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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二:因未设置专人专岗,柜员在不熟悉有关规定的情况下,擅自向有权机关提供书面回复而引致的处罚。2004年年中,某法院工作人员持有关法律文书至某银行柜面,要求对一份个人定期储蓄存单中的部分款项进行扣划。因该银行未设专人负责,柜员也不熟悉有关规定,便擅自向法院出具了“暂不能受理”的书面回复。法院据此认为该银行拒不协助履行,裁定对该银行进行罚款。
案情三:因经办人员粗心大意,未严格按规定程序操作而与有权机关产生的纠纷。2004年年中,某银行在协助某法院查询、冻结某企业账户的过程中,在仅查询了账户存款余额而未对账户状况(已被其他法院冻结)进行核对的情况下,便向法院出具了查询、冻结回执,造成该企业账户被重复冻结。
上述几起案件,除个别确实是由于我国目前法律空白、政策不明朗所引起的以外,大部分案件的发生反映了金融机构在协助有权机关进行查询、冻结、扣划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比如没有严格遵守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程序办理,未设置专人负责接待处理,业务操作权限管理不严,内部监督机制流于形式,具体经办人员不熟悉相关法律及政策规定等等。
因此,笔者基于工作实践并认真研究后认为:
一、金融机构应该明确规定协助有权机关查询、冻结、扣划的管理部门。通过对某市金融机构的调查得知,有些金融机构早已明文规定此类业务的管理部门,有些金融机构至今仍没有明确。在已明确管理部门的金融机构中,具体部门也不一样,有的放在安全保卫部门中,有的由会计核算部门负责,有的则由办公室承担。另外,有些金融机构各总行、分(支)行的具体管理部门也不统一。笔者认为,由于查询、冻结、扣划业务主要涉及会计核算、账户处理,由会计结算部门作为归口管理部门,营业部门作为具体经办部门比较妥当。某金融机构就规定,总行会计核算部承担查冻扣业务归口管理职责,专人负责接待、审核、批转、登记及材料归档工作;营业部门负责实施查询、冻结、扣划等具体操作事宜。
二、金融机构应当明确管理部门在协助有权机关查询、冻结、扣划业务过程中的处理权限。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部分有权机关可直接至开户行(包括总行、分行或营业网点),并不需一定级别的金融机构负责人签字即可办理;而部分有权机关则必须经一定级别的金融机构负责人签字后方可至开户行办理。这既是保护储户合法利益不受非法侵犯的法定措施,也是金融机构自身内控制度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金融机构应区别不同有权机关,遵照如下原则处理较为妥当:(一)凡是法院、公安、检察、安全、走私犯罪侦查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等有权机关需要办理查询、冻结、扣划的,可直接至开户行办理。如上述机关不能确定开户行的,各接待单位如能查明的,应当告诉有权机关直接至开户行办理;各接待单位不能查明的,应当告诉有权机关查明后再来,或者到金融机构部依自身程序设定的较高级别主管部门进行查询。(二)凡区、县级(含)以上国家监察机关、审计部门、税务部门、海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证券监督管理机关、律师(或当事人)持法院调查令及其他现行法律未明确的其他国家机关至金融机构办理查冻事宜,应经金融机构确定的较高级别主管部门审核后批转开户行办理。
三、金融机构应当明确协助有权机关查询、冻结、扣划的具体流程和操作要求。笔者认为,金融机构至少应当明确接待处理程序、具体经办程序、资料归档程序等基本程序。比如接待处理程序,有权机关至金融机构进行查冻扣的,由金融机构此类业务管理部门负责审核执法人员证件、执行公务证(介绍信)、执法通知书和相关法律文书是否齐全和真实,在执法通知书(存根联)上签章,由金融机构主管部门将全部资料转至营业部门,由营业部门指定柜面专人办理具体手续;比如具体经办程序:由营业部门负责核对账户资料与法律文书明确的客户资料一致无误,并办理完毕后,填写“登记表”,并由经办人员和执法人员共同签字确认;再比如资料归档程序:营业部门将执法通知书(存根联)原件、上述其他法律文书或证件的复印件、“登记表”当日转交金融机构主管部门并将上述材料归档保存。
四、金融机构经办人员在协助有权机关查询、冻结、扣划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商业保理,指的是设立专门的商业保理公司,为企业提供贸易融资、销售分户账管理、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应收账款管理与催收、信用风险担保等服务的一种商业行为。根据国际保理商联合会(FCI)的定义,保理业务是指保理商以受让供应商因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而产生的应收账款为前提,为供应商提供的综合性金融服务。(陈霜华、蔡厚毅,《商业保理实务与案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1页。)
商业保理的本质
即便是在暗保理的情形下,保理商与供应商之间仍有关于债权让与的约定。(朱宏文,《国际保理法律与实务》,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4页。)关于商业保理的本质,业内很多人士认为是应收账款的转让。我认为则不然,笔者此处采取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田浩为先生的观点,应收账款转让只是商业保理的前提,不是商业保理的本质,商业保理的本质在于它的综合l生。它是一项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的商业活动。如果一项商业活动仅仅是应收账款的转让,那不可能被认定为商业保理。必须是在应收账款转让的前提下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才能构成商业保理。而应收账款转让可以说是商业保理的前提与核心,但是它本身并不能构成商业保理的本质。
商业保理业务模式
根据商业保理的资金链上下游结构可以将商业保理分为两个阶段分别讨论各个阶段的业务模式。资金链下游阶段是应收账款卖家向保进行融资,资金链上游阶段t是商业保理企业的资金来源融资。
“X+商业保理”模式。“X+商业保理”模式指的是位于资金链下游的应收账款卖家向保理商进行融资的商业模式。“X+商业保理”模式又分为商业保理一般模式、反向保理模式以及应收账款池模式。
商业保理一般模式:商业保理一般模式,指的是日常经营中存在大量应收账款的商业企业将全部或者部分应收账款打包转让给商业保理公司进而融资的一种保理业务模式。商业保理模式是最典型也是最常见的模式。该种模式的交易结构存在两个核心的法律关系。一是基础合同法律关系。商业活动中买卖双方以信用结算方式进行某种实质性商业交易,形成合格的应收账款。二是保理合同法律关系。应收账款原权利人将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进而获得融资,并由保理商提供约定的金融服务。
实务中按照应收账款的转让是否须通知债务人将此种模式分为明保理和暗保理。按保理公司是否可向卖方追偿为标准可分为有追索权的保理和无追索权的保理。
反向保理模式:反向保理,是指在保理业务开展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不是应收账款原权利人(基础商业合同中卖方)与保理商,而是基础商业合同中买方与保理商。此种保理模式下,主要是基础商业合同中买方与保理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保理业务的开展是否顺利,核心在于买方的信用程度。
这种保理模式的出现是源于商业活动中存在买方规模很大而供应商数量多、规模小且分布分散的情况。保理商关注的核心在于买家的信用程度,进而形成应收账款资金的回收预期。采用反向保理模式,众多小供应商可以借助大买家的高信用程度来对应收账款进行融资,进而既降低了小供应商的融资成本,也促进了商业交易活动中的资金的流动性。它可以确保大买家与众多小供应商之间保持一种信用交易等低成本交易和高流动性的交易链条。
应收账款资金池模式:应收账款资金池模式,顾名思义,就是应收账款原权利人将众多的应收账款进行打包分类,再转让给保理商的一种保理模式。主要应用于买方数目较多且较为分散的情况。该种模式免去的单笔保理业务的多重保理费用,且买方较为分散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分散风险。
“商业保理+X”模式。“商业保理+X”模式指的是位于资金链上游的商业保理企业的资金来源融资模式。“商业保理+X”模式又分为“商业保理+再保理”、“商业保理+理财产品”、“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三种模式。
“商业保理+再保理”模式:再保理,指保理商从应收账款原权利人即卖方受让应收账款后,再以该应收账款为标的向其他保理商或者具有保理业务资格的商业银行转让进行再次保理的一种商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保理商实质是充当一个信用中介的角色,其资金来源于再保理业务。
“商业保理+理财产品”模式:保理商和资产管理机构进行合作,将受让的应收账款进行打包分级,并通过一系列增信措施进行信用升级,并以此为基础资产设计资产管理计划等理财产品。后期再通过资产管理机构或者互联网金融平台进行销售推广进而融资。此处应当注意应收账款期限与理财产品期限的匹配性。
“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模式:保理商受让应收账款后,与证券公司、基金子公司等具备资产证券化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合作。将应收账款的信用风险进行拆分、组合,辅以增信措施,使其符合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要求,进而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此处,作为基础资产的应收账款,除了应当满足“合格应收账款”的条件以外,还应注意应收账款账期与资产支持证券的期限相匹配,确保现金流的顺畅。
“合格应收账款”研究
所谓合格应收账款,是指什么样的应收账款可以作为商业保理业务开展之基础的应收账款。合格应收账款应当具备以下几个要件。
一是可转让性。作为商业保理业务基础的应收账款,必须具备可转让性。按照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约定不得转让的应收账款债权或者是法律明文规定不得转让的应收账款债权不得转让。也就是说,前述两种应收账款不具有可转让性,无法完成商业保理的前提即应收账款的转让,不属合格应收账款。
二是权属清晰。这里是说作为商业保理业务基础的应收账款,必须权属清晰。如果应收账款具有较大争议甚至处于诉讼或者仲裁之中,保理业务中尤其是无追索权的商业保理中,应收账款转让完成之后,应收账款的报酬和风险瞬时移转于保理商承担,则保理商对于应收账款的资金回收预期会大打折扣,这对于保理商极为不利,且保理合同的效力也有可能受之影响。
三是基础商业关系真实。作为商业保理I务基础的应收账款,其本身的形成必须是基于真实、可靠的商业活动。因为只有是基于真实、可靠商业活动的应收账款其资金才具有可回收性。若是基于商业欺诈形成的虚假应收账款进而商业保理,则无疑是骗取保理商信任进而进行融资,这不但违反商业保理监管规定更是涉嫌触犯刑法中诈骗罪之行为。
基础合同对保理合同的影响
基础合同约定禁止转让。应收账款具有可转让性是作为“合格应收账款”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基础合同双方当事人在主合同之外另行书面约定或者口头约定该应收账款禁止转让,那么就有可能对保理合同的效力产生影响。
如果在保理合同签订、应收账款转让过程中,应收账款原权利人对此项禁止转让约定三缄其口,保理商在不知道相关事实的情况下,由于该禁止转让约定是基础合同双方的内部约定,该内部约定不应约束作为善意第三人的保理商。故而,此种情况下保理商仍可取得应收账款的所有权,而应收账款原权利人则需要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关键词:人民币均衡汇率;金融非中性;金融发展;BEER修正模型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0YJA790157);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DXM79006);暨南大学211科研项目。
作者简介:沈军(1968- ),男,江台人,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与金融系教授,主要从事国际金融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4-0145-05收稿日期:2012-06-17
引言
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全球金融的热点问题,近年来美国政府经常使用所谓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牌来打压中国以实现其政治目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众说纷纭,问题的焦点是人民币均衡汇率是多少以及人民币汇率究竟有没有低估。在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实证研究中,国内外学者采用多种方法进行了测算,但结果却大相径庭:极端的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水平高达50%;Cheung等(2007)则提出“人民币低估问题存在高估”。事实是,人民币汇率到底存不存在低估与人民币汇率的测算方法以及人民币均衡汇率标准的确定紧密相关。
均衡汇率的实证研究有5种:购买力平价(PPP)方法、Williamson(1983)提出的要素均衡实际汇率(FEER)方法、自然均衡实际汇率(NATRE)方法、Edwards(1988)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均衡实际汇率(ERER)方法以及行为均衡实际汇率(BEER)方法。与其他方法相比,作为简化FEER方法而派生出来的BEER方法具有不少优点:首先,BEER方法将重点放在实际汇率行为本身;其次,由于BEER法只涉及到单一方程的估计,从而更具操作性;第三, BEER方法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诸如样本量小、数据质量不高以及经济结构不稳定等问题具有优势。
确定“合理汇率”是国际金融理论与宏观经济学中的难题。Edwards(1994)认为,区分汇率均衡与非均衡运动是宏观经济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Williamson估计实际汇率错位程度是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最富挑战性的实证问题之一。姜波克等(2006)认为,FEER方法本质上依然是外部均衡决定论,确立人民币均衡汇率的标准比具体测算更为根本。金雪军等(2008)区分了产品市场(长期)和资本市场(短期)均衡汇率,试图摆脱FEER和BEER方法只关注中长期汇率决定因素的束缚。陈志昂等(2010)强调劳动力差异对均衡汇率的影响,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南亚国家对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存在系统性低估,中国是低估程度最轻的,中国是对竞争性发展中国家汇率大幅上升的国家。
笔者重点对人民币均衡汇率标准的确立与人民币的测算方法两个方面提出新的见解并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理论分析,第二部分为金融发展指标测算,第三部分为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第四部分为模型的估计和检验,第五部分为结论。
一、理论分析
本文的理论分析包括解释为什么在人民币汇率测算中要加入金融发展因素,提出理论假设,并据此对BEER汇率模型进行修正。
1.金融非中性
货币与金融非中性得到了较多的实证支持。楚尔鸣等(2009)通过对1996年1季度到2008年2季度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到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表现出显著的非中性。当货币运动与信用活动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时,两者长期相互渗透,必然产生金融的非中性,沈军(2006)证实了金融非中性的存在。
本文研究的理论起点是金融非中性,即在BEER模型中考虑加入金融发展变量。金融发展是指金融规模的扩大和金融结构的变迁,以及在结构变迁中金融的功能不断得以完善、扩充,并进而促进金融效率不断提高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动态过程(彭兴韵,2002)。在整个过程中,金融发展因素会与经济实际变量如贸易条件、生产率差异、贸易开放度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基本的经济因素,进而影响汇率的决定。
2.理论假设与BEER修正模型
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的高度发达及全球货币流动性的泛滥,目前实体性经济因素对汇率的影响逐渐淡化,货币金融性因素对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新兴与发展中国家中金融发展水平对汇率的影响尤为突出。因此,金融发展因素是确定人民币均衡汇率不可忽视的重要标准。据此,笔者提出理论假设:金融发展水平低下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汇率低估的重要原因。
金融非中性是均衡汇率测算引入金融发展因素与形成BEER修正模型的理论依据,BEER修正模型因为引入重要的金融发展因素比传统的BEER模型更为合理。加入金融发展因素的BEER模型有两种思路:其一,考虑各种金融发展变量,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二,形成金融发展的综合因子。考虑到各种金融发展变量存在的不一致性,笔者采用第二种思路。
二、金融发展指标测算
金融发展是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结构的三位一体。笔者在借鉴了国内外己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发展结构3个方面选取了10个指标来构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见表1),并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对中国金融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
笔者选取1994年1季度至2010年4季度的数据,数据收集依据锐思金融数据库、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人民银行网站披露的季度数据,数据处理软件为SPSS。首先,通过SPSS软件对表1中的10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在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要先分析各个指标的相关性,并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判断各个指标是否适合做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这10个指标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前两个因子的贡献率高达90.94%,因此笔者选择前两个因子作为决定金融发展水平的关键因子,记为F1、F2,用来代替原来的10个变量。第一个因子(F1)对应FIR、M2/GDP、Bank、Private、存贷比和存贷款利差有较大的负荷系数,反映了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第二个因子(F2)对应直接金融/间接金融、资本化率和交易比率有较突出的负荷系数,反映了金融发展结构。根据两个因子贡献率权重加总,即F=(54.08×F1+36.86×F2) / 90.94,可得到金融发展综合指标(FD)总体来说呈稳定上升趋势(见图1)。
根据金融发展综合评价函数,可以计算出1994年1季度至2010年4季度的金融发展水平(FD)值,结果如图1所示。总体来说,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在2007年4季度达到最高点,2008年受到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风暴影响,金融资产缩水,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在2009年后经济复苏背景下重新回升。
三、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四、模型的估计和检验
笔者选择的样本区间为1994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以上变量除了REER数据来源于IMF,其他变量数据均来源于锐思数据库。为消除季节趋势影响,对数据进行了季节调整,并对经济变量取自然对数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便熨平其长期趋势。数据处理软件为E-views6.0。
1.各变量的ADF检验
笔者采用扩展的ADF方法进行序列单位根检验,所有变量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I(1)(见表2),可以进行协整分析。
2.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一般步骤是:首先检验变量的单整性,然后对变量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最后,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序列都是I(1),可以采用EG两步法对金融发展等相关变量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协整检验,在进行最小二乘估计的基础上,再检验残差序列的稳定性。结果表明回归方程中各变量都较为显著(见表3)。
表3中,残差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是平稳的,所以实际有效汇率与金融发展等变量存在协整关系;贸易条件改善、政府支出水平、贸易开放度、对外净资产增加、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使均衡汇率上升;而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会使均衡汇率下降。
3.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的统计检验(见表4)表明:修正误差模型变量列中的CointEq1是误差修正项,其弹性系数为-0.229,该系数反映了误差修正模型自我修正的动态机制。但这种自我修正机制是有限的,对于持续时间长、大幅度的实际汇率错位,经济系统是不能自我修正的,需要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4.人民币当前均衡汇率及汇率失调程度测算
在得到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模型后,可以通过带入基本面经济变量的均衡值得到人民币长期均衡实际汇率。笔者采用H-P滤波法得到基本面经济变量的均衡值。
实际汇率是指实际有效汇率,是一种多边实际汇率。当Mis0时,表示实际汇率值大于均衡实际汇率值,实际汇率高估。Misd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长期失调程度(百分比)。
图2显示,1996年1季度之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持续低估;1996年2季度至2002年4季度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基本处于高估状态;2003年1季度至2007年4季度,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持续低估;2008年1季度至2009年3季度,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出现高估。总体上,在1994年1季度至2010年4季度样本期间,人民币汇率失调程度并不严重,大致在低估3.6%至高估2.4%之间波动,人民币实际汇率基本稳定在均衡汇率附近。
Cheung 等(2007,2009)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传统统计方法的推断有关。通过建立相对价格与相对人均收入关系的框架,考虑样本不确定性与变量之间相关性等因素后,实证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不存在低估。本研究从另一角度支持了Chueng等的“人民币低估问题存在高估”的研究结论。
五、结论
本研究的创新主要有两点:一是模型的优化。考虑到金融因素对汇率决定的影响,结合我国的金融发展特点,在BEER模型中引入金融发展变量,并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测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BEER模型对于测算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适用性。二是数据的频度和跨度。笔者选择1994年~2010年各相关经济变量的季度数据对均衡汇率进行实证研究,数据贴近当前,同时季度数据有助于降低研究误差。
笔者构建了引入金融发展变量的BEER模型,采用的是1994年1季度至2010年4季度的数据来测算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和汇率失调程度,得出的主要结论为:
(1)实际有效汇率与贸易条件、政府支出、贸易开放度、对外净资产、金融发展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2)在1994年1季度至2010年4季度样本期间,考虑金融发展因素后人民币汇率失调程度轻微,大致在低估3.6%至高估2.4%之间波动,人民币实际汇率基本稳定在均衡汇率附近。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其一,加入金融发展变量均衡汇率测算的理论分析仍有待加强;其二,在均衡汇率测算时,一些变量因为受客观条件限制无法获得而使用了替代变量,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实证结果的有效性;其三,本文在选取均衡汇率决定因素时只考虑了宏观变量,而没有涉及微观变量,后续研究可以尝试构建加入微观变量的均衡汇率模型对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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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近年来,XX县图书馆灵活运用文旅融合政策导向,创新服务方式和载体,持续促进文旅融合,以基层阅读、乡村旅游为结合点和主阵地,推动图书馆元素融入全域旅游,大力打造新型文化旅游阅读空间,助推乡村旅游事业发展,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获得了一定的经验。具体做法:
(一) 特色书屋凸显文化底蕴。
围绕县域旅游精品线路,打造了一批特色农家书屋,既深化了图书馆阵地建设,也有效提升了县域乡村旅游中的“文化底蕴”。
2015年,XX县图书馆在江东县政府旧址、花桥乡塘波村建设革命图书室,为游客、学子提供了了解XX红色文化的平台和窗口,对于宣传XX革命历史,提升红色旅游起到了促进作用。
后治水时代,XX县确定了旅游业作为经济新的增长极。围绕政府的这个重点工作,我们以乡村旅游为一个突破口,重点在前吴、新光、嵩溪、田后蓬、礼张等旅游精品村,创建了一批温馨精致的农家书屋;在外婆家、栖水小筑等重点旅游企业协助建设了民宿书吧;在万年上山遗址公园设立了考古主题书架。这些设施成为了游客们休闲、阅读的好去处,突出了XX历史的悠久,彰显了“书画之乡”的文化底蕴。
(二)阅读活动增添景点活力。
文旅融合推动全民阅读,两者相辅相成,取得良好效果。比如,连续3年在新光村、浦南村、黄宅镇等旅游景点开展有奖猜谜活动,已先后吸引游客54600余人次;在乡村旅游热线开展XX剪纸、江南第一家廉政故事巡展等活动20余场次,吸引众多游客、市民驻足观看,有效地增强了旅游的多样性,提高了对游客的吸引力,提升了旅游档次和品位。
再如,利用馆藏文献开展地方文化宣传。如2018年在大畈乡上河村中国诗人小镇举办“乡贤诗魂·馆藏古籍展”,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文旅融合相得益彰。
(三) 手作活动热烘旅游产品。
近年来多次在城乡开展XX剪纸、XX香包、树皮画等当地的特色旅游产品、文创产品的体验、制作活动,先后吸引3800余人次游客参加,他们纷纷通过微信、微博等工具进行报道,自发宣传XX旅游特色、别具一格的旅游产品,既推动了乡村旅游,又增加了旅游企业的收入。
(四)活用媒体吸引八方来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