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7 09: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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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看上去似乎是极其简单的两个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伴随我们左右,然而当我们真正想把它们厘清时,却又显得无能为力。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究竟如何定义,学界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其观点可谓是异彩纷呈。在讨论这两个概念之前,有必要对其共同的修饰语“社会”一词作出解释。中外学者对“社会”下过多种定义,到目前为止,学界已基本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即社会是以共同的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总体,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有学者认为:“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特别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组成的有机系统”闼;“它(社会)是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的合力形成的,并要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生产和再生产出来”唧。可见,社会是在生产和消费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多元的、复杂的、具有共同维系力的有机组织。这种组织非常类似于佛教华严宗里所描述的一多互摄、重重无尽的“因陀罗网”。
对于“社会史”这一概念,克拉克曾说:“社会史是一个多义词,因为‘社会’行为过于广泛以至于不可能把它定义为一个学术范畴。”的确,社会史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因为它涉及到太多的领域和学科。在这种多要素、多成分体系之下,很难用几个词来阐明它的概念。目前学界主要探讨的是“社会史”范围的具体问题,也就是说研究者在各自所理解的实践中不断架构社会史的研究体系。至于其研究对象究竟包括哪些,直到现在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我们不妨把思路转换一下,即从社会史的角度去研究传统的“分支”学科,如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等。因为即便是政治史、法制史这类专史,它不仅与社会上层有关,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与不同范围内的群体有关。当然社会史作为一种运用方法在每个领域所占的比重有可能不同,如在研究政治史或法制史时,社会史可能仅仅是一种辅助手段,所占的比重也比较小。而在研究文化史领域的时候,社会史所占的比重可能会大一些。所以,社会史首先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注重其它各个领域的社会内涵。研究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何把所设计的理论框架与史实相结合,将其容纳到通史和断代史著作中,使社会史这一概念得到完整的体现。”
一、对“社会生活”的理解
在对“社会”这个范畴作出界定的基础之上,才能再来谈“社会生活”的概念。社会生活是人的活动,但这里的“人”已不是一个个单独的个体,而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下,“相互联系”的个体或群体。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再来考虑“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狭义的人类社会生活首先是为了生存,包括最基本的物质需求、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也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广义的社会生活可以立足于整个人类社会之上进行考量,即人类为了维护“社会”这个有机体的正常运转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因为生活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高质量的社会生活能够影响政治、经济的进程,并在思想领域里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所以,本研究所界定的“社会生活”是:人类为了维护“社会”这个有机体的正常运转,在与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互动实践)过程中,不断调整和适应,从而创造出的种种模式(方式)。这种模式是社会成员在一定条件下,由价值观所导致的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稳定形式,它是构成社会具体而又重要的元素,它的演变“综合地体现着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化”。所以,我们“不仅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对我们如何认识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因素;如何了解不同群体、不同个体、甚至同一个体微观生活观念的差异;如何解决物质条件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差别;面对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如何提高生活质量等都有着重要意义。
在一个时期内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可能不同步。社会生活的提高,并不能完全消除一部分人的贫困和贫富差距。在探讨和研究社会生活时,不仅要讨论社会生活的总体提高,而且应把着眼点放在社会生活总体提高反而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个问题上。因为社会建设的目标不仅是提高社会的总体水平和质量,增加社会财富,更要把总体生活的提高落实到个人生活的建设和发展上,使全体人民能够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在以对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历史时期,考察个人生活差别的时候,不仅要注意财富方面的差距,更应该注意人的能力的差别,因为社会更注重的是人的全面发展。
二、对社会文化的理解
人类留下的种种生活轨迹,几乎都可以称为文化。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社会文化”?它们之间又有何联系?我以为,文化与社会文化没有什么质的区别,因为它们都是人创造的文化,而人始终是处于社会这个客体之中,是社会关系中的人,所以文化即是社会中的人所创造的文化。如果非要说出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可,我认为只能从研究角度来说,即与“文化”相比,“社会文化”更强调在社会结构和运动这个客观前提下,来进行的整体和综合的研究。所以本研究所指的文化等同于社会文化。
古今中外学者对“文化”一词下过多种定义,有统计表明,从1871年至1951年间,中外文献所提出的文化定义约164种。1950年代后,文化探讨在各国展开,文化定义已不可粗略统计了嗍。梁景和先生通过对往昔若干文化定义考察,把文化概括为十大类型:即结构文化说、模式文化说、工具文化说、符号文化说等句。的确,文化一词包罗万象,很难用只言片语来清楚地阐述。我所理解的文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定格,是维系社会这个有机体的一条强有力的纽带。定格本来是电影镜头运用的技巧手法,乃银幕上映的活动影像骤然停止而成为的静止画面(呆照)。定格是动作的刹那问“凝结”,宛若雕塑的静态美,即短暂的静态。那么这种定格特征与文化又有何联系呢?文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经过筛选后而形成的,在某种程度上(时间上和空间上)它会表现为一定的静态。当然这种静态形式上在漫漫人类历史长河中,可能会延续几十年,也可能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然而本质上这种静态却是短暂的,人类的生活方式在不断向前继续,文化也会随之不断发生变化,文化不断会在原有的基础上被重新解读、改造、吸纳,从而转型为新的文化。可见社会文化是既具有传承性又具有时尚性,既具有交融性又具有变异性的一个概念。下面使用数学中集合的图示来说明之。
图中c、c、c:……c。既是前代社会生活方式下文化的继续,又是在新的文化因子冲击和碰撞下而形成的产物。它既包括积极的因素又含有消极的内容。那么这些新的因子(b、b、b:……b)从何而来呢?它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断总结生活的经验和教训,自觉地为社会注人的一种文化动力。文化离不开人,但是可以划分为各种群体如阶级、年龄、性别、职业、爱好等。但由于地缘、业缘、社会制度、阅历等多种因素的限制,文化在同一地域、同一阶层、同一年龄段的群体中被刷新的程度也可能不同。有学者称之为文化的特异性㈣。由此而形成了研究文化的两种方法即“文化主位研究”和“文化客位研究”。但究竟如何使用,需要我们在研究中注重与实践相结合并根据实践有所侧重。
社会文化更新与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不一定同步。一定时期内,物质生活取得进步后,文化可能滞后,甚至会出现倒退。如封建社会里,对祭祀、居住、服饰等方面严格的等级限制;今天出现的拜金主义、青少年犯罪等道德品质的种种弊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生活方式的进步,而永不消褪的宗教等等。所以我们不仅要研究社会文化中已经出现的新成分(如图中的c、c。、c:……c。),而且还要注意研究不变的和被抛弃的那一部分(如c~3b和cna),不变的那一部分指的是历史传承过程中保留下来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它在一定时期内还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同,能使人际关系及人与自然关系在一种和谐融洽的氛围中相处。被抛弃的那一部分姑且可以认为是文化的糟粕,“是指不能使社会形态朝着进步趋向变革的功能性模式”,对文化糟粕的判断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它和文化的精华之间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可以相互包含、相互转化。因为它们不仅塑造着人的外形,也影响着人的心灵,它们的曾经存在或继续存在就证明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深人研究上述现象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特征,而且对我们挖掘其内部的深层结构、剖析人们的文化心理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际间教育领域合作的加强,针对英语语言教学的全新看法颠覆了传统教育学视阙下英语教学作为单一语言教学的观点,而将社会文化属性加诸于英语语言教学。因而在此一现实环境下,通过全新的教学方法与教学实例来促进英语教学在社会文化要素方面的累积可谓十分重要,社会文化学强调对语言体系的学习过程,同时加重了任务型教学的比例。这些变化都催生了英语教学的现实进展,同时也为社会文化学视角下的英语教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一、英语教学的社会文化学属性
社会文化学概念肇始于二十世纪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著作,维果斯基与传统的心理学家不相同的地方在于他通过将心理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不同侧重点的学科进行了有机结合,重视利用方法论来解决人类的心理活动。在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学研究之中,其有关学习途径的基本思想来源建立在社会和文化环境下,以语言和社会活动作为前提,将知识和概念建构于学习者的心中,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深入达到对特定社会文化的理解,进而加深语言学的基础与实际应用水平。因而,英语教学便是一种在社会文化影响下进行的语言文化活动,其有关学习的态度、能力、意志等因素均与社会文化环境有关,因而赋予了教学活动本身更多的社会学属性。在英语教学的社会文化学属性中,对人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意识的关照超过了对语言和教学本身的关照,教学者和学习者都需要明确语言学最根本的目的还是完成社会文化中关于交流、提升等方面的作用,具体的语言(英语)只不过是一种可行的载体和手段而已。
二、社会文化学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学在英语教学中的研究与应用已屡见不鲜,比如英国学者Lantolf等人便认为学习者在交际情景中所进行的大部分交际活动都与其自身的需求密切相关,他们使用语言来处理其相应的事务和遭遇。在国内类似的应用也早有研究可查,主要体现在对我国英语教学体制和英语教学方法的改革方面,比如2001年修订的英语教学大纲就针对英语教学实际提出了应该完善以英语培养为核心、加强英语语言的应用和基本技能的培养,侧重于学生通过英语的学习可以达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英语学习相关的知识性技能。近年来,英语教学在英语学纲的变化之下也相应的产生了较多变化,比如在实际教学中更加注重结合本土社会文化以及英语语言文化进行教学,注重教学环节的自由、平等,减少填鸭式教学方式的应用,在尊重学生自我学习习惯和自我实践方式的基础上引导性的进行英语教学,在这一过程中减轻了英语教学的固有负担,注重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在社会文化学概念进入到英语教学行列中之后,广大英语教师积极响应,勇于向传统的教学方式发起冲击,不断从现实教学环节中总结经验,并且通过革新思路、改变教学互动环节、进行角色扮演等丰富多彩的课堂教学活动来增加英语教学的趣味性和活力,这既是文化教学领域内关于传统教学的改革方案,也是英语语言教学在我国获得独特生命力的体现。社会文化学将普通的教学、学习模式改为了引导式、互动式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实现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完善对英语语言的认知和应用,在应用层面加深对英语语言的整体理解,这有助于教师和学生丰富语言见识、增长文化内涵、实现良好的社会文化修为。同时,社会文化学概念也更加深入的体现在英语教学之中。通过目前我国英语教学中社会文化论的应用与结合教学的相关论述,基本可以明确目前受到社会文化理论的影响,英语教学已经凸显了其重要性,并不断的丰富其应用前景,即使只是小规模的应用也已经为基于社会文化学的英语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更加深入的了解英语语言文化,将其社会文化教学与知识性教学良好的结合在一起,促进外国语言教学水平的提升。结语综上所述,英语教学在现实环境中的应用于发展绝对不只是语言学相关门类中窄小的一部分,社会文化学这一大分支也该占有一席之地,社会文化理论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在实际的社会文化教学中,英语既起着与中国本土教学文化和西方语言文化相结合的作用,也扮演着应用型语言在社会中良好发展的角色,未来,只有深刻的把握社会文化学理论,将英语教学的现实情景之中加入更多社会文化元素才能完善语言在社会文化中的相关属性,促进社会文化的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1]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001.
1.0广告话语的解读
丹麦言语学家、哥本哈根学派的开创人和主要理论家叶尔姆斯列夫(L.Hjelmslev)说过:“人们不只要认识言语系统。还要经过言语认识言语背后的人和人类社会,以及全部人类学问范畴”。(转引自罗宾斯,1986:20)
多年来,随着言语研讨的深人,越来越多的言语学家认识到单纯研讨静态的、孤立的句子很难提醒言语的构造特征和言语运用的本质,言语的了解不能局限在方式与符号层面上,应该将研讨对象扩展到语境中的以动态交流为特征的“话语”(discourse)的研讨。许多学者从构造、功用等不同的侧面以共同的视角对话语停止过精辟的诊释。Brown&Yule(1983)把话语看成是过程(process),是说话者或作者在某个语境中用来表达本人的意义或完成本人的企图的词、短语和句子。vanDijk(1997)却以为不能简单地把话语看成是一种言语运用方式,指出话语包括三个方面:言语运用,思想传送和社会情形中的交际。话语是指有一定主题,语义上连接,方式上衔接的一连串语句。它能够是独白,也能够是对白;能够是口头的,也能够是书面的。(王德春,1985;399)话语从方式上表现为运用中的言语,是说写者在特定语境中运用言语到达交际目的的言语手腕。从实质上看,话语是言语系统与社会环境的交汇点,话语不只与言语系统有关,它还与交流的语境有关。(Bell&Garrett,1998:4)
从以上观念我们能够看出:言语是一种社会理论,言语的了解必需联络社会、历史、文化的要素。话语具有较强的社会功用,与社会行为有着互相内化的亲密关系,能折射出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习气及社会的变化。话语具有建构性:它有助于再造社会自身(社会身份、社会关系、学问体系和信仰体系),它也有助于改动社会。(Fairclough,2003:60)我们以为,要剖析话语,必需分离话语生成的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调查一种文化形式下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构式,及它所蕴涵的社会文化意义,即话语意义以及话语和语境的辨证关系。(陈丽江2007:4)
话语作为社会理论的方式及其变化是社会革新的一个内容并且对社会革新产生作用,而广告话语也构成研讨社会革新的一个重要范畴、重要主题和切人点。
随着社会的开展,广告在商业竞争中越来越重要。广告是一种有目的、有方案的信息传播手腕,能起到传播信息、引导消费、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作用。广告用最吸收人的方式惹起群众对它的关注和好感,这就决议了广告必需起到疾速影响和劝说的作用。广告向消费者展现商品的性质、质量、功用优点,经过表意和移情感动和劝说消费者,影响和改动消费者的观念和行为,最后到达采购的目的。
把广告定义为一种话语类型,是在广义的话语概念范畴内停止的,即把广告话语了解为一种群众传播与目的传播相分离的媒介话语,是广告传播活动中所产生和运用的一整套“符号”,包括广告文本和语境,它们以一种对参与者来说是有意义的和具有整体性的方式相互联络和作用。(杨先顺等,2007)众所周知,广告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特征。除此之外,广告话语具有较强的社会性。社会性主要是指:广告话语自身就是社会行动,可以提醒深层的社会意涵,是社会互动过程的一局部。广告商和读者树立一种间接的对话关系,停止互动交流。广告既是一种商业宣传,也是一种文化传播,潜移默化中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等产生深入的影响。它具有社会建构功用,包括建构社会角色和身份的认同,可以彰显社会、文化、经济等多维度的变化,与社会有很强的互动性。对广告话语停止剖析能够有助于解构话语意义,发掘广告话语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文化信息。
二、网络社会文化的新发展与网络社会对现实社会的隐喻
网络社会的本质是符号的社会,是一种新的语言、新的话语符号系统,而这些构成网络话语系统的符号则是普遍性的、超时空的、超文化的,是“普世”的。网络社会的书写在于对现实社会的投射,即“隐喻”。同时,因为后现代主义具有表达和指涉的不确定性,而网络社会疆域又具有超时空性;因此,后现代主义人类指涉的不确定性与研究的方向性(只有方向、缺乏具体指涉和理论、概念体系),其虚拟社会文化研究的定性的探索性、反传统性、过渡性。只有当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虚拟社会文化在第四次工业浪潮成熟之后,成为普世的、普及的(程度等同于第二、第三次技术革命在当时的全方位的、基础性程度)社会基础知识,虚拟社会文化的秩序(经济、政治、文化、与书写系统)完全并行于传统秩序,并与之达成制衡之时,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探索性的、过渡性的探索成熟之后;完全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虚拟使得社会文化研究才真正完成其系统的、理论的概念体系填充和建构。
三、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研究的展望
首先,我们认为当代人类学研究的主题是后现代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与虚拟社会文化实证研究的整合。其次,全球一体化时代的人类学研究在信仰、价值、分类的趋同、异化与整合中有待进一步研究分析的问题与研究视野的转换。在《后现代社会理论》中,瑞泽尔对后现代社会理论的14点批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后现代主义的反思所反应出的后现代主义与虚拟社会文化的如下相通之处。首先,瑞泽尔提到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的反现代主义缺乏明确概念化的趋势,以及他们“精于批判但是对于‘社会应是什么样’却缺乏任何见解”。恰恰对应了网络社会在当代的发展阶段。其次,瑞泽尔笔下所言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因缺乏一种能动主体方面的理论而对主体和主体性不感兴趣,则正对应了当代对于“虚拟社会文化的主体是什么:是人、是媒介、还是互动方式?”的模糊定位。第三,瑞氏所指出的“某些后现代社会理论家有一种至少把某些社会现象物化的令人烦扰的趋势”则恰恰与数字化的虚拟社会文化文本中符号化、文本化的沟通本质相对应。在后现代主义反对对文本做过度阐释、乃至反对文本本身之时,虚拟社会文化所依赖的恰恰是二位一体的“作者—读者”所赖以存在的生存方式。第四,瑞氏笔下的社会理论家过于满足与对他们自我定义的问题的沉湎,而忽视了对时代性问题的关键;则可认为是虚拟社区建构在文本之上,后现代主义对于文本的质疑,恰恰迎合了虚拟社会文化读者制造文本的特性。在虚拟社区中,读者即作者。必须要反复重申的是人类学关注的是文化,文化是社会结构的文点/以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作为支撑,而后现代主义则是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的符号标志/后现代意味着转型、反思和不确定性-即描述了由工业社会到全面数字化社会的过渡阶段的社会、文化、和大众心理特点,虚拟社会的全面来临则会是后工业社会以及后现代主义的终结,至此,缺乏事实描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将因社会生产方式形态/全面数字化社会的到来而找到理论在生产力和定型了的社会结构结构中的支撑。
四、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开放式的小结
虽然在本文所提及的诸多概念,从后现代主义到虚拟社会文化,从现代与后现代的理论之中,到布迪厄与卡斯特对新千年的不同分析试验;都是基于人类学的“欧洲中心论”这一思想核心。但无论这些先行者承认与否,作为第四媒体和第四维时空出现的互联网时代与虚拟社会,都打破了出台的“欧洲中心论”。即使美国和西方的技术与语言仍然控制着互联网,但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本身的去中心化、虚拟化、数字化、全球化与个人化逻辑,就已昭示了后现代主义的道路,也昭示了传统的、“忧郁的热带”式的、参与式民族志方法的衰落。我们无需可以分析到底是后现代推动虚拟社会文化的发展,还是虚拟社会文化的特质固化了依附理论所强调的发展的异化,推动了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使诠释回归本质,摒弃了传统的以民族志式的、再造的话语符合系统诠释文化本身的做法。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是我们探讨的核心,而后现代主义时空观则是连结这两个核心的关键。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宏观历史分析,我们讨论了后现代主义是如何影响人类学的,并进而解释了后现代主义时空观是如何与虚拟社会文化之第四媒体相联系的。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特质是基础,而后现代主义时空观是解释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联系的解释模型与桥梁,并以网络社会的第四媒体特征为基础。