可以在此举办各种各样的海上活动。

这个地区拥有着关系到旅游和居民生活质量的几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然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居民居住用地外的缓冲区域、海岸地区视野辽阔的景观、观景台和小径、热带雨林溪谷、岩石峭壁、沙滩、海洋生物以及日月的升落等美妙景象。另外，在该地区的野生动物栖息地上还生活着100多种鸟类、驼背鲸、考拉、东澳灰袋鼠和蛙类。在文化资源方面，既有欧洲人在该地区的开发、殖民、冲突、贸易和土地利用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也有数千年以前土著居民创造的文化遗产，包括生活遗迹和他们的手工艺品等。在研究和教育价值方面，该地区为研究多种类型的资源提供了机会，同时通过对各种资源的解说可以起到教育的目的，具有较高的研究和教育价值。如该地区对学校团体、研究者和观光游客开放，为他们提供了研究和教育的机会。除此之外，该地区还具有重要的旅游和经济价值，最明显的就是自然观光和游憩市场刺激了住宿、交通、游览、餐饮服务、通讯和旅游纪念品等领域的就业。

土著居民已经在这个地区生活了几千年，其中Arakwal部落在该区的规划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初的海岬保护区是1903年划分确定的。到1933年，该保护区的很多土地被分割作为居民住宅、采矿和放牧之用。成立于1997年的拜伦海岬信托组织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的实体。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环境恶化，职责是管理该区域。拜伦海岬旅游保护区在Cape Byron信托组织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方针的指引下迅速发展其旅游业。

二、拜伦海岬保护区规划的成功因素

拜伦海岬保护区规划在自然资源管理规划、文化资源管理规划、周边地区管理规划以及游憩、旅游和访问者的使用规划等几个方面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注重协调资源、环境的保护与开发，使得景区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达到最大化，减少了景区在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具体分析，其成功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然资源管理规划

自然资源管理规划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丰富的植被和野生动物资源。无计划地随意践踏、驱车以及无组织的游憩活动，已经对这些自然资源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保护100多种鸟类的生活家园显得尤为急迫和重要。规划中禁止在该地区内牧羊、禁止家中喂养狗、猫。规划还对防火管理进行修订，防止采砂活动以及不规范的游客使用、破坏和侵蚀天然的沙丘地带、海岸和其它地形景观。设计方案时，设施、标志、停车区和帐篷的设置，要考虑视觉景观，不能干扰和破坏景观的美学价值。规划指出，要出台新的污水管理办法，要重新规范和控制各类噪音污染源，如轻便的交通工具、发动机和摩托车等器械的使用。

（二）文化资源管理规划

规划中重点强调了土著居民的遗迹、遗址和典礼场地的保护。信托组织和Arakwal部落自治组织协调合作，共同提出保护、管理和解说的战略。通过改善解说中心来减少进入遗址等场地的游客的数量。另外，对历史资源的保护、恢复和解说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对意义重大的遗址进行系统的调查。规划对重要的附属建筑物进行必要的保护，对历史建筑进行适当的修复，以及禁止那些有争议的游憩用途。

（三）游憩、旅游和访问者的管理规划

如何平衡资源保护和游客使用之间的矛盾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由于距保护区1小时车程范围内居住着约50万人口，所以需要计算景区的容量，以便进行游客的管理。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就是开展一系列的信息活动，以提高大众对该保护区资源价值的认识，以及促使公众认同游客控制措施的必要性。行动计划中包括建立一个网站，建立新的解说标识系统，以及建立游客道德规范和使用指南手册。对当地居民来说，保护该地区的地方感是极为重要的，只有通过低密度的开发和使用才能保护这一重要价值。建立信托组织的目的在于鼓励当地居民全程参与到规划、管理政策的制定与行动过程之中。拜伦海岬友好自愿者组织是促进这种合作关系的要素之一。

游客控制措施包括公路安全车距、车速限制、对私人车辆征收费用从而鼓励游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规划还提出了新的游客废弃物控制措施。该地区的资源保护政策要优先于商业游憩的发展，信托组织要负责对经营许可和促销活动进行控制。

（四）对周边地区的管理规划

一个地区的利用方式会受到其邻近地区的影响，因而进行整合性的规划是十分必要的。信托组织的主要目的是要加强拜伦郡和其边界上的Wakeegos、灯塔路社区之间的合作。信托组织和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管理局之间正在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即提议建立的Arakwal国家公园和Arakwal原著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合作。信托组织和拜伦县县政委员会提出了一项新的计划，用于改善植被、水质、游客的安全性和道路可达性等方面的条件。改计划还鼓励在社区内开展各种活动和节事。

三、对我国景区规划中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几点建议

旅游景区规划中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使旅游开发活动在空间、环境和经济方面达到平衡，需要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整合协作，共同规划旅游未来发展。结合澳大利亚拜伦海岬保护区规划的成功因素，对我国景区规划中旅游开发和保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在保护的前提下发展旅游。旅游规划中在充分利用好自然文化旅游资源的同时，要注意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护自然文化资源。除了认真执行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外，地方管理组织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当地景区管理细则，并认真落实。

2.建立独立的非营利性的地方景区管理机构，鼓励当地居民全程参与到规划、管理政策的制定和行动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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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别信托法规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十条规定“设立信托，对于信托财产……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而直到目前，由于缺乏配套的登记机制，信托财产登记始终无法实施；又如《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规定“委托人为合格投资者”，而合格投资者定义为“（一）投资一个信托计划的最低金额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二）个人或家庭金融资产总计在其认购时超过10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财产证明的自然人；（三）个人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20万元人民币或者夫妻双方合计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3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收入证明的自然人。”目前，由于我国信用体制尚未建立，在实际操作中对自然人取得“真实的”收入证明难度很大。

（二）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发展受到营销政策和营销渠道的限制

根据调查情况来看，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发展在政策方面，主要受到信托合同份数、金额起点和营销渠道、营销方式等方面的制约。

（三）金融机构间信托业务监管政策各异，使信托公司代人理财的本业优势受到了侵害

目前，我国金融机构从事信托业务的不仅有信托公司一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纷纷推出了“委托贷款”、“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开放式投资基金”、“分红保险”等一系列不同形式的理财业务品种。这些业务虽然名目繁多，但究其实质，都是地地道道的公募信托业务。由于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不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对各自的监管对象分别制定“游戏规则”，对同质信托业务实行尺度各异的监管标准，不同金融机构在信托市场上难以公平竞争。由于监管政策的不同，同样是代人理财业务，市场准入政策明显不同。

（四）信托财产登记制度和信托产品流动机制的缺失，制约了信托公司业务开拓

由于信托法规配套制度的不健全，致使信托公司业务发展缺乏制度保障。最突出的就是信托财产登记制度和信托财产流通制度的缺失。如在办理信托财产登记中，由于没有明确相关政策规定，致使充当信托财产的股权、设备等无法登记，这使得原本是信托公司优势业务品种的财产信托难以发展。根据现有法规，信托受益权是以信托合同形式存在的，而信托合同不能分割，只能整体转让。一些融资规模大的集合资金信托项目，寻找交易对手的难度将更大。由于信托产品流动性差，不仅影响了信托产品的创新、升级，也严重影响和制约了信托公司业务的进一步发展。

（五）对于各类损失准备,银监会、财政与税务相关政策不协调，信托公司纳税负担过重

一是对于计提的各类损失准备税务部门不允许税前列支，需进行纳税调整，从而造成信托公司税负过重。根据《金融企业呆账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2002第4号）第5条“允许在税前扣除的呆帐准备＝本年末允许提取呆账准备的资产余额×1％－上年末已在税前扣除的呆账准备余额”，即，对信托公司提取的专项损失准备，税务部门只允许税前提取风险资产的1％，剩余的各项专项减值准备必须进行纳税调整，即需要缴纳33％的所得税。即提的准备金越多，缴纳的所得税就越多。二是税收政策不明确，重复征税问题突出。目前，我国信托业务重复征税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按照《信托法》和现行的税法，在财产信托中，委托人将资产委托给信托公司，伴随着产权的转移，信托公司要交纳一定的契税、营业税、印花税。而当信托合同终结，作为受托人的信托公司把资产还给委托人时，再次发生了产权转移，又需缴纳一次契税、营业税、印花税；另一种是信托公司营业税中已包含给付信托受益人的收益部分，但在完税中却存在重复纳税问题。

（六）信托业务监管收费不尽合理，信托公司负担过重

目前，金融监管部门对信托公司分别按资本总额、自有资产总额和受托管理的信托资产总额征收监管费。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银行业机构监管费和业务监管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2004］1663号）精神，“收取的银行业机构监管费和业务监管费收费标准为，机构监管费按被监管机构上年末实收资本的0.08％收取，业务监管费按被监管机构上年末资产总额分档定律累加计收”。信托公司认为，信托资产属于受托代管的资产不应列入收费范围，监管部门擅自扩大了收费范围。

另外，即使征收监管费也不应与其他金融机构一刀切，应该实行差别收费标准。因为，目前就银行最新利率计算，一年存、贷款存利差为3.33％(4.14-7.47)，而信托公司实现的信托利润90%以上分配给了委托人，扣除发行成本以外，信托公司所剩无几。在信托利润率极低的情况下，与商业银行实施相同征费标准，明显有失公允。

二、改善信托公司规范发展法律政策环境的几点建议

(一)从科学发展观出发，制定出符合信托公司实际的法规制度

国家有关部门和银监会在制定信托法律法规时要从信托公司的实际出发，改变政策法规由上而下制定的通行做法，一项法规政策的出台要反复听取基层监管部门和信托公司的意见，特别是要客观地对待各地信托公司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要做必要的可行性论证，要维护信托法规制度的科学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同时，要建立政策调整机制，增强政策的动态自我修复功能，即政策要根据市场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

（二）实施科学分类，给予资质优良的信托公司以广阔的业务发展空间

目前，信托公司面临的监管政策总体偏严，这虽然与个别公司的不规范经营有关，但决不能由于个别公司的违规经营给正在发展中的整个信托业带来信任危机。要改变以往“一人感冒，全家吃药”的做法，切实做到“扶优限劣”。当前，监管部门最主要的任务是解决好信托公司规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要兼顾信托业的生存、发展和创新，树立“以人为本”监管理念，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监管工作。要按照“分类监管、区别对待、扶优限劣”的原则实施科学分类，为资质良好的信托公司“松绑”，出台实质性的优惠政策，为其提供宽松的业务空间和创新空间。

（三）因地制宜地实施区域监管政策

金融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就目前全国信托公司情况来看，54家经营正常的信托公司发展极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的信托公司受当地经济的影响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信托公司发展则较差。在此情况下，实施同一监管政策就不够客观公正。目前，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规划无不体现着因地制宜的区域性政策。据此，我们建议银监会和国家有关部门，对少数民族、边远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信托公司实行区域优惠政策，适当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并实行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并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更新。以给经济欠发达地区信托公司以休养生息的机会。

（四）银监会要加强与国家财政、税务、工商等部门的沟通，减少信托法规在实际操作中的障碍

一是针对信托公司目前发展状况，适当减免信托业务监管费。二是针对信托公司专项准备计提比例高、金额大的问题，协调税务部门，对信托公司计提的专项准备金全额予以税前扣除。三是协调税务部门制定和完善与中国信托业特点相适应的税收法规制度，明确每一信托环节的纳税主体，避免对信托业的重复征税。四是要协调工商管理部门解决信托财产登记问题，创建信托产品交易平台和流通机制，增强信托产品流动性。

（五）放开自然人人数、金额起点等政策限制

对于信托公司开展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是“公募”还是“私募”，“一法两规”并没有明确规定，我国目前尚未正式制定相关法规明确关于私募和公募性质信托业务的不同监管办法。因此，为了体现“扶优限劣”的监管原则，我们建议在监管分类的基础上，允许分类优良的信托公司突破合同份数和金额起点等限制，并实行公募和公开营销宣传。同时，放开信托公司设立分支机构的政策约束，以利于信托公司进一步开拓信托业务。

（六）要加强对信托理论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克服信托公司被社会边缘化的危险

一方面，地方政府、监管部门要积极引导社会各界认识信托公司、熟知信托业务，允许信托公司加强信托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提高投资者对信托知识的认识，努力培养信托客户群和合格的投资者，以促进信托公司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信托公司要利用信托的功能优势，积极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广泛宣传信托知识，努力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

（七）建立统一的市场准入监管制度

针对各金融机构开展的同一理财业务在准入制度各异的现状，建议银监会沟通不同的金融监管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统一信托产品准入和监管标准，使不同的金融机构在开办同质业务时，处于同一监管框架和监管标准下。从而使各类金融机构的理财行为能够统一规范，竞争公平有序，确保我国金融业的和谐发展。

篇9

一、贵州省经济发展现状及研究意义

贵州省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三大省份组成部分之一，资源富集，发展潜力巨大，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特色轻工业基地、旅游基地和西南重要陆路交通枢纽。

2011年贵州全省生产总值5701.84亿元居于全国26位，比上年增长15.0%。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发展速度慢仍是贵州省的基本省情和面临的主要矛盾，工业化水平低、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村贫困面广程度深、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大等问题仍将非常突出。仅仅贵州省四个市（贵阳市，六盘水市，遵义市，毕节市）的生产总值就占到全省生产总值的67.6%，因此对省内9个市（州）的经济发展效率进行评价，对寻找制约贵州经济发展的因素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DEA构建贵州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依照经济发展效率综合评价贵州省经济状况并提出相应建议。

二、研究方法

1.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

数据包络分析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是最初由Farrell（1957）提出，随后由著名的运筹学家A.charnes和w.W.Cooper等人（1978）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研究并发展起来的一种针对多投人多产出生产单位的效率分析与评价方法，正式提出了运筹学的一个新领域：数据包络分析，其模型简称CCR模型，该模型用以评价部门间的相对有效性（因此被称为DEA有效）。目前DEA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成为一种与传统计量经济方法并驾齐驱的投入产出效率研究方法。

利用CCR模型的经济意义，分析地区经济发展效率，比较贵州省各市（州）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对经济发展做出有效评价。

2.指标的选取及数据的来源

DEA方法的指标选择应满足数量、代表性、可得性、稳定性、独立性等方面的要求，而且

第1，对所有的决策单元，都可以得到一个输入和输出值，而且这些数值是正数。

第2，从效率比的原则上考虑，输入的数值应该越小越好，而输出的数值应该越大越好。

第3，不同输入和输出的单位不要求一致.可以包含人数、收入、花费等等。

根据以上原则，以及阅读了大量文献，结合DEA对于经济发展效率评估的特殊性及数据收集问题，本文确定了三个输入指标和三个输出指标。

输入指标：X1固定资产投资/亿元；X2在岗职工人数/万人；X3财政预算支出/亿元

输出指标：Y1财政预算收入/亿元；Y2地区生产总值/亿元；Y3税收收入（万元）。

本文原始数据来自于《2012年贵州省统计年鉴》。

三、结果分析

1.DEA计算结果

用DEA方法中的CCR和BCC模型，运用Deap2.1软件对贵州省9个市（州）2011年经济统计数据进行处理得到贵州省2011年各市（州）经济发展效率，如表1示

2.效率分析

由表1结果分析贵州省9个市（州）中有5个达到了DEA相对有效水平.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较高，分别是贵阳市、六盘水市、遵义市、安顺市、黔西南州；4个非DEA有效的城市中铜仁市、黔东南州、黔南州的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都低于平均水平0.931和0.969；毕节市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为0.999，纯技术效率为1，已经基本达到了DEA有效；铜仁市的各种效率均处于最后位置，投入和产出结构还有待调整。综合效率等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乘积，从纯技术效率分析：

贵州省市（州）的总体纯技术效率呈现良好发展态势，表明贵州省的城市管理水平较高；铜仁市和黔南州的纯技术效率都大于0.9，处于边缘非有效，只需稍加改进即可达到纯技术有效，黔东南州的纯技术效率为0.833，处于较低水平，应着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因地制宜选择主导产业，加快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从规模效率分析：贵州省9个市（州）中有5个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铜仁市、黔东南州、黔南州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这些市（州）具有较强的经济发展潜力，尚处于经济发育成长阶段，还需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靠开放聚集发展资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加投资以达到经济发展有效；毕节市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说明其投资规模过大.应适当压缩资本投入规模，以使规模收益回归有效水平。

3.生产前沿面投影分析

为了更好的分析和反映贵州省各市（州）的投人产出的经营效率，本文计算了非DEA有效的三个市（州）的投入冗余量和产出不足量，对各城市在生产前沿面上进行了投影，结果见表2。针对具体城市而言，可从表2中分析出造成各个城市经济发展效率低下的原因，并得改进方向和程度。由表2可以看出黔东南州和黔南州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岗职工人数，财政支出投入冗余率分别为17%，17%，33%和1.6%，10%，10%表明黔东南州和黔南州应该减少固定资产投资、提高技术生产率、减少财政预算支出，致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企业；

由表2可以看出铜仁市和黔南州的财政预算收入产出不足率分别为57%和27%，说明其产业发展的附加值较低，企业盈利能力较差.应提高产业的创新能力以及高新技术的引进吸收。此外铜仁市，黔东南州，黔南州的税收收入产出不足率分别为50%，24%，12%，表明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没有形成有规模的骨干企业，应该大力发展大中型企业，注重骨干企业的发展，形成有规模，有效益的大型企业。

四、建议

根据以上的研究结论和贵州省经济发展现状，为提高贵州省经济效率，推动贵州省经济的快速全面发展，建议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第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吸引对外直接投资。贵州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环境资源，这些都是吸引外资的优势。

第二，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在优势区域的集聚发展，建设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第三，加强科技创新环境建设。进一步加大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制定和完善财政、税收等政策，鼓励、引导、促进企业、社会等各项资金的投入，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各种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科技创新投入体系。

参考文献：

[1]赵新泉，彭永行.《管理决策分析》[M].科学出版社，2011

[2]郝明玉，陈俊国.河南省地级市农业生产效率的DEA研究[J].江西农业学报2012，24（9）：171～174

[3]王艺青，张思涵.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效率的DEA评价[J].经济研究导刊，2011，11：57-59

[4]庄劭菁.海峡西岸经济区经济发展效率的DEA评价[J].北方经济，2012，10：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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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贵州省经济发展现状及研究意义

贵州省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三大省份组成部分之一，资源富集，发展潜力巨大，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特色轻工业基地、旅游基地和西南重要陆路交通枢纽。

2011年贵州全省生产总值5701.84亿元居于全国26位，比上年增长15.0%。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发展速度慢仍是贵州省的基本省情和面临的主要矛盾，工业化水平低、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村贫困面广程度深、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大等问题仍将非常突出。仅仅贵州省四个市（贵阳市，六盘水市，遵义市，毕节市）的生产总值就占到全省生产总值的67.6%，因此对省内9个市（州）的经济发展效率进行评价，对寻找制约贵州经济发展的因素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dea构建贵州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依照经济发展效率综合评价贵州省经济状况并提出相应建议。

二、研究方法

1.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

数据包络分析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是最初由farrell（1957）提出，随后由著名的运筹学家a.charnes和w.w.cooper等人（1978）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研究并发展起来的一种针对多投人多产出生产单位的效率分析与评价方法，正式提出了运筹学的一个新领域：数据包络分析，其模型简称ccr模型，该模型用以评价部门间的相对有效性（因此被称为dea有效）。目前dea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成为一种与传统计量经济方法并驾齐驱的投入产出效率研究方法。

利用ccr模型的经济意义，分析地区经济发展效率，比较贵州省各市（州）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对经济发展做出有效评价。

2.指标的选取及数据的来源

dea方法的指标选择应满足数量、代表性、可得性、稳定性、独立性等方面的要求，而且

第1，对所有的决策单元，都可以得到一个输入和输出值，而且这些数值是正数。

第2，从效率比的原则上考虑，输入的数值应该越小越好，而输出的数值应该越大越好。

第3，不同输入和输出的单位不要求一致.可以包含人数、收入、花费等等。

根据以上原则，以及阅读了大量文献，结合dea对于经济发展效率评估的特殊性及数据收集问题，本文确定了三个输入指标和三个输出指标。

输入指标：x1固定资产投资/亿元；x2在岗职工人数/万人；x3财政预算支出/亿元

输出指标：y1财政预算收入/亿元；y2地区生产总值/亿元；y3税收收入（万元）。

本文原始数据来自于《2012年贵州省统计年鉴》。

三、结果分析

1.dea计算结果

用dea方法中的ccr和bcc模型，运用deap2.1软件对贵州省9个市（州）2011年经济统计数据进行处理得到贵州省2011年各市（州）经济发展效率，如表1示

2.效率分析

由表1结果分析贵州省9个市（州）中有5个达到了dea相对有效水平.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较高，分别是贵阳市、六盘水市、遵义市、安顺市、黔西南州；4个非dea有效的城市中铜仁市、黔东南州、黔南州的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都低于平均水平0.931和0.969；毕节市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为0.999，纯技术效率为1，已经基本达到了dea有效；铜仁市的各种效率均处于最后位置，投入和产出结构还有待调整。综合效率等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乘积，从纯技术效率分析：

贵州省市（州）的总体纯技术效率呈现良好发展态势，表明贵州省的城市管理水平较高；铜仁市和黔南州的纯技术效率都大于0.9，处于边缘非有效，只需稍加改进即可达到纯技术有效，黔东南州的纯技术效率为0.833，处于较低水平，应着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因地制宜选择主导产业，加快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从规模效率分析：贵州省9个市（州）中有5个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铜仁市、黔东南州、黔南州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这些市（州）具有较强的经济发展潜力，尚处于经济发育成长阶段，还需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靠开放聚集发展资本，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加投资以达到经济发展有效；毕节市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说明其投资规模过大.应适当压缩资本投入规模，以使规模收益回归有效水平。

3.生产前沿面投影分析

为了更好的分析和反映贵州省各市（州）的投人产出的经营效率，本文计算了非dea有效的三个市（州）的投入冗余量和产出不足量，对各城市在生产前沿面上进行了投影，结果见表2。针对具体城市而言，可从表2中分析出造成各个城市经济发展效率低下的原因，并得改进方向和程度。由表2可以看出黔东南州和黔南州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岗职工人数，财政支出投入冗余率分别为17%，17%，33%和1.6%，10%，10%表明黔东南州和黔南州应该减少固定资产投资、提高技术生产率、减少财政预算支出，致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企业；

由表2可以看出铜仁市和黔南州的财政预算收入产出不足率分别为57%和27%，说明其产业发展的附加值较低，企业盈利能力较差.应提高产业的创新能力以及高新技术的引进吸收。此外铜仁市，黔东南州，黔南州的税收收入产出不足率分别为50%，24%，12%，表明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没有形成有规模的骨干企业，应该大力发展大中型企业，注重骨干企业的发展，形成有规模，有效益的大型企业。

四、建议

根据以上的研究结论和贵州省经济发展现状，为提高贵州省经济效率，推动贵州省经济的快速全面发展，建议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第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吸引对外直接投资。贵州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环境资源，这些都是吸引外资的优势。

第二，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在优势区域的集聚发展，建设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第三，加强科技创新环境建设。进一步加大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制定和完善财政、税收等政策，鼓励、引导、促进企业、社会等各项资金的投入，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各种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科技创新投入体系。

参考文献：

[1]赵新泉，彭永行.《管理决策分析》[m].科学出版社，2011

[2]郝明玉，陈俊国.河南省地级市农业生产效率的dea研究[j].江西农业学报2012，24（9）：171～174

[3]王艺青，张思涵.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效率的dea评价[j].经济研究导刊，2011，11：57-59

[4]庄劭菁.海峡西岸经济区经济发展效率的dea评价[j].北方经济，2012，10：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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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旅游商品是指由少数民族地区就地取材，主要靠手工制作的，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能体现少数民族民情风俗和历史文化艺术的各种手工艺品、服饰、生活用品、节日用品和土特产品。由于它们具有旅游者购买后用作纪念、馈赠和收藏的价值，因而叫做“民族旅游商品”。

从现代旅游发展来看，少数民族居住地的自然风貌和少数民族文化，由于其自身的巨大吸引力已经成为了民族地区发展旅游的重点项目。近几年来，久居都市“水泥森林”中的广大民众，已经把观赏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人文景观、体验少数民族的生活、购买少数民族商品作为当今旅游的时尚。因此，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商品，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可以促进旅游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一．贵州省民族旅游商品特点概括

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全省共有48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36%。贵州境内的各个少数民族，无论从语言、房屋建筑、服饰装扮、节日歌舞看，还是从食物结构、生活用品到风俗习惯看，都极具各自的特色。即使是同一个民族，也因不同支系、不同村寨而使特色各异，以至有着“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的说法。在这些姿彩万千的民族风俗和产品中，不乏绚丽多彩的民间工艺，甚至堪称世界一绝的精品，如苗族的刺绣服饰和银饰品，布依族的蜡染等。这些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手工艺品不仅有着很高的文化价值，而且也具有很大开发价值，是贵州省独特的民族旅游商品资源。

根据贵州民族旅游商品资源情况和各自的文化特色，将最具开发价值的资源进行组合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类：

1. 民族织、绣、染等手工艺品类

这类手工艺品，主要有布依族的蜡染、织锦；苗族的刺绣、挑花、蜡染；侗族、土家族、水族、瑶族、仡佬族的挑花、刺绣、染织等。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不仅各具民族特色，而且做工精致，艺术价值极高。特别是安顺蜡染，迄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它从传统的蓝白两色发展为如今的彩色，并将古今中外各种艺术风格引入构图，使图案更加丰富多彩，蜡染制品已畅销海内外。还有苗族的传统刺绣，技艺精湛、针法独特，其图案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韵味，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一支奇葩。

2. 民族服饰类

民族服饰是民族历史、心理素质和审美意识长期沉积的印记。贵州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日常服饰和节日盛装，就是同一民族，地区不同，服饰也各有差异。仅苗族服饰就有100多种，苗族的各个支系，例如花苗、白苗、青苗、歪梳苗、喇叭苗服饰各异，五彩缤纷；侗族服饰也分为南北两类；布依族、水族、土家族、彝族等各个民族的服饰不仅形态各异，而且图饰、色彩也千姿百态，工艺精湛，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和收藏性。

贵州少数民族妇女都喜欢佩带项圈、手镯、耳环、银扣、银花、银冠等银饰品。为此，贵州的传统银饰加工手工业非常发达，如台江九摆苗族传统银饰工匠村，几乎家家都有银饰作坊，世代相传，久负盛名，打制的各种银饰品不仅做工细腻，造型优美，而且很有民族特色。有些银饰品，一套最重可达十几公斤，这看起来似乎很不“现代”，但在这些饰品的“沉重”、“厚重”中，却透出了各民族发展历史的曲折和厚重；正是在这些历史发展的曲折和厚重中，蕴含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习俗和民族文化的内涵。这些轻重各异、各有特色的银饰，已成为旅游者乐于购买的纪念品和收藏品。

3. 民族乐器类

贵州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各具特色的民族音乐和民族乐器。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乐器有苗族的芦笙、古瓢琴，侗族的琵琶、侗笛，布依族的勒贡木（吹管）、布依笔管，彝族的“抹轰”（即唢呐）、月琴，土家族的长号唢呐，水族的铜鼓、大革鼓等。这些民族乐器不仅造型别致、音色独特、悦耳动听，而且蕴含了各个民族独特的文化韵味和审美情趣，它们以各自的音韵特色成为了我国多民族音乐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民族旅游商品开发的意义和现状

贵州旅游商品近年来有了一定的发展，2009年和2010年的旅游购物创汇占旅游创汇收入的23.2%和16.8%，高于周边的四川、云南、广西、重庆等省、市、区，但低于旅游业发达的北京、上海、新疆等省、市、区。而这个比例和贵州拥有丰富的民族旅游商品资源却极不相称的。我们通过对贵州旅游市场的调查、了解和分析，发现长期以来，在贵州旅游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购”一直是贵州旅游业发展的薄弱环节，旅游商品销售收入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水平。因此大力发展旅游商品，特别是发展极具特色的民族旅游商品，对于贵州旅游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民族旅游商品有较强的创汇能力。

民族旅游商品由于其自身的民族文化性质的表现，常常倍受海外旅游者所青睐。海外游客大多崇尚东方文化，对中国享誉数千年的文明敬仰倍至，他们对于我国的民族旅游商品，比中国人自己要感兴趣的多，因为很多民族旅游商品，还保留了中华文明若干的“活化石”特征。从这方面看，民族旅游商品具有较强的创汇能力。

其次，发展民族旅游商品，既可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又可以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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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田园风光、少数民族村寨文化为核心的乡村旅游业在贵州得到迅速发展，全省已有1000多个村寨成为旅游者热选的“香饽饽”。尽管发展乡村旅游为贵州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机遇，但是许多地方的乡村旅游仍然面临如何规划、合理运营等问题的挑战。如何抓住乡村旅游发展的大好机遇，应对挑战，加快贵州农村经济的发展，是贵州发展乡村旅游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是加快贵州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1.发展乡村旅游可以使贵州农村经济较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乡村旅游本身是市场需求发展到一定层次的产物，是在基本满足了吃穿用等基本需求以后的较高层次的消费方式。是适应市场需求推动的产物。乡村旅游的发展能够实现农村资源与市场的直接对接，强化了区域市场结构，使农村资源优势变为市场优势，产品直接进入市场，提高了农村居民进入市场的能力，获得更多参与发展的机会。游客给贵州省农民带来的不仅仅是消费收入，还有产品信息、项目信息和市场信息，贵州省农民可以此为平台，及时了解到市场信息，使生产经营与市场需求相接轨。

2.发展乡村旅游可以有效利用贵州农村的各类资源

贵州省农村拥有丰富的自然、社会、文化资源，乡村旅游的发展可以使农村在农业生产利用之外的“闲置”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使原来不是资源的要素变成资源，使已利用的资源进一步发挥作用，提高利用率。发展乡村旅游，可以把农业生产过程、农村田园环境、农民劳动生活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加工转化，形成旅游产品并推向市场，有利于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拓宽农业发展的内涵和外延。

3.发展乡村旅游可以发挥贵州的地区优势和特色

中国的东、中、西三大地带就有各自的农村优势和特色。沿海地区自然条件优越，交通、信息方便，经济实力强，人口集中，农村产业结构已由原来的单一型农业向多部门、多层次的综合经营型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以非农产业为主体的农村产业结构。乡村旅游的特色在于产业化经营基地和丰富的人造景观。中部地区耕地面积大，人口多，气候适中，适合各种种养业的发展，是粮棉油主产区。各种专业化产区是乡村旅游的优势和特色。而处于西部地区的贵州省，全省97％的国土面积为山地、丘陵。它是我国最大的岩溶分布区，岩溶形态堪称世界之最。无数的奇山秀水、瀑布溶洞、森林峡谷、温泉湖泊，形成了遍布17.6万平方公里神奇而美丽的乡村自然景观，多年来被前来观光的游客称为“天然公园省”。贵州古朴神秘的原生态民族文化与屯堡、夜郎、阳明、等特色文化交相辉映，组成了人所共知的“文化千岛”现象。厚重的文化积淀是贵州发展乡村旅游充满生机活力的灵魂，也是贵州优于其他省市发展乡村旅游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

4.发展乡村旅游可以促进贵州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旅游业是关联性很强的产业，乡村旅游的发展可以带动当地居民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如贵州省罗甸县董当乡大井村8个村民组286户1298人，布依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4%，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村。全村国土面积12.09平方公里，耕地面积732亩，田面积558亩，人均耕地0.6亩；该村无村办企业，全村以种植水稻、玉米和早熟蔬菜为主，其经济发展进程非常缓慢，属省级二类贫困村。自2006年开展乡村旅游以来，该村成立了旅游协会、竹筏协会、农家乐协会等农村经济组织，从以单于的农业生产为主，转型为以乡村旅游为发展目标的产业，实现了种植业、养植业、旅游业多管齐下的立体产业。

5.发展乡村旅游能带动贵州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有效增加农民收入

由于旅游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旅游业相关的住宿、餐饮、购物、交通、娱乐等服务产业的发展，能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为农民就业不离乡创造条件。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一产延伸为三产，农副产品变成了旅游商品，不仅有利于解决农民就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分流，还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了农民收入。如罗甸县董当乡大井村依托喀斯特石山区“东方洞穴博物馆”的资源优势，自2006年开展乡村旅游以来，直接和间接带动群众增收30万元；现在大井村的农家乐协会已有8家授牌成为旅游接待点，竹筏协会有9家，并聘请有专职保洁员对景区观光步道、河边步道、洞穴步道、公路沿线等进行卫生保洁，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

二、当前贵州在发展乡村旅游中存在的问题

1.乡村旅游景区缺乏整体规划指导

当前，贵州省许多乡村旅游景区缺乏总体规划，一哄而上、修路造房、重复建设、低层次开发、环境破坏现象严重。不仅造成资源、财力、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也使乡村旅游产品品位不高、产品生命周期短，极大地影响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如罗甸县董当乡大井村景区由于缺乏整体规划指导，2007年开山修路之后发现破坏了景观，现在正准备弥补。

2.开发模式单一，文化内涵挖掘不够

近年来贵州省在探索乡村旅游开发模式上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得到了国家旅游局和世界旅游组织的肯定，但总体上开发模式单一，文化内涵挖掘不够，特色不鲜明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表现在乡村旅游提供的产品单一、未形成系列，乡村各种资源未能充分有效的利用。许多乡村旅游活动主要以农家乐和小景点休闲为主，乡村旅游产品普遍缺乏文化内涵，产品项目的设计和开发缺乏文化品位，只是“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住农家房”， 而对旅游的延伸产品开发严重不足。在发掘当地的民俗风情、提高活动的娱乐性和游客的参与性等深层次开发方面还做得不够，难以让游客感受和体验乡村旅游地的形象，影响了产品的吸引力和游客的重游率。仍以大井村为例,目前在整个大井村居然没有一处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或手工制品的商店。

3.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了客源的可进入性差

贵州乡村旅游配套建设不到位。很多地方由于资金投入不足,一些乡村的道路、停车场地、公共厕所、垃圾处理、通讯设施、住宿和饮食卫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设施设备的不完善导致了客源的可进入性差，安全、供水、农家卫生等方面的问题，都成了体验乡村旅游的阻碍因素。仍以大井村为例，融竹、水、洞于一体的省级森林公园、省级风景名胜区――大小井风景区，景区内有99个洞穴群被中法专家誉为“东方洞穴博物馆”，是居家旅游、探险、科考和休闲度假的好去处。但是由于目前在大小井风景区内基础设施严重匮乏，导致了客源的可进入性差。

4.乡村旅游人才短缺，综合素质普遍较低，难以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需要

由于贵州乡村旅游的开发处于较低层次，所以旅游专业人才较少。大多数乡村旅游的经营管理者和从业人员的素质不高，缺乏统一的专业培训，很多旅游景区的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都是由当地的农民担任。由于综合素质较低，在旅游服务过程中，他们不仅不能正确揣摸旅游者的心里，甚至还会与旅游者发生冲突，他们对旅游专业知识的缺乏，很多时候让游客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如笔者与同事到罗甸县董当乡大井村景区旅游调研时给我们当导游的是乡政府雇佣的移村移民大学生，她本人不是学旅游专业的，也没有经过训练，可能是因为当天她已经陪了几批游客累了，讲解时内容刻板、感情淡漠，反映出一种厌倦情绪。

5.宣传促销不力，行业整体缺乏系统性营销策略

由于贵州很多乡村旅游景点没有对外进行宣传促销，或者促销力度不够，导致这些景点(区)除了当地城镇居民外，其他游客对它不熟悉或从没有听说过，而乡村旅游的营销战略与计划尚停留在初级阶段，没有深度挖掘，更谈不上什么旅游市场营销计划控制、旅游市场营销成本利润控制、旅游市场营销信誉控制和战略控制。如即便是省级森林公园、省级风景名胜区――大小井风景区，在营销上都是较为单一以吃为主附带“乡间麻将会所”，缺乏包装和宣传上整体形象的推荐。

三、贵州发展乡村旅游的对策建议

1.搞好科学规划，突出乡村特色

规划是发展的龙头，是指导发展的科学依据。发展乡村旅游，首先要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一是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贯彻“开发与保护相结合，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近期与远期相结合，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突出特色的原则”。二是认真调查和分析本地区的区位条件、资源优势、市场客源及周围环境条件，明确区域功能定位，制定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构建主导产业，树立旅游品牌。三是重视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必须将贵州浓厚文化底蕴的乡村节庆、农作方式、生活习惯、趣闻传说等文化内涵挖掘出来，深层次、多方位开发设计适销对路、具有乡村特色的产品。四是要重视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防止对生态环境和景观的破坏性开发，强化对原生环境的保护。五是密切结合当前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做好新农村建设规划，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2.多元发展，进一步拓宽和深化乡村旅游的市场领域

在积极支持和鼓励农民在办好家庭旅馆和提供特色餐饮服务的基础上，要组织、引导和培训农民依托当地的特有资源，参与设计、开发和销售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服饰、手工艺品、特色食品、旅游纪念品等旅游商品。通过延长乡村旅游产业链，提升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附加值，使更多的农民从中得到实惠。通过调查、了解、挖掘、整理，采取公司加农户、政府加市场等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引进资金，发展多种门类、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增强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不断提高乡村旅游产品的质量和档次。

3.拓宽投资渠道，完善基础设施

贵州的乡村旅游业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就必须大力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群众参与的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方式多样化、运作方式市场化的融资体制。具体措施如下：一是向政府申请把乡村旅游风景名胜区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获得最基本的资金保障；二是乡村旅游风景名胜区管理部门要依法对风景区内旅游服务经营业进行管理，充分发挥政府投入的基础性和导向性作用，通过政府投资拉动，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参与旅游开发建设，鼓励规范风景区内从事旅游服务的企业自由竞争，建立特许经营许可证制度，通过招标考核等形式，委托企业经营；三是政府应创造条件，吸收企业和私人资金投入到有效益的基础设施项目，并积极申请扩大安排一定的国债，用于乡村旅游风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四是金融部门应在信贷政策范围内对乡村旅游项目优先贷款。五是各级政府应把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资金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加大对乡村旅游项目的投入，实施“一业带百业”工程。

4.健全乡村农民旅游协会，提高相关服务人员素质

农民旅游协会是上连旅行社、下连农户个体，能够保障农户利益的中间纽带，因此在重点旅游乡村都应建立规模不一的农民旅游协会，协调平衡参与各方的利益，规范村民行为，确保乡村旅游的有序进行。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培训以农民为主体的既能从事一般农事耕作，又能为乡村旅游管理服务的“两栖型”人员，提高乡村旅游服务人员的素质。

5.创新宣传手段, 加大贵州乡村旅游产品的对外宣传推介力度

为扩大游客市场，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要利用各种媒体如电视、报刊、展览、因特网等以及相关节庆活动对贵州乡村旅游进行宣传介绍；同时要建立乡村旅游宣传促销的长效机制,鼓励和扶持重点乡村旅游区（点），在现有农民旅游协会的基础上，建立以开展乡村旅游宣传推介和旅游服务技能培训为主要业务的农村新型非盈利中介组织，通过市场运作加强对乡村旅游产品宣传推介的组织、协调，使乡村旅游宣传推介工作，从现在的政府主导为主，逐步过渡到政府指导、中介组织为主。

总之，“文化千岛”和“公园省”的贵州，发展乡村旅游独具优势，有关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更多民间资本参与，鼓励和帮助更多企业大胆开发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产品，将资源转化为市场，转化为效益，为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贵州喀斯特山区农村经济的发展闯出一条新路。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