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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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丹麦模式

丹麦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堪称典范。上世纪70年代，丹麦的工业化完全依赖高污染、高消耗的化石能源。由于丹麦面积非常小，除了北海大陆架蕴含一部分石油外，90%以上的石油需要进口。基于国家能源安全因素，丹麦开始尝试改变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通过能源战略的调整，立足本国实际，希望通过发展绿色能源，改变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风能发电是丹麦绿色能源模式的重点。丹麦地理位置特殊，三面环海这一优势为其带来了大量强劲的风能。在西海岸约14公里的海岸沿线是丹麦最大的风力发电厂，可以提供160百万瓦特的电力，占整个国家电力生产量的20%。海上风力发电的产能约为420百万瓦特，占世界风力发电的30%。风能发电也促进了风电设备和风电技术的快速发展。目前丹麦的风电设备销售已占全球市场份额的40%，成为风电设备销售最大的国家。风能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二分之一，超过了荷兰和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风电王国”。风电技术和服务外溢收益高达57亿欧元，占丹麦出口总额的7.2%。

三、国外低碳经济发展经验借鉴

1.政府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主导。在发展低碳经济的探索中，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府要将发展低碳经济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从法律、法规、政策等方面给予低碳企业、低碳行业、低碳产业支持。政府通过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加强引导企业主动进行低碳技术的研发，运用先进的技术加快企业的低碳化改造。

2.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低碳化调整具有重要意义。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方式。产业结构调整是各个国家低碳化发展战略中的重点，一方面加快对工业的特别是传统工业的低碳化改造，通过节能减排技术、新能源技术、传统技术升级等方式形成结构减排；另一方面将高新技术产业、绿色产业培养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能源结构的调整一方面利用低碳技术降低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耗和污染，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低碳或无碳新能源，摆脱经济对高碳能源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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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和突出,主要表现在:(一)资本的国际化。其标志是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资本的国际化,以国际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商品资本国际化,以国际信贷为重要内容的货币资本的国际化等。(二)生产的国际化。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拥有不同资源、工艺和劳动力的国家在更多更细的程度上进行分工协作,国际分工也日益深化:各国在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整合中,更加紧密地与国际产业的更新和转移相结合,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形成生产的国际化统一经营网络。(三)技术创新的国际化。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因此技术创新的国际化是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方面,它表现在:跨国公司间的相互控制逐渐增强;国际技术合作与联盟更加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同类产品中更具竞争力的显然已是那些经过国际合作与支持的项目;国际技术转移、高科技产品的国际贸易以及科技人员的国际流动日益增多。在此以前,更多地从政治角度来探析国家主权的涵义也许是天经地义的,而如今,经济的触角已经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国家间的关系也从以战争手段掠夺领土转向以经济手段争夺市场。

    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迅速崛起,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单元世界体系正在演变成为多元层次的世界体系。国家主权就是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管理自己的国家,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的主权。主权是国家属性的主要特征。而经济一体化的特征是开放、合作、互相渗透。由此,国家主权的排他性和经济一体化的开放性和渗透性发生了碰撞。

    最明显的是区域性的经济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国家间在经济上越来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在不断“侵蚀”到国家的主权,使得国家在处理本国内外事务的时候,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都受到了制约。以跨国公司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跨国公司飞速发展,到1995年,世界上已有约3.9万家跨国公司,其设在境外的分支机构多达27万家,国际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7万亿美元。世界上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拥有资产3.4万亿美元,一些跨国公司所覆盖的国土面积和运营范围比有史以来任何帝国的地域更加浩瀚。跨国公司在各个领域向主权国家的经济主导权发出严峻挑战:由于拥有巨大的生产规模和庞大的管理组织体制,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和承担者,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已经并正在继续影响着国际贸易的方式和未来发展的趋向,进而影响到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并不可避免地涉及民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同时,生产技术的创新和转移也被牢牢地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发达国家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控制着这些国家90%的生产技术,在跨国公司内部所发生的技术转移占全世界的80%。跨国公司拥有足够的实力和基础影响到主权国家的决策和利益,从而实现自身的目标——更大的利润。无论对母国还是东道国都是如此。比如一些美国的大公司在把资金和技术向海外转移的时候,为寻求生产的低成本和销售的新市场,也不拒绝把部分产品“返销”到美国。其他国家和地区可能会从中得益,在国与国的争议中,这些有利益关系的大公司未必会站在美国一边。同样,由于跨国公司对技术转移严格而有效的控制,往往使得技术落后的发展中东道国处于被动的依赖地位,形成经济依附性发展,削弱了国家经济主导权。

    跨国公司对国家主权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还表现在通过经济手段涉入政治领域。远的,如1953年,英国石油公司在帮助推翻伊朗摩萨德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的,如韩宝事件在韩国掀起的政治经济危机等。

    众所周知的是,区域性组织以及一些国际性的经济机构也越来越多,而且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日益不可分割,这些国际性机构实际上已经深深地介入世界政治的运行轨道,对国家主权产生着越来越深的影响。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以及欧盟、东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由此,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全球性问题将不可能由单个国家或国家间的合作来解决,那些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肯定会积极参与。这就必然导致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化,国际利益势必出现多样化和分散化。

    当然,主权国家在面临这些矛盾与冲突时,并非是束手无策。首先,在当今,经济一体化趋势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是符合时展规律和主权国家利益的。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给单一的主权国家既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经济实惠。其次,为了巩固国家主权,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国家宁愿付出某种代价——让渡部分经济主权,这种“让渡”是有条件的,即以不构成对国家主权的损害为前提。如跨国公司为母国带来可观的利润,同时,为东道国提供了急需的资本和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三,国家在权衡利弊的过程中享有自主权,即经济一体化对国家主权的“侵蚀”是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家之间仍以主权平等为原则。区域性经济组织、跨国公司以及相互依存的国家仍会小心翼翼地维护这种主权让渡的“契约”。因为任何导致主权国家对“侵蚀”其主权行为作出反弹的因素都会反过来“侵蚀”他们自身的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第四,经济的联合毕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主权国家的形成过程是复杂的,影响它的因素除经济外还包括文化、传统、语言等更为深层次的方面。事实上,正是由于文化上逐渐趋同,才有可能在政治上达到共识,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经济的联合,将欧盟国家联结在一起的,是其相近的文化观念,在这个层面上,主权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同时,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家创新体制也越来越引起更多的国家、政府及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国家创新体制是指在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

    ,各个国家也更加注重具有民族特征的多样性的发展。国家创新体制的兴起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具有同步性。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区域性经济组织、跨国公司等的发展部分地“侵蚀”了国家的经济主权,才为国家创新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的基础。

    世界经济一体化似乎正在与国家创新体制构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发展,都应当纳入世界轨道,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交流,与其他国家保持合作与协调。这同时意味着,要想发展也必须保持本国民族的特色,这也是国家主权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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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振兴民族经济，推动本国工业化，掀起了两次国有化。第一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它是紧随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而出现的，主要矛头对着殖民企业和殖民地的经济管理企业，包括海关、银行、税务机构，以及原殖民者拥有的足以垄断或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企业。这次国有化实际上是民族解放运动在经济领域的继续。第二次在20世纪70年代，这是在中东产油国收回石油资源的斗争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发展中国家掀起了收回自然资源的潮流。在这一潮流中，一些国家把实际操纵本国经济关键部门的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并使一些矿山资源和农渔业资源回到本国手中。

除了通过国有化没收、征收、赎买外资企业，使之变为国有企业外，更主要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由政府投资兴建了一大批重点企业和重要基础设施，并逐渐使其成为国有经济的骨干力量。

在拉美一些独立比较早、工业化起步也比较早的发展中国家，战前国有经济就有了一定基础。战后，这些国家再度大力推行国有化政策，使国家资本的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例如，在战后不到10年的时间内，阿根廷工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就从466家猛增到1478家。国内资本很快就在交通运输、金融、战略物资和基础工业等重要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国有企业的营业额占全国营业总额的比重，钢铁工业为37％，造船业为45％，石油化工业为82％，电力、煤气、电话为95％。（注：肖海泉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61）巴西在独立以后也大力发展国家资本，特别是把国有经济的经营重点主要放在投资大、建设时间长、收益慢而私人无力经营的重工业和农业部门，以及公用事业、交通运输业。据巴西《视野》杂志公布的调查材料，1984年巴西最大的200家企业中，国有企业为81家，其总资产占200家大企业全部资产的74.2％，其纯收入占200家大企业全部纯收入的56.3％。

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度、韩国的国有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很突出的。早在印度独立之初，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就提出了一个全国性的经济计划。该计划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应强调自力更生和实行以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混合经济，国家应当拥有和控制所有关键工业、基础设施和其他公用事业，同时也适当扶植私营经济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已垄断了铁路、航空运输、港口设施、邮电、军工、保险、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部门，并在钢铁、有色金属、基础化工、机床、重型机械银行等部门居于主导地位。国有资本在全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60年代初的10.9％，增加到80年代中期的20％以上。“一五”计划期间，印度工业年均增长率为5.6％，“二五”计划期间为7.1％，“三五”期间为10.2％。（注：肖海泉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61）如此递增的工业增长速度，与国有经济部门的不断发展壮大是分不开的。

国有经济在韩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韩国，通常把由政府投资创办并由政府委派官员管理的企业称作公营企业。1960年以前，韩国的公营企业主要局限于公用事业方面：如盐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人参、烟等实行专卖的高价值消费品以及银行业。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公营企业不仅数量上增加得很快，而且上述经营界限逐渐消失。政府开始在它认为合适的任何地区建立公营企业，只要它认为这些企业对拉动韩国经济增长和扩大韩国出口能力来说是必要的并且不适合私营企业来经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韩国只有52家公营企业，但到70年代中期，公营企业的数目增加到116家，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也增加到33.7％。（注：［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商务印书馆.1994：128）这些企业主要集中于钢铁、石油、化工、汽车、造船、航运等领域。

战后，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并从殖民主义者手中夺回经济自后，开始按照自己的愿望和各国的具体情况，限制外国垄断资本的非法活动，对受国外资本控制的部门和企业有步骤地实行国有化，其中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家做得尤为突出。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初就将某些外资企业收归国有，20世纪60年代中期布迈丁上台后，加快了国有化进程，多次将外资企业收归国有。与此同时，还创办了不少国有企业。到1974年底，在工业生产中，国有企业已控制了水电的96％、采矿的93％、碳化氢的78％，加工制造业的69％（其中冶金、机械工业82.7％，建材工业87.4％，化工57.9％，食品工业75.6％，木材和造纸工业64.3％，纺织工业34.1％，皮革制品32.4％）。（注：谈世中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34）

埃及从1953年起，开始对原有较大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银行、运输企业和进出口贸易实行国有化；1956年对苏伊士运河公司实行国有化；同年10月对英、法资产实行冻结；1961年对棉花出口公司全部实行国有化，对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限制政策；1962年政府已控制了95％的工业、全部银行和保险业以及重要的矿业、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不过，在许多非洲国家主要通过对外资实行国有化的办法来建立和发展本国国有经济的情况下，也有一些国家如科特迪瓦为避免中断同西方国家特别是同原宗主国法国的联系，失去销售市场和资金来源，没有对外资实行国有化，而是通过政府投资的办法来发展国有经济。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和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部门和企业，以及发展国民经济必需的基础设施部门，如交通运输、港口、码头、电力、水利、公用设施等，国有企业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政府还通过掌握多数大中型企业的一部分股份，引导这些企业围绕着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进行投资和生产。

二、国有经济所发挥的作用

从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看，各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以及振兴、发展它们的民族经济起了巨大作用。

首先，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适应了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争取经济独立的愿望。发展中国家独立之时，外国垄断资本尽管有所削弱，但仍控制着其经济命脉，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落后的封建地主经济和分散的小农经济，还是软弱的私人民族资本，都不是外国垄断资本的对手。如果还是按照早期市场经济的原则，听任它们去和外国垄断资本开展自由竞争，无异于开门揖盗，自招祸患。因此，必须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剥夺外国资本的特权，收回被外国公司控制的国民经济重要部门和重点企业，同时大力扶植和发展国有企业，才能为争取经济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

其次，发展国有经济有利于奠定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建立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战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基础设施落后，经济结构极不合理。因此，要发展民族经济就需要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进行资本积累，把数量有限且分散在个人手中的资金集中起来，由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有重点、有规划地进行国家投资。特别是交通运输、电力、电讯、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及关键性的经济部门，耗资大，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收慢，力量单薄的私人资本无力也无兴趣问津，但这些部门又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所必须的，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由政府投资兴办，才能逐步建立起来，从而为工业化奠定物质技术基础。例如，拉美国家几乎所有的铁路、邮电、水运、航空都由国家经营；90％以上的电力企业由国家投资建设和经营。可见，国有经济成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自立和经济起飞的基础。

第三，国有经济的发展为整个社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带动了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由于国有经济的建立提供了交通运输、通讯、动力等基础设施，增强了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填补了国内一些关键性经济部门，特别是建立了那些耗资多、收益慢但为其他部门的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工程项目，从而大大改善了整个国家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排除了其他经济成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瓶颈”，改善了整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和条件，为私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和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国家投资也创造了大量的社会需求，扩大了国内市场，刺激了私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四，国有企业是推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主力军。技术进步是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得以生存的活力之源，也是促进民族工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摆脱对工业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依赖，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得以蓬勃发展的根本力量之所在。从战后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来看，国有企业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往往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国有企业一般拥有比较充裕的资金、比较广泛的与政府部门及科研单位的联系，便于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开展大型、重点科研项目的攻关活动。许多新技术的发明、新产品的开发，往往是由国有企业作为先导，取得突破后，再向全社会推广。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在推动技术进步，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方面往往扮演着生力军的作用。

第五，国有经济在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一些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差异往往很大。由于落后地区投资环境差，投资风险大，私人资本大多不愿前往。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有计划、有重点地在落后地区投资创办国有企业的办法，来促进这些地区的工业发展，以达到改善工业布局，使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目的。如巴西政府为了开发落后地区，除了采取财政、税收政策，给落后地区以财力支持外，还根据落后地区的资源状况及原工业基础，有计划地投资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如1974～1979年的第二个全国发展计划规定在东北部投资近1000亿克鲁塞罗，建立石油化工中心、化肥中心、五金机械和电器机械联合企业，还加强了传统工业的纺织、成衣、皮革、制鞋等企业，使东北部的工业迅速发展起来，被称为“东北部的圣保罗”。（注：程极明.大国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161）

第六，国有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下，经济运行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不过，市场机制虽然具有合理配置资源、自发调节供求以及激励竞争的功效，但如果完全听凭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即使这种市场机制已相当完善，也无法达到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因为，在市场自发过程中所实现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往往偏低，不能保证整个经济发展达到社会所希望的速度；市场机制主要依赖于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但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它只反映私人利益、私人成本，而难以全面反映社会的利益；市场机制在强调效率的同时往往忽视收入分配的公正性，这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会造成收入分配的更大不均等，另一方面又会导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严重畸形化。正是由于市场机制存在着上述缺陷和不足，客观上要求国家对经济运行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控。但是，要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国家就必须掌握一定的经济实力，并能对一些关键性的重大经济活动作出直接的决策。显然，要作到这一点，必须在一定领域中建立和发展一定规模的国有经济。

三、国有经济的主要弊端

国有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虽然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实践证明，国有经济也有许多局限性。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国有经济的弊端日益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高度垄断，限制市场竞争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国有经济实现对整个经济生活的干预，国家资本往往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或重要的经济部门。因而，国有经济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这种垄断性在反对外国垄断资本、维护国家经济的斗争中，以及在保障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垄断性也产生了许多负作用：第一，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只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才能作到优胜劣汰，才能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是，由于国有经济的垄断，限制了私人企业和国营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尽管国家主观上企图推动私人资本发展，实际上却限制了私人资本的发展。第二，在社会经济的运行中，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是宏观调控职能，即制定市场游戏规则，调节社会总供求，引导投资方向，调整产业结构等等。可是，国家行政机关直接掌管生产资料，垄断许多关键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然引起国家宏观管理职能的畸变，使其不能很好地去履行其应该履行的职能。

2.产权不清，腐败之风盛行

国有资产的产权归属，虽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宪法上被宣布为全体国民所有，可是，这一原则却无法在经济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加以贯彻。这是因为，尽管具有公民身份的社会成员在名义上都是社会财产的所有者，但在实际上，由于全民财产不可分割和在传统体制下不可交易、转让的属性，使得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不可能拥有一份可以明确辨认、并通过支配或出卖等方式实现的所有权。所以，在一些国家严重的场合，名为“全体国民所有”的资产，实际上变成“谁都不所有”的资产，成为越来越疏远人民群众、甚至成为凌驾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上的一种物质力量。原来意义上的产权以及它所反映的经济关系在这里已经非常淡化了，这就是经济学上常讲到的“产权虚置”现象。由于产权虚置，再加上发展中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因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中、营私舞弊之风盛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3.政企不分，企业经营目标重叠

国家作为政权机构和经济社会组织，是由一系列具有不同性格的、有多元的政治经济目标的组织所构成的复合体。作为全体国民的资产的所有权代表，国家负有管理全部国有资产的职能；作为政权机构，国家负有组织整个社会生活的职能；而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国家又具有控制和调节全社会经济运转的职能。此外，国家作为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还负有国防、外交等方面的职能。在实行国家所有制的情况下，由于政企不分，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实体所具有的上述多项功能必然通过各种不同渠道和多个组织机构去控制、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实现上述功能，从而形成多元化的企业经营目标。例如，国家的劳动就业部门可能把增加就业看作是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任务，因而在产业的配置上，更倾向于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财政部门则把上缴尽可能多的税收作为国有企业的主要任务；而负责社会福利和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部门则可能把稳定物价、收入再分配和援助落后地区看作是国有企业的主要功能。此外，还有些发展中国家从政治角度考虑其他一些政治目标，如摆脱外国制约以实现经济独立和赶超战略等。

由于政企不分所造成的上述企业经营目标的重叠，势必严重影响到国有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力不从心，无所适从。

4.管理混乱，企业经营效益低下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国家资本控股的企业采取国有国营的制度。在这种管理制度下，各级经济管理组织之间，以及各级经济领导者和管理者之间没有明确、具体的责、权、利的界定，对他们缺乏经济、行政、法律等方面的硬约束，领导者作出错误的经济决策或管理失职而给经济带来损失，都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照旧做领导工作，甚至还能担任更高一级的领导职务；而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绩，经济取得了很大效益，也缺乏必要的经济利益方面的奖励。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国有化以及创办和经营国有企业的过程中，缺乏具备一定素质的经济领导者和管理者。被委派去管理国有企业的官员，或者根本不懂经济工作，不懂经济发展规律，缺乏必要的经济管理知识和生产技能，或者官僚思想严重，办事作风浮夸，不深入实际，不调查研究，动辄就轻率地作出某种决策。可想而知，这种决策很少有不失误的。所以，国有企业管理不善，亏损严重，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并成为其越来越沉重的财政负担。例如，1979年，印度的145个国营企业中，有1／3是亏损的。土耳其公共企业在1977～1979年期间平均净亏损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9％，经过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才使1981年的利润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1％。墨西哥国营企业（国家石油公司除外）1970年所获利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3％，1980年的净亏损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2％。塞内加尔的国营企业在70年代中期尚有赢利，但在1977～1978年出现了赤字，1979～1980年亏损企业达42家（1980年共有国营企业68家）。坦桑尼亚412个国营企业中，赢利者仅9个。据世界银行测算，如果发展中国家国营企业的收益提高5％，成本降低5％，由此产生的财富，在土耳其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或年税收的10％；在坦桑尼亚约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或全部卫生经费；在马里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2％，或2／3的教育经费。（注：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75）

四、对国有经济的整顿和改造

面对国有经济的严峻形势，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着手对国有企业进行整顿和私有化改造。智利首开发展中国家私有化之先河。1973皮诺切特就任总统后，根本改变了阿连德政府的国有化政策，将国有企业有计划地出售给私人。1974～1980年间，智利出售了130家企业，价值超过5亿美元。到80年代末，除大铜矿外，智利其他国有企业已基本上实现私有化。这些政策的实施，调动了私人经济的积极性，使企业的经营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劳动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在智利的带领和影响下，其他拉美国家也先后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70年代后期，阿根廷政府在《阿根廷经济复兴与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把部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属于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等重要部门的某些国有企业，如国家煤气公司、国家电力公司、邮政、电讯等实行“私有化”，即部分私有化，而将属于非关键部门的国有企业全部转让给私人经营。

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私有化的还限于智利、阿根廷等少数拉美国家的话，那么，到了8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亏损状况进一步加重，国家财政收支进一步恶化，国有企业的改造问题不得不尖锐地被摆上政府的议事日程。这一时期，一些发展中国家外债负担沉重，也成为促使这些国家推行私有化政策的主要因素。因为外债中的相当部分是国有企业所欠的，有的国有企业欠外债达几十亿美元之多。将这些企业出售给外国公司，不仅可连债务一起摆脱掉，而且出售企业的收入还可用作政府的其他开支。另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也起到了诱导和促进的作用。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各国经济调整方案的建议中，提出1981～1987年期间直接贷款的1／4和政策性贷款的1／10用于扶持和促进有竞争力和效率高的私营部门的发展，对私有化表现出明显的鼓励倾向。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促使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股席卷整个发展中世界的私有化浪潮。1981～1989年间，巴西政府宣布，通过拍卖和合并等方式对84家中小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1991年付诸实施的全国非国有化计划，又将钢铁、石化、电力、银行及铁路等65家企业列入私有化名单，其中包括巴西最大的钢铁企业——国家钢铁公司。这些企业的拍卖收入达170亿美元之多，明显改善了国家财政收支状况。（注：卢韦等.走向21世纪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81）阿根廷在私有化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于1991年进一步宣布国营企业全盘私有化，其中包括两个电视台的私有化，并批准出售电话公司、国际航空公司、国家石油公司的某些部分。

在亚洲，除东亚地区的私有化取得较大进展外，原先仿效苏联模式，国有经济规模较大、发展较快的南亚各国的私有化也进展很快。1991年，印度拉奥政府上台后，相继推出减少公营垄断企业、提高私营企业资本的最高限额、提高合资企业中外资股份比例等措施。巴基斯坦的谢里夫于1990年执政后，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私营企业发展的措施，将100家国有工业企业列入私有化计划，这些企业涉及化工、工程、汽车制造和食品饮料等。斯里兰卡也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完成了对国有电信公司、石油公司、轮胎及橡胶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份制改造。1992年政府用于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股份制改造的资金为7.5亿卢比，而出售国有企业股份的收入则达32亿卢比，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注：卢韦等.走向21世纪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82）

在非洲，原先相当一部分推行非资本主义道路和大力提倡国有化运动的国家如埃及、阿尔及利亚、加纳、坦桑尼亚等，也纷纷加入非国有化和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行列。坦桑尼亚、刚果于20世纪80年代初全面整顿和改造国有企业，将其关、停、并、转，逐渐减少补贴，实行自负盈亏。扎伊尔在保持国家对能源、交通、水电等关键性企业的控制权的同时，将其他国营工商企业转为公私合营或完全私营。多哥从1983年开始实行私有化计划，截至1987年底，已出售5家国有企业，并出售另外2家企业的大部股份，此外政府还关闭了11家国有企业。

20世纪80年代起席卷发展中国家的这股“非国有化”浪潮，是国有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事实也证明，许多国家实施的非国有化措施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发展中国家在整顿、改造国有企业时走极端，把“私有化”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些本该由政府经营的关键性的部门被私有化了，甚至一些不该让外资控制的企业也被出售给了外国公司。如上所述，国有企业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正是这些局限性，妨碍了其经营效率的提高。但是，决定一个企业效率高低的因素很多，不仅仅在于其公有还是私有。私营企业由于管理不善而效率低下，最终导致破产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国有企业由于制度合理，管理科学，从而成为经营典范的也并非一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列昂惕夫指出，不可能所有部门都由私人经营，有些部门改为私营只会降低效率。例如，台湾早年发展钢铁工业，原希望民间企业家来办钢铁厂，但没有人愿意办或有能力办。后来，不得不由政府来办，建立了台湾人至今还引以为骄傲的“中国钢铁公司”。因此，在整顿和改造国有经济成分时，出路不只是私有化，更重要的是理顺产权关系，改革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凡投资巨大、回收期长、有一定风险，且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些垄断性部门如供电、供水、电讯、铁路等以及钢铁、石油化工等基础工业部门，宜由国家投资兴办，以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在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至于一般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应适当退出，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开拓空间。同时，应重视改革和完善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如：建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变多头分散行使所有权为集中统一行使所有权；建立国有企业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机制，如通过国有民营以及承包制、租赁制等形式，将经营者的物质利益与国有资产的增值联系起来；建立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收入分配机制，等等。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只要通过努力，将上述几方面关系处理好了，就可以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率，使其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当前，我国正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长期以来，我国尽管实行计划经济，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有经济的发展方面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也面临着许多相似的问题，比如，国有经济分布过宽、布局不合理，以及国有企业整体素质不高等等。因此，认真学习、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整顿、改造国有经济的经验，对于搞好我国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促进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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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约翰·科迪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

3.巫宁耕.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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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环境经济核算已成为目前国际上研究的焦点，其基本思想是将环境因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测算出经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称为国内生态产出或绿色产出(英文简称EDP)，以弥补传统GDP指标的不足。

在经济活动中，由于发展经济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已经出现了各种严重的生态问题，空气污染、水质污染、森林消失、土壤沙化、资源枯竭等等，这些问题既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又严重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可持续发展要求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等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相适应，环境保护是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是相互联系的，并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程度是区分传统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分水岭。在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中，经济过程和环境系统是完全分离的，因此，它不能反映环境对经济过程的贡献，从而也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为了适应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统计核算的新要求，联合国统计局和世界银行在其联合发表的题为《环境管理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未能包括环境资源因素的重大缺陷，并从1987年起联合开展了《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研究》。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主体文件中明确规定，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各会员国的主要目标为扩大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环境和社会因素纳入该体系，至少所有会员国的核算体系应包括附属自然资源核算制度”。

挪威和芬兰是欧洲开展自然资源核算研究较早的国家之一，在世界同领域中处于领先行列。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学者还开始利用实际的统计资料开展实证分析。本文拟对我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的子系统———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进行研究。

2国外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基本思路

联合国统计局向世界各国公布的《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SSDS）曾对环境经济核算的范围作了推荐性界定：凡是影响人类活动的地理空间、地貌、土壤、动植物、矿物等都是环境经济核算的范围。按照其要求，环境经济核算范围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环境污染与环境保护，这三者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影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它们是环境经济核算的主体。

2.1地理条件核算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主要指某一地域内的地理环境，包括地理位置、地貌和气候等方面的自然物质要素。在统计核算中具体指与社会人口生活息息相关的地貌、气温和干湿度。这些自然要素影响人类的活动，制约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能够从一侧面反映某个行政区域或一个国家人口的生存环境。从这三个方面设计指标构造核算表进行地理条件的核算。

2.2自然资源核算

自然资源是指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它包括土地资源、地下资源、生物资源和水资源。自然资源用以下指标核算：自然资源储量变化串、自然资源结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及消费量、矿产资源回采串、自然资源破坏成退化程度、资源进出口量。

2.3环境资源、环境污染与环境保护核算

环境资源可分为大气环境和生态环境，其中，生态环境包括土地生态环境、森林生态环境和水生态环境等。环境污染，指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中所排放的废弃物质超过环境的容量和自净能力，致使环境质量恶化、生态系统失调的一种活动。环境保护，是指人类治理污染、改造生存环境、维持环境自净能力的活动。

环境指标核算包含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量及变化量，人均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故总量及变化串，废气处理串、工业污水排故量及变化串、森林覆盖串、人均森林面积、水土流失面积及变化串，沙漠化土地面积及变化串、草原退化面积及变化串、自然保护区面积、野生动植物物种数量及变化率、受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数量、森林覆盖率增长率、格林综合污染指数、“三废”综合利用量、城市噪音水平、城市人均绿地面积、环保投资占GDP比重、抗灾串、人均资源数员以及支撑的潜力、环境承载能力。

上述三个方面构成了环境经济的实物量核算。虽然实物量核算是环境经济核算的基础，但仅仅依靠实物量核算提供的数据，还不能全面地描述环境资源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因为，不同的计量单位使各种实物数据无法综合，而且也缺乏可比性。要想得出综合并具备可比性的核算结果，必须同时以货币单位进行计量，进行价值量核算。

由于环境资源的使用大多属于非货币交易，在难以通过市场行为确定其价格的情况下，对资源增减、环境变化的估价只能采用虚拟方法。现从理论上提出了三种虚拟估价方法：

（1）市场价格法。它以经济活动对环境资源的利用量和相应的市场价格来计算环境资源的经济使用价值。从理论上讲，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核算最适合国民经济核算，但现实中的环境资源利用远未市场化，这就为市场价格法的运用带来了因难。一般认为，市场价格法比较适合于环境货物(如开采的地下资源)数量利用的情况。（2）住户意愿法。它就是以人们为了自己将来的健康和福利，利用和改善资源环境而愿意承担的费用作为环境数量减少和质量下降的损失价值。由于该方法受主客观因素影响，随意性大，在目前的环境经济核算中，一般和市场价格法合起来应用。

（3）维护成本法。环境经济成本概念的提出，其理论基础是环境的资源观和价值观。环境作为一种资源，是因为环境系统的各个要素及其组合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得以实现的基础，离开这一资源基础，人类将不复存在。

（4）按照资源环境恢复到耗减和降级前的水平所需的费用来计算其价值。与市场价格法相比，维护成本法在理论上更加体现持续发展的思想，因为维持资源环境的数量和质量水平不变，也就是保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用公式表示为：

EC=(D-S)×I，

其中：EC为环境成本，D为环境资源需求量，S为环境资源供应量，I为环境成本系数。

环境成本表现为人类活动对周围环境质量和受纳体的不利影响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对活动地造成的损失和对活动地以外的其他区域造成的损失。从量的角度看，环境成本应等于受纳体损失的总和。因此，国际上一些专家比较看重维护成本法。

总之，国外价值量核算方法注重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的计算，主要考虑耗减问题。同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区户相比，现在，价值量核算方法增加了对“外部”环境成本和收益的核算，它在以下两方面扩展并完善了SNA体系：产品生产和最终需求对自然资源的使用；由于污染等因素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3对我国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的思考

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必须尽快实行环境核算，以此强化人们的环境与资源意识。但是，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还不完善，环境统计资料也残缺不全，要建立我国的经济与资源环境综合核算体系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结合对目前我国环境经济核算现状的分析，目前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应该考虑以下两个方面才会更为科学可行：

（1）经济信息与环境信息并重。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基于对环境因素的考虑，在核算内容上会产生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计算增加值时，将考虑生产经营过程对自然资源的使用等因素，并把它们视同中间投入予以剔除；二是在认同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基础上，将进一步深入地分析和考量经济活动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效率。这就需要在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时要将经济信息与环境信息并重来考虑。

（2）宏观核算与微观核算相协调。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的视野不能仅局限于单个企业，也不能单单从社会经济的整体角度考虑问题。在企业环境核算内容与方法的设计中要充分体现宏观思维，以保障企业间环境核算信息的统一性、可比性和系统性，同时要根据单个企业的特质区分对待，这样就会使得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考虑的层次更为全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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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分工和专业化，国家竞争力 纵观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历史，国内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对本国工业化都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但对大国而言，似乎国内区域贸易的作用比小国更加明显。根据Chenery.H等人的研究，在大国工业化过程中，国内贸易的扩张对轻工业增长的平均贡献率约80%，对重工业的贡献率约65%，而小国分别为60%和40%。简言之，在大国经济中，国内贸易无论对轻工业还是对重工业的最终贡献率都大于小国。另据库兹涅茨的研究，对大国而言，如果国内区域贸易发达，在国际贸易依存度很小的情况下也可实现经济的增长，原因是大国的国内市场和资源条件允许其发展专业化和规模经济。指出这些不是说我国不需要国际贸易，也不是说我国不需要继续扩大对外贸易，而是提醒我们在发展国际贸易的同时，不要忽视了国内区域贸易对经济发展和提升国家竞争力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是在国内各区域存在大量贸易壁垒和国内区域贸易占GDP总额较小的情况下，各地就积极发展对外贸易，而且各个区域对国际贸易的热衷程度远远大于对国内贸易，并在不同程度上形成对外贸易偏好。这种贸易格局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我国作为大国经济所拥有的全国范围内的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等优势难以发挥。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逐年兑现加入WTO承诺的背景下，探讨如何协调国内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关系已成当务之急。

1、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的相互替代关系 一般认为，国际贸易与区域贸易有共同的贸易基础。迄今为止的贸易理论研究表明，比较优势仍是贸易主要基础。在比较优势的多方面来源中，最常见的仍是要素禀赋的差异。下面就以要素禀赋为例，探讨区域贸易与对外贸易的相互替代关系。 假设A国有E和W两个地区，生产X(劳动密集型)和Y(资本密集型)两种产品，使用K(资本)和L(劳动)两种要素，没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K也不跨区流动，并且区域和国际贸易的基础都是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使用地区国家相对丰裕的要素生产的产品都拥有竞争优势。再假设在开始时，E、W两地区相对要素禀赋与世界要素禀赋相同，既无区域贸易，也无对外贸易，A国的生产量等于消费量。劳动力从W流向E，而资本不流动，导致了区域和国际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下面分几种情况来讨论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的替代关系。

1.1区域不完全分工时的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 显然，劳动力的流入使E成为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地区，生产更多的X，而W地区生产更多的Y。根据罗伯津斯基定理，E地增加的X的产量将等于W地减少的X的产量，E地减少的Y的产量将等于W地增加的Y的产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A国的生产量仍然等于消费量。由于两个地区的生产与需求偏离;贸易不可避免，E将输出X输入Y，W则相反;至于这种输出和输入是采取区域贸易，还是对贸易的形式，或者两种贸易都发生，则稂难确定。

因为根据假设，这时对外贸易和区域贸易的价格相同，交易成本也相同，两者没有差异。更为一般的情况是两种贸易并存，并且这时可以确定的是：第一，对外贸易是一种严格的交叉贸易，E、W两地的对外贸易形式相反而贸易量相等，使得A国作为一个整体，同时进口和出口X与Y，并且X和Y的进口和出口量均相等;第二，由于总贸易量一定，区域贸易量增加将减少对外贸易量，对外贸易量增加将减少区域贸易量，两种贸易之间有明显的替代关系。

1.2区域完全分工时的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 仍然假设劳动力由W流向E，并且数量足够大，致使W完全分工于Y后仍在继续流动。在这种情况下，W地区不仅将减少X的产量，还将减少Y的产量，而E地区只增加X的产量;A国为了保持原来消费中X与Y的相对量，必须成为Y的净进口国和X的净出口国。这和E地区以前的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形式是相同的。两地区的区域贸易量和对外贸易量可以有多种组合来实现上述结果：第一，E和W同时有区域贸易和对外贸易，E输出X输入Y，W相反，且E的对外贸易量超出W的，以保证A国是X的净出口国和Y的净进口国 ;第二，E和W的贸易一部分是对外贸易，但E的对外贸易量超过w的对外贸易量，维持A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贸易形式

;第三，W的贸易全部是区域贸易，E的贸易则包括区域贸易和对外贸易，E的贸易形式就是A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贸易形式。，第一种情况最为一般，并且此时区域贸易与对外贸易的替代关系表现得更突出，一种贸易的增加将减少另一种贸易。当劳动力继续由W移向E，致使E也完全分工于X时，其结果与上面两种情况相同，区域贸易与对外贸易的替代关系仍然存在。

只不过由于劳动力要素分布更为不均，A国作为一个整体;Y的产量更低，消费水平也更低。 以上分析了资本不跨区流动且劳动力区域分布不均的情况下，区域贸易与对外贸易的替代关系。在劳动力均匀分布而资本不均匀分布的情况下，这种替代关系同样存在，只不过区域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形式将相应地有所改变;这里不重复。

由于在维持贸易平衡的前提了，区域贸易量对于两个地区而言是相同的，拥有较大贸易量的地区也就是拥有较大对外贸易量的地区，并且该地区的贸易形式决定了A国的对外贸易形式。也就是说，把A国划分为两个地区后，它以地区的形式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A国总的对外分工和贸易形式是其地区对外分工和贸易形式的加总;只要各地区的对外贸易形式不同，就存在区域贸易和对外贸易互相替代的可能。

1.3影响贸易量在区域贸易和对外贸易之间分配的因素 在各地区的贸易量和贸易形式一定的条件下，许多因素可以影响贸易量在区域贸易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分配。没有政策干扰的自然状态下，这种分配主要取决于这两种贸易的贸易条件和交易成本。在交易成本相同的情况下，对于出口方而言，如果区域贸易的贸易条件优于对外贸易的贸易条件，它将努力把对外贸易转化为区域贸易，直至两者的贸易条件相同或对外贸易量降为零;如果对外贸易的贸易条件更优，则相反。而在两种贸易的贸易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对外贸易的交易成本更高，它会把对外贸易转化为区域贸易，如果区域贸易交易成本更高，则相反。由于在自然状态下对外贸易交易成本要高于区域贸易，因此区域贸易在许多发达大国工业化进程中曾得到了先于对外贸易的大发展。

2、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的相互促进关系

2.1国际贸易促进国内区域贸易的发展 布罗代尔在对中世纪晚期近代初期欧洲民族国家全国性市场形成的历史详细考察之后得出结论：对外贸易的繁荣通常是统一的民族市场最终诞生的前奏……从地区市场发展到全国市场，把几个范围不广，几乎独立且往往颇具个性的经济区连为一体，不是自发完成的，统一的国内市场既是在政治意志的强制下，也是在资本主义商业扩张尤其是在远程对外贸易的强制下才得以完成的。

2.2区域贸易量扩大促成的企业规模经济能改变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 随着国内区域贸易量的增加，国内企业的生产规模增大，企业规模经济降低单位产出的平均成本，为提高价格竞争力提供基础。价格竞争力提高后，在其它条件特别是非价格竞争力不变的情况下，不仅会增加别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困难，而且一国原来即使在国内市场上难以和别国产品相竞争的产品，也有可能成为出口产品，从而获得新的国际竞争优势，改变竞争优势的国际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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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准备工作费的内容

准备工作费的内容因不同国家(地区)的习惯和工程内容而异,一般包括下列内容:施工用水、电费;计日工费用(含人工、主要材料和施工机械费);脚手架费;I临时设施费;业主、监理工程师办公室及生活设施费;试验费;工人现场福利及安全费;职工交通费;日常气象报表费;现场道路及进出场道路修筑和维护费;恶劣气候环境下工程保护措施费;现场保卫设施费;现场清理费。

3准备工作费的估算

在准备工作费的估算中应有总额控制的技巧,一般准备工作费约占工程总价的10%~15%,部分可达25%。工程规模越大其所占比重越小,工程规模越小其所占比重越大。这些费用每项只列一个总额,但在具体估算时应分别详细计算。准备工作费的确定往往涉及施工组织及施工方法等,必须进行专门的分析。

(1)施工用水、电费。如果由业主供水、供电。则可预估每天的平均用水、用电量,再乘以施工天数,酌情增加损耗(5%~10%)和必要的线路及设施费等。但目前在中东和非洲的某些地区,特别是水利工程的工地,普遍缺乏供水、供电来源,则施工用水就需考虑买水、运水及储水设施等费用;或考虑打井、抽水、贮水设施等费用,同时结合施工工期,计算一次性投资和经常费用(包括人工费)来确定施工用水费。施工用电须考虑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应计算设备的折旧费(工期较长者可考虑一次摊销)、安装及拆运费、日常的油料费及人工费等。

(2)计日工费用。在准备工作费中,经常有一项内容要求报出主要人工、主要材料和关键施工机械的计日或计时费用。人工和材料按咨询的价格加以必要的管理费用报出即可,而机械费用则可视施工工期的长短和投标策略的需要,采取一次性摊销计算或按适当折旧费加经常费的计算方法解决。该项内容主要作为在业主要求增加工程量或工作内容进行补充报价或结算时的计算依据。从施工方的角度来说,该项内容是一个主要的利润来源,宜高报。

(3)脚手架费。脚手架费系指整个施工过程中使用的全部脚手架的费用,包括内外脚手架、混凝土浇筑、土方和防水工程、满堂脚手架、简易脚手架以及吊篮等。应根据图纸分别确定脚手架的搭设方法及次数,然后分别计算各种脚手架的工程量,最后参考国内的定额做必要的调整(如工效、管件的周转次数),从而编出单价分析,逐项计算各项费用,最后汇总即为脚手架的全部费用。此外,如有以往测算资料,也可按占全部工程的百分比计算(如0.5%一1%)。

(4)临时设施费。临时设施费不宜采用国内工程造价的一定百分比包干的办法计算,而应根据总标价、工期及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估算。通常采用的方法是:首先根据施工组织设计及国内临时设施的面积定额,分别确定生产、生活等用房面积,再根据工程所在地人工、材料等确定每平方米造价而计算出全部临时费用。在气候特别炎热或寒冷的地方,则还应考虑空调及取暖设备的费用。临时道路、停车场、用水电管线可以按施工组织方案的实际量加以计算。临时电话费则根据工地的大小和所需电话机的多少计算引入线路、安装、拆除手续费等一次性费用和全部施工期间的经常费用。

(5)业主、监理工程师办公室及生活设施费。一般在投标文件的工程说明书中有明确的面积、质量标准及所需的卫生设备、家具、仪器等,所报的价格可以根据这些要求计算。此外,还可能要求配备服务人员,则其施工期间的全部工资也应列入。

(6)试验费。试验费包括试验室建设费、设备购置费以及试验人员的工资等费用。一般招标文件中对试验室的建筑面积、标准以及应配置的设备清单都有详细说明,可根据购买地的价格,加上采管费、运输费、安装费和进关费等,最后还要计入试验人员的工资及办公费等。

(7)工人现场福利及安全费。这些费用相当于国内的劳动保护费,如安全技术设备、用具的购置、摊销和维护费用;发给职工个人保管使用的劳动保护用品购置费;防暑降温费;对有害健康作业者发给的保健津贴、营养品等,以及有关工人的医药、卫生(包括医务人员及设施的开支)及生活设施的购置、摊销和经常费用等。可按工期长短及每个人每月若干金额计算(按经验,一般非洲国家外籍管理人员每月需现场福利及安全费约为30—50美元;当地工人这项费用很低,可忽略)。

(8)职工交通费。职工交通费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分别加以计算,如施工地点较集中,应考虑将交通费变通为住房补贴;如施工地点分散,则应考虑安排专车接送。另外国际上通常规定工人每天上下班往返路途时间不超过1h,超出的时间可列为上班时间。而实际执行时一般可不考虑超出时间,原因是可要求工人住宿的地点离工地不要太远。

(9)日常气象报表费用。所需仪器设备及文具、纸张外,其他比较重大的费用是负责日常报表工作的专职人员的工资开支,应按整个工期的长短考虑。如果监理工程师同意,可与当地的气象部门联系,购买其报表或让其经常提供数据,此举更有说服力,同时也可减少设备仪器和人员的投入,降低工程成本。

(10)现场道路及进出场道路修筑和维护费。现场道路及进出场道路修筑和维护费包括场区内的道路和进出场必经的公共或私人的道路维护保养费用。场区内的道路修筑及维护费应根据施工组织设计提供的实际量计算;公共道路的维护费相当于国内的养路费;在国外,有些道路属于私有道路,施工的各种车辆必须通过时也需交纳一定的维修养护费,这些费用可根据车辆数量、次数、施工工期和当地有关规定估算。

(11)恶劣气候环境下的工程保护措施费。与国内冬季、雨季施工增加费相似,应结合当地恶劣气候条件,充分考虑其对施工的影响程度。这就需要对当地气候环境条件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往往因考察时间有限,这笔费用难以估计准确,可在考察后在其报价的基础上增加3%一5%。

(12)现场保护设施费。现场保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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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经济效益动态分析

选取一定的经济效益相关指标，如利润总额、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等进行分析。运用动态分析方法进行综合评价，找出指标的差异所在，对电力企业运行状况详细分析，这种方法灵活高效，具有较高的实用性，便于电力企业管理者用于决策。它的具体操作步骤有：（1）分析与经济效益有关的各因素，寻找不同层次不同结构下因素的变化关系，如利润总额在一定时间区间的变化。（2）对于不同区间的指标进行大小比较，形成对称矩阵，确定不同时间内指标的大小变化，即是对电力企业经济效益产生的作用大小。(3)对矩阵进行计算，得出评价函数，进而计算得出权重系数，再通过检验，对经济效益排序，从而使得动态分析客观合理，对电力企业的经济效益评价更具实际意义。此外，层次分析法也是动态分析的一种，它将选定的指标实行定量或者定性的分析，划分不同层次，通过层次结构比较电力企业经济效益的好坏。其具体步骤是：（1）选定某一因素，将其划分具体层次结构，如盈利能力，从高到低划分几层。（2）将高低层次分别对经济效益相关度的大小依次排列，形成判断矩阵。（3）对判断矩阵中，盈利能力在某层次中所占的比重进行计算和筛选，然后确定某一层次对经济效益的权重是多少。这种方式也是综合评价的较好方式，在电力企业经济效益研究中也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三、构建电力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体系

首先，要确定电力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体系的构建方式。在对各相关因素进行整体了解后，对影响较大的因素展开详细调查信息的充分获取，要使这些指标形成体系，信息足够充分。具体实施时，是将盈利能力、财务指标等具体项目列下来进行分析，同时不能只注重企业效益，还要对社会贡献度指标进行考察，确定准则层，最好确定具体的细化指标，然后实施对经济效益的动态研究。其次，优化电力企业经济效益动态研究的指标。选择恰当的方法，采取恰当的步骤，争取动态研究的简单化，保证研究结果的实用性和可参考性。可以先确定经济效益总目标，包括财务指标和社会效益，再对具体的目标进行细化，例如财务指标包括什么，社会效益是指哪些方面等，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具体到每一要素就是对动态研究的优化。另外，对于重复的指标进行精简，因为不同指标重复的信息会大大降低动态研究的效率，因而要剔除出去，确保选择指标的高效性，使得对国家电力企业经济效益的动态研究更科学、更具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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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动力来自于生产要素的不断投入，但是要实现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仅仅是投入生产要素是不够的，还必须依赖于生产效率的快速提高。因此，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一般将经济的增长方式分为粗放型与集约型两类。它们根本区别在于对经济的贡献不同，前者依赖于投资的增加实现对经济的增长，主要体现在数量的投资增加；后者依赖于科技创新，主要体现在质量的提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研究。

一、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演变特点及经验

1.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演变的过程，纵观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都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阶段：

1.1机械化阶段（1760年-1860年）

此阶段的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简单的机械生产方法代替手工劳动：机械制造、铁路交通及航空运输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此时个体私营企业或者合伙制工厂成为主要的生产组织，与前期的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投入的农业经济相比，此阶段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依赖于新兴部门吸呐大量的剩余劳动人口而获得的，因此，称此阶段的的增长方式为劳动力投入驱动型的。

1.2重工业阶段（1860年-1910年）

此阶段的主要特点：重型机械替代了简单机械，基本实现了社会化大生产，国家基本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工业革命基本完成。钢铁、电气、重工业、化工等领域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股份制公司成为了生产组织的主要形式。此阶段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依赖于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而实现，因此，称此阶段的经济发展方式为资本投入驱动型。

1.3资本管理阶段（1910年-1970年）

其主要特点是：社会经济组织已经经历了资本的积累阶段，由于流水线生产的应用，大规模的精益生产与销售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汽车工业、石油工业、民用消费及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此阶段的经济发展方式已从资本投入驱动逐渐转向管理创新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驱动型。

1.4信息化发展阶段（1970年-现在）

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信息化与智能化成为生产方式的新特征，服务、金融、电子信息成为了社会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教育、研发、科技创新等词语成为此阶段的主要关键词，此阶段的经济发展方式演变为知识创新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驱动型。

2.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验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有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其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2.1政府应该在非竞争领域做出自己的职责

政府在非竞争性领域所做的一些干预政策对经济的发展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例如：税收优惠、出口退税、支持研究与开发等，能发挥较好的协调、引导作用，能为经济的发展转型起到基础性作用。在90年代，美国总统克林顿为了推动电子商务快速发展，设立网上交易免税区。

2.2强化市场机制在竞争性领域的地位

强化市场机制在竞争中领域的地位，确保市场开放性、充分竞争性，建立完全的市场秩序，欧美发达国家一般采用如下措施：一开放生产要素市场、促进资源合理配置，让资源合理流动；二充分发挥市场的价格机制的作用，确保市场价格信息透明；三 强化企业才是市场的主体、一切以企业的发展为前提。

2.3通过科技创新促进新兴产业发挥主导作用[1，2]

此阶段政府要注重新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并实现科技创新。要达到上述效果，政府要做如下工作：首先要提高国民素质，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人才离不开教育，因此政府必须加大教育力度。其次 要加快新技术装备引进的步法，提高企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在引进新技术的同时，要加大技术创新，要开发具有前瞻性与实用性的产品。例如：日本SONNY和韩国三星，在这方面做得都不错，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此政府必须提供相应的发展平台和空间。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时在资源约束和经济结构失衡的情况发生，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自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率均达到了9.7%，形成了庞大的国民经济总量，到2010年GDP已经超过日本，仅此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过于追求速度，产生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失衡，反而束缚了经济的发展。

1.重工业化的资源稀缺约束了本国的工业化水平，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后阶段，即以重工业阶段为主的阶段，这对资源的持续供应和环境的承载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到2009年底，我个各项能源消耗占世界的比例均达到世界消耗的1/5；因此国际上形成“中国需要什么、什么商品涨价”的格局。同时我国面临着资源总量有限而资源利用率又低的局面，这些因素不解决必将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

2.产业结构不合理引起就业结构扭曲，过去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的格局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得到加强[3]。

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就业结构扭曲经济发展，各类产业应该协调发展，目前中国主要是依靠第二产业发展经济，占GDP比重为46.8%，分别高于第三产业42.6%，而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的比重为70%，因此第三产业不足，造成无法吸纳更多的人就业，大量人员无法就业就造成经济的负担，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投资、消费与进出口“三驾马车“发展失衡具体表现在：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经济发展主要依赖投资和净出口拉动。

从2003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都是以投资为主经济增长模式，每年固定资产投资均超过了25%，对经济的贡献都超过40%以上；同样进出口贸易增长过快，经济结构不合理，风险较大，经济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拉动，国民消费率严重过低。

三、推动国家与地方经济转型的手段与趋势

1.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

首先维护市场的公平与竞争性，建立市场公平竞争的体系，加大公共产品的建设，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从制度和层面上保证市场机制才是社会的主角；其次是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把节能降耗减排、市场机制是否完善，居民生活和居住环境等民生改善等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中，从制度设计上，限制地方政府为片面追求GDP增速导致的资源浪费和与民争利问题，抑制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为追求短期业绩的冲动。

2.优化投资结构

一是以优化投资结构为切入点，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严格控制土地审批，调节信贷投放总量和投向，提高环保、节能、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大力支持经济发展内生性较强的民营企业发展。二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一次分配在注重效率的前提下，重视和兼顾社会的公平，逐步增加城乡劳动者整体收入水平；政府扩大转移支付的二次分配，要重点向低收入人群倾斜。同时，改善消费环境，拓宽消费领域，挖掘潜在消费需求，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三是优化进出口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出口，支持具有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扩大服务产品和农产品出口，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增加能源、原材料以及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进口。

3.发展信息产业，以信息产业促进工业化，大力发展物联网，以物联网推动经济发展的转型

目前，业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物联网是互联网和信息化应用的延伸和拓展。物联网推出以后，将引发产业革命，促进社会变革，将促进行业融合，尤其是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物联网是信息化和自动化的发展成果，大量劳动力会在物联网发展过程当中得到释放，这将引发劳动力的转移。

以珠三角地区为例：到2012年，广东将力争实现物联网设备制造业产值超1000亿元、物联网信息服务业产值超1000亿元，催生广东物联网产业集群，最终打造“智慧广东”。广州是“智慧广东”计划的试点示范城市。广州700多家物联网企业主要分布在卫星导航、RFID、传感器三大行业，这些行业将吸纳大量的劳动力，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因此大力加大物联网的建设，可以顺利推动国家和地区的顺利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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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在国际投标报价中，有一项为“准备工作费”，通常要求单独报价。该部分内容一般未明确具体的工程量，而要求承包商根据自己的施工安排和实际的施工经验进行估算，相对较难测算。笔者根据实际经验就有关的测算方法作一介绍。

2准备工作费的内容

准备工作费的内容因不同国家(地区)的习惯和工程内容而异，一般包括下列内容：施工用水、电费；计日工费用(含人工、主要材料和施工机械费)；脚手架费；I临时设施费；业主、监理工程师办公室及生活设施费；试验费；工人现场福利及安全费；职工交通费；日常气象报表费；现场道路及进出场道路修筑和维护费；恶劣气候环境下工程保护措施费；现场保卫设施费；现场清理费。

3准备工作费的估算

在准备工作费的估算中应有总额控制的技巧，一般准备工作费约占工程总价的10％～15％，部分可达25％。工程规模越大其所占比重越小，工程规模越小其所占比重越大。这些费用每项只列一个总额，但在具体估算时应分别详细计算。准备工作费的确定往往涉及施工组织及施工方法等，必须进行专门的分析。

(1)施工用水、电费。如果由业主供水、供电。则可预估每天的平均用水、用电量，再乘以施工天数，酌情增加损耗(5％～10％)和必要的线路及设施费等。但目前在中东和非洲的某些地区，特别是水利工程的工地，普遍缺乏供水、供电来源，则施工用水就需考虑买水、运水及储水设施等费用；或考虑打井、抽水、贮水设施等费用，同时结合施工工期，计算一次性投资和经常费用(包括人工费)来确定施工用水费。施工用电须考虑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应计算设备的折旧费(工期较长者可考虑一次摊销)、安装及拆运费、日常的油料费及人工费等。

(2)计日工费用。在准备工作费中，经常有一项内容要求报出主要人工、主要材料和关键施工机械的计日或计时费用。人工和材料按咨询的价格加以必要的管理费用报出即可，而机械费用则可视施工工期的长短和投标策略的需要，采取一次性摊销计算或按适当折旧费加经常费的计算方法解决。该项内容主要作为在业主要求增加工程量或工作内容进行补充报价或结算时的计算依据。从施工方的角度来说，该项内容是一个主要的利润来源，宜高报。

(3)脚手架费。脚手架费系指整个施工过程中使用的全部脚手架的费用，包括内外脚手架、混凝土浇筑、土方和防水工程、满堂脚手架、简易脚手架以及吊篮等。应根据图纸分别确定脚手架的搭设方法及次数，然后分别计算各种脚手架的工程量，最后参考国内的定额做必要的调整(如工效、管件的周转次数)，从而编出单价分析，逐项计算各项费用，最后汇总即为脚手架的全部费用。此外，如有以往测算资料，也可按占全部工程的百分比计算(如0．5％一1％)。

(4)临时设施费。临时设施费不宜采用国内工程造价的一定百分比包干的办法计算，而应根据总标价、工期及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估算。通常采用的方法是：首先根据施工组织设计及国内临时设施的面积定额，分别确定生产、生活等用房面积，再根据工程所在地人工、材料等确定每平方米造价而计算出全部临时费用。在气候特别炎热或寒冷的地方，则还应考虑空调及取暖设备的费用。临时道路、停车场、用水电管线可以按施工组织方案的实际量加以计算。临时电话费则根据工地的大小和所需电话机的多少计算引入线路、安装、拆除手续费等一次性费用和全部施工期间的经常费用。

(5)业主、监理工程师办公室及生活设施费。一般在投标文件的工程说明书中有明确的面积、质量标准及所需的卫生设备、家具、仪器等，所报的价格可以根据这些要求计算。此外，还可能要求配备服务人员，则其施工期间的全部工资也应列入。

(6)试验费。试验费包括试验室建设费、设备购置费以及试验人员的工资等费用。一般招标文件中对试验室的建筑面积、标准以及应配置的设备清单都有详细说明，可根据购买地的价格，加上采管费、运输费、安装费和进关费等，最后还要计入试验人员的工资及办公费等。

(7)工人现场福利及安全费。这些费用相当于国内的劳动保护费，如安全技术设备、用具的购置、摊销和维护费用；发给职工个人保管使用的劳动保护用品购置费；防暑降温费；对有害健康作业者发给的保健津贴、营养品等，以及有关工人的医药、卫生(包括医务人员及设施的开支)及生活设施的购置、摊销和经常费用等。可按工期长短及每个人每月若干金额计算(按经验，一般非洲国家外籍管理人员每月需现场福利及安全费约为30—50美元；当地工人这项费用很低，可忽略)。

(8)职工交通费。职工交通费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分别加以计算，如施工地点较集中，应考虑将交通费变通为住房补贴；如施工地点分散，则应考虑安排专车接送。另外国际上通常规定工人每天上下班往返路途时间不超过1h，超出的时间可列为上班时间。而实际执行时一般可不考虑超出时间，原因是可要求工人住宿的地点离工地不要太远。

(9)日常气象报表费用。所需仪器设备及文具、纸张外，其他比较重大的费用是负责日常报表工作的专职人员的工资开支，应按整个工期的长短考虑。如果监理工程师同意，可与当地的气象部门联系，购买其报表或让其经常提供数据，此举更有说服力，同时也可减少设备仪器和人员的投入，降低工程成本。

(10)现场道路及进出场道路修筑和维护费。现场道路及进出场道路修筑和维护费包括场区内的道路和进出场必经的公共或私人的道路维护保养费用。场区内的道路修筑及维护费应根据施工组织设计提供的实际量计算；公共道路的维护费相当于国内的养路费；在国外，有些道路属于私有道路，施工的各种车辆必须通过时也需交纳一定的维修养护费，这些费用可根据车辆数量、次数、施工工期和当地有关规定估算。

(11)恶劣气候环境下的工程保护措施费。与国内冬季、雨季施工增加费相似，应结合当地恶劣气候条件，充分考虑其对施工的影响程度。这就需要对当地气候环境条件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往往因考察时间有限，这笔费用难以估计准确，可在考察后在其报价的基础上增加3％一5％。

(12)现场保护设施费。现场保护设施费指现场的围篱、安全带、出入口、警卫室和夜间照明设施及保安人员费用等。可根据现场总平面布置及这类设施的设计图纸估算所需要的工料费进行一次摊算，不计残值，最后加上保安人员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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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体育经济管理人才培养途径

2.1突出各级管理机构的主导作用,合理完善配置体育经济管理是一个宏观的课题,它是需要政府主导的行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处宏观管理职能要与时俱进,不断的得到完善发展。体育行政部门要迅速成立或完善管理体育经济各级机构,专门管理地方体育经济发展工作。贯彻“中国梦”的群众路线,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要求的体育经济协会组织,协调好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的互补作用,利用组织平台、积极吸收和培养优秀人才,以推动我国体育经济的良性发展。

2.1.1高校在体育经济相关企业建立实习基地各高校从事体育经济专业的教师可以拓宽渠道,深入体育企业的第一线,了解不同企业的各种经营管理动态,体会“体育强国梦”具体实践。从实践中总结理论知识,并用理论知识来指导实践。在其间发现最新最实在的问题,并研究出解决方案、充实教学内容。以案例的形式等向学生剖析、传授最新的专业知识。体育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重要的不仅仅是学习好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如何把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去。所以,实习基地可以帮助他们,熟悉体育企业的各个具体运转流程,感受实际运作的氛围,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使学生有针对性的学习新知识、探究新问题。

2.1.2发挥高校教育资源的优势为企业员工培训提供平台员工专业的再教育,知识的再更新是企业发展的基础。管理人员的培养是体育企业成功的重要一环。高校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和研究力量,有更为广阔的与国内外交流的平台,有条件为社会体育经济相关经营管理人员提供系统培训。高校特有的学习氛围能够激发体育企业管理人员进行反思和探索,帮助实践经验丰富的员工通过系统学习和思考,建造“中国梦”实现“体育强国梦”,快速提高管理水平。

2.1.3创新教学思维吸引一线管理人员直接参与教学工作高校体育经济的专业教师相比社会上的一线经营管理人员,在实践运作上处于劣势,理论与实践无法做到无缝结合。这会直接影响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在步入社会、走上岗位缺乏社会适应性。因此,高校不能固步自封,盲目自大。应当邀请体育企业最前沿的专家参与到体育经济专业的教学中来,为教学带来企业管理、市场管理最前沿的讯息,特别是整个体育经济的生态圈的时代信号。更新体育经济管理的教学内容,切实提高学生面对实际问题如何解决的能力,促进高校教育和市场经营、经济管理的有机结合,形成一套完整的机制。要把市场的需求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依据,充分发挥高校多学科结合的优势,为我国体育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足够的后备力量。

2.2以“中国梦”为契机,更新管理人才的课程体系现行培养体育经济管理人才的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着重理论轻技能、培养与需求不贴切等问题。即单一强调专业知识的灌输,忽视经营管理技能的培养,教育工作与社会、市场的实际需求脱钩等问题。这急需要对我们人才培养的课程设置进行更新调整。

2.2.1构建完整的课程体系任何一门完整的课程体系都包括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体育经济管理专业的课程,也必须包括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两大部分。其中理论课程体系不仅仅包括理论专业知识,更应该体现在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自学能力上;实践课程体系要紧密连接理论课程体系,即在社会实践、体育经济管理技能实习的过程中再学习再提高等等。

2.2.2增设多样的选修课程以期拓宽专业平台体育经济管理不是单一的专业,它必须有多学科知识搭建平台,才能得以支撑。增设多样的选修课程,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爱好做到有的放矢,从而更好的激发积极性、创造性和个性,并能够从不同角度、多个层面培养学生建立“中国梦”,弘扬“体育强国梦”。

2.3固定时期、固定阶段开展中短期培训充分利用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职能、社会体育机构的组织功能和高校的教育优势,固定时期、固定阶段对现有的体育经济管理人才进行强化培训。目的就是为了缓解当前人才短缺、人才培养周期长的困境。这样一是时刻紧握时代脉搏、与时俱进,更好的将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社会体育机构和高校资源整合,短期内培养人才、更新人才结构;二是三部分的合力能够更好的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即学即用。

2.4坚持“中国梦”,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欧美体育强国中,体育管理人才为体育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促进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我们应本着符合中国国情的前提下大力开展与西方体育强国体育经济领域的交流合作。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找出我们的不足。聘请国外专家名士来指导我们商业运转等,帮助完成体育经济各方面运作。派送我国体育经济管理人员到欧美发达体育强国学习,促进我国与国际体育经济的交流合作,推动我国体育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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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健全与社区联合共管委员会

有句俗话说“军民团结一家亲”，自然保护就像军，保护区周边的乡镇、村屯就像民，只有把两者密切的联系起来，建立相应的社区合作点，才会更加有利于实现猫儿山绿色家园共建的目标。近年来，猫儿山的相关管理者主动与周边县政府联合，据相关资料显示已与周边社区建立50多个共建单位。此外，管理局还与教育机构相联系，目前已与40多个学校建立共建的合作关系。时至今日，管理局已经展开了150多次生态环境和公众教育活动。不仅如此，猫儿山保护区还通过各种项目扶持社区经济发展，譬如筹资帮助临近乡村建设办公楼、修建公路等等。还组织周边居民展开与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相关的技术培训，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与生态文明的保护。

3科研监测

目前，猫儿山科研监测方面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加强与国内外科研院校取得合作建设关系，例如与桂林理工大学共同合作开展生态定位站的建设、与贵州科学院开展猫儿山大型真菌的调研等，通过申报，猫儿山保护区已加入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同时，保护区工作人员还适时的开展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研究与讨论，撰写报告、研究论文等工作，通过之后还会在不同类别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出来，提供给其他有需要的人士作参考。如今猫儿山保护区的科研水平以及能力都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有所提高。保护区不仅在内部有效优化工作人员的结构，还会邀请相应专家到保护区开展讲座，派工作人员外出学习交流经验，这些无一例外体现了猫儿山对科研监测的重视。现在保护区内有2名高级工程师、5名工程师，而且还持续向外部招聘新的相关专业研究生，让新鲜的血液和新生的力量使猫儿山的科研工作更上一层楼。

4教育宣传

猫儿山保护区很重视与保护区周边居民和学校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定期到村庄和学校组织开展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教育宣传工作。而这也正好符合了保护区所坚持的主题话语之一：“传播生态文明”。在过去的10多年里，猫儿山保护区每隔一定的时间还会印发类似于“生态教育100问”的资料免费向社区群众发放。同时，保护区曾先后在兴安、资源、龙胜3县教育局、团委以及中小学教育场所展开了与保护生态环境、法律知识有关的活动，因其活动方式较为多样而受到了学生和社区居民的喜爱。可以说这些教育活动的开展不仅给社区群众普及了生态文明的知识还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关于保护区生态文明的教育宣传工作虽然只有10余年，但取得相当突出的工作成果，例如在2006年的时候就被评为“全国母亲河行动生态教育基地”。

5开展生态旅游

有效开展生态旅游是对生态环境最好的保护和发展的结合点。适当开展生态旅游活动不仅能够使社区群众享受到相关的福利，还能增加社区居民的总体财政收入以及给社区居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他们对保护区的威胁。经过多年的旅游资源开发，如今猫儿山已经成功开发了高山公园、铁杉公园、“一廊、二带、三基地”等多个具有特色的旅游新品牌，成功吸引了众多的游客，也起到了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效果。但仍需加快完善旅游景点的建设，例如在高寨往山顶公路的2个景点的途中还有一片阔叶林的存在，所以可以考虑在高寨的周边建设阔叶林自然景观景点。此外，由于大自然植被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因此可以在新一轮整修之下，通过对植被的标注科名、别名、相关简介等内容的完善，重新开放九牛塘珍稀植物园供游客参观。“以保护为目的，以发展为手段，通过发展促进保护”的指导思想促进了猫儿山的知名度和文化品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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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司的经济重要性在于它将许多分散的资本加以集中，并聘用具有专业知识的职业经理人来运作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公司制相对于合伙或独资企业而言，集聚了更充裕的资本，所以公司制企业在寻求项目投资和生产营运时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在实现上述利益的同时，公司所有者也将资产的营运权赋予了职业经理人。当股东将经营权赋予经理人员时，经济意义上的委托—关系便出现了。作为人的经理人员负责制订决策以增加股东的财富。股东将公司视为一种投资工具，他们期望经理人员努力工作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经理们利用自身的人力资本为股东创造价值，他们将公司视为获取报酬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源泉，他们为了达到自身的目标，有时会以牺牲股东财富为代价制订决策从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对股东来讲，防止经理人员做出自身利益最大化决策的唯一办法是设计有效的雇佣合约，指明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经理人员应该采取的特定行为。在信息完全的情况下股东能合理地设计上述合约，但是现实世界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股东并不完全了解企业的管理活动与投资机会，作为人的经理阶层比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更了解企业生产、收益和成本等方面的信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经理阶层就可能采取偏离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决策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股东也就必须承受由经理人员最大化自身利益行为所引致的成本，这种情况通常称之为问题。问题会直接影响公司的投资、营运与财务政策，行为的“弱无效”有可能导致股东价值的显著减损。我们将问题归纳为以下四类，对于不同类型的公司而言，不同种类的问题对其造成影响的程度不同。

1.努力程度问题。劳动经济学家指出工人通常会偏好闲暇所带来的利益，直至闲暇所带来的边际利益等于丧失收入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为止。对于经理人员而言，上述理论同样适用，因为他们也是受薪雇员，也同样会产生以努力程度为基础的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的研究证明，经理人员拥有的公司股份越少，他们在工作中偷懒的动机就越大。对于给定水平的偷懒程度而言，经理人员自身遭受的成本会随持股权份额的增大而增加。所以，持有更少的股权可能使经理人员偷懒的动机更强，这可能会使股东价值遭受更大的潜在损失。偷懒程度是不能直接加以量化的，因此该领域中的实证研究集中于观察经理人员的可见行为并以此作为偷懒问题发生的证据。研究者们检验了经理人员的外部行为是出于最大化股东财富的考虑，还是因为经理人员对收入、特权或个人名誉的追求。Rosenstein和Wyatt（1994）发现，当一个公司的经理人员被聘为另一个公司董事的消息时，公司的股价趋于下降。上述证据与“经理人员有时会为个人利益而制订决策，此类行为会使他们所管理公司的价值遭到减损”的观点相一致。

2.任期问题。一般来讲，经理人员都有一定的任期。相对于经理人员任期来说，公司有更长的生命期间，股东们关心的是未来期间的现金流。而经理人员在任职期间的要求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期的现金流。当经理人员接近退休时，他们任期的有限性与股东持股期的无限性（如不将股票抛出的话）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比如，经理人员可能偏好投资于具有较低成本和能够更快取得成效的项目，而放弃更具获利性但是成本较高且需长期见效的项目。公司应投资多少研究发展费的决策就是此类问题的一个例子，研发费的支出削减了会计收益从而减少了经理人员的当期报酬。因此，临近退休的经理人员可能会承受研发费的成本而未能享受其所带来的利益。Dechow和Sloan（1991），Murphy和Zimmerman（1993）的证据都表明，当经理人员接近退休时，研发费的支出随之减少。当资本市场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确认公司新项目的价值时，经理任期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DeAngelo和Rice（1983）指出，如果项目初期对于资本市场表现得无利润，经理人员可能拒绝有吸引力的项目，因为他们害怕由敌意收购所带来的职位丧失。

3.不同风险偏好问题。资产组合理论指出，持有资产的多样化有效地分散了公司特定风险，但是不能消除系统风险对于公司股价的影响。所以，具有多样化投资的投资者主要关心的是系统性风险。一般而言，经理人员并没有很好的多样化自身资产，他们财富中的很大比例与他们所在公司的成败息息相关。当报酬中很大一部分由固定工资组成时，经理人员的风险偏好可能更接近于债权人，而不是股东。财务危机或破产的发生通过对经理人员的名誉造成影响会极大地减少经理人员的净价值，增加了他们另谋职位的难度。经理人员可以有效地应对威胁公司生存的事件，但当情况发生好转时，他们报酬的增加却有上限，奖金数目经常为工资的特定百分比或是一个固定数目。研究者们发现，美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员所拥有的小额股权对于激励他们最大化股东财富发挥了有限的作用。比如，Jensen和Murphy（1990）发现，平均而言，CEO报酬（包括选择权）对公司价值变化的敏感性是0.00325.也就是说，公司价值每增长1000美元，CEO的报酬仅增长3.25美元。经理人员的处境更接近于债权人，当公司陷入财务危机时，他们会失去更多，但是当公司收益上升时，获得的利益却很少。因此相对于股东而言，他们具有更小的风险偏好性。为了获得他们的风险偏好，经理人员会利用公司的投资与财务政策减少公司所面临的全部风险。比如，他们可以选择扩张已存的生产线，利用已知的技术等具有更小风险的行为，而不是投资于具有开创性的产品、科技与市场。经理人员也可能寻求购并扩展公司的产品生产线，或扩张进入另一个行业，这样可以减少他们所在行业（或公司）的特定风险。在一个多样化经营的公司中，一个分部的较差绩效可以其他分部的较好绩效所抵减。如果这些抵减效应减少了公司现金流的变动性，可以减少他们失去工作的可能性。近来对美国市场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相同的行业中，多样化经营公司的股东收益小于非多样化经营公司的收益。这些研究表明，经理人员可能作出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的投资决策，他们可以从公司多样化战略中获取较多的利益。经理人员也能利用财务政策去影响公司现金流的变动性与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因为杠杆作用放大了经营绩效的波动性，相对于股东偏好而言，经理人员可能使用更少的负债融资，对于他们来说，债务融资的成本超出了利益。最后，处于成熟期公司的经理人员可能选择低股利支付政策，这能使公司利用内部融资，类似的政策不仅可以使杠杆作用较低，而且还可以避免债权人的过多干涉。

4.资产使用问题。公司资产的不正确使用与用于个人消费也会带来成本。在职消费可以使公司吸引具有丰富经验的经理人员。然而，如果津贴过度，则会使股东财富遭到减损。经理人员仅仅负担此类支出成本的一部分，但是却获得了全部的利益，所以他们有强烈的动机进行比股东所希望的更多的在职消费。经理人员也有动机进行无利润的投资以增大公司的规模，从而增大了他们的报酬与特权。来自一些对美国公司CEO报酬的研究（比如Murphy，1985）发现，对于样本CEO报酬而言，公司规模（用销售额表示）比经营绩效具有更高的解释力。Jensen（1986）指出，经理人员具有过度投资的动机是非常明显的，通过此种方式他们可以获取超额现金流，Jensen将超额现金流定义为公司所有具有正净现值的可投资项目所产生的现金流与需要投入到其中现金流之间的差额，他还指出最可能产生超额自由现金流的公司是具有有限增长机会的盈利公司。

二、成本的治理机制

许多机制都能协调经理人员与股东的利益取向，限制经理人员自利行为产生的成本。

1.持股权。让经理人员拥有一定比例的持股权，是协调经理人员与股东利益的最直接方法。拥有大量公司股权的经理人员相应承受着经理层决策所带来的后果，持股比例大的经理人员工作得可能更加努力，相对持有较少股份的经理人员来说，他们可能作出更符合股东利益的投资决策。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在持股权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尽管联系可能是非线性的。Stulz（1988）的研究表明，经理人员拥有适度的持股权可以缓和经理人员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Smith指出，绩效改进是由于持股权增进了经理人员创造财富的动机，进而提高了营运效率。Agrawal和Mandelker（1987）指出，经理人员持股权会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相对于债务水平减少的公司而言，债务水平增长公司的经理人员趋向于拥有更多的股票，这表明更大比例的持股权缓和了不同风险偏好问题。Schooley和Barney（1994）指出，经理人员持股权会影响公司的股利政策，他们发现较大比例的持股权增加了经理人员分配超额现金的动机，而不是将其用于投资，在CEO持股比例超过公司股份总数14.9%的公司具有更高的股利支付比率。

2.报酬合约。报酬合约是协调经理人员与股东利益的关键机制，一项有效的报酬合约将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为经理人员提供做出股东偏好决策的激励。在经理人员作出大量不容易被董事会或投资者所监控决策的公司中，有效的报酬合约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比如，新产品的发展、新市场的进入等。相对于处于成熟期的公司而言，处于迅速增长阶段公司的经理人员有更多的机会作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缺乏及时与可靠的信息，使得评估处于增长中公司经理层决策的质量是非常困难的。设计经理人员报酬合约的问题在于，怎样使报酬具有充分的数额与合理的结构以吸引和留住有能力的经理人员。报酬合约一般包括薪金、奖金与股票期权。A.薪金。定期的绩效评价作为经理人员提升、降级与解雇的标准。实证证据表明，美国公司并没有有效地使用薪酬机制。Medoff和Abraham（1980）在一项对美国两大制造业公司7629个绩效等级的研究中，发现具有最低绩效的雇员收到的薪水仅仅比具有最好绩效的但具有相同级别的雇员少7.8%.Warner，Watts和Wruck（1988）发现仅仅当公司处于最低的绩效水平时，高级经理人员被解雇的可能性才显著增长。Bakeretal.指出在薪水与绩效之间的弱相关是经常的，他们认为原因在于固定薪金支付系统：a.将重点放在支付数额上；b.缺乏对做好工作的内在激励；c.使雇员仅关心手边的工作；d.会挫伤雇员的士气。一些用于减少成本以绩效指标为基础的支付系统存在着一些实际问题。首先，选择合适的绩效计量指标是困难的，不恰当的计量方式会使经理人员过于狭隘地集中于某一活动，或寻求起反作用的行为。第二，当经理人员的任期快要结束时，绩效评价的事后处理过程成为更无效的。对于任期内工作较短的经理人员来说，未来雇佣收入的现值是大的，重新谈判是一项减缓努力与任期问题的有效机制。但是对于任期内工作时间较长的经理人员来说，重新谈判的控制作用是较小的，工作时间长的经理人员趋向于是更重要的决策制订者，对于努力与任期问题而言，未来薪水的变化控制力较弱。最后，因为一个固定报酬流的现值依赖于公司的偿债能力，在报酬计划中包含大量的固定薪水会增大不同风险偏好问题。B.奖金。奖金也是以绩效指标为基础的报酬，它可以削减成本。在这些计划之下，如果达到了提前规定的绩效指标，经理人员可以收到现金、股票或二者兼而有之。将报酬与绩效指标相衔接会使经理人员工作更加努力，在制订投资决策时会以长期视角看问题，削减过度投资，合理利用财务杠杆。但奖金也有它自身的问题。首先，因为它基于会计数字，经理人员可以进行盈余管理来获取较高的奖金。其次，绩效指标的选择可能使经理人员仅仅关注会提高该指标的活动上，比如以销售额为考核指标会使经理人员以牺牲利润为代价促进销售。C.股票期权和有限制的认股权。期股和有限制的认股权能够解决任期与努力问题，因为股价与期权的市值与未来现金流的现值正相关，同时它也能减缓不同风险偏好问题，因为期权价会随资产收益率的增长而上升。Mehran（1995）的研究表明，以市场为基础的报酬使美国公司的持股者受益，他证明了在制造业公司的绩效与以股权为基础的报酬之间存在正相关。然而，这种报酬制度也不是万能的。比如，当股利上升时，期权的价值下降，这增加了经理人员限制股利的动机。此外，以股权为基础的报酬使经理人员的报酬具有波动性。如果经理人员报酬的不确定性增长到足够高的程度时，他们就可能要求更高水平的报酬。这表明在控制成本方面，以期股和有限制的认股权可以作为持股权的替代机制。[1][2]

3.董事会。一般来讲，董事会的主要职责包括批准或同意主要的管理决策，并监控这些决策的执行、聘用和解雇经理人员以及为他们制订报酬水平。尽管董事会作为股东利益的代表机构，但是董事会并不总是利用它的职权为股东利益服务，当董事与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董事会可能会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来制订决策。一些研究者指出，当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的比例增加时，股东与董事会的利益协调更容易进行。Weisbach（1988）指出，相对于外部董事来说，内部董事很少会对CEO提出异议，因为CEO对他们的职务有重大的影响。进一步而言，内部董事（包括CEO）有动机维护超过市场水平的报酬或超额在职消费。在一些情况下，外部董事可能不比内部董事更有效。Mace（1986），Lorsch和Maclver（1989）指出，美国公司的CEO经常决定着董事的提名过程，这样CEO就可以提名支持自己决策的外部董事。公司之间相互兼任的董事关系也会减少外部董事的独立性。如果CEO兼任公司董事，外部董事可能害怕报复而决定不去弹劾CEO.外部董事与内部董事谁能更好地代表股东利益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Bhagat和Black（1997）发现，来自美国证券市场的数据并不支持独立外部董事影响未来公司绩效的观点。然而其他的一些实证证据表明，外部董事能更好地维护股东利益。比如，Rosenstein和Wyatt（1990），Hermalin和Weisbach（1988）都指出，在美国公司中外部董事是基于股东利益而被提名的。Rosenstein和Wyatt指出，当公司任命外部董事时股价表现出显著的上升反应，这表明市场预期股东将从外部董事的任命中获益。Hermalin和Weisbach发现，在公司绩效下降之后，相对于内部董事的任命而言，外部董事的任命数增长，这表明外部董事被认为更可能接受提高公司绩效的挑战。关于董事会决策的股价反映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市场对外部董事比例占优势董事会的决策反应更好，市场对内部人控制董事会的决策表示怀疑。比如，Byrd和Hickman（1992）发现当决策更可能是由外部董事比例占优势的董事会作出时，在收购竞价公告日前后的非正常竞价收益的数额是非常大的。类似的结果也被经理层收购（Leeetal.1992）和采纳毒丸计划（Brickleyetal.）的研究所证实，他们都发现当外部董事对董事会有投票控制权时，这些情况下的非正常收益非常大。一些其他的研究还表明，外部董事的比例与动机报酬计划的使用正相关，外部董事更可能采取决策替换具有较差绩效的CEO.比如，Mehran发现具有更多外部董事的美国公司实行了更多的以持股权为基础的报酬计划；Weisbach（1988）发现如果外部董事具有投票控制权，具有较差经营绩效的CEO更可能被解雇；Borokhovichetal.（1996）的研究表明，外部董事比内部董事更可能作出由来自公司外部的经理人员替换具有较差经营绩效CEO的决策，他的研究表明当需要时外部董事更情愿支持公司政策的重要变化。[1][3]

4.经理市场。Fama（1980）指出，经理市场通过一个对于经理人员过去绩效的“事后处理机制”能够有效地控制成本。他认为如果目前绩效会影响经理人员的未来工作机会，经理人员就会有动机控制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的自利行为。Fama和Jensen（1983）将这种观点应用于外部董事的劳动力市场，他们指出更多的外部董事关心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名誉，因此他们在监控经理人员的行为中是努力的。Gilson（1990），Kaplan和Reishus（1990）报告了与Fama和Jensen的理论相一致的证据。Gilson发现外部董事作出的决策会影响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声誉，在从陷入财务危机公司辞职的董事中仅有少于三分之一的人在其他公司谋得了职位。Kaplan和Reishus也发现，经理人员的绩效会影响他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外部董事的声誉，相对于没有削减股利的公司而言，他们发现处于削减股利公司的经理人员在以后有更少的可能成为其他公司的外部董事，该证据的一个解释是，任职于削减股利公司的经理人员被看作业绩较差因此被邀请加入其他公司董事会的可能性减少。

5.公司控制权市场。Marris（1963）和Jensen（1986）都指出，当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无效时，公司控制权市场能够用于缓和冲突。上述理论基于市值已经反映了预期成本的观点，即当投资者预见到经理人员的无效管理时，公司的股价下降。市值的下降吸引了潜在竞价者的关注，竞价者相信他们能通过收购公司、改变其战略、改进其运作效率或消除公司无意义的行为获取利润。一些来自美国市场的研究提供了接管会增进靶子公司效率的证据，从1976年到1990年，在购并中支付的平均金额是目标公司购并前价值的41%.Martin和McConnell（1991）发现目标公司在被接管后，CEO的收益率增长，与接管以前的绩效相比该增长对于目标而言是相当之高，他们的结果与接管市场培训了较差经理人员的假设相一致。Healyetal.（1992）发现在购并之后公司绩效得到改进，而且绩效改进不是由于削减对于研发费或资本支出的长期投资来获得的。Morcketal.（1988）指出，敌意竞价的目标来自衰落或面临严重变化的行业。Jensen（1986）引用石油行业的公司作为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石油行业可获利的投资机会减少，许多石油公司因此而持续地进行昂贵的勘探计划或在石油行业之外作出投资。Jensen指出公司管理人员有强烈的动机避免公司收缩，他们想要维持他们的控制范围并且他们的报酬可能与公司规模相关，他们不想在任职期间发生解雇和工资减少的现象。对于上述公司而言，只有外力充分的大才可以克服这些偏差，此时公司控制权市场可以帮助削减阻碍必要公司变化的惯性力量。

6.机构持股者。Shleifer和Vishny（1986）指出，单个股东监控经理人员并不是最优的。原因之一在于监控经理人员的单个股东承担了全部监控成本，而仅仅获得了取决于自身股份额度的利益。因为监控利益在所有持股者之间按比例分享，拥有较少份额的持股者有动机搁置监控并希望其他股东进行监控投资。这个“搭便车”行为表明如果不存在协调股东行为的机制，在公司中就存在对经理人员的较少监控。搭便车者会对批量持股者造成较小的影响。批量持股者会从对经理人员的监控中得到更大的利益，并且会超出他们的成本。而且，批量持股者经常是职业投资者，他们在评价公司绩效时是更专业化的，他们的监控成本比单个持股者是更低的。所以批量持股者的出现增加了监控的可能性，减少了成本，增加了公司价值。

7.债权人。作为“准固定收入”的要求者，经理人员偏好低杠杆。假定其他情况相同，更低的债务水平降低了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伴随的工作职位丧失。一些研究者指出，高水平的债务削减了成本。因为债务支付是法定的，它强迫经理人员支付可能被错误使用的基金。债务也使经理人员面临更多的市场力的监控。在一个无债务或低债务的公司，懒惰的经理层可以减少持股者的收益而不影响经理人员的福利与职位。当债务水平升高时，经理层、较低的利润与现金流会使企业不能偿付到期债务，从而陷入财务危机，这时债权人会在治理结构中发挥作用，替换绩效较差的经理人员。[1]

三、对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的几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