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师的自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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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F32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045-03

一、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

云南省加强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工作,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工程,是省委、省政府根据三农工作新形势决定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云南省通过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采取以点先行、典型示范、积累经验、完善政策、先易后难、逐步推广的政策,对于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

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云南省农业厅在关于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内容中已经给出了简要的概括描述:“通过完善互联网、电脑、数码照相(摄像)机等农业和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立和完善以自然村为基础的农村基础情况、乡风民俗、政策法规、政策补贴、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农业生产管理、农业科技、农村财务管理、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市场、农产品质量标准、名优产品、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招商引资、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资源环境管理、农村规划建设、农村疫情检测防治、气象、扶贫开发、卫生、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农村经济社会信息数据库,建设信息网络服务平台,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社会管理服务信息化,采用图、文、声、像和多媒体等多种形式,为农民提供及时,高效的信息服务,为各级党委、政府了解农村基层和新农村建设情况、实施科学决策提供依据。”[1]由此可知,“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实质就是三农的信息化建设。

二、从“数字城市”到“数字乡村”

1.用“数字城市”带动“数字乡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信息化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信息化的运用已经融入到了城市经济、乡村经济及其社会的各个领域。信息化一般首先是在发达地区和城市建设发展,而后慢慢过渡到落后地区及乡村的一个动态过程,是信息时代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如中国信息化发展,首先是数字北京、数字上海、数字广州等发达城市率先进行科学规划并进行试点工作,而后才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开。一般来说,城市以工业化为主,而工业化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乡村以农业为主,而农业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基础。按照成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先实现工业化,后发展信息化,然后再把信息化延伸到农业,最终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这并不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在全球信息化浪潮中,人们不仅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推动工业化发展,建设“数字城市”,同时也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建设“数字乡村”,反过来,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的发展又为信息化提供了建设经验和技术支持。中国目前数字城市建设已经取得了可喜成绩,积累了丰富经验,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同样得到很大发展的同时,用“数字城市”经验来带动“数字乡村”建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是一种相互依赖、互为促进的关系,两者也将共同推动信息化的进程。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将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理解为信息社会的重要内容。

2.“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能互动发展。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是一个全局性的长远的战略思维,其核心在于:(1)用数字化手段统一处理城市或乡村问题;(2)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资源;(3)为建设数字省份、数字国家、数字地球创造条件。具体地说,就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层次上,长远地规划区域数字信息的获取、处理、应用等方面的相关工作,从系统论和一体化的角度来整合已有的或者正在发展的与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相关的理论、技术、数据、应用和能力。数字城市与数字乡村的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定目标。目前,应当建立多应用层面的数字化地区、数字化城市或数字化乡村,能够更广泛、深入地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服务。云南省自2007年提出“数字乡村”建设以来,“数字城市”建设同样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特别是2008年11月4日,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考察中国电信云南公司时指出:“昆明将建成为‘无线数字城市’,以信息化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毫无疑问,以信息化推进城市数字化和乡村数字化,是未来各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同时,城市数字化和乡村数字化也要将实现地区数字化、省份数字化、国家数字化、全球数字化作为其发展目标,因为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三、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及成因分析

1.现状。云南省“数字乡村”项目从2007年开始起步,到目前为止,云南省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据统计,到2008年10月27日,全省共制作上传乡村视频文件2 238个,其中乡镇视频351个,完成比例为26%;行政村视频1 887个,完成比例为14.1%;已完成报表数据更新的行政村有6 547个,完成比例为48.6%;已完成报表数据更新的自然村有34 388个,完成比例为28.8%。另外,数据更新工作已完成近50%,其中德宏州、红河州、保山市完成了80%以上,普洱市完成17.2%、临沧市完成20.3%、迪庆州21.7%、昭通市25.1%。视频制作上传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昆明市已经完成了所有乡镇和行政村的视频制作上传工作,楚雄州乡镇视频已经百分百的完成,大理州、保山市也完成得较好,分别完成了61%、44.4%。丽江市至今还未启动视频制作上传工作,普洱市只做了一个乡镇的视频,完成比例为0.09%、临沧市完成了3个乡镇和10个行政村的视频,完成比例1.3%,昭通市完成2个乡镇和51个行政村的视频,完成比例3.9%,文山州也只完成了3.9%[2]。从上面的这一系列数据中可看出,云南省数字乡村项目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仅仅在短短两年之内,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且其建设力度仍在不断加大,方法也在不断更新、增多。但同时也会发现,在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部分地方领导不够重视,目前仍就没有开展数字乡村建设,信息化滞后等状况。

2.存在问题。总体来说,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离保障三农工作顺利开展还有一段距离。从科技上看,目前由于对“数字乡村”的理论方法、关键技术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难以对全省各地“数字乡村”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从人员素质上看,部分信息采集人员、电脑设备、电脑操作人员技术不熟练,影响了工作进度,在信息采集过程中,虽然对各村、寨进行了基础信息和照片采集,但照片采集数量不够,有的照片规格不附合要求,不能满足网页制作需要。其次视频采集制作要求要有较为专业的人员进行摄像、编辑、配音,编辑还要有相应设备和软件,而部分地州,特别是贫穷乡镇均不具备条件;从工作进度方面看,有的地市(如昆明、曲靖、玉溪)工作进度较快,已按实施方案要求完成全部村民委、自然村的基础信息表、照片的采集,并已完成电子版信息表录入和照片分类保存;而有的地市(如香格里拉、丽江、怒江)进度较慢,基础信息表、照片的采集还未完成过半,电子版信息表录入、照片分类保存工作进度缓慢;从建设规划角度看,云南省各地市在数字乡村建设上的条件、标准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统一、规范的规划和技术标准难以确立,即使在着手统一规划之后,也很难尽快达到协调统一;从自身利益考虑,在统一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各地市对本地区的利益考虑得太多,不仅仍然各自为战,而且顾虑太多,拖拉被动,对总体建设规划不支持,具体到各村和个人则更不会积极响应,甚至还会抵触;从应急管理和服务体系角度看,旧的应急体系容易导致重复建设、浪费资源,表现在人、财、物等各方面的重复投入,各地市为了完善本地区的应急机制,往往重复购置一些设备,同时增加一些人员。另外,随着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现有应急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问题也越发凸显出来,不仅变得反应迟钝和效果不佳,而且还常常发生相互之间的脱节和制约,造成本就非常有限的应急资源大量浪费,导致应急管理与服务成效急降。

3.原因分析。毫无疑问,“数字乡村”的建设其基础条件取决于信息化发展程度的高低,如果某一地区信息化程度高,则该地区发展数字化也将相对容易。然而伴随信息化建设不断深入,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的认识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影响和制约信息化长远发展的因素也日益显现。对于在云南省数字乡村初始建设过程中,为何会出现上述一系列相关问题,本文认为这主要还是应归结为云南省的信息化水平,具体体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云南省信息化应用总体上仍处于分散推进阶段,体制性、机制仍然存在,电子政务协同服务水平有待加强,社会信息化整体水平有待提高;第二,信息化基础设施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现象比较突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共享相对滞后,条块分割的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信息系统的标准、相关数据的格式、形态等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三,信息化发展水平尚不平衡,地区间、城乡间信息化水平差异明显,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差距”较为明显;第四,信息化普遍服务的广泛性不够,社会化专业服务体系和配套的政策措施尚待完善,低收入社群和弱势群体的信息能力较弱,信息不对称现象有加剧倾向;第五,信息化“双刃剑”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信息系统故障、计算机病毒、网络犯罪、黑客攻击、不良信息传播等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信息安全管理比较薄弱,信息安全的技术能级亟待提升。日益严峻的信息安全、网络安全问题威胁着重要信息系统的可靠运行[3]。

综上所述可知,在云南省“数字乡村”持续快速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只有立足现状,发现问题,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然后再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最后认真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才能强化云南作为全国“数字乡村”的领头兵地位,才能为其他省市提供相关的参考标本,才具有其他省市借鉴的价值,才能初步形成信息社会的基本框架,勾勒出“数字云南”的大致轮廓。

四、建设“数字乡村”的对策建议

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在中国是一个创新,综观全国三农工作的开展过程,把三农纳入信息化建设,云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因此,对于云南省乡村数字化的发展就不可能从其他省市借鉴经验,但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电子政务和数字城市的建设无疑都给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基于电子政务平台建设“数字乡村”。云南省电子政务工程自2002年开始实施,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基础平台也自此开始建设,截至2007年底,全省电子政务骨干网已接入4 344个政务部门,省级各部门依托云南省电子政务网已建及在建全省性专网达44个,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基础平台得到充分应用。另外,2007年7月以来,云南省建立了以云南省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为龙头,80个省级部门网站、1 300余个州市政府和部门网站、8 300余个县区政府和部门网站为支撑的全省政府信息公开网站群,保障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为下一步推行“一站式”服务和网上审批、交费、办证、求助等电子政务应用以及实施网上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4]。因此,如果云南省在建设“数字乡村”时能很好地应用其已经成形的电子政务平台,依托云南省电子政务建设已取得的成效,很好地利用云南省电子政务已有的信息基础设施资源,相信定会为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基于数字城市经验发展“数字乡村”。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在中国可谓独一无二,因此,要实现快速发展,就只有摸着石头过河。但这也并非毫无经验可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特别是中国100多个数字城市的建设经验就可作为参考。如“数字北京”、“数字上海”、“数字广州”、“数字深圳”、“数字杭州”的建设都已经初具规模,其经验也可谓丰富。另外,2004年,云南省为了结合电子政务建设的需要和步骤,提出了建设“数字昆明”的设想,并开展了对“数字昆明”建设的前期摸底调研工作,2007年底,“数字昆明”建设启动了三期工程――昆明市地理空间信息资源数据交换共享平台扩容项目,并计划于2008年8月完成。从中可以看出,云南省通过对“数字昆明”的建设,已经总结了一套“数字城市”建设的技术思路,相信对云南省数字乡村的信息化工作将具有一定的示范和指导作用。所以可认为,在云南省建设数字乡村时,如能借鉴其他省数字城市建设经验,把在云南省打造数字昆明的技术、思路,通过修改完善后,直接转嫁到数字乡村建设上,进行去粗取精,优势互补,相信定能促进云南省数字乡村的快速发展。

3.基于云南省省情完善“数字乡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重点在农业,难点在农民。“十一五”时期,云南省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把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作为目标。并认为,全面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促进云南省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云南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是进一步提高云南人民文化经济生活水平的急迫需要和重要选择。正是立足于这一战略选择,云南省的信息化发展从电子政务开始,接着打造数字城市而后迈向数字乡村,以建设“数字云南”为长远目标,最终构建面向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全数字化信息系统。云南省“数字乡村”工程规模庞大,所以在建设过程中应重点强调统筹协调,节约物力,即集中全省各业务部门现有设备和信息资源,与国家实施的“金农”、“金水”、“信福”和“三电合一”项目等信息化工程建设项目相结合,不搞重复建设。同时,还需运用市场机制,鼓励企业参与,共同建设农业信息交互平台,尽最大努力争取做到使云南省数字乡村信息库内容基于省情,立足于三农,让农民尽快掌握先进技术和市场信息,在探索中不断前进、不断完善,从而形成开放的现代化、信息化模式,为云南省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整体性地解决区域、全球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等问题,为解决全球范围内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建设方案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云南省农业厅关于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内容[EB/OL].云南数字乡村网,ynszxc.省略/szxc/ProvincePage/newsview.aspx?id=2280016,2008-01-10.

篇2

一位普通民众的自述

广州沦陷前，随着党、军、政官员出逃广州，出现难民潮，一部分民众逃往港澳投奔亲朋好友避难；一部分民众随政府机构、文化单位迁往韶关等后方，而更多的民众则是拖儿带女徒步避难乡下，或入白鹤洞等地的难民收容所。

一位普通民众写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自述（图一），真实记录了广州沦陷前后的社会生活状况。自述共15页，每页横19、纵29.5厘米，毛笔书写。现将与广州沦陷前后社会生活状况有关的内容抄录如下：

一九二五年，我在一个带有封建色彩的家庭出生了，以剥削形式为经济主要来源的培养下我被长大了。在家庭中，我是父亲的第三个儿子。整个家庭内，除了父母亲外，是有着以九个兄弟姐妹组成的。

当我在一九三三年（八岁）的时候，已经被送进市立第二十三小学校念书了，因为进入学校比较早一点，所以在八岁时已是三年级的小学生了，这样每天还是当当美的没有懂得什么便渡过了初等教育的阶段，直至一九三六年（十一岁）便是一个小学毕业生。在这时间，考进了市立第一中学校。在市一中，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的侵略战争。在这个时候，广州的学校开始停课内迁，我的家迁往河南区的沥蛳纾ㄒ蛭自己的乡村是没有房屋居住，这个地方是我的姊丈亲戚），而我则随着外祖父到香港去了。

由于个性顽皮，主观比较强，居住在外祖父家中，经常与其他小孩打架，于是被亲戚们厌恶了，在一九四年夏天又回到敌伪统治下的广州市。回广州后，又在第一小学念书（因当时无中学开设）。还没有念完，又考进了市立第一中（即现今的市十一中校址）。刚念了一年，又转到了伪省立广东大学附中初中贰年级，至一九四二年（十七岁）毕叶。在这个阶段内，曾经在校受着童子军的训练。在学科方面，除了一般课程之外，还增加了一科日语。在这个时候，亦没有什么其他的组织。

在初中毕叶后，毫不间断的升上（日校）高中部，直至一九四五年（廿岁）高中毕叶。在这一段时间，曾于一九四三年被选为广东青年代表，参加伪国府的还都纪念（当时被选原因是由于军训课中的野战训练成绩较好为原则），一九四四年被选为学生会自治会主席，一九四五年高三期间曾领导鼓励同学拒上日语课（因当时日语教师宣传日本帝国主义思想，遭到同学反对后欲加压制而发生的）.一九四四年春参加伪中央青年干部学校广州分校集训（当时全市中学高中学生绝大部分停课，参加是硬性规定的。）为着学习与生活问题，我在一九四五年便考进了广州大学法学院夜班，准备日间便准备找寻工作。

在考进广大不久，由我的表兄沈柏生之同学林梓铭介绍，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广州市修路委员会充临时办事员（林梓铭为总务组长），做那缮校工作。这样每天都是刻板式的在缮校室内抄写公文，除此无其他。

无独有偶，另一名广州市民刘成基在《广州沦陷时的白鹤洞难民收容所》一文里回忆：

作者当时仅系十余龄之童子，随父母渡珠江南逃至白鹤洞学校区，见培英、真光、协和（均系教会中学）三校门前，难民群聚，时铁门仅开一线，逐一审查，只准妇女及16岁以下之男童进入。当时我父是个工人，囊无余资，且前路茫茫，因命母亲携我及弟妹随众人人培英，他自己则往附近乡村暂避。于是我遂开始难民收容所中的两年生活（《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九辑，1980年6月，第247页）。

1940年，汉奸集团上演了所谓“国府还都”丑剧，沦陷区民众有受其蒙骗者，难民所中也有人陆续返回广州。上述两位市民也正是在此背景下返回广州的。

两张日文收费单

日本侵略者侵占广州后，一方面大肆掠夺当地资料，运走有用机械设备，另一方面控制当地经济，掌控水厂等关系民生的重要产业，同时还让日本公司大量涌进广州，榨取广州人民的钱物。这里展示的两张日文收费单，充分反映了日本侵略者渗透广州经济的事实。

第一张单据为“接管手数料领收证”，横14.2、纵10.7厘米，编号562，是由广州市自来水厂于日本昭和17年（即1942年）2月21日开给广州市西禅区光复业路门牌29号1楼朱励强的单据（图二）。

篇3

槁木的二十一岁！死灰的二十一岁！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郁达夫发出的叩问，直到现在，仍笼罩在一代代青年身上。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青春，以电影的形式呈现，70后有《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80后有《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90后则有《小时代》（虽然不是很恰当）。在文学领域，青春叙事同样是符号化的呈现。

一代有他们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知青一代有他们的“遥远的清平湾”，大院子弟有他们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农村的苦闷青年也有“平凡的世界”和“人生”。任何群体的青春叙事，带有强烈的时代痕迹，并影响了他们的时代，以及我们的时代。

我们也看到，对青春和爱情的书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薄弱环节。恰恰是这个不大引人注意的缺失，使文学失去了大量读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价值观还是爱情观，无论是社会问题还是心理问题，青年是任何一个时代的风向标或晴雨表。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文学中的青年形象和青春气息逐渐黯淡甚至消失了，一种中年的甚至暮气的味道开始弥漫，我们很难在文学中看到青春的身影。新世纪以来，青春形象基本上是在网络写作中完成的，但网络中的青春形象大多比较模糊。这与网络文学作者大都年轻，缺乏历史记忆有关。

本专题选取70后、80后、90后的三位作家瓦当、张怡微、徐晓，分别讲述他们的青春记忆、校园记忆以及对文学和时代的思考。瓦当是当代70后作家的重要代表，魔幻与现实结合的写作道路，使他成为山东作家的一个符号;张怡微成名于新概念，书写80后一代人的青春和焦虑，近些年身处台湾，以不同的视角审视大陆和台湾;徐晓还是在校大学生，以诗人的身份写小说，或者以小说家的身份写诗，其作品触及的尖锐的社会矛盾，让人看到了90后作家的厚度和广度。

篇4

阅读大致分两种，一种是为了学习，通过阅读掌握知识、补充缺陷，这种阅读通常是理性的，不一定与快乐有关；一种是为了愉悦自己，在阅读中找乐子，越读越快乐的。很多人以为第一种阅读更重要，其实不然，这不过像学生在学校学知识一样，只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才需要，但凡少一点毅力和自律都坚持不下来。而后一种是自发的，天然的，一个善于从阅读中寻找快乐的人，终其一生都会与契合自己灵魂的文字相遇，无论环境好坏，他都能在阅读的世界里寻找到真正的快乐。

《30年中国人的阅读心灵史》就是这样一本试图找寻中国人阅读快乐的书。这本书最有趣的部分是上篇，名为《个人阅读心灵史》，是一些知名作家、文化工作者关于阅读的自述，也就是每个人与阅读之间的故事。经济学家巴曙松，感谢青春迷茫时期遇到的金庸，金庸文字滋养了他的那个时代，那些人物则为他的人生树立很多范本。著名作家迟子建一直喜欢躺着看书，她躺着看到的种种文字造就了一个以文学为业的她。互联网名人方兴东则说，他所有的快乐都来自阅读和写作，所有的不快乐却来自创业，也许，感性的他如果最终成为一个文人才是老天最好的安排？还有学者傅国涌，回忆了自己在1987年当乡村中学教师的时候，每天在昏黄的灯下读书到深夜，在卢梭、孟德斯鸠那里找寻安慰，这也造就了如今以学问为生的他……

太多关于阅读的故事，太多美好的感觉，一群爱书人的大集合，总能找到一个与你心灵契合的。

这是一本爱书人才会爱上的书，就像一道心理测试题，它用来测试你的内心到底是爱阅读本身，还是仅仅爱读到的那些知识或是方法。

不过此书的意义不仅于此，对于重量级爱书人，这书后面还有更多猛料，后面两篇《阅读文化流向变迁》和《中国阅读状况调研报告》，也是每个到了一定境界的爱读之人很关心的内容。诸如从经典阅读到泛阅读的变化、阅读介质和阅读习惯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你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但绝对无法抗拒。有的人会哀叹电子书逐渐取代纸质书，可是在我和许多人来看，重要的是内容而不是介质，不管是纸书还是电脑、手机或是iPad、电子书，重要的是你正在看一本好书。

篇5

1.认识农村初中语文综合性学习的现状

身处农村的初中学生，见识少，阅读面窄，没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另外，受传统教学方式及教学环境的影响，许多老师宁可让学生呆在教室完成教学任务，也不敢放开胆子组织学生到户外实践。以我校为例，语文综合性学习基本没老师真正组织开展过，一般教师无视它的存在，部分老师关注了，也是把它上成阅读课写作课，给学生的实践舞台太有限。

2.唤醒师生进行综合性学习的意识

要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仅仅靠课堂时间还远远不够，每个教师都明白，生活的舞台有多大，语文的天地就有多宽广，因为生活处处有语文！虽然明白这个道理，但很多语文老师并没有把视野引向课外，让学生到课外去，汲取营养，丰富知识，开阔眼界，陶冶情操。为此，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2.1在每周一下午第一节举行的教研组会议上，我连续几次提出了开展此活动的建议，得到了部分老师的响应。

2.2扩大学生阅读量，播放优秀音视频的文学作品，组织朗诵、写作、辩论比赛，使学生陶冶情操，形成健康的价值观世界观。

2.3陪学生走出课堂，让他们在广阔的天地里学习知识，体会情感，这种做法，激励了更多的师生参与。

3.采用多种方法开展综合性学习活动

3.1阅读名著，品味文化。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自七年级开学时，我就有意识的让学生有计划，有目的的阅读大量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诸如《童年》《名人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并让他们做摘记，写读后感，利用阅读课定期进行交流。这样，学生就与文学大师进行了思想上的交流，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也获得了精神上的营养。

3.2关注社会，感悟生活。一是利用多媒体条件，为学生选择一些新闻节目、评论节目、科技动态集体播放，使学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小树立远大理想抱负。二是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了解社会，了解现实，了解自己所生活的环境，然后写出调查报告或小论文等，提高学生社会参与能力。

3.3亲近自然，升华性情。农村的孩子，与大自然有着很多亲密接触的机会，他们到过绿油油的农田、茂密的树林、怪石嶙峋的山峰、繁花似锦的果树园；他们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打过滚，在美丽的花丛中逮过蝴蝶；在高高的大树上掏过鸟窝；摸虾、捉鸟、扑蚂蚱；收豆、抱瓜、摘野果……总之，他们各自有着不一样的成长经历，有着不一般的生活世界。这些令城市孩子羡慕的资源他们却有些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所以对乡村学生要引导帮助，让他们用诗、用文、用画去描绘大自然的清纯，陶冶自己的情操，活跃自己的思维，丰富自己的想象，培养自己的创造力。

3.4重视训练，培养能力。课堂传授知识、启迪智慧，课外锻练实践、创新提升，课堂教学和课外扩展是语文教学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只有课内课外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的意识，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为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我让学生做好准备，在每节课开始的前两分钟，学生上台就生活中的问题或现象进行演讲，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大闹天宫》《桃源三结义》《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刘姥姥进大观园》等故事，《这就是我》《我班的调皮鬼》《水的自述》《美丽的校园》等美文就是在这个时段欣赏的。学习了《皇帝的新装》这篇课文后，我让学生自己课外通过网络搜索有关素材创作课本剧，并在全班范围内进行角色"海选"，最终他们自编自演、惟妙惟肖的课本剧表演获得了同学们的阵阵掌声和喝彩声。这些训练把课外阅读积累起来，通过课前有计划的活动如激兴演讲，读书体会，小品表演等，训练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应变能力、口语表达能力。

篇6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口语交际能力是现代公民的必备能力。应培养学生学会倾听、表达和应对的能力，使学生具有文明和谐地进行人际交流的素养。”由此可见，口语交际在语文教学和社会生活中是举足轻重的。现代社会交际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生活化，而口语交流作为社会交际的最基本最便捷的工具日益受到重视，成了现代社会公民必须具备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比书写更重要、更实际、更为人们迫切需要。

口语交际如此重要，然而，在现实教学中，尤其是农村小学小班额教学情况下的口语交际教学，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因为学生很少，又都在同一个小范围内生活，家庭成员都是农民，文化素质较低，不能很好的与孩子交流，制约了孩子口语交流能力的发展；其次是许多教师不重视口语交际教学，把它看做是习作教学的一部分内容匆匆完成，或者只把它看做是课堂教学中的师生问答，甚至是问答不能进行下去时教师一人的独白，几乎没有对话交流的机会和氛围，因此，造成学生听知和表达能力很差，不能迅速而准确的领会听知材料，说起话来，常常词不达意，不讲逻辑，罗嗦重复，语病严重。

如何在农村小学小班额教学中上好“口语交际”课，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呢？我在平时的教学中做了如下探索。

1.教师转变观念，重视口语交际课

从语文教学的角度看，口语交际训练的主渠道仍然是课堂训练。因为课堂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科学有序的训练。作为农村小学语文教师，一定要转变观念，将口语交际课真正重视起来，要通过师与生、生与生面对面的口语交流，丰富口语交际的知识，掌握口语交际的方法技巧，提高学生听、说、交往的能力。

1.1 帮助学生收集资料。

农村小学的学生，生活范围狭窄，见识少，在进行一些有针对专题的口语交际内容时，需要提前收集资料，学生没有资料来源，无法完成资料的收集，这时候老师可以自己收集好资料，提前分发给学生，让学生做好交流的准备，增强交流的自信心。

1.2 营造宽松环境，让学生自由的表达。

小班额教学，由于学生人数少，教学环境更宽松，教师可以关注到全体学生。课堂上可以给学生更多发言的自由，不必拘泥于课堂秩序，让学生自由表达，谁想到了站起来就说。对于平时不敢表达的学生，在这种氛围中也敢说话了。

座位摆放可以根据口语交际教学需要随时调整，不一定非要摆成传统的秧田式，可以分小组摆放成“品”字形，也可以是“U”字形，只要有利于交流，怎么摆放都可以。

交流的内容不一定要跟着教材走，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作出调整。农村学生虽然见识少，阅读量少，与别人沟通联系的机会也少，但他们拥有得天独厚的大自然，如乡村芬芳的泥土气息、温驯的鸡鸭牛羊、美丽的花草树木。他们可以到山林捕捉昆虫，到小溪里捕鱼捞虾，到村外捉迷藏，感受生活的多姿多彩。教师可以将教材中一些不适合农村孩子交流，孩子们无话可说的话题调整为更贴近学生生活的话题，学生有了生活体验，交流起来就更容易了，交流的内容就更多了。

2.立足语文课堂，提高学生口语交际能力

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提高不能光靠单纯的“口语交际”课。虽然口语交际课发挥个例的示范作用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它仅能为交际提供单一的内容或话题，因此只抓口语课还是远远不够的。课堂教学是师生交往的双向互动过程，每一堂课都要为学生的口语能力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引导学生通过问题讨论、朗读表演、复述课文、扩编或续编故事等方式参与交际实践。

2.1 挖掘教材，寻找合适的切入点，在语文教学中开展口语交际训练。

在教学过程中，我经常有计划、有选择地启发学生从教材内容出发，由此及彼，举一反三地展开自由联想，表达自己要说的内容。如教学《两个铁球同时着地》时，文中有一句“伽利略带着这个疑问反复做了许多次试验，结果都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的确说错了。”我安排了这样一个口头练习：从“反复”、“多次”这两个词中你想到了什么？学生纷纷展开想象，有的说伽利略可能用十磅重的铁球和三十磅重的铁球做实验，有的说他可能从不同的高度多次做这个实验，也有的说他可能在不同的环境里做这个实验。紧接着我又问“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学生有的说伽利略为了得到一个真实的结果所以做了许多次，也有的说他的态度很认真。在这样的口语练习中，学生的思考和交流的能力都得到了提高。在教学《夜莺的歌声》等课文时，我发现课文中对话比较多，于是我让学生分角色朗读、表演，这样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使口语交际能力得到了提高。

2.2 挖掘学生生活，创设学生熟悉的情境，激起学生口语表达的欲望。

《语文课程标准》在口语训练上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在课内外创设多种多样的交际情境，让每个学生无拘无束地进行口语交流。”“努力选择贴近生活的话题。”语言来自生活，生活又离不开语言。

生动逼真的情境创设极富感染性，能够调动学生内在的情感体验，激发他们表达的强烈欲望。根据口语训练内容，为学生营造接近生活实际的交际环境。这种环境的创设一方面有利于学生捕捉说话的内容，另一方面有利于学生的口语表达更准确，更生动。

农村孩子，没有经历游山玩水的乐趣，但是他们的生活更贴近大自然，有着和城里的孩子不一样的生活经历，有亲手制作玩具的快乐感和亲自参加田间劳动的喜悦感。我们与其让他们介绍他们拥有的玩具，不如让他们说一说制作的过程，既动手、又动脑，还动口，何乐而不为！我们与其教他们要热爱劳动、爱惜粮食，不如让他们说一说亲身经历的劳动过程，说一说从种植到收获的艰辛。生活中的趣事总是学生最想表达的。只有关注学生的经历，才能让学生放飞语言的翅膀，乐于表达交流。

3.在学校生活的时时处处，开展口语交际训练

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生活就是口语交际的内容，口语交际是生活的工具，丰富多彩的生活就是学生交际的舞台，就是学生交际的源泉。课堂教学虽然能让学生掌握的口语交际的知识、技能。但单靠课堂是远远不够的.口语交际能力的训练应体现在时时处处，不能拘于形式，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口语交际能力的发展。

3.1 适当设计口语交际作业。

教师在教学结束后，还应该设计一些交际作业，让学生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大胆实践，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口语交际的价值。如在教学《蝙蝠和雷达》一课时，我在课堂练习的基础上，还布置了一项作业：以“蝙蝠的自述”为题向家长讲述你了解到的有关蝙蝠的知识。像这样，每一次教学活动都联系实际，并在生活中运用，让学生在实践中真切地体会到口语交际的实用性。而且每一次成功的交际都会给学生带来愉悦感、成就感，必然也会增强学生交际的自信。

3.2 抓好课前三分钟。

篇7

C市鹦洲乡共有耕地22724亩（其中水田2300亩），17个行政村，8238户，27174人（农业户7635户，农业人口26271人）。鹦洲乡比邻C市，交通便利，以农业种植为主，主要作物是棉花、柑橘、花木、水稻，全乡经济水平处于C市中上等。C市2005年试行农村特困救助政策，2007年实现农村低保全面覆盖。鹦洲乡共有低保706户，1128人；五保户225人；残疾人口604人，其中享受低保的有258户，264人。C市2013年7月农村C类低保标准是97.3元/月，临时救助金2600元/年。按照《C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试行）》及有关规定，鹦洲乡的社会救助原则和社会救助制度如下。社会救助基本原则：1、应保尽保原则；2、属地管理原则；3、分类救助原则。救助制度主要有：1、城乡低保救助；2、城乡医疗救助；3、临时困难救助；4、其他配套救助包括水电医疗教育等。由于医疗救助主要发生在特定家庭，其他配套救助也不经常发生，本文主要以农村低保制度为考察对象，展示社会救助制度在基层的实践现状。

本文的任务是呈现农村低保制度运行现状，为此，笔者在鹦洲乡政府和鹦洲乡夏村进行了累计25天的驻村调研，本文材料皆源于此。本文综合运用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在全面了解村庄情况的基础上，对夏村的低保数据、低保户信息做了统计。然后运用半结构访谈方法，向村干部、村民逐一核实低保户信息，并对特殊低保户（关系保、维稳保）做了个案访谈。通过对村组干部、低保户、普通村民等不同对象的访谈，本文尽量全面真实地反映农村低保运行的现状和村民的态度。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背景介绍；第二部分描述分析在地方权力与关系网络运作中“关系保”和“维稳保”的产生及其对农村低保分配的影响；第三部分重点描述国家民政部门通过制定一系列具体的低保措施试图以规范化打破异化农村低保制度的地方权力与关系网络，然而基层组织在低保规范化过程中却面临着反规范化的尴尬现象；第四部分重点关注低保制度规范化中最为重要的民主评议制度和动态管理制度实践，并指出农村正在形成新低保观念；第五部分是全文的总结和政策建议。

二、权力与关系网络中的低保

夏村处于鹦洲乡腹部地带，共有283户，943人，7个村民小组，实有耕地面积938亩，年人均收入6300元。村中长期在外务工人员200多人，50岁以下中青年人大都在C市打零工，在家务农的大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夏村2005年左右开始进行农村特困救助工作，2007年全市建立农村低保全面覆盖时夏村的低保工作才正式运转。夏村最早的5户低保全都是残疾家庭，低保金刚开始一个月10元钱，有些村民嫌钱少放弃申请。后来随着低保金慢慢涨到22元/月、50多元/月、60多元/月，村民越来越看重低保。低保成为一种炙手可热的公共资源，知情的农民想尽办法通过正当或者非正当途径争取低保名额，低保竞争也愈加激烈。2010年以前C市尚未建立全面具体的民主评议、入户调查、结果公示等低保实施制度，农村低保的分配秩序是相当混乱的。

同类的既有研究观察到了低保成为村组干部的工作手段，但并没有注意到私人关系（尤其是上级官员的关系）对低保资源分配的影响，更没有关注到县乡政府与农村组织在低保制度运作方面的不同逻辑。在本文中，笔者提出“权力与关系网络”作为理解农村低保运行现状的分析框架。

（一）“关系保”的产生

“熟人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式的关系网络，将个体与他人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投入水中的石子所激起的由近及远的波纹。自然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但由多个自然村组成的行政村由于信息阻隔却是一个“半熟人社会”，打工潮的兴起、社会人员的流动性增强更加剧了“半熟人社会”的陌生程度，不同自然村的村民彼此之间虽认识却不熟悉，更不了解对方的脾气性格、家庭关系等信息。分散居住、流动性强的夏村便是此种意义的半熟人社会。在半熟人社会，群众相互之间不太讲面子、舆论约束力较低，加之与既有研究关注到村民小组中低保的分配策略不同，夏村低保的分配权并没有下分到各个小组，而是一直掌握在村两委手里，因而，私人关系的影响尤为明显。

夏村2007年开始实行低保时，低保规则比较混乱，低保公示制度形同虚设，很少有人清楚地知道谁在享受低保待遇，隐秘的低保成为非体制精英的资源和少数贫困者的福利。利用关系资源产生的低保户本文称之为“关系保”。依据“关系”的远近，夏村关系保的关系分为村内的关系和村外的关系两类。逐户核对信息发现夏村39户65人低保中，真正属于“关系保”的有7户，其中夏德佳一户是凭关系获得应该享受低保的正常户。7户关系保的情况以及村民反应如下。

1、夏德朝，一个女儿，他们的亲戚L在市检察院工作，亲戚L找区民政局干部打了招呼，夏德朝夫妇2010年评上低保。在2012年低保清理中，村委会决定取消夏德朝的低保名额，保留夏德朝妻子的低保名额。

2、路杰，两个女儿，上面领导给区民政局领导打招呼，他家里条件虽然不够享受低保但也不是太好。夏德朝和路杰二人的低保申请是自上而下的，从区民政局领取申请表，到村委会盖章。如今与夏德朝一样，路杰的低保名额被取消，路杰妻子仍享受低保。村民普遍反映其为关系户。

3、马大梅，两个儿子，一个在区电业局工作，一个在市政协为领导开车，家庭条件很好，马大梅夫妻两人都享受城市低保，一人一月180元。对此，村民普遍有意见。

4、刘四妹，马大梅的儿媳妇，40多岁，一个女儿，在村里当过队长，现在市里打工，通过朋友关系从区民政局获得一个低保名额。

5、夏德佳，犯有残疾，他外甥是临县的民政局长，夏德佳夫妇二人的低保指标是通过上级关系指派的。但村民都对此毫无异议。

6、唐法妹，夏村的老支书的妻子，三个儿子，其子经济富裕，大儿子开厂年收入上百万。据村民反映，此户是现任村委会为感谢老支书对他们工作的支持而给老支书的关系保。

7、夏佳志，现任村支书夏德金的叔叔，两个女儿，其中一个招有上门女婿。夏佳志为了评低保，天天到支书家里去倚老卖老地骂。村委会其他干部为顾全支书面子，就给了夏佳志夫妇低保名额。

这些属于较为明显的关系户，还有一些比较隐形的关系户，那就是村内与村干部关系不错的人，他们家庭条件不好也不差却能够打球获得低保名额。这些村内的关系户在2012年市民政局清理11类低保人员时受到了削减。村内关系户的产生是村落社会结构内生性因素所致，村干部可以随机应变做出增减安排以平衡村内关系、应对上级政策，一般不会引致纷争。村落之外的关系大都来自于上级行政官员，这已经远远超出村干部的管理能力范围（有些只需村里盖章，并不占用村里的低保名额），况且村委会跑项目、要资源还要去找这些上级部门，因而不敢得罪、也不愿意得罪上级部门。因此，村落之外的关系成为村落低保公平失衡的“硬”因素。

（二）“维稳保”的产生——社会救助中的维稳运作

据鹦洲乡民政所所长说，现在除了城乡低保、临时特困救助外，民政所还列出了“第四类低保”——“维稳保”。据统计2011、2012年鹦洲乡社会救助资金中用于维稳工作的超过40万元。而通过维稳渠道获得社会救助资金的人全都是上访者。地方政府为了“息访”不惜动用体制内的社会救助资金来进行“利益诱导”和“精英俘获”，于是在权力网络之中维稳保得以产生，社会救助制度成为维稳制度的牺牲品。C市《低保责任追究制度》中明确禁止将低保作为治理资源或者工作手段，但是在基层治权弱化、治理资源日益匮乏维稳责任又没有减轻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好动用国家这笔“善款”来支付维稳成本。这成为社会救助制度异化的上层原因。本节以鹦洲乡的经验材料为例来展现社会救助中维稳运作。

目前中国社会救助资金共有4类：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城乡医疗救助和临时救助。农村五保和医疗救助都是有外在条件约束、无法更改的，低保和临时救助两类资金却可以改为他用。如今鹦洲乡用于维稳的社会救助指标有维稳保12户、临时特困救助75名，其中用于维稳的临时特困救助金占全乡的50%以上。如果加上各村用于息访的低保名额，全乡的维稳保远不止12户。鹦洲乡用于维稳的临时特困救助资金全部被军人上访群体吸纳，除此之外，鹦洲乡政府逢年过节都会给上访者一些慰问金，这部分资金也出自社会救助金，具体情况如表2。

目前鹦洲乡的上访群体共有13个，可以分为5大类。第一类是因土地问题产生的上访群体，又可细分为3个群体：第1个群体是由于城区扩建征地拆迁引发的农民上访，这一群体所引发的上访，由经管站和包片干部负责，不进入乡办；第2个群体源于村组之间的公共面积分配，例如道路、河流、沟渠，征地拆迁引发的利益之争，是组与村集体之间的争夺；第3个群体是村民个人间土地纠纷所致，税费时期一些人将土地承包权转让给别人，但是没有过户，土地征收引发利益之争。

第二类群体是军人群体，共有7个群体：越战军人；越战临战人员；原第五通讯团；抗美援越群体；52师特种工程兵；涉核工程兵；原新疆军区8师22团涉核、参战退役军人。

第三类是涉法涉诉群体，统计为1个群体。第四类是民办教师和幼师群体，统计为1个群体。第五类是企事业单位下岗职工和毕业包分配的统分生，统计为1个群体。

群体上访很容易形成，因而成为地方政府维稳工作的重中之重。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地去息访，向上访者许诺低保指标、临时救助资金就是主要工作手段之一。但是，基层政府以利益“收买”上访者只能达到一时的平安，并不能保证成功息访，政府不断的利益许诺却会一次次抬高上访者的“息访要价”。临战军人上访群体牵头人夏村夏得意为了退伍补助金多次组织上访，终于在2011年为该群体成员赢得临时特困救助2600元。临时特困救助顾名思义是临时性的，但他们却认为自己应当年年都有，因此第二年再次上访。2012年8月1日上午，以夏得意为首的10名临战军人到区政府集访。乡政府和各村干部在其到达区政府的前一天得到信息，8月1日凌晨，乡综治办主任马先锋和各村治保主任均提前在区政府等待，变集访为陪访并妥善处理了这次集访。这次集访事件的解决条件就是夏得意等人成功获得了年年都有的特困救助资金，如同谢荣秋获得了制度性保障的低保一样。谢荣秋是鹦洲乡民办教师上访牵头人，他多次上访“要挟”政府给予他夫妻二人低保名额，2013年上半年，谢荣秋通过不断上访成功获得低保名额，这是民政所2013年的12个维稳保之一。

在鹦洲乡办访谈时，综治办主任马先锋接到夏丕理索取低保名额的电话。夏丕理是鹦洲乡越战军人上访群体牵头人，乡政府为了安抚他，在2010年给他一个低保名额。现在夏丕理家庭条件好了，子女都在外打工，也建了二层楼房。可是在2012年年底，夏丕理却向综治办主任马先锋提出了新的要求，“给我老婆搞个低保，我就不跑了（上访）”。马先锋当时没有明确回复，让他先打报告再说，这是政府惯用的拖延法。在此次通话中，马先锋表示不满足低保办理标准：有工作、有二层楼房、收入中等水平以上，但夏丕理立马以上访作为要挟。

“马主任，怎么还搞不成？我等几天就要去北京了，你看，马上就8·1了。”

“兄弟，莫着急。现在低保都要民主评议，不评议是违法的。民主评议会有十几个人，等我再做工作。”

“那8·1之前搞不成，我就要去北京了。”

……

政府为了达到维稳目的许诺给上访牵头人（上访精英）好处，希望息访或者策略性的渡过特殊时期（如“两会”时期）。结果，上访人在与政府的互动中形成了“上访--给好处-息访-再上访”的循环模式，并且在每次的下一个循环中上访人都提出更高的诉求。如果政府不满足上访者的要求，他们就会到更高的政府部门越级上访，进京上访成为他们的杀手锏。夏丕理就是这套循环策略的典型实践者，他以八一建军节将要来临为由要挟乡政府给他低保名额，否则就去北京上访。夏得意、谢荣秋、夏丕理等上访牵头人通过上访不断得到好处并逐步提出更高的要求，上访的理由和问题本身已经成为不再重要，通过上访谋利成为目的，“谋利型”上访由此形成。在基层维稳体制中，政府不断地切割社会救助资源这块“慈善性”面包给上访人，不但造成维稳体制的扭曲而且进一步加剧社会救助制度的异化。

（三）村落的反应：抵制与顺从

无论是关系保还是维稳保都致使低保分配公平失衡，在村落内部引起强烈的反应。如果说村干部利用低保制度对上级权力关系作出了抵制的努力，那么在维稳压力体制下，村级组织又不得不“顺从”上级政府，同样将低保作为息访的重要手段和治理资源。下面是一些村民的态度以及在低保制度规范化后村干部的应对措施。

评议组成员X：“关系户公布了，也没有人敢说，都不愿得罪人。又不是我评的，上面指派的。”

评议组成员Y：“即使有反对意见，也没人敢说。我要得罪了他，他、他儿子、他孙子全家人都恨我。两三年来，没人干这事。散会了，有人会在下面说‘他怎么吃低保？’”

普通村民A：“人都有颜面之情。钱不是拿的我的，与我无关。村干部都不愿得罪人。”

普通村民B：“低保养懒汉，有钱有势的人才吃低保，这本就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你们千万不要跟村干部说是我说的。”

关系户的关系大都来自市、区等政府部门，面对这些关系村委会一般是无可奈何的。

村支书说，“2010年之前，低保管理的确不规范。严格地说，村里也可以不盖章子，你村里不盖章子，我区民政局也不会同意。这里面有上下级关系，村里有难处”。

为了抵制住上级政府部门的关系，村干部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并逐渐取消一些关系户的低保名额。从2011年开始，凡上级领导打招呼要求夏村村委会给予低保通融的，夏村支书都要求申请人将领导的签字复印件留在村委会备案。这部分地化解了来自上面的压力，但同时也得罪了上面的领导。夏支书说，“我又不是想着升职的乡干部。得罪领导，他们能理解；得罪老百姓，老百姓就不理解，更糟糕！”把上级领导的“招呼”挡回去，并不是所有的村支书都有这样的勇气和能力，因为现有制度框架下，村的发展需要依靠外部力量尤其是上级政府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村委会虽然可以利用低保制度来抵制上级关系的干扰，但却无法抗衡整个维稳体制。在县乡政府都将低保作为一种治理资源的情形下，村两委也别无他选。

夏村5组夏春珍的丈夫时期在厂矿工作，后来去某校读书，读书毕业后未分配工作。1983年分田到户之后，他到处上访说自己是有单位的，要国家分配工作。上级政府为了息访，2007年区民政局给夏村村两委打招呼解决了夏春珍夫妇二人的低保名额。

夏村目前正在上访的是在江上开砂船的夏明。夏明是因为政府整顿砂船运输影响了生意而上访的。夏明说，市、区两级领导都口头答应让他一家吃低保；但夏德金支书要领导的签字。夏明找领导，领导们都不肯签字。结果，夏明没有通过村评议小组在2013年5月份的评审。夏德金支书说，夏明明年可能会通过低保评议，因为他的女儿得了先天性心脏病，他母亲身体也不好。按照低保政策，夏明家庭条件在村落中属于中等以上，即使女儿得了心脏病可以吃低保，但是母亲却不能因为身体不好也吃低保。显然，这是村支书为了息访的一套说辞。

由上可知，中国低保制度在乡村社会的权力与关系网络中运作并产生了关系保、维稳保，村落社会的公平观念遭到冲击并给村委会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低保成为“村庄第一难事”。村委会可以利用制度资源挡回上级的关系干涉，却无法回避将低保作为治理资源去“息访”的命运。处于权力与关系网络之中的农村低保难以保持自身的救助伦理特质，民政部门逐渐意识到这些问题并于2011年开始一系列具体可操作的低保实施办法，试图以制度规范化打破异化低保制度的权力与关系网络。

三、低保规范化的尴尬——以低保公示和申请制度为例

为了抵制地方权力与关系网络对低保制度的异化，保证社会救助资金的救助伦理属性和社会效果，自中央到地方的民政部门加紧制定各项低保制度，推进低保运作规范化。自2011年以来，C市出台了一系列完善低保运作的制度，包括：民主评议制度、《低保审核审批办法》、《低保责任追究办法》、《完善民主评议制度的通知》、《入户调查制度》、《动态管理制度》、《社会公示制度》、《群众监督制度》、《档案管理制度》、《受理制度》、《举报有奖制度》等。C市民政局于2012年2月开始采用《全国最低保障信息系统》进行社会救助资金社会化发放。可以说，C市的低保制度建设是较为全面、先进和规范的。低保制度规范化一方面给基层低保实施填补了秩序与规范，另一方面也给基层政策执行者带来更多的尴尬：例如低保名单公示带来的诘难；村干部“做作业”任务量加大；低保申请表的信息涂改、乱填；评议代表的尴尬；关系户的挑战等。下面对前三项作简要论述，后两项在其他部分论述。

（一）公示引发的诘难

自2011年民主评议制度实施以来，村两委必须改变以往有公示制度无公示内容的做法，对评审结果予以7天公示，让村民充分享受低保信息知情权。C市低保公示制度要求：村委会要对评议结果张榜公示7天，无异议后报乡镇部门审核；乡与村委会成员组成调查小组，进一步进行评议，张榜公示7天，无异议后报区民政局审核；区民政局审批，在区救助网站进行为期7天的张榜公示。之前一直作为“村庄秘密”的低保名单一公布在夏村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尽管行政村是一个半熟人社会，自然村却是一个熟人社会，村民之间彼此了解情况，知道哪家经济条件差、谁家有病人、谁家有什么关系在外边。看了低保公示名单，村民一边惊讶他怎么能吃低保，一边又在盘算着这家人的关系在哪里。“吃低保”的观念逐渐进入村民的脑海，村民之间相互猜测、传言、攀比。有些村民到村干部家里以询问政策的名义要低保，有的村民干脆直接以年老体弱多病等理由要低保，更有那些村庄狠人明示或者暗示村委会给他低保才会获得他的支持。关系（维稳）户等不该享受低保的人享受了低保，导致低保成为一项没有伦理性的资金资源，任何人都可以去争取。面对村民的诘问，村干部要么说这是上面的指示，要么说按照政策办事你也可以申请，村干部的底气不足影响着村两委的权威和信誉度，加大了村庄未来工作的难度。

如前文提到的夏佳志夫妇是因村委会为顾全村支书面子而获得低保名额的，这一被公示便引起了村民的诘难。村民对村干部发出的诘难的本质上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失衡的低保指标分配挑战了村民的朴素公平观念。管理低保申请的王会计说，低保工作成为“天下第一难事”，天天都有人到村委会为低保的事情吵吵闹闹。

（二）“做作业”任务加重

在夏村调查的25天里，笔者几乎每天都能看到4个村干部到村委会填写各种表格“做作业”。为了达到办公现代化，村委会特聘了一个办事员夏坤。50岁的夏坤会运用电脑，他因为患有肺结核病全家3口都享受低保待遇。夏坤虽然名义上是被聘任的办事员，但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村干部，村内的文案工作都由他负责，所以在村委会我们也经常看到他的身影。

自2011年C市实行《全国最低保障信息系统》后，村会计每月都要上报低保信息。除了做好网络信息登记外，村委会还要从低保档案管理上进行规范化，从低保申请书的填写到评议过程中的计票、最后的公示结果等材料都要以“规范化文本”留档保存。一份低保申请书共8页，包含申请书个人自述、低保申请表（包括收入、家庭成员）、家产备案、区低保申请对象调查材料（村组、乡、区三级调查记录）、审批表（村、乡、区的审批意见），最后还要附一张所有评议人都签字的民主评议表（2011年是30个代表）。这些材料本应由低保申请者填写，但申请者大多是老年人，他们要么不会写字、要么不会规范填写，对于残疾人、精神病人这就难上加难了。加之，低保申请材料要求信息准确无误，填写任务就自然落到了村干部的肩上。申请人自述栏目一般是个人情况、家庭情况、申请理由，在调研过程中，我们看到申请表的填写笔迹较为类似、行文逻辑、风格也多有雷同，经过核实确实是村干部代劳，有的是村干部按照村民的申请自述抄写的，也有村干部在当事人申请书上修改的。

如：夏峰声的申请自述：

我叫夏峰声，男，1949年7月出生，今年61岁，家中两口人，家住夏村2组。

我自幼弱智，结婚后有一个同样弱智的儿子。妻子也因为如此家庭和我离婚，现家中一贫如洗，生活特别困难。特向社会救助局申请农村低保，解决我和儿子的基本生活，请考虑批准。

申请人：（空白）

2010年8月3日

申请人提出申请后，还要公示当次所有申请人的信息和申请理由，以及最后的评审结果。低保工作每一步的规范化都有很多作业要做，文牍工作成为村干部的主要工作之一，坐办公室成为村干部的常态，农村组织工作方法由原来串家到户“拉家常”逐步向现代化办公形式转变，这种转变既需要村干部付出相应的体力成本，还需要有熟悉现代办公软件的人员、办公条件、办公经费的保障。拿国家工资、坐班制办公、明文公示信息等都是科层制的特征，村干部逐渐走向“准官僚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要做的“作业”会越来越多。

（三）规范化中的反规范化

夏村低保申请表中常见有被涂改、抹掉的地方，据调研分析发现这些多是不规范却真实的信息。将真实信息涂改、在申请表上填写虚假的信息以符合低保规范化的要求，便是反规范化。

低保申请表被涂改最多的地方是家庭人口、年总收入、年人均收入以及家庭成员情况。以2011年9月份的低保申请表为例：申请人夏德祥在家庭户口一行涂改为1人，家庭成员情况一栏将两行人口信息涂抹掉；申请人夏德喜，在家庭户口一行涂改为1人，家庭成员情况一栏将1行人口信息涂抹掉，却在个人自述里提到“妻子有患有病”，显然，家庭成员一行被涂改掉的是妻子的信息。

在翻阅夏村低保档案材料时笔者发现，凡是家庭户口填写超过1人的申请表几乎都有涂改的痕迹，经过涂改修订后的申请表只能看到申请者本人的信息，这种涂改策略至少反映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乡村干部以人为单位而非以户为单位分配低保指标。按照低保政策规定，低保应以户为单位进行分配，如果1份低保申请表里填写该户有2人而最后却只给1个低保指标，是明显违反政策的。但在低保的实施中几乎所有的农村都是以人为单位而非以户为单位进行低保指标分配的。一方面因为“户”在农村难以确定，老年人与最小的儿子一般不分家，即使在生活中分家在户口簿上也还是在一起的。如果将重残的老人选为低保的同时还将他健康有经济实力的儿子一家人也定为低保显然有失公平。另一方面，低保名额增多之后，除村庄几个绝对贫困户外，再次确认低保对象的难度加大，只要条件“凑合”、“说得过去”就行，那么低保就会向家有重病、年老体弱的农户倾斜，照顾弱者个人则体现村落的道义性，照顾全家则有违道义。夏村2011年开始将低保户变为低保人，村支书讲，“一户若有7、8个人全都吃低保，一月有400-500元的低保金，不公平、不合理，村民反映会更加强烈”。“低保户变成低保人”这种带有平均主义性质的分配方案为一般村民接受、也利于村庄工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第二，涂改家庭人口信息，隐藏家庭人口结构实情。低保政策要求“子女有赡养能力，不履行赡养义务的家庭不在低保范围内”，如果子女有赡养能力，农户不能申请低保，因为任何人到老年都有丧失劳动力的可能，在当下国力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将所有的养老义务都推向政府，中国农村仍然要以家庭养老为主。申请表中被涂改的家庭信息掩盖了家庭人口结构，其中有些是子女有赡养能力的家庭、甚至有家庭条件不错的家庭，他们在申请书中隐藏了这部分信息，以获得低保名额。即使是那些纯女户家庭，他们大都有自己的养老策略，比如招上门女婿、申请五保户、跟着女儿过日子等。因此，没有完整的家庭信息就无法了解低保申请者的真正家庭情况，关系保、维稳保就可能产生。在缺失家庭信息的情况下将某人评为低保户，甚至会纵容子女不养老的现象：“你看，我不赡养你，你还能吃低保”。表3中第3号龙多梅在2013年被评上低保就是因为儿子不养老、生活艰难。2012年龙多梅之所以没有被评上，就是因为村委会有“纵容子女不养老”的担忧。

第三，虚报收入信息。依照低保政策，收入在当地平均线以下的农户可以申请低保。于是为了获得低保名额，村民在申请表里将家庭收入填的越少越好，在个人自述中将困境描述的越严重越形象越好。其实，在夏村基本上不存在人均年收入低于1300元（C市2013年农村平均收入水平）的家庭，了解情况的村支书和村医都说，按照这个标准全乡没有一户符合低保户标准的。在C市，1300元的生活标准很难说是符合现实情况的，这是乡村干部和村民的共识。但是为了规范化申请者（更多是乡村干部）就必须将家庭收入写得低于平均水平，这就扭曲了低保信息，很容易误导社会救助政策、阻碍其改善。

国家为了低保运作规范化从而制定一系列详尽的指标，村干部和申请对象为了符合低保规范化政策而修改真实信息，结果低保规范化获得的是“被裁剪的事实”，进而出现规范化中的反规范化运作。

四、低保民主评议与退出制度实践

（一）民主评议的程序与实质

中国农村低保真正走向运作规范化是从民主评议制度开始的，由村干部、小组长、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和群众代表组成的民主评议会打破了以往由少数几个村干部商量决定的低保评选机制，评议人人数和代表层次的增多促进了低保评选的民主化。

2012年C市低保民主评议制度规定：第一，在人员组成上，必须由社区（村）主任、居（村）民委员会成员、居（村）民组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有群众基础、有责任心、处事公正的村民代表组成；民主评议小组人数由8-10人组成，其中村（居）两委成员不得超过4人。第二，要求低保申请人必须得票80%以上。政府还同时了与民主评议制度相匹配的其他制度如公示制度、入户调查制度、群众监督制度、举报有奖制度等。公示制度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入户调查制度要求对于被评选上的低保对象乡村两级100%的入户率、区民政局30%的入户率抽查；群众监督与举报有奖制度从制度上保证了低保评选的公正性和透明性。

民主评议在刚开始实际运作时，出现了不少问题。如2011年的第一次低保民主评议中，评议代表们的反应如下：

村民代表C：“2011年的民主评议会，最后变成了走形式。乡村干部讲话，领导讲话。张三主持，念名单，问代表们有没有意见，没得，就通过了。一上午就开完了。”

村民代表D：“2011年民主评议，我也是代表。2011年之前都是由村干部决定，组长都不参加决策。我对村干部说：‘你们以前搞人情保，现在上访、告状的多了，你们搞不下去了，找我们当代表的得罪人！’”

2011年夏村低保民主评议小组成员共有30人，30人的民主评议小组显然过于庞大，会议组织成本相对较高，会上也无法做到有效的评议。为了进一步规范民主评议制度，2012年3月15号《C市社会救助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城乡低保民主评议制度的通知》对人员组成、票数都进行了规定。调整之后的低保评议小组共有10人，夏村评议小组中有3名村干部、3名党员代表、1名组长代表、3名村民代表。据我们所知，除3名村干部外，7名代表中绝大多数是村民小组长，这些人村庄工作经验丰富，相互之间配合默契，沟通交流起来成本较低。调整之后的评议小组更加具有活力和行动力，民主评议制度也逐渐发挥功能，村民代表的反应和低保评定的结果对此是明显确证。

村民代表D：“当面得罪人，谁都不干。现在都是选票，划勾，票决，谁也搞不清楚是谁投的票。也有人私下打招呼，代表说‘好’，但他不可能跟所有的代表都打招呼。没有选上的人，只好骂代表眼睛瞎了。民主评议效果好一些。”

2012年5月11日夏村进行了2012年度第一次低保民主评议会议。由于2011年的低保民主评议与结果公示的“广告”效应，2012年上半年申请低保的人员一下子上涨到22人，低保申请人情况如表3。

2012年，夏村10人低保评议小组通过推选选出计票员、唱票员、监票员，然后发票、投票。最后，通过80%投票率即8票以上的共有4名低保申请者，村委会在当天即公布了选票结果，四名低保待遇获得者得票情况如表4。

2012年度的评选结果是比较公平的，应该获得低保的家庭都顺利享受了低保待遇，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关系保和维稳保。在18个被筛选下来的申请人中，有村外政治精英夏爱军向村支书打招呼的龙多梅，还有运砂船上访户夏明的父亲夏思真。这一评选结果得到了村民的认可。

民主评议制度的具体操作规则确保了低保评定的程序公正，其实质是为基层干部抵制外界干扰提供制度供给，即用一套制度规则将处于地方性权力关系网络中的评议组成员剥离出来，通过技术化的手段进一步获取结果公平。民主评议制度保证了低保进入的公平竞争，却难以保证低保退出渠道的顺畅，因而并不能保证低保最终的公平公正。

（二）低保退出制度的实践

低保实行动态管理制度，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低保家庭成员及其家庭经济的变化情况进行分类复核，并根据复核情况及时报区民政局办理低保金停发、减发或者增发手续。低保家庭应当向乡政府定期报告家庭人员、收入和财产情况，原则上城市按月、农村按季度复核。（2013年《C市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按照动态管理制度规定，农村低保至少一年应该微调一次，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家庭人员、收入情况增加或减少低保户。但是，低保制度在农村实践中却出现以下现象：除极特殊的情况外，享受低保待遇成为终身制；没有有效的退出机制。

在低保制度运行近7年的时间里，夏村的低保户如果不是一夜暴富是不会被取消低保待遇的。现在“半官僚化”的村干部都奉行“不得罪人”的行事准则，他们知道自己早晚要“下台”和普通村民一样生活，因而要为自己今后的正常生活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结果低保成为一种“只进不出”的制度。

村干部J：“国家低保本身是做好事，到村里成了坏事。低保成为村庄工作的第一大难题。前面评上的，除非死了，否则难以取消。例如Q，若取消她，她首先会认为是我给取消的。我何必得罪人呢？不取消Q又会得罪普通老百姓。”

评议组成员Y：“我若举手建议把他的低保名额取消了，他自己、他儿子、孙子所有人会恨我一辈子。”

家庭条件转好的低保户或者关系（维稳）保无法被取消，村中出现“家有小车吃低保”的怪异现象，这势必造成村庄内部的公平失衡和人心分裂，也使得低保动态管理制度成为虚设。上级民政部门也逐渐察觉到这种现象、并提出了相应的整改政策。C市在2012年就通过行政体制展开了“城乡低保年审年检排查工作”，提出重点清理11类人员。2013年“年审年检工作”中又提出重点清理12类人员，要求“要把应该纳入低保的成员，以家庭为单位全部纳入，不该享受低保的对象，全部取消保障待遇，切实提高我区城乡低保规范化管理水平”。重点清理的12类人员如下：

（1）家庭经济情况好转，家庭人均收入明显高于全乡最低保障线。

（2）家庭成员中有自然减员未报告的。

（3）进入社保领取退休工资后家庭月人均收入明显高于最低保障线的。

（4）子女已成年且就业的。

（5）已领取企业退休生活费，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最低保障线的。

（6）外出打工，离开居住地3个月以上的。

（7）享受保障期间享受住房、建房、购买商品住房的；

（8）就业年龄内，拒绝推荐就业的。

（9）子女有赡养能力，不履行赡养义务的。

（10）不如实提供收入情况，虚报、隐瞒或提供假证明的，对入户调查人员态度恶劣，不积极配合的。

（11）因酗酒、赌博、吸毒致贫，通过教育仍不悔改者。

（12）通过信息比对的疑问人员。

鉴于上级政府的体制压力，各乡村基层组织积极开展低保排查工作，在工作能力范围内取消不符合规定的低保户。村干部去低保户家里做工作，劝其同意减少低保名额，但一般都遭村民拒绝。这时村干部往往或动用私人关系劝说、或以其他把柄“恐吓”、或许诺以另外的利益许诺而达到工作目的。2013年5月11日，夏村民主评议小组召开了低保年审年检会议，做出取消7人低保的决定。7人中当事人死亡的有4个，成员就业的有2个，家庭生活改善的有1个。具体公示如下：

公 示

村民主评议小组于2013年5月11日，召开民主评议会，经13位民主评议小组成员投票，鉴于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夏峰声、文昌哥、夏德秋家庭中的户主死亡，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其家庭低保自动取消，其家庭成员按新增低保申报。华仟吉家庭成员华工力（精神病人）已死亡，其低保自动取消，保留户主及其他成员。5组低保户程军、6组低保户夏坤，其子程涛、夏威已参加工作，取消程涛、夏威的低保。夏海家庭，因生活改善，取消其妻于美韵低保。现将评议结果公布如下：（同意票）

夏峰声（2人） 13票 户主死亡

文昌哥（2人） 13票 户主死亡

夏德秋（2人） 13票 户主死亡

华工力（1人） 13票 成员死亡

程 涛（1人） 13票 成员就业

夏 威（2人） 13票 成员就业

于美韵（1人） 7票 生活改善

夏村村委会

2013年5月11日

在2013年7月份的低保名单中，依然能够看到第一节中所列6户不符合低保标准的关系户的名单。村干部通过给夏德朝和路杰二人做工作，在2012年取消了二人的低保，以保留他们妻子的低保作为妥协条件。马大梅、刘四妹和唐法妹三人的低保依然保留，这不仅与他们的关系背景强硬有关系，也与他们的一人低保有关，村委会没有与之“交易”的妥协条件。在2013年5月低保名额被取消的程涛、夏威、于美韵三户中都仍有人在享受低保救助，三户的户主同意减少低保名额仅是“给村干部面子”。三户中不乏有村干部的关系户，相比村外的关系，村干部更容易处理村内的关系应对上级政策。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低保制度运行近7年，至今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退出机制给我们的启示有：

1、低保退出渠道淤塞，村民有低保终身制的观念；

2、村干部怕得罪人的行事准则加剧了低保进出渠道淤塞的程度；

3、在压力型体制下，上级政府的压力能够给乡村以改革动力并取得一定效果，重点清理12类低保对象的政策在夏村取得一定成效，为夏村低保退出机制的建立提供制度支持；

4、在清理不合格低保对象时存在关系硬的低保户无法被取消的困境，上级政府官员的公权力通过私人关系对农村低保的公平性构成巨大威胁。所以，低保退出机制的形塑不仅要与村落社会关系网络相磨合，更重要的是要将上级权力关系关在法制的笼子里。

总之，低保退出制度是低保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低保分配公平性、还原低保救助伦理本性的重要保障，各级政府必须重视这项制度建设。

（三）新低保观念的形成

农村低保制度自2007年实施以来，村民由不知情到知情，由“瞧不起这点钱”到竞相争取，在政府努力构建低保公示制度、民主评议制度建设的同时，村落中逐渐形成新的低保观念并影响着村民的行为。从下面三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对此新观念窥见一斑。

3组夏阳杰，80岁，有4个女儿2个儿子，儿女们全部做医药销售生意，孙子们也都外出打工，家庭条件富裕。2011年，他向村两委递交了低保申请书。他认为有的家庭条件比他好都“吃低保”了，所以他也要“吃低保”。

姚爱珍，87岁，虽然儿子得癌症去世了，但她有三个孙子，三个孙子家家都有小车，家庭条件富裕。姚爱珍在2012年也写了低保申请，她认为自己年级大了，丧失劳动能力了，应该国家来养老。

村民F说：“管他呢，申请写一个，评上就评上，评不上就算了。国家的钱，又不是老百姓的，不要白不要。”

夏村6户不符合规定的关系户中除了刘四妹年龄40多岁以外，其他5户全都是60岁以上的群体，而且全都以疾病或者病残为低保申请理由。这些关系户毋庸置疑在村落起到了不良的示范效应。

通过表3可以看到2012年申请低保的村民有以下特点：

1、申请主体以老年人为主，22人中有18人高于60岁。

2、申请理由以患病为主，除序号1、2、3和13、14五人外，17人全部以患病为由。

3、大都隐藏子女情况，只有序号5、12两人提及子女赡养能力，其余20人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综上，在低保实施过程中，村民逐渐形成新的低保观念：无论儿女多少家庭条件如何，一旦年老体弱就应当享受低保，一旦享受低保就应当终身享受。低保金成为养老金甚至仅仅是一项公共资源，低保的救助伦理性质被忽略。新低保观念导致更多不符合条件的农户抱着侥幸的心理去申请低保，人人都抱着投机心理去占“公家”的便宜，“反正是国家的钱，不要白不要”，在低保规范化过程中增加更多不规范的内容。

夏村的低保评议和退出制度实践表明，如果国家给予基层组织足够的权力和信任并加以监督与约束，在村内社会中就基本上能够保证低保分配的公平性并有效防止低保制度异化。C市近年来在中央低保政策的指引下积极制定具体的低保落实措施为基层低保运作的规范化提供了制度供给并取得一定成效。

五、问题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当下中国农村低保制度在基层社会实践中面临以下6大问题。国家每年近千亿元的农村低保资金如果想要实现“再次分配兼顾公平”和保持基层社会秩序稳定的战略，就必须针对以下6个问题从行政体制上下力气整治、从制度上进一步完善。

1、关系保。在地方权力关系网络中，地方性权力往往能够通过关系变为资源，村庄内的关系户成为村内低保分配公平的直接挑战者。村干部对于村内的关系往往能够通过其他手段再次平衡，例如在C市采取重点清理12类人员的时候，村干部最好做工作的就是与自己有关系的低保户。而村外的关系往往来自于上级官员，村干部难以有效处理，有这种关系的人一般家庭经济更好、对村落公平冲击更大。因而，上级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通过权力网络对基层低保的公平性产生更为强烈的冲击。民政部门应当警惕这种隐形的利益关联，将官员的权力关在法制的笼子里，同时加强低保信息的透明度以约束乡村干部行为。

2、维稳保。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各级政府依然牢守“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考核体系。后税费时代，基层治理资源匮乏，而当下中国的体制造成了高度的地方行政异化，制度的一系列行政、组织、资金、制度成本使得地方政府无力支持。地方政府只好截取社会救助资金，结果社会救助制度成为制度的牺牲品。原本是救助社会贫弱群体的公益资金成为地方政府花钱买平安、“收买”上访精英的一种工作手段和治理资源。维稳保是中国维稳体制的衍生品，根源在于渠道淤塞和基层政府丧失政治原则地工作方法，因而重塑基层政权的治权、治责是当下中国基层政治的重要任务也是治理维稳保的一剂良药。

3、临时救助资金管理体系不规范。临时救助资金正是因为具有“临时性”特征，在申请对象、资金发放和后期审查管理中存在很大的漏洞，相比低保资金临时救助资金更易被挪用，在鹦洲乡50%以上的临时救助资金被用于军人上访群体的“慰问”上，尤其应当引起相关部门高度注意。建议临时救助资金按照低保资金的政策和制度来管理，加强监督和审查。

4、低保规范化工作中的反规范化。民主评议、公示、监督等一系列低保制度的试行，大大提高了低保管理的效率和规范化，也成为村庄低保民主评议小组抵制外界关系的有力制度资源。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村务工作规范化的过程中存在许多“裁剪事实”的现象，乡村干部为了满足政府制度规范化的要求而“削足适履”，从而掩盖了许多有效的真实信息，不利于公共政策的完善和执行。建议民政部门做好调查研究，根据各地实际收入和生活情况制定低保申请标准，并建立真实信息保证制度，督促基层干部还原低保信息的真实性。

5、低保申请标准线偏低导致没有标准。C市2013年农村低保标准线为年人均收入1300元以下，这已经不符合当地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实际情况。乡、村、组三级干部都清楚，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全乡恐怕找不到一户符合低保标准的农户。既然没人符合低保标准，你申请了，我也可以申请，于是引发低保申报者之间的恶性竞争。在低保申请表填写中，村干部还要“指导”村民虚报、乱填收入。低保应当满足人们生活的最低生活保障，测度、确立适当的低保标准线是低保规范化的重要举措，也是政府工作走群众路线、贴近群众生活的体现。

篇8

“我曾是那流云一朵/孤独地漂泊在天空/是谁在轻轻呼唤/用那甜蜜忧伤的眼睛”

“我把这些玫瑰放在心中/风雨无阻与爱同行/亲爱的你啊你可知道/为了寻你我日夜兼程”

“自从领受你甜美的一望/我就增添了美丽的忧伤/虽然你的身影已飘忽远去/心中的女神却走进了梦乡”

以上选取的小诗，是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日照晨风的诗集《心声集》中的三首。这本图文并茂的短诗集，让你在信手翻阅间，在情不自禁的吟诵中，回望青春之爱，重新咀嚼爱情之美。这部诗集是诗人继诗集《莲花》之后出版的第二部诗集。诗评家许家强这样评价日照晨风的诗：他的作品又轻灵又漂亮，并且呈现出很强的规整性，就像旧体诗中的绝句，让人产生极大的阅读愉悦，同时又能从诗体上完整呈现出严谨的规范，他的作品，极可能成为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记忆。

著名诗人、诗评家洪烛在看了《心声集》后这样写道：日照晨风的一系列爱情短诗，与仓央嘉措的情歌不无神似之处，都是心灵天空的陨石，经历过脱胎换骨般的燃烧，即使被时光冷却，也似乎依然炙手可热。正因为呈碎片状，才无比真实，省略了人工打磨的程序，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古拙之美，而且棱角分明，直抵人心最柔软的部分。这样的诗歌不是写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是诗人的心头肉，是病蚌一样忍住疼痛孕育出来的，以血泪把硌得人心痛的沙粒包裹成珍珠。

尘世里就这样诗意地栖息

在《心声集》的序言里，日照晨风的启蒙恩师岳在田老师曾这样深情地回忆：25年前，我在五莲山脚下的一所农村中学任教。常常在那些静谧的夜晚，一杯淡茶，一盏青灯，手捧一本好书，找寻一种神奇的天地，获得一份心灵的宁静和幸福。通常在这个时候，便会有一个清瘦的高个少年敲开我的房门，与其说是来请我修改诗文，还不如说是给我送来一份纯朴的感动。为“他，就是今天日照文学界一缕清新的日照晨风。严格说起来，我其实并不是日照晨风的任课教师，但是他对文学的痴迷和对诗歌的狂热，一直深深打动着我。因为我明了徜徉于文字之间的那份幸福，便格外呵护这株稚嫩的文学绿芽。我给他的，不是多么奇妙的写作技巧，不是多么高深的理论说教，也不是多么广阔的甚至是谋生存的文学之路，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支持，一种“我懂你”的赞赏。

那时候，我同样也是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书籍是我最大的财富。我曾借给日照晨风的《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绿风》、《诗神》等文学读物和诗歌报刊，其实也是自己的寻常之物，但却是这个纤弱少年的精神盛宴了。平时，看到一些名诗佳作，便迫不及待地想让他去品读，去享受这种字里行间的愉悦。那些优美的段落，我们也曾一起反复推敲，一同体味诗歌的意境之美。说实话，那时候日照晨风的习作是稚嫩的，但是总有那么几篇会令我怦然心动，而我并不提倡他急于发表，坚持让他不要为了发表而成为文字的奴役，更不要为了图有虚名去做些文字游戏，重要的是倾听自己心底的声音。虽年幼，但日照晨风还是有思想的，对于功利的诱惑沉静而淡然，他一路背纤而行，踏歌来去，对诗歌的依恋和痴爱达到了忘我的境地。

“你不能拒绝我的歌唱/我已把她和爱揉碎了/在迎面而来的风中/她是叫你心醉的花香”

“祖母的手和声音/让我们崇拜古琴/以古老的乡村节奏/让我们学会感恩”

“一条小河穿越古老的村庄/至今难忘那些细碎的波光/一座小桥横跨在心头/那是我亲切而又温柔的故乡”

就这样地低吟浅唱，就这样地空灵淡远，就这样地含蓄深情，就这样地自自然然、不着痕迹，就这样地朴素而清新。喧嚣的尘世间，这样的诗歌，就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着干渴的心田，就像一阵清凉爽洁的风，吹走了焦躁压抑的空气，就像一瓶淡淡的美酒，慰藉着孤独纠结的灵魂。日照晨风的诗歌就这样不仅让自己诗意地栖息，也让每一个吟诵他诗歌的人，在幽雅清香的氛围里，悄然梳理和熨帖心灵。

圣土上的真诚歌唱

在“关于我的短诗《心声集》”里，诗人日照晨风这样自述：生活的美好无处不在，爱情的馨香朱颜未改。在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中，我始终踏着如歌的行板，为人、做事、写文章，于平凡中体味一份真实，从诗歌中找寻一种快慰，在文字中获得一份陶醉。诗歌就像一面激情的旗帜，始终在我的生活里猎猎飘扬。它引导我前行，激励我奋发，平复我创伤……始终感觉它是润泽人生的甘霖，是慰藉心灵的清风，不管多苦多累，不论多伤多悲，只要爱在心头，诗在身边，便如渴饮清泉。

从一个青涩少年开始，日照晨风就在诗歌这片圣土上，痴心地耕播着，辛勤地浇灌着，为他崇拜的缪斯女神，献上忠贞不渝的信仰，正如他在《心声集》中写到的“是谁用那凄楚的眼神/彻底征服孤傲的诗人/让他甘愿舍弃了一切/只求这世上的一颗爱心”。又如“虽然没有很多的财富/但是我却十分知足/因为心中珍藏着爱情/幸福时光总令人羡慕”。其实，真正彻底征服孤傲诗人，让他甘愿舍弃了一切又心满意足去追求的，是对缪斯女神的无怨无悔的爱！

“我们在期待着一场花开/对心中的爱神无限崇拜/那幸福绵绵的美好时光/将在激情的心跳中到来”

“今夜天上有许多美丽的星辰/月色潺潺流淌着迷人的风韵/可是我不会贪婪地伸出手去/我只守护属于我的那颗爱心”

篇9

简爱第三章读后感1小说女主人公简·爱出身贫寒，长相平庸，但有着不凡的气质和丰富的感情体验能力，她始终追求着道德的完善和个人的独立，追求平等基础上的爱情婚姻。而男主人公罗切斯特是一个女性世界幻想中的形象，他强悍而温柔，暴烈而睿智，在充满等级观念的社会中，他主动地寻求与简爱达到精神上的高度契合。简爱在个人情感与世俗观念的冲突中执著地追求自己理想中的爱情，她的反抗，她的自尊，她的纯真，带给千千万万读者以持久的美感。

自幼失去父母的孤女简·爱从小受到收养她的舅母即其子女的歧视和虐待，最后被送进了带有孤儿院性质的洛伍德教会学校。在那里，饥饿、体罚、疾病和呆板的宗教教育使简·爱在肉体和精神上的积雪受到摧残。长大后，简·爱为了追求独立和自己的生活，来到了桑菲尔德庄园作家庭教师。她与庄园的主人罗切斯特深深相爱，正当她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与罗切斯特步入殿堂时，却发现罗切斯特仍有一个活着的疯妻。为了平等的爱情简·爱毅然出去，乞讨、流浪，几经坎坷，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她拒绝了牧师表兄那桎梏人性的“爱情”，回到了被大火烧成废墟的桑菲尔德庄园，回到了她深爱的，已双目失明的罗切斯特的身边，找回了自己真正平等的幸福。

简·爱经历了重重困难，最终获得幸福。文章起伏跌宕，色彩鲜明，使读者在阅读中精神世界和想象力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和满足。

《简·爱》是一部自传成分很浓的小说，虽然书中的故事是虚构的，但是女主人公以及其他许多人物的生活，环境，甚至许多生活细节，都是取自作者及其周围人的真实体验。从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人，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与挫折，我们都不要轻易放弃，反而要努力去克服困难，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一片精彩的天地。

简爱第三章读后感2《简爱》这个故事描写的本身就是单纯的男女之爱，两个人的事，别的也许可以看成爱情故事的道具布景。虽然也折射了一些社会现象，比如简爱蔑视那些权贵的骄横，嘲笑他们的愚蠢，并不是作者在着力批判现实，更应该理解为那是为了显示出简爱自强自立的人格和美好的理想所搭建的一个舞台。再比如圣约翰去印度布道，也反应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现实，但作者这么写也是为了突出圣约翰的人生价值观，即渴望一场以传播上帝光辉为终生职业的宗教人生。持有这样人生价值观的人，在盛行的西方出现合情合理。文学家有权利选择自己作品主题的内涵和外延，没有一定要全景式展示社会现实的义务。

《简爱》完全可以看成一部纯粹描写爱情的作品。从对爱的理解和诠释来说，甚至可以说是一部探讨爱情观的哲学书。基本上，书中的爱情观是以家庭为核心的。简爱和罗切斯特两人对爱的理解非常自然，甚至说是田园诗化的，所追求的既不是英格拉姆小姐那种装饰品似的炫耀性的“爱”，也不是圣约翰那种纯粹等于宗教义务附加产品的“爱”。归根结底说，两人内心都渴望一种普通家庭里夫妻相濡以沫的平静爱情生活。小说结尾处，简爱满足于一场安安静静的婚礼，满足于与罗切斯特“总是守在一起”，满足于“我们性格正好相合”，满足于“我象他的右手一样”……这样平静的爱情生活，甚至在宣布的时候简爱也不希望仆人们过于惊讶，因为她害怕自己的耳朵“先被尖叫刺痛，然后被一阵用滔滔不绝的言语表达的惊讶震聋。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文学作品里牛郎织女男耕女织的爱情观倒与这对英国绅士淑女的爱情观有共同之处，那就是追求温馨自然的家庭氛围。

这一点道出了人类对爱情的一种普遍追求。不仅仅是牛郎织女，其实很多男女对于真爱的渴望也和简爱与罗切斯特一样简单，那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无论如何轰轰烈烈的开始，也许只有这种平静才是爱最后的归宿。小说结尾处，简爱自述道：”现在我们已经结婚十年了。我知道同我在世界上最爱的人一起生活，并且完全为他生活是怎么回事。我认为我自己极其幸福——幸福到言语都无法形容!“这就是做为一个妻子的简爱的爱情宣言。没有山盟海誓，没有山崩地裂，但是却于平和中蕴含着真正的生活的力量。正是这一点引起了后代无数男女的共鸣，因为这是每个人心目中所渴望的真爱境界。那些面临着婚姻危机，焦虑重重的现代人可以好好品味下简爱的爱情观：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爱情的堡垒，是波涛汹涌的爱情之河流入大海之后的宽广平静。

这正是百年以来简罗之爱魅力依旧的原因之一。当代婚姻爱情观正笼罩在种种危机之下：性解放、跟着感觉走、、包二奶现象越来越频繁，传统婚姻价值观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几乎人人都感受到了这股源自物质大潮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重读一下《简爱》不亚于服下一副心灵的良药。可以说，简爱和罗切斯特的经典爱情，犹如一副清凉散，令人解酲。

简爱第三章读后感3在这一次的寒假读书计划书单中，我选择了《简爱》这本书。打开书架，取出爸爸送给我的那本《简爱》翻了起来。在朦朦胧胧的迷雾中，出现了一个弱小的身影，慢慢地走近了。

简爱的第一个身份是里德太太的侄女。她自幼失去父母，唯一爱她并领养她的舅舅又过早地弃她而逝。她从小受尽两个表姐和表哥的欺负，总是待人受过。而且“无论怎么讨别人的欢心，都有人从早到晚地骂我淘气、阴暗、讨厌、鬼头鬼脑”。这种强烈的不公终于在简的心中激起了她的反抗。她鼓起勇气教训了约翰，并且冲破了长期以来一直束缚着她的那个服从长辈的观念。她勇敢的站起来，诉说心中的不公平，控诉以恩人自居的舅妈的罪行。她一针见血地骂她是伪善的女人，把她斥责得抬不起头。面对强权，她开始反抗，也开始走向成熟。她学会了独立。

当走出舅妈的家时，简爱的心情是阴暗的。因为她从种种蛛丝马迹中已经领悟到第二个住所——劳渥德慈善学校对她不可能会轻松。果然，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伤害了她的自尊心。但她并没有下决心与全世界作战。她对谭波尔小姐和好朋友海伦彭斯都有极大的热心和热爱。在劳渥德，她学会了宽容，学会了区别对待。这给她的反抗蒙上了一层是非和正义。她以别人对待她的方式对待别人，她成熟了。随着成长，简爱的反抗精神真正的散发出光芒。

简爱一生的转折发生之处便是桑菲尔德府。她来到这里，做了一名家庭女教师。而18岁的她，渐渐地与主人罗切斯特产生了爱情。罗切斯特家召开宴会，简爱以不卑不亢的态度与贵族的小姐太太们相处，为自己赢得了尊严。她对罗切斯特的爱情是炙热的，也是强烈的。但她决不会因此失去原则。当她误认为主人要娶一位贵族小姐，又要同时把她留在身边，使她成为无足轻重的人时，她愤怒地反驳了罗切斯特。在这个时候，她的愤怒的斥责，正是使我们感到敬佩的。

而命运似乎还要考验简。在她与罗切斯特的婚礼上，她才发现罗切斯特早已娶妻。她不顾内心的反抗，情感的痛苦毅然出走。她用法律的条款约束自己，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光明的天堂。她是自立而独立的。她为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首华彩的乐章!

命运是公正的。简最后与罗切斯特获得了幸福的结局。而她的精神也如经久不衰的珍宝，永不褪色。

最后，伦敦的迷雾又加深了。那个瘦小但坚强的身影远去了。我合上书。19世纪的英国渐渐如一艘航船从思绪的海洋中退去。

简爱的一生，从幼稚到成熟;从柔弱到坚强;从懵懂到智慧，她改变了许多，成长了许多。而我们，也在成长，也在从幼稚变成熟，从懵懂变智慧。

简爱的一生，不变的是她的反抗，她的精神。而我们，让我们保留一点不变的精神，总有一天，它会像金子一般发出光芒。

简爱第三章读后感4《简·爱》是我读过的第一部外文小说，也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书籍之一。我很喜欢小说中的女主角——简爱，她是一个对自己的思想和人格有着理性认识的女性，一个对自己的价值和情感做出了独立判断的女性，一个对自己的幸福和情感有着坚定追求的女性。在我的眼中，简爱就是坠落凡间长着洁白翅膀的天使。

简爱之所以能深深地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不是因为她最终的爱情救赎，而是因为她有一颗从来都不被人性丑恶侵蚀而异化的心……世情百态，尝遍苦痛;尘世纷扰，我性依然。此种信念和力量，唯简独有。

简爱的童年是苦涩的，从小无父无母，被迫寄养在舅母家。少爷的专横，小姐的傲慢，夫人的恶意，仆人的偏见，都在折磨着她。然而这些还不够，随着舅父的去世，舅母把她送进了罗沃德孤儿院，一所从肉体到精神对孩子们进行宗教束缚摧残的所谓慈善机构。在那里，冷酷的院长将她无情地隔离，对她进行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摧残。

在这黑暗的日子里，海伦是她唯一的阳光，简爱第一次感受到了爱的沐浴。不幸的是，海伦在院长的虐待中患上肺结核，最终死去了。简爱趴在海伦的墓上，向生命中的每一束阳光告别，从此她变得坚强、勇敢。

这是一种涅槃。简爱在罗沃德度过了人生中最黑暗的十年，但是这也造就了她的坚强与刚毅。上帝总是公平的，桑菲尔德庄园的女管家聘用了她，在这里她迎来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她的生活里有了音乐，有了阳光，有了温暖……

夕阳西下，霜雾弥漫。简独自散步，罗切斯特骑马而来，缘定一见钟情。然而当心目中的王子为了试探她而假意要娶某贵族小姐时，她愤怒地说：“你以为，因为我穷，低贱，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就如我们站在上帝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简爱是勇敢的，因为她坚信人在精神上都是平等的，她追求的是两颗心的平等结合。当幸福即将要来临的时候，罗切斯特的疯妻出现了，简爱并没有委屈求全，她离开了罗切斯特，去寻找新的生活出路。

时空像蛛丝一样交纵前行，因果轮回，面对曾虐待过自己的舅妈，简爱以德报怨，照顾她直至生命的尽头。当她得知罗切斯特为了拯救在火中的妻子不幸双目失明，躯体严重残疾，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时，她又毫不犹豫地赶回桑菲尔德，留在他身边，照顾他，爱他。上帝用时光绘出了一幅幅浮世绘。多少人狠毒之极，多少人见利忘义，多少人以怨报德?

愈是物质空前凸显的时代，愈是要仰望道德的星空!简爱就像一个充满智慧、充满爱心并努力使自己生命得到最大绽放的精灵。她的生命，有如彗星闪亮而美丽，她的信念，有如磐石坚韧而不移，她的所想所为所展现出来的力量，是生命的极善极美极爱。她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扛起大千世界的万般丑恶和罪孽，却用心里那盏永不息灭的烛光消融了人世冷漠的冰霜。

就让我们顺着这条爱的索道不断攀越，或许也会途径暗夜苦雨，也有雾霾寒冬，也有风沙遍野，但是请相信，千山万水一路走过，眼前的世界，一定是风光旎丽，春暖花开。

简爱第三章读后感5这部作品没有华丽的外衣、没有浮躁的激烈。有的是一份平实的真诚，而当代小说中的离奇的怪谈、夸张的描写、粗糙的情感、比比皆是。

“勃朗特”三姐妹之一的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以9世纪早期英国偏远乡村为背景，用女主人公简爱的是交易记叙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受尽了摧毁凌辱的孤儿。如何在儿童的人间地狱的孤儿院顽强的生活下去。成为一个独立坚强自信的女性的成长故事，简爱是个孤儿从小寄养在舅母家中，受尽了百般欺凌，后来进了慈善学校洛伍德孤儿院，灵魂和肉体都受尽了苦痛的折磨。也许还是这样挽回了简爱无限的信心和顽强的毅志，和坚强不屈的性格，一种相互内的在人格力量。在罗切斯特的面前，她从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地位低贱的家庭教师而感到羞愧，而是坚强正确的面对自己和他。

篇10

周年少时从广东移民香港，在他看来，新移民最难适应的，不是恶劣的居住环境，而是“生活世界”的突然转变，人在那种情境下会深刻感受到“无家可归”的失落，没有邻居，没有社群，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别人的理解同情，只能捱和忍。他在选择大学专业时，发现成绩最好的学生都入了商学院，周围的环境也让他相信，成功的香港人的典范应该是像李嘉诚那样能赚很多钱的人。要赚钱，先要熟悉商业社会的运作，按此逻辑，他便选择了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

梁文道是周保松的同学，他说“保松又是个十分反常的人”。这种“反常”首先体现在专业的改换上，周保松本科原先读的是工商管理这一热门专业，却在大三那年忽然转到哲学系。他说：“我们要先了解自己，好好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最适合自己，最能令自己活得舒畅充实。”改变他人生道路的是陈特先生的哲学课。在陈先生的课堂上，哲学与人生经验融合在一起，“哲学因此不再是枯燥艰涩抽象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和我们的生命相关”，给年轻迷惘的生命带来震撼与陶醉，他们从此开始了十二年的师生缘，在学问上相互砥砺。在陈先生临终前，师生之间进行了最后的五堂哲学课：“体验死亡”、“追寻意义”、“善恶幸福”、“师友杂忆”、“谈情说爱”。在疾病带来的苦痛和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陈先生说：“人最重要的，是过你想过的生活。你追求的东西，是你真的想要的，是值得你尊重和享受的。”“一个人不能敬业乐业，他便不幸福，生命就会空虚。一个人的生命，表现在他所做的事上。”

对我们生命影响最深的，往往是自己最尊敬的老师和最知己的朋友。秉持这种信念，周保松尽力将自己对哲学的体悟、对教育的理念传达给他的学生。他对香港中文大学高锟校长的教育理念有了新的体会。高锟是国际知名的光纤之父，更于2009年获得诺贝尔奖，在中大建校三十年的开放日开幕礼上，却曾受到学生最不客气的抗议和羞辱。典礼后记者们将高校长团团围住，周也是其中一个，他问校长会不会处分学生，不善言辞的校长平静地答道：“处分？我为什么要处分他们？他们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时隔多年，周保松意识到，高校长所欣赏的，是学生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挑战权威、坚持自己信念的精神，这是真正的科学精神，也是真正的大学精神。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周再一次作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今天的大学用以考核教师的重要标准是的数量，他却牺牲掉个人做研究和写论文的时间，将大量的心力花在与学生建立的网上讨论组上，供学生进行全天候式的讨论，题目不限于课堂所教，也包括时事新闻、人生哲学和对大学生活的反思；他还建立了犁典读书组，维持在十多人的规模，大家一起围绕一个主题研读相关领域最重要的文章。在大学的体制内做这些事情，对教师的前途毫无益处，但周认为，教好学生才是首位的。他视教育为事业，希冀通过言传身教，帮助学生成为真正的自由人，活出美好人生。

他观察到，香港社会看似多元，实则价值观单一而强势，整个社会接受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崇尚市场竞争，拥抱个人消费主义，以追求效率、发展和无止境的财富增长作为个人事业成功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相应地，香港的大学生甚少是为兴趣和梦想而读书的，成绩最好的学生纷纷选择商学院，他们大多像当年的自己一样，在未开始寻梦之前，已被现实压弯了腰。

他反对将市场的逻辑应用于教育领域，大学按市场模式运作，从而导致大学理念的边缘化。何谓教育？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安德鲁·艾伯特（Andrew Abbott）教授在题为“教育的目的”的新生入学演讲中指出，教育并不培养综合认知能力，也不能提供让人在飞快变化的世界里生存的技能，“我所说的教育是指能为事件或者现象赋予越来越复杂深刻和广阔的意义的能力”。“事实上，如果你受过教育，你不仅仅可以经历这些事情，还可以型塑并和别人分享它们的意义。你不仅仅是在经历未来，还可以创造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受教育是你能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得最好的准备。”这与周保松的观点是相通的，他认为，大学的理念和政治哲学一样，无外乎要回答两个根本问题：第一指向个人，涉及对人、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理解，“我该如何活”；第二指向如何建立一个更公正美好的社会，“我们该如何活在一起？”

在执教初期，一个困扰周保松的问题是：是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做快乐的猪？老师启发学生，教导他们种种价值，引领他们思考社会公义，努力做个正直的人。但学生离开校园之后，面对的是一个强调市场法则和竞争的世界，学生难免面对内心的巨大挣扎，那么，做老师的是否需要为学生的这份苦负责？他用罗尔斯的话回答道：决心做个公正的人，就像投入爱情一样，路途中总有可能会受伤，但我们不会因为爱的风险太大而放弃去爱。爱和正义，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价值，实现这些价值，生命才会美好。

关于学问和生命的关系，歌德在《浮士德》中发出那句著名的感叹：理论都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而《走进生命的学问》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弥足珍贵的可能性，看到一位真诚的学者知行合一，正跋涉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

奋斗与思考 : 何新人生自述

作者：何新

出版：万卷出版公司

本书是著名学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何新，对自己60年人生以及30年来政治经济思想、学术观点的回顾和总结：我这60年来，人生经历和遭遇很特殊，也做过几件不平凡的事。我现在凡所言、所写、所爱、所喜、所恨、所苦、所欲泣、所欲骂——皆非关自我，而是以大悲之心观世照世——为后世，为国家，为苍生……展望未来，国际金融危机方兴未艾，危机与战争的阴影若隐若现。下几代人生存的环境与我们过去的环境相比，当更加严峻，更加冷酷。不能不承认，西方对地球环境、资源、人口与经济发展及竞争严峻性等中长期问题的前瞻性分析是十分深刻的……历史绝不会直线式地一路发展。中国与世界在未来10年至30年间很可能会发生现今难料的深刻变化。本人的著述皆只能挂一漏万，也仅是向世人提供一种研究的线索，提供对世界历史和当代现实的一种新的观察视角而已……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作者：彼得·海斯勒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如果要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这本书，我想首先这是本有趣的书，并且有着细致的洞察力。和彼得·海斯勒前两本著作《江城》《甲骨文》一样，他在《寻路中国》中秉持了其一贯观察中国的态度：接触最普通的中国人，从他们的变化和视角来体会、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他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平民取向，在他的中国故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名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对的，因为普通人的变化往往更能说明中国是否真的改变了，又是什么样的改变。如果说一两百年前中国在西方人眼里的典型形象是“停滞的帝国”，那么现在大概就趋于另一极端：一个不停快速变化的国度……

再给中国二十年

篇11

在丽江这个文明古邦，城乡很多的民众都擅长诗词、书法绘画；此外，融在纳西大众生活中的就是音乐，在古城和丽江农村最为普及盛行的就是如今已闻名全球的“纳西古乐”。

所谓“纳西古乐”，是多元文化相融汇的艺术结晶。它由“白沙细乐”和丽江洞经音乐、皇经音乐组成。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很多音乐史家对“白沙细乐”这套组曲进行了研究，认为它是我国屈指可数的几部大型古典管弦乐之一，除历史悠久之外，其珍贵之处还在于它是丝竹合奏，分章节(尚存八首歌、舞、乐结合而成的套曲)，其旋律与“和声”的独特是全国所仅见的。它在我国乃至世界音乐学研究领域里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并被誉为“活的音乐化石”。它极具悲剧感染力。我多次听过60年代时录制的多种“白沙细乐”曲目，听过大研古乐队和长水古乐队演奏的一些“白沙细乐”曲目，深深感到这套纳西古曲有一种如寒山孤笛，雪原夜雨般的情调，展现了一种如白雪清风，冷月秋露般的美学意境。那与纳西族历史上“白沙古战场”、 “龙女树”、“黑水白水送魂”等悠悠古事联系在一起的乐章，都使人闻之而心灵震颤。我在多年的田野调查中得知，过去听“白沙细乐”而恸哭悲泣的纳西人是相当多的，就是因为这一套组曲有如此巨大的悲剧魅力。因此它又作为“安魂曲”来抚慰受生老病死之苦折磨的红尘中人。

另一说谓“白沙细乐”为“元人遗音”，相传是“一代天骄”忽必烈赠送与纳西王麦良的乐队在丽江流传下来的。有些蒙古族音乐家千里迢迢来玉龙雪域寻觅这个今日在蒙古已成绝响的祖先之音；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白沙细乐”是纳西本土音乐；力主“白沙细乐”为纳西人传统音乐的宣科先生认为演奏这些组曲的有些乐器和定弦法与古波斯相同。这多种音乐源流及内涵说就已使这一套民族古乐组曲别具非凡的学术和艺术魅力。

“丽江洞经音乐”自明清以来就从中原逐渐引进并植根于纳西族的文化阶层中。它是道教“经腔”。系从四川梓潼县传来的“大洞仙经”。“丽江洞经音乐”是区别于我国各地道乐体系的艺术珍品。其所以珍贵，是因该乐还保留了一部分在中原早已失传了的辞、曲音乐。如盛唐的《浪淘沙》、《紫微八卦舞(曲)》，元代的“北曲”等。纳西人在长期的洞经音乐演奏过程中将一些本土的民间音乐风格和演奏方法融进其中，使之有了“纳西之韵”。

洞经音乐传到丽江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曾为有功名的士绅阶层所垄断，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参加“洞经会”。但由于纳西人酷爱音乐的天性，最终冲决了这些陈腐的社会观念和规章条律。无数遍及乡村城镇的古乐队自发地产生，使原本为上流士绅所垄断的洞经音乐这一“阳春白雪”走进民间，融入大众。最盛时。每个较大的村落就有一个古乐队。现在，风靡海内外，已应邀赴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挪威、瑞士等国演出的“大研古乐队”是一个由有教师、学生、工匠、农夫、职员、屠户等组成的民间乐队，成员大多数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因此又有“纳西寿星乐团”的美誉。被誉为集“稀世三宝”，即集古老的乐曲、古老的乐器和高寿的老人于一身的民间音乐团体。他们用心与灵魂奏出的雪域清音，天赖之声。倾倒红尘世人无数。

我曾多次与国内外友人在那古色古香的纳西四合院中聆听“大研古乐队”的演奏，那些纳西老者长髯飘逸，面如古铜，脸上的皱纹中刻满了岁月的风霜雨雪，他们奏起那超凡脱俗的古乐，面容宁静，神态安详，深邃而幽远的眼神，仿佛在引导你进入另一个清音缭绕的精神世界。在那一阵阵仿佛如天上飘来的典雅音乐中，一派祥和空明而宁静致远的气氛，在这古老的纳西四合院中冉冉升起，使每一个置身其中的聆听者都沉浸在一种飘然世外的意境中。我多次见到听者微闭双眼，脸上任清泪长流的动人场面。

我感到，纳西古乐的这种魅力，除了曲目本身的历史价值外，更主要的是它那种由古老纯净的音乐、雪域古城静谧安详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平和朴实但又宛如有仙风道骨超然之态的老人，与老乐手相映生辉，生气勃发的青年乐手，以及古乐团团长，乐坛怪杰宣科先生幽默睿智妙趣横生的解说共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氛围和情境，使人进入一时顿忘俗世之劳碌和烦忧的一种艺术境界。

在丽江的山野乡村，还有很多不求闻达，在劳作之余自自在在陶然于乐舞中的纳西农夫们。各个村子自发组织的古乐队常常在闲暇时组织演奏活动，他们届时各自凑一点食品，或以花树掩映的农家庭院，或以林木森森的古庙，或以天宽地阔的林间泉溪为演奏地点。演奏之日，村子里喜气洋洋，似过节一般。老幼妇孺皆趋而观之，各村寨都有不少乐迷，如笔者认识黄山乡白华村一老者，每逢该村古乐队演奏之日，便紧随前往，并主动为乐队张罗烹煮杂事，长年乐此不疲。他自述每听古乐，便觉心旷神怡，周身舒泰。这种奇妙的感受能持续数日。

很多山民手头拮据，没钱购买诸多乐器，于是便采山上竹木自制乐器，如“长江第一湾”畔竹园村古乐队的乐器便多是自制的，虽形质较为粗糙。但所奏之音自有一种山林之清气。这些庄稼汉布衣芒鞋、挽袖敞衣地怡然奏乐作歌，其他老幼妇孺则一边在院内打粮，编竹笠，一边和而歌之。这山民的音乐生活痴迷了多少来自繁华闹市的中外游客。我以为其中魅力主要是来自乐舞者那种与天地自然相融一体的情调意趣和豁达通脱的人生精神。

山野清唱

纳西山民好歌舞，他们以歌和舞相伴，走他们的人生之路，乐舞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是他们心灵的一种依托，有了乐舞，才有了边地生活中那一片明净灿然而热烈的色彩。这些陶然于乐舞中的雪域子民，怀一缕音乐之灵，坦然于生活的和风润雨或风刀霜剑。山野中那得天地之真趣无拘无束的乐舞，陶冶出他们的人生性情，使纳西山民的生活充满了一种隽永的诗情，即使面对人生的苦难悲伤，也歌之咏之；过去纳西情侣的殉情始终以弦歌相伴，以歌调约会，以乐曲倾诉衷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慨然面向雪山大江，长歌曼舞，含笑赴死，从中可见纳西人深入神髓的一种诗化人生的精神。

纳西人好音乐早就闻名遐迩。早在汉 代，纳西人聚居的越Q郡就是个歌舞之乡，《后汉书・西南夷传》中记载当地民众“俗多游荡，而喜讴歌”。东汉永平年间，纳西先民白狼部落就向朝廷献“乐歌三章”。即名声昭彰而流行于世的《白狼王歌》；唐代樊绰的《蛮书》中记载纳西人“……土多牛羊，俗好饮酒歌舞”；元人王沂曾作《麽挲诏》诗咏纳西之舞：“泸南地多障，麽挲风俗美。……土俗类楚优，衣服纷错绮。彷徊百态出，供我一笑喜。亦有善刀舞，丛锋粲鲸齿……”清初余庆远所撰的《维西见闻录》中也说纳西人一有闲暇就歌唱。纳西人这性喜乐舞之俗代代相沿至今，除了很多村寨和街道有的古乐队，还有各种村社歌舞组织，如大东乡有“热美蹉”艺术团；黄山乡茨满村、大研镇祥云村等有跳唱“哦仁仁”、“阿孟达”、“阿丽丽”等歌舞队，“热美蹉”、“勒巴”、“嘎蹉”、“呀哈里”、“麒麟舞”等村社乐舞组织。

纳西地区很多山里人的夜晚缺少城市人那种引颈痴看电视电影或于彩灯明灭，众器喧嚣中轻歌曼舞之趣，但却多了在明月清风中醉歌狂舞之乐。农闲之夜，村人常聚集一起，烧起熊熊篝火，跳起粗犷热烈的“哦仁仁”等民族传统歌舞，一人引唱，众人相和。唱得山鸣谷应，唱得月晃星摇。有些名气大的民间歌舞队应邀从这个村跳到那个寨，有些好胜的歌手亦走村串寨对歌赛歌，所到之处，必是一个狂热的不眠之夜。

篇12

张冬峰的风景作品并没有西部山水的山势巍峨、重峦叠嶂；也没有北国风光的白雪飞云、千里冰封；更不会是荒原的寸草不生、神秘而壮观。他描绘的风景都是中国南方农村最平常的景色，那里有的是红土地、小山坡、小村落、小水塘。这片朴实、平凡的生态空间与画家的生活息息相关，他尽情地享受着这片红土地的泥土芳香，感受着这里纯朴农民辛劳而自在的生活，一次又一次地描绘在画布上。他的风景画无论是形式、技法，还是精神、感觉，都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美学趣味，但又绝不为换取民族风格而牺牲油画的特质。

一、崇尚自然、用心写生

画画的人应该都很清楚写生的重要性。风景写生是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上，无论从主观和客观上都离不开对自然的感悟，用心和自然交流，许多画家将他们眼中见到的风景，根据自己内心的审美情趣和体验的不同加以取舍、重构、经营形成不同面貌的风景。

南方丘陵的气质，造就了南方特有的自然形态。广西这块秀美的土地，山水清目秀气，林木葱郁，山川因海拔不高而错落有致，特别是细雨蒙蒙时，如同仙境般的美丽，很多地方至今仍保持着原生状态，民族风情突显，非常入画。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张冬峰开始着手一个新的创作命题，就是画出具有个人风格的南方风景。重视写生的张冬峰除了上课作画外，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南宁的乡村间往返收集素材。常年累月，日复一日，时而在高速车流的公路上，时而在寂静的崎岖的山路上，处处留下他的足迹。正是带着对大自然，对家乡的那份热爱，他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呼吸。

在熟悉的乡间，张冬峰通过自己的视角观察着自然景观和人们的生存状态，静密的山林、温馨的田野、以及随处可见的农家劳作场面等都不断地被他转变为画布上的美好瞬间。而类似的情景，每次进入他的视线都会激发起他新的创作欲望。在1998年一次春天的写生中，张冬峰被一个普通的劳动场面所感染。随后画出了油画作品《知足者》，并入选了1998年全国风景油画展，他以诗意的亚热带风景样式，以及里面所表达的人文情感，被评论家誉为远远超出了一般风景画的界限。表现了一种很抒情的农村风光。

“生生之物”写“物之生生”，意在尊重客观实际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了写生的主观能动性。张大千说：“写生，是要认识万物的情态。”艺术家在把握现场感受的同时，又与自由而充实的心性结合起来，将自然的景观挥洒自如、一气呵成在画面中。同时用一颗虔诚的心与自然对话，张冬峰喜欢现场写生的感觉，他认为写生是一种真诚的表现，是让油画家与自然直接对话的最有效途径，而用心写生才是真正的写生。

二、中西结合、继承创新

看张冬峰的油画风景，或山、或水、或天、或地都潇洒自如、笔色酣畅、于形于意浸满情感成分，诗情画意的画面，令人对画中蕴含的宁静平和的南方景色怦然心动，产生喜爱之情。为了画好桂林山水张冬峰多年来努力寻找着属于他自己而又适合表现桂林风景的绘画手段。不但要避免用西方油画方法画桂林山水产生的刻意、艳俗，又不能直接运用中国山水画法直接去画油画风景导致丧失油画这种画种的独立性，成为中国画的衍生物。基于这些思考，张冬峰面对风景总会不自觉地把西画与中国画的技法全部揉到画面里。在构图上，他借鉴了中国山水画的章法，并注意保持油画风景的构图特征；色彩上他尽量降低色相对比和明度变化，使画面统一在灰调子当中；在作画时，他十分注意点与线、平涂与粗糙笔触的对比关系，尽量保持运笔中油彩所留下的肌理，使画面既有颜色对比，又有运笔肌理的美。《金田村的风景》描绘的是从半山坡俯瞰农田的一个平凡景色，远处若有若无的村舍，以黄灰、绿灰色为基调，层层密点借用国画的皴法，画出山下的农田和小树丛，题材简单，语言朴实自然，却形成了强烈的感染力，画家敏锐地捕捉到了平淡无奇中蕴涵的美。《怀念传统》画的也是平常景物，远处的山、近处的树、天上的云和鸟，钩、皴、点、染，画得淋漓尽致，气氛恬然安逸。这都与文人画强调笔墨气韵，借物寄情的特点一脉相承，更体现出画家集合国画笔墨技法创造性地驾驭油画语言的能力。

他将西方风景画与中国山水，画巧妙的结合，创造出了充满浓郁中国风格的“张家景致”风景图像样式。当然将中国传统文人绘画精神同西方油画语言简单结合不是张冬峰创作的最终目的，在传统文人画的给养中，运用油画材料和技法来探求当代中国油画风景画的新面貌才是他所一直追求的。正如张冬峰在画家自述中说的一样：“把西画和中国画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可行、可喜的探索。但我从来没有有意识为我确立这样一种研究课题。如果说我的作品有此倾向，那是一种自然行为。中西绘画形式上的结合，仅仅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创造出一种被人们所接受的意识新样式，那才是目的”。

张冬峰拥有自己的风格和语言，他面对自然，把主题创作意识通过个体与自然的不断对话，将属于自己的绘画独立性显现出来。他的作画过程与特点十分相近写意山水画。快、顺、勾皴点染与涂写并用，很少在一幅画上纠缠磨蹭的习性。张冬峰自己说，由于他个性不受约束，因此他作品内容表现得比较轻松、比较自然，没有太多的人工雕琢。中国写意画创作强调行笔用墨、书画同法。油画风景写生应该是强调“写”字，写意的根据仍是研究自然，表现自我，是物我交融，写其逸气。在张冬峰的作品中，具象和意象的形式表现各取所需。抒写性的运笔和意象的形象提升了他写生中的创作意味，使美的观照超越视觉效果，达到心灵与自然的相通与和谐。从他的作品里，不难发现张冬峰对“语言”的理解已经远远超越了具象的表现层面，“语言”具有纯粹的形式意义，它自身的节奏感、色彩感、美感，足以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艺术不是孤芳自赏，需要供大众欣赏。张大千说：“画家创造的艺术形象必须优美，而且要让人看得懂。绘画只有形神兼备，才能创造真正的美，才能被人们接受，做到雅俗共赏。”创新、求变是大众对我们的要求，如何学习、消化、吸收传统艺术和当代文化精神，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要不雷同他人，要有鲜明的个性存在与作品中，需要解决艺术家个人的修养，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理解和吸收，更要注重自身品格的提高。张冬峰有着一颗平常的心，他为人随和，没有一丝艺术家的高傲气质。他除有良好的艺术感觉和技巧外，更重要的是具备了一种热爱生活、醉心自然的心态。面对张冬峰的风景画，你有时会忘却去关注他的形式、技巧究竟是民族的还是西方的艺术追求，倒是他那种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态度以及在自然中得到享受的好心情让人羡慕。他能巧妙的调动了人们的主观补偿，也就是给人们的主观想象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让观赏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去补充画面中和画面外的更多东西。张冬峰通过对画面氛围的精心营造，真切和精微的体验而达到更广博的精神自我的呈现。把艺术这种感知游戏上升为一种精神体验的心灵净化途径，享受着其中的乐趣。

苏天赐先生曾经说过：“当我们从东方眺望西方，太多的目光只关注于技法。当我们站在这些杰作面前，始终舍本求末。伟大的作品之所以感动并激励我们是由于他们所达到的心灵高度。每个画家都有最适合他们自己的方法，舍本求末就永处于平凡。”中国风景油画中西融合的道路，是需要一个漫长探索的过程，是一个需要从外在的油画技巧探索真正发挥油画材料美感，到内在的继承中华文明优秀文化传统并融入身心而外化为艺术表达的过程。

三、民族化、本土化

当今中国社会越来越强调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性，油画本来是一种传达思想感情的手段与工具，它在表现语言不应该有固定的模式。受民族传统美学观念和趣味熏陶的中国艺术家，用自己对中西绘画的理解通过不断的实践对来自欧洲的油画做适当的“改造”，将中国传统的美学精神和文人画的艺术特点融入油画风景画的进行尝试，赋予它以新的特色，创造出了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绘画样式，为当代中国油画风景画注入了新鲜血液。中国传统文化为当代中国油画风景画提供了丰富给养，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理念对中国油画风景画的发展也必然产生重要的影响。吴冠中先生在他的关于油画风景和中国山水画比较方面的文章中谈到：“……若真能达到艺术的至境，油画风景和水墨山水其实是嫡亲姊妹，均系大自然的嫡传。如果说东、西方不同的生活习惯和历史背景是中、西文化比较中的复杂课题，则邂逅于同一大自然之前，江河湖海之前，风景画和山水画当一见如故，易于心心相印。”

风景油画在中国获得切实的立足点，一定要跟本土化、地域特色相结合。西方的传统技法、材质和中国的主题、情趣，是要靠艺术家立足于自身状态和境遇来加以融合，这包括艺术家的不同性格、志趣和人文素养，也包括艺术家所处的特定地域环境。张冬峰是土生土长的桂林人，他与这块孕育他的土壤有着浓厚的感情，以至与这里的坡岭、村舍、小池塘没有距离。他总是能从平凡中找到自己的乐趣。张冬峰自幼学画，一开始就接触了齐白石、吴昌硕等绘画大师的作品。他喜欢中国画的淡泊和高雅。正是他对传统艺术的热爱和了解，并有真诚的民族情感，使他采取了立足于传统绘画美学，融合西方艺术之长的绘画语言进行艺术创作。在今天，艺术样式和语言的多元化与泛化以达到难以归纳和驾驭的程度，但做出自己的选择并深切体验和实践仍然是艺术人生中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吴冠中.《邂逅江湖――油画风景和中国山水画合影》

《美术》.1999.7

[2]陈洙龙.《张大千画语录图释》.西冷印社

[3]孟兆臣.《画品》.北方文艺出版社

[4]张晶.《从张冬峰的艺术特点看中国风景油画的“中国情

节”》.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7.4

[5]张冬峰.《山不在高 用心则灵》.艺术探索 1998.2

[6]潘天寿.《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上海书画出版社

[7]张笛.《张冬峰教授访谈录》.艺术探索 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