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师的自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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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F32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045-03

一、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

云南省加强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工作,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工程,是省委、省政府根据三农工作新形势决定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云南省通过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采取以点先行、典型示范、积累经验、完善政策、先易后难、逐步推广的政策,对于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

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云南省农业厅在关于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内容中已经给出了简要的概括描述:“通过完善互联网、电脑、数码照相(摄像)机等农业和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立和完善以自然村为基础的农村基础情况、乡风民俗、政策法规、政策补贴、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农业生产管理、农业科技、农村财务管理、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市场、农产品质量标准、名优产品、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招商引资、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资源环境管理、农村规划建设、农村疫情检测防治、气象、扶贫开发、卫生、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农村经济社会信息数据库,建设信息网络服务平台,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社会管理服务信息化,采用图、文、声、像和多媒体等多种形式,为农民提供及时,高效的信息服务,为各级党委、政府了解农村基层和新农村建设情况、实施科学决策提供依据。”[1]由此可知,“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实质就是三农的信息化建设。

二、从“数字城市”到“数字乡村”

1.用“数字城市”带动“数字乡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信息化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信息化的运用已经融入到了城市经济、乡村经济及其社会的各个领域。信息化一般首先是在发达地区和城市建设发展,而后慢慢过渡到落后地区及乡村的一个动态过程,是信息时代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如中国信息化发展,首先是数字北京、数字上海、数字广州等发达城市率先进行科学规划并进行试点工作,而后才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开。一般来说,城市以工业化为主,而工业化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乡村以农业为主,而农业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基础。按照成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先实现工业化,后发展信息化,然后再把信息化延伸到农业,最终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这并不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在全球信息化浪潮中,人们不仅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推动工业化发展,建设“数字城市”,同时也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建设“数字乡村”,反过来,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的发展又为信息化提供了建设经验和技术支持。中国目前数字城市建设已经取得了可喜成绩,积累了丰富经验,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同样得到很大发展的同时,用“数字城市”经验来带动“数字乡村”建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是一种相互依赖、互为促进的关系,两者也将共同推动信息化的进程。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将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理解为信息社会的重要内容。

2.“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能互动发展。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是一个全局性的长远的战略思维,其核心在于:(1)用数字化手段统一处理城市或乡村问题;(2)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资源;(3)为建设数字省份、数字国家、数字地球创造条件。具体地说,就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层次上,长远地规划区域数字信息的获取、处理、应用等方面的相关工作,从系统论和一体化的角度来整合已有的或者正在发展的与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相关的理论、技术、数据、应用和能力。数字城市与数字乡村的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定目标。目前,应当建立多应用层面的数字化地区、数字化城市或数字化乡村,能够更广泛、深入地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服务。云南省自2007年提出“数字乡村”建设以来,“数字城市”建设同样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特别是2008年11月4日,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考察中国电信云南公司时指出:“昆明将建成为‘无线数字城市’,以信息化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毫无疑问,以信息化推进城市数字化和乡村数字化,是未来各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同时,城市数字化和乡村数字化也要将实现地区数字化、省份数字化、国家数字化、全球数字化作为其发展目标,因为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三、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及成因分析

1.现状。云南省“数字乡村”项目从2007年开始起步,到目前为止,云南省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据统计,到2008年10月27日,全省共制作上传乡村视频文件2 238个,其中乡镇视频351个,完成比例为26%;行政村视频1 887个,完成比例为14.1%;已完成报表数据更新的行政村有6 547个,完成比例为48.6%;已完成报表数据更新的自然村有34 388个,完成比例为28.8%。另外,数据更新工作已完成近50%,其中德宏州、红河州、保山市完成了80%以上,普洱市完成17.2%、临沧市完成20.3%、迪庆州21.7%、昭通市25.1%。视频制作上传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昆明市已经完成了所有乡镇和行政村的视频制作上传工作,楚雄州乡镇视频已经百分百的完成,大理州、保山市也完成得较好,分别完成了61%、44.4%。丽江市至今还未启动视频制作上传工作,普洱市只做了一个乡镇的视频,完成比例为0.09%、临沧市完成了3个乡镇和10个行政村的视频,完成比例1.3%,昭通市完成2个乡镇和51个行政村的视频,完成比例3.9%,文山州也只完成了3.9%[2]。从上面的这一系列数据中可看出,云南省数字乡村项目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仅仅在短短两年之内,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且其建设力度仍在不断加大,方法也在不断更新、增多。但同时也会发现,在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部分地方领导不够重视,目前仍就没有开展数字乡村建设,信息化滞后等状况。

2.存在问题。总体来说,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离保障三农工作顺利开展还有一段距离。从科技上看,目前由于对“数字乡村”的理论方法、关键技术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难以对全省各地“数字乡村”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从人员素质上看,部分信息采集人员、电脑设备、电脑操作人员技术不熟练,影响了工作进度,在信息采集过程中,虽然对各村、寨进行了基础信息和照片采集,但照片采集数量不够,有的照片规格不附合要求,不能满足网页制作需要。其次视频采集制作要求要有较为专业的人员进行摄像、编辑、配音,编辑还要有相应设备和软件,而部分地州,特别是贫穷乡镇均不具备条件;从工作进度方面看,有的地市(如昆明、曲靖、玉溪)工作进度较快,已按实施方案要求完成全部村民委、自然村的基础信息表、照片的采集,并已完成电子版信息表录入和照片分类保存;而有的地市(如香格里拉、丽江、怒江)进度较慢,基础信息表、照片的采集还未完成过半,电子版信息表录入、照片分类保存工作进度缓慢;从建设规划角度看,云南省各地市在数字乡村建设上的条件、标准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统一、规范的规划和技术标准难以确立,即使在着手统一规划之后,也很难尽快达到协调统一;从自身利益考虑,在统一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各地市对本地区的利益考虑得太多,不仅仍然各自为战,而且顾虑太多,拖拉被动,对总体建设规划不支持,具体到各村和个人则更不会积极响应,甚至还会抵触;从应急管理和服务体系角度看,旧的应急体系容易导致重复建设、浪费资源,表现在人、财、物等各方面的重复投入,各地市为了完善本地区的应急机制,往往重复购置一些设备,同时增加一些人员。另外,随着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现有应急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问题也越发凸显出来,不仅变得反应迟钝和效果不佳,而且还常常发生相互之间的脱节和制约,造成本就非常有限的应急资源大量浪费,导致应急管理与服务成效急降。

3.原因分析。毫无疑问,“数字乡村”的建设其基础条件取决于信息化发展程度的高低,如果某一地区信息化程度高,则该地区发展数字化也将相对容易。然而伴随信息化建设不断深入,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的认识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影响和制约信息化长远发展的因素也日益显现。对于在云南省数字乡村初始建设过程中,为何会出现上述一系列相关问题,本文认为这主要还是应归结为云南省的信息化水平,具体体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云南省信息化应用总体上仍处于分散推进阶段,体制性、机制仍然存在,电子政务协同服务水平有待加强,社会信息化整体水平有待提高;第二,信息化基础设施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现象比较突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共享相对滞后,条块分割的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信息系统的标准、相关数据的格式、形态等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三,信息化发展水平尚不平衡,地区间、城乡间信息化水平差异明显,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差距”较为明显;第四,信息化普遍服务的广泛性不够,社会化专业服务体系和配套的政策措施尚待完善,低收入社群和弱势群体的信息能力较弱,信息不对称现象有加剧倾向;第五,信息化“双刃剑”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信息系统故障、计算机病毒、网络犯罪、黑客攻击、不良信息传播等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信息安全管理比较薄弱,信息安全的技术能级亟待提升。日益严峻的信息安全、网络安全问题威胁着重要信息系统的可靠运行[3]。

综上所述可知,在云南省“数字乡村”持续快速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只有立足现状,发现问题,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然后再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最后认真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才能强化云南作为全国“数字乡村”的领头兵地位,才能为其他省市提供相关的参考标本,才具有其他省市借鉴的价值,才能初步形成信息社会的基本框架,勾勒出“数字云南”的大致轮廓。

四、建设“数字乡村”的对策建议

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在中国是一个创新,综观全国三农工作的开展过程,把三农纳入信息化建设,云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因此,对于云南省乡村数字化的发展就不可能从其他省市借鉴经验,但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电子政务和数字城市的建设无疑都给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基于电子政务平台建设“数字乡村”。云南省电子政务工程自2002年开始实施,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基础平台也自此开始建设,截至2007年底,全省电子政务骨干网已接入4 344个政务部门,省级各部门依托云南省电子政务网已建及在建全省性专网达44个,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基础平台得到充分应用。另外,2007年7月以来,云南省建立了以云南省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为龙头,80个省级部门网站、1 300余个州市政府和部门网站、8 300余个县区政府和部门网站为支撑的全省政府信息公开网站群,保障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为下一步推行“一站式”服务和网上审批、交费、办证、求助等电子政务应用以及实施网上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4]。因此,如果云南省在建设“数字乡村”时能很好地应用其已经成形的电子政务平台,依托云南省电子政务建设已取得的成效,很好地利用云南省电子政务已有的信息基础设施资源,相信定会为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基于数字城市经验发展“数字乡村”。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在中国可谓独一无二,因此,要实现快速发展,就只有摸着石头过河。但这也并非毫无经验可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特别是中国100多个数字城市的建设经验就可作为参考。如“数字北京”、“数字上海”、“数字广州”、“数字深圳”、“数字杭州”的建设都已经初具规模,其经验也可谓丰富。另外,2004年,云南省为了结合电子政务建设的需要和步骤,提出了建设“数字昆明”的设想,并开展了对“数字昆明”建设的前期摸底调研工作,2007年底,“数字昆明”建设启动了三期工程――昆明市地理空间信息资源数据交换共享平台扩容项目,并计划于2008年8月完成。从中可以看出,云南省通过对“数字昆明”的建设,已经总结了一套“数字城市”建设的技术思路,相信对云南省数字乡村的信息化工作将具有一定的示范和指导作用。所以可认为,在云南省建设数字乡村时,如能借鉴其他省数字城市建设经验,把在云南省打造数字昆明的技术、思路,通过修改完善后,直接转嫁到数字乡村建设上,进行去粗取精,优势互补,相信定能促进云南省数字乡村的快速发展。

3.基于云南省省情完善“数字乡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重点在农业,难点在农民。“十一五”时期,云南省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把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作为目标。并认为,全面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促进云南省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云南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是进一步提高云南人民文化经济生活水平的急迫需要和重要选择。正是立足于这一战略选择,云南省的信息化发展从电子政务开始,接着打造数字城市而后迈向数字乡村,以建设“数字云南”为长远目标,最终构建面向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全数字化信息系统。云南省“数字乡村”工程规模庞大,所以在建设过程中应重点强调统筹协调,节约物力,即集中全省各业务部门现有设备和信息资源,与国家实施的“金农”、“金水”、“信福”和“三电合一”项目等信息化工程建设项目相结合,不搞重复建设。同时,还需运用市场机制,鼓励企业参与,共同建设农业信息交互平台,尽最大努力争取做到使云南省数字乡村信息库内容基于省情,立足于三农,让农民尽快掌握先进技术和市场信息,在探索中不断前进、不断完善,从而形成开放的现代化、信息化模式,为云南省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整体性地解决区域、全球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等问题,为解决全球范围内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建设方案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云南省农业厅关于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内容[EB/OL].云南数字乡村网,ynszxc.省略/szxc/ProvincePage/newsview.aspx?id=2280016,2008-01-10.

篇2

一位普通民众的自述

广州沦陷前，随着党、军、政官员出逃广州，出现难民潮，一部分民众逃往港澳投奔亲朋好友避难；一部分民众随政府机构、文化单位迁往韶关等后方，而更多的民众则是拖儿带女徒步避难乡下，或入白鹤洞等地的难民收容所。

一位普通民众写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自述（图一），真实记录了广州沦陷前后的社会生活状况。自述共15页，每页横19、纵29.5厘米，毛笔书写。现将与广州沦陷前后社会生活状况有关的内容抄录如下：

一九二五年，我在一个带有封建色彩的家庭出生了，以剥削形式为经济主要来源的培养下我被长大了。在家庭中，我是父亲的第三个儿子。整个家庭内，除了父母亲外，是有着以九个兄弟姐妹组成的。

当我在一九三三年（八岁）的时候，已经被送进市立第二十三小学校念书了，因为进入学校比较早一点，所以在八岁时已是三年级的小学生了，这样每天还是当当美的没有懂得什么便渡过了初等教育的阶段，直至一九三六年（十一岁）便是一个小学毕业生。在这时间，考进了市立第一中学校。在市一中，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的侵略战争。在这个时候，广州的学校开始停课内迁，我的家迁往河南区的沥蛳纾ㄒ蛭自己的乡村是没有房屋居住，这个地方是我的姊丈亲戚），而我则随着外祖父到香港去了。

由于个性顽皮，主观比较强，居住在外祖父家中，经常与其他小孩打架，于是被亲戚们厌恶了，在一九四年夏天又回到敌伪统治下的广州市。回广州后，又在第一小学念书（因当时无中学开设）。还没有念完，又考进了市立第一中（即现今的市十一中校址）。刚念了一年，又转到了伪省立广东大学附中初中贰年级，至一九四二年（十七岁）毕叶。在这个阶段内，曾经在校受着童子军的训练。在学科方面，除了一般课程之外，还增加了一科日语。在这个时候，亦没有什么其他的组织。

在初中毕叶后，毫不间断的升上（日校）高中部，直至一九四五年（廿岁）高中毕叶。在这一段时间，曾于一九四三年被选为广东青年代表，参加伪国府的还都纪念（当时被选原因是由于军训课中的野战训练成绩较好为原则），一九四四年被选为学生会自治会主席，一九四五年高三期间曾领导鼓励同学拒上日语课（因当时日语教师宣传日本帝国主义思想，遭到同学反对后欲加压制而发生的）.一九四四年春参加伪中央青年干部学校广州分校集训（当时全市中学高中学生绝大部分停课，参加是硬性规定的。）为着学习与生活问题，我在一九四五年便考进了广州大学法学院夜班，准备日间便准备找寻工作。

在考进广大不久，由我的表兄沈柏生之同学林梓铭介绍，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广州市修路委员会充临时办事员（林梓铭为总务组长），做那缮校工作。这样每天都是刻板式的在缮校室内抄写公文，除此无其他。

无独有偶，另一名广州市民刘成基在《广州沦陷时的白鹤洞难民收容所》一文里回忆：

作者当时仅系十余龄之童子，随父母渡珠江南逃至白鹤洞学校区，见培英、真光、协和（均系教会中学）三校门前，难民群聚，时铁门仅开一线，逐一审查，只准妇女及16岁以下之男童进入。当时我父是个工人，囊无余资，且前路茫茫，因命母亲携我及弟妹随众人人培英，他自己则往附近乡村暂避。于是我遂开始难民收容所中的两年生活（《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九辑，1980年6月，第247页）。

1940年，汉奸集团上演了所谓“国府还都”丑剧，沦陷区民众有受其蒙骗者，难民所中也有人陆续返回广州。上述两位市民也正是在此背景下返回广州的。

两张日文收费单

日本侵略者侵占广州后，一方面大肆掠夺当地资料，运走有用机械设备，另一方面控制当地经济，掌控水厂等关系民生的重要产业，同时还让日本公司大量涌进广州，榨取广州人民的钱物。这里展示的两张日文收费单，充分反映了日本侵略者渗透广州经济的事实。

第一张单据为“接管手数料领收证”，横14.2、纵10.7厘米，编号562，是由广州市自来水厂于日本昭和17年（即1942年）2月21日开给广州市西禅区光复业路门牌29号1楼朱励强的单据（图二）。

篇3

槁木的二十一岁！死灰的二十一岁！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郁达夫发出的叩问，直到现在，仍笼罩在一代代青年身上。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青春，以电影的形式呈现，70后有《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80后有《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90后则有《小时代》（虽然不是很恰当）。在文学领域，青春叙事同样是符号化的呈现。

一代有他们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知青一代有他们的“遥远的清平湾”，大院子弟有他们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农村的苦闷青年也有“平凡的世界”和“人生”。任何群体的青春叙事，带有强烈的时代痕迹，并影响了他们的时代，以及我们的时代。

我们也看到，对青春和爱情的书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薄弱环节。恰恰是这个不大引人注意的缺失，使文学失去了大量读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价值观还是爱情观，无论是社会问题还是心理问题，青年是任何一个时代的风向标或晴雨表。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文学中的青年形象和青春气息逐渐黯淡甚至消失了，一种中年的甚至暮气的味道开始弥漫，我们很难在文学中看到青春的身影。新世纪以来，青春形象基本上是在网络写作中完成的，但网络中的青春形象大多比较模糊。这与网络文学作者大都年轻，缺乏历史记忆有关。

本专题选取70后、80后、90后的三位作家瓦当、张怡微、徐晓，分别讲述他们的青春记忆、校园记忆以及对文学和时代的思考。瓦当是当代70后作家的重要代表，魔幻与现实结合的写作道路，使他成为山东作家的一个符号;张怡微成名于新概念，书写80后一代人的青春和焦虑，近些年身处台湾，以不同的视角审视大陆和台湾;徐晓还是在校大学生，以诗人的身份写小说，或者以小说家的身份写诗，其作品触及的尖锐的社会矛盾，让人看到了90后作家的厚度和广度。

篇4

阅读大致分两种，一种是为了学习，通过阅读掌握知识、补充缺陷，这种阅读通常是理性的，不一定与快乐有关；一种是为了愉悦自己，在阅读中找乐子，越读越快乐的。很多人以为第一种阅读更重要，其实不然，这不过像学生在学校学知识一样，只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才需要，但凡少一点毅力和自律都坚持不下来。而后一种是自发的，天然的，一个善于从阅读中寻找快乐的人，终其一生都会与契合自己灵魂的文字相遇，无论环境好坏，他都能在阅读的世界里寻找到真正的快乐。

《30年中国人的阅读心灵史》就是这样一本试图找寻中国人阅读快乐的书。这本书最有趣的部分是上篇，名为《个人阅读心灵史》，是一些知名作家、文化工作者关于阅读的自述，也就是每个人与阅读之间的故事。经济学家巴曙松，感谢青春迷茫时期遇到的金庸，金庸文字滋养了他的那个时代，那些人物则为他的人生树立很多范本。著名作家迟子建一直喜欢躺着看书，她躺着看到的种种文字造就了一个以文学为业的她。互联网名人方兴东则说，他所有的快乐都来自阅读和写作，所有的不快乐却来自创业，也许，感性的他如果最终成为一个文人才是老天最好的安排？还有学者傅国涌，回忆了自己在1987年当乡村中学教师的时候，每天在昏黄的灯下读书到深夜，在卢梭、孟德斯鸠那里找寻安慰，这也造就了如今以学问为生的他……

太多关于阅读的故事，太多美好的感觉，一群爱书人的大集合，总能找到一个与你心灵契合的。

这是一本爱书人才会爱上的书，就像一道心理测试题，它用来测试你的内心到底是爱阅读本身，还是仅仅爱读到的那些知识或是方法。

不过此书的意义不仅于此，对于重量级爱书人，这书后面还有更多猛料，后面两篇《阅读文化流向变迁》和《中国阅读状况调研报告》，也是每个到了一定境界的爱读之人很关心的内容。诸如从经典阅读到泛阅读的变化、阅读介质和阅读习惯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你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但绝对无法抗拒。有的人会哀叹电子书逐渐取代纸质书，可是在我和许多人来看，重要的是内容而不是介质，不管是纸书还是电脑、手机或是iPad、电子书，重要的是你正在看一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