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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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2年上半年转载文献内容分布

2012年《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杂志依然是围绕着国家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的热点问题、重大政策变化、微观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劳动关系领域的前沿理论等。在强调理论分析的同时，更加关注实践中的问题解决和那些选题前沿、研究方法出新的经验研究文章。本文应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2012年上半年的《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各版块转载的文献进行分析后，发现当前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劳动关系和劳动立法（20篇）、就业问题（13篇）、人力资源管理（13篇）、工资理论（10篇）、收入分配理论（8篇）、人力资本理论（5篇），以及其他一些文章（12篇）。

二、劳动关系与劳动立法

（一）劳动关系问题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快速转型时期，我国的劳动关系也呈现出多样化与复杂化的特征，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治理劳资冲突需要员工、雇主和政府之间的相互协调。杨正喜等分析了转型期广东的劳资关系模式，认为在经济社会环境变化下，政府如果能加强对企业劳资双方协商的引导，平衡劳资双方的力量，和谐的劳动关系即可能形成。谢玉华等通过调查武汉市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过程，提出这种由上而下推行的工资集体协商如果能逐步培养劳资双方的主体意识，由政府主导逐步走向劳资自主对话协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资集体协商可实现成功。关于劳动关系未来发展方面，袁凌等通过对国外文献的梳理，指出未来的研究重点在于劳动关系的评价方法以及评价结果的推广运用。张丽华等对国内外劳动关系调研和评价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一套科学严谨的劳动关系调研体系，未来的劳动关系评价应该以严谨的调研为基础，提高评价的可靠性和严谨性。

（二）劳动立法问题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是我国劳动法治过程中的一项基础工程，为我国未来劳动法律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基础。常凯等认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推动了我国劳动关系从个别劳动关系转型到集体劳动关系，集体劳动关系方面的立法将是今后劳动立法的重点。冯玉军等从博弈论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劳动合同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境以及原因，提出通过设计劳资双方在合同建立前以及维权过程中的博弈机制，来缓解《劳动合同法》在实施中的困境。

三、就业问题

就业是民生之本，为保持社会持续稳定发展，需有效的促进劳动力就业。万国威从需要视角出发，比对和分析了我国从1993年到2010年的就业促进政策，发现就业促进政策逐步由问题取向向需要取向转变，建议应继续深化这种转轨趋势。付春光对我国第三产业促进就业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遵循产业演进规律、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通过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增强劳动力流动性等逐步扩大就业。

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从粗放向集约转变的过程中，关注扩大就业规模的同时，还应注意提高就业的质量。张抗私等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了影响女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指标权重，为就业大学生就业问题提供了理论与实际研究的借鉴。丁大建认为就业质量的内涵不仅包括劳动者实现以稳定的职业、体面的劳动等为特征的高质量就业，还应包含劳动者向企业和社会提供的专业知识技能、职业道德等与就业所得相适应的职业效率和职业产出，提高就业质量的这两个方面则需实现就业的职业化，使每个就业者成为职业化的劳动者。

四、人力资源管理

在影响员工行为的研究方面，张振刚等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角度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表明企业对员工的责任、企业对顾客的责任，对员工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通过组织情感承诺起到一定程度的中介作用；企业对社区的责任，对员工工作满意度没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包玲玲等研究了雇佣关系模式对员工助人行为的影响，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在互相投入和过度投入雇佣关系模式与助人行为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冉霞等通过问卷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企业内人际信任对反生产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成员对同事、直接主管和高层领导的信任会对人际反生产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在薪酬方面，刘星等研究了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利与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的关系，发现政府对国企的管制显著降低了高管薪酬水平，同时导致高管薪酬既有向上的刚性也有向下的刚性；高管的权利不仅影响了自身薪酬水平，也导致薪酬与业绩之间的敏感性存在不对称现象。通过研究在华跨国企业中外员工薪酬的差异，发现这种差异正在缩小。尽管导致了本土员工的相对剥夺感，但对本土员工工作动机的下降和离职意愿的增加的影响并不显著。

五、工资问题

关于工资方面的问题，蔡昉等探讨了工资增长、工资趋同与刘易斯转折点之间的联系，指出工资增长在2003年以来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2003年以前的平均水平，而通过比较不同群体的工资水平，发现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出现了系统的工资趋同现象，进一步从工资变化的角度分析了刘易斯拐点到来对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挑战。张军等研究了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关联，通过分析1998-2007年的统计数据，发现1990年代以来，无论是水平值的比较还是增长速度的比较，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都在较大程度上高于工资水平，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有随时间扩大的趋势。制造业企业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但1990年代末期以来，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这种正相关性总体而言是有所下降的。

六、收入分配

我国转型期间收入分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苏海南将目前社会上关于收入分配的观点分为达成或基本达成共识的、经过讨论可望达成共识的、难以达成共识的三类，分别包括关于分配关系不合理或分配差距拉大等的认识、关于分配问题的某些判断和解决问题思路、对策的不同认识和涉及现行利益关系调整的不同认识。建议针对不同的观点采取不同的解决措施。李实在研究中发现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仍处在一种持续而缓慢的过程之中，而现有的城镇收入分配政策效果有限，同时指出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收入差距是可以用合理因素来解释的，而70%的收入差距是由于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以及其相应的垄断利润带来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建议缩小收入差距，就要打破垄断行业的垄断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要抑制垄断行业利润转化为行业的收入差距。孙蚌珠等研究了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状况，指出当前工资决定机制不利于低工资劳动者，强调提高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是调整收入分配的重中之重，政府应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

七、人力资本理论

在人力资本的研究方面，谢获宝等从人力资本群体定价模型和个体定价模型出发，拓展了以契约和宏观经济增长为基础对人力资本定价模型的构建思想。于米等在基于吉林省汽车制造业的实证分析基础之上，研究了技能型人才隐形人力资本的测定与价值，并对其经济价值进行了实证验证。王先柱等研究了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与其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指出农村劳动力市场化进程对中国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收入弹性有显著的影响，建议为更好的促进农民增收，除应增加对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外，加快农村劳动力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参与市场化的进程也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于米，于桂兰.技能型人才隐形人力资本的测定与价值研究[J].人口学刊.2012（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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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尽管劳动关系总体上保持基本稳定的局面，但在一些方面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有些甚至以相当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主要的问题包括：

1.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合同期短，用工不规范。一些用人单位为规避对劳动者的义务，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不承认与劳动者已经存在的事实劳动关系。签订短期的劳动合同，通过合同到期终止劳动关系，来避开日常解除劳动合同的“麻烦”，以致劳动合同短期化的现象普遍存在。企业用工不规范，用人单位事先拟定好对企业有利的劳动合同文本，然后要求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签字确认。有些用人单位滥用劳动合同试用期，长期、大量以实习生的名义用工，以利于辞退员工、节约成本。

2.侵权案件频发，劳动者权益保障堪忧。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设备陈旧、作业环境差，劳动者直接受废气、粉尘、噪音甚至有毒有害物质的危害，职业病危害严重，工伤事故比例高，重大特大伤亡事故频繁发生。相当一部分企业违反劳动法规定，随意延长工作时间，不付加班工资。

劳动者工资增长缓慢，工资水平普遍较低。建筑、制鞋、制衣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存在比较严重的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一些劳动者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大量非公有制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没有参保，一些企业不执行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的法律规定，不少女职工在孕、产、哺乳期被企业解雇或者不发工资。

国家对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工资、安全卫生与特殊保护、保险福利等劳动者权益保障作了很多规定，但立法中明确法律责任的强制性标准少，而不具备法律责任的指导性标准较多，加上情况复杂，各地方劳动监察又力量不足，侵犯劳动者权益的问题很难及时得到解决。

3.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巨增，劳动者提讼的比例增大、胜诉率高。统计显示1995年至2006年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增加了13.5倍，集体劳动争议也大幅度增长5.4倍。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一方提讼的比例不断增大，劳动者的胜诉率远高于用人单位。

当前的冲突与矛盾，集中反映出劳动关系问题主要为资方对劳方权益的侵害、劳方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等。下面本文将以经济转型为背景来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二、经济转型下的劳动关系失衡的成因

所谓转型，意指一个国家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通过推行经济、政治或社会体制的转换，以促进发展的举措。反思我国改革开放，正是处于一个大的经济转型期，由于大的利益格局调整形成了当前资方强、劳方弱与政府监管缺位的局面，使得当前劳动关系集中出现了各种问题与矛盾。

1.国有企业改革与调整。二十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产权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等几个主要阶段与此相应的用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历经改革调整，国有企业职工规模大量减少，部分企业停产、半停产、关闭、破产，从而导致了一批人下岗失业，这是形成大量的低端劳动力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

2.经济所有制结构大格局的变化。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各种形式的非国有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的改革深深触动了以往固有的劳动关系基石，劳动与资本开始由计划经济时代的温情脉脉逐渐过度为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而在市场博弈中，低端劳动力的供给远大于需求，利益的天平越来越向资本倾斜，形成普通劳动者的经济地位、权益保障持续低下的局面，当前劳动关系的现状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3.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中劳动关系调整体系的调整。1994年通过的《劳动法》由于观念的局限，存在着许多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子。在新劳动关系调整体系，相关劳动法律、法规，以及政策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暴露出的监督管理空白，给部分缺乏诚信守法、不遵守公序良俗的用工方以可乘之机，频繁发生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

从成熟的市场体系来看，劳资平衡和劳资关系的和谐，是以劳资力量的相对平衡为前提的。但就目前中国的现实特别是前几年的情况来看，在经济转型中过分追求GDP、过分追求经济效率、忽视社会公平与社会公正，引发了劳动关系失衡、劳资冲突加剧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尽快并有效地解决，就不可能实现国家持久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同时应该看到，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与劳动者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分不开的。但目前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被过分吹捧，而劳动者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被忽视，这种认识有悖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是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创造者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因此，如何协调当前劳动关系中的矛盾，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在进一步深化改革过程中需要思考、解决的问题。

三、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对策和建议

1.用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我国的劳动政策，把对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视落到实处。中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充分说明中央对于人的问题、对于劳动者的问题、对于劳动关系与和谐社会问题的重新定位与高度重视。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会并把中央精神落实到工作实践中。要健全完善对地方领导干部的考核，实现由主要考核经济发展向人和社会和谐发展考核的转变。只有这样各级领导干部才能主动、积极地承担起对社会公众的责任，社会和谐发展才能落到实处。

2.加快劳动法制建设步伐，完善劳动法律体系。由于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和劳动体制改革的任务尚未完成，制定劳动法典的条件尚不具备，制定与《劳动法》相配套的单项法律法规以填补劳动法的立法空白。对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的规定予以充实，是现阶段完善劳动立法的最佳方式。要加快制定《社会保险法》、《促进就业法》、《劳动争议处理法》等一系列劳动法律，条款内容必须与实际相符，以增强法律实施的可操作性。

3.加大劳动法的执法力度与宣传力度。在实践中，劳动法对用人单位的约束作用软化，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的成本很低，这使得法律的威慑作用没有得到体现。要为维护劳动法的刚性，需要加强劳动执法工作，通过法律的强制性和处罚性来约束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劳动执法部门及各级工会组织应该加大对劳动法律的宣传，使劳动者掌握劳动法律法规的基本内容，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提高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4.强化工会地位，完善三方机制。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的经验表明，工会组织在协调劳动关系、建设和谐社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实践中我国有些工会组织却不能有效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用人单位多制约和影响着工会干部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一些工会成为用人单位管理的一个科室和部门。这种工会和用人单位的依赖及混同关系，导致了劳动者力量在三方机制中的虚位，使失衡的劳动关系更加倾斜。因此，必须重新定位工会的性质，转变工会职能，完善工会建设其外部环境，实现维权机制的创新，工会组织真正才能承担起自己的使命，三方机制才能健全完备，合理有序的劳动关系才能得以建立。

5.要不断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通过社会再分配从宏观层面协调劳动关系。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要开展好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安置和企业失业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再就业等方面的工作。通过社会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改善劳动者生活条件。从宏观政策角度协调劳动关系，促进社会公平与进步，推动劳动关系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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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需求与供给的对接形成农民工劳动形态的社会流动。从有全国性统计数据的年份算起，我国农民工流动规模从1980年的200万到2012年的2.63亿，年均增长16.5%，远高于同期其他劳动形态的增长水平，显示出其对我国32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重大贡献，也提出劳动合约问题。200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简称《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用人单位使用农民工须依法履行、变更、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制成为法定的用工制度，标志农民工劳动进入一个新的合约发展阶段。需要反思的是《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并没给农民工带来劳动合约签订率的显著提高，履约质量更差强人意。见图1。

由图1可见，2011年外出受雇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率仅为43.8%，只比2009年提高1个百分点，没签率仍高达56%以上，低签约率问题并没根本改观。在农民工使用最集中的五大行业中，制造业相对好些，签约率50.4%，高于其他四大行业，也只比全国平均水平高6.6个百分点。而建筑业签约率最低，只有26.4%，而恰恰是它又是使用农民工最多的行业，全国约4000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30%左右。这表明我国工业化大推进进程中农民工劳动合约关系有进展，但相当缓慢，且履约率低。这需要基于劳动合同法进行系统、深入的理论探讨。

学界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1）现行产权制度实际上是向雇主提供了侵害农民工私人产权有利可图的“共同知识”，导致分散于全国各地的雇主在侵害农民工私人产权问题上达成合谋条款。而这些条款是遵循现行产权制度达成并得到国家强制保障及实施的。（2）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劳动合约不对称，这首先是信息不对称性，不对称的深层原因是合约主体的信息能力差异。（3）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明文规定的、应该由国家作为第三方强制实施的正式契约无法有效实施。或是雇主与农民工之间的强制性产权地位不平等安排。（4）制度环境与合同签订率关系。制度压力越大的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越高。（5）合约的差异比较。性别工资差异：以Brown分解方法对工资差异测度的研究表明，农民工存在严重的性别工资差异，其主因是性别歧视等因素。地区差异：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外来工在工资、福利、权益保障、人身安全以及外部环境等方面存在各有不同的差异，差异的背后是人力资本差异和由企业结构等因素造成的制度性特点。还有学者沿“地域-社会-文化”思路，通过问卷调查，实证比较研究了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外来工的工资水平、劳动合同签订率、社会保险购买率和工作环境与制度环境的关系。如下表明，我国农民工研究在劳动法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取得越来越多的成果，或从价值意义上研究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合约关系发展；或从不对称合约角度研究弱势方农民工主体的发展问题；或突出合约的第三方作用；或个案的实证研究等等。这些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基础与启示。

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约发展观，从劳动合同法立法宗旨即建立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目标出发，建构包括当事人农民工与用人单位、政府第三方的系统思想框架；分析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劳动合约关系的网络结构，讨论基础结构水平和社会关系等约束条件。

二、农民工和谐劳动合约关系的构架与均衡解

“农民工劳动合约”是对农民工与其使用单位的劳动合约的简称，突出农民工主体以区别一般劳动合约和其他劳动合约。有效的农民工劳动合约是一个建立在有关各方共同治理的和谐劳动关系系统。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和农民工劳动合约的法理结构思想，本文简设了农民工和谐劳动合约关系的思想框架，见图2。

（一）农民工劳动合约关系的发展目标是和谐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法》开宗明义，宗旨是“为了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既是公民劳动权利的尊重，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集成各方意见的结果。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也是农民工劳动合约关系的价值目标。而尊重劳动，维护和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则是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有效工具。农民工劳动合约以合同的形式明确农民工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维护基本的劳动权益，促进自身的劳动形态转型升级。而农民工也在劳动合约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本身。

（二）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均衡解

发展和谐的农民工劳动关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图2展示的思想逻辑是：以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关系（劳资关系）为内核，第三方在其中起供需协调、监督管理、营造环境的作用，而政府又是第三方的主导，通过法制建设、协调机制、基础规划等促进系统目标的实现。

劳资双方的利益均衡是农民工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为从均衡意义上解释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劳资利益关系，作如下假定：

H1：劳方即农民工，首先是“经济人”，愿意为获得最大的劳动收入而付出自己的劳动，用Ln表示；资方即用人单位，也是“经济人”，为获得最大的利润而投入资本，用Cn表示。在这种基本经济利益思想支配下，当劳资双方存在强弱势差异时一些企业会或以简单的经济诱因代替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或者利用农民工的弱势地位，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大劳动强度、克扣工资、逃避劳动社会保障责任与义务等途径“剥削”农民工。

H2：资本的用途主要用于购买农民工劳动和生产资料。用于购买农民工劳动的那部分资本，简称为劳动资本。劳动资本的性能是与物化为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相结合，作为资本结构互动关系中的一方，为资本创造利润服务。

H3：农民工劳动的市场供给受劳动价格即工资率（单位工时标准工资率=预计支付（直接人工）标准工资总额÷标准总工时×100%）调节或支配。影响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其他因素，包括农村剩余劳动量；发展机会；非货币的或心理的收入（心理契约），如愉快的工作环境和心理上的工作满意度；制度激励与约束，如户籍制度；社会公共福利，如社会保障措施等；未来期望，如子女入学入托等。假定以上影响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变数为一定，现专门研究农民工劳动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关系。均衡状态如图3所示。

如图3，CC是用人单位的劳动需求曲线，LL是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曲线；Op表示劳动价格，Om表示劳动数量；e为劳动需求曲线与劳动供给曲线的交点，也即劳动需求与供给的均衡点。em=Op，表示均衡劳动价格，pe=Om，表示均衡劳动数量。劳动供给线与劳动需求线的交点意味着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和用人单位的劳动需求量基本一致，两者处于一种均衡状态，也就是和谐农民工劳动关系的基本精神所在。对均衡的任何一方偏离，或者违背对方意旨的任何单方强行实施，最终对谁都没有好处。

和谐的农民工劳动关系不可能自然而然出现，而是在一定时间内的劳动市场供求波动和利益权衡中形成的。这种形成可以通过下表来说明。

由下表，假定劳动力市场足可以提供4个单位的农民工劳动，劳动价格为1500个单位，用人单位认为这价格太高了，作出的市场反应是0单位的农民工劳动需求量，于是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从而使劳动价格下降。但当用人单位发出购买4个单位的农民工劳动的信息，而愿意支付的劳动价格只有1100个单位，对这种价格，农民工认为工资太低了，不可接受，就作出O单位供给量的市场反应，于是又出现供不应求或“民工荒”现象，从而使劳动价格上升。这两种情况的不断重复形成两个反向的不平衡：当劳动价格下跌时，农民工劳动供给量减少，而需求量增加；当劳动价格上升时，农民工劳动供给量增加，而需求量减少。这两种不平衡对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双方都不是个好事，不符合双方的利益最大化要求。利益追求不断，市场变化不止，随着劳动价格的波动和农民工劳动供求的变化，达到一定点：即劳动价格为1300个单位时，农民工劳动供给量与需求量基本一致。如下表所示，当农民工劳动价格在1300个单位时，即出现农民工劳动供给量与需求量一致，都是2个单位，这也就是农民工劳动供需的均衡量。这个均衡量也就是图3几何意义上的E点，即和谐农民工劳动关系的均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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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9.2；D9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48-0271-01

一、从经济学角度辩证看待劳动合同短期化

1.劳动合同短期化涉及两种情况

一是合同期限太短，一般在三年以下，有的甚至一年内签订四次，影响了劳动者的职业稳定感；二是与中年劳动者对退休前就业稳定的愿望相比，一些合同的期限短，即企业只使用劳动者的青春期，使不少中年劳动者面临失业风险。若只看到后者，设计出的制度即使解决了中年劳动者就业问题，也避免不了其他劳动者的职业焦虑；若只顾及前者，可能出现企业与年轻劳动者签订30年劳动合同，却在其50多岁时终止合同，从而使劳动者失业。

2.劳动合同短期化是社会问题

尽管劳动合同短期化不违法，也不等同于劳动关系短期化，但它影响很多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导致中年劳动者失业，影响劳动者对企业的归属感和企业长远发展，影响劳动关系及社会和谐，因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这个社会问题，虽不是由于执法不到位所致，但应当通过完善立法加以解决。

3.劳动合同短期化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很多农民工是以一年为外出务工周期，在春节后才决定当年是否外出、是否改变务工城市或企业。超出一年的合同期，对他们并无价值，有时甚至还妨碍他们的就业决策。所以，设计制度时不能一刀切，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造成劳动合同短期化现象的经济学阐释

1.市场逆向选择的结果

逆向选择问题的现代经济学分析起源于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模型。1970年乔治？阿克洛夫发表了《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的论文，成为研究信息不对称理论的经典文献，开创了逆向选择理论的研究。柠檬市场是指信息不对称市场，即在市场中产品的卖方对产品的质量拥有比买方更多的信息，在极端情形下，市场会止步萎缩和不存在，这就是信息经济中的逆向选择。从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模型可以得出逆向选择的基本含义：第一，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市场的运行可能是缺乏效率的，信息的完全性失灵。第二，这种市场失灵具有逆向选择的特征，即市场上只剩下次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通常情形下的市场竞争将导致优胜劣汰，但在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失灵时可能发生劣胜优汰的现象。具体到劳动合同短期化问题的分析上。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由于体制转轨的不到位，一些企业利用“合同工”、“临时工”、“派遣工”等多种用工方式，在企业中把劳动者分为不同身份，实行不同的待遇，大量使用非正式员工，从而达到降低用人成本的目的。在劳动合同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最早违规降低劳动力成本的企业就获得了更大的竞争优势，形成一种“示范”效应，尊重劳动者权益的企业劳动力成本提高，而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企业劳动力成本下降。

2.第二方执行契约理论的应用

新制度经济学将契约分为两类，一种是自我实施契约，另一种是第三方实施契约。自我实施契约是交易成本最低的一种契约，然而契约的自我实施必须建立在共同知识、博弈的稳定性和无限重复等假设条件的基础之上。这些假定要求苛刻，在现实世界中很难观察到，且自我实施的交易成本随着社会交易面的扩大越来越高，一旦存在很高的机会主义风险时，契约是不可能自我实施的。相比较而言，在现代社会交易面非常大、人员流动性强的情形下，国家作为“第三方实施契约”能降低交易成本。一个国家要演化为一个有效、公正的契约第三方执行者，意味着国家应该强大到能有效监督产权，强制实施契约。但是在现阶段政府在追求租金最大化时使其相对权利受到各种利益关系的约束，使得租金提供者对其相对权力的评价很低，进而导致政府不执行契约或者不执行第三方的裁决。加之我国司法的独立性不够，当正式契约执行与裁决涉及政府部门的利益时，司法机构往往显得无能为力。政府作为强制实施的第三方，也无法有效实施正式契约。在目前雇佣契约中，在自我实施与第三方实施之外引入另外一种性质的契约，即第二方执行契约。第二方执行契约依靠企业内部享有更大权力的一方强制执行。在一个存在过度供给的非出清的劳动力市场上，资本要素拥有者的解雇行为，使得劳动者失去的未来现金流的贴现值高于由于“偷懒”的即时所得，所以在企业内部权力分配中，资本享有对劳动的控制权。由于第二方执行契约的强制实施，无法保证契约的公正性，为了保护资本要素所有者的利益，资本方便会利用劳动合同短期化来降低劳动力成本，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3.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的解释

比较优势陷阱理论指出，一国所具的先天比较优势未必就能使该国具有一劳永逸的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依赖本国低级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而不断扩大产能，必然引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饱和，如果不能沿着全球价值链向上攀登，就有被锁定于低附加值环节的风险。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执行静态比较优势战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自于数量上的过剩，而非质量上的优势。这种战略是国内的要素所有者收入发生了分化，产生了一批既得利益着，为了维护他们的现时利益，会采用各种方法阻碍制度的革新。

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1.在立法上，一是无固定期限工龄不明确。例如：对于劳动者在2008年1月1日以前的工龄，是全算、全部不算，还是部分算？二是强制性规定前后相矛盾。其中，第一项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了满十年的，而第二项却又规定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这两项是各自独立的情况，没有相互包涵关系，应当就满足了第一项的条件就够了，第二项又规定出那么多附加条件，让人费解。立法者的本意是想区分出两种情况，但却犯了概念外延的错误。三是法条自身有明显的不合理性。权且理解立法者的本意，省略逻辑上的问题，但在实体内容上也不合理。如第三项规定连续订立二次固定合同的就可以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这二次固定合同都可以是一年，这两次加起来才二年，那么如果同样是在一个单位工作的职工有的需要十年以上都能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有的满十年了还得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才能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而有的二年就可以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了，这显然欠公平、合理的。

2.在执法上，必须承认《劳动法》在执行过程中面临着企业自觉遵守的意识、员工主张权利的意识、执法机构的执法力度等问题，这些问题同样考验着《劳动合同法》是否能有效、良性地得到贯彻和执行。劳动保障部门是法律明确赋予负责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部门，如何加强宣传培训以及对用人单位用工的指导和监管，所有的执法力度和深度必将影响“空中楼阁”的寓言是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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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1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6)11-0131-03

[作者简介] 蒋意春，江西宜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宏观经济学；

李春茂，江西宜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地方政府管理理论、区域经济。(江西 宜春 336000)

一、我国现行低工资政策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低工资政策，而且增长缓慢。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网站上可以查询到《2005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月最低工资标准》，据统计显示：在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的最高类别中，最高的标准为690元/月，包括的省市有：上海、江苏、深圳，最低的最低工资标准为甘肃省的340元/月；而在历年所有最低工资标准中，最低的为2003年黑龙江制定的235元/月。而且，2006年4月22日，有关单位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一个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讨会，会上，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更是一语惊人地说“全国没有一个省市的最低工资达到国家要求，即当地月平均工资40%-60%的标准。”中国当前制造业的劳动成本大致为美国的5%，韩国的10%，中国台湾的20%和泰国的60%。可见，我国的工资标准是相对低的。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促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并在随后成为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是中国最为重要的经济资源之一，客观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低工资政策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首先表现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动荡加剧。随着GDP的快速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却没有显著的提高，如下岗工人和大学应届毕业生收入明显下降，在近年的劳动力市场，甚至还出现了诸如“零工资就业”这样的职场现象。与此同时，许多用人单位却通过拼命榨取劳动力应有的社会价值迅速暴富；其次表现在劳动者收入低下，生活质量缺乏保障，不利于劳动力的再生产。由于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害怕再失业，他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接受低工资、低保障的就业条件，工人的合法权益缺乏保障，工伤事故时有发生；再次表现为国内市场需求不旺，增长乏力，国外市场又面临“反倾销”危险，国家经济增长缺乏强劲动力与扎实基础。

为什么经济学家们倡导的低工资政策不能带来投资的增长，不能扩大就业?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仍是粗放型的经济模式，产业升级换代停滞不前?为什么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低廉得到提升?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学术界的广泛研究。

二、当前中国工资制度之解说

早在19世纪就论述了劳动力价格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尽管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和实质，但是原理作为一套严密的科学体系，其中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的阐述到现在仍有重要的参考和应用价值。

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休止追求，即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是资本主义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逐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表现为：生产规模的扩大，企业内部实行周密的分工协作；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日益加强；国内统一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资本家之间为追逐利润展开着殊死的竞争，在市场这条无形鞭子的驱使下，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家拼命加快资本积累和集中，扩大生产规模，资本家经常地把劳动力价格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使劳动者陷入失业贫困的境地，制约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

事实上，马克思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实质上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如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的目标就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方面仍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推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各个企业为了增强市场竞争力，避免被市场竞争淘汰的危险，以价廉物美的商品占领市场，也要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扩大企业生产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其中降低劳动力成本成为我国企业降低成本的重要途径。

又在论述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中说：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以及由此决定的对抗性的分配关系，限制了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增长。资本家为追求最大限度利润，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力图把工资限制在仅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范围之内。这样，在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同时，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却相对缩小。这一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生产和需求的严重脱节。当一些重要商品由于劳动人民购买力的限制而找不到销路时，就会发生连锁反应，使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遭到破坏，从而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告诉我们，生产与需求是一种矛盾的关系，劳动者既是商品的生产者同时也是商品的消费者，如果消费者收入偏低，购买力不强，生产的商品就销售不出去，生产与需求的严重脱节，制约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最终会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可见，低工资政策是把双刃剑，它可以为企业节约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但同时由于工人收入偏低，购买力不强，因此产品很难销售出去，如果生产和需求严重脱节，当一些重要商品由于劳动人民购买力的限制而找不到销路时，就会发生连锁反应，使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遭到破坏，从而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如果工人的收入增加的话，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幅提高，势必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但又可以为企业产品的销售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因此，收入水平应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太低的工作标准从长远看不利于生产的发展，甚至会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此外，过低的劳动力价格会造成贫富差距拉大，认为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存在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的矛盾。“一方面有大量的过剩资本不被用于生产，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过剩人口处于失业状态”，“它们处于矛盾的两极上：一极是失业的工人人口，另一极是‘失业’的资本”，“资本主义积累规律造成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在我国现阶段，根据官方的数字，2005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但多数学者认为这一数字偏低，有学者估计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计算在内，我国失业率在17%以上，不计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镇失业率也在10%以上。而与此同时，我国银行存款余额急剧上升。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1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2月末，我国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28.72万亿元，同比增长18.95%，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到141050.99亿元。一边是失业率居高不下，一边是大量的资金被闲置不能用于生产性投资，劳动力价格与劳动力价值的过度偏离，不仅不能扩大就业也不能扩大投资，对经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三、边际分析方法的实际应用

生产与需求的关系也可用边际分析方法来解释，如图2所示：MSC为劳动力成本即劳动者的收入，MSB为产品产量即企业竞争力水平，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产品产量和企业竞争力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也意味着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劳动者收入增加随之购买力也增强。

假设：某国内市场劳动力单位成本为Q1，企业所需成本很低，因此企业可以雇佣更多的工人从事生产活动，产量可以达到P2。在低劳动力成本条件下，企业将赚取超额利润，即(B-A)的收益。但是劳动者的收入也很低，因此劳动者只能购买P1数量的产品，(P2-P1)数量的产品无法在本国市场销售。由于产品成本很低，因此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很强，如果没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反倾销等措施的限制，产品仍能全部销售出去，企业将迅速积累巨额的社会财富，从而拉大贫富差距。随着劳动力成本即劳动者收入的逐渐增加，企业生产的产品数量和竞争力也逐渐减小，企业积累财富的速度也逐渐降低，贫富差距缩小，如果相交于E点，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即劳动者的购买力刚好能够购买企业所生产的全部产品。根据帕累托的理论所说，“一种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可以使其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满足这样一种条件，即每一种物品(或服务)的社会边际效益均等于其社会边际成本。”那么它就是一种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国家经济可以健康稳定的发展。如果劳动力成本进一步增加(达到Q1)，超出了企业的承受能力，那么人们的购买力将很强(P2)，而企业因为雇不起工人使产量下降(P1)，人们将无商品可以购买，如果企业继续生产的话，也将出现(D-C)的亏损。

当然，这仅是宏观上的理论推理，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生产与需求的关系还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如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市场环境、固定成本的高低、企业间的竞争、产品的更新换代、先进的生产设备的发明、科学技术的应用等等。如国家对某项产业实行税收和银行信贷等优惠政策，则该产业即使劳动力成本很高仍可以快速发展；如果某一产品的固定成本很高或者它是稀缺资源，即使它的人工成本很低，它的产量也很难提高；而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产量；企业也可以通过提高质量，降低数量，树立品牌的方式提高市场竞争力；由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国内生产的过剩产品要想全部销往国外不太可能，如果国内市场已经饱和的话将出现大量的积压库存。因此，生产与需求的关系存在一个变量，但从整个国家经济宏观角度来说一种健康的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应是按照这种曲线发展的，绝对的低劳动成本并不意味着优势，只有劳动者的收入即购买力与产品的产量均衡时，国家的经济才能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

根据以上推理，我国出现贫富差距拉大、鼓励社会投资扩大就业措施成效甚微、国内市场萎缩的原因就不难理解了。其实，低工资从来就不是绝对的优势。当我国企业初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时候，修改工资政策，提高工人工资待遇，扩大内需就成为必然。

四、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和谐发展的关键在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可以说，我国的低工资政策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劳动力价值的回归成为众多劳动者的心声，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当前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1)逐步提高工人工资收入，使工人收入回归合理区间；(2)缩短工人劳动时间，强制实行8小时工作制；(3)完善失业、医疗保险等保障制度。这些措施都应通过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确保实行。

提高工人待遇增加收入有以下几点好处：(1)可以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符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2)可以促进中部崛起和西部开发，推动中国东中西部共同繁荣。劳务输出是中部和西部地区收入的重要来源，中西部劳务输出的主要地区就是东部，因此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可以为中西部地区带来巨大的收益，从而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3)可以逼迫企业放弃粗放经营模式，树立品质领先的观念。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将迫使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企业转型，有利于我国产业升级，有利于提升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形象。(4)可以推动第三产业发展，扩大内需，扩大就业。也可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容纳能力，从而缓解我国就业压力。

所谓的提高工人待遇会使外资企业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投资的说法是相当片面的。当然，我们应贯彻稳妥推进的原则，一方面要保证劳动力的价格与劳动力的价值不能有太多的偏离，人们的生活水平应当随着经济的增长有相应的提高；另一方面又不能因为劳动力成本的过快增长出现大面积的失业，影响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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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6-000-02

一、黑龙江省劳动力资源变化情况

（一）劳动力数量分析

1.劳动力供给潜力呈现下降趋势

劳动力供给潜力通过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来衡量。1985-2014年，黑龙江省劳动年龄人口从1985年的2175.1万人增加到2014年的2998.2万人，年均增长1.1%，较同期总人口增速高0.6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加为黑龙江省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图1所示，虽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始终保持上升趋势，但年增长率总体却呈现下降趋势。2005年起，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大大减缓，现已连续4年出现负增长，2014年增速降为-0.9%。

2.人口老龄化进程较快

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的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高于7%，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老龄化社会。2005年，黑龙江省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6%，是老龄化社会的开端，比全国老龄化社会晚5年。

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从5%提高到7%，一般要经历50-80年，而黑龙江省仅用1996-5005年短短的9年时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就从5.2%提高到了7.6%，2005-2014年又一个9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7.6%提高到了10.1%，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非常惊人。黑龙江省老龄化程度加剧，对地区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利，人口压力将成为未来经济上行的一大障碍。

3.存在虚假的人口红利

目前，对于人口红利的判定多以总人口抚养比为标准，但这种标准忽略了总抚养比内部少年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结构关系。因此本文采用车士义对人口红利的界定标准，以总人口抚养比和老龄化率两个标准衡量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状况，即以总人口抚养比小于或等于50%、老年抚养比（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低于10%，界定为“真正的人口红利”，总人口抚养比小于或等于50%，老龄化率高于10%，则为“虚假的人口红利”。

根据所能掌握的数据，1985年，黑龙江省人口处于盈亏平衡状态，不存在人口红利；1986-2006年，是黑龙江省人口红利期，红利状态在5年间从人口微利过渡到人口高利，90年代以后进入人口暴利状态；2007-2014年，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老年抚养比超过10%，虽处于人口暴利状态，但其中存在虚假的人口红利。

4.劳动参与率持续走高

劳动年龄人口仅反映劳动力的供给潜力，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力取决于劳动参与率（即就业人员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我省劳动参与率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从1985年的59.3%上升至2013年的67.8%，上升了8.5个百分点。1985-2013年就业人员年均增长1.7%，高于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0.5个百分点。

（二）劳动力质量分析

1.就业人员产业结构偏重第一产业

就业人员在产业间的分布情况是衡量劳动力质量的因素之一。我省是农业大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最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我省就业人员逐步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1978-2010年（产业结构就业数据统计截至201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从52.6%降至41.3%；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从29.2%降至19.4%；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从18.1%提高至39.3%，但农业大省的就业结构依然非常明显。

2.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提升较慢

除就业人员产业结构外，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劳动力质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随着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黑龙江省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但受人才外流等因素的影响，我省就业人员整体受教育水平仍然偏低，中低教育程度者（小学和初高中）占绝大多数。2002-2014年，未接受过教育的从3.1%下降到0.8%，降幅2.3个百分点；中低教育程度就业人员从90.4%下降到87.6%，降幅2.8个百分点，其中，仍以初中文化程度所占比重最大；接受大专以上高等教育的就业人员从6.5%上升到11.6%，增长5.1个百分点。可见，就业人员受教育结构整体变化幅度较小。

根据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结构，估算出我省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2002年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8.8年，到2014年提高到9.6年，低于全国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0.5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较慢。

二、黑龙江省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一）劳动力供给潜力预测

根据历年人口年龄结构预测，到2020年，黑龙江省劳动年龄人口将接近2932万人，比2014年减少66万人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2014年的78.2%下降到2020年76.6%，降低1.6个百分点。同时，劳动年龄人口还将出现明显的年龄段分化，呈现青年和中老年劳动年龄人口大幅下降、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略有增长的状态。其中，15-34岁年轻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减少2.7个百分点，35-59岁中青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将减少1.8个百分点，60-64岁老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将增加2.3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变化将给黑龙江省带来更多的结构性矛盾。

（二）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

劳动年龄人口是15-64岁的所有人口，不论其是否参与了经济活动，因此只能将其视为潜在的劳动力资源。真正与经济增长相关的人口是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人口，即就业人员。由此，本文选择实际就业人员作为劳动力投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资本投入，与经济总产出一起构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以此说明黑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为保证模型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对GDP和固定资产原值数据计算可比价格。模型截取1990-2013年数据进行分析，假设黑龙江省1990-2013年间经济总产出符合如下模型：

Y=ALαKβ

Y―经济总产出，用黑龙江省GDP表示；L―劳动力，用黑龙江省就业人员年末人数表示；K―资本，用固定资产原值表示；A为全要素生产率参数；α为劳动力的投入产出弹性系数，β为资本的投入产出弹性系数。两边求对数得出以下模型：

LnY=lnA+αlnL+βlnK

运用Eviews7.2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模型结果为：

LnY=0.6901-0.0305lnL+0.8216lnK

对该模型的各项系数进行检验，R2为0.9966，说明方程拟合度较好。F为3093.559，说明该对数方程总体的线性关系显著，且各个自变量的显著性也较高，回归结果显著。由此得出黑龙江省1990-2013年的科布-道格拉斯函数为：

Y=2.7180.6901L-0.0305K0.8216

模型结论显示，黑龙江省的劳动力投入产出弹性系数为负值，说明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起到负拉动作用，出现负值结果原因在于劳动力资源利用不合理，某些产业部门存在冗员，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导致劳动力投入产出系数为负；资本的投入产出弹性系数为0.8216，说明投入一个单位的资本，能拉动经济总产出增加0.8216个单位。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产出弹性系数之和小于1（α+β

三、对策建议

（一）在劳动力数量上保增长

我省劳动力供给潜力呈现下降趋势，要想保持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应挖掘劳动力潜力。鉴于我省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的状况，要想提高人口基数、增加劳动年龄人口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因此，要想挖掘劳动力潜力，就应从现有劳动力的地区配比结构入手。

1.要留住我省培养出来的人才，提高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一是，为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加强宣传，给予政策引导、职前培训和公平合理的薪资报酬，使其按照本省产业结构的需要进行就业选择。二是，为自主创业给予政策扶持和技术支持，让外出打工人员止步，既解决自身就业，同时又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2.要吸引外省高端人才，提升我省劳动力供给潜力。畅通信息渠道、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给予优厚的待遇、打造保障健全的社会大环境，吸引外省剩余劳动力来我省就业，壮大我省劳动力队伍。

（二）在劳动力质量上稳提升

提升劳动力质量不是孤立的调整产业结构和加大教育投入，而是使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人才结构的培养相匹配，使劳动力供给潜力真正转化为就业，达到供需相称，人尽其才。

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我省劳动力质量提升较慢、就业人员以中低文化层次为主，这与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应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创造更多的高等教育就业岗位，提高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劳动参与率，逐步实现劳动力对经济数量推动向质量推动的转变。

2.教育要与市场需求接轨。我省人才培养结构与劳动力的市场需求脱节，致使人才外流、结构性失业状况严重，大量潜在劳动力无法真正转化为就业。目前，中等技术教育存在缺口，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同时，高等教育的供给也没有与市场需求接轨，造成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出现。要提高劳动力质量，教育的市场化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必须使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匹配。

参考文献：

[1]王立军，马文秀.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劳动力供给变迁.中国人口科学，2012.6.

[2]周也.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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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为“监狱劳动产品”

什么是“监狱劳动产品”，WTO协议并没有权威性的解释。笔者认为“监狱劳动产品”是指罪犯在监狱机关的组织和监督下从事改造自然并使自身得到改造的过程中产生的劳动成果。具有以下特殊性：首先，劳动主体特殊，即失去人身自由的罪犯；其次，报酬特殊,劳动力价格低，由此形成比较优势；再次，劳动组织者特殊，即监狱机关，因此监狱产品有可能得到国家的政策等方面的倾斜；最后，生产劳动目的特殊，即改造罪犯的身心，这与以营利为目的一般劳动产品不同。既然与普通劳动产品存在诸多不同，那么一旦这种产品进入市场与普通商品竞争，必将带来许多问题。

1991年3月，“中国北京第一监狱向美国出口案”造成中美两国政治和经济的强力摩擦。当年10月，外经贸部、司法部出台了《关于重申禁止劳改产品出口的规定》。双方还签署了中美《谅解备忘录》（MOU），1994年3月14日中美又签署了针对MOU的详尽补充方针的《联合声明》，但矛盾从未彻底消除。

二、国际社会对“监狱劳动产品”的立法态度

20世纪前，监狱产品投放市场，曾引起社会商界和工人的抗议及反对，要求制定法律禁止监狱产品倾销自由市场。鉴于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定了严禁监狱产品进入市场的法规，监狱产品不进入市场成了监狱组织犯人劳动生产经营的一项原则。意大利《监狱法》规定，监狱犯人的劳动产品按顺序满足监狱系统，其他国家行政机关，公共或私人组织的订货需要，在订货不足的情况下可自由销售，也可通过公共企业销售。西班牙《监狱组织法》规定：“安排罪犯劳动，不得从经济上考虑，劳动应与改造罪犯的目的相符。”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07条即规定：“全部或部分由囚犯劳动、强迫劳动或以刑期合同约束的劳动力，开采、生产或制造的任何外国的货物、器皿、物件和商品，不得进入合众国的任何口岸，并不得进口，同时授权财政部长可在必要时为实施这一规定指导制定规章。”美国的《监狱与犯人》也规定，由联邦政府及州政府购买监狱犯人的劳动产品，并实行专卖制度。

为防止监狱产品进入国际贸易领域造成不正当竞争，关贸总协定允许各国将监狱产品排除在体系之外，于是GATT1994第20条e款应运而生，不少国家以此阻止外国监狱产品的进入。各国对监狱生产采取多种经营方式、产品不直接进入市场、由合作经营者解决产品进入市场的流通事宜成为世界性趋势。在世界各国普遍对监狱生产实行排斥和回避政策的大环境下，如何界定监狱产品，在何种情形下可以采取一般例外措施都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三、e款的适用条件

1.e款适用的前提条件

一国要对贸易对方采取20条中的一般例外措施时，必须首先符合第20条前言部分的原则要求。

GATT1994第20条前言部分规定：“本协定的规定不得解释为禁止缔约国采用或加强以下措施，但对情况相同的各国，实施的措施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我们可以看出，要引用任何一项第20条所列举的措施，必须符合两个基础要件：首先，GATT1994第20条要求措施的使用不得在情形相同的国家导致任意的或不合理的歧视。即要求在引用一般例外条款时，各成员方仍须在一定程度上遵守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做到一国对任何情况相同或相似的国家采取公平、“一视同仁”的措施，禁止任意的或不合理的歧视；其次，是诚实信用原则。当一国欲对贸易对方的监狱产品采取相应的措施时，应当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提前向对方通告，以便与对方就救济措施和保护目的之实现进行协商和谈判；再次，有关监狱产品的措施应当是合理的和适度的，即采取该措施而造成的对总协定义务的背离程度应与采取此等措施追求的目标成比例，仅仅因为产品中含有部分监狱劳动而严格禁止其进口是违反第20条前言原则的。

2.e款适用的具体条件

在符合前言的原则性要件的同时，措施的采取还应当符合第20条e款的具体要件要求。

从“与监狱劳动产品有关的措施”的具体内容来看，我们认为该项措施的使用应符合以下三个基本要件：首先，本款所要保护的目的被损害，那么本款所要保护的对象是什么，即目的性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包括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两个方面；其次，所采取的措施是用来有效保护本款所要保护的目的的，即本款中所涉及到的“与……有关的措施”问题，即关联性问题，包括1.该生产必须是监狱生产的产品2.所采取的例外措施必须与本款所追求的目的相一致；最后，被采取措施的产品属于本款所述监狱劳动产品的性质要件，也就是监狱劳动产品的性质判断问题，即标准性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监狱的经营方式、国家的参与因素比重、产品中的非市场因素比重等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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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指标与有关数据的选定为体现安徽省经济发展程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本文选取了农业农林牧渔总产值来反映农村经济运行实力，选取人均粮食产量来反映农业发展潜力，选取农民人均纯收入来反映农民生活水平，选取农机总动力来反映农业科技水平，选取每户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来反映农业支出。本文利用《安徽省统计年鉴》的数据，以1999-2010年为样本期，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数量采用陆学艺的计算方法，即城镇从业人数减去城镇职工人数得到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人数，乡村从业人员数减去农业就业人数得到农村中非农劳动力数量，二者之和就是农村转移劳动力总量。根据《安徽省统计年鉴》，整理出1999-2010年农村劳动转移数量用SPSS17.0进行分析，选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方法，利用双尾检验（2-tailed）对农村流动劳动力总数量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各个指标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三）相关性分析由表3看出，安徽农村流动劳动力人口总量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关性达到0.943，呈密切正相关。从经济学意义上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的收入有正向作用，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农村流动劳动力人口总量和人均农林牧渔产值的相关系数为0.944，也呈高度的正相关。农林牧渔产值反映了农村总体的经济水平，与农村流动劳动力的高度相关性说明了农村流动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总体的经济发展。农村流动劳动力人口总量和人均粮食产量、农机总动力、每户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32、0.981、0.967，呈密切相关。与粮食产量的高度相关可以体现，虽然农村劳动力流动可能产生人力资源短缺、农业劳动力素质和对农业劳动投入的降低等负面影响，但是没有影响到农业生产。这种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促进了农业生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这从流动劳动力与农机总动力及每户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的高度相关中可以看出。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促进了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的增加促使农民使用农业机械来节省劳动时间。另外，农民从事非农就业的收入使得农民可以有选择的购买和使用农业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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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老年 高血压 脉压 心肌重构 动脉粥样硬化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bulatory pulse pressure， myocardial remodeling and carotid therosclerosis in elderly people with hypertension. Method 120 elderly hypertensive patients were pided into 3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grade of pulse pressure， PP1 group (pulse pressure65mmHg). The two-dimensional echocardiography and carotid arterial ultra sonography were done at the same time. Results With increased pulse pressure， LVMI and carotid atheroma increased， PP3>PP2>PP1(P

【key words】 Aged Hypertension Pulse pressure Myocardial remodeling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老年高血压患者由于大动脉弹性减退，顺应性降低，常呈收缩压升高、舒张压降低、脉压差增大，而增大的脉压又可增加左心室后负荷，导致左房增大、左心室肥厚，使心血管意外如猝死、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心衰的发生率显著增加。从MRC试验到Framingham研究结果均显示，预测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脉压较收缩压更有价值［1］。高血压患者大动脉管腔扩张，血流速度减慢，剪切力降低，导致内皮细胞对大分子物质通透性增加，促进动脉硬化的形成。Garvey等［2］进行的一项包括905例的长达10年的调查表明，脉压是影响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主要因素之一。本研究旨在探讨老年高血压患者动态脉压与心肌重构、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及其可能的临床意义。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回顾分析2005年9月至2008年5月住院治疗的老年（≥60岁）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120例，男104例，女16例；平均年龄(77.57±4.75)岁。诊断符合1999年WHO/ISH高血压诊断标准，除外继发性高血压、中度贫血、甲亢、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先天性心脏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及其他影响脉压的疾病。根据动态血压监测结果，按患者24h平均脉压分为脉压65mmHg(PP3组）（n=40)。三组病例年龄、性别、高血压病程、血脂、血糖等无显著性差异。

1.2 方法

(1)动态血压监测（ABPM): 采用美国Spacelabs公司生产的动态血压监测仪，分别对三组受试者进行24h动态血压监测，白天每20min测量1次，夜间每30min测量1次， 24h白天夜间脉压平均值分别为PP1，PP2，PP3。

(2)颈动脉血管超声检查：在安静、室温恒定的检查室内，由一名经验丰富的超声医生对所有的受试者进行检查，检查前让患者至少休息5min。所用仪器为美国HP-5500型诊断仪，探头频率5.0MHz，患者取仰卧位，双肩垫枕，头部尽量后伸，在患者颈内、颈外动脉分叉下1～1.5cm处检查斑块情况，并对斑块严重程度进行半定量分级。斑块定义：局限性回声结构突出管腔，厚度>1.3mm。斑块分级：0级为无斑块，1级为单侧斑块2mm或两侧均有斑块且其中至少一侧斑块2mm。

(3)超声心动图检查：选用美国HP-5500型诊断仪，探头频率2.5 MHz，M型超声心动图测量左室舒张末期内径（LVDd）、左室收缩末期内径（LVEDd）、室间隔（IVST）、左室后壁厚度（LVPWT）、左室射血分数（LVEF%）、EF斜率、短轴缩短率（FS）=（LVDd- LVEDd）/ LVDd×100%，计算左室重量指数：用Devereux校正公式计算左室心肌重量（LVM）=0.8×1.04［（LVDd+ IVST+LVPWT）3- LVDd3）］+0.6，左室重量指数（LVMI）= LVM/体表面积，平均采用Stevenson公式计算体表面积（BSA）=0.0061×身高（cm）+0.0128×体重（kg）-0.1529。评价心脏收缩功能指标为LVEF%和FS，心脏舒张功能指标为EF斜率。

1.3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均用(x±s)表示，并行配对t检验。

2 结果

三组的年龄、高血压病程、TC、TG、HDL、LDL、血糖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1。表1 三组的一般资料(略)

随着脉压增大，颈动脉斑块级别逐渐增高，LVDd、LVMI逐渐增大，PP3>PP2>PP1 (P

5)；EF斜率下降，PP3

3 讨论

原发性高血压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临床上以收缩压（SBP）、舒张压（DBP）、平均动脉压（MBP）的高低作为高血压严重性的评判指标。血压由稳定成分MBP和波动成分PP组成。流行病学研究证实，SBP和DBP受年龄因素影响，SBP随增龄而增高，而DBP在60岁以后有逐步降低趋势，PP值增加是反映大动脉硬化的一个指标，对评判老年高血压动

脉硬化严重程度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提示随着脉压增大，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增高，再次证实脉压增大是动脉硬化的重要因素。

动态脉压的增大使左室后负荷和心肌耗氧量增加，导致左室肥厚，影响心肌的舒张期松弛；冠状动脉血流速度和心肌血流灌注主要依赖于动脉舒张压与左室舒张压的压力阶差，DBP的下降使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导致心肌缺血，心功能进一步下降，所以动态脉压增大是动脉僵硬度增加和心血管危险性增高的标志［3］。早期研究显示，59岁以后人群由于动脉硬化程度的增加，DBP呈下降趋势，单纯收缩期高血压增多［4］。由于冠状动脉的血流灌注主要取决于DBP，DBP过低可导致心肌供血不足，故中老年高血压患者冠心病的危险性与DBP降低密切相关［5］。Framingham心脏研究中按年龄分组后同样发现＞60岁人群中，冠心病的危险性与DBP负相关［6］。HOT研究［7］显示，当DBP

本组资料提示，动态脉压与高血压患者左室肥厚、左室舒张功能减退、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关系密切，在对中老年高血压患者进行药物治疗时，在降低SBP的同时，应避免DBP过度下降，保持合理的PP值，则可逆转心肌重构，改善心脏舒张功能，延缓动脉粥样硬化进展，从而减轻高血压靶器官的损害程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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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力松，华琦. 24h平均脉压和诊所脉压对高血压患者左室结构的影响. 中国医学影像技术，2003，39（5）：586～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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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ulation， 2001， 103: 1245～1249.

篇10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2-0036-02

导论

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国际上就此问题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对于农村地区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农村劳动力的外出是城市化、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可以带来农村地区的发展。另一种观点则持相反态度，认为作为核心地带的大都市的发展，是建立在农村地区的不发展基础之上的，换言之，都市地区的发展是以对作为边缘地带的农村地区的剥夺和剥削为前提的（李强，2001）[1]。上述研究都是以其他国家的劳动力迁移情况为基础的，而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呈现出与国际上劳动力迁移的一般模式不同的方式。这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多次回流以及迁移很少（蔡P，2001；盛来运，2008）[2，3]。中国特殊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导致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地区的影响更加长远与复杂，也导致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特殊性。本文将国内外相关学者以中国劳动力迁移为研究对象，对其在劳动力迁移对农村经济社会影响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从其研究的视角来看，主要集中于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收入水平、农业以及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三个方面。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

一般来说，外出务工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农民家庭的收入水平。目前，工资性收入已经占到我国农户家庭收入的1/3以上，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8 896元，其中工资性收入为4 025元，占总收入的45.2%。盛来运（2008）[3]指出，农民收入格局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数的不断增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农业收入为代表的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下降，以外出务工收入为代表的工资性收入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外出务工收入已成为改善外出务工者与其家庭经济水平的主要途径。

都阳、朴之水（2003）[4]使用农村调查资料研究表明，从整体上看，迁移家庭相对于非迁移家庭具有明显的收入优势。而且，迁移家庭中相对贫困家庭的收入转移比例要高于富裕家庭，这表明迁移对缓解贫困有着积极的影响。

农民外出就业对于农户家庭收入具有很大的改善作用，那么，具体的外出就业农民工大概能给其家庭带回多少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以及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项抽查数据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年平均汇款量在3 200元―4 600元之间，占打工收入的53%―72%，而年总汇款量则大约在2 700亿―5 200亿元之间[5]。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农村中还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对农业的影响以积极效应为主。盛来运（2008）[3]指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劳动力外出流动推动了农业机械化。第二，劳动力外出流动加快了农业新技术的应用。第三，劳动力外出流动提升了农业人力资本。第四，劳动力外出流动促进了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他认为，在现阶段，农业劳动力的外出流动对农业的影响是积极的，劳动力流动转移的过程和现代农业建设的过程是同步的。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之前，没有理由担心劳动力外出会影响现代农业的发展。

也有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的影响是双重的。母世春、王芳（2013）[6]以四川合江镇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重组，为农业耕地的规模生产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与此同时，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使得大量耕地被撂荒，总体上降低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水平。

但也有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农业发展带来的是负面影响。盖庆恩等（2014）[7]基于2004―2010年全国固定调查点山西、河南、山东、江苏和浙江的面板数据，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主要为负面效应，具体表现为农户推出农业的概率增加，农户家庭耕地流出率增加，农业产出增长率降低。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

农村社会发展包括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方面，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将会从不同程度上对上述社会问题产生影响。

林毅夫（2008）[8]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二、三产业转移的城市化进程是解决农村问题、提高农民收入的最主要途径，推进城市化即劳动力的转移还可以更好的为新农村建设服务。蔡P等（2004）[9]指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所引起的最大的社会经济效果就是促进整个经济由乡村和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转变。

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对于农村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许灵（2006）[10]认为，劳动力转移对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变化起到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其中，积极因素有：为乡村带来了大量物质文化财富，促进了乡村制度文化的建设与完善，加快了农民观念文化的现代转变，促进了传统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消极的影响有：对村民自治提出了挑战，冲击了正常的乡村文化教育，对家庭“留守妻子”、“留守老人”的不良影响。

但有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社会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叶敬忠等（2006a，2006b）[11，12]就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分别从生活和情感两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生活方面，大部分留守儿童的饮食和衣着变化不大，但隔代监护人对留守儿童的照料相对欠佳；留守儿童生病会增加监护人的心理压力；留守儿童的劳动负担普遍增加，休闲、娱乐受到了限制；少数留守儿童在上学路上由于无人接送导致安全没有保障；留守儿童的零花钱并没有明显增加；留守儿童与各类社会网络成员关系的强弱出现了变化，与外出父母相对疏远。在情感方面，外出父母与留守儿童之间稀少的联系很难弥补留守儿童关爱的缺失，部分留守儿童的心理和性格成长由此受到了很大影响。

总结

整体来看，关于劳动力转移对迁出地的影响研究涉及面很广，但大多都是进行一般性描述与分析，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都有待提高。此外，由于研究对象比较复杂，研究对象的时间、地点、范围等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研究所运用资料的全面性、系统性、代表性受到较大的限制，研究结论也就受到影响。另外，虽然有学者关注了劳动力转移给农村发展带来了一些经济社会上的问题，但未系统性地研究这些问题产生的逻辑关系，以及这些问题对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对其层次性未作深层次的分析。而且大多数文献都是就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当前的影响作了分析，而很少就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持续发展之间关系作系统、科学的分析。因此，未来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还需要在理论研究、经验研究、政策研究等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分析。

参考文献：

[1] 李强.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1，（4）：64-76.

[2] 蔡P.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J].社会学研究，2001，（4）：44-51.

[3] 盛来运.流动还是迁移――中国农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9-155.

[4] 都阳，朴之水.迁移与减贫――来自农户调查的经验证据[J].中国人口科学，2003，（4）：56-62.

[5]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关于农民工汇款行为的实证研究：基于问卷调查的分析[R].2006，（11）.

[6] 母世春，王芳.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基于合江镇15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J].农业经济与科技，2013，（1）：5-8.

[7] 盖庆恩，朱喜，史清华.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14，（4）：1147-1170.

[8] 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26-227.

[9] 蔡P，都阳.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劳动力流动――长期性、效应和政策[J].学术研究，2004，（6）：16-22.

篇11

文章编号：1009-5519（2008）23-3495-03 中图分类号：R445 文献标识码：A

动脉粥样硬化是一全身性疾病，全身各肌性动脉如颈动脉、冠状动脉等常同时受累，从而相应地引起心脏和颅脑的缺血性改变。近年研究表明血管壁内中膜增厚是动脉粥样硬化的早期指征，而斑块形成则是动脉粥样硬化的明显特征，它可反映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1]。本文通过回顾分析住院患者455例的颈动脉超声病理改变，探讨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在中老年不同年龄段与心脑血管病及危险因素的关系，从而利用颈动脉超声检查手段，提供及时发现早期斑块和进行临床干预的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择2007年5~12月在我院住院并进行颈动脉超声检查的患者共455例，平均年龄（74.95±10.59）岁，其中男201例，女254例。根据颈动脉超声检查有无斑块将455病例分成斑块组和无斑块组，斑块组316例，平均年龄（77.63±9.19）岁，其中男138例，女178例；无斑块组139例，平均年龄（68.84±10.89）岁，其中男63例，女76例。另按最近WHO提出的年龄划分标准将455例患者分成3组：1组（中年期，年龄45~59岁），共44例，平均年龄（51.57±4.13）岁，其中男21例，女23例；2组（老年前期，年龄60~74岁），共113例，平均年龄（69.21±3.44）岁，其中男48例，女65例；3组（老年期，≥75岁），共298例，平均年龄（82.26±4.01）岁，其中男134例，女164例。

1.2 颈动脉超声检查：采用EnVisor系列的Philips M 2540A彩色多普勒超声仪，探头中心频率10 MHz，患者仰卧位头偏向对侧，常规纵横扫查双侧颈总动脉主干，颈总动脉分叉处，颈内、外动脉起始部。IMT是颈动脉内-中膜厚度，将IMT≥1.3 mm定义为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

1.3 疾病资料的获取：从病史中获得脑梗死194例，冠心病184例，高血压病240例，糖尿病74例，高尿酸血症81例。其中脑梗死诊断符合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2]；冠心病诊断符合国际心脏病学会和WHO建议的冠心病诊断标准[3]；按WHO1999年诊断标准，将血压≥140/90 mmHg诊断为高血压[4]；空腹血糖≥7.0 mmol和(或)餐后2小时血糖≥11.1 mmol两次以上诊断为糖尿病；按本院标准：男性血尿酸水平≥420 μmol/L，女性血尿酸水平≥340 μmol/L诊断为高尿酸血症。

1.4 其他危险因素获取：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每位患者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脂蛋白a，血葡萄糖，血尿酸。

1.5 统计学方法：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x±s）表示，使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Pearson χ2检验，因素间相关性采用线性回归、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应用Stata 10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颈动脉斑块组与无斑块组各项可能危险因素的单因素比较：比较发现颈动脉斑块组患者平均年龄明显高于无斑块组，斑块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死及高尿酸血症的患者比例也明显高于无斑块组，差异显著。两组在性别、血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脂蛋白a水平等危险因素之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见表1。

通过对各因素间的线性回归、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性别、血脂各指标、血糖被排除，仅年龄、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脑梗死、高尿酸血症进入回归方程。其中年龄的OR值为1.091，高血压病的OR值为4.246，糖尿病的OR值为3.798，冠心病的OR值为3.130，脑梗死的OR值为3.794，高尿酸血症的OR值为2.563，5个因素的P值均

2.2 三组不同年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三组患者在性别、糖尿病、高尿酸血症方面差异无显著性（P＞0.05），但斑块发生率、高血压病、冠心病、脑梗死发生率差异有显著性（P＜0.05)，见表2。

2.3 三组不同年龄患者各危险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通过对各因素间回归分析，中年期高血压病、冠心病、高尿酸血症被排除，而糖尿病、脑梗死进入回归方程，其中脑梗死的OR值为11.257，糖尿病的OR值为15.534，2个因素的P值均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年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死及高尿酸血症与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有显著的相关性。随着年龄增长，显示不同年龄组中斑块发生率明显提高，从中年期的13.6%，老年前期的60.2%上升到老年期的81.2%。年龄是颈动脉斑块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与有关报道一致[7]，这可能由于硬化斑块形成需要各种损害长期作用有关。有文献报道高血压是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主要危险因素[5]，与本文研究结果一致， 高血压本身可以诱导内膜增厚，暴露于高血压的时间越长，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性越高[6]。本文三组不同年龄组中，高血压在中年期与斑块关系显示不密切，但在老年前期和老年期则有显著关系，提示老年前期和老年期病人中高血压的积极控制对斑块形成可能有重要作用。对于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危险因素，国内外学者已作了大量的研究，认为其主要危险因素为糖尿病等[5]。与本资料显示相符。以为是通过脂质代谢异常以及慢性炎症反应等来实现的[7]。本文中发现，糖尿病在中年期和老年前期与斑块有显著关系，但在老年期关系不显示，推测可能是糖尿病一般自45岁后明显上升，至60岁达高峰。是否到老年期发病趋于稳定有关，提示早期对糖尿病控制的必要性。尿酸是一种嘌呤代谢产物，有报道[7]血清高尿酸与卒中、心脏病发作危险增加相关，高尿酸血症可能是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危险因素。与本文研究结果相符，本文显示，高尿酸血症与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有显著关系，在老年期年龄组中更加明显，可能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是随年龄渐增有关。目前研究表明，颈动脉粥样硬化与脑血管病、多种心血管疾病，特别是冠心病的危险因素有密切的关系。颈动脉粥样硬化可以引起脑梗死，主要与不稳定斑块脱落形成栓子，或者斑块形成致管腔狭窄远端脑血流低灌注状态有关[8]。动脉粥样硬化最常累及是主动脉、冠状动脉、颈动脉等，大约99%冠心病的病因是动脉粥样硬化，有许多研究发现颈动脉粥样硬化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存在密切关系，可作为预测冠心病的独立因素[6]。本文研究提示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与脑梗死、冠心病有显著关系，脑梗死在中年期和老年期与斑块有显著关系，但在老年前期关系不显示，是否提示中年期早期斑块形成是不稳定斑块多见，容易栓子脱落致病，而老年期是斑块随年龄增高而增多致管腔狭窄致病。冠心病在老年期和老年前期与斑块有显著关系，但在中年期关系不显著，这和有关文献报道，随冠脉病变支数增加，颈动脉斑块形成检出率增加相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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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80（2011）10-

一、总量快速上涨与增长率稳步下降的现实矛盾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政府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国家财政支农总额从1978年的150.7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4899.5亿元，增长了32倍，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从1981年的250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30678.4亿元，增长了122倍。而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从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9年的5153元，增长了38倍。随着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村信贷资金投入进一步加大，农村贷款总额从1978年的181.81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30652亿元，增长了168倍。从绝对数来看，政府支农力度、农村信贷资金投入不断加大，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取得大幅增长。但从增长率来看（如图1），自1981年以来，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基本维持在8%～10%左右，只有1991、1992、1998年突破了10%；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1984年最高值30%下降到2000年的20%，一直降到2010年的13%，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而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也呈现阶段性下降的趋势，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增长面临一定的困难。

图1 1978-2010年我国政府支农比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增长率

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是1978—1984年，年均增长率为17.7%；1985年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开始放缓，增长率由1985年的7.8%下降到1989年的-1.6%；1990—2000年的十年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现“倒U”型增长率曲线，增长率由1990年的2%上升到1996年时的9%，此后又下降到2000年的2.1%；随着近年来中央对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出现持续性增长，增长率稳定上升，由2001年的4.2%上升到2010年的10.9%。从图1也可以看出，政府支农行为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有“阶段性背离”趋势，在政府支农比重不断下降的年份（1990年以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在上升，而在政府支农比重较大的年份（1990年以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却激剧下降。那么，政府支农力度到底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农村信贷资金到底以何种途径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基于这些疑问，本文试图探讨政府支农力度和农村金融发展与我国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

为了全面分析我国农村政府支农力度、金融发展状况和劳动力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选用下面4组指标进行深入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78-2010）》和《中国金融年鉴（1989-2010）》：

1.反映政府财政支农力度的指标。政府行为的影响，一方面是将金融资产财政化或者通过政策支持让金融资产向农村产业倾斜，从而影响金融绩效；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出、转移支付力度和固定资产投资等途径直接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本文通过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Finance,%)、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之比(记为Invest,%)两个指标来反映政府行为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

1.反映农村金融发展的指标。（1）农村金融规模指标（Scale）。反映金融体系发展规模的指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率指标（FIR），一个是麦金农提出的货币存量（M2）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常简化为存款余额与贷款余额之和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但由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不发达、农村金融数据的缺乏等原因致使金融相关率指标无法得以体现，所以我们选用农村贷款余额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之比来反映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之所以没有选用农村存款余额与贷款余额之和，主要是因为农村贷款余额更能体现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2）农村金融结构指标(Structure)。随着我国农村及城镇工业化迅速发展，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用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与农村贷款余额之比反映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3）农村金融效率指标(Efficiency)。贷款与储蓄之比描述了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可以显示农村金融机构服务农村经济的效率，因此用农村贷款余额与农村存款余额之比表示农村金融的效率指标。其中农村存款余额为农户储藏存款余额与农业存款余额之和，农村贷款余额为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与农业贷款余额之和，单位均为亿元。

3.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的指标。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农村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刻画，分别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Income，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Production，亿元）和粮食总产量（Grain,万吨）。

4.劳动力结构指标。农村结构的变化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用非农从业人员(万人)与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万人)之比（Labor,%）来反映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变化。

三、实证分析及结论

本文所有的实证分析均借助于时间序列分析软件Eviews6.0完成。由于变量的对数化处理不影响变量的平稳性和协整分析，而且对数化一方面可以变指数趋势为线性趋势，另一方面可减少数据的激剧波动，减小数据的异方差的影响，因此，本文的所有数据均取其对数值，分别记为lnincome、lnproduction、lngrain、lnfinance、lninvest、lnlabor、lnscale、lnstructure、lnefficiency。然后再进行ADF平稳性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如表1：

表1 基于最大特征值统计量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注：①迹检验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5个协整方程②*表示迹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基于最大特征值统计量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反映农村金融发展、政府支农行为与农村经济增长的九个变量的一阶单整序列之间存在5个协整向量，他们之间可以建立VAR模型。

3.建立VAR模型

（1）VAR模型定阶。VAR模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滞后阶数的确定，因此必须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滞后长度准则给出了五种判断方法，五种评价准则给出了各自的最优滞后阶数，并以*表示，各种准则不一致时，以多数较为合理。

注： * 表示该准则选择的最优滞后期

表2检验结果显示，5个评价统计量都认为滞后阶数为2的VAR模型较为合理，因此建立VAR（2）模型。

（2）VAR模型构建与稳定性检验。确定了VAR模型的阶数之后，可以建立如下九维向量自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政府支农行为、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与农村经济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VAR(2)模型表达式如下：

为了进一步检验VAR（2）模型的稳定性，可以运用VAR根图来检验。如果被估计的VAR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则模型是稳定的。VAR根图来检验结果如图2，从图中可以看出18个特征方程根的倒数值明显在单位圆内部，表明VAR（2）模型具有稳定性，说明我们所建立的由政府支农力度、农村金融发展、农村劳动力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所构成的经济系统具有稳定性。

图2 VAR(2)模型的根图稳定性检验

（3）实证结论分析。根据所建立的VAR(2)模型，可以得到如下一些结论：

①政府财政支农行为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的滞后1期值和滞后2期值lnfinance（t-1)、lnfinance（t-2)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Lnincome、粮食总产量Lngrain均产生负向影响，但对农林牧渔业总产值Lnproduction产生正向影响。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的滞后1期值lninvest（-1）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Lnincome、农林牧渔业总产值Lnproduction、粮食总产量Lngrain均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1420、0.3471、0.1664；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的滞后2期值lninvest（-2）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Lnincome、农林牧渔业总产值Lnproduction、粮食总产量Lngrain均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2637、0.3351、0.3183。

②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农村金融规模指标的滞后1期值lnscale(t-1)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Lnincome、农林牧渔业总产值Lnproduction、粮食总产量Lngrain均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0837、0.5291、0.2035；农村金融规模指标的滞后2期值对lnscale(t-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Lnincome、农林牧渔业总产值Lnproduction、粮食总产量Lngrain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2538、0.1434、0.2990。农村金融结构指标的滞后1期值lnstructure(t-1)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Lnincome、农林牧渔业总产值Lnproduction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0395、0.2853，对粮食总产量Lngrain产生负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1795；农村金融结构指标的滞后2期值lnstructure(t-2)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Lnincome、农林牧渔业总产值Lnproduction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1222、0.1652，对粮食总产量Lngrain产生负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1362；农村金融效率指标的滞后1期值lnefficiency(t-1)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Lnincome、农林牧渔业总产值Lnproduction、粮食总产量Lngrain均产生负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3070、-0.8064、-0.2993；农村金融效率指标的滞后2期值lnefficiency(t-2)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Lnincome、农林牧渔业总产值Lnproduction、粮食总产量Lngrain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3046、0.1816、0.4328。

③农村劳动力结构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劳动力结构的滞后1期值Lnlabor(t-1)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Lnincome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Lnproduction产生正向影响、对粮食总产量Lngrain产生负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0723、0.2030、-0.2105。劳动力结构的滞后2期值Lnlabor(t-2)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Lnincome、农林牧渔业总产值Lnproduction、粮食总产量Lngrain均产生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都很小。可以得出农村劳动力结构对农村经济影响是：对粮食总产量产生最大的负向影响，表明农村劳动力结构中非农从业人员越多越不利于粮食产量的提高；对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产生较大的正向影响、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产生较小的正向影响，表明非农从业人员的增多有利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

四、结论与建议

从国家财政支农力度来看，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在逐步减弱。因此，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直接投资，特别是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引导循环经济、低碳农业经济等产业的发展，加强对农村产业结构的引导，创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政府应推进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创新。政府应对农村金融系统实施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扶持等一系列优惠政策，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发展环境；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应对信用危机；建立农业贷款收益补偿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以调动农村金融机构放贷的积极性；建立合理的农村信贷管理激励与约束制度，引导农村资金回流。

从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途径来看，农村金融仍停留于规模水平和结构效应上，农村金融配置效率依然低下，表明我国金融机构在将农村储蓄就地转化为农村产业投资的效率上过于低下，农村资金的外流使得农村金融得到抑制。因此，我国应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形成一个以政策性金融为主导、合作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为主体、民间金融和外资金融为补充的农村金融市场服务体系，解决金融抑制问题，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创新农村金融制度，大力发展农村小额信贷、村镇银行、合作银行等微型金融，提高信贷资源的到达率与配置效率；提高农户融资效率，通过农户资金互助组织、农民贷款担保协会、小额信贷小组联保、农民合作组织、龙头企业与农户贷款担保协议等形式，提高农户的信贷需求满足率，降低农村金融风险。

从研究结论来看，尽管我国农村劳动力结构中非农从业人员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并没有促进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快速增长。因此，我国农村劳动力不应该只是向大城市转移，而应该将农村金融与农村劳动力就业相结合发展。农村金融机构应该更好地支持符合产业支撑、绿色环保、规划科学、可持续发展标准的县城和中心镇建设，更好地支持县域内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发展，更好地支持农村农业技能与培训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更好地支持信用好经营能力强的农民生产和消费活动，一方面发挥农村金融创造就业机会与提高就业人员素质的作用，另一方面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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