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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设置初期至今一直在不断优化完善,市场竞争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同时为了切实促进社会经济变革发展,政府部门也需要不断增加对经济宏观调调控力度,以上举措对我国经济金融形势变革具有较大影响。文中主要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金融形势发展情况,对政府如何应对金融宏观调控进行科学解析,以期可以为我国实现经济有序发展奠定扎实的物质基础。
一、现阶段我国金融产业结构
据现有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整体金融行业产业发展格局在最近几十年逐渐产生变化,金融行业整体发展能力不断提升,金融行业的发展与进步为国家经济发展带来诸多积极作用,不仅有效缓解市场经济就业压力,进一步吸收大量的复合型人才,带动经济的同时有效促进我国流动性产业的优化升级。但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当下,市场内部流动性不断增加,在不同程度上引发了经济脱离实体经济逐渐向虚拟网络交易形式转换,资产价格逐步向上偏离由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就业、收入水平等实体经济决定的内在价值相应的价格,并往往导致市场价格的迅速回调,使经济增长陷于停顿的经济现象,为我国经济发展稳固性带来危机,商品经济流动性风险逐年增加,进一步违背了我国经济金融产业的发展目标。
二、经济金融化的基本带动因素
(一)经济市场传统工业生产经济效益的不断下降
据现有调查结果显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市场内工业生产的年收益正在逐渐下降,甚至出现一些经济金融危机问题。以美国国家为例,在90年间以平均每年4.6%的速度下滑,在随后的几年时间,由于受到经济变革的影响,及科技革命的出现,促使美国传统工业生产出现经济效益回弹的现象。随着经济效益的不断下滑,严重引发了金融化问题,导致西方国家部分企业不得已放弃原本固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发展主义或者是途径,以此来获取较高的经济收益,提升国家整体经济实力。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部分传统工业经济不断下滑的问题而言,这并不是简单的阶段性经济回弹而是一种长时间经济收益下滑问题。基于此我们可以明显发现,金融化,实质是指一种长时间具备规律性的现象或者是一种持有不变的变化。其中一名著名的专业学家称,经济金融化是资本主义传统工业经济陷入停步不前的状态下,对市场经济供需进行科学调控的一种举措。对金融过度的支付与扩充会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国家经济发展脱离原本正确的轨道,经济发展变得十分动态化。经济市场内许多金融企业与现实生产的企业逐渐出现问题混乱的年问题,此种金融发展模式若不及时进行调整,将会为国家经济带来极大的积压问题。因此,对金融化进行创新发展已经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经济金融化也象征者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升级到另一个层次,简单的说就是指金融垄断。工作人员必须要及时加强对其问题的关注与重视程度,对其特征进行综合解析,进而挖掘出潜在价值信息,以此来帮助国家更好的发展经济。
(二)开放性范围不断放大
基于现有文献资源中界定的金融经济化各有特点,与国家主流金融界定及金融发展形势呈现出一致现象,而在实际发展金融或是开发金融范围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了国家经济的增长。如:部分专家学者在解析金融与实体经济两者间的关系时,一再强调经济效益开放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风险的发生概率,进而直接关系到国家金融经济的发展。随着商品交易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当金融产业对市场经济产生较强的依赖性后,金融产品将对国家经济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国家方面需要不断扩大对此金融产品的研发力度,进而切实增加我国外部资金的需求,以此来从根本上推动国家经济的有序发展。对外实现经济开发长期以来都是带动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中坚力量,但是我国现有对外开放对金融机制改革及金融经济格局不完善,必须要站在宏观调控的视角去解析经济发展环境。在建设相关法律机制过程中,需要与相关部门进行密切交流。当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能力逐渐出现弱化时,金融化需要及时组建跨国集团、企业、单位、机构等,以此增加发展基于,联合相关资金,从根本上强化我国资金发展能力。此举不仅可以有效增强国家间资产收支的均衡,在实际累积资本过程中,也会选择资金分红、收购、金融投资等形式。与此同时,国家方面需要利用进出口贸易得到更多资金,再将此资金以证券投资的形式重新放置在市场内,以此实现资金循环使用西方发展国家工业生产收益逐渐下降,导致出现经济与资金投资问题,其中进出口贸易与金融经济开放程度的大小则是决定经济效益增加减小的主要因素。
三、均衡金融杠杆率
当前阶段,虽然我国金融化与经济发展来两者存在错综复杂的的关系,但是人们对金融职能的界定却是十分准确的,尤其是在爆发经济危机后,越来越多专家学者开始对金融与实体经济两者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解析,促使金融逐渐回归到正常经济生产功能中。市场经济中金融组织、企业、机构作为资金服务的主体,可以广泛收集社会资金,将资金链条以多样化形式投入经济生产中,以此来有效构成非正式的融资,并在带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介质作用,专家学者将其功能定义为金融杠杆。一般情况下,金融杠杆是处于比较高水准的形态,这也预示着科学先进金融机制的产生。需要尤其关注的是,金融杠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也会成为泡沫,为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不可想象的资金风险。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革,金融杠杆作用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多样化的资金整合模式,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也会变得更为便捷。但是在近段时间内,需要时刻关注其走向,进而从根本上规避金融泡沫问题的产生。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会涉及到一个比较复杂的均衡金融杠杆利率的工作,其主要是指国家内相关金融体制在已有金融环境内,促使国家经济发展可以实现预期的经济目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有效的均衡金融杠杆率,可以切实提升国家经济发展能力,这也象征者国家金融机制效率的上升。相关工作人员在使用金融杠杆率时,需要科学均衡此数据指数,尽可能不要出现因利率数量过高而出现偏离的问题。一般情况下,金融杠杆率若是可以一直处于持平的状态,将会切实降低金融泡沫产生的概率。若是金融杠杆率出现问题,将促使经济出现收益率衰退的问题。此问题若不可以得到切实有效的处理,将会严重威胁到国家经济的发展。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6.004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经济增速放缓,实体经济有效供给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升级。因此,借力于金融业的发展,立足于满足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提升金融管理效率并实现金融创新,助力于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1 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
1.1 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实体经济促进金融业的发展
金融与实体经济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二者的联动只有形成良性循环,相辅相成,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才有可能。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实体经济都是发展的根基,没有实体经济的发展,产业被架空,产业空心化问题必将出现,经济的发展也不可持续。我们知道,美国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一直用了6年的时间通过实体经济的增长来化解金融风险,经济才逐步回归到正常运行轨道。所以,产业结构的渐进式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产业形态高级化也会对金融业提出更高的需求,促使金融资源重新配置,进而影响金融业发展。
1.2 金融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同时也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金融是资金的运动,是实体经济运行的血脉,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金融既可以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可能成为实体经济发展耗损的主要原因。既然如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通过金融来化解实体经济风险,避免金融业自身做大做强而挤压实体经济。金融业的发展要为实体经济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充分发挥货币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引导作用。经济结构调整,是资源配置格局重新组合,进而实现产业升级。如果没有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其规模及资源配置的效率都得不到优化。金融通过投资改变资本结构,促进产业内技术创新,同时金融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也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重要影响。
2 我国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发展未形成良好互动
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而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直存在,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发展未形成良好互动。第一,融资成本较高,对经济的加快转型有一定制约。我国企业获得资金的主要渠道还是间接的银行贷款为主,即使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加快发展,间接融资成本依然较高,阻碍了企业的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第二,金融业本应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但由于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所以对产业升级支持力度不够。银行等金融机构以规避风险为目标,故而主要是以为大型企业提供融资便利为目标,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难以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造成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
2.2 金融业仍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多层次资本市场还没有形成,金融创新不足
首先,国际经验表明,直接融资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比间接融资的银行体系更富有效率。成熟的市场体制应该是以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为辅。而我国金融结构中间接融资占大部分比重,直接融资比重小。其次,我国金融业政府行政干预多,甚至政府直接插手金融市场的情况频频出现,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实际上是国有资产绝对控股,一股独大,这样的治理结构及产权结构使银行间竞争不足,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再次,我国中小商业银行依靠规模扩张和存贷款利差为主导的增长模式没有发生改变,创新业务的品种、渠道及内容都不够完善。
2.3 我国金融系统运行效率有待提高,风险增大
通过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我们得知,如果金融业不提高其服务水平,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就会抑制。我国金融服务总水平不足,特别是基层金融服务总量更是不足,服务水平及服务质量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协调不匹配,同时我国金融系统缺乏内在质的提高,导致金融系统运行效率低,金融业累积的风险不断增大。只有资金向最有效率的产业部门配置,才可促其发展。另外,传统产业中如钢铁、建材等行业信贷风险逐渐显现,企业旧债依赖新债来偿还,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占用更多金融资源,金融风险又具有传递性、扩散性等特点,所以金融业整体经营风险较大,面临的金融资产压力也大。
3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3.1 进行金融体系的顶层设计,加快改革金融管理体制,提高金融系统效率
金融领域的通货膨胀、金融压抑、甚至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破坏都是非常大的,甚或引发经济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则通过科技创新与生产效率提升,化解了金融风险,推动了实体经济发展。因此,金融体制改革需要搞好顶层设计,制定好改革路线图,各项改革要力争协调配套,同步推进。更要进一步加强机制体制建设,建立健全与当前经济形态发展相适应的金融管理体制。一要加快社会资金的配置格局,形成产融有效融合,充分发挥政府政策性金融的导向作用。对落后产能及过剩产能行业,要限制金融企业对其支持,并在适当时机退出,倒逼传统行业进行转型升级。对高新技术企业,新兴工业等则需要更多的金融扶持;二要加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要以改革的方式着力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多措并举引导实际利率下行,加快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三要加快与互联网的融合创新,实现“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服务方式。
3.2 优化金融结构,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提高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水平
金融生态指的是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徐诺金,2005)。
简而言之,就是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的进展及银企关系等方面的内容。
二、我国金融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产权制度性缺陷阻碍了我国金融业的正常发展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转轨时期,现有的国有商业银行都是在以计划经济为大的背景环境下建立并成长起来的。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有商业银行一直都肩负着支持国有企业发展与解困的重任。由于行政上的不当干预、政策性贷款等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中国人民银行曾作过专门的抽样调查统计,统计结果显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过程中,由于计划和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约占1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约占10%,而真正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占全部不良贷款仅为20%(周小川,2004)。
我国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是一种以公有制为绝对主体的制度安排。按其表面形式,银行经营者应代表国家对银行进行管理、经营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事实是,由于产权主体权利缺失以致形成了“重权轻责”的怪现象。这严重削弱了我国银行自主经营权利和抗风险能力。
(二)法律环境不完善加大了我国金融业的信用风险
我国已经颁布实施的与金融生态相关的法律法规有《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合同法》、《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等。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立法进展有明显的提高,基本上能与金融业的发展实现同步,为整个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法律框架。
然而,目前还有一些法律条款存在过时和约束力不强等问题。主要表现在《破产法》上,我国《破产法》是1986年颁布实施的,当时主要是针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政策性破产,随着社会注意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相关规定已与时代不相适宜。由于其缺乏对债权人的合法保护,后果是导致大量的逃废债事件发生,加大了银行的信用风险。另外《刑法》在对金融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难以对违法乱纪行为产生足够的威慑力。
(三)社会信用缺失加剧了我国金融业的不稳定性
孔子曰:“民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社会无信则乱”。
市场经济应该是一种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经济。但由于我国还处于经济的转轨时期,市场经济法制还不成熟,社会信用水平仍很低下。正是由于社会信用缺失已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据统计,我国每年因企业和个人逃废债务而蒙受直接经济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三角债务和为避免信用风险而进行的现金交易而增加交易成本约2000亿元(刘秀林,冯彦明,2005)。
信用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到金融创新效率和金融的稳定。目前我国社会信用信息征集系统、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还得不到有效的归集和评估,金融机构在作出相关决策时难度很大,使“骗贷”事件屡有发生。与此同时,失信惩戒机制尚未有效建立。
三、优化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的措施
(一)积极推进金融业产权改革,构建多元化发展的金融业
金融生态的生命力就在于金融生态中存在自由竞争的机制,使金融生态主体在自由竟争中优胜劣汰。建立和完善自由竟争机制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使金融生态中的参与主体多元化。这正是目前我国完善金融产权制度的主要内容。其目标是构建以“产权明晰、权责分明、管理科学、高效运转”为基本特征的,兼有国有和外资,全国性和地方性,大银行和中小银行,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多元金融主体的金融市场。
首先,要继续推进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使国有银行产权明晰化,各级经营者对其经营成果真正负起责来。杜绝一切将经营失败成本转嫁给国家的可能,让国有银行预算约束全面硬化,以实现完全意义上的金融产权。其次,规范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同时,积极探索对农信社、城信社等产权改革的方案。放低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的门槛,这样才有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
(二)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加大执法力度
法律环境是金融生态主体最为重要的外部环境之一。构建和谐金融生态要以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为前提。现阶段,当务之急是要对《破产法》、《刑法》相关条款进行修订,从而使银行的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使银行在面对违法违规行为时能有最后的“杀手锏”。
另一方面,为了保护金融机构债权人的利益,督促金融机构稳健经营,有效引导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应尽快出台一部《金融机构破产法》。金融机构的破产要以市场原则为基础,使金融机构的破产成本由其股东和相关利益人来承担,而不能再由国家财政来“兜底”。当然,为了保护广大民众储蓄者的利益,还要建立一套存款保险制度与其配套。
这样,金融机构对于欠债不还的企业和个人享有无条件破产权,同样,金融机构的债权人也具有对金融机构的破产权。
(三)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错综复杂的信用关系基础上的信用经济。一个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是金融生态有序运行的基本前提。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方面,重点要放在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上的建设。加快整和银行和有关部门的信用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和信息分割。同时要加快信用立法进程,实现信用市场的有法可依,以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和规范的社会信用秩序。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大力发展专业化金融中介机构,严格行业准入和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强化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促进金融机构提供高水平的服务。
信用体系的有效建立,将极大程度提高金融机构决策的准确性,将信用奉贤降到最低。从而确保资源的优化配置。
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提出将对我国金融业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都起到极大的作用。但是和谐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是一项漫长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参与和共同努力才可能实现。要调动包括立法机关、地方政府、银行、企业、个人等在内的所有方面的积极性,以推动法律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的深刻变革。只有这样才能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摘要:随着“金融生态”概念的提出,金融生态领域的研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金融业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随着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推进,我国金融体系已暴露出许多问题。本文将从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这个角度,分析我国金融生态中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并提出优化我国金融生态的几项措施。
关键字:金融生态产权信用
参考文献:
[1]徐诺金.论我国的金融生态问题[J].金融研究,2005,(2)
周小川行长在《财经》杂志年会的主旨演讲中曾经强调,“实体经济不仅包括实物,不能只强调物质的生产,也要包括服务”。作为实体经济的一部分,金融业在发展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避免金融业的自我膨胀和循环,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与现实经济发展的需要。
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将损害经济社会发展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导致东南亚各国大批金融机构和企业破产。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进而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国际国内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能够达成共识: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过度发展和膨胀。
以金融创新为核心的虚拟经济近年来持续加速,虚拟经济占GDP的比例远远大于实体经济,资金的运作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的运行。全球外汇交易量每天在两万亿美元左右,其中98.5%的交易没有任何贸易背景和生产背景,交易纯粹是为了资金流通、盈利或风险规避。这使得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大大提高,任何实体经济的不利变化都可能使资金交易方式、方向以及规模发生大幅逆转,并可能通过金融市场交易传递到其他经济实体。在这样一个全球宏观背景下,金融部门一定要认真汲取国际金融危机的历史教训,增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始终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不动摇。
我国经济发展状况要求金融必须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仍然是我国经济的主体,重点发展实体经济符合我国产业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而且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产业结构层次较低、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等问题是不争的事实。要提升产业结构层次,缓解日益加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就是要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解决企业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及设备更新改造等方面的资金缺口。同时,目前中小企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缴税额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左右,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而中小企业获得的金融支持与其对经济的贡献度不相匹配,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就是要改变服务大企业、大项目的惯性思维,主动帮扶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实体经济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载体和创新空间。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认为:金融业的发展,实际上是跟随实体经济需求的引导,当实体经济有需求时,金融业就自然而然发展起来。当前,在以客户为中心的需求导向型金融竞争中,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企业和个人避险、套利、融资、支付等方面的金融服务需求层次不断提高,促使金融机构开发和创新了种类繁多的避险型、收益型、融资型、支付型等金融工具,客观上有助于增强金融业创新水平和区域金融竞争力,促进金融业转型升级。
同时,实体经济是金融业存在的依托和利润源泉,金融业利润的最终来源是实体经济,其本质是对实体经济剩余价值的分割。当前,我国金融业比较容易获取利润,主要得益于近年来我国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金融业单纯为了追求利润,偏离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本质要求,无疑是对实体经济的掠夺,这样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利润是不可持续的。
宁波实体经济发展及与金融匹配情况分析
一个经济体的禀赋及其结构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水平是给定的,并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其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每个特定的产业结构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金融基础设施来尽可能降低运行和交易费用。宁波作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先行性和典型性,有些现象可能先于全国其他地区出现,有些可能具有特色性,但其方法论和实践性上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宁波正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双重考验”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2-0009-05
一、文献回顾
(一)金融一体化衡量方法
从现有文献来看,金融一体化测量方法较多且不一致。具体而言可从两个层面衡量:微观测度与宏观测度。金融一体化的微观测度是指具体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它反映了各国金融市场之间产品价格趋同程度,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等。衡量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方法具体又包括价格法、Feldstein-Horioka法、欧拉方程法和动态计量方法①。金融一体化的宏观测度主要指跨境资本流动的制度安排和真实资本流动现状或是反映一国资本项目开放程度。下面简要概述金融一体化宏观衡量方法。
最早从跨境资本流动角度衡量金融一体化水平的是《IMF汇率制度与限制年度报告》(AREAER),该报告列出从1966年至1995年间各国货币当局是否对资本流动存在法规限制,并采用虚拟变量方式应用到以后的实证研究中。由于虚拟变量无法准确反映各国资本管制程度的差异,一个标准的改进是通过AREAER构建一个变量反映资本流动无约束年份占总样本年份的比例,即份额测度(Share)。但改进之后面临的问题是不能反映实施或取消资本控制的具体年份,也不能反映货币当局政策的反复变更。
Quinn(1997)在IMF方法的基础上对资本项目收入与支出分别给定分值来反映资本项目控制强调(即Quinn方法)。通过特定计分原则②,Quinn在研究中计算出OECD(1950-1977)和部分发展中国家(1958,1973和1988)资本项目自由化过程中金融一体化总体趋势。但该指标隐藏了同一期间不同类型国家的显著差异性。因此,在Quinn增长回归中使用了金融一体化指标的增量(AQuinn)。Klien和Olivei(1999)在Quinn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11个分类项目,更详细地反映OECD国家金融一体化程度。Montiel和Reinhart(1999)基于15个新兴市场国家年度数据构建资本控制强度来反映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指标(MR方法),将对资本项目控制强度分为无限制、轻度和严格限制三个层次,从而勾勒出不同国家金融一体化水平。此外,一些学者基于上述类似方法构建了对股票市场一体化测度的方法③。上述方法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从资本流动的法规性限制角度建立衡量指标,这些方法实质是从定性角度获得衡量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数量尺度,优点是能直接反映一国资本控制程度,缺陷是不能准确反映资本控制的效率和程度,并带有一定主观性。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不少学者从资本实际流动角度来衡量金融一体化水平。如Kraay(1998)使用实际资本流入和流出量与GDP比值来衡量金融一体化水平;Lane和Milesi-Ferretti(2001)使用累积的证券和直接投资存量与GDP比例来衡量不同年度的金融一体化水平。此类方法将上述比值作为金融一体化信号,比值越高,金融一体化程度越高。由于可能存在较多因素影响到资本流,所以上述比值不能完全代表一国金融一体化程度。但与第一类方法相比,其优点是适用范围较大且不受主观影响,特别是适合分析单独衡量一个国家金融一体化程度。在分析我国金融一体化水平时,我们采用此方法来测量。
(二)金融一体化与经济增长关系
无论是从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从效率市场和完全市场理论视角来看,金融一体化能通过多种渠道促进一国经济增长。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出发,资本是一国经济增长基本生产要素,资本的缺乏将约束一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而金融一体化能有效地解决全球资金需求与供给的地理差异,进而促进各国经济增长。Fischer(1998)认为伴随着金融一体化的资本自由流动,国际闲置资金流入到资金贫乏的国家或地区,提高了资本的全球配置效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提高。金融一体化除了通过直接资本流动促进经济增长外,随着股票市场国际化与一体化的推进,金融一体化极大地促进国际证券资本流动,从而提高一国股市流动性和资本配置效率。Prasad、Rogoff和Shang―Jin Wei(2004)认为北南资金流动有效地解决了一些国家发展的资金瓶颈,增加其国内储备和投资。这不仅为闲置资本提供了较高的资本回报率,而且降低了吸收资金国家的无风险利率,从而达到双赢福利状况。
金融一体化能有效促进国际风险分担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在收入和消费波动较大的国家,金融一体化能通过国际风险分担来增加国民福利,减少消费、产出的波动,其原因是一个国家能通过多元化来消除与国内消费波动相关的具体国家风险。van Wincoop(1996,1999)通过对OECD国家基于金融一体化风险分担的增益为11%至35%之间。Obstfeld(1995)发现在发展中国家通过金融一体化能有效地消除消费波动,其福利增益在054%至531%之间。金融一体化除平滑消费波动而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用外,众多学者还分析了基于股票市场一体化的国际风险分担及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增益。Martin和Rey(2000)认为股票市场一体化能起到风险共享,降低融资成本,消除投资障碍,降低交易成本(如换汇成本)和信息成本。金融一体化能通过国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外国直接投资能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与管理能力,进而推动该国经济更快增长(Borensztein,De Gregoria和Lee(1998);Grossman和Helpman(1991))。随着一国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专业化水平也随之提高。专业化有利于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专业化所带来的单一产品结构意味着其产出受消费波动的影响增大,企业将承担更大的市场风险。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企业分散集中的风险,减少一国经济波动。Kalemi(2001)等分析了发达国家之间金融一体化能有效地分散专业化所带来的风险。此外,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国外金融机构的进入亦能产生众多益处。国内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而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能促进国内金融发展,为国内提供流动性和降低资本成本,从而刺激投资和促进该国经济增长。Mishkin(2005)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金融全球化能促进国内金融发展,进而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不仅直接促进一国经济增长,而且能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如通过提高金融行业竞争程度促进本国银行改善金融服务能力和提高其资金效率(包括学习外国银行管理经验和引入先进技术,levine,1996;Goldberg,2004);有助于提高一国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能力;有效地改善国内银行的监管水平与能力(Mishkin,2003);促进一国制度优化和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缓解国内金融抑制而促进一国经济增长(Rajan and Zingales,2003)。
从理论分析来看,金融一体化能改善经济外部环境和调整内部经济效率而促进该国经济的更快发展。但是,经济现实并非完全如此。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上述潜在的益处。相反,很多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伴随着国内经济剧烈波动。Razin和Rose(1994)分析了138个国家从1950-1988年间金融一体化对产出、消费、投资波动的影响,认为金融一体化程度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Mendoza(1994)使用随机动态周期模型发现产出与消费的数量变化对金融一体化程度具有较小的反应。Baxter和Crucini(1995)发现随着金融一体化程度提高,消费波动减少而产出波动增加。Gavin和Hausmann(1996)研究了1970-1992年发展中国家产出波动的来源,认为外国资本流入与产出波动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因此,从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来看,并不存在一致性结论。
二、中国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测量
分析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经济增长效应的关键是如何测量金融一体化水平。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若从跨国资本流动的法规限制角度测量金融一体化进程,将无法分析金融一体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因为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法规性限制并没有差异。即使发生较小的法规修改,其测量的可操作性仍是较低。相反,以实际资本流量衡量我国金融一体化水平,既具可操作性,又能反映我国资本项目渐进改革进程。我们选择的衡量指标包括以下几个:
1.资本总流量。该指标反映流入流出资本量与GDP比例。Kraay(1998)使用该指标来测度一国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由于资本项目开放程度对资本流量具有较大影响,故此指标可用来反映一国金融一体化水平。该指标从总体上反映一国金融一体化水平,但不能分别反映资本流入和流出占GDP的比重,所以还必须包括其他指标才能全面反映一国金融一体化水平。在分析中,流入和流出资本量用FDI与证券投资之和来反映④。用公式表示为:fil=(OFCt+IFCt)/GDPt,其中,OFCt表示第t年本国资本流出量,IFCt表示第t年外国资本流入量,GDPt表示第t年国内生产总值。
2.外国资本流入量。该指标等于各期流入的外国资本量占GDP比重。与资本总流量指标不同,该指标没有包括本国资本流出量。由于相对于本国流出资本而言,外国资本流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为了反映外国资本流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以此指标反映我国金融开放度。用公式表示为:fi2=IFCt/GDPt。
3.资本总存量。上述两项指标均是从流量角度反映我国金融开放程度,但仅仅从资本流量角度反映金融一体化程度是不够的,一项更直接的指标是外国资产和负债总量占GDP的比重。该指标等于流出资本存量与流入资本存量之和占GDP比重来反映金融一体化水平。用公式表示为:fi3=(TOFCt+TIFCt)/GDPt。其中TOFCt表示从样本开始到第t期本国资本流出的总额,TIFCt表示从样本开始到第t期外国资本流入的总额。
4.外国资本流入存量。同样地,为了单独反映外国资本流入存量对我国经济增长效应,用累积的外国资本流入总量与GDP比重反映金融一体化水平。即用一国对外长期负债占GDP比重表示一国利用国外资本的程度,进而反映金融一体化水平。用公式表示为:fi4=TIFCt/GDPt。我们将其发展趋势表示如图1所示。
图1:我国金融一体化程度测度指标
从上面四个指标结果来看,金融一体化存量指标比流量指标与经济增长相关度更高,且稳定性更高,这与Prasad、Rogoff和Shang-Jin Wei(2004)的观点一致,即资本存量比资本流量更能反映一国金融一体化的实际水平。故后面的分析中,本文采用存量来衡量我国金融一体化程度。
三、金融一体化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
考虑到一个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型,国民产出(Y)的增长依赖于物质资本(K)、劳动力(L)及全要素生产率(A)。这样,得到C-D生产函数:
该模型将增长的源泉分为两类,一是生产要素的投入;二是生产效率。金融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弥补国内投资资金不足的缺口;二是改善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质量,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改善国内金融服务与效率等,通过影响要素使用效率而最终影响经济增长。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国内储蓄水平与投资水平大体相当,而从1995年开始,国内储蓄开始高于国内投资。但即使在国内资金剩余的情况下,外国资本还是快速流入国内。因此,我国吸收外国资本主要目的是提高国内技术与管理水平,改善国内宏观环境,即金融一体化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效应主要体现在后者。为此,将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源分为两部分:金融一体化和其他因素。并假定金融一体化对生产效率具有指数形式的作用⑤。表示为:
其中:efi示表示金融一体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指数形式作用
fi表示金融一体化水平(存量指标)
B表示其他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
将(3)式代入(1)式,并对两边取自然对数可得本文估计的基本方程:
(二)数据来源及方法
本文所用数据全部为年度数据,GDP、资本形成及就业人数(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相关年份;其他项目数据来源于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计量中均按各年有效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在实证分析中,我们使用OLS方法进行回归。
(三)回归分析
在方程(4)基础上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第一,资本形成、劳动力与以存量指标衡量的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均具有正向的影响,且具有统计学上意义上的显著性。这表明实证结论支持经济理论的解释,也符合我们的预期。第二,资本形成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相对较大,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投资拉动的总体性特征。第三,劳动力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作用也比较明显。这说明经济发展进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效应较大。这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就业紧张,也有助于在国际贸易中获取比较优势的益处。但同时也引起了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失衡与国际冲突。第四,金融一体化两个存量指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需进一步分析。以存量指标为变量进行的回归结果说明,通过吸引外国资本流入能显著地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同时,金融一体化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需谨慎分析。从数量上看,fi3和fi4对经济增长效应分别约为0.25%和0.34%,由于我们使用衡量金融一体化水平是与GDP的比值,在GDP总规模较大的情况下,跨境资本流必须发生较大的变化才能引起金融一体化指标发生变化。
四、动态分析:金融开放的动态冲击效应
为了反映经济增长与金融一体化之间的动态影响,下面将建立自量自回归模型(VAR)考察我国经济增长对金融一体化的动态响应。具有ρ阶滞后期的VAR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其中yt为m维内生变量,A1、A2、…Aρ为待估参数矩阵,εt为扰动项且服从白噪声向量形式。由于我们主要目的是分析经济增长(LnY)对金融一体化够(fi3、fi4)动态扰动的反应,所以需推导出脉冲响应函数。假定yt满足协方差平稳条件,由(6)式可得VAR的向量移动平均MA(∞)方程:
从图2可以看出,国民产出对金融一体化两个指标的扰动均表现出相似的动态反应过程。在五期以内,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小的正向作用且在三期以后呈现降低的趋势,并在第五期以后逆转为负面效应。这说明在现有的资本跨境的制度安排框架下,金融开放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效应。对此动态过程合理的解释是:首先,从金融开放的进程来看,由于我国对金融自由化持较为谨慎的姿态,对资本项目开放采取渐近方式,故跨境资本总量与GDP比值比较低。从数据上看,1982-2003年期间外国资本流入占GDP比例在10%以下,2004年虽然提高到15%,但本文分析对象是1982-2004年的整个区间。因此,整个样本期间来看,跨境资本总量在我国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仍然不高,其对整个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有限。其次,从结构上看,我国对跨境资本流动采取有选择的政策,外国资本主要以FDI形式流入。在这样一种外国资本流入结构约束下,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属于投资拉动型。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受投资水平的影响比较显著。当投资水平稳定时,前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呈下降趋势。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外部投资减少,其对我国经济增长效应也将呈现负面效应。最后,我国对外国资本需求呈阶段性变化的特点影响到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从我国对外部资金需求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引入外国设备和技术急需大量外汇,而国内企业出口创汇能力较弱。在这一背景下,引入外国直接投资对实现进口替代战略具有重大意义。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出口导向战略的有效实施,外汇储备剧增带来货币供给扩张和居民强烈的储蓄倾向等因素,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内资金出现过剩的势头。在国内储蓄和投资关系出现逆转时,外部资本流入进一步降低国内资金成本,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其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呈下降趋势并出现负相关现象。这也进一步说明我国金融开放度增大并没有内在深化为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而仍然是停留在投入增长型的低层次模式上。
五、结论
首先,本文从跨境资本流的视角建立起衡量我国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流量和存量指标。从样本期间1982-2004年来看,我国金融一体化水平逐年提高,反映出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渐进进程。具体来看,存量指标更能反映出一国对外金融开放的程度。
其次,实证结果显示,以存量指标衡量的金融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结合资本与劳动力投入因素,认为我国经济属于要素投入型的粗放增长。其中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劳动力要素次之,而用两种指标衡量的金融一体化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幅度存在差异。这反映出现阶段金融开放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仍然有限。
最后,我国经济增长对金融一体化扰动的VAR脉冲响应分析发现,从跨境资本流角度衡量的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表现为投资拉动式效应,而没有内在地深化为提高我国经济增长效率。这凸显出我国对外金融开放的结构性及方向性问题。
注释
①详见《国际金融研究》“金融市场一体化衡量方法及评价”一文,2004年第6期,P28-33。
②当完全被禁止时,分值为“0”;当存在数量或法规的限制时,分值为0.5:当交易被征收高税时,分值为1;当交易税有所降低时,分值为1.5;而交易无限制时,分值为2。将两类分值加总后,金融一体化程度最后的分值是0和4之间。
③这些学者包括Levine和Zervos(1998),Henry(2000),Bekaert、Harvcy和Lundblad(2001),Edison和Warhock(2003),Warnock(2004)等。
④在本文分析中,若无具体说明,我们均用FDI与证券投资之和来表示跨境流动的资本水平。Edison,Levine(2002)在分析国际金融一体化与经济增长时,采用此方法测度各国的金融一体化水平。本文采取类似方法衡量我国金融一体化水平。
⑤包群、许和连等(2003)研究我国贸易开放度与我国增长的关系时使用此方法,本文参照处理。详见《世界经济》2003年第2期,P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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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中介对全社会的资金资源起着基础的配置作用,当前我国金融中介主要包括以商业银行、信用社、储蓄贷款协会和互助储蓄银行为代表的存贷款机构,以保险公司、社会保障基金为代表的契约型储蓄机构,以财务公司、共同基金、货币市场为代表的投资中介机构。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金融业对资本的配置作用也更加明显,对金融中介的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中介体系建设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使得在全球化金融竞争中捉襟见肘。在新时期,建设更加完备、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金融中介体系已成为我国的当务之急。
一、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我国金融中介体系面临的形势
伴随着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当前世界已进入“后危机”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放缓。2012年二季度美国GDP环比增长1.9%,三季度环比增长1.6%,分别较上季度减少1.1%和0.3%;欧元区二季度GDP环比0增长,三季度环比下降0.3%;日本二季度GDP环比增长1.2%,三季度环比增长0.2%,比二季度放缓1%。在这种大背景的影响下,我国经济也处于低迷状态,2012年全年GDP增速为8%左右,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使得我国金融中介机构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在不断减少的市场份额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难度加大。
(一)全球金融体系融合度不断提高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融合,国外金融形势的任何变化都会在“蝴蝶效应”作用下波及我国金融业。例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高杠杆率所伴随的极高风险使得国际各大投资银行大规模地减持、压缩信贷投放,出售部分资产、裁员及进行业务收缩,也使我国金融业广受波及,使得我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股价大跌。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传统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面临着向综合型和全能型银行转型,在未来的发展中,全能型银行将成为世界的主流,其运作过程更加透明合理,资金来源稳定,较容易受监管部门的监督和保护,提倡业务的混合搭配,而我国当前在这些领域尚处于空白状态。
(二)客户的服务需求日益强烈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金融中介市场处于一个大体系之中,客户的选择机会增多,呈现出多元化竞争的大趋势。由于市场主体众多,也增加了客户选择的机会,传统的被动式“等客上门”的金融服务已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使得“满足客户的需求”成为金融中介竞争的热点问题。例如: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为了获得更大的投资规模,增加收益,提高竞争砝码,推出了“管道(SIV)”结构化投资工具,积极引入CDO和CDS等新型融资运作规则,这种投资工具使得贷款更加便捷,以满足不同融资者的需求。对我国而言,这一领域明显不足。
(三)对金融中介的规模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金球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更加迅速,金融中介的信用与资本市场的联系也日益频繁。例如: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中要求资本充足率和最低充足率分别为4%和8%,不断调低风险系数,给予了银行业金融衍生品创新更大空间的同时,也对银行的规模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国际上产权、技术、制度等新型金融中介手段不断涌现,也使得金融业务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全社会的储畜功能不断向投融功能演进,在这种形势下,我国金融中介体系只有形成规模化效应才能够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取胜。
二、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中介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中介服务质量水平不高
由于我国金融中介机构长期处于“国有”状态,金融中介服务是典型“等客上门”的卖方市场,金融行业由国家垄断,在经营理念及营销推广方式上都较为落后。与国际上个性化、周到化的服务相比,我国金融中介差距较大,使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大量的客户流失。如何在国际市场中抢占更多的份额,建设更加完备的“市场+客户”的二维服务体系,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成为我国金融中介机构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金融中介的管理机制不合理
当前我国金融中介市场表现为市场化不足、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等突出问题。在金融中介行为最为活跃的间接融资市场上,“公有制”金融中介机构占有约60%的份额。例如:当前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其产权制度是资本金全部为国家中央政府所有,即实行国有独资。企业缺少法人治理结构,增强了金融风险,使之成为金融中介发展的巨大瓶颈。虽然《公司法》也要求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并设置三权分立的模式,但是当前法律却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损害投资者利益,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争事实。2012年,我国股指缩水到2 000点就是一个鲜明的事例。
(三)金融中介布局及金融产品发展不均衡
一方面,从我国金融中介布局上看。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金融中介发展并不均衡,“南强北弱”、“东强西弱”是我国金融布局的特点。我国金融中介机构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等地,而在中西部内地,金融中介机构基础薄弱,数量较少、规模小,实力弱,无法发挥协同效应,降低了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从金融产品来看。当前我国的融资产品以股票为主,期货、企业债券、期权、产权等其他金融衍生品发展滞后,所占市场份额不多。相对于国际竞争下的多元化产品和服务,我国金融中介机构在这方面明显缺少比较优势,弱化了金融中介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降低了竞争力。
(四)规模集中程度有限
与经济全球化对金融中介规模化的较高要求相比,我国金融中介总量较小,缺少核心竞争力。以证券业为例:2012年11月,沪深股市总市值为20.82万亿元,并且由于近几年资本市场形势不明朗,总市值十分不稳定。2011年,我国资本市场资产总值在金融市场(包括银行)金融资产总值中的比例仅为29.4%,而美国的资本市场资产总值占金融市场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为62%。2011年,我国资产的证券化率仅为38%,并且一直在低位徘徊,远远低于美国72.1%的证券化率。在这种形势下,国外的金融中介机构凭借着资金实力雄厚、服务完善、经营理念成熟、网络发达等显著优势,与我国金融中介进行竞争,使我国金融中介机构处于不利地位。
三、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我国金融中介体系构建的策略
(一)树立金融“营销”理念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我国金融中介机构必须摒弃传统的“等客上门”的经营思想,积极树立“营销”理念。首先,金融中介的营销要人本化。以客户的需要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主动出击,积极为客户建立信息档案,记录客户的投资偏好,根据客户的差异性需求实施“一对一”的服务,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做好客户的咨询服务,做长服务链条,为客户提供投资规划生涯指导,引领客户的投资行为。不断丰富金融产品,做好售前服务、售中服务,更要做好售后服务,提高服务的连续性。其次,金融中介的营销要个性化。积极与国际金融中介进行对接,推进金融中介信息化,针对客户的个性化需求,积极探索CDO和CDS等新规则在金融服务中的应用,借鉴美国的SIV结构化投资工具,使服务更加贴近客户的需求。最后,大力推进金融创新。进一步培育金融创新产品,增强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通过金融创新来优化和完善全国的金融体系,优化金融衍生品的结构、规范资本市场行为、加强资本市场监管与预警,逐步构建成熟的金融体系。
(二)建立健全金融中介激励、约束与竞争机制
一是提高准入门槛。对金融中介的注册资金及业绩进行全面考查,解决好“数量”与“质量”的问题,将不合格的金融中介机构拒之门外。同时,要为所有金融中介机构建立“信用档案”,并建立由各金融中介机构代表组成的“第三方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对信用等级较低的中介机构实行清退制度,全面提高金融中介体系发展质量。例如:英国针对金融中介机构的监管,成立了金融服务中心(FSA),该组织属于民间组织,独立于任何机构,由全国各大金融中介机构的代表组成,依据《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对各类银行、证券、期货公司等中介机构进行统一的监督管理,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二是创设完全竞争环境。国家应出台统一的金融中介管理标准,对资产规模、信用等级、服务产品进行全面的考查,不断弱化国有金融中介的特权,最大限度地消除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实现更加开放的金融中介发展格局。三是做好金融机构重组。通过重组与兼并,淘汰发展质量较差的金融机构,实现“推陈出新”,发展产权交易,完善股权融资机制,通过产权与股权的融合,开展股权质押业务,为金融租赁、金融担保、财产保险、集合信托等金融机构的兼并与重组提供更加灵活的方式。
(三)切实完善金融中介机构公司治理结构
一要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积极对国有金融中介机构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建立股东大会制度,完善董事会与监事会,加强公司的内部治理,全面实施金融中介机构的法人管理,使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监督、互相制衡;要强化监事会,建立一个民主有效的监督机制,使金融中介机构获得健康发展。二要大力实施股权交易,积极探索产权社会化和产权公开化,建立与债权人的互动与沟通机制,在治理结构设计的过程中注重满足债权人的需求,增强债权人的投资信心。例如:推进我国金融中介的重要部门之一的“证券公司”的股权结构多元化,要逐步削弱资本市场领域的公有制基础,强化非公有制运作模式,广泛吸纳民间资本,促进“全民参股”,共享股市发展成果,积极推动证券公司上市,通过上市加快股权结构改造。
(四)实现金融中介体系的规模化、多元化发展
第一,要积极扩大我国金融中介体系规模,扩大资本市场总量,推进证券化率,提高资本的调配能力。推进传统的商业银行向综合型和全能型银行转型,积极推进境内金融中介公司的境外上市步伐,力争把我国建设成为国际的金融节点,促进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我国转移,增强我国金融市场的活力。在夯实传统股票领域的基础上,推出国债、股指、外汇、期货等金融产品,做强做大企业债市场,支持非金融企业发行债券,鼓励企业利用短期债券、中期票据、集合债券等多种形式进行融资,扩大发行规模。第二,加强空间布局,改变金融中介布局不合理的现状。推进“南资北移”、“东资西移”,在中、西部地区打造“金融飞地”,改变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金融中介机构数量较少、规模小,实力弱的局面,发挥协同效应,使我国的金融体系发展更加均衡。第三,加强与国际金融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发展运作中国特色的“金融中介产业集群”,使我国成为全球的金融中介产业集聚区和孵化器,大力建设金融中介产业聚集区,使不同类别的金融中介项目在基地中得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做大金融中介这块“主板市场”,调整金融中介产业结构,使中介机构的整体实力得到增强,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总之,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金融业对资本的配置作用也更加明显,对金融中介的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全球金融体系融合度不断提高、客户的服务需求日益强烈、对金融中介的规模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当前紧迫形势下,我国金融中介市场却存在着金融中介服务质量水平不高、金融中介的管理机制不合理、金融中介布局及金融产品发展不均衡、规模集中程度有限等问题。在未来的发展中,只有积极树立金融“营销”理念,建立健全金融中介激励、约束与竞争机制,切实完善金融中介机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金融中介体系的规模化、多元化发展,才能使我国的金融中介体系更加健全,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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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五”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回顾
“十五”期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过程中,我国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
(一)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适时调整财政政策的取向和力度,由积极的财政政策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增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有力地支持了各项改革和重点事业发展,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不断深化,部门预算、收支两条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逐步深入,政府采购规模不断扩大,财政法制建设和财政监督管理得到加强。
(二)税制改革顺利实施
加快推进了农村税费改革,实施了“三减免、三补贴”等一系列财政支农政策措施,减轻了农民负担,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调整和完善了出口退税政策,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共同、合理负担的出口退税新机制,促进外贸发展;实施了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推进了增殖税转型改革试点。
(三)金融体制改革实现新突破
金融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完善,利率市场化进程取得了较大进展,货币政策工具不断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取得重要突破;金融市场体系初步建成,货币市场、证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和外汇市场都得到长足发展;金融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建立了中央银行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大机构各负其责、相互配合的金融市场分业监管体系框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不断提高;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取得积极进展,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稳步推进等等。
(四)金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2005年底银行类金融机构人民币总资产达32.7万亿元,是2000年底的2.4倍;国内股票(A股和B股)市场五年累计筹资3986亿元,企业债券发行额也由2000年的82亿元,扩大到2005年的654亿元;截止2005年底,保险公司总资产达15,266亿元,是2000年底的4.5倍。
但也应看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和国际竞争的加剧,目前我国财政金融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形势与挑战,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比,也存在一些不适应的方面。在财税方面,主要表现在财政支出结构尚不合理,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尚不到位;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还未完全理顺,“分税制”体制不健全,税制结构不合理,流转税比例过高,所得税比例过低,部分税种设计不科学,税种水平不合理,宏观税负总体水平过高。在金融方面,主要表现为,金融宏观调控任务艰巨;金融市场发展不协调,直接融资比例过低:金融企业运行机制不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建设滞后;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比较慢,离真正市场供求决定利率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有机协调的金融监管体系尚未形成。为此,“十一五”期间要进一步着力完善财税金融体制。
二、“十一五”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重点
“十一五”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关键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进程的深入,改革的难度在增加。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加快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是关系改革和发展全局的重要任务,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和体制保障。改革的基本要求是在继续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加快建立有利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财税制度。加快国有金融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强综合性制度建设,强化金融监管。
(一)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
按照公共性、市场化和引导性原则,明确政府支出范围,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要加大对重点支出项目的财政保障力度,更多地向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倾斜,向教育、科技、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倾斜;政府资金要逐步减少直至退出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入,而投向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业。
(二)进一步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进一步界定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具有调节收入分配性质的支出责任,由中央政府承担;地区性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由地方政府承担;对具有跨地区性质的公共服务的支出,要分清主次责任,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加大对财政困难县乡的支持力度;有条件的地方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减少财政管理层次,提高行政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实行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对一般乡镇实行“乡财县管”方式;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重点帮助中西部地区解决财力不足问题,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合理确定对各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优化转移支付结构,严格控制专项转移支付规模,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
(三)继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建立预算编制、执行制衡机制,提高财政管理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进一步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扩大部门预算编制的部门和单位,完善定额标准体系和项目预算管理模式;深化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规范国库单一帐户管理,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国库管理体系;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宏观调控作用;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考评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抓紧制定统一规范的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改革预算编制制度,完善预算编制与执行的制衡机制;加强预算审计监督,提高预算透明度;建立国库现金管理制度;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推进政府会计改革。
(四)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适时开征燃油税
调整完善流转税制度,改革增值税制度,实现增值税转型。在总结增值税转型在东北地区试点经验、不断完善试点办法基础上,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适当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调整部分应税品目税负水平和征缴办法。合理调整营业税征税范围和税目。
(五)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研究推进内外资企业统一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依法加强征管。对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清理规范,逐步实行统一的税收政策。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研究将工资薪金所得等有较强连续性或经常性的收入,列入综合所得的征收项目,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率;对财产转让等其他所得,仍按比例税率实行分项征收;统一、规范费用扣除标准和减免税优惠政策;调整税率级差和税负水平,适当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水平;建立支付所得的单位与所得的个人双项申报纳税制度等。
(六)调整和完善资源税,适时出台燃油税
调整和完善资源税,对资源占用、开采等均实行征税,同时要完善税制,改变税率偏低等状况,抑制对矿产资源的滥采滥挖和掠夺性开采。根据国内外油价变动等情况,择机出台燃油税,取代公路养路费等部分收费,以促进节约使用汽油。在条件具备时,稳步推行物业税,研究合并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等税种,以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调整完善国有土地出让金征收管理政策,逐步建立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会,研究调整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分配政策,规范土地收入管理。
(七)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继续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通过明确目标责任、建立考核机制、上市等手段,促进其转换经营机制,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建立起有效的绩效激励、风险控制和资本约束机制,推动符合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强化出资人对国有商业银行管理层的约束,将国有商业银行转变成自主承担风险的具有生机和活力的市场参与主体。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加快政策性银行立法步伐,使政策性银行转变为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财务上可持续、有竞争力的开发性金融机构管理模式,更好地为贯彻国家经济政策和结构调整任务服务,努力成为贯彻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金融机构。以完善公司治理为中心,抓住内部风险控制和提高资产质量两个主要环节,加快其他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改革。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金融企业,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逐步发展各种所有制的中小金融机构。要尽快建立和完善证券市场的基本制度,加速融资、交易、并购以及产品开发等方面的市场化改革。继续深化巩固国有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革成果,支持集团或控股公司根据市场定位和业务发展需要,通过产险、寿险、资产管理等多元化业务,整合内部资源。
(八)建立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
协调发展各个层次的金融市场,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完善市场功能,完善金融资产结构,促进不同层次市场协调发展,发挥金融市场体系的整体功能,提高金融市场体系的运行效率。积极发展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稳步发展货币、保险和期货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继续规范和发展现有的证券市场,继续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继续推进股权分置改革;扩大企业债券市场规模,丰富债券品种;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等措施稳步发展期货市场。发展创业投资,运用税收政策鼓励创业投资企业增加对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运用政策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参股支持等方式,引导民间资本设立创业投资企业。做好产业投资基金试点工作。加快制度建设,积极引导包括保险资金在内的社会资金以产业投资基金方式,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和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鼓励跨市场、跨机构的金融产品创新。当前可以选择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和其他适合我国国情的综合经营组织形式,发展综合类金融业
务,提高我国金融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竞争实力。
(九)健全金融调控机制
加强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健全金融调控体系。加强金融调控与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战略引导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财税政策的协调配合。建立健全金融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一步推进贷款利率市场化,鼓励金融机构用好存款利率下浮政策,简化并逐步放开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的上限管理,实现境内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有效防范金融风险。进一步放宽境内机构对外资直接投资限制,逐步放宽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于境内的限制,研究进一步放松境外机构和企业在境内资本市场的融资限制,优化国内资本市场结构;拓宽境内外汇资金投资渠道。
(十)完善金融监管体制
金融全球化在给世界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使得各国在金融风险发生时难以独善其身。2007年4月,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巨大冲击,给各国政府再次敲响了警钟,同时也给各国政府加强国际金融业务合作、协同防范金融风险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发展中国家由于其自身金融体系不健全从而对金融风险的抵抗力显得脆弱,所受到的影响也往往更大。因此,分析和研究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风险防范与监管就成为国际金融界关注的焦点。
一、金融全球化过程中我国金融业凸显的风险分析
1978年以前我国的金融处于高度的金融抑制和非国际化状态。1984年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分水岭,之后我国开始建立起以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大行业为支柱的金融产业,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开始加快,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了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金融安全问题引起了全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提高了各国政府协同防范金融风险的共识。我国金融体系虽然近年发展很快,但仍然不完善,还存在比较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环境变化时就有可能被放大并产生金融危机,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银行业
我国银行业遵循审慎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分阶段地对外开放,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特殊原因,我国银行业存在着特殊的问题。
1、信贷质量差
近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持续增加,信贷质量恶化。这些不良贷款的增长,在银行发生信用问题时风险有可能被放大并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银行业的持续发展导致银行业进入一种表面繁荣,在这种表面繁荣之下实际上隐藏了一系列的矛盾和不足。房价虚高,房地产泡沫不断膨大,房屋空置率超过国际警戒线并有继续扩大的可能,不可避免地给银行造成大量坏账。所以,国家必须投入大量精力去处置银行信贷质量,否则银行业就极有可能发生危机。
2、资金来源单一,资金缺口大
我国银行资金来源主要以单位和居民存款为主,其中尤以居民储蓄存款为主。由于目前银行大部分为国家所有,在有国家信誉做保证的情况下,人们普遍没有存款方面的顾虑。尽管如此,基层单位却依旧出现资金供给小于资金需求的现象,放贷方面普遍存在着盲目放贷、违规放贷的问题。
3、资本充足率低
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规定,银行资本金率不得低于8%,但我国银行资本金率长期与此相差甚远。与此同时,风险权重资产也非常之高,其抗风险能力可想而知。高风险、低资本的现状暴露了国有商业银行抵抗风险能力方面的问题。
4、内部监控机制薄弱
我国银行业依旧缺乏良好的权力监管机制,业务流程不科学,监督不力,表现在对操作风险认识不足、风险防范意识差、组织结构设计不合理、治理机制不完善以及监管法律不健全等方面。银行业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行业,按理应是内部控制机制更为严格的部门,但屡屡发生的内部监守自盗问题,说明现有银行内部控制机制尚存缺陷。因此,改善银行业的内部监控机制,对银行业来说已是迫在眉睫。
(二)证券业
我国证券业自1992年以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我国股市自建立起就遗留下很多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先天性的缺陷使中国股市很难摆脱政策市和暴涨暴跌的困境,这使得国内证券市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大大减弱。
1、股市暴涨暴跌,股民投资心态不稳定
我国股票市场受政策影响很大,政策取向的变动在市场上得到充分反映,并通过炒作成倍放大。由于政策的不确定和获取政策信息的不公平,市场炒作中追涨杀跌的惯性很大。因此,沪、深两市自开市以来就表现为股价的暴涨暴跌,价格波动幅度巨大,这除了市场操作的因素外,也充分暴露了股民心态的不稳定和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
2、证券业融资渠道有限
目前大部分证券业融资都是股权融资,债权融资极其有限。从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资本市场来看,债券融资占到整个融资渠道的大部分。美国资本市场中债券的发行规模和当年未偿还的债券额度都分别占到总量的50%以上。美国公司债券的筹资额度为同期股票筹资的3倍,成为美国公司主要的筹资渠道。由于这种筹资渠道不仅仅能吸取大额资金,而且能够传达一个积极的市场信号,显示公司的经营能力和市场信心,因此,美国公司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大大增强。
3、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科学
我国上市公司多数是国有企业通过改制而来,国有股占绝对比重,“一股独大”现象突出,导致了我国公司特殊的委托问题——“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使银行债权约束表现出无效性,债权人不能成为公司的股东,无法进行股权的治理。一旦出现国际股市的异常,“内部信息”相应放大,就会人为加大股市的不稳定性,引致垃圾股驱逐优良股的现象,从而降低股市的质量,增加股市的风险。
(三)保险业
我国保险行业自建立以来,30年中均保持年30%的增长速度,但作为新兴资本市场,仍然存在很大的风险。
1险公司的资产实力相对薄弱
与国外市场相比,中国的保险公司实力普遍比较弱。2001年后随着中国加入WTO、金融市场开放,中资保险公司规模小的弱点日益凸显。
2、资金运用效率低
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主要限于银行存款以及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中国保监会指定的中央企业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这样的限制导致了我国保险资金大量囤积于国有银行,存在着较大的利率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每一次利率的变动都会使保险公司蒙受巨大的利息损失,降低了资金的保值增值能力。
3、保险公司缺乏有效监管
虽然我国1995年颁布了《保险法》,1997年颁布了《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1998年颁布了《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试行)》,2000年颁布了《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但我国仍然未形成完善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在保险监管方面,我国1999年成立了保监会,对保险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国保险业发展比较迅速,而保险监管组织和制度建设相对落后,这就导致监管不到位。同时,保险业规模较大,细节繁琐,其内部监控也没有达到快捷有效的程度,这些缺陷的存在进一步加大了保险业的市场风险。
二、金融全球化过程中我国金融业应对风险的措施
(一)完善我国金融体系,提高自身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1、完善市场竞争体制,提高金融业竞争能力
第一,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政府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培育市场竞争机制和竞争能力、维持金融秩序、鼓励金融创新、加大监管力度的轨道上来。从我国国情看,国企改革和政府行为是与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造密切相关的外部条件,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是造成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低下的重要外因之一。为此,必须从整体上把握国企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加快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再者,在传统体制下,政府为了挽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经常干预银行的贷款决策,不但加大了企业的依赖性,也使得银行的竞争力不断减小。目前,急需对国有商业银行内部进行治理,建立经营权、所有权和监督权分立的制度框架,形成合理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使银行的市场化经营获得制度上的保证,真正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经营机制,实现与政策性金融的彻底分离,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机制和严格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规避风险,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第二,积极发展民间金融机构,构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营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国有银行由于体制上的弊端,一直不能为民营经济提供充分的金融支持。这一方面造成民营经济的金融服务缺失,另一方面使国有商业银行缺少体制外的竞争,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竞争力。因此,积极发展规范的民间金融机构,培育金融业竞争机制,已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此举既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营造竞争的金融业体制环境,使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获得必要的压力和动力。第三,金融机构要适时调整贷款结构,关注那些具有国内市场需求前景,能够推动国内消费结构升级的大中型客户,在贷款规模上向它们倾斜。避免过度依赖外向型企业的传统习惯,以提高风险资产的风险分散转移能力,优化贷款结构。
2、加快金融创新
针对目前我国金融创新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政府首先要修正过去主要以行政手段为依托对金融创新所采取的单向驱动行为,代之以宏观间接调控机制,正确引导企业的金融创新冲动,控制金融创新所可能带来的风险。其次要打造金融创新的微观基础,选准创新的突破口,实行金融制度、金融业务、金融组织创新,并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借鉴国外资本市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走一条既符合中国特色又同国际接轨,并能有效防止金融风险的金融创新之路。我国金融机构之所以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与金融机构本身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不无关系。
3、加强金融机构风险资产价值计量和风险度量
要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风险资产定价方法和定价工具,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资产及时计量,并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创新,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风险资产定价体系。在风险度量方面,要大胆引进国外已经成熟的度量模型和度量工具,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和改进,通过实际检验,逐步建立更科学、更符合我国自身特点的风险度量模型和工具,为决策者提供详尽的风险信息。
4、加强金融监管
第一,加强对金融业的内部约束。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系统,确立内部监控的检查评估机制、风险业务评价机制以及对内部违规行为的披露惩处机制,做到对问题早发现,早解决。建立严格的授权制度,各级金融机构必须经过授权才能对相关业务进行处置,未经授权不能擅自越位。要实行分工控制制度,确保授权授信的科学有效性,建立对风险的分割控制。第二,进行金融业行业自律建设。要对所属成员定期进行检查,包括业务检查、财务检查和服务质量检查;要对成员经常性业务予以监督,包括对业务运作的监督指导,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违规行为的预防与处理。第三,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完善金融立法,以规范各种金融业务的运作。央行及金融监管当局要强化金融执法的力度,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和市场退出的相关法规,建设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第四,建立风险预警和危机处理机制。重视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确保银行的清偿力;提高呆账准备金比率,充实风险准备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建立国家专门的金融危机防范机构,统一权限,协调行动,以便在危机发生时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完善援救性措施,对遇到临时清偿困难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资金援助。在整个宏观层面,应加强国内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互通管理,并同国外相关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实施对金融市场货币流量的监控,并制定相应的风险预警标准,及时将有可能引致金融风险的信息传到各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
(二)加强国际合作,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0-00-01
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中介和文化企业都是产权明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经济主体,金融(主要指商业性金融)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实质是投资者和筹资者二者之间运用金融工具直接或间接交易的过程,交易的达成是双方在相互博弈中使彼此各自不同的目标趋于一致的过程,金融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取决于二者之间的匹配情况。
一、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中小文化企业融资难问题突出。文化产业链前端的内容原创环节多是分散化的中小企业和个人工作室,产业链后端的制作和传播环节则由大型传媒机构垄断。由于中小企业普遍缺乏完善的财务制度和内控制度,有效担保抵押不足,且产品的市场销售易受大众审美观、价值观、政策等复杂因素影响,需求弹性大,预期收入很不稳定,一旦创意不符合市场需求,价值毁损严重,金融机构介入其中难以图利。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也表明,随着企业成过程中信息、企业规模、抗风险能力等约束条件的变化,融资渠道和融资结构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处于不同周期阶段的企业需要不同的金融中介。
二,文化企业核心资产和主要产品估值难,影响资金投入。文化产业主要依靠知识和技术投入,拥有的主要是版权、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普遍缺少土地、厂房等能作抵押的不动资产,文化产品往往具有独一性,确定标的物的真伪和价值需要较高的专业知识;而目前知识产权抵质押制度不完备,无形资产评估体系不健全,缺乏优质的中介机构和评估人才对文化产品价值进行准确评估和后续监测、管理,缺乏专业性的文化保险机构与融资担保机构,缺乏健全的产权交易市场使银行能够将质押的版权变现,造成文化产品价值和风险很难确定。
三,金融机构创新产品较少,无法适应文化产业融资需要。在风险控制约束下,金融机构产品创新步伐较慢,传统抵押担保形式的贷款仍占绝对主导地位,特别是次贷危机以来,金融机构经营更趋谨慎,使得金融服务水平无法适应文化产业的融资需要。同时,金融机构考核体制及责任追究机制有待完善。
二、国外主要国家的文化产业支持政策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业基地,文化产业真正实现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政府财政支持和市场融资发展均很充分。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博物馆学会对文化艺术业给予资助,州和市镇政府以及联邦政府某些部门也提供资助。国家艺术人文基金会每年将持有基金总额的35%以上用于资助和奖励。中小企业管理局(SBA)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服务,提供三种类型的中小企业贷款。英国对企业投资文化产业实行“政府陪同资助”,即当企业第一次投资时,政府“陪同”企业资助,其比例是1∶1;对于第二次资助,政府对企业多出上次资助的部分实行1∶2的比例投入。日本的文化产业发展成功运用了产官学模式,由政府提供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学术和研究机构负责提供市场预测、发展前景等信息支持,企业通过与政府和研究机构合作谋求文化产业发展。日本知识产权的融资担保业务,由承担政府政策性任务的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承办。为提升产业技术水准,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对于增添研究设备、引进新技术等给予长期低息贷款。
三、相关启示
(一)政府部门要积极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拓宽文化企业融资渠道。我国文化产业要形成竞争优势需政府对文化产业给予政策和资金持续支持。积极文化企业通过发行公司债、企业债、中小企业集合债、融资租赁以及文化产业项目未来收益证券化等工具融资。引导有实力的大型文化企业上市融资。大力推进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成立文艺振兴基金、文化产业振兴基金、信息化促进基金、广播发展基金、电影振兴基金、出版基金等,吸引和鼓励民间资本、社会资本、国外资本积极参与投资文化产业,改善文化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有效地提升文化企业的信用等级,增强企业的融资能力。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利用集团优势拓展文化企业资金来源渠道,通过集团担保提高文化企业信用等级,从而获得银行信贷支持。利用国际直接投资,推进文化产业资源配置的国际化。
天津市人民政府信息化办公室希望通过主办本次“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积极推进企业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主题论坛,推动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推动企业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我市信息化建设步伐,为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注入活力。
任学锋副市长在致词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出席论坛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当前,天津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的关键时期。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布局,为天津的发展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宝贵机遇。党的十七大对天津的发展作出了战略部署。最近,国务院又批复了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努力统筹滨海新区龙头带动、中心城区全面提升、各区县加快发展三个层面协调联动发展,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发展措施,各方面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电子商务发展,积极助推电子商务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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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各国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高以及国际金融环境的日渐宽松,我国的金融业也快速发展起来。在具体的经济运行中,金融工具运用下所产生的经济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大,这就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金融化的发展。经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和转化密不可分,加强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能为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下面,本文就对经济金融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具体分析。
关键词:经济金融化 虚拟经济 影响因素
随着国际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国与国之间贸易联系的进一步加深,经济金融化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经济金融化对各国经济所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它会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由于经济结构调整能从很大程度上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所以加强对经济金融化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和控制研究,能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很大的参考。
一、经济金融化含义及原因分析
(一)经济金融化含义
经济金融化是指在经济活动进行中,使用金融工具所产生的经济总值与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二者的比值逐渐提高的趋势。经济金融化程度越高,二者的比值也就越大,这也就意味着在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金融工具运用下所产生的经济总值大幅增加。这其中的金融工具既包括货币金融工具,也包括非货币性金融工具。
(二)经济金融化产生的原因分析
经济金融化自上世纪中叶兴起以来,在八九十年代得到快速发展。经济金融化的快速发展,与金融业和金融市场有密切的关系。第一,就金融业自身的发展来说,随着各国之间金融业务的不断深化,各国也相应地进行了金融市场、金融制度以及金融工具的创新,这些创新举措的运用从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在储蓄、投资等业务上的融合,随着二者合作领域的不断加深,货币和非货币的金融工具运用的比重不断增加,这就促进了经济金融化的不断发展。第二,就金融市场来说,宽松、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不仅推动了各国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上市公司的增加以及银行业的迅速发展,进而也就形成了良好的金融市场。反过来,金融市场的扩大也促进了金融业各因素的发展。
二、经济金融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金融化的产生和发展与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组成的金融体系密切相关,所以,对经济金融化进行影响因素分析时,也必须综合分析金融体系的各个组成因素,从整体出发进行分项研究。下面,本文就从利率、储蓄率、资本贡献度以及国民生产总值这四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利率对经济金融化的影响分析
利率对经济金融化的影响,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低利率造成的影响,一种是高利率造成的影响。发展经济学的相关专家在研究利率对对金融业的影响时主要有以下两方面观点:第一,高利率的实行,会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使用率。第二,低利率的实行,能促进社会对实体经济的投资。与利率相关的一个概念就是有效储蓄,当人们增加银行储蓄时,市面上用于消费的流动资金就相应减少了,这样就会导致市场发展动力不足,也就会降低人们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所以,低利率的实现,能扩大社会的投资规模,促进金融经济发展。
在实际的金融行业发展过程中,凡是金融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在低利率实行过程中,大多倾向于鼓励产业进行投资,其结果是不利于银行虚拟资本的形成;在高利率实行过程中,大多倾向于抑制产业进行投资和贷款,其结果是企业规模不断变小,从某种程度上也减少了企业员工的工资。另外,高利率的实行,还会促使企业将暂时不用的资金储存起来,这样企业在获得高利息的同时,还会增加虚拟的金融资产。所以说,利率的高低变化促进了企业资金在虚拟的金融资产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转化,也很大程度上促进着经济金融化。
(二)可支配收入和储蓄率对经济金融化的影响
金融市场能实现储蓄资金和投资资产之间的转化,所以与储蓄相关的可支配收入、储蓄量以及储蓄率都会相应地波及到金融体系的发展,进而影响经济金融化的形成。金融机构是投资者和储蓄者之间的中介人,该中介人的实现主要在于金融机构不从属于储蓄者和投资者中的任何一个,但又能同时代表二者的要求,并且还能运用经济手段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所以就成了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特殊的经纪人。
可支配收入、储蓄量和储蓄率的变化还与证券的发展和金融储蓄财产的多样化有关。有价证券的发展和储蓄金融资产的多样化,在促进证券储蓄出现,实现货币储蓄巨大变革的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储蓄的投资化,扩大了储蓄,增加了投资。
(三)国民生产总值对经济金融化的影响
国民经济的增长是金融及金融市场产生和发展的基础,金融的发展会促进经济的不断前进,同样经济的发展在促进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也会对金融业和经济金融化下的虚拟货币或非货币经济造成影响。
某一时期的虚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该时期实体经济的发展规模和发展程度,二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着虚拟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实体经济发展良好,企业或社会所获得的资金总量就多,资金的流转速度就快,在不扩充实体经济规模的情况下,企业会将这些资产或储蓄起来或购买证券或进行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实体经济受到的任何经济上的冲击,都会对虚拟经济产生影响。第二,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存在的现实基础。实体经济在扩大生产和经营规模时,基于对资金的大量需求会进行融资,这就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银行信贷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大量的有价证券的交易,进而促进了虚拟的货币或非货币经济向实体经济的渗透。
(四)资本贡献度对经济金融化的影响
资本贡献度,是指固定资本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形成的生产总值增量占同时期的GDP增量的比重,它主要是用来测量投资的收益率,是资本使用效率的一种计算方法,与金融的发展成正比。
金融市场主要的作用就是对市场上的流动资金进行融资,在融资的过程中,充足的资金是保证金融市场正常运转的关键。对企业而言,只有资本总额充足,才能用这些资金进行相关的有价证券或投资活动,也才能增加货币或非货币金融经济的资本贡献度,并以此来促进实体经济和经济金融化的发展。
结束语
经济金融化是经济和银行信贷体系迅速发展的产物。经济金融化是在实体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反过来它又不断促进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渗透。实体经济因素和货币或非货币等虚拟经济因素在交融发展中,会对经济金融化产生很大影响。通过上文对利率、储蓄率、资本贡献度以及国民生产总值这四方面的经济金融化的影响因素分析,可以为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
参考文献:
[1] 王广谦.经济发展中金融的贡献与效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67-68.
一、导言
金融产品的出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使得整个世界的金融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经济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和趋于发达是一种必然趋势。金融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能够促进产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货币信用是一种衍生经济,其扩张速度与规模必定要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前提,不能任其自我膨胀,形成货币信用的过度扩张。实践不断证明,当国民经济活动中超出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货币交易活动量过度增大,特别是金融虚拟资产交易量过度扩大,使金融系统风险激增时,金融危机的爆发就为期不远了。
二、经济金融化的涵义
经济金融化是近20多年来世界经济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所谓经济金融化,是指包括银行、证券、保险、房地产信贷等广义的金融业在一个经济体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并对该经济体的政治、经济等产生深刻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发达国家的股市市值与其国内生产总值基本相当,而现在其股市市值已普遍是国内生产总值的3倍以上。经济金融化是一种积累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利润主要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或商品生产生成,金融关系随着经济、科技和社会阶层结构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不断地扩散和渗透,已经成为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工具,金融政策日益成为经济政策的核心。
经济金融化是随着经济发展、金融抑制的缓解、金融深化的推进而产生的,其本质是虚拟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向实体经济不断融合、渗透的过程。经济金融化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但在发展中国家只是刚刚开始形成。金融化在经济结构合理的框架内是积极的,但如果超出了这个框架和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将会对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危及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美国“次贷危机”、冰岛“经济虚拟化”、希腊“债务危机”等均是由于经济金融行为超出本国的经济承受能力而导致。
经济金融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与金融相互渗透、融合,逐渐成为一个整体,故人们常将今日的市场经济称为金融经济。
2、经济关系日益金融关系化。社会上的经济关系越来越表现为债权、债务关系,股权、股利关系和风险与保险关系等金融关系。
3、社会资产日益金融化。资产的金融化比率一般以金融相关率,即金融资产总量/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表示。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最高曾达3.26—3.62,90年代后期有所下降;同期发展中国家一般在0.3—1.5之间,少数发展中国家,如韩国曾高达4.36,中国最高曾达2.34;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反映这一比率并不是越高越好。
4、融资非中介化、证券化与金融倾斜逆转。我们将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间的不平行发展和不均衡发展称为金融倾斜,实质是金融大幅度向间接金融倾斜,社会融资以间接金融为主。这种金融倾斜不是任何人为设计或构造的结果,而是商品经济、货币信用、银行制度、金融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国民储蓄量、收入分配结构与方式不断变化发展的产物。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全球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历史性巨大变化,产生了非银行金融的迅猛发展,融资非中介化、证券化的发展,这一切最终导致了原有金融倾斜的“逆转”,即直接金融的发展速度大大地超过间接金融,直接金融所占比例日益增大,迅速赶上乃至接近或超过间接金融所占比例。这种逆转,是经济金融化、社会资产金融化、融资非中介化和证券化的反映。
总之,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经济金融时代,抛开经济的金融化来观察经济的全球化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三、经济金融化的动因
1、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发展
二战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巨大的国民财富,这是社会财富金融资产化的前提和坚实基础。经济的增长和飞速发展使得社会分工加剧,储蓄和投资日益分离,由此产生了金融资产的供给和需求动因。
2、股份制和政府国债的增长
股份制凭借其具有的优越性,成为现代企业主要的企业组织制度,这导致了股票资产的大量供给;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干预宏观经济运行而大量发行国债是证券市场迅猛发展的又一个强大动力。
3、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始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全面展开,80年代达到。一大批新型金融工具或货币替代物不断涌现,如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货币市场存单、期货和期权等,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国民财富增长速度,使得金融相关率直线上升。
4、非银行金融机构迅猛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迅猛发展,导致融资非中介化,直接金融发展速度大大高于间接金融,直接金融比例也赶上和超过了间接金融,机构投资人的出现加速了储蓄和投资的分离,促进了社会财富的金融资产化和经济关系的金融关系化。
四、经济金融化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