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的基本特征范文
时间：2023-07-14 09: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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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教学主体不同
国内高校在教学中，普遍强调教师的主体地位，突出教师在课堂中的话语权，弱化甚至忽略学生的地位。教师讲授，学生学习；教师指导，学生听取；教师提问，学生回答。单一和单向的课堂关系，使得教师成为课堂的主导者、领导者。
美国高校普遍建立了经济学自学网站。网站中包括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材选用、练习题目、模拟试卷和答案等学习资源，学生可以与教师、同学互动，可以进行在线交流、问题答疑、小组讨论等，学生自主学习非常方便。学生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知识的主动学习者，他们主动听取教师、同学对知识的分析和探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实际情况，可以调整教学安排和进度，提高学生获取知识的兴趣，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二）教学目的不同
国内经济学教学中对教学目的的描述偏向社会本位，阐述较为宏观和宽泛，多是考虑国家、社会的层面，强调经济学对国家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如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主编的《西方经济学》中提出，学习经济学的目的有三：一是为了明辨是非，区别西方经济学的有利或有害之处；二是为了权衡取舍，即结合我国国情，决定西方经济学说的适用程度和范围；三是为了了解西方的国情，更好地扩大对外开放。教学目的与社会联系较多，与学生个人的生活缺乏紧密联系。
在美国的经济学教学中，对于教学目的的描述多是强调个人本位。如美国经济学教授曼昆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学习经济学有助于你了解你生活的世界；学习经济学让你更精明地参与经济活动；学习经济学将使你能更好地理解经济政策的潜力和局限性，使你的政治行为（支持或反对某项政策）更理性。这种对经济学教学目的的阐述，将经济学和个人生活联系起来，激发了学生学习和研究经济学问题的兴趣。
（三）教材选用不同
国内教材市场上，有种类繁多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译本，也有高校自己编写的经济学教材。与美国经济学教材代表著作，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萨繆尔森的《经济学》相比，国内的经济学教材多为国外教材的复制、节选，案例较少，模型和公式较多，结合中国实际较少，实用性和适用性较差。因此，重点大学较多选用国外的主流经济学教材。但是国外翻译过来的部分教材，存在着版本滞后、翻译错误等问题。
在美国经济学教学中，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600余所大学一般选用的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该书通过名人传记、故事、新闻、时事等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晦涩理论，使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能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另外，学校每年都会对这本教材进行修订，与此书配套的专门教学网站、教学课件、习题等教学资源丰富，经济学教学系统性、完备性强。
（四）教学内容不同
国内高校经济学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经济学是解释经济主体行为的科学，一般是微观经济学课程结束后，才能学习宏观经济学。如果把经济学作为一门课程，也是先学习微观部分的经济学知识，然后学习宏观部分的经济学知识。相对宏观经济学而言，微观经济学课时较多。在美国的经济学教学中，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不但内容划分与我国不同，而且教学次序也不一样。许多美国高校将宏观经济学开设在前，微观经济学在后。
在我国的高校经济学教学中，教学内容相对经济发展滞后，理论知识和实践应用脱节。学生在学校学习到的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用得较少。美国的经济学教学内容，注重知识的实用性。由于经济学理论需要数学论证和解析，美国经济学教学强调“数理统计”“概率论”等数学知识的实证应用。
（五）教学方法不同
我国的经济学教学方法较为单一，重视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教师重视课堂教学，在课堂中讲授内容较多，学生与教师互动少、交流少。有些高校看到了案例教学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由于对案例教学的课前准备不足，多是照搬照抄国外的案例，而国外案例与我国的实际经济情况差别大，学生难以设身处地地考虑经济问题，理解经济学知识较为困难，对知识的把握比较片面。
美国的经济学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多采用启发式、案例式、讨论式、专家讲座等教学方法。通过讨论、辩论等方式，活跃课堂气氛，培养学生对学习的主动参与和探索精神。对案例的理解和分析，学生会产生诸多困惑和不解。学生主动参与其中，查阅大量相关资料，阅读、思考并进行归纳总结。教师将一部分课堂时间留给学生，赋予学生在课堂上一定的“话语权”，提高了学生参与学习的兴趣。
（六）评价方式不同
我国高校经济学教学普遍采用的是“一考定终身”，缺乏对学习过程的定性和定量评价，多采用简单的一次性考试、考试和作业相结合的证明价方式，是总结性评价。对教学过程缺乏监督和监控，对考试结果过度依赖，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作为教学评价的主要依据。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性并不高，一些学生通过考前几天的突击学习，也能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取得较好的考试成绩，这影响了其他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美国的经济学教学重视对教学过程的管理，是形成性评价。教师会布置大量的课程作业，有时作业涉及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和专业，需要学生大量翻阅资料、整理文献、归纳总结，才能定时、定量地完成任务。这些都在最终成绩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教师给出的课程成绩是包含几个方面的综合考评，如学生平时的课堂表现、作业成绩、小测验成绩、考试成绩等。学生需要在课堂上、课后作业中熟练掌握知识，才能获得较好的成绩。
二、中美本科经济学教学 差异的启示
（一）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培养学生获取新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时间上，使学生能自我监督、自我监控，对于存在的问题能自我评价和自我改进。
在教学过程中，教学环境应相对宽松和开放。教师的角色要有所改变，站在学生的角度，成为课堂学习的设计者、鼓励者和协助者，给予学生适当的帮助和支持，而不是课堂的绝对领导者。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的话语权得到展现，培养学生自我激励、自我调节、自我控制的能力，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二）明确教学目的
我国长期以来社会本位的教学目的，决定了教学方式的单一和片面。灌输式教学或者填鸭式教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需求。教学目的和教学目标要紧密联系起来，使教和学两方面目标一致，发挥教师的主动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学目的落实到经济学教学中，教学目标要明确、具体、详尽，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测性，从简单到复杂，明确经济学教学的深度与广度。通过经济学学习，学生可以掌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和方法，为将来从事经济工作奠定坚实基础。让学生把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培养学生既有从事经济学相关工作的能力，又有从事其他工作所具备的素质。
（三）加强教学资源建设
教材作为教学资源建设的重要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尊重经济学发展的实际，选用国内外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作为教材，如萨缪尔森、曼昆、帕金等，避免因为翻译、编写等问题导致的差错，缩小我国与国外经济学教学的差距。
案例教学资源库是教学资源建设的主要方面。高校可以组织教师、学生，借用精品课程、教师教学竞赛、大学生创业计划等项目，组建案例教学资源库。多方面、多角度地选取一些当今社会经济的热点、难点问题，结合国外教学经验建设完备的经济学教学网站。选择西方经典著作中的典型案例，从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经济学著作中汲取知识养分，筛选、提炼案例。联系我国实际经济发展现状，有意识地编制一些涉及多章知识的综合案例。
（四）丰富教学内容
关于教学内容的设置，要明确认识到，不能把实践教学错误地理解为一种形式。实践教学可以帮助学生了解经济生活的实质、产生问题的缘由等，要强调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在进行实践教学的同时，也不能忽略理论教学。本科阶段的经济学学习是基础，基本假设、概念、原理的深入理解和掌握，都需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在本科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要结合我国的实际经济运行情况和问题，切实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重视实验课、实习课的地位。
（五）采用多样教学方法
在经济学教学中，除了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外，还可以采用启发式教学、案例式教学等方法。从学生角度设置问题情境，帮助学生主动、自主学习。改变以往PPT教学、黑板板书等传统的教学方法，利用互联网、多媒体等资源，开设专家讲座，组织精品课程、时事热点讨论等。组织学生实时收看并学习国内外知名大学的经济学相关课程，了解世界经济研究前沿问题，开拓知识学习视野。
利用高校的社会实践基地、生产实践单位，组织学生走出去，建设学习小组，去企事业单位，实地了解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典型经济案例。让学生深入社会生活实际，观察经济现象，参与经济实际，总结、分析经济问题。丰富学生理论知识的同时，将理论知识更多地运用到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
（六）应用多种评价方式
运用多种评价方式，将学生的课堂表现、课后作业、章节考核、考试成绩作为几个考核指标，在确定学生最终成绩时，将以上几个方面综合考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在课堂上对学生的教授，重视课堂讨论，更要注重课后对学生的辅导答疑、在线交流、学业指导等，对教学过程进行形成性评价。在经济学教学中，通过形成性评价的六个阶段：自评、专家评价、一对一评价、小组评价、实地评价和进行中的评价，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增强其自信心，培养学生的合作和参与精神。
参考文献：
篇2
《周易》是中国经典文化的“原体”有“群经之首”之称,她通过卦的形象变化来寻求自然、人化的规律。生动的反映了中国古代朴素而丰富的辨证法思想,极大地深化了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是通过进取诸身、远察诸物、取类比象的方法而建构的，这正是《周易》所创,所以说医源于易。明代张介宾的“医易同源”论曰:“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中医学#而变化莫大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医易同源，不仅是指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一致，更重要的是指理论形态的合一。
中医发源于先秦，其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经历了三次发展，第一次出现于战国到秦汉时期，此期《黄帝内经》的产生标志着以整体观念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该书基于秦汉以前的天文、历法、气象、数学、生物、地理等学科的重要成果，在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下，总结春秋战国以前的医疗成就和治疗经验,确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原则，成为中医学发展的基础和理论源泉。《黄帝内经》与确立辨证论治原则的《伤寒杂病论》、系统总结药物学的《神衣本草经》以及《难经》和《黄帝内经》被历代一家奉为四大经典，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第二次为唐、宋、金、元时期，此期各种专科和综合性论著层出叠见，金元四大家学术思想各具特色，各有创见，均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第三次为明清时期，吴又可提出治疗传染病的学术见解，创立了温病学说，与伤寒学说相辅相成，成为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两大学说。此期，李时珍《本草纲目》问世，而清代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标志着古典形态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成熟。
中医学以“气一元论”为指导思想，以藏象经络学说为核心，以阴阳五行学说为说理工具，说明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疾病的病理变化;运用望、闻、问、切四诊手段，诊察病情；运用八纲、脏腑、经络、精气血津、卫气营血“六经”和“三焦”等多种辨证方法,根据病情表现，辨明疾病的症候,确定相应的治则治法,采用中药、针灸、推拿等多种治疗手段治疗疾病。在治疗疾病时，强调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
西医源于古希腊文明，最早创造医学体系的是爱奥尼亚地区柯斯岛上的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年左右），以他的名义流传下来的著作集成《希波克拉底文集》是有关西医的第一本著作。希波克拉底创建了体液理论，认为人身上有4种体液，即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这四种液体的流动维系着人的生命,它们相互调和、平衡，人就健康;如果平衡破坏,人就生病。希腊化时期，盖伦（公元130-200年)总结了希腊医学自希波克拉底以来的成就并基于大量的解剖实践和临床实践，创立了自成体系的医学理论。盖伦的医学理论在欧洲持续了一千多年直到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迎来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大发展，16-17世纪,维萨留斯通过人体解剖校正了盖伦的人体生理结构，出版了伟大的著作《人体结构》》标志着解剖学的诞生。哈维等则发现血液循环理论,将物理学、化学的概念引入生物医学中。显微镜的发明不但确立了“细胞”概念而且认识了微生物。18-19世纪，细胞学、实验生理学、遗传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等学科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医学的诞生。巴斯德灭菌法的发明使手术死亡率降到15%，而疫苗的发明使传染病有效控制,标志着现代医学走向成熟。20世纪抗生素和化学药物的出现使现代医学完全进入了实际应用时代。50年代,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奠定了70年代基因工程技术的诞生,使在分子水平上进行生命的探索、操作和创造成为可能。西医学发展达到了巅峰。
西医学把人简化为生物学客体,注重人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属性,是通过解剖尸体，用实验做出生物学等指标来解释人体的生命现象和规律。把人的疾病与健康问题还原为生物的、物理的、化学的问题。认为疾病是由某些生物、化学、物理等致病因子,对人体某一部分的损害,或人体缺乏某些必需物质所致。因而一旦特定病因被查出来了,诊断便确立。治疗上，西医是依靠药物等治疗手段，针对致病因素进行对抗治疗，强调消除人的病。
量子中医学是中医理论现代化的科研成果，它是基于在科学、哲学层面的充分比较中医之气与量子的本质特性特征，提出“量子表征中医之气”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利用量子理论、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论)、特别是机体电磁辐射的相干性理论，揭示中医理论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天人相应、药性等学说的科学内涵。拟用量子理论等现论转化中医理论，建立现代的中医诊察和实验研究体系。其基本思想是以整体观和辨证唯物论为哲学思想，以量子理论等现代学科为理论基础，基于机体电磁辐射场表征中医人体之“气”的观点，运用微观状态的电磁辐射光（量子）辐射、能量（热）等量子形式,研究阐述中医理论关于人的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科学。概括的讲，量子中医学就是在机体电磁辐射层面研究人体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一门学科。当然，量子中医学目前还仅仅是个概念，形成一个完整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大量的理论和实验层面的支撑。但随着中医理论科学内涵的揭示，量子中医学的雏形已经形成。
2科学哲学观
中医学的哲学观同中国古代哲学观，为辨证、有机唯物主义，主要以取象思维为主。其方法论为思辨。中医药学是采用模型建构、整体认知、直觉观测、动态把握的方法来看问题。其特点为：①整体观，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在病理上相互影响。而且人体与自然界也是密不可分的，自然界的变化随时影响着人体生理病理转化,人类在能动的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着正常的生命活动。②功能性，中医学在认识解剖形体的基础上,特别重视人体的功能活动，常常从这一角度分析和认识人体的生命规律。③恒动性，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不断发生着气的升降出入运动而维系着形气相互转化过程的机体,人的生理和病理过程是机体气的动态平衡和失衡的过程。
西医学的哲学观为机械唯物主义，以还原分析论为其方法论，其思维方式为逻辑思维，西医学是采用物质分析、数学定量、实验实证的方法来看问题^其特点为①将人体视为各个零部件的组合。主要从病灶局部出发，用微观的、分析物质结构的方法及实验手段，来研究和认识人体的病灶一一人的病。②注重结构忽视功能，以解剖学为基础，着重研究人体的形体器官和化学构成，认为人是一台机器,只有物理的关系，而没有情感的融通。缺乏对人的整体生命的考察。③注重人体生理、病理的静态、局部忽视其变化、动态及整体。
量子中医学的哲学观与中医学相同，为有机、辨证唯物主义,其思维方式则以逻辑思维为主，方法论以还原、综合并重。量子中医学是中医学理论框架下，利用量子理论等现论转化构建而形成的。其特点与中医学有诸多相同点,①整体观,量子的通讯联系性可以将具有电磁辐射的万物联系起来，具有整体观外，量子组成的电磁场在宇宙的空间中伸延且没有边界，表现为整体性；量子的纠缠性、非定域性、超距作用等特性，更深刻的刻画出量子的整体观的属性,②功能性,机体的量子是机体内非分子型的通讯信使，机体电磁辐射是生命现象基础特征，其形成的电磁辐射场具有高度相干性，与生命体系相互关联，是调节生命功能和生命状态的有效途径。③恒动性，电磁辐射都是恒动的、永无静止的。④量子可以通过基于光电效应的仪器，定量的测知机体辐射的量子的数目、频率及量子统计，从而分析生物体系（如：人）的状态。与中医气的可察性相比，量子的可测性更客观更缜密，这是量子中医学建立诊察和实验研究体系的基础。
3支撑学科
中医学的支撑学科是中国古代哲学，以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作为其思辨工具。这是目前唯一的不但以哲学作为其指导思想而且以哲学作为其说理工具的自然科学范畴的学科。造成了中医理论抽象化、概念模糊化、诊察方法主观化,缺乏现代科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可证性等基本特征,使中医的特色和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显现,而且难以理解和掌握。
西医学的支撑学科为16-19世纪发展起来的经典物理学、化学等近代科学体系，西医学以经典的物理学、化学的基本原理和技术为基础，建立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病原生物学等为基础的医学理论体系和诊察及实验研究体系,形成了西医的生物医学模式。具备现代科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可证性等基本特征。
量子中医学的支撑学科是量子理论、自组织理论、机体电磁辐射的相干性理论以及电磁理论等现代科学体系。量子中医学是用量子理论等现代科学转化中医学的阴阳五行、气等哲学思辨工具形成的学科,是在机体电磁辐射层面上研究人体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基于量子的强度、频率及量子统计等建立起诊察和实验研究体系的。
综上可见，中医学、西医学、量子中医学的支撑基础学科不同，决定了其研究层面不同，中医学是以人体之“气”这一抽象的物质概念为研究对象,西医学是以机体的器官、细胞、分子为其研究对象的，量子中医学是以机体的量子、（电磁辐射）为研究对象的。
4临床诊治
中医理论是基于“气一元论”思想建立起来的，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整个宇宙都是由气构成的，人的生理、病理转变也是气的使然,气的阴阳平衡是衡量机体健康与否的标准尺度,气的状态是由医者通过望诊、闻诊、问诊、切诊等四诊之诊察方法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利用八纲、脏腑、病因、病机等中医基础理论,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即气的状态。然后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如方剂、针灸、推拿等,这一过程中医称为辨证论治。
四诊诊断方法依据有三条:①司外揣内。意为通过观察、分析病人的外部表现,测知其体内的病理变化。②见微知著,通过观察局部的、微小的变化，测知整体的、全身的病变。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任何一部分都与整体或其它部分密切联系，因而局部可反映整体的生理、病理信息。③以常达变，即以正常的状况为标准，通过对比发现太过或不及的异常变化。意为以健康人体的表现或状态去衡量病人，即可发现病人的异常之处及病变所在，从而为做出正确的诊断提供线索和依据。
中医主要应用源于天然的中药和以疏通经络为主的各种非药物治疗，用中医药理论对药物进行复方组合，对人体进行有重点的整体治疗。在大量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先者们根据不同的症候总结出大量的相应的药方，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智慧结晶，有是证用是方是中医的重要医则。中医主要是通过调整机体的状态恢复患者的健康的，以治未病为主的,所以其治疗的范围有限。
西医在诊断疾病过程中，根据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并借助于各种实验仪器设备及检查技术对疾病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包括病因诊断、病理解剖诊断、病理生理诊断等方面。
西医主要应用化学药品和手术治疗，消除病原体的侵袭和弥补机体的代偿功能。随着技术的发展,西医治疗还有放射治疗，介入治疗,透析治疗，物理治疗等等。在治疗疾病的不同阶段,西医可能会采用一种治疗方法,或一种方法为主同时采用多种治疗方法。
西医学的治疗原理是针对病变的特异性病因、病理，运用药物的化学作用性质和方式,形成特异性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的治疗。治疗思想是针对病因、病理、病位以直接控制的逆施性对抗疗法。治疗手段的选择和设计是以能够特异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为标准，治疗活动就是运用这种手段去消除病因、纠正病理的过程。随着观测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向更低的微观层次深入，越来越趋向于在分子水平的层次上理解疾病和医学现象。
量子中医学是在传统中医的框架下，用量子理论转化传统中医哲学内容构建的，认为量子可以表征中医之气。其诊断方法是用生物光子分析系统或其他检测生物超微弱发光、电磁、热能等仪器检测机体的量子行为，定量确定机体的状态,通过建立机体量子的行为与方剂、针灸等的定量数理关系，实施治疗的。量子中医学的治疗方法和治疗理念与传统中医学一样，最大的区别在于量子中医学实现治疗的定量化，中医学则是定性的。
5讨论
中医理论源于东方文明，西医理论源于西方古希腊文明，量子中医学却是用源于西方文明的量子理论转化来自东方文明的中医理论而来的。他们有相同的目的性即抵御人的疾病保障人的健康。
中医学是建立在人体之“气是构成并维持人生命活动的最重要、最基础的物质”这一哲学抽象概念之上的，量子中医学是建立在人体之“气是机体电磁辐射场”这一具体物质概念之上的，中医学“气”的概念是哲学层面的概念是彻底的、绝对的，量子中医学“量子”的概念是物理层面的概念,是实在的、可定量检测的。量子中医学认为量子与气具有同构性,而西方传统的思想文化以原子和还原论为代表,认为“原子”是世界万物的本原；量子中医学是以中医学为实践基础，以量子理论等现代科学为理论基础建立的学科，同中医学一样强调人体生命的功能变化规律，西医是以经典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近代科学为支撑建立的学科,强调人体生命的结构变化规律，强调征服自然。中医学以中国古代哲学为支撑学科，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哲学思辨工具为其说理工具。中医学和量子中医学重视机体的整体性、恒动性、功能性,形神统一，西医则重视脏器和细胞组织分析、强调局部、静态、结构，排斥精神因素；中医学重唯象研究，强调阴阳平衡，而量子中医学和西医学则重实证研究,注重实证分析、综合。量子中医学从机体电磁辐射层面研究人体;西医学从分子水平研究人体，中医学则从整体水平来研究人体的变化；中医学的诊断擅长司外揣内的功能观察法，辨证逻辑和定性分析，量子中医学和西医学的诊断尽可能运用一切科学技术发明，以定量检测为主；治疗上中医学和量子中医学是以天然的中药、针灸、拔罐等通过调整机体的状态，调动机体的抗病潜能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并用多种药物配伍，多种方法并用来提高疗效,侧重于治未病，西医治病则主要是以化学药物、手术等为主要工具，通过对抗局部病灶达到消除疾病的目的，侧重于治已病。
篇3
这些命题的提出，都离不开当前语境下中医学发展的需要，看似高妙空玄，实则很接地气。提出这些命题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如何正确理解中医，在西方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现代社会已经变得十分不易。相对于另外 4 个命题，中医原创思维更具有基础性，一旦研究到位，不仅有助于合理说明其他命题的内涵，而且还可以发挥消除存在已久的中医异化与分化的积极作用。从字面而言，中医原创思维的说法较为宽泛模糊、学理性较弱，为方便系统深入探讨，本文采用“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提法，这样可以提高命题的刚性，增强论证的强度。由于命题本身复杂，需要首先明确如下 3 个问题，以作为全面研究的基石。
1 何谓中医原创思维模式
首先需要对“中医”、“原创”、“思维”和“模式”做出符合命题本意的说明，不可望文生义地随意发挥。这里所说的中医，其主体是狭义的，是在汉文化背景下生成、发展、演化而来的医学知识体系，不包括藏医学、蒙医学、维医学、回医学等广义中医学范畴的民族医学，因为不同医学体系的文化背景与实践环境有所不同，若不加区分，势必造成新的混乱。
原创也有 2 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基于医者个体实践的，不同于传统，也有异于同时代其他医者的个性化创造; 另一种则是基于中医传统整体的、不同于其他医学体系的差异化创造，后一种理解符合命题本意。思维在此处的含义不是局限于严格意义的概念、判断、推理范围内的形式逻辑，而是综合性的认识过程，更接近于“认识论”和“认知”。模式不是对一种或一类具体中医学认知方法的说明，而是对中医学知识积累中带有共性的普适规范的概括。
在上述 4 个概念中，最重要且争论最多的是模式，共有 3 种代表性意见: 一种认为中医不存在模式，只有灵活机动、因时随势的各种方法，充其量可以说是方法体系; 另一种主张模式在中医学中存在多种形式，是一系列类似武术套路的程式，属于技术范畴; 第 3 种观点认为中医学尽管个性化色彩较为明显，看起来缺少一个共同的标准化基础，但实则形散神不散，共同的基础其实是存在的。如同风筝在天空中看似随意飞舞，但有一条线始终掌握在操控者手中，只是这条线是柔性的，不是一条刚性的铁丝罢了。
笔者倾向于第 3 种意见，也曾经思索过为何中医学的标准是柔性的，而非西医那样的刚性标准。与中医放风筝模式相比，西医的模式可以看做牵引式航空模型，它有两个特点，其一牵引线是铁丝，其二它靠自身动力，不受环境中风的影响。显然，尽管风筝与航模的运动形式不同，但两者间的共性是存在的，一方面都是飞行器，另一方面都受人操控。两者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风筝的动力由环境风力提供，故受环境影响较大，而航模动力则由自带的发动机提供，受环境风力影响较小。所以结论是，两者本性相同，都是由人操控的飞行器，但类型不同，一种是环境动力型，另一种是自身动力型，故技术标准不同，前者是柔性棉线，后者则是刚性铁丝。
中西医也可如此类比，功能相同，类型不同，差异的根源在于中医建立在自然主义文化基础之上，而西医则建立在技术主义文化基础之上。
可见，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共性规范，不是个性表现。中医的存在形式有两个，一个是文献知识，一个是职业实践。如果没有共同的标准，这些文献将无法组织成为体系，供人们学习与传承; 如果缺少公认的规范，中医也无法以职业形态存在于现代社会，得到患者的信任与选择。因此，问题不是中医有无模式，而是存在一个什么样的模式。中医自身成长在自然主义传统文化环境中，模式意识不强，经验、多元倾向明显，因此没有强烈的标准与规范需求。
在以西医为主导的技术主义文化氛围中，标准与规范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如同道教遇到佛教后，为适应社会需求，将自己也规范为相似模式一样，这是一种面对强势文明的自我发现与调整的行为，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但要注意在形式上可以借鉴，在内容上不可异化，否则道教也就成了佛教。冯友兰用“新瓶装旧酒”对这种文化更新活动做出了适当的方法论说明，既生动又准确。中医可以按照这样的原则说明自己的模式，并要意识到这种说明是必要的，是对发展中医有利的，不要觉得委屈，也不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异化。
2 为什么要研究中医原创思维模式
百年来，在西学东渐之风的强劲冲击下，中国文化整体衰落了。尤其是其中的自然国学部分更是损失惨重，到目前为止，曾经独领世界学术数千年的天学、地学、农学、工学、算学、兵学等学科成体系地被西方科学替换，惟有中医学一支仅存。但在西方近代还原论科学的大环境中，整体论的中医学处境艰难，不断受到来自各个方面、形形的不合理质疑，或者不断边缘化到民间领地，或者在体制内被迫异化以适应狭义的还原论科学规范。久而久之，不仅中医学的学术和实践功力弱化，而且渐渐迷失自我，失去明确的方向和学科的立身之本。通过对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揭示，重新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是中医学生存与发展的首要之务。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是否存在的问题，关系到对中医学知识的属性定位，而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特征说明，则涉及对中医学知识类型的定性。如果认定存在一个中医原创思维模式，那么就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中医学是有理论体系框架与方法论支撑的、高质量的知识系统，而非没有内在联系的、难以传承的经验性知识碎片。而进一步对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特征说明，则可以凸显中医学知识的独特性，强调其主体性，在弱势情况下有效捍卫自己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创造性，从而增强行业内的信心和公众的信任，有力地推动中医学的学术建设与社会健康服务。
一个直接的重要结果，就是对长期以来纠缠不休的中医科学性问题给出清晰的回答，即中医学是探索生命活动机制与疾病防治规律的科学，虽然与西医的还原论模式不同，但依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是与还原论科学等价的整体论科学类型。两者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适用范围有差异，应该互补、而非互斥。
中医学有其整体论模式的自身发展规律，不可以用还原论模式改造，那样势必导致毁灭性后果。中医学自身的规律集中体现在它独特的、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为基础的方法论上，而其中的核心便是原创思维模式。中医学是与时俱进的科学，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不断完善自我，现代化是必要的，但不能在方法上将中医学的临床诊疗与病理学命题建立在西医以细胞、分子、线性关系为标志的还原论生理学基础之上，那将导致全面的异化。而应在系统、信息、非线性这些与传统中医学理论通约的复杂性科学的相互作用中，找到中医学在现代大科学环境中的恰当位置。这样不仅可以强有力地促进中医学自身的发展，摆脱被动、孤立的处境，而且能够推动新的广义科学观的建立与深化，可能发挥引领科学新一轮变革的积极作用。
3 如何研究中医原创思维模式
从这里开始涉及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研究的角度及核心问题，总体而言，宜在医学、哲学、史学 3 个角度展开讨论。医学角度的核心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中西医的思维模式有何不同? 另一个是为什么中医界认识问题的个性化倾向如此明显，以致难以找到普适规范的基础? 哲学角度的核心问题也有两个: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认识论基础在中国哲学中如何体现? 以及如何理解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一般形式? 史学角度的核心问题还是两个: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是稳定存在的，还是动态变化的? 在西方医学传统中有否类似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相应形态，如果有，它与中医学的关系如何?
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会自然而然地找到适当的研究方法，因为方法不是僵死的，而是伴随问题而生的。可以不夸张地说，问题是一切研究工作的灵魂与原动力。
比较中西医的思维模式，需要确定相同的时间截面，这里所说的中西医是当下并存于世的两个医学体系，而非过去的两者。概括而言，西医的思维模式是还原论，中医则是整体论。还原论的观念基础是“天人两分”，观察视角为“实体本体”，研究对象为“局部结构”，分析方法是“主客相分”; 而整体论的观念基础则是“天人合一”，观察视角为“关系本体”，研究对象为“整体信息”，分析方法是“主客合一”。与还原论模式相配合的文字组织体系是形式逻辑，包括概念、判断、推理等环节，基本特点是清晰、抽象、线性、刚性与排中; 而与整体论模式相配合的文字组织体系是辩证逻辑，也包括概念、判断、推理等环节，基本特点是模糊、意象、非线性、柔性与守中。正是因为整体论模式的辩证逻辑特点，采用此模式的中医学个性化色彩明显，规范性基础不强。
这里导致非均一性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环境，一个是心理。西医知识的起点，近代以来以实验室为主，作为研究对象的细胞系和实验动物可通过近交系培育实现均一化，但中医学知识的起点则是临床人体，无法均一化，因此个性化诊疗无可避免。个体性最突出的便是患者的心理特征以及具体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最终中医的特长所在也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心理与环境动力的医疗作用了。
认识到这一点，便可以在现代社会的文化与技术环境中建立适合中医的规范，其要点是 “弹性”，即刚性(共性) 要素一半，柔性(个体) 要素一半。既不像西医那样过度排除个性化因素的刚性“铅球”规范，也避免传统中医过度强调个性化因素的柔性“面团”规范，建立一个既能体现现代社会的普适规范要求，也能保留传统中医个体化诊疗优势的弹性“皮球”规范。皮球的优势便是兼备了铅球的常态固形，以及面团的动态变形的双重特性。
有学者主张在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研究中务必区分中医与中国哲学，其实这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传统的学问中，哲学与科学是无法分割的，而在现代科学环境中，像思维模式这样的方法论问题，往往属于科学哲学范畴，更是不能分开。因此，要找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认识论基础只能到中国哲学中去。认识论是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问题，如同人的两只手，或者是左撇子，或者是右撇子。那么纷繁的人类认识活动，说到底基本类型也不外乎“天人相分”和“天人合一”这两个。
中国哲学中这两型均有，但后者是主流类型。西方哲学中也有这两型，与中国哲学相反，主流类型是前者。天人合一便是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认识论基础在中国哲学中的体现，也是其自身的逻辑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引申出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一般形式，包括视角、对象、方法三个要素。目前已经形成分别从中国哲学和中医学角度提出的两个对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一般形式表述，即刘长林的“以时为正”、“道法自然”和“立象尽意”，以及王琦的“形神一体”、“气为一元”和“取象运数”。两者之间的对应点在于时空关系中的“重时”与形神关系中的“重神”，本体论中的“自然”与“气”，认识论中的“意”与“数”。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提法虽新，但其存在却已十分久远，至少在《黄帝内经》中已经成型。模式的本质是方法论，它是知识积累过程中的组织者，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中医学知识才会不断地自组织，在历史长河中适时强化其理论内核，有效指导临床实践，在演化中逐渐完善。除了中医学知识体系内部的自组织机制，还有两种外部力量时刻影响着它的发展进程，一个是人类学因素，另一个是社会学因素。
人类学因素带有根本性、源头性特征，社会学因素则带有过程性、即时性属性。可见，人类学因素相对稳定，与常说的“道”接近，和文化精神相通; 而社会学因素则时时变动，与通常意义的“术”吻合，和技术形态一致。由此可见，更多反映观念与民族气质的中医原创思维模式在内涵上是相对稳定的，但其外在表现则会因时随势发生对自身有利的嬗变。西医的历史相对于中医较为复杂，它包含了除印度医学和中国医学之外的几乎所有世界上主要的医学体系，如埃及医学、美索不达米亚医学、希腊罗马医学、阿拉伯医学等，这些医学体系的类型呈多样性，既有整体论也有还原论，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才渐渐凸显了以还原论为基本模式的近代西医学风貌。就是在现代，受生物学中实验生物学与进化生物学两个传统的影响，医学领域依然存在还原论的实验传统以及整体论的观察传统之别。其中实验传统为主流，但伴随转化医学理念的兴起，两个传统之间的融合已经开始。可见，整体论科学非中医学所独有，在西方古已有之，今天也依然存在。至于它是否受到中医学的影响，则是一个难于简单回答的问题。
近代以前，通过阿拉伯医学的少量间接影响是有的，直接影响则缺少证据。近代之后可以明确地说几乎没有对西医主流产生什么影响，但对一些非主流医者则有一些点滴影响。较大的影响始于 1972 年带来的针灸热，之后中医学以替代医学与补充医学的身份持续对西医影响至今，且渐渐深入。较为合理的说法是，中西医均有整体论与还原论两种类型，但中医以整体论为主流，西医以还原论为主流，两个医学体系独立发展，相互影响不大，两者的整体论类型表现形式也各有其自身文化与技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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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 医学模式 中医整体模式
模式作为一种学术术语，在不同学科领域有其不同的内涵，它既可是思想体系，又可是思维方法，具体在医学领域里称之为医学模式。医学模式是人们在医学实践中观察、分析和处理有关人类健康和疾病问题的观点和方法，是一个历史范畴，反映着一定历史阶段医学发展的特征、水平、趋势和目标［1］。中医无医学模式一词，但《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中即明确提出“医道”，是指导中医学发展方向和实践方法之意，其意义同于医学模式［2］。
1 医学模式的历史变迁［3～5］
医学模式的变迁反映了社会文明的进步。远古时代，人们认为世间的一切是由超自然的神灵主宰，疾病乃是神灵的惩罚或者是妖魔鬼怪附身，故把患病称为“得”病，对待疾病则依赖巫术驱凶祛邪，而死亡是“归天”，是灵魂与躯体分离，被神灵召唤去了。这种把人类的健康与疾病，生与死都归之于无所不在的神灵，就是人类早期的健康与疾病观，即神灵主义医学模式［3］。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对世界本质认识的不断提高，开始认识到世界并非神灵创造，人类疾病也非神灵所为，逐渐形成了自然哲学医学模式，人类开始以自然哲学理论解释健康与疾病。如中医学以《内经》为标志，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体现以“整体观念、审证求因、辨证论治”思想为特色，以“天人相应”“阴阳五行学说”为说理工具，以“脏腑经络理论”“七情致病”等为核心的中医整体医学观，将健康和疾病与外界环境以及心理活动联系起来进行观察和思考。“中医医学模式”属于自然哲学医学模式范畴。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社会变革。瓦特发明了蒸气机，使机械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掀起了产业革命的浪潮。顿时，机器似乎成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那时起主导和进步作用的哲学思想也与机器分不开，这便是机械唯物主义。在“机械文化”的影响下，盛行着以机械运动解释一切生命活动的观点，如把人体看成是由许多零件组成的复杂机器，心脏是水泵，血管是水管，四肢活动是杠杆，饮食是给机器补充燃料，大脑是这架“机器”的操纵盘，等等。法国医生拉马特利编著《人是机器》一书，认为人是一架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体温推动它，食物支持它，疾病是因机器某部分失灵，需要修补完善。这种以机械论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与解决健康与疾病问题的状况，在当时是一种普遍倾向，这就是机械论医学模式。从18世纪下叶到19世纪，自然科学领域涌现出一系列重大发现。显微镜的发明，创立了细胞学说；进化论和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动摇了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的自然观；工业化、都市化导致的传染病问题日益突出，推动了细菌学的发展，人们不仅发现了细菌的存在，而且通过培养基认识了一些使人致病的细菌；与此同时，一些医学基础学科，如生理学、病理学、寄生虫学、药理学、免疫学等都在蓬勃发展。生物学的长足进步，促使人们开始运用生物医学的观点认识生命、健康与疾病。关于健康与疾病的认识，抛开人的社会属性，而把人作为生物学的人体，认为健康是宿主（人体）、环境与病因3者之间动态平衡，这种平衡被破坏便发生疾病。这种以维持生态平衡的医学观所形成的医学模式，即生物医学模式。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医学科学有了更大的进步，一些由生物因子（细菌、病毒、寄生虫）所致的疾病已被控制，而另一类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精神病等，已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危害。同时，人们还惊讶地发现，曾经为人类健康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生物医学模式，在这些疾病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因为这类疾病的发生原因主要不是生物学因素，而是社会因素或（和）心理因素所致。（这个问题，中医学早在《内经》时代，就说得很清楚了，而现代医学直到今天才刚刚认识到。）于是，20世纪70年代，WTO提出了综合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对人类健康与疾病影响的医学观，这就是现代整体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从医学模式变化发展的趋势上看，它在迂回曲折中朝着科学、理性和综合方向发展。从神灵主义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向近代生物医学模式发展，是向科学方向发展。从近代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发展则是向整体医学模式方向发展。
2 中医医学模式的特色
《内经》构建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的基础，同时也确立了中医医学模式的基本精神。因此中医学模式构筑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观及其方法论之上，反映了中医在观察、分析和处理人的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过程中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其特色地体现在：①“天人合一”“形神合一”的健康观：中医学对健康的认识，强调人与自然和社会环境(天)3者处于和谐状态，谓之“天人合一”。同时更强调人体本身(形)与神志功能(神)要处于和谐统一的状态，谓之“形神合一”。如此，人就是健康的。《素问·上古天真论》记载：“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②邪正交争、阴阳失调的疾病观：健康的人，“天人合一”“形神合一”，中医称之为“正气”，致病邪气作用于人体，形成了“邪正交争”的局面，正邪这对矛盾可通过机体自身的调控，正能胜邪，则维持着健康状态，即《素问·刺法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在正不胜邪的条件下，打乱了天人、形神的和谐状态，人体就会患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中医学认为，生命运动的过程是阴气和阳气相互运动变化的过程，健康意味着人体阴阳处于动态平衡状态，谓之“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一旦邪正交争的结果使阴阳处于失衡状态，即阴阳失调，人体就会患病。中医在认识和治疗疾病上，自古秉承“谨察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的祖训，道理就在于此。③治病求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防治观：“治病求本”，就是寻找出疾病的根本机制即“阴阳失调”而治疗。在此前提下，治和防如何处理呢？中医强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防治观。《素问·上古天真论》记载：“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疏五过论》曰：“圣人之治病，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刺灸贬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贫富贵贱，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卒始，八正九候。”如此则“诊必副矣。”
在医学模式转变过程中，人们发现，中医医学模式在内容上较之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更加丰富和全面，包含了作为完整的人的健康和疾病的各个基本方面，对现代医学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促进中西医学共同进步，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与指导意义。
首先，从研究对象［6］上讲，虽然都把具有精神、心理及社会因素把人作为医学模式的核心。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则侧重于生物物质形态(空间结构)及由此形态负载的功能研究；中医学自古以来就秉承天人合一、形神合一的健康观，它所治疗的对象是打乱了天人、形神的和谐状态的“阴阳失调”的人，防治疾病一贯重视人的精神、心理及社会因素。而且，中医学理解的“生命”，比“生物”更深刻，中医研讨人的生命活动机制，侧重于功能过程，涉及健康、疾病的深层本质。它是一个以病人为中心取代以疾病为中心的医学模式；是以促进健康，防止疾病，提高生活质量为宗旨，代替以单纯防治疾病为目标的医学模式；是一种从人们生前到死后持续性照顾，而非断续性的只在患病期间治疗的医学模式。
其次，从医学模式的基本特征［7］上讲，两种模式都强调人的疾病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医学在几千年的医疗实践，一直把人置于天地之间，放于社会之内，把人作为自然、社会中的一员。《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也。”由于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形神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的影响。因此，置人于自然、社会环境的变化之中，以分析其机能状态，并结合其所在的环境变化，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强调个性化治疗，这也是中医学精髓所在。
再次，从考察视角上看，中医学从综合角度考察疾病，重视人体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功能活动。“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思想贯穿认识和治疗疾病全过程。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则以系统思维的方式，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把人的健康和疾病置于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三维结构中考察。对“环境”的认识［7］，中医医学模式认为环境包括自然、社会两大环境及其统一，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只标明社会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显然，“环境”比“社会”更全面。
3 小结
本文通过对人类医学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的探讨、中医整体医学模式与现代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对比分析，揭示了中医学整体模式以其丰富和全面的内涵而独具前瞻性，其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至今仍具先进性，是西方医学模式的转型中追求的目标。重新审视中医医学模式的科学价值与特色，对探索如何发展中医学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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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some thought on tcm development
guo yong
first hospital affiliated to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hangzhou（310006）
abstract： medical practice is guided by tcm theory，and the staff engaged on that is tcm talents.tcm is of social science，though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more of natural science，absolutely not “pseudoscience”.the living environment changes，tcm needs to f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in progress，and the tcm change must be creative.
key words：tcm;development;creation
近日阅读了刘力红教授的著作《思考中医》，并有幸聆听了刘教授的讲座，独自静思，对刘教授的观点及中医现状感触良多，对中医的发展有所想法。
1 正确认识中医
我认为所谓“中医”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医疗实践活动，而从事这个过程的人员才是中医人，可见基础理论的重要性。目前社会上部分机构和个人，为了某些目的，打着中医的招牌，掩人耳目，缺乏系统的、正确的中医理论的依据，参与医疗和科研活动，这类单位和个人其实不是中医，只是“伪中医”。
中医的理论是不是“严重落后的”？“是伪科学”？“要求废除中医”？那如何评价中医理论是所谓的“超前的”还是“落后的”？个人认为必须要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评价，“物质决定意识”这是更古不变的哲学真理，世界上应该不存在超时代的东西，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一定会进一步加深。
《辞海》对科学的注释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故科学存在相对性，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可以重复的，可以用数字语言来表达，而中医学是介于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更多的倾向于自然科学的，绝对不是“伪科学” ！
2 中医需要与时俱进
近期经常可以听到一种声音“中医不行”“取缔中医……”这种现象值得深思，目前中医在医疗服务中所占的比例，从古代的主体到现代的20%左右，其服务功能明显下降。我国目前中医、中西医结合、西医三种医疗体制并存，但多数领域的医疗水平（包括疾病的防治能力，国民体质及平均寿命等）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且只采用西医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没有优势。
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中医的一部分功能已经被现代医学所替代，另一方面是“伪中医”在作梗。负责任的说，中医是有疗效的，只是随着时空的变化，很多老的内容不适应了，与现代医学的发展比较相对落后了，目前的中医学理论大多是几千年、几百年前的，中医理论萌芽、发展、成熟的存在环境与今天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1）对象改变。古代中国人平均寿命50岁左右，农业社会中生存，农耕体力活动为主，生活节奏慢，饮食结构简单、自然，生活相对规律，仅以中医作为单一治疗方法；现代中国人平均寿命达到70~80岁，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中生存，工作强度大，生活节奏快，压力大、饮食结构复杂，生活缺乏规律者较多，以西医作为主要的治疗方法。（2）药材改变。古代的中药绝大多数为野外自然生长，污染少；现在中药人工培育为多，很多遭到工业污染，许多药材已经无条件使用（例如：虎骨、犀角等）。（3）疾病谱改变。古代中医面对的患者各种疾病均可见，“伤寒”、“温病”多见；现在面对的患者以代谢病、慢性病、老年病多见。（4）需求改变。古代的求医者多有“听天由命”的想法，信息来源单一，信赖医生，现在的多数患者，不单单治疗疾病，对预防保健、改善生活质量有较高要求，信息来源广泛，医生信赖度相对降低，循证医学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既然中医的生存环境变了，中医不变怎么能适应！
3 中医需要创新
篇6
《周易》理论的基石是象。所谓象是指：①具体的物象。即自然界存在的各种可为人感知的事物现象；②意象。即从事物现象中提取出现的，代表一类事理的符号或表象。如《易传》在解释象时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拟诸其形容，而象其物宜于是故谓之象。”象也者，像也。”《周易》认为，因为象是“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结果，所以其中“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能够“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也就是说，通过对象的推演可以把握认识事物的规律。这种以“德”和“情”为桥梁，将万物之中之同类者相互联系的方法，就是《周易》通过象来认识和推测事物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强调任何事物只要具有相类
的“情”和“德”，就具有共同的类别归属，换言之，任何“德”情”相通的事物，都反映同样的规律，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和影响。
中医学的理论大厦虽然与古代的解剖知识有一定关系，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以后，中医学的解剖学内容不但没有得到进一步充实’，反而逐渐萎缩了。保留下来的也已不是纯粹解剖意义上的内容，而是与整个中医理论体系相统一，又能反映阴阳五行规律的内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医学理论体系构建之时，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医学所特有的以阴阳五行为主要方法和桥梁的思维方式。而这一思维方式，又是与《周易》的思维方式一脉相承的。
五行学说中的木、火、土、金、水本质上也是一种象。很明显，“木曰曲直”进乙木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自然界“树木”的不完全抽象得到的；它具有双重特点：一是直观性。在某种程度上，“木曰曲直”可以说是对“木”性柔和，能曲能伸的直接描述；二是抽象性。即“木曰曲直”所代表的不仅仅是自然界树木的．特性，也是对所有具有“曲直”特性事物运动规律的认识，“曲直”是木行事物的“德”和“情”。这样，在中医学建立其理论体系和具体阐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时，通过“曲”直，”这一木行的“情”和“德”形成的有关肝胆功能的认识，就与人体解剖实体的肝胆功能具有了本质的差别。
二、“木曰曲直”与中医学对肝胆的认识
中医学从整体观念出发，强调人体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这种联系的突出、表现之一，是脏与腑之间，在脏与其所属的组织、器官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关系。而这种整体联系的基础，就是五行的“德”和“情”。
前巳述及，象具有直观和抽象双重特征。要通过象来了解同类事物，就必须发挥联想，通过象的“德”和“情”来引伸、推演。木行的“曲直”特点，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象“德”，五行学说作为古人权用采认识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思维工具，是通过对每一行之“德”的推演引伸才把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据此，“曲”可引申为“入”或“关”等，“直”可引伸为“出”或“开”等等。因此，凡人体兼司出入、开合或柔刚者，都具“曲直”之性，故皆可归于“木”行范围。由于中医学的五脏很大程度上是与五行相应韵五大系统，所以，这些部位从理论上讲，都可属于“肝胆”所主的范围。
1.“木曰曲直”与中医学对肝胆部位的认识
藏象学说中有关肝胆部位的认识，历史上不同的医家观点不尽相同。《内经)从人体的解剖实体出发，明确提出“其治在右”的认识。同时《内经》还从“人与天地相参”和“左右者，阴阳之道路”角度，提出了“肝生于左”的观点，实际上《内经》及后世医家的认识还远不止泪口当。
胆主半表半里。在《伤寒论》中，少阳胆的部位在半表半里。这与“开、合、枢”理论有关。所谓开、合、枢，是指经脉生理功能特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层次。开主表，合主里，枢主转运，即“太阳主开，阳明主合，少阳主枢”。枢即转运之义。由于半表半里是人体之气内外出入的必经之路，因此具兼司表里之功，恰与木之“曲直”特性相合，故中医学有“胆主半表半里之说。
胆主咽、喉、口唇、眼，女子胞。《内经》云：“咽者，胆之说也”。《伤寒论》少阳病提纲中也强调胆与咽的密切关系，认为，“少阳病，口苦，咽干、目舷是也。”咽之所以被称为“胆之使”，多数医家认为，是由于咽部为足少阳胆经所过之处的缘故。这纵然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嚼乃人体水谷出入的门户，是食物由口进入食道和整个胃肠道的必经之路，是人体内外交换的枢纽，与“曲直”之性相通，所以才与胆有关，同样，作为人体内外之气出入的主要门户，喉也是一个兼司出入的场所，故也与“曲直”相类，从而从属于胆．《内经》所讲的。堠主天气，咽主地气”所盲就是咽和喉的这种兼司出入的作用。
口唇主要由脾所主，但这种认识实际是以口唇是一个主要由肌肉构成的组织为出发点的。若从口唇的运动特点言，则与胆(肝)有关，一方面，口唇的开合运动与“曲直”相通，另—方面，主司人体运动的主要还是由肝(胆)所主的筋脉。故口唇与胆也有密切联系。
中医学认为，肝开窍于月。对其机理的一般解释是，肝经上连目系。但从经络循行来看，到达目睛部位的绝不止肝经这一条经脉。那么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其与肝的联系呢?除了实际观察到的肝的病变最易在眼睛上面表现出来以外，恐怕与眼睛的闭合作用不无关系。虽然在五轮学说中，眼睑为肉轮，由脾所主，但就眼的开合运动讲，则应该说，还是与肝的关系最为密切。其原因就在于，眼的开合运动在“德”上与“曲直”是相类的。
女子胞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主持月经，二是主持胎儿的孕育。经血来源于冲任，但其排泄却必须经过子宫。在这层意义上，女子胞也是一个兼司出入的部位。与肝胆是相通相关的．故肝失疏泄时，月经往往表现为提前或拖后，量或多或少的情况。多少不调，前后不均，很容易使人将其与“曲直”失常联系在一起。在《金匮要略》中，治疗热结血室(即子宫)用小柴胡汤这一治疗少阳病的主方，就是一个明证。
此外，象这样的部位，也可说与肝胆密切相关。故肝气异常时，常见捧便的功能异常，表现为大便或稠或稀，便秘与泻泄交替出现等症状。
当然，用“木曰曲直”与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相比较得到的结论，只是中医学对肝胆所主部位认识的一个侧面毒事实上粤由于采用的方法不同，中医学对肝胆所主部位的认识结果也不一样。但就五行学说的应用而言，这无疑是中压学最富特点的尸种认识。
2.“木曰曲直”与肝胆的功能特点
在生理上，肝主藏血，主疏泄，为刚木之脏而性善升发；在病理上，肝之血性柔而易亏，肝之气性阳而易亢，故有肝“体防而用阳”之说。从体用的基本内涵分析，体指根本，用指派生。从人体五脏的物质基本及其功能表现来说，任何一个脏器都应是体阴而甩阳的，为什么偏偏强调肝的体阴而用阳呢？这是因为，与其他脏器相比，肝之阳气方面易于甚发，阳性极强，而肝之阴血为了制约肝气，伤止其升发过度，其阴柔之性就必须突出。这样，肝之阴阳两方面都具有较之其他脏器阴阳更加显著的特点。换言之?肝本身就只有刚柔两个方面。此也可看作“木曰曲直”在肝脏功能活动上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肝体阴而用阳”的提法，实际上是对“木曰曲直”的另一种概括。
《素问·灵兰秘典论》云：“胆者，中正之官”。中正；不偏不倚之谓。由于胆主决断，故言此。而中正本身，实际也具有兼司两头，能曲能伸之意。所以与“本曰曲直”是并行不悖的。在藏象学说中，胆既为六腑，也是奇恒之腑之一。这样的一种划分是否还蕴含更深刻的意义呢?；笔者认为，这还是受“木曰曲直”影响的必然结果。其解释是：六腑与五脏互为表里，六腑为阳，主运化水谷；五脏属阴，主储藏精气，奇恒之脏，形态上中空似腑，功能上主藏精气似脏，恰介于二者之间，或者说为脏腑之半表半里，故胆既属六腑，又为奇恒之腑之一。由此可见，胆之所以同时归属奇恒之腑，正是胆为中正之官，兼司表里之故。
三、“木曰曲直”与肝胆病的治疗特点
肝胆既具曲直之性，兼司表里、出入和开合，那么在治疗肝胆病变时，就要从“曲”和“直”两方面出发，兼顾表里、出入和开合。
以肝病为例，由于肝“体阴而用阳”，肝疏泄朱职，总与肝之气血两方面有
关。故肝病的治疗，多从养肝体和达肝用两方面同时进行。多以臼芍之酸敛养肝阴(血)，柴胡之辛寒疏肝用。二者的配伍，恰是“木曰曲直”在肝病抬疗中的意义。当然，二者量的变化，随着病变特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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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藏象学说概述
藏象学说作为中医学的核心内容，一直指导着中医学的临床和实践，在中医学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或者说是医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解剖，病理生理，生物化学等学科的发展，中医的藏象学说却越来越受到一部分人的质疑。关于五脏的现代研究也发现：中医的五藏的确不同于现代五脏的五个解剖器官。中医的五藏虽然与现代五脏有相同的名称，而且有相同的解剖学部位，而且外形也与现代五脏的医学认识大致相符合，但是，在功能上却相差万里。是不是中医对五藏的认识是错误的？要不要抛弃中医的五藏或藏象学说用现代五脏的知识取代它？怎样认识中医五藏的本质？这些问题事实上成了能否正确认识中医或能否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不可否认，几千年来，中医的藏象学说确确实实作为一种在临床上行之有效的理论而存在着，并指导着中医的临床与实践，而现代科学的功能子系统概念为理解这种存在方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大量事实也证明：可以明确地将五藏理解为人体的五种功能子系统[1]。
现代科学特别是系统科学的研究认为，人体是典型的的功能系统，也就是说，人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病理上都是功能性的，人是作为一种功能系统而存在着。那么，什么是功能子系统呢？系统科学指出，对于"系统"的理解，要从根本上冲破机械论把系统仅仅理解为"硬邦邦"实体性结构的观点，充分认识和理解"软"（功能性）系统的客观存在，这种系统不但要素之间是相互关系的"软"（功能性）的，而且参与相互作用的要素也是"软"（非实体性）的。其结构和要素都是功能性的，是不具有实体（解剖）形态的。人的功能子系统是指人体内由若干功能项相互作用形成的具有特殊功能的子系统。它作为人体内的一个子系统，具有相对独立的的整体，在人体生命活动中具有特定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它又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或解剖单位，不能用解剖的方式从人体中分割出来或"抽取"出来，只能在其功能活动过程中，从概念上把它作为一个单元来对待，在系统论中把它称为"概念性单元"。这种子系统所包含的要素几乎全是功能性的，每一个要素往往只是一个功能项，各功能项相互作用形成了子系统的结构，结构当然也是功能性的。可以这样理解：结构是为功能而存在的。
事实上，藏象学说本来就是把五藏作为功能上的五个整体而提出的。不可否认，早期的解剖学知识曾对藏象学说的形成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是，从现存最早的记载藏象学说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来看，它并没有对五藏的形态结构进行详细论述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论述，而是对五藏的功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论述。是当时的医家没有对五藏的解剖学结构进行仔细的观察吗？回答是否定的。《黄帝内经》中说："其死可剖而视之，其藏之尖脆，府之大小……皆有大数""心居肺管之下，膈膜之上，附着背之第五椎……"。而《灵枢・肠胃论》更是详细论述了胃肠的形态结构，甚至对肠的各个弯曲也进行了详细描述，得出食管与肠道比约为1/35，这些足以说明当时的医家对脏腑的观察是非常精确的。虽然后来的《难经》对五藏的形态结构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论述，但是，在"司外揣内"的功能观察法下，还是把五藏的解剖学结构抛弃了[2]，而功能成了藏象学说的核心。
2中医五藏具有功能子系统的特点
从现代系统论功能性原理来看，中医五藏具有功能子系统的四大特点：
2.1具有纯功能的特点 它是由相互作用的功能项联系起来形成的结构，以功能为基础的"功能-时间-空间"结构，虽然具有一定的时间、空间特征，但功能性是其基本特征，带有纯功能性的特点。功能过程一停止，结构就消失了。五藏就具有这样的特点。比如说肺就是由主气，司呼吸，朝百脉，主宣发肃降，通调水道等的各个功能项联系起来形成的结构。一旦这些功能丧失了，肺也就不是中医的肺藏了。
2.2形成功能子系统的要素是功能项，不是解剖实体，其结构不具有解剖形态学那样的特征，即不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稳定地积聚物质能量，不具有独立占位性，虽然在功能上是一个独立的单元，但不是一个独立的解剖实体，用解剖学的观点和方法无法研究和认识它。现代医学中的脾切除手术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中医的脾藏，作为人体的一个功能子系统，它只作为一个符号而存在，不是解剖学的实体结构-脾脏。如果把脾藏等同与脾脏，脾切除了，脾的主运化，主统血，主肌肉、四肢的功能也就随之消失了，人的生命怎样维持呢？
2.3功能子系统所包含的功能要素往往是某个解剖单元多项功能中的一项，多个解剖单元各以其多种功能项中的一项或几项参与同一个功能子系统，一个解剖单元的多项功能可以分别参与多个功能子系统。这在藏象学说中也有很好的体现。"血"作为人体的一个功能子系统，是由肝、心、脾、肺等功能子系统的肝藏血，脾统血，心主血脉，肺朝白脉的功能项共同参与的。
2.4它在整体上形成特定的独立功能，这种功能是整体性的，是该子系统的系统质，它不是系统内各功能项的代数和，也不同于相关任何一个解剖单元的功能或相关的各解剖单元的功能之和。肾藏作为一个功能子系统，分别参与藏精，生长，生殖发育，主水的功能。但是，象肾脏一样，分成肾小球的主要功能是滤过，肾小管的主要功能是重吸收，把肾藏分成几部分是不可能的。
同时，现代医学的各种研究成果也证实了五藏是作为人体的功能子系统而存在的。如，肾藏的研究显示：肾藏的虚实变化与肾脏有一定关系，但不是主要的，其主体性内容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相关；脾藏功能与脾脏相去甚远，它包括了以消化系统为主要功能，并涉及自主神经、内分泌、免疫、血液、代谢等多方面功能的综合单位：肝藏是人体内调节物质流动和分布的功能系统……。这些研究更证实了五藏具有人体功能子系统的特点。
3讨论
以功能为核心的藏象学说中的五藏，不同于西医解剖、生理学上的五脏，五藏系统具有比五脏更复杂的内涵和外延，中医脏腑的生理是指五藏系统的综合功能而言[3]。它抛弃了实际脏器的解剖，重功能而轻实质，重整体而轻实质，把五藏作为人体的功能子系统去理解和应用，是中医学对医学的一大贡献。不明白这些，就会对五藏的理解误入歧途，对藏象学说产生怀疑，甚至对中医的发展失去信心。也就是说，认识五藏的本质是人体的功能子系统，是发展中医，振兴中医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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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中医原创思维，是一项相当棘手和难度很大的工作。除了要概括其定义，还必须改变长期因循的理论定势，需要沟通众多自我生发的孤立观点，区分几个外延不甚清晰的基本概念。
1理论定势的偏向需要纠正
理论定势偏向其一，中医原创思维是哲学命题，认定思维活动只是单纯的认识活动。此等认识的结论，大都缘于中医学同哲学的思维功能基本一致，认为思维活动只是认识万物和宇宙自身。尽管认知功能是思维活动的主要功能之一，但是思维的功能还有指导实践和规范行为、梳理层次结构与构建实践规则，创造价值与进行评价的功能。国医大师陆广莘先生曾说，中医学不仅体现了认识论上的知识论，更是实践论。换句话说，中医原创思维，不是为了认识而去认识，其最终目标是为了解决临床实践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其二，中医原创思维与中国其他传统学科思维具有共同性，通过对中国传统农学、天学、物候等学科的思维进行解析，能够从外部间接了解中医原创思维。笔者认为，从思维发生的认知基础与基本特征，如天道自然、天人相应等认识的逻辑起点来看，这一思路并无不当。但基础和特征并非思维本身，中医学与其他学科的根本界限不应忽视。中医学是以人体生命现象及其调控法则为对象，要认识的是生命的机制与原理，要解决的是辨证论治的实际问题，故中医原创思维与其他学科思维大相径庭。
2见仁见智的理论认识需要通约
通约，是数学上的一个术语。科学哲学在表述属性或本质相同的两种事物关系时，常常称之为“可通约”。关于中医原创思维的定义，当代不少学者都有论及。如王琦［2］认为:“中医原创思维是‘取象运数，形神一体，气为一元’的整体思维模式”。刘天君［3］提出“具象思维是中医学基本的思维形式”。王永炎［4］主张原创思维具有“特有”、“与众不同”、“创造性”3个属性，“科学与人文交融”、“天人相应、调心与调身并重”两大特点。刘长林［5］曾指出，中医原创思维应以象思维为主导;“象”作为思维单元，是中国思想文化，包括中医学在内的思维方式的共同特征。因此，需要比较各家观点，突出共性，体现个性。研究者应当反思:为何上述研究的对象均有“象”的因素?各类研究之间有何联系，有什么样的共同特点?如果这些结论的孤立情况难以打破，无法体现中医原创思维的全面内涵，设法找出的共同的结构、共同的要素怎么能涵盖中医原创思维的全部活动而形成统一的定义?
3模糊的理论概念需要澄清
思维、思维方法、思维方式、思维模式，这几个理论概念常常干扰我们对中医原创思维的准确把握。对方法、方式、模式的定义，不同的学者认识差异很大。在中医原创思维研究中，三者是否能够剥离开来单独加以研究?比如，辨证论治是方法，还是方式，抑或是模式?只有明确了中医原创思维这个上位概念的定义，才能对上述的若干概念加以澄清。
中医原创思维定义的基本要求
厘清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就是如何加以定义并确立规则。笔者认为，中医原创思维的定义，需要满足以下4个方面的要求。
1充分展现中国原创文化底蕴
刘长林［6］曾说，中国原创的思维方式，其认识论基础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与“以时为正”。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中，侧重于时间维度，并基于此来统摄空间，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中国文化对于自然整体生命状态的本质描述。中医原创思维的认识对象，是生命过程中的现象与运动、原理与规律，调整的是生命不断生成演化的动力与状态，应充分体现中国原创的文化内涵。
2充分容纳中医学术史上的原生意识活动
所谓原生，就是在中医学术发展历程中自然而然生成，不加任何外界干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基本理论体系，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根据个人的临床实践，不断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丰富与完善。这一过程就是中医原创思维的生发过程。在当前，必须从学术发展的时间维度，来思考中医原创思维的界定问题。同时，在共时条件下，对中医原创思维进行深刻描述。
3充分发掘中医原创思维的普遍特征
对于中医学思维活动的特征，必须从面向临床实践的视角加以总结和归纳。有文字记载的中医学思维，大约出现在公元5000年之前的黄帝时代。直到公元100年左右的汉和帝时代，才对中医学原创思维的4种模式进行总结，也就是医经、经方、神仙与房中4个流派特征。如《汉书•艺文志》载:“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发掘中医原创思维的普遍特征，是界定其涵义的基本要求。
4充分考虑中医原创思维的创造特性
鲜活的中医原创思维，更加充分地体现在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与规范过程中。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每一次思维活动的革新，都会带来中医理论与实践的进步。从临床处方论治视角来看，每一次面对病患都是思维创造的开始。因此，对于中医原创思维的总结及其对临床指导与规范作用、临床层面创新意识活动程序的描述，以及临床疗效的评价等方面，也应在中医原创思维定义中得到体现。
中医原创思维的结构性要素及定义的表述
中医原创思维，同其他思维活动一样，都具备符号—语言、秩序—规律、程序—规则3个最主要的结构性要素。
1符号—语言要素
思维活动是自始至终在符号或语言媒介中运作的思维活动。无论符号表述一种意象涵义还是抽象涵义，其总是作为一种指代流动于思维过程当中。中医原创思维关注的是一种称之为“象”的符号，涵括了物象的自然整体、不加切割的全部信息。“象”是中医原创思维的思维活动单元。“象”是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的主客相融“感”的结果。中医学大多数的思维活动，都是以“象”为媒介发生的。如自然之象有天象、气象、阴阳五行之象等，人体之象有脉象、舌象，以及证候之象等。由于“象”本身蕴含的信息非常丰富，以至于“大一”和“小一”均难以超越其表征的范围。“象”又是作为意识活动主体的人，以及外界环境信息两相交融的综合反映。因此中医原创思维是在认识与调整人体生命状态时，将人体信息表征“象”化，并在实践中具体加以传递、交流和运用的意识活动。
2秩序—规律要素
思维活动本身就是从混沌或无序中发现或建构秩序的意识活动。中医原创思维是一种认识活动，是以人类生命运动、现象的秩序与规律为解释中心的意识活动，是指导临床实践并促使临床行为与诊疗技术规范化与有序化的意识活动，也是进行临床疗效评价并促使价值模式和尺度标准化和有序化的意识活动。客观地说，中医原创思维决定了中医理论体系框架的层次与结构，后者反映了前者的认知历史过程。中医原创思维也决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价值取向，后者反映了前者的秩序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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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24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6）01-0110-02
器官移植是将器官整体或局部从供体移植到受体，以重建病变器官生理功能的治疗方法。它改变了传统内科疾病主要依靠药物的治疗途径，已成为临床治疗多种终末期疾病的有效手段。但随之而来的新生医学难题也一直困扰着医学界，如自身排斥反应及应用抗排斥反应药物所带来的不良反应等，现代医学尚无有效解决方法。中医辨证论治一定程度上可有效解决上述难题，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因此，将中医理论和实践与现代医学发展紧密联系，研究和解决器官移植相关领域的难题，能够发挥自身优势。
1 器官移植技术与中医基础理论的关系
早在古代，我国就有器官移植设想的记载。《列子・汤问》云：“鲁公扈、赵齐婴二人有疾，同请扁鹊求治，扁鹊谓公扈曰：‘汝志强而气弱，故足于谋而寡于断，齐婴志弱而气强，故少于虑而伤于专。若换汝之心，则均于善矣。’扁鹊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即悟，如初，二人辞归。”由此可知，器官移植的思想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即有萌芽。《灵枢・本神》云：“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灵枢・天年》又说：“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指出在中医理论体系下的人体各脏腑器官，均受之于父母媾精结胎成形。而对于外源性器官的来源及性质问题，中医经典古籍无相关记载，更未对外源器官功能异常的病因病机进行相关分析[1]。
器官移植在中医体系里无相关理论阐述的重要原因，归根到底在于中西医自然观、方法论的本质差异[2]。中医学体系建立在“元气论”的基础上，采用“象思维”模式，决定了中医学重整体、强调辨证论治的基本特征；而西方医学体系建立在原子论、还原论的基础上，决定了西医学重视局部、强调解剖的基本特征。因中医所认识的生理、病理并非建立在解剖
结构上，所以，不可能把本来不属于解剖结构的生理、病理套用到以解剖结构为基础的理论上去。在以往中医临床实践过程中，往往将供体器官视为自身器官，但因患者本身脏腑气血阴阳失调的体质，以及移植术后应用免疫抑制剂所致的不良反应，产生了一系列特殊的病机特点。所以，从中医重视功能的角度分析，根据临床证候学特点，应将移入的器官与正常器官在功能差异上进行对比，可能会对相关理论的创新有所指导。
器官移植作为一种医疗手段，可以成为探究中医藏象、经络理论与实体器官相关性的有力工具。有观点认为，从经络理论入手可以探讨器官移植后人体的生理病理改变[3]；亦有报道通过自体干细胞移植技术反向探讨了“心肾相交”的关系[4]，以及通过排异反应研究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生理病理机制[5]。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及对相关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复杂性科学对中医的研究日趋兴起，会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创新注入新活力，而中医理论体系的创新反过来也将有力促进现代医学的发展。
2 辨证论治
2.1 肾移植术后
脏腑虚损，肾气衰微，浊毒瘀血内停，加之手术耗损气血、损伤络脉，而术后应用大剂量免疫抑制剂更加重了气血损伤，故肾移植术后基本病机以肾气亏虚为本，瘀血内阻为标。对此可从下列证型辨治。
2.1.1 气虚血瘀证 患者素体肾气衰微，加之手术更耗伤正气，术后气虚无力行血，故而成瘀，证见发热、腰酸腹痛、下腹坠胀、少尿、面黑、舌质紫黯、脉弦涩等。血瘀发热予桃仁承气汤或血府逐瘀汤；瘀血少尿予益气养血、化瘀利尿通淋之剂，药用丹参、当归、赤芍、益母草、马鞭草、刘寄奴、小蓟、白茅根、生地黄、牡丹皮、黄柏、当归、大黄、瞿麦、石韦、甘草梢等。
2.1.2 脾肾两虚证 因供体肾本身非己所有，加之长期免疫抑制剂毒性作用，导致先天不足，后天失养，耗损脾气，使脾肾两虚，证见肢冷、少尿浮肿、恶心呕吐、舌苔白腻、脉沉细乏力。可予温胆汤治其标，真武汤、加味寿胎丸治其本。
2.1.3 气血亏虚证 肾病日久终致脾肾同衰，气血生化无源；久病耗伤气血，食欲不振则气血更虚，证见面色萎黄、神疲乏力、纳差、腹胀、足膝无力，舌质淡白、苔薄白，脉细。方以八珍汤或十全大补汤加减。
2.2 肝移植术后
肝移植术前肝失调达与疏泄，横犯脾胃，复因手术损伤经络，肝郁血瘀，或邪毒留恋而致毒瘀壅滞，肝郁不疏，克于脾土，故肝血瘀阻、脾虚气滞为肝移植术后的基本病机特点[6]。对此可分以下证型辨治。
2.2.1 肝胆湿热，瘀血内阻证 肝移植术后，湿热毒邪内生，迫及肝胆，损伤胆络，煎熬胆液，化生腐浊泥沙，阻塞胆络，证见黄疸、全身浮肿、腹大如鼓、大便油黑、舌苔黄厚腻、脉细数。治疗上，前期以清热利湿、解毒化浊、疏泄肝胆为主，药用茵陈、生地黄、秦艽、车前草、甘草、赤芍、王不留行、路路通、黄芩、黄连、黄柏、生大黄等；后期以活血化瘀、疏利肝胆为法，药用陈皮、法半夏、茯苓、甘草、芥子、桃仁、红花、丹参、赤芍、王不留行、路路通、丝瓜络、柴胡、黄芪等。
2.2.2 脾虚气滞，肝脾不调证 术前肝病迁延，久病必虚，加之手术损伤，机体衰弱，尤以脾气亏虚明显，证见面色萎黄、消瘦、乏力倦怠、舟状腹、纳差、脘腹胀闷、便溏不爽、胁肋胀满疼痛、情志抑郁不舒、或喜叹息、或心烦急躁易怒、面色晦黯等。治以疏肝实脾，重用柴胡、白芍、黄芪、党参、太子参、麸炒白术、薏苡仁、山药、鸡内金等以调和肝脾、化湿助运，少佐清热解毒之品。
2.3 抗排斥药物不良反应
抗排斥药物在抑制机体免疫系统对移植器官排斥作用的同时，也会导致诸如免疫功能低下、肾毒性、感染、诱发肿瘤等不良反应。中药具有免疫双向调节作用，使供受体两者相适应，纠正应用免疫抑制剂所致不良反应，以建立新稳态。近年来，运用中药配合免疫抑制剂综合治疗在临床已取得一定效果。如免疫抑制剂对骨髓造血功能的抑制，中医学认为其病因病机为药毒损伤人体气血津液，伤及五脏六腑，毒邪内蕴，肝肾亏损所致，根据其临床表现，可归属中医“虚劳”范畴。遵“虚则补之”“治病求本”原则，可用黄芪、当归、太子参、白术、补骨脂、鹿角胶等。
肾移植术后患者因长期应用抗排斥反应药物，自身免疫力低下，体质较为虚弱，故邪毒极易入侵。肾藏精，为封藏为本，肾虚则封藏失职，湿停热郁而化浊，故有些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血尿、蛋白尿。对此，可采用补肾化浊之法，药用黄芪、山萸肉、杜仲、黄柏等。
3 小结
器官移植能有效解决终末期器质性病变的难题，但对器官移植术后器官功能不全、排异反应等功能性疾病的治疗不甚理想。中医具有重视整体和功能的特点，在器官移植相关疾病的有效运用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此同时，器官移植给中医带来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中医理论的不断完善和继承创新提供了机遇。总之，中医理论要发展，需要冲破西医认为生理病理都建立在解剖结构上这一狭隘观点的桎梏，从实际出发，在现代医学不断发展背景下，以更宽广的视野拓展出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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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长寿是人类的期望。早在《尚书・洪范》中，就曾有“五福”之论：“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中，寿、康宁、考终命都与健康长寿有关。寿数如何《素问・上古天真论》曰：“故能神与形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左传》说：“上寿百二十年，中寿百岁，下寿八十。”唐代医学理论家王冰据《左传》之论，解释“度百岁”为“谓之一百二十岁也”。他又据五运六气理论，在《玄珠密语’序》中进一步论述道：“人能顺天之五行六气者，可尽天年一百二十岁矣。”说人的天年应该是二个六十年运气周期。《黄帝内经》有关论篇，皆以“中寿”论及人的天年，如《灵枢・天年》说：“故中寿而尽也”，《灵枢・五色》说：“寿必中百岁”，也以中寿百岁通称天年。
底蕴于东方文化的中药医学，把健康长寿作为研究目标，以其独特的生命哲学和实践，形成了理论体系，从古至今，一直为人类的养生保健做出重大贡献
一、中医寿命学说
中华民族素有尊生贵时的传统，医学界和士人，以及儒家、道家乃至释家等，多探讨养生保健之道，对于如何通过养生达到长寿目标的总要领时，各家皆有独到的见解，可称此为寿命学说，主要有4种说法。
1.“养生莫善于习动”的主运动说。早在《周易・乾・象传》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运动健动为天之道，人运动而自强不息。《吕氏春秋》也说：“流水不腐”，古人一直以运动为生命的基本特征。对此，清初四先生之一的颜元，在《言行录》中概括道：“养生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运动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强体能保持耐力。消除精神紧张疲劳，使脑下垂体释放5-羟色胺，提高睡眠的质量，运动还有预防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2.生命在于静养。道家的老子、庄子，都主张“清静无为”，《淮南子。原道训》说：“静而日以壮，躁而日耗者以老。”《黄帝内经》也注重清静，《素问・生气通天论》认为清静可以抗衰拒老，拒邪入侵的作用：“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南北朝时代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教诫篇》中总结道：“静者寿，躁者天。”静也非绝对的静，可以外静而内动。古人认识到寿命有定数，应该较少损耗，两汉之际的恒谭，在所著的《新论》中提出“人生如蜡烛”，明代郑建有在《昨非庵日篡・颐真》中说：“知节这能久，善藏者有余。”这也是对静养的另一种解释，在静养和减少消耗中，特别强调真气内守，保养肾精。
3.重节奏，贵和谐。中医养生治病讲究天人之和谐，人要与一年四季，一日晨昏同步，要阴阳刚柔及驰张状态和谐。《黄帝内经》中对动静关系，总的概括是“能静能动，得以长生”，这样可以达到顺天避邪。明代祝允明主张养生之养，“养”与“用”也要和谐，他在《读书笔记》中说，“过养则病”。如果此节奏与和谐关系偏颇，就发生阴阳偏盛偏衰，生化大病。
4.生命在于激荡。《周易・太壮・彖》谓：“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传・系辞》也讲“鼓之舞之以尽神”。这由于生命在于静养的观念不同，认为“静极生动”的振荡更有气势，更具生命力而体现生命的价值。古人如李白就强调惊险和气势。他“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或讲“黄河西来觉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当代有人通过气功实验支持这一说法，宇航员完成航天飞行后，也有焕发生命力的感受。
以上4种说法都有合理之处，各家理论资源都曾被中医学吸收援用，这也展示了中医生命哲学理论的丰富性。据此，中医养生保健也有称为中国养生保健。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特色
从理论体系的特点看，可概括为以下5点。
1.就人体观两论，中医学所持的是生生论的人体观，或者说是生生论的整体观。这一点与西方医学讲构成论的整体观大相径庭。生生论认为生命是连续不断壮大的过程，是由不可分割的元气而不断发展。《易传。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日生”，人体具有天地之大德，人体的一小部分不仅具有完整性，而且有大宇宙之信息。《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中医还强调人体系统的不可分割性，《灵枢・营卫生学》说：“故人生有两死而无两生。”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仅与天地之大宇宙有“通应”关系，而且人体的各局部也有整体的信息，例如《灵枢・五色》篇中指出一个面部有全身五脏六腑信息，中医用这个理论进行脉诊。
2.重视人体的时间结构。生命以时间和空间的方式存在。中医学重视人体的时间结构，相比之下，西医学着重人体的空间结构，即从解剖学入手研究人体。但是受传统的形神观念和先秦贵时观念的影响，中医学着重以时间审视分析健康和疾病。中医的五脏是脏气发时的五脏，而非血肉的五脏；人体健康的情况，在一年里有生、长、化、收、藏之别；在一日里，也宛如一年有四时之别；即便是脉，在一年里也有弦、勾、毛、石之应。还注意到年节奏、月节奏与疾病的关系，并把这些知识用于养生治病，如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等。
3.采用模型化的方法研究人体。这也是中国古代中国传统科学的共同特征，这与西方科学从结构人手用公理化方法绝然不同。中医讲脏象，运用脏象思维与五行结合概括了五种脏象，是人体五种功能方式的模式，象也包括现象、意象、发象。在解剖原型的基础上，又有思维、推理和虚拟等因素。于此相同的，经络也是按脏象的构建方式信息道模型。这些模型又包括与自然联系的因素，以及与阴阳五行相结合。比较而言，西方科学及西医学的公理化，则从结构出发，解释生理和病理，用以论述健康疾病。
4.辨证论治。辨证论治是中医的临床操作体系，乃是人体状态和疾病的不确定性来思考疾病和治疗。《黄帝内经》中两次提到“神转不回，回则不转”。认为人体在不同的时间内状态不同，在疾病的情况下，就更要考虑因时、因地、因人之异，所表现的症候不同，中医学称之为辨证论治。中医学的辨证论治，其理论的形成，与受《周易》的变易思想，强调时间观念和长于运用辨证的逻辑有关。因中医学着眼于疾病的不确定性，故而在整理
临床资料时，重视个案，这一点与西医学的以辨病治疗为主，较多进行群案分析不同，这也体现了中医、西医医生们思维方式的不同。
5.从知识的属性看，中医学以重体验的意会知识为主导。这一点与包括西医学的西方科学以客观知识为主根本不同。意会知识和清晰的客观知识不同，它可以从不连贯的局部的或模糊的所见就能够理解为完整的整体和要害所在。其理解主要靠悟性，又有不可言传性。《素问・八正神明论》所谓“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中国武术、绘画等也都有此特征。英国哲学家麦克尔・伯尔尼(Michael Poanyi)在所著的《个人知识：迈向后批评哲学》一书中，称意会知识比客观的科学知识，更具有实在性，居于主导地位。了解中医学意会知识的属性，使我们认识到，古代医家一再强调“医者意也”的道理，故尔中医师在指导患者养生保健的训练时，关键是练功者在实践中去领会，以达到“意会则明”。
三、中医养生保健技艺概要
中国古代的先哲们认为，养生可以“宝其生，救其死”，宋代程颐在《河南程氏遗书》指出：“人寿可以力移”，可以争夺自然之造化。清・梁章钜在《退庵随笔》中说：“命数延保，存乎己”，指出养生应该是个人的主动行为。其目标和要领有以下5端：
1.宝命全形，追求境界
中医养生保健是在中国生命哲学指导下的实践。首先强调“神形全备”，如《庄子・养生主》所云：“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个目标也称“宝命全形”。以意会知识为主的学术，讲究境界，而非客观知识要求指标。在诸多古典名著中，提出了养生可达到真人、圣人、至人、贤人等境界，《庄子。大师宗》说真人是有真知的全真之人，能做到天人合一。《老子・益谦》、《周易・乾・文言》及《庄子・逍遥游》、《庄子・德充符》说圣人是追求天人合一、通晓万物的人。《庄子・逍遥游》和《庄子・德充符》称达到忘我境界、道德完善者为至人。《庄子‘德充符》主贤人德才并美，“久与贤人处则无过”。道德修养也列为养生境界之一。总的说，以天人合一，即物我两忘，人融入大自然，作为生命的最高境界。
2.防治养一体，修身养性同功
同一种养生保健手段，如医药、武术等，既可用于治病、养生，也可施用为预防。在运用诸种操作手段之时，还强调要注重性格的品德修养，包括培养良好的习惯。儒家重视修身的养生价值。《论语・雍也》谓：“知者乐，仁者寿。”道家注重养性保精，一再告人以节欲。
3.顾护正气，强筋健体，讲究套路
人体正气包括生机(生长力)、抵抗力(免疫功能)、体力、性能力和耐痛苦能力等。它源于先天，增益于后天。在施用养生保健手段时，首先，考虑护持正气，中医创造的一些练功方法，还有补益后天滋育先天之功，发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作用。唐代王士源在《亢仓子・用道篇》指出“导筋骨则形全”，重视锻炼筋骨。中国武术和导引等，重视阴跷脉、冲脉和督脉，以三脉为造化，确有强筋健骨的作用，系统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中的卓越内容之一。中医在治病时运用套路，能解决很多疑难病的治疗。在养生时，把个个零散招式有机组合起来，形成套路，于是形成各种功法。以系统性为套路的各种功法，不仅能提高练功效益，而且使练功具有艺术性。
4.寓养于乐，与传统文化相通
篇11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临床学科的基础和主干,在中医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个学科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对中医内科学中许多的概念和名词术语,乃至临床理论进行阐释,显得愈来愈重要。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随着国内中医诠释学研究的兴起,目前有关专家已经意识到从自然哲学视角来思考中医内科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因晚近“西学东渐”的冲击,一些中医药研究领域在引入诠释学的同时,“西化”倾向明显,多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方法、概念、范畴及学科模式对中医学进行西化的推定,脱离了中华文化的氛围[6]。鉴于此,我们应在秉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诠释学应用于中医内科学的系统性研究中,用与中医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相一致的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医内科学,移植复杂性系统科学中的释义和理论,深入阐明其基本理论的概念内涵和辨证论治的哲学思维模式,用现代哲学方法论阐释中医内科学所蕴含的科学理念、原理、规律为中医内科医疗、教学、科研注入新的元素。
2.1对中医内科病证的诠释
2.1.1病证的内涵与外延
所谓病,是指有特定病因、发病形式、核心病机、演变规律和转归的一种完整的过程。中医内科学多以病的主症来命名,如咳嗽、心悸、头痛、眩晕、胃痛、水肿等,也有部分病名与该病的主要病机有关,如郁病、虚劳、癃闭等。证候指医生观察与收集的患者四诊的信息,主要指症状、体征等临床表现,还包括中医诊病所重视的体质、性别、年龄、职业、自然环境(天时、气候、物候、地理等因素)、生活水准、人文生态、此前的诊疗经过等状况,以及各种现代检测的结果,它反映了疾病发展过程中,该阶段病理变化的全面情况,是四诊信息表达的人体生理病理反应状态环节过程的概括,具有“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和“多维界面”3个基本特征[7]。病与证:病是指疾病完整的过程系统,而证是反映疾病在某一特定阶段的病理变化环节过程。临床诊疗中,常将病、证二字放在一起讲,这样既能包括某病的临床特征,也概括了病因和核心病机。证与症:症是指疾病的具体临床表现,即医生诊病时收集到的患者的异常现象,由症状和体征两部分组成,除了包括患者自我感觉或发现身体不适、异常的表现,还包括由医生观察到和体检出的患者的病理征象,如舌象、脉象及通过色诊、触诊收集到的临床信息,也可参考西医体检所得的信息;而证是指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病证研究的重点需要重视对证候动态观察的理解和阐述,通过“以象为素,以素为候,以候为证”[8]、“病证结合,方证相应”[9]的研究思路辨识疾病的证候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以证候为诊疗对象的辨证论治模式进行深入探究,提出“意象诊疗模式”概念并加以阐释[10],从而对证候进行深层次、多角度的探究和动态监测,为病证的诠释提供有意义的科学依据,使中医内科病证更加贴近科学,更加易于被现代医学和现代人所接受和认识。
2.1.2对内科疾病病名的诠释
为了便于掌握,我们将疾病首先分为外感与内伤杂病两大类,内伤杂病再根据五脏、气血津液、肢体经络进行分类,当然,疾病所归属的分类系统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引入诠释学方法对内科疾病病名的概念进行现代诠释,即通过查阅古代文献,反复研读,系统的科学实验和临床实践,结合现代科研成果,定义其内涵与外延。《中医内科学》教材所列的疾病绝大部分是常见病、疑难病。首先应该对国家规划教材收集的50种内科疾病进行诠释。诠释过程大体有3个层次,第一是疾病的起源。一般来说,许多疾病病名的提及或症状的描述都是在《黄帝内经》中,这个时期的特点主要以症状或体征描述为主。第二是疾病的充实完善。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特别是集中在宋元明清时期,众多医家通过诊疗实践,结合鲜活的临证经验,从不同方面补充完善了疾病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预后转归和流行病学特点,为现代疾病概念的规范奠定了基础。第三是系统发展。这个时期主要是指近现代,首先是语言的转化,将古文演变成现代文进行阐述;其次是增加当代中医学者的新见解、新技术;最后是纳入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的研究成果,其中含医案知识库的发掘与循证医学的研究等,用现代自然科学的语言、术语、概念进行阐述和解释。当然纳入的过程应重视体现中医原创优势与传统中医理论的有机结合。以“肺胀”为例,“肺胀”属现代难治病,由多种慢性肺系疾患反复发作,迁延不愈,导致肺气胀满,不能敛降所致。中医古籍对肺胀的记述颇多,有明显的阶段性,后世医籍对本病也不断有充实和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将其作为专门病证,列专篇论述。《灵枢•经脉》篇提出:“肺胀者,虚满而喘咳。”明确了病名,其病位在肺,主要症状有喘、咳及胸部膨满3种。这应该是第一个层次。晋隋唐时期医家开始认识到肺胀属本虚标实之病,详细论述肺胀多由久病体虚,肺脾肾虚损,水停痰凝,气虚气满,痰瘀互结,外寒之邪乘虚侵袭,以致气机升降失调而发。隋代巢元方更是强调肺气本虚,复感外寒之邪是导致肺胀的发病机理,元代《丹溪心法•咳嗽》云:“肺胀而嗽,或左或右不得眠,此痰挟瘀血碍气而病”,提出本病痰挟瘀血证候,并开创活血化瘀法。明清时期进一步整理规范认为,肺胀是一组症候群,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此属于第二个层次。近现代除进一步完善描述其临床症状外,并研究分析肺胀客观上存在着气道高反应性、肺动脉高压、肺纤维化、肺瘀血等病理状况。若能将其“系统”地纳入,形成肺胀项下的相应条目,则进一步完善和明确了肺胀的内涵和外延。经过发展,肺胀病的概念为:以胸部膨满、憋闷如塞、喘息上气、咳嗽痰多、烦躁、心悸、面色晦暗、或唇甲紫绀、脘腹胀满、肢体浮肿等为主要临床表现一种慢性虚弱性肺系疾患。其病程缠绵,时轻时重,经久难愈,严重者可出现神昏、惊厥、出血、喘脱等变证与坏病。继之制订肺胀的分期和分级标准,引入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内容等。从肺胀的病名演变过程看,符合诠释学的基本原则,实际上也是按照复习文献资料,临证细心体悟;结合众家之长,归纳整理;通过诊疗实践充实修正;纳入现代研究成果,完善肺胀病的现代诠释[11],应属于第三个层次。
2.2对中医内科专有名词术语的诠释
中医内科专有名词术语是指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确定的具有中医内科学学术特点,并构成本学科概念体系的特有的关于人体生理病理名词、名称、用语,如命门、髓海、阴结、肺胀、消渴、偏头痛、萎黄、脏躁、髓海、蓄血、肝积、淋证、肾风、癃闭、关格、筋痹等。专有名词术语有其自身的含义、使用特点和范畴,而且它在中医内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与阐释中也极为重要,若不能对之进行明晰的厘定,必然会影响学习者对它的准确把握。历代医家从各自所处的历史背景、认知角度提出专属内科学的概念术语,他们对这些术语的解释是我们理解的基础,借助诠释学对中医内科特有名词进行辨识的验证,对其演变进行哲学审视,揭示术语产生发展的本质及术语原构造者在当时文化环境下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理解和表述,采用现代文献学、考据学等方法,对这些术语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解和认识,进而作出科学准确的评判,并用科学语言转换为具体的说明,使说明的内容能进入实验过程,从而矫正部分古代医学术语概念多义性、歧义性、模糊性、隐喻性的不足,进而不断发掘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内在联系。例如,我们在对中医内科名词术语进行诠释时可以参照朱文锋[12]对规范中医诊断名词术语提出的几项基本原则,进行分步骤诠释学研究,一是科学的医学名词术语必须在实质内容上统领其所属内涵,这就要求我们系统全面收集查阅古代、近代医学文献,并结合临床广泛调研,注重名词术语内涵与外延的研究;二是在初定正名的基础上做出注释,进而按其内涵、外延做出定义性注释,定义有困难的先做说明性注释,力求用词科学性、系统性、准确性、简明性、单一性、派生词能力强;还应组织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如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及其他中医临床学科及术语学、汉语言学等学科的专家进行咨询论证、整体讨论,完善其现代属性。
2.3对中医内科临床理论的诠释
中医内科理论方法论的构建与完善是关系中医内科学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如何遵循形象—具象—抽象思维方法对其进行深层次的审视,用现代化语言对其进行理论总结、升华而后赋以清晰、明确的科学性表述,使其真正融入到现代医学体系中,是中医内科学界一直都在思索的问题,现代诠释学的引入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中医内科理论进行诠释学研究,必须坚持中医学系统整体与形象思维的特点,重视症状学观察,证候病机的归纳,重理法方药的一致性,通过理解重构、思辩创新来发掘传统内科理论中潜在的知识结构和科学内涵,通过翻译的手段实现理念更新,用逻辑、数学语言加以表述,进行科学语言的转化过程,进而采用模式生物实验加以佐证。同时根据对诠释学的三要素之一——应用的理解,我们明确了实践也是一种诠释,因此,中医内科理论的诠释应以实践观点为基础来重建现代中医诠释学,将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采用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基于循证医学临床数据支撑的诠释,采用适宜的数据统计方法等[13],建立中医内科的临床应用模型,通过应用模型证明中医内科诠释学体系的科学性和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以“通因通用”内科临床治疗理论的诠释为例。“通因通用”语出《素问•至真要大论》,属反治法的内容。原文:“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这告诉我们在诊疗疾病过程中要审证求因,辨明真伪,遣方用药时采取顺从疾病外在表象而治的治法,这便是诠释该理论的第一个层面。医家张子和谓:“君子贵流不贵滞。”着重强调了气机通畅的重要性;高士宗谓:“通之之法,各有不同。调气以和血,调血以和气,通也;上逆者使之下行,中结者使之旁达,亦通也;虚者助之使通,寒者温之使通,无非通之之法也。若必以下泄为通,则妄矣”。此说法不但在前人基础上对“通”的理解做了概念的提升,而且为通法的应用打开了新的思路。在具体临床实践中,医圣张仲景对通因通用治法的应用可谓心思周全,巧妙灵活,其著《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多处提到“通因通用”治法,如“汗法治汗”的桂枝汤,“下法治利”的大承气汤、小承气汤,“吐法治吐”的瓜蒂散,“活血祛瘀法治胎动不安之漏下”的桂枝茯苓丸,等等,这些用法充分扩展了“通因通用”的临床应用范围,同时也表明该理论的应用已达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医者在诊病时,不再将通法拘泥于下法,凡人体表现出异常通的假象,均可用通法治之,此为第二层面上的诠释。“通”字,《说文解字》谓:“达”也。《辞海》谓:“通,贯通,由此端至彼端,中无阻隔。”就机体而言,在生命活动中,阴阳平衡,气血调和,气机畅达是新陈代谢活动的基本保障,脏腑经络,气血阴阳各方面的功能失调均可导致异常“通”的症状,因此,凡机体各孔窍表现出非生理性“通”的症状,如自汗、盗汗、呕吐、吐血、衄血、泄泻、下痢、脱肛、遗尿、淋证、崩漏、带下、遗精等均可视之为通证,在四诊合参,审证求因的基础上,辨明真伪,将符合形通而实不通的病例纳入到“通因通用”理论的适用范围之内,以通为用,以通治之,从而完善对该理论的升级,即诠释的第三层面。此外,又如“肺热叶焦”、“宿痰伏饮”、“心肾相交”、“乙癸同源”这些中医内科学生理病理概念中的文化哲学意蕴,也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剖析和阐释;另如,“扬汤止沸”、“增水行舟”、“釜底抽薪”、“逆流挽舟”、“提壶揭盖”、“引火归原”、“利湿退黄”等治疗方法中包含的自然哲学思维以及它们的实质性内涵,更有待作出全方位的现代诠释。
3中医内科学诠释的原则与方法
3.1崇尚国故,熟读经典
篇12
“隐性显译（implicitnesstoexplicitness translations）”是翻译中的常用方法，也称“外显化”、“明晰化”、“明示”等，是指将原作的信息在译作中以更为明确的方式表述出来以增强译本的逻辑性和易解性。它与增词法技巧密切相关，但还包括增加额外的解释，直接表达出原作暗含的意思，添加连接词等翻译方法。“隐性显译”的译作由于添加了原作不曾有的信息，因而常常比原作篇幅更长、逻辑关系更清楚、更容易理解。英语和汉语分属不同语系，形式化程度相差很大，因此“隐性显译”翻译技巧始终贯穿于翻译过程。中医文化博大精深，隐含着丰富的文史哲知识，文化内涵丰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富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中医英译可谓是难上加难。因此巧妙运用“隐性显译”翻译方法，对中医英译及促进中医对外交流尤具指导意义。
2 “隐性显译”在中医英译中的使用理据
2.1 中医思维的整体性
中医学在形成和发展其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不断容纳中国古代哲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诸学科的优秀成果，其思维必然受到各学科的影响。中医思维特点之一是综合性思维。综合性思维倾向于把一个物体或观念各个分散的部分合为一个整体，而分析性思维则倾向于把一个整体分成细小的部分。任何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都不可能只有分析性思维而无综合性思维，反之亦然。因此综合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都是东西方民族共有的思维方式，但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东方重综合，西方重分析”的思维习惯。由于中医思维注重天人合一的整体观，综合性思维是其主要特点。因此，在中医英译时，译者要在体现思维模式的不同语言形式之间进行转化。具体来说，译者常常需要通过“隐性显译”翻译技巧对中医的综合观念进行分析性的解释和阐述，把译文进行“隐性显译”处理，增加译文的逻辑性和明晰性。
2.2 中医思维的形象性
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是人类思维的两种基本形式。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不同民族会有不同的侧重和选择。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具有较强的形象性，而西方文化思维方式具有较强的抽象性。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代医家在进行医学研究时，通过直观观察，并借助于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应用比类取象法说明人体结构、生理功能及疾病的病因病理、诊断方法和治则治法。因此中医语言包含中医思维的形象性，翻译过程中，“隐性显译”翻译技巧的使用可以使译文语言清晰、自然。
2.3 中医学的丰富文化内涵
翻译活动不仅涉及到语言内部因素，而且涉及到语言外部因素，文化因素是语言外部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西两种语言文化承载的内涵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别。承载内涵越丰富的文化，其语言文本的隐化程度越明显；反之，承载内涵相对贫乏的文化，语言文本在表达上解释性词语多，作为翻译目的语时显化程度越高。中医文化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多层次体现了中国文化内涵。中医英译时，为充分表达中医的文化内涵，体现中医独特的思维和理论内涵，“隐性显译”的翻译技巧为常用手段之一。
2.4 中医语言注重意念的隐含性
汉英两种语言属于不同的语系，在词汇、句式、语篇等方面差异巨大。汉语语言以意念为主轴，极少曲折变化，无形态变化［1］。而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有着丰富的曲折变化，是以形态为主轴的语言。中医语言，特别是中医文献，更是以意念为主轴，融会了丰富内涵。在英译过程中，要采用“隐性显译”翻译技巧，在译文中用形态的逻辑形式表达中医的丰富内涵。
2.5 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审美观
中国文化迥然不同于西方文化，以和谐、含蓄、体悟与综合为其主旋律，正是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造成了中国传统文艺审美观的独特性，也就造成了中国历代翻译大师们思维方式的独特性。他们强调从整体上去把握原作，从心灵上去感悟原作，从想象中去获得意境，从主体直接经验上去发掘原作内在、隐蔽的因素，并力图把这些因素融合在译本中，从而达到一种“神似”、“化境”的境界。汉语在“模糊中传递语义，朦胧中孕育意境”，而英语则反其道而行之，逻辑与分析携手，语义清朗，表述精确［2］。中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审美观的体现，“隐性显译”翻译手段应该成为中医翻译的主要手段。在中医英译中，译者应将自己经过识别、转化、加工的审美体验赋之于英语译文。译者所进行的审美再现的主要工作就是以逻辑驱走模糊，以分析排斥朦胧。换言之，即“隐性显译”翻译。
3 “隐性显译”在中医英译中的主要手段
3.1 增加解释性语言
中医文献和中医历代名家在中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翻译中医文献和历代名家时，我们要按照翻译的通则，使用“隐性显译”的翻译技巧，增加解释性语言，以便国外读者了解背景知识。以下划线部分均属解释性语言。
例1 原文：五禽戏，为两千多年前的名医华佗所创。他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创编了五禽戏。
译文：Wu Qin Xi was invented by Hua Tuo (110207 AD)， a famous physician over 2 000 years ago， on the basis of the experiences of the predecessors.
华佗为一代名医，其名其人对国内读者来说耳熟能详，但是对于国外读者，恐怕不甚了了。在翻译时，不能只使用音译，还要加上华佗大致的生活年代以及身份特征，把汉语的隐含信息隐性显译，给西方读者提供背景知识，方便读者了解中医的历史人物。在中医翻译中，只要遇到历代名家名医的翻译，我们大都应该采用显化的方法进行必要的背景知识补充。
例2 原文：张仲景进一步总结了前人的医学成就，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写成《伤寒杂病论》。
译文：Zhang Zhongjing， an outstanding physician in the East Han Dynasty (3rd century AD)， compiled a book entitled Shanghan Zabing Lun (Treatise on Exogenous Febril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 based on detailed study of the medical achievements made by doctors before him and his own clinical experience ［3］.
对张仲景和伤寒杂病论的翻译采用“隐性显译”的翻译技巧，不仅采用了音译，更在括号内进行了解释。
3.2 化抽象为具体
抽象和具体是民族语言中的特色，为各民族语言所共有。中医由于强调整体观念，有些语言富有抽象性，为使译文能够清晰易懂，需要采取“隐性显译”的技巧，把抽象的语言在译文中具体化。
例3 原文：以草木之偏性，攻脏腑之偏胜，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治之，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用药如用兵论)
译文：To make use of the cold or warm nature of the drugs to cure visceral sthenia or asthenia requires the full knowledge of both drugs and disease as well as the combined use of various therapies to attack the pathogenic factors. Only by taking such a measure can life be guaranteed ［4］.
原文中“知彼知己”是一个成语，比较抽象，如果直译，会使人不知所云。根据具体的语言环境，作者把抽象的成语巧妙地翻译为“the full knowledge of both drugs and disease”，把这个成语明晰为“充分了解药物和疾病”，直观易懂。
3.3 转换句法，重组句段
汉语句法结构的基本特征是“意合对接”，其中包括词汇和词汇之间、词组和词组之间，分句和分句之间以及句法词项和词项之间的意合对接。正是这两个层级上的意合对接不用任何表示语法关系的结构标记，使汉语的语法范畴高度模糊化。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必须根据意义（对接项的语意整合）作形式结构完形，才能构建目的语的语段。为将汉语意合对接句段转换成英语，译者势必先析出意义，然后再根据“语义内容句法结构”的模式，以原语句结构为参照，构建英语句段，进行以严格的英语语法规范为依据的形式结构完形，将汉语的隐性语法转换成英语的显性语法［5］。中医文献的语言大多属于古汉语，更多地呈现出意念强势，隐含意义丰富。译者在英译中医文献时要时刻注意古汉语的这个特征，时刻提醒自己译文中需要用“隐性显译”的手段增加形式结构完形，从而使译文逻辑严密，表达通顺。
例4 原文：散步是指闲散、从容地行走。散步是我国的传统健身方法之一，通过闲散和缓的行走，四肢自然而协调的动作，可使全身关节筋骨得到适度的运动。
译文：Taking a walk means walking leisurely and unhurriedly. As on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ysical exercises， it can moderately exercise the joints， tendons and muscles with walking slowly and limbs coordinated naturally.
原文为并列句，翻译的时候作者把原文中的句子成分通过英语的同位语、分词、介词词组等手段进行了重新组合，译文清晰、显化。
3.4 以今译古
中医文献属于文言文，语言简洁，综合性强，但有时也不免生涩难懂，因此在中医英译时，英语译文中的表达必然把古代文言通过“隐性显译”手段转化为通畅直白的英语语言。
例5 原文：拯救之法，妙用者针。察岁时于天道，定形气于予心。
译文：Among the therapeutic techniques， needling has a wonderful effect. Before applying it， the doctor should keep in mind the seasonal changes of the natural world and judge whether the patient is fat or thin， strong or weak ［6］.
原文语言抽象，艰涩难懂，翻译的时候采取了“隐性显译”的办法，对艰涩的古代汉语进行了解释，译文通晓易懂。
3.5 对中医形象语言和修辞格进行标注解释
中医学语言善用取象比类的语言，形象生动，但由于文化差异巨大，外国读者理解起来殊为不易。译者翻译时，可采用“隐性显译”的方法灵活处理，以使译文清晰易懂，增加可读性。
例6 原文：提壶揭盖（中医学的治则）
译文：Lifting the lid to pour off water in the pot—opening the lung qi to treat constipation or dysuria.
例7 译文：釜底抽薪（中医学的治则）
译文：Taking away firewood from under the cauldron—a method of clearing heat by purgation.
以上2例均为中医的治疗原则，富有民族特色，翻译时采用了解释加注的办法，使译文明晰，易于读者理解。
4 结语
中医学融哲学性、文学性、科技性于一体，中医英译注定是一项复杂艰难的活动，翻译技巧的熟练应用对中医英译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充分挖掘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从语音、词汇、句法等各个层面，根据具体情况灵活使用“隐性显译”翻译技巧，促成不同语言间的表意理解和文化交流，从而推动中医英译事业的发展，促进中医对外传播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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